保險在微觀經濟中的作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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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保險在微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財經素養財經素養教育微觀經濟學思維模式

一、財經素養的定義

（一）財經素養的定義

國際經合組織（簡稱OECD）是財經素養教育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OECD對財經素養的定義為關于財經概念和風險的知識和理解，是應用類知識和理解的技能、積極性和信心。同時OECD認為提高財經素養的目的在于是個人能夠根據自身情況制定有效的金融決策，從而提高個人和社會的金融福祉。

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簡稱ASIC）認為財經素養是一種行為組合，該組合是：“個人根據實際情況運用相關的財經知識、技能、態度和行為的組合，用以改善以及提高金融福祉。”

中國財經素養教育協同創新中心基于OECD對素養的解釋和定義并結合核心素養的關鍵性特質，將財經素養定義為個體后天形成的知識、能力、觀念和信念等內在修養。

雖然不同機構對財經素養的定義有所不同，但多認為財經素養是一種內在的知識、技能和行為的運用能力以及個人修養。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提高個人乃至社會的金融福祉。

（二）我國財經素養教育標準框架內容

2018年10月30日，中國財經素養教育標準框架（大學）公布。該框架是由中國財經素養教育協同創新中心標準研制組制定。框架采用了“五維三標”的基本框架，即每個學段通用五個基本維度：收入與消費、儲蓄與投資、風險與保險、制度與環境、財富與人生，每個維度內涵三個方面的目標：認知、技能、態度。

表1中國財經素養教育標準框架（大學）資料來源：中國財經素養教育協同創新中心

二、微觀經濟學的定義

（一）微觀經濟學的定義

微觀經濟學以單個經濟單位（家庭、企業和單個產品市場）為考察對象，運用個量分析方法，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量如何決定，分析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重在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

（二）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內容

微觀經濟學的內容廣泛，主要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分配理論、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市場失靈與微觀經濟政策7個部分的內容。

三、財經素養教育與微觀經濟學異同分析

（一）共同性

1.基本假設的共同性

財經素養教育與微觀經濟學某些方面其實是共通的。經濟學存在兩個基本假設：一、資源的有限性與人類欲望的無限性：二、人都是理性的。微觀經濟學在這兩個假設的基礎之上展開。微觀經濟學是解決資源配置問題的學科，是解決如何將有限的資源進行最優配置的問題。在有限資源的條件下，人都是理性的。那么什么是“理性人”？理性人的特征是認為“人都是利己的”，總是嘗試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利益。

這兩個基本假設放在財經素養中同樣適用。首先，財經素養教育旨在提高個人和社會的金融福祉，并能夠參與經濟生活。那么社會金融提高的基本是個人金融福祉的提高。而對于個人來說，收入水平和儲蓄水平就是所謂的資源有限的問題。但是人對更美好的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長，這就是欲望無限與資源有限的矛盾。因此，在追求個人金融福祉提高的整個過程中，理性人的特點逐漸顯現，即總在嘗試著以最小甚至是不損失的情況下獲得最大化的利益。有點類似不勞而獲，或少勞多得。造成這種想法的原因就是因為收入和儲蓄水平的局限性。

2.內容的共同性

中國財經素養教育標準框架（大學）對于維度的設置與微觀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存在某些共同之處。

（1）收入與消費

收入與消費是相對應的。根據消費函數C=f（Y）=a+bY，a、b為參數，可知。消費與收入呈正相關，即收入越高，消費越高。從函數中可以得知，當Y=0時，C=a，即收入為0時消費依然存在。a的大小由社會風俗、個人偏好等因素決定。消費包括自發消費與引致消費，自發消費即收入為0時產生的消費，引致消費由b決定。故一個人的財經素養高低可由自發消費水平和引致消費水平體現出來。政府收入與支出，政府收入多為稅收或者其他收入。政府收入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政府支出的多少。在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社會福利方面上，政府支出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而如何提高政府收入，增加或者優化政府支出，使政府經費的使用更為合理，就是對政策制定者財經素養的考驗。政策制定者具備高素養，那么所制定出的政策就相對更為合理，政府經費使用也更為高效。人民從中也會獲得更多的紅利等，反之亦然。

（2）儲蓄與投資

儲蓄的定義為收入中未用于消費的部分；也可以理解為當前未用于消費的部分或者將來消費的部分。在消費水平一定的情況下，收入越高儲蓄也越高。然而，人都是在孜孜不倦的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儲蓄。在經濟大發展的今天，單純的把收入放在銀行儲蓄已經難以抵擋通貨膨脹帶來的貨幣貶值，因為存款利息相當的低，而且是遠低于通貨膨脹。既然不是所有收入都用于消費，那么那些未用于消費的部分可以用來進行投資。投資是一種長期發揮作用的行為，可以把投資看作是對資本的另一種儲蓄形式，而且是更為高效和更為保值的儲蓄形式。因為投資產品有更多的選擇，每種投資都各有優劣。儲蓄與投資維度基本結構中的儲蓄與信貸恰恰是考察一個人是否具有一定財經素養的一項。投資需要資本，若沒有足夠的資本，就只能通過貸款的方式獲得一定資本進行投資。而投資所獲利潤又恰好可以增加儲蓄，還本付息，甚至還可以用于新的投資。當然，雖說投資相當于儲蓄，但是投資也并非任意行為。投資也需要對投資品進行可行性分析，分析未來前景從而預期收益。微觀經濟學中同樣強調投資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以及決定投資的因素。

（3）制度與環境

微觀經濟學中對于制度的研究目的在于調整經濟、調整消費行為或投資行為等，其根本是通過制度的手段拉動經濟更好的發展。對于財經素養教育而言，個人金融福祉的提高與否與個人能否理解并利用相關制度有著很大關聯。同時，個人能否根據當前經濟環境做出調整或改變也是個人金融福祉能否提高的因素之一。

（4）財富與人生

財經素養教育的目的是改善金融福祉。財經素養則是一種行為組合，即綜合運用財經知識、技能等，制定出有效的決策，進而提高個人金融福祉。個人又與社會息息相關。只有個人的財富增加了，整個社會的財富才會增加。只有個人的金融福祉提高了，整個社會的金融福祉才會提高。個人與社會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社會財富的增加又會反作用于個人，進一步的增加個人財富。因此，個人財富的增加不僅僅是對個人，更是對整個社會。

微觀經濟學也同樣對個人經濟水平的提高與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闡述，同樣認為社會經濟的整體進步有賴于個人經濟水平的提高。個人經濟水平的提高促進消費與投資，而消費與投資卻又是乘數的必須條件，乘數對最終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起到關鍵作用。

（二）矛盾處理與思維方式的不同

經濟學中將經濟活動定義為各種與選擇有關的活動。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會遇到多種多樣的矛盾與沖突，這些矛盾與沖突又恰是資源有限與人類欲望無限之間的矛盾。在處理這對矛盾的過程中，財經素養教育與經濟學又表現出不同的方法。

1.權衡與取舍

由于“理性人”的假設，在經濟活動中必然會出現權衡與取舍。權衡是為了選擇出損失最小的活動，其目的是利益最大。但是，權衡與取舍的標準又應該以什么來衡量呢？機會成本的概念由此引入。

權衡與取舍的標準為機會成本。把一定的經濟資源用于生產某種產品時放棄的另一種產品生產所獲得的最大收益即為機會成本。簡單理解就是機會成本是指為了得到某種東西而所要放棄另一些東西的最大價值或者放棄的機會中收益最高的項目。經濟學的整個過程其實是一個選擇的過程，即如何選擇才是一個合乎理性的選擇，如何選擇才能讓自己的代價最小但利益最大。

從機會成本的定義中可以得出機會成本的幾個特點：

（1）擁有一定資源

要在擁有一定資源的前提下，機會成本才可以成立，即擁有一定資源的前提下才能夠進行權衡。不擁有資源自然就不存在權衡的問題，因為沒有資源可以被用于配置從而達到最優。

（2）取舍意為必須放棄

權衡損失與收益，然后做出選擇決定。選擇損失最小獲得收益最大的配置。在機會成本的思維影響下，只有“魚和熊掌不可得兼”的結果。因為資源的稀缺不足以支撐同時進行多項配置。

微觀經濟學倡導的便是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以機會成本作為權衡與取舍的標準來使得資源達到最優配置。

2.計劃與組合

對于財經素養而言，處理這對矛盾時更多的是強調計劃與組合。先計劃，后組合。當然，計劃并不是毫無科學的計劃，而是運用目前自己所掌握的知識對自己的財富目標進行合理的計劃。規劃完畢后開始尋找各種各樣可能實現目標的組合，并付諸行動。

與機會成本的取舍不同。財經素養更強調計劃與組合。許多國家的財經素養教育框架中都將計劃與組合納入其中。2015年，OECD財經素養教育國際網絡了《青年財經素養核心能力框架》，該框架將貨幣與交易、規劃和理財、風險和回報、金融格局四個維度包含在財經素養核心能力中，每個維度下都包括知識、態度、技能三類目標。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發揮其推動馬來西亞財經素養教育的主導部門的作用，制定了關于國民財經素養的內容框架。

馬來西亞財經素養教育內容框架中有涉及到計劃與組合。維度三的資金管理和策劃。維度五、六的一級內容均有涉及管理，管理即為組合。馬來西亞財經素養教育把計劃單獨作為一個維度的內容足以說明計劃對于財經素養重要性。管理包含了三個維度的內容，這也足以證明組合在實現個人財務目標道路上的重要意義。

新加坡的全國財經素養教育計劃——MoneySENSE為新加坡將新加坡的財經素養教育分為三個層次的目標：

層次一：基礎金錢管理。它涵蓋預算制定和儲蓄技能，特別是信用的使用責任技能；層次二：財務計劃。其目標是讓新加坡國民掌握制定長期財務需求規劃的技能與知識：層次三：投資訣竅。其目標是傳授不同投資產品和投資技能的知識。

MoneySENSE在這三個層次的基礎上制定出了核心財經能力框架。

五個核心能力的其體釋文為__________

了解金錢——擁有評估選擇成本與收益的計算能力，即了解經濟條件如何影響個人。

了解自己，自己的權利與責任——了解個人情況如何影響個人財務決策，比如個人收入，年齡，擁有幾個孩子等。這對于你作為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權利和責任來說也非常重要。

管理日常金錢——學會預算，學會在個人財產中生活并使用信用工具。（主要項目，比如買房）

計劃優先——集中財務計劃慎重地管理資源（如收入、債務、儲蓄和投資）。

選擇金融產品——了解公共金融產品的用途、特點、風險和成本（如借記卡和信用卡、貸款、保險和投資），在決定是否持有產品之前的關鍵是考慮和提出疑問。

從MoneySENSE為新加坡財經素養教育制定的三個層次的目標和五個財經核心能力的內容上看，計劃在其中的作用同樣尤為重要。計劃之后，則是依靠綜合的財經知識對各種金融產品進行合理的搭配與組合，最終完成財務計劃。

3.決策因素

對于微觀經濟學思維，在機會成本主導下，更多的是體現創造的結果，即有幾種可能的方法能夠將資源進行最優配置，在通過機會成本權衡后選擇其中一種可能的方法并付諸實際，最后的結果也可能并未達到先前的預期。但是選擇的前提條件卻是擁有一定的并可以將想法變現的資源。基于機會成本下的權衡與取舍，人被設想成為有計算能力的，以達到為私利而算計的目的。

對于財經素養思維而言，如果先天條件即是資源嚴重不足，資源無法支持機會成本選擇，那么另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便是利用其它現有資源與自有資源搭配，并將它們進行合理的組合。

因此，決策的主要因素是資源的豐富程度。在微觀經濟學的思維模式下，那些無法使資源達到最優配置從而使利潤最大化的選項都是需要被舍棄的。而在財經素養思維下，所謂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過計劃，組合，執行，再計劃，再組合，再執行等來實現。雖然最終的目的可能是一致的，但是決策的因素和實現的過程卻截然不同。

4.道德層面

（1）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研究經濟學通常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實證經濟學分析，另一種是規范經濟學分析。區別在于實證經濟學分析僅對經濟現狀、為什么如此以及發展趨勢會怎樣等問題進行分析，不對這些現象的好壞做評價：規范經濟學分析則需要對經濟現狀和變化的好與壞做出評價。微觀經濟學屬于實證分析。理性人的特性很可能會使個人為了達到利益最大的目的而采取非道德的手段或方法。因為其權衡與取舍的標準在于機會成本而不在于道德底線，即哪怕選項是有違道德的，只要機會成本小且收益最大，都會選擇這個選項。

（2）財經素養教育中的德育

中國財經素養教育標準框架（討論稿）將維度五“財富與人生”分為兩塊內容：財富與個人、財富與社會。維度五的內容就可以看出財經素養教育中包含了德育。

財經素養教育與德育存在相似之處，即兩者的立足點相同。財經素養教育與德育都立足于心理特征；其次，財經素養教育理應含有德育教育的內容。沒有德育的財經素養不能稱之為真正的財經素養。既然財經素養教育旨在提高個人和社會的金融福祉，其必須教會人不能只停留在對金錢本身的追求，而是應該有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層面的追求。應該利用自身的財經素養為社會金融福祉的提高做貢獻。一個有著良好財經素養的人，其目標不應只是單純地追求財富或沉迷于物質以及拜金主義，而是應該為提高社會金融福祉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社會金融福祉的提高要樹立在正確的金錢觀、財富觀和價值觀之上。

四、總結

財經素養與微觀經濟學雖然在兩個基本假設、研究內容兩個方面存在一定的共同性，都是建立在資源稀缺與理性人的基礎之上。但在實際面臨的問題與矛盾中又表現出不一樣的分析和解決方法。微觀經濟學基于兩個基本假設更看重選擇，在選擇決策的分析中僅僅從得與失的角度進行考量而往往忽視道德層面的分析。

第2篇：保險在微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

保險資金運用影響有效性

貨幣政策有效性，是指貨幣政策達到貨幣當局希望實現的目標的有效程度。它取決于貨幣政策時滯、微觀經濟主體的心理預期、貨幣流通速度和政治因素四個因素。

影響貨幣政策時滯，削弱貨幣政策有效性

內部時滯主要是指從政策制定到貨幣當局采取行動的期間。隨著保險業的快速發展和在國民經濟中的影響增加，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不能忽略對保險業的影響。在出臺貨幣政策時，要考慮保險行業的反應，這會延長決策時滯；同時，隨著保險資金運用規模的擴大，作為機構投資者的保險公司影響力將不斷擴大。為維護自身利益，它必然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對貨幣政策制定施加一定影響。這種對決策體制的影響會使內部時滯延長。

保險資金運用有利于擴大投資，增加有效需求。在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保險資金運用能夠促進宏觀經濟持續、協調、穩定發展，縮短外部時滯；在整個社會經濟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況下，保險資金運用的盈利性特征有可能使經濟更加過熱，加大宏觀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延長外部時滯。

保險資金運用的專業化方式，有利于市場經濟中的投資者和消費者對市場中的經濟信號，如利率、收益率等作出靈敏反應，主動調整其經濟行為，對貨幣政策外部時滯產生影響。當微觀主要對自己行為的調整與滿足央行的宏觀調控要求一致時，會縮短貨幣政策外部時滯；反之則會延長外部時滯。

影響微觀經濟主體，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

為居民提供安全保障，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保險資金運用的發展，可以為居民提供安全保障或養老保險，增加了居民對未來經濟狀況的穩定的良好預期，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貨幣政策執行創造良好環境，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保險資金運用的發展，會使保險事業不斷發展壯大，增強對居民的社會保障能力；同時，能夠提高全社會的金融效率，增加金融產品，為居民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這將使居民將更多的錢用于交易動機和投機動機，提高居民行為對貨幣政策調控的靈敏度，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

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隨著我國保險業的快速成長，保險資金營運專業化管理水平將不斷提高。保險資金運用渠道不斷拓寬，通過進入資本市場、貨幣市場、直接投資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甚至直接發放某些特定貸款（如保險單質押貸款），將加強保險業、銀行業、證券業的相互投資與滲透，加速資產證券化趨勢，加速我國金融業混業經營機制的形成。這些經營活動將對金融機構和證券公司的發展產生沖擊，加強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度。市場競爭加劇將反過來促進金融業混業經營發展，提高我國金融業綜合競爭實力和整體抗風險能力，有利于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實施提供堅實的微觀基礎。

促進企業健康發展，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隨著保險資金運用的發展，更多將會以機構投資者的身份，進入到各種證券市場，成為企業的投資主體，這能夠有效緩解企業股權融資的軟約束現象。與散戶相比，保險公司作為一家機構投資者，擁有更強的信息收集與甄別能力，能夠對所投資企業形成更強的外部監督。在外部監督的約束下，企業將更注重成本核算，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作出更加靈敏的反應，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

同時，還能促進對上市公司的考核制度的完善。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管理及投資者衡量企業經營業績，依然習慣以企業的稅后利潤指標作為主要依據，而稅后利潤指標只考核了企業間接融資中的債務成本，未能考核股本融資成本。這種考核制度不利于股權持有者加強對企業的約束。保險公司作為機構投資者對企業進行投資后，由于保險資金運用對安全性條件下的收益率要求高，從而對股權收益率的要求增高，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對上市公司進行股本融資成本的考核，提高企業的股權資本使用效率，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貨幣流通速度不均勻變化，削弱貨幣政策有效性

艾洪德、范南（2002）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的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率與經濟貨幣化程度成反向關系，與金融電子化程度變化率是正相關關系，貨幣流通速度與利率呈現一定的正相關關系，但相關系數較小，與儲蓄率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

從西方發達國家保險資金占GDP比重達50%看，我國保險資金增長還將持續相當長時間。隨著保險公司創新的險種增加和新的理財手段不斷開發，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相當部分會流進保險公司。保險資金的專業化運營將加大經濟中貨幣化比率，從而提高我國經濟貨幣化程度，這會減緩貨幣流通速度。保險資金在我國經濟體系中比重不斷上升，這將分流居民一部分儲蓄。實證研究表明，保費收入增長率與銀行儲蓄余額增長率負相關。因此，保險資金的增長可能會降低儲蓄率，從而使貨幣流通速度有加快的趨勢。保險資金運營的特點要求保險公司采用先進的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使用大量高科技設備（硬件和軟件），這將提高整個社會的金融電子化程度，從而加快貨幣流通速度。貨幣流通速度的不均勻變化將會削弱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影響其它因素，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

提高社會保障能力，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社保資金如果能通過專業化運作模式，在確保安全性的前提下，提高收益率，可增強對退休職工退休金的支付能力，維護整個社會安定團結的大局，并且有利于政府職能的轉換。這將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另外，社會保障制度中的某些措施（如失業保險、社會救濟等）素有經濟增長的“內在穩定器”的稱譽。保險資金運用的發展能夠增強這一功能，減少宏觀經濟波動，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穩定原材料市場價格，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針對原材料價格風險，保險公司通過產品創新和設計新的險種，可以為生產廠家規避此類風險，穩定生產成本，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同時，保險資金運用的專業化特征，可以參與國際原油、礦產品和糧食的期貨交易，幫助或生產企業在期貨市場上進行套期保值，有效規避原材料價格大漲大跌風險，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

促進新技術發展，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業務進一步發展，能夠迅速提高保險公司的資金實力，使之有能力通過設計科學的新險種，利用風險分散原理，對高新技術的開發提供支持（例如為人造衛星發射提供擔保），分散高科技投資中的巨大風險，促進高科技發展。科技的發展能夠提高一國整體經濟實力，并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更好的技術支持，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科學應對保險資金運用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保險資金運用將會對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將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貨幣政策的制訂和執行主體的金融當局應該考察這些影響，引導這些影響因素朝著有利于進一步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方向發展。

穩妥拓寬保險資金運用渠道，引導資金合理流動

隨著我國保險業對外開放程度逐步加深，保險業將面臨更多的來自外部和內部的競爭壓力，承保業務難以盈利，資金運用業務將成為保險公司盈利的主要保障，保險資金多渠道運用是大勢所趨。金融管理當局應該對這種趨勢進行合理引導，以便正確評價和把握保險資金運用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引導的最好方式是逐步穩妥拓寬保險資金的運用渠道。

增加金融工具，穩定保險資金投資方向。投資渠道的拓展有賴于金融市場上適合保險資金投資的金融工具的增多。一方面，保險資金在其投資運用上有特殊的要求，需要在滿足安全性的前提下，追求收益性，并滿足流動性的要求，需要有短期金融工具與之相配合。另一方面，保險資金中有相當一部分資金的期限都比較長，需要有長期的安全性強，收益高的金融工具供其投資，以穩定其投資方向。

引導保險資金合理運用，培育良好的貨幣政策微觀基礎。首先，要提高保險資金直接入市的比重，壯大資本市場機構投資者隊伍，避免市場大起大落，降低證券發行和交易的成本，有利于股市的穩定長遠發展，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2004年10月24日，保監會和證監會聯合下文，允許部分保險資金直接進入股市，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還應該進一步穩妥提高保險資金直接進入股市的比例。其次，要有限度地允許保險公司投資于其他業務。主要包括房地產、汽車貸款、市政建設、重大交通設施等。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這類投資收益穩定、風險小，特別適合保險資金的安全增值的特點。同時，還可以允許保險資金謹慎進行戰略投資國有股、法人股的投資。應該允許保險公司作為新股配售的戰略投資者，享受一級市場的高收益，為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提供更良好的微觀基礎。

完善貨幣政策操作體系，實現趨利避害

適應保險資金運用的發展，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過渡到價格型指標。我國現在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主要是貨幣供應量。在保險資金的規模加大，運用渠道更寬廣的條件下，大規模資金會不斷在不同金融資產之間進行快速轉換，導致對貨幣供應量的測度和控制都產生很大困難。因此，當前中央銀行考察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時，應逐步將中介目標由數量型過渡到以利率為主的價格型指標，同時將匯率、金融資產價格作為輔助指標納入中介目標體系。

第3篇：保險在微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醫療費用增長；醫療服務；供給與需求

中圖分類號：F29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10)03-0011-05

我國新一輪的醫療體制改革方案歷經3年醞釀、爭論，終于在2009年4月6日正式公布。近日，備受關注的《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指導意見》公布，選擇了包括南京在內的16個試點城市進行藥品零加成，通過收取醫療服務費和加大政府補貼來維持公立醫院正常運轉。但這一試點舉措能否治愈“看病難看病貴”的頑疾，能不能控制我國日益增長的醫療費用，還有待實踐檢驗。2010年3月4日，國家衛生部部長陳竺在接受了晨報記者采訪時提出：“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我們將堅定地朝著降低醫療費用的方向走”。這表明，分析我國醫療費用過度增長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控制醫療費用的過度增長已經成為醫療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

一、我國醫療費用現狀分析

政府是醫療衛生事業的主辦者和投資主體。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的政府越來越多地參與醫療服務的供給，公共支出中用于醫療服務方面的開支日益增加。如在OECD國家，不論是醫療服務市場主導型國家，還是政府主導型國家，衛生總費用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擔的，并且比重大都在50％以上，平均達70％以上。而我國的衛生總費用中政府預算衛生支出的比重卻從1985年的38.6％，下降到了2006年的18.1％(見表1)。政府衛生投人的不足直接導致居民個人現金衛生支出的增加。2006年，我國居民個人現金衛生支出的比重仍高達49.3％。 政府衛生投入的不足、投入缺乏剛性指標，一方面將導致公共衛生機構職能錯位和公共衛生服務公平性缺失、衛生資源使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嚴重后果。更為嚴重的是，在政府投入不足、補償不到位的情況下，醫療服務機構只能依靠業務收入來維持自身的運行和發展，從而導致醫療服務價格扭曲、藥價虛高、以藥養醫、醫療費用過度增長。

二、醫療費用過度增長的微觀經濟學分析

由于醫療服務市場的特殊性，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假設和完全競爭的市場特征好像都不怎么適用了。首先，經濟學分析的基本假設是廠商的利潤最大化，經濟理論模型也解釋了廠商為了賺取最大利潤是如何分配資源的。然而，許多醫療服務提供者――醫院和保險承擔人都是非營利性的機構，它們并不以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其次，由于，微觀經濟學的基礎理論通常假設被分析的市場是完全信息的，即市場中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對任何可及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和質量都擁有完全的信息。然而，對于許多醫療服務，消費者缺少有關價格和服務質量方面的完全信息，這就使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有可能利用消費者的信息不完全進行“尋租”。最后，微觀經濟學分析時通常假設市場沒有進入障礙，任何廠商都能夠自由退出市場，但在醫療服務領域存在進入壁壘，從而使現有的醫院和醫生的競爭減少。所有這些假設確保了短期市場均衡的獲得，即取得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交叉點下的均衡價格和數量。 來自完全競爭特性和微觀經濟學理論假設的偏差使我們在許多醫療市場不能很好地利用供求模型作為一個評估工具來分析醫療服務市場的行為，然而，雷克斯福特?E?桑特勒和史蒂芬?P?紐恩認為，建立在完全競爭理論基礎上的供求模型是一個用來解釋和預測市場價格水平和產出變化的有用工具，甚至在醫療市場，很多情況下還是適用的。此外，在現實世界中，醫療市場是一個適度競爭的市場，所以供求分析還是適用的。因此，他們在利用供求模型分析醫療服務市場中的行為時把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條件進行了放寬。有鑒于此，筆者從醫療服務的供需角度對我國醫療費用過度增長的原因進行比較靜態分析。

(一)從需求方看我國的醫療費用過度增長

比較靜態分析(Compartive static analysis)就是分析在已知條件發生變化以后經濟現象均衡狀態的相應變化，以及有關的經濟變量在達到均衡狀態時的相應變化，即對經濟現象有關變量一次變動(而不是連續變動)的前后進行比較。 消費者對醫療服務需求的改變將引起醫療服務均衡價格和數量的改變。影響消費者對醫療服務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有：

1.人口老齡化。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我國城鄉居民患病率隨著人口老年化、城鎮化持續增長，疾病負擔不斷加重。若排除季節性影響，據測算，我國2003年患病人次數比1993年增加了7.3億人次。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劇使疾病譜由傳染性疾病為主轉為非傳染性、慢性疾病為主。高血壓、糖尿病和腦血管病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已經成為城市居民的常見病和多發病。而且，年齡每增加10歲，慢性病患病率增加50％以上。這些疾病由于其本身的特點決定了治療周期長、花費大，從而引起就醫費用的加大。

2.消費者就醫消費標準提高。隨著改革的深入，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從而對健康的需求自然也隨之增加。除基本的治病需求外，很多消費者對健康體檢、健康保護提出了更高的消費要求。消費者對檢查項目要求的高標準、全面性和多樣化拉動了醫療消費需求，導致了醫療費用的上升。 3.消費者收入水平提高。隨著經濟發展、居民收入增加，醫療消費需求趨于增長，居民健康的需求層次也不斷提高，這無疑促進了醫療費用的增長。

圖1從消費者角度提供了許多理由來解釋近年來我國的醫療費用的過度上漲。尤其是，由于消費者收入水平的增加、就醫消費標準的提高以及老年人口的增加，導致醫療服務的需求增加。就供求模型來說，所有這些因素都使需求曲線向右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引起醫療服務價格提高，提供的服務量也增加，結果導致醫療費用的增長。

(二)從供給方看我國的醫療費用過度上漲 供給者影響醫療費用增加的主要因素有： 1.供給者工資的提高。Baumol(1967)指出，對供應方來說，在服務性行業中的工資就像醫療服務，傾向于隨著制造部門更高的工資而增加。制造部門工資的增加是因為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在許多醫療服務行業，工資是隨著制造業工資的不斷增加而增加的，與醫療行業的生產率不必要存在等量增加的關系，所以工資的增加就會使每單位的醫療服務的成本增加。就供求分析來說，醫療服務的供給曲線向左移，因為工資的增加超過了生產率的增加，其結果就是醫療服務的價格增加。因為醫療服務的需求傾向

于不存在價格彈性，價格的增加將引起醫療服務支出的增加。 2.高新診療技術的廣泛應用。隨著自然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高新技術、高新材料不斷應用到醫學臨床領域，醫院引進了大量的高科技診療設備，診斷及治療方法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大量的先進診斷和治療技術應用到醫療領域，如計算機斷層掃描、核磁共振成像和器官移植技術等，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水平，延長了人們的生命時間，提高了生命質量。但同時，由于新技術、新材料的技術含量較高，醫療服務成本也隨之上升。而通常，隨著醫療成本的上升，在醫療服務價格無彈性或彈性很小的情況下，將引起醫療服務支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就醫費用的過快增長。

3.醫院對利益的追求。由于醫療機構補償機制不合理，公立醫療機構的財政補償比例低，使得醫院單靠補償難求發展，而當前醫療收費中的服務性收費總體上低于成本收費。因此，很容易通過誘導需求來使醫院增加收入，從而加重了病人的負擔。有的醫院超常規發展。采取給各科室下達經濟指標并與個人利益掛鉤的辦法，導致出現開大處方、用貴藥、濫檢查等現象，這也是造成醫療費用過度增長的原因之一。 4.醫患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近年來逐漸增多的醫療糾紛、醫患信任度的明顯下降，導致醫務人員從業風險增大。另外醫療糾紛處理中，由于舉證責任倒置要求在發生醫療糾紛時由醫院提供證據，使得醫生在疾病的治療過程有意識地增加相關的化驗檢查項目，以備作為潛在的法律依據，這也無形中增加了診斷費用。

由于醫療服務行業對利益的追求以及醫患之間的矛盾，導致醫療服務的供給增加。就供求模型來說，這些因素都使供給曲線向右移動，因為醫療服務的需求傾向于不存在價格彈性，需求曲線也向右移動(見圖2)，其結果導致醫療費用的增長。 總之，無論從需求方還是供給方來說，諸多的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我國醫療費用的過度上漲。

三、醫療費用過度增長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醫療服務供方和需方的不當行為將導致我國醫療費用過度上漲。然而，醫療費用過度上漲和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的不完善也有著極強的相關性。而當前醫療費用的過度上漲正是城鎮醫療保障制度自身變遷和制度不完善的必然產物。

制度變遷是制度的替代、轉換和交易過程。諾思關于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性的論述是他對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大貢獻。諾思指出：“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好循環的軌道，迅速優化；也可能順著原來的錯誤路徑往下滑，直至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之下。一旦進入了鎖定狀態，要脫身就變得十分困難。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為了體現制度的優越性，對大部分城市職工的醫療費用實行“包干制”和“供給制”，由財政或企業提取的醫藥衛生補助金給以報銷，個人基本上不負擔任何醫療費用。在這種體制下必然形成醫療費用浪費和使用無約束的慣性。此外，一種制度形成以后，會產生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因此，在當前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中，個人的機會主義仍然發生作用，且隱蔽性更強，并且形成了巨大的利益群體或集團，對醫療費用上漲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對此，可以從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初始成本及報酬遞增等角度來分析我國醫療費用過度增長的原因。

(一)交易費用

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正是因為經濟活動中存在“交易費用”，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所假定的“交易費用為零”，新制度經濟學才有別于新古典經濟學。筆者認為，醫療體制改革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宏觀衛生政策的性質定位出現偏差，疾病負擔由以政府承擔為主轉向以個人負擔為主，結果是醫療服務的公平性、可及性、平等性和福利性越來越差，“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愈演愈烈，患者取得醫療服務的交易費用越來越高，高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績效的制度變遷陷入“鎖定”狀態而長期存在。科斯定理2中所界定的產權初始界定和分配將影響最終資源。與此類似，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的集中在大醫院，患者就醫的交易費用顯而易見。

(二)初始成本

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變遷的具體方案和組織實施，將面I臨著交易成本的約束，交易成本的高低與大小取決于變遷的初始條件。有些變遷的初始條件面臨著高昂的交易成本的約束，使得制度變遷、制度交易無法實現，從而鎖定于無效率的狀態。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也認為，一項制度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初始成本，而隨著這項制度的推行，單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會下降。醫療體制改革實際上歷經的也是政府“放權讓利”的過程，但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在醫療體制改革中對醫院采取“給政策，不給錢”的制度安排，政府對醫院的投入不足，更多的費用補償是靠醫藥收入，靠制度外“創收”。政府對衛生費用投入的逐年下降使患者的負擔則日益加重。這表明，政府當時在醫療體制改革和公共衛生政策制定過程中選擇了一個初始成本較低的方案。但是問題在于，醫療體制改革的結果直接導致了患者看病成本的上升，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并沒有明顯下降的趨勢。

(三)報酬遞增 所謂報酬遞增是指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給人們帶來的報酬遞增。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報酬遞增是否符合“卡爾多標準”的第一種可能性。醫療體制改革這么多年以來，誰的報酬在遞增，應該是“卡爾多標準”的第二種可能性。而且報酬遞增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不是全體公民。 從醫療服務市場的上游看，政府與醫療機構從“行政管理”到“委托合同”關系的轉變意味著前者對后者的直接控制減弱。此時，若沒有市場競爭約束供給方，政府改革充其量只是向供給方轉移了部分初始委托收益。而更為糟糕的是，市場中的下游方只求實現新得到的剩余收益，完全不具再分配功能，在壟斷條件下，會提高成本，掠奪更大份額的消費者剩余。由此可見，醫療機構改革不僅沒有提供公平市場環境，反而大大加重了不必要的制度無效率，而承擔改革成本的卻是談判能力最弱、分布廣、力量分散的初始委托人――患者。醫改前，政府撥款是各級醫院和療養院的主要收入來源；醫改后，政府補貼僅占全部費用的20％-25％，只能提供基本工資和新增投資，而只占1/4人口的參保人群要承擔所有剩余費用；公共防疫補貼也減少，45％的公共健康項目費用來自于患者直接支付，從而造成我國醫療費用過度增長的現狀。

四、控制我國醫療費用過度增長的對策

導致醫療費上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須“多管齊下”才能遏制醫療費用過快增長的頑癥。

首先，加強社會公眾疾病預防和自我保健意識，引導公眾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消除不良的衛生習慣，降低疾病的發生。這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控制醫療費用的根本措施。不是由哪一個部門或單位可以獨立實現，必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加以實現。

其次，加強對醫患雙方不合理費用的控制。醫療保健制度作為控制醫療費用上漲的有效途徑，主要體現在對醫療服務的供需雙方的控制上。一方面，要體現對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控制，這是難點也是焦點。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探索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支付方式和管理方式。另一方面，要體現對醫療服務需求方的控制。我國計劃經濟時期建立起來的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缺乏對需方的費用制約機制，造成衛生資源的大量浪費。因此，為減少過度醫療服務的可能，降低急劇上漲的醫療費用，某些醫療費用需要由市場的供給方和需求方來分擔，也就是需要用定額支付(fixed-payment)補償等機制和并非微不足道的消費者支付(如共付制)來控制不必要的醫療服務。

第4篇：保險在微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利率 宏觀經濟調控 作用效果

一、近些年我國所采取的利率政策與宏觀經濟效果分析

（一）利率變動對我國GDP的影響

根據支出法來表示可知GDP=C+I+G+X-M，G代表政府支出，C代表最終消費，I代表投資，X-M代表進出口貿易差額。由于貿易進出口在GDP當中所占份額較小，故在宏觀經濟學中，利率變動對GDP的作用主要通過對投資、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來實現的，即利率的投資和消費效應。下面我們分析我國的利率變動對GDP影響效果。

2007年我國連續六次調高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而從GDP的同比增長比率來看，GDP的浮動與利率沒有明顯的相關性。2007年是為了抑制經濟過熱，而2008年連續調低基準利率是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但是，從2007-2008年GDP每季度同比增長比率來看，2007年保持在14%以上的高比率，而2008年卻相反維持在11.3%以下，這反映了央行利率政策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2010年至2011年多次調高利率，GDP季度數據出現一定下滑，短期看到利率調控的作用效果。2012年6月，由于GDP增長率持續下跌，為促進經濟增長，央行下調基準利率，三季度經濟增長稍有回轉。綜上分析可見，央行的利率政策的效果對GDP的影響還不是很顯著。

（二）利率變動對我國通貨膨脹率的影響

穩定價格總水平是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之一，既要防止通貨膨脹又要避免通貨緊縮。近幾年，我國的通貨膨脹現象較為嚴重，因此，通過利率變動來調節我國的物價水平是實現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手段。

為了應對通貨膨脹，提高利率也是我國采取的主要手段之一。高利率會使人們增加儲蓄、減少消費，也會導致資產價格下降，個人財富減少，制約了消費，同時，也提高企業的資本成本，減少了可投資項目。最終，消費需求減少和投資受到抑制共同使消費物價下降，從而緩解了通貨膨脹。

（三）利率變動對我國就業增長率的影響

低失業率是我國政府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而利率的變化又是貨幣政策的重要中間目標之一。在其他情況不變和非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利率與失業率是成正方向變動的，即利率提高會使失業率上升。這主要是通過利率的變動引起投資與消費的相應變動，然后，投資與消費的變動又通過乘數效應使得社會總需求發生變化，總需求的變動導致總支出與總收入的變動，最后導致了就業率的變動。

二、利率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作用的制約因素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當前利率變動對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效果的影響并不明顯，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我國利率尚未市場化，管制嚴重

我國在市場經濟轉型期，利率并沒有實現完全的市場化，利率的確定及調整是由中央銀行外生決定的，并不完全隨貨幣資金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變動，即實行利率管制。而管制利率多為事后行為，效果難免滯后。

（二）我國的金融市場還不完善，影響利率政策效果

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傳導的市場基礎，同時金融市場特別是貨幣市場的發達程度決定著利率政策發揮宏觀效應的市場基礎。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利率可以在貨幣市場、資本市場間迅速傳導，只有這樣，利率才能對不同市場的資金供求進行有效的調節。然而我國的金融市場不完善，利率傳導受到阻礙，資金也不能夠在各市場間合理的流動，造成利率傳導機制效率低下。

（三）利率對居民儲蓄和消費的引導有限

利率政策的宏觀經濟調控效應的大小，歸根結底要通過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得到反映的。然而我國居民整體收入水平不高，預防性儲蓄占較高比例，此外，我國的保障體系不夠完善，居民為以后的養老、子女教育等問題，有很多的收入用于預防性儲蓄，而這部分儲蓄是剛性需求，基本無利率彈性。

（四）投資的利率敏感性不強

在傳導利率的作用效果中，企業是重要的微觀主體，企業投資需求對利率變動的反映程度，直接影響到利率的宏觀調控效果。而我國企業的投資需求缺乏足夠的敏感性，直接導致了利率變動對于投資影響的不足。國有銀行貨款的主要對象是大中型國有企業，其他企業得到的貸款有限，然而國企尚未完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缺乏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內部人控制、預算軟約束現象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直接影響了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管理狀況。導致對央行利率變化敏感性不高。

三、增強利率政策在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中的作用的措施

面對我國利率政策的宏觀經濟調控的效果甚微，以及種種制約利率政策傳導效果因素的情況，我將進一步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針對增強利率政策的宏觀調控效果的問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議。

（一）漸進式的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增強風險防范意識

雖然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取得了階段性進展，但是利率機制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利率的變動不能體現資金供求的變化，沒有完全發揮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和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作用。因此要具體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漸進式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在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時，也要重視其可能產生的風險，如金融機構為爭奪存款和貸款資源而導致道德風險的增加，以及金融機構因資金成本的增加而加大高風險資產的投產以求收益的平衡而導致金融風險增加，這些都會削弱利率政策的效應。

（二）逐步完善金融市場

完善的金融市場必須具備品種齊全、結構合理的融資體系、規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以法律和經濟為特色的監管體制等。這就要求在完善金融市場時，把以央行貨幣政策實施基礎的，同時作為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和企業聯系紐帶的貨幣市場放在突出的地位，會起到增強利率政策效果的目的。同時，疏通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聯動機制，發展跨市場產品，逐步放寬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間資金流通的管制等措施，也會推動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進一步連通，增強貨幣政策利率傳導機制的效果。

（三）提高我國微觀經濟主體的利率敏感性

我國制定和實施利率政策時，都是先要對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產生影響，通過微觀傳導到宏觀，才能實現諸如促進經濟增長，緩解通脹等等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因此，提高我國微觀經濟主體的利率敏感性。

1.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逐步實施與醫療、住房、教育、養老、失業等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解除了居民的后顧之憂后，才能正確引導公眾的預期。使我國部分預防性儲蓄存款必然減少，轉化為以收益為目的的儲蓄投資，從而提高居民儲蓄投資和消費行為對利率變動的敏感性。

2.拓寬居民的投融資渠道

我國可以通過金融創新，使居民傳統的投資渠道不局限于存款、保險、股票，發展多種金融產品，以逐步實現儲蓄分流，擴大居民參與金融活動的深度，調整其資產結構，從而起到改善居民儲蓄低利率彈性的狀況，推動消費者信貸的發展。

3.進一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首先，建立多元化的信貸配給途徑，建立地方性的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彌補國有金融服務空缺。其次，讓更多的中小企業進入貨幣市場，拓寬融資渠道。最后，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這在保證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和收益的前提下，充分滿足有實力的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從而增強其投資行為對于市場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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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克武，李天德，吳聰敏.我國利率調整的宏觀經濟效應研究[J].統計與決策，2009（21）.

第5篇：保險在微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

家庭經濟學的出現擴大了經濟學家的視野，同時也將人們的視線重新拉回到經濟的微觀基礎——家庭。家庭的經濟功能，家庭的經濟性質以及家庭制度的演化過程，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中國經濟正在面臨著轉型，這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許多民營家庭經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中國的家庭與西方的家庭在功能、結構、性質上都存在著不同，因而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家庭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察對象，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是國內經濟學界目前對這個問題并沒有作有深度的分析，因此本文將試圖對這個問題作一個最初步的探討，進行文獻的梳理工作。

對家庭的研究，無論是經濟學還是社會學，西方學者的論述都更充分些。他們從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對核心家庭的性質與功能進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獲獎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即新家庭經濟學已經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Becker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為被認為是具有開創意義的。

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時期，中國正在加緊現代化的腳步，這個大社會背景使得中國的家庭結構，家庭功能正處于急劇變化之中。一方面，現代化的沖擊使中國家庭源遠流長的家文化受到強烈沖擊，另一方面，中國特定的家庭結構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國的民營經濟發揮了強大的功能性作用，靈活而又有很好的適應性，順應了中國經濟發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發展經濟學、比較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將中國家庭的經濟性質，和它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一個簡單的回顧和評析，發現其中一些結論性的問題。

2.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家庭從其經濟性質和功能上來說是生產的組織和機構，是一種經濟制度，這一點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貝克爾：《家庭論》，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社會學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經濟學對家庭的討論中更多的是從家庭生產、家庭消費和家庭保險這些方面來論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國內對這方面的論述比較少，對中國家庭的經濟性質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業相聯系。

2.1國外研究現狀

2.1.1關于家庭的論述

“經濟學”一詞起源于希臘語中的OIKOS，意為家庭。但是家庭作為經濟學詞源意義上的鼻祖和社會的細胞卻一直徘徊在經濟學殿堂的大門之外，并沒有被納入傳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內。長期以來，個人與企業在微觀經濟學的研究中被當作是市場活動的兩大主體而充分重視，并在此研究基礎上發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嚴密的經濟學理論。家庭的行為和偏好被籠統地細化為個人的行為和偏好，而家庭內部的問題更是被經濟學家當作是非市場問題或者是社會問題而一筆帶過。在貝克爾之前雖然也有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因為缺乏嚴密的論證或者強有力的方法論支撐而只能一再擱置。

1976年，Becker發表了《家庭行為的經濟分析》（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這是他對后來所謂的“新家庭經濟學”理論的首次完整闡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綜合的著作《家庭論》（哈佛大學出版社，1981年）。這本被公認為新家庭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中譯本只有短短400頁，但卻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際上的意義，它意味著家庭也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組織而得到了重視。

Becker后，家庭經濟學的思想星火燎原，許多經濟學家把興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經濟的研究上，其中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有：N.Tomes、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Porth等等，他們分別對家庭的性質、家庭的內部分配以及利他主義等不同的方向進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為生產、消費和保險三部分。家庭就像企業一樣，夫妻雙方通過訂立一份把他們長期結合在一起的契約，避免了交易費用，降低了生產成本。同時家庭成員之間彼此了解、互相信賴，這就大大減少了監督和管理費用。因此家庭也就變成了一個有效率的經濟單位。

YoramBen-Porath從身份確認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認為家庭也是一種制度，家庭中存在著明顯的財產權轉移現象，因此，家庭和市場一樣也是交易的場所[YoramBen-Porath:TheF-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與市場不同，家庭契約最主要的特點是家庭關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確定的合作者之間，失去了這種身份上的確認，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約的意義。在契約結成之后，為防范風險，人們通常選擇的做法是進行保險，而保險恰恰是市場失靈的經典解釋和家庭契約的可能優勢。雖然因為存在著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無論是保險還是家庭契約，都不能100%地防范風險，但是，兩者都至少說明了身份確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觀點是把家庭看作是一個組織，有其自己的結構，特別是把婚姻看作一個“治理結構”。[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因此他對家庭生產和保險的分析是從交易成本出發的。他認為，家庭生產的產品有些可以市場化，有些不能市場化，不能市場化的產品提供的就是保險功能。盡管保險可以從市場中獲得，但是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沒有辦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強制的標準。而家庭治理在其經濟行為上的的優勢表現在激勵、監督、利他和忠誠四個方面。

2.1.2關于中國經濟中家庭的作用

第6篇：保險在微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

然而，我國旅游保險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嚴重的矛盾，具體表現在:保險業微觀經濟效益與宏觀經濟效益之間的矛盾;旅游保險產品結構、數量方面與游客實際消費需求之間存在矛盾;單一的保險宣傳形式、營銷方式與多層次消費需求不適應的矛盾。無論是旅游經營者還是消費者、保險經營者對于旅游保險都存在認識上的問題。這其中關鍵問題在于解決保險經營指導思想問題，促使旅游保險由低效益型轉變為高效益型險種。

為了使我國旅游保險市場蓬勃發展，就必須走出旅游保險的誤區。目前，在旅游保險中主要存在下列一些問題：

誤區之一：旅游消費者存在僥幸心理，認為風險不大或無風險可保。

旅游是一種由實物和服務構成的特殊產品，其消費既包含物質要素、又包含非物質要素。旅游產品的豐富多樣性和涉及行業的眾多性，集食、住、行、游、娛、購六種具體消費形式于“一體化”，使旅游具有綜合性特點;旅游產品在空間上的不可移動和不可儲存性;旅游產品的生產與消費具有同時發生和同時結束的特性；旅游因能滿足游客外出游覽所追求的真正快樂和情趣，作為一種精神消費產品具有娛樂性。

旅游產品的特性決定旅客旅游期間所面臨的風險具有多樣化的特征，如從保障的風險責任方面看，既有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又有人為因素導致的責任風險，甚至經營風險、信用風險。保險業作為特殊服務領域，旅游保險的保險標的既包含有形的財產、人的生命或身體，又包含無形的責任、費用、及利益。從保險人承保的空間和時間范圍來看，既有乘坐運輸工具的運輸階段，又有住宿期間；還包括旅游景點以及娛樂場所等。保險品種涉及人身保險、責任保險和財產保險。

誤區之二：游客誤認為旅行社責任保險可替代旅客意外傷害保險

我國現行旅游保險為游客提供的保障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旅游救助保險、游客意外傷害保險、旅游人身意外傷害保險、住宿游客人身保險。為確保旅游保險業務的實施，2001年12月11日國務院《旅行社管理條例》;2001年5月15日國家旅游局《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責任保險的規定》規定:從事旅游業務經營活動的所有旅行社，必須投保旅行社責任保險;2001年12月27日國家旅游局《旅行社管理條例實施細則》還進一步規定，旅行社在與旅客簽訂旅游合同時，應當推薦旅游者購買相關的旅游者個人保險。

旅行社責任保險與旅客意外傷害保險的根本區別在于:

(1)保險業務的屬性、實施方式、保障對象不同。前者屬責任保險，以強制方式實施，由各個旅行社自行投保，被保險人是旅行社、為直接保障對象，旅客為間接保障對象；后者為人身意外傷害保險，以自愿方式實施，通常由旅行社代旅客以團體方式向保險人投保。

(2)保險責任及保險期間不同。前者保險人的責任期限為一年，承擔被保險人在從事旅游經營業務活動中，因疏忽或過失造成對所接待游客的財產損失、人身傷亡所致經濟損失和費用(醫療費、交通費及訴訟費)等賠償責任。后者限于旅行社組織的團體旅游期間，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致殘致死、或有關醫療費用。

兩個險種的責任范圍既有交叉、又有重合，二者相輔相成、互相補充。因此，旅行社責任保險不能替代旅客意外傷害保險，在團體旅游的情況下，當游客離開旅行社自由活動期間等導致的人身傷害、財產損失時，不屬于旅行社責任保險的責任范圍:倘若旅客采取非團體方式出游，旅客在旅游期間的有關風險，如旅客個人過失或身體疾病引起的經濟損失，若沒有投保相應的旅游意外保險，則其經濟損失的結果必須自己承擔。

誤區之三：旅游保險經營微利或無利可圖

辨證看待旅游保險盈利問題，應正確處理好保險業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微觀經濟效益和宏觀經濟效益之間以及保險經營管理與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

第一，保險經營者應從整個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到發展旅游保險不僅對于發展旅游業、維護整個經濟結構調整起到保駕護航的重要作用，而且對進一步尋找保險業務新的增長點，開拓保險市場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同時，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看，保險業的經濟效益是建立在以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為前提的，只有把市場主體的風險保障需求，作為保險企業開發和研究產品的源泉或動力，把為客戶服務作為經營的最高宗旨，才能夠爭取更多的客戶、贏得更多的市場，從而獲得最大的利潤。

第二，正確認識旅游保險經營效益與保險經營管理之間的內在關系，是轉變保險經營理念、改變旅游保險現狀的前提。保險經營管理者在管理和決策上應高度重視旅游保險市場的開發和研究，并強化管理意識，以提高旅游保險經營的實際效益。一旦主觀上對保險贏利缺乏正確認識，經營者沒有內在動力，就會造成旅游保險險種、展業方式、營銷渠道單一化，從而導致客戶少、業務量小，在風險不能有效控制的情況下，其結果必然是高賠付、低效益，經營者就更沒有積極性。由此循環往復，使得旅游保險陷入一個怪圈。

以上這些問題隨著我國保險業的進一步發展，都將迎刃而解。旅游保險的黃金發展期已經來臨，相信旅游保險的火爆也將為期不遠。目前，老百姓的保險意識正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對短期意外險，這為保險公司加快業務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春意盎然的今年“五一”長假，良好的出行天氣再一次激發了又一輪旅游到來。由于長假期間出行人群的猛增，無疑是保險公司業務發展的最佳時機，每家保險公司自然不會錯過這樣的機遇。其實，每年的這個時候也是保險公司最忙碌的階段，各家公司紛紛推出自己的主打險種，希望在假日經濟上好好地分“一杯羹”。

來自北京市場的一項統計顯示，近幾年，北京市民每年出游的人數高達數千萬人次，而出游者中有7成游客還沒有購買旅游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盡管目前“假日經濟”的“火熱”并持續升溫和旅游保險市場的“不溫不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從各家保險公司老總的言談話語中依舊能感受到，他們對旅游保險市場的一份期盼和對旅游保險發展那份堅定的信心。面對“五一”黃金周，不僅外資保險公司，中資保險公司也紛紛推出了新型旅游險拼搶黃金周保險市場。像人保財險的“綜合性自駕游保險”，太平人壽的“中聯車盟自駕車意外傷害保險”、太平洋壽險的“世紀行B”綜合交通工具險、“逍遙游”旅游險、平安的“一路平安春之旅”保險卡等等，這些產品在為客戶提供了更多的選擇的同時，在營銷手段和服務上也大膽創新。目前國內投保方式正向多元化方向發展，旅游者除了在旅行社及其門市可以購買旅游意外險外，還可以選擇很多新的渠道，如手機投保航意險、手機錢包投保意外險。太平洋壽險有關負責人介紹，用戶只要通過發送短信，就可以購買短期意外傷害保險，“手機錢包”的保險金額分為10萬和30萬兩種，保險期間從1天至30天共有8種，投保人可以自由選擇，保險費從3元至90元不等。這種新型的投保方式超越了傳統投保方式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短期出行的游客只要擁有“手機錢包”，就可以隨時隨地為自己的旅途增加一份人身意外傷害保險保障。

第7篇：保險在微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教育；健康；人力資本

中圖分類號：F830．5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6)10-0003-10

教育和健康的經濟效應，既可以從總人口角度也可以從個人角度來進行分析。教育水平和健康狀況，作為決定人力資本的兩個關鍵因素，不僅在宏觀層面的研究中被許多經濟增長理論所強調，而且在微觀層面的理論研究中被視為生產效率和勞動報酬的決定因素；與此同時，實證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肯定教育和健康作用的有意義的結論。

本文介紹了被用來度量人力資本的教育指標和健康指標；并通過評述有關人力資本的理論及實證研究，梳理了教育和健康的宏觀經濟效應與微觀經濟效應，以及教育和健康兩者之間的關系。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如下：我們在第一部分介紹了度量人力資本的教育指標和健康指標；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別考察了宏觀層面的研究和微觀層面的研究；在第四部分梳理了教育和健康兩者之間的關系。

一、教育指標和健康指標

盡管人力資本存在難以測度和加總的問題，但是關于人力資本的經驗研究還是得出了很多有意義的結論。相關的文獻主要采用教育指標與(或)健康指標來度量人力資本。

教育指標包括：(1)入學率(schoolenrollmentratios)；(2)成人掃盲率(adultliteracyrates)；(3)受教育程度(educationalattainment)ll～。健康指標包括：(1)人體測量變量(anthropometricvariables)；(2)預期壽命、存活率或死亡率(1ifeexpectancy，survivalrates，ormortality)；(3)發病率(morbidity)；(4)總體健康與功能狀態(generalhealthandfunctionstatus)。

入學率按教育程度可分為小學、中學和大學入學率等，在大量的經驗研究中得到應用，Tilak對這些研究有過概括的論述。入學率是指，某個給定的教育程度的入學學生總數占法定的(或社會約定俗成的)相應學齡總人口數的比例。入學率反映了當前的受教育人口增量，這種流量不斷累積構成了日后可用的人力資本存量。由于完成教育過程需要很多年，所以這種流量與存量之間的時滯是很長的。若要消除這種時滯，那么，不僅需要估計初始人力資本存量，而且期間的人口流動和人口死亡等因素都會給數據帶來誤差。因此，入學率并不是一個能夠很恰當地度量人力資本存量的指標。

與入學率不同，成人掃盲率反映的是當前的人力資本存量，而不是流量。然而，成人掃盲率只反映了當前人力資本存量的一部分，沒有把接受更高層次教育所積累的人力資本考慮進去；如果采用了成人掃盲率這一指標，就意味著基礎教育以上的更高層次教育對社會生產力的貢獻不是十分重要的，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因此，成人掃盲率也不能夠準確地衡量可用于生產過程的人力資本。

前兩個教育指標都不能用于個人層面的研究，而受教育程度既可用于個人層面的研究，也可用于宏觀層面的研究。用于個人層面研究時，受教育程度的數值化指標為受教育年限；用于宏觀研究時，數值化指標包括(成年人)達到各級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以及(全體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與前兩個教育指標相比，受教育程度比較恰當地度量了人力資本存量。嘗試構建跨國受教育程度數據集的文獻包括Psacharopoulos&Ariagada、KanekolaI、UNESCO、Lau，Jamison&Louat、Kyriacou、Barro&Lee等；另外，Wang&Yao估算了中國1952―1999年的受教育程度，楊建芳、龔六堂和張慶華估算了中國大陸30個省區市1982--2003年的受教育程度。

健康指標中的人體測量變量、發病率、總體健康與功能狀態這三個指標多用于微觀層面的研究，如被用于個人健康對個人勞動生產率、個人收入等的微觀經濟效應研究。人體測量變量包括體重、身高和身體質量指數(body―mass―index)等身體特征指標，以及各種營養攝入量等健康投入指標。采用這種健康指標度量人力資本的理論認為，健康水平與身體特征之間是有內在聯系的，身體上和認知上的機能發育具有其內在的生理機制，而身體上和認知上的機能發育是個人經濟潛力的重要決定因素；另外，營養攝入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人的體力和精力，從而會間接影響個人的經濟收入。常見的發病率指標包括醫療診斷記載的具體疾病情況和癥狀等變量。疾病使勞動生產率下降，并且使醫療費用和保健開支增加，因此疾病會影響個人收入與家庭財富，其影響程度取決于病情的嚴重程度。總體健康與功能狀態指標包括自我健康評價指標和功能障礙指標，其中前者具有主觀性，而后者則相對較少受到主觀偏見和其他社會經濟學指標的干擾。

第二種健康指標預期壽命、存活率與死亡率的測量對象為總體人口，因此不能用于個人層面的研究，通常被用于宏觀層面的研究，例如國民健康對經濟增長、人均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指標影響的研究。MurrayεIopez證明較高的預期壽命跟較低的發病率和良好的總體健康狀況相關聯，Shastry&Weil發現成年男性的存活率與他們的身高線性相關，而身高是很重要的人體測量變量之一，經常被用作人力資本的度量指標。由此可知，預期壽命、存活率和死亡率指標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人口群體的健康水平。事實上，幾乎所有宏觀層面的研究都采用預期壽命、存活率或死亡率來度量健康水平，Bloom，Canning&Sevilla對這方面的文獻做了匯總，并匯報了這些研究所采用的數據、使用的估計方法以及實證結果。

二、教育和健康的宏觀經濟效應

在不同的經濟增長理論中，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是不相同的；而且在那些強調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的模型中，人力資本發揮作用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

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人力資本沒有被賦予某種特定的作用，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Solow模型和Ramsey模型關于生產過程的一個假定就是，資本、勞動和技術以外的投人品都是相對不重要的。這些模型的生產函數包含四個變量：產出、物質資本、勞動和技術水平，其中技術進步率為外生給定的。人力資本在這些模型中既不是一種投入要素，也不會促進技術進步。

與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不同，人力資本在內生增長理論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UzawaL93]與Lucaslss]認為僅有物質資本還不足以全面反映資本的重要性，并對資本的概念予以擴展，使其包含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由于人力資本的積累速度為正，致使單個資本積累就可以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在

Romer的研究與開發模型中，人力資本是研發部門的一種投入要素。研發部門利用人力資本與現有知識(或技術)來創造新知識(或技術)，因而人力資本存量高低將會影響研發部門的創新能力，影響技術進步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率。強調入力資本是經濟增長重要源泉的文獻還有Becker，Murphy&Tamura、Tamura、Mulligan&SMa-i-Martin、Lucas以及Goodffiend&McDerott等。

Aghion&Howitt指出，在內生增長模型中人力資本影響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式可以被劃分為兩類：第一類認為經濟增長源于人力資本的積累，不相同的積累速度導致了不相同的經濟增長率，如Uzawa和Lucas都屬于此類研究。①這類理論把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生產投入要素放人生產函數，人力資本的增長將推動經濟增長；如果沒有人力資本的增長便不會有經濟的增長，經濟持續增長的真正原因在于人力資本能夠持續地增長。第二類模型把經濟增長歸功于可用的人力資本存量，而不是人力資本積累。認為即使沒有人力資本積累，也是會有經濟增長的。在這一類模型中，人力資本存量是技術進步率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例如，Romert認為人力資本存量的多寡會影響創新能力，Nelson&Phelps(1966)認為人力資本存量高低會影響模仿、吸收新技術的能力，因此，人力資本存量水平將影響技術進步速度，進而影響經濟增長速度。

關于人力資本影響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式的問題，我們還要提到楊立巖和王新麗。楊立巖他們把Lucas的人力資本開發部門引人Romert的研究與開發模型，發現人力資本積累和研發活動在經濟增長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經濟的長期增長率最終依賴于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兩個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楊立巖和王新麗的研究目標為同時內生化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并強調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兩者都對經濟增長有重要作用；其研究目的不是分析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式，但是，客觀上他們的模型和研究結論意味著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存量兩者都對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

那么，人力資本究竟以何種方式影響經濟增長呢?已有實證研究使用教育指標――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資本來驗證過這個問題。Benhabib&Spiegel利用Kyriacou和Barro&Leet的受教育程度跨國數據，檢驗人力資本積累與人力資本存量對增長的經濟效應。他們發現人力資本積累的回歸結果不顯著，甚至回歸系數的符號也不正確，而人力資本存量則存在顯著的正的影響；所得結論為，影響經濟增長的是人力資本存量而不是人力資本積累。然而，Krueger&LindahlL認為，Benhabib他們之所以得出人力資本積累不顯著的結果，是因為他們所采用的跨國受教育程度數據誤差比較大引起的。(pritcheul已經注意到教育數據的測量誤差可能造成的一些問題。)由于估算過程比較粗糙，導致跨國的受教育程度數據測量誤差大且可靠性低。KydacouL和Barro&LeeLlOj所測算的68個國家1985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相關系數為0．86，然而，從1965―198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長量的相關程度卻僅有0．34。Krueger&Lindahl指出，這些教育數據的測量誤差嚴重削弱了對人力資本積累的GDP增長效應的估計，并且在控制了其他變量(尤其是物質資本積累)的情況下，人力資本積累最終變得不顯著了。他們使用Benhabib&Spiegel所用的教育數據重新做了回歸分析，發現在不包含控制變量――物質資本積累――的情況下人力資本積累是顯著的；他們還發現初始人力資本存量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為了檢查初始人力資本存量與GDP增長之間的這種正相關性是否因教育數據的測量誤差引起的，他們證明在控制了人力資本積累的情況下，人力資本數據的測量誤差，不會引起初始人力資本存量與GDP增長之間產生一種虛假的正相關關系。最終結論為：人力資本積累與初始人力資本存量兩者都會影響經濟增長。

楊建芳、龔六堂和張慶華利用1982--2003年中國分省受教育程度數據，分析了人力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式。他們發現，人力資本積累與可用于生產過程的人力資本存量都對中國經濟增長存在正面影響，而且前者的影響力可能比后者的更大；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人力資本積累與人力資本存量之間是一種相互促進、相互增強的關系。

此外，大量的實證研究采用了教育指標來度量人力資本，發現教育水平和教育質量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影響。Senguptatsa指出人力資本積累在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Chen&Feng采用中國29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大學入學率作為人力資本積累率的測量指標，研究了催動中國省際經濟增長的原因，結果發現高等教育對所在省區市的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Wang&Yao發現中國的人力資本積累速度相當快，教育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的貢獻是巨大的；并且指出，中國應該對當前教育投資力度下降的趨勢予以關注。Barro以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資本存量，以國際間可比較的測驗分數衡量人力資本質量，對大約100個國家做了實證分析。Barro發現經濟增長跟具有中學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成年男性的初始人力資本存量正相關，由于這部分人員承擔著新技術的創造、傳播和模仿的重任，所以這個結論表明了技術擴散的重要性；經濟增長跟具有中學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成年女性的初始人力資本存量之間的相關性不顯著，這說明在許多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上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成年女性未能人盡其才；人力資本存量和質量都對經濟增長有影響，相比而言，人力資本質量的作用顯得更重要一些。

越來越多的經驗研究采用健康指標來度量人力資本，或者兼用教育指標和健康指標來度量，發現健康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影響。Bhargavaetal．研究了成年人存活率(即年齡達到15歲的人能夠存活到60歲的概率)與GDP增長之間的關系。基于多個國家間的面板數據，他們發現低收入國家的成年人存活率對其所在國家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影響。例如，在那些最貧窮的國家，成年人存活率上升1％，相應的GDP增長率將上升大約0．05％；而投資占GDP的比例上升1％，相應的GDP增長率的上升幅度僅為0．014％。Bloom，Canning&Sevilla把人力資本作為一種投入要素引入生產函數，采用預期壽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工作經驗等指標度量人力資本，研究了健康、教育及工作經驗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們發現健康對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正面影響，預期壽命增加1年能夠促使產出增長4％；預期壽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異能夠解釋各國間收入差異的相當大一部分，而工作經驗在解釋收入差異方面作用不大。

除了我們在上文中所談到的旨在驗證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式的實證研究，以及在不做理論模型設定的情況下所做的有關教育和健康的實證分析之外，還有一些實證研究針對某些刻畫人力資本影響的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驗證。Mankiw，Romer&WeilL把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加入到

Solow模型中去，利用跨國數據檢驗了原Solow模型與加人人力資本之后的Solow模型，發現加入人力資本之后的Solow模型可以很好的描述跨國經濟增長。這個經過改造的Solow模型依然是一個外生增長模型，這就是說，Mankiw，Romer&Weil的研究結果表明外生經濟增長理論也能夠很好地刻畫人力資本的影響；不過，他們在度量人力資本的時候，僅使用了教育指標，未采用健康指標。只采用教育指標來度量人力資本的做法，如同把人力資本狹義地等同于教育，這就有可能低估了人力資本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得出錯誤的研究結論。楊建芳、龔六堂和張慶華利用1985--2000年中國29個省區市的經驗數據分析了人力資本及其各形成要素的影響。他們首先檢驗了加人人力資本的Solow增長模型，發現在僅采用教育指標而忽略健康指標的情況下不能拒絕加入人力資本的Solow模型，但是在兼用教育指標與健康指標的情況下，實證結果表明人力資本的作用太大了，以致于推測出的參數值已經不能滿足新古典生產函數的假定，這就表明加入人力資本的Solow增長模型不能夠恰當地刻畫中國自改革以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在加人人力資本的Solow增長模型中，人力資本僅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進入生產函數，并不影響技術進步，技術進步率依然是外生的。這樣的模型設定雖然重視了人力資本對產出的影響，但是卻會把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存量對產出的影響全部歸功于人力資本積累。然而，根據內生增長理論的論述以及相關的實證研究結果，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存在正的影響；如果設定的模型把人力資本的作用都歸功于人力資本積累，必然會過高估計人力資本積累的作用，從而導致錯誤的參數估計。楊建芳、龔六堂和張慶華構建了一個內生增長模型，把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存量的作用都考慮進去，人力資本既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進入生產函數，又是技術進步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這樣的模型設定既體現了人力資本積累速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又體現了人力資本存量在經濟增長中的功勞。他們在此模型基礎上做實證分析，估計了生產函數的參數，并且分析了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存量以及教育和健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許多實證研究兼用了教育指標和健康指標來度量人力資本，但是直到楊建芳、龔六堂和張慶華才給出教育、健康與人力資本之間的具體構成形式。楊建芳、龔六堂和張慶華在分析教育和健康的微觀經濟效應和宏觀經濟效應以及健康與教育兩者之間相互影。向的關系基礎上，認為教育和健康既非完全替代關系，又非完全互補關系，并設定了人力資本的具體構成形式：教育和健康按照Cobb―Douslas生產技術組合生成人力資本。

三、教育和健康的微觀經濟效應

人力資本的微觀經濟效應是研究個人所擁有的人力資本與個人的勞動生產率、勞動報酬等方面之間的關系。我們在第一部分已經介紹過用于度量人力資本的教育指標和健康指標，其中在微觀層面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教育指標為受教育年限，健康指標包括人體測量變量、發病率、總體健康與功能狀態等。

個人教育收益率反映了個人進行教育投資所獲得的回報，被廣泛采用的個人教育收益率估計方法是Mincer收入函數。Mincer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上，人力資本是決定個人收入的關鍵因素。因為人力資本決定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人力資本擁有量越高的勞動者其勞動生產率一般來說也越高，所以獲得的勞動報酬也就越高。Mincer考慮的人力資本度量指標包括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經驗。他證明，如果接受學校教育惟一的成本是接受教育期間的機會成本，如果增加受教育年限導致收入增加的比例在其一生中保持不變，那么，勞動者收入的自然對數與其個人的受教育年限線性相關，這種線性關系的斜率可以理解為教育投資的個人收益率。持有類似觀點的研究還有Becker與Becker&Chiswick等。

勞動者參加工作以后，其勞動生產率會隨著工作經驗的豐富而提高；但是，隨著個人年齡增大，體能和接受新知識的能力都會下降，勞動者的知識結構不能隨著社會技術進步而及時更新，于是勞動生產率就開始下降了。因此，Mincer在個人收入函數中加入了工作經驗的一次項和平方項，來反映工作經驗對勞動報酬的影響。

Psacharopoulos基于Mincer收入函數，采用OLS回歸方法估計了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教育回報率，發現Mincer收入函數對各國數據都有很高的擬合度，雖然這些國家的教育制度和經濟制度存在著巨大差異；各國的個人教育收益率在0．05---0．15這個范圍內，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稍高于男性。中國從改革開放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個人教育收益率一直都很低，如Maurer―Fazio采用1988年中國城鎮居民收入調查數據，發現中國城鎮職工的個人教育收益率只有2．9％。然而，一些研究發現中國的個人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以后有上升的趨勢。岳昌君在Mincer收入函數的基礎上，對中國城鎮職工的收入影響因素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表明：中國城鎮職工的個人教育收益率從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教育對個人收入的直接影響是顯著的；在目前的學費水平下，高等教育投資的直接教育凈收益是正的，如果再考慮高等教育的間接受益，那么高等教育的總回報可以達到非常高的水平。有關中國個人教育收益率的文獻還有Byron&Manaloto、Zhang&Zhao、Li、陳曉宇等、李實和丁賽等。

個人教育收益率屬于教育的微觀經濟效應，考慮的是個人從教育投資中獲得的貨幣回報；全社會從教育投資中獲得的回報屬于教育的宏觀經濟效應，被稱為社會教育收益率。社會教育收益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個人教育收益率。如果教育存在正的外部性，那么個人教育收益率就不能涵蓋教育投資帶來的全部利益，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教育收益率將高于個人教育收益率。Machlup與Spence注意到，接受教育有可能除了獲得一紙文憑之外，并沒有提高個人的勞動生產率，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教育收益率就會低于個人教育收益率。另外，社會經濟制度也會造成社會教育收益率和個人教育收益率之間的巨大懸殊。Heckman指出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前，中國的工資制度以及許多針對工資設置的限制政策，造成中國勞動力市場扭曲程度很嚴重，致使勞動者的工資反映不出他們所受過的教育對經濟的邊際貢獻，因此，那些基于Mincer收入函數得到的很低的個人教育收益率反映不出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前教育的真正貢獻。Fleisher&Wangt估計中國的社會教育收益率可高達30％或40％，這意味著在90年代初個人教育收益率只反映了教育對社會經濟所做貢獻的1／10。

健康使勞動者工作精力充沛，而疾病卻會導致缺勤率上升。擁有健康不但是勞動者正常工作的保證，而且健康的勞動者工作效率更高。許多微觀經濟研究采用人體測量變量、發病率、總體健康與功能狀態等健康指標，證明健康會影響勞動者的生產率和個人收入。如采用身體特征、營養狀況指標的文獻

有Imminck&Viteri、Wolgemuth，Latham&Hall、Sahn&Alderman、Strauss&Thomas、KnaultSlj、Hass&Brownlietn、Thomas&Frankenberg、與Case，Lubotsky&Paxsontnj等；采用發病率指標的文獻有Sehuhz&Tanselkslj、SmithL、Bradley　et　al與WU等；采用總體健康與功能狀態的指標的文獻有Strauss et al．、Gruber&Hanratty、Mete&Schultz與劉國恩等等。Strauss&Thomas采用美國男性的身體特征指標，發現身高越高的男性和(給定身高)體重越重的男性，他們的薪水也越高。Wu采用發病率指標，發現嚴重疾病會對家庭財富產生負面影響，而且已婚女性病情發作的影響大于已婚男性。Mete&Schultz同時使用自我健康評價指標和功能障礙指標，發現在中國臺灣地區的老年人中，這兩個指標越高的人(即越健康的人)，其勞動力市場參與率也越高。

從上文的敘述可以看出，教育水平和健康狀況，作為決定人力資本的兩個關鍵因素，在微觀層面上影響個人勞動生產率和個人收入水平，在宏觀層面上影響技術進步速度和經濟增長率。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和健康所帶來的好處，不僅包括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報酬的增加、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和DGP增長等直接經濟利益，還包括認知能力、家庭生產和撫育健康孩子等許多家庭福利指標的提高。例如，Glewwet發現(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婦女的受教育程度跟嬰兒的健康水平正相關，跟生育率負相關。如果只將注意力集中于經濟效益上，就會低估教育和健康所帶來的整體效益。

四、教育和健康之間的關系

雖然有研究發現醫療保健費用，甚至收入水平對健康狀況幾乎沒有什么影響，但是大量的實證研究卻發現教育和各種健康指標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即使在控制了收入、種族、職業及其他的個人特征之后，教育和健康之間的這種正相關性依然顯著，并且是高度相關的。Grossman&Kaestner與Grossman有關于這方面的綜述。Kitagawa&Hauser發現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體之間的死亡率都存在顯著差異。此后，很多研究有類似的發現，如Elo&Prestont在控制了很多影響死亡率的因素之后，如收入、種族、婚姻狀況、居住地及出生地等因素，Rogers　et　al在進一步控制了保健服務、保險、吸煙、身體鍛煉、職業及其他因素之后，證明了受教育水平和死亡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教育和健康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是很普遍的，并且相關程度很高。一些研究甚至指出在上個世紀中，美國、英國與歐洲大陸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體之間健康狀況差距擴大了。例如，美國在1960―1986年之間，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的標準化死亡率從5．7％降至2．8％，而同期那些未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死亡率僅從9％降至7．66％。

已有的文獻對教育和健康之間的這種高度相關關系有著不同的解釋。一種觀點認為教育能夠促進健康。Grossman為教育和健康之間的關系建立了一個理論模型，認為受過教育的人會更好地保證和維持健康。①這可能是因為受過教育的人能夠制定較好的保健決策，并且(或者)受過教育的人能夠得到較多關于健康維護的信息，并能夠更好地利用這些信息。認為教育和健康之間存在這種因果聯系的研究還有Berger&Leigh、Sander、LeiSh&Dhir、Goldman&Lakdawalla、Lleras―Muney與Grossman等。

另外一種觀點是反方向的，認為較差的健康狀況導致了較低的受教育水平。一方面，健康的人認知能力更強，并且能夠維持更長時間的腦力勞動，因而學習效率也就更高；另一方面，健康狀況會影響人們在教育上的投資行為。人們能夠從教育投資中獲得多少回報，跟個人的健康狀況及壽命長短有很大關系。健康狀況越好，壽命越長，從教育中獲利就越大。因此，存活概率和壽命預期勢必會影響人們在教育上的投資行為；父母在決定對子女進行教育投資的時候，子女的健康狀況也是他們的考慮因素之一。一些研究發現健康含有很大的外生成分，這些外生成分跟科學知識與技術進步無關。Fries指出基因決定的壽命上限為歲；Preston對預期壽命的變化與收入、卡路里消費量、疾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發現預期壽命變化的大約50％歸因于跟經濟發展無關的“結構性因素”；Soares證明近年來各國死亡率的下降與經濟條件的改善是相互獨立的。因此，可能是健康狀況決定了教育水平和經濟發展，而不是反過來。

此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教育和健康之間的這種聯系不是一種因果關系，而是因為存在一種既影響教育又影響健康的不可觀測的因素，如基因特征或父母的背景等。Fuchs與Farrel&Fuchs發現能力強或貼現率低等這些不可觀測的特征使當事人更傾向于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如較有耐心的人對教育和健康的投資也較多，耐心較小的人對教育和健康的投資也會較少。

當然，這些解釋教育和健康之間的高度相關關系的各種觀點之間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有可能是共存的。

第8篇：保險在微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研究對象；職業發展前景

【前言】隨著經濟建設的全面發展，要求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人才具備極強的綜合人文素養。經濟學是社會人文科學的重要學科，在市場經濟體制不斷深化的新經濟時代無論在經濟建設方面、生產生活方面都將發揮極大的作用。若想在祖國的建設大業中貢獻力量，作為社會主義接班人必須對經濟學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因此，筆者針對“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及其職業發展前景”一題的研究具有現實意義。

一、經濟學概述

（一）經濟學概念

經濟學（economics）是社會人文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針對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人類為謀求進步所從事種種生產經營活動的特殊本質，以及經濟活動中與之相對應的生產關系和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做出的學術研究。經濟活動是人類改造自然使得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實踐，如：生產、交換、配置、消費等。經濟活動必須在一定的經濟規律和經濟關系中進行，經濟關系是指人們在長時間的經濟活動實踐中產生的交錯復雜的關系的總和，在各類經濟關系中最為重要的，發揮最大功能的是生產關系[1]。

（二）經濟學發展歷程

經濟學是與人類從事經濟活動相生相伴的一門科學。人類文明發展到奴隸社會階段，經濟活動開始產生，這一時期古希臘開始出現經濟學萌芽，以色諾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主要代表，針對經濟學開始進行系統分析，如色諾芬的《經濟論》、亞里士多德的商品交換理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理論等。伴隨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封建社會生產關系產生，這一時期經濟學出現了進一步的發展，主要針對農業生產進行經濟討論，政治經濟學理論成熟；歷史的車輪繼續前行，19世紀末期開始，資本主義經濟學開始發展，這一時期，經濟學更加注重對經濟現象的討論和分析，經濟學逐漸脫離政治成為獨立的知識理論體系，20世紀鐘聲敲響之際，經濟學完全取代了政治經濟學，成為了獨立學科。一路走來，經濟學可謂凝結了無數智慧和汗水，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貢獻了杰出力量。

二、經濟學研究對象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廣泛、涉及領域多元化的學科，伴隨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研究對象呈現動態趨勢，若想了解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必須以不同的角度分析，以下筆者針對經濟學產生根源和經濟學形式劃分兩個方面闡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一）基于經濟學根源

經濟學是在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基礎上產生的一門科學，人類在從事任何經濟活動的實踐過程中必然應用相應的資源，經濟資源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但是人的欲望卻是無限的，所以經濟資源的稀缺性和人類的欲望之間出現了矛盾，如果沒有行之有效的指導，這種矛盾將是不可調和的。經濟學的產生可謂為上述矛盾開出一劑良方。針對經濟資源的稀缺性經濟學將生產可能性邊界、生產效率、生產成本和生產機會作為研究核心。同時，資源稀缺性為經濟學帶來了四大研究課題：第一，在經濟活動中需要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第二，利用多少勞動力、多少成本、什么樣的技術進行生產？第三，生產出的產品將會去向何處？第四，在該項生產中將會產生什么樣的經濟價值？根據經濟學產生的根源，以上四大問題是其主要研究對象[2]。

（二）基于經濟學標準

經濟學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可以劃分為不用的部分，如：按照時間標準可以將經濟學劃分為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按照應用的標準會出現政治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但是最為權威的劃分方式是按照經濟學的研究內容進行區分，按照這一標準經濟學可分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和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兩部分。宏觀經濟學將國民經濟總體作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社會總體經濟問題以及經濟變量的總量是怎么決定與變動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在形式上可以總結為“觀林而不觀木”，即學科術語中的“bird's eye”。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作為研究對象，是針對個體經濟單位行為及經濟變量的個量是怎么決定和變化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在形式上可以歸納為“觀木而不觀林”，即學科術語中的“worm's eye”[3]。

三、經濟學職業發展前景

伴隨社會的全面進步，經濟建設如火如荼的發展，經濟學已經成為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學科。因此，經濟學的職業發展前景廣闊。首先，研究經濟學能夠掌握金融相關知識，未來可以在具有商業性質的銀行系統進行發展，如工商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農業發展銀行等，亦可將職業生涯規劃方向著眼于金融機構如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第二，經濟學研究國民經濟總體發展狀況，所以就業范疇可以拓展為各類具有經濟性質的行政單位，如財政、審計、海關等部門。第三，伴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研究經濟學之后可以從事國際經濟與貿易相關方面工作。總而言之，伴隨人類文明的發展，經濟學在未來的職業發展前景相當可觀。

綜上所述，文章首先對經濟學的定義和發展歷程進行了闡述，然后針對論點系統分析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最后根據全新的時代背景和經濟發展形勢，分析了經濟學專業學生的職業發展前景。希望通過本文的討論，能夠引發莘莘學子對經濟學的重視，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經濟學原理和知識，能夠應用經濟學理論解釋我們日常生活實踐中遇到的經濟問題，全面提高自身綜合人文素養，做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接班人。

【經濟學碩士論文參考文獻】：

[1]邱海平，張宇，鄭吉偉，等.中國政治經濟學年度發展報告（2011年）[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2，12（01）：3-65.

[2]周靖祥.改造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深度探析研究與評價之研究[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1（03）：90-107.

第9篇：保險在微觀經濟中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利率 變動 經濟 影響

現如今，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經逐步完善，利率在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日益明顯，在宏觀上能夠維持經濟平衡，同時還有助于提高微觀經濟效率。不僅如此，利率的存在還有利于利益的分配。近年來，央行經常結合國民經濟發展實際狀況，經常對銀行利率做適當調整，通過將利率下調能夠增加社會投資，從而使經濟增長更加快速。而通過上調利率水平，又能夠很好地抑制通脹，從而穩定物價和市場，讓經濟發展更加穩定。為了與市場化改革的要求相互適應，更好地推動經濟發展，我國實行利率政策有利于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現如今，利率正逐步趨于市場化，銀行利率體系也日趨完善化，必將大力促進國民經濟增長。

一、銀行利率變動對投資的影響

利率對投資活動有一定地調節作用，利率不僅僅會影響社會投資規模，其水平及結構變化也會使投資結構發生相應變化。利率往往能夠對宏觀經濟變量起到一定的引導和帶動作用，進而使其發生一定的變化。企業融資成本與利率水平呈正相關，利率增大，融資成本也會相應增大，導致企業融資的意愿和能力大大降低。如果從經濟整體角度來看待的話，就會抑制社會投資，引導資金流向，讓其對生產不斷進行改進和調節，這對國民經濟增長是極為有利的。

二、銀行利率變動對國民儲蓄的影響

利率變動同樣也會對國民儲蓄進行有效調節，從而讓國民儲蓄總量、結構以及形式發生相應變化。

首先，從儲蓄總體角度來看，利息就是人們進行資金存儲所獲得的收益。如果人們收入水平一直穩定狀態，那么利率增大，就會使人們的儲蓄收益增加，也就更有意愿將手中的資金存入銀行以獲取利息收入，增加儲蓄總量，反之亦然。換言之，就是說，在銀行利率較高時將錢存入銀行能夠獲得比較穩定的高收益，這樣人們就會傾向于把錢存在銀行，而不會主動去投資。

其次，從儲蓄結構角度分析，各種投資的利率，如證券、長期金融資產都會對儲蓄結構產生一定影響，一旦短期利率上漲，那么短期金融資產在整個儲蓄結構中的比重就會增加。原因在于短期投資利率上升，導致人們所獲得的短期收益也會增加，人們進行短期投資的意愿也會更加強烈。

最后，從儲蓄形式看，利率變化還會對儲蓄形式造成一定影響。如果利率水平持續上漲，人們更加傾向于通過存款儲蓄的形式盡可能地增加利息收入；而如果利率持續下降，儲蓄的形式可能會變成持幣儲蓄或實物儲蓄，這樣能夠有效降低因利率下降而給人們帶來的不利影響。

三、銀行利率變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利率還能有效調節居民消費行為，同時儲蓄和消費總量也會受到利率的調節作用。利率下降，就是使居民消費成本水平降低，就會使居民消費的意愿更加強烈，從而讓其提高當前消費水平，替代未來消費，刺激內需增長。利率一旦下降，居民儲蓄存款的利息收益水平就會因此降低，導致其收入水平發生變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利率收入效應。而一旦利率上升，其作用剛好與此相反。央行多次進行利率調整，也是根據上述原理作出調整決策的。的來說，由于利率變化引起居民消費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共同作用。

四、銀行利率變動對商業銀行經營的影響

對于商業銀行而言，存貸款業務是其主營業務，那么存貸利差就構成了商業銀行的主要收益來源。因此，商業銀行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利率風險。如果商業銀行吸收存款的利率上升，那么就會增大商業銀行的利率成本。相對應地，如果商業銀行向企業放貸資金時，提高貸款利率，就會增加企業貸款成本，也會使企業違約的可能性增大，導致商業銀行面臨的信貸風險水平因此提高。在銀行收入和支出中，利息的收入和支出往往占據很大比例。所以利率變化影響利息收入支出水平時，就會對銀行營業收入和支出產生影響，最終影響銀行利潤水平。

五、銀行利率變動對保險業的影響

很多壽險品種往往都帶有一定的儲蓄功能，并且預定利率往往都是根據銀行利率水平高低制定的。一旦央行下調銀行利率，假定預定利率未發生任何變化，那么就會使壽險收益水平提高，往往要高于儲蓄收益。但是目前的情況是，只要央行對銀行利率進行下調，那么保險行業的預定利率也會跟著下降，導致壽險品種價格上揚。這樣就會降低人們購買壽險的意愿，對壽險業的長遠是極其不利的。對于壽險而言，其中很多人身保險品種往往都有長期返還性，如人身保險等，其純保費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都是用來提存準備金的，構成保險公司負債，能夠將其進行投資獲取利息收入，為將來給付保險金提供保障。所以說，保險公司未來給付保險金至少要與其負債投資收益水平持平。如果不能及時調整高預定利率的長期返還性保險業務，那么保險公司在償付能力上將會出現問題。對于長期險種而言，往往帶有一定地儲蓄功能，會因利率變動而發生相應變化。一旦銀行利率下降，其預定利率也會隨之下調，不斷弱化其儲蓄功能，收益水平也會降低。就會打擊人們購買長期壽險的意愿，對壽險業務發展來說是一個巨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