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質災害風險普查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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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地質災害風險普查報告范文

那場發生于2008年5月12日的地震，是1949年以來中國破壞性最強、波及范圍最廣、救災難度最大的自然災害。震后的恢復重建也是中國自然巨災中規模空前、難度極高、任務最為艱巨的一次。

2012年1月10日，四川省省長蔣巨峰在該省十一屆人大第五次會議上表示，汶川特大地震災后恢復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

2月24日，四川省常務副省長魏宏在國新辦會上通報，四川納入國家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的29692個項目已完工99％，概算投資8658億元已完成投資99.5％。

同時，納入省重建規劃的12個重災縣和91個一般受災縣的13647個重建項目已基本完成。三年多來，四川全省142個受災縣用于恢復重建和發展重建的資金達到1.7萬億元。

目前沒有完工的極少數項目，主要是受地震次生災害和二次受災影響，或工程量大、建設周期長的項目，以及港澳援助的個別項目。

汶川地震災后重建的全面鋪開，其標志性事件為2008年9月19日，國務院印發的《國家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下稱《重建規劃》）正式文本出臺。

這個《重建規劃》提出了“用三年左右時間完成恢復重建的主要任務，基本生活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達到或超過災前水平”的總體目標。

三年多來，對于這場規模空前的災后重建，各方報道贊譽有加。然而，一些基礎信息，如災后重建的資金需求規模、籌措渠道、投向何處等卻未見完整梳理。

應當承認，重建對災區的社會經濟，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做出了貢獻，民生亦得到相當的改善。

同時，毋庸諱言，在多重因素之下，災區和對口援建政府幾乎成為重建的唯一主體，也成為各級龐大財政資金、信貸資金以及捐款的實際管理者和使用者。

政府主導的重建模式，客觀上也將社會力量和民間資本排除其外，在看到動員和籌資能力強大迅疾的同時，亦當預警可能埋藏下的財政和金融隱患。

直接損失如何認定

回溯至2008年7月12日。震后兩個月，國家汶川地震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史培軍領銜的地震災情評估小組，向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提交了《汶川地震災害范圍評估報告》，并獲得通過。

這份報告根據地震及地質災害造成的死亡和失蹤人員、倒塌房屋、轉移安置人員的數量及比例，以及地震烈度和地質災害危險度等因素，確定了10個極重災區，全部位于四川；確定41個重災區，其中四川29個，甘肅8個，陜西4個；另外還確定186個一般災區。

史培軍在國新辦會上通報，汶川地震共造成直接經濟損失8451.4億元，其中四川占到總損失的91.3％，即7716億元，甘肅占5.8％，陜西占2.9％。

在直接經濟損失中，城鄉居民住房的損失最大，占27.4％；其次為道路、橋梁和其他基礎設施損失，占21.9％；第三類為學校、醫院和其他非住宅用房的損失，占20.4％。這三大類占到了總損失的七成。其他損失則來自工業、服務業、農業、居民財產、土地資源、社會事業、文化遺產、礦山資源、自然保護區等。

據《財經》記者了解，各受災省區政府2008年8月初上報的災害評估報告中，因災直接損失總數為11948.1億元，這一數據高于最終的國家評估，其中四川11109.9億元，甘肅593.5億元，陜西244.7億元。

對于國家和地方災評數據的差距，四川省一極重災區的官員解釋：“我們上報的各項損失數據，比如民房倒塌的數據，基本都被國家采納了。差距源于不同的評估方法。”

國家災情評估組主要采用的是成本概算法。比如地方上報的農村房屋的倒塌、受損間數，按平均每間15平方米概算倒損房屋總面積，同時依據2006年農業普查數據，按每平方米鋼混結構房屋、磚混結構房屋平均800元、竹草土坯房300元進行估算，對于一般損壞房屋按每間1000元估算；對于城市房屋損失，則將房屋分為鋼混結構和非鋼混結構，每平方米鋼混結構定價為1200元，非鋼混結構則為800元；針對非房屋部分損失評估，則按照綜合災情指數和因災損失量兩個變量進行分析，最終得出綜合數據。

地震發生后，由于時間和人力所限，地方政府上報的統計數據難以做到準確、客觀。

比如，北川縣在地震后又相繼發生堰塞湖、泥石流次生災害，全縣皆忙于救災，而且地震中政府單位人員傷亡較大，短期內做不到充分調研。權衡之下，國家評估組采用的成本概算法，相對科學。

評估組的具體評估方式為，根據各省政府提交的損失報告和統一填報的“地震災害損失統計報表”，依據國家各部門專業人員、工作組赴災區的樣板調查報告，并利用遙感資料，以及民政部、中國地震局、地震專家委員會確定的“綜合災情指數”，制定了一套詳細表格，分成13大類、25個指標、229項要素進行統計。

史培軍稱，“經過再三核實，最終確定直接經濟損失――8451.4億元。”

萬億重建規劃依據

基于這一災損數據，2008年8月12日，國家發改委牽頭45個國家部委和災區省級政府共同制定了《國家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公開征求意見稿）》（下稱《重建規劃》）。隨后略加修改，9月19日由國務院印發。

《重建規劃》提出，將10個極重災區和41個重災區，納入國家統一重建規劃中。其重建資金可從多種渠道獲得，其中由國家出資的中央基金約占30％，其余部分則依靠對口援建、地方政府配套、自籌以及社會募集、資本市場融資、國外優惠緊急貸款和信貸資金等渠道籌集。

地震專家委員會針對重建初步投入估算后，得出的結論是：恢復重建不僅是簡單恢復，需要提高建筑的抗震標準和企業的技術水平，還要考慮到物價上漲的因素，因此重建成本要高于地震的直接損失。最終，對重建資金作出了較直接經濟損失提高約20％的估算。

根據這一思路，《重建規劃》提出“恢復重建總需求，經測算約為1萬億元”。根據國家發改委的解釋，這個數字是根據先期的災害損失統計，分成城鄉住房、城鎮建設、農村建設、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產業重建、防災減災、生態環境和精神家園等九個類別的恢復重建，進行不同比例投資測算最終得出的。

至此，萬億元重建規劃正式出爐。至2009年5月，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出臺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即包括這1萬億元重建資金。

作為最主要的受災地區，四川省被納入國家統一規劃的重建項目資金為8658億元，但該省顯然并不滿足于這個資金規模。

2008年9月，時任四川省副省長的黃小祥多次表示，包括國家規劃之外的重建項目，四川省災后重建需要投入的資金為1.67萬億元。2009年3月，這一數字提高到約1.7萬億元。

四川省省長蔣巨峰在同年的全國“兩會”上表示，除去中央財政資金、省級財政資金、對口援建資金及社會捐款，四川省災后重建存在1.3萬億元的巨額資金缺口。巨額投入的背后，是四川省將最初的“恢復性重建”，逐漸升級為“發展性重建”“跨越式重建”，即所謂“原地起立、發展起跳”的重建戰略。

類似的擴大重建規模之舉，在四川之外的災區也有類似。

針對資金債務和缺口問題，以及項目建成后的運行管理難題，三年災后重建進入尾聲時，四川省曾編制《災區發展振興規劃》（下稱《振興規劃》），并試圖將其納入到國家層面。2011年5月，國家發改委正式批復《振興規劃》，同意由四川省實施此項規劃，后者試圖從中央獲得資金支持的計劃未果。

“發展遇到的問題，最終需由地方政府自行來解決了。”一位災區發改局局長說。

信貸“限時優惠”

僅從國家規劃的8658億元資金需求來看，其來源包括：中央財政下撥的四川省恢復重建包干基金2203億元；18個對口援建省市的援建資金約805.13億元；香港、澳門特區援助資金折合人民幣約130億元；特殊黨費捐贈80億元；社會捐贈資金201億元。

由此推算，有超過5200億元的資金需要四川自籌。這一數字相當于2007年四川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850億元的6倍有余。

而自籌渠道首先是調整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壓縮公用經費支出、整合各類專項資金，由此籌集了400多億元。

另一個最主要的資金來源就是銀行信貸。為增加災區信貸供給，監管層對四川省部分銀行機構在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比、信貸額度、新機構設立等方面提供了“限時優惠”。

在2008年－2009年，各大銀行在災區的分支機構往往從總行獲得了“不受限制的額度”，監管部門對此也實行“單列管理”，以鼓勵銀行放貸。隨著2010年宏觀調控政策收緊，各銀行也隨之收縮了災區信貸業務。

“大災剛過，我們確實沖了一段時間，但也由于網點未深入縣域，所以發放的貸款集中在大中型企業中，”四川當地一家主要商業銀行負責人說，“這些貸款多為一年至三年的中短期貸款，現在額度緊張，災區業務已經非常少了。”

據這位負責人介紹，災區重建貸款已經到了回收尾聲階段，而繼續發放的貸款也不再帶有“災后重建”的標簽。

不僅額度優惠已經收尾，包括存款準備金率等方面的優待也逐漸淡出。

自2010年以來，中國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大型銀行此指標一度達到歷史高位的21.5％，但災區各銀行機構基本維持9％的超低比率。這是央行第一次在存準率上對地方信貸進行傾斜。據央行測算，僅此項政策，便可為災區增加資金供給404億元。但自2011年7月開始，央行對災區銀行機構分六次將存準率逐步恢復到18.5％的行業平均水平。

此外，在金融機構網點建設上，監管層也一度“特事特辦”，增加災區“名額”，此舉恰好符合此前地方金融機構異地擴張的期待。但由于極重災區和重災區多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增加的名額多被用做向經濟發達地區擴張，并未緩解災區銀行分支機構稀少的狀況，再加上各銀行機構又在地震中受到不同程度損失，其對災區的資金支持能力進一步被削弱。

在銀監會放寬銀行在災區新設分支機構限制三年后，災區金融網點的數量也僅與震前持平。

重建資金的另一項來源是發行地方債。2009年3月，財政部發行全國地方債2000億元，四川省獲得其中9％，計180億元。

而在一些國家災后重建中作用明顯的保險資金，在四川災后重建中的作用幾乎可忽略不計。

根據此前四川保監局通報的數據，該省共接到涉及汶川地震的保險報案30多萬件，其中有效報案23.6萬件，僅支付賠款20余億元。

巨量貸款風險

顯然，銀行信貸構成四川重建資金的重要來源。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統計，至2011年9月底重建三周年之際，四川全省金融機構累計發放災后恢復重建貸款4336.6億元。其中，國開行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提供了約七成的災后重建貸款。

大災之后，“限時優惠”的確迅速加大了災區重建資金供給。但與此同時，巨量信貸的快速投放，也使風險隨之而來。

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原副院長馮俏彬曾帶領團隊，對四川災后重建展開調研。

他們發現，災區各級政府事實上是大部分信貸資金的真實貸款者，這種狀況可能的后果之一是，地方政府債務累積額趨大，而對于提供貸款的銀行機構，則要承擔對等的風險。

國開行四川省分行人士介紹，截至2011年5月底，該行災后重建項目貸款余額535.96億元，其中政府性融資平臺余額為463.91億元，占比高達86.56％。

從2011年起，監管機構對地方融資平臺進行了全面清理整頓。

比如，銀監會要求，在滿足“現金流全覆蓋”“定性一致”和“三方簽字”原則后，平臺貸款才可轉為一般性公司貸款，并按照商業化運作，才有機會獲得貸款展期以及新增貸款。在這樣的要求下，除了部分符合條件的收費公路和保障性住房項目，其他融資平臺貸款已受到嚴格限制，展期和借新還舊幾無可能。

此外，銀監會對平臺貸款還本付息作出規定，要求“嚴格按照每半年一次償還貸款本息”，這對部分尚未產生現金流或是現金流不足的項目造成很大壓力。加之此前銀監會推動“三個辦法、一個指引”貸款新規，貸款方試圖通過騰挪貸款資金來滿足現金流需求已幾無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尚未完成認定和劃轉的地方融資平臺面臨貸款停止發放的問題，可能形成“半拉子工程”，這給存量貸款本息回收會帶來一定影響。而銀監會方面曾表示，“預期銀行業不良率增長2個－3個百分點。”

隨著平臺貸款償還的首個高峰到來，各銀行也將面臨第一重考驗。對于地震災區而言，相當部分的貸款被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短時間內難以獲得收益，還款壓力可能隨之放大。

人民銀行成都分行官員還認為，另一個主要的信貸風險來自農房重建貸款。此前災區對農房重建資金的籌集采取“農民自籌、政府補助、銀行借貸”拼盤解決方案，但因為農房重建集中在地震的極重災區和重災區，農戶本身在地震中損失慘重，還款能力孱弱。

馮俏彬告訴《財經》記者，根據他們的調研，因為“項目小、贏利少、風險大，再加上受災農戶收入不穩定，無法辦理產權證或土地證作為抵押等原因”，商業銀行對農房重建貸款“避之唯恐不及”。在各家銀行中，僅農業銀行和郵儲銀行提供了農房重建貸款5％，其他商業銀行干脆沒有參與。因此，農村信用合作社成為了發放農房重建貸款的主體。

一項2011年的統計顯示，四川全省農信社已累計發放農房重建貸款156.7億元，支持69.2萬戶受災農戶重建家園，發放的戶數和金額分別占全省金融機構的95％和93.4％。

但是農信系統本身控制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就比較差，再加上四川農信社系統有165個營業網點在地震中倒塌，2986個營業網點受損，財產損失44.3億元，亦使其抗風險能力更加脆弱。

四川省各級政府還成立了多個擔保基金，總額40億元。但政府的強力推動和事實擔保，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央行成都分行一份題為《關于城鄉住房災后重建金融支持工作情況的匯報》（下稱《匯報》）中談道：“據金融機構反映，（2009年）6月以來，綿陽、德陽、廣元等地部分貸款農戶還款意愿下降，貸款欠息有所增加。”

四川省財政系統一名官員則告訴《財經》記者，無論是災后重建的貸款，還是其他地方債，“其實無需多慮，因為這些可以用時間來慢慢消化；實在消化不了的，還有中央政府和中央財政最后來兜底埋單”。“受災后，很多人把貸款看成了‘免費午餐’，”一位四川當地銀行人士說，“雖然簽訂了貸款合同，但是最后不了了之。”

《匯報》提示，截至2009年7月末，四川35個重災縣農信社平均不良貸款率21.08％，比全省農信社平均水平高5.63個百分點，比全省金融機構平均水平高14個百分點。

不平衡的投資

在重建資金的投向方面，依據《重建規劃》共分為城鄉住房、城鎮體系、農村建設等九大領域。其中，城鄉住房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資金最多，兩者相加幾乎占到了總投資的一半。

四川省常務副省長魏宏此前通報，重建三年多時間，四川解決了540多萬戶、1200多萬城鄉居民的住房問題。

而在基礎設施中，交通恢復重建項目是重點，總投資約為1220億元。這些項目包括六條高速公路，成綿樂城際鐵路、成蘭鐵路等。截至2011年9月30日，這些項目皆完成投資95％以上。

與基礎設施建設相比，九大重建領域中的生態環境、防災減災和精神家園等排在最后，其投入總額僅占全部投資的5％。

具體到各災區縣，資金的分配情況亦類似。如茂縣，其防災減災規劃投資5.29億元、生態恢復規劃投資8.56億元、精神家園規劃投資5500萬元，三項總計14.4億元，只占到重建規劃總投資155.62億元的9.25％。

而這三個領域不僅所占資金份額很小，且投資進度最為緩慢。防災減災及生態環境整治項目的比重較小、進度較慢，可能一定程度上與震后災區地質災害頻繁互為因果。震后三年多，汶川、北川、青川、綿竹等極重災區，地質災害依舊頻繁發生。

在各重建投資項目中，包括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出現了財政資金、對口援建資金、社會捐贈資金和特殊黨費“扎堆”的現象。顯然重建資金的配置存在效率偏差。

在地震中被媒體和輿論廣泛關注的幾所中學，在災后重建中尤其被看重。都江堰市八一聚源中學，由投資1.33億元建設；茂縣中學，由山西援建，投資1.877億元；廣東援建的汶川縣第一中學，投資更達到了2.7億元。這些學校最后建成的硬件設備，部分超過了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水平。而投資接近2億元的新北川中學，設計可以容納5000名學生，實際只能招到3000余人。

在同樣擁有一流硬件設施的阿壩州茂縣醫院，一位官員稱，“（我們縣）醫院里的設備肯定是第一流的，且大大超過援建省山西自己的水平。可這醫院里既沒有相應的醫療軟件，醫護人員也不懂得如何操作使用，所以建好后，很多設備就‘擺’在那里。”

這些新修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對當地來說，其后續運行和維護的成本負擔也頗重。

茂縣曾做過測算，全縣的學校、醫院及辦公樓等設施的日常運營及維護，每年要新增兩三千萬元成本。未來這些要依靠當地的財政收入承擔。

茂縣一位官員稱，在地震之前，該縣每年轉移支付資金2億余元。地震后，受益于大量重建工程帶來的“建安營業稅”等稅收的增加，茂縣一般預算財政收入持續增長，2011年達到1.4億元。但由于重建結束，2012年財政收入可能隨之下滑。

茂縣并非個別情況。

一份汶川縣的匯報材料稱，該縣災后重建項目的運行經費大幅度增長，如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社會保障、市政設施等，因為“建設超前、管理提升、費用增大”，每年新增運行經費2.02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