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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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范文

[關鍵詞]人口素質 經濟發展 主成分分析法 實證分析SPSS軟件

一、引言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就業人口素質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并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本文立足于對就業人口素質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得出其間有較強的正相關性。因此，政府在加快經濟建設過程的同時要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使社會進入人口素質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提升人口素質的良性循環中。

二、研究現狀

國內外對人口素質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主要有兩大方向。

第一，對人口素質定量分析的研究。屈云龍和許燕(2010)在借鑒“人口素質指數”（PQLI）三大指標的基礎上，將人口素質劃分為身體素質、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素質三大方面，并在每個方面中給出了具體的統計指標。然后用主成因分析法計算和分析了江蘇省的人口素質，結果發現各省轄市人口素質發展狀況存在明顯差異。肖周燕(2007)將人口素質分為身體素質水平、文化素質水平、勞動技能素質水平和道德素質水平四個方面，并確定了各個方面的具體指標。在此基礎上，用AHP（層次分析法）評價人口素質水平。張強和錢建明(1993)選用標準化總死亡率、嬰兒死亡率、12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及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四個指標，用多維標度法評價了我國10個少數民族的人口素質。錢金平(2001)選取了平均壽命、維爾威克指數、智商、非殘疾比重，6歲及以上人員大學、中學、非文盲比重等7個指標及其權值分配方案，運用灰色系統理論方法，綜合定量評價了人口素質。張強，張霜紅，錢建明和張菊英(2003)選取了出生時預期壽命、人均工農業產值、嬰兒死亡率、生育率、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等5個指標，利用灰關聯聚類法對我國14個主要少數民族的人口素質進行了聚類分析和評價，并探討了此方法的特點和效果。

第二，對人口素質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沈百福和杜曉利從人均受教育年限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各級教育的人口比例與經濟發展水平兩個角度考查了人口素質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張邦輝,譚偉和鄧淼從人力資本角度，運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了中國各地區不同年份的勞動力受教育狀況，并用聚類和線性回歸法分析了近20多年來中國各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宋光輝[通過關注研究教育與經濟增長作用的重要文獻,發現對教育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認識經歷了四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的重視階段，70年代的爭論和置疑階段，80年代的理性回歸階段和90年代以來的重拾信心階段。程前昌依據1994年~2006年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文化素質的統計資料，選取人均GDP和接受過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作為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質的衡量指標，對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文化素質進行相關分析。黃春燕運用SPSS軟件對人口素質指數EDI和GDP進行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求得GDP增長的預測模型。

三、我國人口素質的實證分析

1.人口素質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在本文中，筆者把人口素質劃分為身體素質、文化素質與勞動技能素質三個方面，在每個方面中，選取了具體的統計指標，最終構建了我國人口素質的綜合評價體系，如圖1所示。

(1)身體素質評價指標體系。身體素質是人口素質的最基本方面，它嚴重影響著其他各方面素質的提高。在對人口身體素質的衡量中，筆者選取了嬰兒死亡率（‰）（x1）、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x2）、勞動年齡人口比例（%）（x3）、傳染病發病率（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發病率）（1/10萬）（x4）、患病死亡率（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病死率）（%）（x5）這五個指標構建了身體素質評價指標體系。這5個指標的數據都來自于《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2)文化素質評價指標體系。筆者選取了大學毛入學率（%）（x6）、未上過小學的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x7）、每十萬人在校大學生人數（x8）和人均受教育年限（x9）這四個具體指標來綜合評價人口文化素質。其中，x6的數據來自于《中國教育統計年鑒》，x7和x8的具體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x9的數據由《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的數據計算而得。

(3)勞動技能素質評價指標體系。勞動技能素質的高低決定了一個國家生產效率的高低，嚴重影響著這個國家的技術水平和綜合競爭力。本文選取了每千人從事研究與發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單位：萬人年）（x10）、每萬人專利批準申請量（國內專利申請授權數）（x11）和從業中大中專及以上人口比例（%）（x12）來綜合評價我國的勞動技能素質水平。其中，x10和x11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x12的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口統計年鑒》。

2.我國人口素質水平的主成分分析。本文選取的一些數據不是比率數據，首先利用SPSS17.0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接著對標準化的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經過KMO與巴特利特球形檢驗得到，KMO為0.629，Bartlett球形檢驗統計值為386.465，自由度為66，p值為0.000，這說明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運用SPSS17.0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如表1所示。在此，根據以下兩個標準提取公共因子：第一，特征值大于1；第二，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0%。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個公共因子的特征值為10.705，遠大于1，且它的累計方差貢獻率為89.212%，大于80%的標準。據此，可以認為第一個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變量的變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為1個。

表2為因子載荷矩陣，它能夠說明提取的公共因子在各變量上的載荷。從表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對所有變量都有載荷，且載荷絕對值大多數都大于0.9，這說明提取的主成分從各個方面綜合衡量了我國的人口素質，代表了我國的人口素質狀況，因此將提取的主成分命名為“人口素質綜合因子”。

因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個，所以這個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綜合得分，綜合得分如表3所示。

四、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實證分析

1.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在本文中，選取人均GDP（y1）、貨幣供給量（y2）、中國歷年人均收入水平（美元）（y3）、財政收入（萬元）（y4）、進出口差額（億美元）（y5）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億元）（y6）來綜合衡量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其中，y1、y2、y4、y5和y6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y3的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統計年鑒》。

2.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

首先用SPSS17.0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接著對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經過KMO與巴特利特球形檢驗得到，KMO為0.659，Bartlett球形檢驗統計值為260.088，自由度為15，p值為0.000，這說明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運用SPSS17.0進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和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0%為標準提取公共因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如表4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第一個公共因子的特征值為5.784，遠大于1，且它的累計方差貢獻率為96.407%。據此，可以認為第一個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變量的變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為1個。

從表5的因子載荷矩陣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對所有變量都有載荷，且在六個變量上的載荷值都大于0.9，這說明提取的主成分綜合反映了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將提取的主成分命名為“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

注：Zscore(人均GDP)表示人均GDP的標準化值，其余類似。

同樣，因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個，所以這個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綜合得分，綜合得分如表3所示。

五、我國人口素質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實證分析

現在分析我國人口素質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從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對人口素質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中，我們都分別提取了一個主成分，且這個主成分綜合評價了我國的人口素質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在這里用“人口素質綜合因子”和“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來代表我國的人口素質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作出人口素質水平綜合因子得分與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得分的走勢圖，發現二者都具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運用SPSS17.0對人口素質綜合因子和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出兩者的Pearson系數為0.956，雙側顯著性水平為0.000，在時通過檢驗，具有統計學意義。因此可知，二者具有高度相關性，可以進行回歸分析。

做出人口素質綜合因子和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的散點圖，如圖3所示。從圖上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明顯的線性關系，因此要對它們作線性回歸分析。為了簡便起見，用ECOD表示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用PQL表示人口素質綜合因子。設二者的回歸方程為

用EVIEWS6.0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二者的回歸方程式為

Std. （0.0888） （0.0853）

在此回歸方程中，， ，這說明回歸方程的擬合程度較好，此回歸模型是可信的。

通過分析以上回歸模型可以得知，我國人口素質水平對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人口素質綜合因子每增加一個單位，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增加0.9557個單位。因此，我國應該大力提高人口素質，以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六、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人口素質的提高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人口素質又由身體素質、文化素質以及勞動技能素質構成，因此，我們可以從這三個方面為中國經濟更好的發展提供以下幾條政策建議。

1.身體素質方面。身體素質的提高依賴于兩個方面，一是提高國家醫療水平，二是加強國民體育鍛煉。因此政府應該從這兩個方面著手，在醫療方面積極鼓勵新藥研發，改革醫院現存的各種弊制，讓人民群眾都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在國民體育鍛煉方面，政府應該加大對居民區體育設施的投資建設，深入促進國家體育事業的發展，并以提升國民整體身體素質為最終目的。

2.文化素質方面。文化素質的提高依賴于教育的繼續深入擴展，因此，政府應該繼續堅持中國教育的擴展政策，促進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同時重視教育分配問題，一是合理調整三級教育投入比，二是縮小城鄉、地區、群體之間的受教育程度差距，重點在于調整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教育政策的偏向。

3.勞動技能素質方面。勞動技能素質的提高依賴于受高程度教育者的產出提高。因此，政府應該用政策鼓勵科研活動，在科研環境方面，支持學者潛心鉆研學術，調整科研經費分配體制，著重培養思想活躍的年輕人；在科研體制方面，引入以支持人為主的科研支持方式，為科研者特別是青年科研者提供良好的科研條件，同時逐步完善《專利法》、《知識產權法》等法律。

參考文獻：

[1]屈云龍,許燕.主成分分析法在人口素質評價中的應用——以江蘇省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2):56-61

[2]肖周燕.AHP法在人口素質評價中的應用研究[J].西北人口,2007(1):7-10

[3]張強,錢建明.用多維標度法評價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素質[J].中國衛生統計,1993(6):1-4

[4]錢金平.人口素質灰色綜合評價方法的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01(3):66-69

[5]張強,張霜紅,錢建明,張菊英.用灰關聯聚類法評價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素質[J].現代預防醫學,2003(5)

[6]沈百福,杜曉利.人口文化素質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分析[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4,2(1):57-62

[7]張邦輝,譚偉,鄧淼.從人力資本角度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對區域收入差異的影響[J].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2007,30(3):126-129

[8]宋光輝.關于教育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簡要述評[J].人口與經濟,2005(6):61-65

[9]程前昌.人口文化素質與經濟發展水平的互動關系[J].資源環境與發展,2009(1):15-21

第2篇：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范文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實證分析

科學合理地利用外資，發揮其對經濟全方位的帶動效應，是一個地區實現快速發展的重要途徑。改革開放以來，大連市不斷改善投資環境，積極開展招商引資。2009年，大連利用外資對推動經濟發展、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對外開放都起到積極作用。一是利用外資水平進一步提高，拉動經濟快速發展；二是“走出去”戰略加快實施；三是服務外包產業迅速發展。通過大力利用外資，一方面提升了經濟綜合實力，擴大了對外開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全市其他企業應對挑戰的能力，為其走向國際市場提供了示范作用。

一、外商直接投資（FDI）對經濟發展影響的分析

本文選取2000年至2009年大連市引進的FDI和GDP年度數據為樣本。FDI數值按當年美元與人民幣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

由表中數據可以得出：可比增長141.6%，原口徑為30.04億美元，增長36.4%。

下面采用計量經濟模型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關系作深入地研究，運用統計分析軟件Eviews5.1，檢驗可知GDP與FDI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96，說明兩者有較強的相關性，即大連市吸收和實際利用外資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

為研究GDP與FDI具體的相關關系，需建立兩者的回歸方程，為了消除可能的異方差，對GDP與FDI兩個變量取自然對數，得出新的變量序列，分別記為LNGDP和LNFDI。為防止回歸方程出現偽回歸現象，我們以下將做協整檢驗，以保證方程的有效性。

為了避免對非平穩時間序列進行回歸時造成虛假回歸等問題，需要在回歸分析之前進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表2為各變量的原序列與一、二階差分的平穩性檢驗結果。

檢驗表明：LNGDP、LNFDI在α=10％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非平穩序列，一階差分后的序列LNGDP、LNFDI在α=10％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非平穩序列，二階差分后的序列LNGDP、LNFDI在α=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平穩序列，即為二階單整序列。可以對兩個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進行下一步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的前提是如果兩個變量都是單整變量，只有當它們的單整階相同時，才可能協整。當兩個變量協整時，則它們之間存在著一個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反之，當兩個變量不是協整的，則它們之間就不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由表2的檢驗結果可知LNGDP與LNFDI同階。下面對LNGDP與LNFDI是否協整做進一步檢驗，若二者協整表明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若不協整則不能證明他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

下面對LNGDP與LNFDI用OLS方法做回歸。

LNGDP=5.43+0.064LNFDI

（12.96） （8.90）

R2=0.91 ADR2=0.89 F=79.23DW=1.76

設e為LNGDP與LNFDI回歸模型的殘差，下面對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

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殘差e在5%臨界值水平下為平穩序列。即LNGDP，LNFDI為（2，2）階協整，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檢驗結果及分析：從回歸方程的數據可以看出，2000―2009年大連市FDI每增長1%，帶動GDP平均增長0.064%，外商直接投資對大連市經濟發展的作用是積極的、顯著的。康書隆在《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的動態影響》一文中用變參數模型分析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2000―2009年我國FDI對GDP的拉動作用是比較穩定的，大體上FDI每增長1%，將帶動GDP增長0.0257%～0.0278%。與全國相比，大連市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效果是明顯的，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大連市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二、結論

大連市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長期均衡趨勢，二者相互影響。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引入促進了大連市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大連市快速的經濟發展及不斷優化的投資環境又進一步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資，從而形成經濟發展與外商直接投資互動的大好局面。盡管現在很多外界人士認為中國外商直接投資過熱，但從大連市的經濟狀況來看，外商直接投資仍是大連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對大連市產業結構升級、對外貿易發展及就業均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因此，大連市應積極采取措施，繼續完善各項規章制度和管理體制，進一步改善大連市的投資環境，提高吸收外資的質量和水平，以最大的限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繼續保持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大好局面。

1、發揮后發優勢，加大引資力度，注重外資的產業流向，引導外資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擁有技術落后的后發優勢。改革開放之后，我國一度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生產線來努力縮短與西方國家技術上的差距，但是引進的技術一般都是發達國家落后的技術，即使有先進的技術往往也難以消化吸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不明顯，而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引進技術，則可以消除技術貿易的某些弊端。同時隨著技術的轉移，與技術配套的資金供應、技術吸收能力、市場開拓能力和相應的管理知識，以及進一步的技術開發能力或新技術提供能力，都會隨之進入，為我們獨立研發新技術打下基礎。不可否認，外商直接投資同樣存在負面影響，由于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贏利，可能出現壟斷某一行業、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等問題，這就需要注重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向，引導外資向經濟持續發展所需要的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

2、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資本存量，最大限度地發揮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要消化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先進技術，必須有足夠多的人力資本存量，特別是高技術人才，這也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途徑。這部分由于勞動投入推動經濟發展的增量可以歸結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由于高技術人才的增加，帶動了大連市企業科研能力的提高，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打下了基礎；另一部分是由于高技術人才進入了外資企業，學到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通過人才流動，這些技術和經驗流入了本國企業，改造了那里落后的技術和經營模式，使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

3、保持大連市場的充分競爭性，最大限度促進外商進行技術轉移

外商投資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追求高利潤，而壟斷能夠帶來高利潤，因此，外資企業只要壟斷了高技術，生產出獨一無二的好產品，就可以在市場上賣出好價錢，賺取高額的壟斷利潤，在這種情況下，根本就不可能有技術轉移，因為技術轉移就意味著壟斷利潤的消失。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是保持大連市場的充分競爭性，從根源上杜絕壟斷行為的發生。首先，為國內企業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2010年12月1日起，我國統一了內外資企業與個人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制度。至此，內外資企業稅費征收制度實現了全面統一，改革開放以來給予外資企業的稅收政策優惠由此宣告結束，實現了內外資企業稅收制度的完全一致，有利于營造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目前內外資企業地位平等，內資企業可以從多繳的所得稅中拿出一部分作為R&D投入，提高生產率和技術水平，與外資企業展開競爭。其次，在同一行業中引入多家外商，形成外商之間的競爭局面，比如中國的手機行業，全世界各大手機廠商基本上都在中國投資設廠，客觀上造成了技術溢出，使得我們自己的企業也能生產出技術含量很高的產品，并對其他國家形成出口。

【參考文獻】

[1] 趙晉平：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第3篇：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范文

關鍵詞：知識經濟 順德產業 結構調整及發展。

當今世界已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隨著知識創新的日益重要，建立和發展國家創新體系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出現了經濟的知識化的趨勢；同時，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制度、組織、管理創新，依靠科技進步，出現了經濟的知識化的趨勢。這兩種趨勢的結合，就是知識經濟。這兩種趨勢已經并將繼續給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帶來深遠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順德經濟一直處于全國“百強縣”之首，在全球知識經濟背景下，順德將會出現什么樣的發展趨勢，政府將如何應對，是我們所關心并值得討論的問題。

1順德經濟增長推動產業結構趨于基本合理。

順德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總量及增長速度已經位居全國前列。順德經濟增長使居民整體消費結構向“小康型”和“寬裕型”轉變，最終推動了順德產業結構的變化。資料分析表明，順德產業結構中三大產業占GDP份額比較合理（按聯合國規定三大產業中的第一產業以農業為主，第二產業以制造業為主，第三產業以服務業為主）。順德的產業已從傳統的農業產業向第二產業即制造業和第三產業即服務業轉移。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夫的研究指出：經濟增長會導致產業結構發生變化，基本趨勢是隨著GDP的增長，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下降，第二、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經過多年來各國發展實踐也證實了這一結論，國際上稱為發展的“一般模式”。

從順德三十年的發展現實，可以說順德與世界各工業化國家產業結構的變化規律和發展趨勢的“一般模式”基本吻合。

與國內其他地區相比較，順德產業結構是比較先進合理的。特別是順德近年來大力實施“三三三”龍頭企業發展戰略和產品標準化戰略，優化和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培養和扶植新的經濟增長點，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加快工業園區的經濟建設，提升工業經濟發展質量，使順德工業經濟呈現高增長態勢，各項主要經濟指標明顯上升。工業企業增加值、工業總產值增速加快，龍頭企業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一批中小企業迅速成長壯大，規模企業、園區經濟的迅速發展，雖外貿出口增勢減緩，但內需擴大，原材料、能源緊張的矛盾有所緩解。

2順德的區位和產業優勢。

順德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面積806.15平方公里，靠近廣州、深圳、珠海等大中城市，毗鄰港澳，信息靈通，對外經濟交往便利。車流、人流、物流、貨流極為巨大，成為人、物匯集中心和集散地，成為溝通國內外的橋梁，具有相當優越的區位及交通環境。這些條件，已經為大市場、大流通創造了公平競爭的經商環境，吸引著中外投資者。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外，順德在規模經濟、品牌、技術、產業、全球化環境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色。目前順德逐步形成了以日用家電、家具、鋼材、紡織、服裝、塑料等制造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

日用家電產業是順德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在全國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順德大力倡導“發展規模經濟，創國際品牌”戰略方針的指引下，順德已有一批名牌在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在國內外都享有盛名。順德家電制造業著名商標和名牌產品總數量居全國縣級區域之首。目前，順德家電制造業共有6個“中國馳名商標”，分別是科龍、格蘭仕、美的、容聲、萬和以及萬家樂；19個產品被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認定為“中國名牌”。順德是家電制造業人才的聚集地和家電技術研發的前沿陣地。近500家大中型企業設置了科研機構，這些機構與國內及國際家電頂尖科研機構和著名高等院校掛鉤合作。順德是中國本土和國際家電產業零部件生產供應大本營和OEM基地。從制冷壓縮機、微電腦控制器、磁控管等核心部件，到結構簡單的五金配件，順德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家電產業鏈。順德家電企業的發展足跡由順德逐漸走向全國，走向世界。順德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家在企業發展壯大過程中，已逐步被世界認知和稱道。例如美的集團總裁何享健、格蘭仕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梁慶德兩人均榮獲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教授命名的首批世界經理人成就獎，標志著順德企業家正加速融入世界國際化的征程。

通過以上分析，順德已經進入了知識經濟圈，并融入世界一體化經濟中。在此基礎上，順德比國內其它地區更快地將其經濟活動范圍擴展到全世界，與國外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國際貿易日趨增多，與世界各國經濟間的相互影響不斷加強。由此引起的順德的對外貿易比重和經濟增長不斷增加，這將吸引更多的豐富資源和優秀勞動力涌入。從這個方面來看，順德在知識經濟時代比其它地區經濟發展更具有先天優勢。

3知識經濟時代，順德產業結構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短時間內順德經濟會有一定的增長潛力，但隨著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相融合的進程逐步加快，全面充分地建立世界自由市場體系，實行國家間貿易平等、自由，按照新的國際準則辦事，那些受政策保護而獲得國內外市場份額的企業將面臨在WTO下減少和消除非關稅壁壘下外國企業進入本國市場的沖擊，除此之外，那些由國有企業獨家壟斷的領域和創造的利潤，隨著外國企業的進入，它們將受到嚴峻的挑戰。總之，全世界新一輪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發展及資源、市場、人才等全球性競爭格局的出現，對順德各企業來說，決不能掉以輕心。 1與全球相比，順德產業結構的不平衡性。

與國內各地區相比，順德產業結構還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如果把比較標準和全球相比時，我們可以發現順德與國際之間存在著一定差異。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的研究資料：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4000美元左右的國家，三大產業占總產值比重為9：37：53（《世界發展報告》1997經濟出版社），而順德是8.6：53.7：37.7。將這二組資料和數字比較后發現，發達國家與順德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正好顛倒過來了，表現出順德三大產業結構的不平衡性，順德第三產業發展比較滯后。這種不平衡性也可以從勞動力在三大產業就業結構的數據中得出同樣的結論，即1999年勞動力分布比例為43：

33：24，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為接近的國家為30：28：42。

中國加入WTO后，外界環境將發生極大的改變，進入國際經濟一體化將沒有任何條件限制了。那時，由于我們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給外國企業留下了很大的市場空間，他們將會強占市場，構成對我們的威脅，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大規模進入，我們將面臨的挑戰將更一步加劇。因此，從長期戰略觀點來考慮，順德應加強第三產業的建設和投入。 2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努力開拓新興行業。

在知識經濟時代，順德要堅持“穩中求進，有效增長”的方針，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堅持把調整產業結構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點，站在國際市場上同國外高科技企業公平競爭，這需要開拓和發展一些新型行業，即朝陽行業，諸如資訊、IT、地產、旅游、投資等行業，它們是經濟新的增長點。因此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實現產業結構的均衡。 3推動產業結構實現高度化。

這是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點和基本方向，其重點是把產業結構的資本密集化和技術密集化過程緊密結合起來，加快高新產業、金融、保險、中介服務、旅游、教育、信息咨詢等新型第三產業的發展，對于間接提高第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技術含量和效益水平具有決定性意義。

4對產業結構而言，順德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發展有三個重點方向。 1加快發展與家電、家具等制造業直接相關聯的配套服務業。

家電、家具是順德的支柱產業，要大力發展與之相配套的工業服務業，如工程裝備配套服務、技術服務、現代物流、工業信息服務、工業咨詢服務以及其他工業服務等，在第二、第三產業融合中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緊密的關聯產業、共享的要素資源、有效的競爭機制，充分發揮順德制造業集群的外部性優勢，培育和促進第三產業服務業的形成與發展，形成相關產業共同進化的機制。

4.2在制造業方面雙線推進，積極發展高增值和高科技產業順德在土地、人力和成本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要保持競爭地位，順德必須加快轉向從事較高增值的生產的步伐，有必要維持一個高增值、高科技的制造業環節，維持一個較平衡的經濟框架。在制造業發展上雙線推進：（1）對順德現存傳統產業進行改造，透過科技創新和管理革命使它們轉向高增值產業；（2）發展高科技產業，尤其是生物制藥、環境保護、新材料等順德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 3積極發展資訊科技產業，將其逐漸培育成為整體經濟的主導產業。

順德經濟較為開放，與國際市場聯系密切，資訊及通訊都比較發達，而順德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對軟件信息產業都有著龐大的市場需求，這些都是順德發展軟件信息產業的重大優勢。 4進行產業結構理論創新。

在市場需求中有需求（市場）創新；在科技進步中，有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工藝創新、產品創新；在市場競爭中，有規則創新、組織創新、政策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等。產業結構理論的內在本質是創新，沒有創新，產業結構理論就蒼白無力；沒有創新，就不能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所以順德要保持其競爭力，就必須要進行產業結構理論的創新。

5建立產業調整與發展的政府扶持機制這既是政府的行為，也是市場的行為，有利于減少產業結構調整所引發的社會動蕩，其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幫助企業進行資產重組和產業轉移；建立和提供各種類型的產業結構調整基金；對退出競爭性產業的企業、破產企業、被兼并企業提供經費支持，核銷債務負擔；對進入新產業的企業、優勢企業，提供必要的金融、財稅支持；實施再就業工程，幫助安置分流職工等。知識經濟時代，更迫切要求順德區委區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經濟法規、科技興企等方面提出政策性指導意見，為順德企業提供更多的服務，為企業搭起寬松、公平的競爭平臺。

6加快城市化建設的步伐。

隨著經濟發展和外來人口的增多，順德應加快和加大房地產市場的開發，加快城市化建設的步伐。順德的城市化建設與國內各地區相比，一直處于前列，此舉大大促進了順德經濟的發展。讓更多的農村變為城鎮，是順德在知識經濟時代的一個重要課題。結合順德新城區建設，加強配套市政設施規劃；結合舊城區改造，規劃建設住宅、商務辦公樓及酒店等項目；鼓勵建設生態型、節能型住宅小區；增強房地產市場分析和信息，引導房地產投資、消費及結構的調整優化，提高物業管理和服務水平。

在知識經濟時代的今天，我們應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結合順德經濟發展的區域特點和實際特點，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下，抓住經濟發展機遇，用科學發展觀統攬全局，在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來考慮問題，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是重中之重，使順德經濟發展能夠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趨利避害，爭取盡可能大的利益，在激烈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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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蔣昭俠。產業結構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

鞠頌東。知識經濟與產業結構調整[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4.

戴金平。WTO與中國產業發展[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3.1.

第4篇：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范文

[關鍵詞] 輸尿管軟鏡；鈥激光碎石術；腎盞結石；治療效果

[中圖分類號] R691.4[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4-4721（2014）05（b）-0065-03

Flexible ureteroscopic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for the treatment of renal calyceal stones and its complications analysis

CHEN Chu-yi ZHENG Jin-biao LIU Lei LI Jian-jun LI Guan-yi ZHOU Jian-hua

Department of Urology,People′s Hospital of Longgang District in Shenzhen City, Shenzhen 51817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flexible ureteroscopic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 for the treatment of renal calyceal stones and its complication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 Methods 130 patients with renal calyceal stones from November 2010 to November 2013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65) and the control group (n=65).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treatment of percutaneous nephroscope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he treatment of flexible ureteroscopic 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Hospital stay,success rate of one-time lithotripsy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complica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hospital sta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3.75±0.58)days,and in the control group,it was (5.21±0.73)days;success rate of one-time lithotrips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was 98.46%,and in the control group,it was 87.69%;the incidenc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6.15%,and in the control group,it was 15.38%.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horter hospital stay,a higher success rate of one-time lithotripsy,a lower incidence rat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P

[Key words] Flexible ureteroscope;Holmium laser lithotripsy;Renal calyceal stone;Treatment effect

近年來對于腎結石的治療方法不斷發展，體外沖擊波碎石、輸尿管硬鏡、經皮腎鏡等技術在處理上尿路結石方面取得了滿意的效果，但存在治療周期長、并發癥多等不足[1]。本院探討了經皮腎鏡下鈥激光和輸尿管軟鏡下鈥激光碎石術治療腎盞結石的效果，以供臨床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將本院2010年11月~2013年11月收治的腎盞結石患者130例納入本研究，均有下腹疼痛、排尿困難、血尿等臨床表現，并經超聲、CT等影像學檢查確診。研究對象剔除合并嚴重肝腎功能障礙、心肺功能不全、凝血功能異常、重度腎積水、嚴重泌尿系感染、輸尿管嚴重狹窄及畸形等患者。根據就診順序奇偶數法分組，奇數者歸為對照組，共計65例，年齡24～65歲，平均（42.35±6.24）歲；男性45例，女性20例；其中下盞結石20例、中盞結石24例、上盞結石21例；結石長徑0.7～2.5 cm，平均（1.54±0.26）cm。偶數者歸為實驗組，共計65例，年齡22～68歲，平均（43.27±6.52）歲；男性44例，女性21例；其中下盞結石22例、中盞結石23例、上盞結石20例；結石長徑0.8～2.6 cm，平均（1.60±0.31）cm。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年齡、性別、結石位置、結石大小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對照組患者接受經皮腎鏡下鈥激光碎石術治療，在硬膜外麻醉狀態下手術。在B超引導下穿刺下行腎臟穿刺，建立皮腎通道。采用輸尿管硬鏡通過通道進入腎集合系統，置入鈥激光光纖。光纖能量為1.2～1.5 J，功率為10～15 W，將結石擊碎。術后常規留置雙J管[2]。

實驗組患者接受輸尿管軟鏡下鈥激光碎石術治療，在氣管全麻麻醉狀態下手術。首先采用輸尿管硬鏡探查輸尿管，上行至腎盂，留置斑馬導絲后退鏡。在斑馬導絲引導下置入輸尿管軟鏡外鞘，拔出內芯，置入輸尿管軟鏡。經操作通道置入鈥激光光纖，將光纖頭直抵結石，采用200 μm直射鈥激光纖維碎石，功率為10～15 W。術后常規留置雙J管[3-4]。

術后3 d復查腹部正位片，觀察雙J管位置、碎石、排石情況。如殘留結石直徑≥4 mm，需進行二次治療[5]。

1.3 評價指標

術后1個月復查腹部正位片，如無明顯結石殘留或殘留結石直徑＜3 mm，且無臨床癥狀者認為碎石成功[6]。

1.4 統計學處理

數據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手術情況的比較

與對照組比較，實驗組的住院時間較短、一次碎石成功率較高（P＜0.05）（表1）。

表1 兩組手術情況的比較

與對照組比較，*P＜0.05

2.2 兩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的比較

實驗組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6.15%，低于對照組的15.38%（P＜0.05）（表2）。

表2 兩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的比較[n（%）]

與對照組比較，*P＜0.05

3 討論

近年來隨著光學電子技術的發展，輸尿管軟鏡已成為處理腎結石的一種安全有效的微創技術，成熟地應用于腎結石的臨床診斷和治療。輸尿管軟鏡圖像清晰，無摩爾紋、顆粒感，具有向下270°、向上180°的彎曲度，軸向旋轉180°，幾乎可以到達腎內集合系統的所有位置[7-8]。

鈥激光碎石作為一種新型的碎石技術，其能夠將各種類型的結石處理成粉碎或者是小碎片，從而排出體外，且其方向性較好，安全性較高，是目前碎石治療中最為理想的一種[9]。鈥激光是以釔鋁石榴石為激活媒質的脈沖式激光，波長為2.1 μm，對人體組織的穿透深度僅為0.38 mm，碎石時對周圍組織的損傷較小。鈥激光光纖有365 μm和200 μm，在腎盞結石碎石術中使用200 μm的光纖安全性較高[10]。

需要注意的是輸尿管軟鏡彎曲度和光纖的選擇對碎石成功率影響較大，輸尿管軟鏡易損壞，隨著患者的呼吸運動腎臟上下移動，引起光纖曲折、折斷。術中在光纖進入輸尿管軟鏡工作通道時應保持輸尿管軟鏡尖端伸直狀態，防止光纖尖端劃傷鏡體，必要時可將鏡體退至鏡鞘內再置入光纖，避免因操作不當所致的輸尿管軟鏡損壞。術中需保持良好的視野，選擇合適的碎石能量，一般鈥激光功率選擇在10～15 W，根據具體情況適當調整，光纖距離鏡面0.5 cm左右。如患者呼吸動度較大，可在碎石時囑其屏住呼吸，避免損傷鏡面[11]。同時，碎石過程中產生的生物學和物理學效應可能導致組織損傷，引起皮膚損傷并發感染、出血、絞痛等并發癥，不僅造成患者出院時間延遲，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醫療費用，給患者造成了巨大的身心痛苦。本研究中兩組患者都出現一定的并發癥，因此在術后還需加強護理。

本次研究結果表明輸尿管軟鏡下鈥激光碎石術治療腎盞結石具有療效確切、并發癥少、術后恢復快等優越性，值得在今后的臨床工作中予以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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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范文

關鍵詞：中國運輸服務貿易 競爭力 評價指數

中國運輸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運輸服務貿易取得了較快的發展。1997年中國運輸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為128.99億美元，2010年中國運輸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增加并達到975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6.85%，運輸服務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作用地位日益凸顯。但據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運輸服務貿易自1997-2010年間一直處于逆差，并且在1997年的逆差額為69.9億美元，到2010年逆差額一度達到291億美元。可見，中國運輸服務貿易發展較快主要體現在規模上穩步擴大，長期的運輸貿易逆差現狀說明，中國是運輸服務貿易大國而不是運輸服務貿易強國，缺乏競爭優勢，這將對中國以后發展成為貿易強國造成很大的障礙，因此，必須提高中國運輸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運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評價指數分析

（一）中國運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評價指數單一分析

1.SCA指數。SCA（Services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數是本文根據論證實際需要而構建的一個評價指標，盡管不是學術界公認的一個指標，但該指標的確很實用，其實該指標早就被應用于研究，只是通過文字敘述等其它方式展現而已。為了便于比較分析我國運輸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本文構建了運輸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的比重這一評價指數。假定因變量SCA（Services Comparative Advantage）表示運輸服務貿易所占本國或世界服務貿易的比重,由它測評并反映一國的運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T=Transport Services Trade表示運輸貿易，S=Services Trade表示服務貿易。

公式：SCA i(w)=T/S i(w) ，其中SCA i(w)表示i國運輸貿易占i國或（w=world）世界比重所反映i國運輸貿易國際競爭力，T表示i國運輸貿易進出口總額，S i(w)表示i國或世界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

當SCA遞增時，則表示該國運輸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增強；當SCA不穩定時，則表示該國運輸貿易發展不穩定；當SCA遞減時，則表示該國運輸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減弱。

本文用SCA指數來評價我國運輸貿易國際競爭力，經公式計算得到結果如表1、表2所示。

如表1所示，中國運輸貿易14年來在中國服務貿易比重處于較低水平，其比重從2007開始下降，即中國運輸貿易發展薄弱，其國內競爭力減弱；如表2所示，中國運輸貿易14年來在世界服務貿易比重較低，但卻趨于明顯上升趨勢，尤其是2009年和2010年上升幅度很大，我國運輸貿易國際競爭力雖然總體較弱，但在逐漸增強，仍具有較大發展潛力。

2.RCA指數。RCA（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指數即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它是由巴拉薩于1976年提出的反映一國某類商品或服務出口競爭力的指標，它又稱相對出口績效指數，指一國某種商品或服務的出口額占該國全部產品出口總額的份額與世界該種產品或服務的出口額占世界全部產品出口總額的份額的比值，它能夠反映一國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或競爭優勢。

公式：RCAij=(Xij/Yi)/(Xwj/Yw)，其中，RCAij表示i國j商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Xij表示i國j商品的出口額，Yi表示i國全部商品的出口額，Xwj表示世界j商品的出口額，Yw表示世界全部商品的出口總額。

當RCA∈(-∞，0] 時，則i國j商品不具國際競爭力；當RCA∈(0，0.8)時，則i國j商品國際競爭力較弱；當RCA∈[0.8，1.25)時，則i國j商品國際競爭力較強；當RCA∈[1.25，2.5)時，則i國j商品國際競爭力很強；當RCA∈[2.5，+∞)時，則i國j商品國際競爭力極強。

本文用RCA指數來評價中國運輸貿易國際競爭力，經公式計算得到結果如表3所示。

如表3所示，RCA∈(0，0.8)內，即中國運輸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薄弱，但除1998、2008和2009年個別經濟形勢不太樂觀年份的RCA指數有所下降外，RCA指數從1997到2010年基本趨于上升，即中國運輸貿易國際競爭優勢在不斷改善。

3.NRCA指數。NRCA（Net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NRCA）指數即凈出口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它是由巴拉薩于1989年基于能夠評價并反映進口對出口競爭力的影響而對RCA指數進行的創新與改進。NRCA指數是指用一國某產業出口在本國總出口中的比重與該國該產業進口在總進口中的比重之差來表示該國該產業的貿易比較競爭優勢，同時能夠反映進口和出口兩方面的影響。

公式：NRCAij=(Xij/Yi)-(Mij/Ni)，其中，NRCAij表示i國j商品凈出口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Xij表示i國j商品出口額，Yi表示i國全部商品出口額，Mij表示i國j商品進口額，Ni表示i國全部商品進口總額。

當NRCA∈（-∞，0]時，則i國j商品不具國際競爭力；當NRCA∈（0，+∞）時，則i國j商品具國際競爭力，該指數越高，其競爭力越強。

第6篇：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范文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制保護；經濟分析

[中圖分類號]D9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2）18—0110—03

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社會科學而成為一門學科，關鍵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作為法學研究對象的法律現象也是包括經濟學在內的諸多社會科學的關照對象。本文用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分析知識產權保護這一法律問題，以期對國人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意識的變革有所裨益。

一、 相關概念的界定

知識產權是基于創造成果和工商業標記依法產生的權利的統稱。本文所指的保護是指通過知識產權法制保護知識產權。法制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法律上層建筑的各個因素所組成的系統，從其構成看，起碼包括法、法律實踐以及指導法和法律實踐的法律意識。①依此含義理解，從其構成看，知識產權法制大體包括知識產權法、知識產權法律實踐和指導知識產權法、知識產權法律實踐的知識產權法律意識。知識產權法制不僅僅是靜態意義上的，更是動態意義上的、“活的”、“行動中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

本文所述經濟分析中的經濟，既從經濟學意義上理解，即用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分析知識產權法制保護問題；也從作為經濟基礎的、與政治和文化等相對應而存在的“經濟”意義上理解，即通過對保護知識產權對于經濟發展的戰略重要性的分析以期提升甚至變革國人（包括立法者、守法者、執法者、司法者和法律監督者等）的知識產權法律意識。

二、經濟分析知識產權法律問題的正當性

20世紀60年代，以科斯、波斯納為首的美國學者將經濟分析引入法律領域，給法律花園帶來了一縷清新雋永的風。但是，當我們面對日漸洶涌的法律經濟分析熱潮，當這一頻頻出現的研究方法已使我們習以為常時，有學者開始反思這一既存現象的合理性，并深深地質疑：法律的經濟分析究竟是包治百病的良藥，還是一種引入歧途的誤導，經濟分析法律的本意是想挖掘出法律背后深層次的經濟原因，還是僅僅在學術內部標新立異。②

筆者以為，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須的。“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法律格言產生于一個非法治的國度，以至于其說服力被大打折扣。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法學研究對象的法律現象，也是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照對象，比如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也就是說，對于同一個問題，需要從多個角度進行考察，以便探索出這個問題的“全部的道理”。所以，從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法律問題，對于客觀、全面理解法律現象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今天，經濟研究領域業已囊括了人類的全部行為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定。經濟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類行為的可貴的統一方法。③法律行為當然在人類行為之列，所以對法律問題進行經濟分析的正當性毋庸置疑。這也已為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的法律經濟學研究成果所證明。

知識產權依其對象（創造成果和工商業標記）的不同可分為著作權和工業產權，這里的工業應從最廣義的角度理解，包括工業、商業、農業、服務業等。知識產權的對象和分類顯性地告訴我們，知識產權和市場行為密切相關，所以，對知識產權這一法律問題更有必要進行經濟分析。

三、對知識產權法制保護進行經濟分析的理論基礎

（一）方法論個人主義

法律經濟學的主要思想來源于古典主義經濟學，它以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假定為基礎。即社會理論的研究必須建立在對個人意向和行為研究、考察的基礎之上。分析研究對象的基本單元是有理性的個人，并由此假定集體行為是其中個人選擇的結果。公共選擇理論的創始人布坎南反對從集體的角度出發考察政治、法律等社會行為的分析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很容易導致將國家不僅看成一個超人的單位，而且將國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看作是完全獨立于個人利益而存在的東西，進而“將國家看成是代表整個社會的唯一決策單位”。布坎南指出，人們并不是為了追求真善美而是為了去實現各自的利益而參與政治活動的。每一個參加公共選擇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動機和愿望，他們依據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進行活動，他們是理性的、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經濟人”。

（二）最大化原則

最大化原則與理性人、經濟人假設密切相關，即個人是其自身行為的最佳判斷者，個人將永不滿足并竭力追求凈收益（效用或利潤，后者對商人而言，前者對其他人而言）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

（三）社會成本理論

權利配置有多種可能結構，各種結構不僅都需要社會成本（市場的和非市場的），而且其社會成本各有差異，這就產生了權利配置的社會選擇過程和社會成本最低化問題。法律應該在權利界定上使社會成本最低化、社會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

（四）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意謂由于將資源使用于某一方面而不能用于其他方面時所放棄的收益。

（五）效率和正義理論

如何解決正義和效率之間的沖突最終取決于兩者的相對重要性，如果推進正義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為了更多的正義而犧牲一些效率還是有必要的。④

（六）博弈論

博弈論主要研究當人們知道其行為相互影響而且每個人都考慮這些影響時，理性個體如何進行決策的問題。⑤

四、 知識產權法制保護的經濟分析

（一）從經濟意義上分析知識產權法制保護

第7篇：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范文

摘 要：法律經濟學是20世紀后半期經濟學界乃至法學界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并不統一。基于經濟學、法律、哲學、批判法學、女性主義、比較分析、博弈論和心理學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研究，在不斷修正法律經濟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礎上，提高了法律經濟學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使法律經濟學的觸角幾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學的每一個領域，并使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實和拓展。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為我們體察和審視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變革與演進，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理論結構。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研究視角；理論拓展

中圖分類號：F069.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2-0015-09

作為一種學術思潮，法律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經濟學界也是法學界發展最快的流派之一，是20世紀后半期經濟學界乃至法學界最重要的學術成果。[1]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并不統一，雖然對于研究目的有著共同的表述。

一、法律經濟學：經濟學的視角

用波斯納的話說，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應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具體地說，法律經濟學采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法律關系以及不同法律規則的效率；其研究的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示出來，而不是改變法律制度。”[2]根據尼古拉斯?麥考羅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義，“法律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理論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3]因此，從根本上說，法律經濟學就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其他視角的研究都是對經濟學視野中法律的經濟分析的深化和拓展。

經濟學視角下的法律經濟學認為，雖然法律經濟學起源于1960年羅納德?科斯《社會成本問題》一文的發表，但是大衛?休謨、亞當?弗格森以及亞當?斯密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關注的經濟學和法律之間的關系，以及杰瑞米?邊沁關于“法律的創造是為個人獲得最大的幸福”的理論，都對法律經濟學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貢獻。[4]

經濟學視角下的法律經濟學“關注三個緊密相關的領域：預測特定的法律規則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解釋為什么特定的法律會存在、確定應該存在什么樣的法律規則。”[5]鑒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經濟學視野中的法律經濟學區分為三個不同的學派：芝加哥學派（實證學派）、耶魯學派（規范學派）和弗吉尼學派（實用學派）。[6]

芝加哥學派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時，以財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堅定的市場觀念為核心觀點，采用新古典主義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實證的經濟分析方法。其基本信條是“法律分析應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正義，效率應該成為法律解釋的關鍵。”[7]因此，法律應盡力遵照帕累托效率或者卡爾多―希克斯效率配置資源。帕累托效率是指資源配置的改變在以下情況才是有效的，即至少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而沒有人變壞；卡爾多―希克斯效率是指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在于受損失者可以由獲利者給予補償（財富最大化）。因為無論在學術層面還是在政治層面，人們很難對什么是公正達成共識，所以考慮是否公正，只會使法律（司法程序）陷入令人無法接受的模糊地帶，因此效率才是法律制度（司法裁決）的最佳標準。芝加哥學派的法律經濟分析為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種有影響力的、意義重大的方法，并對法律本身的解釋與實施產生了影響，它使法律經濟學成為經濟學內的一個次級領域，一種新的分析制度和一系列新觀念被引入法律研究之中。[8]

雖然芝加哥學派在對法律效率及其對財富和收入分配影響的實證分析上極具競爭力，但是，在為社會變革或法律改革提供規范性視角方面，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經常被描述為規范學派的耶魯學派認為，為了糾正廣泛存在的市場失靈，對法律的干預存在著更大的需求。對分配的關注是耶魯學派的核心。不同于芝加哥學派與經濟學派，該學派的全部哲學觀點經常被表述為具有更多的價值內容，和傾向于進行政策干預。”[6]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時，耶魯學派運用芝加哥學派的方法，并把這些方法拓展到“應然”領域，即法律應該是怎樣的，并提出了規范性的主張：通過法律追求公平和正義是最高目標，因此，由芝加哥學派界定的效率標準不能夠成為法律體系的終極目標。

弗吉尼學派是在法學、經濟學與公共選擇理論的交織中產生的新學派，它拓展了經濟學分析方法在法學中的運用范圍，認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運用是實用性的，應該忽略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的區別，因為人們努力從整體上去解釋的社會現實，應該被看作是對周圍的社會現實具有獨立理解力、追求自身目標的個體選擇與行動的結果。因此，弗吉尼學派吸收了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成果，并將之與法律的經濟學分析相結合，認為在對法律的不同淵源之間進行價值比較時，需要對最初環境所具有的激勵結構進行恰當的分析，而不是直接去評價單個規則的成本收益情況。與此同時，弗吉尼學派關注法律形成中的政治失靈，認為在法規創立與選擇過程中，應注意制度設計與個人選擇之間的關系，研究市場與非市場機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研究在制定有效率的法律規則時，是采取集權還是分權立法更適宜的問題。

經濟學視野中的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最新進展，是將實驗經濟學的成果運用于法律的經濟分析之中，形成了實驗的法律經濟學。[4]實驗的法律經濟學應用經濟學中的實驗方法探究了不同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對經濟決策的影響。經濟學中的實驗方法可以被描述成一個精心控制的、綜合的經濟環境，在其中各對象參加一個或更多的在經濟學上相關的真正的貨幣回收決策活動。每一種實驗對參加者來說都有一套指示。這些指示描述了經濟環境、控制參加者之間信息交換的規則，對特定個體或團體貨幣回收決策的計劃。構成貨幣回收使用基礎的基本設想是各對象寧愿得到更多的錢而不是更少，在這類實驗中實驗者使用那些貨幣回收工具可以利用該激勵去導致一組其偏愛的結果。實驗的法律經濟學已經證明，市場制度至少在決定能否行使壟斷權利方面與市場中賣方數量的多少一樣重要，因此，反壟斷法的經濟學分析必須重新評估關于改變市場制度的政策。實驗的法律經濟學另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是探究了公共物品供給中的自愿貢獻和市場交易機制，研究表明單純地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將是非效率的，貢獻中的互惠使自愿提供公共物品是可能的；當有差別的財產權具有社會合法性和政府可以執行私人合同時，通過市場交易（談判機制）人們可以自己決定公共物品、外部性和稅收的理想的分配。因此，政府的作用應當受到限制，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分配中的決策權力應當分權。伊麗莎白?霍夫曼指出，當政府向私有化和分權的經濟體系移動時，這些研究結果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中越來越重要。[4]

二、法律經濟學：法律的視角

由于法律的經濟分析影響了法律思維，法律體制及其參與者都受到了以促進效率配置為目的的強烈影響，因此，有必要從法律角度評價法律經濟學的意義，探討法律經濟學和傳統法律推理之間的差異，由此形成了法律視角下的法律經濟學研究。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法律視角集中分析了私法和公法、刑法和家庭法、法制史和比較法領域經濟推理和法律推理之間的差異，并探究了法律的經濟分析對這些領域的影響。[4]

傳統的私法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司法判決，而司法判決就是把已經建構好的、相對穩定的法律條文運用到個案中，法律推理是在普遍區分法律概念的詳盡體系中做出的，法律尋求的是個人爭端中“公平”的結果，而這種公平的結果又要基于裁決對未來行為產生的事前影響。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法律經濟學采納了一種主導的事前觀念來預測一種裁決或替代性裁決對社會總行為的影響，要求判決者用一種更系統的方法闡明法律的目標，使之能夠說明在追求非經濟的目標中所涉及到的經濟損失（機會成本）。在法律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看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經對私法的普遍原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私法的大部分領域廣泛地運用法律經濟分析的成果。例如，從法律的角度看，侵權法歷來被視為這樣一組原理，這組原理就是確定在什么樣的環境里加害者對受害者作出補償才是公平的。但是，侵權法的經濟分析使人們知道如何選擇適用的責任規則，使意外事故成本、預防成本以及行政成本最小化。[9]同樣，合同救濟是保證履行承諾的手段，如果承諾未履行，合同救濟可以為受約方提供充分的補償。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表明，違反合同可能會產生某種收益，因此，判決者應被告誡保證特定的救濟不能抑制這種收益。從法律的角度講，隨著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股東對公司的法定權力應該得到加強，但是，通過評估公司的業績，法律經濟學則直接關注金融市場如何對企業的無效生產施加了強有力的約束。[10]

在公法方面，雖然公法領域本來就需要專門的經濟學知識，但是公法的經濟分析卻出現得較晚，因為公法的研究受到法律程序理論的限制，法律程序理論認為政府應合理運作以便實現公共利益。因此，直到20世紀80年代，法律的經濟分析才開始滲透到公法領域，特別是公共選擇理論的運用，使公法的經濟分析產生了大量的新見解。它不僅闡釋了自利的政客、國家官員以及個人群體之間的交易如何出臺了總體上違背公共利益的法律，而且描述了更適合秩序控制的憲法性安排，使人們重新審視憲法性安排的基本特征。“當想到公共政策時，我們不僅需要知道誰獲得了利益、誰失去了利益，而且還應該知道他們獲得和失去了多少利益。這不僅是戰略性公共管理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對規范性考慮立法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也是十分重要的。”[11]但是，公法的經濟分析所形成的成果不僅源于公共選擇理論的運用，也源于對公共選擇理論的批評。即便公共機構容易受到個人利益和判決者自身利益的影響，公法在處理市場失靈和追求其他公共利益（包括再分配）方面仍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如果資源分配問題不能通過選擇性的制度體系來加以完美解決，特別是市場、私法和政府行為，那么主要的任務就應該是對每一種體制所設定的問題或者一系列問題的優缺點（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分析。

在刑法和家庭法上，法律的經濟分析激起了主流法律學者對它的“極端敵意”。法律經濟學把潛在的罪犯設想成為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們會權衡從非法行為中獲得的利益以及可能因逮捕、控告和定罪而遭受刑事處罰的成本。法學家認為，這種法律的經濟分析是膚淺的，對刑事責任、刑罰的種類及刑事違法的嚴重性、刑事制裁以及對法律執行強度的經濟分析，忽視了道德義務觀念以及刑法的非威懾功能，而這兩者是刑事審判體系的根本。因此，刑法的經濟分析脫離了基本的價值主題，不能切中要害。但是，也必須承認，對犯罪行為存在一種重要的經濟性界定，這種界定的嚴格分析產生了許多的見解，即使這些見解不能被看成是決定性的因素，從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它們還是很有價值的。對家庭法也是這樣。如果把婚姻視為一個需要高額的實際交易投資，而且容易受到極不完全信息影響的長期合同，那就會使人際關系中的情感與社會的滿足顯得異常平庸。但是對經濟因素的關注則會強調法律結構對行為動機的嚴重影響，而這種動機通常為人們所忽略。

在法制史和比較法方面，法律的經濟分析將法律變遷的主要動機歸結為訴訟行為，認為爭議者傾向于使用有效的法律規則來解決訴訟請求，因而會對無效的法律規則提出質疑，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效的法律規則會保留下來并代替無效的法律規則。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法律視角認為，這種分析過分地簡化了訴訟的動機，沒有考慮到外部因素和這樣的事實：很多受法規影響的人們沒有能力質疑規則，而且效率標準也是有問題的。另外，這種分析也沒有討論立法，而立法是引起法律變化的重要原因。由于法律的變化也可以從比較的角度來考慮，因為法律經常從一種體制中移植到另一種體制中。這種現象已為比較法學所研究，但它對這種變化的發生沒有提供清晰的解釋。法律經濟學填補了這個空缺，因為立法是朝著效率的方向發展的，法律制度對經濟壓力存在敏感。隨著要素在不同的管轄區之間不斷的流動，不同法律體制必定會出現某種程度的競爭以滿足公司和個人的偏好。

三、法律經濟學：哲學的視角

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哲學視角源于法律經濟分析引發的對哲學問題的爭議，它所關注的是法律經濟學的三個核心原則：效率原則、功利主義原則和財富最大化原則中內在的哲學意義。在法律經濟學中，居于主導地位的論點是，法律規范應該滿足經濟效率的原則。而在經濟理論中，最常用的效率標準與帕累托密切相關。經濟學家通常所說的效率就是帕累托效率。這是以意大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命名的。如果有人的境況不會變差，有人的境況就不會變好，具備這種特征的資源配置就是帕累托有效或者帕累托最優。這種標準以比較X和Y兩種社會安排對相關個人的福利的影響為基礎。倘若在X社會安排中每一個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Y社會安排中的福利差，并且在X社會安排中至少有一個人的福利比在Y社會安排中更好，那么X社會安排對于Y社會安排就有帕累托優勢（相對有效率）。相應地，如果不可能調整一種社會安排X，在這樣一種安排中每一個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別的社會安排中的差，甚至某些人還會更好（換句話說，如果將X社會安排改變為其他社會安排，就會導致某些個人更窮）那么X社會安排就實現了帕累托最優。[4]

由于個人福利是一個優先選擇――偏好――的問題，因此對于社會安排的評價來說，帕累托效率通常被認為是一個相對較少爭議的標準。同其他標準相比，它們對信息的要求低得多，因為它們不預先假定任何個人之間的偏好或者功利的比較。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體系中，帕累托標準可以作用于社會安排的改變。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樣，在沒有交易成本，并且有關各方都通情達理的時候，分配權利和義務的方法――法律與帕累托觀點便不會有任何的差別。倘若它們的分配不能滿足最佳標準，相關的個人就會進行相互交易，直到達成一種對于原來的分配具有帕累托優勢和帕累托最優的安排。問題是完全競爭市場是不存在的，在一個有交易成本的社會中，交易成本會損害效率，以至于有可能封殺任何朝向優越的和理想的社會安排的過渡。因此，如果帕累托效率被認為是法律變革的必要條件，那么許多法律變革是不符合帕累托標準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在此必須求助于其他原則。

一個顯而易見的可供選擇的原則是功利主義原則。功利主義“是倫理學中一種傳統的名稱，它直接地或間接地評價行為、政策、決定和選擇的正當性，其根據是看它們增加受其影響的人們的幸福的趨向。”[12]功利主義原則將個人福利的量（平均水平）最大化，并因此允許平衡權利的分配――減少一部分人的福利，這“失去的部分”又通過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而抵消。只要相互交易能夠使各方增加福利，功利主義原則就不會禁止任何權利分配。問題是，訴諸于功利主義原則時，法律經濟學不僅需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福利的比較問題，還必須面對所有針對功利主義的道德上的反對意見。[13]為此，在功利主義原則之外，法律經濟學（尤其是波斯納）又強調了另外一條原則――財富最大化原則。

波斯納認為，財富最大化是法律經濟分析中的解釋性和規范性標準，謀求社會財富最大化是法律決策的重要準則。在波斯納看來，財富最大化是合理的，財富最大化促進了效率最大化，從而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因此，財富最大化也是正義的標準（資源浪費對稀缺社會來說是最大的不正義），財富最大化至少可以衡量（正義則涉及倫理的、哲學的評價標準，帶有很強的主觀性）且為人們的社會福利最大化提供了實現手段。[14]

問題是同功利主義原則一樣，財富最大化原則也要面對大量的道德上的反對意見，財富最大化標準具有不正當分配的傾向。而且，要使財富最大化具有合法性，還會導致現行法律制度的重大調整。原告將不再限于受害的一方，被告也不會限于加害的一方。如果讓第三方參加訴訟能夠有效地增加收益，那么就應該鼓勵第三方提訟。同樣，如果第三方比那些實際造成損害者能夠有效地將成本最小化，那么他們反對訴諸法律行動就應該是適當的。如此一來，在財富最大化的法律制度中，私法就會被公法徹底吞沒，法院將不再履行其傳統職能――將公正給予各方當事人。[15]

由此，在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哲學視角看來，不管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是奠基于財富最大化，還是效率最大化亦或是功利主義標準，法律經濟學都必須面對著一些基本的哲學問題，這些問題是難以駕馭的，因此，不足為奇的是，近年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經轉向更加實際得多的應用性問題。

四、法律經濟學：批判法學的視角[4]

作為法學研究的流派之一，批判法學在對法律的經濟分析提出批評時，形成了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批判法學視角。批判法學認為，自由市場的效率取決于對外部性問題的解決，而外部性問題比經濟學家們可能認識到的更嚴重，外部性因素包含重大的政治問題。但是，法律經濟學強調，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增進效率，因此，應該從一種能夠使產出的價值最大化的資源配置方式來制定調節自由市場的法規，而不管分配的結果如何。自由市場能夠做的就是使財富最大化，可以把分配的問題（外部性問題）留給立法機構制定的稅收制度和調節計劃解決。這樣做在制度上是適當的，因為這些決定是政治的，應該由多數表決來決定；在經濟上也是適當的，立法機構是有權制定稅收和轉移調節計劃的――成本最小或效率目標最大的再分配的最佳方法――惟一法規制定機構。

在批判法學看來，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實際上是不可行的，其本身的論證前后矛盾。立法機構能夠頒布法典，通過調整稅收和轉移調節計劃的法令以修正外部效應，但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就可能會有幾種具有不同分配后果的法律規則，從效率觀點來看，它們具有同樣的優越性。在一種辦法具有決定性時，就相當于使一種大規模的再分配成為事實。顯然，每一個法規都會產生不同的財富效應。“一旦我們選定了規則，游戲本身也會產生許多可能的結果（外部性），這要取決于力量和技巧的黑匣子。許多可能的結果中的每一種，都包括一種分配和與之相聯系的資源配置。”[4]于是又只能通過稅收和轉移修正分配結果。因此，即便立法機構是通過稅收和轉移調節修正外部性問題的適當機構，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況下，這種修正的實際影響也是非常復雜和捉摸不定的。

由此，批判法學認為，法律經濟學試圖以效率為中心建立一套適合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法規是不現實的。由于存在眾多的選擇，每一種選擇又都導向一套不同的現實世界的有效法律和不同的稅收調節計劃，所以不會有有效的法典。運用效率標準（尤其是卡爾多―希克斯效率）來制定法律規范，既不現實在理論上也行不通。作為一個事實，法院和立法機構在決定損害法的范圍、要不要對消費者和勞動合同強加強制條款之類的問題時，都要排他地把全部非效率目標考慮進去。在這種背景之下，制定規范自由市場的基礎法規，似乎本身就是“調節性”的――涉及一個又一個案件，一個又一個的部門，特別是政府為鼓勵做大蛋糕及做出來之后的公平分配所制定的決策。因此，不可能簡單地按照效率原則來確立界定自由市場的法律規范，權利、道德、公共利益，一句話，政治、哲學、意識形態在法律制定過程中都會起作用，沖突的權利、道德原則和意識形態等對于法律規范的選擇都是關鍵的因素。

五、法律經濟學：女性主義的視角

女性主義“是對一種復雜現象的總稱，就該詞的含義引起的爭議可以部分地解釋女權主義。它主要可以理解為基于婦女因其性別遭受痛苦這種認識而對婦女在過去和現代社會中與男人的關系方面的社會作用的一種關注。”[12]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是汲取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有用的成分，用于解決女性問題。

女性主義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受到以效率為焦點的規范的支配，但是把法律的經濟分析與作為規范標準的效率聯系起來是有局限性的：效率分析是有分量的，但是它只在自己的領域內有分量；它在需要更多的法律而不是使每一個人都維持現狀的領域是無所作為的。因此，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拋棄以效率作為常規的標準”，[4]它的標準取自經濟――分配的正義、反對歧視、監護――以外的，卻具有適當經濟概念的理論。例如，女性主義認為，在就業平等的立法中，基于性別但與工作無關的歧視是不正當的，因為這種歧視而導致的經濟上的不平等是不正義的。

在女性主義的法律分析中，經濟學概念是在這樣的范圍使用的：它們須經得起是否“最管用”，是否同“經驗要求的集合”相一致的檢驗。因此，在分析性騷擾時，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使用勞動力市場中的抉擇人這樣的經濟概念，在分析離婚時使用人力資源、自我利益和機會主義的概念。因為這些概念符合女性主義范式：通過這些分析（就業、選擇、性別特征、婚姻、愛情等在經濟抽象中被忽略了的要素）所失去的，必須通過發掘理解和強有力的，也許是帶有偏見的論點而有所得。

雖然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強調必須將法律的經濟分析從效率中剝離出來，但是它仍然重視諸如價值、成本、效益等概念的運用。因此，當女性主義者運用經濟理論審視法律問題時，她們探討了如下的主題：兒童到底是公益的還是私益的？是福利政策還是撫育兒童所必須的額外補貼導致納稅人的額外負擔？當女性主義者在研究婚姻家庭法時，她們提出了如下的疑問：結婚的效益是什么？結婚對人力資源的貢獻有多大？是把結婚理解為一種契約還是視為一種關系狀態？什么是女性心目中婚姻的重要內涵？到底哪種方式――市場的和非市場的――是家庭貢獻的適當方式？因此，在女性主義的法律分析中，經濟學是實用主義的運用，是要從法律的經濟分析中發現對女性主義有用的內核，將法律經濟學置于服務女性主義的主題，而不是其他相關的東西。

六、法律經濟學：博弈論的視角

從學科分類來說，博弈論屬于數學的一個分支，其主要內容是運用數學方法構造人類行為的理論。而人類行為理論是所有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基礎。博弈論有四個基本特征：群體性（社會生活是兩個人以上的世界）、互動性（事情的最終結果取決于所有人的行動）、策略性（每個人都認識到并考慮到這種相互依賴性）、理性（所以每個人選擇行動的時候要針對對手的可能行動而選擇一個最優對策）。[16]由于博弈論對于理解法律的構成及其影響人們行為方式的途徑“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洞察力”，[17]因此博弈論被廣泛地用于法律的經濟分析。

在《法律的博弈分析》一書中，道格拉斯?G?拜爾（Douglas G.Baird）、羅伯特?H?格納特（Robert H.Gertner）、蘭德爾?C?皮克（Randal C.Picker）運用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對法律及法律問題進行了系統的分析。（1）策略行為、納什均衡與法律規則。策略行為出現在兩個或多個個體相互作用的場合，這時候每個個體的決策取決于對其他個體行動的預測。納什均衡是指在參與人將選擇的策略組合中，沒有參與人能在給定對方策略選擇的情況下通過選擇其他策略而使狀況變得更好；每個參與人選擇的策略是對對方所選擇策略的最優反應。由于一項法律會引申出一套策略行為，簽訂一項契約也就意味著進入一個博弈，因此，策略行為和納什均衡引入法律的經濟分析中，將揭示出每個參與人在不知道他人做什么的情況下必須做決策時法律規則如何影響了參與人的行為。這為理解不同的侵權制度如何運轉以及財產法、勞動法和其他一些特定內容的法律問題提供了有效的途徑。（2）信息、博弈與法律規則。信息在個人相互影響的方式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一方當事人從隱瞞信息中得到的個人利益可能誘導該方以一種盡管對個人有利，但對社會而言并非最佳的方式行動。因此，在信息不對稱時，博弈過程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不可避免。此時，“要理解法律規則的作用，必須不但要注意到法律規則對當事人實際采取行動的影響方式，還要注意到它對當事人即使在沒有該法律規則時也不會采取的行動的影響方式。如果擁有信息參與人不能利用從其他參與人行動中推論出的任何信息，那么擁有不利信息的參與人就沒有激勵去仿效其他擁有信息參與人的行動。”[17]（3）聲譽、重復博弈和法律規則。聲譽是指一種社會評價。在博弈過程中，即使只有少數人認為自己的聲譽有價值，每一個其他的參與人可能認為仿效他們也符合自己的利益，從而在許多情況下，長期合作成為重復博弈的結果就是可能的，盡管大多數的參與人在階段博弈中背叛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規則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影響聲譽的形成并最終建構重復博弈中的合作意愿。例如，將一個個體從某一社會圈子中排除出去變得更為容易的法律規則就具有建構聲譽的直接效果。（4）討價還價、非合作博弈和法律規則。法律規則的存在不僅便利了貿易，它們同樣影響了當事人從交易中獲得的收益的分配方式。換言之，法律規則界定了一個社會討價還價的環境，任何一項法律規則的變化都可能改變了交易雙方討價還價的能力。許多法律規則，例如合同法和破產法之所以起作用，并不是因為法庭常常被要求使用這些法律規則，而是因為它們確立了當事人之間談判（討價還價）的框架，給予了一方當事人或其他當事人以退出選擇，即通過行使某種法律權利而有能力離開談判桌（非合作博弈）同時還能獲得某些利益。

博弈論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實證的理論基礎，它描述人們在一個制度環境下是如何做出行動決策的，這些行動導致了什么結果，因此“法律經濟學只有以博弈論作為分析工具的時候，才能達到真正成熟和完善的地步。”[16]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運用博弈論分析特定的法律問題。例如，利用博弈論，貝克丘克（Bebchuk）考察了民事訴訟程序規則，卡茨（Katz）分析了合同法中的出價與接受問題，約翰斯頓（Johnston）闡述了合同違約規則，戈頓（Gordon）和利布郎（Leebron）考察了公司法，布里爾梅爾（Brilmayer）分析了法律的沖突問題，埃里克森（Ellickson）說明了習慣如何能與法律規則一樣發揮作用。

七、法律經濟學：比較分析的視角

法律經濟學研究比較分析的視角也被稱為比較法律經濟學。比較法律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的認識論假設是：法律不僅是創造了相應的激勵的法律規則的集合；它也不是立即就可以轉化為一些直接影響個人行為的隱含定價系統，法律的修辭學或意識形態性質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方面――如果我們希望了解用來分析法律的法律和經濟觀念的話。[7]基于這樣的認識，比較法律經濟學以公平與效率的理論分析為基礎，探討了法律制度的變遷與移植、社會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改革以及欠發達國家的法律結構。

效率與公平通常被認為是兩個對立的概念，一個有效率的法律解決辦法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一個公平的解決辦法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分析應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公平（正義）。比較法律經濟學不認同這種觀點，認為在法律制度的舞臺上，公平與效率都具有作用，效率是一件值得追求的好事，但是效率與公平總是在一起的，一定法律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都會涉及公平與效率兩個方面。財產征收法（或民法中因公共利益而征收財產）提供了這兩方面結合的一個例證。因此公平與效率“遠非對立的觀念”，在比較法律經濟學的視野中，它們都是進行法律經濟分析的基本要素。

基于對公平和效率的討論，比較法律經濟學分析了法律制度的變遷和移植。在比較法律經濟學看來，如果交易成本為零，法律在全世界都會是有效率的。法律的多樣性可以被理解為由法律傳統和法律意識形態所導致的不同交易成本的結果。法律制度的變遷和移植，不論是有意識的選擇或由于社會的需要，都有追求效率的強烈傾向，即降低交易成本而使法律制度更好地運行。但是法律的變遷和移植方向也同樣追求公平的取向，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所有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因此，法律制度的變遷和移植是法律對社會所感知的公平正義需要所做出的政治反應。

建議發展一個合乎有效市場需要的法律體系的使命，使比較法律經濟學關注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改革問題。比較法律經濟學指出，改造社會主義法律制度要小心地選擇適合的制度供給。為了有效實施，改革方案不能忽視基礎背景。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形成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遺產，是法律體系改革中不能忽視的因素，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建構新的法律體系，需要考慮社會與經濟現實。雖然市場化改革的成功必定要求法律以效率為導向，但是不公平的改革就會對市場有影響。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改革必須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是立法在創立市場經濟中能否起重要作用？二是立法能否在民主的創立和維護中成為一個重要因素？三是民主的創立和維護是否是市場創立與運作的一個先決條件？

比較法律經濟學認為，雖然欠發達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和西方國家是不同質的，但是法律經濟學對分析欠發達國家的法律制度同樣是有用的。在一個軟弱政權以及相應的發展中的法律體系中，交換關系主要通過非競爭的市場機制進行的。關系原則（relational principles）不僅適用私人安排，例如契約，而且適用于所有政府、法律和人事各方面。因此，在欠發達國家，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層次并不構成一個傳統，法律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但是當法律制度的改變面臨著政治選擇的時候，由于不發達國家法律制度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法律程序與政治程序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分，意識形態的偏見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法律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拒絕法律向效率的漸進演變。所以，欠發達國家的挑戰是發展一種適應現代化的法律傳統，在這一進程中，比較法律經濟學可以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幫助欠發達國家厘清它與發達國家在法律制度與文化上的差異性特征，認識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能的路徑或最佳路徑，通過相互學習，較不發達的法律制度最后可能將最初的解決辦法發展成一種有效的且不同的發展路徑。

八、法律經濟學：心理學的視角

由于人們的行為“不僅僅由有關經濟約束條件決定，而且還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們內生偏好、知識、技能、天賦以及各種心理和生理約束條件的影響。”[18]因此，要真正理解人們是怎么選擇和行動的，就必須將心理學的理論引入到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才能更好地解釋法律所追求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些法律目標的手段。通過將心理學和其他行為科學的成果融入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法律經濟學對人類選擇的過程以及人類判斷和福利的結構重新進行了更系統的評估，從而正在逐步形成行為法律經濟學。[19]

行為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經濟分析中大量使用的理性選擇理論對日常行為缺乏解釋力，在《告別理性選擇》一文中，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指出，由于純粹理性選擇理論對認知錯誤這一部分人類行為不能給出充分的解釋，所以其分析力大打折扣。不僅如此，該理論也解釋不了那些導致人們做出看似非理性選擇的沖動克制問題。而且，理性選擇理論假定人們總是做出自利性選擇，無法說明為什么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匿名慈善捐款。因此，行為法律經濟學認為，必須修正理性選擇理論，“提出反映人類真實行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這些新的假定，作為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有限理性意味著人們在做出決定時，只是具備了有限的知識和資源，因此，人類的決策行為會出現與最大化利益不一致的現象。有限意志意味著人們往往不能堅持選擇與最大化自身總體利益相一致的行為，人類最終的決策可能偏離利益最大化的軌跡。有限自利意味著個體決策受到社會規范、道德規范等影響，并沒有完全追求自我表現利益的實現，而是追求了自我表現利益以外的東西。[19]

在研究了人類如何選擇的基礎上，行為法律經濟學將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的假設運用到法律的經濟分析中，重新審視了作為行為工具的法律。行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如果人們是有限理性的，不能獲得完全理性所需要的充分信息，那么法律的懲罰措施往往不能有效地制止惡行，實現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阻嚇的效果。如果人們是有限意志的，無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體效用（利益）并對多重效用進行排序，就必須對交通安全法、侵權法、合同法以及管制法規等進行重新的解釋。如果人們的行為是有限自利的，人們就會為了追求公平與正義等法律規范所倡導的價值而愿意承擔額外的貨幣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等。

由于在法律制度的設計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要預測人們會對法規和制度約束做出何種反應，因此，行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向人們展示了法律經濟學“理論方面最激動人心的進展和相關的政策含義”，“有可能為法律和制度建構工作提供一系列政策建議”，[18]因此，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法律的經濟分析將顯示出巨大的理論力量。

九、結束語

雖然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視角不同，但是“大部分法律經濟學的參與者都認為，不論各個學派的意識形態信條多么獨特，總會存在共同的基礎可以將該學科內所有的學派統一起來，這個共同的基礎就是運用經濟學的概念與理論，在法學內尋求新的理念。”[6]基于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研究，在不斷修正法律經濟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礎上，提高了法律經濟學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不僅使法律經濟學的觸角幾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學的每一個領域，并使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實和拓展。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經濟活動的實踐會對新的制度產生需求，而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因此，法律的變遷在中國將會是一個重要的制度變遷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里，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為我們體察和審視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變革與演進，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理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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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范文

【關鍵詞】刑事證人作證制度；效率；利益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3-115-01

一、刑事證人作證制度經濟分析的具體體現

（一）刑事證人作證制度的經濟分析的價值

在現代社會，國家的存在是為了保障個體公民享有一種更有序、更充分的幸福生活豍。在保障刑事訴訟證人的基本權利得以實現，提高證人出庭率方面，國家應充當一套最佳刑事證人作證制度的設計者的角色，刑事證人在按照這一制度安排履行作證義務后，必須公正的得到保障刑事訴訟中證人公民個體權利的實現，否則，刑事訴訟證人作證的過程中，人身自由權利容易受到強大的暴力威脅和侵害，這樣就無從談起保重刑事訴訟證人履行作證義務，實現公平正義的審判。在當代法治國家，控制犯罪和人權保障是刑事訴訟法的兩大基本目標豎。因此，為了更好的實施刑事訴訟法，實現當代刑事訴訟的基本目標，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要使刑事訴訟證人的權利義務得到公正地對待，在打擊犯罪的同時保障刑事訴訟證人的基本權利

（二）保障刑事訴訟證人的利益最大化

眾所周知，經濟學的理論是建立在以一定的假設條件作為前提的。在經濟分析中，針對所研究的問題和所要建立的模型的不同需求，假設條件存在差異，但在眾多的假設條件中，至少有兩個基本的假設條件，“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設條件是其中之一豏。因此，在刑事訴訟證人只行為選擇，也符合理性人的選擇模式，他選擇拒絕作證和出庭作證的行為都是合乎理性的，即都以利己為動機，隨時隨地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力圖以最小的經濟代價去追逐和獲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貝利斯教授所言：“沒有正當理由,人們不能使程序在運作過程中的經濟耗費增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任何一位關心公共福利的人都有理由選擇其經濟耗費較低的程序”豐。公平正義作為制度設計的首要價值維度是確實無疑的。在經濟學的視野下，將刑事訴訟中出庭證人的理性人屬性看成制度設計中必須考量的價值維度，也具有獨立的價值意義。因為，一方面，人們的法律行為都隱含了利益訴求，另一方面，一切法律制度都要通過對有限資源的合理配置達到保證司法正義，提高訴訟效率，將效率和公平正義等價值均衡統一的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的狀態。法律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工具，體現了較強的主觀性。用經濟學的視覺和工具，來考量法律制度的設計，從而確定法律的結構、目的和一致性，使其符合理性的經濟規律的原理，避免用法律來論證法律的自我循環，對得到科學有效的法律制度，提高市場經濟中，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具有積極的意義。經濟學的考察，能使法學研究將法律作為一種社會工具來理解，使法律制度在推行過程中，將各種司法資源配置得更有效率。

二、刑事證人作證制度經濟分析對于我國的現實意義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刑事證人作證制度的經濟性使得法律經濟分析能夠促進其更好的應用和發展。首先，應當遵循經濟分析方法由理念滲透到模型介紹的過程。當前經濟分析方法在證據法研究中還沒有形成強勢勁頭，要使經濟分析的理念被廣泛接受，我們還有很多功課要做，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在毫無理論準備的前提下直接就將特定的經濟模型或公式蓋在具體法律制度的頭上，這不僅顯得唐突，而且過于形式化。這樣做的結果,會使得經濟分析方法不能進入主流學術研究陣地。但是如果我們堅持從理念滲透到模型介紹、步步為營的“戰術思想”，那么在理論前提得到充分論證的背景下，經濟分析方法將會象其他傳統的研究方法一樣能夠適用于法律所有領域；其次，應當遵循從理論研究到立法嘗試的過程。韋伯認為,法律保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服務于經濟利益。即使在情況似乎并非如此——或確實并非如此時，經濟利益也是影響立法最強烈的因素之一。這是因為，任何為法律秩序提供保障的權威都以某種方式依賴于構成該秩序的社會群體的共識性行動，而社會群體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物質利益的配合。

三、結論

從刑事證人作證制度的經濟性可以看出，訴訟效率是證據法的目的之一。在我國現有國情下，經濟分析不能僅僅強調效率，而是要在兼顧效率的基礎上以公平正義為首要目標。在學習西方先進理論時更應該將其和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這樣才能很好的促進刑事證人作證制度的經濟性研究的發展。

注釋：

①馬貴翔．刑事司法程序正義論[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39．

②劉金林．刑訴法修改尚需進一步的理論支撐[N]．檢察日報，2007-11-17．

③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17．

第9篇：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范文

關鍵詞：美國；反托拉斯法；經濟理論；市場經濟

反壟斷法是經濟學家較早運用微觀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領域之一。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法律經濟分析現象，經濟理論對有“經濟憲法”和“自由企業大”之稱的反壟斷法有何影響?這些問題很值得研究。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反壟斷立法、執法、司法歷史最悠久、制度比較完善、反壟斷經濟學最為發達的國家。即便是歐盟的競爭法有其獨特性，但也多有向美國反托拉斯法治實踐學習之處。本文試圖對美國反托拉斯法治實踐與經濟理論的關系進行研究，以期能夠為我國反壟斷法的實施提供有益借鑒。

一、美國的反托拉斯法與經濟理論發展歷程

反托拉斯法作為美國政府調控自由市場經濟的最基本手段，其產生、發展受到不同時期的經濟環境、政治背景、價值觀念、利益博弈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從而呈現出一種歷史的發展曲線。在這個歷史曲線中，尤為明顯的是經濟學理論對反托拉斯法的影響，可以說，美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反托拉斯法治實踐背后都有經濟理論的支撐。根據不同經濟理論對反托拉斯法的影響以及由此形成的反托拉斯法治實踐的不同特征，可以將美國反托拉斯法與經濟理論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一)早期自由競爭理論與反托拉斯法律體系的形成

由亞當·斯密創立的古典經濟理論強調自由競爭的極端重要性，認為自由競爭促進公共福利。壟斷損害經濟效率。壟斷與競爭是對立的兩極，競爭的高效率意味著壟斷的低效率。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認為，市場機制自動調節促使經濟趨于均衡。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也同樣主張自由放任。在這些經濟原理的直接影響下，隨著工業迅猛發展之后的企業組織規模擴大所引發的經濟集中和產業壟斷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畏懼、擔憂，并最終導致了以民粹主義運動為表現形式的反壟斷立法浪潮。1890年國會通過《謝爾曼法》，1914年國會制定頒布了《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這三部法律構成美國反托拉斯法律體系的主體。

在自由競爭經濟理論的影響下，這一時期的美國反托拉斯執法實踐表現出對“競爭者的保護”，通過對原子式企業的保護達到維持市場競爭局面的目的，因此對巨型企業和企業合并表現出一種天然的恐懼。有兩個典型案件能夠反映這種執法指導思想：一個是北方證券公司案，阻止了北太平洋鐵路公司和大鐵路公司的合并；另一個是新澤西州標準石油公司案，法院最終將標準石油公司拆分為34個獨立公司并且明確相互間董事不得兼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謝爾曼法》頒布實施的早期，圍繞國會制定《謝爾曼法》的目的、作用的理論爭議是非常復雜的，法院對《謝爾曼法》的適用也是模糊的。實際上，美國反壟斷法實施的不同時期，都不會出現一種單純的、整齊劃一的執法和司法局面，某種經濟理論和執法理念起主導作用僅僅是相對而言。明白這一點，對于理解美國不同時期的反壟斷執法和司法狀況是非常重要的。

(二)凱恩斯主義與本身違法原則

1936年，反映凱恩斯主義思想基礎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本出版。凱恩斯主義一改傳統經濟學放任主義的思想，強調政府干預在市場穩健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這為現代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學理論。在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下，羅斯福政府開始對經濟生活全面干預。凱恩斯主義作為一種宏觀調控經濟理論，為后來的哈佛學派興起進而從微觀經濟學層面倡導市場壟斷規制提供了前奏。從1936年到1945年甚至到里根政府前期，美國實施嚴格的反壟斷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凱恩斯干預主義的影響。

在立法上，1933年到1945年期間美國先后制定了幾部比較重要的反壟斷法案，它們主要包括《羅賓遜一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 of 1936)、《米勒一泰丁法》(miller－tydings act of 1937)和《惠勒—李法》(wheeler—lea act of　1938)。《羅賓遜一帕特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擴大《克萊頓法》中關于價格歧視條款的適用范圍，詳細列舉了所禁止的價格歧視行為，因而也被為“反價格歧視法”。《米勒一泰丁法》通過承認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貿易法”的主要原則，允許轉售價格維持

，保護小零售商，以達到禁止大企業通過傾銷方法排除中小企業的目的。《惠勒—李法》主要是修正《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把企業虛假廣告納入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范疇，由此擴大聯邦貿易委員會對廣告行為的審查。從以上幾個法案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立法立足于把更多的反競爭行為納入反托拉斯法律體系，體現出較為明顯的干預主義傾向。

在司法上，確立了本身違法原則。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本身違法原則雖然在一些判例中出現，比如密蘇里州船運協會案和美國訴聯合交通協會案，但本身違法原則與合理性原則仍然在交替使用，法院態度還處于徘徊狀態。1927年最高法院在特倫頓陶瓷公司案中對本身違法原則的闡釋，雖然可以說是對該法律適用標準的一個經典梳理，但是這一原則的地位還沒有得到確立，直至1940年最高法院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中才正式確立了本身違法原則。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提高或者左右價格的協議是違法的，不管由此產生的價格是否合理。最高法院還給本身違法原則增加了部分新的內容，例如，雖本身沒有采取價格聯合行為，但實際上具有固定價格的目的或者產生固定價格后果的聯合，均視為本身違法。此案除了闡述本身違法原則的核心思想外，第一次使用了“本身違法”這一反壟斷法適用的經典詞語。

(三)哈佛學派與結構主義

伴隨著20世紀40年代哈佛學派的興起，結構主義在美國逐步占據主導地位，美國反托拉斯法進入一個相對更為嚴格的歷史時期，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哈佛學派的主要理論觀點可以用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范式加以概括，即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市場行為又決定市場績效。在這一單向的因果關系中，市場結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哈佛學派認為，影響市場結構的因素主要有市場集中度、產品差異化程度和市場進入壁壘，其中市場進入壁壘是核心變量。受哈佛學派的影響，美國反壟斷執法機關運用scp分析范式，先后對很多大企業發起“肢解行動”，并獲得了法院的支持，典型案例有美國鋁業公司案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案。這一時期的另一個典型案件是布朗鞋業公司案，法院對此案的態度是：“效率不能構成辯護，而且顯示兼并會帶來的效率正可被用來攻擊兼并，理由是小的對手將因此而陷入不利境地。”最高法院在隨后的幾個合并案件中仍然持續對布朗鞋業公司案的態度，并逐步確立了“結構化”居于主導地位的企業合并規制實體標準，充分反映了這一時期反托拉斯的嚴格程度。

結構主義理論在這一時期的立法上也有所體現，《塞勒一凱弗維爾法》與《哈特－科特－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法》就是最好佐證。《塞勒一凱弗維爾法》對《克萊頓法》第7條進行了修改，補充規定購買資產作為企業并購方式之一，從而擴大了對企業合并的控制范圍。《哈特—斯科特一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法》創設了企業合并前的申報程序，要求合并各方在完成特定交易前須向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進行申報，加大了政府對大企業合并的事前控制。兩者都是結構主義在特定時代下的產物，對整個反托拉斯法實施產生普遍性影響。

(四)芝加哥學派與行為主義

20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學界出現了芝加哥學派的興起。芝加哥學派是對新古典主義的回歸，倡導市場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干預。芝加哥學派競爭理論有兩個顯著特點：第一，強調效率是反壟斷法的主要目標，甚至是惟一目標，因此，被稱為“效率主義學派”。該學派側重對企業行為的分析，特別注重判斷集中及定價結果是否提高了效率。如果市場集中是由于企業的效率提高從而逐步擴大市場份額的結果，那么即使市場是壟斷的或高度集中的，市場績效也是好的。第二，市場競爭過程是一個市場力量自由發揮作用的過程，適用“適者生存”的競爭法則。從長期看，在沒有人為的市場進入限制的條件下，特別是在沒有政府法規限制的情況下，市場競爭過程是有效的，能夠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保證消費者福利最大化。雖然市場會失靈，但政府干預也同樣會失靈，因此政府應該盡量減少對市場競爭過程的干預。由于國家作為經濟調節工具的缺陷不斷暴露出來，人們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上，開始理解并普遍認可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受芝加哥學派的影響，美國反壟斷法在70年代初開始逐步由傳統的結構主義向行為主義轉變。

在這個階段，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提起的針對支配地位企業行為的訴訟，除少數例外，大多以失敗告終。最高法院在大陸電視公司訴gte西爾代尼亞公司一案的判決中，將縱向非價格限制納入合理規則分析的范圍，推翻了10年前施維恩案確立的非價格垂直限制的本身違法性。最高法院特別引用了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強調對經濟效果的分析，為評價托拉斯行為提供了合適的基礎。對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案的態度轉變和處理結果也充分反映了反壟斷執法從結構主義向行為主義的轉向。

在企業合并問題上，80年代對合并指南作了兩次修改，最明顯的變化是市場結構逐漸由“決定性因素”轉變為“參考性因素”，大大放寬了相關市場的邊界。1982年至1986年間，向司法部提交的5萬件合并申請遭到明確反對的只有81件，許多在以前很可能遭到反對的合并都得到批準。

(五)新產業組織理論與反壟斷綜合執法

20世紀80年代后期，當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在美國達到頂峰時，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引入使得產業組織理論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學術界通常也把這些采用了新方法的研究統稱為“新產業組織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不是被動地對給定的外部條件作出反應，而是試圖以策略行為去改變市場環境，影響競爭對手的預期，從而排擠競爭對手或阻止新對手進入市場。市場結構和績效是企業博弈的結果，并取決于企業間博弈的類型。這樣，哈佛學派scp范式就被打破，而代之以在邏輯上循環和反饋的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的互動關系。雖然新產業組織理論也認同效率作為反托拉斯法的目標，但該理論對效率的分析不同于芝加哥學派，采用更加動態的策略行為分析模型取代芝加哥學派的靜態的價格一產出分析框架。新產業組織理論運用非合作博弈模型實現了對限制進入定價、默契合謀、廣告、產品擴散、技術創新、設置進入壁壘等策略行為的動態分析，對各種復雜交易現象的動機和效果的理解達到了新的高度。新分析模型的出現意味著經濟學家開始找到對豐富多彩的行為進行處理的方法，使得現行的產業組織理論更加具體化、復雜化和貼近于市場現實。

柯達訴圖像技術服務公司案成為這一時期的典型案例。該案的關鍵問題是，柯達公司在主設備市場上沒有市場優勢，其在維修服務和零件市場上能否形成壟斷力。最高法院首次較大篇幅地運用博弈理論、信息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等新產業組織理論進行分析，強調用簡單的經濟學理論來代替對市場現實的細致分析是危險的。柯達一案標志著最高法院對芝加哥學派的分析方法和觀點產生了質疑，并且確立了一個新的原則：在法庭審判中有必要對策略行為加以詳細分析。自此，大企業的策略行為開始受到反托拉斯當局的認真對待，新產業組織理論的分析和概念得到了反托拉斯執法機構和法院的采用，美國的反托拉斯政策也從前一時期的過于寬松逐步轉向溫和的干預。無疑“后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論鼓舞了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提起對支配性企業的檢訴案件，但是反壟斷規則卻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狀態。

這一時期的反托拉斯執法還特別關注國外企業的競爭、國際卡特爾行為，甚至在反托拉斯執法中優先考慮國際政治、經濟貿易等外部因素，出現新貿易保護主義問題，波音與麥道合并案洶’就是典型案例。美國政府之所以同意波音與麥道的合并，根本原因在于波音公司有歐洲空中客車這個強勁的競爭對手。這說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政府分析企業行為是否構成壟斷，已不再局限于國內市場，而是從全球市場進行分析，還要考慮國家整體產業競爭力和保護本國企業的問題。

二、反托拉斯法與經濟理論相關性的評論

從美國反托拉斯法及其相對應經濟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經濟理論對反壟斷立法、執法、司法的指導作用，反壟斷立法、執法、司法與經濟理論、經濟研究范式具有正相關性。從這個角度講，經濟分析方法在反壟斷法的研究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反壟斷實踐需要“經濟理性”提供一種經驗支持。經濟學家及其經濟理論對美國反托拉斯體制做出了兩大重要貢獻：第一，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使競爭成為治理經濟的優位機制。整個20世紀，美國反托拉斯法與主張政府對經濟廣泛介入的政策艱難地共存。經濟學家在辯論中通過闡述壓制競爭措施的代價，來告知人們競爭的相對優勢。第二，經濟學知識在反托拉斯執行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世紀前半葉，人們在法院的判決中很難發現經濟學的直接影響，到了20世紀后半葉，經濟學的影響開始增強。今天，隨著經濟學觀點在法學的日益滲透、司法對經濟學理論明確且廣泛的倚重以及經濟學家在政府反托拉斯機構中的地位上升，經濟學和法學之間的聯系已經被制度化了。

從總體上看，美國反托拉斯執法和司法實踐與經濟理論分析的融合越來越緊密，反托拉斯實踐變得更具有濃厚的經濟學色彩。經濟學的參與和經濟邏輯的引進，推動了美國反托拉斯法律實踐走向成熟，也代表了反壟斷實踐的一個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在評析美國經濟學理論對反托拉斯法發展歷程的影響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時，要認識到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1.經濟理論是特定時期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整合的反映和結果。之所以出現不同經濟理論主導不同時期的反托拉斯法律實踐，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理論是衍生物，需要密切關注經濟理論背后所隱藏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現實。同時也表明，反托拉斯法不僅僅是個法律

問題，涉及到經濟發展、政策取向、傳統競爭意識等多種因素，相對于其他法律部門(或者部門法)而言，它更具有強烈的社會特征，可以說是一個國家各方面的綜合反映。比如，《謝爾曼法》的出臺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既有美國早期反抗英國王室的特許經營而形成的反壟斷傳統以及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有出自于對早期自由競爭理論的信仰，信守小企業和農場的存在才是代表獨立和平等的產業組織形式，進而認為經濟集中會影響政治民主，要把經濟分散化作為政治民主的保障。然而，這些經濟理論和思潮都是在美國內戰后工業飛速發展、社會出現商業巨頭和濫用市場支配力的大環境下才進一步進發出來的，由此共同促成了《謝爾曼法》的制定。此后，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執行，經歷了結構主義、行為主義和綜合執行等不同歷史時期，出現了本身違法原則與合理性原則適用上的搖擺、徘徊與交叉，時而嚴格時而松動。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現實情況出現了變化，不同時期出現不同的執法指導思想和執法方式，適用不同經濟理論和經濟分析方法。因此，惟有從經濟理論與社會現實交互作用的視野去分析和理解，才能認清經濟理論生成的原因及其在反托拉斯實踐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機理。

2.經濟理論要指導或影響法律的制定與實施，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和難題。首先，經濟理論自身的多樣及繁復使得法官和執法人員都面臨著判斷與選擇的問題。美國反托拉斯經濟理論經歷了早期自由放任經濟理論、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和新產業組織經濟理論等幾個階段，而這些理論發展過程并非一種單向的“歷時性”或“替代性”更迭，更多的是“共時性”的存在。比如，自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聯邦執法機構和一些司法判決將經濟效率作為合并分析的主要組織原則，但這一定向被批評為弱化了立法歷史和最高法院早期合并先例中對有關經濟、社會及政治分權的強調。在效率考量構成了合并分析主流的今天，平民主義仍然可以并確實影響著對特定交易的評估。“”這說明了經濟理論發展及其適用不是沿著一條直線前行，而是一種交叉存在。因而，不難理解哈佛學派理論雖然已不是主流，但其合理成分仍然與芝加哥學派、新產業組織理論共存，成為“后芝加哥時代”反壟斷經濟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正是由于多種經濟理論的共存，選擇問題就成為反壟斷立法與執法過程中的首要問題，而選擇的過程往往要受經濟、文化、政治等多種因素影響，也受立法者與執法者的“前見”和“偏愛”影響，這些都造成反壟斷實踐的不確定性，增加反壟斷法的不可預見性和復雜性，從而呈現出經濟理論對反壟斷實踐指導的“漂浮不定”。其次，復雜的經濟模型和數理分析工具增加了法官和執法人員依據經濟理論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難度，增加了執法和司法成本。再次，經濟理論多以假設作為立論前提，初始假設條件的細微變化都足以導致有關結論失去賴以立足的基礎，甚至出現截然相反的結果，使得經濟理論的運用多變且難以把握。因此，要讓經濟學理論更好地指導反壟斷法實踐，至少要解決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要設計出一種能夠將復雜的商業行為準確地定性為促進競爭或者違反競爭的分析方法。二，將這些方法表達為適用于執行機構和法院的規則，并且給商業機構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的制定商業策略的基礎。

三、美國經驗對中國反壟斷執法的啟示

作為反壟斷經濟學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反托拉斯法治實踐中的經濟理論運用情況，對于還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反壟斷法治實踐，具有很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在實踐中，我國已在反壟斷法及相關配套規定中借鑒了美國一些反壟斷經濟分析方法。如2009年5月24的《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于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規定了界定相關市場采用替代分析方法以及假定壟斷者測試分析思路，充分借鑒了美國《橫向合并指南》界定相關市場的方法。但是，僅僅借鑒反壟斷執法中一些概念和具體分析方法是不夠的，更為重要的是要挖掘反壟斷法發展與經濟理論交互影響背后所蘊含的機理，借鑒其發展歷程所折射出來的一般原理和最新成果。從美國反托拉斯法與經濟理論發展的交互關系中，可以得到如下幾點啟示和可資借鑒之處。

1.要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經濟理論立基于市場實踐，是市場實際運行的理論衍生物。經濟理論在美國反托拉斯政策中的大量運用，反映出了美國在反托拉斯法律實踐中重視市場的理念，而不是簡單地用政府干預去取代市場。即使是用反托拉斯法去干預市場，其目的還是在于構建和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經濟學的滲透對于保證政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經濟分析的邏輯性和客觀性減少了尋租活動滲透到政策中來的可能和空間。中國30年經濟改革主要就是圍繞如何科學和合理界定政府、市場、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而展開的，改革雖有成效，但隨著改革的深入，障礙與“瓶頸”逐漸顯現。究其原因，是政府、市場、企業三間的關系還不夠明晰，缺

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來規范三者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在反壟斷法領域表現為產業政策偏多，在一些領域產業政策優先于競爭政策，自由競爭的市場規律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我國的改革是政府主導型的，政府是經濟改革的主要推動者，直接參與了市場的建設、培育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難免形成了政府干預過多而市場無法發揮作用的負效應。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對政府轉變職能提出了迫切要求。雖然在某些領域還需要政府扶持和培育市場，但更為關鍵的是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要實現從市場建設者到市場監管者的轉型。我國一些經濟法學者提出，由于壟斷、信息不對稱、負外部性、公共產品等原因造成市場失靈，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預，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經濟法，就是市場干預之法。我們認為，市場失靈并不意味著就需要政府干預，而且政府干預也會失靈。因為政府干預需要成本；政府干預所依賴的信息也并非完整，信息在傳遞過程中的流失對政府來說同樣難以避免；政府干預過多還會出現尋租問題。在市場和政府干預同樣存在失靈的情況下，似乎應該對比兩者孰輕孰重之后，再做理性的選擇。然而，放在中國長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政府干預經濟的思維和慣性仍然強大、經濟改革目標是向市場體制轉型的形勢下來考慮，答案就比較清楚了——應當強調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減少政府干預。因為政府不是干預太少，而是干預太多，我國市場化程度仍然較低。

2.要明確效率優先的價值取向。美國反托拉斯的目標雖然幾經反復，但效率作為最主要的目標最終被確立起來了。新產業組織理論對效率的評價標準和分析路徑與芝加哥學派盡管不盡一致，但是他們對效率作為反托拉斯法最主要目標的認識是一致的，他們之間的差異是“效率范式”內部的純粹技術性的差異。從邏輯上講，只有把效率作為反壟斷法的主要目標，經濟分析方法才有用武之地，因為效率可以量化，可以通過經濟分析獲得確認，而像公平、自由之類的抽象目標，無法通過經濟分析獲得結論。國外歷史上曾發生過不考慮經濟效率的反壟斷執法和司法，它們給經濟生活帶來了負面影響。這一點對反壟斷法后起的中國來說，尤其值得注意。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是，國有企業經過30年改革才初顯效率，甚至有些經濟績效的取得不是由于企業自身生產效率提高、經營和管理水平提高的結果，而是由于其占有稀缺資源的優勢而取得的。另一方面，民營企業的發展也遠未達到效率顯著的境地，2008年世界500強企業中沒有一家中國的民營企業。可以這樣講，中國企業競爭力總體不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很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把效率作為反壟斷法的主要目標，那么反壟斷法的意義何在?我國反壟斷法第一條規定：“為了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法。”不難看出，我國反壟斷法承載著公平、效率、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四重價值目標。也許從理論上分析，這些價值目標可以協調一致，但放之于實踐，其矛盾與沖突就很快顯露出來：公平與效率的沖突、企業效率與保護消費者利益的沖突甚至消費者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沖突等等。面對這些沖突，反壟斷法能夠承受這么多的價值目標嗎?會不會成為“不可承受之重”?為了保持法律的周延性和完整性，在立法上也許可以設置多重價值目標，但從實踐運行的角度和更加理性的視角，務實的選擇應當是突出一種價值目標。就目前中國的現狀而言，應當突顯效率這一目標。也許反壟斷法規定的其他價值目標可以兼顧，保護消費者利益、保護中小企業利益等價值目標也要得到應有的重視，但這些目標主要由其他法律來保障。正如波斯納所言：“沒有任何理由用反托拉斯法來達到與效率無關甚至對立的目標，比如促進小企業群體的發展，這是一個無論如何有什么內在價值都不能在反托拉斯的原則和程序框架下實現的目標。”

3.要培養法經濟學人才。“徒法不足于自行”，法律的實施離不開專業的執法和司法人員。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反壟斷法具有更加明顯的“空缺結構”，這是由壟斷問題的復雜性和經濟社會的變動不居性所共同決定的。反壟斷成文法相對開放的特征，要求反壟斷執法人員和法官發揮“拾遺補缺”的能動作用，以填補法律空白。經濟分析方法既是一種分析判斷企業行為是否具有反壟斷效果的恰當方法，也是一種填補法律空缺的手段。而要把經濟分析方法運用于反壟斷實踐之中，要求執法者和司法者不僅要具備反壟斷法律知識，還要掌握經濟學專業知識。正如理查德·維思(richard whish)所言：“競爭法是關于經濟與經濟行為之法，對其從業人員來講，掌握相關經濟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雖然反壟斷法已出臺多年，但是由于緊缺具備專門經濟學知識且又通曉反壟斷法律的復合型人才，反壟斷法未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而在美國，不僅有一大批經濟學家從事反壟斷研究，而且像波斯納、博克這樣的經濟學家還被任命為聯邦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