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保障的性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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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醫療保障的性質范文
1. 醫療保障行政管理機構逐步建立
現在的醫療保障行政管理職能已經從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分離出來了，由行政管理職能機構管理，行政管理機構對各級醫療保障行政管理機構的設置、職責、人員編制等做出過明確規定，經過行政管理機構的不斷變革，目前各級社會保障部門，衛生部門，民政部門分別承擔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鄉醫療救助的行政管理工作，三個部門互相監督，互相協作，對醫療體制的變革和發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2. 醫療保障行政管理職能走向完善、規范
隨著全民醫保的建立，醫療保障制度的行政管理職能已經覆蓋了全體的社會成員，各個行政部門響應政府的要求，對醫療體系加強信息化的管理的咨詢的公開化，透明化，加強對醫藥衛生體制的綜合研究，并使行政的管理要依靠政策的標準，使政府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的管理趨勢是一致的。
第2篇：醫療保障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醫療保障；執行困難；政策分析
一、公共政策執行的理論闡述。
公共政策執行是正常過程的時間環節，是將公共政策目標轉化為政策現實的唯一途徑。國外學者對公共政策執行的定義大致分為兩大類：一類如瓊斯等，十分關注公共政策作為行動指南的指導作用，認為政策執行的關鍵問題在于政策執行機關如何采取政策行動。政策行動堅強有力、行動方法切實可行就可以較為順利地實現政策目標，合理的政策執行行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政策決定的不足；另一類如格斯頓等，則強調執行組織機構的作用，認為既定的政策是否能夠得到忠實的執行，關鍵在于政策執行機構在主觀上是否能夠充分理解政策的含義，是否愿意毫無保留地支持政策決定，在客觀上是否擁有足夠的能力和資源。
綜合以上諸種界定，中國學者寧騷在《公共政策學》一書中的觀點是“所謂公共政策執行就是正常政策執行主體為了實現公共政策目標，通過各種措施和手段作用于公共政策對象，使公共政策內容變為現實的行動過程”。
二、問題：農村合作醫療政策的困境。
在我國農村，多數農民從事著收益低下、剩余很少的農業勞動。在收入增長緩慢的前提下，農民面臨最大的風險就是疾病、養老和貧困，而疾病與養老相比，風險更大。因此，農民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第一需求是醫療保障。
目前的醫療保障基本上是農民自我保障。在醫藥價格猛漲的情形下，農民醫療費用支出急劇增加，醫療費用攀升的幅度超過了農民實際收入增長的幅度，醫療費用遠遠超出了農民個人和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在農村，小病經常不看，大病看不起，一旦出現大病，則整個家庭陷入經濟困頓之中，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極為普遍。農民對社會醫療保障的需求很大。既然農民存在著對社會醫療保障的迫切需求，而政府原有的合作醫療體系已經解體，醫療服務的供給不復存在，那么，政府恢復和重建農村醫療保障的政策為何無法實施，達不到預期的政策目標和效果呢？
三、解釋：政策行動者的視角。
本文主要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認為制度或政策給博弈中的行動者提供了一種激勵機制，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改變行動者的行為傾向。好的或成功的制度與政策能夠通過激勵機制和約束條件的變化改變行動者的行為方式或傾向，從而實現政策的原有目標和預期效果。本文將根據不同的政策行動者面臨的約束條件和激勵機制，從不同的政策行動者相互博弈的視角解釋農村醫療保障這項公共政策執行困難的原因。
1.中央政府在財政緊張的約束條件和沒有農民群體政策壓力的激勵機制下，對重建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政策資源投入不足。
一項社會政策出臺之后，需要具有政策資源的支持才能運作和執行。一般地講，政策資源主要包括人力、財力、物力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財力的支持。目前，農村的醫保政策主要缺乏相應的資金投入，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投入。中央政府主張“舉辦合作醫療，要在政府的組織領導下，堅持民辦公助和自愿參加的原則?；I資以個人投入為主，集體扶持，政府適當支持。要通過宣傳教育，提高農民自我保健和互助共濟意識，動員農民積極參加。其實，中央政府對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財政支持嚴重不足。
農村醫療保障制度作為整個社會保障的組成部分，具有公共產品的特點，即具有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它能促進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持久繁榮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主要由政府組織生產和提供，政府也理應承擔起供給的責任。那么，中央政府為什么沒有為農村醫療保障這項社會政策投入配套的財政支持呢政府在財政緊張的約束條件下，用于社會保障的資源比較有限。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由發展中經濟向發達經濟升級的過程中，政府需要解決的公共事務很多，因此，中央政府財政能力肯定存在不足的情況，許多國家都遇到財力不足的危機。中國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是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公共選擇，而主要是政府單方面供給公共政策的形式。作為醫療保障政策目標群體的農民對政策制定者———政府的力量是微弱的，他們沒有談判和制約的力量。在政府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中，農民缺乏進行利益表達的途徑，也很少有其它途徑可以實現群體的政策主張。
因此，政府在既有的財政資源約束條件下，肯定優先處理其它政策問題，而忽視甚至放棄在農村供給公共產品這種政府本應承擔的職能。
2.中央政府職能部門與地方政府的政策行為同樣沒有為政策執行提供有效支持。
中央政府雖然決定”恢復和重建“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但是，對于資金來源，各職能部門的觀點不一，它們的政策措施是相互矛盾的。中央政府需要通過公共政策解決公共問題，但是，這些政策，尤其是各個部門出臺的政策都服務于不同的政策目標，例如民政部的規定是為了重建合作醫療的目標，而農業部的政策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這兩種目標都是政府在特定時期中選擇的目標，因而發生政策措施的沖突與矛盾。
在中央政府較弱的政策激勵機制下，很難促使更多的地方政府重視農村醫療保障。由于對地方政府的考核和評價中，城市的社會保障遠比農村的社會保障重要。因此，地方政府主要將資源和精力更多地放在城市而不是農村。
3.作為政策行動者的農民無法為建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承擔主要責任。
由于農村的醫療保障政策缺少各級政府相應的財力支持，而社會政策又不能離開經濟資源而獲得有效執行，因此，實施農村合作醫療保障政策的重要資金來源是向農村中的廣大農民籌集。
首先，進入90年代以來，雖然中央政府采取了各種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措施，但是農民收入增加有限，而且農民的稅賦負擔卻非常沉重。因此，農民為合作醫療所交費用雖然從絕對值來看并不算高，但是它在農民的家庭年收人中所占的比例是大多數農民，尤其是廣大的中西部農民承擔不起的。？？其次，農民不太相信建立合作醫療制度能給農民帶來很大的好處。因為根據經驗，農民認為在合作醫療制度存在不平等的待遇。農民沒有相應的措施保障基層政府從他們其身上收走的錢，能夠用于醫療保障，這些錢很可能成為基層政府又一項亂收費，最后落入干部的腰包。
根據筆者對農村醫療保障政策的相關行為者的分析，由于中央政府沒有為農村的醫療保障政策投入配套和充足的經濟資源，地方政府由于財政困難也同樣沒有能力或者沒有動力為農民建立醫療保障制度，而農民個體又因收入增長緩慢、對政策的某種不信任，導致農民沒有能力或不愿為農村醫療保障單獨”買單“。因此，我國目前的農村醫療保障政策遇到了實施的難題，很難達到政策制定者起初所訂立的為農民提供醫療保障的政策目標。
參考文獻：
[1]寧騷。公共政策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宋斌文，熊宇虹，張強。我國農民醫療保障的現狀與對策選擇[J].調研世界2003（11）.
[3]吳佩旆。關于我國農村醫療保障的思考[J].計劃與市場探索，2003（07）.
第3篇：醫療保障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 環孢菌素A；十一酸睪酮；再生障礙性貧血；療效觀察
[中圖分類號] R97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2）02（c）-0078-02
Curative effect contrast between cyclosporin A with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and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only in the treatment of aplastic anemia
TANG Yirong HUANG Xiujuan CHEN Qi
Blood Division of Rheumatology of Ningde City Hoapital in Fujian Province, Ningde 352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urative effect contrast between cyclosporin A with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and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only in the treatment of aplastic anemia.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aplastic anemia were selected from September 2008 to May 2010 in our hospital, and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n = 20) and control group(n = 20),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yclosporin A and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only.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a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65% and 85%, respectively (χ2 = 4.266 7, P < 0.05). The adverse reac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25% and 20%, respectively (χ2 = 0.286 7, P > 0.05).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using Cyclosporin A with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for aplastic anemia is much more superior to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using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only, And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Cyclosporin A;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Aplastic anemia; Efficacy observation
再生障礙性貧血（aplastic anemia）是由多種病因引起的一種以造血功能障礙、脂肪髓取代紅骨髓引起紅骨髓容量降低，造血衰竭的，以全血細胞減少為主要臨床特征的綜合性疾病[1]。目前本疾病的治療方法包括支持療法、促進骨髓造血功能恢復以及病因學治療等措施[2]。本研究中通過環孢菌素A聯合十一酸睪酮治療再生障礙性貧血與傳統單獨運用十一酸睪酮治療相比，取得明顯的臨床療效，現總結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本院2008年9月～2010年5月收治的再生障礙性貧血患者40例，其中，男22例，女18例；年齡13～60歲，平均（33.5±1.9）歲；病程2～33 d，平均（18.0±1.3）d。實驗室結果為Hb 33～125 g/L，PLT（1~25）×109/L，WBC（0.35～0.85）×109/L，骨髓檢度減低33例；30例巨核細胞數為0，5例為1個，5例為2個。將所有的患者按照隨機分配的原則分為治療組（20例）和對照組（20例），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病程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治療組采用環孢菌素A聯合十一酸睪酮治療：口服十一酸睪酮80～160 mg/d，口服環孢菌素A 4～6 mg/（kg?d），2次/d，同時輔助藥物進行護肝治療；對照組僅采用十一酸睪酮進行治療，用法用量與治療組相同。
1.3 療效評定標準
參考張之南主編的《血液學診斷及療效判定標準》分為治愈：治療后患者血紅蛋白（Hb） > 110 g/L，白細胞（WBC） > 4×109/L，血小板（PLT） > 80×109/L，臨床癥狀消失；顯效：Hb > 110 g/L，WBC > 3.5×109/L、PLT較之前有所增長；緩解：患者貧血癥狀和出血癥狀改善明顯，無需進行輸血治療；無效：患者經過治療后無明顯癥狀改善；判定總有效為：治愈+顯效+緩解。
1.4 統計學分析
所有數據均使用SPSS 13.0統計軟件進行處理分析，數據以均數±標準差（x±s） 表示，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秩和檢驗，并以P ＜ 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治療組和對照組的療效對比
治療組的總有效率為85%，對照組的總有效率為65%，治療組的總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提示針對再生障礙性貧血，環孢菌素A聯合十一酸睪酮治療效果明顯優于單獨十一酸睪酮治療，見表1。
2.2 不良反應發生情況對比
治療組的不良反應發生率為20%，對照組為25%，治療組的不良反應發生率低于對照組，但是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 = 0.286 7，P > 0.05），提示針對治療過程中出現的不良反應，環孢菌素A聯合十一酸睪酮與單獨十一酸睪酮治療無顯著差異，見表2。治療過程中患者出現不良反應的癥狀輕微，對癥治療處理之后均能得到有效緩解，不影響治療。
3 討論
再生障礙性貧血是臨床上常見的較為難治的血液病之一，涉及微血管環境改變、免疫紊亂以及造血干細胞損傷等多種發病因素[3]。目前本疾病的治療方法包括支持療法、促進骨髓造血功能恢復以及病因學治療等措施。
本研究采用環孢菌素A聯合十一酸睪酮取得了較滿意的療效，在治療再生障礙性貧血的對比研究試驗中，治療組的總有效率為85%，明顯高于對照組的總有效率（65%），差異明顯（P < 0.05），提示了環孢菌素A聯合十一酸睪酮與傳統療法相比其治療效果更加明顯。同時不良反應率發生方面治療組（20%）也低于對照組（2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是出現不良反應發生率降低的現象。環孢菌素A治療再生障礙性貧血的主要機制為抑制T細胞產生負調控因子，以及抑制IL-2的對應受體的表達從而發揮作用[4]，另外多篇報道顯示，環孢菌素A與十一酸睪酮聯合用藥的臨床效果也優于單獨十一酸睪酮用藥[5]。如舒華娥等[6]的研究結果顯示，環孢菌素膠囊聯合十一酸睪酮治療組的總有效率高達88.9%，明顯高于十一酸睪酮單獨運用的對照組。環孢菌素A是一種親脂性11環肽，可以抑制T細胞生成干擾素但是并不影響其生成巨噬細胞的集落刺激因子，并且由于其應用方便，臨床上使用較為廣泛。
綜上所述，環孢菌素A聯合十一酸睪酮治療再生障礙性貧血的治療效果明顯優于單獨運用十一酸睪酮的治療方法，不良反應發生少，值得臨床應用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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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醫療保障的性質范文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分配原則已經得到社會公眾的普遍認同和接受。社會保障屬于社會再分配的范疇，因此，引入市場化機制，通過提高效率來緩解日益增大的社會保障壓力，成為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而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市場化取向力度更大，從各地正在推進的醫療保障改革方案來看，盡管改革的方式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與過去相比個人的醫療保障責任在擴大，政府責任在縮小，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醫療行業。醫療保障改革的市場化取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提高了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效率，但是其負面效應也是顯而易見的。
其一，醫療機構市場化運作，優勝劣汰，導致城市大醫院的技術水平、設備條件越來越好，而城市社區醫院，尤其是農村鄉鎮醫院維系艱難，逐步萎縮，甚至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政府衛生投入也越來越向大醫院傾斜，加劇了這種分化的程度。目前，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結果是城市人往大醫院跑，農村人往城市跑，大醫院人滿為患，小醫院門可羅雀。
其二，我國連年對醫療機構投入減少和藥品漲價的補償機制缺乏，迫使醫療機構出現較強烈的逐利傾向，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逐步成為其主要的功能。由于醫療市場是一個特殊市場，醫患信息不對稱，市場競爭往往使價格升高。例如醫療機構為了在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往往競相購買高精尖設備，使我國本來就不足的醫療資源重復配置而浪費，設備購入后為盡快收回成本并獲得利潤，往往過度提供醫療服務。醫療行業作為一種特殊行業，很容易形成市場壟斷的地位，市場壟斷條件下醫療費用持續上漲將不可避免。醫療保障費用與日俱增，政府、個人、企業都承受了巨大壓力，占我國人口70%以上沒有醫療保障的農村人口更是難以承受高昂的醫療費用。
因此，筆者認為，醫療事業改革的市場化取向，雖然有其積極作用的一面，但是卻背離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基本規律。與一般消費品不同，大部分的醫療衛生服務具有公共品或準公共品性質。具有公共品性質的服務是營利性市場主體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也是個人力量所無法左右的。必須而且只能由政府來發揮主導作用，否則就一定要出問題。政府的責任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公平優先的理念下，全面干預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和發展。二是強化政府的籌資和分配功能，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醫療需求。從以上兩個方面的政府責任來看，中國的醫療保障所存在的問題，根源主要不在于缺少公共資金，而在于缺少公平優先的價值理念和有效的政府管理。
政府如何在醫療保障方面發揮主導作用，貫徹公平優先的價值理念，構建公共保障體系，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最基本的醫療保障呢？筆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增強，但人口多、人均經濟水平低、社會保障能力差的基本國情并沒有改變，中國還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水平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基本醫療保障水平與生活水平相適應[2].因此，在基本醫療保障方面，要以政府投入為主，針對絕大部分的常見病、多發病，為全民提供所需藥品和診療手段的基本醫療服務包，以滿足全體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具體實施方式是，政府確定可以保障公眾基本健康的藥品和診療項目目錄，政府統一組織、采購，并以盡可能低的統一價格提供給所有疾病患者。其中所用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財政承擔。為控制浪費，個人需少量付費。對于一些特殊困難群體，自付部分可進行減免。
即便部分醫療領域引入了市場機制，政府也要進行嚴格監管。發達國家的政府對所有引入市場機制的醫療領域，其監管極為細致和嚴格。我們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要遵循“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而不是只顧效率而不顧公平。為了保證公眾獲得最基本的醫療保障，政府有責任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藥價虛高，讓廣大公眾看得起病，也有責任為貧困人群設立平民醫院，以解決弱勢群體看病難的問題。
二、醫療保障制度設計應當遵循利益均衡性原則
在公平優先的理念指導下，為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醫療保障提供制度安排，需要調整醫療、醫藥、醫保、醫患四個方面利益主體的關系，鑒于醫療、醫藥、醫保、醫患四個方面利益主體價值目標的差異，通過調整利益關系來整合主體價值目標，是醫療保障制度設計的一個重要原則。筆者認為，醫療保障制度設計應當遵循利益均衡性原則。醫療機構是提供醫療服務的機構，即使在適度市場化條件下，追求利潤也是無可非議的。醫患也就是病人，必然追求高質量的、充分的醫療保障，而不是“基本醫療保障”，更不會主動考慮醫療保險基金收支平衡問題。醫藥企業，由于處在完全市場化條件下，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十分明確。醫療保障管理機構，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并確保收支平衡。醫療保障制度設計就是要在以上四個利益主體的不同價值目標之間尋找利益的平衡點。首先，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立足于調動各個利益主體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整合各個主體利益。從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來看，醫療機構與醫患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供需關系、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3].在醫療保障制度設計中，“提供基本醫療保障”的目標需要通過醫療機構有效的工作來實現。這就是說，醫療機構作為醫療保障體系中的一個主體要素與醫患之間基本目標是一致的，即一方的工作是為了實現基本醫療保障，另一方的目標是得到基本醫療保障。醫藥企業則需要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實施順利的前題下，才能獲得穩定的藥品市場和穩定的利潤來源。醫保機構管理也只有在醫療、醫患、醫藥的價值目標都基本實現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最大限度地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實現醫療保障基金的收支平衡。因此，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做到兼顧各個方面的利益是可能的。
其次，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能夠發揮制約各個利益主體行為的作用。我國改革的市場化取向，不可避免地會誘導逐利行為，醫患想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醫療服務行業想獲得更大的效益，醫療保障管理機構想投入經濟。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供方誘導需求成為一個普遍現象。誘導需求是指醫療服務提供者為了自身利益，利用掌握的知識和信息影響（誘導，甚至強制）患者進行不必要的消費。供方過度服務的表現形式有大處方、抗生素濫用、大檢查和手術濫用等。越來越多的衛生資源用于購買費用昂貴的城市醫院服務，用于購買低廉社區醫療服務的經費很少，同時，也擠占了用于購買成本效益較優的公共衛生服務的經費，嚴重危害了我國的醫療保障事業健康發展。因此，優先保證基本的醫療保障的投入，同時采用低成本的醫療技術，從而使我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條件下大體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醫療需求。
再次，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體現在醫療衛生事業中的主導作用。在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醫療保障方面，政府應當承擔主要責任。目前，我國城鎮醫療保障采取個人、企業、政府三方面承擔責任，通過個人自負和社會統籌相結合的方式提供基本醫療保障，在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中，政府承擔的是有限責任，如果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困難，就會利用公共權力縮小自己的責任，加大個人和企業的責任。這樣的制度安排，不利于醫療保障事業中各個利益主體關系的調整，政府只有在基本醫療保障方面確保穩定的財政投入，承擔無限責任，才能維持利益主體對社會保障事業的信心。當然，醫療保障領域實施適度的市場化改革，對于調動各利益主體積極性是有效的。但是這不包括基本醫療保障。對于基本醫療服務以外的醫療衛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統一的保障，由社會成員自己承擔經濟責任。政府鼓勵發展自愿性質的商業醫療保險，推動社會成員之間的“互保”；鼓勵企業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礎上，為職工購買補充形式的商業醫療保險；鼓勵有條件的農村集體參加多種形式的商業醫療保險。在這方面政府的主導作用應當體現在通過制度安排，提供激勵措施，如提供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鼓勵基本醫療保障以外的醫療保險事業健康發展。因此，政府應當以基本醫療保障為核心，通過制度安排，建立起多層次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
三、醫療保障制度設計應當推動誠信體系的建立
誠信缺失是我國醫療保障體制運行中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也是醫療保障制度設計中需要重點規范的問題。由于醫療保障制度安排中，誠信管理體制建設相對滯后，失信成本過低，以至醫療保障事業中的利益主體誠信缺失行為泛濫且屢禁不止。因此，強化誠信管理是我國醫療保障制度設計的一個重要價值理念基礎。
第一，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平等公正地調整不同利益主體間的相互關系，醫療保障的具體政策應體現平等公正的道義精神，并運用多種調節手段，通過利益補償和對弱勢群體的援助，在公平優先的前提下，維持公平與效率的動態平衡。在保護醫療、醫藥、醫保、醫患各利益主體合法權益的同時，統籌兼顧，抓住各方利益的契合點，擴展共同利益，推動共同利益的整合。醫療保障政策應體現“一碗水端平”的平等公正精神，加強政策導向力度，遏制醫療保障關系中強勢方侵害弱勢方合法權益的非誠信行為，要確保醫療保障關系的誠信互動性質，避免行為主體間，因權利義務分配顯失公平而蛻變為各方以非誠信手段相互報復的爾虞我詐。政策愈能體現平等公正的價值取向，便愈能為醫療保障誠信體系的建設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建立穩定的醫療保障誠信管理制度。管理體制上，建立公共信用誠信管理數據庫，失信行為一旦被數據庫記錄，就會留下污點，并要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代價。建立針對誠信活動的約束監控機制、防患糾錯機制、評估獎懲機制和導向模塑機制，借助國家機器的強制性力量，以法律法規形式賦予上述要求以權威性的普遍效力。在運行機制上，應該細化對各種不講誠信行為的處理規定，加大對醫療保障事業中誠信缺失行為的懲罰性打擊力度，讓“失信成本”遠遠高于“守信成本”，讓失信者得不償失，不敢冒失信的風險。醫療保障誠信缺失本質上是一種違約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主體是否選擇違約，關鍵在于違約成本的高低，當違約的預期效益超過守信活動所帶來的收益時，主體便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違約。目前，我們對不誠信的行為處罰只是補償損失，顯然起不到有效約束毀信者行為的作用。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建立鼓勵守信者、處罰毀信者的機制，讓不講誠信的個人和醫療服務機構付出沉重的代價，這樣，有利于我國醫療保障體制的正常運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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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醫療保障的性質范文
論文關鍵詞：農民工，醫療保障，對策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農業人口仍然占到總人口的70%以上。套用舒爾茨的說法，中國經濟可謂是典型的農業經濟或農村經濟對策，或者說是農民經濟、窮人經濟，農業、農村、農民、農民工問題在我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農民工的本質是農民問題，農民工是農民中比較先進的、比較積極的部分，他們是帶頭和開路的。解決農民工問題也就是解決農民問題。
對中國經濟的建設和發展，農民工可謂功不可沒。據中國社科院人口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統計對策，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對我國GDP貢獻率達21%，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規模約為1．5億人，在第二產業中農民工占全部從業人員的57.6％，其中在加工制造業中占68.2％，在建筑業中接近79.8％；在第三產業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中對策，農民工占到52％以上。
然而，長期以來，受人為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影響，中國的醫療保障制度遠離了人口眾多而又身處社會底層的農民。醫療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是國家社會政策缺位的一個重要表現。農民工醫療保障程度低，相應的醫療保障機制和體系發育滯后，農民工群體近乎游離于現有醫療保障體系之外。
一、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一）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價值分析
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維護社會安全和穩定的需要。據統計,目前農村有1 .7億剩余勞動力,在利益的驅動下他們大部分來到城鎮,而來到城鎮的農民工60%表示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回去。這些失業或沒有工作的農民工因生活所迫,極易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隨著風險的增加和保險意識的增強,他們也要求有平等的醫療保障待遇,而從整個社會來看,也只有為農民工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農民工才能安心工作,才能維護社會的安全和穩定。
2．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加大及體現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的需要。計劃經濟條件下,農民靠天吃飯,依賴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轉入市場經濟后,一切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進行,社會、家庭結構發生變化,使得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功能弱化,而且機械化大生產條件下伴隨工業化、現代化出現的各種職業病,失業、養老等老弱病殘問題都增加了農民工的就業風險和生活風險。這些市場化風險對他們構成嚴重的威脅,尤其是在轉型的過程中,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大量存在的今天,社會保障是必不可少的安全網,是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必要手段。長期的二元經濟結構使得城鎮居民可以充分享受醫療保障,而農村居民卻相反,社會長期默認農民的醫療保障就是土地和家庭保障,而沒有解決農民的醫療保障問題,這不利經濟的發展,不利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為此把農民工醫療保障問題提到議事日程就成了必然論文開題報告范文。
（二）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種新制度的建立,是一個逐步完善和發展的過程,有其建立的必要性并不代表就有其建立的可行性,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一樣,對其可行性必須認真論證。
1.農民工應該建立什么性質的醫療保障制度?對為農民工提供醫療保障這已取得了高度一致的認同,但對農民工提供什么樣的醫療保障,應該由誰來提供,這是理論界一直有的爭論。我認為單純地把農民工醫療保障歸入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內是不夠的對策，因為農民工畢竟與純粹的農民存在很大的差別,而且農村醫療保障制度還不健全,不能滿足農民工的需要。我認為對農民工醫療保障應該是整體上歸入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內,但同時應該根據農民工的特殊性,建立與農民工迫切需要相符的醫療保障,在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實現農民工醫療保障與農村醫療保障的統一,然后再實現農村醫療保障與城鎮醫療保障制度的統一,最終建立高度一體化的城鄉醫療保障制度。
2.建立歸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內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符合我國目前的實際。農民工身份特殊,其迫切需要的是解決突出的基本健康保障問題,因此應根據農民工的實際情況走分階段逐步完善的道路。其實際情況表現在:一是農民工雖然現在身在城鎮,但仍是農民,他們中的大部分最終落腳點是農村。據北京市對農民工的調查,有89 .7%的外出農民工表示最終將回到家鄉,吸引他們回家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土地,這是其生存保障和健康、養老保障的最后防線,因此把他們歸入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內,這既符合人們的正常思維又符合目前農民工的實際。二是農民工是屬于社會弱勢群體,他們不具備像城鎮居民那樣的繳納醫療保險金的能力,其醫療保障大部分是依賴政府和社會的救濟。
二、構建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的設想
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面廣,難度大,在構建過程中要有周詳的對策,應根據農民工的實際情況,從其迫切需要解決的基本健康保障入手,走“漸進式”發展的路子。具體對策有:
（一）建立多層次的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農民工數量龐大,流動性極強,不能進行有效的統一管理,建立統一的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顯然不合適,而應該根據農民工的實際情況建立分層次的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首先將農民工進行分類,可將其分成三大類:一類是經過在城鎮的長期生活,有了一定的積蓄并打算在城鎮長期定居的農民工,可將他們按富裕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提供,使其接近城鎮醫療保障,享受較高級的福利型的農村醫療保障待遇;一類是短期在城鎮生活,到了一定年齡返回農村的農民工,這類農民工不好管理,需要建立一整套的配套措施來構建其醫療保障;另一類是臨時在城鎮打工的農民工,這類農民工的重心仍在農村,只是農閑時才到城鎮打臨時工,農忙時還得回去務農,對這類農民工可將其納入相應階段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內。各層次的醫療保障應建立項目齊全的醫療保障內容。農民工醫療保障是一種基本保障,為了滿足某些農民工基本保障之外的保障需要,可建立商業性保障作為輔助保障。
（二）加強配套改革。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需要改革一系列相關的阻礙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建立和發展的制度和政策,只有為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掃清了障礙,它才能得到順利發展。因此,需要改革一系列相關制度和政策。主要有:一是改革戶籍制度,放松對戶口的管制。二是改革勞動力用工制度。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對不同的勞動力有不同的態度,如對待農民工就有歧視,表現在工資收入上的歧視,工作分工上的歧視,子女入學的歧視等。三是改革土地制度。土地曾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土地分散的制度不利經濟的發展。為了提高農村生產力,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改革政策,讓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化機械化大生產。集中土地的可行辦法是讓土地自由流動,甚至可以自由買賣。農民工轉讓土地所得的費用轉入其個人賬戶用作醫療保險。四是改革計劃生育政策。盡管我國的計劃生育采用了嚴管政策并取得了成績,但是仍有大批農民想方設法多生,這種現象歸結其原因就應該是農村醫療保障不健全。只有解決人們的后顧之憂才能使他們放棄超生的念頭。五是各實踐部門應加強對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監管工作。農民工屬于社會弱勢群體,依靠他們自身的力量還難以徹底維護其合法權益。如拖欠農民工工資就是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典型,各實踐部門就應該從工資、住房、工作條件等各方面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三）拓寬保障資金來源渠道。擴大基金來源渠道,設立個人賬戶并保值增值資金是醫療保障制度運行的“血液”,沒有充裕的資金, 醫療保障制度就無法運行論文開題報告范文。為增加資金可考慮:一是把土地轉讓金轉入個人賬戶。二是把買斷“二胎”生育權的所得收入轉入個人賬戶。（買斷“二胎”生育權是指農戶主動放棄生第二胎的權利,從而政府給予資金一次性買斷生育權。）三是國家財政撥款。四是個人繳納的費用。五是發行福利彩票。六是社會救濟和救助等。
（四）建立和完善規章制度。目前, 醫療保障制度建設滯后,嚴重阻礙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對于剛剛起步的農民工醫療保障更應該加強制度建設。由于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宏觀上歸入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因此首先要加強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制度建設。一方面要建立全國統一的、權威的農民工醫療保障管理機構。另一方面要加強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盡快制定《社會保障法》。由于《社會保障法》的缺位使得現行法規缺乏約束力,導致制定和實行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時沒有法律依據,形成混亂局面。在立法的過程中,要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參照國際組織制定的規章和原則,借鑒各國醫療保障立法的經驗制定一部確立醫療保障性質、目的、宗旨和原則的法律,規定國家財政部門、民政部門、司法部門、勞動部門等在內的國家、集體、企業和個人在醫療保障體系內的權利和義務,規范和協調醫療保障各參與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以保證醫療保障制度能被公正、合理、有效地執行,并能達到醫療保障的目的。
總之，把農民工納入醫療保障體系，既是對他們為國家發展做出的貢獻的一種認可和回報，也是加快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措施。只有公正地對待他們，給他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才能真正體現社會保障的本質。這也是一個社會公平公正與否的重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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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醫療保障的性質范文
一、發展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介入
發展型社會政策是一種與發展理念及目標密切結合在一起的社會政策模式，其基本理念注重公民尤其是弱勢群體的人力資本積累，強調福利接受者與弱勢群體的勞動參與，注重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認為社會政策是一種社會投資，是推進一個國家或地區可持續發展和增強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它強調社會福利服務的全面性與持久性，其最大意義在于它能使傳統的社會政策對民眾福利的保護方式從被動型、事后補救型、消費型向積極干預型、促進型、投資型轉變，內在地包含著一種中長期戰略眼光。社會工作作為一門助人自助的專業，在社會發展以及政策實施過程當中，一直扮演著較為重要的角色。因此，發展型視角下的政策創新對于現今社會工作介入活動有著一定的影響和作用，在實踐中，就更加要求社會工作這種專業助人活動不再是簡單地回應和解決受助對象的物質匱乏等基本問題，而是要更加側重與物質需求相關的情感及社會需求，在服務提供與社會福利政策制定及實施方面扮演積極的倡導、推行、監督與研究的角色。
二、城市失業人群醫療保障政策分析
我國城市失業人群目前享有的醫療保障政策主要是城市居民醫療保障政策，在發展型社會政策視角下，城市居民醫療保障政策還存在著以下三方面不足。
2．1“重大病、輕預防”理念與發展型社會政策相背離現代醫學研究發現，疾病的早期預防和診斷是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最佳模式。在21世紀，人們的醫學理念將從“疾病醫學”延伸至“健康醫學”，從“注重治療”向“注重保健”發展。與此同時，發展型社會政策也強調政策的前瞻性和發展性，社會政策不能處于一種應急性和補救性狀態，要加強對社會問題的“源頭干預”，做到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顯然，“重大病、輕預防”的政策理念還停留在傳統社會政策的范疇，它的基本思路是“抓大放小”，集中財力物力解決主要矛盾與主要問題，因此，它的政策設計還停留在傳統的“問題—回應”層面，這是一種消極被動型和事后補救性質的干預，它與發展型社會政策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馳。由此，城市居民醫療在現實中往往會陷入到一種“小病保不到，大病保不了”的尷尬境地，使得失業人群醫療政策的實施效果大打折扣。
2．2政策程序“多應急性、補救性;缺乏科學性、系統性”現階段，我國醫療保障政策的起草、制定、頒布、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沒有經過科學的論證，沒有聽取基層人民的心聲，有的政策內容是依據一些專家人士的設想和觀點來制定的，其中缺乏應急性、補救性，科學性、民主性。比如，政府把城市居民醫療保障政策作為關于加強城市衛生工作的一部分，在政策執行后，其他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衛生保健工作往往被未被配套實施，如此，城市居民醫療政策便與其他城市衛生工作政策的關系就在實踐中被混淆了，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實際也未能實現。城市居民醫療保障政策與其它城市衛生政策實質上同處于一個體系中。當它們內部的關系出現危機，整個系統的功能也將被受到打擊與弱化。
2．3政策動員不足缺乏民眾參與性城市居民醫療保障政策還是依循傳統的政策支持模式，主要依靠各級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通過政治力量強制大面積地推行。政府與社會公眾未能建立良好的伙伴關系，公民社會尚處低級階段，各種社會資源未能得以充分調動，使得政策大多停留在政治動員層面，社會動員不足。而且在政策的設計完善中，居民不但沒能參與方案的討論，而且意見很難被反映上去，何況決策在政府、衛生機構和居民三方博弈中，居民始終處于劣勢。即使是在對城市居民基金的管理監督中也缺少居民的力量。
三、城市失業人群醫療保障政策的社會工作介入
關于以上城市失業人群醫療保障政策問題的解決，發展型社會政策指導下的社會工作，其重點應是從個人、社區和政府三個層面綜合進行介入。社會工作者應該最大限度地發揮失業者個人的潛力，促進個人自力更生，參與決策和個人的主動性的的培養。具體說來，首先，從個人層面要提高城市失業人群的健康投資意識，他們作為城市居民醫療的籌資主體和直接受益人，只有其意識到醫療保障的重要性和合理性，才會自覺、自愿地參加醫療，從而實現城市醫療政策的良性協調與可持續發展。其次，社區要提高城市失業者的風險防范意識。城市居民醫療保障政策兼具“保險”性質，其根本目的在于從制度政策層面保障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權利，提高居民群體抵御疾病風險的能力是全面醫療建設有序推進的基礎性內容。最后，政府要給予居民充分的參與和監督權利。居民是城市醫療的參與主體，是資源的直接購買者和消費者，因而，醫療資源的管理和監督，離不開居民的切身參與。在醫療政策的具體管理和運作過程中，政府部門應該動員和吸收城市居民，增強其權利意識和主人公意識。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社會政策與“人的自由能力”之雙向建構和共同發展。
四、結語
第7篇：醫療保障的性質范文
【關 鍵 詞】城鎮職工醫療保障/單一性弊端/多層次體系
【 正 文 】
中圖分類號：F84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448(2000)01-0050-04
一
現行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一方面缺乏對醫院和個人的有效約束機制，造成醫療資源的大量浪費，國家和企業負擔加重；另一方面，又沒有覆蓋到非公有制單位的職工，使非公有制職工無法享受到醫療保險待遇，滿足不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需要。這些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使得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難以為繼，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那么，到底用什么樣的制度來替代50年代建立起來的單一的、高保障、低覆蓋的公費醫療制度和勞保醫療制度呢？是用另一項單一的醫療保險制度來代替，還是用一個多層次醫療保障制度體系來代替？很顯然，建立多層次的城鎮醫療保障體系應該是醫療保險改革的唯一出路。
首先，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是提高醫療資源使用效率，滿足城鎮職工不同層次的醫療保險需求的保證。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識的增強，人們對醫療的需求也逐漸增多。不僅有治療疾病的需要，而且有強身健體、購買各種保健營養藥品的需要。因此，必須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制度來滿足人們不同的醫療需要。如果企圖由一項醫療保險制度來滿足包括保健在內的所有醫療需求，一方面過高的醫療費用政府和企業無法承擔，另一方面加大了醫療費用控制和管理的難度，更易造成醫療資源的嚴重浪費，使得有的人醫療消費滿足過度，有些人的疾病又得不到治療的現象更為突出。這不僅不能消除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的弊端，反而使其“雪上加霜”，更無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與醫療保險改革的方向是相背離的。另一方面，由于人的健康狀況各不相同，患病的概率也各不一樣，有些患大病、重病的人確實需要花費大量的醫療費用；有的人群更容易患病，如退休職工。如果強行用一種單一的保障水平低的制度來代替另一種保障程度高的制度，勢必會導致一些有客觀需要的人群的醫療得不到保障，給醫療保險體制轉換帶來困難。老年人由于身體不斷衰老，抵抗力下降，除了生病的概率大之外，一旦得了病，病情多比較重，所需的醫療費用也較高。大多數老年人都是因疾病在醫療搶救無效的情況下辭世的。因此，老年人身體狀況，決定其醫療需求更加迫切、廣泛和特殊。這些都要求我們應針對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醫療消費群體給予更多的關注，提供多層次的適合他們特點的醫療保障措施。對于現在的退休職工來說，還不僅僅如此，由于在傳統醫療保險體制中，政府或企業把職工醫療的費用都包下來了，因而，發給職工的工資中就不包括這部分資金，同時職工也沒有為自己將來看病積攢醫療費的意識。如今要在這種無積累、無準備的情況下過渡到新的醫療保險制度，他們在經濟上和心理上都很難適應。因此必須根據各個群體的客觀需要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制度，即用一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來代替單一的“全包型”的醫療保險制度。
其次，建 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是由醫療需求本身難預測、高風險的特點決定的。與其他需求相比，醫療需求更具有事前的不確定性。人們對自己何時患病是難以預測的，不可能像購買其他商品那樣，對購買時間、數量、品種都可以事先作出安排。但是一旦疾病發生，患者就無法加以選擇，哪個時候看病、作哪些檢查、吃哪些藥、進行怎樣的治療都只能由醫生根據病情來確定。這些特點使得醫療保險的提供既有必要，又帶有很大的風險。由于人們對疾病一般無法預測，在平時身體好的時候很少想到自己會生病，在自己年富力強的時候人們也很難自覺地為滿足自己將來年老的醫療需求而儲備足夠的資金。這就需要外力的推動，一方面，強化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另一方面，在醫療資金上給予幫助。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正是將人們不自覺的醫療資金籌集行為用制度的形式規范起來，同時，企業和社會也承擔起相應的職責。此外，也正是醫療需求事先的不確定性和事后的無法選擇性，使醫療保險風險尤其是老年人的醫療保險風險巨大。任何一種單一的保險制度都無法承擔這一風險。因此，為了分散醫療保險的風險，也只能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
最近，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也是社會醫療保險本身的性質和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社會醫療保險不僅具有強制性，而且具有普遍性，即要對符合條件的所有人口普遍實行醫療保險。同時，由于目前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綜合經濟實力不強，各地經濟發展、居民收入也不平衡，不少企業效益欠佳，職工收入偏低，企業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還在不斷深化，我們還不具備向所有城鎮勞動者提供完全醫療保障的能力。也就是說，在目前生產力水平不太發達的情況下，我國的社會醫療保險只能解決大多數人普遍出現的疾患，保障大多數人的基本醫療。而對發生概率相對較小的疾病，以及特殊人群的不同層次的醫療需要，社會醫療保險是無法解決的，只能通過其它醫療保險途徑來解決。這樣既能調動其他保險主體的積極性，又能減輕政府的壓力，同時還可以滿足人們在基本醫療保險之外的其他醫療需求。
二
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是與我國政府醫療保險改革思路相吻合的。1998年12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雖然在《決定》中沒有明確提出建立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但仔細分析可以看出，《決定》所涉及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是城鎮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建立除基本醫療保障之外的其它的醫療保障制度實際上是落實《決定》的配套措施。如果沒有其他醫療保障制度的配合，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是很難建立和有效地運作的。同時，城鎮職工的醫療保障也是不健全和不完備的。
1998年12月國務院頒發的《決定》是在總結1994年國務院4部委下發的《關于職工醫療制度改革的試點意見》（即九江、鎮江試點方案），1996年國務院4部委下發的《關于職工醫療保障制度改革擴大試點意見》（即50多個城市的擴大試點方案）的經驗，考慮我國經濟不太發達的國情的基礎上形成的。1998年新的醫改方案的基本走向是：社會醫療保險只保障職工的基本醫療，即使在基本醫療中也強調了個人的責任，至于其它的醫療需求只能由另外的醫療保障制度來滿足。據此，在方案設計上，它一方面沿襲了前兩個試點方案中“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的基本改革框架，建立了由單位和個人共同負擔的籌資機制。另一方面，更進一步強調“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強調社會醫療保險的有限責任。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降低了醫療保險金的籌集比例。根據目前企業效益不佳的現狀，為了減輕企業的負擔，新方案的籌資比例與1994年九江、鎮江兩個試點城市的醫改方案相比明顯降低?！皟山痹圏c時的籌資比例是工資總額的11%（其中個人交納1%），而新方案將籌資比例降到了8%（其中個人交納2%）。這意味著醫療費用的支付標準要相應降低，基本醫療保險的保障水平也要相應降低，個人負擔比例提高。
2.嚴格劃定了“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的支出范圍。在近幾年的醫療改革試點中，各地探索了多種“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簡稱“統賬結合”）的模式。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直通式”、“兩立式”?！爸蓖ㄊ健笔侵覆环执笮〔『烷T診住院，醫療費用都先從個人賬戶支付，個人賬戶用后，超支到一定數額（比如個人年工資的5%），再由社會統籌基金報銷，但個人仍須自負一部分。這種“三段相通”的運作模式，保障水平較高，但激勵和約束作用發揮不夠，不利于統籌基金的平衡。“兩立式”是指將個人賬戶和統籌基金完全劃斷，劃定各自的支出范圍。個人賬戶主要支付小額醫療費用和門診醫療費用，超額自負；統籌基金主要支付大額醫療費用和住院醫療費用，個人仍要自負一定比例。這種方案增加了個人責任，約束力也明顯增強 。1994年九江、鎮江醫療保險試點時采用的是“直通式”，但最后使得兩地的統籌基金難以平衡。所以，在國務院1998年頒布的《決定》中規定：“統籌基金和個人賬戶要劃定各自的支付范圍，分別核算，不得相互擠占”。這實際上表明，新的醫改方案采用的是“兩立式”。這種模式一方面有利于個人醫療賬戶的合理使用，減輕了統籌基金的支付壓力，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認對于一些身體素質較差、大病小病不斷的人來說，醫療費用自負的比重就較大，如果沒有其他的醫療保險制度的支持，個人恐怕很難負擔。
第8篇：醫療保障的性質范文
醫療保險應用型人才是指掌握醫學、管理學、金融保險學等基礎理論，具備一定的計算機與財務知識，熟悉醫療保障領域的基本理論、法規與政策，能夠運用醫療保險專業技能和方法，創新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與運營管理的應用型人才。醫療保險應用型人才的職業崗位與醫療保障制度模式緊密相關，由職業崗位要求所決定的人才內涵也將隨著醫療保障制度的變遷而不斷演變?？傮w來說，醫療保障制度產生與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從理念、制度構思到制度設計再到制度實施的過程，是發現醫療保障規律、創新醫療保障知識、轉化為醫療保障實踐的過程。按照醫療保險人才在這個過程中所發揮作用的性質不同可以劃分為理論型和應用型兩大類人才。理論型醫療保險人才富有創新能力和研究興趣，主要承擔發現醫療保障規律、創新醫療保障知識的重任;應用型醫療保險人才把發現的規律、創造的知識變成可以實施或接近實施的制度形態，主要承擔醫療保障制度設計、制度運營管理與操作的任務。同時，依據應用型人才運用的知識和能力所包含的創新程度、所解決問題的復雜程度，還可以將醫療保險應用型人才進一步細分為專家型、管理型和實務型等不同層次的人才類型。專家型人才主要依靠所學專業基本理論、專門知識和基本技能，將醫療保障原理及知識轉化為制度方案與政策設計；管理型人才主要從事醫療保障產品開發、運營決策與管理等活動，將醫療保障制度與政策轉化為具有某種保障功能的產品并制訂相應的運行規則;實務型人才則熟悉醫療保障運行規則與業務流程，依靠熟練實務技能來實現醫療保障產品的各項具體功能。基于醫療保險人才內涵以及對不同類型的應用型人才職能的基本認知，可以歸結出醫療保險不同層次應用型人才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要素。
二、新醫改對醫療保險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新要求
新醫改就我國醫療保障改革目標、體系框架、制度運營、監督管理以及信息技術平臺建設等方面提出了指導性改革要求，從而對醫療保險人才培養，特別是應用型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
1.強調理論聯系實踐，突出知識的應用性。
新醫改要求做好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城鄉醫療救助制度之間的銜接，改進異地就醫結算服務，其目的是提高醫療保障制度的彈性，更大范圍地覆蓋不同群體特征的民眾，方便民眾就醫，體現醫療保障制度在緩解“看病貴、看病難”等方面發揮的功能和作用。因此，醫療保險從業人員必須理論聯系實踐，準確把握現行醫療保障制度特征，發現醫療保險制度銜接和異地就醫服務與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與障礙，運用管理學和醫療保險專業理論、知識和技能，創新醫療保障制度和政策設計，改進管理方案和運營規則，構建高效的醫療保障信息平臺，有效化解制度銜接問題，消除各種就醫結算障礙。
2.融合不同學科知識，集成多種專業技能。
新醫改要求強化對醫療服務行為的監控，完善支付制度，積極探索實行按人頭付費、按病種付費、總額預付等方式，建立激勵與懲戒并重的有效約束機制。這就要求醫療保險從業人員必須熟悉醫療衛生政策法規、疾病分類與病案管理、藥品目錄與處方管理、健康風險管理、醫療保險的核保與理賠、醫療保險基金管理、醫療衛生財務會計等業務內容。醫療保險從業人員必須掌握不同學科的知識與專門技能，能夠將醫學、管理學、經濟學、理學、法學等學科知識相融合，把保險技能、醫學技能、風險管理技能系統集成，善于運用醫療保障信息系統開展工作，對醫療服務實施有效監控，提高醫療保險基金的使用效率。
3.不斷學習，勇于創新。
新醫改要求發揮市場力量，創新醫療保障的經辦管理模式，發展以商業保險及多種形式的補充保險。醫療保障經辦管理模式的不斷創新必將對醫療保險職業崗位的內涵和外延產生影響，也對從業人員的知識、技能和素質提出新的要求。作為醫療保險應用型人才，只有不斷學習新知識、新技能，才能具備與醫療保障的實踐要求相適應的知識、能力和素質結構。只有通過不斷學習并在實踐中不斷應用和驗證，才能將不同學科知識不斷融合，技能不斷集成，具備適應崗位變動的能力。我國醫療保障改革碰到的許多新問題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其復雜程度之高，很難從教科書上或國外經驗直接獲得答案，需要醫療保險從業人員在實踐中發現問題，查閱資料，探索規律，總結經驗，從中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醫療保險從業人員需要具備自主學習能力和開拓創新精神，在醫療保障制度設計、政策法規、運營管理、技術工具等方面善于學習、善于借鑒、善于總結、不斷創新、大膽實踐。
4.增強社會責任意識，凝聚團隊協作精神。
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是新醫改核心內容之一，是關系民生的重大改革。醫療保險應用型人才不僅要有較高的專業素養，還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意識才能保證改革沿著正確方向推進，使醫療保障制度惠及廣大的參保人群，改善人民群眾的健康狀況。同時，醫療保障制度是一項業務范圍廣、利益關系復雜的疾病風險保障制度，涉及制度設計、政策規劃、管理決策、組織實施和評估評價等工作，這些工作單憑一己之力是無法完成的，需要大量不同層次的醫療保險從業人員通過合理分工、明確功能、精心組織、有序協作向民眾提供廣覆蓋、分層級、多樣化、高效率的醫療保障服務。因此，醫療保險應用型人才高度的社會責任意識和團隊協作精神是確保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三、新醫改背景下完善醫療保險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措施
1.制定基于醫療保險應用型人才內涵的培養方案。
高校應用型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需要依據高等教育改革綱要，結合辦學理念、辦學資源與辦學定位，圍繞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特征和學生全面發展的具體需要，明確人才培養目標，構建“按社會需求設專業，按就業要求設課程，結合課程與學生特點靈活施教”的人才培養體系，形成科學合理、切實可行的人才培養方案。具體來說，醫療保險應用型人才培養方案需要回應醫療保障改革的基本要求，既要加強基礎理論課程教學，也要重視以實際應用能力培養為核心的實踐教學，使學生具備較扎實的理論基礎和良好的學習能力和動手能力，適應新醫改對醫療保障改革的新要求，避免出現“功底淺薄，后勁不足”的現象。同時，鑒于當前大多數高校醫療保險專業歸類于管理學科，習慣于依據管理學專業特點制定培養方案，一定程度上忽視了醫療保險專業的交叉學科和跨學科特點。因此，在制定培養方案時，有必要適當淡化專業的學科特點。高校應在牢牢把握醫療保險應用型人才內涵的基礎上，從職業崗位所需的知識能力要素結構來設置培養目標、培養規格以及相應的教學內容，突出針對性和應用性。
2.優化醫療保險專業課程體系設置。
課程體系是實現培養目標和培養規格的基本載體。醫療保險專業課程體系應包括通識基礎課程、大類學科基礎課程、專業核心課程和專業方向和跨學科選修課程。其中通識基礎課程要充分考慮學生未來發展需要，培養學生具備基本的知識結構、技能和素質。同時也可以考慮開設通識課程選修課，進一步拓展學生的基本素質;大類學科基礎課程則著重為學生打造較為扎實的醫學、經濟學、管理學、金融保險學等學科的基礎理論知識和基本技能;專業核心課程要保持相對穩定，一般保留7門課程，以交叉學科課程為主(如醫療保險學、保險精算學、保險統計學、醫院管理學、衛生經濟學、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等課程)，反映專業的交叉性學科特征。教學內容強調理論性和實務性相結合，突出多學科知識的融合性和應用性，體現醫療保險職業崗位對知識、能力和素質的基本要求;專業方向和跨學科選修課程可以根據學生的個性和興趣，實施多元化的課程設置以供學生自主選擇，達到擴充學生的理論知識視野和培養職業素養的目的，使學生更加明確醫療保險職業與崗位對知識、能力和素質的具體要求，為將來選擇就業，從事職業活動作好準備。
3.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意識、綜合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
實踐教學是鞏固理論知識、培養學習興趣、培育職業精神、拓展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徑。醫療保險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關鍵環節在于實踐教學，在制定培養方案時需要專門設置實踐教學內容，構建與理論課程體系相配套、相銜接的實踐教學體系，在實踐教學的過程中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實踐教學體系由實驗課、實訓課、學科競賽、學生科研、畢業實習(論文設計)等多個環節構成，包括專業核心課程和專業方向課程開設的實驗課;涵蓋基礎醫學、臨床醫學、保險經營、醫療保險、社保管理、衛生監管、醫院管理與病案管理等課程內容的實訓課或短期實訓;以專題演講、程序設計、數學建模、市場營銷等形式組成的學科競賽內容以及由“三下鄉”、“挑戰杯”、大學生科研活動以及畢業實習與畢業論文指導等形式構成的社會實踐與專業綜合實踐活動。經過這些實踐教學活動，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意識、團隊精神、職業技能，達到“鞏固知識、訓練技能、激活創新、服務社會”的目的。
4.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與問題分析解決能力。
第9篇：醫療保障的性質范文
關鍵詞：醫療保障水平／衛生費用／國際比較
一、中國醫療保障制度發展的兩個階段
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發展大體分為兩個階段。 1953年至上世紀90年代初的公費醫療階段，主要包括公費醫療制度、勞保醫療制度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三大組成部分。彼時形成的醫療保障水平較高，人們對醫療服務需求也很大。醫療服務價格彈性則較低，即人們收入對醫療服務價格敏感性差，社會總醫療費用增幅巨大。如圖1顯示，在公費醫療條件下，人們對醫療服務價格彈性越低，需求曲線d1越陡峭，醫療服務價格為p10。其中政府支付價格為p1-p10，個人支付價格僅p10。e1點是公費醫療時的醫療保健市場均衡點，e0點是政府不參與時的醫療保健市場均衡點。
從圖形可以看出，公費條件下人們支付的價格降低，得到的醫療服務量卻大大提高了。需要說明，盡管當時農村醫療保障水平比城鎮要低，但農民在自愿基礎上建立了相應的互助合作醫療體系，基本滿足需求。
上世紀90年代至今，是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屬于醫療保障體制改革階段。我國城鎮企業職工由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制度過渡到現在的社會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80年代末逐漸消失。我國醫療市場又在尋找新的適度的均衡點e2。由于醫療保障制度改變，國家對個人醫療費用補貼相對減少，“免費醫療”逐漸變為個人承擔大部分醫療費用形式。由于個人支出增加，人們對醫療服務價格彈性增強，即消費者對醫療服務價格敏感性增加，需求曲線d1逐漸平緩趨近于d0。當這個新型醫療保障市場再次平衡時，形成新的供求平衡價格p2。均衡點e2在e0與e1之間移動，當達到平衡點時，從宏觀反映，醫療費用總支出減少，避免醫療資源浪費；從消費者個人角度而言，個人承擔費用p2比公費醫療時期的醫療價格p1增長，而得到的醫療服務量卻減少。現在這個新的均衡點e2還沒有完全形成，我們可以通過調整政策，控制醫療保障水平，影響均衡點e2的位置。
二、上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中國醫療保障與衛生費用支出結構變化
醫療保障水平即醫療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應與一國經濟水平相適宜。本文運用中國1990年至2002年統計數據，計算廣義醫療保障水平結果如表1。
資料顯示：我國1990年至2002年衛生費用真實值增長5倍左右，廣義醫療保障水平增長1.4個百分點。這與我國近15年來gdp總量增長相適應。表1反映我國醫療保障水平變化呈“u”型。1990年至1992年基本徘徊在4%左右，1993年至1994年呈下降趨勢，1995年后開始回升，2002年衛生總費用占gdp的5.42%。盡管相對于改革初期，衛生費用投入和醫療保障水平都有一定提高，但與國際相比，我國廣義醫療保障水平仍處于國際社會最低標準5.00%。從彈性方面考察，我國衛生總費用年增長率呈先上升后下降態勢，衛生總費用增速與gdp增速呈現交替增長過程。根據世界各國衛生發展實際情況看，衛生服務彈性系數在1.20左右比較適宜。而我國由于相對較低的醫療保障水平，至少應當保持在經驗值1.20以上，達到1.50應適當控制。當廣義醫療保障水平擺脫5%的低點位后，衛生費用增長應與gdp增速相當。隨著經濟發展，衛生費用支出還應不斷增大。廣義醫療保障水平的發展速度略快于經濟發展速度時，應隨著經濟發展而及時調整。我國人口基數大，將使醫療保障水平達到適度范圍和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尚有很大距離，必須要增加衛生投入；另一方面，衛生支出增速也應有所控制，避免其擠占投資等其他經濟建設費用，影響經濟增長。
調查顯示：從醫療保障制度改革開始至今，人們普遍感覺醫療保障水平在下降，享受醫療服務成本增加，對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滿意度普遍不高。我們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是衛生總費用支出結構變化。
衛生總費用由政府預算衛生支出、社會衛生支出、居民個人衛生支出三部分構成。我國近13年來衛生總費用籌資結構變化趨勢，整體呈現“兩降一升”局面。政府和社會衛生支出占比呈明顯下降趨勢，個人衛生支出顯著上升。政府支出從1990年的 25%下降到2002年的15.21%。社會衛生支出即行政事業單位、企業、鄉村集體經濟、衛生部門預算外基本建設支付的衛生費用，占比從1990年的38%下降到2002年的26.45%。相反，個人衛生支出占比卻從1990年的38%上升到2000年的60.60%，增幅已超過20個百分點，遠遠大于前兩者下降幅度。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支出水平很低，很大程度上，老百姓看病費用是由個人來承擔的。所以盡管衛生總費用增加了，增加的是個人支出部分，人們感到享受醫療服務的經濟負擔比原來加重。三者的運動變化如圖2顯示。
三、醫療保障水平國際比較
一般來說，健康水平隨著醫療衛生費用投入增加而提高。但是醫療保障水平不僅取決于醫療衛生投入量，同時還取決于衛生資源有效利用程度，并最終表現為健康水平提高。所以，各國健康水平，并非確切與醫療衛生投入量呈同步提升關系。人們享受醫療衛生資源總是受一定制度安排約束。相同的醫療衛生投入，不同制度安排，醫療衛生資源使用效果也不同。健康水平提高與其具體政策導向的衛生資源使用效率相關。為此進行實證分析。本文采用系統聚類方法，對世界40個國家健康狀況和廣義醫療保障水平進行比較。
健康水平即健康存量。本文采用人均期望壽命、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作為判斷健康水平指標。這三個健康指標不存在明顯共線性，且不存在極端數值，分類測量距離采用歐氏平方距離即可。對數據較完整的40個國家進行針對健康狀況的分層聚類，結果如表2所示。
實證表明，醫療衛生資源投入和該國人民健康狀況并非成正相關的規律。醫療保障水平較高的國家由于資源配置及其他的原因，未能達到相應的健康水平。而醫療保障水平較低的國家，通過制度安排科學高效，也可以使本國居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達到甚至超過醫療費用投入較高國家的人民健康水平。為證明這一點，本文采取4組數據作為評判醫療衛生資源投入的指標。它們分別是：每萬人衛生工作人數；醫療支出占cdp比重即廣義醫療保障水平；政府衛生支出占政府總支出比重；以美元計值的人均衛生支出。同樣采取以上健康水平統計分析方法，標準化四組數據后，以歐氏平方距離計算各個國家特征數據的相似程度，系統聚類結果如表3所示。
通過表2和表3中各個國家衛生支出和取得的健康水平狀況比較，充分證明了在醫療衛生領域，并非投入越多健康效果越好。大部分國家健康水平與總體醫療投入相協調。但幾個代表性國家的聚類結果值得注意。從代表國家的分析中，可以得到有益的經驗。
搜集到的數據和聚類結果顯示，中國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醫療衛生投入，取得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健康成果，就平均預期壽命、嬰幼兒和孕產婦死亡率這三大健康指標而言，相對于衛生資源投入總量，中國整體健康水平成效卓著。通過對中國和其他21個發達國家的醫療保障水平與預期壽命比較(如圖3)充分說明這一點。
雖然可以認為我國廣義醫療保障水平是與我國整體國民生產總值和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的，但是也應看到，首先，由于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衛生支出還遠遠不能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其次，政府對于衛生事業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經費比例很高，這使得在基本醫療費用承擔方面，居民自行承擔醫療費用比例過高，政府、社會、企業承擔比例相對較少。
通過上述實證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本文利用實際數據和社會保障水平分析方法得出我國廣義醫療保障水平為5.7%，衛生總量投入相對較低，廣義醫療保障水平適度空間為5%-7%。
第二，近年來衛生費用增長過快，衛生費用增速應與gdp增速協調，適宜彈性系數為1.5%。根據歷年統計數據計算，1993年和1994年衛生服務彈性系數分別為0.72和0.61。自1996年起到2002年，彈性系數明顯增大，一直高達1.50至2.00之間。彈性系數并非越大越好，相對于我國較低保障水平來說，至少應當保持在經驗值1.20以上，達到1.50時應適當控制。當廣義醫療保障水平擺脫5%的低點后，衛生費用增長應與gdp增速相一致。
第三，衛生費用支出結構有待調整。2002年，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只占衛生總費用的15.21%，個人衛生支出比例近60%。我們認為應增大政府衛生預算投入，減輕人民醫療費用負擔。
第四，建國以來，中國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醫療衛生投入，取得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健康成果。顯示我國醫療制度安排具有內在效率。與此同時，由于二元城鄉醫療制度公平性較差，消除城鄉差距將是下一步醫療保障體制改革的方向。
四、提升醫療保障水平的幾點見解
1.明確基本醫療保障范圍
明確基本醫療保障范圍并且統一標準，擴大醫療保障覆蓋面，符合大數法則原理，能夠縮小醫療保障不同對象群體間的差距。明確診治范圍、用藥范圍與醫療相關的服務和費用額度。政府針對絕大部分的常見病、多發病，為全民提供藥品和診治手段的基本醫療服務包，應編制基本健康需要的藥品和診療項目目錄，統一組織、統一采購，以滿足全體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
2006年新的改革框架將醫療衛生服務分為公共衛生、基本醫療服務和非基本醫療服務三個層次。在基本醫療方面，政府按照基本健康的藥品和診療項目目錄，統一組織、采購，并以盡可能低的統一價格提供給所有疾病患者。基本醫療服務以外的醫療衛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統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擔經濟責任。為了降低個人和家庭的風險，政府可采取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鼓勵發展自愿的商業醫療保險。
2.逐步實現覆蓋全民一體化醫療保障體制
未來改革中，必須考慮建立一個覆蓋全民的、一體化的醫療保障體制，確保所有公民基本醫療衛生需求得到制度化保障。我們認為，我國建立的一體化醫療保障體制，可以采用政府向供方付費，直接向公民提供醫療服務的方式。在一體化制度的進程中，縮小我國衛生籌資與分配公平性差的現象，逐步增強制度的公平效益。
需要指出，一體化不等于制度單一化和保障結果均等化。在一體化體制下，仍可以采取多種政策組合方式，不同政策追求不同保障目標。具體政策設計依據服務性質，而不是依據城鄉戶籍、身份等因素。2005年，嘉興市已經確立醫療保障城鄉一體化發展綱要。嘉興市的目標是，將合作醫療作為過渡手段，到2010年農村與城市醫療保險制度正式并軌，讓農村人享受到與城里人一樣的醫療保障，實現醫療保障城鄉一體化。2005年11月，天津濱海新區也開始進行城鄉一體化的醫療保障試點。
3.政府加強醫療保障投入
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支出水平很低。另外，在社會保障分項支出中，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支出擠占了社會醫療保險支出，使得基本醫療保障水平很低。因此，政府應明確自身角色定位。在政策制定上，應結合醫療保障對穩定社會、保證勞動力效率、減少疾病災害損失、提高公眾生活質量預期而拉動消費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通盤考量，在資金投入上加大力度，政府承擔對公民的醫療保障責任，相對減少個人醫療支出比例。
世界衛生組織對亞洲各國醫療保障監測、評價后認為：到2007年，中國政府在衛生方面投入應占 gdp的3%，個人比例應控制在50%以下，到2010年全民健康保險覆蓋率應達到50%以上。
4.增加政府投入，建立平價醫院
平價醫院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對其財政責任，其實質是以政府全額撥款來換取醫院降低服務費用和藥品價格，通過政府加大投入力度，規范醫療服務行為，理順醫療服務價格，實行預算式全額管理，收入上繳，支出由政府核撥。改變目前公立醫院“以藥養醫”的機制和通過提供醫療服務“自我創收”的利益驅動，達到降低患者醫藥費用負擔、而不降低醫療服務水平的目的。通過政府對醫療衛生服務供方的直接付費，避免惡性競爭、信息不對稱和過度醫療服務等單純追求利潤最大化帶來的弊端。
建立平價醫院是一個契機，一方面有利于穩定醫療秩序，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借此重新理清醫療改革的思路。但是，平價醫院并不是靈丹妙藥，實行平價醫院計劃也面臨風險。比如，全部財政撥款有“大鍋飯”之嫌，再現計劃經濟時出現的問題，使政府財力不堪重負；有限的衛生資源面臨再分配等。面對這些問題，在平價醫院試點推進時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平價醫院不是舍大就小，而是要在公立醫院的基礎上改制。這樣可以避免牽扯更多的人力流動和財力損失。第二，政府以平價醫院為渠道，增加對醫療衛生的財政投入。第三，積極探索新的基本醫療保障模式，選擇適合國情或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付費方式，摒棄單一的“按服務項目收費”模式，積極試點“預付費”制度，逐步降低個人負擔比例，甚至向特殊人群或特定疾病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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