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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對話會的主題被定為:“中美作為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挑戰與機會”,作為以研究勞動力市場見長的經濟學家,斯彭斯更關注中國人口紅利的衰減以及快速的城鎮化步伐。
斯彭斯認為,城鎮化是現代經濟的根基,對一國的經濟發展來說至關重要。如何讓城鎮化持續推動經濟發展,是當前新興經濟體所面臨的挑戰。
2001年,邁克爾·斯彭斯、喬治·阿克爾洛夫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以“不對稱信息市場理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長期致力于勞動力市場的探究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有著很大的啟發。據媒體報道,他曾受中央高層邀請,負責對“十二五”規劃研究課題的成果進行匯總評估。
在參加頤和園對話會間隙,斯彭斯接受《中國經濟周刊》獨家專訪,就中國在城鎮化方面遭遇的挑戰,給出了自己的藥方:城鎮化必須通過帶動就業增長,才能推動經濟增長。
“城鎮化不應被視為一個獨立的過程,而應把它視為支持經濟結構變革的一種力量。一些經濟體經歷‘壞的城鎮化’,是因為人們在沒有就業的情況下涌入城區。要避免這種不良后果,城市須有公開透明的土地產權交易市場和完備的基礎設施?!?斯彭斯說。
中國已過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即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由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劉易斯認為,在工業化過程中, 農村富余勞動力將向非農產業逐步轉移,農村過剩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從而具備低成本的生產優勢。關于中國的人口紅利是否消除這一點,一直在經濟界存在爭議。而斯彭斯認為,中國已經過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將消失。
《中國經濟周刊》:隨著中國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中國經濟界關于劉易斯拐點是否已到和人口紅利是否消失的爭論也日益激烈,您怎么看待中國現在所處的階段?
斯彭斯:過去幾十年的城鎮化進程,依靠從傳統行業通常是農業中轉移出來的巨大的勞動力供應,保證了勞動力工資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當你想提高勞動力工資的時候,總有新的競爭者來填補你的位置,所以工資總是上不去。劉易斯拐點就意味著這種情況停止了,勞動力工資開始上升了。
這樣的話會提高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上的作用力,使得GDP中投資和消費的占比更為合理。如果中國經濟想由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的話,出現這樣的現象是非常好的事。
我認為中國年輕勞動力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已經沒有了,不像印度、拉美、非洲,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但是中國可以通過修改政策來改變情況,比如單獨家庭可以生二胎政策的放開等都會使得人口生育率上升。只要中國的人口不因此“爆炸”,這些政策調整都會有利于經濟發展。
在新興經濟體中,人口紅利確實是經常出現,但人口紅利是否存在也取決于經濟發展模式。如果只是人口眾多,但是經濟發展模式無法創造或新增就業崗位的話,那也不會有人口紅利反而會令人頭疼。
中國正經歷人口老齡化,已經過了劉易斯拐點。改革開放30多年的城鎮化進程已經吸引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約82%是農村人口,現在大約50%。當然這一數據仍有爭議,因為這取決于農民工身份的界定。但我認為當中國成為完全現代化的國家的時候,中國可能只有10%甚至更少的人口在農村從事農業,所以劉易斯拐點在中國已經發生過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已不再有那么多了。
《中國經濟周刊》: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您認為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將面臨什么挑戰和機遇?
斯彭斯:我想近些年來,在勞動力市場方面有很大的變化,主要是積極的方面,雖然工資上漲,給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利潤上漲帶來了壓力,但是這是好事,因為收入上漲是經濟發展的需求,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基本處于比較好的形態。
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不是這樣,有些國家的勞動力市場比較僵化,進而影響了經濟結構,使得產業的適應性、靈活性不夠。各國的勞動力市場都有不平衡的情況,中低端勞動力市場工資上漲得比較快,但是高端勞動力市場比如大學生工資上漲比較慢甚至還出現了就業難的問題,但這種不平衡是常見的現象,因為這種不平衡可能是由于其他經濟問題引起的,比如金融領域的問題,未來這些問題能否被解決,取決于中國現正在進行的深入改革的方案什么時候能夠貫徹完成。
《中國經濟周刊》:您長期研究收入分配問題,您怎么看待近期中國的城鎮化在改善國民收入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
斯彭斯:實際上中美兩國都有收入不平等的問題,但是從最近的數據來看,中國的這個問題正在好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工資上漲,此外本屆政府的改革注重民生。在中國新出臺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就有推動城鄉一體化的改革,就是要讓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無論收入水平高低和所處的地域在哪里都能享有最基本的社會服務,包括醫療、教育等,當然這不可能是朝夕之間就做完的事情,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改革內容。
另外需要注意的問題,比如腐敗、濫用權力,特別是涉及到土地問題,我知道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中也要解決這些問題。隨著城鎮化的發展,中國最終要建立一個功能齊全的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確保當土地的使用權發生轉化的時候人們可以得到合理的市場化的價格賠償。
中國應吸取俄羅斯的國企私有化教訓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做出全面部署,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今年2月,中石化宣布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實現銷售業務混合所有制經營。此后中冶集團、上海國際集團等大國企也相繼宣布啟動混合所有制改革。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成為新一輪國企改革的核心。斯彭斯認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防止國企全面私有化。
《中國經濟周刊》:國企近期啟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為近期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議題,您對這一改革有什么看法?
斯彭斯:國企改革需要很長時間,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國有企業規模如此巨大,致使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地完成。中國的國企不能全盤私有化。中國政府、決策者希望以大規模的投資和比較好的收支平衡來抵御可能遭受的經濟沖擊,而這就需要中國國企的幫助。
憑借這種模式,中國經濟發展能保持平穩發展,而一旦國企私有化,就失去經濟的“維穩力量”,這很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比如俄羅斯的私有化就沒有搞好。
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擁有巨大的資產,民營企業沒必要全部進入控股。國資委可以減少對每個公司的控股,但是可以保持對多個公司的控股,我稱之為多樣化戰略。這樣國資委實際控制的資產還是那么多,但是你可以控股的公司數量卻很多。然后政府可以利用部分國有資產來支持社保養老體系,可以做好多事。啟動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中國政府可以認真考慮怎么來盤活手中的國有資產。
除少數特殊領域外,總的來說保持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間相互有競爭是好事。政府管理好國有企業,并保證民營經濟合理進入,從而產生競爭、推進創新,這對中國經濟健康發展非常重要。
斯彭斯的學術貢獻:
如何解決信息不對稱
[中圖分類號] G2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2012) 04-0024-04
“國民之魂,文以化之;國家之神,文以鑄之”。在中國政治、經濟躍居世界前位的今天,文化作為軟實力,對于國家競爭力提升的作用越發凸顯。具有五千年優秀文明的中華民族,正在以強大的文化輻射力,彰顯與踐行文化自覺、自信與自強。作為中華文化的推介平臺與擴音器,出版在文化“三自”中更應該實現其歷史承擔。但是,作為處于起步階段的文化產業重要一環的出版業,與影視傳媒等熱門行業相比,地位與經濟收益還明顯處于劣勢。“出版文化的高地建設,需要出版人的理性和堅守??谔柵c綱領能給人以鼓舞和信心,但作為出版文化建設的實踐者,出版人注重的應是精神的凝聚和腳踏實地的行動自覺”[1]。文化強國需要出版創新,出版創新需要編輯對于職業的持守。新聞出版署原署長于友先指出:“隊伍問題仍然是促進繁榮的核心問題。……新聞出版事業對于隊伍有著特殊的要求,它不僅要學有專長,而且要有品格和境界?!盵2]由是,在現今文化自覺時代,我們不得不重申和重視編輯的人生境界修養這個關系文化強國的重要議題。
1 在耐得寂寞中持守
編輯,《辭?!啡缡墙缍ǎ骸爸感侣劤霭鏅C構從事組織、審讀、編選、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是定稿付印前的重要環節。”編輯工作的性質,決定了編輯人員“幕后英雄”的角色。作者與編輯工作者,雖然為同一文化產品付出努力,但一旦作品出版面世,二者獲得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卻有天壤之別。經濟效益人所共見,我們暫且不談。僅以署名而言,不管是書籍的出版,還是報紙雜志的出版,作者的署名必不可少,且總是在最顯眼的位置上綻放光彩(當然,作者是文化產品的生產者,這無可厚非)。而責任編輯在哪里?圖書的編輯,一般只默默地出現在封底及版權頁中。學術期刊編輯的署名,在沒有實行責任編輯制度之前可有可無,現在實行了責任編輯制度,編輯的署名或者出現在文章最后,或是在雜志的扉頁上集體出現。這種作者與編輯的顯隱差別,暗含了編輯的角色地位。編輯實踐證明,常年身居幕后的編輯,正是因為這種寂寞的持守而被歌頌:編輯是辛勤的園丁,扶植、培育百花開放,自己卻不爭春;編輯是精細的裁縫,終年補繡綴錦,奉獻給別人知識的新裝,卻從不要人回報。這些被歌頌的美德,內涵之一就是在寂寞中持守。
在寂寞中持守,這看似很平常的話,其實踐行起來難度相當大。在轉企改制和數字出版轉型的形勢下,出版創新與出版自強需要復合型、創新型、實踐性、開拓型的優秀編輯人才。但是矛盾在于,具有這樣素質的優秀人才,往往不會選擇出版作為職業,或是雖然選擇了出版,但其精力主要集中在“自留地”上,“八小時之內,干公家的活,八小時之外,干自己的活”,其優勢難以在出版中發揮出來。這樣的局面,就其根本來講,就是耐不得編輯的寂寞。教育科學出版社社長所廣一指出:“優秀的編輯人才,既要求綜合素質高,又要求能耐得住寂寞。然而,現實往往是綜合素質高的人思維比較活躍,卻耐不住寂寞?!盵3]
編輯,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綻放。這在古今中外皆有鮮活的榜樣。在國外,可以冠以“偉大”稱譽的狄德羅,竭盡精力編輯《百科全書》長達25年?!栋倏迫珪芬呀洺蔀槿祟愔R的百科寶典永載于世,狄德羅的名字也永載出版乃至人類文明史冊。在國內,這樣在寂寞中守護人類文明之花的出版者,如鄒韜奮、葉圣陶、趙家璧、范用等老一輩編輯家,他們“書里乾坤一生情”,其耐得住寂寞的持守,讓他們經手編輯出版的“書比人長壽”。耐得住寂寞的持守,究其實質,是對國家、民族的高度責任感,是“兼濟天下”的抱負。這些出版界的楷模,不管世事如何變幻,總在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創造中寂寞擔當。正是因為這些出版界前輩“俯首甘為孺子牛”,才鑄就了中華文化的綿遠與強大的輻射力和影響力。也正是他們甘于寂寞,才留下了如臧克家在《有的人》中所提及的“死”與“生”的辯證。甘于寂寞的,雖死猶生。反之,則是為編輯一生的悲哀。這也是現在所提倡的要培養“大編輯”的用心所在。
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中提到,精神貧乏與物質貧乏都不是社會主義。出版業作為內容產業,它所提供推介的,是中華民族世代綿延的文化精髓,是使中國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脊梁。缺少這種精神文化,就只能做這個世界的應聲蟲,諾諾于其他國家的文化,就是經濟再發展,沒有文化作為精神輔翼,也難以真正成為世界強國。編輯,正是這脊梁的支撐者與維護者。沒有甘于寂寞的持守,編輯何堪擔當民族脊梁的重任?
2 在甘于奉獻中擔當
關鍵詞:穩增長;調整結構;增長方式;壟斷部門;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結構;節能環保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4)01-0006-03
一、關于穩增長
這次穩增長與2008年保增長有重大區別,主要有五個區別:第一,中央目前提出的穩增長的目標是7.5%,這次穩增長的底線是經濟增長率7%。這個目標是理性和符合實際的,這個目標同過去的確保8%的目標有很大不同,這個目標必然引起我國出口、投資、消費以及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出現新的變化和問題,需要我們認真探討。第二,中央提出穩增長要有新的思路和政策,例如不再使用一般的短期的刺激政策,而是要把穩增長與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更加關注調整結構與深化改革在穩增長中的作用,強調去“杠桿化”與去“行政化”,要充分利用改革與結構的“紅利”。第三,就是這次在投資上不再像2008年那樣全面開花,而是有重點,比如說在基礎投資上選擇了四個重點,即:棚戶區改造、城市地下管網改造、中西部鐵路建設以及城際間的高鐵。這四個重點是短期與中長期的結合,它不僅對穩增長以及以后的長期投資都有重要意義,即在投資上不再搞全面啟動的大一統方式而是強調重點,尤其是在基礎設施投資中注重這四個重點等關乎長遠利益并有利于化解短缺的投資。第四,這次的投資不是簡單地強調政府投資,而是強調啟動社會資本投資,所以強調放開壟斷性部門,要社會資本進入,在這樣的領域要形成混合性經濟形式,更加強調在金融、鐵路、石油、電力等壟斷性部門更大程度上向社會資本開放,充分利用好社會資本的作用。第五,將穩健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有效結合,強調在政府負債過高和貨幣供應量太大的條件下,更加關注盤活存量,一般不擴大赤字和松動貨幣投放,確保經濟高效益地增長,而不至于為了增長而引發通脹和政府高負債。我們不再簡單地講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上的存在,或貨幣的多投放,而強調在不增加政策負債或不增加太多的貨幣投放的基礎上實現穩增長,所以要去杠桿化去行政化,就是強調我們不應該過多地像2008年那樣高負債或貨幣大量的投放。穩增長已經開始起作用,2013年第三季度我們經濟實際已經止跌反彈了,即第一季度7.7%,第二季度7.5%,到第三季度7.8%,估計第四季度應該還在7.7%左右,這就是增長政策已經開始見效了。但是這次穩增長還有個不太牢固的地方,主要是從這次的穩增長分析發現,增長抓手主要還是靠投資,消費、出口在這方面的貢獻,仍然處在不太穩定的狀態。未來怎樣促進出口、消費,仍是很大的問題,尤其是結構調整、深化改革、持續穩增長的路徑還需做考慮。
二、關于調整經濟結構
大家知道,經濟結構調整分為同期性結構調整和升級性結構調整,我國此次是升級性結構調整。升級性結構調整涉及到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投資結構調整,出口、消費、投資之間的結構調整,尤其是涉及到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主要涉及到房地產產業、制造業(包括傳統制造業與現代制造業)、服務業(包括消費服務、商務服務和生產服務等)、戰略新興產業(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生命生物工程、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業)、資源類產業等(包括能源與原材料)等五大產業。第一,房地產產業。房地產產業的調整,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短期的政策,而要重點分析市場和政策各自的功能哪些屬于市場來管,哪些屬于政府來管,應該理清楚它們各個關系、定位,同時應該根據現在的情況逐步由“一刀切”的管理,轉向分類指導系統管理。第二,制造業需要升級調整。因為中國號稱制造業大國,制造業分為傳統制造業,現代制造業,那么對傳統制造業未來調整方向主要有二個:一個是產品升級換代,一個是產業轉移,對現代制造業的提法叫大力發展現代制造業。因為中國現在還不是一個現代制造大國,但是我國是一個現代制造業需求大國,既然我們是
現代制造業需求大國,當然我們要大力發展現代制造業了,提高現代制造業在整個制造業的比重。第三,服務業。之所以談到服務業就是因為服務業在一個國家產業結構比重大小,決定了一個國家產業比重的檔次,我國現在服務業比重偏低,再加上服務業是最大解決就業的行業,最少消費資源的產業,應大力發展服務業,發展服務業分為四個組成部分:第一是消費服務主要包括餐飲和商貿、養老消費、兒童消費、信息消費;第二個是商務服務,主要包括金融、投資、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各類投資咨詢公司等;第三個是生產服務,如設計類等;第四個是精神服務類,比如娛樂、影視、旅游、文化服務類。所以這次提出發展服務業是全面性的發展,不再是簡單注重所謂消費服務,而是全方位提高服務業在我國經濟結構中的比例。第四,戰略性新興產業。它有七個要點,它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工程,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業等。經過一年多實踐,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鍵在于技術問題,任何技術創新都可使這七個要點發生重大調整,例如:美國頁巖氣技術的發展,導致對中國光伏產業、煤炭產業的巨大沖擊,因為每一次世界性技術的發現將會影響到這七個要點,也預示著未來這個產業的調整。而中國也會把更多力量放在技術創新上。第五,資源類產業。它涉及到能源與原材料。資源類產業在中國的發展顯然是不夠的。按照現在7%增長率算下來,中國很快成為世界消耗能源最大的國家,在資源不夠的條件下,還要完成我國經濟的增長,必然導致中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那就是整合世界資源,中國雖然強調在資源整合中實行雙贏原則,但這也會不可避免地引發中國與世界利益結構的博殺,因此這類產業變動,它不僅涉及國內問題,也將涉及國際問題,它是更為廣泛的一種調整。但整體來看,我們這次的調整很快就會到來,調整的代價主要表現在二個方面,一是結構調整與銀行壞賬的關系,截至2013年7月,壞賬最多的是江蘇省、浙江省,結構調整導致大量壞賬上升,這是需要警惕的,結構調整與呆壞賬之間應該有一個平衡點。二是產能過剩與結構調整的關系,因為我們會深切地感到產能過剩的壓力,總能釋放出一些負面的東西,所以怎樣解決結構調整與產能平衡的關系將是大問題。三、轉變增長方式
此次轉變增長方式,主要涉及到五個重點:一是如何從以成本優勢為特征的增長方式轉變成為以技術優勢為特征的增長方式,關鍵是推動技術創新,我們叫創新趨動戰略;二是如何從盲目強調擴大出口和吸引外資的增長方式轉變成為內需支撐性增長方式,關鍵是如何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與調整,關注貿易平衡和資本項目平衡;三是如何從單純強調政府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轉向同時重視社會資本和消費的增長方式,關鍵是提高居民收入與反壟斷;四是如何從高消耗能源與高污染的增長方式轉向節約與環境友好型增長方式,關鍵是如何推進節能與環保;五是如何從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社會矛盾突顯的增長方式轉向公平公正與和諧性的增長方式,關鍵是如何解決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問題。所以這次經濟方式轉變,涉及到我們經濟學幾乎所有領域,對未來研究發展將有重要意義。
四、關于深化改革
對于深化改革,目前逐漸形成五條共識:
1. 政府體制改革,重點是簡政放權。一是向社會放權,就是形成一大批次把政府過去的權力交給民間組織,民間組織主要有慈善類、科技類、商會類、社區類,這四大類組織要在2014年6月前大量啟動,政府要把大部分權力交給民間組織完成,這就是向社會放權。二是向市場放權,就是市場能夠解決的問題,政府就不參與了。比如:資格評審、品牌、評論,這些都應該交給市場,甚至包括企業的上市過程也交給市場去做,這就是向市場放權。三是向企業放權,就是凡是不涉及納稅人前提的投資項目,政府不再審批了,要逐漸從審批制轉向備案制,企業應有權力必須交還企業,明確資本金后就不應實行實繳制而逐漸轉向認繳制。這種實繳制給企業帶來了兩宗罪,一宗是偷逃資金罪,一宗是虛報資金罪。所以政府要向企業放權,目的是消除腐敗機制,倡導社會公平、公正,從根本上解決權力尋租的問題,消除腐敗的體制基礎。
2. 金融體制改革,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外匯在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放開民營銀行等,徹底改革金融壟斷問題,將金融轉向服務業,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大
看到:央行已提出利率市場化,貨款利率已經市場化了,存款可能將從大額存單開始,然后逐步放開存款利率。
3. 財稅體制改革,包括稅制改革和預算體制改革。稅制改革,重點是增加直接稅務,減少間接稅務。預算改革主要界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關系,從根本上解決土地財政及地方的過高負債問題?,F在中央政府財權太大事權過小,地方政府事權過大,財權過小,這樣就導致了土地財政,從而從根本解決土地財政及地方過高的債務負擔的問題,即重新界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財權與事權的關系。
4. 城鄉一體化改革。其重點是人的城鎮化,消除市民與農民的差別,首先解決2.6億民的市民化問題,包括實現民生享受的公平化原則等。
關鍵字:經濟結構 調整經濟發展
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概況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失衡,導致資源和能源高度消耗,環境污染嚴重;再加上產業內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調,導致現有的經濟結構,外需快速增長,而內需卻極度萎靡,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多不利的影響,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產業發展,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我鎮創造首善之鎮,幸福萬石的迫切要求。
經濟結構調整是指國家運用經濟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改變現有的經濟結構狀況,使之合理化、完善化,進一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過程。經濟結構的調整首先要立足擴大消費,調整結構,努力實現消費、投資和出口的協調發展。其次,經濟結構的調整還要致力于結構調整的自主創新,增加科技投入,推動技術改造,大力發展新興戰略產業。另外,經濟結構的調整要實現全國范圍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漂移”,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以及粗放型的企業,推動產業升級。深刻認識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特殊階段,了解體制上和政策上存在的問題,突破經濟發展瓶頸,推動地區經濟的發展。
經濟結構調整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歷經了多次變革和調整,從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發展的情況分析來看,我國的三大產業結構有了較為明顯的改善。我鎮共有工業企業466家,其中封頭行業有18家,鋼桿、桿塔行業有18家,化工行業有68家,包裝行業有65家,環保電子行業49家;其中機電大類行業206家、輕工大類行業118家。2008年2月份,上述各行業的應稅銷售收入分別為9771萬元、3457萬元、9091萬元、3040萬元、3718萬元、24104萬元、4734萬元。分別占全鎮產業比例的24.8%、8.8%、23%、7.7%、9.4%、61.1%、12%;到2009年的同期,上述各行業的應稅銷售收入分別為7767萬元、5398萬元、8112萬元、3007萬元、7179萬元、27537萬元、5010萬元,分別占全鎮的18.6%、12.9%、19.4%、7.2%、17.2%、65.8%、12%;其中,封頭行業、化工行業以及包裝行業的應稅銷售收入與上一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了20.50%、10.78%和1.08%;其他行業的應稅銷售收入均有所增長,同比增加了56.15%、93.11%、14.24%、5.83%。從這組數據中我們可以發現,隨著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推進,我鎮在化工、封頭以及包裝等重工業和勞動密集性行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環保、技術性的產業比重卻有所提高,新興產業在我鎮的經濟發展中逐漸暫露頭角,開始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長期以來,重工業化對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帶來了重大影響,導致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處在高消耗和低效率的粗放增長模式。走新興工業化道路,加快產業升級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點所在,也是我鎮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唯一途徑。各地區開始重視第三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力量,重視節能減排,重視環保,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逐漸由粗放型的增長方式為主轉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為主。
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思考
縱觀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歷經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直至今天,我國經濟產業的調整在實現總量平衡的宏觀任務上,基本上達到了預期的目標,我鎮經濟運行逐漸呈現出良好的態勢。與此同時,經濟活動中的結構性矛盾卻依然突出出來。
1、基礎設施發展不足。水利、交通、能源以及通信等基礎設計的建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作用。從全國范圍來看,水電、交通、通信等基礎設計還很不完善,全國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缺水,有108座嚴重缺水;隨著電器用電負荷的增加,現有的電網無法承受用電壓力,逐漸成為經濟結構中的一大結構性矛盾。
2、加工工業的水平較低,有效的市場需求不足。近年來,我國加工工業的規模迅速擴大,生產能力和產量也增長較快。但從目前的供求關系看,多數產品供大于求,生產能力不能充分發揮,而且按人均產量來看,我國的水平仍然較低,部分加工產品的人均產量還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更大。從長遠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市場的發展潛力巨大,如何挖掘這個市場潛力,是我們經濟結構調整的迫切任務。
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應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情,充分貫徹“十二五”發展計劃,尋求產業結構調整的路徑和環節。
1、加快工業產品的結構調整和優化,實現資源節約,提升產業技術水平。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通過技術改造、技術創新、企業組織結構調整等措施,有步驟、有針對性地對工業各部門的產品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通過推廣新技術、新工藝,降低產品的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以及水資源消耗;通過新技術運用和經濟規模的擴大,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產品成本,在國內外市場上增強競爭力,擴大市場份額;通過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開發具有世界先進水平,能夠代表產業發展方向的產品。
2、不斷完善能源、交通以及通信等基礎設施,提高國家的綜合實力。把基礎設施的建設,作為政府經濟發展計劃和政策改革的重點,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指定出不同的建設目標和任務;同時,加強信息基礎建設,推動經濟增長,在新的科學技術條件下,提高我國的基礎能力和技術水平。
參考文獻:
[1] 秦義虎.自然資源、經濟增長與制度安排[D].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09.
關鍵詞:世界經濟;經濟增長;不確定因素;新型工業化
中圖分類號:F1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7-0005-04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早已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經濟的現實問題解決和未來的健康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世界經濟形勢影響。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增長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全球發展不平衡問題加劇。對世界經濟不確定因素的研究必然成為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面對的重要問題。
一、目前世界經濟存在的不確定因素
實際上,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穩定就已經成為一種常態。世界經濟的不確定因素一直是困擾各國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的外部影響。從中國經濟發展的視角看,世界經濟的不確定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八個方面。
(一)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
在世界經濟不穩定的狀態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是世界經濟最直觀的不確定因素。這一因素對各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當今的世界還不是一個能實現統一管理的共同體,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值中涵蓋著各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差異,其中存在超過兩位數的高經濟增長國家或地區,也有相當多的長期徘徊在低速經濟增長區間的國家或地區,更有少許出現負增長的國家或地區。近年來,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已是一個難題。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至今尚未完全恢復,它們作為主導勢力對穩定世界經濟增長還不能做出根本的保障。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世界經濟增長不確定的情況還不會有明顯變化。
(二)經濟合作的不確定性
經濟合作是當前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主流,但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現階段,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合作主要是由政府推動,從政治層面考慮經濟合作的意愿比經濟層面的考慮為先為重,這就造成經濟合作幾乎淪為政治的籌碼,有時會完全失去經濟合作本身的意義,這是經濟合作不確定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不論是20國集團的合作,還是金磚國家之間的合作,都是很有必要的,也都能對推進世界經濟發展做出一定貢獻,只是這些合作本身還都很不牢固,即使沒有風吹草動,也很難避免合作擱淺的局面。不論是哪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這樣的經濟合作中都會自覺地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不會全力維護這種國際經濟合作契約的規定。
(三)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確定性
自從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世界金融市場的發展看似復雜奧妙,其實不堪一擊,直到2008年,爆發大規模國際金融危機。不論是在這次危機前,還是在之后,國際金融體系始終處于動蕩中,相關貨幣理論的陳舊已使這一領域的研究還處在相當的盲目中,各種國際貨幣的運作充滿不可預見的風險。各國或地區實際上還沒有看到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的實質性變化,依然還固守在傳統的貨幣發行與回籠的認識窠臼中。在此前提下,國際投資與國際融資都必然充滿不確定性,國與國之間的貨幣兌換可能留有巨大的漏洞。
(四)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
進入21世紀后,國際貿易量巨增。我國成為世界市場中最重要的貿易國家之一,極大地擴展了國際貿易的交易量。俄羅斯、巴西、印度等國家的興起,也使目前的國際貿易大大超過以往。但在這樣的增長中,也表現出相當的不確定性。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曾給世界市場以重創,2008年以后的復蘇也沒有創造出新的活力。國際貿易在新興國家還有一定增長,而在一些發達國家卻遲遲未能顯現新的生機。尤其在歐盟,由于債務危機頻頻出現,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嚴重。而早已被各國或地區一致排斥的貿易保護主義也借此在一些國家或地區復蘇,造成國際貿易中更多的不確定性。
(五)經濟結構調整的不確定性
世界經濟結構需要根據各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不斷進行調整,更要根據技術進步對現實生產、生活的影響不斷調整。這種雙重動力源的調整需要科學性與及時性,不是現實社會所具備的。不要說這種調整缺乏統一部署的可能性,就是在各國或地區內部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都難以順利進行。一方面,世界經濟研究的力量嚴重不足,缺少精英人才的有力投入;另一方面,世界經濟格局不穩定,一些國家的政局也不穩定,很難理性地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而且每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都很難有科學的把握,全球的調整也只能是跟在自發的世界市場后被動進行。因此,沒有哪一方面的力量能左右或事先準確預知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動態。
(六)跨國公司經營的不確定性
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載體,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支撐力量。目前,雖經國際金融危機的打擊,全球性跨國公司的數量仍有數萬家,其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附屬子公司已達幾十萬家。在20世紀末,各國或地區的跨國公司增長極快,掌握了全球海外直接投資額的絕大部分。由于跨國公司已成為經濟全球化中的主導因素,在國際經濟合作、科學技術創新和國際貿易中發揮最大、最活躍的影響作用,因而跨國公司的經營也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的不確定因素。跨國公司的投資投向哪里,投向哪個產業,會直接決定哪里或哪個產業的走向。但各跨國公司的投資投向哪里,投向哪個產業,這是很不確定的,或是說,也是很不一致的,甚至事先毫無跡象表露。這就使跨國公司對各國或地區的影響具有偶然性的特征,十分不易把握。
(七)政治影響的不確定性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現階段,政治必然影響經濟。因此,政治的影響對世界經濟的發展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不確定因素。進入21世紀以后,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政治交往更為活躍與復雜,和平的政治也充滿神秘性,國家與地區之間的政治摩擦此起彼伏,對經濟合作或國際貿易造成一定損失。
(八)生態環境的不確定性
人類最不可抗拒的是自然的力量,自然生態的變化對人類的經濟活動具有最大的影響和最大的約束力。目前,人類對自然的認識還十分有限,即使對環境污染的認識,也很不全面和缺少有效對策。因此,在未來世界經濟發展中,生態環境的不確定性最突出。
二、世界經濟可改變與不可改變的不確定因素
在影響世界經濟的不確定因素中,并非所有的不確定因素都是不可改變的,也并非所有的不確定因素都是可以改變的。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穩定與不確定是要加以區分的,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穩定可以是一種常態的存在,但對這種狀態的認識今后是能夠給予確定的。
世界經濟的合作可以由不確定性轉化為確定性。這取決于由各國政府推動的經濟合作未來將以經濟層面的考慮為先為重??梢哉f,世界經濟合作中的政治影響因素是這種不確定性存在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消除或降低政治影響,才能消除或有效降低這種不確定性。真正的經濟上的紐帶關系會對世界經濟的穩定產生長期影響,會促進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與繁榮。
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確定性源自經濟學理論研究落后于實踐。這種不確定性的存在凸顯了現代經濟學研究對金融領域的認識還很粗淺。金融市場尤其是國際金融市場在某種程度上至今還處于自發盲目的生長狀態。所以,這就要在國際范圍內產生極大的不確定性。只有自覺的理性提高到能全盤把握世界金融市場的程度,那么國際金融不論怎樣變換,都不會再是不確定因素。
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更是可以轉為確定性。消費決定市場,不是市場決定消費。只要各國或地區對外貿易的消費需求是可以確定的,那么國際貿易的總量及結構就是可以確定的。這就是說,消除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即使有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存在也不能抵擋確定的國際貿易的發展。
在經濟結構調整中,不確定性源自經濟理論研究的滯后。在當今時代,盡管計算機已高度普及與發達,但在經濟理論的研究中,似乎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理論不應落后于實踐。世界經濟結構一方面需要根據各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必要的調整,另一方面需要根據高科技的發展不斷進行相關的調整。目前,這種調整只能跟隨世界市場自發變化不自覺地進行。因為沒有理論能準確預知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所以這就成為一個重要的世界經濟不確定因素。而目前的這種狀態,必然會被未來的經濟理論發展所打破,因而未來可以大大降低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不確定性。
減少跨國公司的經營不確定性也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世界政治發展狀態趨于平穩和企業經營更加理性,作為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重要的企業支撐力量,跨國公司減少經營的不確定性無疑對各國或地區都是一大利好。
生態環境對世界經濟影響的不確定性不同于以上可以改變的不確定性。一方面,生態環境影響的不確定性最難掌控。另一方面,生態環境的不確定性影響直接來自于自然,不像其他七個因素中的自然方面只是間接發生作用。目前,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十分有限,特別是對生態環境的認識還很支離破碎,難以起到全面掌控和有效應對的作用。在未來的世界經濟發展中,各國或地區只能盡力維護全球生態環境,而全球生態環境對各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將造成的不利影響只能是不確定的。生態環境是世界經濟發展中惟一不可改變的不確定因素。
三、如何從根本上應對可改變的不確定因素
對不可改變的不確定因素,也就是生態環境的影響,雖然人類歷來都是盡量避免遭受其毀滅性的打擊,但其不確定性的存在是不會改變的,甚至還有可能給人類社會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對于現代世界,人類所能發揮的主觀能動作用,只是對那些可以改變的不確定因素,也就是對世界經濟增長、國際經濟合作、國際金融體系、國際貿易、世界經濟結構調整、跨國公司經營、政治影響的不確定性可以發揮作用,達到減少或降低其影響的效果。具體講,應對以上每一個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都需要各國或地區政府達成基本一致的共識,共同采取相應措施。
從根本上講,改變這些因素的不確定性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必須深化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研究。21世紀世界經濟的復雜性與總規模不是19、20世紀的經濟狀態所能比擬的,如果經濟學基礎理論的認識還停留在19、20世紀的水平上,那么讓人們如何能用理論工具研究21世紀世界經濟已經高度發展的現實?更何況,在今天看來,某些出自19、20世紀的經濟學家創立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對當時的經濟發展分析都是不適用的,這樣的一些理論怎么可能成為認識21世紀經濟現實的基礎。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與其說是國際金融領域發生了震撼世界的危機,還不如說是一場表現經濟學研究滯后于現實經濟發展的危機。若將19世紀或20世紀的經濟學基礎理論應用于減少21世紀世界經濟不確定性的研究,那基本上是無效的??梢哉f,在新技術革命之前與新技術革命之后,人類社會已發生重大轉折,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思想必須實現與時俱進,必須跟上時代的發展。否則,缺少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作為工具,對于目前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不可能在將來轉變為認識上的確定性,減少其不確定性的影響;對國際經濟合作的不確定性也不可能有效促其擺脫政治方面的干擾而降低不確定性程度;對于國際金融體系不確定性的消除,更必須依靠新的貨幣理論的建立,即貨幣理論必須要由目前的實體性貨幣理論向虛擬性貨幣理論發展,以適應現階段全世界都已進入虛擬性貨幣應用的時代;對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的減少,也需要創立新的貿易理論,不能囿于19世紀貿易理論應對新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對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不確定性的研究,更需要全面創新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缺少新的理論認識,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結構都難于科學調整,更不要說對世界經濟結構的調整做出準確的超前性認識。此外,對于跨國公司經營的不確定性以及對政治影響的不確定性,也都毫無例外地需要從根本上依賴于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創新,才能切實發揮社會理性作用,減少這些因素的不確定性影響世界經濟的程度。
信息技術進步也將對減少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新技術革命的重大意義在于,在計算機問世之后引發了一場信息革命,世界從此緊密地連接在一起?,F在的問題是,直至如今,信息技術的發展還處于一種與自然、與社會溝通的初級階段,信息的精度和針對性遠遠不夠應對科學發展的需要,這也就使更多的可改變的不確定因素處于自發的旺盛的毫無自覺抑制的狀態,在其他內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推動世界經濟的運行與發展不斷表現出不確定性。所以,信息技術的發展不能停留在這種初級階段,在未來的研究中,必須由造成信息爆炸的混亂走向更加有效地處理信息的理性發展階段,并要將新的技術更好地運用在對世界經濟的應用研究中。
另外,要重視數學在現代經濟學領域的應用。目前,數學尚不能在經濟學研究方面得到廣泛的應用,一旦數學理論取得突破,在經濟研究領域得到了更為深入的應用,那么肯定會對減少可改變的影響世界經濟的不確定因素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我國以發展新型工業化應對世界經濟不確定因素影響
未來我國的發展將極大地帶動世界發展,我國的穩定將對世界的穩定發揮巨大的作用,其經濟發展狀況在世界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當前,我國經濟處于欠發達階段,世界經濟短期內很難有大的發展,即使存在少數發達國家,也無法改變世界總體上的不發達狀態。一旦我國實現經濟騰飛,世界的經濟發展就將實現史無前例的巨大變化,就將會在某種程度上跟隨中國經濟一道騰飛。因而,未來我國經濟發展中不確定性的降低或減少,也必將極大地降低或減少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
預計到2020年,我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到2030年,我國將全面實現工業化。并且,我國工業化的實現將是新型工業化的實現,在21世紀上半葉,我國新型工業化的全面實現與進一步發展,將是這一時期世界經濟發展中最大的亮點。
而筆者認為,以上因素固然是導致改革后中國經濟穩定性提高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中國的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導致的與世界經濟接軌,使得中國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這也是使得中國經濟周期平滑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從世界經濟周期的角度來論述這個問題。首先以改革前為參照,定量分析中國改革后經濟周期的特征,在此基礎上再分析中國經濟周期與世界經濟周期的相關性,最后運用TARCH模型來對世界經濟周期對中國經濟周期的緩沖作用進行實證檢驗。
一、中國經濟周期的特征分析
為了從總體上分析中國經濟周期的特征,我們分別通過橫向與縱向的比較來刻畫中國經濟周期的狀態特征。首先,從縱向比較來看,我們觀察1953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變動趨勢可知,中國經濟波動的周期性特征還是比較明顯的,總的趨勢是從劇烈走向平緩。改革前多次大起大落,而且多次出現古典型波動;改革后經濟穩定性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再也沒有出現古典型波動,都是增長型波動。為了更加具體地總結出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周期出現的新特征,我們把1978年前后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有關指標列于表1。由表1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以下結論:改革前中國經濟波動幅度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谷值是負數,平均位勢低,確實印證了“大起大落”;改革后中國經濟波幅大幅度下降,僅僅是改革前的30%,峰位下降,谷位上升,平均位勢也大幅度提高。這表明中國經濟穩定性與改革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其次,我們以世界經濟增長率為例,對中國經濟周期與世界經濟周期進行橫向比較。與前面一樣,我們觀察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與世界經濟增長率變動趨勢可知,雖然改革后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有了極大的提高,但與世界經濟周期相比,還是差距較大,比較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與世界經濟周期相比,不論是用谷—谷法還是用HP濾波法計算,中國的波幅都要遠大于世界經濟周期[1]。因此,通過以上分析可知,與改革前相比,中國經濟穩定性確實提高了很多,但與國際經濟周期相比,穩定性還遠遠不夠[2]。再者,筆者認為,改革后中國經濟穩定性的提高是與國際經濟的接軌分不開的,本文將分別從協同性與不對稱性來討論這個問題。
二、中國經濟周期與世界經濟周期的協同性分析
我們選取中國與世界的GDP增長率來作為分析數據,對中國經濟周期(Z)與世界經濟周期(W)的相關性、因果關系進行分析。1.中國經濟周期與世界經濟周期的相關性分析我們通過分析二者的相關系數得知,兩變量的相關系數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而逐漸增加的,改革前的相關程度較低,只有0.15,改革后相關程度大幅度增加,尤其是加入WTO之后,相關系數達到了0.86,屬于高度相關。我們再對兩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要求變量是平穩變量,因此我們首先對兩個變量進行單位根檢,其結果表明中國與世界GDP增長率都在5%的臨界值下平穩。符合因果檢驗的條件。最后我們以1992年為界,把兩變量分成兩段進行因果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表明,無論是在1992年之前還是之后,都是世界經濟周期單向作用于中國經濟周期,說明世界經濟周期對中國經濟周期的帶動作用都是非常強的[3]。2.中國經濟波動與世界經濟波動的回歸分析為了進一步度量二者的協同性,我們對中國與世界的經濟增長率進行回歸分析,建立回歸方程如下:Zt=8.8(13)+0.3(2)Wt+(MA(1)=-0.1)(-38)(1)R2=0.4,DW=1.4由(1)式可知,回歸結果較理想,t統計值都較顯著,擬合度也較高,R2達0.4。另外,中國經濟波動與世界經濟波動的系數的t統計值十分顯著,說明二者之間的同步影響十分顯著。
三、世界經濟周期對中國經濟周期緩沖作用的實證檢驗———基于不對稱效應的角度
由于改革前中國沒有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因此受世界經濟周期的影響較低,改革后與世界經濟周期的相關程度直線上升,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經濟周期的緩沖作用。我們把二者的每一輪周期的波幅(用谷—谷法計算)列于表4。由表4可知,中國經濟周期與世界經濟周期起止年份基本一致,前后相差不超過兩年。再者,除了第4輪周期世界經濟周期波幅大于中國外,其余每一輪周期的波幅都是中國經濟周期偏大。筆者認為這個規律不是偶然的,我們將運用TARCH模型對此進行實證檢驗。
TARCH模型或者門限ARCH模型由Zakoian和Glostern等提出。這個模型的基本思想如下:首先建立ARCH模型的均值方程:yt=γ0+γ1x1t+γ2x2t+…+γkxkt+ut(2)其次設定均值方程中的條件方差:σ2t=ω+αε2t-1+γε2t-1dt-1+βσ2t-1(3)其中,dt-1是一個虛擬變量,當ut-1<0時,dt-1=1;ut-1>0時,dt-1=0,式(3)中的非對稱項不存在,因此,ut-1>0只有一個α倍的沖擊;而ut-1<0則有一個α+γ倍的沖擊,式(2)中的非對稱效應出現,因此如果γ>0,說明存在杠桿效應,非對稱效應的主要效果是使得波動加大;如果<0,則非對稱效應的作用是使得波動減?。?]。
我們知道,改革后中國經濟周期與世界經濟周期相關程度之所以日益上升,是因為中國開放度日益擴大,故這里再引入一個變量即對外貿易開放度(K),用當年的進出口商品總值與GDP總值的比率表示,圖1是歷年的對外貿易開放度與用HP濾波法計算的波幅指標(G)。由圖1可知,隨著對外貿易開放度的日益增加,波幅的總趨勢是日益減小。由Granger因果檢驗也可得出對外貿易開放度的日益增加是波動幅度日益減小的原因(如表5所示)。
最后對中國經濟波動與世界經濟波動構造均值方程和條件方差方程如式(4)和式(5)所示:Zt=@SQRT(GARCH)+c+λK2tWt+ut(4)σ2t=ω+αε2t-1+γε2t-1dt-1+βσ2t-1(5)再利用Eviews6.0軟件,以1978—2009年上述兩變量的數據作樣本,可求得相應的計量經濟模型如式(6)和式(7)所示:Zt=2.4(2.9)σt+1.8(0.8)+0.0002(1.6)K2tWt(6)σ2t=2.4(1.6)+0.31.5ε2t-1-0.441.8ε2t-1dt-1+0.3(1.5)σ2t-1(7)R2=0.4,DW=1.9在(6)式中,擬合度較高,DW值接近于2,各系數的t統計值大部分也都較顯著,尤其是(7)式中TARCH項γ的系數顯著不為零,說明世界經濟波動對中國經濟具有非對稱效應,而且方差方程中非對稱項的系數γ是小于零的。這說明世界經濟對于中國經濟的非對稱性影響是越來越小的[5],故世界經濟對中國經濟波動確實有著穩定與緩沖的效應。
綜合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認為改革后中國經濟波動幅度大幅下降,宏觀經濟穩定性大幅增強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從而導致中國經濟受到了世界經濟周期的緩沖,最終又使得中國的宏觀經濟與世界經濟形成了良性循環。
四、結語
在講授《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等課程的過程中,我體會最深的就是國際經濟的迅猛發展和變化,以及深入了解國際經貿環境以及相關的國際事務對學生學習、成長的重要性和意義。
當前世界處于一個較為動蕩的時期,始于2008下半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還沒有結束,其影響仍然繼續發展深化,這種形勢對我國的經濟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目前全球的經濟形勢可以總結為如下幾點:
一、世界經濟總體保持復蘇勢頭,但復蘇進程不容樂觀
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包括美國、歐盟、中國等在內的各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較大規模的經濟救援措施,這些措施總體上發揮了積極作用,扭轉了經濟繼續下滑的危勢,使得全球經濟基本上轉入復蘇或恢復性增長的局面。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整個進程中,各國情況差別很大,形勢不夠均衡,新興經濟體整體表現良好,恢復勢頭明顯,而美歐等傳統發達經濟體則問題較多,進展緩慢。
二、經濟危機爆發后的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使未來的世界經濟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經濟始終停滯不前,使世界經濟也很難迅速恢復。在本次經濟危機中,美國金融業的問題集中爆發出來,特別是過于龐大而又疏于監管的虛擬經濟飽受批評。因此,美國也提出要改進經濟模式,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重點基本上都放在了新能源等領域,但是這些是不是能夠提供長期的增長動力還有待觀察。
另一個重要的經濟體歐盟,在本次危機中的表現也差強人意,自2010年以來又發生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希臘、意大利等國深陷其中,至今沒有明顯好轉,嚴重拖累了歐元區和歐盟的經濟復蘇和增長,使世界經濟的前景也暗淡了下來。
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一直高速增長,取得了巨大成就,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但是,目前的中國經濟也存在一些問題,也面臨改革經濟增長模式的艱巨任務,而經濟危機的爆發和發展顯然為我們的調整增加了難度和風險。
三、經濟危機爆發以來,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使國際貿易的發展受到不利影響
本次經濟危機使國際貿易遭受到嚴重打擊,2009年全球貿易額出現20%的下滑,是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的最大降幅。當前,有些國家出于保護本國國內經濟的目的,不斷打壓進口產品,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明顯升溫,各國間貿易摩擦也不斷增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這種傾向是非常危險的,各國已經形成的一些經濟聯系將受到損害,不利于各國和世界經濟的恢復。
四、氣候變化和能源資源問題更加突出,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制約進一步增大
未來一個時期,氣候變化和能源資源價格有可能進一步上漲,對全球經濟發展可能的制約將進一步加強。
那么這種國際經貿環境對我國有什么影響呢?
首先,經濟全球化將進一步深化,對我國仍然是加快發展的重大機遇。1、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有利于我國充分利用巨大的國際市場擴大和穩定出口,為我國更多企業開創適銷的外部環境;2、是有利于我國繼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人才和管理經驗,加速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
其次,綠色產業在經歷經濟危機后迅速在全球興起,為我國實現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新的契機。這些綠色產業基本上還處于起步階段,只要我國抓住機遇,迎頭趕上,就可以與新一輪全球產業調整步伐一致,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也可以從中培育出自己的新產業和新企業。
第三,世界經濟的復蘇和恢復進一步突顯出我國擴大內需的緊迫性。目前世界主要經濟提復蘇普遍緩慢曲折,造成需求增長緩慢,使我國出口增長受到外需制約的境況短期內不會得到徹底緩解;同時,我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面臨的貿易保護措施呈現明顯增多態勢,因此,要繼續保持我國經濟平穩發展,就必須努力擴大國內需求,增強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受伊拉克戰事的沖擊,加上世界經濟面臨的新問題以及金融市場出現的新變化,預計世界經濟將呈現以下五個新特點。
一、伊拉克戰事對世界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據最新數據顯示,伊拉克戰事可能給世界航空運輸業造成100億美元以上的損失,世界商業空運史上可能出現空前嚴重的危機,而全球旅游業將受到萎縮恐慌的沖擊,一些產業,尤其是北美和歐洲汽車銷售出現大幅度下降。顯然,伊位克戰事對世界經濟的復蘇,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破壞性影響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顧問穆薩認為,全球消費者信心受挫、商業投資萎縮,將使世界經濟增長遭受O.25個百分點的損失,這意味著今年全球經濟總損失將達3750億美元。穆薩預期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為3%,低于前兩年的平均水平。 二、戰爭對人們心理的影響大于對實際經濟的影響。戰爭對人們心理的影響要大于對實際經濟的影響,而且對心理的影響是擴散的,難以在短期內消除,其影響力持續的時間要遠遠長于戰爭的持續時間,并會進一步延緩世界經濟復蘇的步伐,加大世界經濟復蘇的難度。因此,考慮到心理因素的問題,世界經濟增長的前景無疑比開戰前要暗淡。
三、戰爭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遠遠超過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向來是非常敏感的。由于經濟預期對國際金融市場影響很大,預計伊拉克戰事將影響國際資本的流動。由于美國經濟基本面仍優于歐元區經濟,歐洲資金將會流向美國,美元與歐元的比價將從最近的歐元強美元弱轉變為美元強歐元弱,尤其是美歐利率差異的縮小或持平,將會使國際投資者恢復對美國金融市場的信心,國際資本將會延續流入美國的趨勢,美元穩定強勢將會繼續顯現。
四、戰爭促使世界主要經濟籌碼的性質與作用發生變化。上次海灣戰爭的籌碼是石油,這場戰爭又加上了美元。現在,全球金融市場價格的競爭、跳動,都緊緊圍繞石油與美元(包括美元資產)兩大籌碼進行爭奪較量。預計戰后,隨著美國對伊拉克或中東石油的控制加強,石油與美元的地位、作用將會發生超出市場預期的轉變。石油與美元在短期或中期主導世界經濟增長的趨勢與國際金融市場走向的作用將更加突出,并更加集中于美國的控制之下,成為而且強化了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政治籌碼。
五、戰爭使應對地緣政治風險的政策壓力上升。伊拉克戰事使全球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進入了更為艱難的不確定狀態。各國在擴大內需、應對全球普遍性的通貨緊縮局面之外,又增加了地緣政治風險等新的內容,從而影響各國政府對整體經濟的把握與控制力。而地緣政治風險的上升,進一步加重了全球原有的經濟周期問題,導致投資、消費信心的進一步下降。同時,地緣政治風險還引致國際石油價格上漲,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各國財政、貨幣政策制定的重心已經從單純刺激經濟增長,轉向控制戰爭對經濟造成的損害,以及保持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摘自2003年4月18日《上海證券報》)
新世紀伊始,世界經濟雖然經歷過一次短暫而輕微的衰退,但是從2003年開始全面復蘇,迄今已經持續了四年,預計2007年將延續增長態勢,只是增速有所減緩。根據IMF統計,2001-2007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4%、3.0%、4.0%、5.3%、4.8%、5.1%和4.9%(2006和2007年為預測數)。這就是說,2003--2007年世界經濟5年累計增幅將達24.1%,年均增速為4.82%,超過了1996-2000年5年累計22.7%的增幅和4.54%的年均遞速,是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最近三十多年中最好的增長期,其中2004和2006年的增長率分別達到了5.3%和5.1%,是繼1976年增長5.2%之后出現的最近三十年兩個增幅超過5%的年份。
與此同時,從2002年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世界經濟失衡現象,到2005年IMF總裁拉脫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球失衡”(globalimbalance)的概念,這已成為當前被普遍關注的世界經濟重大熱點。國際和國內的權威經濟機構及經濟學家一再呼吁和警告要關注和重視不斷加劇的全球經濟失衡。譬如,2005年10月16日第七屆20國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發表的聯合聲明指出,不斷擴大的全球失衡及其引發貿易保護主義情緒膨脹將進一步惡化全球經濟的脆弱性;IMF2006年4月的春季例會的議題就是“全球貿易不平衡”。
發展不平衡是世界經濟的運行常態和基本規律之一,不同時期的失衡有著不同的表現,不平衡的循環積累嚴重化和風險化便是失衡,就可能危及世界經濟的正常運行。而當前“全球失衡”的集中表現,拉脫強調的是全球貿易失衡,“一國擁有大量貿易赤字,而與該國貿易赤字相對應的貿易盈余則集中在其他一些國家”;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強調許多國家對美國市場出口的“持續性依賴”,實質是一回事。我國國內有學者指出,全球經濟增長主要集中依靠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增長,但美中經濟同時存在內部失衡并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形成全球的經濟金融結構失衡。
二、世界經濟的結構變化與“全球失衡”
戰后世界經濟發展史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全球失衡總是與世界經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相生相伴,總是與世界首強之國的美國地位及其與其他大國實力對比關系的變化密切相聯。換言之,沒有美國地位及其與其他大國實力對比關系的變化,就沒有全球失衡,而沒有全球失衡就沒有世界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當前“全球失衡”,從根本上說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加快發展和不斷深入的經濟全球化帶來世界經濟結構巨大而深刻變化的結果。
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首先是發展中與轉軌中大國的)本土經濟國際化三股潮流時空交匯互動的發展進程。這一發展進程帶來的是世界經濟結構變化,其主要表現有:
第一,世界經濟第一次得以真正地按照“市場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市場化”的本質要求和客觀規律來運行和發展了。這主要是在上世紀80/90年代之交發生的那場世界格局變化推動的結果。原先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大國,如中國、越南、俄羅斯和中東歐國家等先后確立了市場化、開放化和國際化的基本國策,擴大市場和產業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主動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其中,一系列中東歐國家還加入了歐盟。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各國經濟間的相互依賴空前緊密而深化了。
第二,信息技術產業化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革命性地改變和創新了全球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的空間、方式和形式,跨國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及可遙控性大幅度提高,跨國公司地位和作用空前凸現,推動和加快了國際產業的重組和轉移,深化和創新了國際分工格局,世界進入了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和以工業化支撐信息化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第三,各國和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得以更加充分地發揮,在更大的范圍、更廣的領域和更高的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寬發展空間。尤其是發展中大國、轉軌經濟大國和資源豐腴大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擴大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整體上增強了世界經濟的耐沖擊能力,從2003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復蘇和增長始終伴隨著國際能源和資源產品價格的飆升和劇烈波動,但增勢未衰而持續走強。另一方面,它也加劇了各國和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而不平衡發展的循環積累必然導致上面提及的“全球失衡”現象。
但是,與歷史上的失衡相比,當前“全球失衡”有新的特點,矯正失衡必須走出新路徑。
二戰結束后的世界經濟曾發生過兩次嚴重的“全球失衡”。
第一次在上世紀70年代。最初是美元危機頻繁,導致以美元與黃金、其它國家貨幣與美元“雙掛鉤”的固定匯率制為基本特征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崩潰。這促成了歐共體/歐盟義無反顧地走出了一條從貨幣合作到貨幣一體化的成功之路,孕生出了世界經濟格局由美國“一柱擎天”到美歐日“三足鼎立”的歷史轉折性變化,以及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由“美元獨霸”到“(美元、歐元)雙元爭雄”格局的演化。世界經濟增長動力源因此而擴大拓寬了。隨后,1973/74年和1978/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宣告了廉價石油時代結束,西方發達國家經濟也結束了增長的黃金時代,陷入長達十年之久的“滯脹危機”。OPEC取得了國際油價升降的主導權,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進一步擴充。但是,美國不是失衡的凈受損者,“石油美元”回流使美元地位很快重新得以恢復。
第二次“全球失衡”發生在80年代中期,突出表現為日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先是壓日本“自動限制出口”和“出口有序安排”,繼而1985年9月簽署“廣場協議”迫使日元急劇升值?!皝喼匏男 庇绕涫瞧渲械捻n國和我國臺灣省,利用日元升值和日本推進東亞“雁行”戰略的機遇,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吸引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變成為日本對美的加工出口貿易生產基地,實現了經濟騰飛,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世界經濟增長面進一步擴大了。
而當前“全球失衡”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特點:
第一,與前兩次失衡相伴隨的是美國全球地位的相對下降,而當前“全球失衡”則是美國超級大國和全球經濟“火車頭”地位的進一步提升和增強(不考慮“9.11”襲擊后美國“反恐”戰略失誤導致的國際形象等“軟實力”的下降)。美國在世界上率先實現了“新經濟”,提升了引領世界科技和產業發展的地位和能力。歐元問世后,無論兌美元匯率是升是降,還沒有能從根本上動搖美元的世界基礎貨幣地位和作用,比如全球國際收支盈余構成1999年時美元、歐洲貨幣和日元比重為71%、17.9%和6.4%,到2005年時變成為66.4%、24.3%和3.7%,變化不是太大。
第二,當前的“全球失衡”是在經濟全球化和本土經濟國際化的條件下,世界主要經濟體比較優勢更加充分發揮的結果。比如,美國的科技和產業、美元和金融市場的優勢,使之成為世界吸納FDI最多的發達國家,從居民私人消費、政府公共支出和企業跨國經營都能借貸和舉債運行。歐盟以其區域經濟一體化優勢在全球貿易談判和規則制定上擁有極大的話語權。OPEC和資源豐腴國家把世界推進了“能源和資源優勢時代”。中國勞動資源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加土地和稅收政策優惠,吸引FDI而成為全球制造業加工貿易基地(世界加工工廠),創造就業和保持經濟高速持續增長,以致了世界工業制成品價格的上漲趨勢。印度以其智力人才優勢在IT軟件出口和承接服務業外包領域獨樹一幟(世界辦公室),等等。當今世界經濟真正進入了一個增長動力多元化的時代。
第三,當前的“全球失衡”與過去的失衡相比。具有更長久的可延續性,“利害關系者”具有了更大程度的可承受能力和可以接受性。
美國巨額“雙赤字”久已存在,但并未影響其經濟持續增長和技術創新,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經常賬戶赤字規模持續擴大,其占GDP的比重1984年達到3.4%,到2004年上升到5.7%。據IMF統計,2005年全球經常賬戶逆差1.25萬億美元,其中美國以8050億美元的逆差獨占了64.4%的比重。但是,美國窟窿的填補者前赴后繼,源源不斷。繼“石油美元”和歐洲資本之后,近年來亞洲經濟體成為主要的填補者。據日本財務省統計,2000-2004年間,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庫券由603億美元增加到1938億美元,2005年中國外匯儲備增加到8189億美元,其中3000億美元購買了美國國庫券。這與亞洲與美國的雙邊和多邊貿易密切相聯。從中美雙邊貿易看,中國以美國為第一大出口市場和貿易順差來源地,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國對美出口1653.8億美元,占全部出口額的21.2%,對美貿易順差1162.4億美元,占中國全部貿易順差的93%。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進口市場(僅次于加拿大)和最大的貿易逆差生成國,據美方統計2005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2016億美元,占其7670億美元貿易逆差總額的26%。中國是美國的第四大出口市場,但美國對華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僅略高于5%。購買美國金融資產是緩沖中美貿易摩擦和中國巨額外匯儲備保值的不得已的痛苦選擇。中國貿易出口和順差對過度集中和依賴于美國,而美國對華進出口差額過大,確實是嚴重失衡,且面臨美元大幅貶值的巨大風險。
但是,中國對美貿易出口包含了相當大比重的東亞經濟體對美出口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轉移。截至2005年底,美國公司在華投資累計額510.89億美元,占中國實際利用FDI總額6624億美元的8.2%;2004年美資企業在華銷售收入750億美元,當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802億美元,兩項相抵中國實際所得為52億美元。這是貨物貿易,而服務貿易中國是逆差大國,美國是全球順差冠軍。截至2006年9月,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和貿易J頃差的比重分別達到57.85%和的52.1%;加工貿易占中國出口貿易的比重為52.4%,外商投資企業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主體,加工貿易成為對外貿易的主導形式。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入世5年來,對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的貢獻年均13%和20%,2006年中國對全球經濟與貿易增長的綜合貢獻率即達15%QD。國際機構稱中國為繼美國后的全球經濟第二引擎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價廉物美的產品抑制甚至逆轉了國際市場多年來工業制成品價格上漲和資源產品下跌的走勢。據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計,1996-2003年間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累計6087億美元,同期來自中國的價廉物美產品為美國消費者節省開支為6000多億美元,同時還大大降低了美國制造商的零部件生產成本。中國還從“流汗經濟”積累的官方儲備中拿出相當部分來購買美國國庫券回饋美國,支撐美國的“舉債經濟”。這是中美處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和國際分工不同地位所決定的,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資本支配勞動、要素稀缺度決定收益分配規則的體現和實現,從全球資源配置的視角看,是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基于不同資源稟賦優勢的合理選擇,由于這不是一場“零和博弈”,很難界定誰贏誰虧。相反,各有所需、互有所求,雖不平衡,但互補互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持續和能接受的。
三、調整世界經濟結構與矯正“全球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