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研究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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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類學研究意義范文

關鍵詞：秘密；兒童；自我成長；教育人類學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124（2013）05-0043-05

一、問題的提出

秘密是童年經歷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兒童的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一些在成人看來天真的、瑣碎的、小小的秘密，卻能夠豐富兒童的自我發展，有助于兒童內在能力和個性的形成。了解兒童的秘密，有利于在日常生活中指導成人的行為，在教育中發揮積極的作用。盡管秘密在兒童成長中意義重大，但秘密無論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還是在學術研究中，都是一個普遍存在卻很少為人關注的現象。秘密對兒童的教育學意義和價值還沒被更多關心兒童健康成長的人們所認識，這無疑禁錮了兒童秘密的深入研究。從近些年來國內較少的對于兒童秘密的研究文獻來看，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秘密的概念、秘密的起源和兒童秘密的特點等幾個方面。

兒童的生活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兒童的秘密也自然是千變萬化的。本研究主要采用教育人類學個案研究方法，以一種自然的、具有人文氣息的研究方式來解讀兒童秘密，從整體上回歸到兒童的生活世界中去，以直觀的方式探索兒童秘密的特殊意義。本研究以一名兒童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其4～9歲期間的秘密進行描述與分析，探討兒童為什么會產生秘密，秘密在兒童成長中的作用及教育意義。收集資料的方法主要包括觀察和非正式訪談（談話）。觀察主要是指對研究對象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秘密事件的觀察，并對這些秘密事件進行記錄。非正式訪談主要是指研究對象與筆者的對話，筆者就這些秘密事件與研究對象進行了非正式訪談，以深入了解兒童秘密。為了遵循研究倫理，本文的美妞為研究對象的化名。

二、兒童為什么會有秘密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2～3歲的兒童因為心理和生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很好地保守和交流秘密，所以并不擁有秘密。筆者在與美妞的生活中發現，美妞在2～3歲并沒有擁有真正的秘密，但她在4歲以后對秘密的概念有了比較準確的理解。在美妞4歲以后，她擁有秘密和保守秘密的能力日趨加強，并且秘密涉及的范圍也愈來愈廣。在美妞4歲的時候，筆者為了了解美妞是否真正理解什么是秘密，曾經與她對于什么是“秘密”有一段對話。

媽媽（故意地）：“我知道你的秘密是喜歡吃糖。”

美妞：“不對，不能讓別人知道的東西叫秘密，我這個（指喜歡吃糖這件事）應該叫愛好。”

――摘自媽媽手記2007年6月23日

筆者在與研究對象長達幾年的觀察中發現，兒童之所以會擁有秘密，是基于兒童生命個體成長的需要，這種需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滿足好奇的需要

自古以來秘密就與奧秘、困惑、神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人類文明的歷史其實就是對自然、人類、社會的奧秘進行探究的歷程。人類具有一種難以抗拒的去發現秘密的欲望，也正是因為這種對秘密探究的欲望，才促使人類不斷進步。人類探究秘密的欲望在兒童身上同樣得以體現，這也是為什么小孩子總是有無窮無盡的問題的原因。自然社會中的一切對于兒童來說同樣都是秘密，所以兒童想通過提問來解決這些秘密，這也就是兒童為什么會有很多問題的原因。與別的兒童一樣，美妞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一直愛問為什么。隨著年齡的增長，她不僅僅向父母提問，同時也通過廣泛的閱讀、媒體等各個方面來探尋秘密。美妞酷愛歷史，筆者曾經就她為什么喜歡歷史進行過討論。

媽媽：你為什么這么喜歡歷史？

美妞：因為看歷史書和聽歷史故事可以知道歷史的秘密。比如我想知道他們兩國之間為什么會發動戰爭？為什么瑪雅文化就消失了？

――摘自美妞7歲時與媽媽的聊天

兒童在認識自然、人類、社會的秘密的征途中，一般會順利地從家長、媒體等方面來獲得答案。獲取這些秘密的答案相對來說是輕松的、容易的。然而，在年幼兒童的生活中，某些秘密的答案卻不能輕易獲取。兒童則會通過一些特殊的手段來幫助自己實現對于秘密的探究，這主要體現在兒童對于性的認識上。因為性可能是兒童隨時能感受到的秘密，這一點在美妞身上也深深的得到體現。兒童從小就會對人的身體好奇，包括自己的身體和成人的身體。美妞經常和媽媽一起洗澡，會問一些關于小女孩和成年女性身體差異的問題，時間長了，對成年女性的身體很熟悉，也不好奇。但是她對爸爸的身體卻充滿了好奇，保守的爸爸一直不給美妞了解的機會。有一段時間媽媽發現在爸爸上廁所的時候，美妞經常表現出特別著急，急于上廁所的情形。剛開始媽媽沒有在意，直到有一天媽媽才最終明白原因。

有一天美妞一家三口從外面回家，都著急上衛生間。到了衛生間的門口，美妞說：“我要大便，爸爸媽媽是小便，媽媽你先上，爸爸你排第二。”當媽媽從衛生間出來的時候，爸爸進去了。爸爸上廁所的時候因為著急，沒有關門就進去了，美妞馬上也跟進去了。晚上美妞不無得意地告訴媽媽說：“媽媽，我看見爸爸的小了，今天下午上廁所的時候看見的。”媽媽一驚，原來美妞下午在爸爸上廁所的時候擠進廁所是有預謀的。

――摘自媽媽手記2009年5月29日（美妞6歲）

第2篇：人類學研究意義范文

關鍵詞 行為遺傳學；數量遺傳學；分子遺傳學：基因：人格

分類號 B845

1 引言

人格是一個人獨特精神面貌的整體反映，是需要、動機、興趣、態度、價值觀、氣質、性格、能力等多個方面的整合。它的形成和發展與遺傳因素息息相關。然而，人格的遺傳性究竟如何？到底哪些基因在起作用？它們又是如何起作用的？針對諸如此類的問題，行為遺傳學家們試圖為我們提供有效的解答，并由此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即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

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就是運用行為遺傳學理論和方法來考察和揭示人格特征（包括人格障礙）和人格差異的遺傳基礎問題。它強調遺傳基因是塑造人格核心特征和造成人格個別差異的主要因素，但并不忽視環境的作用，甚至主張人格特征與人格差異是多種基因、多種環境以及基因與環境動態交互作用的結果。早在19世紀中后期，英國心理學家高爾頓（Galton，F.）就首先利用家譜法和雙生子法研究了人格差異的遺傳基礎。盡管他的研究因未將遺傳和環境區分開來而具有諸多局限，但它“為人類行為的變異范圍提供了檔案證明并且說明了行為變異存在遺傳基礎”（Plomin，DeFries，McClearn，& McGuffin，2008），是運用行為遺傳學方法研究人格差異的先驅性嘗試。高爾頓之后的20世紀，人格的行為遺傳學研究因行為主義主流范式的盛行而長期遭到“冷遇”。前者強調人格的遺傳性，而后者堅持環境論并認為人格由社會化的習慣決定，兩者的矛盾在這種勢力不均的情勢下曾一度不可調和。

但近幾十年來，行為主義的逐漸衰落和現代生物學特別是分子生物學的飛速發展分別為人格的行為遺傳學研究提供了巨大發展空間和發展動力，并使它由傳統的數量遺傳學取向發展到分子遺傳學取向。分子遺傳學取向是發端于20世紀初而到20世紀末才應用于人格研究的一種新取向，它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都較數量遺傳學取向具有革命性突破，目前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可以說，人格遺傳學研究進入到分子遺傳學時代（Johnson，Penke，& Spinath，2011）。不過，兩種研究取向在基本思路方面各有特色，在具體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有價值的成果，積極推動了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的復興和發展。

2 數量遺傳學取向

人格的數量遺傳學（quantitative genetics）研究取向主張運用雙生子研究、收養研究等設計來估計群體中遺傳因素對人格表現型方差的貢獻率，旨在用數量化的手段從宏觀上估計某種人格變異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遺傳效應引起的，并考察遺傳通過與環境交互作用或相關影響人格的方式以及這些效應發生的具體情境。

2.1 人格遺傳率

數量遺傳學衡量人格遺傳性大小的核心指標是遺傳率（heritability），即在某群體內觀測到的人格總變異中能被遺傳變異解釋的百分比，它既可以揭示遺傳是否影響某種人格特征又可以指明這種影響達到何種程度。人格遺傳率可以用公式h2=Vg/Vp（其中h2代表人格遺傳率，Vg代表遺傳導致的人格變異，V。代表觀測到的人格總變異）來表示，數值在0～1之間，越接近于0，說明變異越少源于遺傳；越接近于1，說明變異越多源于遺傳。需要指出的是，遺傳率估計具有如下三個特點：第一，它具有群體特異性，僅僅適用于解釋樣本或群體的人格差異，而不適用于描述個體人格的遺傳性；第二，它假定遺傳因子和環境因子之間不存在相關或交互作用；第三，它會因測量方法和計算方法不同而有細微差別（郭永玉，2005；Larsen & Buss，2009）。

2.2 數量遺傳學設計

為了把基因和環境對人格差異的貢獻分離開來，數量遺傳學家采用了家族研究、雙生子研究和收養研究等多種研究設計。家族研究是最早用于人格研究的行為遺傳學方法，但它不能將遺傳與共同環境的作用區分開來，因而不能得出準確的遺傳率；雙生子研究是現代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最常用的一種有效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家族研究的缺陷，但它的等環境假設和代表性也往往令人擔憂：收養研究作為一種強有力的自然實驗法，是“解開影響家族相似性的遺傳和環境源之結的最直接方法”，避免了雙生子研究中的等環境假設問題，提供了環境影響人格差異的最佳證據，但它也存在三個爭議，即代表性、生前環境影響和選擇性安置效應（Plomin et al.，2008）。

鑒于以上三種方法各有其長處和不足，在過去的20多年中，數量遺傳學家已經開始利用家族研究、雙生子研究和收養研究的組合設計來研究人格。例如，研究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就把雙生子研究和收養研究各自的優點進行了有效整合，并且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在某種人格特質上的相關系數可以直接解釋為遺傳率的一個指標（Larsen & Buss，2009）。另外，隨著離異和再婚現象增多而產生的繼親家庭研究，自然地綜合了家族研究與收養研究的優勢，也是一種有趣和有效的組合研究設計。對多組比較的組合設計，甚至簡單的收養和雙生子研究，現代行為遺傳學通常采用模型擬合（model fitting）的方法進行統計分析，即建立一個反映各種遺傳和環境因素對某種人格特質貢獻大小的結構方程模型，并將其與觀測到的相關進行比較，從而估計出遺傳和環境的影響程度（郭永玉，2005）。

2.3 具體研究與發現

數量遺傳學取向的人格研究者利用上述設計主要對人格特質、人格障礙以及態度與偏好的遺傳性問題進行了考察。

2.3.1 人格特質

數量遺傳學關于人格特質的研究主要涉及人格的五大特征，即外傾性、宜人性、責任心、神經質和經驗開放性，其中研究最充分的要數外傾性和神經質。多數數量遺傳學研究表明，“大五”人格模型中的所有因素都具有中等大小的遺傳率，并且此研究結果在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樣本群體中具有普遍一致性（saudino，1997；Loehlin，McCrae，Costa，& John，1998）。例如，兩項以雙生子為被試的研究表明，神經質和外傾性的遺傳率估計值分別為43%和52-54%（Wray，Birley，Sullivan，Visscher，& Martin，2007；Rettew，Rebollo-Mesa，Hudziak，Willemsen，& Boomsma，2008）。以往數量遺傳學對“大五”人格的研究通常都以正常人群為被試，最近許多研究開始關注異常人群“大五”人格的遺傳性問題。例如，Kendler，Myers和Reichborn-Kjennerud（2011）的研究表明，邊緣型人格障礙與“大五”人格中的神經質維度存在顯著的遺傳正相關，而與宜人性和責任心維度存在顯著的遺傳負相關。Hare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躁郁癥患者人群“大五”人格的遺傳率（23%～32%）某種程度上低于正常人群的研究結果（40%～60%）。我們固然可以推測是異常人格影響了“大五”人格遺傳率的變化，但要得出確切的因果結論還需依賴未來數量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更加細致的綜合研究。

除“大五”人格外，研究者還對活動水平（activity level）和“精神病”人格特質的個別差異進行了行為遺傳學分析。活動水平是氣質的一個組成元素，其個別差異出現于生命早期，并隨著時間推移在兒童身上表現出穩定性。Spinath，Wolf，Angleitner，Borkenau和Riemann（2002）對300對雙生子的研究表明，活動水平存在40%的遺傳率。“精神病”人格特質包括權術主義、鐵石心腸、沖動性不一致、無所畏懼、責備外化和壓力免疫等方面。Blonigen，Carlson，Krueger和Patrick（2003）對353名男性雙生子進行了研究，發現所有這些“精神病”人格特質都表現出中等或高等的遺傳率。

數量遺傳學研究發現，盡管不同研究設計所得出的具體數值會有所不同，但一般的人格特質都具有較高的遺傳率估計值（Krueger & Johnson，2008）。

2.3.2 人格障礙

數量遺傳學系統研究的人格障礙主要有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礙、強迫型人格障礙和邊緣型人格障礙。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礙具有輕微精神分裂樣癥狀，用個人訪談法和問卷法所做研究表明，它具有非常高的遺傳率（Kendler，Myers，Torgersen，Neale，& Reichbom-Kjennerud，2007）。強迫型人格障礙是一種神經精神病狀態，以思想、情感、觀念以及行為的反復為典型癥狀，它所包含的五個因素即禁忌、污馳/清潔、疑慮、迷信/儀式和對稱/囤積的遺傳率位于24%和44%之間（Katerberg etal.，2010）。上述兩種人格障礙可能是精神機能障礙遺傳連續體的一部分，因為它們分別與精神分裂癥和強迫焦慮癥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遺傳重疊（Plomin et al.，2008）。邊緣型人格障礙是一種以心境反復無常、自我認同感紊亂、情緒沖動以及行為不穩定等為主要表現的人格障礙，它很大程度上受遺傳基因影響。例如，對荷蘭、比利時和澳大利亞三個國家5000多名雙生子的數量遺傳學研究表明，加性遺傳效應（additive genetic effect）可以解釋42%的邊緣型人格障礙變異，而且這一結果具有跨性別和跨國別的一致性（Distel et al.，2008）。最近一項10年的雙生子縱向研究發現，邊緣型人格障礙特質在14～24歲的各個年齡段都具有中等的遺傳率，且遺傳率有隨年齡增長而輕微上升的趨勢，而這些特質的穩定性和變化受遺傳因素高度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受非共享環境的影響（Bornovalova，Hicks，Iacono，& McGue，2009）。

2.3.3 態度與偏好

穩定的態度和偏好通常被看作人格的一部分，并表現出廣泛的個體差異。數量遺傳學家對態度和偏好的遺傳性進行了饒有趣味的考察。綜觀多數研究可知，態度的核心特征傳統主義具有中等的遺傳率。例如，一項明尼蘇達的雙生子研究表明，傳統主義的遺傳率為63%；一項對654名收養和非收養兒童的縱向研究表明，遺傳對保守態度具有重要影響，并且顯著的遺傳影響早在12歲時就已產生（Larsen & Buss，2009）。然而，并不是所有態度和信仰都表現出中等水平的遺傳率，這要因所研究的態度類型而異。例如，一項對400對雙生子的研究表明，對上帝的信仰、對宗教事務的參與以及對種族一體化的態度的遺傳率為零（Larsen&Buss，2009）。基因似乎也影響職業興趣或偏好。一項用修訂版的杰克遜職業興趣量表（JVIS）做的研究表明，34種職業興趣中有30種的遺傳率在37%和61%之間（schermer & Vernon，2008）。這表明，我們絞盡腦汁作出的職業選擇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們從父母那里繼承的基因的影響。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為什么有些態度和興趣具有較高的遺傳性，而有些態度和信仰的遺傳性不明顯甚至為零？或許未來的行為遺傳學研究能夠給出答案。

3 分子遺傳學取向

人格的分子遺傳學（molecular genetics）研究取向主張在DNA水平上用基因測定方法研究特定基因對人格表現型的影響效應，旨在超越傳統人格數量遺傳學研究僅停留在統計學層面考察遺傳率的局限，而從微觀層面直接鑒別對人格產生重要遺傳影響的具體基因或基因組合，以精確揭示人格特征（包括人格障礙）或人格差異的根本遺傳機制。

3.1 人格候選基因

已知人類基因具有數萬種之多，要想從中找出對人格起作用的特定基因是件困難的事情。況且，復雜的人格或行為特質并不簡單地遵循孟德爾的單基因遺傳定律，而是同時受作用幅度不完全相同而又相互協同和相互作用的多個基因的影響，這就又大大增加了確定這些基因的難度。因此，研究者不可能對所有基因都進行考察，更多的是考察候選基因與人格的關系。人格候選基因（candidate gene）是被假定與某一人格特質有關的基因，通常人們已了解其生物學功能和序列，它們可能是結構基因、調節基因或在生化代謝途徑中影響性狀表達的基因。研究者一般通過了解相關生理機制來確定人格的候選基因。例如，用于治療活動過度的藥物常含有多巴胺，因而像多巴胺受體、多巴胺啟動子和多巴胺轉運體這樣與多巴胺有關的基因便成為候選基因研究的目標。我們通常缺乏哪些基因是人格候選基因的強假設，因此試圖將那些與具有生理作用的DNA標記有關的基因與人格聯系起來的做法是很有道理的（張麗華，宋芳，鄒群，2006）。

3.2 研究策略

人格分子遺傳學研究者主要采用連鎖策略和關聯策略來尋找和鑒別對特定人格或行為特質有廣泛遺傳影響的具體基因。連鎖策略（linkagestrategy）采取從行為水平到基因水平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它以攜帶某種人格特質或障礙的家系為研究對象，對連續幾代人的DNA樣本進行分析，以確定是否有對該人格特征影響較大的特定基因存在。由于研究者并無假定的候選基因，這種策略對定位單基因遺傳特質的強效基因十分有效，但當牽涉若干個作用較小的基因時它便不再那么有效。然而，大多數復雜的人格或行為特質往往牽涉多個微效基因，于是另一種較新的關聯策略（association strategy）便成為最常用的確定人格基因的策略。關聯策略采取由基因到行為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通過考察擁有某種特定基因（或等位基因）的個體比沒有該基因的個體在某種特定人格特質上的得分是高還是低，來確定候選基因與人格或行為特質之間的關聯情況，即一種可能的因果關系。關聯策略比連鎖策略更容易找到只有微弱效應的特定基因，但系統性不夠強。

隨著人類基因組多態性研究以及SNP分型技術的發展，全基因組掃描（genome-wide scanning）逐漸成為一種標志性的分子遺傳學人格研究策略（Strobel & Brocke，2011）。它主要包括對人格表現型的全基因組連鎖分析和全基因組關聯分析，先將人格表現型的相關位點定位于染色體某個區域，然后再進行候選基因研究或連鎖不平衡分析，確定其具體基因位點。例如，一項用全基因組掃描做的研究表明，傷害回避與8p21染色體區域存在顯著相關（zohar et al.，2003）。

3.3 具體研究與發現

基因主要是通過大腦中的神經遞質系統來影響人格的，因而參與調節神經遞質系統的基因便成為主要的候選基因。在Cloninger等人的人格心理生物模型中，新穎性尋求（novelty-seeking）、傷害回避（harm-avoidance）和獎賞依賴（reward-dependence）三種氣質維度被假定分別與大腦調節不同類型刺激反應的三種神經遞質系統即多巴胺（dopamine）系統、5-羥色胺（serotonin）系統和去甲。腎上腺素（noradrenaline）系統相聯系。此類理論假設促使人格分子遺傳學研究者們主要從這三種神經遞質路徑考察了基因多態性與人格之間的關系。

3.3.1 多巴胺系統

多巴胺是腦部負責快樂和興奮的一種積極化學物質，它的缺乏會促使個體積極尋求有效物質或新異經驗以增加多巴胺釋放。到目前為止，人格研究中最早且最多關注的DNA標記是位于第11號染色體短臂上的多巴胺D4受體基因（DRD4）。1996年，兩個獨立研究小組同時在《自然遺傳學》上報告了DRD4基因的3號外顯子中的48-bp VNTR多態性與新穎性尋求之間存在正相關，標志著人格分子遺傳學研究的初步登場（Ebstein & Israel，2009）。其中，Ebstein領導的小組運用三維人格問卷（TPQ）對124名猶太健康志愿者進行了測量，發現長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對新穎性尋求具有6%的解釋效應，而未發現它與另外三個TPQ指標（獎賞依賴、傷害回避和堅持性）有顯著關聯（Ebstein et al.，1996）；Beniamin領導的小組運用大五人格量表修訂版（NEO-PI-R）對315名美國成人和兄弟姐妹進行了預測測量，也發現擁有長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的個體比擁有短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的個體新穎性尋求水平顯著高，并且發現長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與NEO-PI-R量表的外傾性和責任心兩個維度顯著相關，而在其他三個維度即神經質、開放性和宜人性上未見此結果（Benjamin et al.，1996）。對于這兩種研究的結果可能的解釋是，擁有長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的個體對多巴胺的相對缺乏反應敏感，需要尋求外界新異經驗來增加多巴胺釋放，而擁有短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的個體傾向于對腦中已經存在的多巴胺作出高度反應，無需尋求新異經驗便可使多巴胺含量達到適當水平。

此后，一系列研究對DRD4基因與新穎性尋求這種人格特質之間的關聯進行了重復驗證，但結果并不完全一致。兩項分別以德國人和日本人為被試的研究證實DRD4基因與新穎性尋求特質之間的確存在顯著關聯（strobel，Wehr，Michel，&Brocke，1999；Tomitaka et al.，1999）；Burt等人對明尼蘇達137個雙生子家庭所做的研究發現，DRD4基因與新穎性尋求測量指標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Bun，McGue，Iacono，Comings，&MacMurray，2002）；Ekelund等人則得出了與1996年研究相反方向的結果，即在新穎性尋求水平較高的群體中，2次和5次重復等位基因而非7次重復等位基因的頻率更高（Ekelund，Lichtermann，Jarvelin，& Pelmnen，1999）。除此之外，有些研究還發現DRD4基因與其他人格候選基因存在聯合效應。一項關于1歲新生兒對新異事物反應的研究發現，DRD4基因中的48-bp VNTR與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5-HTT）中的一種多態性存在聯合效應（Lakatos et al.，2003）。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多樣的研究結果，可能與樣本大小、被試特點（年齡、性別和種族文化等）、測量工具、研究設計等因素有關。例如，分組方法不同所得研究結果就會有很大差異（Tsuchimine et al.，2009）。不管怎樣，這都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證實。

除DRD4基因外，研究者還對多巴胺系統中的其他人格候選基因進行了考察，如多巴胺D2受體基因（DRD2）、多巴胺D3受體基因（DRD3）、多巴胺D5受體基因（DRD5）以及多巴胺轉運體基因（DATl）等。一項用多種人格測驗所做的研究表明，DRD2基因的-141C插入/缺失多態性與卡氏人格量表（KSP）測量的冷漠以及北歐大學人格量表（SSP）測量的自信缺乏之間存在關聯（JSnsson et al.，2003，），而利用氣質性格量表（TcI）對被試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141C插入/缺失多態性和DRD2/ANKK1基因的TaqlA多態性與人格特質之間可能并非存在直接強相關，而是在DRD2基因與ANKKl基因的交互作用條件下才對人格產生影響（Tsuchimine et al.，2012）。在一個由862名個體組成的樣本中發現DRD3基因與神經質和行為抑制存在關聯，而當該樣本擴大到1465人時這種關聯未得到驗證（Henderson et al.，2000）。有研究表明，DRD5基因可能與人格的持續性發展有關（Vanyukov，Moss，Kaplan，Kirillova，&Tarter，2000）。由于發現DAT1基因與具有某些新穎性尋求特征的注意缺陷多動癥（ADHD）存在關聯（Jorm et al.，2001，），有人用極端分數個體為被試考察了DATl基因與新穎性尋求之間的關聯，結果表明這種效應只在女性被試身上有所顯現（van Gestel et al.，2002）。

3.3.2 5-羥色胺系統

5-羥色胺作為一種生物胺，對于人類的攻擊性、抑郁、焦慮、沖動、幸福感等情緒情感具有重要調控作用。此系統中最經常被研究的人格候選基因是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5-HTT），該基因越長釋放和回收5-羥色胺的效率越高，已有許多研究考察了它與傷害回避等焦慮類人格特質之間的關聯。5-HTT基因具有兩種多態性：5-HTT基因連鎖的多態性區域（5-HTTLPR）和5-HTT基因2號內含子中的VNTR多態性，其中人格研究關注最多的是5-HTTLPR。

1996年的一項經典研究發現，短5-HTTLPR等位基因攜帶者較長5-HTTLPR等位基因攜帶者在神經質和傷害回避維度上的表現水平更高（Lesch et al.，1996）。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表明，攜帶一個或兩個短5-HTTLPR等位基因復本的個體在對恐怖刺激的反應中表現出更強的杏仁核神經元活動（Harid et al.，2002）。這種由遺傳導致的杏仁核對情緒刺激的興奮性差異支持了該結論。不過，也有一些其他研究并未發現此種關聯（Flory et al.，1999；Tsai，Hong，& Cheng，2002）。還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結果。例如，使用極端得分個體做的一項研究發現，短5-HTTLPR等位基因在低傷害回避群體中比在高傷害回避群體中出現的頻率更高（van Gestel et al.，2002）。2004年的一份元分析指出。這種可重復性的缺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樣本量過小以及所使用的量表不同而導致（Sen，Burmeister，& Ghosh，2004）。分析者發現，運用大五人格量表測量的神經質與5-HTTLPR有顯著關聯，而運用氣質性格量表測量的傷害回避與5-HTTLPR不存在任何顯著關聯。2008年的另一份元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結論（Munaf6 et al.，2008）。然而，使用NEO-PI-R量表對4000多名被試進行的一項大型研究發現，5-HTTLPR與神經質或其各維度（焦慮，抑郁，憤怒，敵意，自我意識，沖動。易受傷害性）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Terracciano etal.，2009）。近年來，有研究者發現，與其雜合子同伴或短等位基因的純合子同伴相比，具有長5-HTLPR等位基因的純合子個體通常更關注積極情感畫面，而選擇性地回避一同呈現的消極情感畫面（Fox，Ridgewell，& Ashwin，2009）。這表明他們通常更加樂觀。使用信息加工眼動跟蹤評估法進行的另一項研究發現，短5-HTLPR等位基因攜帶者在視覺上更加偏愛積極場景而回避消極場景，長5-HTLPR等位基因的純合子個體更加無偏地看待情緒場景（Beevers，Ellis，Wells，& McGeary，2009）。這表明，短5-HTLPR等位基因攜帶者可能比長等位基因純合子個體對環境中的情緒信息更加敏感。對于5-HTLPR與人格特質之間關系的這些看似不一致的結論，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確證。此外，一項最新研究顯示，5-HTLPR與Val66Met兩種多態性對傷害回避存在顯著交互作用（Ariaset al.，2012）。

除5-HTT基因外，研究者還對5-羥色胺系統中的另外兩個人格候選基因5-羥色胺2A受體基因（5-HT2A）和5-羥色胺2C受體基因（5-HT2C）進行了考察。有研究者在雙極性精神障礙患者和健康控制組群體中檢驗了5-HT2A的1號外顯子中的一種單核苷酸多態性與傷害回避維度之間的關聯，但是沒有發現任何關聯存在（Blairy et al.，2000）。還有研究者以健康日本人為樣本對5-HT2A的5種單核苷酸多態性進行了考察，沒有發現它們與氣質性格量表的任何維度存在關聯（Kusumi et al.，2002）。就5-HT2C與人格的關系而言，研究者發現5-HT2C中的一個點突變與三維人格問卷的獎賞依賴維度和堅持性維度存在關聯，并且DRD4與5-HT2C對獎賞依賴存在顯著交互效應（Ebstein et al.，1997）。然而，后來的一項重復性研究發現，5-HT2C對獎賞依賴不存在主效應，但DRD4與5-HT2C對獎賞依賴確實存在顯著交互效應（Kühn et al.，1999）。

3.3.3 去甲腎上腺素系統

在人格的分子遺傳學研究中，人們對去甲腎上腺素系統的關注遠不及對多巴胺系統和5-羥色胺系統的關注多，但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研究以健康被試為樣本，考察了去甲腎上腺素轉運體（NET）的一種外顯子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RFLP）與氣質性格量表中各維度之間的關系，但沒有發現任何關聯存在（Samochowiec et al.，2001）。不過，另一項以朝鮮人為被試的研究表明，去甲腎上腺素轉運體的T-182C基因多態性與氣質性格量表的獎賞依賴維度存在顯著關聯（Ham，Choi，Lee，Kang，& Lee，2005）。有研究表明，在中國人被試中，αla腎上腺素受體基因（ADRAlA）和0c2a腎上腺素受體基因（ADRA2A）的多態性與三維人格問卷各維度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Tsai，Wang，& Hong，2001）。而之前的另一項研究發現，ADRA2A的一種常見單核苷酸多態性與易怒性、敵對性和沖動性諸測量值之間的確存在某些關聯（comings et al.，2000）。關于去甲腎上腺素系統的諸候選基因與人格之間關系的研究，有待進一步加強。

4 總結與展望

行為遺傳學通過數量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兩條取徑對人格遺傳性問題進行了不同層次的詳細探索，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推進了我們對人格遺傳程度和遺傳機制的深刻認識，也有利于促進人格研究的科學化。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的兩類取向各具優勢和不足。數量遺傳學取向借助生態研究設計從宏觀上估計遺傳變異對人格差異的解釋程度，資料獲取經濟簡單、技術要求低，并且結果解釋相對容易，但它無法確切地告訴我們究竟哪些基因或多態性導致了人格差異以及具體作用過程如何（Parens，2004），對研究設計和被試取樣的依賴性較強，況且面對遺傳與環境實際存在相關或交互作用的不爭事實，遺傳率的解釋意義往往遭到質疑（Lerner，2011）。分子遺傳學取向擺脫了數量遺傳學取向存在的諸多不足，可以從DAN水平精確細微地探知造成人格障礙或差異的特定基因及其作用機制，但研究程序繁瑣復雜，對新興生物技術要求較高，在人格候選基因的選擇上帶有推測性，迄今為止尚未產生符合最初預期的可重復的實質性人格研究成果（McClellan & King，2010）。除此之外，兩類研究取向還存在諸多共同的問題：一是受測量手段限制，對被試自陳報告依賴性高，往往會造成某些人格特質在防衛或偽裝心理作用下被隱藏；二是由于研究設計和技術、被試取樣、人格和基因自身復雜性以及環境與基因的交互作用等原因，研究結果的可重復性不高（Kim & Kim，2011）；三是受過去百余年消極心理學研究傳統的影響，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精神分裂癥、抑郁癥、多動癥等病理人群（張文新，王美萍，曹叢，2012），缺乏對健康人群積極人格品質的遺傳研究；四是研究成果的現實利用率低，未能把研究所得成果及時有效地轉化為現實效益。

鑒于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所存在的諸多問題，未來研究應特別注意以下五個方面：

（1）強調兩種研究取向的有機結合，在數量遺傳設計中加入對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測量。這兩種研究取向各有優缺，可以相互彌補，況且分子遺傳學的許多工作需用傳統數量遺傳學設計綜合考慮環境與遺傳因素來完成。未來研究可以在數量遺傳設計中加入對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測量，例如，可以先用數量遺傳學方法確定某種人格特征是否具有遺傳性以及遺傳到什么程度，然后再用分子遺傳學方法從根本上細微探究影響人格的具體基因及其作用方式。

（2）注重多學科和多范式的有效整合。人格的行為遺傳學研究是一項綜合性很高的困難工作，涉及遺傳學、心理學、生物學、神經科學、醫學和社會學等多門學科，因此需要在更廣泛的視野下進行多學科的整合研究。人格的遺傳機制相當復雜，靠單一研究工具（如自陳問卷）或研究范式很難獲得理想結果，今后應在傳統研究范式的基礎上綜合采用腦成像、誘發電位、前脈沖抑制和計算機博弈模型等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從多個角度綜合考察和相互印證人格與基因的關系，從而彌補由自陳報告帶來的弊端，同時克服可重復性低的問題。

（3）擴大對健康人群積極人格品質的研究。未來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不僅要研究病理人群的消極人格品質，而且更要研究正常人群甚至超常人群的積極人格品質，探究它們的遺傳性及分子作用機制，為積極人格品質的培養提供遺傳學依據。

第3篇：人類學研究意義范文

【關鍵詞】體育類大學生 健全人格 培養研究

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的強盛，民族的振興需要更多高素質人才，心理素質則是高素質人才的根本。大學生的人格發展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們民族的前景，他們是未來社會的主流，他們的發展將深刻影響中國的前途和命運。高校作為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基地，必須高度重視大學生健全人格的培養教育，把握大學生的心理發展動態，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工作，切實做好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工作，為國家的未來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為使學生健全人格教育取得預期效果，首先應對其普遍存在的不良人格特征進行全面地了解，在此基礎上，認真分析其成因，然后因勢利導，及時采取有針對性的教育方法，幫助學生認清并走出各種心理誤區，使之逐步形成與時代要求相適應的價值體系和健全的人格魅力。在此，敝以我個人及我校體育類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僅針對他們人格特征方面存在的有關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當前體育類大學生人格特征現狀與分析

1.知識結構單一

由于專業的原因，體育類學生通常在中學階段就開始從事體育訓練，文化基礎相對薄弱。進入大學后的課程設置也以體育類為主,雖然學學語文、哲學社會科學等課程，但相對而言課時數少，學習要求比較低，尚不能起到充分提到體育類學生綜合素質的作用。另外，體育類學生自身的學習思想也起著負面作用，部分體育類學生認為他們的任務在于提高運動訓練技能，增長體育科學知識，其它知識只是附帶學習而已，自身沒有對哲學社會科學給以足夠的重視。

2.社會浮躁和功利主義的影響

現代社會的發展使得高校與社會日益貼近，高校學生的社會活動也日益增加。敝所在院系有學生從剛入校開始就在外打工，單純就勤工儉學而言，部分家庭貧困學生自食其力，自強不息的精神可嘉，但我們發現其中的不良傾向，大學是學習知識技能，心智逐步成熟的階段，校園的氛圍較為單純，是理想人格養成的適宜場所。過早融入社會，社會浮躁和功利思想影響，對處于人格形成期的大學生而言是有害的。部分學生荒廢學業，全力打工，淡忘了學習成才的目標，將獲取金錢作為首要目標，對身邊的同學也會產生不良影響。

3.社會多元導致心理失衡

近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持續發展，教育規模迅速擴大，在校學生數量大幅增加，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快速顯現。體育類學生有相當部分來自經濟欠發達地區，而高等院校主要集中在消費水平較高的大中城市。不同的經濟水平在校園宿舍里形成鮮明對比，這對經濟困難學子心理的沖擊不言而喻。思想意識的差異也在激烈碰撞，不同地區、不同經濟情況、不同家庭環境的不同學生，在許多問題上都有著迥異的觀點。由于顯見的原因,貧困學生往往處于不利的地位，并且短期內很難改變，在長期壓抑的狀態下健全人格的養成絕非易事。

4.競爭中運用不當的方法

市場機制是競爭的機制，“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使得人們不得不辛勤勞動，以免被社會所拋棄。體育類大學生也一樣，在人才濟濟的大學校園，要想干出一番成績來并非易事。然而，許多大學生為了就業容易或者為了爭取獎學金，竟然采用各種錯誤的手段。比如入黨請客吃飯；班干部選舉找關系拉選票；在評獎學金時千方百計找分加。許多學生參加學校各項活動的初衷就是加分。長期以往，不僅造成神經質傾向，而且還破壞正常的人際交往，從而使自己陷于孤立境地，嚴重者可造成精神抑郁癥。

5.愛情觀中的不良因素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大學生在對待人生的態度上，具有很強的現實性，他們中有部分人將這種現實性帶到了愛情觀中。體育類學生憑借自己的外表去“攀龍附鳳”的人為數不少，喪失了自己的人格和尊嚴的同時，也使自己放棄了自我奮斗的意志，去追尋所謂的“人生理想”、“雄心壯志”，殊不知四年下來碌碌無為、適應能力較差。對“龍”、“鳳”的委曲求全嚴重扭曲了愛情那種追求平等、完美的初衷。這種功利主義愛情觀最終將是扭曲人格的殺手之一。

二、當前體育類大學生健全人格培養的途徑和方法

1.豐富多樣的知識結構

要養成健全的人格，首先要有豐富的知識積累。對體育類大學生而言，既包括本專業的學科理論知識和其它要求學習的課程，還包括大學課程外的知識，天文、地理、歷史、哲學等等都在其中。對包括體育類大學生在內的所有人而言，從自身的興趣愛好出發，有選擇的瀏覽百科知識，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是可行的。在時間和精力允許的范圍內盡可能多的閱讀量，不僅將提升體育類大學生的知識面和知識量，更能在潛移默化中幫助大學生形成健全的人格狀態，從而成為更易被社會認同接納的畢業生。

2.高層次校園文化建設

高層次校園文化建設應當是促成良好學習氛圍形成，使不斷學習成為學生的自覺行為。大學生的健康成長、健全人格的養成需要有良好的校園環境。加強校園文化建設，一是挖掘學校在文化方面的底蘊，提煉出學校特有的文化品質，陶冶學生的情操、品德和人格；二是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構筑當下的文化平臺，給學生提供文化大餐。體育類學生對校園文化活動參與積極性較高，但要給予適當的引導。包括社團活動在內的文化活動的目的在于增強同學間的聯系，拓展學生的知識空間，補充課堂教學和專業知識的不足。體育類學生崇尚文武兼修，學習型、理論型人文社團應成為鼓勵參加的對象，從中學習更多的知識和理論，在提升綜合素質的同時，對健全人格的養成也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3.強化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詢機制

心理障礙和心理疾病已不是大學校園的新事物，在體育專業和體育院校也屢見不鮮。從目前學校教學具體情況來看，心理學僅僅被當成普通課程，對學習者心理健康所起的作用還很小，如果能將心理學作為基礎課，并且突出其中個人心理健康部分，將會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投入，使心理學知識成為每個體育類學生的常識，將有利于在今后生活工作中的心理學應用和自我診療。此外,學校心理健康咨詢機制應當逐步建立并持續有效運行。有效的心理健康咨詢機制應當是多層次體系，由專兼職心理咨詢師、輔導員和學生共同組成,不同的層次發現和解決不同的問題,重在協助預防，將學生心理問題解決在可控范圍內。大學生掌握一定的心理學和心理健康知識，就能在心理問題產生或暴露初期，引起當事人或身邊同學的重視，將病情控制住，從而避免更加嚴重的后果。

4.加強體育類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

體育類學生目前所學的人文課程中傳授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想的課程較少。大量需要記憶的枯燥知識，無法激起學生的興趣，卻慢慢地消磨著學習的熱情。敝以為可以開設諸如思想史、哲學史之類的課程，把課堂人文教育的重點從間接知識傳授轉變為傳達精神理想上來。從時間上來看，通常在二年級以后就不再有非專業課的人文課程。作為健全人格養成基礎的人文教育是潛移默化的過程，人文課程設置應貫穿大學教育始終。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針對體育類大學生中普遍存在的不良人格特征，廣泛深入地開發對學生的健全人格培養，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十分必要的。學校應徹底改變傳統教育結構中忽視健全人格的做法，在教學實踐中，要遵循學生的心理變化發展規律，通過各方面地系統教育使他們形成健全的人格魅力，使其真正培養為具有健全的人格魅力，專業技術過硬的技能型人才。

參考文獻：

[1]和彥芬．大學生健全人格教育[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3，(3).

第4篇：人類學研究意義范文

關鍵詞：藝術類人才培養 大學英語 課程模塊設計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2-1578（2012）07-0068-02

1 引言

錢學森提出“要建立跨學科教育理念，探索適應我國的創新型人才。”對于藝術類的學生來講，除將少數學生培養成極其專長型人才外，對于大眾化的藝術人才培養，必須與市場、行業接軌，培養復合型人才。因此必須保證在學科平臺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學生的綜合能力，加強學生的綜合素養，提高學生應變社會發展的能力。（鐘安華：2009）

目前，我國藝術類高等教育對人才培養模式變化的要求已經從單純的“專業化教育模式”向“通識教育”或向“通識教育”和“專業化教育”相結合的全面素質教育轉變。按照國家“寬專業、厚基礎、重能力、高素質”的基本原則，在藝術類人才培養中，首先應確立藝術類大眾化人才的通識教育基礎平臺，然后進一步規劃藝術專業方向。實際上，通識教育有助于知識整體性的形成與知識結構的優化，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確定寬口徑教育的內涵。（鐘安華：2009）

2 大學英語教學對藝術類人才培養的作用

從知識領域看，藝術專業教育課程涉及通識類知識、觀念類知識、方法類知識、規則類知識、技能類知識等。例如服裝專業知識稟賦指標體系包括繪畫與造型知識；款式、面料、色彩知識；結構、裁剪、縫制知識；服裝設計、歷史知識；20世紀服裝設計大師知識；企業管理知識；市場營銷與消費心理知識；計算機知識；外語知識；其他知識。（鐘安華：2009）從這個稟賦要求可以看出外語教學是服裝專業知識稟賦指標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部分指的應該是英語的“本職工作”屬于語言交際層面的知識，是大學英語課程的“個性”功能。而服裝設計、歷史知識以及20世紀服裝大師知識等方面的知識都是大學英語與藝術類課程在素質教育中可以分擔的“共性”任務，是大學英語教學可以兼顧的職能。

吳鼎民在“大學英語教學的三套車構想與高素質人才培養”一文中指出：大學英語教學的“三套車”，簡而言之，就是把英語語言、中外文化和多學科知識系統的溶于大學英語教學之中，把大學英語課程改造成英語語言學習和技能訓練、跨文化交際以及通過英語獲取多學科基礎知識的一門綜合性的、多功能的課程。（吳鼎民：2005）因此，不能狹隘地把大學英語教學理解為單一職能的語言溝通能力培養，它在以通識教育為基礎的藝術類人才培養系統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并能夠從多方面輔助、促進學生的專業課學習，有效開拓學生未來的工作與深造，全面提高藝術類學生的整體素質。但是，目前大學英語教學面臨很多困境，還未能有效促進藝術類學生的專業培養，需要進一步探索與改革。

3 藝術類大學英語教學所面臨的困境

英語學習學科氛圍缺失是目前大學英語教學面臨的最大困境。藝術類學生對各自的專業課程學習十分認真投入，但是對于公共課學習積極性不高。這是因為學生的專業學習基本不需要公共課提供直接基礎和前提，公共課對他們專業的學習沒有直接助益，學生自然沒有學習的動力，大部分學生目前的思想認識水平還達不到意識到個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系的深度。他們普遍存在著重“技”輕“道”的思想，意識不到公共課在構建自身全面合理的知識結構，增加自身的人文修養，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方面所能產生的重要作用和長遠影響，因此，對公共課的學習態度較為被動。（肖莉：2009）對于大學英語課程學習，藝術類學生在問卷調查中給出如下反饋：60%的藝術類學生英語學習主要是為了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和應付考試，還有6%的學生表示不檢查就不學習就算檢查也應付了事。65%的學生表示英語學習的時間投入只是用來完成作業，5%的學生表示專注專業課學習所以根本不投入時間學英語，甚至1%的學生還表示經常逃課。

從學生的角度我們找到了大學英語教學得不到重視的原因，但是我們是否應該反思在我們的課程設置上面有沒有充分考慮到學生的需求，讓學生能夠從大學英語教學中受益并認可大學英語教學在其專業課學習、整體素質提高以及未來發展中的作用呢？在我們抱怨英語學科氛圍缺失，大學英語教學得不到學生重視的同時，是否審視過我們的英語教材有沒有真正根據藝術類學生的需求在進行編寫呢？我們的英語課程設置中，有哪個課程照顧到了藝術類學生對英語學習的期望，能夠針對藝術類學生的專業要求以及學生日后職場發展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設計？很多事情都是互為因果的，藝術類大學英語課程設計忽視了藝術類學生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藝術類學生對于英語學習的忽視，而學生的缺乏興趣和積極性又使得大學英語教學舉步維艱。為了擺脫這種教與學的現狀，根據藝術類學生專業學習的素質要求和學生個人對于英語學習的需要及時調整、建構大學英語教學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模式勢在必行。

第5篇：人類學研究意義范文

論文摘要:目的:探索中醫藥大學生人格類型差異,及其不同歸因與應對方式,為進行針對性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論參考。方法:測查河南304名中醫院校大學生,采用卡特爾16PF測驗、內—外心理控制源量表、應付方式問卷進行測試,對測試有效數據進行聚類分析、單因素方差分析和LSD多重比較分析。結果:所測中醫藥大學生可分為四種類型,分別為積極型、穩重型、一般型和情緒型,P<0.001;四種類型學生在歸因和應對方式上得分差異大多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結論:所測中醫藥大學生可分為積極型、穩重型、一般型和情緒型四種類型,每種類型學生具有不同歸因和應對方式。

對中醫藥大學生進行人格分類與歸因和應對方式測查,以便更好地了解不同人格特點的學生不同的歸因和應對方式,進行針對性教育。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隨機調查河南中醫學院1~3年級5個專業學生304名,回收有效問卷265份,男生117名,女生148人。其中大一學生90名,大二學生92名,大三學生83名。平均年齡21歲。來自農村222人,城市43人。

1.2　方法

采用問卷法,隨機抽樣團體測試,讓被試完成三個問卷:(1)卡特爾十六種人格因素量表(16PF),包括187道題,16個人格因子。(2)美國社會心理學家Rotter編制,于欣修訂的內—外心理控制源量表(I-E量表),包括23個項目和6個插入題[1]。(3)肖計劃修訂應付方式問卷,包括62個項目,解決問題、自責、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6個因子[2]。

1.3　統計分析

數據采用SPSS10.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對測試數據進行K-Means Q型聚類分析、F檢驗和LSD多重比較分析。

2　結果

2.1　被試與全國大學生常模16PF測評結果比較結果見表1。

表1所示,男生興奮性、世故性、獨立性低于常模,恃強性、幻想性、憂慮性高于常模,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女生恃強性、興奮性、懷疑性、世故性低于常模,穩定性、有恒性、敏感性、幻想性高于常模,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2　被試人格、歸因和應對方式相關分析見表2。

如表2所示,歸因與應對方式和人格多個因素具有相關關系,相關具有統計學意義。歸因和應對方式具有相關關系,相關具有統計學意義。

2.3　被試人格聚類分析

采用K-Means Q方法進行聚類分析,共迭代10次,將被試分為四類:積極型、穩重型、一般型和情緒型,遺失2例。對四類進行描述統計、F檢驗及LSD檢驗(見表3)。由表3可見,四類學生人格絕大部分因素得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說明此分類較為合理。

由表3可見,a類學生懷疑性、憂慮性、獨立性、緊張性諸因素得分最高,樂群性、穩定性、興奮性、有恒性、敢為性、幻想性諸因素得分最低,敏感性、世故性得分較高(居第二),表明此類學生沉默孤獨,憂慮抑郁,易敏感激動,即非智力因素較差,容易陷入不良情緒之中,命名為情緒型,共計57人,占21.5%。b類學生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興奮性、敢為性、幻想性、世故性諸因素得分最高,憂慮性、獨立性、緊張性諸因素得分最低,恃強性、有恒性、實驗性、自律性得分較高(居第二),表明此類學生樂群聰慧,情緒穩定,能干自信,又較好勝爭優、自律謹嚴,即智力和非智力品質俱佳,故稱積極型,共計63人,占23.8%。c類學生有恒性、實驗性、自律性諸因素得分最高,恃強性、敏感性、懷疑性、世故性諸因素得分最低,聰慧性、敢為性、獨立性得分較高(居第二),表明此類學生有恒負責、自律嚴謹,謙遜理智,即心態平衡,行為穩重,命名為穩重型,共計75人,占28.3%。d類學生恃強性、敏感性諸因素得分最高,聰慧性、實驗性、自律性諸因素得分最低,其余因素得分基本處于中間水平,表明此類學生較好強固執、感情用事,行為保守,故命名為一般型,共計68人,占25.6%。

2.4　被試不同人格的不同歸因和應對方式見表4。

由表4可見,各類學生在歸因和應對方式上得分差異大多具有統計學意義。其中,情緒型學生多采用外部歸因和退避的應對方式,最少采用求助和解決問題的方式。積極型學生多采用內部歸因及解決問題和求助的方式,自責、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得分都是最低。穩重型和一般型學生歸因得分居中,能比較理智地分析內外因,應對方式較多采用解決問題,較少求助、自責、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一般型學生自責、幻想和合理化得分最高,較多求助,解決問題得分與情緒型和積極型差異都具有統計學意義。

3　討論

所謂“歸因”是指對人的行為原因或事情結局進行解釋或推測,可分為外部控制點和內部控制點,前者指將行為原因或事情結局歸因于外部因素,如客觀條件、社會背景、運氣或其他人;后者指將行為原因或事情結局歸因于個人內部因素,如個人行為、個性和能力。心理學家韋納研究指出,把失敗歸因于內就會使人產生內疚和無助感;把失敗歸因于外,就會產生氣憤和敵意[3]。心理學家羅特認為多內部控制的個體通常多有不現實的信念,而多外部控制的個體一般表現出較低自尊和較高焦慮。兩種極端在社會適應中會遇到困難和障礙。人們的歸因在內外兩端的平衡過程也是人格不斷完善的過程,即歸因具有人格上的差異[4]。應對方式指個體面對挫折或壓力時所采用的認知和行為方式[5]。同一生活事件發生在不同個體身上所引起的應對方式不可能完全相同。面臨某一生活事件時,采用什么樣的應對方式,可能會受到個性特征、情緒狀態、生活經驗、所處環境的影響[6~9]。對中醫藥大學生進行人格分類及歸因和應對方式的測查,可以了解不同人格特點的學生不同的歸因和應對方式,進行針對性教育。

從研究結果看,歸因和應對方式與人格的多個因素具有相關關系,歸因與應對方式具有相關關系。那么,我們就可以根據不同學生的人格特點及歸因和應對方式,采取相應方式教育引導。

從研究結果看,積極型學生情緒穩定,心態積極,聰慧進取,面對困難時能積極解決并適時求助,這類學生可以說是品學兼優、受人喜歡和信賴,但多采用內部歸因,將事情結局過多歸因于個人的行為和能力容易使這類同學在遇到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失意和挫折時產生情緒困擾,教育時注意培養其平和寬容心態。穩重型學生自律嚴謹,謙遜理智,面對事情時能比較理智地分析內外因并積極解決,這類學生心態較平衡,能較好地適應學習和生活環境。一般型學生有著年輕人常有的感情用事和好強固執,同時智商一般,行為保守,面對事情時能比較理智地分析內外因并適時求助,但多采用自責、幻想和合理化的應對方式不利于他們心智健康發展,教育時對他們有必要進行認知調整和行為訓練,培養其良好思維和行為習慣。情緒型學生沉默孤獨,憂慮緊張,容易陷入不良情緒之中,面對不如意環境時怨天尤人,認為事情結局主要是因為自己運氣不好、社會背景差或其他人影響,不是去積極解決和求助,而是退避,自責、幻想和將其合理化。這是一類不易接近卻有可能出現問題的學生,應該是教育者重點關注和幫助的對象,對于他們不僅進行情緒認知調整和行為訓練,培養積極心態和良好行為習慣,還有必要進行個別心理咨詢、團體心理咨詢和心理危機干預,幫助他們以積極心態面對生活和學習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在生活中表現出成熟的行為方式和穩定的個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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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人類學研究意義范文

關鍵詞：體育人類學；研究；實證主義；人文精神；融合；追求

中圖分類號：G8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612（2012）10-0010-04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QIU Jun

（PEDep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the paper revie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nature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in sports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the positivism， it discussed how to participate the investigation by oneself， how to observe and how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details.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the humanism， it also discusses how to value the theme when selects the research topic， how to reflect human touch in research， and how to express to show human feelings. In the en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Key words：sports anthropology； research； positivism； humanism； integration； pursue

體育人類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分支學科，從學科特性上講，和社會科學的其它學科一樣，在研究的方法學上必然要受到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和思維方式的影響。這是因為在研究的旨趣上，它和自然科學一樣，其目的是力圖揭示研究對象的性質和規律，獲取關于研究對象的盡可能普遍的知識，因此，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奉為圭臬和法度的實證主義當然是體育人類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基石。然而，體育人類學在研究的方法學上受到實證主義影響的同時，在具體的研究中，由于學科特性使然，不能不關懷人，不能不關懷人的過去，人的現在，人的未來。因此，它在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文精神、人文情懷和人文色彩。那么，體育人類學在研究中的實證主義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就這一問題作一番思考。

1 體育人類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科學精神的追求

西方科學，自培根（Francis Bacon）批判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主張全面改造人類知識，使整個學術文化從經院哲學中解放出來，強調知識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覺經驗是一切知識的源泉，科學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整理感性的材料，倡導歸納法，以及牛頓建立古典物理學以后，逐漸形成了科學研究的固定范式——實證主義研究范式。所謂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就是以研究的經驗事實為起點，通過對事物的感覺經驗觀察后形成研究假設，然后驗證研究假設，經過驗證被證實，形成科學知識。概括地講，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就是注重事實，注重假設，注重實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成功，對社會科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認為“必須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科瑟，1990），企圖將自然科學研究中的科學精神和實證方法引入到社會科學研究中，以建立起與自然科學并駕齊驅的真正的“社會科學”。那么，作為社會科學范疇的體育人類學在研究中如何追求實證主義科學精神呢？體育人類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科學精神，除了重視研究中定量數據的收集、挖掘的客觀性、規范性，使之與定性分析解釋更好的結合起來之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以親身參與和體驗作為研究的基礎 田野方法被稱為是人類學看家的研究方法，也是人類學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方法學標志。體育人類學是在人類學的基礎發展起來的分支學科，以人類學作為母學科的體育人類學，在研究的方法學上不能不采用田野方法。那么，體育人類學研究中運用田野方法是否和實證主義科學精神，和實證主義研究范式之間存在著一條截然不可逾越的鴻溝呢？體育人類學研究中田野方法與實證主義科學精神，和實證主義研究范式之間并不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相反它在本質上與實證主義科學精神具有內在的一致，這是因為體育人類學和其他所有的科學研究一樣，都要通過對事物的觀察去認識事物，揭示事物的性質和規律。揭示事物的性質和規律，首先需要親身參與和體驗，需要介入和觀察事物的表象。田野方法就是強調研究者必須親身參與并付諸于現場的實踐，以獲得研究問題的第一手資料，這種以親身參與和體驗獲得的第一手資料是展開研究的基礎和基石。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認為，一個合格的人類學家，要先進行深入考察，才能寫出人類學論著來，強調人類學家要參與當地人的生活，在一個有嚴格定義的空間和時間的范圍內，體驗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思想境界，通過記錄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來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滿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會如何構成。馬林諾夫斯基反對老一代人類學家坐在搖椅上玄想人類的歷史，堅持作為一種文化科學的人類學，必須經過親身的觀察，才能有自己的資料基礎，才能避免本民族對他民族的文化上的偏見。體育人類學的研究亦是如此，體育人類學家寒川恒夫研究游戲的歷史民族學；瀨戶口照夫研究印度尼西亞的的賽牛；威廉姆·蓋爾納研究西半球最古老的比賽“波卡波卡”（參加比賽者用橡膠制的球滾進指定的地洞中，比賽者不是用手和腳控制球，而是用膝蓋和臀部來處理球，使球入洞，因而被認為是籃球的起源）所做的田野工作，都是深入到遙遠的現場，進行調查找尋最直接的遺存和遺跡。體育人類學為研究人類體育的遺存所做的田野工作，包括為田野工作而設計的調查方案和問訊的步驟，都是和實證主義的科學精神相吻合的。

12 追求觀察的客觀準確 體育人類學研究的是人的體育活動，以及人的體育活動所體現的文化意義、社會意義、生活意義，因此必須對人的體育活動以及體育活動中的人的觀察，做到客觀準確、深入細致，這種客觀準確的觀察通常從兩個方面反映出來。其一是分離觀察看與被觀察者的文化處境。人類學者的研究都十分關心“別人的世界”，這種“別人的世界”實際上就是與研究者不同的別人的文化處境，就是對“他者”的關注。這種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文化距離，研究者與他者的空間距離在客觀上為研究者的準確觀察提供了事實上的保證。在追求觀察的客觀準確上，人類學還強調“主位”和“客位”的觀察方法，主位與客位來自于語言學，原來指使用一語言者對于另一語言的細微的語音區分。在人類學中主位的觀點是指觀察者（被研究者）對自身的文化看法；客位的觀點是指觀察者（研究者）對被觀察者的新代表的文化的解釋。客觀準確的觀察在第二個方面的反映是在觀察中有意識地避免偏見和自身認識的局限性，盡量獲取被研究者全面完整的資料和情況。體育人類學中的人，無論是觀察者（研究者），還是被觀察者（被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中和特定的社會中，這種文化和社會對具體的人而言是既定的現實的，因而對其影響也是真實的、深刻的、觀念性的。反映在體育人類學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在具體的研究中容易發生文化局限性現象，也容易產生“非我族類”的偏見，以及文化等級主義的偏見。體育人類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理念的體現，也是要摒棄這些偏見，避免自身認識的局限性，做到像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所說的那樣：“在任何情況下，人類學家都應該不帶任何偏見地評價現實情況”。

13 追求對細節的關注 體育人類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科學精神的追求，還體現在對細節的關注上。對細節的關注既是衡量田野工作質量的重要標準，也是人類學研究手徑的重要體現。一個好的人類學研究，不僅需要研究者對研究資料有第一手的充分把握，還需要有對研究資料細節的關注。通過對細節的關注和觀察獲得更有價值的知識和發現。例如：2001年，中國人類學者王銘銘對法國阿爾卑斯地區畢西仰枕市（BrianQon）一個村莊——圣安德烈山村的人類學考察，他從一個法國大學教授退休后在圣安德烈山村買一塊土地，修建了自己的房子，當時這位外地教授的到來，當地村民表現出了反感。通過這一事實進一步觀察當地的村民，發現法國農村的村民與王銘銘研究過的中國農民有很多相近之處，其中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小農意識”。這樣的發現就是對細節的關注進而獲得重要研究發現的范例。在體育人類學研究中也有這樣的范例，威廉姆·埃里斯在對波利尼西亞的三文治群島社會的田野調查中，注意到三文治群島盛行比賽活動，居民對很多比賽活動相當熱心。三文治群島是未開化的社會，正是對這盛行比賽這一細節的關注，為未開化社會也存在閑暇和文明這一觀點的立論提供了有利的佐證。

當然，體育人類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科學精神強調對細節的關注，并不是忽視對研究課題的總體把握，而是在圍繞研究主旨的前提下，運用整體的，普遍聯系的觀念，不放過研究中心微小的細節，微小的證據，通過對微小的細節、微小證據的考量，及其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在研究中做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更為深層的探索和考察。

2 體育人類學研究中人文精神的追求

人文精神源自西方，人文精神在西文中對應的一詞是“humanism”，通常譯為人文主義、人本主義，它是西方哲學在兩千多年探索人類未知世界的過程中培育起來的一種文化傳統。人文精神的內涵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人性，強調對人的尊嚴和幸福的追求；二是理性，強調對真理的追求；三是超越性，強調對生活意義和生存意義和追求。人文精神，從本質上講是對人類精神價值和生存意義的關懷，是人類文化生活的靈魂，它具體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生命的維護和追求，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文化現象的珍視和關懷。它與科學精神在研究的著眼點、意義與功能、以及表達的方式上有著明顯的區別。就體育人類學而言，檢視其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主要體現在選題中的人文價值，研究中的人文關懷和研究表述上的人文情懷方面。

21 重視選題的人文價值 和人類學一樣，體育人類學研究的選題通常會關注人類社會中的個體化，個別化的體育文化現象和文化景觀。選題中關注個別化的體育文化現象，關注獨特的體育文化景觀不是獵奇，而是關注這些個別化的體育文化現象和獨特的體育文化景觀的背后所蘊含的人文價值。所謂人文價值，是指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無論是現有的，還是正在發生的，它對人所具有的認識意義和認識價值，它對人所反映的思想意義和思想價值；它對人所具有的生存意義和生存價值，它對人所反映的精神意義和精神價值；它對人所反映的智力意義和智力價值。當然，人文價值的表現和闡發并不是虛無飄渺的，它是具體的實在的，它反映在體育人類學上也是具體的，反映在研究選題上也是具體的。我們知道，人類學的目的在于了解他人的文化，體育人類學作為用人類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的體育活動，或者說用人類學的方法將人的體育活動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來研究，實際上就是研究體育活動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研究它對人的認識意義和認識價值；它對人的生存意義和生存價值，它所反映的思想意義和思想價值，它所反映的精神意義和精神價值，它所反應的智力意義和智力價值。

體育活動中有比賽，體育人類學也研究體育活動中的比賽，在一項具體的比賽選題的研究中，體育人類學研究不僅僅是記述和描述具體比賽是如何進行的，它還會注意到具體比賽所蘊含的人文價值，例如：人類學家林耶格在研究阿拉斯加的奈爾森島的茨那克村愛斯基摩的比賽游戲，發現這個島上的競賽活動目的不在于戰勝其他人，而在于發揮自己的最好本領。這些愛斯基摩人特別喜歡不計勝負的彈球游戲，把它當成發揮自己技術的場所。比賽并不看重勝負，為什么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人體育比賽不計較勝負？林耶格研究發現，這是因為這里人們長時間在嚴峻的自然環境中為生存而戰斗，已經早就深刻地認識到人要想生存，就必須依靠其他人。因此他們都奉行一種非常根深蒂固的非競爭性的價值觀。作為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的比賽活動就是這種價值觀的體現。作為研究者如果不是懷著一種對人的生活關懷和生存關懷的人文情懷，是很難發現也很難解讀這樣一種特殊的體育比賽現象的。

人類學家羅賓·福克斯（Roninfox，1961）的《印第安人村莊的棒球：古老巫術的新用途》，在考察棒球傳入新墨西哥科奇提印第安人村莊的過程中，指出棒球這種新的體育競技項目為印第安人提供了新的娛樂形式的同時，還為他們提供了施行古老的巫術用于醫治目的手段。美國一位體育人類學者的《種族、認同、體育：延續的權力》的選題，則著眼于體育對于印第安人維持自身種族獨立性所起的作用，體育有助于與其他種族群體的交流，這種交流有助于其他種族對印第安人的理解，有助于印第安人對自身種族進行意義再造這樣的人文視角。又例如，鄧寧·埃利克得在《文明進程：民族獨立的曲線與現代體育的發展》的研究中將現代體育的發展納入民族獨立發展這樣一個文明進程中去認識它的內在意義和價值，并沒有就現代體育的發展研究體育，選題的人文價值和研究意義一目了然。上述學者所進行的體育人類學研究，無論宏觀的研究還是微觀的研究，也無論是個案的研究還是族群意義上的研究，選題雖有不同，但都著眼于人，著眼于人的意義和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和人的存在的價值，即選題中的人文價值，這正是體育人類學研究選題中所追求的本質意蘊。

22 追求研究中的人文關懷 所謂人文關懷就是對人的關懷，對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人的命運的關懷。那么在體育人類學的研究中如何體現對人的人文關懷呢？具體地講，就是在研究中不僅要注意到體育人類學研究中的人是一種物質生命的存在，更要注意到體育人類學研究中的人還是一種精神的文化的存在；不僅要注意到人的個體價值，而是還要注意到人的個體價值與人的社會價值的聯系及其相輔相成；不僅要注意到人的物質層面的需要，而且還要注意到人的精神文化層面的需要；不僅要注意到人的生存需要，而且還要注意到人的享受需要。芬蘭學者伊斯圖·洛皮亞（Lsto Ruopplia，1974）“游戲對于認知發展的重要性”研究，把游戲和兒童認知能力以及他們的社會化和情感的發展聯系起來。蘇恩·那格波（Soren Nagbol，1994）的“阿馬戈爾的海爾格蘭島”的研究，側重研究環境與生活在阿馬戈爾的海爾格蘭島上的居民身體經驗之間的互動和影響。就體現出了研究者在具體研究中的人文關懷。阿蘭·麥特卡夫（Alan Metcalfe）在《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上發表的《英國北部的一個個案研究：1850-1914年體育設施的發展》的論文，這樣一個選題乍一看起來是在時間的維度上研究英國北部地區體育設施發展，但實際上作者在研究中將體育設施作為一種物質和社會資源的存在方式，通過這樣一種物質的存在方式，研究不同社會背景的階層，不同族群之間的權力博弈及其互動關系，研究體現出了學者的人文關懷。英國人類學家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行者”的研究中，研究新幾內亞東部的特羅布里恩土著人社會經濟生活狀態，在考察特羅布里恩土著人節慶中的娛樂舞蹈消遣時，并沒有就娛樂舞蹈消遣而描述娛樂舞蹈消遣，而是注意到在這些活動中土著人酋長將自己在平日里以各種合法名義接受的平民捐獻，又以節慶時的贈禮，在娛樂舞蹈時贈送了出去，從中發現了這些活動背后更深層的生活意義，和維系情感和權威的社會意義。追求研究中的人文關懷是體育人類學研究特征的重要方面。

23 注意表述中的人文情懷 人文情懷本質上是一種人文精神，是人的思想、學識、修養、人格情緒的綜合體現。人文情懷包含三個元素。人性，主要精神就是以人為本，尊重人，將尊重人作為一種精神存在的價值；理性，以科學的視角去思想問題，追求真理；超越性，就是追求天人合一，強調物我交融的境地，追問物我交融的意義。人類學中研究成果的表述，注意人文的筆觸和人文情懷是人類學研究中人文精神的體現，是人文精神的內在訴求。在體育人類學研究中，尤其是在體育人類學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和論文的撰寫上傾向于以人文的情懷，人文的筆觸描繪對人性的關懷，對人性的敘述。在對相關事實的解剖和解釋上也和實證主義研究范式中以數據說話不一樣，描繪解釋，披文入情，注意與事實相關的人的生命存在，人的品格意義。借助文字描述研究中人類與體育相關的生活；借助文字描繪體育中人類活動的抉擇；借助文字剖析解釋體育中人類生命的意旨和意義；借助文字對體育中的人和物作出精神上的巡視，這一切的敘述都需要研究者傾注于人文情懷。例如，體育人類學研究一個地區或一個村落所特有的比賽，比賽是情緒表現的一種方式，這種比賽的展開往往和當地民間的故事、音樂、戲劇、繪畫緊密相關，對于這些比賽的描寫，體育人類學不可能不以人文的情懷，人文的筆觸去描述。又例如，體育人類學要研究一個地區或一個村落所特有比賽或特有的體育活動所具有的娛樂功能和渲泄情緒的功能，由比賽和體育活動所提供的釋放因生產、婚慶、葬禮等生活中的大事所帶來的各種情緒的機會，體育人類學的研究不可能不披文入情，不可能不投入情感巡視。因此，體育人類學研究成果在表述上所具有的人文情懷，是體育人類學研究中人文精神追求的應有之義，也是體育人類學研究特征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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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類學研究意義范文

關鍵詞：海洋人類學；漁業社區；海洋社會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14）01-0026-09

海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對于海洋的探索和開發亙古久遠。作為與大陸文明相對應的一種文明類型，海洋文明是人類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通過各種實踐活動，與海洋緊密互動而形成的。因為海洋環境存在差異性，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對于海洋的開發、利用和適應也不盡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多樣性的海洋文化。作為一門尊重和倡導文化多樣性的學科，人類學對于海洋族群與海洋社會文化的關注和研究由來已久，并最終發展出海洋人類學（Maritime Anthropolo-gy）這一獨立分支學科。可以說，作為一門兼跨人類學與海洋學的重要分支學科，海洋人類學在推動人們對于海洋的認識、開發和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尤其是對于當下中國的海洋發展戰略更是不可或缺。本文擬從追述人類學的海洋研究人手，介紹海洋人類學的概念發展，界定海洋人類學的研究范疇，并對這一重要分支學科的學科意義略加闡釋，從而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海洋人類學學科提供借鑒。

一、海洋人類學的由來及概念界定

所謂海洋人類學（Maritime Ant}1ropology），就是運用人類學的理論、視角和方法對海洋類型社會的人群行為及文化進行分析和研究的學科，它主要探討包括漁業社區的人口、家庭、風俗、、生計方式、組織規范、技術工具、藝術以及海洋適應、海洋移民和海洋污染與海洋生態保護、漁業資源管理、全球化對于地域漁業社區發展、海洋資源共享、海洋利用協作的影響等一系列重要問題。這一分支學科的產生與人類學發展息息相關。西方人類學界很早就關注到海洋和漁業社會，在人類學這門學科誕生之初，英國劍橋大學的哈登（A.c.Haddon）教授就曾組織開展了著名的托雷斯海峽（Torres Strait）調查，對海岸帶土著人的體質、心理、語言、、藝術和工藝等方面進行初步研究，并出版了六卷本的《劍橋托雷斯海峽人類學探險報告》。此外，由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及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撰寫的人類學經典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達曼島人》《薩摩亞人的成年》，也是專門針對海島土著部族的人類學研究。應當指出的是，上述早期人類學經典以海島土著作為研究對象，與西方早期海外殖民統治格局是密切相關的，更多的是一種無心插柳之作，其探究重點是“土著”而非“海洋”。人類學真正意義上以漁村、漁業為主題開展的一項重要調查研究，是由被譽為英國社會人類學之父的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所完成的。1939-1940年間，弗斯與其妻子在萊弗爾梅（Leverhulme）獎學金的資助之下，前往馬來半島東海岸調查和研究當地的海洋漁業，并寫成了《馬來漁民的小農經濟》（Malay Fishermen：Their Peasant Economy）一書。該書于1946年出版，書中包含了大量關于當地漁業經濟的細節描述，如漁獲量、商品價格和市場組織、漁民收入、資本投入及借貸等；除此之外，作者也對影響當地漁業經濟的社會文化因素――如不同人群之間的關系、等進行了深度分析。該書的重要意義在于突破了以往人類學主要集中針對農耕社會和采集狩獵社會進行調查和研究的局限，以一種全新的視角來認識海洋及漁業社會文化。可以說，弗斯的《馬來漁民的小農經濟》是第一本從人類學視角專門針對一個漁業社會及其經濟關系所完成的海洋民族志。自弗斯之后，人類學關于海洋漁業社區的研究日漸增多。伴隨著大量相關論著得以出版，海洋人類學的概念也日趨明晰。從現有資料可見，20世紀50年代早期，西方學術界已開始正式提出“海洋人類學”這一名稱，其最初定義主要是用來指涉那些生活在海上和海岸帶人群的民俗文化和物質文化。而隨著人類學日漸介入海洋社會研究，其研究內容也漸趨豐富，海洋人類學的概念也從最初集中關注海洋民俗文化，發展為有關海洋社會文化類型的整體性研究。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海洋人類學這一概念及其相關研究成果逐漸為學術界所熟悉和認可，其研究也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了一個，而海洋人類學作為人類學與海洋學共有的一個分支學科也就應運而生，其標志性成果主要是1977年美國人類學家史密斯（M，Estellie Smith）所編著的《海上人家：一項海洋人類學研究》一書。

在海洋人類學的發展過程中，漁業社區與海洋社會是兩個爭議較多的核心概念。從西方已有的海洋人類學研究成果來看，其所考察的對象基本集中在以漁業經濟為主要生計的漁業社區和群體。究其原因，可能是這類漁業社區和群體呈現出比較明顯的文化特殊性，如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人際關系、技術工具以及思想觀念等。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有關什么樣的社區才屬于漁業社區，漁業社區應該具有哪些特征，以及漁業社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脫離漁業而存在等一系列問題，卻一直都頗有爭論。概而言之，這些爭論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派別：一派主要是從社區的文化或文化建構（culturally constructed）的角度來考慮，如Marian Binkley、Gerald Sider和Anthony Davis等人主要是從女性在生產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家庭關系的復雜性和親屬關系在漁業生產中的重要性來定義漁業社區；而Steve Jacob和Michael Jepson等人則認為，既然是漁業社區，那么漁業在人們心目中和認識觀上必須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Richard Apostle等人在對加拿大和挪威的漁業考察之后則發現，漁業是一個“文化的容器”（cultural containers），它容納了很多特別的技術、組織形式、制度、知識和身份認同等內容。另一派則是從地理位置等方面來定義漁業社區，如Bonnie H.Mc-Cay認為可以依據地理學上所說的距離海岸線的遠近來定義漁業社區；Patricia M.Clay和JohnJ.Poggie Jr.等人則強調漁業社區應該是享有共同的海岸聚落，同時又在同一片海域作業的存在各種聯系的人群共同體，這一定義特別強調人們的生產生活在地域上的聯系。雖然以上定義強調的內容各有側重，但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漁民有別于其他群體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其突出的流動性，漁民在陸岸可能是共同生活在一個漁業聚落，但是在海上作業時，卻通常是隨波逐流，分散行動的；另外，隨著現代漁業的發展，船主與船員之間關系也發生了較大改變，船主已不再經常雇傭自己的親屬當船員，所以說從文化建構以及地理位置等單一層面來判斷和定義漁業社區顯然是存在不足的。

與西方學術界不同，目前國內從事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多強調使用“海洋社會”作為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范圍，但是對于何為“海洋社會”，不同學者之間同樣也存在較多分歧，大體上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海洋社會，指在直接或間接的各種海洋活動中，人與海洋之間、人與人之間形成的各種關系的組合，包括海洋社會群體、海洋區域社會、海洋國家等不同層次的社會組織及其結構系統。”第二種觀點認為，“海洋社會是人類緣于海洋、依托海洋而形成的特殊群體，這一群體以其獨特的涉海行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個具有特殊結構的地域共同體。”第三種觀點則認為，“海洋社會是人類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帶、島礁形成的區域性人群共同體。海洋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其中包括人海關系和人海互動、涉海生產和生活實踐中的人際關系和人際互動。以這種關系和互動為基礎形成的包括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思想文化結構在內的有機整體，就是海洋社會。”正是因為意識到一門學科在誕生之初總是會遇到概念界定等問題，著名海洋史學者楊國楨教授很早就提出了要加強海洋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概念磨合，他認為概念磨合是任何學科創立之初都會存在的問題，概念磨合是一個交叉、滲透和融合的研究過程，它不僅不會貶低多樣性和多角度的研究，相反還會刺激更高層次的多樣性研究。

其實，對于“漁業社區”和“海洋社會”等概念的界定固然重要，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任何概念都并非固定不變。自20世紀以來，整個世界進入到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代，海洋社會也同樣經歷了一個急劇變遷的過程。隨著海洋漁業資源的急劇減少，如今沿海地區采用傳統的出海捕魚方式來經營生計的漁民越來越少，相當多數的漁民轉而從事海產養殖；與此同時，一些相關產業也因為沿海地區所具有的便利交通優勢，紛紛將企業和工廠轉移到沿海漁村，由此吸納了大量漁村勞動力，導致從事傳統捕撈業者越來越少，漁村人員外流嚴重，出現巨大變化；此外，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移民流動等因素也使得傳統漁業社區與外界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在逐漸影響和改變著人們對于傳統漁業社區和海洋社會的理解。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使所從事的職業發生了變化，漁村呈現較大變遷，生長于海洋社會的人群，其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始終都滲透著海洋的因子和色彩。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海洋社會的這些變遷也恰好正是海洋人類學的研究范疇之一。由此觀之，我們對于漁業社區和海洋社會的研究不必過度拘泥于概念的嚴格區分，只要我們立足于從多維視角來思考、把握、分析和研究其文化內涵，不同學科和學者對于漁業社區和海洋社會相關概念的理解就必然會愈加透徹和清晰。

二、海洋人類學的研究范疇與方法

目前關于海洋人文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由于切入學科性質的不同，其研究對象也有所區別，例如海洋史學主要研究歷史上的海洋活動，尤其是海洋貿易、海洋移民、海疆治理等，海洋民俗學主要關注各種與海洋有關的習俗、神話、傳說、故事和民間信仰等，海洋考古學則側重對于史前海洋文化、海洋民族的起源與分布以及歷史上的海洋沉船等器物的考古發掘之類問題的探究。近期興起的海洋社會學則注重考查社會條件變量與海洋開發利用之間的互動關系。而海洋人類學的研究范疇，從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主要是針對以漁業經濟為主要生計的社區和人群的探索，如著名的海洋人類學家James R.McGoodwin、John J.Poggie Jr.、Richard B.Pollnac和Rob van Ginkel等人的一系列論著，幾乎都是從海洋民族志視角考察漁業社區問題。以研究海洋漁業著稱的人類學家艾奇遜（James M.Acheson）曾經將海洋人類學的主要研究范疇歸納為三個方面，即現代漁業（modernfisheries）、船上生活（shipboard life）和史前海洋適應（prehistoric marine adaptations），但這一歸納顯然還是比較狹窄的，并未能涵蓋海洋人類學的豐富研究內涵。從海洋人類學兼具理論發展和實踐應用的獨特學科特點出發，同時結合對西方已有的海洋人類學研究成果分析，我們認為海洋人類學的研究范疇至少應該包含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漁業社區的整體性研究。漁業社區是海洋和漁業文化保存和傳承的重要載體，我們不僅可以從中看到作為整體經濟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漁業經濟，而且還可以窺探具有多樣性文化特征的漁民生活。具體來說，漁業社區研究應該包括社區的社會結構、組織制度、文化規范、生產方式、技術工具、經濟模式、行為方式、家庭結構、親屬關系、心理性格、、音樂藝術以及船員的水上生活和漁業社區的變遷等諸多方面。二是有關海洋生態保護、漁業資源管理和海洋政策制定等內容的應用性研究。眾所周知，隨著人類開發海洋的強度日漸加大，海洋漁業資源面臨枯竭，海洋生態岌岌可危。此外，海岸帶的過度開發、污染加重以及政府政策與漁業社區文化之間矛盾頻生，這些都是海洋人類學必須直面的問題，因為海洋人類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推動人類與海洋之間的和諧共存。這一點，從西方海洋人類學的發展歷程也可以看出，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學者們的關注焦點已開始從海洋文化轉移到海洋生態保護、海洋公共財產資源管理、海洋使用權和海洋政策等具有很強應用對策性的問題探究上。三是海洋社會文化其他問題的研究，包括海港文化、海島旅游、海洋移民、史前海洋適應以及沿海不同人群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等。當然，海洋人類學在對上述問題開展研究的同時，也不排除對于其他學科研究成果的借鑒和吸收，包括海洋自然科學。

在實際研究過程中，一些研究者可能會疑慮上述海洋人類學研究范疇中的學科重疊問題。這里包含兩個方面：其一，海洋人類學與人類學其他分支學科的重疊。在海洋人類學的學科發展過程中，海洋人類學與經濟人類學、應用人類學等分支學科之間經常會出現研究對象重疊、研究區域相近等問題。對此，我們認為不同分支學科之間存在研究重疊屬于正常現象，尤其是對于人類學這樣一門“學科之中的學科”來說更是如此。其實，人類學的不同分支學科之間的差異只是關注點和研究內容上的不同，其研究視角皆是社會文化視域內的深度觀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海洋人類學與經濟人類學、應用人類學互有交叉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對于海洋社會的研究，既可以是針對漁民的經濟行為和生計模式，也可以是關于海洋生態的保護和漁業資源的管理，同時還可以是海上或涉海人群的文化模式和等等。但此處需要強調的是，與人類學對于農耕及采集狩獵等社會的研究不同，海洋人類學注重“以海洋為本位”來思考和研究海洋社會的社會結構、行為模式和文化規范等。其二，海洋人類學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交叉重疊。如同樣對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態開展研究的海洋社會學，以及對海洋社會和人群的民俗、信仰開展研究的海洋民俗學等。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海洋人類學與上述海洋社會學、海洋民俗學在一些研究范疇上確實存在交叉重疊，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二者之間在視角、方法方面并非完全一致。首先，從研究視角上來看，海洋人類學注重從海洋主體性來思考和研究海洋社會文化。眾所周知，在傳統學術研究中，相當長時期內存在著西方與東方、現代與原始、先進與落后，以及中心與邊緣、華夏與蠻夷這樣一種二元對立的視角和思維。以人類學對于華南社會和東南亞華人社會的研究為例，學者們基本都是站在一種“從中心看周邊”的視角來開展研究，將這些非中原漢人社會的族群和文化視為邊緣，從而忽視了這些社會的獨立性和他們對于文化進行再建構的能力。又如在關于環中國海海洋族群的研究中，以往很多歷史學者、考古學者和民族學家的研究都是“在以漢文史籍為依托、王朝史學為主體的傳統史學框架中，從中原看四方、陸地看海洋、華夏看島夷”，從而使歷代海洋族群的社會歷史和價值不能得到真實的再現。因此，如欲將海洋人類學研究與傳統的人類學和其他學科對于海洋的研究區別開來，就必須要轉換視角，強調一種海洋主體性即以“海洋的思維”作為開展研究的主導思想，突出海洋社會這一文化類型的獨特性。其次，從研究方法上來說，田野調查方法，尤其是參與觀察法是人類學研究的基石和學科優勢所在。自馬林諾夫斯基開創科學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來，長時間（通常為一年）地參與到被調查對象的社會生活中，與被調查對象建立和保持良好關系，通過田野筆記等各種方式來記錄和獲取資料就一直被奉為人類學家開展調查研究的圭臬。人類學的這種長時間的參與觀察式的田野調查方法具有兩個優勢：一是為期一年左右的田野調查可以讓研究者觀察到被調查社區和人群的一份完整的生產和生活圖景；二是參與式的觀察可以讓研究者同時擁有一種主位和客位的雙重研究視角，進而獲得更多真實、有效的第一手資料。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為主，但也不排除定量研究，具體到海洋人類學的調查研究中，兩者可以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前述雷蒙德?弗斯的研究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在弗斯的研究發表之前，很多學者批評人類學家對于傳統非西方社會的經濟研究缺乏定量的數據支撐，因而不具有科學性。然而，弗斯的著作《馬來漁民的小農經濟》一經發表，就對很多關于人類學研究方法和科學性的質疑及批評給予了有力的回擊。在這本書中，除了大量描述性的文字之外，弗斯還使用了很多統計性的數據，包括漁民的漁獲量、出海時間以及漁市中的資本、利息、利潤、工資等，從而很好地向讀者展示了他在實際調查中對于定性和定量兩種方法的有效運用，此外，弗斯在全書的附錄部分還增添了許多其在調查過程中所搜集到的有關船只、技術、資本、魚產量等的統計數據和圖表。像弗斯這樣精細的海洋民族志，只能依靠人類學的深度參與觀察才能完成。所以說，在海洋社會研究方面，無論是從研究視角亦或是從研究方法而言，海洋人類學都有著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優勢。

海洋文明是與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并存的三大人類文明形態之一，它是人類與海洋長久互動和實踐的結果，也是人類歷史和文化的一種存在和表現形式。弗斯在《人文類型》一書中，曾深入探討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于一個民族生活的重要影響作用，并指出了文化作為自然環境的產物，是如何在不同社會中解決各種問題的。由此出發，我們可以將海洋文明定義為一種海洋人文類型。那些生活于島嶼、海岸帶、沿海村落等海洋社會的人群，“走洋如適市”，海洋對于他們來說無疑是主要的生存空間。但是，相對于陸地而言，大海是一個危險的異域環境，生活在海洋上的人群經常要面對各種不確定性的因素，必須借助于很多外在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如天氣、風向、潮汐、設備、技術等，才能夠在海上作業，否則任何氣候狀況變化或操作失誤都可能招致生命危險。也正是因為長期生活在海洋這樣一個特殊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中，所以海洋族群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類型，在物質、制度、精神等層面上都產生了與其他兩個文明類型有所不同的內容。對于海洋族群來說，海洋作為一個“自然家園”已經滲透到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成為了他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海洋人類學的研究意義

作為一門新興的分支學科，海洋人類學的誕生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十年時間，但是其研究卻吸引了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眾多學科研究者以及政府部門的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人類學對于海洋及海洋社會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

海洋人類學的誕生緣于對現實的關懷。據統計，目前全世界大約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線以內60千米的地方，由海岸帶、海域、島嶼組合而成的海洋社會系統是人類社會區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上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也大多分布在沿海一帶。在中國，海洋同樣已成為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空間，甚至是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這一點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沿海一帶的經濟發展和海洋進出口貿易的不斷增加可以看出。進入2l世紀，世界各國對于海洋的開發、利用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包括遠洋運輸業的發展、海洋漁業資源的捕撈、海底能源的勘探與開采以及海洋和島嶼旅游業的開發等，海洋已成為了全世界關注的焦點。然而，與此同時，由于缺乏對海洋及海洋社會的深度認識，一段時期內，人們陷入了一種盲目和過度開發利用海洋的境地，進而使海洋生態變得脆弱不堪。此外，又因為長期以來世界各國對于領海、公海等概念缺乏一個明確界定和共識，所以在海洋開發、利用過程中，相鄰各國之間經常會出現諸如爭奪海域捕撈權、漁民越境跨國捕魚、海洋污染和海洋資源管理混亂等問題。正是鑒于上述問題的存在，1982年，世界各國在牙買加召開的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上一致通過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并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但是，從現實來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頒布對于海洋發展和海洋保護并沒有產生太大的實質效應，相反，由于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的明確劃分，使得一些沿海國家對于海洋的開發呈現出紛雜多樣的局面。其實，海洋問題的出現，反映的并不僅僅是國與國之間有關海洋利益的爭奪，從更深層次來看，它透視出的是人類如何與海洋和諧共處的問題。作為一門研究人與文化多樣性的學科，人類學開展對于海洋及海洋社會的研究不僅是學科發展的必然，而且也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從西方學者開展的海洋人類學研究來看，其研究內容涵蓋漁民之間的協作、漁業資源的管理、海岸帶的管護、海洋生態的保護、沿海灘涂的開發、海島旅游業的發展、海洋政策的制定、漁業社區的變遷和港口文化的建設等諸多方面，這些研究不僅為人們重新認識海洋和處理人海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視角，同時也為國家開發海洋、保護海洋和制定海洋政策提供了可供參考的依據。例如在美國，漁業保護管理局（MSA）在定義“漁業社區”的概念以及制定漁業政策的時候就充分參考了人類學家的研究和意見，美國的國家海洋局顧問委員會中也總是固定會有幾名人類學家參與其中。又如在挪威，國家在發展海洋旅游業以及石油公司在勘探海底石油和建造海上鉆井平臺之前，通常都會先雇請一個包括人類學家在內的研究團隊對相關海域的海洋生態、漁業資源、社區文化和開發之后可能會造成的相關影響進行調研和評估。此外，在加拿大、英國、冰島、荷蘭、日本等海洋國家，政府部門對于海洋人類學家的研究同樣也十分重視，并適時將他們的相關研究成果吸納到了本國海洋政策的制定中。

在對于海洋的傳統認識中，人們一直抱有一種以陸地為本位的視角，將海洋看做是陸地的附屬、邊緣和終結，海洋對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積極意義，也僅在于海洋是溝通各大洲文明的大通道，使瀕海的各民族成為鄰居。然而，海洋對于人類文明發展的意義遠非如此。海洋人類學的研究就是要試圖改變人們對于海洋的這種傳統認識觀，從而以一種嶄新的視角來看待海洋和處理與海洋之間的關系，以及重新認識海洋社會及其文化的獨特性。要達到這一目標，其關鍵點就是要樹立海洋主體性思維，充分認識到海洋社會是與陸地社會相對應的一種獨特的人文類型。正是由于文化和環境的不同，那些長期以來靠海為生的海洋族群在認識和處理與海洋之間關系時也就會表現出與其他社會的族群不同的一面，而這種差異性正是海洋人類學所要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同時正確認識到這種差異性也是有效處理當前海洋危機和人海矛盾的關鍵。擺脫來自陸地視野下的傳統海洋認識和海洋研究，回歸到以海洋為本位的學術視野下來認識和研究海洋，是海洋人類學研究可以作出的一大貢獻。除此之外，海洋人類學在定性與定量有機結合的研究方法上的創新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和興趣。在傳統的人類學研究著作中，主觀描述常常占據了重要的位置，數據統計和分析則顯得不足，而這種所謂缺乏科學性的調查、研究的寫作方式，正是造成20世紀80年代以《寫文化》為代表的對于人類學寫作模式展開批評的原因之一。而在海洋人類學的研究著作中，定性與定量常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大量有關漁業經濟、船只、設備、資本、收入、價格等數據的定量統計和分析被廣泛使用，甚至經濟學模型等研究工具也不鮮見。更為重要的是，海洋人類學家通過長時間的參與觀察，不僅可以從漁業社區獲得上述真實有效的定量統計數據，而且也可對海洋族群的日常行為、儀式過程和生活方式等加以細致“深描”，從而為今人了解海洋提供深度的民族志資料。因此，從學術層面來說，海洋人類學的研究和發展同樣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四、結語

毋庸置疑，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對于海洋的依賴越來越明顯，海洋開發和利用也愈加立體、多樣和全面，然而，就在人類大力開發海洋的同時，海洋生態環境日趨惡化，漁業資源急劇減少，人海之間的矛盾也表現得越來越突出。此外，海洋爭端的增加也使海洋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海洋發展已成為一個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的問題。

緣于對海洋與人類發展的現實關懷，海洋人類學作為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于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得以正式誕生，并在此后得到了較好發展和應用。在研究和分析方法層面，海洋人類學有著一種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對于海洋社會文化的整體性理解。其研究強調一種海洋主體性的視角，突出海洋社會自身環境（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特殊性，尤其認為海洋社會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類型，有其不同于陸地社會的運作邏輯和文化規范。而獲得這些對于海洋及海洋社會的環境和文化獨特性的了解和認識，不僅是人類良性開發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處理與海洋之間關系的基礎。所以說，海洋人類學作為人類學與海洋學的一個重要交叉研究領域，它在推動和改變人們對于海洋的認識、開發和利用等方面影響深遠。

第8篇：人類學研究意義范文

關鍵詞：人類學;設計;視覺傳達

中圖分類號：J5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5）08-0253-02

一、人類學概念簡述

關于人類學，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給出了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人類學是研究人類及其在各種發展程度的文化的科學，包括人類的軀體、種族差異、文明、社會結構，以及對于環境之心靈的反應等問題的研究。”他認為，解釋人類學事實的唯一途徑是說明它在一定文化中正在發揮的功能，因此人類學研究的目標是把握文化整體與各個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系，歷史的比較方法意義不大。人類學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全面的方式理解人這個個體。更深層而言，這種研究不僅僅在于人的軀體構造之理解，而是人類所有思維與想法的可能性。換句話說，人類如何行動、如何認知自己的行動、行動的結果又如何影響人的思考以及人與其他群體、象征的互動即是人類學最根本想解答的問題。

在劉佳老師所著的《工業產品設計與人類學》中，將人類學的研究方向大致劃分為兩大類：（1）對人的生物面、自然面的研究，如人類體質學;（2）對人類文化創造力方面的研究，如考古人類學、社會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等等。

人類學對于人的生物面自然面的研究，研究人類身體的體表特征及其形成發展，研究人的種族的分類、體征差異的意義，讓人類對自身物種有了更具體的認知，掃除了一些人們對其他種族的歧視，為人類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做出了不少貢獻。同時，體質人類學對人的各種自然屬性的研究，給與設計相關的人機工程學提供了數據和理論基礎。

設計也屬于人類文化創造力的范疇，考古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等的學科研究都涉及了對于設計相關范圍的研究，或者說，是對設計物的歷史的研究。

二、視覺傳達設計中的人類學觀測點

設計，“是針對一定目標的求解和決策過程”，“它是人類創造活動的基本范疇”。這里所指的設計范圍比較廣，將設計描述為一種與人類的思維有關的、將人類與動物區分開的獨特能力，人類憑借這種能力改變著自身與外界的關系，人類的全部創造活動都被納入設計范疇。

藝術設計是設計活動的一部分，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其目的是從審美的角度出發，改善人們的生活。藝術設計是一門獨立的藝術學科，它的研究內容和服務對象有別于傳統的藝術門類。同時藝術設計也是一門綜合性極強的學科，它涉及到社會、文化、經濟、市場、科技等諸多方面的因素，其審美標準也隨著這諸多因素的變化而改變。所以說，藝術來源于生活，反過來又作用于生活。與人類學的出發點不謀而合，它們研究的中心都是人和人的生活，大到空間環境，小到衣食住行，都是以人為本、為人服務的，只不過人類學更側重對案例的分析思考某個事件產生的影響、總結它的意義，而藝術設計則是以具體的創造活動來關注人的生活。平面設計作為藝術設計的一個分支，同其他設計一樣，是科技與藝術的結合，是社會進步的產物，在現今的商業社會中需要藝術設計與創作理想的平衡，需要客觀與克制，需要借助設計作品，傳達委托人想要表達的信息。平面設計的關鍵之處在于發現，只有不斷通過深入的感受和體驗才能做到，打動別人對于設計師來說是一種挑戰。設計要讓人感動，足夠的細節本身就能感動人，圖形創意本身能打動人，色彩品位能打動人，材料質地能打動人，把設計的多種元素進行有機藝術化組合，讓設計品直接或間接的發揮改善人們生活的作用。當然，平面設計的定義是泛指具有藝術性和專業性，以“視覺”作為溝通和表現的方式。一般透過多種方式來創造和結合符號、圖片和文字，借此做出用來傳達想法或信息的視覺表現。平面設計師可能會利用字體排印、視覺藝術、版面等方面的專業技巧，來達成創作計劃的目的。平面設計重視的是視覺刺激帶給人們的感受，又被稱為視覺傳達。

三、平面設計因素在人類學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

不是二十世紀后期快速發展起來的商業廣告藝術才算平面設計，從遠古的拉斯考克山洞巖畫開始，平面設計就逐漸登上了人類的歷史舞臺。最初的平面設計只是通過圖畫的形式來表達人們的需要或愿望，成為記載重大事件的手段。后來各個部族之間為了區別彼此和顯示自己的勢力范圍，人們開始制作專屬于自己部落的圖騰，用特殊的紋樣裝飾自己的身體，在陶土器具上繪制抽象的圖形，通過紋樣來區別器皿的用途和使用者的身份，這應該就是最早的CI設計了。平面設計是與人的生產創造最早開始的藝術形式，和與巫術相關的音樂舞蹈不同，平面設計這種藝術形式更具有實用性，并是基于某種人類最初的生存本能需要而衍生出來的，即人類不再像動物一樣用氣味區別敵我，而是自行創造了一種新的途徑――平面設計，只是后來人們的生產生活分類層次復雜化了，將之上升為藝術，但平面設計的基本功能性并未由此發生變化。

人類學的研究也包含了對藝術定義的討論，羅伯特萊頓也曾在《藝術人類學》中有所提及：“藝術是一種難以定義的現象。”萊頓一直在通過對各原始文化的藝術形式研究探尋這個問題，他也從中總結出了藝術應該可以滿足“實用的、令人愉快的意圖”或“美好的形式”這兩種檢驗藝術是否只為藝術的標準。鑒于人類學對于藝術的定義，視覺傳達這門學科的理論甚至視覺傳達的被定義本身就成為了人類學對于藝術的研究的一個更具體的參考。

這用一個視覺傳達過程中最基本的問題就可以解釋清楚，即視覺認知是人類智能的關鍵與中心問題，“人類的想象世界一部分脫離了真是世界，而這一部分形式與現實世界形式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使我們看到了藝術的神奇力量”。創造性思維是在抽象性思維的基礎上發展過來的，假如不存在人類的抽象活動就沒有人類的創造活動，抽象活動是人類取之不盡的創造源泉。可以說，人類的現代文明的大部分成就都是在抽象形式中產生的，比如各門科學的理論體系構造，比如最初的藝術，包括理解和認識，都是人類的抽象思維形式。這類形式的產生，進發出另一種形式的產生，這就是人類的創造活動。從唯物的觀點出發，人的思維能力和邏輯材料也不是憑空臆想出來的，思維不可能是空泛的思維，而是對外界事物邏輯的組織構想，即便是抽象思維也是如此。所謂的創作，也就是源于外部的刺激，是人類作為思維的主體對外部世界做出的反應之一。視覺是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的最簡單最有說服力的窗口，所以不難理解人們最初的藝術創作也大多是為從視覺上獲得心理滿足和傳達視覺信息所做。

比如古埃及的壁畫藝術，以恒定感為特征，人們通過這種對恒定感的表現，寄托對于永恒的神秘力量大的追求。壁畫同時也擔負著記錄歷史的作用，同時表達對自然的膜拜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當時的文明成果的驕傲。的這樣的藝術并不完全是為現實的人所創造的藝術，它具備普遍的社會功能，是一種當時人們生活狀態的書面記載，用以維系信仰和整個社會的精神。壁畫的內容包括法老日常生活的記錄、重要儀式的記載、各種神靈的故事、亡靈和生命的故事、甚至還有類似于木乃伊的制作工藝過程這樣的記錄，這種壁畫藝術不應該單純作為美術被認識，每個象形文字和圖畫背后都具有豐富內容的意義。這種壁畫從直接的視覺感受上帶給人莊嚴肅穆的氣氛，體現著古埃及的社會精神體系和穩定的社會等級結構，并且體現著古埃及文明的宏大而細致、莊嚴而溫和、肅穆而明朗的藝術氣質。通過對這些直觀的視覺信號進行分析研究可以窺探一個國家甚至一個時代的縮影，人類的每個創作品都蘊含著其本身對事物的理解和愿望，特別是那些專門被創作出來只為了吸引關注的東西，部分的代表了一個時期的價值取向，是研究該時期人類文化的便利途徑之一。

19世紀晚期開始有了平面設計與美術的劃分，不同于通過模仿自然抒發作者主觀情感的繪畫藝術，平面設計的重心開始向迎合大眾內心愿望的方向發展，這種迎合產生于平面設計自身的作用立場，所以優秀的平面設計作品中出現的意象一般都能代表當時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這種作用，與早期人類在巫術圖騰中表現出的愿望沒有本質差異，只是隨著類人的進步變得更復雜精細、沒有那么直白罷了。舉個例子，時代愿景的發展方向可以從不同時期海報內容和表現形式的對比中可見一斑。較早前的海報設計元素一般比較固定，畫面一般使用有魅力的人物或自然景物裝飾為襯托，需要推銷的東西作為主體，根據內容風格的不同裝飾物和文字字體做些調整，有比較固定的模式，構思和表現手法依舊是藝術型為主，比較講求繪畫的技法，通過形式美感，給人一種比較單純的吸引。然而海報藝術發展至今，已經跟最初的形式線條美感相去甚遠，隨著經濟的繁榮，文化生活也得到豐富。經歷了立體派、野獸派、未來派、表現主義等大批現代主義的藝術派的洗禮，加上商業文化的不斷滲透，海報的表現手法和側重點都起了不少變化。再也沒有人去刻意欣賞無意義的繁復花紋和美女了，如果不是有特殊要求，很少再有大段的介紹文字出現了，人們在海報上停留的注意力最多幾秒，有時就連“人”這個形象的出現也被工具化了，海報的重點變成了強調視覺沖擊力，旨在讓受眾在第一時間記住內容，不顧一切的凸出重點，商業海報尤其如此，暗示著緊蹙的生活節奏，充當著都市叢林的圖騰。

四、從人類學角度出發對當代設計現狀的反思

人類學家在田野考察的時候想必也見證過了各種傳統文化的凋敝，這些文化是否應該受到保護？人類學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文化的多樣性可以激發人們的創造力，無論生產力發達與否，文化的價值是同等的，要改變現狀就不能忽視文化流失的風險，那么生產水平落后的文化是否就應該甘心成為生產水平先進文化的靈感激發物而守舊成為“為他者的文化”？均衡的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擴張是人類發展初期的必然規律。看似無懈可擊的存在方式未必就是正確的。那么怎么才能保護那些獨特而珍貴的文化不受侵蝕？怎么才能在混亂的前行中留給人類一個反思自身的空間？很多人持不同的觀點，人類學目前所做的努力好像也不能面面俱到的解決問題。

設計的存在就是為了解決問題，將人類的生存哲學通過對于理念的展示給人們，提供正確的引導思想，至于文化的多樣性保存等的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可能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討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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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佳.工業產品設計與人類學[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7.

第9篇：人類學研究意義范文

關鍵詞：導演藝術;人類學電影;敘事;場面調度;實踐

作為藝術的電影（特指情節類電影，不包括紀錄電影）以極具個性化、風格化的作者烙印，參與到泛文化審美范疇中去，并在其中以自身感性的力量傳遞情緒、情感、信息與思想，具備藝術價值的各類作品，皆可被稱為一種被編碼的“情感激發器”。這種“情感激發器”借助其所憑借的媒介材料，以感性的、形象化的視覺、聽覺或視聽綜合文本訴諸受眾的感官體驗，在近似“無我”的狀態下，將感官的刺激置換為信息的接受，從而最終實現藝術作品的交流性審美價值。

在電影領域內，濫觴于20世紀60年代法國電影新浪潮的作者論，賦予電影導演與作家等同的藝術地位，該觀念認為一部電影的形式和風格是影片導演藝術實踐能力的體現，導演作為影片的創作者，具有唯一性的地位，并對影片的最終評價負有全部責任。在電影藝術史中，對于作者論的觀點，一直存有不同意見，部分意見認為，電影的工業化性質所造成的集體創作性決定了導演無論如何也不能將所有成就據為己有，而業界內的各專業獎項的設置，也勝于雄辯似的將一部電影的其他攝制者的成就予以肯定。時到今天，電影作者論觀點已經逐漸淡化了其初現時的鋒芒，而在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各產業內部的分工觀念也成為業界常識。不可否認的是，在電影的創作機制中，因業態分工而導致的權責范圍，始終賦予了一部電影的導演以絕對的話語權柄，而作為藝術的電影的審美價值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與導演的藝術素養、藝術判斷、藝術創作力密切相關。

在高等院校影視專業相關課程設置中，電影導演藝術是一門專業必修課，究其依據，乃是與導演在整部影片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決定的。學生是否養成了有效的導演創作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整個影視專業教學的成效的高低，從這個意義上講，導演課程教學的效果，對影視專業學生的學習效果有著至關重要的標識意義。在經過了視聽語言、攝影攝像、編劇、表演等專門課程的講述與實踐后，學生們亟須以完整的作品形式對自己所學知識進行全面的實踐與檢驗。盡管上述各門課程，在日常教學中也會安排一定的實踐教學，但主要是以單項訓練為主，一些課程，更是偏重于理論學習，因而都無法以較為完整的作品形式檢驗學生們的學習效果，因此在影視專業學生學習的后半階段，開設導演藝術課程，讓學生們以“大影像師”的視角，全方位地對自己所學知識予以實踐化的應用，將自身的藝術體驗轉化為有意味的藝術形式，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必然性。可以說，電影導演藝術課程的開設，是相關專業學生從技藝的學習掌握到藝術上的創作表達的轉化環節，是學生們探索自身藝術風格、訓練自身業務素養的必由之路。盡管導演藝術課程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在具體操作中，卻面臨著一定程度的困難。鑒于影視藝術的工業化特征，在引導學生們進行導演創作實踐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制片方面的掣肘。一方面，學生們的導演能力是檢驗學習效果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數額不菲的制作開銷成為有創作野心的學生的現實瓶頸。因此，選擇一個合理的領域，讓同學們既能夠進行充分的影像表達，又能夠以較小的開銷成就一部有意義的文本成為高等院校影視藝術教學必須考慮的問題。影視導演藝術教學的任務與目標，不僅僅檢驗學生們對已學習過知識的實踐性應用，更在于通過一定的創作途徑，拓展學生們的藝術感悟能力、藝術鑒別能力、藝術生成能力及藝術轉喻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既具備相當的深度價值與文化意義，又相對較小地依賴于制片規模的人類學紀電影攝制實踐，可成為一個有效的創作途徑。

人類學是當下人文社會學術研究領域內的顯學，它建立在科學實證的基礎之上，摒棄了概念推斷和形而上學，以“接地氣”的方式與廣泛的社會生活建立起知識性聯系，在通過自身的觀念與成果就所研究對象的意義與價值予以積極構建的同時，亦反作用于研究者自身，它與研究的主體與客體之間建立起平等、準確、科學的交流機制。影視人類學被學界認為是人類學的一個跨學科性分支，其工作方式上將影像手段引入學科的研究之中，使其或作為相關田野工作的記錄手段，或以文本的形式對研究成果予以確認。影視人類學范疇下指導攝制的影視作品為人類學指導下帶有真實記錄性質的人類學電影，這一類型的影片為確保其人類學的意義，經過學界、業內幾輩人的實踐努力下所確立的一些基本制作原則對于電影導演藝術這門課程的學習者而言具有極大的借鑒價值。電影藝術是對社會生活的轉喻文本，其實質為對“人的世界”展開的創造性的媒介表達。依照挪威學者托馬斯?許蘭德?埃里克森的觀點，“具有人類學知識的人在理解他們的社會并作出合理判斷方面處于上風”，引導學生展開人類電影創作，訓練其對拍攝對象的分析能力，是有十足的必要性的。

具體而言，電影導演藝術課程的培養目的，在于對表達主體的感知能力和操作能力的訓練。對這兩項技能的訓練可以劃分為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即情節敘事（編劇）和場面調度。科學合理地設置人類學電影實踐環節，可以以較小的物質投入，有效地在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對電影導演藝術教學產生積極的影響。

作為一名優秀的電影導演，應當具備出色的故事理解能力，并且能夠通過對劇本的閱讀，發掘出劇情中人物獨具魅力的性格特征和行為模式，從而在作品時空綜合的描寫、并列和敘述呈遞關系中，有效地塑造人物，合理地安排人物的行動范疇。這既是對創作者的素養訓練，也是在傳遞故事內涵，尋求廣泛受眾的基礎。在人類學電影創作實踐的理論守則中，特別強調了文化理解觀念，依據黑德爾的觀念，攝影者應當“對現實發生事件的真諦有確切的把握，他才能更好地理解并保存其美的特質”。在電影導演創作中，不管是塑造人物，還是安排人物的行動范疇都必須建立在對規定情境深度理解的基礎上，在上下文的關系中，對情節展開有意圖的聚焦，才能有效地實現影像表述的各個層次。對于這方面能力，囿于社會閱歷的局限，對于一般的學生而言具有一定的困難性。如果合理設置一定的人類學電影攝制環節，讓學生以綜合信息場的理念展開影像實踐，以紀錄片制作的形式在一個真實的環境中貫徹人類學文化理解原則，準確發掘被拍攝人物、被拍攝環境、被拍攝事件的內在能動關系，可以讓學生更為直接地以經歷的方式，接觸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文化建構過程。在這一實踐過程中，學生即便暫時無法迅速地提升自身的理解深度，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對事物產生有效理解的工作模式，直觀地體會到規定情境下的意義生成機制，進而為更為準確地把握劇本內容奠定一個可靠的基礎。從本質上看，不論是電影的世界還是人類學的世界，其公認理解的意義部分都是相同的，都是人的意義，都是人的行動意義，都是特定語境下人的行動意義。電影導演要做的工作是行動中呈現事件，以動作塑造人物，最終產生一個可供理解的視聽樣式，而在受眾理解之前，它的創作者應該首先能夠就所表達的內容進行有效的掌握，因而科學、合理地設置人類學理論指導下電影實踐活動，訓練學生們對人、事、物意義生成的準確把握能力，將會對他們日后電影化的影像創作產生積極意義。

作為一名優秀的電影導演，應當具備過硬的場面調度能力，能夠將劇本以文字形式表達的內容轉化為形象化的視聽語言。場面調度是一個內涵較廣的概念，包括視聽化的諸多設計領域，如，演員調度、攝影機調度、光影安排、場景選擇、服裝設計、道具選用、化裝安排、聲音錄制等方方面面，這些方面都在影片的編碼體系中擔負著一定的表述功能，承擔著動作敘述、內部動作外化、氛圍提供、視聽隱喻、象征與揭示等具體任務。從某種意義上講，場面調度的各項元素皆具備相當程度的“演出性”。

值得說明的一點是，在場面調度諸多元素中，人類學電影攝制理念中的文化調查觀具有很高的借鑒價值。在人類學電影的攝制中，嚴謹的制作態度要求拍攝者利用攝影機對所拍攝環境中包括人與物在內的各項元素予以檢視性的呈現，借助被拍攝對象所蘊含的各項觀念，“展示人的心理性格，昭示其文化變遷、傳承以及嬗替的情形”，最終得以構建起接近事件（情節）本質的象征性“現場”。學生們在人類學電影攝制過程中，所制作的各類象征性“現場”即為羅蘭?巴特所主張的第二秩序符號學系統的具體化表現，即制作一系列能指的所指。這種制作能力和制作觀念一經養成，則會在學生們日后的情節類電影導演創作中形成能動的細節處理意識。導演場面調度的終極目的是創作出一個有意義的樣式，這個樣式的意義源自于場面調度各元素的通力協作，只有各項元素背后所蘊含的觀念被發現，并且被有效地應用于影像意義構成，它們的演出，才能成為可能，影像之于敘事的本體論價值才能得以實現。

導演在一部影片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其能力和素養須達到較高的水準，以保證影片在藝術上的成功。電影自定型以來，一直以綜合藝術的面貌示人，為了能夠創作出具有較高藝術水準的影片，對導演藝術的教育和訓練一直保持相一定的廣度，除了電影藝術本身外，文學、繪畫、音樂、建筑、戲劇、舞蹈等其他藝術門類也被涉獵進去，此外哲學、史學等社會學科的知識也為其提供了有益的幫助。

綜上所述，作為當下顯學的人類學，其在導演領域內對創作主體藝術素養的形成、藝術判斷力的提升具有積極的塑造能力，在其科學實證精神指引下人類學電影創作活動將會為電影導演藝術教學提供一個有意義的實踐途徑。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