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室管理綜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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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

[關鍵詞]　時間管理傾向；文獻研究法；研究現狀；發展趨勢

時間管理傾向(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是由黃希庭和張志杰(2001)最先提出并作出界定的。它是個體在運用時間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和行為特征。是一種具有多維度多層次心理結構的人格特征，由時間價值感、時間監控觀、時間效能感構成。本文從時間管理傾向的定義、結構、研究現狀以及發展趨勢4個方面作一個簡要的概述。

1　時間管理傾向的定義

時間管理傾向是個體在運用時間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和行為特征。是一種具有多維度多層次心理結構的人格特征，是由時間價值感、時間監控觀、時間效能感構成。

2　時間管理傾向的結構

黃希庭和張志杰等在查閱了大量的文獻和開放式問卷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他們的時間管理傾向的概念和相應的三維理論模型，并編制了青少年時間管理傾向量表。(AdolescenceTime Management Dispostion Scale，簡稱ATMD)，該模型把時間管理傾向劃分為時間價值感，時間監控觀、時間效能感3個維度。

時間價值感是指個體對時間的功能和價值的穩定的態度和觀念，它包括時間對個人的生存與發展以及對社會的存在與發展的意義的穩定態度和觀念，它通常是充滿情感，從而驅使人們朝著一定的目標而行動，對個體駕馭時間具有動力或者導向作用，時間價值感是個體時間管理的基礎。它通常包括社會取向的和個人取向的時間價值感。時間監控觀是個體利用和運籌時間的能力和觀念。它體現在一系列外顯的活動中，例如在計劃安排，目標設置，時間分配，結果檢查等一系列監控活動中所表現出的能力以及主觀評估。它通常包括設置目標、計劃、優先級、時間分配、反饋性等。時間效能感是指個體對自己駕馭時間的信念和預期，反映了個體對時間管理的信心以及對時間管理行為能力的估計，它是制約時間監控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它通常包括時間管理效能和時間管理行為效能。

因此，時間價值感，時間監控觀，時間效能感分別是價值感，自我監控和自我效能在個體運用時間上的心理和行為特征，就是時間緯度上的人格特征。

3　時間管理傾向的相關研究

3.1　與學業成績密切相關　余民寧和陳景花的研究指出，時間管理對學業成就具有因果關系，它透過時間壓力、學習滿意及學業拖延等中介變項，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張志杰等的研究表明，時間價值感、時間監控觀和時間效能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時間監控觀對中學生的學業成績影響顯著。時間價值感和時間效能感是通過時間監控觀來影響學業成績。鄧凌的研究發現，中學優生的時間管理普遍優于差生。張志杰等的研究表明，時間管理傾向中的時間價值感和時間效能感對大學生的學習滿意度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并且時間管理傾向對大學生的學習滿意度具有顯著的遞增效度。

3.2　與個體健康密切相關　張志杰和黃希庭等研究表明，時間管理傾向各維度與主觀幸福感中的積極情緒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與消極情緒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秦啟文和張志杰對重慶某社區不同職業者(包括公務員、公司職員、教師、學生、無職業、醫生、工人和自由職業者)的研究表明，時間管理傾向與人們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質量密切相關。陳本友等的研究表明，大學生時間管理傾向與焦慮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廖婷婷等的研究表明，大一新生的時間管理傾向與自我焦慮呈顯著的負相關。

3.3　與自我價值感密切相關陸林等的研究表明，管理人員時間管理傾向各維度與總體、一般、特殊自我價值感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特別是時間效能感是自我價值感各層面的一個顯著的預測變量。黃希庭等的研究表明，國家青年排球隊運動員的時間管理傾向與大學生群體沒有顯著的差別，自我價值感水平顯著高于普通人群，時間管理傾向以監控觀為核心對一般自我價值感和自我價值感有預測作用。程科等以及張峰等和陳本友等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學生的時間管理傾向與自我價值感呈星顯著正相關。

3.4　與其他人格特征密切相關　①與心理控制源密切相關：張永紅和阮昆良以及張鋒等的研究結果表明，青少年的時間管理傾向與心理控制源水平存在顯著負相關，而且時間管理傾向高分者和低分者在控制源水平上的得分存在顯著差異，前者更傾向于內控；②與A型人格關系密切：狄敏和堯國靖以及張峰的研究證明，青少年學生的當中大學生A型人格與時間管理傾向存在顯著的正相關。A型人格者在時間管理傾向總分和時間價值感、時間監控觀分量表得分上高于B型人格者。他們常常更加善于利用時間，珍惜時間，有良好的時間管理傾向；③與自信心關系密切：張甜等的研究表明，高自信水平大學生的時間管理傾向水平高于低自信水平大學生。古玉等的研究表明，時間管理傾向3個方面均與學業自信呈顯著相關，但是時間效能感對學業自信有一定的預測作用；④與成就動機關系密切；鐘慧的研究表明.大學生高時間管理傾向者其成就動機水平明顯高于低時間管理傾向者。陳本友等的研究表明，高中生的時間管理傾向水平與成就動機呈顯著的正相關。陳本友等的研究表明，中學優生的時間管理傾向各個維度對追求成功動機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與避免失敗動機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時間監控觀除外)；⑤與網絡成癮關系密切；汪文慶等以及曹楓林等研究表明，時間管理傾向個層面與網絡成癮呈顯著的負相關，這說明，個體對時間的重要性的重視程度越高，對時間管理行為能力的信心越強，一系列的時間監控活動做得越好就越不容易沉溺于網絡。

第2篇：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

關鍵詞：投資者關系管理；構成要素；投資者關系管理研究視角

一、投資者關系管理在國內外的發展歷程

投資者關系管理（Investor Relations Management，簡寫為IRM）的概念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是西方發達國家證券市場發展和投資者保護文化的產物[1]。由GE公司Ralph Cordiner先生于1953年首先提出。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為了維護與投資者的良好關系，降低資本成本，提升公司價值的IRM被積極推進。直到1996年6月，科龍電器首開新股發行路演之先河，我國才出現了最早的IRM雛形，這比西方國家晚了近50年。西方國家，在1969年、1980年美國全國投資者關系協會NIRI成立及英國全國投資者關系協會IRS相繼成立[2]。與此同時，出于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壓力，上市公司開始更加關注投資者關系管理，并將IRM由過去防范式的單一模式，逐漸調整為主動式的雙向溝通模式。由于規范公司治理結構運動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進一步促使投資者關系管理的發展。基于發展的需要，1990年國際投資者關系協會IIRF的成立，使得投資者關系管理得以全面推進[3]。我國證監會也在2005年7月21日了《上市公司與投資者關系工作指引》并對IRM的定義進行界定。雖然較西方國家，我國的投資者關系管理研究起步較晚，但在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投資者關系管理體系的建設日趨完善[4]。

二、投資者關系管理的研究角度

投資者關系的理論研究主要思路有兩個方面：一是從投資者關系理論完善角度的研究，包括投資者關系的理論假說（Marston & Starker，2001；Hong & Huang， 2002；等）[5]，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的經驗研究（Marston，1996； Brennam & Kelly，2000；等）[6]， 以及通過互聯網進行有效的IRM（ Brennam & Kelly，2000；）；另一角度主要是指投資者關系管理的評價研究，這既包括專業機構對投資者關系管理作出的評價，也包括很多學者對此展開的研究，如Fathilatul等（2002），Allam和Lymer （2003）等所做的研究。

目前，大多數學者主要從投資者關系管理與權益資本成本、公司治理、公司價值等這幾個方面對IRM進行了更細致的研究。

（一）投資者關系管理與權益資本成本研究綜述

關于IRM與權益資本成本主要有以下幾個研究的視角：一般信息披露、可見度、信息不對稱與資本成本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實施IRM能夠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這主要歸結于兩方面原因。第一方面是投資者關系管理可以通過對信息披露水平的影響進而對資本成本產生影響。早在上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的相關學者就對信息披露與資本成本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低水平信息披露導致“逆向選擇”，增加風險，資本成本增加（Copeland和galai，1983；glosten和milgrom，1985），也會導致股票風險提高，使得公司融資成本增加（Barry和Brow n 1994；H anda和Linn 1993）[7]。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能夠使公司更加透明化，吸引更多投資者關注，提高股票收益和流動性（Welker 1995；Healy 1999），同時信息披露的水平與資本成本呈負相關關系（Richardson和Welker 2001；Ball和kothari 2003）。Robert G.Eceles和Sarah C.Mavrinac也從IR中的信息披露角度進行研究，發現信息披露充分的公司，其資本成本也較低。Ferreira和majluf；Hughes指出，如果不能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會提高風險溢價，導致資本成本提高[8]。這些學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信息披露是公司降低資本成本，提高 IRM 效率的關鍵要素。

另一方面，投資者關系管理對資本成本的影響是通過對資本市場可見度的調節作用實現。Merton利用“信息不完全的資本市場均衡模型”得出結論，資本市場可見度可以影響公司的資本成本，最終影響公司的市場價值。 Lehavy和sloan（2005）指出，公司透明度甚至比公司本身更影響價格[9]。Bushee和miller認為上市公司通過IRM可以提高公司可見度，有助于加深公眾對于公司的忠誠度和信任度，增加機構投資者和金融中介機構的追隨，增加股票的交易量和流通程度，使得公司資本成本和融資成本降低。

總結相關學者的結論可以得出，大多數的學者認為通過實施投資者關系管理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以及資本市場的可見度會導致資本成本降低。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信息披露會使投資者掌握更多的信息，引起股價的波動，兩者并沒有明顯的負相關關系。

（二）投資者關系管理與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影響IRM的重要因素，具體包括外部的治理環境因素和內部的治理結構因素。關于公司治理與IRM理論與實證研究主要也是從公司公司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機制對高管層的約束這兩個角度展開。從內部治理角度的研究主要有公司股權性質及結構對IRM水平有顯著的影響，流通股比重和股權制衡與IRM呈正相關關系（林斌等，2005；馬連福等，2008）[10]；獨立董事比例、設置審計委員會等因素會對上市公司的IRM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董事長與CEO分離與IRM兩者的相關關系不明顯，呈現弱正相關關系（趙穎，2009；肖斌卿、李心丹）。肖斌卿、李心丹的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外部股權所占比例越高，越能有效促進公司提升IRM水平，管理層持股與IRM呈U型關系，外部董事與IRM可能存在替代關系而不是互補關系。另外，公司規模也會影響到公司的IRM，兩者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財務杠桿與IRM弱顯著負相關[11]。國外研究表明，IRM已經成為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Eng & Mak，2003），IRM與公司治理的其他治理機制存在緊密的相關關系（Craven & Marston，1997；Hong & Huang，2005），良好的IRM能夠降低信息不對稱水平，有助于外部投資者對管理層實施監督，從而避免內部人侵占[12]。

本人認為IRM與公司治理的關系并不是單向的，而是一種互動關系。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夠促進IRM水平的提高，同時，完善的IRM有助于保持公司和利益相關者的良好關系，并且可以減少關系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三）投資者關系管理與公司價值

現有的文獻主要從IRM影響公司披露水平從而對公司股價和資本成本產生影響來研究投資者關系管理與公司價值的關系，但這個方面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關于公司股價方面，Diamond 和 Verrecchia（ 1991） 認為流動性差會因為很少有人愿意投資而降低股票的價格。上市公司可以借助IRM提高股票的流動性（Hong & Huang，2005；），降低投資者逆向選擇成本（Brennan 和 Tamarowski 2000），從而穩定提高股票價格[12]。關于IRM與資本成本方面，大部分學者的研究表明，通過實施IRM可以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Brennan和tamaronski（2000）考察了IRM和公司市場價值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果發現兩者之間有三層因果關系。首先，有效的IRM能夠降低分析師的研究成本，從而增加分析師的需求；其次，對分析師需求的增加能直接降低交易成本，然后間接提高股票交易量；最后，股票流動性的提高直接影響公司的資本成本，然后間接影響公司的股票價格，最后顯著影響公司價值。對此，Botosan（ 2002） 提出質疑，一是現有研究并未使用真實的資本成本，而是用某些指標代替，結論可疑，另一方面Berton（1994）認為披露水平的提高，容易引起股票價格波動，增加風險導致資本成本提高[13]。Hong和 Huang（2005） 通過建模研究發現，由于IRM是需要投入和成本的，管理層實施IR活動并不必然會提升股價。

此外，國內的很多學者也積極對IRM與公司價值兩者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李心丹、肖斌卿（2007）、馬連福、陳德球（ 2007，2008）均通過理論研究了IRM的價值效應，結果顯示IRM水平與托賓Q值兩者存在正相關關系，并且IRM能在一定程度上規范控股股東行為，增加公司的透明度，提升公司價值。總結眾多學者的研究可以得出，IRM通過帶來較低的融資成本、廣泛融資渠道、良好的聲譽、投資者的支持等方式，能夠影響公司的價值。

三、結論與啟示

IRM是通過信息披露等手段，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提高公司透明度，從而吸引投資者的追隨，降低資本成本，最終提升公司價值的戰略管理活動。總結國內外的相關文獻，可以發現：一是目前國內外學者對IRM與資本成本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研究，基本得出一致結論投資者關系管理可以通過信息披露，提高股票流動性，對資本成本產生影響，最終有利于上市公司實現追求公司價值最大化的利益訴求。二是公司治理與IRM之間是一種能夠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最后，通過對相關文獻的評述和分析，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將投資者關系管理提高到關系到上市公司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不能將其僅僅作為簡單的危機處理的短期性暫時的手段。第二、培養專門的復合型人才，從事投資者關系管理的工作。第三、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其消息的傳播優勢顯而易見，要主動利用互聯網開展投資者關系管理。互聯網的運用不僅能夠提供信息的傳播速度，減少傳播過程中的噪音，而且能夠提高信息準確性，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對上市公司來說不失為一條信息傳遞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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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ston，C.S.Financial Reporting on the Internt by leading Japanese Com-panies[J].Corporate Communications，2001 （2）：452-489.

[6] Brennan，M.J.Claudia，T.Investor Relations，Liquidity，and Stock Prices [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2000（4）：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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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erreira，M.Matos，P.The Colors of Investors Money：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round the World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momics，2008（3）：499-533.

[9] Lambert，Leuz，and Verrecchia.Accounting information，disclosure，and the cost of capital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7，45：385-420.

[10]馬連福，胡艷，高麗.投資者關系管理水平與權益資本成本――來自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8（6）.

[11]李心丹，劉玉燦，肖斌卿.中國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管理運作機制的研究[J].中國管理科學，2005（3）：79-83.

[12] Brennam，Tamarowski.Investor relations， liquidity，and stock prices [J].Journal of Applied Finance，2000，12（4）：26-37.

第3篇：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

【關鍵詞】　風險管理；流程；組織;技術

中圖分類號：G8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1-167-02

一、體育賽事風險管理流程的相關研究

盧文云、熊曉正在《大型體育賽事的風險及風險管理》一文中按照風險發生的損失形態分類，將大型賽事面臨的風險分為組委會收入損失風險、財產損失風險、人身意外傷害風險、民事責任賠償風險及其他特殊風險。 并提出了“大型體育賽事的風險管理模式：在賽事啟動時成立專門的風險管理機構，負責賽事從籌備到舉辦階段的全部風險管理事務；賽事正式啟動以后，在風險管理專家、保險經紀公司和專業的保險公司的參與下，分析、了解賽事所面臨的內外環境，對賽事風險進行識別、評估、確認風險應對策略，在此基礎上制定賽事的風險管理計劃；最后以風險管理計劃為依據，在賽事籌辦的各個階段監控賽事風險的發生情況以及風險措施的落實情況，并不斷根據賽事籌備的現實情況隨時識別、估測新情況下可能出現的風險，根據實際情況對賽事風險管理計劃進行修改或補充，最終達到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安全保障的目的。”作者提出的風險管理模式對商業性體育賽事具有極高的理論參考價值。

風險識別和評估是風險現狀描述的重要組成部分，霍德利在《體育賽事風險的識別與評估》中對體育賽事中存在的風險因素進行識別，構建出體育賽事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共包括風險事件層、風險源類別和風險因素層等三個層次；在風險識別的基礎上，采用風險極差量化表法對體育賽事的風險因素進行綜合評估；最后根據風險評估的結果，提出相應風險應對措施。這種研究方法最重要的特點是能夠將風險因素的特性清晰的展示給讀者，并通過風險綜合值排序得出所有風險因素的輕重緩急。

張大超、李敏在《國外體育風險管理體系的理論研究》一文中對競技體育、學校體育、體育休閑與娛樂業、國家級體育組織管理機構、體育賽事及大型體育設施等六個領域的風險管理機運作模式進行了系統研究。 其中在體育賽事運營中的風險管理及運作實踐模式的論述中，借鑒國外體育賽事風險管理的經驗，將大型體育賽事面臨的風險分為：“1.財務風險；2.運作風險；3.與人為環境相關的風險，包括工傷事故、雇主的責任、組委會對自愿人員的責任；4.經營的風險；5.工作失誤；6.管理層的責任風險；7.組委會因下述原因.而遭受的經營損失風險；8.影響周圍環境的風險，包括空氣、水、土壤等的保護以及對考古遺址、歷史古跡等造成破壞。”

二、體育賽事風險管理組織和技術的相關研究

由于我國近些年來，陸續舉辦了許多超大型體育賽事，譬如奧運會，亞運會以及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這些超大型體育賽事的風險管理工作十分復雜，因此具有創新性的風險管理方法也應運而生，譬如孫慶祝，劉紅建，周生旺在《綜合集成方法在大型體育賽事管理中的應用》一文中便提出了綜合集成方法的概念，文中提到：“綜合集成方法的實質是把專家體系、信息與知識體系以及計算機體系結合起來，構成一個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機結合體系，這個體系具有綜合優勢、整體優勢和智能優勢。它把人的思維，思維的成果，人的經驗、知識、智慧以及各種情報、資料和信息統統集成起來，從各方面的定性認識到定量認識。筆者嘗試利用綜合集成方法建立大型體育賽事風險集成管理模型，其中包括風險集成識別模型、風險集成評估模型以及以方法集成為特點的風險集成控制模型。

邱偉昌、王才興、崔一寧等在《上海體育賽事組織管理發展對策研究》一文中論述上海體育賽事組織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時指出：“目前上海對申辦經營體育賽事的資質認證及有關人員上崗認證等沒有明確的要求和規定，對體育賽事安全、效益等方面的風險評估也存在空缺，到目前為止，還未成立社會方面（第三方）的科學認證管理和風險評估部門，此方面已落后國外發達國家和國內有關行業。”上海作為我國商業性體育賽事的相對發達地區，其風險管理現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時對我國其他相對落后地區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同時文章還提出一些其他風險，譬如當前在重大體育賽事的商務運作中，既有國有資本，也有社會或民營資本，其中國有資本在參與有關賽事運作時，還缺乏過程中的有效監管和科學的前期論證，勢必將影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甚至將帶來國有資本的流逝，這些都是值得加強防范和慎重考慮的風險。

第4篇：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

關鍵詞：客戶知識管理 平衡計分卡 績效評價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經濟社會的概念逐步深入人心，而企業的營銷模式也由以產品和交易為中心轉向以客戶和知識為中心。在此背景下，綜合吸取知識管理和"以客戶為中心"的管理思想精髓--客戶知識管理這一新興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開始逐漸被企業所重視。但是客戶知識管理作為企業的一項前瞻性的投資，由于其本身的復雜性，管理起來較為困難。客戶知識管理的有效實施，必須建立在科學有效的績效評價基礎之上，開展客戶知識管理績效評價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客戶知識管理的內涵

客戶知識管理是一種新的管理思想，是知識管理和客戶管理的發展趨勢，也是這兩種理論的結合。它研究如何有效獲取、共享、應用和創新企業所收集到的客戶知識來提高企業自身價值和滿足客戶個性化需求，從而使企業長期保持競爭優勢。

目前，對客戶知識管理的定義，主要是從這樣兩個角度出發：

（1）采用知識管理研究的觀點，把知識看成像數據、信息一樣的資源，采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對客戶知識資源進行獲取、存儲、分析、整合、共享、利用和創造，將知識作為資源的價值發揮到最大。如美國學者Wayland 和Cole在其著作《Customer Connections：New Strategies for Growth》（1997）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客戶知識管理"這一概念。他們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指客戶知識的來源與應用以及怎樣運用信息技術建立更有價值的客戶關系。它是指在獲取、發展以及保持有利可圖的客戶組合的過程中，有關信息和經驗的杠杠作用。Gold A（2001）等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指將知識管理作為手段來處理組織內各部門之間以及企業與客戶之間進行客戶知識的形成、共享以及應用來提高企業客戶關系管理業績的過程。Gibbert（2002）等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綜合運用信息技術與知識管理，促進企業了解自己的客戶，從而使企業在為客戶提高質量的服務中學習的過程。臺灣學者何雍慶等人（2003）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組織成員透過組織學習，將顧客資料、資訊或接觸經驗予以組織有效地運用并擴展客戶知識的廣度和深度，經過有效的管理作為，使客戶知識成為組織的智慧進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

（2）從客戶關系管理的角度出發，結合客戶關系管理更好的來應用客戶知識管理。如Nonaka（1998）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客戶知識社會化過程，與客戶互動的過程中提高自身的親和性，從而獲取客戶擁有的知識。Alan Cooper（2000） 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指通過利用先進信息與客戶互動交流，幫助客戶找出問題及其答案進而適應周圍環境，客戶需求過程與企業的營銷過程有力的交織融合在一起，實施"定制化"服務。麥肯錫的副總裁羅樹忠（2001）認為客戶知識管理就是指有效的獲取、發展和維系有利于客戶組合的知識與經驗，為盡可能的求得最大的價值，客戶、知識、管理必須在一個封閉的循環體系中，企業運用這個循環體系中的客戶知識，從客戶關系中獲得最大收益的行動。高倩（2001）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企業在與客戶互動的過程中所收集到的關于用戶的數據、資料以及交易記錄，經過分類、處理等程序而形成客戶知識，并將其應用到企業價值鏈的各個過程中，從而為企業決策的制定提供依據。傅建球（2005）認為客戶知識管理是指企業從各種既有的或潛在的客戶信息中，萃取轉化出可以用來為企業營銷服務并發掘出有價值的知識的過程。

關于客戶知識管理的概念，通過綜述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國內外學者對客戶知識管理給出了不同的表述，目前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定義。但不管如何闡述，如何給出定義，其共同思想可以總結如下：1客戶知識管理是對客戶知識的獲取、共享、應用和創新等一系列流程；2從知識管理以及客戶關系管理兩方面入手，把知識管理作為一種應用工具，融入到客戶關系管理之中，形成客戶知識管理；3客戶知識是企業的一項重要競爭資源，企業通過客戶知識管理，可以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

二、客戶知識管理績效評價

第5篇：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

關鍵詞：高速公路經濟管理

0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路運輸事業快速發展，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大量興建，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運行具有基本承載作用，作為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投資大、資金密集的行業，現已成為我省公路建設現代化水平的體現和代表，對其經濟管理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高速公路經濟管理體制的必要性

1.1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

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生產社會化程度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的必然產物，只要是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商品經濟，無論其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都必然要求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交通運輸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隨著社會、經濟、技術的高速發展，各種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和市場競爭程度日益增加，是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的一部分。論文百事通因此，交通運輸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現代生產力高度社會化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趨勢。

1.2保障公眾出行利益的需要

高速公路自身所具備的公益性、外部性、網絡性等屬性決定的它是準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是具有排他性與非競爭性的產品。我國高速公路一般采用全封閉收費制式，因此具有排他性條件。但是，我國高速公路也同時具有非競爭性。也就是說，在“適應交通量”這一公路消費的擁擠點之下，其消費具有共享性。顯然，高速公路是既具有非競爭性又具有排他性的典型的準公共產品。這是高速公路本身的屬性，與采用何種管理模式無關。

1.3保證國有資產安全的需要

我國公路資產的國有決定了高速公路經濟管理是在保護國有資產。目前我國的公路，不管投資主體是誰，也不管屬于哪種管理形態、經營管理主體是誰，公路資產所有權均屬國家所有，高速公路當然也不例外。基于此，依法對高速公路國有資產實施有效的管理，維護高速公路設施安全完整，使其處于良好的技術狀態，是政府作為資產所有者角色擁有權利與應盡的義務。

2高速公路經濟管理的措施

2.1法律手段

2.1.1立法方面。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發達國家的高速公路之所以管理有序、發展健康，與其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機制是分不開的。與高速公路發展速度和規模相比，我國對高速公路的管理顯得比較滯后，出現高速公路投資、普通公路管理的普遍情況，高速公路沒有完全體現其應有的高效運行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加快高速公路建設與管理的立法工作刻不容緩。毋庸置疑，高速公路立法是高速公路健康發展的保證，是建立科學合理的高速公路管理體制的需要。當前要在遵循和充分運用現有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同時，積極制定和修訂有關的法律法規，明確人們在高速公路交通活動中的權利和義務，使人們的行為能夠有章可循，減少和避免糾紛。使高速公路建設、管理盡早實現法制化、科學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2.1.2執法方面。高速公路的執法問題是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重點。目前，高速公路執法主體繁多、效率低下成為阻礙高速公路發展的重要因素。當前要解決好高速公路的行政管理體制問題，特別是行政執法管理體制問題，必須要明確交通部門和公安部門的職責分工，建立統一的高速公路交通管理模式，建立精簡、統一、高效”的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體制。也就是要實行綜合執法，統一調度高速公路的各種力量和管理資源，形成快速反應能力，避免政出多門、多頭處罰。同時，為了提高路政執法效率，維護高速公路安全，減少交通事故，還必須有先進的管理設施和配套的管理信息系統。

2.2經濟與行政手段

高速公路與一般公路一樣都是經濟社會活動賴以進行、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但它所具有的公共性、規模性、非營利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它具有的起始投資大、建設周期長、投資回收慢、經營風險大等特點，使一般企業無力經營或因無利可圖而不愿涉足。這時就應該由政府出面對市場進行干預，承擔起提供這種公共產品的責任，組織建設和管理高速公路，提供良好的交通服務，賦予特定企業的壟斷經營權。即讓一家企業獨家壟斷，允許企業壟斷經營某條高速公路，但同時要對其進行治理，治理方式就是以特許經營為特征的微觀規制。政府對高速公路經營進行規制，既適應了高速公路運營發展的規律，又體現了政府宏觀經濟的目標要求。

2.2.1高速公路的經營主體應當是以非營利性的特許經營機構為主要形態。它不同于一般意義上企業的特許經營，是有政府參與并由其授權經營但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的特許經營方式。

2.2.2政府和高速公路特許經營企業之間簽訂的特許經營合同必須合理劃分雙方的權利、義務與責任以及確立合理的特許經營期限，盡量使其成為規制合理、激勵適當的激勵合同。

2.3加強成本管理與控制

2.3.1公路施工項目成本費用的預測與計劃

①預算成本，編制工程施工預算，做好施工項目成本管理，必須具有完善的定額資料，搞好工程施工預算。工程預算成本反映公路施工企業的平均成本水平，是根據工程施工圖和《公路工程預算定額》編制計算出來的，經過公開招標確定的工程項目應為中標價。

②計劃成本，是指項目經理部根據計劃期內的有關資料，在實際成本發生前預先編制出人工費成本控制計劃、材料成本控制計劃、機械設備成本控制計劃、管理費用成本控制計劃、臨時工程費用成本控制計劃。對每一個公路項目的施工，都應當有精心的預測，做好項目開工前的準備工作，選定先進的施工方案，選好合理的材料供應商，制定好該項目的成本計劃，做到心中有數。以免造成不應有的失誤。

2.3.2公路工程成本費用的控制與核算

①項目施工過程中，在目標成本確定后，各職能部門、各生產崗位和職工就要依據目標成本對實際成本按成本計劃進行控制。包括對生產資料費用的控制，人工消耗的控制和現場管理費用等控制內容。根據成本計劃和成本降低率，通過與實際成本進行比較，檢查成本計劃的完成情況，進行分析，找出成本升降的主客觀因素，總結經驗，制定下步降低成本的具體措施，尋找最佳途徑。成本控制的成功與否，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效益、職工的收入，與參加施工的每個人員都息息相關。

②項目施工過程中，通過成本核算將實際成本與目標成本對照找出偏差，為下一步的成本監控、成本糾偏提供依據。同時，通過成本核算，為施工生產、施工技術和企業經營提供可靠的成本報告和相關資料，促進項目改善管理，提高技術，降低成本。

3結束語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運輸市場將不斷探入發展，運輸企業在經營中面臨著嚴峻挑戰，如何在實際工作中提高經濟管理水平是我省各級公路部門都要積極面對并探索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彭春莉.淺談我國高速公路經濟管理[J].中國高新技術企業，2009，(24):30-31.

第6篇：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

【關鍵詞】真實盈余管理 實施動機 業績效應

在當前會計制度不斷完善和外部監督日益強化的背景下，應計盈余管理的操縱空間越來越小，相反，另一種以實際經營活動或交易為基礎的盈余管理方式――真實盈余管理，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企業采用。已有關于應計盈余管理的研究無法應對解決當前企業盈余管理方式變化所導致的新問題，因此，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重點轉向了研究真實盈余管理。本文嘗試對真實盈余管理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為未來研究發展提供部分借鑒。

一、真實盈余管理的概念

Schipper（1989）最早提出真實盈余管理的概念，他指出真實活動操縱反應了企業管理者的利益訴求應該被視為一種盈余管理，Roychowdhury（2006）提出真實盈余管理是企業管理者為達到股東要求的業績目標通過扭曲正常經營活動以達到股東要求的業績目標的一種活動，Zhao等（2011）與Roychowdhury（2006）的觀點不同，他不認為真實盈余管理是企業管理者為達到股東要求的業績目標通過扭曲正常經營活動以達到股東要求的業績目標的一種活動，而是通過犧牲公司長遠利益以實現當前的經營目標非正常經營活動。總的來說，我們將真實盈余管理界定為管理者通過構造真實交易活動或者控制交易活動發生的時點等方式來操控利潤的盈余管理活動。

二、真實盈余管理的實施動機

企業管理者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問題，根據現有文獻，我們發現主要包括以下動機：（1）通過資本市場獲利的動機。為更有利于企業成功實現IPO（首次公開發行上市）、增加新股或企業債券、避免虧損和退市風險以及滿足二級市場投資者利潤增加需求等，企業有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動機。Roychowdhury（2006）研究發現，上市企業管理者在面臨年度利潤為負時，會實施真實盈余管理以避免向社會公正一個虧損的會計報表，Cohen和Zarowin（2010）指出為滿足增發股票的條件，企業會采用各種方式實施真實盈余管理。國內學者研究觀點包括保證盈利的動機（張俊瑞等，2008）、規避虧損的動機（蔡春等，2012）、滿足增發股票條件的動機（李增福等，2012）及避稅動機（李增福等，2011）。（2）契約動機。契約對企業管理者行為施加了強有力的約束，促使管理者盡一切努力實現經濟契約中的約定事項，在這樣的激勵機制下，實施真實盈余管理就成為企業管理者的可能選擇。此外，企業管理層還可以通過真實盈余管理來展現企業具有更高的盈利水平和發展空間，提高其價值水平，從而獲得更低的融資成本。Roychowdhury（2006）的研究就證實了以上觀點，他發現債務率較高的企業存在更高的真實盈余管理傾向。（3）避稅動機。Zang（2012）發現企業會權衡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的成本并選擇其中之一或二者組合，對于稅率相對較高的企業而言，實施真實盈余管理以降低稅收的成本較大，因而企業會選擇成本相對更小的應計盈余管理。李增福等（2011）在中國上市企業中發現有確實存在部分基于應計盈余管理來避稅。（4）個人職業發展動機。Graham等（2005）發現個人職業發展也是促使企業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重要動機。Demers和Wang（2010）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層的年齡結構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發現越是年齡結構年輕化的管理層，其通過真實盈余管理以增加收入的動機就越強，因為這更有利于年輕管理層的未來職業的發展。

三、真實盈余管理的業績效應

真實盈余管理會對企業業績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學者研究其經濟后果最主要的內容。從現有研究內容來看，其影響效果可分為正向效果和負向效果兩類。Bens（2002）實證研究了股票期權中實施真實盈余管理對企業業績的影響，員工股權激勵會導致企業每股收益的稀釋，上市企業往往抽用專門資金用于股票的回購，實施員工股票期權激勵的公司為了避免每股收益的稀釋，將資金用于回購股票，從而降低資金使用效率，不利于企業未來業績。Xu和Taylor（2007）發現并不是所有真實盈余管理行為都會對業績造成負向影響，如果只是在股票回購中發生程度較小、頻率較低的真實盈余管理，就不會對企業未來業績產生影響。除了分析股票回購中真實盈余管理對業績的影響，還有學者研究股票增發中真實盈余管理對業績的影響。Cohen和Zarowin（2010）分析了在股票增發中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公司在增發完成的業績表現，根據他們的實證研究發現在股票增發完成前企業資產回報率存在大幅度增加的趨勢，而在增發完成后又存在下降的趨勢，正是真實盈余管理才導致業績在增發前后出現變化，他們還進一步發現真實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公司在增發后的業績表現越差，而且與采用應計盈余管理的企業相比，采用真實盈余管理的企業未來業績下降程度會更大。

四、總結

在當前會計制度不斷完善和外部監督日益強化的背景下，真實盈余管理已取代應計盈余管理成為企業實施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本文從真實盈余管理的概念、實施動機和業績效應三個方面對相關研究進行了歸納和梳理，發現雖然現有文獻對真實盈余管理做了大量研究，但在對真實盈余管理的識別問題的研究還比較少，由于真實盈余管理是以實際發生的交易為基礎，如何從真實事項中挖掘出企業管理者的“虛假”動機，是未來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內容。

參考文獻

[1]Schipper，mentar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Accounting Horizons，1989.

[2]Roychowdhury.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

[3]Zhao，Y.，Chen，K.，Zhang，Y.，Michael Davis. Takeover protection and managerial myopia：Evidence from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2.

[4]Cohen，D.，Dey，A.，Lys，T.The Sarbanes Oxley Act of 2002：Implications for Compensation Structure and Risk-Taking Incentives of CEO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2005.

[5]張俊瑞，李彬等.真實活動操控的盈余管理研究――基于保盈動機的經驗證據[J].數理統計與管理，2008（27）.

[6]蔡春，朱榮等.盈余管理方式選擇，行為隱形化與瀕死企業狀況改善――來自A股特別處理公司的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2012（9）.

[7]李增福，黃華林等.股票定向增發、盈余管理與公司的業績滑坡――基于應計項操控與真實活動操控方式下的研究[J].數理統計與管理，2012（31）.

第7篇：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

[關鍵詞]高職；頂崗實習；管理模式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4）11 ― 0163 ― 02

[收稿日期]2014 ― 10 ― 23

[作者簡介]高亮亮（1984―），女（錫伯族），遼寧鳳城人。助教，研究方向：高校學生管理。

一、概念界定

頂崗實習由來以久，但是現代意義上的頂崗實習是從2000年以后得到廣泛研究，我們所說的頂崗實習是《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2+1”教育模式，即在校學習兩年，第三年到專業相應對口的企業，帶薪實習6個月以上，然后由學校統一推薦就業。然而頂崗實習，在現實操作中為教學管理、學生管理帶來很大難題，如何選擇一種合適、高效的管理模式，如何有效實施頂崗實習管理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一）研究歷史

有關頂崗實習的研究從1975年開始，四平師范學院的老師在《為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做貢獻――數學系“頂崗”實習調查報告》中詳細在闡述了該院學生在在伊通縣如何“頂崗”實習，從文章標題可以看出頂崗實習在當時還是一個創新，頂崗實習還在摸索中進行。在1975至1989年間，有關“頂崗實習”的文獻30篇，“頂崗實習”被稱作“校外實習”、“模擬實習”、“代職頂崗實習”、“校外實習”、“生產實習”，研究內容多以頂崗實習模式探索，與傳統各行各業的實習的區別研究為主。從1990年開始，師范院校關于頂崗實習的研究較多，分別探討了師范專業頂崗實習的新途徑與模式，頂崗實習中的問題與對策，頂崗實習與傳統學科教學實習區別。與此同時，大中專院校教師關于頂崗實習的研究也正在展開，產學結合還是一個新鮮事物，較多的研究側重于學生實習的改革。[2005135《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提出關于職業院校的“2+1”教育模式，由此關于大中專院校頂崗實習的研究逐漸增多，不同專業都在探討頂崗實習模式，及頂崗實習中存在的問題和對策。

在各大院校大力實行頂崗實習的同時，學生在頂崗實習中的管理就成為一個不能逃避的問題，2007年開始，許多學者開始關注學生在校外頂崗實習的管理問題，同時也探討了不同專業頂崗實習管理的問題、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的研究、頂崗實習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對策等。

（二）研究現狀

頂崗實習是產學研教育教學機制下，校企合作、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表現途徑之一，所以在對頂崗實習管理模式進行研究時首先應該對國內外的相關理論進行研究。

1.國外相關研究

在查閱文獻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國外并沒有“頂崗實習”一詞，但是與我國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相似的教育教學模式，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經驗。

眾所周知德國的職業教育在全世界處于領先位置，德國職業教育的“雙元制” 管理模式比較有代表性。澳大利亞的TAFF模式對我國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也有借鑒意義，這一模式是建立“學習―工作―再學習―再工作”的多循環終身教育模式。美國的社區學院與我國高職教育也很相似，社區學院學費較低，學制短，學習時間靈活；專業設對口；人才培養與企業需求對接，實用性較強；學院和社區企業聯系密切，同時定期與企業一起舉行研討會，確保課程教學內容的針對性和時效性。

上述國家高等職業教育產學研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雖然有其各自的產生背景、存在條件與特點。

2.國內相關研究

對國內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國內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的發展進程，我國產學研合作教育開始于20世紀50、60年代，80年代開始引進國外的先進教育經驗進行職業教育改革，到2005年將工學結合、校企合作人才培養模式確立為我國職業教育改革的方向，經過多年的探索實踐，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關于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的研究是從2008年開始，分別探討了旅游類、高職園藝技術、軟件技術、酒店管理、自動化、藝術設計、藥學等專業的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研究范圍較為廣泛。學者們分別提出了適合各自院校的管理模式，比如“三層四共” 頂崗實習管理模式、“三點一線” 頂崗實習管理模式、“四體五段”頂崗實習管理模式、分散形頂崗實習管理模式、“校企聯動，雙師雙籍”頂崗實習管理模式，“2+1”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等。

三、研究成果

頂崗實習管理過程其實就是一個以管理為主的目標實現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院校都在尋找一個適合的模式，在文獻查閱過程中，雖然每個院校的模式都不完全相同，但大體上可以分以下幾類：

（一）根據學生頂崗實習地點，頂崗實習管理模式可以分為集中管理模式和分散管理模式。

趙節昌在《構建分散型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的探究》中針對分散形頂崗實習的特點他提出了相應的管理模式，首先，考察實習基地，校企共謀實習之策；其次，建立學院-系部二級實習管理保障體系；再次，探索科學的管理辦法：開好實習動員會，建立網絡管理平臺，做好每月一次的常規檢查；第四，建立考核新模式。王秀靜，馮美宇在《分散型頂崗實習信息化管理模式研究―基于“雙主體、三層次、多元化”的管理平臺設計》中建立了以學校、企業為主體，建立信息、實習指導和拓展訓練三層遞進的信息化管理平臺，頂崗實習崗位的“網絡化”選擇、制度的“規范化”執行、質量的“標準化”監控、成果的“資源化”共享、考核的“過程化”的頂崗實習管理模式。

甄鐵麗在《高職學生集中型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研究和探索》中提出成立企業專班，加強學生思想教育，校企合作共同探討雙向管理學生的集中型頂崗實習管理模式。

（二）根據頂崗實習管理主體，可分為雙主體管理模式和三主體管理模式

李忠華在《“雙主體”模式下高職院校頂崗實習管理創新研究》中認為，“雙主體”模式，是指“校企雙主體”合作辦學，通過學校與企業的真實合作，將企業的各種需求和用人標準引入到學校教育的各個環節，通過各種形式的工學結合的方式，由專業教師與技術專家或能工巧匠、學院與企業，共同完成課程標準，制定實訓基地建設、學生頂崗實習、專業人才培養等工作，從而使專業建設及人才培養與行業、企業的需求緊密結合，使培養的人才更好地適應行業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王晶在《高職旅游管理專業“分層次多方位”頂崗實習管理模式探索》提出了“分層次多方位”的雙主體管理模式，其中“多方位”是指校企共建、校企共育、校企共管、校企共評，即實習開始前與企業共同制定實習管理制度和實習方案，實習過程中與企業共同對學生進行培養與管理，實習結束后與企業共同對學生進行考核與評價的校企合作管理模式。王娟在《高職院校學生頂崗實習“校企雙主體”管理模式探討》中提出的“校企雙主體管理”是指學校與企業通過建立有效的實習機制，共同擔任學生頂崗實習的管理主體，發揮學校和企業頂崗實習“雙主體”的作用，相互配合共同管理頂崗實習學生。胡克偉等提出了“校企聯動，雙師雙籍”管理模式，其含義是指在學校與企業深層次合作的前提下，通過建立有效機制，在共建實訓基地的基礎上，由學校的職業導師和企業的職業導師相互配合共同管理頂崗實習學生。

蔡鳳，李鐵軍在《“政府參與，三方共管”的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的探索》中提出政府、學校、企業共同負責頂崗實習的具體組織、管理和實施，形成企業、學校、管委會三方共管的管理體系。孫標在《校企合作背景下的高職學生頂崗實習管理模式探索》中提出學校是學生頂崗實習的組織者，企業是學生頂崗實習的實施者，政府是學生頂崗實習的保障者的三主體的管理模式。

（三）其它模式

1“四體五段”

王亞明提出“四體五段”頂崗實習管理模式，其含義是根據系統工程理論，將頂崗實習管理的組織機構看作一個系統，而在這個整體中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即學校、企業、實習指導教師和學生。“五段”是動員培訓、組建機構、確定目標、編制工作計劃、考核評價。

2“周報、月查、季巡”

基于不同的管理媒介，程遠東、范仲勇都分別提出了“周報、月查、季巡”的頂崗實習管理模式。所謂“周報、月查、季巡”就是學生在單位頂崗實習中，至少每周必須上報一次實習情況；各班輔導員每月填寫檢查信息匯總表，同時將實習中所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措施建議及時上報系；學院教務處不定期檢查執行情況，并對存在的突出問題及時整改及解決。

3“1113”頂崗實習管理模式

陳顯剛等在《實施“點對面訂單式”教育 創新“1113”頂崗實習管理模式》中提出了“1113”頂崗實習管理模式，“1”分別是建立一個技術咨詢中心，一個專門實施頂崗實習的管理部門，建立一個“準員工”考核檔案；“3”是三個頂崗實習階段，集中培訓、分組工作、考核答辯階段。

綜上所述，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

1. 校企共管是所有頂崗實習管理模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現代的通訊工具成為頂崗實習管理中必備的媒介。

3. “雙導師”考核是頂崗實習考核必用的方式

4. 學者們提出的頂崗實習管理模式都具較強的理論基礎

四、存在問題

近些年來，國內學者關于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一些管理模式已經在一些高校中運行，但是仍存在一定問題：

1. 現階段研究大多從教學管理角度進行研究，較少從學生管理角度研究，忽視了輔導員在學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2. 缺少對學生個體的關注。多以實習整體存在的問題為研究對象并提出對策，更多的學者從宏觀上強調如何管理頂崗實習過程，卻很關注管理對象的問題。

3. 理論性較強。實地調查數據較少，多數學者是在整理文獻的基礎上提出理論。

4. 對管理模式實施后效果較少關注。學者們更多的在提出理論，但是理論在實施的過程中存在的細節問題及實施后的效果關注較少。

五、對策

在現有研究中還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對學生個體關注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應更多從學生的主體需要出發，探索出適合學生發展，便于教學管理和學生管理的頂崗實習管理模式。另外，對高職學生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的研究理論性較強，缺少實地調研，任課教師與輔導員應同時進行實地調研，只有到了學生實習環境才能發現問題及其存在的原因。第三，發揮輔導員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輔導員是學生大學期間最親密的老師，所以不僅是一個學生管理人員，更是最了解學生的知心人，因此在今后的管理模式研究中應該更多的挖掘輔導員的作用。

從現有關于高職院校學生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的研究成果來看，前人對高等職業院校學生頂崗實習管理的重要性及存在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分析、探討和研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學生頂崗實習中問題，使我們大致了解了研究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的意義及部分影響因素。

〔參 考 文 獻〕

〔1〕趙節昌. 構建分散型頂崗實習管理模式的探究〔J〕. 繼續教育研究，2010，（10）：173.

第8篇：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

【關鍵詞】實驗室；證書報告；信息化；管理系統

1、綜合管理實驗室對證書報告實施信息化管理的目的及意義

傳統的綜合管理實驗室主要是通過個人的執行力來保證校準檢測和證書報告的質量，這不僅效率低下，無法滿足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信息化的需求，更是難以達到實驗室評審的要求。對證書報告實行信息化管理，可以將實驗室員工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提高生產的信息化與自動化水平。證書報告信息化管理系統對實驗室各部門進行明確的角色分工與職責劃分，每個崗位都嚴格按照自己的任務要求進行分工協作，并對證書報告實施層層把關、多級審核，除此之外，還設立專門的人員對證書報告進行定期的質量抽查，對各個部門進行質量評審等等。總之，對綜合管理實驗室的證書報告實施信息化管理，最終目的還是要最大化的保證證書報告的質量，使其既滿足市場化的需求又符合實驗室的評審標準。

2、綜合管理實驗室的業務流程

在綜合管理實驗室內，最常見的無非就是器具樣品、器具設備、證書報告、標準規程等。在這個問題上，對實驗室的業務規程進行一番分析，很有必要。經過總結，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以下幾個“流”：

2.1物品。所有的器具樣品作為綜合管理實驗室測量的對象，都有一個收發測量返回的過程。簡單來說就是：收存交測接存發。具體來說，在從客戶手里接收到器具樣品之后，將其賦碼入庫，接著將隨樣品送檢單出庫的器具樣品轉交給專業部門，然后由專業部門根據指定的標準規程對器具樣品進行測量，在這一系列的任務完成之后，再由專業部門將器具樣品及證書報告交回到收發存庫，最后通知客戶取件。

2.2單據。一般來說，在業務流程中單據很多，比如下廠單、完工單、收費單、交接單、對賬單、抽樣單、報價單、任務單、委托單等等。典型的單據流程應該是：填單錄單審單任務下達測量過程費用產值單打印收費。

2.3測量數據。測量數據的過程如下：測量采集分析處理記錄存檔。對數據進行測量并根據測量結果下出結論，這是綜合管理實驗室證書報告的核心。一般來說，如果具有數字化接口的測量設備，這一過程可以得到簡化。

2.4證書報告。證書報告的流程應該如下：任務下達任務分配測量審批打印蓋章（印）發放領取。證書報告從收樣任務下達開始一直到客戶領取結束，一般測量過程比較嚴格。在測量過程中，必須使用有效的設備，然后依據特定的標準規程進行測量，經過一層一層的嚴格審核之后才能產生具有特定類型格式的證書報告。

2.5收款。收款的流程應該是：報價（預付款/轉賬）產值分配費用單（定期）結算開票。作為產值的一種真實體現，賬款還只是體現了綜合管理實驗室的業績水平，而單位的實際收益最終還要靠收費產值才能得以體現。

2.6監控。監控是確保證書報告質量的一項重要措施，它在測量過程中持續的時間比較長，從審單開始一直到完成證書報告之后甚至是以后的更長時間。監控的流程為：審單任務下達任務分配進度限制質量記錄審核審批（投訴）抽查質量評審。

3、綜合管理實驗室證書報告信息化管理系統模型設計

綜合管理實驗室的業務主要是來源于政府與市場，一般表現為監督（強檢）業務或者是委托業務，這兩種業務對校準檢測來說沒有太大影響，它只是會使其在類別形式，證書報告類型以及某些欄目方面存在細微差異。在對綜合管理實驗室的證書報告進行信息化管理系統設計時，我們可以將其設計為兩種模型，即業務模型與系統模型。

3.1業務模型。業務模型的整個業務鏈可以劃分為客戶、收發部室、專業檢測部室、財務部室、管理部室以及其它（如網站、Call Center）等幾個部分。首先，收發部室、證書報告與客戶的關系較為密切，工作也比較繁雜，比如簽訂委托協議、收取器具樣品、退還器具樣品、證書報告等等。委托單的來源也比較多元，有報價單、網上委托單、抽樣單等，在收取器具樣品時，還需要對器具樣品進行賦碼管理；其次，檢測部室會把任務和完成期限一并交給具有檢測資質的技術人員，由其對器具樣品進行測量之后制作出證書報告，審核員會對該報告的內容進行審核，然后由審批員對證書報告進行審批；其三，財務部室專門負責處理檢測部室送交的委托單，并收款銷單。收款的形式很多，有轉賬、現場繳費、定期結算等等；最后，管理部室主要進行證書報告質量的定期抽查、計算機系統的日常維護、存檔以及對客戶的投訴進行跟蹤處理，以保證證書報告的質量符合各種要求。

3.2系統模型。系統模型是對業務模型的反向操作。利用信息網絡技術，可以拓寬與客戶的溝通渠道，通過語音查詢、短信查詢、網上查詢等，讓客戶可以隨時隨地了解業務流程與進展，全天候的與綜合管理實驗室進行實時互動。該系統模型還支持分步退單操作，能夠更加方便的解決客戶在正常運轉過程中的修改或者是撤單需要。綜合管理實驗室的證書報告信息化管理系統模型采用的是三層的結構模式，即數據層、邏輯應用中間層、客戶端。一般情況下，我們習慣將這一系統模型劃分為兩種平臺，即以證書報告為核心的信息化管理平臺和以辦公、CRM、ERP等為代表的企業管理信息平臺，這兩個平臺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它們主要是通過接口套件或中間層來進行協同工作。

4、結語

綜合管理實驗室的證書報告是一個比較復雜而又抽象的概念，對其進行信息化管理，可以簡化工作別是檢校準檢測過程中的很多步驟和難題，實現自動化，對其中負責這些工作的工作人員也是一種解脫。對證書報告進行信息化管理同樣也是信息化時代的一種迫切要求，是適應時展的需要。本文從對綜合管理實驗室的進行信息化管理的目的及意義出發，探討了綜合管理實驗室進行信息化管理的業務流程以及其系統模型設計。合理的模型設計可以降低項目風險，使證書報告的信息化管理與實際的業務運作更好的協調發展。本文的闡述還不夠全面，可能還會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以后希望會有更多人對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參考文獻

[1]楊炳旺，李翔，朱崇全，華敏剛.綜合管理實驗室證書報告信息化管理系統模型設計[J].現代測量與實驗室管理，2006，14（2）：32-33.

[2]蒙碩.用Word宏和制作計量證書報告[J].中國計量，2010，9（4）：102-103.

第9篇：實驗室管理綜述范文

關鍵詞：零售商；壟斷勢力；抗衡力量；縱向控制

中圖分類號：F062．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9-0041-05

一、引 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零售業發生了巨大變革，大規模的連鎖店在西方發達國家普遍興起，從而導致了零售商規模的膨脹和零售業市場集中度的顯著提高。過去，生產商相對于零售商擁有完全的壟斷勢力（Monopoly Power）和談判能力（Bargaining Power）[注：這里需要區別“壟斷勢力（Monopoly Power）”和“談判能力（Bargaining Power）”兩個概念。“壟斷勢力”是企業能夠主導市場的顯著的市場勢力，壟斷勢力使得主導企業可以操縱價格或產量獲取顯著的超額利潤，或者可以發起合謀或采取排他（Posner，2001）。而“談判能力”則體現了締約雙方相對的長期機會成本的差異。例如，如果零售商A不再買生產商B的產品，則會導致A的利潤減少0．1%，而B的利潤減少10％，此時零售商A相對于生產商B具有更強的談判勢力（OECD秘書處）。在一般情況下，企業的“壟斷勢力”越強，則“談判能力”也越強，但兩個概念所強調的側重點不同，有時候兩者并不一致。]，零售商僅僅作為了生產商向消費者傳遞商品的中介物。而如今，零售商通過連鎖經營、并購擴張等策略使其壟斷勢力日趨明顯，導致零售商與生產商在產業鏈縱向關系中的地位發生置換。

基于零售商壟斷勢力的縱向關系主要有兩種，見表1所示。當生產商也擁有壟斷勢力時，零售商壟斷勢力相對于生產商來說就是一種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注：對于“Countervailing Power”，國內尚沒有統一的譯法。“Countervailing”的詞典釋義為“對抗、抵消”，筆者這里將“Countervailing Power”暫譯為“抗衡力量”。]；而對當生產商沒有壟斷勢力時，零售商擁有壟斷勢力后，他們會向零售商施加各種縱向控制(Vertical Control)手段。

零售商實施縱向控制手段的主要表現是：一些零售超市要求其生產商，如果商品想要進入超市，必須先交“進場費”、“贊助費”等一大筆所謂的通道費（SlottingAllowance）。據國際著名咨詢公司Deloitte & Touche 1990年估計，美國日常用品零售行業的通道費總計為每年大約90億美元。另一個估計則認為是大約160億美元。[1]

另一種常見的縱向控制手段是，某些大型超市要求生產商簽訂排他性協議，在其產品上貼上“某某超市專賣”的標簽。美國最大的玩具分銷商Toy R Us就要求生產商同意排他易條款，即生產商不能向其他玩具銷售商提供與Toy R Us相同的產品。此外，零售商還利用其壟斷勢力，要求生產商對商品的零售價格進行統一控制，以削弱零售市場的競爭，等等。

基于零售商壟斷勢力的縱向關系問題受到理論界的廣泛關注，并形成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以下就這兩種縱向關系的研究成果分別進行討論。

二、關于零售商抗衡力量的研究

過去，關于賣方勢力對于生產、價格和企業利潤的影響研究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對于買方勢力的影響卻關注較少。自20世紀40、5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大型零售組織的興起，一些經濟學者開始關注強勢零售商的形成對社會的影響。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加爾布雷斯假說”。1952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其著作《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一書中［注：之后，加爾布雷斯發表的論文（Galbraith，1954），對其書中“抗衡力量”的概念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提出了市場上交易雙方，當一方經濟力量強大時就形成了可以中和另一方壟斷勢力的“抗衡力量”。他認為抗衡力量的一個典型代表就是大規模零售組織的出現。通過實施抗衡力量，這些大型零售商能夠從生產商處獲得更低的批發價格，并且將這種成本的節約傳遞給消費者。因此，加爾布雷斯指出這些零售商通過實施抗衡力量，成為“單個消費者的代言人”[2]，對社會是有益的。

盡管加爾布雷斯的這本書在當時非常流行，但是關于抗衡力量的假說并沒有得到普遍支持。最核心的批評來自于 Stigler（1954）和Hunter（1958）。他們認為，加爾布雷斯并不能合理地解釋為什么零售商有動機替消費者節省成本。Stigler（1954）指出，加爾布雷斯的抗衡力量的觀點是假條，而不是理論，并通過經驗研究［注：聯邦貿易委員會（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發現，雜貨連鎖店和藥品零售店的銷售低價最多分別有1/15和1/10的原因是來自更低的進價。］反駁加爾布雷斯的觀點。此外，當生產商和零售商能夠簽訂兩部收費（Two-Part Tariff）合約時，此觀點顯得更加無力。例如，當雙邊壟斷（Bilateral Monopoly）的情況下，零售商和生產商能夠通過兩部收費獲得聯合利潤最大化。此時，無論談判勢力在兩者之間如何變化都不會對零售價格產生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大型零售商如沃爾瑪、家樂福等的興起，使得對抗衡力量假說的討論更為普遍。Stern 和 Weitz（1997）指出大型零售商主導地位的增強是商品分銷領域的一大革命[3]。von Ungern-Sternberg（1996）和Dobson 和 Waterson（1997）對于零售商的抗衡力量的福利影響進行了理論分析。[4］［5］［6]Dobson et al．（1999）對于最近幾年學術界關于零售勢力的研究進行了總結。[7]其中，Dobson 和 Waterson（1997）考慮一個壟斷性的生產商和多個對稱的寡頭零售商之間的關系。零售商由于地理位置、服務態度等不同形成零售服務的差異化。結果表明，如果寡頭零售商之間的服務具有很強的替代性，則零售價格隨著零售商數量的減少（即抗衡力量的增加）而下降，但是當零售商之間的服務差異化很大時，抗衡力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導致零售價格的下降。

Chen （2003）認為當零售商數量減少時，在位零售商不僅獲得相對于生產商的抗衡力量，也獲得相對于消費者的壟斷勢力。由于零售層面集中度增加導致的零售價格的變化反映了抗衡力量和壟斷勢力的聯合效應。他指出von Ungern-Sternberg（1996）和Dobson 和 Waterson（1997）很難使抗衡力量的效應分離出來。因此，Chen（2003）考慮了這樣的市場結構：上游一家生產商，下游有一家主導的零售商以及一些邊緣性的競爭者。基于兩部收費合約，抗衡力量模型化為主導零售商從生產商處獲得更低的批發價格或分享更多的利潤。他證明了主導零售商抗衡力量的增加的確能夠導致零售價格下降，但是原因不同于加爾布雷斯，且抗衡力量也不一定能夠提高社會福利。相反，更多的邊緣性零售商的出現對于抗衡力量導致的社會福利增加起到重要作用。[8]

除了對零售商抗衡力量的理論分析外，還有一些經驗性的研究成果。如Etgar（1976）通過經驗分析證明了分銷渠道中渠道成員的抗衡力量能夠消弱其他成員的壟斷勢力。[9]Cotterill（1986）用赫芬達爾指數（Herfindahl Index）衡量美國佛蒙特州（Vermont）的零售市場集中度，分析其與零售價格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零售價格隨著零售市場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加，從而否定了加爾布雷斯的抗衡力量假說。[10]

近年來，隨著我國零售企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國內學者對于零售商壟斷勢力的關注也逐漸增多，但大多偏重于基本概念和現象的介紹或者方法框架上的分析。馬龍龍，裴艷麗（2003）指出零售商的連鎖化、規模化和零售商為主導的供應鏈對于經濟效率與社會福利具有正面影響，但大型零售商濫用買方勢力侵害生產商和消費者利益，又對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造成損害。他們探討正確認識和評價零售商買方勢力的方法。吳緒亮（2005）在對買方集中和縱向限制行為分析的基礎上，針對我國零售業的反壟斷政策制定提出了一些建議。[11]

三、零售商向生產商實施縱向控制的研究

產業組織理論中關于縱向控制策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壟斷性的生產商向競爭性零售商實施的縱向控制。根據Rey和Vergé（2005）的分類，可以將縱向控制劃分為兩類，一類是關于交易雙方就交易價格或支付所達成的條款，如非線性收費（Non-Linear Pricing）、轉售價格維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簡寫為RPM）；一類是對交易某一方或雙方的權利進行限制的條款，如獨占交易（Exclusive Dealing）、獨占區域（Exclusive Territories）、搭售（Tying）[12]。產業組織理論中對于縱向控制策略的研究，主要考察這些策略實施的私人動機和激勵，以及對社會福利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零售業出現規模化、集中化的趨勢，零售商憑借壟斷勢力壓榨生產商的案例日益增多。一些學者開始關注零售商向生產商實施的縱向控制策略。Dobson et al．（2000）指出當零售商在產業鏈中具有更強的壟斷勢力時，最常見的縱向控制手段有：零售商向生產商收取通道費；與生產商簽訂排他性協議；零售商要求生產商對于零售價格進行限制；對關鍵投入品進行掠奪性購買等。同時，作者對各種縱向控制可能的福利效果進行總結。[13]

通道費是引起供銷之間矛盾的主要因素。學術界對通道費的福利效果一直爭論不休。從國外的文獻來看，對于通道費的市場效應的研究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是“效率改進效應”，如Kelly（1991）、Chu（1992）等。他們認為通道費的收取可以提高產業鏈的運作效率，具有產品質量信號顯示、提供生產商的產品研發水平等作用；[14］［15]二是“反競爭效應”，以Shaffer（1991）、MacAvoy（1997）為代表。他們認為通道費是零售商行使壟斷勢力的結果，它導致零售商或生產商層面競爭的削弱，也會產生排他效應，從而使社會福利下降。[16］［17]

Bloom, Gundlach 和 Cannon （2000）對通道費的兩種爭論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并通過對生產商、零售商的實地調查證明了現實中這兩種觀點都具有合理性。[18]最近的研究發現美國香煙市場通道費的收取導致零售價格降低，從而提高消費者剩余[19]。而Innes 和 Hamilton（2006）則研究了多產品市場中“通道費”的作用。他們建立了如下模型：上游有一家某一產品的壟斷企業和其他產品的競爭性的企業，下游是非完全競爭的零售商，且分析沒有通道費、非對稱的通道費以及對稱的通道費這三種情況，研究發現零售商通過向競爭性的生產商收取通道費，使得壟斷的生產商和零售商獲取一體化的壟斷利潤，因此具有反競爭性。

零售商向生產商要求簽訂排他易契約，是零售商發揮壟斷勢力的又一大方式。Comanor 和 Rey（2000）考慮了具有壟斷勢力的零售商與上游生產商簽訂排他性協議的問題。他構建了一個生產商―零售商模型，兩個層次都由主導企業和邊緣競爭者組成，有優勢地位的零售商通過與生產商簽訂獨占交易合約，排除潛在的零售競爭者。他證明了在此情況下，縱向控制對于消費者福利產生負面影響。[20]Dobson 和 Waterson（1996a）指出排他性的供給合約（Exclusive Supply Contracts）使零售商出售的產品與其競爭對手不同，從而避免了激烈的直接競爭。當品牌內競爭很激烈，零售范圍經濟性很低的情況下，這種合約可能對私人有利。然而，它降低了消費者的選擇，提高了最終產品價格，對社會是不利的。排他性的約束可能不是來自于一方的要求，也可能是雙方談判的共同利益。[21]Dobson 和 Waterson（1996b）檢驗了雙方實施排他易的動機。它包括使得影響聯合利潤的外部性內部化，限制直接的品牌內和品牌間競爭，從而避免了直接競爭和銷售的同質化。[22]

除了排他性合約外，擁有壟斷勢力的零售商還會要求生產商進行價格約束。Shaffer（1991）正式分析了在一個上游完全競爭下游雙寡頭壟斷的市場環境下，通道費和RPM的作用。假設生產商生產同質產品，他們為了獲得有限的貨架空間而展開競爭，零售商各自選擇從哪家生產商進貨，但又在零售價格上相互競爭。文章構建了空間差異模型，兩家零售商在市場的兩端，考慮消費者的交通成本。Shaffer（1991）表明：如果沒有通道費和RPM，則生產商之間的競爭將導致批發價格等于其邊際生產成本，生產商的利潤為零。為了緩和零售市場的競爭，也為了獲取貨架空間，生產商通常采取策略性的工具，如通道費和RPM。這兩種策略都具有反競爭效果，因為他們都提高了零售價格和零售商的利潤。與邊際成本批發定價相比，這兩種方式都使得社會福利減少了，而通道費情況下的零售價格和利潤要高于RPM。因此，通道費產生的社會總剩余比RPM還低。

Dobson和Waterson（1997b）研究了一種雙邊寡頭壟斷的連鎖關系（Interlocking Relationships），并證明了RPM的福利效應取決于上游和下游差異化的相對程度以及生產商和零售商的討價還價勢力。當生產商具有更強的討價還價勢力時，雙重加價問題更嚴重，所以在這種情況下RPM可能是有利于社會的。然而，這個結論還取決于對線性批發價格的限制。[6]Rey和Verge（2003）利用Dobson和Waterson（1997b）的雙邊寡頭壟斷的連鎖關系模型［注：雙邊寡頭壟斷模型是指上下游都是雙寡頭壟斷市場，即市場中分別有兩家寡頭壟斷企業。］，考慮了以下情況，即上游有兩家生產兩種產品的生產商，并通過下游兩個差異化的零售商（例如，服務的差異化、地理位置的差異化等）銷售他們的產品。[23]與Dobson和Waterson（1997b）不同的是，Rey和Verge（2003）允許生產商向兩家零售商提供兩部收費契約。分析表明，由于上下游企業之間都存在競爭，在兩部收費契約下，零售價格低于壟斷水平［注：Rey 和 Verge(2003)指出，如果上下游有一方是壟斷的（一個生產商通過差異化的零售商銷售產品或者是差異化的生產商通過一個共同的零售商銷售產品），則兩部收費能夠使零售價格等于壟斷價格水平。］。因此，生產商就有了實施RPM的動機。在RPM契約下，生產商將零售價格定在壟斷價格水平，批發價格等于邊際生產成本，并通過特許費獲得壟斷利潤。可見，RPM消除了品牌內和品牌間的競爭，使得企業獲得壟斷結果。[23]

國內對于強勢零售商與生產商之間的縱向關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市場策略的層面，缺乏嚴格的理論證明，僅有較少的研究從產業組織理論的角度考察這些縱向控制策略的福利效果。從研究對象來看，主要集中于對通道費的討論。汪浩（2006）運用一個雙重寡頭模型研究了連鎖超市通道費對市場參與各方的影響。他指出，通道費是大型連鎖零售企業資本化其市場力量的手段。這種策略一方面加強了大型連鎖超市的價格優勢，另一方面抬高了市場力量較弱的其他超市的進貨價格。[1]張贊、郁義鴻（2006）基于SCP－R分析框架，對零售商壟斷勢力下的通道費及其福利效應進行了分析。[24]

四、問題與展望

目前，關于零售商壟斷勢力下的縱向關系的理論研究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重視，研究視角和研究內容也越來越豐富。但仍存在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1．缺乏統一的經濟分析框架

通過對零售商壟斷勢力下的縱向關系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零售商壟斷勢力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目前尚沒有形成一致的結論。雖然許多學者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研究模型假設條件不同。但是影響結果的關鍵假設是什么？不同的假設會導致哪些可能的結果？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首先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經濟分析框架和社會福利評價基準。

2．零售商實施縱向控制的研究缺乏系統性

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關于零售商實施縱向控制策略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某一策略行為時，僅考慮一種縱向市場結構和一個關鍵假設，而忽略了縱向市場結構以及其他假設的變化對于策略行為均衡結果的影響； 第二，多針對一種策略進行分析評價，鮮有對多種策略的綜合研究，進而缺乏系統性和全面性。以上這些問題為未來更加深入的理論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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