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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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

【關鍵詞】“營改增” 交通運輸業 稅負增加

一、背景

我國自2012 年從上海開始，在部分行業部分地區進行“營改增”試點。具體稅率為：在現行增值稅17%和13%兩檔稅率的基礎上，新增11%和6%兩檔低稅率。“營改增”是結構性減稅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社會專業化分工，減輕企業稅負提高企業效益。但是，在試點過程中，出現了部分企業稅負增加的現象。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總隊對91家試點企業的抽樣調查結果，有超過40%的交通運輸企業一般納稅人稅負增加。這一現象引起了其他服務業企業對“營改增”推行前景的擔憂。

二、“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稅負的影響理論模型

“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稅負的影響分為兩種。第一，通過實施“營改增“可以實現實現進項抵扣，減少重復征稅，從而實現減稅，在此稱之為抵扣效應。第二，實行“營改增”的企業適用的稅率也會進行調整，稅率升高會增稅，反之會減稅，在此稱之為稅率增（減）效應。因此營改增對交通運輸業企業稅負的最終影響，取決于以上兩種效應的綜合結果，在此稱之為減稅凈效應=抵扣效應-稅率增（減）效應。

以下運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對稅稅率增（）稅效應和抵扣效應進行分析，以探究“營改增”使交通運輸業企業稅負增加的原因。

設某個交通運輸業企業的營業收入為R，“營改增”前適用的營業稅稅率為t0，則在“營改增“前，該企業應繳納的營業稅額為Rt0。“營改增”后，設該企業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t1，那么企業的增值稅銷項稅額為Rt1。設企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第i種外購商品的價格為Pi，其所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ti，則此企業的進項抵扣額為∑Piti，因此“營改增”后企業的稅負為（Rt1-∑Piti），稅負變化為Δt= Rt1-∑Piti-Rt0=R（t1-t0）-∑Piti ，其中R（t1-t0）就是稅率增（減）效應，-∑Piti是抵扣效應。

以下著重分析抵扣效應。為了體現產業分工的專業化水平和進項稅抵扣全鏈條的完整性，需要分析企業外購商品的總價格即中間投入①占總成本的比重以及外購商品中可進行進項稅抵扣的比重，因此引入進項平均稅率 ，使 ∑Pi=∑Piti，∑Pi為企業外購商品中可進行進項稅抵扣的商品總價格。設企業外購商品的總價格為P，則-∑Piti=-∑Pi=-P其中，表示外購商品總價格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比重。（①企業中間投入指企業生產經營中所消耗的外購物質產品和對外支付的服務費用之和）。因此Δt=Rt1-∑Piti-Rt0=R（t1-t0）-∑Piti=R（t1-t0）-P。

三、具體原因分析

（1）企業新適用的增值稅稅率t1過高。交通運輸業的營業稅稅率為3%，但實施“營改增”后交通運輸業一般納稅人適用11%的稅率，比較“營改增”政策實施前后，稅率提高了8%，幅度過大，稅率的增稅效應明顯。

（2）外購商品總價格中可實現進項稅抵扣的比重 較小。在增值稅抵扣全鏈條沒有打通的情況下，

（3）企業中間投入P的特殊性。交通運輸企業的中間投入具有特殊性，其所用的主要生產資料為汽車飛機輪船等，雖然當期購入設備進項稅額可以抵扣，但是這些設備使用壽命較長，一般不可能每年大批量購進，日常成本主要以維修費和燃料費為主，因此實際中可抵扣的金額有限，導致企業稅負增加。

四、建議

（1）建立健全財政補貼機制。在“營改增”政策實施的過渡期，對因稅改造成稅負增加的企業給予財政補貼，以彌補增值稅全鏈條打通前企業的進項抵扣不足和稅率提高帶來的損失。但是在實際實行中一定要落實，透明化運作，簡化行政手續，確保企業可以獲得補貼資金。

（2）調整增值稅稅率水平與結構。但從長遠來看，也應對增值稅稅率水平與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促進行業稅負的優化。不同行業的成本結構和中間投入的比率即特點上存在差異，交通運輸業的成本結構中有相當大的部分不能實現進項稅抵扣，同時其固定資產更新周期長，會導致實際中可抵扣的金額有限。但是，目前其適用11%的增值稅，相比原來的營業稅率大幅上升，為此，可以適當增加幾檔增值稅稅率，但也不能設置過多的稅率檔次，否則會給稅收的征收征管帶來困難。

（3）解決增值稅發票取得困難的問題。對企業財務部門人員進行專業化的培訓，結合“營改增”政策進行相應的稅務籌劃調整。做好企業增值稅發票的歸集和管理工作，盡量選擇可以開具專用增值稅發票的客戶。另外，為了解決開票據繁瑣的問題，可以采取集中采購分散適用的措施，例如企業為了取得燃油費的增值稅發票，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同意集中購買油卡，再發放給駕駛員使用。

（4）加快“營改增”的雙擴圍。雙擴圍一是從地域上，向全國擴圍。另一個擴圍是從行業上，將更多行業納入“營改增”的范圍，這有利于打通增值稅的全鏈條，增加進項抵扣效應，減輕企業稅負，同時可以促進行業的專業化分工和結構調整，實現“營改增”的最終目的。但在雙擴圍的同時要注意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區的特殊性，進行相應的調整，切勿簡單復制、一刀切。

第2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

總結我市年環保工作成果，為貫徹落實全省環保工作會議精神。安排布置今年任務，市政府召開這次會議。剛才，市政府懲辦獎勵了環保工作先進單位、先進個人；與各縣區政府簽訂了目標責任書；俊文同志作了工作演講，就我市環保工作進行了全面總結安排安排，完全贊同，請大家認真抓好落實。下面，再強調三點意見。

一、進一步提高認識

一）從宏觀環境看。

國內有兩大新聞最吸引人的眼球。一是南方的風沙，近期。為10年來最強，一直刮到日韓、臺灣，臺灣有媒體訕笑說：聞到故鄉泥土的芳香”二是西南大旱，連續200多天無雨，正全軍全民動員抗旱。究其原因，環境遭破壞，自然在報仇。

丹麥舉行的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去年底。各國吵成一團，美國授意國際能源機構(IEA發表統計，說中國已經在導致地球變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今年2月3日，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出“總動員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總理在政府工作演講》中談到去年節能領域的政策方針：打好節能減排攻堅戰和持久戰”并具體提出“今年要新增8000萬噸標準煤的節能能力”中央給予的信號是繼續高度重視節能、環保工作。這也是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集中體現，最重要的民生工程”

二）從我市情況看。

經濟發展最快的一年，2009年。也是環保事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工作主動性明顯增強。全市環保戰線的廣大干部職工，服務發展的意識日益強烈，環評審批效率切實提高，全年審批了323個建設項目，爭取各類環保資金2274萬元，為全市經濟發展注入了新活力。減排工作效果顯著。市GDP增長12.7%背景下，化學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排放量卻實現了連續三年“雙下降”超額完成省政府下達的減排任務，尤其是二氧化硫（SO2排放量提前一年達到十一五”控制目標。處置突發事件反應迅速。妥善處置了兩起跨省非法傾倒危險化學品的惡性事件，有力地維護了社會穩定。此，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懲處的先進單位和個人表示熱烈祝賀，向奮戰在環保戰線上的同志們表示親切的問候和誠摯的感謝！

污染物發生量不斷增加，但是當前我市環境維護工作存在問題還比較突出。一是減排壓力日益加大。隨著我市的大發展、大建設。將加重我市環境負荷。二是水污染依然較為嚴重。盡管已投入大量資金對宋湯河、渦河進行了綜合整治，沿岸景觀得到改善，但大多數坑塘沒有治理，渦河兩岸排污口還沒實施污水管網截流，生活污水直排渦河，嚴重污染我市水體，市民對此意見很大，這也不符合創建園林鄉村、文明鄉村的要求。三是環境平安隱患極大。渦河、惠濟河、小紅河等河流入境前匯集了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業污水，水質終年處于劣五類，近年來，因河南污水下泄引發我市多起跨區域水污染事故，同時，市一些企業環境維護意識不強，污染物超標排放的問題仍沒有得到完全解決，如三星化工噪音問題、瑞福祥食品有限公司污染問題。四是城鎮生活污染和農村環境問題日益凸顯。農村鄉鎮垃圾污染、規模化畜禽養殖業污染、農藥化肥的不科學使用造成的面源污染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垃圾焚燒試點工作的推進力度需要進一步加強。各級各部門要把環境維護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打造藍天碧水，建設美好家園，提高幸福水平。

二、突出工作重點

一）嚴把項目準入關。要正確處置環保與發展的關系。降低項目環評門檻。發改、經委、環保等各級相關部門要站在戰略的高度，上下聯動，密切配合，嚴把環保準入門檻，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重蹈“先污染、后治理”邊污染、邊治理”覆轍，堅決防止外地污染企業轉移到市，從源頭上遏制新的污染源，切實做到經濟建設與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實現近期發展與久遠發展相統一，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相統一。要認真貫徹執行《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重點抓好“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行業、重點流域區域開發規劃的環評，根據區域資源承載力和生態環境容量，對重點產業布局、發展規模、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等進行評估，提出優化調整建議，促進產業發展與資源環境維護相協調。對經濟效益好、環境污染少的好項目，要開設綠色通道，確保項目順利上馬；對高耗能、高排放以及產能過剩行業的項目，要從嚴把關；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明令淘汰、禁止建設的項目，堅決不批，以免貽害地方、貽害子孫。

二）加強環境綜合整治。一是抓好鄉村環境治理。建設、環保、安監、人社、技術監督、城管執法等有關部門。協同配合，盡快組織實施以控制城區煙塵污染、燃煤及粉塵污染、機動車尾氣排放等為重點的藍天工程”實施以飲用水源保護、污染治理和城區坑塘綜合整治為重點的碧水工程”綜合整治渦河、宋湯河、丁家坑等城區河流、坑塘，確保地表水環境質量達到水環境功能區劃要求；要加快城區道路改造步伐，加強鄉村道路的美化綠化，加強各居民小區的環境管理和綜合整治，努力改善人居環境和生活質量。二是加強農村環境維護。今年，國家拿出25億，省里拿出3.2億，實施“以獎促治”進一步擴大農村環境整治規模。各地要充分利用這項政策，積極組織開展項目申報，爭取更多的國家和省資金支持，解決農村更大范圍的環境問題。要大力實施農村清潔工程，總結和推廣垃圾焚燒試點經驗，所有中心鎮、建制鎮、擴權鎮今年要完成垃圾焚燒試點工作，逐步配套建設生活垃圾收集、轉運設施，爭取用3年左右時間，全市所有鄉鎮基本建成比較完善的垃圾收集、轉運和處置體系。同時，各地要強化規模化畜禽養殖業的環境監管，劃定禁養區，優化養殖業布局，力爭今年年底前全市規模化畜禽養殖場實現達標排放；結合新農村建設，逐步開展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積極探索建立農村環境衛生管理體制與環境污染治理長效機制，促進農村環境質量不時改善。

三）加強飲用水源保護。水是生命之源。人均占有量缺乏全國的1/4不到全省的一半，水資源匱乏已成為制約我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瓶頸。正在積極做規劃，爭取實施引水入亳工程。各級水務、建設、衛生、環保等部門要進一步強化飲用水源維護區分級管理，加大對飲用水源地周邊污染源的查處力度，確保飲用水源安全。繼續抓好淮河流域枯水期間的限產減排工作，加強水污染事故的預防和治理工作，切實保證人民群眾的飲用水平安。市環保局要從支持地方經濟發展、改善區域水環境質量動身，工業污染防治、污水處置設施建設、區域環境綜合治理等方面，及早謀劃和儲備項目，爭取列入“十二五”水污染防治規劃，獲得國家和省更多的支持。

三、確保實現目標

實施“十一五”環保規劃的決戰之年，去年。污染減排和淮河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實施這兩項硬任務，必需全部完成。各級政府務必高度重視，將實現“十一五”減排目標作為硬骨頭來啃，確保完成任務。

一）抓組織領導。做好環保工作。建立黨委統一領導、政府統籌實施、部門密切配合，一級抓一級，逐級抓落實的領導機制和工作格局，把環境維護目標納入目標管理責任制，不時完善環保目標考核制度。剛才，市政府與各縣區政府簽訂了今年減排目標責任書。希望回去后，盡快將目標任務分解落實到具體項目，明確到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加強督促檢查，盯緊抓牢，務求主動。要加強調度，對于不能按期建成的減排項目，要及時調整，確保不影響減排進度。市環保局等職能部門要加強對各市減排項目的督促檢查，每月對各縣區減排進度進行調度分析，及時向市政府演講。

二）抓資金投入。積極引導污染治理向社會化、市場化、專業化發展。運營主體社會化，運行管理市場化”新格局，加快污染防治進度。逐步提高財政支出的比重，把重大污染治理和生態建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要積極爭取國債資金和銀行貸款，加快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和重點污染項目治理。重點推進全市醫療廢物、垃圾處置場、污水處置廠等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依照“誰投資、誰受益”原則，積極吸引外資和社會資金參與治污設施的社會化運營。要突出抓好四個污水處置廠的管網建設和提標升級，積極爭取國家項目，加快鄉村污水管網和截污工程建設，提高運行負荷率，確保鄉村污水處置率65%以上，最大限度地發揮減排效益。

三）抓執法監督。環保部門作為全市環境維護的綜合管理和執法部門。不辱使命，進一步加大監督和執法力度，及時查處環境違法行為。對污染物排放不達標的單位，要責令限期整改；限期整改不到位的要停產治理。對建設項目未批先建的要強制停止建設；對偷排偷放、擅自閑置治理設施的企業和單位，要從嚴從重處置；對造成嚴重污染事故的單位，要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第3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

【關鍵詞】碳稅碳交易中國碳減排

【中圖分類號】F124

一、碳稅與碳交易的涵義及現狀

碳稅是指在能源排放中按每一單位碳含量比例所征收的稅。在嚴格控制碳排放的背景下，對于傳統的能源以碳的不同含量來分別征稅，以期達到延緩全球變暖速度的效果。碳稅機制下企業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則是碳排放的邊際成本與碳稅相等。從全球看來，美國、日本以及北歐各國等碳制度研究較早的國家都已陸續建立了旨在減少碳排放量的稅收制度，并且在一些碳稅制度較為完善的發達國家，其碳減排已經取得了相當成效。

在我國，國家發改委聯合財政部于2010年首次就碳稅問題作出專題報告，報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應該首先推出生產型而非消費型的碳稅模式，即應先向排放碳的企業征收暫不針對個人。該專題報告不僅提出了我國碳稅制度實施的基本框架，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碳稅征收的路線圖以及相關配套措施方面的建議。

碳交易是針對全球碳排放總量而采取的市場機制措施。1997年，《京都議定書》上決定將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可交易商品，先嚴格限定全球碳排放總額，企業可以在碳市場中交易許可證，許可證額度內允許排放溫室氣體。從而形成了排放權的交易，目的是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尋減排新路徑。《議定書》同時規定了三種靈活履行機制，分別是：發達國家適用的“聯合履行”（JI）、適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清潔發展機制”（CDM）、以及“排放限額交易”（ET）。

我國碳交易方面，實際參與的只有碳交易體系中的清潔發展機制。2011年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首次批準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湖北、廣東和深圳等七省市開展碳交易試點工作。其中，深圳市于2013年6月18日啟動全國首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為中國碳交易的實施拉開了序幕。

二、碳稅與碳交易的比較分析

（一）減排成本比較

1.碳稅：實施成本低，社會成本高

相比于碳交易機制來說，碳稅的實施成本較低。碳稅以各國現有的稅收法律為基礎，其實施方式即為增加一個稅種。各國現有的稅收制度非常完備，并且已經存在燃油稅、資源稅等各類針對能源的稅目，碳稅可以在此基礎上開征，不必重新設計一種新的制度體系以及配備相關的機構設施。這不僅降低了碳稅實施的成本，而且可以隨時征收，減少為構建新體系花費的時間。同時，碳稅計量較碳交易簡單，征收環節非常集中，可操作性強。

但是就社會成本而言，征收碳稅有著諸多弊端，例如增加產品成本、通貨膨脹率提升；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等。同時，很多人認為一旦征收碳稅，生產企業會將其稅負轉移到消費者身上，起不到以高稅率遏制碳排放的作用。因此，碳稅的推行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不僅影響國家經濟命脈的能源部門反對征收碳稅，消費產品的個人為避免稅負的轉移也不支持實行碳稅。所以，碳稅的征收不僅要考慮其實施有效程度，也要考慮社會成本，研究其會不會對健康的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2.碳交易：社會成本低，實施成本高

由于溫室效應是均勻分布在全球的負外部性，所以無論碳減排發生在哪里，其收益都完全一致。但是，鑒于各國經濟發達程度不同，各地的減排成本卻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碳交易核定的總排放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利用地域成本差異，使碳減排成本最小化，這無疑做到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兼顧。《京都議定書》中設計的三種靈活履行機制確保了在各類不同的情況下，其減排都以最低的成本發生。從微觀層面來看，碳額度的交易比較靈活，在核定碳排放額度預計不夠的情況下，企業既能選擇從自身方面提升創新水平，也能選擇到法定的碳交易市場購買需要的額度，多途徑的實現碳減排的目標。

但是，構架碳交易體系成本卻很高。創建一個完善的新型市場機制對于碳交易體系的順利運行必不可少。首先，使碳排放權變成可交易商品的量化工作不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世界各國碳排放的具體數據，為了保證真實性，也具有監測成本。第二，為了使碳排放權成為稀缺資源，強制保障措施必不可少，需要設立監管機構，制定嚴格的懲罰措施，產生保障成本。第三，碳市場運作后，為了監測不斷波動的碳價格也給交易雙方帶來額外的成本。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實際上實施碳交易的成本要遠高于理論成果，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二）減排效果比較

1.碳稅：減排效果不確定性高

理論上，碳稅的高低與實際碳減排效果呈現正相關關系，稅率越高，減排效果越出色，但就目前而言，兩者間沒有確定的數量關系，量化困難。也就是說，碳稅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可控性，無法確切的將碳排放降到警戒線以下。同時，隨著碳稅的不斷增加，其碳減排效果存在邊際遞減效應，然而其減排成本卻有邊際遞增的效應，到達一定程度之后，碳稅的征收可能會導致事倍功半的效果；另外，企業很可能將額外的碳稅稅負轉移給消費者，這使減排效果不可控性大大增加。

縱觀碳稅制度的實施國家，只有北歐國家由于經濟發達，法律完善而使其得以有效實施，剩余國家效果均不佳。所以學界有觀點認為，僅僅依賴單一的碳稅來實現我國核定的碳減排目標可操作性低，同時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

2.碳交易：減排效果不確定性低

碳交易措施最大的優點就在于減排效果有保障，并且可以事先預計與量化。碳交易設置全球總排放目標后，根據一系列因素將其分配至各國，國家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減排額，將其分配到地區，行業甚至微觀企業。通過利益的合理分配，碳排放份額不斷進行流轉，最終以市場來實現全球減排的目標。同時，輔以完善的監督機制有效管制各級排放主體的遵約狀況，保證減排的實施。

《議定書》參與國家承諾于2008～2012年間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減5.2%，這就為這些國家碳排放量設定了一個上限。根據世界銀行研究數據，在2005～2007年期間，碳交易體系使總的碳排放量降低了2%～5%，平均每年減少4 000萬噸～1億噸排放。同時，碳交易制度中的CDM和JI機制幫助了許多不發達參與國進行低碳工程的建設。碳交易措施的減排量是確定的，這對延緩氣候變化有很大幫助。

（三）未來前景比較

1.碳稅：靈活多變，但前景不足

對比碳交易制度，碳稅制度更加靈活多變。碳稅作為稅種的一部分，其核心控制權在各國政府稅務部門手中，稅務部門可根據對宏觀經濟的把握，隨之調整征稅范圍、稅率水平等。這樣可以使碳稅跟著經濟走，減少對經濟的影響，最大化提升其減排效果。

然而，額外開征碳稅對國民經濟的負面影響較大。碳稅的較早征收國荷蘭，經濟一度受到較大的沖擊。研究表明，若是在我國征收20元每噸的碳稅，會使我國GDP減少0.015%，就業減少0.008%，出口減少0.548%，而碳減排僅僅為2%左右，若是繼續提升標準，追求減排量的達標，碳稅會使普通能源的價格提高，企業可能會將額外稅負以價格形式轉移到消費者中，使人民利益受損，這對于我國的社會發展有著很不利的影響，因此，碳稅并不是一個可以作為長期國策的制度。

2.碳交易：體系僵化，但前景廣闊

碳交易的體系設計比較僵化。首先，減排基準量的確定不準確。由于各國經濟差異很大，其碳排放量也必然不同。根據減排基年判斷的減排基準量會有較大誤差，這可能導致某些國家配額過少，而另外一些國家配額溢出，從而出現浪費資源的情況。其次，制度的適應性與靈活性較差。與碳稅類似，最佳配額的確定與經濟發展情況有著非常重要的關系。受到視野的限制，未來狀況具有不可預見性，這使得政府僵硬的配額計劃趕不上經濟形勢變化，產生過少的分配導致高昂的成本，過多的分配導致浪費的情況，經濟效率的實現非常困難。

但是，目前碳交易市場的構建正在持續加速。對于碳排放交易體系的構建成為當前全球能源規劃中的重要部分。據統計，全球碳交易額2007年為630億美元，2008年1 263.5億美元，2009年1 140億美元，2010年達到1 200億美元。據世界銀行預測，截止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場總額將提升到3.5萬億美元，漲幅驚人。隨著交易額的迅速攀升，交易額最大的石油能源的市場地位很可能將被碳交易市場所取代，其前景十分廣闊。

三、相對減排目標下二者的兼容性分析

碳減排的目標被分為絕對與相對兩種。絕對減排目標，就是針對總量進行絕對的碳排放削減，同時嚴格監督以達到預期的減排效果。而相對減排目標則較為溫和，以碳減排與產出值等衡量因素構造相對比例，不以重大經濟損失為代價而達到相對減排效果。碳稅與碳交易在這兩種不同目標之下其效果也大不相同。相比于絕對減排目標，相對減排目標更加靈活具有彈性。但相對減排目標并不嚴格遵照減排總量，所以其減排效果具有相當的局限性。然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面對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雙重壓力，必須在其中尋找平衡點，所以中國選擇相對減排目標更符合現實需要。

相對減排目標的碳交易中，由于不是對總量進行絕對的碳排放削減，所以其減排目標有著動態性，不會出現超出限定排放的情形。同時，科技水平的上升會產生更多減排技術以促進減排。企業在碳稅制度下節約的排放額度，并不一定能有很廣闊的市場。另外，除了碳交易制度的影響，碳稅制度也能制約控制企業的碳排放。此時，碳稅和碳交易具有兼容性，雖然在相對減排目標下其兼容性并不是很強，但在完成低碳減排目標上具有較大的兼容并蓄作用，減排效果較好，這對于保持健康經濟下的碳減排有著積極影響。

結合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碳減排的實際經驗觀察后可以發現，對于不同類型的企業，碳稅和碳交易的具有各自的適用優勢。大中型排放主體由于其監督、交易等不同方面的成本均較大，從經濟效率考慮，推行碳交易比較合適。而小型微型的排放主體，由于其實施和監督成本較低，更適用于碳稅制度。從經驗中可以得出，當單個政策無法有效率的解決問題時，使用多層次的政策可以收到較好的效果，所以結合我國實際國情，在碳減排問題上，應將碳稅和碳交易在時間的跨度上結合使用。

四、我國減排之路的建議

中國在國際上公開承諾大力推行碳減排，以2020年為目標年，我國單位GDP碳排放將會降至2005基準年的40%-45%。作為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面臨著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重任務，如何選擇適合自身的減排之路、實現社會經濟低碳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本文認為短期內采用碳稅措施，將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完善作為一個長期規劃，是碳減排措施在中國實施的最佳選擇。

（一）短期采用碳稅措施

短期可以實行碳稅制度。減少碳排放有政府調控和市場調節兩種措施，分別對應碳稅和碳交易。而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我國政府具有最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可以在短期內運用行政力量鋪設好碳稅制度，以便于在2020年之前完成減排承諾。在短期內，碳稅的征收并不需要額外的資金支持，只需在我國原有稅收體系中進行針對性調整即可運行。但在長期內，由于目前中國稅負已經很高，稅收體制改革勢在必行，長期征收碳稅加重企業和居民的負擔，不具有可行性。同時，北歐、美國等發達國家十幾年征收碳稅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為我國碳稅制度的建設提供借鑒，例如確定碳稅的征收范圍，具有經濟效率的稅率設置，以及怎樣避免其對健康經濟發展的沖擊等。

在征收碳稅時，為了兼顧經濟增長的平穩發展，可采用稅收中性原則，即在征收碳稅的同時，減少其它稅收的稅率，最終保持稅額不變。或者將多出的稅收全部以政府支出形式補貼或者投資，保持政府儲蓄不變，采用這種形式，補貼的對象應該針對高碳行業、主動減排行業、居民。

（二）轉型期采用雙策并舉模式

有學者研究顯示，采用單一的碳稅制度可以于2020年使我國碳排放較基準年下降30.85%，明顯與我國承諾的40%～45%的減排目標有差距，需要采取進一步的減排措施。但是，不管是單一的碳稅制度還是單一的碳交易制度均無法讓我國取得合規滿意的效果。

通過上述的對比分析與兼容性分析，無疑結合實際國情，將碳稅和碳交易在時間的跨度上結合使用是一個較優的選擇。鑒于短期和長期所采取的政策差異很大，所以在二者交接的過渡時期內，可以采取改進的雙策并舉模式。這樣既可以在前期發揮碳稅靈活多變的優點，為碳減排的建設積累經驗，又可以為碳交易市場的建設提供資金與實踐，同時也可以接軌國際碳減排步伐，有助于建立我國碳減排大國的積極形象，此外也不損害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長期實行碳交易制度

中國作為聯合國CDM項目的最大實施方，卻只有CERs的一級市場，國際買家可以在中國市場上買入CERs在國際市場進行套利，這只會加大中國經濟與其它國家的差距，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在長期積極參與碳交易體系。

我國可以率先在高碳排放量的壟斷行業中試行碳交易制度，這有助于緩解經濟沖擊。由于我國中小企業吸收了90%以上的就業人數，所以在大型壟斷企業中試行碳交易制度對整體就業的影響相對較低。而大型企業雖然也受到一些影響，但其巨大的體量決定其對損失的容忍度較高，不會對企業的生存造成重大打擊。同時，壟斷企業資金豐富，人才眾多，能為國家碳減排目標提供強大的創新能力。碳交易制度給予企業較大的靈活度，相比于會造成經濟效率損失的碳稅，促進資源合理配置的碳交易制度無疑將經濟損失最小化。最后，我國不僅需要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場，而且要大力推動其國際化，爭取利益最大化。目前發達國家碳交易制度相對完善，我們需要緊跟世界能源革命，把握先機。根據《京都協議書》，發展中國家在目前的碳減排情況上具有相對優勢，這有助于我國抓住機會建立起屬于自己的碳交易體系。殊途同歸，無論是碳稅還是碳交易，其目標都是保證世界碳減排的實施，可以綜合采用兩種手段，達到維護全球氣候的目的。

主要參考文獻：

[1]許光.碳稅與碳交易在中國環境規制中的比較及運用[J].北方經濟，2011，（06）： 3-4.

[2]朱蘇榮.碳稅與碳交易的國際經驗和比較分析[J].金融發展評論，2012，（12） ： 71-75.

[3]石敏俊，袁永娜，周晟呂.碳減排政策：碳稅、碳交易還是二者兼之？[J].管理科學學報，2013，16（9） ： 9-17.

[4]鄭爽，竇勇.利用經濟手段應對氣候變化：碳稅與碳交易對比分析[J].中國能源，2013，35（10） ： 11-15.

第4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

地球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隨著人口不斷的增長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它的開發強度日益增強，不少地區已呈現資源枯竭和生境退化的趨勢，難以再承受下去來滿足人類的要求，因此,實施生態發展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就成為一項急迫的任務[1-3]。眾多的國際生態公約就是在這種背景條件下產生的，它們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導人們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安排和限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以維護子孫后代的利益。這些被稱為是法律旗幟的各種公約都不是單純由法學家們單獨完成的，必需要廣泛征詢涉及自然保護的專業人士的意見，總結自然保護第一線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們以及生產戰線上廣大公眾的經驗教訓，才可能制定這些涉及全社會利益的許多規定。本文就擬簡要地探討一下它們的意義和作用，以期我國能完善和健全有關自然保護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法律體系，來適應已踏入生態發展文明時代門檻的迫切要求。

1生物多樣性公約

生物多樣性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它既是生物之間以及與其生存環境之間復雜相互關系的體現，也是生物資源豐富多彩的標志。它是對自然界生態平衡基本規律的一個簡明科學概括，也是衡量生態發展是否合乎客觀規律的主要尺碼。一個區域保持得是否完整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以其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續利用是否合理來決定。因此，它的保護對象是全方位的，要從物種及其遺傳資源、生態系統和景觀多樣性各個方面著手。這個公約不僅闡述了防止物種滅絕和生態系統遭受破壞的問題，也強調要關注人類發展的目標和策略。它提出要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持續利用和利益公平分享三者密切結合來考慮工作，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實踐證明，缺乏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工作就難以持續下去。它要求各締約國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符合自己要求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和行動計劃，對生物多樣性的就地保護、遷地保護和離體保存作出全面的安排。“公約”經過多年的討論和多次的修改，1992年6月在巴西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簽署，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這說明世界人民終于認識了由于人類本身的管理失誤所造成的地球生境退化、資源枯竭所帶來的災難，決心采取共同行動制定有約束力的并起綜合作用的國際公約。現在，生物資源的保護和合理利用已成為各個國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可以看出，”公約并不是一紙空文，但與其說是一次性產物，不如把它看為一個長期的過程，因為許多問題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例如1.如何做好野生物種種群和被傳統農業與本地人民廣泛應用的物種及其變異的就地保護和遷地保護問題，2.發達國家如何落實支援發展中國家保護和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責任；3.如何通過技術轉讓和交流實施生物多樣性有效保護和持續利用的戰略；4.生物資源利用者如何落實酬報各地從事保護工作者和提供傳統利用知識人們的責任。這些問題雖經多次討論，但不易取得協議。

我國于1993年1月7日作為第7個國家正式批準加入“公約”，由環境保護部牽頭組成國家履約協調組，統一規劃各項工作，下設辦公室負責日常事務，可見國家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視和認真態度。許多學術單位建立了生物多樣性委員會、研究機構來規劃研究和宣教事宜；還出現了非政府組織“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綠色發展基金會”，它組織社會各界人士和廣大公眾協助政府有關部門開展工作。10多年來完成了大量工作，除了按“公約”規定完成必需做的基本項目，例如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研究報告、中國生物多樣性數據庫外，還出版了系列叢書和許多研究報告。建立了許多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護、遷地保護和離體保存實體。主要經驗有下列三點：1.保護和發展必需密切結合，利益公平分享是關鍵；2.統一協調分散管理的方針是正確的，但需要進一步完善；3.基礎性和綜合性研究不斷加強，才能不斷向前發展。在2010年國際生物多樣性年期間，國家頒布了新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和行動計劃（2011－2030），”明確今后20年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目標、任務和保障措施，并將之看為是維護生態安全和糧食安全保障的大事。因為，當前資源過度利用、工程建設與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問題并未解決，生物多樣性受威脅的狀態一時難以解除。它要求完善相關政策和法律基本體系，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國家和地方計劃；開展重點區域生物多樣性調查研究，評估、監測、人才培訓和能力建設，加強就地保護、遷地保護和離體保存，例如保護區、動物園、植物園和種質基因庫的建設和完善，把保護和發展密切結合；重視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防止外來入侵物種的蔓延和完善，完善群眾參與和深化國際合作等方面工作[4-8]。

2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

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是關于改變了遺傳性質的活有機體跨境轉移的一個協議，它旨在充分確保它們的轉移、處理和使用。它的文本由生物多樣性締約國會議來討論和確定，已有100個以上締約國批準，于2003年9月11日正式生效。所以，可以說，它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一個議定書。文本中詳細論述了安全轉移、處理和使用憑借現在生物技術所獲得的可能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持續利用產生不利影響的改變了遺傳性質的活有機體的保護措施，同時顧及對人類健康所構成的風險。這意味著，已改變了遺傳性質的活有機體從一個國家跨境轉移必需符合議定書的規定，出口者必需提供充足資料使進口者能做出知情決定，確保所有貨運有議定書要求的文件記錄，即使進口者不是締約國也要按議定書要求辦理。我國于2005年4月27日批準了議定書，顯示我國在執行國際條約和加強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承諾，并大大增強該議定書的份量。同時，制定了中國國家生物安全框架，對國家生物安全管理政策體系、法規體系、轉基因活有機體及其產品風險評估和管理技術準則、生物安全管理國家能力建設作了具體規定和說明。

3拉姆薩爾濕地公約

濕地是指內陸和海岸地帶水深6m以下的水域、沼澤和草甸地帶。這些地區是調節水分循環、維護水禽和水生生物生存的重要棲息地，具有巨大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價值，但是長期以來，人們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一點。隨著經濟的發展，大片濕地被改變為農地、養殖場甚至城鎮，導致許多物種消失，常出現一雨便成災的可怕事件，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此，原亞洲濕地局、國際水禽與濕地研究局、美洲濕地局三個濕地組織合并為濕地國際，并在濕地公約的制定和技術支持中發揮了中堅作用，大大促進世界范圍主要地區濕地和濕地物種現狀的評估和研究，加強與政府和當地社區的合作方面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濕地公約于1971年2月2日在伊朗的拉姆薩爾簽訂，所以常稱為拉姆薩爾濕地公約。它通過傳播信息資料、提高公眾意識、開展培訓活動和在各地建立濕地管理項目、支持和促進區域和各國濕地保護和濕地資源持續利用和行動計劃的制定等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各國凡是在生態學、生物學、湖沼學和水文學上具有國際意義的濕地都可申請加入濕地公約所建立的國際濕地名錄，加入國際濕地名錄的濕地應建立保護區，加強對物種和棲息地的管理，管理好者可得到相應的獎勵；反之會受到批評。中國加入濕地公約會后，認真履行締約國的義務和責任，為了適應濕地保護形勢發展的需要，調動全社會的力量投入濕地保護，1994年9月由林業部牽頭聯合17個部委制定一個廣泛參與、切實可行、符合國際規范的“中國濕地保護行動計劃”，確定了中國濕地保護和合理利用的目標、內容、優先領域和項目，使之走上了規范化、制度化、科學化的軌道，以確保采取協調一致的行動，進一步推動中國濕地保護事業的發展。許多科教部門建立了濕地研究中心，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眾多的專著和研究論文和報告[10]。迄今，我國已有37個濕地保護區分五批加入了國際濕地名錄，并開展大量保護和持續利用的工作。#p#分頁標題#e#

4世界遺產公約

世界遺產是指具有世界價值的獨一元二的自然和文化區域以及許多非物質的文化和精神遺產，是各個國家精華中的精華。作為具有世界價值的自然和文化區域可從以下列幾點來判斷：(1)表征地球進化歷史的主要階段的典型代表或獨特的地理景觀類型；(2)表征具有重要意義的不斷進化的生態過程或生物進化和人與環境相互影響的典型事例和杰出的代表；(3)具有極為特殊的自然風光和文化特色的區域；(4)具有世界價值的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區域或眾多受威脅物種的棲息地。符合四個標準之一的區域可申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包括自然遺產、文化遺產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三類）。世界遺產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和拉姆薩爾濕地公約三者被認為是國際保護生境（棲息地）的三大公約。世界遺產公約是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通過制定，1978年正式生效。這說明大多數國家都認識到有責任來保護那些具有特殊價值的自然和文化區域，把它們看為是人類遺產的一部分。這是第一個認可和保護文化景點的國際法律條約，它把傳統的文化生活方式和自然資源管理體系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系，拓寬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相互關系的思維，并制定協同計劃來保護它們[11-14]。

隨著我國經濟多年的持續增長，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也在不斷提高，并深深體會到自然與現代化共存、經濟建設和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保護共存的偉大目標是實施可持續戰略和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這樣，加入和認真實施世界遺產公約，建立比較完善的世界遺產地系統，就成為政府的一項必不可少的任務。許多省市建立了申報世界遺產辦公室，促進自然保護、文化組織和文物系統各方面的專家認真考慮，提出具體的計劃和方案。截至2010年底，我國已有自然遺產地8處、文化遺產地25處、自然與文化雙遺產4處，還有文化景觀3處，總共40處。現在打算申報的區域還有100多處，估計每年只有自然和文化遺產各1處獲得批準。但是，人們已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不是為申報而申報，而是決心通過完善管理，爭取支持，使之更加壯大，以適應社會、文化、經濟迅速發展的要求，那時申報將是水到渠成之事。主管自然和文化遺產工作的分別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

值得指出的是，有悠久歷史的全球農業系統，是人類長期生存和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既有自然的成分，也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一部分。但是，人們在發掘自然和文化遺產保護時，卻忽略了這個方面，以致傳統的農業耕作制度及其豐富多彩的傳統優良品種的基因多樣性在現代化過程中大量流失。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及時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于2003年建立了“世界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系統中心”，旨在開展全球重要文化遺產項目的申報工作，以期建立一個全球共識的持續發展的動態系統，彌補了不足之處。我國浙田縣的稻魚共生系統被列為全球第一批五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之一。其實，我國還有許多項目符合其標準，需要大力發掘、繼承和發揚[15-18]。

5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野生動、植物的保護與持續利用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只注意保護，不允許任何利用是不科學的，必然是行不通的；當然，過度的利用，不注意保護必然導致破壞。這個公約的目的就在于監測商業開發的主要物種，對一些已陷入受威脅狀態的物種，通過貿易限制達到保護與合理利用的要求。這個公約1973年3月于美國華盛頓簽訂，1975年7月正式生效。它把控制貿易的物種劃分為三類作為其附錄，附錄1是指那些受到和可能受到貿易影響而有滅絕危險的物種。這些物種的對外貿易必需獲得出口國科研機構認可，管理機構發放出口許可證，進口國也確認是如此才能進行；進口國將之再出口也照此辦理。附錄2是指那些目前雖未瀕臨滅絕，但如對其貿易不嚴加管理，以防止不利其生存的利用，就可以變成有滅絕危險的物種。這些物種也必需得到出口國家科研機構的認可，管理機構發放出口許可證才能進行出口貿易。附錄3是任何一個締約國認為屬其管轄范圍內應進行控制開發利用，而需要其它締約國合作管理貿易的那些物種；它們的出口貿易同樣需要出口國管理機構發放出口許可證才能進行。前兩類物種需經全體締約國大會討論通過，后一類物種只需各締約國自己認定，報公約秘書處備案即可。附錄中所列的物種是重點管理對象，但它們的地位不是永遠不變的，而是要隨其種群傳播和消長而有所調整，所以需要對它們進行長期的研究和監測。這樣，每一個締約國都要建立專門的科學委員會和進出口管理辦公室來負責專司其事。前者負責研究確認各個種的基本情況，提出處理的意見；后者即專司具體管理業務，發放出口許可證。可以看出，這個公約不是要禁止野生動植物包括瀕危物種及其衍生物的貿易，而是制定各種措施保證可持續貿易，不引起它們走向滅絕；目前，它已建立一個世界性的控制野生瀕危物種及其衍生物的國際貿易系統，為物種的保護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80年12月25日，我國提交參加“公約”的交存書，1981年4月“公約”對我國正式生效，1982年正式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瀕危物種進出口管辦公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瀕危種科學委員會”，分別掛靠在國家林業局和中國科學院內，開展有效的研究和管理，成果壘壘。看來，大力培養熟悉“公約”的科研和管理人員，進一步弄清和宣傳“公約”各條款的實質內容，加強對瀕危野生物種的研究，提供其消長規律和具體情況，監測貿易現狀，編制控制貿易的物種名錄及其識別手冊和圖譜，制定合理開發利用的指標，提高進出口管理水平，防止過度開拓而造成物種滅絕應是一項長期的任務[19-20]。

6遷徙物種公約

物種的生存和分布不受邊界的限制，特別是遷徙物種的生活周期可能遍歷多個國家，但各國的保護和管理水平不盡相同，難免會遭受獵殺，因此必需通過國家政府間的共同努力來加以保護，既要保護物種本身，也要保護其棲息地。保護區在這些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這個公約于1979年簽訂，1983年正式生效，100多個國家參與并共同關注這些獨特物種種群的保護，效果明顯。我國簽署這個公約以后，許多保護區承擔了這些遷徙物種的保護，無論在科研監測和合理利用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例如，山東長島保護區累計環志各種候鳥128種21萬多只，其中猛禽22種6萬多只，占全國猛禽環志總量80%以上；回收國內外環志鳥231只，最長回收為8年，為鳥類遷徙規律與科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成績明顯[21]。由于“公約”所關注的物種獨特，沒有任何公約能代替其作用，實際上，它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必要的補充和起具體的輔助作用。#p#分頁標題#e#

7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這個公約是全球許多國家的政府為解決地球氣候潛在變化可能引起的眾多問題而聯手進行的一項努力。它的一個重要概念在于集體執行“公約”所制定的各項規定。它于1992年5月9日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獲得通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我國于1993年1月批準了這個公約，是最早的10個締約方之一。“公約”要求所有締約方在農業、林業等相關部門注意減少和防止人為引起的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開發、應用和推廣；開展技術轉讓等各種合作，促進可持續發展，保護和增強所有溫室氣體的吸收匯和儲存庫，例如不同類型的保護區等；在適應氣候變化的情況下，制定水資源保護和合理利用、綜合農業的發展、關注受干旱、荒漠化和洪澇影響地區的保護和恢復工作；在可行的范圍內，將氣候變化納入相應的社會、經濟和環境的政策和行動，并采取適當的方法盡可能降低氣候變化對經濟、公共健康和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在京都議定書中為發達國家規定了有法律約束力的量化減排指標，使其CO2、CH4等6種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年減排至少5%；同時，確定了“共同實施”、“清潔發展機制和”排放貿易“三種境外減排的靈活機制，使發達國家可以通過這三種機制在境外取得減排限排的抵消額，從而以較低成本實現減排限排目標，緩解其國內減排限排壓力。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是其義務的核心內容，要求采用由締約方大會制定的可比方法編制人為引起的各種溫室氣體的源排放和匯清除的國家清單，發達國家必須為其提供相應的資金。但是，要真正的具體落實十分困難，許多會議都是在討論這些問題的具體化，但都不能取得共識，需要更耐心地通過深入分拆，實事求是協調和合作共事地去解決。可以看出，制定減排限排溫室氣體目標是一個重要方面，而確定不同區域生物多樣性保護、恢復和人工營造的方法來固碳的目標也是不能忽略的，兩者是相互相成的[22]。

8防治荒漠化公約

第5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

關鍵詞：政府補助；環境質量；環境治理投資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9—0050—04

從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造低碳經濟》以來，以降低碳排放為焦點的改革措施不斷涌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是人類生產、生活的負外部性之一，而以改善人類生存環境為目的的節能減排活動具有公益性，因此對政府高度依賴。政府設置強制性減排目標，推動了碳排放交易的開展。在制定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的同時，政府運用預算內資金、補助等形式對環境治理進行補助。但政府環保補助是否能夠幫助實現環境質量的改進，理論和現實往往不一致，本文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檢驗政府環保補助與環境質量改進的相關性，并結合不同地區及不同環境治理投資渠道的數據進行考量。

一、政府補助與環境質量改進相關性的綜述

低碳經濟背景下，基于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國情，我國政府如何有效發揮社會職能，推動節能減排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統一成為學者研究的焦點。曹愛紅等結合低碳發展中的政企關系，建立了政府部門激勵與不激勵、企業實施（節能減排措施）與不實施、政府部門懲罰與不懲罰的兩方三階段動態博弈模型，結果表明，政府通過各種激勵措施促進企業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投入，對排污超標企業進行處罰有助于推動企業提高節能減排的主動性，應借助調整能源消費結構及技術創新，提升企業節能減排的能力與效率，進而提高政府信用與社會福利水平。政府補助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由于政府財政資源有限性與政府職能多樣性的矛盾，加大政府補助的效能，以期滿足盡可能多的利益訴求是決策層與學者關注的焦點。田立和張倩以“干中學”理論和庇古理論為基礎，從減排投入的外部性著手，以社會邊際收益等于社會邊際成本的帕累托最優狀態為目標，論證政府補貼對企業節能減排的必要性。董竹和張云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和脈沖響應函數對環境治理投資與環境質量相關關系的研究發現，二者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他們從國家層面展開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環境治理投資的整體效應，但忽視了不同省市與不同投資渠道的異質性。本文將充分考量數據權威性以及投資渠道與省市的異質性，重點檢驗政府補助與環境質量的相關性。

二、政府環保補助與環境質量改進關系的實證檢驗

選取《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2003—2010年31個省（市、區）工業廢氣排放、工業增加值、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等相關數據作為樣本，研究政府環保補助與環境質量改進的相關性。工業廢氣排放強度，即每億元工業增加值所排放的工業廢氣數量，用其相反數代表環境質量。工業污染治理投資主要來源于政府補助（SUBSIDY）、銀行貸款（LOAN）和企業自籌資金（FIRMSELF）。鑒于統計口徑的差異，針對2006年之前的數據樣本，用國家預算內資金與環保專項資金之和代表政府環保補助，用國內貸款表示銀行貸款，將其他資金中扣除國內貸款的部分作為企業自籌；針對2006年之后的數據樣本，用排污費補助和政府其他補助之和代表政府環保補助，在企業自籌中扣除銀行貸款代表來源于企業利潤留存或其他企業自主的污染治理投資。

本文選用固定效應模型對全國31個省（市、區）政府環保補助對環境質量改進的平均效應及個體影響進行分析，鑒于環境治理投資效益顯現的滯后性，選取政府環保補助的一階滯后項作為自變量，為避免自回歸并在一定程度上剔除其他因素的影響，在模型中添加了因變量的滯后項AR（1），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看出，政府環保補助與環境質量改進存在負相關關系，即政府補助在有效推動環境質量改進上呈現明顯的不平衡性，一定程度上背離了政府投入的初衷。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政府評估機構與排污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制約了政府環保補助效能的發揮。企業作為理性經濟人，追求利潤最大化。為促進企業開展節能減排，政府會相應出臺一定的節能減排激勵措施。而部分企業卻通過虛構排污事項，人為夸大節能減排成本，導致政府在選擇補助對象時，出現“劣幣逐良幣”現象，即減排需求最迫切的企業反而未能及時獲取政府補助。在補助發放之后，由于資金使用的信息披露機制及監管機制的缺位，獲取政府補助的企業可能將補助金額用于投資收益更高的項目，導致政府補助未能促進環境質量的改善。

第二，有的尋租行為降低了政府補助的功效。由于政府資金的稀缺性，政府在選擇補助對象過程中存在尋租傾向，權力租金加重了企業節能減排的成本，致使政府補助未能實現改善環境質量的初衷。

第三，從機會成本的角度看，雖然已經實施的政府補助未能有效改善環境質量，但若政府不施行補助政策，環境質量的惡化可能更加迅速。此外，AR（1）估計系數顯著，反映了環境質量自我實現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環境治理投資效益的滯后性特征。

表2描述了我國31個省（市、區）政府環保補助功效的差異，大致可歸納為兩類：第一，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蘇等經濟發達省（市、區）政府環保補助對環境質量的改進效應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主要歸因于上述省份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財力較雄厚，地方政府重視節能減排，對節能減排的補助力度較大。并在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優化方面注重環保因素。第二，貴州、寧夏、青海、廣西、陜西、內蒙古等省（市、區）政府環保補助對環境質量的改進效應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取決于上述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這些省份經濟發展相對落后，擴大工業規模并滿足當地居民基本的生產與生活需要是這些地區現階段經濟發展的核心目標。因此，這些地區政府環保補助的改進效應較弱。

三、政府環保補助與其他環保投資績效的比較

為進一步考察政府環保補助對環境質量改進的影響，本文將政府環保補助與其他投資的績效進行比較。目前，我國環境治理投資主要有三個來源，即政府補助、銀行貸款和企業自籌資金。對政府補助改進效應的檢驗表明，政府環保補助對推動環境質量改善的功效不大。而銀行貸款及企業自籌資金能否推動環境質量改進？政府補助與銀行貸款、企業自籌資金治理效率差異的根源在哪？通過構建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3結果表明，銀行貸款與環境質量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且貢獻度的絕對值與政府補助接近；企業自籌資金與環境質量呈現相對較弱的負相關關系，但不顯著；AR（1）與環境質量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印證了環境質量一定程度的自我實現特征。可以從操作流程、資金成本以及監督懲罰機制三個層面理解政府補助環境治理效率為何低于銀行貸款與企業自籌資金。第一，在操作流程層面，與企業自籌資金相比，政府補助和銀行貸款在選擇補助對象的過程中，均存在信息不對稱和尋租行為，政府部門更容易出現尋租行為。第二，在資金成本層面，企業自籌資金的機會成本和銀行貸款的利息提高了補助對象更新技術與設備、改善能源消費結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利于環境質量的提高。政府補助的零成本容易引發補助對象的惰性及依賴性，不利于節能減排活動的開展。第三，在監督懲罰機制層面，會計準則及企業的盈利性沖動形成了自籌資金使用的監管機制。銀行相對完善的信貸準則以及客戶信息數據庫，基本能夠實現對補助對象道德風險的監督，通過信貸配給等具體措施對未能按照協議節能減排的補助企業進行處罰。比較而言，政府補助行為具有明顯的“一次性”特征，對補助資金的運用缺乏有效的監瞀與懲罰。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政府環保補助與環境質量之間相關關系的實證檢驗表明，政府補助在有效推動環境質量的改進上還存在一些問題，而不同省份由于其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狀況以及地方政府對節能減排活動重視程度的不同，其政府補助的環境治理效率呈現不同的特征。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蘇等省政府補助對環境質量的改進效率高于全國平均效率，而貴州、寧夏、青海、廣西、陜西、內蒙古等省政府補助對環境質量的改進效率較低。

第6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

在能源和環境容量約束嚴峻的背景下，既要保持經濟增長，還要推進低碳經濟轉型和不斷提高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程度，是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課題。但是，在碳減排意義上如何理解和界定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的內涵？如何考慮歷史累積碳排放責任與碳強度減排策略的關系？如何對一經濟體的碳排放責任和碳減排努力作出更為合理的評價？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

因此，研究中既需要考察一經濟體當前絕對碳減排量，也同時考慮經濟發展要求、歷史累積碳排放和實際作出的累積碳減排努力程度，進行綜合評價和分析判斷，在下一階段國際碳減排磋商談判和實際碳減排決策中，有助于理性把握各經濟體實際碳減排努力程度和可能承諾，進行有效決策。

一、碳減排和環境產出

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要求納入環境產出因素，建立社會“環境―經濟”復合社會產出目標。假設社會產出包括經濟生產和環境生產兩個方面，兩者之間存在替代關系，但又具有某種聯合生產和范圍經濟特性[1]。其中，在本研究中，經濟產出以一經濟體GDP總量，環境產出以碳減排量（根據相對2005年基期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降低45%的相對減排目標，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基準參照強度，進行絕對減排量的換算，參考表1中計算公式）進行度量。借鑒生產可能性的概念，可知：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通過技術進步或提高技術效率實現同時提高經濟產出和改善環境的社會生產調整路徑。從碳減排意義上來說，也就是兼顧實現經濟發展和碳減排的環境友好型調整路徑。

在主流環境經濟學理論中，通常把污染排放（包括碳排放）視為經濟發展的外部性效應或負的非期望產出（undesirable output），然后，將其導致的社會負收益或正成本通過內部化而納入經濟分析框架，用以研究環境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方式與調整過程。在采用DEA方法進行環境績效和效率評價時，該理論假設隱含設定負的非期望環境產出具有弱處置性，降低非期望產出，就需要減少正期望產出，不能滿足DEA模型產出最大化的要求，因而一般將求解目標調整為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為方便研究，對負期望產出的處理方法主要有負產出法、線性數據轉換法和非線性數據轉換法[2]。

根據IPCC定義，碳排放是7種主要大氣污染物按一定系數加總換算得到的等當量碳排放值，主要與能源利用有關，依據環境經濟學假設一般將其作為負期望產出。相對于一般污染排放的概念，碳排放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關系更為緊密和廣泛。根據IPAT模型，碳排放主要取決于人口規模（P）、經濟發展水平（A，人均GDP）和技術水平（T，一般采用碳排放強度表征）。STIRPAT模型將IPAT模型擴展為C-D函數形式，將碳排放量的變化歸因于人口數量、人均GDP、產業結構、城市化等指數化驅動因素的影響[3]。

不同于傳統的環境管理，降低碳排放影響的努力，不僅包括“主動”降低生產生活過程中與能源消費直接相關的碳排放（即碳減排），如能源利用清潔化、能源結構低碳化、能源效率與節能、碳捕獲/碳儲存（CSS）等，還應包括通過產業結構低碳化、增加碳匯（如植樹造林）、不破壞或不過度開發現有環境資源（或碳匯資源）、生活方式低碳化等“消極”或間接的碳減排和提高可排放容量的努力。該努力部份，特別是碳匯資源增量，具有長期的減排效應。該部分的減排努力不易測算，現有基于負期望產出假設的理論，對此未給予明確和充分的解釋。

與一般負期望環境產出假設不同，非負環境產出假設[4]認為，給定經濟生產和環境生產可替代，在社會生產可能性邊界內，社會生產目標是追求相對實現社會環境產出（Q）和經濟產出（P）的最優配置（即林達爾均衡配置）的“合意”目標，而不是一般意義上在徑向距離上逼近經濟生產前沿面。與碳減排概念相結合，把該“環境產出”概念界定為考察第t年及之前年份的累積碳減排量，滿足正期望產出假設，表示為：

進一步，假設碳排放量本文中有關變量，在未特殊說明的情況下，一般是指年均量。直接取決于一經濟體能源消費量及其含碳程度，碳排放量應當是實際發生的碳排放量。因此，與能源消費有關的碳排放量測算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各種一次能源消費與相應碳排放系數乘數再加總得到。碳減排量則是該變量的衍生概念，是指相鄰年份的相對凈碳減排量。作為累積碳減排量的環境產出概念，包括了對已實現碳減排成果（或環境存量）的保護。

采用環境方向產出距離函數的DEA生產效率測度理論，在有關研究[4-5]的基礎上，借鑒采用切克蘭德的“水平―結構―動態效率”三維度軟系統評價方法，提出了評價一經濟體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的指標集，對有關概念和評價指標及方法進行了進一步厘清界定、修正和拓展（表1），提取了有關評價指標集，用于對1980-2013年期間美國（USA）、歐盟（EU）、日本（JAP）、德國（GER）、印度（IND）與中國（CHN）的環境友好性進行評價、分析和比較。

同時，對其他國家水平指標的測算均以2020年中國經濟產出目標和環境產出目標作為參照指標，結構指標和動態效率指標測算方式不受影響。在國際比較中，水平指標和結構指標本身已經是相對指標，而對于動態效率指標，統一以1980-2013年期間中國對應指標的t-1期值作為參照進行測算，形成可用于比較的相對動態效率指標。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二、數據準備

為了解中國環境生產水平及其效率相對國際水平的差異，選擇了發達經濟體美國、歐盟、德國、日本和同屬金磚四國的巴西、印度作為參照，視為經濟規模具有可比性的生產單元進行評價和比較。

2018年及以前各經濟體（包括中國）經濟產出數據，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單位購買力平價GDP及增長率數據；為預測2019-2020年各經濟體GDP總量，采用二次指數平滑法（阻尼系數α=0.05）和IMF所預測2018年各經濟體貨幣對美元不變匯率預測各經濟體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其他數據采取與中國類似的測算方式。

碳減排方面，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約1.039tC/萬美元）為參照基準。在碳減排量和環境產出測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內各經濟體碳減排數據參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減排目標參考值分別設定為：歐盟承諾2020年前碳排放總量相對1990年降低20%，美國承諾2015年碳排放總量相對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諾相對2005年碳排放強度降低25%。以此為依據分別計算各經濟體2015年或2020年絕對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國2005年碳排放強度作為環境產出測算的基準強度，因部分環境產出指數測算不允許負值，因此采用各經濟體各年份環境產出值減去1980年中國環境產出（負值），進行坐標變換。這種情況下，采用該算法和坐標變換后得到的1980年環境產出值是零，但其他經濟體1980年環境產出值非零。該坐標變換會影響到中國相關指標考察期間的選擇，但不影響國際比較。

三、環境生產和環境友好性評價

（一）環境產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經濟產出規模指標――購買力平價GDP（單位：10億美元）為橫坐標，根據新環境產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國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可換算得到美國、歐盟、日本、德國、印度與中國的環境產出值

因測算方法原因，結合滯后期影響分析，環境產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數據。與環境產出有關的指數測算結果，也作相同處理。。將該環境產出作為縱坐標，可以看出新的“環境產出”（圖1a）、碳排放量（圖1b）與GDP的關系明顯不同。

特別是，在圖1a中，按新的概念測算，在同等約6.2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2007年環境產出水平略超過美國1994年的水平，而在圖1b中，在同等約4.6萬億美元及以上GDP產出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開始顯著超過美國（1986水平）。顯然，兩者的涵義相反：實現同等經濟產出水平，后者意味著中國碳排放更高，前者則意味著中國同時實現了較高環境產出（累積碳減排），以新的“環境產出”概念進行指標評價，中國作出了更多的環境努力。總的來說，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三者環境產出水平基本相近。

進一步，采用衡量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標（作為橫軸），分別以環境產出（以2005年碳排放強度為參考強度計算）和碳排放量作為縱軸（如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增長，歐美的環境產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國，歐盟顯著高于美國；考察期內，除中印外的其他經濟體碳排放量增長明顯趨于平緩，歐盟和德國甚至開始下降，呈現明顯的“碳脫鉤”[6-7]。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水平上，隨著人均GDP增長，中印兩國碳排放量和環境產出量都顯著“雙高”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增長曲線更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碳排放量遠高于印度，環境產出則反之。

總體上，“環境產出―GDP（表征經濟規模）”、“環境產出―人均GDP（表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兩組變量數據分別呈現出明顯不同的關系模式（如圖1a和圖2a）。

式（12）說明：環境產出與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當期與基期的廣義技術差距（碳排放強度之差）和人口規模POPt有關。同時可以看出，環境產出與人口規模之間的關系，與碳排放IPAT公式的簡單關系刻畫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關系描述，可以初步理解，中印“雙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因經濟增長迅速和高碳能源結構等約束，兩國碳排放增長迅速；另一方面，依據本文環境產出測算方法，兩國環境產出增長迅速與人口規模增長、GDP/人均GDP雙增長和年均碳減排量高等原因有關，說明考察期內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兩國也同時付出了很大的碳減排和環境生產努力，GDP的能源消費及相關碳排放強度下降明顯。

對應來看，美歐德日巴5個經濟體環境產出增長與碳排放趨勢在內涵上基本一致，即環境生產的增長主要是由碳減排推動。其中，美歐德主要是通過加大碳減排力度和促進碳排放脫鉤，來實現環境產出提高；而日巴也呈現出一定的環境產出與碳排放“雙略增”的趨勢，原因在于兩國因經濟增長影響碳排放有所增加，具體而言是：仍未走出經濟增長停滯“怪圈”的日本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有所復蘇，同時因暫停核電開發，增加了碳基能源消費；巴西則是處于經濟追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及其規模效應推動了碳排放的增長。

（二）基于“水平―結構―動態效率”三維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1.水平相對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由測算得到各經濟體經濟產出（EL）和環境產出水平指數（ENL）、“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EENL）（圖3），可得以下發現。

經濟產出水平指數（EL）：結合IMF WEO（2014）預測，2020年前中國GDP（PPP修正）將一直處于快速增長過程，2020年美國和歐洲經濟規模將相當于中國的約90.89%和83.33%，其他國家都被遠遠超越。

環境產出水平指數（ENL）：考察期內，中國環境產出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別超過德國和日本，僅次于歐美位居第3。但是，在考察期內，德日兩國環境產出水平相近且始終保持平穩，歐美分別在1983年和1993年才超過兩國，說明德日始終保持較高的低碳化水平。

進一步，采用變異系數法測算不同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產出和經濟產出的權重（表2）。變異系數用以描述期內各經濟體對于實現環境和經濟產出目標的難易程度。結合本研究可知，變異系數越大，意味著對應環境努力程度更高。所測算得到的權重系數，可用于評價考察期內對該項指標實現的側重程度。

由各指標結果可以看到：考察期內，中國環境產出水平相對最低，歐美水平較高，其他相近；歐美中的努力水平較高。由于基礎相對較差，中國環境產出改善的效果最為明顯。在經濟產出方面，中美歐努力水平（變異系數）較高，但中國改善程度最大。整體看，中國對經濟發展和環境的政策偏好與歐美相近，說明考察期內中國在致力于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以歐美發展模式作為了主要參考，同時取得了經濟環境“雙快速增長”的良好成績。日德巴印4國均相對側重于經濟發展，主要與這些國家環境基礎條件保持較好有關。中國要真正實現環境和經濟協調的低碳化發展，下一階段應提高環境產出權重，加大環境努力。圖3 “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

“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EENL）：該指數測算采用Fisher指數構造方法。環境產出和經濟產出的測算均以中國2020年目標水平為參照（標準化為1），因此，據此得到的中國2020年“經濟―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也是標準化值1。

由圖3可知，歐美發展水平明顯高于除中國外的其他經濟體，但中國追趕速度很快。印度增速也較快。從“環境―經濟”協調程度改善（綜合指數增速）的角度看，中國改善最快，歐美次之，印日德巴4國增長平緩。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中國該指數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快速經濟增長的貢獻。

2.結構指標的測算和比較

考察期內，依據碳排放強度指標，各經濟體廣義碳減排技術水平基本處于持續進步狀態，即碳排放強度持續降低，與多數研究結論一致。但是，依據評價廣義環境技術進步的環境生產強度（單位與碳排放強度相同）指標，結論卻顯然不同（表3）。

總體上，各經濟體環境強度有趨同趨勢，中國技術進步水平最低，但改善最為明顯；歐美技術進步水平相對穩定；德日巴印的所謂“技術退步”狀態，主要原因在于GDP增速高于環境產出增速，其中，印巴兩國更多地強調了經濟增長。

環境友好指數是社會產出和環境產出的無量綱化比值，說明的是一經濟體在社會發展中趨于環境友好的程度。2020年中國該指數取值為1。雖然這并不完全標志著該年份中國的“環境―經濟”生產滿足目標“合意”配置，但不影響國際間比較。

由圖4和表4看出，各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呈現明顯的趨同趨勢。

考察期內，中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底子薄，雖在整個考察期內呈提高趨勢，但橫向比仍最低。

德日歐美環境友好程度高，發展平穩。結合實際看，4經濟體經濟發展水平也較高，說明采取了較合理的社會發展方式。其中，美歐人口和經濟規模與中國相近，在環境生產上采取“踩碎步”的改進模式，具有更高的可比性和借鑒意義。日德的環境友好程度一直好于歐美，指數略趨降的原因是考察期內總體上GDP增長超過環境產出增長。

圖4 環境友好指數國際比較

巴印兩國則是在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上實現的“高”環境友好性。并且，在考察期內，兩國環境友好程度明顯下降，應與兩國側重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有關。

3.動態效率指數的測算和比較

動態效率基本指數集包括對環境產出的總體績效（DENP）、廣義技術進步影響（DENT）和經濟產出影響（DEEN）的3項評價指數，是基于相鄰年份環比關系對單一經濟體環境生產的動態評價。該類指標只能用于經濟體自身動態效率的縱向比較。此外，為更便于辨析環境產出和碳排放概念及其應用的不同，也分別給出考察期內經濟增長（DCEP）和技術進步（DCTP）對碳排放影響的動態指數變化情況，測算方法相同。

由測算結果（如圖5）可得以下結論。

第一，對所有經濟體，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動態影響均基本為負向效應（DEEN

第二，在廣義技術進步對環境產出動態影響方面，在整個考察期內對中國始終保持正向效應（DETP>1）且最為顯著，但作用逐漸減弱；對歐美在多數年份保持平穩正向效應，變動很小，對歐盟作用強于美國；對其他4國均基本保持負向效應（DETP

第三，依據DCEP指數，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對歐盟和德國在約1/2年份和對美日在約1/3年份呈現正向效應。

大體以1996年和2001年為兩個標志性年份，經濟增長對4個發達經濟體碳排放的影響方式分為三個階段：1980-1996年和2001年后4個經濟體的影響模式相近，1996-2001年期間有所差異。對中巴印3國，經濟增長的碳排放效應均呈負向效應（DCEP

第四，依據DCTP指數，在整個考察期內對各經濟體，廣義技術進步對碳排放均基本呈正向效應，對中國作用相對最為顯著。

進一步，采用同年份中國環境產出及其強度、碳排放及碳排放強度、GDP數據作為參照，僅選取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可比指數（正向指標，簡寫為RENTP，測算公式如式（13））和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可比指數（負向指標，簡寫為RCTP，測算公式如式（14）），用于比較同期其他經濟體與中國的廣義環境技術和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差距。

由測算結果（如圖6）有以下發現。

其一，考察期內，各經濟體之間及其與中國的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差距，均呈現迅速縮小和趨同的趨勢。依據RENTP指數，總體上，發達經濟體均保持較高技術進步水平，德日兩國高于歐美。僅依據表面指數值，巴印兩國廣義環境技術進步衰退明顯，原因在于初期兩國經濟發展較低，碳排放水平低，近年來也采取了側重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

其二，依據RCTP指數，考察期內，各經濟體的廣義碳減排技術進步影響的變化趨勢趨同，且均明顯高于中國。但是，巴西的廣義碳排放技術退步明顯。

4.基于2020年碳減排承諾的預期環境友好特征評價和國際比較

以2020年預期GDP標準化為參照值1，以及根據中國承諾測算的2020年碳排放量（1 026 652萬噸），相應環境產出量（2 962 654萬噸）也標準化為參照值1，可知2020年中國環境友好指數和復合產出水平指數也是1。

由表4可知，以2020年中國各環境生產相關指數為參照，日德兩國環境產出水平最高，環境技術進步水平也最高。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的巴印兩國，環境產出水平和環境友好程度較高的原因在于既有的高環境存量，其環境技術水平較高內涵意味著對環境存量的保護工作開展得好。歐美兩經濟體與中國經濟規模相近，但環境友好程度、環境產出水平和碳減排技術進步程度均高。比較可知，中國“經濟―環境”復合生產水平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經濟發展的貢獻，在以碳減排努力為代表的環境生產領域仍亟待努力。

具體而言，測算得到的中國2015和2020年環境友好指數反而相對之前明顯降低。以2020年環境友好為1，考察期內1990年至今的環境友好都高于1。這說明中國現有碳強度減排承諾目標偏低或經濟產出目標過高，“環境―經濟”生產目標制定的環境友好性偏低。

四、經濟增長對碳排放和環境產出的影響分析

根據前述定義，可以將環境產出看作受經濟增長、直接碳排放和影響碳排放的其他間接因素等影響的趨勢性成份和周期性成分的疊加。HP濾波方法可以幫助剔出周期性成分影響，保留某一影響因素的趨勢性成份。

這里，采用HP濾波方法，對各經濟體，在碳排放和環境產出序列中分別剔出經濟產出（GDP）周期性因素的影響，識別經濟影響的趨勢性成份（如圖7），用以說明一經濟體經濟增長對于自身碳排放影響（DCEP）和環境產出影響（DEEN）的不同趨勢特征。該趨勢成份值大于1，說明經濟增長對該方面影響呈正向效應；趨勢成分值小于1，則說明呈負向效應。

依據結果可以看到，各經濟體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凈影響總體呈負向效應，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會抵消碳減排努力。而對碳排放則因經濟體不同而不同。相應的趨勢影響分析（表5）也能夠說明經濟與環境產出、碳排放存在不同的趨勢效應。

五、政策建議和結論

本文采用基于正期望產出假設的環境經濟分析理論，對中國和美歐等7個主要經濟體的社會“環境―經濟”生產的狀況進行了比較和分析，與采用碳排放或年度碳減排指標的有關國際比較研究結論有所不同，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結論。

碳減排與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性在內涵上具有一致性。經濟增長對環境生產（累積碳減排）總體呈負面影響，有效的碳減排政策應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相獨立。考察期內，實現同等經濟規模，中美歐3經濟體環境產出水平相近，日德始終保持較高低碳化水平，巴印環境產出水平較高的原因在于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上對環境存量的低消耗；中美歐對經濟和環境產出的政策偏好相近，但中國未來需要更加重視環境生產；美歐德日巴5經濟體環境生產與碳減排變化趨勢一致，而中印兩國環境生產與碳排放“雙增長”的原因在于伴隨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等政策導致的碳減排；各國社會生產的環境友好程度呈現明顯趨同趨勢，而中國相對仍最低，德日歐美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更為合理。但是，中國累積環境生產努力最大，改善也最明顯。此外，從環境友好性角度看，按照中國2020年承諾測算的社會生產環境友好性水平偏低，甚至低于現階段，需要進行調整。

從動態效率角度看，考察期內，經濟增長對環境產出的負面效應，對較大規模的經濟體影響也較大，但隨時間推移趨于減弱，其中對中國影響最明顯；廣義環境技術進步影響對各經濟體呈現趨同趨勢，對中美歐體現為正效應，而對其他4經濟體效應為負，對中國正效應最顯著。但是與碳減排相關的單純技術進步也沒有遏止碳排放增長的勢頭。

由此，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提出以下政策建議：在當前放緩經濟增長和建設生態文明的背景下，中國應在未來適當調高環境生產目標或降低經濟產出目標，提高環境友好性程度，進一步加大環境和碳減排努力，促進經濟低碳化發展；調整經濟增長速率和節奏，控制經濟增長的負面環境影響；采取與經濟增長相獨立的碳減排政策，加大該領域投入，推進“碳脫鉤”進程；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有關制度創新，更加重視碳減排技術的實用化和推廣；密切跟蹤各國碳減排和社會生產調整進展，學習他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

第7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

減稅的步伐還要加大

《新理財》：近年來中國稅收總體實力不斷增強，稅收總額占GDP的比重也不斷提高，是不是可以說目前是實施結構性減稅的好時機？

滿燕云：是的。稅負結構要調整，減稅的步伐還應加大。目前中國的稅負還是比較重。這使得一部分人想方設法的偷稅逃稅漏稅，從而使這部分稅基慢慢就落到中產、工薪階層等等真正逃不了稅的這些人身上。

中國現行的稅負結構也存在諸多不合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需求的增長，中國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確定了“雙主體”的稅制結構模式，但在實際運行中，流轉稅收入在稅收收入總額中所在比重高達約70%，所得稅的比重卻僅為20%，“雙主體”的稅制實際上是“跛足稅制”。因此，結構性減稅也是優化現行稅制結構的需要。

《新理財》：有專家表示，增值稅擴大范圍是一項既定的重大稅制改革，它對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具有全局性的意義。您怎么看？

滿燕云：通過我們的研究發現，營業稅影響著中國經濟發展。目前，我們實施的營業稅不管你賺沒賺錢都要征稅，而且這部分的稅率不低。營業稅屬于最原始稅收，很多國家都欲予取締，德國在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取締了。在公共財政里，營業稅是極不合理的，對經濟有極強的扭曲作用，因此，營業稅一定要調整。

目前，增值稅改革是一種嘗試，如果能夠降低服務行業的稅負是非常好的。我們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要減輕服務方面的稅，減輕中小企業的稅收。特別是服務業，它創造就業機會最多，對服務業的稅收要相應減少。

《新理財》：下一步，結構性減稅的方向在哪里？

滿燕云：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要在哪個方向發展，就應該減哪部分的稅收。以GDP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前30年中國主要靠投資和出口兩架馬車來拉動經濟。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下一個30年，中國經濟要怎么走呢？如果不把國內的市場做大，光靠國外市場，中國經濟將越來越難。這么多年西方一直愿意在中國投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認為中國的市場很大，將來市場做大了，可以分得好處。

過去，個人消費占GDP的一半以上，而現在大約占30%，這一比率遠遠低于很多國家，比如在美國個人消費占GDP的70%。中國個人消費沒有發展起來，今后經濟的發展動力就不足，經濟的可持續性也將受到嚴重影響。這其中最大的問題是中產階級的消費沒有上來。任何一個國家，要想發展好，就要橄欖球式發展，中間中產階層占主體地位，兩端的富人和窮人都要占小部分，這是最好的經濟模式。所以政府要集中精力對中產階層減稅。

不得不實施增稅

《新理財》：也有聲音認為，“結構性減稅”會成為一種推辭和借口，實則是將來更多的增稅，您如何理解“結構性減稅”？

滿燕云：減稅只說了“結構性減稅”的一半，應該說是結構性調整。一些方面要減稅，一些方面是要增稅。稅收是增是減要圍繞中國將來的發展方向來實施。

《新理財》：從另外的一個角度看，增稅也是結構性減稅的一種表現形式，那么，下一步要從哪些方面加大征稅？為什么要這樣增稅？

滿燕云：在美國，資本所得、不動產所得和工薪都要上稅，喬治?布什提出對資本所得減稅，美國老百姓意見就很大。但是中國卻沒有將資本所得方面的收入納入到征稅范圍內，比如股票收益、炒房收益、投資收益。

目前實施的稅收制度，賺錢多的人并不是納稅多的人，稅收并沒有完全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長期以往，全社會都不會安心本職工作，都想到資本市場不勞而獲，社會還能進步嗎？當市場力量并不能完整解決貧富分化不斷擴大的問題，政府制定的稅收政策就應該發揮調節的作用和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我認為對資本所得、不動產和資源等方面的稅賦要增加。

《新理財》：前段時間，上海、南京、深圳等地準備出臺房產稅增收辦法，社會反響很大，有反對，也有支持。那么，您如何看待房產稅？

滿燕云：說到房產稅，我們不妨先與國外比較一下，我們計算得出，中國不動產稅只占地方稅收的5%左右，而在美國，不動產稅占州政府稅負的30%以上，占地方政府稅收的75%，房產稅是地方收入的最大的稅收來源。

中國的房地產突飛猛進與政府修鐵路、建高速、大力投資建設基礎有密切的關系。可以說房子的增值很大程度要歸功于政府的投資，但是政府卻沒能得到源源不斷的稅收，這就是所謂的漲價沒有歸公。西方很多發達國家，包括南非、巴西這樣的新興國家都征收房產稅。

在西方，房地產稅也是一種融資手段。比如，地方政府要建造一個地鐵，而政府卻沒錢，就可以借錢，再通過每一年的房產稅收入來歸還借款。好處是稅負與公共服務相結合，發揮了稅收的最大效益。

如果征收房產稅，稅收的主要來源將是20%的富人階層，這部分稅收可以用于公共服務上去，同時也可以起到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

另外，由于房產稅的存在，房子必然要會被很好地利用，空置房現象也就會大大降低。

《新理財》：2011年初，資源稅改革已經開始實施，并由原來的從價計征改為從量計征，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滿燕云：資源是不可再生的，資源稅也是對浪費資源行為的一種懲罰。稅負不僅是增加政府收入，更是規制人們的行為。西方采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原則，用資源稅來盤活、發展當地經濟，供養當地百姓。目前，許多企業通過開采資源、交易資源而獲得暴利，但是對企業征收的資源稅還比較低，政府獲利大，老百姓實惠少，沒有很好地發揮資源稅的調節和懲罰作用，這也應該成為資源稅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尋找平衡

《新理財》：不管是結構性減稅，還是增值稅改革，財力和事權的不匹配一直是中央和地方博弈的重點，您對此怎樣看？如何找到平衡？

滿燕云：這是個很大的問題，目前，中央占總稅收的50%，支出占20%，80%由地方來花錢，可見錢不夠。正常支出和收入是對等的，沒有哪個國家有這么大的不匹配，事權和財權的不匹配達到了30%，這說到底還是稅收結構的問題。

第8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

一、課程建設的目的：培養應用型人才

課程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需要考慮其目的，為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服務。同樣，獨立學院法學專業課程建設的改革與優化考慮的首要問題是課程建設的目的，即培養什么類型的人才。由于受我國傳統精英高等教育的影響，以及獨立學院與母體學校的密切關系，當前獨立學院法學專業課程建設目的趨同于母體學校或其他本科院校，以培養學科型人才或理論型人才為目的，而實際上培養出來的人才，既不精通法學理論，又不通法律實務操作，難以滿足社會發展對法律人才的需要。為此，高等院校必須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和社會發展以及法制建設的要求，科學定位自身的課程建設目的。獨立學院大都是新建本科院校，與那些歷史悠久、基礎扎實、學術造詣深厚的研究型高校不同，其法學專業學科根基淺，研究能力薄弱，難以承擔培養研究型人才或學科型人才的任務。又加之從法學專業的性質而言，屬于應用性專業，其專業性質及自身特質決定了其主要任務是培養應用型法律人才，為社會提供法律職業者和社會服務者。可見，“法學教育具有深刻的職業背景……在任何國家中，法學教育的主要任務（并非指惟一的任務）毫不例外地都是培養應用型的法律人才。”[1]綜上所述，獨立學院法學專業的課程建設目的應從專業特性、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自身的辦學特色和辦學水平出發，定位于應用型人才，不能趨同于母體學校或其他研究型本科院校。應用型人才，從知識上而言，不僅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還要有過硬的應用性知識；從能力上而言，強調專業職業能力、知識和技術的應用能力，以及進行技術創新和技術二次開發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從素質上而言，強調專業素質與職業素質。[2]基于以上認識，我校明晰了法學專業的課程建設目的，具體而言，就是培養具有一定的法學理論和知識、較強的法律應用能力和處理具有法律意義的社會關系的能力，熟悉常用法律法規并能熟練地運用法律知識，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的應用型法律人才，畢業后能夠勝任法院書記員、法官、（助理）檢察員、（助理）公證員、企業法律顧問、律師（助理）、行政執法人員、立法人員、仲裁員等法律職業崗位群的法律實務工作。

二、課程建設的重心：

強化應用性、實踐性課程體系基于培養應用型法律人才的課程建設目的，以及隨著社會的發展需求和獨立學院自身的發展需求，法學專業應適時調整課程體系，強化應用性、實踐性。為了構建新的應用性、實踐性課程體系，我校從社會對應用型法律人才在知識、能力和素質的基本要求為框架，從“減”“并”“增”三方面對原來的法學專業課程體系進行改革。“減”，以“必需”和“相對完整”為準則，裁減某些基礎性、學科性、理論性強的法學課程，降低其所占的學分比例，為增開的新課程做準備。“并”，就是將兩或三門相關或聯系緊密的法學課程按“相關”和“精干”的原則進行合并，組成一門新的復合課程。“增”，就是根據實際要求，以“應用”和“必需”為原則，增開一些與法律職業發展密切相關的新課程、國家司法考試相關的課程，同時把新頒布的法律、法規及時充實課程中去。我校通過以上改革途徑所建構的應用性、實踐性課程體系，由專業基礎課程體系、專業核心課程體系、專業技能課程體系三大子系統組成。這三個課程子系統相輔相成，共同實現培養應用型法律人才的目的。其一，專業基礎課程系統，是培養法學專業應用型人才必須涉及的基礎知識類課程，實現應用型人才的“厚基礎、寬口徑”，培養應用型人才的綜合素養。它包括兩大模塊：第一個模塊是面向各專業學生的通識課程，如，大學語文、大學英語、計算機基礎與應用、形勢與政策等；第二個模塊是與法學專業密切相關的課程，如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其二，專業核心課程系統，是法學專業必須學習的專業課程，為培養應用型法律人才奠定較扎實的專業理論知識和專業素養，為他們搭建可持續發展的知識框架。它包括兩大模塊：第一個模塊面上法學專業所有學生的專業課程，如法理學、中國法制史等；第二個模塊屬于專業方向課程模塊，以適應法律職業內部分工的需要，如婚姻家庭法、公司法等。第三個課程子系統是專業技能課程體系，是改革的重點，由應用性課程、實踐性課程兩個模塊組成，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應用能力和實踐能力，使課程體系更符合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應用性課程，包括法律文書與司法實務基礎、法律邏輯學、法醫學、證據法學、刑事偵查學以及把國家律師資格考試和國家司法考試相關的部分內容開成綜合應用性課程。實踐性課程包括司法觀摩、司法實習、模擬法庭、民法診所、刑法診所、畢業論文等。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這些實踐性課程“走過場”，才能實現這些課程的目的。

第9篇：雙減政策的背景和意義范文

作者簡介：萬宇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與區域經濟學。

通訊作者：蘇瑜，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學。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編號：10BJL034）。

（1.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2.河南省發改委，河南 鄭州 450001）

摘要 著眼于如何科學促進工業結構升級，發展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雙高、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優的“兩型”工業部門，首次將產業安全和隱含碳納入考量，分別從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技術密集度、產業安全、區域優勢6個方面選取了13項指標。在對所選指標進行相應說明后，應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湖北省工業結構調整評價體系。該評價體系對湖北省的24個工業部門進行了綜合評分及排序，分析結果顯示未來幾年湖北省應該大力發展三類產業：一是經濟效益好、社會關聯度大，但存在一定污染問題的產業；二是增長速度快、技術含量與外向度較高的產業；三是就業能力強，區域優勢明顯的產業。同時，三類產業的發展策略各有側重。文章最后依據各項指標對于湖北省幾個重點工業部門發展給出了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隱含碳；工業結構調整；主成分分析；產業安全

中圖分類號 F403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6-0164-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7

湖北省是我國的老工業基地，全省已經初步形成了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工業體系，在全國工業產業布局中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然而國際性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需求約束的強化，為湖北省在新的時期進一步推進工業化進程，帶動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和穩定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本文著眼于如何科學促進工業結構升級，發展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雙高，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優的“兩型”工業部門，首次將產業安全和隱含碳納入考量，構建了湖北省工業結構調整評價體系。該評價體系有利于區域實現節能降耗目標，為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依據和為區域工業結構調整政策的制定提供前瞻性指導。

1 隱含碳的投入產出分析

對隱含碳排放進行研究，并將其納入工業結構調整評價體系具有重要意義。目前，“三廢”等指標各級政府均有要求，也是企業治理的重點；而碳排放在國內沒有環境壓力，也沒有政策要求，所以碳排放能夠更加真實地反映各部門的環境問題。碳減排將成為資源環境的重要指標，是資源環境量化的發展方向。標明隱含碳排放，有利于提高各工業部門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優化能源結構，為區域實現節能降耗目標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依據。本文首先采用投入產出分析法計算湖北省分行業的隱含碳排放量（見表1）。

2 工業結構調整指標體系的構建

新時期工業結構的調整方向，必須有利于化解或緩解經濟運行和發展中的基本矛盾，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整體國際競爭力的增強。要明確不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必須有一些基本標準，如擴散效應基準、產業關聯效應基準、需求收入彈性基準、增長后勁基準、短缺替代彈性基準、瓶頸效應基準，就業功能、生產率上升率、技術密集度和可持續發展等基準。本研究分別從6個方面選取了13項指標，構建工業結構調整的指標體系（見表2）。

2.1 經濟效益基準

我們選取增加值規模和平均工資2個指標衡量工業部門的經濟效益。其中，增加值規模直接表示該部門的經濟總額占全省的比重，比重越大表明該產業目前在湖北省越重要，同時反映產業增長速度的快慢，增加值規模越大，說明該產業具備增長的經濟實力。而平均工資從福利角度反映行業部門效益，一般情況下，平均工資越高說明部門效益越好。

2.2 社會效益基準

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社會福利，社會效益是指產業發展對于個人經濟利益增長的影響，在這里主要通過部門對其他產業部門的關聯效應和就業能力進行衡量。

2.2.1 關聯度

產業關聯度是指產業與產業之間通過產品供需而形成的互相關聯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主要表現在產品的供給與需求方面，也就是上游產業和下游產業之間的關系。我們利用投入產出表資料計算產業的影響力系數和產業感應度系數，加總得到關聯度。

某產業的影響力系數該產業在逆矩陣中的列系數均值/全部產業在逆矩陣中的列系數均值的平均。公式表

表1 湖北省各工業部門隱含碳排放量、綜合評價和各指標體系排序

Tab.1 The amount of embedded carbon，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ranking

of industrial departments in Hubei

注： X1，增加值規模；X2，平均工資；X3，關聯度；X4，就業密度；X5，單位產值能耗；X6，隱含碳；X7，勞動生產率；X8，研發密集度；X9，科技人員比例；X10，產品外向度；X11，投資外向度；X12，區位商；X13，增加值比重。

示為：

infj（i,j1,2,3,……n），（qij為里昂惕夫逆矩陣）

某產業的感應度系數該產業在逆矩陣中的行系數均值/全部產業在逆矩陣中的行系數均值的平均。公式表示為：

seni（i,j1,2,3,……n），（qij為里昂惕夫逆矩陣）

2.2.2 就業密度

“又快又好”的工業部門，必然要考慮其就業功能，這

表2 工業結構調整指標體系

Tab.2 Index system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是我國一直面臨的巨大就業壓力決定的。因此我們選取就業密度測量部門的就業能力，該指標為部門固定投資與部門從業人數的比率，反映一個就業崗位所對應的生產過程中實際投入的固定資產凈值，從而得到該部門創造一個就業機會所需要的資本量，恰當地表明生產過程中資本與勞動力的對比關系。［1］就業密度越低，表明創造一個崗位所需固定投資越少。

2.3 生態效益基準

合理的工業結構不能只謀求經濟效益，它必須承擔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責任，把自身發展對生態環境的負面作用減少到最小。工業部門的可持續發展性，主要體現在資源消耗低和環境污染小兩個方面，我們分別采用單位產值能耗和隱含碳兩個指標進行測量。單位產值能耗指標直接標明單位產值所耗費的能源，具有容易計算、意義直接等優點，經常作為監測企業能耗的主要指標。將隱含碳納入生態效益指標有其獨特的特征，因為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人們會越來越關注溫室氣體排放，碳減排將成為資源環境的重要指標，是資源環境量化的發展方向。

2.4 技術密集度基準

勞動生產率指生產者的勞動效率，表明單位時間內勞動的生產效果或能力，是反映技術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研發密集度、科技人員比例則從資金和人員角度衡量行業對于技術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研發資金投入越多，研發人員相對數量越多，代表該行業的技術力量越雄厚，該行業產品的技術含量水平越高。

2.5 產業安全基準

我們分別從產品外向度和投資外向度衡量一個行業的產業安全。產品外向度指該行業出貨值占該行業總產出的比例；投資外向度指某行業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固定資產占行業固定資產比例［2］。如果某行業外向度越大，表明行業對外貿易繁榮，和世界經濟形勢聯系更為緊密，受世界市場和資金流影響更大，產業安全度相對較低。

2.6 區位優勢基準

區位商指標可以衡量本區域相對全國具有區位優勢的產業，可表示為：

區位商＝

區內增加值比重可以衡量某產業的規模和產業貢獻率，該指標越大，表明該產業在區域的主導性作用越大，可表示為：

區位增加值比重＝

根據以上指標體系的構建，以及中國2008年統計年鑒和湖北省2008年統計年鑒，計算出各產業部門對應的指標體系。其中指標X5，X6與X7分別表示就業密度、單位能耗與隱含碳排放，屬于成本型指標，該部門指標數值越小，標明該部門在這個方面評分越高，所以在該指標數據前加上負號把它們轉化為效益型指標，其它指標都屬于效益型指標，所以取正值。

3 工業結構調整指標體系的計算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湖北省工業各部門進行綜合評價。主成分分析法屬于客觀物權法，是研究如何用多個指標（因素）來描述研究單位的一種統計分析方法。它根據各指標間的相關關系或各項指標值的變異程度來確定權數，在將原始變量轉變為主成分的過程中，同時形成反映主成分和指標包含信息量的權數，計算綜合評價值，在指標權重的選擇上保證了客觀的反映樣本間的現實關系［3-4］ 。

3.1 原始指標數據的標準化

為消除各變量不同數量和量綱上的影響，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用Z-score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變換：

Zij（xij-xj）/Sj,（i1,2,……24 j1,2,……13）

式中，xj∑24i1xij/24,S2j∑24i1（xij-xj）/23

3.2 求指標數據的相關矩陣

相關系數矩陣可表示為R（rjk）p*p，其中相關系數rjk∑ni1x′ijx′ik（k1,2,……13），應用Eviews6.0軟件可以得到其相關系數矩陣。

3.3 求相關矩陣的特征根特征向量

應用Matlab7.0軟件，得到相關系數矩陣的特征根。同時，定義方差貢獻率Ajλj/∑13k1λk（k1,2,……13）。如表3所示。

3.4 確定主成分，并進行綜合評價

將標準化后的指標變量轉換為主成分，再對13個主成分進行加權求和，獲得最終評價值。然后我們對湖北省工業部門綜合評價和各指標體系進行排序，見表1。

4 評價體系分析

表1中的第14和第15列是綜合評價結果，得分前10名的工業部門依次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工業，化學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紡織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從整體來看，排名靠前的部門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屬于經濟效益高，產業關聯度較大，存在污染問題的部門，如交通運輸設備制造、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金屬冶煉及壓延工業；第二類是增長速度快，科技含量較高，外向度高的新興支柱產業，如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第三類是就業能力強，相對區位優勢明顯的傳統工業部門，如化工、紡織、食品制造業。

這三類產業應該是湖北省未來幾年內工業發展重點支持的產業。顯然，三類產業的發展側重點應有所不同。對于第一類產業大力支持的同時應該注重控制其污染問題，降低高碳能源使用比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對于第二類產業應該大力延伸產業鏈，擴大產業關聯效應，同時注重關注產業安全問題；對于第三類產業重點放在淘汰落后產能、實現生產集群化、銷售品牌化。另外評價體系里面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一類產業：低能耗低污染但是目前經濟效益不佳的產業。即廢品廢料、服裝皮革業、木材家具制造業。對于這些“綠色”工業部門，應該積極引導、給與政策上的支持和稅收優惠。

表1中的第1至第13列是湖北省工業部門各指標體系的一個排序，我們可以以此為依據來指導和調整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以下針對湖北省6個重點產業展開具體分析：

4.1 湖北省汽車制造業調整戰略

如表1所示，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在各項指標均名列前茅，經濟效益佳，社會關聯度大，能耗相對較小，技術密

表3 特征根和貢獻率

Tab.3 Latent roots and contribution rate

集度高，唯獨就業密度和隱含碳排放位次靠后，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提供一個就業崗位的固定投資成本較大，就業創造能力有限，二是說明這個行業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污染問題，碳排放量非常大。第一個問題由行業特性決定，調整空間有限；第二個問題如何降低碳排放，可以通過加快新能源汽車研發生產和推進汽車工業綠色制造，創新汽車生產營銷模式等措施推進碳減排。

需要指出的是汽車制造業產品外向度很高，較高的外向度提升了產業技術水平，優化了企業競爭優勢。然而金融危機背景下，汽車消費大幅下降，貿易摩擦增多。2007年湖北省汽車總產量為72.57萬輛，產量占全國的8.2%，位于第4位，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積極開拓國內市場、創新融資方式、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方為應對之策。

4.2 湖北省電力產業調整戰略

電力產業在各項指標中的排序充分體現了該行業的特性，壟斷行業，利潤豐厚，職工福利優越。該行業明顯的區位優勢源于湖北省豐富的水利資源，湖北省可開發水能裝機容量3357萬kW，居全國第4位。該行業存在的問題是能耗太大，單位產值能耗達2.51萬t標煤/億元，每創造1億元GDP，需要消耗25 100 t標煤的能源，在所有工業部門中能耗最多。“十二五”期間，電力產業應著力增加技術投入，引進科技人才，推廣和支持發展新能源，大力發展核電、風力發電、太陽能利用、燃料乙醇、垃圾焚燒發電、沼氣、秸稈發電等新能源產業，降低產業能耗。

4.3 湖北省食品制造業調整戰略

雖然湖北省食品制造業近幾年發展迅速，增加值比重不斷加大。然而其發展現狀與湖北省農業大省的地位并不匹配。食品制造業的問題反映在我們的指標體系中，集中體現在產業的社會關聯度較小，產品外向度和投資外向度較低。產業鏈條短，同其它產業的關聯度小，造成食品工業輻射能力弱。食品工業的發展應該進一步做好產業規劃，培育新興特色優勢產業、打造名優品牌、不斷延伸產業鏈，開發下游產品，發展現代產業集群；積極實現產權多元化和分散化，大力推動公司制改革；鼓勵企業開展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聯合兼并重組，引入戰略投資、兼并重組、整體轉讓、股權置換、改制上市等多種措施。

4.4 湖北省鋼鐵產業調整戰略

鋼鐵產業是湖北省重要經濟支柱之一。2008年，湖北省鋼產量達1 991萬t、鐵產量達1 893萬t，鋼材產量達2 151萬t，分別列全國8、6、7位；湖北省鋼鐵行業完成增加值332.8億元，占湖北省工業增加值的8.76%。鋼鐵產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能耗高污染重，每創造1億元產值，耗能4 794 t標煤；隱含碳排放問題嚴重。

鋼鐵行業的調整可以從以下六方面著手：一是企業的發展要采用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運力的集約化工藝流程；二是要大力推廣高爐、轉爐、焦爐煤氣回收發電，有條件的大型企業要發展燃氣-蒸汽聯合循環發電，大型高爐要同步建設余壓發電裝置；三是回收利用熱能和化學能，全面推廣干熄焦、蓄熱式燃燒等技術；四是建立和完善污水處理和再生利用系統，實現水資源循環利用；五是加強企業煙塵、粉塵、廢渣等廢棄物的綜合利用，加快實施煙塵脫硫項目建設，減少二氧化硫排放量，努力實現廢棄物零排放；六是促進鋼鐵、石化與電力能源企業的跨行業、跨企業循環，全面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

4.5 湖北省石化產業調整戰略

石化工業是湖北省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2008年，石化產業完成主營業務收入1 600億元，工業增加值400億元，年均遞增28%和25%。實現利稅總額105億元，利潤35億元，占全省工業利潤的7%左右。產業規模居全國第14位（其中，化工產業居全國第12位），居全省工業第3位。觀察表1，作為重工業部門，污染和能耗問題同樣是首當其沖。要實現石化產業低碳化、低能耗發展，我們建議從以下兩方面展開調整：

第一，大力發展石化產業循環經濟。一是在石化產品結構調整中，以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為目標，降低單位產值污染物排放強度，發展節能、降耗、減污的高新術和清潔生產新工藝，二是在石化產品生產中創建生態工業園區，實現產品的上下游配套和綜合利用。三是提倡綠色消費觀，實現廢物資源的回收利用。

第二，用科技創新不斷調整化工產業。首先要繼續抓好企業技術中心的建設，企業要加大投人，開發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產品。二是支持建立產學研聯盟，加快共性技術、關鍵技術及新產品的研發。三是要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積極推廣應用先進適用的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設備，如新催化技術、新分離技術、聚合物改性技術、精細加工技術、節能和環保技術及生物技術等，改進現有的生產工藝，縮短生產流程，改變原料路線，以達到提高產品產量和質量，節能降耗，改善環境，增加出口，替代進口，提高效益的目的。

4.6 湖北省電子信息產業調整戰略

湖北省電子信息產業已經成為湖北省工業支柱產業。2008年電子信息產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占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8.4%。產業規模位于中部六省首位。是除了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三個規模大配套全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之外，我國中西部地區重要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已形成了以電子計算機產品制造業、軟件業、家電產品制造業、電子機電產品制造業、通信設備制造業與電子器件產品制造業為主，其他行業為輔的產業結構體系。從該產業在各個指標下的排名可以看出，該產業屬于社會關聯度高，低能耗低污染的高科技產業，產業輻射能力和就業創造能力強，屬于應該大力支持引導其發展的新興支柱產業。從指標體系來看，目前該產業增加值規模和區位商相對落后，說明該產業規模偏小，在全國不具有競爭力，行業布局結構沒有充分發揮集聚經濟效益，集群內企業之間內在聯系不強。產業結構調整應該遵循以下路線：加強產業基地建設，重點支持產業規模大、研發能力強的核心企業壯大，發揮產業的積聚優勢，實現集成式發展；擴大優勢產品規模和帶動能力，不斷延伸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大力發展軟件業，把軟件業培育成產業內部第一支柱。突破性發展電子機電產品制造業、電子器件產品制造業，力爭以光纖光纜等光電子產業為核心，把電子機電產品制造業培育成在全世界范圍內具有優勢的行業。

5 結束語

產業結構的變動與經濟增長是有機統一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氣候危機背景下，經濟的復蘇僅僅仰仗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并非長遠之計。政府必須提高政策的前瞻性，改變基于化石燃料的經濟發展模式，促進低能耗、高端化產業的發展，推動結構性調整，推進經濟持續、協調、向高質量的縱深層次發展。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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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ment System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f

Hubei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 Carbon

WAN Yu-yan1 SU Yu2

（1.School of Economics，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Hubei 430074，China;

2.Henan Development & Reform Commission，Zhengzhou Henan 45000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