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碳排放的原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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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減少碳排放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隱含碳排放；“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

中圖分類號F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4）01-0055-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1.009

世界各國廣泛地認為人類目前的生產活動是不可持續的。這種不可持續生產活動的外部效應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導致了全球氣候變暖、飲用水資源缺乏、耕地面積退化等一系列環境問題。這些環境問題給人類的正常生活和自然界的生態平衡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各國學者普遍認為人類活動排放的大量CO2是造成這些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為了控制和最小化人類生產活動的負外部效應，減少CO2排放已經逐漸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首要任務之一。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伴隨著進出口商品貿易的發生，各國的碳排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來自其它國家隱含碳排放的影響。對國際貿易中隱含碳排放的研究是科學界定各國碳排放責任的基礎。如何科學地界定隱含碳排放責任歸屬以及各個國家的碳排放責任范圍是這項任務的核心和各方關注的焦點。

1文獻綜述

針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隱含碳排放問題，國內外學者從國際貿易隱含碳排放核算和碳排放責任界定兩個方面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關于國際貿易隱含碳排放核算的研究，從雙邊貿易角度，Ackerman F 等[1]分析了日本和美國的貿易隱含碳排放量，通過核算得到1995年日美兩國的貿易使得美國減少了1 460萬t碳排放量，日本增加了670萬t碳排放量，從而使得全球減少了790萬t碳排放量；Shui B、Harriss R C[2]分析了1997-2003年中美貿易隱含碳排放量，指出美國向中國進口商品使得美國的碳排放量減少了3%-6%，但是由于中國對煤炭的大量使用和制造技術的低效率，中美貿易使得中國的碳排放量增加了7%-14%，最終導致了全球碳排放量的大幅度增加。從多邊貿易角度，Ahmad N、Wyckoff A W[3]對OECD成員國的碳排放平衡進行了分析，指出1995年OECD國家國內消費碳排放量比國內生產碳排放量高出5%，多出的部分主要由美國、日本等貿易凈進口國進口大量隱含碳排放所導致，因此只注重對生產過程的監督而忽視對消費過程的監督不利于全球碳減排目標的實現。國內學者主要以中國的商品生產和貿易為背景，對中國的隱含碳排放特征進行了研究。牛叔文[4]等分析1971-2005年間亞太八國的能源消耗、GDP以及碳排放量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三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發達國家的碳排放基數和能源利用效率高，單位能耗和單位GDP的碳排放低，而發展中國家則相反。齊曄[5]等采用投入產出法，對1997-200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產品類別和隱含碳排放量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國碳排放總量的快速增長與日益擴大的貿易順差密切相關，以價格為基礎的投入產出法扭曲了各國在技術方面的差異，發達國家技術水平較為先進，生產低能耗低排放產品，而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較低，卻生產高耗能高排放產品，這種社會分工和貿易結構增加了全球碳排放總量。

毋庸置疑，碳排放責任的公平界定是各國和地區制定碳排放政策的基礎和依據，也是保證碳排放政策高效運行的重要前提。早在1974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就提出過“污染者付費”原則（polluterpays principle）[6]。按照這項原則，一個區域應當承擔“其地域界限之內所排放的CO2”造成的污染責任。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這種基于區域的碳排放責任界定原則掩蓋了隱含碳排放的“責任轉移問題”（burden shifting），忽略了國際貿易中的“碳泄漏”（carbon leakage）現象，存在巨大的缺陷。

隨著對碳排放責任問題研究的深入，國內外學者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和地區碳排放責任的界定原則提出了許多改進方法。Munksgaard J、Pedersen K A[7]最早通過貿易加減法，將國內生產的碳排放量減去凈出口隱含碳排放量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碳減排責任的基本指標，這種界定各國碳排放責任的原則稱為“消費者承擔”原則（consumptionbased principle）。新核算原則的提出將碳排放責任的討論焦點從商品生產國轉移到商品消費國。Zsofia Vetone Mozner[8]指出國際貿易使得生產和消費的周期變長，從而模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各自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并依據國際貿易中“碳足跡”的分析結果指出“消費者承擔”原則更具有科學性。Manfred L、Joy M[9]將投入產出法和結構路徑分析（structural path analysis）相結合，運用閾值捕捉技術（thresholdcapture），構造了衡量包含上游產業和下游產業在內的完整碳足跡量化框架，并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下游責任”（downstream responsibility）應當得到重視。Alexandra Marquesh[10]等通過研究發現一個國家收入的大小與該國的碳排放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據此提出了基于收入的碳排放責任分擔原則（incomebased principle），并從效果、類型、方向、范圍和機構五個方面與“消費者承擔”原則和“生產者承擔”原則進行了比較，指出了新原則的優點。國內學者對單個國家或地區碳排放責任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樊綱等[11]基于長期、動態的視角，從福利角度探討了以消費排放作為分配碳排放指標的公平性和重要性，同時建議將人均累計消費排放作為國際公平分擔減排責任的重要指標。徐盈之等[12]等通過單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分析了我國各產業部門內涵碳排放的間接效應和部分轉移機制，并基于“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對各個部門的碳排放責任進行了測度。周茂榮等[13]在對國外已有研究進行系統梳理的基礎上，詳細對比了生產者責任、消費者責任及共擔原則三種責任劃分原則對我國的影響，并針對我國碳排放提出有效的對策建議。

可以發現，國內外學者對如何公平界定各國碳排放責任的理論研究比較豐富，但是對各國碳排放責任的界定進行實證分析的研究相對缺乏，尤其是采用“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對各國的碳排放責任進行分析更是少見。同時，既有研究大多僅僅基于一個國家的視角，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國家之間的隱含碳轉移現象以及其責任歸屬問題的關注不夠，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

本文通過構建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25個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包括7個發展中國家，18個發達國家）2009年的隱含碳排放進行核算，據此分析國際貿易背景下隱含碳排放轉移問題。在此基礎上，基于“生產者消費者共擔”視角對各國的碳排放責任從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個角度進行核算，將其與 “生產者負擔”原則下各國的碳排放責任進行比較，據此分析各國碳排放特征和以及產生原因，并就開放經濟條件下如何減少中國的碳排放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以彌補國內外研究的不足。

2研究方法

首先介紹利用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測算國際貿易中隱含碳排放的方法；其次，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的碳排放進行分解，并對兩種碳排放承擔原則進行說明。

2.1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構建

全球的總產出存在著如下的平衡關系：

X=AX+F（1）

其中，X為全球的總產出，AX為用于出口的貿易量，F為一國生產的供本國再生產和最終消費的產量。

考慮由n個國家構成的區域時，（1）式可以重新表述為：

其中，xi為i國的總產出，aij=xij/xj（i≠j）為j國單位產出需要從i國得到的進口量。fdi為由國家i生產的供i國再生產和最終消費的產量，fbi為由國家i出口到n個國家構成的區域之外的國家的產量。

假設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可以劃分成m部門，則對于單個國家而言，有：

xi=Cixi+fid+fib（3）

（3）式給出了單區域投入產出模型。矩陣Ci是國家i的直接消耗系數矩陣。

令Ei為國家i各產業部門單位產值的CO2排放量（tCO2/萬美元），則國家i每消耗一單位產品或者出口一單位產品的CO2排放系數矩陣為 Ei（I-Ci）-1，其中（I-Ci）-1為完全消耗系數矩陣。

2.2碳排放責任承擔原則

為了測算國際貿易對各國碳排放責任影響的程度，本文采用兩種責任承擔原則分別對各個國家的隱含碳排放責任進行核算并比較它們之間的差異。

在“生產者負擔”原則下，國家i的碳排放責任為國家i地域界限之內所排放的CO2造成的污染責任。令Xi為國家i的總產出，Ei為國家i各產業部門單位產值的CO2排放量（tCO2/萬美元），則“生產者負擔”原則下國家i的碳排放責任Ri表示如下：

Ri=EiXi（4）

“生產者負擔”原則下一個國家的碳排放責任和該國各產業部門的單位產值的CO2排放水平以及各個產業部門的產值相關，沒有考慮到國際貿易中的隱含碳轉移問題。

在開放經濟背景下，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生產商品的同時又從別的國家進口商品，還將多余的商品出口到別的國家或地區。通過圖1對國家i的碳排放進行全面的分解。

圖1顯示，國家i通過進口中間要素和最終消費品接受其他國家對本國的隱含碳排放轉移，同時通過出口中間要素和最終消費品向其他國家轉移隱含碳排放。

考慮由n個國家組成的區域時，假設國家i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向量為IM，則αIM為進口的中間要素向量，（I-α）IM為進口的最終消費品向量。α是一個對角線矩陣，對角線上的每一個元素αir為從國家r進口的中間要素投入量占從r國的進口總量（進口中間要素投入量加上進口最終消費量）的比例。

依據相同的假設，假設國家i向其他國家的出口量為EX，則βEX為出口的中間要素向量，（I-β）EX為出口的最終消費品向量。

根據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可以將國家i的進口中間產品碳排放量Q1i、本國直接投入碳排放量Q2i、出口中間產品碳排放量Q3i、進口最終消費品碳排放量Q4i、本國直接消費碳排放量Q5i以及出口最終消費品碳排放量Q6i分別測算出來，測算公式分別表示如下：

其中，（6）式中DI為生產過程中本國直接投入的生產要素，（9）式中FC為本國生產的供本國最終消費的產量。

根據“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一國總的碳排放責任Si等于它所承擔的生產者責任Siprod和消費者責任Sicons之和，據此可以計算出國家i的生產者責任Siprod和消費者責任Sicons和總碳排放責任Si：

Si=Siprod+Sicons

=（Qi1+Qi2-Qi3）+（Qi4+Qi5-Qi6）（11）

3實證分析

3.1數據來源和處理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WIOD）中的《International Supply and Use Tables（2009）》、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庫中的《OECD Members Input and Output Tables》以及GTAP數據庫中的《Carbon Emission Tables》。

由于不同數據庫對產業部門的劃分存在差異，本文首先根據聯合國頒布的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SIC）將部門劃分口徑調成一致，合并成37個產業部門。然后依次根據《International Supply and Use Tables（2009）》計算出各國各產業部門的進口中間產品投入量、本國直接中間產品投入量、出口中間產品投入量、進口最終消費品量、本國直接消費品量以及出口最終消費品量；根據《OECD Members Input and Output Tables》計算出各國的直接消耗系數矩陣C和完全消耗系數矩陣（I-C）-1；利用GTAP數據庫中的《Carbon Emission Tables》計算出各國各產業部門單位產值的CO2排放量。

3.2實證結果分析

根據以上建立的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和碳排放責任承擔原則以及數據的處理結果，本文首先測算出包含中國在內的25個貿易組織成員國（包括7個發展中國家，18個發達國家）的進口中間產品碳排放量Q1、本國直接投入碳排放量Q2、出口中間產品碳排放量Q3、進口最終消費品碳排放量Q4、本國直接消費碳排放量Q5、出口最終消費品碳排放量Q6，見表1。

從生產者角度，比較表1中的進口中間產品碳排放量Q1和出口中間產品碳排放量Q3可以發現，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中間產品碳排放凈出口最大的國家（63.677 9×

104 t），是印度中間產品碳排放凈出口量的三倍。發達國家中澳大利亞、加拿大的中間產品碳排放凈出口出現了和中國相似的特征。與之相反，美國是發達國家中中間產品碳排放凈進口最大的國家（245.067 0×104 t），其次是日本（153.476 0×104 t）。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由于各個國家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資源稟賦相對豐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傾向于向資源稟賦相對匱乏、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先進的國家出口中間投入產品。中間產品的凈進口國通過進口這類中間產品，避免了由本國生產這些中間產品時排放的CO2責任。中間產品碳排放凈出口國為其它國家提供大量中間產品的同時也承擔了生產這些中間產品所排放的CO2責任。根據“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這部分隱含碳排放責任應當由進口國的生產者負擔。

從消費者角度，比較表1中的進口最終消費品碳排放量Q4和出口最終消費品碳排放量Q6發現，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最終消費品隱含碳排放凈出口最大的國家（142.250 8×104 t），其次是印度（50.000 0×104 t）和波蘭（11.472 9×104 t）。與之相反，所有發達國家都是最終消費品隱含碳排放凈進口國，其中德國的最終消費品隱含碳凈進口量最大（200.000 0×104 t），其次是英國（164.672 7×104 t）、美國（100.178 1×104 t）和日本（22.964 8×104 t）。發達國家通過從發展中國家進口最終消費品，成功地將這部分隱含碳排放責任轉移給發展中國家。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生產了大量廉價的最終消費品卻因此承擔了這部分不屬于本國的碳排放責任。

根據“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這部分隱含的碳排放責任應當由進口國的消費者負擔。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按照“生產者消費者共擔”的原則，將隱含在中間產品貿易中的碳排放Q1和Q3歸結為進口國家生產者的責任，將隱含在最終消費品中的碳排放Q4和Q6歸結為進口國家消費者責任，本國直接投入碳排放Q2歸結為本國的生產者責任，本國直接消費的碳排放Q5歸結為本國的消費者責任，得到如公式（11）所示的總碳排放責任Si。表2顯示了按照“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對各國的碳排放責任從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個角度進行核算的結果。

根據表2的測算結果，本文分別從生產者責任和消費者責任兩個角度，將25個國家的碳排放責任進行橫向比較。比較各國的生產者責任發現，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生產者責任最大的國家（3 511.076 1×104 t），是印度的生產者責任的1.3倍，比發達國家中生產者責任最大的美國高出1 030.664 1×104 t。比較各國消費者責任發現，中國僅次于印度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消費者責任第二的國家（173.035 0×104 t），但是中國的消費者責任只有美國消費者責任的十分之一。進一步分析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各自的生產者責任和消費者責任比例發現，發展中國家中生產者責任與消費者責任的比例中國為20.3，印度為4.3；而發達國家該比例美國為1.5，英國為1.7，德國為1.3。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生產者責任明顯高于消費者責任，而發達國家的生產者責任和消費者責任之間的差距卻不是很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生產者責任和消費者責任比例的不同使得中國的生產者責任占總責任的比例高達95.30%，而消費者責任占總責任的比例只有4.70%。與中國進行比較可以發現美國的生產者責任占總責任的比例（59.83%）相對較低，消費者責任占總責任的比例（40.17%）相對較高。中國的生產者責任遠高于消費者責任的原因可以從中國的生產特征、消費特征以及貿易結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中國正處在快速工業化階段，國內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發展對中間產品的需求較高，同時中國的生產方式比較粗放，所以中國在生產過程排放了大量的CO2；其次，雖然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快速提高，但是相對于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消費需求依然處于較低水平，所以中國在消費過程中的碳排放水平較低；最后，中國較高的生產能力和較低的消費水平使得中國的貿易結構呈現出進口大量的中間產品、出口大量的最終消費品的特征，這種貿易結構導致了中國的生產者責任和消費者責任之間的差距被進一步拉大。

為了進一步分析“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給各國碳排放責任帶來的影響，本文依據“生產者承擔”原則和“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對各國的碳排放責任進行核算，并計算了兩種責任分擔方案下各國碳排放責任的差異，詳見表3。

對表3中的數據分析發現，“生產者負擔”原則下，碳排放責任最大的國家是中國（4 281.846 0×104 t），其次是美國（4 058.899 9×104 t）、英國（2 489.875 2×104 t）、德國（1 776.930 4×104 t）和印度（1 454.382 3×104 t）。而在“生產者消費者共擔”原則下，碳排放責任最大的國家是美國（4 145.658 1×104 t），其次是中國（3 811.466 5×104 t）、英國（2 413.107 2×104 t）和印度（1 082.710 3×104 t）?！吧a者消費者共擔”原則將國際貿易中的隱含碳排放納入核算內容，對各國的碳排放責任重新進行了核算，有效地解決了隱含碳排放的責任歸屬問題，對各國碳排放責任的界定更加科學合理。

共擔原則下中國和澳大利亞分別是碳排放責任減少幅度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國減少470.379 4×104 t，澳大利亞減少444.852 1×104 t）。進一步分析發現不僅中國的碳排放責任減少幅度比澳大利亞高，而且兩國的碳排放責任減少的具體原因也不相同。中國憑借自身獨特的生產優勢成為世界商品生產和加工的基地，出口產品以最終消費品為主，因此中國通過出口最終消費品轉移的碳排放水平Q6很高（156.009 1×104 t，占本國最終消費品總排放的33.1%）。澳大利亞憑借本國豐富的資源稟賦出口大量的中間產品，因此隱含在出口的中間產品中的碳排放轉移水平Q3較高（229.831 5×104 t，占總中間產品碳排放量的23.8%）。在共擔原則下中國和澳大利亞分別通過最終消費碳排放的凈出口和中間產品的凈出口實現了碳排放責任的大幅減少。

與中國和澳大利亞的碳排放責任變動幅度相反，共擔原則下日本和美國出現了碳排放責任的大幅度增加（日本增加175.727 1×104 t、美國增加86.758 1×104 t）。通過比較表3中的數據發現，碳排放責任的大幅度增加只出現在發達國家中。將這些發達國家分成兩類來進一步分析它們碳排放責任增加的具體原因：第一類是像日本這樣的資源稟賦比較匱乏的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進口大量的中間產品，因此隱含在進口中間產品中的碳排放量Q1使得它們的碳排放責任大幅度增加（日本進口中間產品中的碳排放量Q1為本國直接要素投入碳排放量Q2的約22倍）；第二類是類似于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國內消費需求很高，需要進口大量的最終消費品，隱含在進口最終消費品中的碳排放量Q4使得它們的碳排放責任大幅度增加（美國進口最終消費碳排放量Q4占本國消費者責任Scons的16.8%）。

資源稟賦狀況、經濟發展階段以及貿易結構特征是導致我國的碳排放責任呈現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從資源稟賦角度來看，我國的能源具有種類過于單一、分布極其不均勻等特點。我國的能源總量比較豐富，但是主要以化石能源為主，并且化石能源中碳排放系數最高的煤炭占主導地位。2006年，我國煤炭保有資源量為10 345億t，剩余探明可采儲量約占世界的13%，列世界第三位。然而我國可再生能源資源，如水電、光伏等產業有待進一步發展，探明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儲量相對不足。同時我國的能源資源分布極其不均衡，煤炭資源主要分布在華北、西北地區，水力資源主要分布在東南、西南地區，這種能源分布與我國東南沿海城市以及西南重工業城市對能源的大量需求不相匹配。這種資源稟賦特征導致了我國工業生產過程中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大量投入使用，從而使得我國的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我國目前正處于快速工業化階段，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和基礎設施的廣泛建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1980-2006年，我國的能源消費一直以年均5.6%的速度增長。僅2006年我國就消耗了24.6億t標準煤。同時，由于科學技術等方面的限制，例如對化石能源脫硫、分解等技術的不成熟，造成了我國能源使用效率相對較低，溫室氣體和有害氣體的排放系數較高，經濟發展具有高能源投入、高碳排放、高環境污染以及低產品產出，即“三高一低”的粗放式特征。從貿易結構角度來看，我國具有貿易規模繼續增長、貿易順差依然巨大、進出口產品兩極分化等特征。2011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23.64萬億元，增長17.2%。不斷增長的貿易規模拉動了國內生產和消費，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導致了對化石能源的大量投入使用。2007-2011年我國的貿易順差平均為1.54萬億元。巨額的貿易順差說明我國生產的產品中相當規模的部分出口國外，國際上對我國產品的需求是造成我國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之一。對進出口產品的類別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我國出口的產品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初級加工品為主，進口的產品以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深加工產品為主，這種進出口產品類別的兩極分化造成了我國碳排放的凈出口現象。

4結論及對策建議

本文通過構建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對25個貿易組織成員國的進口隱含碳排放量、出口隱含碳排放量以及本國直接經濟活動導致的碳排放量從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個角度進行了全面的核算。在此基礎上，通過共擔原則下各國碳排放責任的構成、兩種隱含碳責任負擔原則下各國碳排放責任的比較，進一步分析了各國隱含碳排放的轉移特征和水平以及各國碳排放責任的大小。研究結果表明，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的碳排放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共擔原則對各國碳排放責任的界定更加公平和有效；中國是生產者責任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比美國的生產者責任高出1 030.664 1×104 t。中國僅次于印度成為消費者責任第二的發展中國家，但是中國的消費者責任只有美國消費者責任的十分之一。中國的生產者責任占總責任的比例高達95.30%，而消費者責任占總責任的比例只有4.70%。“生產者負擔”原則下，中國是碳排放責任最大的國家，而在共擔原則下中國的碳排放責任出現了大幅度的減少，日本和美國的碳排放責任卻出現了大幅度的增加。資源稟賦狀況、經濟發展階段以及貿易結構特征是導致我國的碳排放責任呈現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

根據以上結論，針對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碳排放責任的界定以及如何減少碳排放量提出了如下對策建議：

首先，在界定各國的碳排放責任過程中，“生產者負擔”原則將全部碳排放責任歸結為生產國，是一種極端的責任分配方案?！吧a者消費者共擔”原則作為一種修正的碳排放責任分擔方案，不僅能夠有效地解決國際貿易中的“碳泄露”問題，而且還可以激勵隱含碳排放出口國和隱含碳排放進口國、碳排放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一起行動起來減少全球CO2排放量，是一種公平的、有效的責任分擔原則，應當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和采納。中國需要在國際氣候談判中強調消費者的減排責任，堅持用新的原則重新界定世界各國的碳排放責任，努力減少不應由我國承擔的碳排放的義務和壓力。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在生產過程中依然存在著資源消耗過高、產業結構失衡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我國的生產者碳排放責任一直居高不下，因此減少生產者碳排放責任是今后我國碳減排的重點。在資源利用方面，應該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力度，提高能源的綜合利用效率，減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從而減少生產過程中的CO2排放量；在產業結構方面，應該鼓勵各產業部門采取措施提高生產效率，促進我國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轉變，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的同時降低各產業部門的碳排放水平。

第三，我國在進口商品的過程中，需要加強對進口商品的質量考核，提高進口商品的準入門檻，適當增加高耗能、高排放產品的進口；在出口商品的過程中，限制我國高耗能、高排放產品的出口，促進我國出口商品類型的轉變。同時通過制定措施擴充貿易成本范圍，增加環境成本和社會成本，結合有效的環境管理政策手段來減少國際貿易對我國碳排放造成的消極影響，逐步構建和發展“綠色”貿易體系，預防和制止貿易活動給我國人民的生存環境以及身體健康帶來的損害，從而實現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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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減少碳排放的原因范文

位于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和倫敦德里的這家公司在過去的四年中竭力縮減了其碳足跡，即在其整個商業過程中作為副產品而被生產出的全部二氧化碳。追根溯源，牛奶生產過程是造成大量溫室氣體排放的罪魁禍首，但緊隨其后的產成品運輸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也不容忽視（圖一）。

以2006年10月的數據為基準，石原農場僅用兩年就將運送每噸貨物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縮減了一半。

這正是公司從產成品運送方面著手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原因。石原農場積極細致的減少碳足跡的籌劃，也為其他關注供應鏈碳排放問題的公司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模式。

描繪和測量

作為一個有機產品制造商，石原農場一直積極致力于環保項目。該公司始建于1983年，生產酸奶、酸奶冰沙、有機牛奶、人工培育的大豆、冰凍酸奶以及冰激凌等產品。公司建立初期，總部設在一間舊農舍里，運作基于兩個家庭和七頭奶牛。如今石原農場已成為全美第一的有機酸奶制造商和酸奶第三大品牌。去年該公司銷售額高達3億美元，在過去的19年間保持了平均24%的年增長率。

2001年及2006年，石原農場對自己進行了一次碳足跡評價。審計過程包含了從商旅到廢物處理的各項業務環節，包括包裝、用電、采購、用料（例如牛奶、糖及果味調料）及原材料和成品的運輸等。在完整的評估之后，公司得出產生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環節依次為牛奶生產、包裝和產成品運輸。

石原農場自然資源部門副主席南希?赫什伯格說，“當第一次做了完整的碳足跡研究后，我們驚詫地發現牛奶生產和包裝是我們造成氣候變化的兩大元兇。”她提到現有牲畜養殖方法會從多方面造成溫室氣體排放，其中包括牛的自然消化過程中產生的甲烷、肥料中的甲烷、種植及運輸飼料所耗能源、生產肥料所耗能源、農場耗能，例如冷卻牛奶所耗電力?！熬吞寂欧帕慷裕环肿蛹淄橄喈斢?5分子碳。故相對于碳而言，甲烷的溫室效應更加強效。”她接著說到，“我們在此領域做了多年的工作，開展了多個相關項目，嘗試著減少牛奶供應鏈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為了解決環境問題，幫助員工實現公司的環保目標，包括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石原農場于2006年12月設立了任務行動方案（MAP）小組。物流主管賴安?波切利被任命為小組組長，負責設立產成品運輸過程中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標。小組包括來自市場、銷售、自然資源及供應鏈各職能部門的代表。

在倫敦德里郡，運輸任務行動方案涵蓋了主要工廠和配送中心的發貨，其中公司約99%的輸出量來源于此。同時，方案中還包括了兩個合作包裝商，他們為公司提供所需部件，并將其運送到倫敦德里分銷中心，以便實現全國范圍的配送。

小組決定，方案第一年的目標應當是建立一個準確的基準來衡量由倫敦德里郡向全美客戶的運輸過程中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就此，運輸MAP小組與位于邁阿密萊德物流公司的合作，該公司為石原農場提供專門運輸隊伍，管理其合作的3 0家運輸公司（專門的運輸隊伍負責30%輸出運輸，余下均由運輸外包商處理）。萊德公司擁有一個酸奶制造商運輸量的數據庫，從區域和顧客兩個方面統計。經證實，這些數據對于描繪碳排放大有幫助。

根據美國環境保護署（EPA）開發的環境能源追蹤性能模型，單位產品由卡車或鐵路運輸一英里排放1847.5克二氧化碳。將該數據乘以2006年第四季度送貨到客戶的有效路程，石原農場得出產成品運輸過程中二氧化碳的基準數。

運輸MAP小組正竭力爭取于2014年實現公司整體年碳排放量減少40%的目標。相比絕對數而言，每噸產品運送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量引起了更多關注（見圖一）。若以此為度量標準，波切利認為石原農場應按顧客、按區域比較碳排放情況，而不是根據運送頻率。他說“如果我們能減少每噸產品運送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那么即使貨物量保持不變，（溫室氣體）絕對噸數也會下降?！?/p>

開門紅

一旦確立了排放基準，波切利的小組立即著手改進設備利用率及減少運輸里程的工作，然后開始碳足跡相關工作。首先，小組決定將零擔運輸整合為整車運輸。為了促進整車運輸，公司規定了最小訂購量，制定了48小時提前訂購的修訂計劃。同時，根據萊德公司提供的數據進行了線路優化。由此，公司在2006到2007年間減少了超過400萬英里的送貨路程和大約2500次卡車的往來，進而減少了40%的每噸產品運送二氧化碳排放量。如今，石原農場僅在紐約實施零擔運輸，原因是公司無法在該地區找到合適的整車多站?？康某羞\人。

2008年，波切利的MAP小組探尋進一步減少運輸過程中溫室氣體排放的機會。石原農場開始在其績效衡量積分卡中引入環境因素來考量運輸商。公司也鼓勵其運輸商參加美國環境保護署的智能道路計劃。該計劃旨在協調供貨方和運輸商共同改進空氣質量，減少碳排放。供貨方在任何新簽訂的運輸合同中都規定了運輸商必須使用新型低排放裝備。

當年末，石原農場著眼于運輸里程的減少情況，開展了一項網絡分析，以調查其分銷模式、庫存分配及客戶分布等的情況。分析者考慮了為縮短冗長的全國線路而新增工廠和配送中心。

盡管石原農場尚未對其分銷網絡做出任何改動，但這些實踐確實為公司指明了其他的減少碳足跡的道路。例如，分析者建議酸奶制造商可以像波切利所說的“跳出卡車思考”，以鐵路代替公路運輸。2009年1月，公司開始利用每周一次的食品冷藏軌道車Railex向西北太平洋運貨。波切利指出，一個細微的劣勢是公司需要提前一天通知準備火車運輸。另外，Railex成功達到了石原農場在環保和成本兩方面的標準，故公司計劃使用Railex進行加利福尼亞、德克薩斯及佛羅里達的的貨物配送，直至2012年。

目前公司正與萊德合作升級其專門運輸隊伍的牽引車和拖車等裝備，以實現向綠色模式轉型。小運輸隊伍的四臺牽引車中有三臺已被第三方物流替換，同樣六部冷凍拖車中也有四部已被替換。新牽引車上所裝車載計算機，能監控司機是否遵守發動機怠速的限制及每小時63英里的公司限速。其他方面的提升還包括特殊輪胎和直接傳動變速器等能更好實現能源節約的功能。運輸隊現在每加侖汽油平均行駛6.3英里，比以前的5.25英里有很大的提升。得益于新式設備的購進，運輸隊已實現10.4%碳排放量的減少。

宏圖大志

第3篇：減少碳排放的原因范文

摘 要：文章基于城市化視角，運用協整和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實證了1995-2013年浙江省碳排放與城市化、能源消耗、經濟增長、出口貿易的現實關系。研究表明：城市化、能源消耗、經濟增長和貿易開放對浙江省碳排放存在長期正向關系。因果關系上，城市化、能源消耗、經濟增長和出口貿易是引起碳排放變化的Granger 原因，但碳排放不是引起城市化、能源消耗、經濟增長和出口貿易變化的Granger 原因。文章對實證結果逐一進行了解釋并提出了相應對策建議

關鍵詞 ：浙江 碳排放 城市化 實證分析

基金項目：2013CDM贈款項目“基于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約束下的浙江轉型發展對策研究（2013058）”。

1、引言

人類活動影響是造成20世紀中葉以來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 [1]。城市是人類生產和消費活動重要場所，占世界面積2% 的城市排出了世界75% 的CO2[2]。而城市化不僅是個世界性的現象，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據聯合國人居署預測，2030 年世界城市化率將達到60%，2050 年將達到70%[3]，屆時城市化帶來的碳排放比例將進一步增加。

關于城市化和碳排放之間關系，已有研究成果大致有城市化利于降低碳排放強度[4]、城市化增加碳排放[5]、城市化對碳排放影響不顯著[6]三種觀點。城市化對碳排放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人口規模、經濟水平、技術進步、對外貿易等，如Zha 等研究認為人口的增加無論對城市或農村均導致碳排放的增加[7]，Dong等研究提出碳排放增長因GDP的增長而增長[8]，Stern認為以能源強度下降為代表的技術進步是推進碳排放降低的主要原因[9]，張友國研究提出貿易規模的增長使我國成為碳凈輸出國[10]。

浙江作為我國沿海發達省份，目前正處于全面提升工業化、信息化、市場化、城市化、國際化水平的關鍵時期，能源資源需求和碳排放仍將在一段時間內持續增加。根據2014年《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我國要實現“在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的控碳目標，采取更加嚴格的減碳措施勢在必然。2013年，浙江省萬元GDP能耗為0.53噸標準煤居全國前列[11]，進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壓力巨大。因此，在日趨嚴格的減碳形勢下，開展城市化進程中碳排放驅動因素研究，不僅能為浙江轉型發展探尋有效對策措施，也可為沿海發達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積累有益經驗。

2、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2.1 模型設定

為探討城市化、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貿易開發水平對浙江省碳排放的影響，本文借鑒Dietz 等在IPAT 模型基礎上建立并得到廣泛應用的STIRPAT模型[12]，構建如下模型：

為消除各變量的異方差對方程進行自然對數處理，得到如下線性回歸方程：

上式中，PCO2為人均碳排放量，EC為能源消費強度代表技術進步，PGDP為人均GDP代表經濟發展水平，EX為進出口總額占GDP比例以表示貿易開放水平，UR表示城市化水平；δ為常數項，α1、α2、α3、α4為估計系數，ε為隨機誤差項，t為年份。

2.2 數據來源與處理方法

本文樣本區間為1995-2013年。GDP、人口和進出口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省統計年鑒》，其中，為消除價格因素帶來的誤差，本文把歷年GDP數據折算成1995 年價；為真實反映浙江作為我國吸納外來人口大省的客觀實際，在計算人均碳排放量、人均能源消耗、人均GDP時采用常住人口；進出口數據用同期的美元匯率進行折算，匯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由于官方統計機構還沒有碳排放的數據，本文采用《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所提供的參考方法和歷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數據對浙江碳排放進行估算。具體方法為，先根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公布的八種化石能源(包括煤炭、柴油、汽油、煤油、原油、燃料油、焦炭、天然氣) 的折標煤系數將各種能源消費量折算成標準統計量，再乘以《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提供的碳排放系數，得到八種能源消費的碳排放量，加總后即為浙江碳排放總量。

本文所使用的計量分析軟件為Eviews 6.0。

3、浙江省城市化和碳排放的特點分析

3.1 城市化發展特點

浙江城市化進程自1995年以來持續快速推進，城市化率從1995年的32.6%增長到2013年的64.0%，高于全國平均水平53.73%的10.27個百分點，年均提高約3.82個百分點。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城市功能不斷得到發揮，城市化發展已進入從中期加速階段向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后期階段，城市在浙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顯著。

圖1描述了1995-2013年浙江省城市化發展變化情況。從圖中可以看出，1995-2005年是浙江省城市化快速提升階段，城市化率從32.6%提升至55.0%，年均提高5.98%；2006-2010年城市化持續快速提升，城市化率從55.0%提升到61.6%，年均提高2.29%；2011年后，仍以每年接近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

3.2 碳排放特點

圖2描述了浙江省1995-2013年人均碳排放變化情況。從圖中可以看出，浙江省人均碳排放總體呈現快速增長態勢，年均增長6.9%。從不同時間看，人均碳排放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1995-2003年人均碳排放緩慢增長階段，年均增長5.6%；第二階段2004-2011年人均碳排放快速增長階段，年均增長11.0%；第三階段2012-2013人均碳排放呈現下降趨勢，這一現象是否說明浙江省的人均碳排放開始拐點性下降，仍需進一步分析探討。

4、實證研究

4.1 單位根檢驗

在實證研究過程中，一些非平穩的經濟時間序列可能存在虛假回歸或偽回歸現象。本文構建的是面板數據模型，包含時間序列數據。為避免偽回歸現象的發生，確保估計結果的有效性，必須對各面板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為提高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對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斷各序列的平穩性。根據變量序列的折線圖，本文選擇檢測方程類型包括常數項和趨勢項，得到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檢驗結果表明，浙江碳排放量、人均GDP、能源強度、城市化和外貿開放的水平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下均存在單位根，不是穩定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后的服從I (1)過程，滿足構建協整模型必要條件。

4.2 協整檢驗

本文涉及多個變量之間協整關系的檢驗，因此采用 Johansen 檢驗法。Johansen 協整檢驗是一種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檢驗，檢驗之前必須確定 VAR 模型的結構，最為重要的是確定最優滯后期。本文就lnPEC、lnPGDP 、lnUR、lnEX對lnPCO2檢驗并進行判斷，并依據 AIC 最小值原則，最終確定 VAR 模型的最優滯后期為 2。在此基礎上，得到協整檢驗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采用跡統計量檢驗在 5%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變量間存在 2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由此可判斷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其中一個協整方程為：

lnPCO2=1.58956lnEC-0.83376lnUR+0.933642lnPGDP+ 0.390417lnEX

標準誤差=（0.07156） （0.10542） （0.01937） （0.04542）

從協整方程看，能源強度系數為正且最大，說明浙江省能源消費是刺激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的重要因素。這一結論與周葵等[6]、董美辰[13]的研究結論一致。本文認為，這與浙江長期以來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特點相吻合。根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從1995年至2013年浙江省碳排放系數最大的煤炭長期占一次能源消費的60%以上，其中2003年之前更是維持在65%以上的高位。同時，浙江省能源效率雖然居我國前列，但能源強度卻是同期德、日、韓、美等發達國家的1.73~4.63倍，能源效率仍需進一步提升。

城市化水平系數為負，說明浙江省城市化水平與碳排放呈現均衡的負相關，趙紅和陳雨蒙研究一致[14]。這可能與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形成了環境保護規模效應，有利于建立起對環境保護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使碳排放水平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抑制有關。

人均GDP系數為正，說明浙江省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存在均衡的正向關系。根據統計年鑒計算，浙江省在研究期內的人均 GDP 年均增長率為9.98%，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長率為6.95%，兩者相差3.03個百分點，說明浙江省碳排放與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呈現 “弱脫鉤”的發展特點，這與劉其濤[15]、員開奇和董捷[16]等的研究結論一致。

貿易開放水平的系數為正值，說明浙江省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存在均衡的正向關系，這與張友國研究結論一致[10]，也與浙江出口以紡織、家具、服裝、機電等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和進口以原材料資源性商品為主，以及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比較低端的加工環節的客觀實際相符。

4.3 Granger因果檢驗

在確定上述變量之間均衡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用Granger 因果檢驗確定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用“≯”表示符號前面的變量，不是引起符號后面變量變化的Granger 原因。檢驗結果見表4。從表4可以看出，能源強度、貿易開放、城市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是引起碳排放變化的Granger 原因，但碳排放不是引起能源強度、城市化水平、經濟增長和出口貿易變化的Granger 原因。

5、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研究根據1995-2013 年間的統計數據，通過協整分析與Granger因果檢驗，對浙江省城市化進程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定量觀察。經研究發現，浙江省碳排放（被解釋變量）與能源強度、人均GDP、貿易開放等四個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均衡的正向相關，而與城市化水平存在均衡的負相關。從Granger因果檢驗看，能源強度、城市化發展水平、經濟增長和對外貿易是引起浙江省碳排放變化的Granger原因，且僅存在單向影響機制。

針對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在能源方面，針對浙江現階段能源結構不盡合理和使用效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的特點，要實施煤炭消費總量控制，推進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積極開發海洋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安全發展核電，推進一次能源結構、電力裝機結構清潔化、低碳化。同時，加大低碳技術研發和推廣，構建低碳技術評價認定體系，形成低碳技術遴選、示范和推廣動態管理機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從源頭上控制因能源結構不合理和能源效率不高引起的碳排放。

在經濟發展方面，盡管浙江省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呈現一定程度的“弱脫鉤”現象，但經濟增長依然是推進碳排放增長的重要因素，尚未實現碳排放負增長和經濟增長的“強脫鉤”，因此，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條件下，要發展新能源、高端裝備制造、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物聯網、新材料、海洋新興以及核電關聯產業等碳排放強度低、產業帶動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同時嚴格控制高碳行業發展，加快淘汰落后產能，進一步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減少生產過程碳排放。

在城市化發展方面，要實現《浙江省城鎮體系規劃（2011-2020）》提出的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為72%左右目標，浙江在2020年前每年需提升城市化率1.14個以上百分點，繼續推進城市化仍將是今后的重點任務。因此，盡管城市化水平是浙江省碳排放的負向驅動因素，但在今后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要繼續以新型城市化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為指導，構筑以省域中心城市建成區為中心、縣城和中心鎮為節點、綜合交通為骨架的城市空間形態，深入推進城鎮結構的低碳化。同時，要在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等建設方面堅持綠色低碳理念，推廣綠色建筑，優化交通組織，提高城市建設質量，進一步減少城市碳排放。

在貿易開放方面，盡管對外貿易是浙江碳排放增長的驅動因素，但這并不意味著盲目地控制出口規模的增長來減少出口含碳量。“兩頭”在外是浙江經濟的先天基礎，外貿在促進浙江快速發展和融入世界的過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不管是當前和將來，強化對外貿易仍是浙江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和擴大國際影響的重要途徑。因此，理性對策應是轉變出口增長模式，優化出口產品結構，通過出口產品結構變化控制碳輸出，其中，重點是要鼓勵出口附加價值率高而能源強度較低的產品或服務，并對能源強度高的產品通過適當的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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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第4篇：減少碳排放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碳排放；動態效應

中圖分類號 F205；X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05-0143-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2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高速發展，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不斷攀升，國內企業也在發展壯大后積極尋求海外市場，對外直接投資也在逐步增加。與此同時，我國能源資源過度消耗、溫室氣體排放大量增加等環境問題也日益加劇。究其原因，不僅與我國的歷史發展軌跡和發展模式有關，還與國際貿易和投資引發的轉移性因素有關。國際能源署2008年的研究報告認為，2004年中國CO2排放總量的34%源于為生產滿足國際市場消費的產品[1]。因此，進一步分析碳排放的國際影響因素，研究開放經濟下外商直接投資（FDI）和對外直接投資（OFDI）以及進出口貿易影響碳排放的方向和程度，對我國實現“十二五”經濟轉型目標、兌現2020年碳減排承諾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相關文獻回顧

國內外學術界普遍認為，貿易與投資是影響區域與全球碳排放的重要因素。理論研究表明，國際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對碳排放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并且可以區分為規模效應、技術效應及結構效應三個方面。而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碳排放則會起到正面積極的作用，因為無論是國內發展成熟的邊際產業，還是由于國內環境保護標準較高而導致對外轉移的高碳排放產業，都可以大大減少國內的碳排放，從而改善環境質量。此外，技術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由于存在反向技術外溢效應，對降低母國碳排放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1.1 國外相關研究

國外學者對FDI 影響東道國CO2排放的研究存在著兩種相反的分析思路，一是基于驗證“污染天堂假說”存在性的思路，即考察FDI 是否向東道國轉移了污染密集產業進而導致當地碳排放的增加。Baumol[2]的理論分析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自愿實施較低的環境標準，那么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東道國將會變成世界污染的集中地。在實證方面，Jorgenson[3]等利用39個不發達國家1975-2000 年的面板數據對FDI 與東道國碳排放的關系進行考察，研究結果證實FDI 對不發達國家的碳排放具有顯著的負面效應。二是基于驗證“波特假說”存在性的思路，即考察FDI是否通過技術溢出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進而導致當地碳排放水平的下降，結論是FDI不僅有益于一國的技術進步，而且通過引進環境友好型技術和產品從而提高一國的環境福利。這方面的代表作有Eskeland和Harrison[4]的研究成果。

國外學者對貿易自由化影響碳排放的研究相對較早。Copland和Taylor[5]運用貿易模型進行了分析，結論是貿易自由化減輕了發達國家的環境污染，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污染。Machado，Schaeffer和Wbrrell[6]對巴西的國際貿易對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1995年巴西出口的非能源產品的能耗和碳排放量明顯大于進口，每單位產值出口商品比進口商品平均多消耗40%的能源和多產生56%的碳排放。

1.2 國內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也重點就FDI對碳排放的負面及正面效應進行了研究。吳獻金、肖邵方[7]使用1999-2009年的面板數據探討FDI對碳排放的影響，結果發現FDI對我國碳排放產生了消極的規模和結構效應，積極的技術效應。李子豪、劉輝煌[8]分別使用反映地區碳排放水平的絕對和相對指標實證檢驗了FDI通過技術渠道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結果表明FDI對中國碳排放的積極影響存在一定滯后性，滯后一期的FDI對碳排放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在國際貿易對碳排放的影響方面，國內也有大量的研究文獻，其觀點也基本一致：國際貿易加劇了我國碳排放。孫小羽和臧新[9]的研究結果表明，通過出口貿易，中國正承載著越來越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許廣月和宋德勇[10]實證分析了貿易、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量之間的動態關系，結果表明出口貿易是碳排放和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

綜上所述，以上關于貿易、投資與碳排放的文獻中，由于研究對象、采用的數據和模型不同，所得出的結論存在差異，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大多從進、出口貿易或者FDI單一視角研究對環境的影響，少有文獻區分不同區域并重點研究OFDI的碳排放影響，至于將進口貿易、出口貿易、FDI、OFDI聯系在一起，綜合考慮這四大因素對國內碳排放的動態影響更是很少[11]。因此，本文將運用SYS-GMM面板模型，利用我國30個省市2003-2009年的對外貿易、FDI、OFDI數據，從東、中、西部地區實證研究國際轉移性因素與碳排放的關系，以期探討我國對外貿易、國際投資與碳排放的動態關系，從而為進一步推動我國開放經濟的發展提供有用的政策參考。

2 我國CO2排放現狀研究

由于目前中國沒有省一級CO2排放量的直接監測數據，因此，正確估算我國的碳排放數據是本文首先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根據2007年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溫室氣體增加的主要來源是化石燃料燃燒[12]，因此本文根據各省市一次能源消費量及其碳排放系數進行CO2排放量的測算。具體采用煤炭、原油、天然氣這三種最主要的一次能源消費總量P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數η，計算如式（1）：

Yit=∑3[]j=1Pijtηj（1）

式中，Yit為i省第t年的CO2排放總量；Pijt為i省第t年第j種能源消費量；ηj為第j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

由于原始統計數據中各種能源的消費均為實物統計量，因此必須轉換為標準統計量才能應用式（1）進行碳排放量測算。2010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給出了具體的換算方法。同時，由于能源的碳排放系數對CO2排放量計算影響很大，為權威起見，我們同樣采用2010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的數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0》中各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分別為：煤炭0.747 6 t碳/ t標準煤、天然氣0.447 9 t碳/ t標準煤、原油0.585 4 t碳/ t標準煤。。表1顯示了我們測算的2003-2009年各省市CO2排放量。

根據表1 2003-2009年東中西部地區CO2排放量繪制成圖1。可以看出，全國三大地區的CO2排放量都呈持續增長態勢。究其原因，現有諸多文獻都將其與經濟發達程度、經濟開放度聯系起來。具體分析可以發現，東部地區經濟最為發達，經濟開放度最高，因此，CO2的絕對排放量遠遠超過中西部地區，始終占據全國最主要地位。但是，隨著中西部地區經濟開放和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中西部經濟發展速度大大加快，其CO2的排放量也在相應增長。事實上，2003-2009年西部地區碳排放量年均增長率為12.06%，高于東部地區的10.13%以及中部地區的905%。

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四川、重慶、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由于現有資料中數據的缺失，故未包括。下同。限于篇幅，表中只給出了單數年份的碳排放量數據。

通過上述簡單對比分析不難發現，我國CO2排放量的逐年增加與開放經濟的不斷發展是密切相關的，但進口貿易、出口貿易、FDI及OFDI這四大開放性經濟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效應具體如何，則需通過下文進行實證檢驗。

3 我國國際貿易與投資的動態碳排放效應

3.1 模型設定

由于碳排放是一個連續動態的過程，上期的碳排放量對當期碳排放量產生影響，且上期的對外貿易、FDI與OFDI都將影響當期碳排放量，因而引入滯后因變量更符合理論與現實， 結合本文需要，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下標i指各省份（i=1，2……30），t指年份（t=2003，2004……2009）；Y表示碳排放量，E表示該地區出口到國外貿易額，I表示該地區從國外進口貿易額，F代表該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從1979年開始計算累計額，O代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υi所度量的為個體差異；εit為隨機擾動項。E、I、F數據均以1990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做了調整。

現有文獻指出，資本投資、人口總額等變量對碳排放有一定的作用，因此，本文將這些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引入。其中，資本投資Z用各省市資本形成總額來表示；人口總額N為各省市人口總數。除了各省市對外直接投資額F來源于《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外，其余數據均來自于2004-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為了消除變量的異方差性，本文將模型中的絕對數指標均取對數。

3.2 實證結果分析

上述模型，即式（2）是一個動態面板模型。由于回歸方程中因變量的滯后項作為自變量，從而導致自變量與誤差項相關，即模型的自變量具有內生性。因此，如果應用標準的隨機效應或固定效應對動態面板數據進行估計，將導致參數估計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針對這一問題，Arellano和Bover以及Blundell和Bond提出了系統廣義矩（System GMM）估計法。系統廣義矩估計能同時利用差分和水平方程中的信息，從而很好地解決了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參數估計的有偏和非一致性問題。因此，本文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

利用Stata12統計軟件包，采用Stata官方網站提供的xtdpdsys命令執行本文的系統廣義矩估計。從回歸檢驗統計量來看，系數聯合顯著性的Wald檢驗值在1%的水平上顯著；Sargan檢驗結果說明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即工具變量和誤差項不相關；AR（2）檢驗說明一階差分后的殘差不存在二階自相關，即模型的設定是合理的。估計結果見表2。

注：Y、E、I、F、O分別表示碳排放量、出口額、進口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外直接投資額的對數值，lag_表示滯后一期值，lag2_表示滯后二期值。AR（2）接受表示序列存在二階相關性。薩甘檢驗用以判斷變量的有效性，結果顯示接受原假設，說明整體工具有效。限于篇幅，表中未顯示常數項、人口、資本的結果。*[KG-*2]*[KG-*2]*表示在1%水平上顯著，*[KG-*2]*表示在5%水平上顯著，*表示在10%水平上顯著。下同。

從表2可以清楚地看到：碳排放量的一期滯后值對當期碳排放量有著顯著的影響，彈性系數達到0.89，該模型動態性顯著。這一結果說明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慣性，同時也說明前一期碳排放會加重當期碳排放量。

出口額及其滯后一期值對碳排放量的增加有促進作用，其滯后二期值卻抑制了碳排放。大量的出口污染密集型產業產品（冶金、化工、皮革、造紙等），會造成CO2排放量迅速增加，因此出口額的當期值及滯后一期值對碳排放增加具有較大影響。出口額的增加將提高政府收入，政府有更充裕的財政資本來治理環境問題、加強對低碳環境的建設，此即貿易對環境的的規模效應；同時國內企業為滿足外國的低碳貿易標準而改進生產技術，這種貿易對環境的技術效應也進一步促進了我國低碳經濟措施的有效運行，這些具有時間滯后性，其效用在滯后二期較明顯。

進口額當期及其滯后一期值減少了碳排放量，但其滯后二期值對碳環境有惡化作用。由于一部分產品從國外進口，并沒有消耗國內自然資源，碳排放量必然會相應減少。進口額的增加會減少凈出口總值，降低了財政收入，因而政府投資到低碳事業的資金也會相應較少，因此滯后二期的進口額對國內碳環境的改善具有負面效應。

當期及滯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對碳環境具有惡化作用，其滯后二期值卻對低碳事業有促進作用，且系數都較大。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特別是國外高碳產業的轉移，加大了環境和資源的承受力度，造成了當期碳排放量的增加；但是引進外資的同時也引進了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技術效應的外溢使得部分企業提升了生產工藝技術，降低了能源消耗強度，更新了治理污染的技術；同時本土企業為應對外資進入的競爭壓力，會努力降低生產成本，加大R&D投入開發新技術或者主動模仿FDI企業的生產技術以提升自身的技術水平，這些都改善了國內的碳環境。但是這種技術外溢作用需要時間，因此體現了一定的滯后性。這說明FDI對我國碳排放表現出一定的規模效應和技術效應，伴隨著經濟規模的增加，碳排放量增加，但隨著技術的改進，污染程度下降。

對外直接投資其滯后一期、二期值均為負，即對外直接投資對CO2排放量有積極效應，當OFDI增加時，將會降低CO2排放量，這與理論分析是相符合的。

4 結論及擴展分析

本文運用SYS-GMM估計方法，對我國開放經濟的貿易、投資因素與碳排放之間的動態關聯進行實證檢驗，實證分析結果表明：

（1）全國模型的碳排放一期正動態性均很顯著，這表明前一期的碳排放會對當期的碳排放產生重要影響。

（2）全國模型中當期出口貿易及滯后一期值對碳排放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滯后二期的出口貿易值卻對低碳環境的建設和改善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進口貿易的碳排放效應與出口情況則相反。

（3）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碳環境具有短期的消極影響，具體體現在當期及滯后一期外商直接投資擴大的同時，CO2排放量也相應增加。而當引入外資后也同時引進了國外先進的技術及設備，技術的外溢性將滯后地改善我國碳環境現狀。

（4）模型顯示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碳環境有積極的影響，具體表現為滯后期的對外直接投資減少了碳排放。

應當指出的是，雖然本文得出的結論是開放經濟的貿易與投資因素對我國的碳排放有一定的負效

用，但這絕不是說，碳環境惡化的內在原因就是對外經濟開放本身。相反，對外經濟開放為我國

的經濟快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碳環境惡化的真正原因在于，人們環境意識缺乏或淡薄，

以及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所導致的環境成本外在化[12]。所以，我國在享受對外經濟開放帶來的收

益的同時必須要消除其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

根據上述分析，對我國實現低碳發展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議：

（1）實施綠色FDI引進戰略。

本文實證結果說明了雖然FDI引進的當期對碳環境有惡化作用，但是滯后期的外商直接投資由于具有技術溢出效應可以降低碳排放量。因而，我國應根據自身發展狀況和世界經濟發展形式制定低碳發展的FDI戰略。綠色外資引進戰略應順應低碳經濟發展大勢，達到促進新興產業跨越發展、現代服務業加速發展、傳統產業優化發展、區域協調發展的目標，進一步提升開放經濟發展水平。①對于傳統產業，要充分利用FDI形成的技術外溢，嫁接改造傳統優勢產業，形成產業技術群，擁有完整的產業鏈。②將清潔能源技術、節能技術和碳排放處理技術等能減少污染、降低消耗和改善生態的技術作為引進外資的一條重要評價標準。③在引進外資時要體現國內的產業政策，引導外資投向高附加值、低資源消耗、對環境友好的產業，發揮外資在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等方面的先導作用。

（2）新型“走出去”戰略。

政府應引導并扶持對外投資項目發展。本文實證檢驗結果顯示，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將有助于減少我國的碳排放量?！白叱鋈ァ笔菫榱烁雍侠淼乩煤Ｍ赓Y源和能源。政府應建立新型“走出去”戰略，該戰略應把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作為重要參考因素，企業除遵守必要的商業規則和國際慣例外，還必須承擔在當地的社會和環境責任，將節能環保、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對外經濟合作的重點內容，樹立國家和企業的綠色形象，同時為國際低碳事業做出相應的貢獻。

新型“走出去”戰略還應注重投資于研究與開發型技術產業，通過在技術資源與智力資源密集的

發達國家進行研究與開發型技術產業投資，能充分利用海外企業接近當地技術資源的優勢，進行

先進技術的跟蹤，可更好地開展技術獲取工作，從而獲得降低國內碳排放的技術效應[13]。中國不

斷發展的經濟和持續增長的外匯儲備為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傳統的“市場

換技術”的“引進來”模式相比，可以說是一種主動的、“資本換技術”的“走出去”模式。

（3）轉變出口貿易結構，以低碳為基點培育出口競爭優勢。

政府應該綜合考慮出口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和對環境的影響，協調好出口貿易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在鼓勵擴大出口貿易規模的同時，出臺更加有效合理的環境規制措施，著力提高節能減排技術，對于出口比重迅速上升的部門要著重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強度。調整出口商品結構，控制部分污染密集型產品出口，提高低污染、低能耗的高新技術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促使出口商品結構向清潔化方向轉型，避免成為發達國家轉移污染的“污染避難所”。

同時，政府應引導企業在低碳大趨勢下構建和提高產品的競爭優勢，在生產中注入環境友好

技術，增強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生產出功能更強、質量更好、更安全、更環保的商品，以符

合國際環保標準的產品擴大出口貿易，在對外貿易中達到出口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以改善環

境質量作為提高出口競爭力的出路，形成出口產品的環境競爭優勢[14]。這也有利于我國應對綠色

貿易壁壘。

（4）優化進口商品結構，適度擴大有效進口規模。

通過財稅、信貸等政策，突出進口貿易在低碳生產和消費中的引導示范功能，促使進口貿易

與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和低碳發展相協調。政府應適度鼓勵以下商品進口：①引進有利于環境保

護的高新技術與關鍵設備，堅決禁止嚴重污染環境產品和國外淘汰的不利于環境的技術和設備的

進口。②支持高載能產品的進口，如有色金屬、鋼材、化工產品等。采取開放市場、放松進口保

護等措施，促使產能過剩、污染嚴重以及重復建設的落后產業全面參與國際競爭，通過市場機制

來加速淘汰落后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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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減少碳排放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出口貿易；碳排放；能源消費

[中圖分類號]F224.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遼寧省的對外貿易取得了長足發展，出口額自1985年以來一直保持遞增的趨勢。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雖然給遼寧省經濟以巨大的拉動力，但隨之帶來的資源消耗、能源消耗、環境污染等壓力業越來越大，特別是碳排放量的不斷增加，制約了遼寧省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本文旨在厘清遼寧省碳排放與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客觀闡釋遼寧省碳排放的增長驅動力。

目前研究出口貿易與能源消費或者碳排放之間關系的文獻較多。比如朱啟榮（2007）、劉強等 （2008）、許廣月，宋德勇（2010）、Dabo Guan et al（2008）、Paresh Kumar Narayan and Russell Smyth（2009）、Thomas Wiedmann（2009）等專家學者對此均進行了深入研究。但是結合遼寧省的實際情況，揭示通過貿易結構的調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途徑的研究還是空白。因此，本文將客觀評估和定量分析遼寧省出口貿易與碳排放量的關系，以期為有關部門制訂科學的外貿政策提供參考依據，從而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提高對外貿易質量，促進遼寧省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

二、模型設計和數據說明

1.模型設計

一方面出口貿易為遼寧省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大量就業機會，成為遼寧經濟增長的重要拉動力量，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大量的能源資源消耗和碳排放，給遼寧經濟的進一步持續健康增長帶來了壓力。特別是作為主要溫室氣體的二氧化碳排放直接導致環境污染，不僅會降低本地區人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還是造成氣候變暖主要因素，影響生態環境。所以，出口貿易與碳排放二者間應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關系，并且這種關系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的特征。

為揭示二者之間的動態關系，把出口貿易和碳排放作為自變量和因變量，建立計量經濟模型：

其中， 表示 時期的碳排放量的對數值，單位是萬噸； 表示 時期的出口總額的對數值，單位億美元。 為常數項， 為回歸系數， 為隨機誤差項。顯然，如果式（1）成立，則隨機擾動項 是平穩序列。

如果 值為正，表示出口貿易具有“增排”效應，意味著出口貿易的碳排放轉移效應假說成立；如果為負，說明出口貿易具有“減排”效應。根據遼寧省的實際情況，出口貿易方式仍屬于粗放型，是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據此，理論預期 為正。

2.數據說明

本模型共涉及兩個變量，分別是碳排放量指標 、出口貿易指標 。其中計算碳排放的基礎數據、出口貿易總額（億美元）來源于2012年《遼寧統計年鑒》。遼寧省碳排放量的估算則是利用對數均值迪氏分解法（LMDI）。該方法依據擴展的Kaya恒等式，推導出碳排放量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 是碳排放總量， 表示能源消費總量， 為 種能源消費的碳排放量， 為 種能源的消費量，表示 種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份額； 表示各類能源的排放系數（強度），即消費單位 種能源的碳排放量。

由式（2）可知，要測算出碳排放量，關鍵要確定各類能源消費的碳排放系數。并由此計算整理出遼寧省1985—2009年的碳排放總量。

根據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了1985—2010年遼寧省碳排放量及出口總額進行考察，圖1反映了1985—2010年遼寧省碳排放量及出口總額的變化趨勢。

三、實證結果分析

1.單位根檢驗

為避免時間序列的“偽回歸”，首先對序列進行單位根的平穩性檢驗，以測度變量是否滿足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采用ADF檢驗法分別對 和 進行單位根檢驗，以考察其是否存在單位根（見表1）。

由表1可以看出， 和 這2個變量的ADF統計量，分別在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下不顯著，而 和 的一階差分序列分別在在5%、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平穩的顯著性檢驗，所以兩個變量的水平序列是不平穩的，而一階差分序列是平穩的，即為I（1）。

2.協整檢驗

對序列 和 采用基于殘差的E-G兩步法進行協整檢驗，首先對式（1）進行普通最小二乘回歸（OLS），得到：

括號中的數字為對應的標準誤差項，然后對式（3）的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無截距項和趨勢項）。得到殘差序列t統計值為-4.215，查找麥金農（Mackinnon）提供的臨界值表，計算發現t統計值小于1%的顯著性水平上ADF臨界值-2.661，所以拒絕零假設，即殘差序列為穩定序列。進而說明變量 與 之間存在（1，1）階協整關系，表明二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由協整方程（3）可知，遼寧省出口貿易值增長率每提高1%，其碳排放量的增長率平均提高0.4069%。這表明，遼寧省的出口貿易規模擴大與碳排放量增加之間關系較緊密。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證實了 與 這兩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但是，這兩個變量間的因果關系仍不明確。因此用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這兩個變量之間具體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出口貿易規模的變化是導致碳排放變化的格蘭杰原因，這意味著出口貿易在促進遼寧省經濟增長和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碳排放量的增加，表明遼寧省的出口貿易方式是非環境友好型。相反，碳排放不是出口貿易的格蘭杰原因，意味著碳排放的增長并沒有促進出口貿易的增長。

4.脈沖響應分析

運用脈沖響應分析方法，通過 、 作為內生變量得到的誤差項加上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分別對 、 的影響，可以清楚看到 、 在序列沖擊時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的影響，如圖2所示。在圖2中，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期間數（年），縱軸分別表示 、 的變化程度，曲線表示了脈沖響應函數，代表了各相應變量沖擊的動態響應；兩側的虛線是脈沖響應函數加減兩倍標準差的值，表明沖擊響應的可能范圍。

由圖2可知，LNC 受自身的脈沖響應當期的效應明顯，為0.047018，隨后不斷減少至第5期的最小值為0.018910，而后又呈微弱的遞增趨勢，總體來說 LNC對自身的影響是呈正向反饋效應的；給定LNEX一個標準信息沖擊，LNEX對LNC的沖擊第1期為0，LNC在第2期開始反應，而后不斷增強，至第5期達到最大為0.053107，隨后反應強度不斷減少，直至達到最小值，總體來看LNEX對LNC的單位沖擊具有持續的正效應，長期趨近0.049579；LNEX對自身的單位沖擊的響應具有長期的正效應，當期的效應明顯，為0.125662，在第2期達到最小值，之后開始遞增，到第5期達到最大值后又開始遞減，總體穩定在0.12的水平上；LNC對LNEX的單位沖擊第1期為0.037846，第2期達到了最大值，為0.061594，而后遞減，但是總體LNC對LNEX的單位沖擊具有持續的正效應，長期趨近0.046918。

四、結論與對策建議

1.結論

首先，遼寧省碳排放量和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出口貿易的彈性系數為0.4069，這表明，長期以來，出口貿易的增長導致了碳排放的增加。說明遼寧省出口貿易每增加1%， 碳排放增加0.4069%。

其次，從遼寧省碳排放和出口貿易兩變量間的因果關系來看，出口貿易是碳排放的格蘭杰原因，但是碳排放不是出口貿易的格蘭杰原因，表明遼寧省出口貿易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碳排放量不斷增加，這種結果與遼寧省高能耗的粗放式外貿增長方式有關，高能耗產品出口增長對能源消費有很強的依賴性，這種增長方式制約了遼寧省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第三，遼寧省碳排放和出口貿易兩變量間的脈沖響應來看，碳排放對出口貿易的響應由零變為正，而后不斷增強，至第5期達到最大值，后雖減小，但影響持續為正；出口貿易對碳排放的響應在第2期就達到了最大值，而后遞減，但具有持續的正效應。

2.對策建議

目前，遼寧省出口貿易產品結構總體看還很不合理。全省出口的29種商品中除去食品外，初級產品尤其是能源類產品和高耗能產品占據了較高的比例。顯然，這些產品尤其是能源類產品在單位附加值出口中負載了更多的能耗。這種貿易方式大量消耗國內的能源和資源，直接導致了能源消費總量的上升，加大了遼寧省節能減排目標實現的難度，而這種由貿易所引發的能耗量和碳排放量，不利于遼寧省出口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有關部門應采取積極措施，對這些高耗能產品的出口進行適當的控制和積極的引導。首先，優化出口產品結構，進一步降低低附加值產品、能源類產品、化工原料、重化工產品等的出口比重，增加高附加值產品及低能耗產品出口比重。其次，優化能源消費結構，促進出口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出口產品生產的能耗。第三，構建完善的綠色貿易政策體系。對現有貿易政策體系進行改革，探尋一種健康的貿易增長方式，建立綠色貿易體系，如綠色投資政策、環境關稅政策、承接發達國家和地區產業轉移時一些高耗能項目的準入制度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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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強，莊幸，姜克雋，韓文科.中國出口貿易中的載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8（8）：46-55.

[3]許廣月，宋德勇.我國出口貿易、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關系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0（1）：74-79.

[4]Dabo Guan， etal. The Drivers of Chinese CO2 Emissions from 1980 to 2030[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8（10）：626-634.

第6篇：減少碳排放的原因范文

面對環境的惡化，科學家都鼓勵人們過低碳生活。那么，什么是低碳生活呢?

低碳生活涉及碳足跡，碳足跡表示一個人或者一個團體的碳耗費量，是測量某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因每日消耗能源而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對環境影響的一種指標。第一碳足跡是因使用化石能源而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如一個經常坐飛機出行的人會有較多的第一碳足跡，因為飛機飛行會消耗大量燃油，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第二碳足跡是因使用各種產品而間接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如消費一瓶普通的瓶裝水，會因它的生產和運輸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而帶來第二碳足跡。碳足跡越大，說明你對全球變暖所要負的責任越大。碳足跡越小，說明你對環境的保護做出的貢獻越大。

就個人而言，每個人可以從自我做起，從生活中的細節做起，盡量減低碳足跡，選擇低碳生活。例如，少開一天車，少吃一頓肉食大餐，少用一次性筷子，少開一盞燈等等，都可以減少碳足跡；甚至用餐做菜時選擇烹飪方式也可以減少碳足跡。以土豆為例，用烤箱烘烤土豆產生的二氧化碳比用鍋煮的要多，而用鍋煮產生的二氧化碳又比微波爐做產生的多。所以，用微波爐做土豆就是一種更好的低碳生活。

另外，棉布衣服與化纖衣服，爬樓梯與坐電梯，走路與開車等等，都是前者是低碳生活，后者是高碳生活。生產化纖衣服要消費更多的石油和能源，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所以應當選擇棉布衣服。在家居用電上，使用風電或水電等清潔能源產生的碳排放會比使用熱電低。在交通出行方面，小排放量汽車在同距離時碳排放量較少，應大力推廣小排量節能環保型汽車。

盡管低碳生活值得提倡，但是，由于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人們不時會進入高碳生活。這時就應當對自己的高碳生活進行補償。這種補償就是所謂的碳中和。這種補償就是碳中和。碳中和指的是，人們可以計算自己日?；顒樱ㄉa）直接或間接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過高，則可以通過植樹等方式把這些排放量吸收掉，或者計算抵消這些二氧化碳所需的經濟成本，然后個人付款給專門企業或機構，由他們通過植樹或其他環保項目抵消大氣中相應的二氧化碳量，以達到降低溫室效應的目的?？梢哉f，碳中和就是人們對自己高碳生活的補償。

因此，人類的低碳生活處處可為。

第7篇：減少碳排放的原因范文

一、碳關稅產生的背景

碳關稅是指如果某一國生產的產品不能達到進口國在節能和減排方面設定的標準,就將被征收特別關稅。這個概念最早由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提出,用意是希望歐盟國家應針對未遵守《京都協定書》的國家征收特別的進口碳關稅,否則在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運行后,歐盟國家所生產的商品將遭受不公平競爭,特別是其境內的鋼鐵業及高耗能產業。碳關稅目前在世界上并沒有征收范例,但是歐洲的法國、瑞典、丹麥、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顛和魁北克在本國范圍內已開征與碳關稅類似性質的碳稅。2009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的《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條款中規定,從2020年起將對進口產品開始實施碳關稅,對進口的排放密集型產品,如鋁、鋼鐵、水泥和一些化工產品,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美國是國際上第一個對碳關稅進行立法的國家。碳關稅問題是在世界經濟發展面臨全球變暖和能源危機這兩大壓力的背景下產生的。

(一)溫室氣體和全球變暖

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活動大幅度提高了地球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其中燃燒石油、煤等傳統化石能源釋放的二氧化碳是溫室氣體排放的最主要來源,而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是造成地球氣候變暖的主要根源。國際能源機構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美國、中國、俄羅斯和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幾乎占全球總量的一半。國際能源機構最近的《2009世界能源主要統計》資料數據顯示, 2008年一年中國在能源消費部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為61.47億噸,這一數據比美國的56.12億噸多5.35億, 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但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 4.7 噸/年,僅為美國人均排放量(19.1噸/年)的24%。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控制全球變暖,保護人類生存發展的地球已是本世紀最大的挑戰。為保護人類唯一的地球,保護全球氣候環境,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發展低碳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是世界各國共同的目標。

(二)能源危機

隨著經濟的發展,全球對石油、煤等傳統能源的需求迅速增長,迅速增長的需求和有限的能源供給之間的矛盾逐步加深。地球上石油、煤等傳統化石能源的蘊藏量是有限的,目前容易開采和利用的儲量已經不多,剩余儲量的開發難度將越來越大,到一定限度就會失去繼續開采的價值。人類對能源的需求是無限的,在當前世界能源消費以石油為主導的情況下,經濟發展依賴傳統的不可再生能源,人類如果不作出重大努力去利用和開發各種新的能源資源,那么在不久的將來人類將會面臨資源枯竭、環境破壞等嚴重問題,人類的長遠生存發展將面臨重大挑戰。目前能代替石油的其它能源資源并能夠大規模利用的還較少,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雖然用之不竭,但由于技術的限制,還未到產業化大規模應用階段。21世紀,在傳統能源資源可能枯竭帶來的危機面前,人類社會的發展正面臨著能源危機的嚴重挑戰。

在面臨氣候變暖和能源危機這兩大挑戰面前,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的需求不能僅限于傳統能源。發展低碳經濟、開發新能源,開辟新型經濟發展模式已是當前世界各國的共識。在這一認識下,可以預見,全球經濟發展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低碳時代。發展低碳經濟,一方面是尋找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來代替傳統不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是在當前條件下盡量限制傳統能源的使用,提高傳統能源的利用效率,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限制傳統能源的使用上,從提高碳排放產品的生產成本角度,具體措施是對傳統能源的使用者開征類似于資源稅性質的稅目,即碳稅,以促使企業提高能源利用率或減少能源的使用;從提高碳排放產品的貿易成本角度,具體措施是對進口的在其國內未被征收過碳稅的產品開征碳關稅。這樣從邏輯上看通過碳關稅的方式加大未開征碳稅的國家出口產品的成本,一方面為本國被征收過碳稅的產品創造一個公平的貿易環境,另一方面促使它國對其國內碳產品盡快開征碳稅,從而間接地提高含碳產品的成本,促進其對傳統能源的使用效率,減少碳排放。碳關稅正是在人類面臨氣候和能源兩大挑戰下,通過提高碳產品的成本來促使碳排放的減少這樣的邏輯路線下產生的。從這一角度,發達國家提出的準備對進口的國外碳產品征收碳關稅,對保護全球氣候環境和節約傳統能源的使用,有其合理的、積極的一面。

但由于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特別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國際貿易產品結構的不同、利用能源技術水平的高低,所面臨的二氧化碳排放壓力也不同,簡單地在貿易環節對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將對世界自由貿易環境產生嚴重的影響,這也是美國通過征收碳關稅立法后,引起廣大發展中國家強烈反應的原因之一。

二、碳關稅的實質:新式綠色貿易壁壘

在WTO 的框架下,關稅、許可證和配額等傳統貿易壁壘的使用受到限制, 技術性貿易壁壘、綠色貿易壁壘、勞工標準、電子垃圾回收法案等新型非關稅壁壘日益成為各國對本國產業實行貿易保護的重要手段。其中,綠色貿易壁壘指國際貿易中一些國家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以保護生態資源、生物多樣性、環境和人類健康為由,憑借自身先進的環保技術,設置一系列苛刻的高于國際公認或絕大多數國家不能接受的環保法規和標準,對外國商品進口采取準入限制或禁止措施。近年來,綠色貿易壁壘被各個國家采用的頻率越來越高,成為繼反傾銷措施以后的又一重要的貿易措施。其主要原因在于,貿易和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和敏感性致使各國在與貿易有關的環境標準方面難以達成一致意見,導致現行國際貿易規則和協定不完善、缺乏有效約束力,為各國“以環境保護之名,實施綠色貿易壁壘” 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它以其名義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合法性、保護內容的廣泛性、保護方式的隱蔽性、較強的技術性等特點受到發達國家的青睞。

碳關稅披著“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保護環境” 的美麗外衣,其實質是新式綠色貿易壁壘。發達國家提出碳關稅的主要目的很明顯:

一是提高本國競爭力,維護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霸權地位,削弱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的制造業出口競爭力。受金融危機重創,美國政府希望以綠色產業帶動美國經濟復蘇,繼續引領世界經濟發展方向。提出嚴格的碳排放標準,對擁有世界先進減排技術的美國和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具有明顯優勢,有利于其在全球新一輪競爭中,在節能環保領域和新能源領域搶占新興產業和新興技術的制高點,遏制新興國家的崛起。

二是通過征收碳關稅,維護其國家經濟利益。征收碳關稅不僅可以獲得高額財政收入,減少貿易赤字,同時,美國通過對碳排放較高產品征收關稅,將使該類產品進口量減少,導致該類產品國際市場價格降低,美國將能以更低價格進口,獲得更大貿易利益。

三是轉嫁環境治理責任和成本。美國至今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美國通過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產業轉移,轉嫁環境污染較高產業應承擔的減排成本,同時通過提高減排標準迫使發展中國家向其購買先進減排技術,使發展中國家承擔了減排成本和費用。

四是碳關稅的征收有利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處于有利地位。目前,針對2013 年后全球減排目標和減排機制正在進行國際談判,將決定后京都時代的全球主導權。征收碳關稅不僅將改變美國過去在全球減排方面的消極做法和國際形象,增強其國際談判籌碼,而且很可能會以“碳關稅”為由要求中國等發達國家對外承諾減排量。

三、如何應對碳關稅對我國外貿可能造成的影響

目前,機電、化工、鋼材等高碳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占一半以上比重,且歐美國家是我國主要出口市場。如果中國在美國“碳關稅”政策實施前未作出減排的承諾,中國對美國出口的高能耗產品將成為“碳關稅”的課稅對象,這必將加大這些產品的成本,減少其在美國市場的銷量和份額。更讓人擔憂的是,美國征收碳關稅后, 歐盟和日本會很快仿效。我國對歐盟、美國和日本三個市場的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比例達65.82%,若歐美日都推行碳關稅,我國出口產品將會在三個重要市場受到重挫,外需面臨“雪上加霜”的困境。為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從多方面采取措施,以應對碳關稅可能對我國外貿產生的嚴重影響。

第一,積極利用WTO有關條款,堅決反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利用碳關稅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碳關稅違背了WTO中最惠國待遇和非歧視性的基本原則。有經濟學家認為,WTO或許是中國反制“碳關稅”的機制。不過,這一問題仍然十分復雜。這里還必須指出的是,我們持這種態度并不是針對碳關稅本身,而是針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借碳關稅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我們應當堅持《京都議定書》中“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之原則,堅決反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大肆違反WTO原則施行貿易保護措施的行為。

第二,積極開展“環境外交”,參與制定國際碳排放量參照標準。我國既是貿易大國也是環境大國,在世界環境與發展事務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應當通過外交手段為國內企業開展綠色貿易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特別是突破碳關稅形成的綠色壁壘。政府應加強同國際社會就碳關稅問題的討論和談判,積極參與國際環境公約和國際多邊協定中碳關稅的討論和談判,成為規則的參加者、制定者。目前,國際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碳排放量參照標準,這給某些企圖通過“綠色壁壘”進行貿易保護的進口國以可乘之機,他們會按照利于己方的標準向對方征收碳關稅。因此,盡快制定合理的國際碳排放量參照標準勢在必行。我國應當積極推動和參與制定國際碳排放量參照標準的國際談判、協商,爭取主動權,發揮良好的發展中大國的協調作用。我國在對外貿易中,亦可以利用WTO相關協議,設置正當的綠色壁壘,以保護人民、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生態環境。

第三,大力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加大低碳產業的發展。美國碳關稅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我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制造壓力,但其真正實施要到2020年。當前,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全球首腦及各國最為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轉變資源能源結構和消費方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已成為不可動搖的國際大趨勢。因此,我國應順應國際潮流,以“碳關稅”為契機,大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加速轉變我國長期以來沿襲的以高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為代價的經濟和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加大低碳產業的發展。如:積極發展“綠色市場”?！熬G色產品”在未來將主導世界主要工業市場。我國應在借鑒發達國家成功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的環保技術,增加環保方面的資金投入,不斷開發“綠色產品”,積極發展符合環保要求的“綠色產業”,為我國的外貿出口開拓更為廣闊的國際“綠色市場”。鼓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政府與企業應形成共識,采取有力手段,增加科技投入,加強技術創新,發展綠色技術,提高產品質量,開發和生產優質的綠色產品,以沖破國際綠色壁壘,擴大在國際市場的貿易空間。以環境補貼擴大環保產品出口。環境補貼又稱“綠色補貼”,即對環保產品提供專項的補貼、低息貸款等優惠措施,以保護和促進本國環保產品的出口。綠色貿易要求進口的環保產品應具有綠色標志,而申請綠色標志需要較高額的申請費用,設立政府補貼可以解決企業資金不足的問題。嚴格執行法規提高“綠色門檻”。在引進外資中,杜絕把污染嚴重的企業和產品遷移到中國;嚴格禁止碳密集產品的進口;把環境作為社會成本納入核算體系,強化環境保護。對嚴重污染環境、損害人體健康的項目和產品, 一律不予批準,嚴格禁止高污染、高耗能和浪費土地的項目進入,限制單純買賣資源的項目進入。

第四,以應對“碳關稅”為契機,加速開征國內資源環境稅。根據美國法案,其“碳關稅”主要針對高碳排放的進口產品,或稱能源密集型產品。屆時,像鋼鐵、焦炭、金屬冶煉加工制品等輸美產品可能面臨美方的高額進口關稅。長期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在給國外提供了大量廉價產品的同時,把大量污染留在了國內,廉價產品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這些產品價值中沒有包含足夠的資源環境成本,其結果往往是,我國出口產品還反而成為眾矢之的。扭轉這種局面的重要途徑就在于,一方面,通過國內宏觀調控政策,減少和限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對鋼鐵、焦炭、電解鋁等能源密集型產品以及我國重要戰略性資源產品繼續征收高額出口關稅,同時大力促進高新產業和服務業的對外貿易,鼓勵企業“走出去”,拓展海外投資,這將有助于規避國外開征“碳關稅”對我國企業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加快開征國內資源環境稅,對“兩高一資”和高碳排放產品加征資源環境稅,把外國想征收的稅費先由國內征收,稅收資金可用于國內資源環境保護和污染減排。

第五,積極開發利用新能源,推動以再生能源為核心的能源革命。國際金融危機后時代,再生能源發展必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潮流。我國可以抓住這一契機,率先制定并實施面向未來的占據發展先機的產業振興計劃,加大政府財政投入,大力開發風能、太陽能和核能等新型能源,鼓勵新能源的利用,不僅為我國進一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創造條件,同時也為維護人類的共同家園,保護人類的共同利益作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孫曉霓,《論新型綠色貿易壁“壘碳關稅”》,商場現代化,2009年9月(中旬刊)總第587期.

[2]黃曉峰,《中國如何應對“碳關稅”的挑戰》,消費導刊,2009,12.

第8篇：減少碳排放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低碳試點省份；工業部門；低碳轉型；碳排放；陜西省

1 引言

世界低碳經濟的發展潮流正在引發新的國際政治、經濟、貿易、技術的競爭，以歐盟、美國、日本等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紛紛提出各自的低碳經濟發展戰略或行動計劃來積極應對氣候變暖。為適應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的新變化，促進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相協調發展，中國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核心任務。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速推進，1990s以來工業部門占中國能源消費釋放CO2 總量的比例保持在66.3%-72%[1]，工業部門具有“碳鎖定”效應，實現工業部門的低碳化轉型，是推進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突破口。中國當前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經濟的快速發展過度依賴于能源的高強度投入，經濟增長方式具有強物質化的特征，能源利用的強度和規模不可能短期內減少，導致碳排放量持續增加，發展低碳經濟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和手段。

近年來，研究者對經濟低碳轉型的研究已經取得一定進展。魏一鳴等采用AWD方法對中國1980—2003年間的能源消費引起的碳排放強度和原材料部門的最終能源消費引起的碳排放強度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碳排放強度下降的原因來自于實際能源強度的下降和能源消費結構的改變[2]。譚丹等在分析碳排放各行業差異的基礎上，指出高耗能、高碳排放工業行業是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向，這些行業對碳排放量的有效降低，對低碳經濟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3]。王燦等分析了中國1957—2000年間的碳排放的變化因素，認為1957—2000年碳排放理論上減少了24.66億t，其中的95%歸功于碳排放強度的降低[4]。李艷梅等構建因素分解分析模型，表明造成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經濟總量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而促進碳排放減少的重要因素是碳排放強度降低[5]。朱勤等綜合分析宏觀經濟多項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對能源消費碳排放進行分解，認為經濟產出效應對中國該階段能源消費碳排放的貢獻率最大，提出節能減排的重點在于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6]。曹俊文根據江西省1992—2007年投入產出表，運用投入產出模型，對江西省產業部門直接碳排放強度和完全碳排放強度進行測算和分析，并提出控制高碳排放部門的能源消耗，優化隱含高碳排放部門的中間投入以及合理協調發展低碳排放產業的政策建議[7]。朱華友等對金華市不同產業部門的碳排放量進行分析，并預測未來的碳排放趨勢，確定金華市不同產業部門的發展與碳排放的關系，提出金華市的碳排放三級控制模式[8]。

通過對文獻的回顧，發現關于產業低碳化轉型的研究已經有著大量的工作，既有國家和地方等不同層面的研究，又有碳排放特征和影響因素的研究，但大多數研究對國民經濟系統中產業之間的技術經濟聯系考慮不夠深入，從而不利于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2010年8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確定以陜西、廣東、遼寧、湖北、云南五省為低碳試點省份，對發展低碳經濟進行有意義的實踐探索。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陜西省工業部門的22個細分產業為研究對象，計算并分析各產業的碳排放特點、影響力系數和平均影響力系數，深入分析各產業在工業部門低碳化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據碳排放強度和平均影響力系數兩個指標，將工業部門的22個細分產業分成四類，針對不同的產業選擇差異性的低碳轉型路徑，在保持經濟穩定性的基礎上實現陜西省工業部門的低碳轉型，并為其它相似的區域提供一定的借鑒作用。

2 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2.1 研究方法

2.1.1碳排放強度計算

目前中國沒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監測數據，現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對能源消費引起的碳排放測算的基礎上進行。本文采用《IPCC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指南2006》推薦的計算碳排放量的方法，其計算公式為[9]：

（1）

其中， 為碳排放量， 為能源種類， 為化石能源消費的實物量（萬t或萬m3 ） ， 為能源折算為標準煤的轉換系數 （kJ/kg或kJ/m3 ）， 指燃料的含碳量（kg/GJ）， 為能源燃燒的氧化率，采用IPCC默認值100%， 為 轉化為 的系數。

碳排放強度是由能源消耗強度引申出來的，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強度是衡量經濟同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指標，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說明該國就實現了一個低碳的發展模式，其計算公式為[10]：

（2）

其中 為 產業的碳排放強度， 為 產業的碳排放總量， 為 產業國內生產總值。

2.1.2影響力系數計算

投入產出分析是對區域各產業之間的經濟關聯進行定量核算的方法[11]。通常 為直接消耗系數矩陣， 為完全消耗系數矩陣，且， 。 稱為影響力系數是完全消耗系數矩陣的列向量之和，影響力系數是衡量國民經濟內某產業的生產對其它產業的影響程度的指標，影響力系數越大，表示該部門對國民經濟其它產業的波及和帶動效應越大， 其計算公式為：

（3）

平均影響力系數 是 產業的影響力系數與國民經濟所有產業總體影響力的平均值的比值， 有三種可能，即 ， ， ，其中 的產業將會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更大的影響和帶動作用，應該重點進行發展，其計算公式為：

（4）

其中， 為 部門的影響力系數， 稱為國民經濟平均影響力，是國民經濟所有產業總體影響力的平均值， ， ， 為國民經濟所有產業的總體的影響力。

2.2 數據來源

本文主要數據來源于《陜西省2007年42部門投入產出表》 和2007—2011年《陜西統計年鑒》，包括工業部門各產業的各種能源消費量、各行業國內生產總值、終端能源消費統計數據等，計算碳排放量參考的系數為IPCC公布的《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表1）[12]。

表1 化石燃料能量轉化系數與含碳量

Tab .1Energy conversion factor and the carbon content of fossil fuel energy

能源種類 凈發熱值（kJ/kg或kJ/m3） 缺損含碳量（kg/GJ）

煤類能源 原煤 2.09×104 26.80

油類能源 汽油 4.31×104 20.00

煤油 4.31×104 18.90

柴油 4.27×104 19.50

氣類能源 天然氣 3.56×104 15.70

為將投入產出表和能源統計資料銜接起來，以2007年《陜西省投入產出表》和2007—2011年《陜西統計年鑒》中的工業分行業終端能源消費量統計數據和能源平衡統計數據為基礎，結合《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GB/T4754）的部門劃分，使二者的行業分類口徑調整一致，將陜西省工業部門合并為22個細分產業，其中采掘業包括4個產業，制造業包括15個產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包括3個產業。

3 結果與分析

3.1 影響力系數和平均影響力系數分析

以陜西省2007年投入產出表數據為基礎，計算和分析工業部門22個產業的影響力系數和平均影響力系數（表2），得出以下結論：（1）影響力系數最大的5個細分產業為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金屬制品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制造業，影響力系數分別為2.15、1.98、1.98、1.88、1.87，它們對國民經濟的其它產業有著重要的帶動作用。（2）影響力系數最小的5個細分產業為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金屬礦采選業，化學工業，影響力系數分別為0.78、0.85、1.17、1.22、1.29，它們對國民經濟的其它部門的影響力水平較低。（3）平均影響力系數最大的5個細分產業為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金屬制品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制造業，平均影響力系數分別為1.42、1.31、1.3、1.24、1.23，它們的平均影響力系數均為大于1，同時這5個產業也是影響力系數最大的5個產業，說明這些行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起到較強的帶動效應和影響力。（4）平均影響力系數最小的5個細分產業為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金屬礦采選業，化學工業，平均影響力系數分別為0.52、0.56、0.77、0.81、0.85，它們的平均影響力系數均小于1，同時這5個產業也是影響力系數最小的5個產業，但這些產業均屬于能源和資源的加工利用產業，其自身發展對國民經濟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3.2 碳排放強度特點分析

通過對2006—2010年工業部門的22個細分產業的碳排放強度分析（表2），得出以下結論：（1）平均碳排放強度最大的5個細分產業為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化學工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加工及煉焦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分別為4.29噸/萬元、1.63噸/萬元、1.08噸/萬元、0.91噸/萬元、0.87噸/萬元，其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為歷年來碳排放強度最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均屬于高強度的資源利用和消耗行業，能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2）平均碳排放強度最小的5個細分產業為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服裝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燃氣生產和供應業，分別為0.02噸/萬元、0.02噸/萬元、0.02噸/萬元、0.02噸/萬元、0.03噸/萬元，這些產業均屬于提供保障性供給的產業和制造業。（3）工業部門的各產業碳排放強度整體呈現下降的趨勢，僅有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這3個細分產業呈現上升趨勢，上升幅度分別為25%、3.39%、0.38%。（4）碳排放強度降幅度最大的5個細分產業為金屬制品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采選業，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業，金屬礦采選業，下降幅度分別為93.24%、89.17%、75.48%、65.04%、61.36%。（5）碳排放強度變化幅度最不顯著的5個細分產業為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服裝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變化幅度分別為0.38%、3.39%、16.13%、21.84%、23.20%（圖1）。由于工業化過程尚未完成，陜西未來經濟增長依賴重化工業的發展格局仍將維持相當長的時期，工業結構仍將持續重型化，這就為陜西省未來的工業實現低碳轉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結合以上分析，陜西省工業的低碳轉型應注意以下幾方面：（1）歷年來碳排放強度大的產業要作為減少碳排放的重點產業；（2）歷年來碳排放強度小的產業要繼續保持健康的低碳排放狀態；（3）碳排放強度呈現增加態勢的產業要進行重點關注，要作為減少碳排放量的突破點；（4）對于碳排放強度下降幅度大的產業要分析下降的原因，為其它產業的減碳化提供經驗和借鑒。

圖1 陜西省2006-2010年工業部門22個細分產業碳排放強度比較 單位：噸/萬元

Fig. 1 The contrast of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Shaanxi province in 2006-2010

3.3 工業部門的細分產業分類

不同產業的碳排放強度和影響力系數的差異反應了各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和減少碳排放任務中的作用不同。工業低碳化轉型目標的實現不僅需要考慮減少碳排放，還必須考慮維持國民經濟的穩定性。為保持數據的一致性，在選擇2007年《投入產出表》的基礎上，結合陜西省2007年碳排放強度指標，對陜西省工業部門22個細分產業進行分類，其中，以2007年陜西省工業部門的平均碳排放強度為0.61噸/萬元作為分類臨界值，以平均影響力系數等于1作為分類臨界值。根據影響力系數與碳排放強度兩個指標，將陜西省工業部門的22個細分產業劃分為以下4類：

（1）平均影響力系數高，碳排放強度大的產業，（平均影響力系數大于1，碳排放強度大于0.61噸/萬元）。主要包括：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造紙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業。這類產業均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產業，也是傳統意義上的高碳排放產業，與其它產業的經濟技術聯系度大，對整個國民經濟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其最終需求的增長將會大幅度拉動國民經濟其它部門的增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產業具有拉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作用。

（2）平均影響力系數高，碳排放強度小的產業，（平均影響力系數大于1，碳排放強度小于0.61噸/萬元）。主要包括：紡織業，服裝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業，金屬制品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這類產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強度也較低，是工業部門中應該優先發展的重點產業。

（3）平均影響力系數小，碳排放強度大的產業，（平均影響力系數小于1，碳排放強度大于0.61噸/萬元）。主要包括：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非金屬礦采選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這類產業對能源的依賴性強，具有強物質化的特征，降低這些部門的碳排放量對于控制整個工業部門的碳排放量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4）平均影響力系數小，碳排放強度小的產業，（平均影響力系數小于1，碳排放強度小于0.61噸/萬元）。主要包括：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礦采選業，食品制造業及煙草加工業，燃氣生產和供應業，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這類產業對勞動力需求大，尤其是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屬于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能源的投入只是生產或服務活動的輔助條件，因而碳排放強度較低。

4 工業部門實現低碳化轉型路徑

為實現到2020年陜西省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降低45%左右的目標，需要出臺針對工業部門低碳化轉型的具體政策。首先，從源頭控制碳排放，盡可能的使用碳密集度低的能源，有計劃地扶持風電、水電、太陽能及生物質能項目，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其次，鼓勵節能減排新技術的研發和推廣，有效發揮先進技術在高碳排放產業生產過程中減少碳排放的作用。第三，加強末尾環節控制，規范工業部門的碳排放標準，運用碳稅，價格補償等政策措施引導企業發展和應用碳捕集與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技術[13]；建立行業間的碳交易市場，以經濟杠桿的作用引導工業企業向低碳方向發展。第四，推進工業部門的“減物質化”發展[14]，主要從三個方面來實現：（1）通過先進技術的采用和生產工藝的升級，減少生產過程中不必要資源消耗；（2）通過生態設計來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降低資源流動的速度和消耗；（3）通過提高資源和產品的回用率，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和新資源的消耗?？紤]到經濟系統內部存在復雜的產業關聯，為保證國民經濟系統的穩定發展，避免工業部門在低碳化轉型時產生連鎖反應和波及效應，結合工業部門22個細分產業的分類選擇具體的減排路徑：

（1）對于平均影響力系數高，碳排放強度大的產業：首先，其生產規模保持在既能滿足國民經濟長足發展的需要、又不會由于其過度發展造成能源浪費和不必要的碳排放產生的合理水平上。其次，選擇若干經濟關鍵產品，制定產品碳排放標準，引進先進技術，通過低碳排放要素投入替代高碳排放要素投入，著重降低這些產品的碳排放水平，以點帶面地降低整個經濟的碳排放水平。此類產業是重點關注和實現低碳化的產業，應該重點推行低碳化轉型，有效降低碳排放強度。

（2）對于平均影響力系數高，碳排放強度小的產業：首先，依據產業發展規律及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提高該類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既優化產業結構，也有利于降低節能減排的壓力。其次，對該類行業進行資源整合，規范該類產業的發展方向，加快產品升級換代步伐，增加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此類產業是推進經濟系統穩定發展，實現工業低碳化轉型的突破口。

（3）對于平均影響力系數低，碳排放強度大的產業：首先，加強技術創新與技術改革，加強生產管理，淘汰技術落后的企業，促進產業升級。其次，制定產業發展規劃，減少重復建設，提高準入門檻，嚴格控制新建高碳排放項目上馬，制定產品碳排放標準，抓住關鍵產品降低碳排放。此類產業是重點推進減少碳排放的著力點，對實現工業部門低碳轉型有重要的推進意義。

（4）對于平均影響力系數低，碳排放強度小的產業：首先，在傳統主流工藝基礎之上優化生產方案，通過優化產品設計和流程設計等來降低碳排放強度。其次，通過實現物質回收和資源的循環利用，使物質的利用、能源利用和生態效率都能夠達到最優化，實現資源多層循環利用。該類產業與國計民生有著重要的聯系，應該規范這類產業健康發展。

5 結論

減少碳排放是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經濟低碳化的重要路徑。為實現陜西省工業部門的低碳化轉型，需優化能源結構，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重，加強低碳技術的應用和推廣，加強末尾環節控制，提高碳回收，推進工業部門的“減物質化”發展。此外，根據工業部門22個細分產業的分類結果，采取有針對性的實現路徑：優化發展平均影響力系數高，碳排放強度大的產業；重點發展平均影響力系數高，碳排放強度小的產業；約束發展平均影響力系數低，碳排放強度大的產業；規范發展平均影響力系數低，碳排放強度小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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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減少碳排放的原因范文

國人誤讀的“低碳飲食”

在國內有人誤將前些年在美國流行的阿特金斯低碳水化合物飲食(lowcarbohydrate diet)翻譯為我們現在推崇的低碳飲食(low carbon diet),一些媒體在宣傳低碳飲食時,迄今仍使用阿特金斯的概念,認為低碳飲食就是盡量選擇碳水化合物較少的膳食。

阿特金斯低碳水化合物飲食主要被當作一種減肥膳食,也就是以攝取高蛋白質類食物,如牛肉、豬肉等為主的飲食減肥法。這種減肥膳食有明顯的副作用,如導致口臭,容易腹瀉等,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患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危險。

真正的低碳飲食,就是要求人們在選擇食物時從生產、運輸、保存、烹飪等環節進行評價,盡量選用耗用能量少的食物和加工方法,從而減少碳,特別是二氧化碳向環境的排放。簡單地說就是,人們應減少肉類、蛋類等動物性食物的攝入比例,而保證以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為主的膳食結構。

高碳飲食,破壞環境

食物鏈與碳排放生態系統中各生物種群之間,靠以食物為中心的攝食關系而建立起來的一種鏈索式單向聯系,稱為食物鏈。選用的食物越是靠近低端,就越能減少能量的消耗。人類處于食物鏈的頂端,可以任意選擇。大量的科學研究證實,人類攝入動物性食物越多,能量浪費越大,排出的二氧化碳也越多。

動物飼養過程中的碳排放聯合國糧農組織2006年的報告指出,飼養牲畜是造成氣候變暖的原因之一。就像汽車燃料會排放廢氣一般,牲畜通過它們正常的代謝過程(呼吸、放屁和排便),也會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甲烷等。它們每年產生數以億噸的糞便,再加上飼料生產、機械化屠宰、肉食的包裝、運輸與冷藏等生產過程都是排放溫室氣體的重要途徑。世界糧農組織的報告表明,肉類生產每年排放的溫室氣體,約為全球排放總量的18%,僅次于能源生產所占的比例(21%)。依照碳排放量計算,低碳至高碳肉類的排列次序依次為魚、雞、豬、牛及羊。

食物在加工、運輸、烹飪過程中的碳排放除了肉類以外,所有食物的生產、加工、運輸、保藏、烹調過程都會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所以低碳飲食還主張盡量吃本地食品,減少進口食品,這是因為食物在冷藏和長途運輸過程中都產生著對環境的破壞因素。烹飪方法的不同也導致碳排放量的巨大差別。在中國,許多人喜愛食用火鍋食品,在長達1～2小時的進餐時間內,一直燃燒木炭、酒精、燃氣或用電爐、電磁爐等,不但耗能還造成大量的碳排放,這些都會影響到大氣環境質量。

低碳飲食,健康自己

近20年我國城鄉居民的主食消費呈明顯下降趨勢,2002年城鄉居民谷類食物攝入比1982年和1992年分別下降21%和10%。而肥胖和糖尿病發病最高的大城市,居民谷類食物攝入量最少,提供能量只占總能量的41%。

低碳飲食提倡植物性食物。植物性食物中含有多種植物化學物質,后者具有多種生理功能,如抗氧化作用、調節免疫力、抑制腫瘤、抗感染、降低膽固醇、延緩衰老等。在眾多植物性食物中,主要包括谷類食物和蔬菜水果。

谷類食物是中國傳統膳食的主體,是人體能量的主要來源,也是最經濟的能源食物。堅持谷類為主,就是為了保持我國膳食的良好傳統,避免高能量、高脂肪和低碳水化合物膳食的弊端。

新鮮蔬菜和水果已被公認為是最佳的防癌食物。另外,增加蔬菜水果攝入的同時降低脂肪攝入,可有效降低血壓,在群體水平上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發病風險。富含蔬菜水果的膳食還可降低發生糖尿病的危險性。

健康鏈接:

低碳飲食的十大建議

1.素食為主營養學界并不推薦全素膳食,而是提倡以谷類和蔬菜水果為主,適量進食動物性食品。

2.避免浪費食物浪費所消耗的能量和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是驚人的。如果每人少浪費500克糧食,可節能約180克標準煤,相應減排二氧化碳470克。全國每年可減排二氧化碳61.2萬噸。

3.就地取材盡量食用當地或臨近地區的食材,以減少長途運輸過程中消耗的油料和碳排放量。

4.時令新鮮盡量選用當季的,新鮮的食物,少食用反季節食物,以減少因冷凍、保鮮消耗的能量和碳排放量。

5.食不過量避免暴飲暴食,既可預防肥胖病,又減少排碳量。

6.粗細搭配經常吃一些粗糧、雜糧和全谷類食物。食物過度加工一方面耗費能源,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另一方面造成營養素的損失。

7.節能烹飪選擇節能的爐具、鍋具和簡單的烹飪方法,如涼拌、白灼、快炒等。減少那些需要長時間、高溫的烹飪方式,如油炸、火鍋等。

8.限量飲酒酒的生產、加工、運輸等過程中消耗大量能量,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過量飲酒還可誘發多種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