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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工業技術進步依據來源細分為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包含技術消化吸收),并將二者納入STIRPAT模型中的空間面板模型,分別研究兩者對地區碳強度的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結果發現: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均有利于減少全國的碳強度;相對于技術引進,自主創新更能減少區域碳強度;東部地區加強自主創新,中西部地區加強引進技術的吸收能力,才能更好地發揮技術進步的節能減排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取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也伴隨著大量的能源消耗。1995~2011年中國年均能源消耗增長率達到747%,由此產生的碳排放也呈逐年增長趨勢,2010年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排名第一的碳排放國。另一方面,近30年來,中國的能源結構始終保持穩定,煤炭消費約占總能源消費的70%,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與大量能源消耗的現狀導致了近年來碳排放量的猛增,使得中國產生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中國在國際上的節能減排達標壓力也日益增長。因此,實行二氧化碳減排已經成為中國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能源結構難以在短期內改變,技術進步因而成為當前節能減排的重要舉措。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礎上,考慮碳的空間溢出影響,研究工業技術進步對碳強度的影響,期望能為減少碳排放提供針對性的建議。
1文獻綜述
技術進步能夠減少能源消費所帶來的污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Asafu-Adjaye以澳大利亞為例,通過新能源結構、減污技術進步和能源稅三種指標對碳排放影響的比較,最終得出只有減污技術進步可以減少碳排放。基于中國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證明了技術進步對碳排放存在積極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減少了能源消耗量與碳排放。Zhou利用DEA-Malmquist測算了基于中國碳排放的技術進步效率,并認為由技術進步所產生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是碳減排的有效方法;第二是通過產生節能減排的專利減少了污染的排放,如Wang采用計量方法分析了中國能源技術專利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揭示國內專利技術并未能顯著地減少中、西部的碳排放,但是對東部地區的減排產生了重要作用;第三是技術進步所帶動的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如王鋒運用對數平均Divisia指數分解法,分析發現中國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驅動因素是工業部門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深層原因是研發經費支出提高所推動的技術進步和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技術進步作為影響碳強度變化的重要因素,在研究中被廣泛認可,但本文則旨在綜合分析直接導致技術進步的兩大來源,即技術創新與技術引進對碳排放產生的影響。
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將碳強度作為反映環境污染的綜合指標,并將碳強度的空間溢出效應作為碳強度的影響因素。即考慮碳排放在各地區間的流動溢出對地區碳排放的影響。該溢出效應主要基于地區之間的社會經濟差異,具體成因為:(1)由于地區產業結構不同,地區消費偏好有差異,產品生產和產品消費可能產生跨地區的交易或流動,從而促進碳的空間擴散。(2)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區域間人口流動頻繁,由于人的遷移,知識和技術會跨區域擴散,消費行為也會產生空間轉移,從而影響碳排放。忽視碳排放空間效應可能會導致偏差或不一致的結果。不少學者開始將空間計量應用于環境問題的分析,如許和連基于省級空間面板計量的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環境污染的關系,Yu利用空間面板方法測算了影響中國區域能源效率集聚溢出的影響因素。
關鍵詞:碳排放權配額;分配方式;免費分配;拍賣法
一、引言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日趨嚴重,世界各地的溫室氣體排放導致了全球溫度逐步上升,這引起了全球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的嚴重后果。為了解決此氣候變化問題,聯合國多次召開了全球氣候會議,制定并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等條款。其中,采用政府強制性碳減排與市場激勵相結合的碳交易是減少溫室氣體的一種有效方法。在總量控制與交易中,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方式對碳交易的順利進行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這也是有效控制溫室氣體的關鍵因素之一,從而使得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得到協調發展。中國在其迅速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碳排放量,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政府明確承諾到2020年中國要在其2005年的碳排放水平上減少40%-50%。因而,我國已在積極試行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以達到低碳發展的戰略目標。
二、碳排放權配額分配的理論依據
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首次提出了碳排污權交易的概念。 碳排放權,是在碳排放總量確定的前提下,通過國家及相關環境部門的分配,碳排放的企業取得的向大氣排放碳污染物的排污許可證。同時在行使該權利時不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并且在排污的同時獲得一定的經濟收益。
產生碳排放權配額分配的理論基礎包括產權理論和科斯定理等。從環境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環境污染是一個典型的外部性問題。它不可能在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依靠價值規律來解決。庇古提出了征稅的方法來促使外部成本內部化,在庇古理論的基礎上,科斯提出了“只要財產權是明確的,并且交易成本為零或者很小,那么,無論在開始時將財產權賦予誰,市場均衡的最終結果都是有效率的,實現資源配置的帕雷托最優”。產權理論的一個主要作用是引導人們擁有將外部性內在化的激勵,產權界定不清是產生“外部性”和“搭便車”的主要根源[1]。
三、碳排放權初始配額的分配基礎
在碳排放權配額的分配當中,一個配額相當于一噸二氧化碳當量。配額分配的基礎包括歷史排放記錄法(祖父式分配)、行業基準值法或兩者相結合的方法。
歷史排放記錄法是基于歷史水平的祖父式分配,是指劃定行業或企業的歷史排放基準。但祖父式分配使企業有維持現狀的傾向,無形中獎勵了污染嚴重的企業獲得更多的免費許可。祖父式分配的優點有:第一,基于歷史排放的分配不會讓企業的持續性生產受到影響。第二,基于歷史排放的分配可減少行業和企業的反對,增大了實行減排的可能性。第三,在基于歷史排放的分配中政府會補償受政府管制影響的企業。但是,政府存在著對企業過度補償的可能。此外,在這種分配體制下,潛在的新進入企業可能面臨不能獲得排放許可證或排放權許可價格過高的門檻。
行業基準值法是基于行業標準排放率的分配方法,該方法的配額根據行業每單位產品的特定排放值(即基準值)進行計算分配,實際的配額數等于基準值乘以特定實施的過去或預測產品。使用行業基準值法有如下優點:第一,使用行業基準值法對于擁有老設施和新設施的企業都較為公平;第二,相對于歷史排放記錄法,相似設施使用行業基準值法的配額分配差異更小;第三,基準值法可以驗證在市場結構等的改變下歷史排放是否合適。
簡單來說,歷史排放記錄法適合在碳排放權交易的第一階段使用,因為它操作簡單,但是這種方法存在著鼓勵落后的弊端。行業基準值法被認為是鼓勵先進,更有利于行業進步,但實際操作時,工作量大。
四、我國碳排放權初始配額分配方式
國家對所分配的碳排放總量在每個排放主體之間的分配稱為碳排放權初始分配。美國在1990年頒布的《清潔大氣法修改方案》中規定了幾種可行的初始分配方案,分別是:無償分配、配額拍賣以及兩者混合分配的定價出售[2],而一般采用的方式為無償分配和配額拍賣兩種分配方式。
在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方式的選擇上面,我們可以借鑒歐盟的經驗,即在國家履約期的首階段采用無償分配。無償分配指的是政府管理者以一定的規則來分配碳排放權配額,而企業并不需要為這些配額支付一定的費用。由于無償分配不但沒有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企業反而多了一筆可以在碳交易市場上進行交易的碳資產。因此無償分配很容易被企業所接受,在實施過程中受到來自企業的阻力較少。歐盟的許多國家比如:意大利、英國和西班牙大多則采用第二類分配方式。
分配是指由政府設立碳交易市場,企業通過政府規定的交易機制和競價方式取得所需要的碳配額。國內外研究普遍認為其在定價、增加財政收入,保持市場運行效率、促進交易機制和制度創新等方面具有無償分配無法比擬的優勢,因此也是當前大多數國家選擇的碳配額初始分配機制。在實踐方面,歐盟的ETS規定對不同階段的分配比例做了詳細的規定[2]。一般情況下,在第一階段用于拍賣分配的碳配額一般為總量的5%,這一比例在第二階段將提升為10%,進入第三階段,所有歐盟合約國在電力行業將100%采用拍賣分配進行初始分配。在實際中,雖然理論經濟學家從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大力支持拍賣分配制度,但是碳交易市場的實際參與者對大規模的拍賣分配方式仍持懷疑態度。很多的大型工業排放主體,認為拍賣分配會提高交易成本和購買成本,從而提高產品總成本,并進一步影響企業在市場中的核心競爭力。[3]
五、結論
目前我國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碳排放總量逐年遞增。但是在碳排放權的引入上仍舊處于探索階段,就目前全國范圍內的幾個試點地區的運作情況來看,碳交易引起的企業成本增加從而增加企業承受壓力;政府由于缺乏相關現行經驗從而造成的管理水平低下;碳交易市場中不同的交易主體之間、政府和企業之間、不同交易中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政府在環境保護的投入費用過少,都限制了拍賣分配在我國碳排放權初始分配中的作用。免費分配方式由于在碳排放權引入的初級階段可以很大程度上刺激企業積極參與到強制性碳減排下的總量控制過程中來,因此在我國引入碳排放權的初期不失為一種積極、有效和可行的方法。
參考文獻
[1]張國豐,劉全文等. 基于產權理論的低碳經濟政策研究[J]. 中國煤炭. 2010.36(1): 7
關鍵詞:碳足跡 碳會計 縱深擴展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812(2016)03-0067-02
碳會計是低碳背景下發展起來的一門會計學分支學科,包括碳財務會計和碳管理會計。碳財務會計主要對企業碳排放的財務影響進行確認、計量與報告,而碳管理會計則是通過分析碳排放產生的原因,加強碳管理,提高減排效益。然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以及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FASB)關于碳會計的研究滯緩表明,碳會計已經成為會計研究者在探索會計前沿問題時面臨的重大挑戰和世界性的難題。制約碳會計研究的因素有很多,如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發育不成熟、碳排放權的本質認識不清等。其中一個最基礎問題是碳排放量的準確核算,以確保碳排放權的合理分配。關于碳排放量的計量方法,碳足跡是目前國內外普遍認可的,用于核算碳排放量的研究方法。由于碳足跡不僅核算企業的碳排放量,對企業的財務活動也會產生全面的影響。因此,本文試圖從碳足跡的視角,通過分析碳足跡的本質、核算方法及其應用,探索其與碳會計之間的內在關系,從而對我國碳會計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啟示,促進我國碳會計的發展。
一、碳足跡對碳會計研究內容的拓展
什么是碳足跡?眾多學者和機構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觀點。Guinéeet al.(2011)認為,碳足跡是指產品在生產和消費整個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量。G.R.Cranston(2011)則提出碳足跡是某一特定行為的碳排放量。國際標準組織(ISO)的觀點是,碳足跡指的是由企業機構、活動、產品或個人引起的溫室氣體排放的集合。綜合以上觀點,本文將企業碳足跡定義為“產品或活動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整個生命周期過程中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
根據碳足跡的定義可知,碳足跡包括組織在整個生命周期內的碳排放,即核算邊界不僅僅包括企業自身,還應該拓展至供應鏈上的上下游企業。碳足跡的這一特征要求碳會計的研究邊界應拓展至企業外部,即從碳資源的投入、碳循環到碳增加值、碳排放的整個過程中。根據能源守恒定理,碳投入價值+碳循環價值=碳增加值+碳排放價值。
碳會計的內容也相應擴展,即碳財務會計應包括碳能源會計、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碳循環會計等;碳管理會計應包括碳排放量預測會計、碳經營決策會計、碳排放量控制會計、碳績效評價會計與碳戰略管理會計等內容。
二、碳足跡核算方法的采用要求碳會計計量與報告的多樣化
(一)碳足跡核算方法概述
對不同的核算對象、從不同角度,碳足跡可以采用不同的計算方法。產品層次一般采用全生命周期評估法(LCA);家庭則通過分析收入與支出之間的彈性,明確家庭的消費結構從而確定其碳足跡情況;企業則依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編制的《溫室氣體核算方法》,通過分析企業的直接排放、間接排放以及供應鏈排放情況來確認碳足跡,旨在確保清楚地反映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此外,英國碳信托和英國環境食品農業部門委托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BSI)于2008年10月了《公共可用規范(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PAS)2050――產品和服務生命周期溫室氣體排放評估規范》。這是英國第一部強制性的、統一的產品和服務碳足跡測量標準。PAS 2050標準的宗旨是幫助企業真正了解它們的產品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尋找在產品設計、生產和供應等過程中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機會,最終開發出碳足跡較小的新產品,能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國際標準組織(ISO)借鑒PAS 2050,制定了ISO 14067,旨在計算和報告企業的碳足跡。日本在2009年公告其碳足跡評價標準 TSQ 0010,是關于產品碳足跡評估和標識的一般性原則規范。此規范詳細介紹了適用范圍、引用標準以及產品碳足跡的量化方法等。
(二)碳足跡的核算方法對碳會計計量與報告的影響
1.碳足跡的核算要求碳會計采用多種計量單位。碳足跡的核算主要是計量生命周期過程中的碳排放量,計量單位是克、公斤或噸等重量單位。因此,碳會計既要堅持傳統的貨幣計量,又要采用碳會計領域特有的重量或體積等單位。
2.碳足跡的核算促進碳會計信息披露的多樣化。碳足跡的準確核算對提高我國碳會計信息披露的質量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碳足跡的準確核算將為我國碳排放權的準確分配提供數據基礎,從而保障了報表內碳交易成本與效益核算的可靠性;(2)碳足跡的驗證和審計加強了表外披露的碳信息的相關可靠性。
三、碳足跡的應用為碳管理會計的發展提供了實踐基礎
(一)碳足跡的應用現狀
近年來,碳足跡標準已在不少企業、行業中得到應用,其影響正在不斷擴大。已有20家英國企業約75種商品應用PAS 2050標準,行業涵蓋食品、家用電器、紡織、建筑材料等,甚至不乏電子銀行這種新興的產業(如蘇格蘭哈里法克斯銀行HBOS公司)。德國于 2008 年 2 月針對私人消費品開展了產品的碳足跡評價試點項目,試點的產品包括食品、生活用品(洗滌劑、紙質品、床上用品)、電信和網絡服務等。盡管我國目前還沒有制定碳足跡核算標準,但已有少數企業借鑒國外的標準來進行碳足跡的測算。2010年3月,金東紙業(江蘇)股份有限公司順利完成英國碳信托有限公司在中國推行的碳先鋒試點項目,成為首家遵循國際領先的PAS 2050標準完成產品碳足跡測算的中國企業。
(二)碳足跡的應用為碳管理會計提供了實踐基礎
加強碳足跡管理,已成為低碳經濟時代每個企業必須面對的挑戰。碳足跡核算對企業加強內部的碳預測、決策與控制都提供了有效的數據支撐,具體分析如下:(1)通過科學的碳足跡核算,企業首先可以清楚了解生產、經營、銷售過程中的具體排放量。然后分析每一環節碳排放產生的原因,確定相應的減排量;最后制定出企業節能減排的碳資源管理規劃;(2)以碳管理規劃為基礎,企業:一是從源頭上進行生態設計,減少生產和銷售過程中的碳排放;二是制定綠色供應商選擇標準,采購低碳原材料;三是采用低碳生產技術,減少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3)在控制環節,企業應重點監控大排放量環節,確保減排目標的實現。
四、啟示
與傳統會計不同的是,碳會計是以企業碳排放的財務影響為核算對象。企業的碳排放對財務活動的影響方式以及產生的具體財務影響金額都依賴于碳排放量的準確核算。沒有量化,也就無法進行核算與管理。顯然,碳足跡核算是碳會計研究和發展的基礎,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性。碳足跡核算越準確,碳會計的核算和管理越科學。因此,推進碳足跡理論和方法的發展,對碳會計的研究將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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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經濟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要提高能源的效率,轉變能源結構,減少污染的排放。發展低碳經濟可能會使企業未來的交易中涉及到碳排放權交易問題,鑒于此企業經營中就會面臨新的問題,諸如,投資時要考慮碳排放低的技術項目、日常經營中要核算碳合規成本,并通過提高價格把增加的碳合規成本轉移給消費者等,決策者需要這些信息。由此可見,在低碳經濟時代,成本管理的內涵和管理模式都發生了變化,如何從戰略的角度對發展低碳經濟的成本進行分析和管理,便顯得尤為重要。
一、碳成本管理產生的背景
《京都議定書》的簽署是為了人類免受氣候變暖的威脅。發達國家從2005年開始承擔減少碳排放量的義務,而發展中國家則從2012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京都議定書》需要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個國家批準,才能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中國于1998年5月簽署并于2002年8月核準了該議定書;歐盟及其成員國于2002年5月31日正式批準了《京都議定書》;2004年11月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使其正式成為俄羅斯的法律文本。截至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個國家和地區簽署該議定書,其中包括30個工業化國家,批準國家的人口數量占全世界總人口的80%。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為了促進各國完成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議定書允許采取以下四種減排方式:一是兩個發達國家之間可以進行排放額度買賣的“排放權交易”,即難以完成削減任務的國家,可以花錢從超額完成任務的國家買進超出的額度。二是以“凈排放量”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即,從本國實際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數量。三是可以采用綠色開發機制,促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減排溫室氣體。四是可以采用“集團方式”,即,歐盟內部的許多國家可視為一個整體,采取有的國家削減、有的國家增加的方法,在總體上完成減排任務。有關碳排放制度最大特征在于“總量控制和排放交易(capandtrade)”計劃,參與該計劃的國家或地區政府都必須承諾碳排放量在規定限額下,碳排放權市場交易的結果導致了企業因購買碳排放權而擁有碳資產,因碳排放而形成了碳成本,擴展了傳統成本核算和管理的內容,從而產生了對碳成本核算方法的探討和碳成本管理內容的研究。
二、碳成本的內涵和計量
傳統的成本管理與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的劃分有關,同時也與成本歸集對象有關,諸如產品、服務、客戶及組織的業務流程等。直接成本可以直接歸集到具體的成本對象中,對間接成本,如果不可以直接歸集就要進行二次分攤。隨著間接成本在組織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近來學術界對成本會計的研究重點放在了成本的分攤,即,用傳統的單一分配基礎的方法分攤,還是用作業成本法多個分配基礎來分攤,從理論上講作業成本法比較好地反映了成本效益關系。在這些成本研究中,產生的成本核算是計算了產品在出售之前所歸集的成本,產品出售后所發生的與此產品有關的成本,一般不納入核算(除了擔保費和售后服務費等)。碳成本管理是環境成本會計發展的一部分,它所關注的成本核算對象遠遠超出了具體的成本歸集對象,碳成本核算是建立在碳排放基礎上的。借鑒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15次會議通過的《環境會計和報告的立場公告》對環境成本的定義,碳排放成本定義可以描述為:為消除或減少企業經營管理活動對大氣環境造成的影響而采取的或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顯然,碳成本計量與傳統成本計量有所不同,傳統成本計量是以所消耗或轉移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代價為內容,而碳成本計量是以碳排放量的估算為基礎。
不同的企業由于所從事的業務活動不同,其碳排放的軌跡各不相同,所要計量的碳成本內容也有所不同。由此可見,碳排放量估算標準成為碳成本計量的基礎。目前,針對碳排放量的計量還沒有形成標準的方法,日本產業經濟省制定的以產品生命周期測算商品和服務的碳排放量的方法有比較好的借鑒價值。它要求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測算范圍必須涵蓋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并把生命周期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原材料制造和取得、產品的生產制造、產品的分發或銷售、產品的使用和處置(或回收),要獲取各階段與碳排放相關信息,并估算各階段的碳排放量,以此為基礎核算產品的碳成本。這種方法細化了每種材料的投入和轉換過程,以量化和追蹤電、水,燃料和其他資料的耗用,從而反映與之相關的碳排放量,該標準使得不同企業基于碳排放計量的碳成本具有可比性。
恩格爾斯(Engels)以打印機為例說明產品的碳排放成本,包括:原材料制造與運輸、員工工作、打印機生產各個過程使用能源而發生的碳排放、廢品處理和產品壽命終了資源回收利用各個過程有關碳排放代價以及由此產生的補償。第一,原材料碳成本主要是指與原材料生產、使用和廢棄各環節所導致的對環境影響以及治理環境過程中發生的碳排放成本。例如,電池的生產、使用和廢棄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第二,人工形成的碳成本主要體現在人工在履行其職責時需要消耗能源產生的碳排放,例如,工作時開啟空調設備,會導致大量的CO2排放;由于人工問題產生殘次品,處置這些殘次品也會導致與碳排放相關的成本。第三,制造費用中與碳排放相關的成本主要是指公用設施成本,例如,水、電和其它動力取得過程中都會涉及到碳的排放。第四,廢物處置碳成本主要指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物處置成本,因為處置過程中需要耗用大量的能源,其結果就會導致大量的碳排放。第五,回收過程中的碳成本是指產品周期末端,即,產品廢棄過程中廢物處置和管理所形式的碳排放成本。另外,一些與碳排放管理相關的成本,例如,排放檢查、形成報告、支付碳排放權費、咨詢費和罰款等。由此可見,碳成本所涉及的內容之廣、范圍之大是空前的。盡管目前還沒能形成被廣泛認可的碳成本核算體系,但是,對碳成本的管理應成為企業增強其未來競爭力的主要途徑之一。
三、碳成本管理內容探討
美國環境保護署設立了環境會計項目,此項目鼓勵企業了解企業經營中的所有與環境有關的成本,并將其納入到決策中。碳成本是環境成本發展的一個部分,在低碳經濟時代,戰略成本管理的內容應擴展到對碳成本的管理,具體內容包括以下四個方面。#p#分頁標題#e#
(一)企業戰略定位中考慮碳成本
低碳經濟時代企業戰略決策中設立主要目標時,應充分考慮可持續發展價值的創造。產品差異化戰略中,碳效益被認為是各產品市場營銷的主要因素;成本領先戰略中,同樣要充分考慮碳成本的有效管理。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未來發展的大趨勢,企業應針對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從戰略角度分析企業目前的碳排放水平與未來的目標排放量的差距,制定減排計劃。短期內企業可能由于參與低碳經濟導致生產成本的增加,但從企業長遠發展來看,低碳經營的成功不但能為企業節約成本,還可以使企業的利潤高于同行業平均水平。由于產品賦予了明顯的低碳標志,大大增強了企業市場競爭優勢和核心競爭力,使企業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處于不敗之地。
(二)企業經營活動中的碳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中應充分考慮與碳排放相關的成本。首先,生產活動要達到碳效率目標,生產管理過程要引入精益生產手段,通過減少材料消耗和縮短流程時間降低能耗。其次在成本控制中將與碳排放相關的成本納入控制對象,關注因減少碳排放而增加的成本。對碳成本應進行直接、間接、固定和變動成本的劃分,采用作業成本法,分析并確定碳成本的動因,把由于碳排放帶來的間接成本分攤到相應的產品中。再次,基于產品生命周期的碳成本核算在產品設計階段要充分考慮設計碳友好產品;采用目標成本法確定產品成本時,碳成本要納入目標成本計算。最后,對客戶盈利能力分析時,要以單位碳消耗產生的利潤為衡量指標,確定客戶的盈利能力,要把碳效益指標納入對組織業績評價的考核內容中;在衡量企業的利潤水平時,既要考慮經濟效益也要考慮碳效益,即,單位利潤碳排放量。
(三)企業市場營銷中的碳成本管理
低碳經濟時代,企業對其產品進行市場定位時都應考慮碳排放的影響。市場調研首先要調研客戶對產品碳排放信息的關注度,了解客戶為降低碳排放而愿意支付的價格提升幅度;產品設計時要把碳效率作為產品的一個主要屬性納入考慮,設計理念要融入低碳元素,所設計的產品盡可能滿足企業碳排放目標,以使關心碳排放的顧客忠實于企業的產品品牌;從碳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來分析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和未來的成長,以顧客對碳關注度為基礎進行市場劃分;產品包裝要充分體現企業低碳意識,不但包裝材料盡可能使用低碳的可循環材料,而且通過文字說明將產品的低碳信息傳遞給顧客,諸如“,綠色”、“環境友好”等文字的運用,樹立產品低碳形象。
一名來自法國的采購商告訴我們,法國于2011年7月1日試運行《新環保法案》,在法國市場上銷售的產品將被強制要求披露產品的環境信息,這其中包括要標示其整個“生命周期”(即從原料、制造、儲運、廢棄一直到回收的全過程)及其包裝的碳含量,即把商品在生產過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在產品標簽上標示出來,告知消費者產品的碳信息。因此,法國采購商在采購中國產品時,就特別關注碳標簽的實施情況。
低碳之風越來越具象化為一個產業標準,一方面推動企業轉型升級,一方面對各行業進行洗牌。因此,對于企業而言,對產品碳足跡理解得越深,就能更有目的地采用更有效的方法減少碳排放,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低碳風暴來襲
針對法國碳標簽的實施,外貿企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減少碳足跡排放。如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海外買家開始對產品碳足跡做出限制,很多國際知名的零售企業也制定了自己的減排計劃。
作為全球領先的零售企業,特易購公司計劃在2020年以前將自己的碳足跡減少30%。該公司在一年前成立了一個供應鏈協作中心,帝亞吉歐和可口可樂等公司都已經加入其中;在美國,世界最大的零售企業沃爾瑪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減少產品包裝的碳足跡,并希望能通過與供應商的合作在2015年底之前將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少2000萬噸。
事實上,消費者的選擇同樣激勵著制造商及時調整產品開發、生產和銷售計劃,并在技術可行、經濟合理的情況下,開發出對環境友好的技術和產品,推動產品向低碳轉換。
與發達國家更成熟的減排技術發展相比,國內的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生產商品的加工與生產方法往往具有較高的碳排放,若企業希望出口產品避免今后或因碳排放過高而被發達國家市場拒之門外,必須在生產中采用環保型的生產方法和技術,投入大量資金研發節能改進工藝。如此一來,生產成本一般要高出20%~30%。一般的國內外貿企業很難在短期內實現低碳技術的引進和采用,如何將企業的產品總碳值降低已經成為企業必須思考的問題。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中國也已經醞釀在低碳領域內開展行動。據悉,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在醞釀的《低碳產品認證管理辦法(暫行)》和相關技術支撐文件已完成各部委意見征集,將于近期。我國將逐步建立低碳產品政府采購制度,將低碳認證產品列入政府采購清單,完善強制采購和優先采購制度,逐步提高低碳產品比重。
據悉,本次制定的《低碳產品認證技術規范》囊括4種用能產品和2種非用能產品。其中4種用能產品包括:家用電冰箱、家用空氣調節器、平板電視、中小型三相異步電動機。根據初步設計,我國將逐步建立低碳產品政府采購制度,將低碳認證產品列入政府采購清單,完善強制采購和優先采購制度,逐步提高低碳產品比重。近期,廣東、重慶兩地發改部門還將啟動低碳產品認證推廣項目,制定管理辦法的地方實施細則,各自從生產端(供應商)、消費端(購買者)進行鼓勵。
要重視原料選用和產品設計
為了減少碳排放量,企業首先需要了解自己究竟在哪里消耗了多少數量的碳。對于企業來說,碳足跡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
一是組織的碳足跡,包括各種活動的排放,例如廠房建筑、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消耗和企業車輛的尾氣排放等;二是產品或服務的碳足跡,包括產品從原材料到制成品,以及后續的廢品回收處理等整個產品生命周期中溫室氣體的排放。
“原材料的含碳量是產品碳足跡的最重要考量因素,因此,產品中使用的原材料的數量和類型就構成了產品碳足跡排放數量的關鍵。”在廣交會上,一位來自第三方檢測機構的專業人士說。
以家具行業為例,一般來說,櫥柜會采用標準化設計,以及相同的材料制造。因此,不同品牌之間的櫥柜產品碳足跡的差異不大。但是,對于其他家具來說,由于采用不同的設計和材料在制造,所以產品之間的碳足跡差異就會非常明顯。
“例如,一般采用金屬底盤和網眼織物靠背的辦公椅的碳足跡就明顯高于一般的塑料椅,盡管它們具有完全相同的功能。”這位第三方檢測機構專業人士這樣說。
這意味著,對于家具產品而言,只有重視產品設計,通過設計減少用材量,或者選擇可循環使用、可降價或可回收的環境友好型材料,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碳足跡,降低產品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綠化”供應鏈減少碳排放
事實上,決定產品碳足跡多少的因素遠遠不止于原材料的選用,而會涉及產品整個生命周期的全過程。“制造企業的供應鏈中所包括的采購、生產、倉儲和運輸,以及產品的回收報廢處理過程,這些都是影響碳足跡排放量的重要因素。比如,在物流環節,倉儲和運輸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這位第三方檢測機構專業人員告訴我們。
正如這位第三方人士所言,在企業考慮環境問題的時候,企業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效率,比如設備的高效利用、減少生產中的浪費、快速的包裝運輸方式等,這些內容往往被看做是精益生產、能源評估、環境管理體系和物流管理的一部分。實踐中,企業應該綜合考慮這些因素。“雖然與原材料的制造過程相比,物流對于產品碳足跡大小的影響沒有那么明顯,但是也不應該忽視它們的作用。”上述第三方人士說。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必須理解,依賴外部的儲碳并不能減少產品的碳足跡,因為這種方法僅僅只是將供應鏈內的碳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企業應該用全球化的目光來看待減碳消耗,要知道,將碳排放轉移到其他國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關鍵詞:碳排放;區域差異;對策
一、引言
碳排放是當前全世界都關注的熱點問題,探究現階段碳排放對全國的影響以及探究影響碳排放的各種因素,進而找出相應的對策,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對于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現階段,我國正處于快速工業化工程中,如何測定碳排放量,至今也沒有正式統一的計算方法。孫建衛、趙榮欽、黃賢金、陳志剛基于IPCC溫室氣體排放醋酸方法,對中國1995-2005年中國的碳排放情況進行測算,并用因素分解方法對中國碳排放情況進行時序分析,針對各種情況具體分析對策;趙榮欽、黃賢金、鐘太洋根據中國2007年各省市不同產業的能源消費數據,構建了能源消費碳排放和碳足跡模型,對各省碳排放量進行了估算,建立了不同產業空間碳排放的對應關系;
二、碳排放區域差異特點分析
(一)碳排放量與人均GDP呈倒U型曲線關系。
由于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大規模的制造業發展如火如荼,控制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困難重重。但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高科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不久的將來會出現碳排放減緩和下降的局面出現。
著眼中國國情,目前除北京、海南外其余省市的第二產業產值均已超過曲線的兩個拐點,碳排放量穩步呈上升趨勢。出現這種趨勢的原因主要是工業在經濟結構中所占的比重高。今后應通過調整產業結構特別是工業部門內行業結構,積極研發高新技術產品,增加行業內高附加值產品,進而實現低碳排放。
(二)我國各省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相差很大。
我們發現碳排放高的地區往往人口多、工業發達,根據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小,把碳排放區域分成高中低三個部分:高排放區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河北、山東、遼寧、浙江、廣東、福建、海南11個省市;中排放區包括黑龍江、吉林、江西、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8個省;低排放區包括廣西、甘肅、貴州、云南、陜西、四川、青海、重慶、內蒙古、寧夏、、新疆12個省。
數據分析,三個區域的碳排放總量逐年增加,不同區域的碳排放總量差異比較明顯,高排放區比重在50%左右,中排放區碳排放比重在30%左右,低排放區碳排放比重約為20%左右。
(三)從區域內部情況來看看,無論是高排放區、中排放區還是低排放區,工業部門的碳排放量在所有行業中最高,建筑業最少。
從我國碳排放的產業分布來看,工業的碳排放是產業中最高的,因此,工業行業降低碳排放的潛力巨大。根據黃賢金的研究,工業行業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交通運輸、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倉儲及郵電通信業、石油加工及煉焦業。
三、對策分析
由于氣體的特殊性,會隨空氣自由擴散,不可能單純的由某一個省市就能解決。通過計算各省市碳排放量,分省市制定政策并不合理。因此,區域性的制定政策比較合理
第一,高排放區的減排政策。高排放區已處于工業化進程的后期,城市化工業化階段的碳排放量基本已達到穩定,針對這些情況,高排放區應該采取的減排措施主要有:調整對外貿易結構,減少高耗能產品的進出口;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減少高排放量資源的使用;控制民用建筑面積和大型公用建筑的快速增長;優化交通運輸結構,大力發展城市公交系統和節能型交通模式;減緩私家車的擁有量的增速,全力推行私家車單雙號輪流上路制度;提高節能照明新工藝的普及率,推廣使用節能照明燈。
第二,中排放區的減排對策。根據林伯強的研究,人均GDP和能源強度是影響碳排放量的最主要的因素,而中排放區往往處于工業化進程的中期階段,能源強度成上升趨勢;針對上述情況,中排放區的減排對策主要有:推動產業升級,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通過適當控制城市化速度,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強度、從而減少碳排放;堅持走綠色健康的新型工業化道路,調整能源結構,降低高耗能資源的使用量,堅持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提高國際競爭力;
第三,低排放區的減排對策。低排放區排放量比較低并不是因為環境保護工作有效,而是因為經濟水平低。雖然低排放區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比較低,但是進程較快,相應的便有生產方式粗放,能源浪費嚴重,科技水平低等一系列問題。經濟水平的底下使得低排放區沒有能力使用清潔能源,也沒有能力降低碳排放總量,針對上述情況,低排放區的減排政策應側重于以下經濟方面:制定向不發達地區傾斜的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完善低排放區的基礎設施,加大對不發達地區的財政、稅收支持力度,努力提高該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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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伯強、劉希穎.中國城市化階段的碳排放:影響因素和減排策略[J]經濟研究.[2010(8)
摘 要:中國是CO2排放大國。內蒙古是能源大省,代表城市鄂爾多斯能源礦產資源豐富,高能耗,高碳排放現象突出。未來一段時間碳排放量將持續增加,煤炭消費是主要碳源。碳排放總量與國內生產總值高度正相關。煤炭消費比重大,對能源的依賴程度高,能源使用效率低。在此基礎上,提出減排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能源經濟 能耗值 碳排放量 碳排放強度
一、引言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2006年中國溫室氣體排放已經占到全球排放總量的20%,能源消費碳排放占碳排放總量的96%。2008年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CO2總量達到65.09億噸,工業部門的排放占80%以上。化石燃料的燃燒是導致溫室氣體大幅增加,燃煤產生的CO2占總排放量的比例已超過50%。中國已經成為CO2排放大國。為此,中國政府將節能減排作為國家重要發展戰略,事關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政府提出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約束性指標。“十二五”規劃提出,5年期間全國碳排放強度要下降17%。強化節能減排措施,走低碳經濟之路,優化能源結構,力爭到2020年,天然氣比重由3.6%增至10%-12%,煤炭比重由70.7%減少至57%左右。
內蒙古是中國的能源大省,煤炭資源全國第一, 經濟增長速度連續多年居全國第一。同時能源消費迅速增長,1999-2008年之間能源消費總量從3634.88萬噸標煤增長到16268.22萬噸標煤, 提高了3.48倍。伴隨著能源消耗增加,碳排放量迅速增加,從1998年的2318.9萬噸增加至2008年的11804.03萬噸,年增長率15.9%。而鄂爾多斯能源礦產資源豐富,煤炭儲量約占全國的1/6,天然氣儲量占1/3;經濟發展迅速,2011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3000億元;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急劇增加,是內蒙古典型高能耗、高碳排放的工業城市。研究碳排放量是研究CO2減排的重中之重,碳排放強度是分析碳排放量與經濟產出的重要指標,可以為工業生產提供指導性建議。碳排放的研究是解決能源資源結構性短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迫切需要。
二、鄂爾多斯市碳排放現狀與特征
(一)鄂爾多斯市工業經濟能耗碳排放估算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6年版碳排放計算指南,計算公式為:
式中C為碳排放量(萬t);Ki為第i種能源碳排放系數;Ei為第i種能源的消費量,按萬t標準煤計;i為能源種類。根據鄂爾多斯工業能源消耗特征,選取原煤、洗精煤、天然氣等13種主要消耗能源品種進行分析,并以各類能源對標準煤的折算系數和碳排放系數進行處理,如表1。
碳排放強度是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CO2排放量,單位為t/104元;人均碳排放量=碳排總量/人口總數,單位為t/a。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能源消費來計算鄂爾多斯市工業經濟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計算結果如表2。
從表2來看,2011年碳排放量是2000年的12.54倍。各品種能源碳排放量逐年增加(除汽油、煤油、燃料油),碳排量主要以原煤消費產生的碳排量為主,洗精煤次之,第三位的是電力。人均碳排量逐年上升,2011年達31.8496噸每人,約為2000的10.68倍。隨技術設備的改進,低碳節能技術的引進,碳排放強度呈減少趨勢,減少幅度為41.51%。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基本原理, 長期來看, 環境壓力與經濟增長之間呈倒U型曲線關系。內蒙古作為中國一個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自治地區, 其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處在U型曲線的左端, 因而在目前乃至將來一段時間內, 內蒙古經濟增長的同時其碳排放量也將有很大的增長。
(二)經濟的發展與碳排放的特征
鄂爾多斯市的生產總值和碳排放量逐年增加,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28.78%,碳排放總量年均增長率為35.87%,如圖1中兩條曲線走勢相似。但是隨能耗值的逐年降低,碳排放強度總體呈下降趨勢,能耗值與碳排放強度走勢相似,在2000-2004年較高,2004-2007逐漸降低,2007年后平穩波動,且能耗值高于碳排放強度。2000-2011年碳排放強度下降幅度為41.51%,能耗值下降幅度為43.69%。碳排放量與經濟產出、經濟結構、能源使用效率、能源結構等因素有關。鄂爾多斯市經濟的發展與碳排放呈現出兩個特征:
放強度與生產總值變化
1.“兩個”高相關。一個是碳排放總量與生產總值高度正相關,隨生產總值的增長,碳排放總量增加。另一個是能耗值與碳排放強度存在很高的相關性,曲線走勢相似,這是由于碳源的主要來源是化石燃料的燃燒。
2.“此消彼長”現象。生產總值與碳排放總量不斷增加。增速呈“M”型,生產總值2004年和2008年較大,2005-2006年較小;碳排放總量2005年和2008年最大,2006年較小。但碳排放強度持續下降,從2000年的2.6噸/萬元下降到了2011年的1.5噸/萬元,降幅達41.51%。主要原因是:第一,技術設備改進,低碳技術的大力投入,減少了碳排放;第二,鄂爾多斯市走節能減排的可持續發展道路,集約化生產減少了能源的消耗。
鄂爾多斯市能源消費存在三條現狀:(1)煤炭消費比重大。能源消費以煤炭為主。(2)工業耗能比重大,對能源的依賴程度高。在能源消費總量中,鄂爾多斯市工業消費比重過大,平均為99.6%,與發達國家平均30%-40%的比重相比明顯高出很多。(3)能源使用效率低。
三、結論
近年來,內蒙古國內生產總值和工業生產總值逐年增長,鄂爾多斯市尤為突出,本文通過2006年版的IPCC碳排放計算分析,是現有文獻中涉及中國碳排放估算的一個通行的計算方法。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一)內蒙古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碳排放量將持續增加 鄂爾多斯市201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約為2000年的21.4倍,年均增長率為28.78%。碳排放總量也逐年增加,年均增長率為35.87%,增速2004年達到最大,2008年次之。碳排量主要以原煤消費產生的碳排量為主,洗精煤次之,第三位的是電力消費。
(二) 隨技術設備改進和集約化生產,能耗值和碳排放強度整體呈下降趨勢
鄂爾多斯市經濟的發展與碳排放的特征是:碳排放總量與國內生產總值高度正相關;能耗值與碳排放強度存在很高的相關性。能耗值降幅為43.69%。碳排放強度降幅達41.51%。人均碳排量逐年上升。
(三)目前鄂爾多斯的能源使用現狀是:煤炭消費比重大,工業耗能比重大,對能源的依賴程度高,能源使用效率低
依據實證結果及工業經濟發展現狀,提出如下減排的政策建議:優化工業內部行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逐步加大能源結構調整力度,大力發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進低碳技術進步,鼓勵自主創新;強化政策扶持力度,加強國際交流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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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數據與研究方法
1.1研究數據
本文數據來源于相關統計年鑒,數據采集后,對其進行標準化,使不同指標數據之間具有可比性。
1.2研究方法
1.2.1STIRPAT模型York等構建了環境壓力隨機模型,簡稱STIRPAT模型。式中:I、P、A、T分別為排放量、總人口、財富、技術;a為模型系數,b、c、d分別為總人口、財富、技術的驅動指數;e為模型誤差。STIRPAT模型是進行分析環境壓力的一種常用方法,在碳排放、碳足跡等研究中被普遍應用。本文在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選擇人口、國內生產總值、人均能耗、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新建住宅面積、能源強度等8個指標作為中國碳排放量衡量對象。其中,人口、人均能耗、城鎮新建住宅面積屬于總人口因素;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屬于財富因素;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能源強度屬于技術因素。根據STIRPAT模型,建立碳排放計量模型。
1.2.2數理統計方法1)偏相關分析:使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13.0中偏相關分析方法,對8個碳排放影響因素和碳排放量的實際數據進行偏相關分析,得出各因素和碳排放量的相關系數,根據顯著性檢驗判斷各因素是否能最終作為碳排放量的影響指標,據此衡量模型的有效性。2)主成分分析:根據主成分分析法,分析篩選各自變量,提取新的綜合變量,并建立各自變量和綜合變量間的線性模型;然后,通過線性回歸分析,找出因變量和綜合變量的線性模型;通過以上兩個模型,可得因變量和自變量間的線性關系,最終基于STIRPAT模型,構建中國碳排放驅動因素模型,并分析各因素的驅動力強弱。
2結果與分析
2.1碳排放總量計算查閱1980—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和《中國建筑業統計年鑒》,得出相關指標原始數據,并根據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碳排放系數[28]和消費比例,可計算中國碳排放總量,進而得出中國各年度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強度、能源強度等指標結果,見表1。由表1可見:1980—2012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碳排放總量和人均碳排放量,除1981年外,都呈逐年遞增趨勢,碳排放強度及能源強度整體呈逐年下降趨勢。隨著中國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農業現代化的不斷推進,碳排放總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日益增長。中國碳排放強度及能源強度整體下降,得益于長期實施的節能減排戰略,構建低碳、綠色、環保的生態文明新常態。
2.2偏相關分析結果以碳排放總量作為因變量,以人口、國內生產總值、人均能耗、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新建住宅面積、能源強度8個指標作為自變量,使用SPSS13.0統計軟件中的偏相關分析方法,結果發現7個指標的相關系數都在0.815以上,其顯著性檢驗在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因此選擇的8個碳排放影響指標可作為碳排放總量的驅動因素。
2.3主成分分析結果將碳排放總量的8個影響因素原始數據取對數,然后對這些數據進行歸一化處理,將處理后的數據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分析,分析結果見表2、表3。由表2可知,進行主成分分析后,可提取出2個綜合變量,即組分1、組分2,現分別以X1、X2表示。X1、X2對總體方差的累計貢獻率為97.883%,信息損失僅占2.117%。KMO統計量為0.824,且P<0.001,拒絕單位相關陣的原假設,非常適合做主成分分析。t檢驗的P值<0.01,擬合度較好。將人口、國內生產總值、能源強度、人均能耗、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新建住宅面積8個指標進行取對數及歸一化處理后分別以SLP、SLG、SLEI、SLEC、SLSP、SLTP、SLDI、SLRA表示。根據主成分分析結果,可得到提取出的2個綜合變量X1、X2與這8個指標之間的得分系數矩陣,見表3。
2.4線性回歸分析結果將碳排放總量進行取對數及歸一化處理,以SLC表示。將SLC、X1、X2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線性回歸分析,結果發現,R2為0.950,F值為286.435,估計的標準誤差為0.070,P值為0.000,小于0.01,共線性檢驗中的特征根均大于0,條件指數均小于10,方差膨脹因子接近于1且小于10,說明不存在共線性問題,回歸分析模型整體擬合效果較好(表4)。由式(8)可知,人口、國內生產總值、人均能耗、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新建住宅面積這7個影響因素與碳排放總量均呈正相關關系。其中,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的提高、人口數量的增長、國內生產總值的提高、城鎮新建住宅面積的擴大是中國1980—2012年碳排放總量不斷遞增的主要驅動因素,尤其是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對碳排放總量的影響最大,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對碳排放總量的影響最小,顛覆了傳統認為第二產業比第三產業能耗更高的觀點,這也與劉廣為等的研究結論相符[25],李健等也認為第二產業的增加并不一定帶來高碳排放[26]。歸其原因,主要是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發達地區的第三產業比重大幅度增加,其碳排放量占全國碳排放總量的比重較大,同時相關部門往往忽視了第三產業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從而階段性地出現以上局面。此外,能源強度和碳排放總量呈顯著負相關,說明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大力推進綠色發展戰略,持續優化能源使用水平,有效地抑制了碳排放總量增長的速度。
3結論和建議
根據碳排放計量方法,對中國1980—2012年碳排放總量和碳排放強度進行了測算,并在STIRPAT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國碳排放影響因素模型,計算了8個主要影響因素彈性系數,并得出如下結論:1)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數量、國內生產總值、能源強度、人均能源消耗、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新建住宅面積每增加1%時,中國碳排放總量將分別增加0.1413%、0.1388%、0.1333%、0.0356%、0.1435%、0.1383%、0.1384%;當能源強度每下降1%時,中國碳排放總量將減少0.1394%。2)中國碳排放總量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最近15年來持續快速增長,大部分在于三方面原因: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大幅提高且效率低下帶來的陣痛效應;人口數量增加、城鎮規模的不斷擴大帶來的倍增效應;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以及居民消費層次提升帶來的財富效應。以上因素綜合導致了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和碳排放總量連年走高。
文/ 齊海云 耿世剛
當前,以全球變暖為主要特征的氣候變化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嚴重危機和挑戰。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氣候變化2007綜合報告》中,明確將消費后廢棄物(postconsumerwaste)作為一個獨立對象來計算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廢棄物的處理方式有衛生填埋、焚燒、堆肥等多種,本文采用《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試行)》中的計算方法,對衛生填埋和焚燒兩種處理方式下溫室氣體的排放情況進行計算并展開比較分析,以期為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溫室氣體減排提供科學依據。
一、概述
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是通過使生活垃圾中的可降解有機成分分解、可回收成分回收利用、惰性成分永久存放或埋藏等途徑,使其達到無害化、減量化和資源化。
在城市生活垃圾填埋過程中,垃圾中的有機物將會發生生物分解,產生大量垃圾填埋氣體,主要成分為甲烷、二氧化碳。甲烷所產生的溫室效應是當量體積二氧化碳的21倍,屬于《京都議定書》中規定要減排的六大溫室氣體之一。垃圾填埋氣中含有的部分二氧化碳,最初來源為生物質,從碳平衡的角度來看,整個過程為零碳排放,不計入溫室氣體產生量的計算當中。
以焚燒方式處置城市生活垃圾具有占地面積小、 焚燒產物穩定、 消滅病原菌和回收熱能等優點,在國內外的應用日趨廣泛。生活垃圾在焚燒的過程中會產生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由于垃圾中動物、植物、廚余、紙等垃圾所含碳的最初來源為生物質,因此,從碳平衡的角度來看,整個過程為零碳排放,不計入溫室氣體產生量計算。只計算礦物碳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二、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法
1、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秦皇島相關數據來源于2011年、2013年《秦皇島市統計年鑒》及秦皇島市城建部門統計資料。
2、計算方法
本文采用《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試行)》中填埋處理甲烷排放量和焚燒處理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方法。
城市生活垃圾衛生填埋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法如下:
ECH4=(MSWTXMSWFXL0-R)X(1-OX)式中:ECH4指甲烷排放量(萬噸/年);MSWT指總的城市固體廢棄物產生量(萬噸/年);MSWF指城市固體廢棄物填埋處理率;L0指各管理類型垃圾填埋場的甲烷產生潛力(萬噸甲烷/萬噸廢棄物);R指甲烷回收量(萬噸/年);OX指氧化因子。
其中:L0 =MCFXDOCXDOCFXFX16/12。
式中:MCF指各管理類型垃圾填埋場的甲烷修正因子(比例);DOC指可降解有機碳(千克碳/千克廢棄物);
DOCF指可分解的DOC比例;F指垃圾填埋氣體中的甲烷比例;16/12 指甲烷/碳分子量比率。
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方法如下:
ECO2=IWXCCWXFCFXEFX44/12
式中:ECO2指廢棄物焚燒處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萬噸/年);IW指生活垃圾的焚燒量(萬噸/年);CCW 指生活垃圾中的碳含量比例;FCF指生活垃圾中礦物碳在碳總量中比例;EF指生活垃圾焚燒爐的燃燒效率;44/12指碳轉換成二氧化碳的轉換系數。
3、排放因子的確定
本文排放因子多數采用《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試行)》中的推薦值,MCF、DOC、R根據秦皇島市實際計算數值。秦皇島市溫室氣體排放因子見表1、表 2。
三、計算結果
1、城市生活垃圾焚燒二氧化碳排放量2010年底以后,秦皇島市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啟動,所以2012年秦皇島市區的城市生活垃圾全部轉入該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進行焚燒處理。根據前述計算方法及排放因子,計算得2012年,秦皇島市區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6.77萬噸。
2、城市生活垃圾填埋處理甲烷排放量2010年底之前,秦皇島市的城市生活垃圾均送至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進行填埋處理。2012年的城市生活垃圾如果仍然采用填埋處理的方法,計算產生的甲烷排放量為0.90萬噸,折算成二氧化碳當量為18.9萬噸。
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