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生產要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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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糧食生產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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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糧食生產要素范文

關鍵詞：糧食最低收購價；合理價格水平；定價機制；生產要素適度補償法

中圖分類號：F307.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9）04－0020-06

糧食作為一種需求和供給缺乏彈性的農產品，供求的失衡往往會造成市場價格的劇烈波動，不利于糧食生產者的利益和糧食生產的穩定。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往往需要對糧食生產實行價格支持和保護。縱觀全球，當今世界很多國家的政府對糧食價格實行支持和保護制度，中國也不例外。自從1985年取消糧食統購政策以后，中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日趨明顯，市場機制在糧食生產資源配置和糧食價格形成中的作用不斷加強，同時也使糧食價格大幅波動，為了保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促進糧食生產的穩定增長，1993年2月國務院發出《關于建立糧食收購保護價格制度的通知》（國發〔1993〕12號），對制定保護價的原則，執行保護價的范圍，制定保護價的權限和程序，保護價的品種及標準等都作了具體規定。但是1998年以后中國的糧食收購保護價格制度因保護價水平確定不合理而未能發揮出應有作用，從而出現了即使有糧食收購保護價政策的情況下糧食產量仍從1998年以后開始連續幾年大幅下降的局面。

從2004年開始，國家決定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和銷售市場，實行糧食購銷市場化，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農民糧食生產的引導作用，但為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護農民的種糧利益，國家在取消以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糧食這一政策的同時建立了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國務院2004年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國發〔2004〕17號）指出，“一般情況下，糧食收購價格由市場供求形成，國家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上實行宏觀調控。要充分發揮價格的導向作用，當糧食供求發生重大變化時，為保證市場供應，保護農民利益，必要時可由國務院決定對短缺的重點糧食品種，在糧食主產區實行最低收購價格。”

一、糧食最低收購價的運行機理及合理確定最低收購價水平的重要性

中國當前實行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特點是，當市場糧價高于最低收購價時，最低收購價政策則處于休眠狀態，各糧食企業收購糧食時的實際價格參照市場糧價來定；當市場糧價低于國家確定的最低收購價時，糧食最低收購價的預案啟動，國家在糧食主產區對短缺的重點糧食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格，由中儲糧總公司和其委托公司按照最低收購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存在保證了主產區農民手中糧食的實際出售價格不會低于最低收購價格，其運行機理如圖1所示。

在圖1中，D為某種糧食品種的需求曲線，S1、S2、S3均為該糧食品種的供給曲線，政府制定的該糧食品種的最低收購價為PZ。假如開始時供給曲線為S1，供求均衡點的市場糧價為P1，由于P1位于之PZ上，最低收購價預案不啟動，糧食收購企業參照市場價格P1收購糧食。假如糧食市場供給增加，糧食供給曲線變成S3，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市場糧價下降到P2，由于P2低于PZ，國家啟動最低收購價預案，以最低收購價PZ收購農民的糧食。國有糧食收購企業的大量收購會使流通中的糧食減少，這樣會引導市場糧價逐漸回升。例如，當國家的糧食收購量達到Q2Q3時，糧食供應曲線從S2左移到S3，市場糧價恢復到最低收購價水平。

從糧食最低收購價的運行機理可以看出，合理的最低收購價水平非常重要。最低收購價水平確定過低，則不能保護農民種糧利益，難以起到調動糧農生產該種糧食積極性的作用。但是，最低收購價水平也不能過高，如果一種糧食品種的最低收購價水平確定過高，在過高的最低收購價水平的引導下，農民生產該種糧食的積極性過高，這樣會引起種植業結構的不合理，并導致該糧食品種的市場供給過剩，加大糧食上市時市場糧價下行壓力，國家的最低收購價政策將會因為財政資金以及倉儲能力的不足而難以得到有效執行，最后糧價下跌帶來的損失可能還得由農民自己承擔。

實際上，在中國政府實行糧食保護價收購時期，我們是有這方面經驗教訓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剛建立糧食保護價收購制度之時，由于中國仍然處在糧食供給不足的陰影之中，因而制定的糧食保護價水平較高，如1993年中國出臺的糧食收購保護價政策就要求保護價水平不低于定購價。隨后1994年、1995年中國糧食定購價的兩次大幅提升，保護價因而也處于較高的水平，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高漲，糧食產量快速提升，改變了糧食市場供給不足的局面，但由于在當時的情況下，過高的糧食保護價給農民傳遞了錯誤信息，使他們繼續不斷擴大糧食生產，進而造成90年代后期中國糧食市場的結構性和階段性過剩，導致市場糧價持續下跌，糧食保護價敞開收購政策也因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虧損嚴重、財政不堪重負以及倉儲能力限制而難以落實到位，出現了農民賣糧難的局面。其后，鑒于市場糧價不斷下降，中國政府又不斷調低保護價與定購價水平。1999年和2000年，國家連續兩次較大幅度調低糧食定購價，同時從1999年開始實行保護價與定購價同價的政策。但由于在糧食主產區市場糧價已經低于定購價和保護價，這給糧食收購部門執行“順價銷售”政策造成較大困難，財政資金與倉儲緊張的局面未能得到根本的緩解，由此造成隨后幾年糧食保護價一直處于低水平，出現了所謂的“保護價不保護”的情況，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受到嚴重影響，結果大量農民放棄農業外出務工。中國糧食播種面積從1999-2003年連續5年下降，糧食產量也從1998年的5.12億t下降到2003年的4.31億t，跌幅達16%左右，又一度造成了國內糧食供求緊張的局面。

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在制定糧食的最低收購價水平方面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例如，2004年政府規定的稻谷最低收購價水平至2007年連續4年未作調整，而這4年稻谷的生產費用是不斷上升的，由此造成了2007年農民的稻谷種植積極性有一定下降。2007年全國稻谷播種總面積2 923萬公頃左右，①相比2006年的2 930萬公頃，減少了7萬公頃。2007年稻谷產量之所以能略增，主要得益于2007年稻谷生長期間的氣象條件總體良好，稻谷單產提高，否則2007年的稻谷產量很有可能是下降的。

因此，為了后期中國的糧食生產的穩定，每年確定一個合理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水平就成為宏觀決策部門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基于生產要素適當補償的糧食最低收購價定價機制

目前世界各國在確定糧食支持與保護價格的高低時都要兼顧生產者的利益與國家的財政能力，這不僅可以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而且又不會造成供給過剩，從而保持供求的均衡。在此基礎上，各國確定農產品支持與保護價格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前幾年的市場價格為基準，再乘以適當百分比；二是以生產成本為基準，再加上適當利潤。美國就是采用前一種方法來確定農產品支持價格（又稱抵貸價格）水平的。美國的《1933年農業調整法》規定農產品支持價格水平以1910-1914年的平價為基礎，再乘以相應百分比，即常說的貸款率，貸款率的高低可根據農產品供求情況適當進行調整。二戰以后，美國政府將以1910-1914年的固定基期平價為基礎改為以前10年的移動平均平價為基礎[2]。美國1996年的新農業法案規定農產品支持價格水平的確定以前5年市場價格在扣除最高與最低兩個年份的價格之后的平均值作為基準抵貸價格，再乘以85%，農業部可根據期末庫存消費比的情況以及美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狀況對基準抵貸價格作適當調整[3]。

以生產成本加上適當利潤來確定農產品的支持與保護價格水平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采用的方法。如日本1960年以后就是按“生產成本加收入補貼”這種方法來確定稻米支持價格的；泰國政府1979年開始制定農產品收購保障價時就是根據實際生產成本再加上20%的利潤為原則的。中國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初建立糧食收購保護價格制度時，也是要求按照生產成本加上適當利潤這一原則來制定糧食保護價格水平的。如1993年2月國務院發出《關于建立糧食收購保護價格制度的通知》（國發〔1993〕12號）對糧食保護價的定價原則作出如下規定：“保護價應能夠補償糧食生產成本，并使農民得到適當的收益。”

筆者認為，以前幾年的市場價格乘以適當百分比這種方法來確定農產品的支持價格雖然考慮到了近幾年糧食市場的供求關系，但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一是對生產成本的變化反映不夠，以此制定出來的支持價格在年季間生產費用增長較大的情況下就難以保護到生產者利益；二是對百分比的選擇通常是比較困難的，難以做到適當。而以生產成本加上適當利潤來確定農產品的支持價格這一方法雖然考慮到了生產成本的變化，但這種方法不僅在怎樣確定適當的利潤水平上存在困難，而且如何合理地計算生產成本本身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例如如何合理確定生產成本當中農民自有勞動的成本就是一個問題①，處理不好，計算的生產成本失真，制定出來的價格就難以起到指導作用。在考慮到上述問題后，筆者建議當前情況下可用生產要素適當補償法來確定中國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水平。

所謂糧食生產要素適當補償法，就是在考慮生產者的利益、國家的財政能力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基礎之上給每種糧食生產要素定一個適宜水平的補償，并要求以最低收購價水平計算的糧食收益與給予各種糧食生產要素的補償之和相等，以此來推算出合理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水平。

筆者認為，用糧食生產要素適當補償法來確定最低收購價水平有兩個好處。一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深化，農業生產要素流動性逐漸增強，農民種不種糧食以及拿多少生產要素種糧食往往是要考慮投入生產要素的回報，用糧食生產要素適當回報法確定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會比較接近農民的估算，把握好要素回報水平，就可以讓農民保持適度而不至于造成供給過剩的生產積極性。二是各種糧食生產要素的適當補償水平在當前情況下比較容易找到參照標準。

下面首先分析各種糧食生產要素適當補償的確定問題，在此基礎上推導出糧食最低收購價的定價公式。

農民在糧食生產中投入的要素主要有資金、勞動、耕地。目前由于農民投入到糧食生產勞動中有一部分可能是雇傭的，耕地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租用的，這兩樣都需要支付現金，因此，更確切地說，當前農民在糧食生產中需要投入的要素主要是生產資金、自身投入勞動、自有耕地，為此，需要做得就是給予農民投入的資金、自有勞動以及自有耕地三種要素定一個適當水平的補償。

1． 農戶生產資金的適當補償。農民在糧食生產中投入資金，當然期望所投資金能得到一個適當回報，按理論上來講可以參照社會平均利潤率來確定糧食生產資金的回報率，但在實際中確定社會平均利潤率是很困難的，況且由于受到素質和能力限制，農民把資金投入到其他領域是受到約束的。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我們建議依據資金借貸利率水平來確定農民生產資金的回報率。理由是如果生產資金是自有的，農民不把資金投入到糧食生產而存入銀行則可以獲得利息；如果糧食生產資金是從銀行借來的，資金的回報要能補償貸款所需支付利息才說得過去。為了便于計算，假定農民生產資金中自有資金和借貸資金各占一半，這樣就可以用當時銀行資金存款利率與貸款利率的平均數作為農民生產資金的回報率。另外，由于農民用于糧食生產的資金中通常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才能收回，同樣為了簡便，假定這些資金從墊付到收回需要一年時間，那么農民生產資金的回報率就可以依據1年期定期存款年利息率與1年期定期貸款年利息率的平均數來計算，這樣的回報率水平應該是生產者至少應該得到的，也是政府財政以及消費者可以承受的。因此，糧食生產中所用生產資金的適當回報用可下式表示：

農戶糧食生產所用資金的適當補償=農戶糧食生產所用資金數額×〔1+（1年期定期存款年利息率+1年期貸款年利息率）/2〕（1）

2． 農戶自身投入勞動的適當補償。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農業勞動力的就業選擇空間變大，因此，為了保持農民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就應當給農民自身投入到糧食生產中的勞動一個合理的報酬水平。基于適當的原則，我們認為用農民外出打工的工資水平衡量會顯得偏高，但用農村糧食生產雇工的工價來衡量應該是可以的，同樣的勞動，農民自身投入勞動應得到的報酬水平沒有理由比雇工的勞動報酬水平低，這樣的工資水平應該是政府財政以及消費者都可以認同的，并且在農村地區做臨時工等，大體上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勞動報酬標準，不論是雇主還是受雇者，一般都遵守這些報酬標準，因此操作起來也是可行的。于是有下式：

農戶糧食生產中自身投入勞動的適當補償= 農戶糧食生產中自身投工數量×糧食生產中雇工工價（2）

3． 農戶自有耕地的應得的補償。對于農戶自有耕地的應得的補償水平，可采用糧食生產用地平均轉包費來確定，這與中國當前的新農產品生產成本核算指標體系中對自營地折租的計算方法保持一致（2004年開始的新農產品生產成本核算指標體系在計算自營地折租時就是參照當地耕地轉包費為依據的）。因此，糧食生產中農戶自有耕地的適當補償用下式表示：

農戶自有耕地適當回報=農戶自有耕地面積×糧食生產用地平均轉包費 （3）

由于要求以糧食最低收購價水平計算的農戶糧食收益要與給予各種糧食生產要素的補償之和相等，所以有

農戶糧食收益=最低收購價格×糧食產量=農戶所用資金數額×〔1+（1年期定期存款年利息率+1年期貸款年利息率）/2〕+農戶自身投工數量×糧食生產雇工工價+農戶自有耕地面積×糧食生產用地平均轉包費（4）

因此，可得出中國糧食最低收購價的定價公式如下：

糧食最低收購價=｛農戶所用資金數額×〔1+（1年期定期存款年利息率+1年期貸款年利息率）/2〕+農戶自身投工數量×糧食生產雇工工價+農戶自有耕地面積×糧食生產用地平均轉包費｝/農戶糧食產量（5）

在當前情況下，依據有關調查單位公布的主產區農戶各種糧食品種每畝生產成本收益方面的資料，按照上述方法就可算出每畝糧食所耗生產要素的應得的補償數額，進而根據畝產量推算出單位數量（通常每50公斤）糧食的最低收購價水平。

三、糧食最低收購價定價機制的具體運用

本文這一部分將以筆者提出的定價方法來制定中國糧食主產區的小麥和稻谷的最低收購價水平。依據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公布的資料，可以得到2006年中國糧食主產區小麥和稻谷生產成本方面的數據，見表1。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最低收購價需要在年初公布，因此一般是采用上一年的相關調查資料來確定最低收購價水平。下面我們就是以2006年的有關調查數據來制定2007年中國糧食主產區小麥和稻谷的最低收購價。

從表1中可得到糧食主產區農戶平均每畝小麥生產所用的現金為236.59元，自身投工數量為6.86個，小麥生產中的平均雇工工價為24.53元，每畝小麥生產平均自營地折租為52.25元。另外，2007年年初央行規定的中國1年期定期存款年利息率為2.52%，1年期存款年利息率為6.12%，因此，依據糧食最低收購價定價公式，有：

每50kg小麥最低收購價=｛236.59×〔1+（2.52%+6.12%）/2〕+6.86×24.53+52.25｝/小麥畝產量×50（6）

按照同樣方法，可以制定出稻谷的最低收購價：

每50kg小麥最低收購價=｛289.61×〔1+（2.52%+6.12%）/2〕+9.70×33.43+64.69｝/稻谷畝產量×50（7）

這里需要說明一下小麥與稻谷畝產量的選擇問題。由于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既受投入和科技水平影響，又受氣候條件影響，制定糧食最低收購價格所依據的單位面積產量應該剔除氣候條件的影響，但應能反映目前的投入和科技水平，所以制定最低收購價格時，我們以最近3年即2004-2006年的糧食畝產量的平均數為依據，這樣既能剔除氣候條件的影響，又能代表當前的糧食生產投入和科技進步水平。

根據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公布的調查數據，2004-2006年小麥的畝產量分別為339.80kg、 325.80kg、351.80kg，平均為339.13kg；稻谷的畝產量分別為450.90kg、431.36kg、436.30kg，平均為439.40kg。由此可算出每50kg小麥最低收購價為69元左右，每50kg稻谷最低收購價為79元左右。

實際上，2007年中國政府公布的每50kg白小麥、紅小麥、混合麥的最低收購分別價為72元、69元、69元，小麥最低收購價平均水平在70元左右；每50公斤早秈稻、中晚秈稻、粳稻的最低收購價分別為70元、72元、75元，稻谷最低收購價平均水平在72元左右。我們按照本文提出的定價方法計算的小麥最低收購價水平與政府規定的標準相當，但按照本文提出的定價方法計算的稻谷最低收購價水平要高于政府規定的水平。從國內小麥市場來看，2006年國家在小麥主產區實行的最低收購價政策（每50kg白小麥、紅小麥、混合麥的最低收購分別價為72元、69元、69元）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種植小麥的積極性，當年供需形勢已由產需不足需轉為產需有余，國有糧食部門最低收購價小麥收購數量巨大，達4 098萬t，占11個小麥主產區收購總量的55%，導致年末小麥庫存水平大幅提高[4]。因此2007年中國政府未提高小麥最低收購價格而是繼續維持在2006年的水平是得當的，也說明按照本文提出的定價方法計算的小麥最低收購價水平是合理的。再來看國內稻谷市場，2006年中國稻谷供需狀況才由前幾年的產需不足變為產需基本平衡。因此，在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有所上漲的情況下，為了在2007年能繼續調動農民的稻谷種植積極性，中國政府應該適當提高2007年稻谷的最低收購價水平，但是2007年中國政府規定的稻谷最低收購價依然維持在2006年的水平，即每50kg早秈稻、中晚秈稻、粳稻的最低收購價分別為70元、72元、75元，平均水平在72元左右，結果農民的稻谷生產積極性受到一定影響。前文已講過，2007年全國稻谷播種總面積比2006年減少了7萬公頃，這顯示出2007年中國政府規定的稻谷最低收購價水平是有點偏低的。按照本文提出的定價方法，2007年稻谷的最低收購價的平均水平定在79元左右較為合理，即使考慮到國家每畝稻谷生產的補貼收入有20多元，平均算每50kg的補貼3元左右，也應該使2007年稻谷最低收購價的平均水平保持在76元左右。

四、政策與建議

2008年，中國政府在年初連續兩次較大幅度地提高主產區的糧食最低收購價水平，調動了主產區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中國糧食總產量首次取得連續五年增長的佳績。以后政府部門準備繼續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為此，筆者建議：

1. 用糧食生產要素適當補償法確定糧食最低收購價水平。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深化，農業生產要素流動性逐漸增強，農民擁有的生產要素有了更廣的投放范圍，農民習慣把種糧收入與生產要素在其他用途上可獲得的回報進行比較，因此用給每種糧食生產要素一個適當補償的方法確定的最低收購價水平會比較接近農民的估算，能獲得農民的認同。只要價格制定者能選擇好每種生產要素補償水平的參照標準，就可避免糧食最低收購價水平過高或過低，保持在適中的水平，這樣有利于讓農民保持適度而不至于造成供給過剩的生產積極性。

2. 實行年初公布的糧食最低收購價可以調整一次的制度。為了引導農民的生產行為，糧食最低收購價水平一般是在年初農民生產前公布，因此公布的價格只能以上年的糧食生產投入情況來計算，但如果當年的糧食生產投入費用出現大幅上漲，年初確定的糧食最低收購價就會顯得偏低，不能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也起不到應有的引導作用。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在年初農民生產初步公布當年的糧食最低收購價，在糧食上市之前，如果當年的糧食生產投入費用增幅不大則糧食最低收購價不作調整，如果當年的糧食生產投入費用漲幅超過某一規定的幅度則調整一次糧食最低收購價水平。

3. 主要糧食品種都應該納入最低收購價支持政策范圍。對主要糧食品種的區別對待政策很可能會導致糧食供給結構的失衡。目前中國的最低收購價政策只包括主產區的小麥和稻谷兩個品種，而中國糧食市場現在的情況是谷物供給有余，大豆供給嚴重不足，需要大量進口。2007年，中國大豆進口量超過3 000萬t，而當年中國大豆產量僅為1 400萬t左右。因此，主要糧食品種都應該納入最低收購價政策支持范圍，包括大豆。

4. 一種糧食品種的最低收購價水平的確定需要根據其品質以及供求狀況進行適當調整。由于可能存在幾種糧食品種在生產中需要耗費的投入要素數量相差不大，因而計算出來的各糧食品種的最低收購價水平也差不多的情況，但這些糧食品種在品質以及面對的供求形勢方面可能是不同的，這就需要政府部門能依據這些糧食品種的供需狀況對其最低收購價水平進行適當調整，對品質低、供過于求的糧食品種要在原來基礎上適當調低價格水平，而對品質好、供不應求的糧食品種要在原來基礎上適當調高價格水平，以引導生產結構與需求結構相一致。

注釋：

①在對農民自有勞動工價的計算上，世界上各個國家是有區別的，例如美國按農業相關行業工人的工資水平的3/4來計算農場主自有勞動報酬；日本在核定稻米的生產成本時，對農民自身勞動力成本按工業的平均工資計算，由此也導致了日本的稻米生產成本遠高于世界上其他國家。中國在2004年以前對農民勞動日的工價的計算是以當年農業勞動力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依據的，其計算公式為：某年農業勞動日工價=（當年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每農業勞動力負擔人口天）/全年勞動日天數（254天）。2004年以后，中國對農民勞動日工價的計算改為以上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依據，計算公式為：某年農業勞動日工價＝本地上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本地上年每個鄉村從業人員負擔人口數÷全年勞動天數（365天）。由于依據以上方法計算出來的勞動日工價偏低（通常只有中國農村實際農業雇工工價的一半左右），造成了對農民農業生產成本的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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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about Reasonable Determine Mechanism of the Minimum Supporting Price of Grain in China

Fang Hong

（Macro-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 Finance University, Chengdu 610074, China）

第3篇：糧食生產要素范文

關鍵詞：國內外；工業化；糧食安全；正負面影響；啟示

工業化對糧食安全是一把雙刃劍，即工業化對糧食安全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其影響的最終結果決定于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的程度。所以，研究工業化對糧食安影響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正面影響作用，盡可能消除其負面影響作用，達到既保障糧食安全又推進工業化進程的雙贏目標。

一、國內外工業化影響糧食安全的正面效應分析

（一）國外工業化影響糧食安全的正面效應分析

1.提高糧食價格和糧食補貼調動了農民種糧積極性。為了保障糧食安全，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推進中，大部分采取了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的支持政策，對糧食生產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在工業反哺農業中有效實施對農業生產者進行直接補貼。如美國對種植小麥、玉米、高粱、大麥、燕麥、水稻的農民都進行了補貼， 2000年小麥和玉米種植補貼額分別為45.2美元/噸、27.56美元/噸，并且不斷提高補貼標準，從而大大增加了糧農收入，提高了糧農生產糧食的積極性，保障了美國的糧食供給，促進了世界糧食安全。

2.現代生產要素投入促進了糧食生產能力和效率的提高。為了提高糧食的生產能力，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都把工業化提供的現代生產要素普遍用于農業生產，在糧食生產中廣泛運用機械和電力的同時，大量施用化肥、農藥，從而大幅度提高了農業和糧食生產的效率與效益。從1946年到1985年，世界人口從近23億人猛增到48億人，凈增加1.1倍，同期世界糧食供給總量則由5.33億噸增加到18.41億噸，增長2.45倍，糧食增長速度明顯超過人口增長速度，世界人均擁有糧食從234kg增至380kg，凈增加146kg。可見，在農業生產中普遍使用工業化成果，大大提高了糧食的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為保障世界糧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我國工業化快速發展對糧食安全的正面影響分析

1.給予糧食生產各種直接補貼，大大減輕了糧農負擔。現實情況表明，我國經過60多年的發展，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已經不再需要從農業中提取積累，而且可以反哺農業。為此我國從2004年以來，實施了工業反哺農業、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支持糧食生產等惠農政策，即取消農業稅、屠宰稅、牧業稅、農業特產稅；對糧食實施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 補貼政策的長期有效實施，對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起到了積極作用，加上其他的政策措施，我國糧食生產自2004年以來取得了9年持續增產的好效果，有力的保障了我國的糧食安全，減輕了世界的糧食壓力。

2.現代化生產資料投入提高了糧食增產能力和效率。在工業化進程中，我國也把現代工業化的成果用于農業，在糧食生產中不斷增加機械、電力、化肥、農藥等現代化生產要素的使用量，促進了糧食生產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其別是化肥為我國糧食持續大幅度增產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國化肥使用總量和單位面積使用量都處在世界較高水平，占比達 35%，目前糧食作物消費了我國農業化肥施用量的50%左右。在我國糧食增產中，化肥對單產的作用占到40%-50%左右，對總產的貢獻率大約為30%-31%。據專家預測， 2015、2020年我國需分別增施892萬噸和1103萬噸化肥，所以，科學地增施化肥將對我國未來增加糧食產量，保障糧食供應起重要作用。

二、國內外工業化對糧食安全負面影響的分析

（一）國際上工業化對糧食安全的負面影響分析

1.工業化占用大量糧食用地，削弱糧食生產基礎條件。現在國際上現代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大多都是主要糧食生產國，這些國家由于在工業化發展中沒有很好的重視耕地保護，出現了嚴重占用優質糧地的問題。一是過多地使用化肥與農藥，導致土壤貧瘠和退化，使糧食增產后勁不足；二是工業化帶動的城鎮化建設占用了大量糧地。如國際糧食生產大國美國2003-2004年，耕地面積銳減243萬公頃，降幅為1.38%；又如俄羅斯2005年比1999年的耕地面積減少319.4萬公頃，減幅為2.56%。除此以外，加拿大、歐盟主要農業國、日本、韓國等糧食用地均有明顯程度的減少，從而使世界糧食增產基礎條件變弱、速度變緩，給世界糧食安全帶來巨大壓力。

2.增加糧食消費，增加糧食安全壓力。歐美等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為了緩解石油市場的壓力和保護生態環境，加快生物質能源的開發和利用，選用由玉米生產的乙醇等清潔能源代替石油，造成世界玉米供給缺口擴大，使玉米價格大幅度上漲。所以，在工業化的推進中，以糧食為原料的生物質能源的開發利用，增加了糧食消費需求，給糧食安全帶來新的壓力。

3.占用大量的糧食資本，削弱糧食的增產能力。20世紀70年代，不少亞洲國家加大對農業的資本投入，大力開展農業“綠色革命”，促進了農業發展，增加了糧食產量，改善了糧食的供求狀況。但是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有的國家為了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加快建設了速度，加大工業資本投資，致使農業資本投資大幅度減少。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人口卻高速增長，糧食消費需求不斷增加，從而使糧食產量增長速度趕不上糧食消費增長速度，導致糧食自給能力下降。特別是一些糧食出口國轉化為糧食進口國，造成糧食安全形勢相當嚴峻。

（二）我國工業化對糧食安全負面影響的分析

1.現代生產資料投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對糧食安全持續穩定的障礙。工業為農業提供的現代化生產要素投入大幅度提高了糧食生產成本，減少了糧農收入。糧食生產的主要成本是工業提供的農藥、種子、化肥和機械的使用費用，2006年同2004年比較，我國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累計上漲9.9%，尤其是化肥價格漲幅特別大，而同期糧食價格只上漲了1.3%。2006年以來，我國投入大量補貼資金彌補農資價格上漲給農民造成的損失，但實際效果不很明顯，由此造成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下降，出現拋荒棄耕現象，造成糧食安全隱患。

2.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造成糧食生產勞動力素質普遍低下。在工業化快速發展中，我國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越來越多。就現時的實際情況來看，農業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在數量上沒有影響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但是在質量上對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具有比較大的負面影響。一是在轉移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中，青壯年占絕大多數，且多為男性，由此造成務農勞動力老弱病殘者和婦女多，質量不高；二是轉移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相對較高，以初和高中為主，還有少量的人受過大專及以上的教育，而農村勞動力僅略高于小學文化成度。務農勞動力文化素質低，不能很好地掌握和運用農業科技知識，使新科技發揮不了優勢，如我國化肥利用率不及發達國家的50%。

三、從國內外工業化對糧食安全影響的現狀分析中受到的啟示

通過上述簡明扼要的分析，首先要充分認識到糧食始終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也是工業和其他產業發展的源泉。這個認識問題不解決，根本就談不上工業化及其發展進步。所以，在工業化快速推進的現實情況下，要千方百計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對糧食安全的負面影響，充分發揮其正面影響作用，做到糧食安全長期穩定與工業化快速發展協調并進、雙贏共榮。

其次是要進一步充分認識到農業基礎性、戰略性的地位和糧食基礎性公共產品的特性，而且在任何情況下不動搖。像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和人口大國，在工業化進程中，要始終高度注重打牢農業與糧食安全的基礎。不然，工業化與城鎮化就很有可能出現波折，甚至中斷。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大量消耗土地等農業資源，以犧牲農業保工業、犧牲農村保城市、犧牲農民保市民的教訓應牢牢記取。

第三是要明確認識到保障糧食安全不只是糧食產業內部自身的發展，還體現在糧食產業同工業等相關產業緊密聯系，打造產業一體化、市場化與集約化的嶄新經營模式。為此，分析工業化對糧食安全的正、負面影響的效應，既有利于保障糧食安全，也有利于保障工業化順利進行，達到雙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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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龍文軍.警惕化肥市場危機影響糧食生產[J].磷肥與復肥，2009，24（1）.

第4篇：糧食生產要素范文

1水稻種植的規模效率

1.1規模經營降低了生產成本大戶種植的基本上都是1季稻，平均產量達到600kg/667m2左右，毛收益大約900元/667m2。種植規模較小的農戶因為用藥浪費、人力閑置，生產成本會增加約30元/667m2。一般來說，實行規模化種植，在整個種植過程中（包括選種、打藥、用肥等環節）會得到專業技術人員的重點指導，這樣能夠保障科學合理施肥，及時有效施藥防蟲，防止肥料過剩、農藥低效、多次用藥，而且種糧大戶對肥料和農藥的需求量較大，可從經銷商處獲得更優惠的價格，給予靈活的付款方式，大大降低了種植成本。

1.2規模經營實現了產業化開發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永川區種植大戶不再滿足于以“訂單價”收購，開始進行農產品深加工和精加工，通過與糧食收購企業協商合作，將從農戶處購買的余糧集中轉賣給糧食收購企業，不僅能夠帶動農戶經濟效益的提高，同時可以從中獲取差價。另外，還有種植大戶自行創辦稻米加工廠，對從散戶那里收購來的稻米進行脫殼等初級加工，獲取加工費用。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田地規模化經營帶動了地方的農業結構調整優化，促進了相關產業的發展，逐漸在地區形成自己的品牌，提升了產品的權威性。

2影響水稻種植規模效率的因素

2.1水稻的種植面積水稻的種植面積與規模效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水稻種植的規模效率隨著水稻種植面積的增大而提高，隨著水稻種植的面積減少而降低。隨著水稻種植面積的擴大，農民投入到糧食作物種植的精力并沒有相應增加，滯后于種植面積的增長速度。而種植面積較小的農民所花費的精力作為一種沉淀成本，同種植大戶是相同的，種植大戶每667m2耕地分攤的成本就會較小戶更小，因此種植大戶的規模效率更高于那些種植面積較小的農戶。由此得知，種植地規模效率與糧食單產之間呈正相關的關系，擴大種植面積將有利于提高糧食單產。

2.2被分割的田塊數水稻種植土地被分割出的田塊數和水稻規模效率呈負相關關系，即此消彼長[2]。耕地被分出的田塊數量越多，農民種植水稻的規模效率越低。因為土地被分割成幾部分，影響到了投入的合理比例。在實際操作中，其他要素的投入有所增加，但是實際的種植規模并沒有擴大，要素的過度投入反而造成了田地生產效率的降低。耕地細碎化嚴重，分布零散，無法使用大型機械耕種設備參與生產，阻礙了農業機械化推廣普及的發展進程，降低了種植的規模效率。因此，應加大力度推廣耕地流轉，通過化整為零，減少田地細碎化，科學合理投入糧食生產，減少浪費，以此提高種植效率。

2.3農業生產勞動力數量單從影響層面來看，勞動力數量與規模效率是正相關的關系[3]。許多學者認為農業勞動力的增多提高了糧食的生產成本，勞動力與糧食生產規模是負相關。該觀點貌似與本文的觀點相悖，但應該注意的是，我們所強調的是勞動力對種植規模效率的影響，而不是對糧食的生產成本及產量的影響。在過去小農經濟時期，勞動力相對剩余導致投入生產的要素比例不均衡，效率難以提高。隨著糧食種植面積的增大，勞動力閑置狀況得以緩解，投入生產的要素比例漸趨合理，水稻種植的效率規模才得以提高。

2.4直接費用糧食的規模效率取決于直接費用[4]。直接費用的增多導致規模效率的降低，因為在每667m2土地中花費的直接費用，在增長過程中可能導致投入要素的比例失調，從而浪費產能并致使規模效率降低。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農戶為了擴大生產，可能會投入過量的種子費、肥料費或農藥費等，導致規模效率下降。

2.5技術指導專業的技術指導關系到規模效率，兩者是反向變動的關系。從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出，種植大戶獲得專業技術指導的幾率相較于種植面積較小的農戶更大。農業技術人員關注的主要是種植大戶，小農戶主要是依靠自身經驗指導種植糧食，較少主動向專業人員咨詢。種植大戶更有能力采用新技術、增配新設備、提高種植效率。技術指導對于純技術效率的提升更有作用，對規模效率的影響反而較小，致使兩者產生反向變動的關系。

2.6間接費用間接費用對規模效率的影響不明顯，但不能完全否認間接費用的作用。任何一項生產要素的變動都會影響到水稻種植的規模效率，因此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必須要保證各生產要素投入的比例協調，才有可能達到規模效率最優的目標。

3促進水稻種植規模效率的對策及建議

第5篇：糧食生產要素范文

因此，我國需要加大農業科研投入力度，盡快扭轉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女性化、業余化局面，并促進農業對外投資，突破土地和資源供給瓶頸，強化管理，充分挖掘潛力，增強我國糧食自給能力。

供需面臨突出問題

我國糧食產量規劃目標不斷提前完成，但自給率大幅下降。

2007年6月頒布的《全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目標是，糧食產量年均增長0.65％，2010年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穩定在5億噸以上。事實上，當年我國糧食產量就超過了5億噸，“十一五”糧食產量年均增速為2.46％，產量目標提前完成，增速目標遠超預期。

2009年11月，我國又頒布了《全國新增1000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2009—2020年)》，其主要規劃目標是，2020年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達到5.5億噸。現實情況是，2011年我國糧食產量就達到5.7億噸，產量目標提前九年實現，糧食生產似乎已高枕無憂。

但是，我國糧食自給率卻逐年下滑，2010年已低于90％，遠遠低于2008年11月《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的規劃目標，即我國糧食自給率基本保持在95％以上，稻谷、小麥和玉米為100％。

從今年前4個月的海關統計數據來看，我國糧食進口2599萬噸，同比增長43.3％，按此進度全年糧食進口大約7800萬噸，糧食自給率將再度下降到90％以下，我國糧食安全面臨嚴峻的挑戰。

大豆對外依存度過高的負面影響凸顯，玉米和小麥存在步大豆后塵的風險。

1995年，我國進口大豆占全國大豆總供應量的比例為5.6％，2000年上升到39.4％，2011年則高達80％，在此背景下，我國既沒有干預國際大豆市場價格的能力，也失去了對國內價格的宏觀調控能力，國際大豆價格將在國內形成連鎖反應。豆價上漲直接影響豆油價格，并帶動其他食用油價格上漲；同時，作為重要飼料原料的豆粕價格同樣上漲，飼料價格的上漲推動肉類價格上揚，所謂的輸入型通脹由此產生。

現實中，大豆對外依存度過高的負面影響已經凸顯。值得警惕的是，2010年以來玉米和小麥的這種風險也已經顯現，今年前四個月尤為突出。

2008年之前，我國玉米貿易始終保持順差，2010年逆差激增至144萬噸，2011年在國內玉米增產8.2％的基礎上還進口了175萬噸。今年前四個月，我國玉米進口已經超過176萬噸，超過去年全年，按此速度，全年進口將超過500萬噸，自給率下降到98％以下。

同玉米一樣，小麥同樣存在類似問題。今年前四個月我國小麥進口142萬噸，同樣超過去年全年，按此速度，全年進口將超過420萬噸，自給率下降到97％以下。換言之，玉米和小麥自給率已明顯低于規劃目標。

消費升級增加糧食需求，飼料用糧成為糧食需求增長量的主體。

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由低收入階段向中等收入階段轉變時，消費結構相應地處于快速升級階段，突出表現為直接消費用糧食數量停止增長或開始減少，但畜產品消費急劇增加，畜產品生產所需的糧食需求爆發性增長。中等收入國家之所以糧食進口增加很快，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眾所周知，我國動物食品以豬肉為主，依賴糧食飼料。發達國家奶制品消費較多，主要的飼料為草。我國耕地緊缺但畜牧業卻主要依靠糧食。在農戶散養的傳統模式下，養豬尚可充分利用各種食物來源，但是，規模化養殖，無論養豬還是養雞只能完全依賴飼料，耗糧畜牧業造成我國耕地與糧食處于緊平衡狀態。

經濟結構變化影響糧食生產。

首先，農業部門在同非農部門競爭中完全處于劣勢地位。在非農部門空前繁榮的背景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資金、能源、土地和水資源等生產要素快速從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由此導致農業供給相對不足。與此同時，非農部門有能力支付更高的生產要素價格，推動農業生產成本快速上漲，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利潤下滑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其次，糧食在同非糧食的經濟作物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在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農民有較高的動力種植經濟作物尤其是小品種作物以及蔬菜等不受國家價格調控的農產品。一方面是較高的價格可以彌補成本的上升；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經濟作物具有較高的收入彈性，即在收入增長的情況下，相比糧食以及普通的農產品，消費者更多地選擇消費這些小品種的農產品。

以美國為例，蔬菜中的萵苣、豌豆以及水果中的柑橘、桃子等具有較高的收入彈性，而土豆這種接近于主食消費的產品收入彈性較低。不難想象，在“無形之手”的作用下，生產將選擇收入彈性高、符合消費升級趨勢的經濟作物。

也正是在這種因素的影響下，以玉米為主食的墨西哥玉米消費嚴重依賴進口。在我國，原本用于糧食作物的耕地將轉變為用于經濟作物的種植，這又對糧食總產量的增長形成了制約。這意味著，小品種、符合消費升級趨勢的農作物需求更大，漲價能力也更強。

最后，國外農業對國內農業形成較強競爭關系。從周邊國家來看，日本和韓國農產品價格遠遠高于我國，我國農產品對其出口激增，同時日韓在不斷加大對我國農副產品生產的投資力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擠占了糧食用地。從我國糧食進口國情況來看，這些國家具有明顯的價格優勢，壓縮了我國通過提高糧食價格增加供給的空間。

第6篇：糧食生產要素范文

關鍵詞：糧食生產；波動；綜述

一、引言

我國人均耕地較少，糧食生產后備資源有限，糧食生產條件不夠優越，經濟實力有限，擴大糧食生產能力的邊際成本遞增迅速，這些客觀條件決定了超前的發展糧食生產代價高昂。

另一方面，我國人口基數過大，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糧食安全問題又特別突出，解決“吃飯”問題又必須立足于國內，為了滿足人民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糧食生產必須持續穩定的發展。因此，我國糧食生產的發展實質上是國內需求拉動型，是由人口增長、居民購買力增長以及消費結構的變化等因素決定的，糧食總產量隨時間的變化曲線呈現向上的遞增趨勢。同時，糧食經濟運行體制的變更、相關政策的變化、價格的變動等，必然給糧食生產的發展打上相應的“烙印”；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農業科學研究、相關新技術的發明與推廣，經常出現陣發性的沖擊，這些沖擊也必然在糧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留下自己的“痕跡”，即作為經濟再生產過程又作為自然再生產過程的糧食生產活動，雖然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不斷增強，但災害性天氣的出現仍會給糧食生產造成較大損失。因此，我國糧食生產發展的實際歷程充滿了波動和曲折。

為了深入研究我國糧食發展規律，摸清各種原因作用于糧食生產的機理，很有必要分解并識別我國糧食產量的基本變化趨勢以及各種相關類型的波動。筆者就影響糧食生產波動的因素進行歸納綜述，將其歸納為以糧食政策、糧食價格和自然災害主要的影響因素，同時存在其它若干輔助次要影響因素。

二、我國糧食生產波動的影響因素

糧食生產增長不是一個穩定的變化過程，我們將糧食生產過程中這種年際間起伏變動定義為糧食生產波動。從上述概念中可以知道，在不同時期，由于不同的影響因素，對糧食生產的影響程度也會不同。

（一）糧食政策

我國糧食生產的決定性影響因素是國家的政策。可以這樣認為，糧食產量是宏觀決策實施的具體反映，宏觀決策又來自于對糧食形勢的基本判斷，當宏觀管理部門對糧食供給情況判斷發生變化時，總有相應的宏觀政策出臺，并調控糧食生產。因此，要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還得從解決政策制定的指導思想入手。

就過去我國糧食的波動周期看，政策因素對我國糧食波動的影響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孫鶴、施錫銓（2000）通過分析得出結論，建國初期進行，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窮苦農民耕種，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糧食產量迅速提高，造成了1949年―1958年的第一次周期變化；第二次周期內（1977年至今），前期的快速上升基本上是由于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建立和推廣并配之以糧食收購價格的大幅提高而推動的。范建剛（2006）提出政策不能限于糧食政策或農業政策本身，而必須超出這種限度，通過對城市、農村非農業調控與農業調控的協調來保障農村非農業產業，非糧產業，城市經濟發展對農村勞動力、資金、土地的抽取等不超過糧食生產發展所需要的限度，由此防止要素過度減少對糧食生產造成短期不利影響。因此，政策影響對糧食生產波動的影響不容忽視。

糧食政策之所以能較大幅度的影響糧食波動，其中一個最主要因素就是，國家頒布的這些政策能夠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國內糧食生產主要來源于農民的種植。農民種植糧食的意愿是糧食生產過程中最大的影響因素，只有讓農民積極的投入到糧食生產中去，才有了其他影響因素的可能性。

（二）糧食價格

糧食的價格對糧食生產波動的影響是緊接糧食政策因素之后影響糧食生產的直接因素，它是關系到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戶切身利益的因素。孫海清和王波（1999年）提出，在現實的經濟體制、政策和資源條件下，農戶收入已成為影響糧食生產的主要因素；農戶收入和糧食生產之間存在著市場本身不能解決的沖突束縛，制約了糧食生產與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理想的市場狀態是供求均衡狀態，供求均衡是指供求相等、價格穩定、市場出清的狀態。我國有兩億多農戶從事糧食生產，生產同種產品的農戶數量極多，同種產品在效用上又無較大差別，這使我國糧食供求接近于完全競爭市場，在這種市場條件下，單個農戶供給數量的增減不影響市場總供給，也影響不了市場價格，因此，單個農戶是市場價格的被動接受者，只能根據市場價格調整自己的產量，而不能通過供給的變動去影響市場價格。由于農業生產的對象是生物，因此，當年的糧食供求平衡狀況首先引起糧食市場價格的波動，糧食市場的這種變化又直接影響著農民的經濟行為和生產要素投入的變化，繼而決定來年糧食產量波動。

實質上，對農民而言，影響農民種糧積極性的主要因素是種糧與其它可行經濟活動的比較收益。也就是說，我國糧食生產波動的外部沖擊變量不僅包括糧食本身價格，而且也包括糧食生產投入品價格，其它相關農產品的價格（種糧的機會成本）。其中，糧食本身價格又分糧食收購價格和糧食市場價格兩種。這兩種價格經過不同研究者、不同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也不同。有些認為糧食收購價格的影響比較大，如孫婭范、余海鵬（1999）應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和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分析結果表明，糧食收購價格與糧食產量存在因果關系，糧食產量卻不是糧食收購價格變化的原因；糧食市場零售價格與糧食產量之間則存在雙向因果關系；糧食生產與農民收入之間相互獨立不存在因果關系。從1981―1996年的數據分析所得的價格彈性也可看出，糧食收購價格對糧食產量的影響也要遠大于糧食市場零售價格的影響。有的研究報告則認為糧食市場價格的影響較大，如方福平、王磊、廖西元（2005）采用濾波法分析得出：農業生產條件改善、糧食市場價格變化、種水稻的效益比較等因素對稻農的生產經營行為和單產形成有一定的關系。

（三）自然災害

糧食政策導向、糧食價格等因素不是糧食生產波動周期性特點的直接成因，但當這些因素不利于糧食生產時，可引起糧食生產波動，特別是與自然災害因素交織一起時，可加劇糧食生產波動的程度和影響。因此，糧食產量的波動還會來自于某些難以預料的短期性因素或“沖擊”的影響,如自然災害。糧食生產的自然再生產特點決定了氣候變化對其有較強的沖擊作用，氣候變化可分為正常變化和非正常變化，正常變化即光、溫、降雨等氣候因子按照標準均值和分布依時間正常波動，由于長期進化過程已使糧食作物適應了這種氣候特點，使其正常生長產出。氣候異常變化，即氣候因子偏離標準均值和分布，對糧食作物生長有利或有害，從而使糧食生產大起大落，所以氣候變化特別是異常變化是糧食生產波動主要的外部沖擊。氣候變化具有隨機性變化特點，對糧食生產的影響是短暫型，一般來說，當期氣候只對當期糧食生產有影響，而不會延續到下一期，故我國的糧食產量年際的隨機波動主要是氣候沖擊的結果。

從對我國糧食過去生產的波動分析中，已經顯示出了自然災害的影響。尹成杰（2003）認為，從旱災時間分布規律、洪澇災害的周期性變化以及低溫冷害發生的頻率看，這些災害同時或交替性周期活動，往往使糧食生產波動帶有一定的周期性。據統計，從糧食減產幅度比較大的年份看，主要因素之一是自然災害。自然災害不僅使當年糧食減產，而且對災后幾年的糧食生產都會造成影響。如果抗災救災措施不力，或連續受災，幾年難以恢復，進而形成糧食生產連續幾年的波動。某些自然災害的周期性活動，是糧食生產波動周期性特點的主要因素。

（四）其它因素

農業經濟學界對糧食生產波動的影響因素眾說紛紜,除了上述的三個，還有很多其它的因素也在不同程度的影響著糧食波動。如：糧食單產、科技和科研的投入、化肥的使用、農業財政支出等。吳玉鳴（1998年）認為耕地的單產是影響我國糧食生產持續增長的首要因素和最大潛力所在；灌溉是影響我國糧食增產的第二重要因素，但受水資源約束較大；提高糧食復種指數和穩定耕地（播種）面積是影響糧食生產的重要因素；勞動力投入的多少、農業技術人員的多寡和素質的高低也對糧食產出有比較重要的影響；穩定增加農業基建投資是我國糧食產出增長的重要現實和長遠措施；農業科研與開發對糧食生產能力的貢獻越來越大；我國農業生產的機械化程度較低，糧食生產還未擺脫傳統階段，農業規模經濟效益非常有限；化肥、農機等生產資料對糧食產出的邊際貢獻在不斷遞減，但其對保證糧食穩定增長的作用非常重要；降低糧食的自然災害和人為在途損失，節約與增產并重；保持糧食收購價格的長期穩定，對調動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小結

上述分析表明，我國糧食生產波動所呈現出的一系列特征與其所處的糧食政策、糧食價格和自然災害等因素是分不開的。其中糧食政策對糧食波動的影響最大。

從世界糧食總生產與總消費市場的分布格局看，美國是世界糧食主要生產國，中國是世界主要糧食進口國。就中、美兩國的糧食生產對比可見，中國農用耕地處于負載狀態，糧食生產率嚴重低下，糧食價格在國際糧食競爭中，不具競爭力。美國作為世界主要糧食出口國和中國糧食市場主要供給國，在我國以多種糧食協會形式進行第一手調研工作，例如，設在我國上海的美國大豆協會，其根本任務就是長年調研中國大豆生產情況，預測市場價格以及研究大豆價格對飼料、食品等糧食產品相關下游產業的影響。而我國目前對國際市場糧食生產與糧食價格預判研究程度還較薄弱，科研力度還有待提高。我國應該根據國際市場價格來確定我國糧食生產的相關政策，我國國內糧食價格高于國際市場糧食價格，理論上會出現我國的糧食需求市場傾向于消費進口的糧食而不消費本國生產的高價糧食的現象，會造成國內糧食量減產和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民破產。目前我國暫時依靠關稅政策，WTO貿易談判暫時保護條款，以及農業補貼等政策暫時維持國內糧食生產和糧食市場的穩定。我國每年糧食消費量占世界糧食消費總量的五分之一，如果進口過多，不僅國際市場難以承受，而且引起世界糧食恐慌。在WTO的世界經貿大前景下，我國糧食市場應遵循國際市場價格，進一步發育和健全糧食市場體系，將糧食的地區間計劃調撥逐步改為產、銷區通過市場流通來實現各地區的供求平衡；為保證國內糧食生產，增強國內糧食戰略儲備應變能力，應進一步加強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實施農業補貼的力度，刺激糧食生產，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穩定國內糧食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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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尹成杰.關于我國糧食生產波動的思考及建議[J].農業經濟問題,2003(10).

第7篇：糧食生產要素范文

2009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總額為921.29億美元，而在2019年，我國農產品的進出口總額已經高達2300.68億美元，我國儼然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一大農產品進口國，進口數額占到了全球農產品貿易總額的10%以上，并且呈逐年上升趨勢。我國作為國際市場最為重要的農產品生產國和進口國，對國際農產品市場產生的影響會越來越強。

在我國農產品進出口額快速增長的時候，我國農產品的貿易結構也在逐步發生著變化，逐漸向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的方向發展。這種貿易結構的變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的貿易結構在逐步優化，一方面也因為出口的過渡集中，導致了我國的農產品遭受了最為嚴重的反傾銷、反補貼、貿易壁壘。與此同時，與日俱增的農產品進口也會影響到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一旦發生農產品安全問題，勢必會影響到我國居民的日常生活穩定。

所以對于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結構優化，是我國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農產品貿易結構的優化，不但關系到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同時關系到國際農產品市場的有序發展、保障國內糧食安全以及社會穩定。在對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結構進行優化之前，必須要認清貿易結構優化的本質，也就是其內涵，才有利于發現優化過程中的制約因素，從而有針對性的提出優化措施。

二、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結構優化的內涵

貿易結構優化的內涵，也可以稱之為貿易結構優化的本質，是為了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提供服務的。而優化的最終目標應當是有益于我國經濟長久穩定增長，從而有利于社會的穩定發展，所以貿易結構優化的內涵包含以下四點。

（一）促進資源優化配置

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優勢，比較優勢理論指出，擁有絕對優勢的國家，應當將更多資源用于生產優勢大的商品，而在絕對劣勢中的國家，應當將資源用于生產劣勢小的商品，并且借助國際間的貿易來進行商品的交換，從而獲得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理論體現了國家取得收益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需要通過國際間的貿易才能實現。貿易結構體現的是在一段時間內每種商品在本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據的比重與地位，唯有當貿易結構與本國的比較優勢相匹配時，國家才有可能在國際貿易中謀求更多的收益。所以，對我國的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優化，可以建立在我國的比較優勢基礎之上，加大生產要素充沛的農產品的出口量，進口生產要素稀缺的農產品，從而提升我國農業資源的優化配置。

（二）減少貿易摩擦

近些年來，由于美國政府違反世界多邊貿易的發展趨勢，強迫其他國家實行單邊貿易，使得我國遭受到的貿易壁壘越來越嚴重。從具體的商品屬性來看，這些農產品絕大多數都是勞動密集型商品，這種商品是我國出口的優勢商品。勞動密集型商品的需求彈性通常比較大，出口的數量也極其容易受到價格因素的影響，使得我國的農產品在遭受調查的時間之內，很容易被其他國家的產品所替代。我國遭受不合理的貿易壁壘，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國際貿易規則的不健全、美國的霸權主義等方面，另一方面也因為我國的商品出口過于集中、貿易結構不合理等原因。所以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的貿易結構進行優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出口過于集中、對一些國家商品的進口過度依賴等問題。

（三）推動農業產業結構優化

產業結構的優化往往會受到貿易結構的影響，所以我國在對農業進行產業優化之前，應當先對農產品的貿易結構進行優化，將更多資源投入到深加工農業、科技農業等方面，使農產品的貿易結構超前于農業的產業結構，從而帶動農業的產業結構優化。通過對農業各部門、各生產項目、各單項產品之間的比例關系進行優化，將更多的資源用于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生產，特別是具備高附加價值的農產品的生產，打破國內對于這類農產品需求的瓶頸，彌補當前科技附加型農產品資源投入的不足，從而有利于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優化，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

（四）有益于解決糧食問題

我國的人口數量已經超過了14億，是當之無愧的人口大國，如何確保我國的14億多人口的糧食問題，將直接影響到我國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我國在對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結構進行優化時，不但要考慮如何實現自身的比較優勢，從而帶動勞動密集型、高效益經濟農產品的制造和出口，鼓勵進口生產要素比較匱乏的糧食作物，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還要通過積極的政策導向作用，確保一定的糧食自給水平，科學調整貿易中不同種類的農產品的比重，從而確保我國糧食生產的安全與經濟效益。

三、制約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結構優化的影響因素

（一）農業生產規模小

對農產品進出口的貿易結構進行優化，需要不斷進行動態調整的階段性的任務。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貿易動力影響了其不同階段貿易結構優化的方式、目的。我國要對農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結構進行優化，首先要分析我國農產品現階段所具備的優勢，利用現有生產要素的優勢來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其次才能向著科技化、技術化的方向發展。我國當前的農業生產仍然以小規模生產為主，這種特性對貿易結構優化的影響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小規模生產很難形成產業聚集。我國當前的農業生產形式仍然是以家庭式生產為主，這種分散式的生產模式使得農產品的運輸成本大大增加。這種小規模的農業生產模式一方面影響了農業產業的聚集，一方面影響了農產品價格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第二，小規模生產有礙農業資本的積累。農業的開發性投入往往來自于國家和農業生產者，而家庭式小規模農戶抵抗風險能力比較弱，經濟實力也偏低。農業的生產一旦缺少了大量資本的投入，必然會造成獲益的減少，再加上政府部門的財政支持力量不足，導致了個體農戶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偏低，影響了資本的積累。

（二）糧食安全觀念落后

因為居民日常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我國居民對于口糧的需求量呈下降趨勢，而養殖業、釀造業等深加工行業的用糧量在大幅度增加。然而國內的相關政策并沒有及時同社會需求的變化相匹配，導致國內糧食的供需結構發生了較大的偏差，使得糧食的凈進口呈剛性增長，國內的糧食市場也更容易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而近些年來受到中美貿易摩擦、國際能源價格大幅度波動等因素的影響，國際市場中糧食的價格往往存在較大幅度的波動。這就導致了農民種植糧食的收益不穩定，也給農產品深加工行業帶來了巨大的風險。這就迫使政府將更多的財政支出向農業方面傾斜，從而穩定國內的糧食市場。

（三）缺乏農產品定價權

因為農產品存在價格彈性低的特征，所以農產品的定價權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就至關重要，掌握定價權的國家往往會處于農產品貿易的核心地位。而我國則不具備對農產品的定價權，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國農業產業結構問題，特別是我國的企業大多缺少農業產業鏈的控制能力。當大量外資進入我國的農業領域之后，其經營范圍會擴展到農業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國外企業一方面借助國際市場來操控糧食價格，增加我國本土糧食加工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一方面借助資金、科技的優勢壓縮國內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對糧食的上下游企業實現操控，從而導致了我國喪失了對于農產品的定價權。

四、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優化建議

（一）提升生產經營主體組織化程度

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組織化程度提升，有利于優化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的貿易結構，增強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而組織化程度的提升可以從兩方面來進行，一方面可以采取企業和農戶聯合的經營方式，將分散的農戶整合到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供應鏈當中來，從而形成規模大、專業強的生產經營模式；另一方面可以鼓勵有能力的農戶帶頭，組建股份制的聯合農場，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通過農民承包的山林、農地等資本入股，從而實現對田地、山林、水域的規模性開發，最終形成規模經濟，獲取更多的收益，再根據各農戶的股份進行分紅，各農戶取得的收益要遠遠大于分散經營所帶來的收益。

（二）培養全新糧食安全觀念

在對貿易結構進行優化之前，必須要改變當前的糧食安全觀念，合理對待糧食的自給率。過度追求糧食的自給率，不但導致糧食生產的財政成本過高，還會造成土地的過度開發等問題，不利于我國農業的長期發展。所以新的糧食安全觀念，要在保證糧食生產基本政策的情況下，合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盡量減少國內糧食生產方面的供給側與需求側間的矛盾。我國在進行農產品的國際貿易時，還應當注意防止農產品貿易伙伴的過度集中，這樣可以避免出現受制于人的情況，例如可以借助發展“一帶一路”的契機，和“一帶一路”周邊國家簽訂多邊貿易協定，與更多的國家建立貿易合作關系，將農產品的貿易合作伙伴盡量分散，從而將糧食風險分散到最低。

第8篇：糧食生產要素范文

(一)耕地資源利用不合理

前些年，吉林省為迅速擴大糧食生產，對環境資源利用不合理。雖然目前糧食生產環境得到一定改善，但一些舊的生產方式仍然對環境產生影響。如，東部山區農戶毀林種糧的問題仍然存在，農村工業和服務業對水資源的破壞也較普遍。近幾年，吉林省耕地面積減少的人為因素也不可忽視。國家基本建設、鄉鎮企業發展、個人建房占用耕地、災害毀地等破壞耕地資源的現象呈上升趨勢。由于土地使用不合理、地質災害等問題造成吉林省糧食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的下滑。因此，在生態文明建設的視角下，應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中，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

(二)節水灌溉設施建設緩慢

節水灌溉設施建設是農田水利建設的重點，吉林省一直以來開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解決干旱缺水問題，共配套農田抗旱井13.6萬眼，抗旱坐水種能力達到2000萬畝，但同時節水效率較低，灌溉設施跟進的速度有所放緩，自然降水利用率僅為10%～15%，節約灌溉用水率僅為20%～30%，與玉米、水稻、大豆三大糧食作物的優品種配套平均單產僅為8%。在有效的灌溉面積中，水田有效灌溉面積達1100萬畝。而其中易形成澇耕地378萬畝，480萬畝耕地達不到五年一遇以上抗澇標準。［6］凈灌溉面積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糧食的凈產量，而防洪除澇的配套農田水利工程體系建設也缺少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評價標準，因此農田水利工程建設緩慢。

(三)糧食單產受生產資料成本上升影響較大

吉林省是通過加大投入農業生產資料的使用量來提高糧食單產，隨著生產資料投入的加大，糧食單產也隨之提高。目前，吉林省糧食生產中化肥利用率為46%、農藥利用率為50%。但吉林省糧食生產中生產要素粗放利用，單位糧食生產成本較高，2001～2011年吉林省相關糧食生產資料價格的總指數由98.9快速上升到127.3;農機器械的價格指數由97.6上升至104，增加6.15%;化肥價格指數由97增至145.8;農藥價格指數增長7.7%。［7］盡管政府給予眾多惠農政策和財政補貼，但由于化肥、農藥、農機器械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提高、人工成本上漲，導致農民種糧的綜合成本增加。

吉林省穩定糧食生產的對策

(一)節約耕地資源

一是實施標準糧田建設。根據現有的糧食生產情況，需要改造2500萬畝中低產田，實現提高現有3000萬畝高產田的目標。建設國家大型商品糧基地，通過完善各類田間設施和提高土地的肥力，提升耕地能力等級，在實施糧田的標準化過程中，減少對自然降水的浪費，提升其利用效率，肥料利用效率提高到12.5%以上，整體提升耕地生產力的10%～15%。［8］二是加快耕地灌溉節水化、耕作機械化、農田林網化、設施標準化建設。在國家優質糧食產業工程建設中，要積極利用科技和信息的作用，根據地域特點，實現土肥測試社會化、耕地土壤測試體系化、信息利用高效化、肥料施用配方化的目標。項目建成后，可以使農民在糧食優質、增產、增收的同時，帶動相關糧食行業的發展，通過優質糧食產業工程的示范帶動，全面提升吉林省的糧食生產水平。三是改造土地資源。通過秸稈還田、有機肥及配方施肥等技術措施的推廣普及，進一步改善吉林省中部地區土壤結構，提高地力。在西部地區改良鹽堿地、土地復墾過程中改造中低產田，同時對廢礦廢廠土地進行合理改造，根據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漁則漁的原則，將破壞的土地恢復利用，從而拓展保護和擴大耕地面積的有效途徑。四是大力推進使用綠肥資源。加大沃土培肥的力度，在秸稈(根茬)還田培肥項目上，應用旋耕滅茬機進行機械旋耕滅茬作業，同時結合深松旋耕及滅茬起壟犁進行復式作業。在實施農家肥堆漚培肥項目中，修建農家肥積造池，充分利用農戶剩余秸稈、畜禽糞便和草炭等有機肥源，積造優質農家肥。對有機肥料生產企業進行改造升級，提升有機肥處理廠的生產能力。［9］

(二)建設生態化的農業基礎設施，保障糧食生產

一是實施生態修復工程。改造松原、白城等地區的大型灌區，推進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通過多種措施的綜合配套投入，建設旱澇保收的基本農田。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從綜合治理的角度出發，堅持預防為主，從源頭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二是對大中型灌區進行節水配套建設和改造。對永舒榆、飲馬河、洮兒河等大安灌區進行改造，改造的核心區是嫩江古河道的主灌溉區。對松沐、海龍、扶余、舒東等松花江流域進行水庫加固工程建設，保證農田灌溉水源的連續性和防洪能力。三是積極推進農業機械化生產。在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開發力度的同時，積極推廣和應用農機新技術、新機具，圍繞玉米、水稻和大豆等主要糧食作物的主要生產環節推廣和普及低碳環保技術，在耕、種、收等主要糧食生產環節裝備先進適用大中型農機具，在耕種環節實現聯合淺翻旋耕整地，在種植過程中推廣機械化育插秧和深松蓄水，對旱田和水田根據耕地屬性進行精量播種和深效施肥，發揮農機科技對生產的作用。

(三)大力提高農業技術應用率

首先，加大良種培育和推廣建設力度。整合吉林省玉米、水稻、大豆等育種領域的良種科技資源，依托科研單位的最新農業科技成果，盤活新品種選育與良種繁育科技資源，加強對重大科技攻關項目的資金支持，實現育種材料的資源共享。在示范和推廣現代化技術體系過程中，推廣高效的農作物新品種體系，為糧食增產打好技術基礎。其次，加大農業生產技術推廣力度。［10］在農業技術推廣中，有效發揮農技推廣體系在糧食增產中的技術支撐作用。推進鄉(鎮)農業站逐步建立服務網絡。最后，加大病蟲草鼠害的預防。以縣為單位建立農業防疫站，開展農藥安全使用技術培訓，提高種植大戶和普通農戶的安全用藥技術水平，推廣高效、低毒、低殘留、環境相容性好的化學農藥，加大生態控制和生物防治比重，從而降低防治成本，降低農藥施用次數和用藥量，提高防治效果，提升農藥利用率，減少化學農藥對空氣、土壤、水域等環境的污染。

第9篇：糧食生產要素范文

關鍵詞：農產品，流通體制，統一市場，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成就巨大，但同時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在不斷拉大，地區間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拉大，這是與改革開放的初衷相背離的。黨的十六大曾提出，在新世紀的頭20年，我國要建設全面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為達到這一目標，必須著重解決“三農”問題。論文參考網。而解決“三農”問題的癥結之一，就是如何使東、中、西部農民的收入差距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斷縮小，使城鄉人們的收入差距不斷縮小。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

第一，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可以有效地縮小地區間的發展水平。

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遜曾提出過“要素價格均衡理論”，這個理論是指在沒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各地由于要素稟賦結構的不同，存在各不相同的比較優勢。如果各地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比較優勢來決定產業結構，而后再通過統一的產品市場進行地區間的產品交換，那么，不同地區勞動者的收入就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漸趨同。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則可能成為拉動另一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論文參考網。例如，我國的東部地區相對于中、西部來說，人多地少，經濟發展水平和工資水平較高，那么，糧食這種土地相對密集的農作物在東部地區就不具有比較優勢。如果有了完善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東部地區就會逐漸減少糧食生產的比重，因為生產糧食對他們來說越來越不劃算。東部所需的糧食等各種農產品可以通過向糧食生產有比較優勢的中部地區購買來解決。由此造成的糧食市場價格的上升，所需糧食數量的增加，使中部地區生產糧食的農民從中受益，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自然就成為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拉動力。與此同時，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越高，就會更多的向具有資源比較優勢的西部地區購買資源密集性產品，并推動這些產品的價格上漲，從而也成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拉動力。隨著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擴散效應不斷增強，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不斷接近，農民的收入差距就會不斷縮小。

第二，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可以有效地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

地區間的產品交易離不開交通、運輸、倉儲、信息、資金等成本，因而，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們收入差距的縮小還必須依賴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特別是勞動力要素的流動。隨著經濟的發展，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和其他資源會越來越短缺，在健全、完善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下，中、西部的各種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會向就業機會相對較多的東部發達地區流動。這些人外出打工、創業，一方面為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積累了資金、知識、信息和人才，另一方面，又使沒有外出打工而留守原籍的那一部分勞動力有了更多的土地資源，使他們也具有了為自己創造更多收入的條件。

第三，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可以有效履行我國加入WTO的承諾，更充分地利用國內資源。

我國已經是WTO的正式成員國，在開放市場等方面應當無條件地遵守自己的承諾，信守WTO的各種原則和規定。論文參考網。非歧視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是WTO的兩項重要原則，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加快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不僅不符合WTO的原則和我們自己所做出的承諾，而且發展較快的東部地區有可能拋開中、西部地區而與國外企業開展分工合作。例如從國外市場購買糧食等土地密集性產品和資源密集性產品。若果真如此，我國的中、西部地區則難以從東部的經濟發展中獲得拉動力，東、中、西部地區間的發展差距有可能進一步拉大，這是我們所不愿意看到的。

第四，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有利于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規律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要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的責任和能力的削弱。相反，通過規范各職能部門的工作，培育一個健全完善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為億萬農民創造一個能夠真正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將會使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大大提高，調控的內容大大的豐富。當國民經濟的運行更多地依賴市場而不是“市長”時，政府才有可能從日常瑣碎的事務中解脫出來，致力于研究和解決宏觀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同時，在市場機制比較健全和完善時，經濟的運行主要依賴于市場規則，過去那種由政府部門掌握資源或項目審批權來制約或控制經濟運行的狀況將不復存在。而某些部門或個人通過暗箱操作獲取自身利益乃至產生腐敗的根源將被根除。

毋庸諱言，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市場體系還很不健全，雖然經過30多年的改革，目前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如各地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形形的地方保護主義等等。因此，繼續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培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需要政府所做的工作還很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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