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金融體系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國際貿易金融體系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國際貿易金融體系范文

【關鍵詞】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影響

一直以來，一國經常賬戶凈額是衡量該國在國際貿易中是否處于有利地位的一個重要指標。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強國，其國際收支經常賬戶的逆差從1992年開始，迅速擴大，在2006年達到7984億美元的新高度，金融危機后，受危機的影響，逆差有所減少，但在2011年依然達到了四千多億美元，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的逆差額一度占到美國GDP總量的5.87%，近兩年也占到了3.2%。可見美國經常賬戶貿易逆差額之大。早期重商主義主張貿易順差，凱恩斯主義理論和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也認為一國貿易順差有利于該國經濟增長，而逆差會導致失業率上升、經濟衰退。但美國的經濟狀況似乎形成了一個悖論。事實表明，美國經濟在巨額的貿易逆差下，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長，且暫時并沒有趨停的跡象。

美國長期貿易逆差，而經濟卻能保持較快速度發展，平穩運行，主要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元確立了其世界貨幣地位。也是現存的國際金融體系不合理的一個表現。著名的“特里芬難題”提出，美元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淀，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與堅挺，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個悖論。在特里芬難題面前，美國選擇了前者，即長期貿易逆差，使大量美元外流。同時也導致了另一個問題，即美元貶值。問題并不僅僅在此。更嚴重的是，美元外流太多，超出了正常國際貿易的需要量，導致全球外匯儲備大量增加。

適當的外匯儲備對于發展國際貿易，抵御金融危機是十分必要，東亞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但是，過度的外匯儲備必然帶來不利的影響。美元貶值，使得各國外匯儲備大量縮水，外匯儲備越高，縮水越多，這是直接的財產損失，相當于外匯儲備被美國挾持，這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是非常不利的。另一方面，大量的外匯流入，貿易順差國必然發行本幣進行適當的對沖，如果不能合適的控制本幣發行數量，本幣超發，則容易造成國內的通貨膨脹，本幣幣值不穩。在現存的金融體系下，美國作為這個金融體系的核心，很多國家在擁有美元儲備后，往往不得不將美元重新投資于美國金融市場，主要是投資于美國國債，這樣，從經常賬戶流出的美元，部分又通過資本和金融賬戶流回美國。

美國經常賬戶長期巨額的貿易逆差對美國經濟也會帶來不利影響。首先，大量的外國商品涌入，必然對美國本土產業造成打擊，其首當其沖的往往的就業人數比較多的制造業等，因此容易造成失業問題。另外，長期美元外流，造成投資減少，對美國經濟的長期發展不利。而且，美元貶值，不利于保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因此，在面臨長期巨額貿易逆差面前，美國會采取相關措施，保護本國產業，適當縮減貿易逆差。其在金融市場上的一個措施就是促使外幣升值，例如上世紀的日元升值。由此，某些時候，發展中國家可能會面臨這樣一個怪題：國內物價上漲，而在國際市場是，貨幣卻在升值。如此一來，既有利于維護美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同時又有利于保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但這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不利的。

如何解決由此帶來的隱患，需要美國和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美國應適當采取適度緊縮的財政政策，減少國內需求，減少支出，逐步緩解經常賬戶貿易逆差。在國際儲備方面，應在國際協作的基礎上，適度分散外匯儲備幣種，選擇比值穩定，具有一定成長潛力的貨幣。充分發揮國際金融機構的協調和監督作用，制定有效的國際金融準則，完善國際金融體系。建立匯率協調機制，保持國際匯率的基本穩定，為國際貿易提供一個良好的條件。加強區域金融合作，區域內試行相關金融體制改革，保持區域內金融系統穩定，互利共贏，為國際金融體制發展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1]呂江林主編.國際金融（第二版）[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第2篇：國際貿易金融體系范文

作者:陶明

格致出版社

2010年8月

美國的貿易政策體制為保護主義的上升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美國貿易政策制定者認為,對于經濟戰略必須考慮到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國際貿易的各項成本往往會集中反映在某些行業,它們尤其會影響到那些國內市場受外國競爭削弱的企業和工人。貿易政策必須同時兼顧他們的利益,即最低限度保護由于市場力量而不可避免產生的失敗者,至少使他們相信美國的貿易制度是公平的,否則美國經濟所賴以存在的國內政治基礎將岌岌可危。

國內政治基礎主要體現為美國普通百姓對政府貿易政策的態度。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公眾對自由貿易存在許多疑慮,這種狀況惡化隨著美國經濟霸權的逐步削弱可能持續下去。

首先,美國權力階層的精英一直主張自由競爭的貿易體制是最好的發展模式,更有利于增加國家福利,不愿意國家過多地干預經濟活動,結果是美國中下層人群特別是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低技能工人感到不安全。

如果說美國在擴大貿易方面的總體收益是巨大的,年收益在1萬億美元左右,那么安置因貿易而下崗的工人的成本則是微不足道的,實際上,美國政府完全可以花費很少就能夠幫助那些弱勢群體度過適應全球化的難關。根據美國專門研究這一損失的項目估計,為抵消全球化的不利影響而付出的調整成本每年僅為500億美元,即使這樣,美國政府也不愿意付出這一費用。美國現在每年僅花費10億―20億美元來補償適應全球化而產生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弱勢群體訴諸貿易保護主義也就不足為怪了。

公眾將貿易失衡推定為其失業與貧困的首要原因,中美貿易不斷創紀錄的失衡數字以及中國商品的隨處可見,使中國成為美國公眾轉移怒氣的對象,最后,美國公眾將他們對現有貿易政策的不滿通過自己手里的選票傳達給美國議員,而對于爭取當選的美國政客來說,迎合選民支持自然成為他們通往權力殿堂的最佳政治策略,我們看到,某些政客甘當貿易保護主義的代言人。對此,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指出:全球化理論要求我們要有耐心,政客可沒有這樣的耐心,他們關注下一屆的選舉并且有自己的時間表,所以他們沒有耐心去等待演變的力量逐漸打造成全新的世界。

(本文摘自《美國對華貿易保護:國內體制、動力機制與案例分析》第102―103頁)

《美國公司治理機制晚近發展》

作者:朱園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年9月

薦讀理由:本書以美國公司治理機制如何解決"效率"與"責任"或者"權力"與"責任"之間的沖突而不斷進行變革和創新為主線,梳理和歸納了美國公司治理晚近發展的基本脈絡,從法學的視角介紹美國在不同時期的主流公司理論,對美國經營判斷規則、反收購的法律規制、股東訴訟制度、美國公司法處理公司與利益相關者間關系的法律制度、強化經營者責任作出重點研究,對我國借鑒美國公司治理法制的可能性及需要注意的地方作出詳細分析。

《戰略機遇期金融創新的重大挑戰:中國政策性金融向何處去》

作者: 賈康 等

中國經濟出版社

第3篇：國際貿易金融體系范文

［關鍵詞］ 金融發展工業制成品 RCA 指數

一、金融發展與一國貿易的發展研究文獻綜述

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金融市場發展對貿易結構影響日益凸現。Baldwin（1989）首次通過建立理論模型分析了一國金融發展水平對比較優勢的影響，他認為，金融體系完備的國家往往在高風險產品行業的出口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為發達的金融體系將對這些行業出口的潛在風險起到分散作用。利用Baldwin(1989)和Kletzer以及Bardhan（1987）的一些研究，Thorsten Beck（2002）對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的聯系進行了開創性研究，其假設是：工業制成品較初級產品具有更高的規模經濟效應，利用65個國家的30年的數據，Beck發現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的工業制成品出口份額與工業制品貿易順差相應較高，因此在金融發展水平與工業制成品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其它學者如Slaveryd 和Vlachos（2005），Ju 和Wei（2005），aRibeiro和Lucinda（2003）也都進行了相關的研究，結論和Beck的基本一致：金融發展水平同一國的要素稟賦和技術水平一樣，對一國參與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和專業化分工有重要影響。在Michel Samba &Yu Yan （2009）對中國金融發展與制成品之間關系的研究中，他們運用1978-2001年的數據，利用VECM模型實證表明，私人部門信貸占GDP的比例每增加1%，工業制成品貿易順差將增加2.7%。

國內學者胡巖（2003），包群和陽佳余（2008）、陳建國和楊濤（2005）、史龍祥和馬宇（2008）等從金融發展水平對我國各行業出口的比較優勢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金融發展水平是影響工業品出口品比較優勢的重要變量，同時不同的金融發展度量指標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白當偉（2004）在文獻綜述的基礎上，系統地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約束以及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并用世界77個樣本國家1965-2000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論是金融發展的確是影響國際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他對中國的研究表明，改革開放后中國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之間不存在長期關系。齊俊妍（2010）運用中國2001-2006年30個行業的數據，考察了中國金融市場發揮暫與不同行業貿易競爭力的關系，結果表明，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的確影響了貿易競爭力，但金融市場發展對不同行業的比較優勢存在不同影響。

本文主要在已有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江蘇省1990-2008年的金融發展與江蘇工業品出口競爭力進行研究，并重點考察金融發展對機械設備以及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影響，因為這兩類產品在江蘇省工業制成品出口中占有主導地位。

二、金融發展影響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影響的理論分析

1.發達的金融市場有利于動員資金到私人部門，從而克服流動性約束。由于中小企業面臨較高的融資門檻，因此在我國總體來看中小企業融資十分困難，而發達的金融市場有利于動員資金到中小企業，發達的金融市場降低企業外部融資成本，

2.較低的融資成本有利于公司進行資本投資，從而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當前產業內貿易發展日益迅速，產業間貿易主要由一國的要素稟賦決定，而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則主要是由于規模經濟所致。由于制造業較初級產品而言更具有規模經濟效應，因此制造業的規模經濟效應更加顯著，規模經濟需要進行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當金融市場發達時，企業的融資方式和融資成本相對較低，從而刺激企業擴大投資規模，提高企業擁有的資本存量，從理論上說，有高額行業內貿易的制造品一般比較精密復雜，如化工產品，藥品和電子電器，這些產品在生產上具有很強的規模經濟效應，

3.金融發展有利于分散風險，從而促進企業的研究開發，研究開發是一種高風險投資。在一個欠發達的國家，投資者進入一個全新的異于傳統的行業，必然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對每個投資者來說并不相同。早期進入新行業的投資者需要承擔較大的其面臨的不確定性較大，而發達的金融體系有利于使研究開發資金多元化從而降低風險。根據Qian和Xu（1995）的研究結論，分散的金融體系更有利于有較高風險的研究開發。市場中新興公司和創新的項目很多，市場只會選擇有效率的企業進行投資。在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體系中，由于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對稱和較高甄別成本，預算軟約束將使得效率低下的公司不易被淘汰，而且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體系在甄別具有發展前途的新興公司時不如風險投資基金等其他類型的機構，Block（2002）建立了一個金融市場與創新的指數關系，對17個OECD 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程度與國內研究創新指數進行分析，他發現金融體系發達的國家進行研究創新的指數也高。

三、1990-2008年江蘇省工業品出口的比較優勢分析

1.江蘇總體工業制成品出口競爭力分析

對工業制成品總體競爭力采用Balassa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Balassa（1965）構造的RCA指數在考察各國比較優勢的文獻中得到廣泛應用。由于本文考察中國省市不同年份的工業制成品出口比較優勢,因此省際層面的RCA指數表示為:

上式中MXjt、MXt分別為第t年第j個省市的工業制成品出口額以及全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 Xjt、Xt分別為t年第j個省市出口額以及全國出口總額。如果RCAMjt值小于1, 表明該地區在工業制成品出口中具備顯性比較劣勢;反之, RCAMjt大于1則表明該地區工業制成品出口中具備顯性比較優勢。根據《江蘇省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1990-2009年）數據，我們測算了江蘇省工業制成品及其各分類制成品出口競爭力，結果如下表所示：

從上表可以看出，江蘇省工業制成品總體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從1990-2009年一直大于1，反映江蘇工業制成品出口相對于其它省份具有比較優勢。與此同時，江蘇工業制成品占全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份額從1990年的5.6%上升至2009年的16.7%。90代后由于國家對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政策進一步放寬，江蘇省民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得到蓬勃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在江蘇得到充分發展，使得江蘇在工業制成品出口方面相對于其它省份來說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

分類來看，化學制品及有關制品的比較優勢波動較大，1990-1992年RCA指數一直小于1，1993年后 RCA指數一直大于1，說明江蘇省化學制品出口從競爭劣勢轉為具有競爭優勢，其占全國化學品出口的比例從1990的4.6%上升至2009年的24.1%。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主要是一些資源密集型產品如紙制品和有色金屬，這類產品的競爭優勢呈明顯下降趨勢，從1990的2.27下降至2009年的0.79，其占全國原料制品出口的比例從1990年的15.4%下降至2009年的13.6%。這說明江蘇省在這類產品方面相對其它省份而言逐漸喪失比較優勢。從雜項制品來看，江蘇省雜項制品出口RCA指數一直小于1，雜項制品主要是服裝、旅行用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顯示江蘇省在這類產品出口方面相對其它省份不具競爭優勢。江蘇省機械及運輸設備的RCA指數一直大于1，且呈明顯上升趨勢，從1990年的1.10上升至2009年的1.24，顯示江蘇省機械設備相對其它省份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其占全國機械及設備出口的比例從1990年的6.5%上升至2009年的17.3% 。從高技術產品的RCA指數來看，江蘇省高技術出口品從1998年前RCA指數小于1逐漸轉變為RCA指數大于1，顯示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優勢逐步加強，與此同時，高技術產品占全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比例從1990年的3.6%上升至2009年的24.6%，占比大幅上升，顯示江蘇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競爭力相對其他省份明顯增強。

四、估計模型及數據來源

1.模型說明

根據理論分析的結論，金融發展有利于工業制成品的出口，特也別是對于具有規模經濟效應的機械及運輸設備和高技術產品出口具有促進作用。金融發展的水平越高，這兩類產品也就越具有競爭優勢，這里我們構建如下模型進行檢驗：

這里表示不同不同種類產品的顯性優勢指數。用來衡量地區金融發展水平。根據理論分析本文主要構建以下三類指標：（1）金融深化指標，用來反映地區經濟發展進程中金融化的不斷加強和深化的過程，反映了地區金融市場的相對規模，用FS=表示，為江蘇省當年廣義貨幣供應量；（2）金融中介指標，反映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的相對地位，前述理論分析已經說明，直接融資更能促進高技術產業的發展。FZ=為當年新增國內貸款，DI為當年固定資產投資額， DC為當年自籌資金，FZ下降標明直接融資相對間接融資比例提高；（3）貸款期限結構，以全部金融機構中長期貸款額占全部貸款比重FL表示。考慮到外商投資企業在江蘇省出口特別是高技術產品出口中占比高達70%，這里引入FDI作為控制變量。同時用RJGDP衡量本地市場規模，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與較大的內部市場規模更容易實現工業制成品生產過程的規模經濟收益。相關數據均來自于《江蘇統計年鑒》（1990-2009年）。由于我們重點關注金融發展對江蘇省中高技術產品競爭優勢變化的影響，因此這里我們將工業制成品總體RCA指數、機械及運輸設備RCA指數和高技術產品RCA指數分別對解釋變量作回歸，分析結果如下。

2.估計結果及分析

（1）金融發展對總體工業制成品RCA的回歸

表2：金融變量與總體工業制成品RCA的回歸

從上表可以看出，金融市場深化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對江蘇省工業制成品競爭優勢的提高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市場深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整體工業制成品競爭優勢提高0.008；直接融資相對借鑒融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工業制成品顯性比較優勢將增加0.012。對比可以看出，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對于提升工業制成品競爭優勢較金融市場規模更有作用，這和齊俊妍（2010年）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作為貸款期限的指標中長期貸款比例系數為負且不顯著，這說明工業制成品出口企業并不偏好金融機構中長期貸款。這和包群（2008）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外商直接投資對提高江蘇省工業制成品顯性優勢作用明顯，衡量內部市場規模的人均GDP系數為負且不顯著，說明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企業更加看重的外部市場規模，外部市場規模的擴大對于其實現規模經濟，提高競爭力具有重要作用，而內部市場規模作用并不明顯。

（2）金融發展對機械及運輸設備和高技術產品RCA的回歸

表3：金融變量與對機械及運輸設備和高技術產品RCA

從金融發展對江蘇省機械及運輸設備制成品的回歸結果來看，金融市場規模和金融中介對于提升工業品競爭優勢作用顯著，金融深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機械制品競爭優勢提高0.005，直接融資相對借鑒融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機械制品顯性比較優勢將增加0.001。對于高新技術產來說，金融深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其競爭優勢增加0.001，而直接融資相對借鑒融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其競爭優勢增加0.003。可見金融中介對于提高高技術產品的競爭優勢具有更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長期貸款對于機械設備制品有促進作用，而對于高技術產品促進作用并不明顯。這說明金融機構中長期貸款投向于船舶、汽車行業較多，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軟件園區軟件業則較少。一方面這些企業以外商獨資企業為主，具有外資依賴特征，從國內銀行貸款較少，另一方面，軟件行業缺乏有效的抵押獲取貸款難度較大，因此中長期貸款這一項作用并不顯著。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從三類回歸結果來看，金融深化和金融中介、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提升江蘇省工業制成品競爭優勢特別是高技術產品競爭優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中長期貸款對于促進機械船舶出口競爭優勢有明顯作用。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的高低不僅僅體現在金融市場規模上，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對于提升出口產品競爭優勢具有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利用金融促進出口產業結構調整時，應繼續擴大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規模，鼓勵發展新興的金融業態，更要重視金融體系的效率與質量問題，促使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中介機構在降低企業融資風險和融資負擔的同時，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比例，引導資金投向高投入、高產出的新興產業，促進江蘇加快形成在全國有競爭力的產業金融高地，促進出口結構升級。

參考文獻：

[1]陽佳余（2007）：《金融發展與對外貿易：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經驗研究》，《經濟科學》第4期

[2]姚洋 章林峰：《中國本土企業出口競爭優勢和技術變遷分析》，《世界經濟》第3期

[3]王金鳳：《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對制造業出口的促進》，南開大學

[4]朱彤郝宏杰 秦麗：《中國金融發展與對外貿易比較優勢關系的經驗分析》，《南開經濟研究》第3期

[5]沈能：《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的動態演進分析―基于中國的經驗數據》，《世界經濟研究》第6期

[6]齊俊妍：《金融市場發展與貿易競爭力：基于中國各行業的面板數據分析》，《世界經濟研究》第5期

第4篇：國際貿易金融體系范文

（－）吸引外資效應。著名的錢納里雙缺口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落后，國內儲蓄率低，國內儲蓄不足以滿足經濟增長對資本的需求，普遍存在著“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儲蓄不足和外匯不足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在此情況下，必須通過引進外資才能彌補這兩個缺口，并使其潛在的經濟增長變為現實。泰勒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外資流入對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而發展中國家引進大量外資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與外國直接投資的規模具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有關研究表明，無論是外國金融服務機構的直接投資還是其它類型的跨國公司的投資都會隨著本國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另外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必須積極主動地成為各種國際或區域性協議的簽約國，這無形中將對我國政府以往經濟管制行為的不連續性和不穩定性給予一定的約束，促使政府按照國際慣例和規則進行金融監管活動，重建社會信用基礎。這將為本國金融市場提供一個規范有序的競爭環境，降低金融領域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從而大大提高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

（二）金融效率效應。金融體系的低效率是許多國家，尤其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金融業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低效率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成因就是競爭的缺乏。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后，我國金融體系的低效率狀況將會得到有效克服。（1）競爭性市場金融體系的形成，將有效克服壟斷經營所產生的“租金”，從而促進金融企業的規范化經營，減少甚至消除“尋租”行為對金融市場運行和金融體系秩序的不利影響。（2）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有利于限制和減少政府對金融機構的過度介入和干預，增強金融機構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使金融機構能夠根據風險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的原則選擇信貸對象，分配信貸資源，保證信貸資源流向高效益的經濟部門和企業，提高信貸資源的利用效率，優化信貸資源的質量。（3）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有利于市場化金融體制的形成，而市場化的金融體制將強化企業和投資者的風險意識，弱化企業對銀行信貸資金的過度依賴，有效遏止企業的過度擴張行為和“投資饑渴”，從而提高銀行信貸資金的利用效率和質量。（4）在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條件下，國內金融服務企業可以相對便捷的學習和模仿外國同行的管理和交易技術，并且在存在巨大國際競爭壓力的情況下，國內企業的學習和自我創新活動具有很強的主動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技術轉移的有效性。（5）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后，伴隨著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的進入，大型跨國金融機構對人才的常規培訓工作以及所提供的接觸國際社會的機會、了解國際市場新信息的渠道都為培養本地人才提供了相當可貴的條件。

（三）國際收支效應。（1）經常項目效應。外資的大量流入加速了我國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提高了包括金融服務業在內的部分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和國際競爭力，擴大了對外貿易發展的基礎，從而將會有力地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將會改善我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國際政治、經濟等宏觀環境，從而為促進和帶動本國的貨物商品與服務商品的出口創造良好的條件；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將會有力地推動我國商業銀行國際業務和海外業務的發展，使金融機構能更方便、更快捷地向本國從事國際貿易活動的企業提供從信息咨詢、市場調研與預測、各種貿易融資便得，到貿易結算在內的多功能、全方位金融服務，從而有力地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2）資本項目效應。從理論上講，當一國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可以通過資本項目的資本流入來彌補經常項目的逆差，調節國際收支失衡。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一方面為政府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進行大規模融資提供了可能和便利，從而使得國際信貸成為調節國際收支失衡的重要手段和渠道；另一方面，推動了我國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為資本的自由出入掃清了障礙，為中央銀行利用貨幣政策調節國際資本的流出入來平衡國際收支提供了條件。

二、金融服務業的特質與我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一是金融服務業的特殊性質，即金融市場的不完全性。金融市場的失靈使政府有必要對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進行外部監管。（1）金融體系的負外部性效應。金融機構的破產倒閉及其連鎖性反應將通過貨幣信用緊縮破壞經濟增長的基礎。按照福利經濟學的觀點，外部性可以通過征收“庇古稅”來進行補償，但個別金融機構的利益與整個社會利益之間嚴重的不對稱性顯然使這種辦法顯得蒼白無力。（2）金融體系的公共產品特性。一個穩定、公平和有效的金融體系帶來的利益為社會公眾共同享受，無法排斥某一部分享受此收益，而且增加一個人享用這種利益也不影響生產成本。因此，金融體系對整個社會經濟具有明顯的公共產品特性。（3）金融機構自由競爭的悖論。金融機構是經營貨幣的特殊企業，它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特性，決定其不完全適用于一般工商業的自由競爭原則。（4）不確定性、信息不完備和信息不對稱。金融體系中突出的信息不完備和不對稱現象，導致即使主觀上愿意穩健經營的金融機構也有可能隨時因信息問題而陷入困境。然而，搜集和處理信息的高昂成本金融機構又往往難以承受，因此，政府及金融監管當局就有責任采取必要而適當的措施減少金融體系中的信息不完備和信息不對稱。

二是發展中國家自身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金融體系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結構出現非均衡導致風險積聚，金融體系喪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狀態，主要通過金融組織、金融市場、金融監管、宏觀環境四個子系統體現出來。近年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實質上主要是由金融制度喪失或部分喪失其基本功能所造成的。就我國的情況來看，有關分析顯示，我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自1995年已基本呈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隨著改革的深化正在逐步提高，這無疑是我國今后進一步推進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重要保證。從四大子系統對我國金融體系脆弱性的影響因子來看，銀行系統對整體金融脆弱性的影響因子自1996年以來一直高于50%，1998年高達636％，2000年為57％下降了66個百分點。這與近年來國家實行“債轉股”等降低銀行不良資產的政策措施有關，改革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沒有從根本上降低銀行系統的脆弱性水平，其脆弱性程度令人擔憂。金融市場子系統對整體金融脆弱性的影響因子自1995年以來相對于其它子系統而言越來越突出，影響因子從1995年的144%上升到2000年的232％，在四大子系統中僅次于銀行系統位居第二并呈上升趨勢。今后我們應從完善金融監控機制著手，更多關注金融市場尤其是股市的脆弱性，及時化解股市風險，防止股市脆弱性累積，以保持整個金融體系穩定。

三、我國金融監管機制創新的基本思路

（一）分離監管職能。中國人民銀行目前同時承擔著制定貨幣政策和實施金融監管兩項重要職能，隨著國內金融業壟斷市場格局的打破，金融市場體系的擴張速度將會大大加快，依我國目前的行政管理水平，人民銀行在完成制定貨幣政策、經營管理國際儲備、維護支付清算系統等任務的同時，對風險管理水平較低的龐大商業銀行系統進行有效的監管是非常困難的。此外，將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放在一個部門內，也具有很強的道德風險，管理者會以一個目標的完成來掩蓋另一個目標的失敗。因此，突出金融監管的地位，實現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兩項職能的分離是我國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的必要內容。

（二）創新監管組織。目前的分業監管機制的主要問題在于監管協調機制缺乏、監管重復現象嚴重、監管信息不能共享、結構性監管與業務發展多樣化之間矛盾日益突出等等。入世后，隨著國內的銀行、信托、證券和保險機構之間業務的日益混合和聯系的不斷加強，我國分業經營體制中隱含的矛盾將會更加突出。這就要求在目前監管機構設置格局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程度上的組織創新。目前可行的辦法是，由銀行、證券和保險三家監管機構，成立金融業監管協調委員會，開展聯合監管。金融監管委員會的設置可以大大促進金融創新，加強監管協調，提高監管效率，抵制潛在的監管信息內部化傾向。

（三）明確監管目標。總體來講，我國金融監管目標過于寬泛，既不明確又難以操作，更難以量化考核。根據發達國家的監管經驗，金融監管的目標一般有兩個，即：保護債權人利益和維護金融穩定。前者是由于在金融活動中，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對稱的現象普遍存在，金融機構一般比債權人擁有更為充分的信息，這就使它們有可能利用自己信息上的優勢，將金融風險或損夫轉嫁給債權人。后者是由于一方面金融機構經營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貨幣，而且其經營活動本身就是以包含許多不確定性因素的信用為基礎的，這就決定了金融機構的經營具有內在風險，另一方面金融風險本身具有較強的連帶性和易傳播性。自從1990年代以來，隨國際金融市場的金融風險的加大，維護金融穩定逐漸成為各國金融監管的首要目標。

第5篇：國際貿易金融體系范文

作者簡介：李莉莎(1981-)，女，廣東佛山人，暨南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國際法與國際關系。

摘要：后冷戰時代，美國逐漸從傳統的權勢霸權轉向制度霸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為掌管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國際經濟機制，被納入美國的制度霸權戰略中。美國通過或正式或隱性的權力對IMF進行滲透。使之成為美國維持和鞏固霸權地位的有力工具。

關鍵詞：美國；制度霸權；IMF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8)01-0044-05　收稿日期：2007-08-27

一、美國霸權方式的發展：從權勢霸權到制度霸權

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其他幾大力量雖然國力增長強勁或發展潛力可觀，但在可預見的將來都無力全面與美國抗衡。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態勢使得美國感到天下無敵，建立單極獨霸的世界秩序成為其在后冷戰時代追求的戰略目標。然而，美國的霸權目標面臨著諸多制約，如其他大國推進多極化的努力以及傳統的和非傳統的安全因素的挑戰。因此，美國僅靠傳統的霸權手段越來越難以支撐其更大、更廣的霸權目標。這促使它把目光更多地轉向新的霸權方式，那就是制度霸權。

制度霸權指霸權國依靠占優勢的實力地位制定和維持由自己主導的或對自己有利的國際機制，通過國際機制建立和鞏固霸權，或當霸權衰落時充分利用現有國際機制來挽救霸權或為霸權辯護。制度霸權與傳統的權勢霸權區別在于：后者主要依靠霸權國的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來維持霸權體系和霸權秩序，核心是強制性治理；前者則主要依靠國際機制來維持霸權體系和霸權秩序。所謂國際機制，指的是“在國際關系特定領域里，匯聚著行為體愿望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是“對相互依賴關系產生影響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當然，完全的權勢霸權或制度霸權在現實中都是不存在的，因為兩者在許多時候是相輔相成的，制度憑借權勢加以建立，權勢也可以憑借制度得以加強。不過，霸權偏重權勢還是偏重制度則是可以表現出來的。

早在二戰臨近結束之時，美國就開始在各個領域建立國際機制，填補英國霸權崩潰造成的真空，建構自己的霸權體系。在經濟領域，美國主導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關貿總協定(GATr，即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賴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經濟的國際機制；在安全領域，美國主導促成了聯合國的建立，并確立聯合國安理會的權威和大國決定的原則，從而確保了美國在安全領域的至上地位；在軍事領域，美國在二戰期間及其后在世界各戰略要地建立了軍事基地并駐軍歐亞，建立了保障自己利益與權力資源的軍事戰略網。這些國際機制相互影響，共同協作，構成了美國主導國際事務的有力工具，約瑟夫?奈認為國際機制是“軟權力”的重要成分；而蘇珊?斯特蘭奇則將其概括為“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

進入后冷戰時代，美國對制度霸權的倚重呈日益增強趨勢，其戰略考慮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在全球化時代，國際戰略的實施離不開其他國家的支持與合作。在全球化導致的國家間相互依賴日趨加深的條件下，任何一國僅憑自身力量根本無法單獨應對各種超越國界的全球問題，以支配全球為目標的美國霸權戰略當然不例外。第二，推行制度霸權可以降低霸權成本并獲取更多權力。現存的國際機制大多是由美國主導或按照美國意愿建立的，較多地體現了美國的利益。制度霸權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它使得美國能夠引誘或強迫其他國家遵守其設定的一系列“游戲規則”，從而達到控制和剝削他國的目的。美國還力圖通過操縱國際機制籌組由自己領導的國際聯盟，在這個聯盟的框架內借助盟友之力應對共同面臨的問題，從而降低維護霸權的成本。第三，通過現存國際機制改變其他國家“搭便車”的方法，建立起一種“仁慈霸權”，用一套具有普遍價值的規則使對手自愿就范。第四，制度霸權還符合美國的文化及政治傳統。美國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懷有“美國至上論”和“美國例外論”的民族優越感以及“天定命運”的“普世主義”使命感，按照其意愿改造世界的欲望向來非常強烈。這充分表現在其冷戰后時代推行的對外戰略中，如重視國際組織和國際規范與機制。

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國際經濟機制對國際關系的影響越來越深，美國制度霸權的鞏固和發展離不開對國際經濟機制的控制和利用。在目前以WTO、IMF和WB為核心的投資、貿易和金融三位一體的國際經濟機制中，本文集中討論國際金融機制及其組織載體IMF，通過IMF與美國霸權互動的視角，探討美國制度霸權如何從經濟領域輻射到政治領域。

二、國際金融體系的特殊影響：美國把IMF納入制度霸權戰略的動因

掌管國際金融體系的IMF是三大國際經濟機制之一，它從建立到運作過程，一直受到美國的主導，是美國制度霸權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1997年12月溫哥華亞太經合組織高層首腦會議上就曾意味深長地說：“在全球范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起作用的中心地位是不能改變的。”正如約翰?拉格所言，IMF得以建立，很大程度上體現著美國的實力與意志。1944年7月，正是在美國的新漢普什爾舉行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產生了成立IMF的構想。二戰接近尾聲時，同盟國的主要國家考慮了多種不同的方案，以重建國際金融秩序，最終美國方案勝出，IMF應運而生。而自IMF建立以來，無論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還是牙買加體系之下，美國一直在IMF的運作和決策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美國對IMF主導權的重視和堅持，根本動因在于：IMF所掌管的國際金融體系對國際政治經濟具有巨大影響力。

從廣義上講，國際金融體系的構成要素幾乎包括了整個國際金融領域；但從狹義上講，國際金融體系主要指國際間的貨幣安排，所以也叫國際貨幣體系，即“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為滿足國際間各類貿易的需要，各國政府根據共同的準則或達成的共同協議，對于支配各國貨幣關系、世界貨幣職能的原則、慣例、協調和組織形式的安排”。蘇珊?斯特蘭奇認為國際金融體系是一種結構，并將金融結構定義為“支配信貸可獲性的各種安排與決定各國貨幣之間交換條件的所有要素之總和”。究其實質，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功能在于促進國際貿易持續健康發展，保證全球資本穩定有效流動，支撐世界經濟繁榮高效增長，同時維護全球化所帶來的相互依賴關系的發展和經濟政治結構的穩定。

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有賴于世界經濟形勢和國際政治格局的演變，反過來又深刻影響著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工業革命以后，伴隨著全球整體經濟政治的巨變，國際金融體系主要經歷了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牙買加體系三個階段。國際金融體系的變遷，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發展歷程顯示出其強大的政治功能和政治影響。對此，國際政治經濟學當代三大流派從不同的角度作出了闡釋。

新現實主義者認為，各種政治差異表明，一個運作良好的國際體系需要關心維持著一個體系的某國或國際集團強有力的領導，具體的機制在政治上很少是中立的。每一個國際貨幣體制都依賴于一種特定的政治秩序，國際金融與霸權國家對國際經濟與國際政治事務施加的影響密切相關。霸權國家既是國際金融體系的管理者又是該體系的主要受益者。霸權國家的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世界金融聯系的基礎，霸權國家透過國際貨幣體系對其他國家施加強大的政治影響。

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國際金融的主要職能是把積累的資本轉移到邊際收益率最高的地方。國際資本流動是世界經濟中的強大動力，資本從已經過剩的地區轉移到具有較大生產潛力的地區去，是世界體系擴大和充滿生機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在世界上相互競爭的國家當中，國際金融業產生巨大的政治影響，它造成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并且成為國家權力的主要來源。由于借貸雙方權力的不平衡，原先僅僅商業上的安排，現在變得政治化了。由此，對外投資與國際金融活動常常引發政治沖突。

新者認為，以壟斷為基礎的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貧窮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在國際金融流通中，發達國家資本的大規模輸出以及國際金融資本的投機性不僅使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市場的占有和控制進一步得到加強，而且導致廣大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并引發國家信譽危機和政治危機；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發達國家通過IMF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控制而使其壟斷地位得到空前加強。這種壟斷地位造成了國際經濟合作的不對稱依附和政治上的主從關系。一方面，股東和債權人呼吁本國政府干預他國內部事務，另一方面，債務國政府把重點放在社會優先目標的能力受到了負面影響。

可見，國際金融體系的影響不僅在于經濟領域，還蔓延到政治領域，不斷沖擊并調整著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在此過程中，美國為了實現霸權戰略必然重視透過一定的機制操縱國際金融體系，借助其經濟職能發揮并維持本國的政治優勢，IMF就是其中重要的組織機制。

三、美國在IMF中的制度霸權：正式權力與隱性權力

二戰后，美國憑借超強的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建立并主導IMF，美國在國際貨幣金融領域的這種霸權地位進一步維護和保障了其在國際政治中的霸權地位。戰后初期，美國憑IMF和馬歇爾計劃，實施了杜魯門主義，復興了歐洲并組織北約同蘇聯進行冷戰，進行朝鮮戰爭，支付巨額軍費。這一切使美元成為了世界貨幣，美國也成為了世界的中央銀行，同時將美國推向了世界霸權的頂峰。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牙買加體系取而代之后，美國繼續通過霸權合作的模式發揮其政治影響力，石油美元被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石油輸出國的大部分盈余以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的形式進了美國財政部的賬戶，這樣美國可以利用沙特等盟友的石油美元改善其國際地位，進而以石油美元和日歐的貿易盈余作為軍費發動海灣戰爭，借懲罰伊拉克之名控制了中東石油，把前蘇聯在該地區的勢力排擠殆盡，取得了中東和談的主導權。隨著IMF職能的調整，美國透過其發揮政治影響的中心也發生了轉移，由直接干預轉向通過國際機制滲透來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標準改造他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建立全球霸權新秩序。在俄羅斯東歐轉軌，拉美和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中，美國通過IMF實施的這一戰略性轉變都清晰可見。

第6篇：國際貿易金融體系范文

關鍵詞：金融發展；國際貿易；作用機理

一、我國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的總體概述

最早對“金融發展”這一概念作出定義的是Goldsmith

（1969），他認為金融發展其實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金融相關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是Goldsmith（1969） 在《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中最早用來衡量金融發展的量化指標，FIR=（M2+銀行貸款+債券余額+股票市價總值+保費）/GDP。 另一個指標是McKinnon（1973）提出的衡量一國金融深化的數量指標M2/GDP，有的學者簡稱它為“麥氏指標”或“經濟貨幣化指標”，它反映了一國金融發展的深度和貨幣金融體系的支付中介和動員儲蓄職能。如圖所示就兩個指標而言我國的金融市場的規模是不斷增長的。

圖1：1999年-2013年我國FIR和M2/GDP走勢

從我國實際宏觀數據來看，貨幣資產總量（M2）由1990年的119897.9億元增長到2013年的1106524億元，增長了10倍，M2占GDP的比重由133.7%上升到194.52%。截止2012年底，我國黃金儲備達到3389萬盎司，外匯儲備33115.89億美元，相比2010年分別增長167.48%、1900%。社會融資規模由2002年的20112億元上升到2013年的173168億元，增長將近9倍。從證券市場基本情況來看，截止2013年底，我國境內上市公司數（A、B）已達到2489家，境內上市外資股公司數達到106家，境外上市公司達到182家。股票市價總值239077.19億元，較2010年增長5倍。國債發行總額15544.01億元，增長4倍，企業債券發行額到2012年底達到37366億元。保險公司總資產達到82886.95億元，較2002年增長13倍。

國際貿易方面，到2009 年中國的外貿度額就已達到 2.2 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其中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200億美元增長至2013年的22096億美元，在世界出口額所占比重也從1978年的不足1%增長至2013年的11.8%，到2009年我國在世界貿易的位次上升為第1位。中國連續保持著出口總額位列世界第一，進口總額位列世界第二，中國世界貿易大國的地位已經確定。

圖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出口額情況

二、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影響的機理分析

就我國的情況而言，金融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對外貿易的大發展，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是否有影響，國內外學者也通過相應的實證方法得出一國良好的金融發展有促進國際貿易的作用。主流的貿易理論主要是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資源稟賦理論。20世紀60年代后，西方學者提出了偏好相似理論、技術差距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等。20世紀80年代又提出了內生分工與專業化貿易理論。相關國際貿易理論表明，國際貿易的基本動力是比較優勢，要素稟賦和技術的差異是決定國際貿易分工方式和貿易結構的主要因素。所以比較優勢、要素稟賦、技術等都是影響國際貿易的因數。

Rajan and Zingale（1999）認為金融發展可以改善一國的資本要素稟賦和技術水平來促進國際貿易結構升級。相關學者用AK模型研究了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作用機理，從資本的儲蓄和投資關系出發，他們認為金融發展提高了儲蓄率與儲蓄向投資轉化比率，從而增加了投資，投資的增加又擴大生產使產出增加；同時投資資本的供給增加，使得成本降低。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于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水平則取決于資本存量。人力資本的提高有利于技術創新和風險分散，進而提高生產效率，優化一國的出口商品結構，進而促進貿易的增長。另外，良好的金融體系有利于促進企業創新，引導社會資本向技術創新環節投入，促進內生技術進步，對技術進步的金融支持越強，從技術外溢中獲得效果以及進行技術創新的動力越強，進而影響一國與他國的技術差異，該國將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進，金融發展通過促進技術進步間接影響對外貿易產業升級而改善貿易結構。

Baldwin（1989）以風險管理的角度，從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兩方面著手，認為金融發展帶來的結果都有利于對外貿易中的不確定風險的管理。國際貿易中往往會出現一些風險比如：信用風險、匯兌風險、價格風險、商業風險、運輸風險、政治風險等，這些風險的存在構成了進行國際貿易的障礙。金融發展能夠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多樣化的金融服務，通過相關國際貿易融資工具（打包貸款、出口信用證押匯和出口托收押匯、福費廷、保理等）、出口信用保險、出口信用擔保等金融服務，可以有效地規避、減少國際貿易中的各種風險，便利交易。

Kletzer&Bardhan （1987）、Baldwin （1989）、Rajan&Zingales

（1998）、Levine （2000）、Beck（2002） 、Manova （2005）等研究了一國金融制度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貸限制較低的國家會專業化于使用外部融資的產業，信貸市場限制較高的國家將專業化于不需要外部融資的產業。Jinjarak（2004）、 Joshua Aizenman （1991）、Jeremy I. Bulow （2002）、Tomz（2004） 也認為一國好的金融制度可以形成良好的融資成本機制，一國（地區）金融市場的發展，使本國經營者獲得完整的市場信息的成本降低，同時能為企業提供更多A外部融資渠道，企業更容易獲得資金，融資成本也更低，由此形成比較優勢，提高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匯率制度也會對國際貿易產生重要的影響，一國貨幣貶值則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貨幣升值，會抑制出口，增加進口。同時，資本在國際間可以自由流動，一國貨幣匯率的變化對兩國資本的相對價格的長期趨勢沒有影響，但本幣匯率的升值提高了國內的工資利率比，改變了國內的相對資源稟賦，進而影響貿易商品結構。

綜上所述，金融發展可以通過資本、技術、風險管理、相關金融機制等各個方面影響一國的稟賦、比較優勢、進出口商品結構從而作用到國際貿易上來。

參考文獻：

[1] 梁莉.我國貿易開放度與金融發展關系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 2005，（7）： 143-149.

[2] 張旭.金融發展指標體系及其在實證分析中的應用[J].財政金融，2002，（2）：66-69.

[3] 熊德平.中國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關系研究[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7，（9）：31-35.

[4] 郭云峰，刁德霖.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近期研究進展述評[J].商場現代化，2005.

[5] Levine， N. Loayza， and T. Beck.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growth： Causality andcaus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6（1）：31～77， August 2000.

[6] Rajan and L. Zingales. The great reversals：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9（1）：5{50， 2003.

[7] Barkoulas，J.T.，Baum，C.F.，Caglayan，M.，2002.Exchange rate

effects on the volume and variability of trade flow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1，481～496.

第7篇：國際貿易金融體系范文

4月25日，奧朗德先生展開他當選法國總統后的首次中國之行。在兩國可能推進的合作中，“人民幣離岸中心”再被提及。

金融危機以來，巴黎、倫敦、法蘭克福、紐約、新加坡等金融重鎮都加入到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的爭奪中。

隨著中國經濟不斷增長，中國與世界各國雙邊貿易也越來越頻繁。之前中國跨境貿易的結算主要用美元，從2010年起，中國開始試點實施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

盡管人民幣國際化道路還很長，卻已引起美國的高度警惕：“中國正逐步使人民幣成為美元競爭的對手。”

貨幣是一個經濟體的血液，貨幣體系左右著全球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國家利益因此高度金融化。

由于以美元本位制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是現行世界體系的基石，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震蕩非同一般。

危機何時走出尚不得知，但改革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秩序正成為國際熱點話題。

5月11日，為期兩天的七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英國結束，包括美國、德國、英國、日本、意大利、法國和加拿大等在內的各成員國一致同意推進金融改革，建立機制解決銀行“太大而不能倒”的問題。

國家利益金融化

事實證明，包括美國在內的七國集團代表一致認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依舊不明朗。

不妨先來勾勒一下全球經濟的總圖景。從地緣角度，世界存在三大經濟區域：美國、歐洲和亞洲。從經濟總量看，亞洲最大，歐洲次之，美國最小。然而，從金融方面看，美國最強，歐洲次之，亞洲最弱。如果集中到國際貨幣和國際儲備手段上看，這個問題更嚴重。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分析說，對外貿易中，無論是計價還是實際的移轉，亞洲國家都必須以美元和歐元為載體。匯率穩定與否，永遠是這些國家（地區）宏觀調控難以回避的挑戰。

由美元和歐元主導的全球貨幣體系，已影響了全球資源的配置和利益分配。有學者甚至提出“幣緣政治”的概念：“幣緣”是各國圍繞全球貨幣體系形成的關系，它影響甚至左右著金融化時代國際體系的運行。“幣緣政治”是國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是撬動當代全球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主要杠桿。

無論“幣緣政治”這個概念是否得到業界的普遍認可，但在對外經濟交易中，因涉及匯率，亞洲國家確實是時時謹慎地處理著與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關系。“我們免不了要仰他們的鼻息，而且常常還會遭受無端指責。”李揚在其論文中曾寫道。

金融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應緣于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成為一種信用貨幣。“貨幣本位從黃金本位到紙幣本位后，金融國際化隨之加快。”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記者說。

金融力量已深刻影響全球格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金燦榮教授說，通過貨幣的貶值和升值，金融已成為一些國家或地區打擊其他國家或地區并壯大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

在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看來，金融競爭的最終焦點是貨幣，而貨幣本位是未來金融領域競爭的制高點。

美元霸權與“美元圈”戰略

上世紀40年代初，美國總統羅斯福急需一種權力來撐開他金融帝國的穹頂，這就是控制世界貨幣本位的權力。擁有它，美國才能控制世界貨幣體系，最后推動世界體系的運行。

二戰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到全球的48%左右，貿易量約是全球的三分之一。隨著貿易量的大幅增加，美國最終憑借其強勁的經濟實力從英國手中奪取了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地位。

從此，美國向世界提供超量美元、各種債券以及足以淹沒全球的金融衍生品，攫取了制造業國家和資源類國家的巨額財富，建立了由債務國美國支配所有債權國的反常規的新型世界秩序體系。

維護美元全球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地位，成了美國的核心戰略之一。如美國攻打伊拉克，控制中東石油，就是為了強力維護美元在石油貿易領域的結算貨幣地位，然后通過石油向全球輸出美元，收取美元鑄幣稅。

近年來，美國又通過支持本國跨國公司，深化全球化產業鏈，強化“美元圈”。

“美元圈”是對以美元為主要結算貨幣的全球生產網絡的形象描述。在這個網絡中，跨國公司把產業鏈頂端環節保留在中心，其他環節則如湖面的漣漪層層外推，從大規模的一級供應商一直到中小規模的底層供應商。

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處于產業鏈的中間環節，承擔加工組裝的角色，并用美元從一級供應商那里進口零部件，組裝成最終產品銷往世界各地（主要是北美發達經濟體）時又以美元結算。

美國則處于美元體系的高端，一方面它消費著中國制造的大量廉價商品，另一方面還需要中國提供大量的凈儲蓄——即流入美國購買各種金融產品的貿易盈余。環太平洋地區逐漸形成了由“消費國家-制造國家-資源國家”構成的“美元圈”。

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處于財政和貿易雙赤字中，面臨債臺高筑、基礎設施破損和經濟不振的三重壓力，環太平洋地區成為其維持貿易金融收益的重要戰略區域。

2010年初，中國與東盟的自貿區和貨幣互換啟動。隨后，中日韓三國的自貿區和貨幣互換開始談判。東亞地區加快區域經濟和貨幣整合，這無疑對環太平洋地區的“美元圈”構成了威脅。

2012年，美國開始將經濟政策的重心放在亞太地區，并宣布這將是其今后 10 年外交方略的重要使命之一。

“金融危機后，新興國家經濟實力增強，金融地位提升。金融全球化的結構布局有了很大變化，開始向亞太、新興市場國家轉移。美國希望以TPP為樣板重構亞太貿易版圖。”宗良表示，在美國財政政策趨于緊縮、寬松貨幣政策接近極限的背景下，國際貿易成為為數不多的刺激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的重要政策工具。

翻新國際金融體系的呼聲漸漲

“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85%以上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美元、歐元、人民幣將成為三大外匯儲備貨幣，英鎊、瑞士法郎和日元等也會進來湊熱鬧，這已不是無稽之談。”2011年底，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寫道。

國際貨幣制度從金銀復本位制到金本位制、金匯兌本位制，再到美元本位制，是大國博弈引致世界經濟金融格局變化的結果。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在于國家之間經濟政治的不平衡，各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權利和義務不對等，最明顯表現就是不受約束的美元霸權及其壟斷地位。

目前全球的國際收支失衡主要表現為美國貿易赤字龐大，債務增長迅速，而中國和亞洲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及石油輸出國等持有大量的貿易盈余。這給擁有巨大經常項目盈余和高額外匯儲備的國家帶來巨大風險。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多數國家喘息未定之際，歐洲最先發出了改變國際金融體系的呼聲，開始了對危機本身的反思。

歐洲認為，國際金融體系應來個大翻新，以改變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后延續至今的體系，確切地說就是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歐洲債務危機及其國際救助活動，正成為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演化與變革的關鍵力量。

舊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動搖，但新的國際貨幣體系還沒有完全成熟，新舊體系轉變進入矛盾與摩擦更為尖銳復雜的階段。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黃益平認為，世界貨幣體系需要改革是無可回避的事實，創立超的儲備貨幣是一個長期改革的思路。而在今后十年甚至幾十年內，則有可能出現群雄并起的局面，最可能是“三分天下”：美元、歐元和一個亞洲貨幣。

自2008年底以來，中國已與2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此外，人民幣已在許多國家可自由進行計價和結算。同時，作為美國國債的第一債權國，中國開始尋求外匯儲備多元化，增持美元資產以外的其他資產。

中國還提速擴張與國外企業的貿易，跨境人民幣交易的需求增長迅猛。而處于“美元圈”核心區的中國，國際貿易結算仍主要以美元為主，中國不僅面臨著匯兌損失風險，在一些稀缺資源和能源的獲取上也受制于美元。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自然會加速謀求人民幣國際化。今年4月，中國與澳大利亞達成貨幣直接交易協議。此前，中國還分別與阿聯酋、巴西二大資源國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在大宗商品與資源貿易領域開始縱深。

根據央行數據，2012年中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累計為2.94萬億元人民幣，較上年的2.08萬億元增長了41.3%。

如果中國開始大量使用本幣結算跨境貿易，美元的地位將大大動搖。

金融表象下的核心利益

各國之間金融的博弈是否會主導未來國際政治的方向？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均認為，國際政治金融化主導的各國關系只是一個現象，金融只是一種手段，一國發展仍以實體經濟為核心。

宗良表示，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是各國經濟金融實力的體現。但不可否認的是，“國際貨幣體系是國家之間利益的核心體現。表面上看是貨幣的利益，實際上是相關的重要經濟利益的體現。”

也就是說，一國的經濟利益越來越通過貨幣利益來表達，一國的經濟實力也越來越受金融的影響。

這也是為什么金融危機后，新舊金融貨幣體系激烈博弈的原因。在亞洲國家看來，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必須改變，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非關鍵貨幣國家，就將始終生活在達摩克利斯劍之下。

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室主任陳道富提醒說，一國的金融發展應與該國的實體經濟發展相匹配。“超越實體經濟的金融發展，沒有跨境金融能力的國際化，都會引發金融危機。”

“推動金融全球化是不妥的，金融危機往往是經濟危機最突出的表現和導火索。”連平表示，發生在美國的危機證明，金融化是國家力量所在，也是災難所在。

制造業是美國立國的根基，在二戰后的巔峰時期，美國制造業占到世界份額的 40%。當時的美國金融主要是為需要大量資本的現代工業和服務業提供資金，金融嵌入在產業網絡中，從屬于實物生產的經濟部門。

而到現在，與生產流通有關的金融交易量不足 1%。從 1995 年到 2007 年，金融利潤在美國企業總利潤的占比中膨脹了 300%。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在2009年的報告中稱：過去 10 年來，有超過一半的公司收入來源于金融服務。

2007年，美國信貸違約保險（即對抵押貸款的破產給予保險）領域的承保金額達到45萬億美元，比美國整個證券市場的資金量 21.9 萬億美元高出一倍。在這種保險制度下，金融機構為了更多分紅，競相購買證券化的抵押貸款產品。

第8篇：國際貿易金融體系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 SDR IMF

一、SDR的解釋

特別提款權并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儲備貨幣，像美元、黃金一樣，可以作為一國的外匯儲備，是補充儲備貨幣的一種工具。是IMF的普通提款權以外的一種補充，所以稱之為“特別提款權”。

二、人民幣加入SDR的進程

基金組織規定對SDR貨幣籃子的審查，每五年進行一次。中國政府在2010年時曾努力加入到SDR貨幣籃子中。然而當時人民幣雖然已經能夠滿足IMF所規定的“出口標準”的條件，但是不符合“可自由使用貨幣”標準，所以未被接受。

2015年人民幣又一次迎來了一個關鍵時刻，在復審到來之際，中國政府進行了多方面的完善與改進，針對人民幣加入SDR做了進一步充分的努力，在技術和操作層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在這短短的五年間，中國經濟已經躍居全球第二，國際貿易額居于世界首位。

經過五年的努力和等待，經IMF執董會一系列嚴格的資格審查和投票之后，人民幣終于迎來了入籃時刻。IMF于2015年12月1日宣布，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將正式納入到SDR（特別提款權）籃子中。

三、人民幣入籃給國際貨幣體系帶來的影響

（一）提升了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對外經貿關系的深入發展，人民幣的跨境流動越來越頻繁，人民幣在對外貿易、投資等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經濟領域的作用不言而喻，全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中國的支持。所以人民幣加入SDR后，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將得到顯著提高。

（二）人民幣加入SDR增加了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不論是金融危機時還是現在，美元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都給世界經濟帶來了一些不穩定性因素，美國國債違約的可能性持續增加，不斷的量化寬松政策，加之近來的美聯儲加息，都波及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走勢。日本也不甘落后，為了提升本國出口競爭力，主動操縱日元持續貶值，日本經濟增長幾乎處于停滯狀態。歐洲經濟體同樣存在諸多波動因素，比如歐債危機、難民危機、不久之前的英國脫歐事件，都加劇了歐元的不穩定性。而中國一直以來采用中性穩健的貨幣政策，貨幣幣值和匯率保持相對的穩定，因此可以成為穩定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力量，能夠維持世界經濟在一定范圍內的穩定性。

（三）人民幣加入SDR有利于國際貨幣格局的均衡發展

雖然特里芬難題使得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解體，但是它所帶來的美元的國際地位并沒有削弱。人民幣加入SDR，有利于建立起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同時也能夠彌補全球貨幣流動性不足，提高各成員國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地位。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可的SDR貨幣籃子，包含的都是發達國家的貨幣，使得世界經濟格局有美歐等發達國家壟斷，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長期處于邊緣區域，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公平與不穩定性。然而，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和強度，它是對現在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有力補充和完善。從而能夠調整國際貨幣結構，改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促進世界貨幣向多極化方向發展，推動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朝著更加公平、公正和有序的方向發展，使特e提款權能夠更好的發揮自身的作用。

四、人民幣加入SDR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對國內經濟的有利影響

1.人民幣納入SDR，將會帶來一定量的鑄幣稅收入。鑄幣稅是指具有貨幣發行權的當局，通過貨幣發行而取得的紙幣發行面額與紙幣發行成本之間的差額。人民幣加入SDR后，中國就有權發行和規范一種世界貨幣，最直接的利益就是取得國際鑄幣稅收益。人民幣未加入SDR之前，所取得的鑄幣稅也只是取之于國內，用之于國內。但加入SDR后，中國就能從國際上取得一筆可觀鑄幣稅收入，而且這筆收入是幾乎不需要任何成本代價的。

2.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有助于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基金組織的執董會同意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這能夠使中國更快的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之中。有助于提升我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名望，這也意味著基金組織這一國際貨幣系統中的主要國際組織對人民幣國際貨幣地位的高度認可。從而增強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改變以前所處的被動狀態。

3.人民幣加入SDR，有利于加快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后，使得人民幣真正成為了一種國際儲備資產，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貨幣，將來會受到世界各個國家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認可，有助于推進人民幣在國際支付結算中的使用，這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達到了新的高度，有助于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4.人民幣加入SDR后，降低了人民幣的匯率風險。隨著我國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外貿企業和對外投資公司持有許多的外幣債權債務，國際匯率的變動使得我國外貿企業面臨著一定的匯率風險，對企業的經營產生一定影響。而當人民幣加入SDR以后，為國際貿易提供有效的支付手段，人民幣可以直接參與對外貿易結算，從而減少我國在國際貿易中面臨的匯率風險，減少因外幣使用造成的損失，規避外匯匯率的波動給跨國公司的資產價值帶來的風險。外貿企業所面臨匯率風險的降低，將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發展，改善中國作為外向型經濟的運行效率。

（二）人民幣加入SDR后，面臨的不利影響

1.人民幣加入SDR以后影響我國經濟的穩定性。人民幣加入SDR以后，資本跨境流動變得更加自由和頻繁，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更加密切，一國經濟出現問題就會迅速波及全球，帶來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動蕩，將使得中國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變得更加易于波動。2016年以來世界經濟波動不斷，今年美聯儲加息、英國脫歐等事件在給歐元區及英、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的同時，也帶來了世界范圍內經濟的波動，比如人民幣近來的持續貶值。這就意味著人民幣要承擔更多的國際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國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我國貨幣當局將面臨較大的維穩壓力，維穩難度進一步加大。

2.人民幣加入SDR后，中國宏觀調控將面臨挑戰。隨著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開放，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變革都將會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更加直接。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央行對國際市場上流通的人民幣不能進行有效監管，勢必會削弱央行對人民幣的控制能力，削弱國家調控物價和GDP等經濟指標的能力。使得宏觀經濟的影響因素變得復雜多樣，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被削弱，宏觀調控的難度加大。此外，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很快，一旦本外爬差收益加大或者升值貶值預期強烈，這種不平衡會被迅速放大，這對我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整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

3.我國金融政策將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約束。人民幣加入SDR以后，作為一種世界貨幣，人民幣的變動不再是我國一國之事而是涉及各國的利益，因此人民幣必須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和義務，并且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相關要求。人民幣的匯率、利率的變動以及幣值的變化等都將面臨更多的“市場化責任”。雖然人民幣已經加入了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但是IMF對人民幣的監測和評估將會一直持續下去，這對我國金融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約束。其次，SDR的潛在求償權受到貨幣基金組織的高度關注，因此IMF對人民幣的風險對沖工具、流動性、基準利率等各個方面也有更高的要求。

五、結語

人民幣加入SDR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人民幣加入SDR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使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顯著提升。但同時人民幣入貨幣籃子，給中國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發展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因此我們需要充分了解人民幣加人SDR的優勢和缺點，以及對中國經濟的現實影響，并結合當前的實際情況，積極采取有效措施，更好的促進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總之，我們要對人民幣入籃帶來的利弊影響有深入的認識，抓住機遇，積極面對挑戰。

參考文獻

[1]趙冉冉.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我國推動人民幣加入SDR的動機及路徑[J].國際金融研究.2013.

[2]劉影.人民幣加入SDR問題研究[J].區域金融研究，2014.

第9篇：國際貿易金融體系范文

（一）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奠定了人民幣國際化堅實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保持持續快速增長。伴隨著金融改革持續深化，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金融資產規模不斷擴大，2010年IPO融資規模達到1656.6億美元，同比增長105.1%。

（二）金融體制改革提供了體制保障

我國商業銀行體制改革不斷深入，金融機構上市步伐不斷加快，金融監管體制不斷改善，人民幣利率市場化穩步推進，促使我國已經建立起現代化的銀行制度和一個比較發達的金融體系，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創造了有利的軟環境。

（三）人民幣匯率穩定及良好的國際清償能力

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開始了穩步升值道路。2011年一季度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近3.05萬億美元。巨額的外匯儲備保證了良好的國際清償能力，同時也是國家信譽的象征。

（四）強有力的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能力

我國中央銀行市場化調節能力不斷加強，穩健的貨幣政策確保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在抵御和防范金融風險沖擊方面歷練了能力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金融市場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顯得相對滯后，限制了整體融資功能和資本市場的深入發展，決定了人民幣國際化在一段時間內的審慎穩健行進特征。

（五）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穩步推進

我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始終遵循循序漸進式推進的原則，在人民幣資本賬戶下的自由兌換上始終保持審慎的態度。當一國資本賬戶下實現貨幣自由兌換后，很容易引起大量資本流入導致國內經濟失衡，對本國金融市場造成嚴重影響。

二、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基本路徑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期（2010-2020年）

在這一階段，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各種要素條件仍處于積極培育階段，尤其是資本項目仍處在管制時期，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進程仍呈現小碎步緩慢前行特征。2020年末，我國國際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占比將上升至10%左右，人民幣將成為各國政府外匯儲備資產一籃子貨幣中的一員。從國際上貨幣可自由兌換的歷史經驗以及我國資本項目管制放松的現實進程來看，還需約10年左右時間才能完成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加速發展期（2021-2030）

隨著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各種要素條件的完善，尤其是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在2020年左右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將大幅加快。預計至2030年左右，人民幣將在全球范圍內成為被廣泛接受的國際貨幣，我國國際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占比將上升至30%，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資產中的占比攀升至5%。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入成熟期（2031-2050年）

2031—2050年，我國綜合國力將繼續大幅提升，人民幣被國際社會接受的程度逐步提升，歐元甚至美元的國際地位相對下降，屆時，預計國際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占比上升至50%，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資產中的占比穩步攀升至20%。

三、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堅持的主要原則

（一）適應性原則

強調人民幣國際化推進過程與整體經濟實力、金融體系發達程度等相適應相匹配。

（二）主動性原則

強調市場自發演進和政府引導推動的有機結合，在尊重市場需求的基礎上，出臺適當的政策措施及制度安排，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三）漸次性原則

分步驟、分階段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參考文獻

[1] 潘理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J].華東經濟管理，2000（8）.

[2] 虞群娥.論區域貨幣一體化與人民幣國際化[J].浙江社會科學，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