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對外貿易重要性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關鍵詞:“一帶一路”;對外貿易;摩擦;路徑
一、我國對外貿易現狀及摩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進程發展較為緩慢?!耙粠б宦贰睉鹇月鋵嵑?,我國加大了對外貿易重視力度,尤其是在2005年以來對外貿易總額增長率持續在20%以上,拉開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新序幕。相關資料顯示:截止到2015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已經超過45000億美元,同比增長7.6%。但在上述貿易過程中貿易摩擦和金融摩擦也逐漸暴露出來。
貿易摩擦主要體現在反傾銷方面。2015年調查數據顯示,同年美國對我國對外貿易反傾銷待查案例超過350起,其大部分為紡織制品、鋼鐵制品、機械制品、電子產品等;印度對我國對外貿易反傾銷調查案例約為200起,其大部分為電子產品、化工產品、紡織制品、鋼鐵制品等;歐盟對我國對外貿易反傾銷調查案例達到210起,反傾銷調查已經成為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的關鍵因素。
金融摩擦主要體現在金融博弈方面。我國在“一帶一路”戰略發展過程中對對外貿易非常重視,對外貿易占比日益加重,已經成為亞太經濟圈的核心。而西方國家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其對外貿易受到嚴重影響,金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約,尤其是在以美國、日本為首的亞洲開發銀行經營過程中,我國對外貿易對其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在這種沖擊中,大國之間的經濟金融博弈逐漸形成,加劇了“一帶一路”戰略中我國的對外貿易摩擦。
二、 我國對外貿易戰略的選擇
1.重視戰略轉型,實現貿易升級
金融危機影響下國際金融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革,在該背景下,我國在對外貿易開展的過程中需要做好轉型升級工作,將核心轉移到國內發展中,不斷促進內需,拉動內銷,消除體制壁壘,從本質上提升生產水平,以戰略轉型加速對外貿易建設,從而全面優化國內經濟結構;需要做好產業效益的調整,在“一帶一路”戰略基礎上不斷優化資源分配,實現產業資源的高效運用;需要做好體制建設,不斷加大對對外貿易產品內銷的重視力度,做好制度調整,以內銷促進外銷,實現貿易的穩定持續發展。
2.把握競爭戰略,提升產品質量
核心競爭力是保證我國對外貿易又好又快發展的關鍵。在提升我國對外貿易核心競爭力的過程中政府部門需要對產品進行升級,不斷提升知識水平和技術水平,在該基礎上實現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高新技術產業的升級。與此同時,還需要對競爭戰略進行合理把握,做好產業的創新,將創新作為企業發展的核心,通過創新實現產品的改革和升級,最大限度避免產品的同質化,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出口產品,在提升產品附加值的基礎上不斷提高對外貿易的經濟效益。
3.緊抓合作戰略,實現共同發展
在“一帶一路”戰略落實過程中我國已經充分認識到了合作的重要性,開始在亞太經濟發展基礎上加大國際合作,實現共同發展。隨著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深入,我國要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不斷吸引外資,將國外優秀技術和豐富的資源納入到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資源、技術等的全面優化和改善,借助上述資源流動中的外溢效應實現合作中的共同發展。
三、 總結
對外貿易發展^程中要對“一帶一路”戰略進行全面把握,做好戰略轉型,在貿易摩擦和金融摩擦過程中追求新型發展之路,對知識、技術、資源等進行升級,真正形成高質量、高效益產業體系,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一 當代國際貿易創新及其發展趨勢
當代國際賈易創新是村80年代末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國際貧易領域各種創新現象的全面概括。當代國際賈易創新不是當代國際經濟發展的重大事件,在整個國際賈易發展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標明了當代國際貧易發展的突出特征,而且還預示著國際賈易新的發展時代的到來。當代國際貧易創新是全面的立體的創新。從基本內容來看,當代國際貧易創新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一)觀念創新
當代國際賈易創新首先表現為各國在時外貧易觀念上的創新。它具體包括:(1)把貧易開放看成是對外開放的起點和基本方面,因此,賈易開放度就成了衡量一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基本標志。8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對外開放已經成為席卷全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巨大浪潮,而各國的時外貧易開放則始終是這場浪潮的排頭浪。對外賈易作為最古老的村外聯系方式在當代重新煥發了青春。(2)客觀估價襯外賈易在一國經濟發展中的實際作用,把經濟發展與賈易發展的平衡、國際貧易與國內賈易的協調看成是發展對外貧易的基本原則。在當代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的情況下,許多國家都重新認識了時外賈易在本國經濟發展中的現實作用,相繼逐步放棄了“貧易立國”、“賈易為本”的舊的經濟發展思路,越來越重視時外賈易與國內經濟發展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3)把對外賈易看成是處理國家關系的越來越重要的外交手段,“貿易外交”成為當代國際關系發展中的一個突出特征。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當代國際環境中.由于“貨易外交”的“和平性”和“發展性”,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把付外貧易在襯外關系中的重要性提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并通過賈易促進、貿易限制和賈易制裁等方式來調節襯外關系。美國是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肆诸D政府執政后,很快把時外貨易提到“美國安全的首要因素”的高度,并到處揮舞“貧易報復”、“賈易制裁”的大棒,采取咄吹遇人的姿態,謀求所有的貧易伙伴對美更大規模地開放市場,并以此來調節和制約雙邊關系的其它各個方面。觀念創新是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基拙和核心,它不僅規定了當代國際賈易創新的方向,而且還決定或影響著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其它各個方面。
(二)格局創新
當代國際貿易創新突出地表現在國際賈易格局的創新上。它具體包括:(1)以地緣”經濟為特征的貿易集團取代了以政治聯盟為基礎的貨易聯盟,貿易集團化格局基本確立。進入90年代以來,歐洲經濟區、北美自由貨易區相繼運行,亞太地區經濟貧易合作也進入了實質性的起步階段。上述以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為基本目標或標志的三大賈易集團的基本形成和相互對小寺,標志著國際貧易集團化發展格局的初步確立。(2)區域貧易集團具有強烈的對外擴展的趨勢,全球一體化的發辰步伐正在加快。歐洲經濟區正在實質性地考慮向東向南的延伸,北美自由貧易區己經按照最新一輪“美洲國家首腦會議”的決議向全美洲擴展,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組織(APEC)也有意向南美洲伸展。這種大型賈易集團對外擴展的趨勢本身就是貿易集團化格局進一步發展的產物,同時又是全球貨易一體化的階段性標志?!粌H表明了貧易集團化和賈易一體化之間的邏樣和歷史聯系,而且標志著全球貧易一體化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3)國際貨易重心已經從單一的歐洲重心過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狀態,并正在形成以亞太為重心的新的單一重心的格局。隨著國際經濟多極格局的形成,國際賈易重心也相應出現了分散化的特征。但是,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及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的不斷提高,國際貧易的重心有從多重重心逐步向亞太單一重心收縮的傾向。格局創新是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典型標志,它標志著國際貧易發展的一個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就,標志著國際貧易制度向完善邁出了十分艱難的實質性的一步。這是因為:國際貨易從此有了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組織機構;比關貧總協定預期更大的權威性、更強的約束性和更高的運轉效能將更有利于全球賈易的協調和自由專發展;關賈總協定無法管轄的部分貨物賈易(農產品和坊織品賈易)、服務貧易、與貧易有關的知識產權與投資等領域被真正納入了世界易組織的制度安排之中。(2)區域協調的迅速增強。隨著區域性貧易集團的紛紛建立,區域內貨易政策與措施的協調成為當代國際貧易制度的一個最大特征。區域內協調不僅起著在全球協調制度沒有真正建立和運行的條件下部分地發揮全球協調功能的作用,而且還直接推動了全球協調制度的創新。(3)國別管理貧易制度的推廣和泛化。在美國帶頭推行對外貨易的“管理貧易”制度后,“管理賈易”制度逐步成為流行于各國的基本的對外賈易制度。它構成了當代各國對外賈易制度上的共同的最鮮明的特征。制度創新是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內在的本質特征,它構建了當代國際賈易發展的基本框架。
(三)制度創新
制度創新是當代國際貫易創新的又一重要標志。它具體包括:(])世界賈易組織的創設。根據“烏拉圭回合”簽署的“建立世界貨易組織協議”,從1995年1月1日起,新誕生的世界貧易組織取代了“臨時適用”40余年的關貧總協定。這是當代國際貧易制度創新方面的最大成
(四)政策創新
政策創新是當代國際貨易創新的重要內容。它具體包括:(1)有限制的可調節的自由賈易政策逐步抬頭保護主義逐步地相對地退入低潮。在全球性的自由和開放的浪潮推動下,各國對外貧易政策在總體上有向自由化傾料的趨勢。盡管保護主義勢頭不減,但它已經開始從70聲O年代的那個泛濫猖撅的中回退下去。(2)直接的貧易限制措施逐漸被間接的貧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靈活和更隱蔽的貧易限制政策和措施正在不斷地被創造出來。從總體上看,各國對外賈易政策中的單純的關稅措施和直接的非關稅措施都在相襯地和絕對地減少,其作用也在明顯地減弱。但是,各種間接發展的步伐。而且,各種新型的非關稅措施層出不窮,并開始成為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對外一33一貧易限制政策和措施的主體。(3)貧易毛政策趨向于和其它經濟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由于貧易和其它經濟領域包括某些非經濟領域的聯系日益增強,賈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越來越影響到一國其它領域的政策制定和實施。目前,許多國字的貧易政策有明顯的向綜合性方向發展的傾向。(4)區域內的共同賈易政策開始受到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歡迎。共同的貨馬政策往往意味著區域內的共同開放和區域外的共同保護,它是區域內成員在獲得共同保護承諾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獲取自由貧易利益的基本政策選擇,因而構成了當代國際賈易政策創新的一個重要特征。政策創新是當代國際貧易觀念創新、格局創新和制度創新的反映和具體化。
(五)構成創新
貿易內容的構成上的創新是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又一重要方面。它具體包括:(1)國際賈易的內容在比例結構上出現了重大調整。它表現在:服務貿易的比重相對于貨物賈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術產品特別是高新尖技術產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針產品中具有特別意義或戰咯意義的資源產品的賈易量增長迅速。(2)多邊賈易的內容和范圍大大擴展?!盀趵缁睾稀眳f議把長期游離于關貧總協定之外的農產品和紛織品納入了新的多邊貧易的范圍,并把服務貧易、與貧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和與貧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并入多邊貧易體制的管轄范圍。構成創新是當代國際貧易創新最顯著的方面之一,它清楚地揭示了當代國你賈易在內容構成上的本質特征。
(六)工具創新
當代國際賈易創新還包括國際賈易工具的創新。它具體包括:(1)投資和知識產權成為推動國際貧易的越來越重要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國際貧易的增長在相當大的程上得益于國際投資的增長和以技術轉讓、技術服務為特征的知識產權的推動。(2)現代通訊計算技術為國際貧易提供了新的手段。這突出地表現在EDI(電子數據交換)在全球范圍內的日益普遍的運用。而正在掀起的全球性的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的浪潮進一步便利國際貧易數據的交換和處理。(3)國際貧易慣例的不斷改革和創新更科學地規范了國際貧易的全過程。國際商會《1990年國際貧易術語解釋通則》的生效和《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第500號出版物)的實施以及其它機構有關貨易規則和慣例的變更都更便利了國際貧易的發展。(4)運輸方式的革命使國際貧易如虎添冀。集裝箱運輸的普及使傳統的“港—港”運榆逐漸讓位于“門—門”運輸,進一步推動了當代國際貧易的迅猛發展。(5)各國政府為促進或便利時外貧易發展而實施的各種新的貧易政策、措施和手段也是國際貧易工具創新的重要內容,如各種便利的和優惠的貧易融資方式、貧易信貨擔保方式等。工具創新是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表明了當代國際貧易在實現手段方面的巨大變革和創新。從發展趨勢看,當代國際貨易創新在時間上還會順延一段時期,在內容上可能還會擴展,但主要是在原有基礎上的進一步的滲透和溶合,尤其是在制度創新的進一步完善與深化方面可能還會有新的突破,如世界貧易組織與相關其它國際組織的協調與聯合等。在創新的手段和方式上,可能會越來越依賴于當代科學技術的進展及其應用和各國特料是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真誠合作的誠意。與此同時,當代國際貧易創新對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影響將呈現出明顯的差別。發達國宇將越來越多地從創新中獲得實際經濟貧易利益,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時外貿易處境將更加艱難。當然,這是一個需要具體研究的問題。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客觀地分析當代國際貧易創新對本國的實際影響,并及時采取正確的對策,當代國際貧易創新同樣可以成為本國經濟貧易發展的很好機遇。
二、當代國際貿易創新對我國外貿發展的影響
當代國際貧易創新討我國來說,和其它發展中國家一樣,也是一把雙刃劍,既有機遇,也挑戰。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為我國經濟貨易發展帶來的機遇主要表現在:所改善。
(一)有利于我國對外經濟貿易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我國時外經濟貧易制度雖然在總體上符合關貧總協定的要求,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對外經濟貧易制度改革的任務已經完成。事實上,我國時外經濟貧易制度還有許多方面有待進一步完善。當代國際賈易的制度創新,特別是世界賈易組織的建立,不僅為我國對外經濟賈易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完善和規范化提供了新的尺度,而且,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貧易組織的時間日益臨近,又為我國對外經濟貿易制度的盡快完善帶來了壓力。
(三)有利于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更大程度上的溶合
當代國際貨易創新突出了自由和開放這兩個主題,因而將推動各國經濟相互依賴關系的強,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我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是世界經濟大字庭中的重要一員。不僅我國需要世芥.經濟大家庭,而且世界經大家庭同樣離不開我國。相信在當代國際賈易創新的推動下,我國能夠盡快成為關賈總協定和世界賈易組織的成員,使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互補互利作用和功能更充分地發揮出來。
(二有利于我國出口貿易的增長
甘于象我國這樣一個急需大量發展資金而又面臨外匯嚴重短缺的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顯得特別重要。但是,近年來,我國出口增長相對于進口增長來說,總是不盡如人意。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為我國迅速擴大出口貧易帶來了機遇。這主要表現在:其一,當代國際貧易創新正在有效地樞制長期泛濫猖撅的賈易保護主義,為我國出口賈易的擴大提供了更有利、更寬松的國際環境。其二,在相互依賴的世界經濟中,我國越來越成為各國關注的中心之一。迅速發展同我國的貧易關系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愿望,這為我國出口貧易發展提供了新的有利條件。其三,我國經濟振興引起了少數發達國家的震驚,它們利用各種不公平竟爭手段時我國出口貧易的發展進行人為的打擊和壓制。隨著國際貧易制度的完善和強化,我國出口貧易發展的制度環境、法律環境和政策環境將會有、四)有利于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的發揮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基本上屬于“外部促進”型。在這種情況下,村外賈易在很大程度上分離于國內經濟活動對外貧易往往是通過一定的傳導機制外部作用于國內經濟活動。因此,從國氏經濟總體看,時外貧易只是國民經濟的補充性的機械的組成部分。對外貨易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應有的促進作用難以充分發揮。當代國際賈易創新推動了各國對外貧易討國內經濟活動的全面的更深刻的滲透,使對外貿易逐漸成為一國國民經濟的不可分離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因素,對外貧易對國民經濟的外部影響、夕卜部促進逐漸轉變為內部影響、內部促進。這將更有效、更充分地發揮我國時外貧易對國民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當然,作為發展中國字,我國也同樣面臨當代國際貿易創新的嚴峻挑戰。(1)當代國際貧易創新是一個以觀念創新為基礎,以格局創新為突破,以制度創新為實質,通過政策創新、構成創新和工具創新具體體現的包含國際貧易各個方面、貫穿國際貧易各個領域的全面的主體的創新過程。它標志著國際賈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然而,我國對外賈易還處在一個較為幼稚的發展階段。從對外貧易觀念到時外賈易制度,從時外貿易政策、立法到襯外貨易措施、行為,都與發達國家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存在一定的差距。當代國際貧易創新可能會進一步拉大上述差距,使我國對外貿易的處境更為不利。(2)當代國際賈易創新突出了自由與開放的主題,極大地推動了全球貧易自由化的進程。但是,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國內經濟發展的幼稚性很容易在時外開放、自由賈易的面前暴露出來。喪。果對外開放度迫于外部壓力而不切實際地快速增大,討外貧易的自由度也大幅度地提高,那么,我國經濟貿易的發展就可能會受到來自外部力量的巨大沖擊,延緩我國現代化的進程。(3)發達國家是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發動者、主導者和主要參加者,它們獲得了當代國際賈易創新的絕大部分的利益。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在內,從總體上看,則是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被動的接受者和參加者,無法影響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發展過程和其各個方面,因而也就難以公平地獲得國際貧易的利益。(4)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是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重要基礎,也成為國際賈易利益的重要來源。我國技術水平落后,賈易商品結構老化,技術含量低,貧易工具和貧易手段比較落后,也就難以改善貧易條件。因此,即使出口貧易規模擴大了,貧易利益也可能會絕對地減少,造成時外貧易的貧困化增長。(5)在代國際貧易創新的條件下,我國襯外賈易發展的國際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對外貧易的發展。在舊的國際政治格局中,我國處于美蘇對杭的“中間地帶”,國際環境相時寬松。但是,舊的格局打破后,“中國牌”的意義消失了。這無疑會影響我國的對外貧易發展。當代國際賈易創新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而且在總體上是挑戰大于機遇。但是,當代國際賈易創新為我國外賈發展和經濟振興所創造的機遇可能比一般的發展中國家要大得多。這主要是因為:(1)我國有了相時較長時期的時外開放的豐富經驗和深刻教訓,摸索出了一條中國式的對外開放的理論思路和
實踐模式,比許多剛開始實行時外開放的甚至目前仍然對外封閉的發展中國家更能夠適應當代國際貧易創新所造成的更為開放的國際貧易經濟環境。(2)我國對外貧易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墓本上符合了關貧總協定所要求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賈易體制,從能夠減輕外部體制的沖擊壓力。(3)我國企業十年余的直接參與國際市場竟爭中得到了磨煉,為更大程度地溶入國際經濟打下了一定的基礎。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時期正是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時期,也是我國外貧發展的繁榮時期。我國在事實上參與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范圍和程度比許多發展中國家都要大得多。這為我國更好地抓住和利用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給我國帶來的發展機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三、對外貿易創新是我國外貿發展的根本出路
為了抓住當代國際賈易創新給我國帶來的發展機遇,更充分地面時挑戰,我國應該實行對外貧易創新。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外貿易觀念創新
首先,應該從理論上、觀念上確認當代國際貧易創新的客觀性,正確認識和評價當代國際貧易創新對我國經濟貧易發展的’影響。同時,要以堅決的態度勇敢地參與正在進行中的當代國際貧易創新。只有勇敢地面對挑戰,才能抓住發展的機遇。其次,要檢討時外貧易討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作用,重新確立時外貧易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丟把時外貧易看成是國民經濟的一個有機的分子,而不是機械的組成部分,并據此理順時外貧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各種傳導機制和內在聯系,為充分發展對外貧易對國內經濟的促進發展創造起碼的條件。再次,要確立發展的觀念,反對單純的對外貧易增長,警惕我國襯外貿易貧困化增長現象的出現。要把對外貧易增長同國民經濟發展聯系起來,正確處理增長與發展之間的關系。
(二)對外貿易戰略創新
要放棄長期以來一直在反復進行的在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兩種戰略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的行為,確立平衡發展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新戰略。我國是一個內需型的發展中的大國,出口導向戰略不適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同時,我國長期以來一直實行著進口替代戰略,盡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畢竟也存在著許多難以自身克服的問題。而且,我國進口替代戰略已經進入了中間品和資本貨物的進口替代階段,接近于完成一個進口替代周期,因而在客觀上也面臨戰略轉向的問題。另一方面,從當代國際環境來看,面對當代國際貧易創新,任何單純的進口替代和出。導向戰略都難以付諸實施因此,從我國的國情和當代國際環境來看,應該把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有機地結合起來,實施平衡發展戰略。從目前看,我國應該抓住時機,盡快實現從進口替代向平衡發展的轉移,更好地適應當代國際賈易創新的新的國際環境。揮關稅的實際保護作用。(2)逐步放棄直接的非關稅措施,代之以間接的非關稅措施。直接的非關稅措施如進口配額、進口許可等在許多國家都開始遭到冷落。相反,各種新型的更靈活更有效的間接的非關稅措施又十分興旺。這是當代國際賈易政策發展的趨勢。和這種趨勢成鮮明襯照的是,我國目前仍以直接的非關枕措施作為主要的非關枕措施。因此,應盡量實現以直接非關稅措施為主向間接非關稅措施為主的轉換。這樣做,不僅實際的保護效果更好,而且使用起來更靈活,同時,國際典論壓力也小得多。(3)要借鑒各主要國家通行的新的非關稅措施,更新和增加我國付外賈易的政策手段。同時,也可以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一些適合我國國情的新的非關稅措施。這不僅符合我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國際貧易政策的基本潮流。
(三)對外貿易政策創新
要系統地檢討我國對外貧易政策的制仃和實施,實行對外貧易政策創新。主要應包括:
(l)大幅度降低關稅水平,同時優化關說結構。目前,世界各國都在逐步降低關稅政策在對外賈易政策中的含量,逐步放棄這種原始的和最鮮明、最簡單的貧易保護政策。許多國家開始實行有選擇的“零關稅”政策。相比之下,我國關稅水平明顯過高。而且,在關稅結構上也不盡合理。因此,應逐步降低關稅總水平,并根據通行的有效保護理論和政策,合理調整關稅結構和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材料的進口關稅,維持適度的中間產品進口關稅,以充分發
(四)對外貿易體制創新
這首先要清除一個一直困撓我國外貧體制改革的理論誤區,即體制改革二體制自由化。這實質上是一種自我約束。我國對外貿易體制與國際貧易體制接軌最本質的要求不是要擴大我國外貧體制的自由度,而是要求我國外貿體制規范化,即按照國際通行的原則和規范設定和理順外賈體制。因此,和國際接軌,不僅包含放棄一些不符合國際規范的保護的內容,也包括吸收一些符合國際規范的保護性的內容,充實或糾正本國討外貿易體制。當然,對于一個長期實行較高程度的保護主義的我國來說,外賈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降低保護程度。尤其是在進口體制上,盡管和關貿總協定的要求在總體上已經取得基本上的一致,但仍有不少方面還需妥完善和加強。這不僅是我國復關的需要,也是我國外賈自身發展的需要。其需要完善的兩個比較突出的方面是:一是外匯體要逐步降低外匯的實際管制程度,完善外匯市場機制,提高市場自身的作用程度,并創造使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的條件。二是企業外貧自主權。要逐步增加外貧企業的自營權的范圍和一37一程度,更應盡快實現不同規模、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外貧發展上的公平競爭。
(五)對外貿易立法創新
要改變目前外貧立法滿足于修修補補的現狀,要有一個外賈立法的宏觀安排和總體思路。要構建我國對外貧易法律的總體框架和體系。這是我國外貿立法的一個最突出的問題。要加強外貧立法的專門化建設,通過制仃和碩布一列專門化的外貧法律,推動我國外貧立法的系統化、立體化發展。例如,反傾悄法、反補貼法、反壟斷法等專門的法律門類。我國對外立法需要借鑒國外貧易立法方面的一系列成功的經驗,這也是促進我國外賈立法與國際貨易法律接軌的重要推動力量。次,并相應降低原材料出口比重,以改善對外貧易條件,擴大外貿利益。三是提高制成品的技術含量,通過不斷增加出口產品附加價值和內在質量,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力,適應國際競爭新形勢的要求。
(七)對外貿易工具創新漏”
要不斷更新和創造對外貧易工具,以推動我國時外貨易更快地發展。主要有:(1)加快代通訊工具和手段在對外貿易中的運用和普及,盡快推廣EDI;(2)建立和完善襯外貧易管理方面的法律、規章和制度;(3)建立和完善貧易擔保制度:(4)盡快實現從“港—港”運輸向“門—門”運輸的轉換;(5)逐漸普及國際貧易各個領域內國際通行的則、慣例,劉正貧易行為和作法。
(六)對外貿易對象的構成創新
我國對外貧易時象的構成是影響我國貧易利益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當代國際賈易創新要求,應注意下面幾個問題:一是提高服務貧易產品的比重,增加目前有一定竟爭力的服務產品的對外輸出,同時培植新的服務產業和部門,并通過外向化發展提高其對外競爭的適應性。二是提高制成品出口的比重,通過不斷增加襯出口甘象的加工程度,提高出口產品檔
關鍵詞:貿易戰略調整 服務貿易 競爭優勢
一、我國出口貿易面臨的瓶頸和貿易戰略調整
近年來,中國出口的產品競爭力不強、傾銷存在、知識產權侵權等問題使得出口貿易面臨嚴峻挑戰(顧衛平,鄧雅勤,2007)。中國通過出口初級產品和發展加工制造業獲得了貿易大國地位 ,但要從貿易大國發展為貿易強國,中國依然有很長的路需要走,而培育競爭優勢則是必由之路。
但是,國內學者多是從如何培育加工貿易競爭優勢的角度來研究培育貿易競爭優勢的,裴長洪和彭磊(2006)認為要充分利用加工貿易方式進一步縮短我國與發達國家產業結構上的差距,促進加工貿易的“落地生根”、推動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是當務之急。很少有學者從服務貿易的視角研究貿易戰略的調整。
二、發展服務貿易與貿易戰略調整的關系
發展國際服務貿易,對促進一國國內服務產業面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分工、國際交往和國際競爭有著重大作用(江小涓等,2001)。據世界銀行公布的統計材料顯示:1980年~1998年,全世界農業和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從7%和25%下降到5%和20%,而服務業卻從56%上升到61%。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升到70%左右,服務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大多在70%以上??梢?,越是發達的國家,它的服務貿易規模就越大,水平也越高,經濟的發展程度是與服務貿易的水平相聯系的(劉慶林,2004)。因此,發展服務貿易是中國轉變貿易結構不合理現狀的突破口。
除此以外,服務貿易還有以下的特點使它和貿易戰略調整息息相關:首先,服務貿易對貨物貿易具有替代性,不僅能減少全球資源和能源的消耗,有利于生態的良性、健康發展,而且對企業、對一國貿易增長方式也是有利的;其次,發展服務貿易,特別是進口服務貿易,能為經濟運行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服務供給和支持,促進經濟的高效發展,從而促進貨物貿易及整個對外貿易的高效發展。
三、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及面臨的問題
2004年,中國貿易進出口額均位居世界排名第三,中國躋身世界貿易大國之列;但與此同時,中國的服務貿易卻出現了近97億美元的逆差。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占貿易出口總額9%的現有水平,遠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
2006年我國貨物貿易總額超過1.7萬億美元,雖然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達1917.5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22.1%,但服務貿易額僅有1928.3億,只占貨物貿易總額約11%,這個比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由此可見,我國的貨物貿易發展迅速,但服務貿易發展緩慢,服務貿易所占的比重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時,我國服務貿易結構也并不合理,服務貿易優勢部門主要集中在海運、旅游等比較傳統的領域,旅游和運輸服務的出口占中國服務出口一半以上,而金融、保險、計算機信息服務、技術咨詢、專有權利和特許、廣告宣傳和電影音像等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務產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比重仍然很低。
最后,我國對外服務貿易管理方面仍有許多缺陷,如中央與地方在服務業國際貿易政策和規章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差別,缺乏統一的促進服務貿易發展的協調管理部門,服務業多頭管理、政出多門甚至相互掣肘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容易產生責任不明確、交叉和條塊分割、經營秩序混亂以及行業壟斷等問題。服務業的統計也不規范,在行業劃分標準、服務標準等方面有許多不符合國際慣例。
總之,中國服務貿易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和管理混亂的問題已經凸顯,如果不盡早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會使服務貿易止步不前,更會拖延貿易戰略結構調整的步伐。相反的,如果服務貿易能夠快速地發展起來,那么貿易戰略結構調整的步伐就能夠加快。
四、發展服務貿易加快轉變貿易結構的政策建議
首先,政府應高度重視發展服務貿易的必要性。雖然,至今為止,服務業還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但服務業的比重勢必逐步上升,并且將成為推動經濟進步的重要支柱,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因此,中國政府有必要加大對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的重視程度,在制定長期經濟發展計劃時,要考慮是否有利于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的發展。
其次,政府可以在兩個方面擴大服務貿易。一方面,政府要加強有關服務貿易的立法工作,以有效地規范外國服務提供者在中國的貿易活動。中國目前服務貿易的立法工作還很落后,服務業中許多部門都無專項法規。另一方面,政府對于暫時相對薄弱的服務行業在給予保護的同時,應對本國服務業提供一些政策和資金支持。
再次,加快國內服務業的發展,提高中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服務業是服務貿易發展的基礎,要想提高我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關鍵是要提高國內服務業的發展水平。要優先發展旅游服務、工程承包、勞務輸出等具有傳統比較優勢的行業。提高這些行業的知識含量和技術含量,增加貿易附加值。
最后,創新業績評價指標體系,加強企業戰略管理。在管理服務企業時,我們必須站在戰略的高度,綜合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和風險因素,盡量實現人力資本、生產價值和財務價值最大化。
參考文獻:
[1]裴長洪 彭 磊:對外貿易依存度與現階段我國貿易戰略調整[J].財貿經濟,2006(4)
[2]顧衛平 鄧雅勤:轉變貿易增長方式的理論反思[J].上海經濟研究,2007(4)
1.金融危機對我國國際貿易的影響
在國際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的陰霾下,國際市場需求大幅萎縮,國際生產網絡遭到沖擊,貿易融資形勢惡化,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加強,這一切都實質性地削弱了世界貿易的增長。
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世界各國經濟交往愈加頻繁貿易、投資和國際資本流動的加快,世界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趨勢日益顯著。我國的GDP增長是靠外貿出口帶動實現的
。中國對它國或地區震蕩的反應敏感,對外依賴程度的較高,目前的多邊貿易體制面臨新的挑戰,當前世界已進入貿易爭端的高發期,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國的地方貿易保護政策也愈演愈烈:今年1-4
月共有13個國家和地區針對中國發起"兩反兩保"調查(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38起,同比上升26.7%,中國成為國際貿易摩擦的主要對象。
2.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等高級化知識經濟貿易結構發展方興未艾
國際貿易結構的高級化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互為依托,其變化趨勢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一是伴隨著各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大力發展知識經濟貿易,全球知識服務型貿易發展迅猛。近20多年來,其規
模已經從1980年的3600億美元擴大到目前的2.1萬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的19%。在行業結構上,知識服務貿易日益向金融、保險、電信、信息、咨詢等新興服務業傾斜,傳統的運輸業、旅游業所占份額持
續下降;在地區分布上,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所占份額繼續擴大,東亞地區的增長尤其顯著。二是高技術產品在制成品貿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尤以信息通訊技術產品出口增長最快。近年來發展中國家
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快速上升。
深入分析和把握當前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勢和特點,對于我們科學決策,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把握好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機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知識經濟貿易必然對國際貿易有著巨大的影響
當前知識經濟迅猛發展和快速推進,全球將全面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國際貿易更具有時代的特征?!爸R經濟”是一種新型且極具活力的經濟形態不同于傳統的“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型經
濟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技術、專利、創意等軟件產品成為重要的產品形式,知識消費成為社會的主導消費;高科技產業將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支柱產業;創新是知識型經濟的靈魂。
對國際貿易的商品結構的影響。知識型經濟貿易中,無形貿易將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它包括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知識是當前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直接資源,金融危機下需要走出一種新型的貿易發
展路線來保增長因此,以知識產品為交易對象的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將不斷發展,日趨專業化、規?;M而跨越國界走向世界市場,最終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
知識型的經濟貿易時代,國際貿易方式將從傳統方式逐步向網絡貿易、電子商務等新興的貿易方式轉變,大大減少了一些溝通和交流的阻礙環節。網絡貿易是整個交易過程,包括交易磋商、簽約、貨物
交接,以及貨款交付等,大都通過全球電信網絡進行。其交易的產品主要是數字化產品,如金融服務、網上娛樂、售票服務、音像書刊、軟件設計、咨詢服務和信息傳遞等;也有實物產品交易,它的交易
磋商、簽約、貨款交付在網上進行,實物交付在具體地點進行。通過網絡進行的知識型經濟貿易迅速發展,給金融危機下的貿易帶來了新的機遇。
二、如何通過知識經濟型貿易來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
當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知識型經濟貿易將面臨巨大的挑戰。必須全面認識這種壓力,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充分發揮知識資本在外貿中的作用,爭取在未來的國際貿易格局中占據主動地位,促進國民
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
1.知識型經濟貿易是建立在我國工業經濟的基礎上,是工業經濟發展的必然,當前應該從實際出發,提高整體份工業水平和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水平,有步驟有站綠的發展知識型經濟貿易,為國
的外貿發展奠定基礎,走出當前經濟低迷的局勢。
2.通過大力發展信息產業和其他高新技術產業,并運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我國產品的知識含量與技術含量,才能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質量、檔次及其附加值,推進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的進一步
優化,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化,形成具有我國特色的技術產品,增強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提高外貿的經濟效益。
3.通過網絡貿易,開拓國際市場。在知識性經濟貿易時代,網絡貿易將日益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方式。通過一下途徑大力發展網絡貿易:
加強對電子商務及網絡貿易的宣傳,提高人們對網絡貿易重要性的認識,引導網絡貿易的發展。是加快中國國際電子商務網絡的建設步伐,使我國對外貿易的信息技術與國際間的企業貿易接軌。是政府
和相關企業加緊制定有關電子商務安全保障規范性法律條文,提高電子商務及網絡貿易的法律地位,規范并促進網絡貿易的發展。
一、2009年:全球貿易大幅萎縮已成定局
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貿易萎縮大局已定。世界貿易組織(WTO)在7月24日的《2009年世界貿易報告》中修正了關于2009年全球貿易形勢的預測,認為2009年全球貿易額將下降10%,降幅高于3月份預測的9%,是六十年來的最大降幅。也就是說,全球貿易萎縮程度已較亞洲金融危機和科技股網絡泡沫破滅時更為嚴峻。
美國需求疲弱是全球貿易萎縮的主導因素。根據美國商務部數據,5月出口環比增長1.6%,而4月為下降2.0%;進口環比下降0.6%,為2004年7月以來最低,4月為下降1.5%;5月貿易逆差為259.6億美元,較預測值的302億美元大幅縮窄,為1999年11月以來最低。由此可見,美國對進口需求的削減步伐,快于其他國家對美國需求的削減,使得美國貿易逆差縮窄的趨勢得以繼續,但同時也成為全球貿易萎縮的主導因素。
全球貿易鏈條的一頭,是貿易逆差國消費者的“去杠桿化”,鏈條的另一頭,是貿易順差國制造業的“去庫存化”。危機之前,美國進口需求是推動全球貿易不斷擴張的重要動力,2005-2007三年間,美國每年進口總額均值為14620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總額的比重平均為12.1%。美國一國進口的萎縮必將帶來若干國家出口的萎縮。
其他主要貿易國最新公布的數據印證了這一點:一是日本5月經常項目盈余較上年同期下降34.3%,繼續打壓依賴出口的日本經濟。二是英國5月貿易逆差創三年來新低,貿易收支的改善來自于進口減少(而不是因為出口增加),特別是從非歐盟國家的進口縮減。因此,數據并沒有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出口強勁增長的圖畫,而是表明消費者處境艱難。三是加拿大5月貿易逆差達到創紀錄高點14.2億加元,主要因為能源及汽車出口銳減,使出口降幅大于進口。由于加元匯率處于高位,出口量及出口價格雙雙下跌。四是德國5月經季節調整的貿易順差為103億歐
元,較4月的90億歐元略有增加,但出口幾無變動,主要受益于進口的下降,且較去年同期的151億歐元已大幅縮減。五是韓國國際貿易協會(Ⅺ-TA)7月預測,2009年全年,韓國出口可能下滑15.6%,進口減少24.9%。
二、企穩跡象顯現,但反彈動力不足
7月23日,研究機構DutchCPB表示,全球貿易額仍在急劇下滑,但企穩跡象正開始顯現。該機構在其最新的全球貿易報告中表示,截至5月的十二個月中,全球貿易額較上年同期減少了8.4%,相比之下,截至4月的十二個月中這一跌幅為6.4%。不過,在截至5月31日的三個月中,全球貿易額僅較此前的三個月下滑了3.6%,相比之下,截至4月的三個月中,這一跌幅為6%,而在截至2月的三個月中,這一跌幅甚至達到12.7%,可以看出,全球貿易正顯示出企穩跡象,特別是“亞洲地區已接近穩定”。
美國5月貿易數據也透露出部分企穩信號:美國進口連續第十個月下跌,但跌勢趨緩,顯示美國需求疲弱,但可能已接近底部;出口環比由跌轉升,也顯示出觸底跡象。
但是,目前看來,全球貿易出現明顯反彈的動力不足。
首先,美國的消費支出受制于失業率、儲蓄率高企而難以迅速恢復,美國總統奧巴馬也聲稱“美國消費者不堪重任”,全球貿易賴以高速運轉的最重要的引擎無力支撐。
其次,金融危機淘汰了落后產能,在總量變化的同時也在迫使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環保與綠色產業、新能
源產業、醫療產業等成為未來新的增長點,但這一結構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相應的需求與現實供給的不平衡、不匹配也會繼續制約全球貿易的反彈。
第三,新興市場轉成需求主導的經濟體仍需時日。即使是目前最被看好的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也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健全、習慣等難以改變的因素而擁有較高的儲蓄率和較低的消費率,因此難以擔當替代者角色。
近期的確有這樣一種趨勢――由于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希望轉向了“中國因素”。早在6月份,全球最大航運對沖基金Tufton Oceanic Ltd.表示,波羅的海干散貨運指數(BDI)今年來漲幅高達五倍,全靠中國鐵礦石需求這個題材。全球大約18%岬型貨輪都??吭诎臀?、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鐵礦石進出港口,集中的程度超過2008年航運業最巔峰時期的14%。一旦中國需求減弱,BDI指數就很可能轉趨下跌。另外,新加坡星展銀行7月23日在其報告中稱,中國正超越美國,2009年將成為新加坡最大的非石油出口市場。美國歷來是新加坡商品最大的買家,但新加坡2009年上半年對中國的非石油出口值較對美國出口值高出8億新加坡元(5.55億美元)。該報告強化了亞洲貿易國的一種看法,即認為中國將取代深陷衰退的美國,成為它們最大的出口市場。
但是,中國因素的上升更多地是由于美國的后退,所謂此消彼長,成為新的“引擎”尚需時日。具體體現在:第一,從中國最新公布的6月貿易數據看,出口和進口的環比雖然都出現回升,但同比仍分別下跌了21%和25%;第二,以2007年為例,中國進口總額為9559.5億美元,而美國約24000億美元,中國需求的替代作用將是地域性的,亞洲受惠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區;第三,與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相似,中國私人消費占GDP比重較低,2007
年約為35%,遠低于發達國家的60-70%,且持續下滑;第四,貿易保護主義已在全球抬頭,對中國的打擊尤其大。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多國政府已推出多項貿易保護措施,其中發展中國家的措施近半是提高關稅。然而,除中國外,其他新興經濟體目前的實際稅率仍大幅低于世貿組織的進口關稅上限,意味著它們有大幅上調的空間。一旦實施,將直接打擊中國未來的出口。
三、貿易重要性上升,增加未來經濟復蘇難度
伴隨著貿易的萎縮,貿易重要性卻在上升,世界跨國貿易產品所占比例已經大幅增加。1990年,貿易額占GDP的18%,而到了2006年,比例上升到30%,2007年基本持平。1998-2008的11年間,除2001年外,世界商品出口的增長率都明顯超過實際
GDP的增長率,前者的平均增長率約為6%,后者僅為約3%。
從一個更長的時間段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過去十年來,日本愈來愈依靠出口帶領經濟增長――日本制造業2008年的產品出口比率為21%。高于1998年的16%,同時出口占比由20世紀90年代的9%上升到2008年的15%;德國出口所占GDP比例2005年雖僅為41%,但仍遠高于1980年的20%;巴西、中國和印度出口占經濟比例雖然都不超過35%,但仍遠高于二十五年前的比例;美國是出口占比最小的國家之一,2005年出口僅占GDP的11%,1980年為10%。
隨著貿易重要性和各國貿易依存度的上升,一些主要經濟體的衰退會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同時也增加了未來經濟全面復蘇的難度。進出口同時萎縮情況下的貿易逆差縮窄可以形成對GDP的正向拉動作用,但容易推動“假復蘇”,而非實體經濟的真正復蘇。
四、貿易依賴性決定復蘇順序
美國貿易數據還進一步堅定了我們對歐美日(G3)本輪經濟復蘇前景的判斷。從5月貿易數據的地區分布看,美國從日本和歐盟進口的下降最為明顯,從中國和OPEC的進口小幅上升。
不僅是現在,本世紀以來,歐元區的出口增長都與美國消費增長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數據顯示,從1995-2007年,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占歐元區出口總額的60%以上,其中美國和英國合計占比高達33.8%。歐元區制造業出口以德國為核心,其最具競爭優勢的是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而這類產品的購買,更多要依靠融資來支撐。需求/價格彈性很高,在危機時最容易受到影響。因此,美國削減消費對歐元區的沖擊要遠遠大于新興市場地區。日本經濟對出口的依賴性和日本出口對美國的依賴性更甚于歐洲。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在歐美日三大經濟體中“先衰退,先復蘇”的跡象越來越明確。美國在2007年四季度陷入衰退,先于歐、日,預計美國的復蘇也將領先于歐洲和日本。
五、舊模式卷土重來?
危機之后,美國“借助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獲取廉價融資,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物美價廉的商品,同時擴大對外投資”的舊經濟模式廣受批評,但上述關于全球貿易“企穩”的論斷是否意味著這一舊模式又將卷土重來?
過去的增長模式的確有著強大的慣性,美國去杠桿化不是第一次,貿易逆差縮窄甚至出現順差也不是第一次。而每一次出現危機之后,美國人的儲蓄率都會出現急升,上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后就曾經猛增到10%,而2007年經濟繁榮的時候曾經出現負儲蓄率。同時,美國每一次經濟衰退都伴隨著貿易逆差縮小,甚至消失,而經濟擴張期則往往伴隨著逆差的擴大,比如美國逆差最高值出現在經濟過熱的2006年,上一次順差出現在經濟衰退的t991年。
但是,這次的調整比以往都來得猛烈:儲蓄率由-2.7%上升至6.9%,幅度遠超上世紀70年代的高位上升。經常項目逆差占比縮窄的幅度也前所未見。
可能有一個更好的論據支撐“卷土重來說”,那就是――過去的增長模式有著內在的原因。美元作為世界貨幣,與生俱來的“特里芬兩難”決定了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主要供應者,美國只能是一個長期的經常項目赤字國;如果不這樣,流動性的短缺就會令全球經濟陷入緊縮,國際貨幣體系也會因國際清償能力不足陷入危機。
特里芬提出這一理論時全球還保持著固定匯率制,但他的理論又被稱作“信心與清償力兩難”,即:世界貨幣必須維持幣值和購買力以鞏固信心;但同時要保證清償力,而且也有動力――世界貨幣國家獨有的低利率融資優勢使得借錢消費成為理智的必然,因此在必要性和主動性的推動下,經常項目逆差不可避免,但這又會損害世界貨幣的信心。可見“特里芬兩難”的實質不是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問題,而是世界貨幣的供需問題;美元目前仍是世界貨幣,不僅是主要的國際結算貨幣、交易貨幣,也是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因此該“兩難”仍然適用于現在。所不同的只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擔心是美元是否能夠兌換成黃金,現在的擔心是美元是否會貶值?美國公債是否會發生通脹性違約?特里芬理論意味著,美聯儲在上個世紀90年代及本世紀初本來是有選擇空間的,雖然非常艱難。當時美聯儲如果拒絕應對最初的流動性需求而實施高利率政策,就可以防止全球范圍的借貸浪潮,而最近幾年借貸的金融標準也就不會一再放低。但這么做,不僅貿易增長會放慢。美國及全球其他地區的增長速度也會因此放慢。
關于國際貨幣體系的爭論恐怕仍將繼續,但可以肯定的是,舊的世界經濟秩序已破碎不堪,而新的秩序建立起來尚需時日。鑒于此,我們可能將經歷一段漫長的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內,美國“廉價融資,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物美價廉的商品,同時擴大對外投資”的舊模式仍會存續,但將以一種弱化的形式表現出來,全球貿易將難以回復過去的頂點,而萎縮正是對過去模式的一種糾正。在國際貨幣體系最終出現根本性變革之前,貿易和資金流動模式都將不斷調整,以尋找新的平衡。
面對這樣的局面,對中國而言,現實的選擇是一方面為長遠打算,尋找并倡導新的、更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完善國內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體系;另一方面是立足現狀,通過政策導向,進行結構性調整。結構性調整并非指迅速承擔替代美國有效需求的角色,強求轉向消費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這在現階段是不現實的,而且從來沒有一個經濟理論證明,以消費為主的經濟比生產型的經濟效率更高,或增長更可持續。
關鍵詞:日本;產業內貿易;貿易結構優化;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1-06
作者簡介:丁一兵(1973-),男,武漢人,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經濟;劉璐(1987-), 女, 遼寧營口人,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經濟。 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地區從以往的由日本向其它東亞國家提供資金和資本品,其它國家生產最終產品并銷往美國等外部市場模式,逐漸轉為包括日本在內的其它東亞國家向中國提供資本品和零部件,在中國進行加工組裝,最終產品銷往美國等外部市場的新“三角貿易”模式①。生產過程的垂直專業化將中國逐步帶入到區域生產網絡之中,東亞內部國際生產分割程度不斷加深,使得成品與零部件之間的貿易迅速發展。
隨著東亞產業內貿易迅速發展,對中國和日本間產業內貿易的結構特征及其演變進行全面細致的考察顯得極為必要。中國與日本間的產業內貿易擴張是否推動了中國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是否意味著中國與日本間水平分工程度提高,是否反映了中國與日本間經濟結構不斷趨同,這需要人們在對上述產業內貿易進行更加細致的分類基礎上進行更加細致地考察。
首先,本文將中國與日本間的產業內貿易區分為中國“出口成品-進口成品”、“出口零部件-進口零部件”、“出口成品-進口零部件”及“出口零部件-進口成品”四類,并將制造業產品分為中低技術、中高技術、高技術三類,在此細分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中國與日本之間產業內貿易結構優化程度指數,以此確認中國與日本之間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及其結構特征的演變,以求考察中國與日本的產業內貿易是否存在結構性的優化升級,以及這種優化升級能否始終持續。
其次,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檢驗相關因素對中國與日本之間產業內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是否具有積極影響。這對于明確認識中國在中日兩國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了解當前東亞分工模式對中國經濟結構升級的意義,探討東亞經濟合作的條件,探索中國對外貿易與國內生產結構的進一步優化都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一、基于三種模型的產業內貿易指數測算
考察產業內貿易的結構特征,對產業內貿易進行細分具有重要意義。Athukorala和Yamashita(2006)重點考察了東亞國家國際生產分割情況,發現制造業零部件貿易的增長遠大于制造業總的貿易增長。張伯偉、胡學文(2011)認為東亞內部的零部件貿易是區域內產品出口的內在動力,東亞區域生產分工網絡不斷加深。張會清、唐海燕(2011)考察了中國制造業部門,認為零部件及中間產品的出口推動了技術的進步??傮w看來,現有文獻對于中國和日本之間產業內貿易、特別是零部件與中間產品貿易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專門針對產業內貿易結構特征及其變化的考察并不多。由于現有相關文獻在分類方法上相對比較粗略,在測算方法上主要仍運用傳統手段。如果要對中國與日本間產業內貿易的性質、結構特征的演變得到更加清晰地認識,需要在這兩方面進行更加深入地拓展。
丁一兵:中日產業內貿易結構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
2013/09本文統計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易統計數據庫,選取的是《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第三次修訂中的第7類產品②的四位數數據,對于產業內貿易的測算主要基于Gluble&Lloyd所提出的產業內貿易指數③。本文要考察的是日本和中國之間發生的產業內貿易的具體類型,也就是要考察成品和零部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具體來說包括四種類型:(1)日本向中國出口零部件進口成品的產業內貿易;(2)日本向中國出口成品、同時也進口成品的產業內貿易;(3)日本向中國出口成品、進口零部件的產業內貿易;(4)日本向中國出口零部件的同時進口零部件的產業內貿易。因此,需要將所得到的數據進行成品和零部件的劃分,劃分方法主要參考Athukorala(2003)④。
1. 一般加權模型。應用傳統的GL指數,計算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四種類型產業內貿易指數,計算公式為:Ximt=1-X-MimtX+Mi
(1)
其中m=1,2,3,4,分別代表上述四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這四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水平由低到高,代表產業內貿易的優化升級。i代表不同的三位數編碼,即不同的產品,i取值從1到41,代表共41種產品。經過以上計算后得出41種不同產品的四種類型產業內貿易指數。為了便于分析7類產品作為一個產業部門的總體情況,需要將這41類不同的產品產業內貿易指數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指標。因此,采用加權平均的方法,分別計算每類產品下的四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量,在每種類型總的產業內貿易量中所占比重作為權數,具體公式為:
本文在公式(3)計算結果的基礎上進行具體的分析和探討,分別比較日本與中國之間四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的變動情況。圖1用來反映日本和中國之間四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加權指數變動情況,其中S1t表示日本向中國“出口零部件-進口制成品”,也就是日本在中國進行加工裝配后將制成品再出口的過程。S2t表示日本向中國“出口制成品-進口制成品”,這代表了比較高級化的一種產業內貿易。S3t表示日本向中國“出口制成品-進口零部件”。S4t表示日本向中國“出口零部件-進口零部件”,用以衡量零部件貿易的發展水平。S1t類型的產業內貿易水平要明顯高于其它三種類型,這說明日本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模式仍然是加工貿易占主導,其次是S4t類型即零部件貿易,在2004年之前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提升,隨后出現明顯的下降。
圖1 日本和中國之間產業內貿易加權指數
資料來源:聯合國對外貿易統計數據庫(),經作者計算整理后得出。
2. 技術加權模型。為了進行更加深入細致地研究,探討日本和中國之間貿易結構的優化程度,需要在成品和零部件劃分的基礎上,對產品進行技術等級的劃分。因此,本文將三位數分類產品分為中低技術、中高技術、高技術三個層次⑤,在此劃分技術層次的基礎上分別給這三個層次的產品附以不同的取值(用Tk表示),以代表其因為技術等級不同而導致的差異。將Tk作為另一權數,對上文的產業內貿易指數進行技術含量加權,加權后的公式為:
s′imt=∑41i=1TkXimtwimt
(4)
其中Tk根據分類產品所屬技術等級賦值,即中低技術、中高技術、高技術分別賦值1,2,3。圖2由四個圖標組成,分別表示中低技術水平、中高技術水平、高技術水平以及技術加權后的產業內貿易指數變動情況。圖2(1)中日本和中國之間中低技術水平的成品產業內貿易水平很低,S’1t呈下降趨勢,零部件產業內貿易水平呈上升趨勢。圖2(2)中的中高技術水平的四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變化情況比較復雜,但總體上均呈現上升趨勢。圖2(3)中,S’1t和S41t整體上高于S’2t和S’3t。所以,日本與中國之間針對高技術產品的產業內貿易主要集中于在中國組裝后出口以及零部件貿易方面,這與前兩種技術條件下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高技術水平的零部件產業內貿易占據了主要地位,其發展程度遠遠高于成品產業內貿易水平,成品產業內貿易下降的幅度超過了零部件產業內貿易。S’imt表示將技術等級及各種類型的貿易占比作為權重進行加權后的產業內貿易指數,既體現了四種類型產業內貿易重要性的不同,也體現了中低技術、中高技術以及高技術這三種技術等級的差異。從圖2(4)可以看出技術加權后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形態,與高技術水平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形態非常相似。日本和中國之間的零部件產業內貿易及加工貿易發展程度較高,這更加印證了日本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模式更傾向于加工貿易,二者在東亞區域內部的分工地位還存在一定差距。
圖2 日本和中國之間四種技術水平的產業內貿易指數
資料來源:聯合國對外貿易統計數據庫(),經作者計算整理后得出。
總體看來,日本與中國在中低技術水平的零部件產業內貿易上總體水平較低。日本與中國的產業內貿易更多地表現為中高技術水平的成品產業內貿易。對于高技術水平產品的產業內貿易來說,日本和中國之間仍然以加工貿易為主,并且這種分工模式所導致的貿易模式開始出現改變。對于高級術水平上的成品產業內貿易,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發展程度比較低,說明中日之間生產技術差異比較明顯。
3. 范數模型。按照Athukorala的分類方法,7類產品共分成41類子產品,每類產品項下可計算得出四種產業內貿易的GL指數。為了便于觀察而將這41類子產品的產業內貿易指數進行整合,用一個綜合指數來代表這41類產品的成品和零部件的產業內貿易發展狀況,進而考察日本和中國之間貿易結構的優化程度。參考白雪梅、趙松山(1995)對地區間產業結構的研究方法,引入“范數”而修正后的范數既能反映地區間產業結構,又能夠測度不同空間產業結構的差異程度,修正后的范數為:
其中m為地區數,n為產業部門數,Xij為i地區j產業的產出占該地區總產出的比重,Wi為不同的產業所占的權重,該修正后的范數對于描述地區產業結構狀況具有很強的優越性;與此同時,它能夠準確反映地區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水平。因此,可以借鑒該范數對其進行進一步的修正,用以反映日本和中國之間產業內貿易貿易結構的優化程度。 權重有四個,即w′imt, Wimt,Qmt,Tk,分別表示每類產品四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量占該類產品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每類產品四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量占7類產品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每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量占7類產品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技術權重。此外,將產業內貿易指數Ximt的計算進行了修改,分母使用的是進出口的總量⑥,用X′imt來表示,計算公式為:
其中t表示年份,K表示7類產品的進出口總額。Tk代表三種不同的技術等級,分別為中低技術、中高技術和高技術,分別對應賦值1,2,3。m取值1,2,3,4,分別對應表示“出口零部件-進口成品”、“出口成品-進口成品”、“出口成品-進口零部件”以及“出口零部件-進口零部件”四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Rm表示對四種類型產業內貿易的水平程度的賦值,用以表明該四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優化程度由低到高。本文修正得出的能夠反映日本和中國之間產業內貿易結構優化程度的綜合指數為:
資料來源:聯合國對外貿易統計數據庫
(wwwcomtradeunorg),經作者計算整理后得出。
從圖3中可以看出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結構表現為不斷優化升級的趨勢,但自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開始出現停滯。中日之間的產業內貿易仍然表現為垂直分工模式下的垂直型產業內貿易,中國的加工貿易角色仍然主導總體貿易狀況。一方面表現為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將其生產過程中的組裝環節轉移到中國;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存在技術差異的中間產品即零部件的貿易。雖然中日之間加工貿易類型的產業內貿易占主導,但是早期零部件貿易規模的大幅提升還是促進了中日之間產業內貿易結構的優化。但是,近些年來中日零部件貿易的增長勢頭也已放緩。
20世紀90年代開始形成的東亞新“三角貿易”生產網絡推動了東亞國家產業結構升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生產結構與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本文研究發現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產業內分工有趨于固化的態勢,這種趨于固化的分工模式并不利于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另外,這種趨于固化的產業內分工模式說明中國仍然處在垂直分工的較低水平,這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收益會產生影響。東亞經濟體之間在生產、分工以及經濟結構上更趨于水平,會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包括貿易、貨幣等領域合作創造有利的條件,但這種趨于固化且仍然體現為垂直分工特征的產業內貿易模式,不利于東亞區域合作的開展和推進。
二、中日產業內貿易結構優化影響因素分析
1.理論回顧。在實證研究方面,很多學者已經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做了細致而大量的研究,但這些研究多以產業內貿易指數或總量貿易作為被解釋變量,考察產業內貿易結構變動的研究較為少見,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的選取大多集中在以下幾種指標。
第一,人均收入水平代表兩國居民對于差異化產品的需求程度(Linder,1961;張彬、孫孟,2009),貿易伙伴國居民的需求決定了本國的出口優勢。Helpman和Krugman(1985)認為人均GDP的差異反映了兩國之間要素稟賦的差異性,以及對差別化產品的需求程度,Balassa(1966b)指出FDI代表了差別化產品的出口量,Fukao(2003)認為FDI加速了東亞地區垂直產業內貿易的發展。William、Richard和Tochkov(2010) 以FDI凈流入占GDP的比重,反映亞洲出口導向的FDI和跨國公司的公司內貿易。其研究發現外國公司利用中國優勢進行生產,將產品出口回本國,其結論是FDI的凈流入能夠促進中國與貿易伙伴國之間的產業內貿易。
第二,Zhang和Zhou(2005) 將高技術品出口量占出口總量的比重及制造業產品出口量占出口總量的比重作為影響因素,認為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促進中國參與國際生產分工,對中國與貿易伙伴國之間的產業內貿易有著積極的正向效應。因為制造業產品更容易出現產品差異化,也更易于參與到國際生產分割中去,產業內貿易更易于發生在制造業部門。由于以往文獻對于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的探究已經較為充分,本文使用產業內貿易結構優化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而進行考察,其目的就是為了更加清晰地觀察相關因素,對于中國與日本之間產業內貿易結構特征演變的影響。
2.模型設定。根據以往文獻的研究,本文選取相關解釋變量,對中日之間產業內貿易結構優化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檢驗,模型的基本設定形式為:
注:表中所給為各檢驗統計量的P值。S表示原序列,DS表示一階差分后序列;A表示接受原假設,R表示拒絕原假設。***表示1%顯著性水平,*表示10%顯著性水平。
經過上述單位根的檢驗發現PP檢驗的結果表明變量之間均為一階單整過程,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協整檢驗是考察變量間長期均衡關系的方法,若通過了協整檢驗,則說明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其方程回歸殘差是平穩的。因此,可以在此基礎上直接對原方程進行回歸,此時的回歸結果是較精確的。
(2)協整分析。本文應用Johansen提出的一種以VAR模型為基礎的檢驗回歸系數的方法,進行多變量協整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包含兩種檢驗方法,一個是特征根跡檢驗,另一個是最大特征值檢驗。當統計值小于臨界值時接受原假設,相反則拒絕原假設。根據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得到相應的統計量值和p值,結果匯總于表3,根據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模型中存在四個協整關系。
(3)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為了進一步考察中日之間產業內貿易結構的升級與各解釋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及其對短期波動的影響,本文采用向量誤差修正(VEC)模型進行分析。由以上協整分析可得如下誤差修正關系,即反映變量間長期均衡關系的協整方程:
受樣本容量的約束,VEC模型無法估計出一階差分項滯后項的系數,也即無法分析各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模型僅估計出能夠反映長期均衡關系的一階滯后誤差修正項的系數。所以,在本文構建的VEC模型中,被解釋變量的短期波動僅受長期均衡關系的影響。
4.結論。從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人均GDP的差異對中日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結構優化指數有著正向的影響,但并不顯著。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國家其居民的消費偏好相似,更易于發生水平型產業內貿易。相反,人均收入水平差異越大,越有利于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因此,兩國人均GDP的差異對產業內貿易的實際影響取決于以上兩種情況的綜合效應。本文在構造用于反映中日之間產業內貿易結構優化程度指數時,將兩國間的水平型產業內貿易賦予較高等級的權重,用來反映中日間機械類產品產業內貿易的水平化發展趨勢。從本文的實證結果可以看出中日之間人均GDP的差異,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對兩國產業內貿易結構的優化和升級起到了拉動作用,隨著日本對中國FDI的不斷增加,中日兩國之間以零部件貿易為主的水平型產業內貿易發展迅猛,兩國人均GDP差異的擴大則不利于此種類型的產業內貿易發展,中日之間產業內貿易結構的優化與升級趨于停滯。
以往的研究表明FDI對零部件貿易的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本文的回歸結果再次證明了這樣的觀點。跨國公司在中國進行投資生產,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對中國的加工貿易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此外,在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綜合指數的設計中將零部件貿易作為最高級形式的一種產業內貿易,FDI對被解釋變量的顯著正向作用更加說明中國FDI的流入有利于中國參與東亞區域內生產分工,并促進了中國與東亞國家產業內貿易從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的不斷升級。
另外,解釋變量lnhex和lnrhex對St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中國以往參與國際生產分工的主要形式是加工貿易,處于生產分工環節的最底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自身技術的進步以及由加工裝配貿易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中國正在不斷地增加其生產環節的技術水平,逐漸從原來單純加工組裝發展為從事簡單的零部件生產活動,這說明中國出口品技術含量在不斷上升。因此,模型估計結果顯示中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份額對產業內貿易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增加能夠促進中國產業內貿易結構的升級。
四、結論及啟示
通過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結論:(1)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結構表現為不斷優化升級的趨勢,但自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開始出現停滯。(2)人均GDP的差異對中日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結構升級有著負向的影響,縮小兩國人均GDP的差異對于中國產業內貿易的優化升級具有重要的意義。(3)日本向中國FDI的輸入有利于中國參與東亞區域內生產分工,并促進中日之間產業內貿易結構從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不斷升級。(4)中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份額對產業內貿易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增加能夠促進中國產業內貿易結構的升級。
結合本文的研究結論,得出以下啟示:(1)中國應配合積極的政策措施繼續引導日本以及東亞其它國家對中國水平型FDI的不斷流入,充分利用FDI流入推動中國的貿易轉型與升級,同時控制FDI向垂直型發展。(2)中國應積極促進高技術產品產業的發展,同時注重本國高技術產業部門自主創新和自主研發能力的提升。(3)中國應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和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的基礎上,實現貿易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注釋:
① 同時中國也逐漸成為這種新“三角貿易”的樞紐。參見李曉,丁一兵,秦婷婷.中國在東亞經濟中地位的提升:基于貿易動向的考察[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5(9).
② SITC 7類產品為機械及運輸設備,本文用以代表制造業產業。
③ 傳統GL指數計算公式:GL=1-X-MX+M。
④ Athukorala,P.,“Product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Working Paper No. 2003/21. Athukorala是在SITC五位數的基礎上對成品和零部件進行區分,本文借鑒其劃分方法,以SITC四位數為研究對象進行成品和零部件的劃分。
⑤ Lall,S.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1985-1998”,QEH Working Paper Series-QEHWPS44,2000
⑥ 對傳統GL指數的計算方法進行修正,分母采用進出口總量貿易額,其目的是使得后文進行加權平均時度量統一。
參考文獻:
[1] 白雪梅,趙松山.淺議地區間產業結構差異的測度指標[J].江蘇統計,1995(12).
[2] 陳靜,Somnath Sen,胡昭玲,白雪飛.東亞零部件貿易的影響因素及特點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測算:1992-2000[J].世界經濟,2009(7).
[3] 高越,李榮林.分割生產與產業內貿易[J].世界經濟,2008(5).
[4] 李曉,丁一兵,秦婷婷.中國在東亞經濟中地位的提升:基于貿易動向的考察[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5(5).
[5] 張伯偉,胡學文.東亞區域生產網絡的動態演變[J].世界經濟研究,2011(3).
[6] 于津平,中國與東亞主要國家和地區間的比較優勢與貿易互補性[J].世界經濟,2003(5).
[7] Athukorala,P.,“Product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Working Paper No. 2003/21,2003.
[8] Athukorala,P. and Yamashita,N.,Product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tegration:East Asia in a Global Context.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6.
[9] Balassa,B.,Tariff Reductions and Trade in Manufactures among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6.
[10] Grubel,H. and Lloyd,P.,Intra-Industry trade: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75.
[11] Hummels,D.,Ishii,J. and Yi,K.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1):75-96.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中國對外開放度的增加,中國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經濟沖擊的影響。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作用越來越大已經成為一種共識,美國財長保爾森甚至將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歸咎于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而中國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又成了危機中“新的牽引”。2011年3月14日總理也指出在國際金融危機當中,中國受到巨大的沖擊,最低的GDP跌幅達到3.8%。雖然各國的經濟波動有內生的周期,并不是由外部沖擊直接帶來的,但世界經濟波動會改變周期內上升與下降各階段持續時間的配比[1-2]。在全球經濟調整和中國工業結構升級的背景下,思考中國與世界經濟波動的協動性具有更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經濟波動協動性(BusinessCycleCo-move-ments)指多國工業生產指數的變動在一定的周期頻帶上存在高度的相關性,通常是以兩國或各國之間實際經濟活動的相關性來表示,相關系數越大,兩國經濟周期協動或同步(Synchronization)程度越高。隨著貿易和經濟總量的增長,中國經濟周期與世界經濟波動的同步性將日益顯現。國際貿易占中國GDP的1/3,2008年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國際貿易下降26%,但經濟總量最終保持了8%的增幅,貿易對經濟危機的傳導作用并沒有預想的大。那么中國與世界經濟波動協同性的其他決定因素是什么?各種因素相互關聯,需要在聯立方程的框架下分析。因此,本文在該框架下,考慮中國與39個主要貿易國經濟波動協動性的關系并找出決定因素,得到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利率、產業結構相似度對經濟協動性有正的作用,但是否是亞洲國家有負的作用。且在現有研究中,貿易密度的作用可能被高估,而產業結構相似度的直接和間接作用可能被低估。
2經濟協動性機理分析
世界經濟協動性產生來源有:(1)牽引力效應(LocomotiveEffect),在全球具有經濟“牽引”能力的經濟規模比較大的國家發生的技術或生產率沖擊,通過貿易或國際資本流動向其他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傳遞。(2)共同沖擊(Commonshocks),共同的世界經濟沖擊,如油價、技術進步等引起世界異質經濟體周期的協動性。(3)“鎖?!奔僬f(Model-LockingHy-pothesis),每一個國家都是獨立的振蕩子,具有大致相同的波動頻率,一國經濟波動可以通過比較微弱的非線性耦合與他國經濟鎖定到一個固定的(或零)相位差的頻率,從而創造一個共同的世界經濟周期。貿易組成、進口收入彈性、出口乘數、匯率、政策等的變化都能創造世界經濟波動。不同經濟波動來源也不盡相同,例如2008年以來金融主要是牽引力效應,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通過國際資本流動迅速傳遞給世界其他國家。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則是來源于共同沖擊,危機首先在泰國爆發,迅速蔓延到經濟結構類似奉行出口導向的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而鎖模效應的存在加快了牽引力和共同沖擊效應的傳遞,放大了世界經濟對一國的沖擊。經濟波動傳播的主要渠道是國際貨物市場(貿易)和國際資本市場(投資)[3]。貿易一體化增強,特定國家的生產率沖擊(正)—本國消費/投資繁榮—進口需求增加—貿易國經濟提高,但貿易會導致專業化,當沖擊為特定產業沖擊時,外國不存在該產業,特定沖擊不會傳導到國外。當存在中間品部門、產業內貿易,特定產業沖擊(正)會帶來中間品和產業內產品進口需求增加,貿易國經濟提高,實證顯示中間品和產業內貿易占主導地位,貿易一體化帶來國際經濟協動性增加。另外,當兩國貿易增加時,需要兩國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同步,政策的同步也會帶來經濟關聯度增加。金融一體化增強,生產率負的沖擊—資本貶值—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資本邊際生產率上升—國際資本邊際回報率改變—資本重新配置。但是資本的調整成本(投資摩擦)、本國偏好、金融產品的多樣化(分散投資)緩沖了國際資本的流入,減少了經濟周期的協動性[4],生產率差異阻礙了不同國家不同部門投資的負面的協動性,金融一體化一國經濟波動對其他國家經濟波動的作用不確定。經濟周期的演變特征由主導產業的發展變化決定[5],經濟體不斷演進過程中,結構類似的國家往往面臨著潛在的共同沖擊。Kose和Yi(2006)認為在控制TFP(全要素生產力)協動性、與第三國貿易密度的條件下,貿易是兩國經濟同步的主要渠道。只考慮貿易渠道,能解釋大國波動對小國在投資、產出、工作時間上的短期影響,但不能解釋兩國貿易條件的波動及長期趨勢;只考慮國際金融市場渠道,大國波動對小國在產出、就業影響會被低估,只有同時考慮國際貨物、資本市場及產業結構特征才能解釋經濟體之間的協動性。在“鎖?!奔僬f下,世界經濟的協動性可能起源于某國單方面經濟因素的變動,不同經濟因素相互關聯,各種因素影響大小更像一個實證問題而非理論問題。目前研究大多是針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只有程惠芳、岑麗君(2010)等少數文獻[6]?,F有文獻中主要影響因素有:一是雙邊貿易。國家間經濟周期相關性取決于貿易一體化程度[7]。貿易尤其是產業內貿易增加對經濟同步性作用為正且穩?。?-9]。二是產業結構的相似性。分工模式對經濟周期相關性有相當大的直接影響,尤其是有相似的經濟結構的經濟體之間相關關系更顯著[10]。工業化國家的產出和貿易結構有較低的分散性,而發展中國家具有很高的分散性,產業結構相似性的作用并不穩?。?,11]。三是金融一體化。金融一體化有促進作用,但不顯著,金融一體化對經濟周期協動性的作用較模糊[8]。四是貨幣聯盟。貨幣聯盟國家比自有貨幣國家更一體化,貨幣聯盟成員國經濟周期同步程度更高[12]。五是其他因素,要素稟賦、邊界、引力變量(距離、共同語言、是否接壤)等影響貨物和資本國際流動的因素。因此,世界經濟協動性由大國牽引力效應、共同沖擊、鎖模效應單獨或共同作用產生,通過國際貿易和投資傳遞,由產業結構變動表現。受雙邊貿易、產業結構相似性、金融一體化程度、貨幣聯盟、要素稟賦等其他因素的共同影響。
3相關指標的選取與符號預測
與世界經濟波動協動性分析一般是考察某國GDP與世界GDP增長率的相關關系,可用經濟周期相關系數來衡量,通常用濾波法、差分法和同步化指數法計算。濾波法是分離時間序列組成成分中長期趨勢的方法,離差法是GDP增長剔除價格影響得到實際增長的一階差分,這兩種方法主要分析一國長期經濟波動趨勢,所得結果與樣本時間長期有關,且受個別極值影響較大。因此本文采用Cerqueira和Martins(2009)的同步化指數,該方法能避免各階段的交叉相關[13],計算整個期間的相關關系,能區分由于某年單一事件的負影響所帶來的非協動關系。2010年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同時也是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貿易占中國GDP總量1/3,對中國經濟波動起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雙邊貿易密度計算通常采用雙邊貿易量與兩國貿易總量或經濟總量的比值表示,兩種計算方法相關度較高,對結果影響不大。因此,本文采用雙邊貿易總量占兩國貿易總額之和的比例表示,Tit=Xit+MitTrait+Trat×100,Xit,Mit分別表示i國t年與中國雙邊出口、進口總額,Trait,Trat分別表示i國和中國在t年的貿易總額。指數值越大,與中國貿易密度越大,貿易密度受產業結構、GDP、貿易成本等的影響。2000年以來加工貿易總量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量均在50%以上,且多為紡織品服裝等日用消費品,受需求沖擊影響較大,因此貿易密度對中國與世界經濟協動影響預期為正。隨著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深化,相似經濟體往往面臨著共同的沖擊。產業結構相似度用i國與中國各產業增加值占比離差和來度量,Sit=∑nk=1skit-skt,skit,skt分別為i國和中國t年在k產業增加值的占比。Sit值越大,產業結構差異越大,相似程度越小。產業結構差異受貿易、投資、人均GDP和GDP差距的影響。貿易和金融一體化會使各國按比較優勢更專業化的分工,專業化程度的深入(產業相似度的降低)會使一國只專注于某些部門,而發生在這些部門之外的沖擊則不會直接影響到國內經濟體,減弱經濟周期的同步性。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不及發達國家類似,且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的階段,產業結構變化快于經濟波動,因此產業結構對經濟協動性的影響可能并不顯著。但產業結構會有間接影響,與貨幣政策、投資等有交互作用,產業結構越相似,兩國投資重點和投資熱度越相近,資本回報率越接近,進而貸款利率相關度越高。投資密度指標的構建與貿易密度類似,是表示金融一體化的長期指標。但與吸收外商直接投資(FDI)相比,中國對外投資量較小且缺乏統計數據,因此本文采用中國吸收i國FDI金額占中國和i國吸收FDI總量的比例,Fit=FDIitFDIIit+FDIIt×100,FDIit為i國對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Iit,FDIIt分別為i國和中國t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量,指數越高,雙邊投資強度越大。指出有較強金融聯系的經濟體之間經濟更同步,但在不完全信息、流動性約束的條件下,金融一體化也會導致專業化從而減少經濟周期的同步性[10]。有限的借貸能力使得金融資產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增加了GDP的聯系,資本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的短期流動(商業票據、短期國庫券、期貨、期權等),經由利率或匯率的波動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跨國公司投資帶來的長期流動,通過FDI流量和流向變化,影響各國經濟的協動性。我國實際利用外資1985年為19.56億美元,1992年后快速上漲,2009年達900.33億美元,是1985年的46倍,1979—2009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9426.46億美元,2009年是全球第二大外資吸收國。外資的大量流入加強了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預期符號為正。
4模型與數據
4.1模型構建
本文在上述相關研究基礎上考慮貿易密度、產業結構相似性、金融一體化中貨幣政策(利率)和FDI投資密度、是否同為亞洲國家對經濟協同性的影響。但貿易密度又受經濟規模、距離、產業結構和匯率變動的影響,產業結構受人均GDP、GDP差距、貿易密度、投資密度的影響。因此,本文基本模型構建如下。
4.2數據來源及樣本選取
Corit的計算數據來自于世界銀行的WDI數據庫。Tit數據來自OECD雙邊貿易數據庫。Sit數據來源聯合國共同數據庫NationalAccountsofMainAggregatesDatabase。Fit,FDIit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FDIIit,FDIIt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Rit數據來自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與中國的距離(以i國首都到北京的距離)、i國貨幣兌人民幣匯率數據分別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Indo地理測量工具和IMF數據庫。本文選取1992—2008年17個年度與中國雙邊貿易額占比較大,數據相對完整的39個國家或者地區,分別為: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香港。其余30個國家為: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巴西、加拿大、捷克、丹麥、埃及、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冰島、匈牙利、愛爾蘭、意大利、盧森堡、墨西哥、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俄羅斯、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美國;其中亞洲國家和地區有9個。
5回歸結果及分析
應用Eviews6.0軟件,本文在不考慮數據之間的內生關系的OLS模型和考慮內生關系的聯立方程中,分別對中國與世界經濟波動協動性的決定因素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見表3。在簡單的OLS模型中,貿易密度對協動性影響為正且顯著;而產業結構的相似性影響為負即產業越相似經濟波動協動性程度越大,但不顯著;金融一體化中對中國直接投資強度影響為正不顯著,貸款利率相關度影響為正且顯著;是否亞洲國家影響為負,不顯著。而貿易密度受內生變量的影響,產業結構相似度影響為正,且顯著,即產業結構差距越大,貿易密度越高。產業結構相似度也受貿易密度等內生變量的影響,貿易密度和對中國直接投資強度影響為負,且顯著,即貿易密度和投資強度增加,產業結構相似度越高。貿易密度、產業結構相似度、直接投資強度之間有很強的相關關系,采用簡單的OLS回歸得到的結果可能得不到一致性結果,會高估或低估某種因素的影響。在考慮到貿易密度、產業結構相似度的內生關系的情況下,將所有的外生變量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廣義矩估計(GMM)。發現貿易密度、產業結構相似度、直接投資強度變量符號均為正,但都不顯著;貸款利率相關度影響為正、是否亞洲國家影響為負,均顯著。與簡單OLS相比,GMM的擬合優度更高,能更好地解釋中國與世界經濟波動協動性的變化。貿易密度增加對協動性變化的影響程度降低;產業結構相似度影響出現符號逆轉,說明產業結構相似度變量并不穩健,可能需要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產生較穩定的影響;其余變量符號與簡單OLS估計一致。在聯立方程(1)中,回歸結果與普通OLS回歸符號都一致,但貿易密度不顯著,金融一體化中的貸款利率相關度的顯著水平提高,是否亞洲國家變得顯著。結合GMM模型分析發現,在不考慮內生性的普通OLS估計中,貿易密度的作用被高估,與Inklaar等(2008)對1970—2003年21個OECD國家回歸結果類似,貿易密度對經濟波動協動性有影響,但影響低于之前的研究。貿易密度受產業結構、投資流向的影響,如果不考慮這種影響,貿易密度的影響會被高估。貿易密度的波動還受到雙邊經濟總量、運輸成本(距離)、匯率波動的影響,當一國經濟波動(尤其是大國,牽引力假說),首先通過貿易渠道進行傳遞。產業結構除了受貿易、直接投資影響外還與兩國富裕程度(人均GDP)、發展差距等變量相關,因此變動相對較慢,對經濟協動性的影響(主要是共同沖擊)短期中通過其他因素來表現。中國產業結構處于調整階段,投資在產業結構變化中起著較為重要的作用,產業結構相似,兩國投資重點和投資熱度越相近,資本回報率越接近,進而貸款利率相關度越高。一國經濟波動對另一國相同產業有信號作用,兩國經濟協動性程度更大。在聯立方程(2)中,增加產業結構與貸款利率相關性的交互項后擬合優度提高,交互項為負且顯著;產業結構相似度、利率相關度對經濟波動協動性顯著為正;說明貸款利率相關度越高,兩國經濟波動越同步,產業結構差距越大,兩國經濟波動的協動性越強。而在貸款利率較高相關度的條件下,產業結構越相似,兩國經濟協動性越強。因此,在簡單OLS中產業結構對中國與世界經濟波動協動性的作用被低估。貿易是經濟波動短期影響的主要渠道,而產業結構相似性影響相對滯后,長期中國際資本流動性較強,產業結構越相似,受到共同沖擊的可能性越大。是否為亞洲國家的符號均為負,且顯著,說明亞洲國家經濟波動對中國經濟波動的沖擊作用相反,除了受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數據波動大的影響外,可能是因為樣本中亞洲國家與中國經濟產業結構類似,均為工業制成品出口導向國家,與中國產品類似并且相互替代性強,在國際市場上存在競爭。在四個回歸方程中,貿易密度、對中國投資強度、貸款利率相關度符號均一致為正,說明貿易密度增加,經濟波動的協動程度越高,在普通OLS估計中,貿易密度的作用可能被高估;對中國投資強度增加,經濟協動性增加;貸款利率波動一致,與中國經濟波動協動程度趨于一致;中國經濟與亞洲其他國家經濟波動負相關。不考慮內生性的條件下,產業結構相似度對經濟波動協動性的作用不穩健且可能被低估,考慮內生關系及與利率的交互作用下,產業結構對經濟波動協動性影響顯著,產業結構越相似,兩國經濟波動協動性越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