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的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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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保險，碳交易，資源，罰款超額累進制，技術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數

一、引言

本文的目的是通過提出新險種，即碳排放保險，來促進我們低碳經濟的發展。并且進一步完善我國環境責任保險制度，激勵企業改良生產條件不斷向集約型經濟發展，以及加強碳排放量超標的風險管理，提升該風險的管理水平，同時也能提高企業追求低碳經濟發展的意識。

二、碳排放保險的理論基礎以及參數設置

在以下模型中，將涉及到收益最大化情況下最佳碳排放量假設條件和碳排放量保險系數假設。

（一）收益最大化情況下最佳碳排放量假設條件如下：

⒈CDM合理定價且價格恒定

⒉CDM在國內以及國際上能夠無摩擦地自由交易

⒊企業不存在偷、逃稅現象

⒋在保險期間內，企業的規模和產量不變

（二）碳排放量保險系數假設：

⒈國家標準碳排放函數

我們規定，國家在未來的時間里，會逐漸限制企業的碳排放量。因此，我們設定了一個“國家標準碳排放函數”，企業每年的國家規定碳排放量逐年遞減。對于不同的產品生產企業，國家對其產品的允許碳排放量每年按照一定的減排量k進行減少（一定年限內），以促進企業改良生產技術，減少碳排放。假設：

At：企業在t年國家規定的排放量

A0：企業投保時，國家規定的碳排放量

AT：企業的國家目標排放量，即國家所規定的，在第T年必須達到的準許排放標準量

k：企業每年的平均標準減排量k=

因此，國家標準排放量遞減-時間函數表示為：At=A0-kt，k=

⒉罰款額實現超額累積制

對于超過國家年排放標準的企業，國家統一進行懲罰性罰款，罰款額（P）由基礎罰款（P）和超額排放累進罰款組成，對于超過國家標準的企業進行罰款額為（P），此后按照p=aX2+P進行累進的罰款，X=A-At為企業的超額排放量。即超排越多，每一單位罰款額增加越多。國家對于企業罰款收入，部分可以收歸國庫，部分可以對未超排企業進行鼓勵性轉移支付和對于購買碳保險企業進行適當補償。

⒊碳排放保險保費

碳排放保險保費額應根據國家標準規定的排放量，繳納一定量的費用。I=f1At，f1是單位保費， At為國家標準排放量。保費也可以按照企業自身預估碳排放額，隨企業自行購置投保額，此時單位保費為f2，其中f2＞f1，I=f2（At+X）=f2A，X為企業預估碳排放超排額。

⒋企業實際碳排放量： A

⒌免賠率：α

⒍單位保險金： θ

θ值由國家、地方政府以及保險公司根據地區差異共同設定，可以適當調整 θ值大小，促進落后地區的工業發展。

⒎保險金賠付額：

當A＞At，保險金賠付額B=（A-At）*（1-α）*θ=X*（1-α）*θ；當A≤At，保險金賠付額B=0

⒏企業投保激勵制度：

P1=d*p=d*（aX2+p），參數d即因為購置保險，國家進行的罰款減免系數，此系數0＜d＜1。此項制度是為了讓企業積極投保，基本上應保障投保企業的減免額大于基礎保費。

⒐若企業發生超額排放行為，即保險事故發生，則國家的實際罰款P2：

對于超過國家年排放標準的企業，國家統一進行懲罰性罰款，同時，對于已購置保險的企業，按照每單位超額排放量按照賠付率θ進行賠付。即企業實際罰款額為P2=P1-B=d*P-B=d*（aX2+p）-X*（1-α）*θ

⒑CDMs機制R1：

國家對于CMD的定價合理，在短期內，我們設定其價格不變，即單位CMD價格C元。當A≤At時，即企業未發生超額排行行為，企業能通過談交易市場獲利R1。R1=（At-A）*C

⒒保費返還額：R2

若企業未發生超額排放行為，即保險事故未發生，則對企業的部分保險費進行返還，返還額為R2。 碳保險年返還額應根據碳保險類型進行賠付，按國家標準規定的排放量，繳納一定量的費用的保險，按照R2=β1At返還，β1＜f1，β為返還比例。保費按照企業自身預估碳排放量和小于國家標準的排放額，即按返還率為 β2計算，其中β2＜f2，R2=β2At。最大保費返還額不得超過保險金額。

（三）技術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數：

運用EVIEWS軟件對中國各省1994年-2007年的工業廢氣排放量進行擬合，大中型工業企業產值以及大中型工業企業科技活動經費內部支出等三項數據（見附錄），得出技術革新成本-碳排放量函數。

由于大中型工業企業產值缺少1995、1996、1998年的數據，所以這里采用線性插值的方法進行彌補，將數據導入MATLAB，運用命令interp1（x，y，xi，‘linear’）進行插值，得出1995年、1996年、1998年工業數據是1108、1200.8、1373.5，單位億元。

下面是數據建模的過程：

從以上的散點圖可以看出，在經費較低的時候，廢氣排放量較高，而隨著經費的提高，廢棄排放量有了顯著的降低，尤其在經費為0～80這一段中，廢棄排放量下降了55%左右；而隨著經費的進一步增加，其邊際效應開始逐步體現，當經費從80增加到160時，廢棄排放量只有約25%的下降。根據經驗推測，應該使用logistic、指數、或者雙對數進行擬合，經過比較檢驗，可知采用雙對數函數進行擬合時的效果比較理想。以下對其主要過程進行詳述。

雙對數函數的形式如下：

lny=a+blnx

經過回歸處理可得到如下結果：

從以上結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方程和系數都是顯著的，但是從DW=0.745758可以看出此結果可能存在自相關，所以檢驗是否存在自相關，這里對殘差使用拉格朗日乘數檢驗，滯后階數從1到10進行循環，可發現該方程存在二階自相關，如下圖：

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0.02

εt=ρ1εt-1+ρ2εt-2+ν

使用EVIEWS進行估計，可得到如下結果：

以看出，在5%的置信概率下方程和系數都是顯著的，擬合度也很高。下面再對殘差進行自相關檢驗，結果如下：

以看出，已經明顯消除了自相關性。所以最終模型如下：

lny=2.185147-0.3590611lnx

得出該函數的經濟含義：經費每增加1%，廢氣就會減少0.36%。所以有必要讓企業進行技術革新，減少碳排放量，碳排放保險才有可行空間。

三、碳排放保險的模擬操作

由于現在大多企業采用粗放型生產方式，而未來發展趨于集約型，國家積極倡導企業產業優化，因此碳排放保險定義如下：積極促使企業改善技術和設施，減少碳排放。國家財政部應聯合保監會和銀監會設立碳排放基金，并通過財政支出對碳排放基金的成立進行注資，資金除了要保證補償賠付外，還要保證基金能在合理運營中抵御風險。

（一）未購買保險的企業可以分為兩類：

⒈CDM>國家標準：

對于未購買保險的企業，保險公司不承擔承保責任，不用進行賠付。但與此同時，國家對投保公司超過國家標準的碳排放量需要對罰款征收，按每單位碳排放量計算價格，對罰款額實現超額累積制度，即P=aX2+p。總收益為E1=-d*P=-d*（aX2+p）

⒉CDM 國家標準：

此情況即未引入碳排放保險的情況，企業只能對因為技術、機械設施革新原因使公司碳排放量少于國家標準的CDMs進行銷售，無其他收入。總收益為 E2=R1=（At-A）*C

（二）購買保險的企業可以分為兩類：

⒈CDM>國家標準：

由于公司在超排前已經購置了碳排放保險，保險公司基于投保公司的保額進行賠付，將賠付款納入碳保險基金。同時，國家對投保公司超過國家標準的碳排放量進行罰款，按每單位碳排放量計算價格，對罰款額實現超額累積制度，即P1=d*p=d*（aX2+p），參數d即因為購置保險，國家進行的罰款減免系數，此系數0＜d＜1。此項制度是為了讓企業積極投保，基本上應保障投保企業的減免額大于基礎保費。總收益為E3=B-d*p=X*（1-α）*θ-[d（aX2+p）+f1At]

⒉CDM>國家標準：

保險公司不用對投保公司的進行賠付，實現盈利。投保公司不僅可以對因為技術、機械設施革新原因使公司碳排放量少于國家標準的CDMs進行銷售。同時，國家對投保公司低于國家標準的碳排放量進行補償，按每單位碳排放量計算補償額，此項支出來自于碳保險基金。總收益為E4=R=R2+R1=R2=β1At+（At-A）*C或者E′4=R=R2+R1=R2=β2At+（At-A）*C

由上述情況的分析可知，購買碳排放保險對企業在企業的排放超過國家標準的情況下有利，因此碳排放保險可行。

四、關于我國碳排放管理方面的建議

（一）改善各省區能源消費結構，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

針對各省區能源消費結構調整速度過慢，應當大力調整和優化各地區的能源消費結構，尤其是要大力開發和利用綠色能源與清潔能源，提高其在整個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具體而言，對湖北、重慶等省可以大力開發水電;西北地區則可以大力發展風電、太陽能光熱利用等項目;農村地區則注重生物質能的開發和高效利用。對于某些省區特有的能源資源稟賦，決定了其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因此應當促進煤炭消費相關的技術創新，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二）合理控制煤炭產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由于煤炭生產加工業對地區CO2 排放狀況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應該針對煤炭行業采用相應的減排措施。首先，應當合理控制煤炭產量，從源頭上減少CO2 的排放。例如，限制生產企業的規模、關閉生產效率低的小煤窯、淘汰高耗能的落后工藝、技術和設備等。第二，重視技術創新的作用，依托于技術創新來實現CO2 減排和經濟效益的雙贏。例如，對于煤炭生產中所產生的“廢棄物”進行加工和利用，從而減少廢物的排放，并通過重復利用為企業產生經濟利益。第三，對傳統的煤炭生產企業，可以通過政策鼓勵的方式引導其逐步加大對其他可再生能源或綠色能源的開發，一方面實現控制煤炭產量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夠為企業的長遠發展做好準備。

（三）加快各省區的產業結構調整。

我國不同省份經濟發展的異步性非常突出，因此需要針對各省的實際情況制定不同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具體而言，對處在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進程中的省份，應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以技術進步為目標，以提高技術水平和利用清潔能源為主; 對一些較發達的省區，應注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新能源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對以傳統的煤炭生產或高耗能的重工業為主要經濟命脈的省區，不僅要積極提高現有工藝的技術效率，而且要積極尋求其他清潔產業的發展途徑。

（四）制定并完善各省區CO2 減排工作的分析制度。

在制定各省區CO2 減排政策時，不能單從全國排放總量排名的分布來決定重視與否，而應當針對各省區特定的歷史狀況和發展趨勢決定政策的實施力度。具體而言，對于那些CO2 排放總量很低，但是惡化程度較快的省份，政府應該高度重視其CO2 減排工作。當然，前提條件是該政府必須要對本省區在全國的CO2 減排工作所處的位置和本省區的CO2 排放狀況有真實和及時的認識，而這就需要建立各個省區的CO2 排放核算和比較制度，同時需要一定的相關專業人才進行分析和指導。

（五）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碳交易機制。

中國碳強度目標是一種自愿性目標，和國際承諾沒有相關關系，不需要國際的MRV(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證)。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考慮未來國內碳市場與國際碳市場的關系，以及不同機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需要通過試點來解決。在歐洲，碳交易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其經驗對中國節能減排有著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別濤，王彬．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的中國構想[J]．環境經濟雜志，2006，(11)：52．

[2]施天濤．商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97．

第2篇：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平等效率不平等指數平等效率關系曲線

已有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的討論都隱含了這樣一個假設，即平等程度的提高一定會導致效率受損，或通過降低平等程度來提高效率總是有效的。本文對這一假設提出質疑，并試圖使用一個簡單的模型將其證偽。

1平等的含義

有人將阿瑟·奧肯的著作《EqualityandEfficiency：TheBigTradeoff》中"equality"一詞譯為"公平"，這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誤會。因為漢語中"公平"一詞意為"公正，不偏不倚"，這正是實現效率的必要條件之一，它與效率并無重大兩難沖突(TheBigTradeoff)。國內有學者因此誤譯而將"公平與效率"問題斥為偽問題，不但連累奧肯在中國聲名受損，而且造成研究和爭論的混亂，降低了學術研究的效率。根據《美國傳統詞典》，"equality"的解釋是"Thestateorqualityofbeingequal"，指"相等、相同的狀態或特性"，這與漢語中"平等"一詞更為契合。因此我同意王奔洲先生的譯法：《平等與效率--重大的抉擇》。

"平等"是較為合適的譯法，但對其含義仍必要做進一步廓清。奧肯所言的"equality"，指的當然不是機會的平等，那屬于公平的范疇；但也并不就指結果的平等，因為真正意義上的結果平等，迄今為止尚未在任何社會中實現過。一種從未出現的現象，當然不能對效率產生任何損害。對效率可能產生損害的是人類從未停止過的縮小人與人之間分配差距的努力。雖然真正的平等從未實現過，但這種努力的結果無論大小、顯隱，都可能在一定條件下破壞效率。因此我理解"equality"在奧肯著作中真正的含義應當是:"在結果平等化的努力下所達到的結果平等的程度"。下文中的"平等"，除有特殊說明外，均指"結果平等化的努力下所達到的結果平等的程度"。顯然，這里的"平等"嚴格的說來是一種"不平等"，一種消除不平等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

2衡量平等（或不平等）程度指標的討論

奧肯使用的衡量平等的標準是基尼系數，這看來不夠完整。因為收入相同的人可能因各自不同的背景條件而有著大相徑庭的處境。例如一個"工資基本不用"的政府官員，也許工資單上的收入與一家民企的職員相當，但兩人實際生活狀況可能大不相同；又如游手好閑不事生產的富家紈绔子弟與家中一貧如洗的下崗職工，同樣沒有收入，實際上也遠不平等；再如同樣收入的兩個人，一個身體健康，一個患有需要巨資方能醫治的疾病，他們的處境也迥然不同。考察社會不平等的程度，需要在收入水平之外考慮背景地位、身體狀況、社會關系、家庭負擔、發展潛力等等因素，將其綜合起來比較，方能對之有真實的了解。當然，這在統計和計量上會有很大的困難，暫時難以付諸實用，但平等化的努力應當在對不平等狀況有著盡可能接近實際的了解的基礎上才能有效進行。

圖1為筆者仿照洛倫茲曲線圖所繪不平等曲線示意圖(注意，這里的不平等也特指結果不平等)，圖中橫軸表示社會中分配狀況(不只考慮收入，而是將收入和財產、社會關系和地位、年齡和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負債和負擔等因素折合成可比較的資源因素加總而得)從劣至優家庭的百分比分布，縱軸表示一定百分比的家庭實際占有的社會資源的百分比，當社會分配狀況絕對平均時，不平等曲線為45度斜線(y=x)，當全部社會資源被一戶家庭獨自占有時，不平等曲線變為90度折線。這兩種極端的情況僅在人們想象中存在，反映現實狀況的不平等曲線y=f(x)都位于這兩者之間，曲線愈靠近90度折線，社會不平等程度愈嚴重。與基尼系數相似，在此也可用曲線與45度斜線之間的面積與45度斜線與90度折線所圍面積相比而得到不平等指數。公式如下：I=■=1-2■f（x）dx（1）

在上述基礎上，我們才能對平等與效率的關系進行進一步討論。

3平等對效率的影響具有正負兩向性

對平等的追求，或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需求深植于人類心靈深處。無論蛋糕做到多大，對平等的要求都不會消亡，只是在平等狀況相同的條件下，蛋糕做得更大的社會有較好的條件緩解矛盾而已。注意這種矛盾只能"緩解"，真正解決須待生產力發展水平高至人類可以將效率僅僅當作一種工具性的指標時。那時，也許一個小時就可以做完一周工作的人類可以將平等這個正義標準優先于效率來考慮。

但在今天，即使假定效率應當占有比平等優先的地位，是否可以認為犧牲平等對效率有利而無弊呢？即使在不平等完全是由于公平競爭所致的假設下，不平等程度的加劇仍然具有損害社會效率的一面，換言之平等程度的提高并不只有破壞效率的一面。例如，不平等帶來的不滿（注意不滿并非總由不公產生）可能導致罷工，也可能提高社會犯罪率。即使沒有激烈的沖突，社會關系不和諧本身就是效率的不利因素。人們常常將對弱勢群體進行救助當作一種純粹的正義舉動，雖然義不容辭但卻違反效率。其實救助弱勢群體可以降低犯罪率，穩定社會，其保護效率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即使拋棄那些孱弱到無力犯罪的人，帶來的損失也絕不是僅限于正義的淪喪。因為健壯和正常的人看到他們遭到拋棄的下場會在心理上產生"兔死狐悲"的感受。任何人都無法保證自己永遠是強者，一旦淪為弱者就是這種下場，這種感受對社會而言是一種破壞效率的心理瘟疫。

不平等對效率的正負兩種作用的形成機制可以這樣解釋：不平等程度的變化會給社會不同群體成員帶來不同的影響，一部分人對變化感到不滿意，這種不滿意就表現為對效率的負作用，另一部分人對變化感到滿意，則表現為對效率的正作用。顯然，研究不平等對效率的影響需要考察這兩種作用各自的變化趨勢及其綜合效應。

4平等與效率的關系模型

現在暫時假定，除了I值取0或1這兩種極端情況不存在機會平等之外，不平等完全是由公平競爭（即不存在機會不平等）所導致。如果不考慮其它因素對效率的影響，用C表示效率的凈變動量，E表示當不平等指數取定某值時，此(不)平等程度對效率的正面影響量，S表示此時(不)平等程度對效率的負面影響量，E和S均取正值，則有下式：C=E-S（2）圖2中E和S兩條實曲線表示（不）平等變化對效率的正負兩個方向影響的變化趨勢（雙點劃線表示在考慮機會不平等的情況下對應的變化趨勢）。在不平等系數I為零，即絕對平等時，E值為零，S值大于0，因為絕對平等對效率沒有刺激作用，而由于分配的不公平(并非不平等)，在怠工停工之外還可能引發一些破壞性反效率行為，如毀壞工具設備等等；隨著I的增加，E逐漸遞增而S遞減，因為適當拉開分配差距會刺激幾乎所有人投入更多精力生產而減少破壞性反效率行為；當I達到某個值時，E值增至最大，此時若I繼續增加，E的變化趨勢會逆轉，變為遞減，因為不平等超過一定的限度之后，競爭者之間強弱態勢漸趨明朗，強者有安于現狀的趨向而弱者追趕意志也趨于消沉，不平等對效率的刺激作用就會越來越小；而I值達到另外某個值(或者，在偶然情況下與該值對應的I值與E的轉折點對應的I值相等，為簡便起見圖2即按此情況繪制)時，S值減至最小，S的變化趨勢在此逆轉為遞增。因為隨著不平等嚴重化，由于利益向越來越少的人手中集聚，越來越多的人心懷不滿，對效率的破壞漸漸加劇。在各自的逆轉點之上，隨著I向1遞增的過程，E逐漸遞減至0，而S逐漸遞增至最大，如圖2所示。顯然，無論如何都存在一個臨界值Cr，當I=Cr時，式(2)中C取最大值。因此，平等對效率而言是一柄雙刃劍。不能認為，在任何條件下，只要平等前進，效率就不得不后退，或就提高效率而言，降低平等總是一劑萬靈藥。從以上討論可知，在某些條件下，會出現與此相反的情況：即平等前進，效率也因此前進，或平等后退效率也因之后退。那種認為犧牲平等一定有利于效率的想法可以休矣。由圖2可直接推導出圖3。當圖2中I值取0時，E為0而S為正，說明不平等對效率的正負作用綜合表現為負，故圖3的平等效率關系曲線的起始點為橫軸負向A點，OA距離與圖2中的OB相等；圖2中隨I值遞增E值增而S值減，當I＝D時E與S值相同，相應地圖3中效率變化量在I值為D時增至0。圖2中E與S繼續隨I值的遞增而增減，至I＝Cr時E與S的差距達到最大，相應地圖3中效率變化量隨I值遞增至Cr達到最大值Em，Em與O點距離等于圖2中E＞S階段中E與S的最大距離；圖2中I值超過Cr后E與S的差距逐漸縮小，至U點二者交匯，相應地圖3中I值由Cr遞增至U時效率變化量遞減到0；當圖2中I值由U遞增到1時，S值重新超過E并且兩者差距逐漸增至最大，相應地圖3中效率變化量在同一階段由0遞減至最小值。圖3將平等(用不平等指數表示)與效率的變化關系直接描述出來。從圖中可以看出，當不平等指數低于臨界值Cr時(即當公式(2)中E>S時)，它的數值上升會引起效率的增加，此時采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適當拉開收入等各項指標的差距，能夠提高效率。當不平等指數達到臨界值Cr時(即公式(2)中E=S的情況)，效率達到最大值Em，當不平等指數超過臨界值Cr時(即當公式(2)中E如果考慮結果不平等部分緣自機會不平等的情況，平等效率變化關系就要改由圖3中的雙點劃線AT’B來描述，由于假設在I值取0和1時總是機會極端不平等，對效率的影響總是相同的，故雙點劃曲線與實曲線的起始點重合；而I值取0和1之間數值時，由于E與S差距較不考慮機會不平等的情形小，故AT’B斜率大于ATB，即比ATB更"快"達到轉折點。效率的最大增值由Em降為Em’，表明在機會不平等存在的條件下，社會總效率水平會有所下降。雙點劃線AT’B的轉折點只在偶然情況下恰好也位于I＝Cr高度，但為簡化起見圖3就按此情況繪出。

5結語

綜上所述，平等與效率的兩難關系的成立是有條件的。即使不考慮正義倫理因素，犧牲平等對于提高效率也并非總是有效，在一定條件下，犧牲平等反而會導致效率受損。

現階段我國的平等效率關系正處于圖3中Cr值以上還是以下的部分，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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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

從我國銀行業低碳經濟實際開展的情況來看，低碳信貸是銀行主要開拓的業務。國內商業銀行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信貸機制得到初步建立，各銀行紛紛針對低碳經濟進行了金融創新，不斷投入到綠色信貸業務的開展過程中，并且在低碳信貸的發放問題上逐漸加大了力度，完善了業務流程。比如，興業銀行在推行很多融資模式的前提下，依次結合客戶及項目不同類別加以創新與改進，使之更加符合客戶的實際需求。2006年以來，興業、浦發及北京銀行都分別與國際金融公司達成了合作意識，選擇全新的信用借貸取代實現對低碳項目的支撐。可見，我國銀行低碳信貸問題上較之前有了明顯進步，并獲得了十分可觀的成果。我國商業銀行不僅開發了低碳信貸服務項目，另外還有部分商業銀行同時也研發推行了和碳排放權交易彼此關聯的理財產品，既滿足了消費者需求又能給銀行增加新的盈利點。比如，平安銀行(原深圳發展銀行)在2007年曾經在市場中投放了與二氧化碳排放相關的理財產品;交通銀行也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礎上研發出一款全新的理財產品，這些理財產品在投放市場后廣受歡迎，為銀行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低碳經濟領域存在的發展潛力點———碳資源交易活動，引起我國高度重視，逐步成為我國銀行涉足的重要范疇。從世界范圍來看，碳交易市場正朝著規模化發展，資金已經超過了1400億美元，參與途徑多樣化也為銀行業提供了發展契機。其中，清潔發展機制就是銀行業參與碳排放交易活動的重要途徑之一。相關數據表明，截至2014年8月，我國在聯合國清潔發展機構注冊的項目已達3761個，占據世界總數量的50%，這給我國銀行業的發展創造了全新的發展機遇。我國很多銀行還結合項目開展的具體特征，推動了相應的服務項目。比如，國家開發銀行依托貸款客戶開展碳排放權交易業務，積極開發包括風電、生物質發電等在內的碳排放權交易項目，努力為客戶提供從項目融資到減排市場交易的全流程金融服務，并于2009年11月率先完成國內商業銀行第一筆碳排放交易咨詢服務，累計促成383.3萬噸二氧化碳交易當量;中國農業銀行也深入參與了碳排放交易咨詢服務項目，在開展CDM顧問業務的過程中，農行不僅密切了與客戶的關系，還通過幫助客戶創收，增加了客戶的還款能力和還款意愿，同時也降低了農行已有貸款的風險，在社會責任和經濟效益中找到了較好的結合點。碳排放交易相關的服務項目在我國清潔發展機制與國際間起到了很好的連接作用，促進碳排放交易順利完成。當前我國銀行業雖然積極參與國際碳排放交易活動，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在低碳信貸產品、理財產品、碳排放服務項目的創新問題上還停留在最初階段，產品更新和推廣都不盡完善，與低碳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存在較大的差距。我國銀行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突破傳統的發展模式、開拓新的盈利市場，而技術創新成為支持研發和開拓新產品和新服務的根本途徑。

二、技術創新助推商業銀行雙贏

根據中國清潔發展機制網顯示，截至2014年4月29日，國家發改委已批準的CDM項目達5058項;截至2014年8月17日，在聯合國已注冊的CDM項目有3761個，已獲CERs簽發的項目有1400個，我國是開展和實施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最多的國家之一。而碳排放權進一步衍生為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金融資產，也衍生出了大量金融需求。如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設備升級換代的投融資需求、融資項目咨詢(碳排放設計技術和方法學等專業知識衍生出龐大的咨詢需求)、碳指標交易、掛鉤碳排放權的理財需求和其他金融衍生產品等。我國商業銀行積極參與碳金融不僅意味著綠色信貸的延伸，而且是搶占低碳經濟制高點、促進經營轉型和提升綜合競爭力的關鍵。一直以來，商業銀行對于低碳經濟類企業主要提供的服務包括:向項目開發企業提供貸款，幫助企業在產生排放權指標后可在國際市場上進行交易;為項目開發企業提供必要的咨詢服務;為產生原始碳排放權的項目開發企業提供擔保。然而，如今企業的需求已經不能停留在這些服務中，他們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和服務，但是銀行又不能只作為高出資者和低收益者，那么這時就需要通過新技術來推動銀行業發展。技術創新不僅使得商業銀行順應國際關于支持低碳經濟的政策需求，而且能助推銀行尋求到新的盈利點，實現雙贏。近幾年，金融危機的大范圍波及使得很多企業倒閉、銀行虧損巨大，但是有的企業卻不曾受影響，反而在危機形勢下獲得立足之地。那是因為這些企業掌握了在社會中生存的根本要素———技術，銀行也如此。理財產品、期權產品、中間服務平臺等的開發都需要新技術來支持和研發，在應用中需要不斷融入新技術來升級換代，在后期需要新技術來維修和跟進，保證銀行的服務和產品在穩健中創新，所以只有不斷地從根源上進行技術創新，才能實現技術創新—銀行盈利—低碳經濟的層層遞進模式。從低碳經濟的定義即可看出，低碳經濟的發展需要先進技術的改造與運用;而低碳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需要銀行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如果低碳類企業收益良好，那么銀行的收益也會隨之上升，可見低碳經濟對銀行盈利也有反饋式影響;最為關鍵的是技術創新推動銀行盈利的過程，銀行業不僅需要外部環境刺激利率來實現盈利，更需要從自身技術方面來尋求產品和服務創新，綜上所述，可以建立技術創新推動低碳經濟與銀行發展的模型。在低碳經濟領域內，技術創新的概念始終貫徹其中，低碳經濟的目的就是借助先進技術的改造與運用、避免能源消耗來實現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模型1中的技術創新有雙層含義:從低碳經濟的角度來看，技術創新是指符合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即運用新技術來控制能源消耗，降低污染程度，減少排放量，從而實現經濟發展;從商業銀行的立場來看，技術創新則是開拓金融市場新產品或新服務的需求，通過產品和服務的拓展與市場化來實現銀行盈利。可見，低碳經濟和銀行盈利都離不開技術創新的支持。而技術創新推動下的低碳經濟和銀行盈利之間又相互影響:銀行業的興盛發展能更有力地支持低碳型企業及相關低碳類項目順利運營，而低碳經濟的發展壯大才能為銀行業開辟新的市場和發展機遇。技術創新不僅從理論上促進低碳經濟和銀行業發展，實踐也證明，隨著國際低碳金融市場技術的不斷創新，對低碳金融發展的推動作用日益凸顯。新技術的運用與產業化，使得國際碳交易市場上的交易工具不斷創新。交易主要圍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是以減排項目為標的交易;另一方面則是各種排放(減排)配額通過交易平臺派生出類似期權與期貨的金融衍生產品。從2005年開始，歐洲氣候交易所根據市場需求不斷上市新產品，已涉及碳排放期貨、期權和現貨等各類產品。索尼亞•拉巴特等對環境金融的范圍進行了拓展，認為由金融機構主導的、以市場為基礎的轉移環境風險的環境金融產品包括以綠色抵押在內的銀行產品、天氣衍生產品，社會責任投資市場中的綠色基金、巨災債券，以及基于溫室氣體減排信用而開創的金融產品等。同時，隨著碳金融市場的交易工具的不斷創新，其市場規模也在迅速壯大，市場參與者從最初的國家、公共企業逐步向私人企業以及金融機構拓展。可見，不論從金融產品的更新還是從市場前景來看，技術創新都將是連接低碳經濟和銀行發展的關鍵所在。

三、對我國商業銀行技術創新的建議

我國商業銀行過去的發展大多依賴于市場、營銷等途徑，卻忽視了產品本身的技術革新與服務創新。建議未來發展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改進。

(一)倡導大力投入技術創新

在模型1中，強調了技術創新對低碳經濟和銀行盈利的推動作用，但如果沒有資金支持，技術也難以實現創新，所以技術創新更加需要銀行和企業的支持。基于模型2可以得出技術創新—銀行盈利—低碳經濟的循環模式。這一循環模式更能體現出技術創新不僅促進企業的經濟發展，對于銀行自身創新起到關鍵性作用，重要的是低碳經濟類企業和商業銀行應該在技術創新方面大力投資，尤其是商業銀行。在如今眾多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外資銀行和地方性銀行并存的形勢下，如何搶占市場制高點、贏取最大化收益成為各大銀行的關注點，而技術創新就是既能滿足國家低碳經濟政策要求又能實現銀行盈利目的的核心力量。

(二)積極帶動低碳經濟金融產品的發展

商業銀行應重視與碳交易相關的金融產品創新，爭取與國際市場盡快接軌。除了最基本的排放權期貨交易外，碳排放權的貨幣化、碳排放權交付保證、套利交易工具、保險/擔保、與碳排放權掛鉤的債券等金融創新產品也急需開發和推廣。我們要積極學習和借鑒國內外已有關于低碳經濟金融產品開發的成功案例，同時要結合我國碳金融市場發展的隱患和存在的問題，提出通過哪些技術手段來解決問題、實現盈利。比如，CDM項目的完成時效較長，從審批到獲得經核證的減排量平均需要3年左右，其中需要長期的資金投入，融資直接關乎CDM項目的成敗，這就會直接催生出一系列基于CDM項目現金流為主要還款來源的融資產品以及與之掛鉤的理財產品。隨著碳交易市場的建立，配額型交易將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屆時也將刺激以碳排放權交易及其期貨、期權等衍生品和碳基金為標的的理財產品的出現和發展。

(三)努力開拓我國碳金融市場

我國正在努力開拓自己的碳金融市場，獨立控制碳資產定價。由于我國碳金融市場缺位，使得我國碳資產的定價權掌握在歐美需求方，碳資產定價權的缺失嚴重影響了我國企業的經濟利益。我國現有的CDM項目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節能和提高能效類型項目，此類項目減排成本低，投資力度小，技術穩定，收益預期高，多為國外投資者熱衷投資項目(占總項目比例95%以上)，而對于減排成本高、技術復雜、投資多、受益期長的項目，如垃圾焚燒發電、造林和再造林、HFC－23分解消除項目卻極少投資(占總項目比例低于1%)。特別是，2012年后京都議定書框架的不確定性、歐盟碳交易體系第三階段對CDM項目合格性的限制、漫長的等待期與高額的交易成本都使CDM交易規模呈現下降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更應該抓住機遇，利用技術手段對投資份額少的項目進行全力開發，對于技術復雜的項目進行技術突破，對于成本高的項目引進新技術來降低長期成本，努力尋找這些弱比例項目的盈利突破點，通過技術上的革新和改進開拓出碳交易市場上的新領域。那么，在我國開展國內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場就會更具有前瞻性和挑戰性。

(四)引進和培養低碳金融類技術人才

第4篇：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國際貿易；碳排放；EKC；碳泄漏

中圖分類號F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4）03-0013-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3.003

制造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但制造業的發展帶來了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等一系列問題，給中國的減排帶來了很大壓力。與此同時，通過國際貿易，發達國家的一些企業將污染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了中國，使得CO2排放問題更加嚴峻。因此，對制造業碳排放的驅動因素進行深入研究，驗證貿易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對于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啟示。

1文獻綜述

關于貿易開放對環境-增長關系的直接影響，國外文獻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競次（Race to the Bottom）假說[1]。根據這一假說，開放的貿易會對一國的環境標準產生向下的壓力。另一類重要文獻是碳泄漏（Carbon Leakage）問題[2]。而貿易對CO2排放的間接影響渠道是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即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國內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關于貿易對CO2排放的直接影響。主要傾向于研究貿易隱含碳問題，而且所得結論基本一致，即國際貿易中隱含的CO2量顯著增加，且近年來出口商品中隱含的CO2量要大于進口商品中隱含的CO2量[2]。第二，驗證EKC的存在性。有學者支持倒U型的結果[3]，有學者則得出其他結論[4]。

在研究國際貿易的直接影響――碳泄漏問題時，國內外文獻通常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研究：一是靜態的利用投入產出等方法直接測算進出口商品隱含的CO2量；另外則是從動態的角度判斷是否出現了“污染產業轉移”現象，很少有文獻利用回歸方法分析碳泄漏問題。本文利用1996-2010年中國制造業分行業數據，根據碳排放強度將制造業分為高碳制造業和低碳制造業，并分析其碳排放趨勢，利用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回歸方法驗證制造業碳排放是否存在EKC曲線；在回歸方程中加入貿易值和工業增加值的交互項對碳泄漏問題進行驗證。

2.2高碳制造業和低碳制造業的劃分

根據27個制造業細分行業1996-2010 年的碳排放量，我們可以得出碳排放量和工業總產值的比值，即碳排放強度，并計算制造業整體1996-2010年碳排放強度的平均值，以其作為參考指標，把高于平均值的行業劃分為高碳制造業，反之則為低碳制造業。依據這一劃分標準，高碳制造業主要有造紙及紙制品業、石油加工及煉焦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以及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其余的20個產業則為低碳制造業。

5個高碳制造業、5個低碳制造業以及制造業總的碳排放強度。將低碳制造業、高碳制造業與制造業平均碳排放強度進行對比，發現低碳制造業的碳排放強度遠遠低于這個值，高碳制造業的碳排放強度值則相反。可見，高碳制造業的存在拉高了整個制造業碳排放強度的平均水平。

傅京燕等：國際貿易、碳泄漏與制造業CO2排放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年第3期2.3制造業人均碳排放與貿易開放度的趨勢

因為高碳制造業觀測點比較少，奇異點會對圖形產生很大影響，所以我們去除了高碳制造業樣本中的一小部分數值過高或過低的行業。由圖可見，低碳制造業的人均碳排放與貿易開放度之間存在負的線性關系，而高碳行業則存在著正的線性關系，雖然擬合度不高，但是大體趨勢是上升的。

3回歸方程的設定和數據處理

Richard等認為，碳泄漏問題可以通過在回歸方程中加入貿易和可以代表發展水平變量（工業增加值）的交互項來進行驗證，如果發達國家利用貿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了碳排放，則此交互項的系數為正，說明存在碳泄漏，若為負，則反之。本文在回歸方程中加入此交互項，借此驗證中國的碳泄漏問題，若系數為負，則說明我國沒有接受發達國家的碳泄漏，反之則表明我國是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

3.2數據來源與說明

《中國統計年鑒》中對制造業各行業進行了分類，從2004年的統計年鑒開始包括30個細分行業，之前的部門分類中由于不包括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以及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兩個產業，因此為保持統計口徑的連續性，本文去掉這兩個產業。另外，本文將農副食品加工業和食品制造業合并為食品加工制造業，因此最后是27個制造業細分行業。各行業年工業總產值和年工業增加值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分行業職工人數（萬人）1996-2002年的統計范圍為職工數，2003-2010則為各行業平均從業人員，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鎮）生活及價格年鑒》。制造業分行業的進出口貿易數據來自聯合國 UNCOMTRADE 統計數據庫。煤炭消費比重（用coal來表示）用制造業各個行業煤炭消費量占該行業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來衡量。本文各行業煤炭消費比重所需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研發強度（用 rd 表示）用制造業各行業的研發經費支出與 GDP 之比來衡量。研發經費支出數據來自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物質資本（用pci來表示）用非工資占增加值的比重來衡量。物質資本可以反映行業的要素稟賦情況，其中非工資份額等于各行業增加值減去各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

4實證檢驗和結果分析

4.1計量方法

本文利用1996-2010年的數據，研究了國際貿易對27個制造業分行業的碳排放量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使用stata 12.0 軟件來進行實證檢驗。首先用BreuschPagan 檢驗，得到的p值為0.00，小于0.05，所以支持隨機效應模型。然后對異方差進行檢驗，得到的P值為 0，因此存在異方差。最后對隨機效應（單尾和雙尾） 、一階序列相關以及兩者的聯合顯著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表明存在隨機效應和序列相關，因此我們使用FGLS回歸方法對上述異方差和序列相關問題進行修正。

4.2制造業EKC的存在性以及貿易的間接影響

表2是制造業人均排放的FGLS回歸結果。對于制造業整體而言，如模型1所示人均GDP（y）二次項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存在顯著的倒 U 型關系，環境庫茨涅茨曲線成立。貿易開放度（openness）和CO2排放量顯著負相關，表明國際貿易對環境的影響是正面的。為了檢驗模型1的穩健性，我們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煤炭消費比重、物質資本和研發強度三個變量得到了模型2，回歸結果依然支持模型1的結論。煤炭消費比重（coal）系數為負，這與一般的觀點相反。對此的解釋是本文用的變量是用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來衡量的，雖然煤炭的總消費量逐年上升，但受制于經濟增長和可替代能源的發展狀況，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呈現下降態勢，與CO2排放趨勢呈反方向變動。

上述關于整個制造業的分析除了模型2中加入的控制變量（研發強度和物質資本）外，基本適用于低碳制造業。低碳制造業的人均碳排放存在著環境庫茨涅茨曲線，國際貿易對碳排放也是有利的。但是研發強度和物質資本變量的符號卻并不顯著，因此研發強度和物質資本對于低碳制造業而言碳排放的影響不確定。

對于高碳制造業而言，雖然模型2中加入的控制變量的系數符號和顯著性與整個制造業相同（可見高碳制造業對于制造業的影響之大），但關鍵變量的符號卻存在很大分歧。首先，模型1和模型2中，人均GDP二次項的系數不顯著，一次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人均碳排放與人均GDP之間存在著正的線性關系。其次，貿易開放度的系數為正，但是不顯著，說明貿易對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可能存在負影響。因此，國際貿易對我國高碳制造業的影響不能確定，高碳制造業可能存在著污染產業的轉移。

4.3貿易的直接影響：碳泄漏

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由于受減排承諾的約束，可能會利用貿易專業化于清潔產品的生產，將高排放高污染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造成了碳泄漏。對于這一問題的檢驗，我們借鑒Richard等的方法，在回歸方程中加入貿易和一個可以代表發展水平指標的變量（工業增加值）的交互項，來研究中國是否通過貿易接收了其他國家的碳泄漏。我們將回歸方程的因變量換成碳排放總量，回歸結果如表3。

如模型1和模型2所示，制造業和低碳制造業人均GDP（y）二次項的系數在統計上顯著為負，說明碳排放存在著倒U型的EKC關系，而高碳制造業人均GDP二次項系數并不顯著，只有一次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存在著正的線性關系；貿易改善了整個制造業和低碳制造業的環境，而惡化了高碳制造業的環境。這與表2人均碳排放回歸結果相似。工業增加值（VA）對于碳排放的影響均為正，即工業增加值增加了碳排放。貿易與工業增加值交互項的系數在對低碳制造業的回歸結果中顯著為負，說明貿易使得我國低碳制造業的排放減少；高碳制造業的系數為正，雖然不是很顯著，但是說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碳泄漏，存在著污染產業向我國的轉移。但由于低碳制造業因為貿易所減少的碳排放遠遠大于高碳制造業因為貿易所增加的碳排放，所以整個制造業交互項的系數最終為正，表明我國沒有接受發達國家的碳排放，沒有成為污染避難所。

4.4工具變量

5結論

本文通過對低碳制造業和高碳制造業碳排放趨勢分行業的研究，以及對國際貿易直接和間接影響回歸結果的分析，所得結論如下：①整個制造業和低碳制造業的人均碳排放和總的碳排放存在著EKC曲線，而高碳制造業卻存在著線性關系；②整個制造業和低碳制造業的碳排放隨著貿易開放度的增加而降低，即貿易有利于其環境的改善，但卻使得高碳制造業的碳排放增加。制造業貿易量的

增加對于人均的碳排放量和總的碳排量的影響是有利的；③制造業和低碳制造業不存在碳泄漏的問題，而高碳制造業則相反，但整體上中國并沒有成為污染避難所。

總的來說，對外貿易對中國制造業碳排放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都是有利的，中國不需要因為要減少CO2的排放而去限制制造業的對外貿易。但是，制造業未來仍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我國應制定有效的低碳政策，引進先進技術，并加大對低碳技術的研發投入，對原有的舊設備進行升級和改造，改變落后的生產方式。針對制造業中高碳制造業的高排放強度，我國應努力做大產業規模，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和研發資金投入力度，加快技術進步，達到減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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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rankel J A，David Romer. Does Trade Cause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89（3）： 279-399.

第5篇：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 后金融危機； 家庭理財； 誤區； 避稅策略

在銀行不斷調高存貸款利率、股市起伏不定、房價節節攀升、車價步步下跌的背景下，老百姓手上的錢，怎么打理，才能生出更多的利來，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收入就像一條河流，財富好比是一座水庫，花出去的錢就如流出去的水，所謂理財就是管好自家的水庫，開源節流。要想讓水庫中的水量不斷增多，開源固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手段，但節流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合理避稅是家庭節流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主要探討在法律框架內，家庭如何通過稅收籌劃進行合理避稅的具體方法。

一、后金融危機時代合理避稅在家庭理財中的意義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世界經濟陷入艱難困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各國政府一系列救市政策的出臺，各國經濟發展逐步回升，金融危機最危急的時期基本過去，由此進入相對平衡的后金融危機時代。但另一方面，后金融危機時代，產生經濟危機的根源并沒有或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消除，世界經濟發展仍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在這種大環境下，家庭猶如經濟浪潮中的一葉扁舟，隨時面臨各種風險，輕則對家庭財產造成沖擊，重則有覆舟之虞。因此，注重家庭理財、善于合理避稅，對于每個家庭來講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最近，廣州的一家報紙請稅務專家按照虛擬的案例估算出：作為城市里的工薪階層，我們每個人這一輩子都可能要交100萬元的稅。

該案例假設一個人年薪15萬，從25歲工作到60歲，這35年間繳納個人所得稅52萬元左右（已扣除社會保險等）。根據中國的習慣，這一生通常至少會買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假設是150萬，至少需要繳納2萬多元契稅和其他一些稅。在建造這套房子時，按10%的稅率保守計算，開發商要向國家交稅15萬。如果買一輛國產的20萬元左右的車，其中含稅至少七八萬元。倘若是進口車，還要交得更多。如果給孩子買奶粉，購護膚品，有時在外請客吃飯，偶爾還買個iPad3什么的，平均每個月花費3 000元左右，則要繳納的稅為600元以上，到60歲時，為此交納的稅為25萬元以上。以上各項稅收加起來一共是102萬元，其中個人所得稅約為52萬元。這還不算在25歲之前和60歲之后的所有花費。

該例中，每個月約1 200元的個人所得稅，經過幾十年的累積，居然得出如此驚人的數字，看來我們有必要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來達到合理避稅的效果。

二、合理避稅的含義和原則

（一）合理避稅的含義

合理避稅也稱為節稅或稅收籌劃，是指納稅人根據政府的稅收政策導向，通過經營結構和交易活動的安排，對納稅方案進行優化選擇，以減輕納稅負擔，取得正當的稅收利益。合理避稅更多的是一種財務收支安排，是一種在稅收最小條件約束下的金錢組合游戲，也可以看作是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博弈。

（二）家庭稅收籌劃的原則

1.合法性原則

家庭稅收籌劃要在稅收法規、稅收政策、稅收征收程序上來選擇實施的途徑，在國家法律法規及政策許可的范圍內降低稅負，獲取最大化的稅后價值。

2.價值原則

家庭稅收籌劃的主要目標是幫助其獲得最大化稅后價值或稅后收益。因此，價值取向是實施家庭稅務籌劃的首選因素，價值越高，籌劃的意義就越大。反之，也就失去了籌劃的意義。

3.效益原則

家庭納稅籌劃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實施籌劃來節約稅收成本，實現減輕家庭稅負和謀求家庭的稅后最大效益。因此，當存在多種納稅方案可供選擇時，要充分考慮，選擇總體稅后收益最大的方案。

4.風險原則

家庭稅收籌劃盡管可以為家庭提高稅后收益，但也面臨著各種不確定因素。因此，在進行家庭稅收籌劃時，要盡力管理風險和控制風險，盡最大可能降低風險，轉移風險，分散風險，以減少損失。

三、家庭稅收籌劃的誤區

（一）誤認為避稅和理財是有錢人的事

很多人說，“我手里沒啥錢，何須避稅？”認為自己沒有什么財富積累，沒有條件也無從談起避稅和理財。但富蘭克林曾經說過“人這一生中有兩件事無法避免：一個是死亡，一個是納稅。”稅收是生活中每天都要發生的事，取得工資薪金時可能要納稅，投資獲得收益時也要納稅。如果現在的收入并不多，每個月的個稅也就百十塊錢，似乎對自己的生活沒什么影響。但是，我們必須重視所繳納的這百十塊錢的個稅，如果忽視了它，損失的不僅僅是這百十塊錢，更失去了理財者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所以，依法理財要趁早，合理避稅要抓緊，這是每個家庭的理財箴言。

（二）誤把稅收籌劃等同于偷稅、逃稅避稅

家庭稅收籌劃與逃稅避稅具有根本的不同。家庭稅收籌劃是在合理的方式下減少稅務支出，是符合法律規定的。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稅收籌劃是一種合法和超前的涉稅行為；偷稅是指納稅人以不繳或者少繳稅款為目的，采取各種不公開的手段，隱瞞真實情況，欺騙稅務機關的行為，是違法和滯后的涉稅行為；而逃稅避稅則是納稅人利用法律的相對漏洞或含糊不清的方式，以減少他本應承擔的納稅額，是不符合法律規定、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三）誤以為稅收籌劃會減少國家稅收，損害國家利益

雖然從短期來看，家庭通過稅收籌劃會減少納稅，但是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家庭通過稅收籌劃可以更好地推進國家稅收制度與法律政策的不斷改進和完善，有利于優化家庭投資結構和投資方向，有利于家庭整體盈利能力的不斷增長；推行稅收籌劃，不僅不會減少國家稅收收入，損害國家利益，相反，從長遠來看，將會增加國家稅收的整體收入，推動我國稅務和管理事業的蓬勃發展。

四、后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家庭避稅策略

常言道“野蠻者抗稅，愚蠢者偷稅，聰明者避稅，智慧者去做納稅籌劃”。事實上，由于國家政策——如產業政策、就業政策、勞動政策等政策導向的影響，我國現行的稅收法律法規中有不少優惠政策。作為納稅人，如果充分掌握這些政策，就可以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通過事先安排和籌劃，進行合理避稅，提高自己的實際收入。在此，筆者主要梳理了家庭理財常用的五大合理避稅策略：

（一）收入巧安排，節稅也光榮

李凱是一名導游，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我們都知道導游業務分淡旺季，所以李凱的工資在一年中波動不穩。李凱2011年9月份工資加獎金拿到3 500元、10月份3 500元、11月份9 500元、12月份9 500元。如何進行籌劃才能降低稅負呢？

納稅分析：如果不進行稅務籌劃，李凱應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為：9、10月分別應納個人所得稅為0元；11、12月分別應納個人所得稅：（9 500-3 500）×20%-555=645（元）；李凱合計納稅=645+645=1 290（元）。

納稅籌劃策略：如果將李凱這幾個月的工資改為每月發放6 500元，即總收入不變，只是將工資在四個月內平均發放，那么李凱在9—12月份應扣繳個人所得稅為： [（6 500-3 500）×10%-105]×4=360（元）。

可見籌劃后，李凱可少負擔個人所得稅1 290-360

=930（元）。

在實際生活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許多行業的職工會出現一年內收入不均衡的情況，收入的不均衡直接導致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不均衡，且總體上會加重納稅人的負擔。這時，企業可根據對個人年內收入情況的預計做出收入分期的適當安排，在企業旺季少發一些工資、獎金，然后在業務淡季再適當補充發放。這樣使各月工資收入相對均衡，相應減少應繳稅額。

（二）年終獎細分析，巧發放個稅減

某公司辦公室主任王女士2011年12月份取得工資、薪金5 500元，當月一次性獲得公司的年終獎金24 000元。

納稅分析：按照相關規定，王女士12月應納個人所得稅款為：工資部分應納稅額=（5 500-3 500）×10%-105=95（元）；獎金部分應納稅額=24 000×10%-105 =2 295（元）；12月該納稅人共應納稅=95+2 295=2 390（元）。2011年9、10、11月份假設工資還是5 500元，該納稅人還應繳納95×3=285（元）的個人所得稅，這樣王女士9—12四個月共應納稅：2 390+285=2 675（元）。

如果該公司財務人員將王女士的年終獎金分四次發放，即9—12月每月平均發放6 000元，12月的6 000元可以作為獎金發放，9、10、11月份的獎金可以作為工資一塊發放，這樣，該納稅人四個月的納稅情況計算如下：12月的工資應納稅額為95元，12月的獎金應納稅額為6 000×20%-555=645（元）；9、10、11月每月應納稅額為：（5 500

+6 000-3 500）×20%-555=1 045（元），則四個月共應納稅95+645+1 045×3=3 875（元）。

通過對年終獎金稅務籌劃前后的比較可以知道，第二種發放獎金的方法使納稅人多繳納稅款1 200（3 875 -2 675）元。

許多人對年終獎金的發放有認識上的誤區，總覺得年終獎金不應一次性發放，而應該分解到幾個月中去發放，以期達到避稅的效果，但事實卻并非如此。通過上述案例分析我們知道，在實際操作中，應該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年終獎金發放方法，以達到合理避稅的目的。

（三）巧用個稅優惠政策避稅

《個人所得稅法》對幾十種情況作出免稅或減稅優惠，如：省級人民政府、國務院部委和中國人民軍以上單位等頒發的科學、教育、技術、文化、衛生、體育、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獎金；國家統一規定發給的撫恤金、救濟金，軍人的轉業費、復員費；保險賠款；國債和國家發行的金融債券利息等可以免征個人所得稅；企事業單位按規定繳納的住房公積金、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和失業保險費，免征個人所得稅等。

例如，王先生是天津一家公司的中層經理，每月的工資薪金所得扣除養老保險及公積金后為1萬元，則王先生每月要繳納745元的個人所得稅，這對王先生來說，是每月一筆固定且不小的“流失”。而公積金免征個人所得稅，根據天津市的相關規定，補充公積金額度最多可交至職工公積金繳存基數的30%。如果王先生通過單位，按繳存基數1萬元交納補充公積金3 000元，則王先生每月交納個人所得稅變為245元，節省了500元。該部分資金不但避開了個人所得稅，同時享受了無利息稅的存款利息。利用公積金進行貸款購置房產，還可盤活公積金賬戶中的資金，享受公積金貸款的優惠利率。

（四）妙用福利支出避稅

公司員工的一些個人收入可以采用非貨幣的辦法支付，采取由公司提供一定服務費用開支等方式，例如免費為職工提供宿舍，免費提供交通便利，提供職工免費用餐等，這樣公司替員工個人支付這些支出，公司總開支沒有增加，且公司可以把這些支出作為費用減少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員工個人在實際工資水平未下降的情況下，減少了應由個人負擔的稅款，可謂一舉兩得。

那些為他人提供勞務以取得報酬的個人，也可以考慮由對方提供一定的福利，將本應由自己承擔的費用改由對方提供，以達到規避個人所得稅的目的。如由對方提供餐飲服務，報銷交通開銷，提供住宿，提供辦公用具，安排實驗設備等。這樣就等于擴大了費用開支，相應地降低了自己的勞務報酬總額，從而使得該項勞務報酬所得適用較低的稅率，或扣除超過20%的費用（一次勞務報酬少于4 000元時）。這些日常開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由個人負擔就不能在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而由對方提供則能夠扣除，雖減少了名義報酬額，但實際收益卻有所增加。

（五）勞務報酬的納稅策劃

張女士是西部某城市知名的設計師，每月收入不菲。2011年10月張女士的收入如下：給某設計院設計了一套工程圖紙，獲得設計費20 000元；給某外資企業當了10天兼職翻譯，獲得15 000元的翻譯報酬；給某民營企業提供技術幫助，獲得該公司的30 000元報酬。

納稅分析：如果張女士將各項所得加總繳納個人所得稅款，則其應納稅所得額為（20 000+15 000+30 000）× （1-20%）=52 000（元），應納個人所得稅額為52 000×40%-7 000=13 800（元）。

納稅籌劃策略：如果張女士分項繳納個人所得稅，則可節省大量稅款：設計費應納稅額為：20 000×（1-20%）×20%=3 200（元）；翻譯費應納稅額為：15 000×（1-20%）×20%=2 400（元）；技術服務費應納稅額為：30 000×（1-20%）×30%-2 000=5 200（元）；總計應納稅：3 200+2 400+5 200 =10 800（元）。

可見，稍加籌劃即可少繳3 000元稅款。

所以說，雖然勞務報酬適用的是20%的比例稅率，但由于對于一次性收入畸高的實行加成征收，實際相當于適用3級超額累進稅率。因此一次收入數額越大，其適用的稅率就越高，所以勞務報酬所得籌劃方法的一般思路就是，通過增加費用開支盡量減少應納稅所得額，或者通過延遲收入、平分收入等方法，將每一次的勞務報酬所得安排在較低稅率的范圍內。

值得一提的是，家庭理財的避稅策略遠遠不止這五種，而且在具體操作中，這五種策略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相互轉化，結合使用的。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個人所得稅對我們的影響會越來越大，稅收籌劃的地位也必將越來越重要。每個家庭在稅收政策許可的范圍內，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走出稅收籌劃的誤區，尋求合理避稅途徑，不僅有利于減輕家庭稅收負擔，也有利于促進單位的長遠發展和國家稅收法律法規的完善，而且對于促進和諧社會的發展也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所以說，合法納稅光榮！合理避稅也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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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可持續性綠色校園 環保主題基金 資金循環 五大發展

一、引言

綠色校園在我國首次被提出是在1996年的《全國環境宣傳教育行動綱要》中，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的發展，綠色校園的建設發展也面臨著新要求和新挑戰，逐漸從生態環境建設向思想文化建設、學科建設、基礎設施及物質建設擴展。特別是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中，“綠色”這一概念不僅包括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還包括堅持可持續發展及堅持文明發展。而將可持續發展理念貫徹到綠色校園的物質建設和文化建設中，正是黨和國家在時代背景下對綠色校園發展的新要求。然而，如何在綠色校園物質建設和文化建設中體現和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成為當今高校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與此同時，黨的十七大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綠色轉型成為我國經濟的一大重點問題。在投資領域，綠色投資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大焦點，環保主題基金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漸興起的，近些年來也在不斷發展壯大。具體來說，環保主題基金作為綠色投資在公募基金市場上的主力軍，其投資原則和投資策略無不體現著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對于環保產業發展將起到重要的助力作用。

鑒于環保主題基金可持續發展的投資理念，本文認為綠色校園建設作為環保公用事業的一部分，理應納入到環保主題基金的投資范圍中來。因此，本文創新性地提出引入環保主題基金參與綠色校園建設，將環保主題基金作為綠色校園建設的一大資金來源，從而構建循環資金利用體系，為可持續發展理念貫徹到綠色校園物質建設和文化建設中助力。

本文從綠色校園資金的來源和用途兩個方面提出如何對綠色校園建設資金進行管理以使其良好地服務于綠色校園建設。本文對現有環保主題基金持有的重倉股所屬行業進行總結分析，揭示其投資現狀并非以環保行業為主，故為其指出綠色校園建設這一新方向，并通過校方的資金管理投資于綠色創業項目以實現資金的可持續循環利用，為校園建設創造持續、穩定的資金來源，從而進行可持續性綠色校園建設，為我國高校校園建設開拓新思路，推動社會可持續性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實現。

二、文獻綜述

在國內綠色校園文化建設基礎理念研究方面，陳駿（2012）從建設綠色校園的意義出發，指出建設綠色校園對環境、學生社會責任感、綠色科研及地方經濟發展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施建軍（2010）指出綠色大學是基于打造綠色校園體系并建立低碳能源支持系統，提出從踐行低碳校園到建設綠色大學的理念。蔚東英和王民（2010）通過對以日本、馬來西亞和韓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綠色大學的建設與實施的總結得到建設綠色大學的啟示。另外馬秀峰和李彤彤（2010）從網絡文化入手指出了高校綠色校園網絡文化的建設模式。熊校良（2012）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出發，指出構建綠色校園文化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推進綠色校園建設的方法。

在國外對綠色校園建設的研究方面，Figueredo和Tsarenko（2013）提出學生的環保意識是他們是否參加校園可持續發展建設的重要前提。Emanuel和Adams（2011）與Adomssent等（2007）針對學生對可持續發展的關心了解程度做出研究。Owens和Hitchcock（2006）通過學生團隊在校園中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案例分析進行研究。Pacheco和Bastante（2016）從消費角度指出決策者應增強綠色法規，促進可持續消費。Oxaract等（2013）以可持續發展教育為出發點對校園可持續課程做出研究。

另外，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對環保相關主題的公募基金進行研究。在對國際綠色基金發展進行研究方面， 蔣華雄、謝雙玉（2012）深入分析了綠色投資基金在各國的發展狀況、投資策略，認為我國綠色投資基金發展緩慢，提出應積極推動其發展。針對為應對氣候變化建立的全球綠色氣候基金的研究，崔連標等（2014）從在發展中國家間進行資金分配的角度，提出了基于碳減排貢獻原則的分配方案； 崔連標等（2015）還從歷史責任、支付能力角度出發對全球綠色氣候基金（GCF）融資體系進行了研究，提出融資責任分攤體系。在綠色投資方面， 陳志國等（2014）從養老金制度視角經實證分析提出我國新能源指數投資無法滿足養老金基金投資風險收益的需求，提出養老金基金應增加綠色投資。藍虹、任子平（2015）具體論述了PPP環保產業基金的管理模式，指出其融資工具需要進行拓展和創新。

目前，國內外學者不論是在探討綠色校園與可持續發展關系方面，還是在探索環保主題基金投資方面，都已初步取得不錯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觀點，為推動我國校園建設工作和環保主題基金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鮮有學者將環保主題基金與綠色校園可持續建設聯系起來進行專門探討。本文在已有學者觀點的基礎上，提出將綠色基金引入到綠色校園循環資金利用體系中，豐富已有的綠色校園研究。

三、綠色校園資金循環研究

如右上圖所示，本文通過總結綠色校園建設資金的資金來源及資金用途，指出一條擴展綠色環保基金投資到綠色校園建設的新思路――通過校友捐贈、社會捐贈、政府撥款，尤其是公募基金籌集到的資金，投入到校園宣傳平臺建設、綠色校園文化建設、綠色校園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校園綠色產業創新中來，同時將這些用途產生的資金進一步作為公募基金的資金回報，促使公募基金持續、長久地對綠色校園建設進行投資，構成一條完整的資金循環鏈。此方式既有利于環保基金發展，又能使綠色校園建設在物質上實現綠色可持續，從而對綠色校園建設進程起到推動作用。

（一）綠色校園資金來源分析。一般來說，綠色校園的建設資金主要來源于三個途徑：校友捐贈、社會捐贈以及政府撥款。首先，對于校友捐贈和社會捐贈，捐贈性資金是綠色校園建設資金的來源之一，校友捐贈是學校社會捐贈的主體，是校友對母校提供的有關物質、智力、精神方面的捐贈。然而，這類捐贈性資金大多資金規模較小，所占比例較少，且來源不穩定，大多為一次性捐贈，沒有規律性、周期性。因此，校友捐贈和社會捐贈無法作為綠色校園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其次，對于政府撥款，綠色校園建設資金有相當一部分來源于政府撥款，政府撥款資金規模較大，在綠色校園建設資金來源中是主力軍。但是，政府撥款資金的使用條件十分嚴苛，限定條款繁雜，資金使用靈活性較低，且多為定向使用資金。因此，政府撥款作為綠色校園建設資金來源也有其局限性。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校友捐贈、社會捐贈和政府撥款作為綠色校園建設資金來源受制頗多，而與之相反的是，環保主題基金不論是從金額規模上還是要求限制上，都具有十分明顯的優勢。因此，本文創新性地提出將環保主題基金引入到綠色校園建設的資金來源框架中，以推動綠色校園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環保主題基金基本分析。本文從近四千種基金中篩選出以下13種環保主題相關基金，它們都符合綠色校園的內涵宗旨，并且能體現出五大發展理念中綠色發展的含義，如表1所示。

這些已上市的環保主題基金都有其獨有的投資原則。首先，環保主題基金以推動綠色環保產業發展為投資理念，它們認為投資于綠色科技產業或公司在獲得良好回報的同時，亦能維護或改善地球生態環境，推動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并且，在投資決策中，這些基金除了關注那些綠色科技產業或公司，還關注在其他產業中積極履行環境責任、致力于向綠色產業轉型、或在綠色相關產業發展過程中做出相關貢獻的公司，試圖在有效控制投資組合風險的前提下獲取超越業績比較基準的穩健收益。此外，政策導向帶來了結構性投資機遇。國家高度重視構建和諧社會，并具體落實到以下三個方面：在發展中實現社會和諧、通過宏觀調控確保經濟和諧、推進節能減排謀求自然和諧。無疑，積極跟進這一時代主題帶來的投資機會，可以有效回避政策風險，獲取穩健收益。

然而，通過總結2016年第二季度這些環保主題基金所持有的重倉股數據（取前五），本文得出了與其聲稱的投資理念不一樣的結論，這些綠色基金并非全都遵循上述投資原則――投資于綠色環保產業，而是分出大量的資金投資于非綠色環保產業。經總結，13只環保相關基金中只有5只基金的重倉股涉及環保行業，具體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在重倉股涉及環保行業的5只基金里，對于環保行業持股最多的是匯添富環保行業，占到凈值的比例為25.54%；持股最少的是興全綠色投資，只有3.78%，總體來說，這一持股比例偏低。并且，這些基金投資所涉及的環保行業大都集中在環保工程業、新能源行業以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其余行業涉足甚少。由此本文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這些基金的重倉股盡管對環保行業有所涉及，但對環保行業的持股占凈值比例偏低；第二，這些基金涉及環保行業的范圍較窄，所投資的具體環保行業具有較大的局限性。

至于其余8只綠色基金，所投資的行業主要集中于醫藥制造業、釀酒食品業、化工制造業、電力行業、計算機信息技術行業以及交運制造業，與環保基本無關。譬如，對于中海環保新能源主題（398051），其持有的前五大重倉股分別是華海藥業、華蘭生物、瀘州老窖、五糧液以及老板電器，它們分屬醫藥制造業、生物制藥業、釀酒食品業、釀酒食品業以及廚用電器制造業，不難看出，這些公司大都屬于普通的非綠色環保產業，與其投資原則大相徑庭；再有富國低碳環保（100056），其所持有的重倉股有網宿科技、索菲亞、跨境通、華海藥業、信維通信，分別屬于通信服務業、家具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藥品制造業以及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這些公司并不屬于環保產業，因此這些環保主題基金違背了其綠色低碳的投資理念，類似于這兩只違背綠色環保投資原則的基金還有：財通可持續（000017）、匯豐晉信低碳先鋒（540008）、銀華和諧主題（180018）、匯添富社會責任（470028）、興全社會責任（340007）、建信社會責任（530019）。這些違背綠色投資理念的基金占到筆者所收集的綠色基金的75%以上，由此本文得出結論：社會上許多環保主題基金并沒有按照其綠色環保的投資理念進行投資。

本文認為，這種現象亟待改善。作為上市的環保主題公募基金，理應將大部分資金投放到能改善生態環境的、綠色環保的產業中來，譬如本文提到的綠色校園建設。一方面，這符合環保主題基金綠色環保的投資理念和投資原則。綠色校園建設能推動綠色低碳理念在校園和社會上傳播，推動產生低碳環保的校園和社會文化氛圍，從而改善校園、社會的生態環境和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推動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而這也與上市環保主題基金的投資原則和投資理念不謀而合。另一方面，符合“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政策導向對于基金投資選擇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以來，國家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在經濟社引起的結構性變革無疑是基金投資的重要機遇，作為上市的環保主題基金，更要好好把握住這些投資機遇，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積極投資綠色環保產業，獲取穩健的投資收益。此外，投資綠色校園建設還能獲得良好的回報。通過環保主題基金籌集的資金將用于培養高素質型人才隊伍以及校園綠色產業創新創業，而校園綠色產業的發展壯大在未來將給這些綠色基金帶來不錯的投資回報。

（三）綠色校園資金用途。綠色校園建設資金主要用于四個方面：校園宣傳平臺建設、綠色校園文化建設、綠色校園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校園綠色產業創新創業。

首先，關于校園宣傳平臺建設，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設立專門的綠色校園建設行政組織，負責在校內進行環保宣傳，同時鼓勵學生成立相關的綠色校園研究社團，讓學生自發自覺地參與到綠色校園建設中來；另一方面，利用信息網絡和新媒體技術，積極開拓綠色校園網絡平臺，與其他高校共享綠色校園建設成果，并隨時進行交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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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

[論文摘要]　自1980年起，英國電信產業先后實施了郵政、電信分離，建立獨立的管制機構，對開放市場準入和私有化以后仍然居于主導地位的運營商——英國電信公司(BT)實施包括價格上限管制在內的一系列管制，促進了英國電信產業向競爭性結構的轉化。目前，我國電信產業同樣面臨著放松管制以及放松管制以后如何重組和再管制主導運營商的棘手難題。本文擬對英國電信產業20余年的改革經驗進行比較系統的回顧和評析，以期對我國電信產業的下一步改革有所啟示。

一、從壟斷到雙寡頭壟斷再到電信市場完全開放的歷史沿革

以時間為坐標進行縱向考察，英國電信產業以若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為標志，開始了其從壟斷到市場完全開放的影響世界電信產業發展方向的改革。

1981年是郵政、電信分離和獨立管制機構建立的轉折點，從此英國電信產業走上了放松管制之路，當時的壟斷運營商BT也開始了富有革命意義的私有化和商業化進程，其標志是1981年《電信法》的頒布、郵政和電信的分營以及同年年底由私人控股的莫克瑞通信公司(Mercury Communications)的成立。莫克瑞公司的主營業務包括提供連接主要商業區的電話線路，提供國內、國際長話業務等。該公司于1982年獲得了英國政府頒發的電信運營許可證，政府允許莫克瑞通信公司建立國內第二個固定電信網絡，與英國電信公司在國內展開競爭。

1983年，英國政府明文規定國內只允許BT與莫克瑞通信公司建設經營固定網絡和經營基本電信業務，從此英國的電信產業形成了“雙寡頭壟斷”格局，這個格局一直維持到1991年，其他運營商才得以進入英國電信產業的固定網絡市場。英國政府采取這一政策的目的，是通過在一定時期內建立和維持一個“雙寡頭壟斷”的格局，幫助新成立的莫克瑞公司建立起自己的通信網絡，使其不斷地擴大市場份額，增強與BT的競爭能力，適應未來激烈的市場競爭。

1984年，英國政府開始在電信產業實施私有化政策，但僅對BT實行私有化，出售其51%的股權，同年，英國政府又通過了《1984年電信法》，根據該電信法建立了獨立的電信管制機構——由電信總長(Director General)領導的電信辦公室(OFTEL)，與貿易和產業國務大臣(the Secretary of StateforTrade and Industry)共同對國內的電信運營商實行統一的管制。電信法要求國務大臣和電信總長盡全力滿足合理的電信服務需求，確保取得執照的運營商按照執照規定提供電信服務的能力，保護用戶、買者在電信服務和設備的價格、多樣性和質量方面的利益，強化英國電信產業的效率和運營商之間的有效競爭。電信法規定在英國經營電信業務必須取得執照，而執照由貿易和產業國務大臣在咨詢電信總長之后發放。

1985年，在固定電話領域的雙寡頭壟斷政策得到穩定和鞏固后，英國政府開始在移動通信業務領域引入雙寡頭壟斷，這一政策使英國在移動領域展開了一定程度的競爭。在雙寡頭壟斷政策實施了8年后的1991年，英國政府頒布了題為“競爭與選擇:20世紀90年代的電信政策”白皮書，在對雙寡頭壟斷政策的效果作出適當的評價后，正式終止了雙寡頭壟斷政策，從此英國的國內電信市場開始完全開放。因此，1991年被視為英國電信產業從雙寡頭壟斷向電信產業完全開放的轉折點。此后，英國電信產業在放松管制、放松管制之后對主導運營商的再管制和保護用戶利益方面建立了一系列完善的制度。

二、放松管制過程中對電信產業和主導運營商BT的再管制

1.以執照的頒發和修改約束運營商

BT取得了多張執照，其中最重要的是經營固定線路公眾電信網的執照，其內容由旨在確保英國電信服務的廣泛供給、保護用戶利益、鼓勵電信服務和網絡供給的有效競爭等方面的一系列條款組成。按照執照的規定，BT必須滿足對幾乎遍布整個英國，包括農村地區(這是普遍服務的主要內容)的語音電話、低速數據、傳真服務和公共呼叫信箱的合理需求。執照還規定，BT必須允許其他執照持有者在成本導向、透明和非歧視的條件下與其電信網絡的連接，遵守公平交易義務，禁止旨在以價格條款和服務質量不適當地扶持其自己業務的任何部分來對抗競爭者，禁止不公平的交叉補貼。為了實現成本價格的網絡連接并提供其既未實行歧視性待遇也沒有不公平的交叉補貼，BT必須公布其受管制業務和活動的經審計的財務報告。BT應當對接入(access)、設備供給(apparatussupply)、網絡(network)、附加和住宅服務(supplemental and residual services)獨立地進行會計核算，如果在這些業務之間存在不公平的交叉補貼，BT必須采取措施按照電信總長的要求改正。自2000財務年度起，BT必須對移動業務提供獨立的財務報告。為了使電信總長能夠監管其活動，執照還規定BT有義務向電信總長提供他所要求的信息。BT這張執照有效期不定，但貿易和產業國務大臣可以在BT違反執照條款的情況下隨時收回執照，或者在BT沒有違反條款的情況下提前10年告知的情況下撤消這張執照。

執照要求BT從總體上降低價格，允許對BT實施價格上限管制，管制的范圍包括語音電話、住宅服務和聯網價格。執照對BT的交易條件實施了專門限制，要求其公布所提供服務的標準價格和相應的服務條款。如果持有執照者不反對或者出于放松管制目的電信總長可以修改執照，其他情形下可以向競爭委員會(CC)提出修改執照。無論哪種情形，電信法都要求在執照修改以前進行公眾咨詢。

除了受制于政府機構的管制以外，BT還受競爭法的約束。《1998年競爭法》(Competition Act1998)已于2000年3月生效，根據競爭法的規定，電信總長與公平交易總長(Director General of FairTrading)擁有調查電信運營者并要求其停止相關活動的權力。違反相關禁止的規定，除了受損失者可以請求對造成的損失予以賠償外，還可能導致最高為違反年度(最多3年)銷售收入10%的罰金。由于英國電信市場對進入是完全開放和高度競爭的，英國政府和OFTEL已經表示，對電信產業的控制從主要依據執照條款的管制向更多地依賴競爭法的方向轉換。BT和OFTEL正在就如何根據競爭法的要求修改執照進行討論。雖然電信法廢除了電信產業的壟斷，但是BT還要承擔比其他執照持有者更多的義務。BT認為，既然零售和批發業務已經分離，對其零售業務的管制就應該采取與其他相關運營者相似的方式。

英國的雙寡頭壟斷結構是OFTEL人為選定形成的，事后很多人認為由市場來選擇BT的競爭對手應該更好。政府對Mercury公司的扶持削弱了其爭取市場份額的努力，這一點OFTEL在1994年的報告中已有所認識。1991年以后，英國電信市場實施完全開放的政策。從此，任何公司都可以申請在英國開辦國內電信業務和建立固定網絡設施，有線電視公司可以不經過OFTEL的批準和不租用BT和Mercury公司的網絡就可以提供電話業務。同時政策還允許經營移動通信業務的公司經營固定電話業務，并規定了BT和Mercury公司在2002年以前不能提供有線電視業務。①在這一完全開放政策的作用下，僅僅經過了5年，也就是到了1996年，英國已有150多家企業取得從事通信業務的經營許可證。許多新企業不僅從事通信設備生產經營活動和移動電話服務，而且有線電視公司等一些企業還提供有線通信網絡服務，這就使整個電信產業的各個業務領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競爭性結構，充分發揮了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

電信市場的開放給英國帶來了諸多益處。它促進了英國電信業的迅速發展，也帶動了國內經濟的發展。另外，用戶可以對電信業務和設備進行自由選擇，并且可以通過各公司的競爭降價而受益。英國政府通過制定和執行政策及發放許可證等措施對電信市場進行管制，保證了電信普遍服務的實施。

OFTEL規定英國電信只能向用戶收取用戶可以承受的資費，并且即使在用戶欠費時，也必須保證用戶能夠接收電話和呼叫緊急電話。OFTEL在1996年規定，英國應該繼續對低消費用戶提供補貼價格，并且對不同地區的網絡互聯、線路租用和通話服務確定相同的資費。BT參與競爭也使它積累了提供綜合電信業務的技術優勢和管理電信企業的成功經驗，為它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的電信公司奠定了基礎。新的電信運營公司進入市場，也給電信市場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通信質量并且完善了網絡建設。

2.運營商的多元化和開放競爭的效率評估

電信產業私有化和開放市場準入之后，運營商數量迅速增加，競爭相當激烈。到2001年6月底，英國電信產業頒發公共電信運營者執照(附國際設施)133張、公共電信運營者執照94張，6種主要執照的頒發數量合計達271張。

競爭對英國電信產業的效率和資費水平產生了積極影響。BT的勞動生產率在私有化宣布后實施前就快速上升，這一現象反映了英國政府為了吸引投資者在私有化以前所作的努力。然而，勞動生產率在私有化之后即快速回落，這是因為原先勞動生產率的快速增加是由于解雇多余員工的結果。當員工數目固定之后，勞動生產率的增加隨即開始下降。由于放松規制之后電信產業競爭的加劇，英國電信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又一次大量裁減員工，勞動生產率再次大幅度上升。在全要素生產率方面的改進雖然不很突出，但還是能夠看出長期緩慢上升的態勢。

BT的實際費率在私有化之后下降了5.1%，而且服務質量還有顯著提高。英國電信之所以能夠使其消費者通過私有化獲得了高質量、低價格的電信服務，基本上可以認為是1991年管制者開放進入，將更大規模競爭引入電信產業的結果。資本利潤率在1989/1990年達到高峰之后逐漸下降，則是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和管制者采取更為緊縮的價格上限管制的結果。私有化初期較高的盈利能力，既說明私有化企業在成本控制方面的優勢，也反映了政府在此期間為了獎勵投資人對私有化的支持采取了較為寬松的管制。私有化完成以后，管制者就開始逐漸緊縮價格上限的條件，并致力于引進新的競爭者，從而使私有化后企業的盈利能力呈現出逐漸下降的態勢。

3.BT的主導地位

但是，對接入市場(Access Market)和電話市場競爭格局的分析表明，電信產業的競爭并沒有像原來預想的那樣削弱BT的主導地位。從接入市場看，BT接入線路供給的競爭主要來自電纜運營者(Cable Operators)，特別是對住宅用戶。電纜網絡現在直達半數以上的英國家庭，服務400萬家庭成員，占英國家庭總數的30%和所有英國家庭成員的15%。不過，BT在住宅和商務固定接入市場仍然擁有高達83%和89%的市場份額(表1)。

從電話市場來看，所有家庭和商務用戶可以從分布在英國的150家運營商獲得間接接入(IndirectAccess ，IA)服務。IA運營商的用戶保留BT的交換線，但通過撥打短的接入號碼或撥打一個免費電話號碼接入他們選擇的服務商。IA呼叫的數量正在增加，2000年6月住宅電話的8%為IA呼叫，呼叫量達20億呼叫分鐘，其中本地占30%，國內占33%，國際占7%，非地理服務和移動占30%。表2顯示IA與電纜和區域運營者的共同作用導致了BT呼叫量和收入的減少，但BT仍然具有支配意義的市場份額。

OFTEL對BT使用資本的收益(Returns on Capital Employed ，ROCE)和資本成本進行了比較。大體上，ROCE可以反映BT的盈利能力，而資本成本反映投資者要求的最低收益率，兩者之間的差額表示取得超額利潤的能力。廠商之間的競爭能夠使得收益率趨近于資本成本，也就是說在競爭性市場中收益率不可能持續地高于資本成本。在這個意義上，比較近年來ROCE超過資本成本的程度，可以確定BT面臨的競爭程度。OFTEL認為BT資本成本的中間值為12.5%，1999/2000年度，BT使用資本的收益率雖然有所降低，但總體上仍然保持在20%以上。如果有效競爭像1996年預計的那樣確立起來，BT的收益率應該降低到接近資本成本的水平。如果競爭沒有效果，BT的收益率和市場份額應該保持相對穩定。盡管競爭的壓力在增加，但BT持續較高的市場份額和收益率說明競爭并不是充分有效的。表2可見，BT在商務市場份額和收益率已經富有意義地降低了，但住宅市場份額和收益率仍然較高。除非一個公司比它的對手更有效率或具有更強的革新能力，否則不會持續地獲取超額利潤。OFTEL據此認為電話市場并不是充分競爭的。

三、價格上限管制

零售市場的價格管制是競爭不充分情況下保護消費者利益的手段之一。BT的國內固定網絡服務在零售和批發兩個層次上受制于價格上限管制，而其競爭者則不受此控制。其中受管制的零售價格包括兩類，一類是公眾轉換電話呼叫費用(public-switched telephony call charges)和交換線路出租(exchange line rentals)，一類是私人電路(private circuits)。每一類的價格控制都按照由英國零售價格指數(RPI)和效率因子(efficiency factor， X)構成的算式來進行。對于受管制的服務而言，每年(自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止)加權平均價格增加幅度不能超過RPI減X之后的差。在通貨膨脹率較低的時期，這意味著BT還要降低價格。BT同時承諾，按照一個控制的價格包(price pack-age)向商業用戶提供服務，對小商業用戶收取的呼叫資費不高于根據居民價格控制公式計算出的價格，線路出租資費的增長不超過RPI。自1997年8月至2001年7月間的私人線路價格控制，包括國內模擬和低速數字私人線路，其任何一年的資費增長都不能高于RPI。

目前的零售控制是1996年確定的，其范圍涵蓋網絡接入、線路出租和本地、國內、國際呼叫價格以及運營者協助(Operator Assistance)價格。非地理呼叫，像互聯網服務，則不包括在內。

價格控制算式以RPI-X表示，其含義是每年受管制服務價格加權平均以后的最大漲幅要比當年通貨膨脹率低X。以目前X取值4.5%為例，如果通貨膨脹率為2%，則所控制服務的價格的加權平均值至少要降低2.5%。互聯資費是BT向通過其網絡接入和傳輸呼叫的運營商收取的資費，對互聯資費的控制取決于它的市場結構。按照目前實施的網絡控制制度，互聯服務市場被劃分為4種類型，即競爭、新服務、有競爭前景的服務和非競爭，對競爭資費不施加控制。為了激勵革新，OFTEL對新服務保留引入控制的權力，但不立即對新服務資費施加控制。考慮到競爭會對其資費施加一定的約束，其他網絡運營商的競爭能夠促使BT將資費降低到邊際成本水平，對于具有競爭前景的服務按照RPI+0%的安全上限施加控制。對非競爭采取與零售價格一樣的控制方式，將其劃分為3個籃子，每個籃子按照RPI-8%的算式控制。

同時要求BT對基本服務價格按地理位置進行平均，這意味著這類服務定價在整個英國是相同的，盡管不同區域的成本可能互有差異。地理平均可以將競爭性價格水平帶來的利益傳遞到全國，而不是僅僅局限在競爭激烈的區域。同時，地理平均還可以使得高成本地區用戶用得起電話。OFTEL認為應該繼續保留對BT的地理平均要求。目前的零售價格控制于2001年7月到期，網絡資費控制于2001年9月到期。

自1984年實施價格上限管制以來，所采取的計算公式和效率因子如表3所示。可以觀察到，英國電信產業的價格上限管制有逐漸緊縮的趨勢。最初價格上限為RPI-3%，1989年緊縮至RPI-4.5%，1991和1993年又進一步緊縮至RPI-6.25%和RPI-7.5%。近年來，由于電信市場競爭日趨成熟和激烈，價格上限才放寬至RPI-4.5%，價格上限管制的范圍也比私有化初期大大縮小。

從1997年8月至2001年7月，公眾轉換電話的零售價格控制采用RPI-4.5%的計算式。雖然它是根據BT居民用戶中話費最低的80%那部分測算出來的，但所控制的價格適用于所有用戶。近年來的價格控制公式和實際價格如表4所示。

目前實施的RPI-4.5%的零售價格控制，包括聯網、線路出租、本地呼叫、全國呼叫和國際呼叫，將在2001年7月到期。OFTEL以住宅用戶支出最低的80%部分來計算受控制籃子中每一種服務的相對權重，這意味著價格控制主要集中于低支出用戶使用的服務。在價格控制期間，由于價格上限管制和競爭的作用，基本語音價格降低了。BT在主要電話市場份額的減少反應了正在增強的競爭，盡管其住宅電話市場份額還保持在60%~70%之間。未來幾年競爭將繼續增強。2001年開始實施的服務商充分預先選擇(Full carrier pre-selection)，使用戶可以在無須加撥接入號碼的情況下選擇其他運營商的服務，電纜運營者將繼續擴大服務范圍，接入轉售也將繼續促進競爭。根據目前的競爭格局和未來的競爭前景，BT認為競爭性市場能夠給消費者提供充分的保護，并要求取消所有對零售價格的控制。其他擁有自己網絡的電話公司也支持結束零售價格控制。但是OFTEL認為，在所有市場上BT面臨的競爭，步伐相對緩慢，還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目前的競爭能夠保護消費者，特別是低收入用戶和電話低使用者。因此，OFTEL已經提出將目前的價格控制延長到2002年7月，以便評估服務商預先選擇、間接接入、本地環路開放和移動替代對競爭的影響。在2001年底，如果增加的競爭不能限制BT的電話價格，OFTEL將考慮采取進一步的價格控制或促進競爭的其他措施，包括對BT的網絡實施以成本為基礎的接入。由于轉售者可能以更容易獲取利潤的那部分用戶為目標，以成本為基礎的接入必須伴隨著保護低支出用戶的措施;如果競爭能夠增強到降低盈利能力的程度，OFTEL將考慮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目前的價格控制。OFTEL提出一個滾動條款，該條款允許將價格控制從2002年8月延長到2003年7月。

OFTEL認為管制必須與市場競爭程度相適應，多余的管制會減少對投資和創新的激勵，管制失靈還會損害消費者利益。2001年2月，OFTEL公布了關于網絡資費、零售價格控制和執照修改草案的一份文件。在這份文件中，OFTEL打算將目前的RPI-4.5%的零售價格控制延長至2002年7月31日，而不是取消價格上限管制或像通常那樣引進一輪新的為期4年的價格上限管制。這意味著OFTEL認為現階段競爭并不充分，很可能在2002年7月31日之后要修改價格控制或采取其他的管制措施。

OFTEL在文件中還提出，由于競爭還沒有達到解除網絡資費控制的程度，需要繼續根據每個互聯市場的競爭程度，引入新一輪控制，控制期間自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9月30日止，受價格上限控制的5種服務的效率因子介于7.5%至13%之間，而非目前的8%。BT已經接受了OFTEL的建議。之所以實施網絡資費控制，是因為電信網絡提供與世界任何地方終端用戶通信的手段。

在一個壟斷的電信市場，終端用戶只能接入同一個網絡，在兩個或更多運營商競爭的市場，終端用戶往往需要使用多個網絡。因此，為了提供跨越網絡的服務，不同運營商的電信網絡需要相互連接或通過第三方的網絡連接。電信服務跨越網絡和在網絡之間傳輸以及與其他網絡連接的費用就是聯網費用。零售價格由向終端用戶提供相關電信服務引起的成本、利潤以及向其他運營商支付的聯網費用組成，聯網資費水平是終端用戶支付的零售價格的基礎，較高的聯網費用將直接影響終端用戶支付的零售價格。因此，聯網費用應該反映提供網絡互聯服務的成本。在2001年9月30日之前，標準聯網服務的資費允許BT根據長期邊際成本(long-run incremental costs ，LRIC)自行確定一個合理的標準。根據這些服務的競爭程度，OFTEL像對待零售服務那樣采取不同的控制方式。

對于OFTEL看來近期內不可能變為競爭性的服務，采取價格上限控制(cap controls)，目前的控制算式是RPI-8%;對于它看起來有可能變為競爭性的服務，采取安全上限控制(safeguard cap controls)，相關年份價格增長不超過RPI;對于已經是充分競爭的服務或者是BT在網絡資費控制體制建立以后提供的服務，不對其資費標準施加直接控制(not subject to direct charge controls)，詳見表5。如果BT打算修改現存的資費標準或提供新的服務，必須公開通知電信總長和其他執照持有者。

根據競爭委員會(CC)對移動網絡執照提出的修改要求，自1999年4月30日起從BT線路呼叫移動電話的價格降低了25%，同時實施RPI-7%的控制。CC還要求BT在2001財政年度將支付給移動運營者之后用于彌補成本和實現利潤的收入平均保留在每分鐘5.8到3.09便士(ppm)之間。CC還建議BTCellnet and Vodafone在2000年財政年度將平均終端資費從14.8ppm降低到10.9ppm，這是在其已經實施3年的RPI-9%控制基礎上再次降低價格。OFTEL已經于2001年就是否延長將于2002年3月到期的移動終端資費控制進行咨詢，咨詢的范圍包括移動到移動呼叫資費以及是否對英國的另外兩個無線網絡運營者——One2One and Orange的資費進行控制。

BT繼續降低價格并簡化價格結構，給用戶更大的選擇空間，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向住宅用戶和小商業用戶提供服務。自2000年9月1日起，BT用戶的晚間和周末國際終端呼叫費用僅為每分鐘9~13便士。自2000年12月1日起，BT提供了新的價格選擇，對非高峰期語音呼叫和聯網呼叫按月收取固定費用。

四、21世紀初英國電信產業管制的新變化和BT的持續重組

2000年1月，OFTEL在一份戰略報告中對主要市場的競爭效果進行了評估，提出了產業自治和聯合管制(Industry self and co-regulation)的概念，認為管制不應該超過保護用戶利益的最低需要。這一概念的實施對于建立更具靈活性、更易于快速反應、更重視實際效果的管制體制具有重要作用。為使管制機構對變化的競爭格局作出適當的反應，OFTEL表示，未來幾年繼續對競爭效果進行評估，在能夠給用戶帶來利益的競爭性市場，減少管制或撤消管制。

在2000年12月公布的一份白皮書中，政府提出了有關電信傳輸產業的管制改革設想，將現存的5個管制機構——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OFTEL)、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ITC)、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BSC)、Radio Authority和Radio-communications Authority合并成一個新的管制機構——the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OFCOM由執行和非執行成員構成的委員會以及委員會主席和首席執行官領導。BT正在聯合其他運營商尋求對抗管制決定的充分權利，呼吁通過OFCOM的建立進一步放松對它的管制。

2000年5月26日，OFTEL在一項決定中要求BT自2000年6月1日起按照執照規定以同一價格向互聯網接入呼叫源(flat rate internet access call origination ，FRIACO)提供服務，且對互聯網接入呼叫源收取的費用不能按照使用時間而應該根據其購買的網絡能力來確定。

2000年底，擁有2900萬交換線和1100萬移動用戶的BT公布了重組計劃，將原來著重地域的公司架構重組為多個不同的業務單元，業務更為專注和專業，重點更為突出。重組后的收入結構如表6所示。

雖然各個業務單元在運作上彼此獨立，但BT Retail、BTOpenworld、BTWireless、BT Ignite及Yell仍會攜手為其無線、互聯網、寬帶及電子商務領域的客戶提供全面的解決方案。BT正在加速重組計劃的實施，其中的第一步是創建在架構和管理上均獨立運作的新網絡公司NetCO。此一舉措對英國電信產業的影響不亞于1984年的私有化。此舉既可搶占競爭優勢，同時也避免了NetCo和BT其他業務單元之間可預知的沖突。新創建的NetCo將可提供專注的服務，以滿足其他注冊運營商和服務供應商(包括BTRetail、BT Ignite在內)的需求;而這些客戶亦可得益于由業務重點清晰而專注的公司為其提供服務。重要的是，話音、數據和互聯網通信需求的持續增長，將為NetCO帶來巨大的發展機會和美好的前景。當NetCO的業務定位確定后，BT會緊接著與政府和OFTEL商討如何在架構上進行切分的問題，然后計劃將不超過25%的NetCO股份分拆上市。

BT擬創建的控股公司也有精簡的架構，并且專注于其業務，有助于處理股東有興趣的收購、合資和上市事宜。這還意味著各項業務能專注服務其特定客戶的需要，并建立其自身的風格和文化。新的集團和業務單元架構有助于加強財務和運營的靈活性。而各股東，也將看到業務運作的改善、更進步的管理文化和更大的透明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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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rtin ， S. and Parker， D. 1997.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e UK. Lon-don: Routledge.

[4] Oftel.1997.Annural Report 1997.London: HMSO.

第8篇：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

摘　要：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的不斷發展，香港與內地在各個領域的交流都日漸頻繁。在大環境的影響下，香港粵語詞也開始對普通話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有些甚至成為某一時期的流行語。本文通過對幾個典型的香港粵語詞匯進行簡要介紹，從而進一步分析香港粵語如何對普通話產生影響。

關鍵詞 ：流行語 香港粵語 普通話 粵語北上 內地流行語港化現象

語言是反映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會對語言產生根本性的影響。近年來，伴隨著香港與內地交流的日益頻繁，香港粵語開始逐漸向普通話滲透，有些甚至成為某一時期的流行語，于是出現了內地流行語的港化現象。

一、對

關鍵詞 的解讀

（一）香港粵語

粵語，即粵方言，又稱廣東話，是兩廣和港澳地區人民普遍使用的交際語言。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政治、經濟的不斷進步與發展，粵語所通行的部分地區日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其中包括我國的沿海開放城市——深圳和珠海，以及經濟較為先行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此外，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亦將粵語作為其社區語言，海外僑胞中使用粵語的人數也占相當大的比例。

由于受到不同的社會形態、文化氛圍、民俗心態、語言政策、政治變遷、經濟發展等因素的影響，香港人所講的粵語與廣州人所講的粵語在語音、詞匯、語法方面都有一定的差異，因此粵語又被分為“香港粵語”和“廣州粵語”。由于詞匯是語言中最活躍的部分，所以香港粵語詞匯成為香港粵語研究的重點，它既區別于現代漢語詞匯，又區別于其他粵方言使用區的詞匯。香港粵語詞匯可以說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系，有些音譯自英語、日語，有些吸收了大陸及廣東粵語的詞語，并對其進行重譯，有些則創造于香港本土以彌補語言表達上的空缺。香港詞匯從造詞和運用等方面都體現著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特色，反映著香港居民的社會文化生活。經濟生活中的香港粵語詞匯有“炒股、套現、炒樓、豪宅、掃貨、震撼價、勁減、熱賣、大出血”等；休閑娛樂生活中的香港粵語詞匯有“首映禮、玉女、狗仔隊、師奶殺手、纖體、網吧”等。

錢冠連曾在《粵方言進入普通話》中提到：“借助經濟翅膀煽動的新詞語有進入普通話詞匯庫的絕對優勢。”[1]近年來，香港與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日漸接軌，加之經濟較強這一優勢，香港文化日益滲透到內地，香港粵語詞開始逐步向內地擴散。其中，一部分詞匯取代了原有的現代漢語詞匯，一部分詞語增補了原有現代漢語詞匯的含義，還有一部分詞匯填補了現代漢語詞匯的空缺，成為被普通話吸收了的無法替代的港式詞語，于是出現了香港粵語詞匯北上的現象。

（二）流行語

流行語，顧名思義，乃“流行”之“語”，也就是廣泛傳播、盛行的語言。于根元認為：“語言生活跟許多人的用語共振，新詞語是新共振的部分，流行語是一時一些人群密集共振的部分。”[2]由此不難看出，流行語具有時段性和高頻性的特點，即某一時期人們普遍使用的詞語，它帶有明顯的時間性，在盛行過后會被新的流行語所替代，甚至被遺忘。另外，流行語還具有新奇性和任意性的特點。新奇的事物往往會引起人們探索的興趣，因而被口耳相傳，擴大影響。受香港電影及媒體等影響，內地出現了“給我個理由先”“做人最要緊的是開心”“有沒有搞錯”“我鄙視你”等流行語。這些語言追求個性、標新立異，但在傳播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違背常規的使用現象，表現出任意性。如出現“這次的事情很sorry啦”“搞gay”“醬紫”等說法，其實也是一種對新奇感的追求。總之，流行語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是在某一時段內高頻出現的新奇語言。

（三）內地流行語的港化現象

隨著港式粵語詞北上，內地流行語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吸收香港粵語中的詞匯及表達方式，呈現出一種港化的趨勢。受書籍以及電視、網絡、報刊等媒體的影響，香港粵語開始廣泛地進入到普通話日常交際口語以及寫作書面語中。這一現象尤其體現在流行語的使用上。在某一特定時期內，一些粵語詞和粵語句式開始在日常生活中被大量運用，如網絡社區、論壇、報刊、雜志中等等，網絡上甚至出現了“TVB體”，香港TVB電視劇中的常見臺詞開始被網民們戲說和使用。

二、對幾個香港粵語詞的解讀

香港粵語詞匯進入內地流行語這一現象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代表。有些詞語已經完全融入進普通話中，并被廣泛使用，使得人們往往忽略了它是來自于香港粵語。如“走私、緋聞、賣相、新秀、黑手、古板、惹火、前衛、冒牌”等；有些詞語被普通話吸收后又引申出新的含義，如“臥底、曝光、會錯意、無厘頭”等；還有些詞語是在香港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產生的，不可被現代漢語中的詞匯所替代，如“網友、黃頁、茶餐廳、拍拖”等。通過查閱《中國當代流行語全覽》《香港社區詞詞典》《中國民間方言詞典》《當代港臺用語辭典》《方言·釋言》《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廣州話俗語詞典》《辭源》《新華新詞語詞典》等辭書，筆者將對幾個從香港傳入內地的流行語進行簡要地分析闡釋，以考察香港粵語是如何對普通話產生影響的。

（一）爆棚

爆棚，源自粵方言，有“爆滿”之義。《中國民間方言詞典》對其有較明確的解釋：

①原指戲院客滿。轉指膨脹，容不下了。陳浩泉《斷鳶》三：“生活在香港的壞處和苦處是外面人看不到的，而且，香港這小豆腐般的地方早就‘爆棚’了啊！”②指打牌滿貫。阮郎《臺商香港蒙騙記》七：“但從第四副牌開始，這個老手不但贏了，而且副副‘爆棚’。”③指熱門、受歡迎。如：中央電視臺密鑼緊鼓籌備，今天春節聯歡晚會爆棚。④指賣座、客滿。如：該機構只有130張床位，每天開門不一會兒就告爆棚。[3]

20世紀初，香港沒有太多的娛樂活動，因此粵戲班在香港大受歡迎，特別是過年過節的時候，必須搭起戲棚來演一出《神功戲》。在戲院并不盛行的年代，戲班則與戲棚關系密切，當時常有俗話說道：“搭起戲棚，就有戲班到”，用以形容人們做事有計劃，認為只要把局面布置好，就不愁辦不成功。

戲棚的布局比起戲院來要簡陋得多，沒有布景，沒有燈光，很多時候臺下也沒有椅子，需要觀眾自備板凳。雖然環境如此不堪，但只要有好戲看，人們就算站著也要把戲看完，戲棚里常常人滿為患，水泄不通，甚至達到快要“爆炸”的狀態，“嘩，爆棚！”因此便有了“爆棚”一詞，從此“滿座”被“爆棚”所取代。由此也衍生出一些香港俗語，如：“棚尾拉箱”指演出結束后，演員們抬走戲棚后邊用來裝道具的戲箱，匆匆上路，多含貶義。后用來比喻一件事結束時草草收場。

伴隨著信息媒體的發展，“爆棚”一詞逐漸從香港民間口語轉入書面語，出現于各種書籍、報刊之中，隨之傳入內地。如《明報》1999年1月28日刊：“聯合醫院近日亦因感冒高峰期，醫院急癥室及病床均告爆棚。”

（二）行貨

《現代漢語詞典》釋義“行貨”為：加工不精細的器具、服裝等商品。

“行貨”一詞有著頗為古老的歷史源流。起初無褒貶之意，乃指一般貨物，例見《水滸傳》第三回：“見這市井鬧熱，人煙輳集，車馬軿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

后來，“行貨”演變為惡劣之貨。《霞外攟屑·釋諺· 行貨》： “ 越俗以貨之次者為行貨； 其上者曰門貨。”《客方言·釋言》提到：“行者，粗惡之義，今吳越謂器物楛窳為行貨。”所謂“楛窳”，有“粗燥惡劣、粗劣不精”之義。近世考據學者丁惟汾在其所著《俚語證古》（卷七，器用，203）中補充道：“行貨，苦貨也，濫惡貨也。壞貨謂之行貨，行，古音讀杭，與苦（古音讀胡）為雙聲音轉。《管子·小匡篇》辨其功苦，注云，苦為濫惡者，按濫惡合聲為苦。”按照丁惟汾的論斷，“行貨”的“行”是“苦”的轉音，而苦又是“濫惡”的合聲，《管子》所說的“辨其功苦”，即要分出是“好貨”還是“苦貨”，“苦”的古音讀“杭”，乃是“行貨”的初始。

后來“行貨”逐漸成為香港社區慣用詞語。由黃偉文填詞，楊千嬅演唱的粵語流行歌曲《可惜我是水瓶座》中，一句“別說這種行貨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道盡了詞人的無奈，此處的“行貨”一詞，想必也是借用了“苦貨”“濫惡貨”之義，形容一個并不優異的人，是一種自嘲。

“行貨”一詞傳入內地后，在數碼電子行業，則是相對于“水貨”而言，指經過合法的報關手續等正規渠道進入國內市場的境外商品，行貨能在國內市場享受到售后服務及質量保證。

（三）無厘頭

“無厘頭”是粵方言中的一個俚語詞匯，《當代港臺用語辭典》解釋“無厘頭”為：

[港]言語荒誕不經，無分寸：近一段時間以來，坊間流行所謂無厘頭文化，為求搞笑而隨心所欲地不顧邏輯，包括了一些言行作為。英語“nonsense”的對譯。[4]

《新華新詞語詞典》釋“無厘頭”為：故意將一些毫無聯系的事物現象等進行莫名其妙的組合串聯或歪曲，以達到搞笑或諷刺目的的方式。《方言·釋言》第4389頁對其解釋為：“原義為沒有利益，現指表演故作噱頭。”“無厘頭”一詞是從“無來頭”演化而來，在粵語中，“來”的發音與“厘”很相近，于是在傳承發展過程中，“無來頭”漸漸變成了“無厘頭”。

如今，無厘頭文化已經成為一種影視現象，其代表是香港經典電影——周星馳系列電影，如：《大話西游》《百變星君》《食神》《行運一條龍》《喜劇之王》等。大陸學者譚亞明在《當代電影》1999年第2期《周星馳現象研究》一文中，對“無厘頭”一詞做了較為明確和通俗的解釋。“無厘頭原是廣東佛山等地的一句俗話，意思是一個人做事、說話都令人難以理解，無中心，其語言和行為沒有明確的目的，粗俗隨意，亂發牢騷，但并非沒有道理。無厘頭的語言或行為實質上有著深刻的社會內涵，透過其嬉戲、調侃、玩世不恭的表象，直接觸及事物的本質。”[5]隨著周星馳電影作品紅極一時，“無厘頭”一詞便在香港電影對內地文化的極大影響下逐漸進入普通話，并廣泛出現在內地民眾的日常口語、報章雜志、網絡語言中。

（四）八卦

“八卦”一詞自古就有，最早是指一套有象征意義的符號。《辭源》對“八卦”做了較為系統的解釋：“周易中的八種符號。相傳為伏羲所作……八卦最初是上古人們記事的符號，后被用為卜筮符號，逐漸神秘化。春秋以后又被統治階級用作宣揚天命論和迷信思想的工具。”[6]

用八卦來進行占卜就要有語言，而許多時候語言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于是“八卦”又引申出“好管閑事”“搬弄是非”等含義。《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對“八卦”一詞在不同方言區的不同含義做了解釋，如在萍鄉指“胸骨連同兩側的肋骨”，在武漢指“烏龜”，而在廣州則指“饒舌、好管閑事”，如“佢好八卦、八卦婆”。《廣州話俗語詞典》解釋“八卦”為：多指封建迷信意識濃厚的人的舉動，也指好管閑事、搬弄是非。《當代港臺用語辭典》釋義為：

①[港]無聊舉動，無聊行為：看見一群人圍著雜貨店，于是便做其八卦，急步走近看看發生什么事。②[港]說長道短，傳播流言蜚語：世上永遠有八卦的女人，連監獄中也不例外。[7]

通過幾部詞典的釋義不難看出，香港社區用語“八卦”一詞，在傳入內地后較多使用的是“搬弄是非”的含義，而“無聊舉動”的含義則相對較少，想必是受到八卦雜志、八卦周刊、八卦新聞等的影響，多沿用了它們“搬弄是非”的意味。

“八卦”一詞首先出現于廣東、香港地區的原因，大概是因為兩地的占卜文化都較為盛行，直到如今，人們到了香港依然要去拜訪黃大仙寺，或者體驗路邊的八卦神算。

（五）拍拖

《當代港臺用語辭典》《方言·釋言》《新華新詞語詞典》《現代漢語詞典》《中國民間方言詞典》等都對“拍拖”一詞進行過闡釋。“拍拖”來自粵語。“拍”是并在一起，“拖”是拖帶，原指“動力船拖帶著非動力船一起航行”，借指“男女手挽手地走路”，再引申為“談戀愛”。

“拍拖”一詞，最初是指廣州珠江水域的一種名為“花尾渡”的船的航行方式。花尾渡自身沒有動力，想要在水面航行就要依靠另一艘體型較小的機動拖船地牽引，離岸或靠岸都要依靠它才能進行。粵語中將并行稱為“拍”，于是一并行，一拖引，就誕生了“拍拖”。后來人們將這種二者兩兩并在一起的場面想象成男女戀愛時手拉手，相互依偎的場景，“拍拖”一詞便由此產生了“談戀愛”義。與這一隱喻意義相反的詞叫作“甩拖”，表示分手，在香港也稱作“失拖”，是“失戀”的意思，如涂陶然《夢醒何處》：“阿英‘失拖’的事又傳開了。”由兩兩并在一起這一含義，港人又創造了“拍拖報”一詞，是指兩份并在一起減價出售的報紙。

雖然“花尾渡”早已不復存在，但由它而來的“拍拖”一詞卻沿用至今，并從香港傳入內地，成為內地某一時期的流行語。

三、對內地流行語港化現象的原因闡釋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關，它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變化。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隨著社會變動、民族遷徙、文化融合等，語言也開始相互滲透、彼此吸收和發展。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語言不斷演變、進化，成就了其今日的樣貌。“語言……是唯一的憑其符號作用而跟整個文化相關聯的一部分”[8]。因而語言的歷史往往同文化的歷史相輔相成。香港粵語對普通話的影響程度日益加深，與文化歷史的發展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以前，與內地的政治、文化、經濟交流都相對較少，因此對內地文化的影響也微乎其微。1997年以后，兩地交流的不斷深入，香港詞匯在普通話中的使用比例便呈現出日益增多的發展趨勢，特別是在流行語方面。我們認為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

（一）媒體的引導作用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媒體開始成為一種重要的信息交流手段，廣泛應用于人們的日常交際活動中。當今時代的四大主流媒體為：報刊、廣播、電視、網絡，新媒體也大量涌現，例如手機媒體、移動電視、IPTV等等，人們稱之為“第五媒體”。媒體在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功能是巨大的，包括傳播與宣傳、交流與溝通、教化與引導、示范與榜樣、娛樂與升華等。香港粵語主要通過網絡、報章、電影電視、音樂等途徑逐漸北上。

《明報》《星島日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等報刊是香港的主流報刊，近年來，香港的報刊語言也出現了明顯的口語化傾向，這些被口語化了的書面語以報刊為載體傳入內地，人們選擇了高頻出現的和符合人際交往表達方式的詞語進行使用和改進，從而成為流行語。如《明報》2002年6月30日刊：“今次有線可能想同觀眾打成一片，所以個個主持鬼五馬六”，其中“鬼馬”一詞就是從香港引進的流行語。但對香港粵語北上現象產生影響更多的媒體應算是電視和網絡。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是全球最大的中文電視節目制造商，內地的民眾對其也非常熟悉，《上海灘》《射雕英雄傳》《金枝欲孽》等都是TVB推出的經典劇集，曾經紅遍大江南北，劇中的經典臺詞、經典曲目和偶像明星都成為民眾追捧的對象。如今網絡上甚至還出現了“TVB體”，它是指大量套用TVB電視劇中的經典臺詞來“吐槽”或者尋求“安慰”，廣受網友追捧，如“吶，做人呢，最緊要的就是開心”“飯可以亂吃，話不可以亂講”“我對燈火發誓”“有異性，冇人性”等等。在電影方面，周星馳主演的香港經典無厘頭電影《大話西游》，也將“大話”“給我個理由先”“無厘頭”“曾經有XXX擺在我面前”等流行語帶入內地，廣為流傳。在流行音樂方面，粵語歌曲以其獨特的歌詞內涵、唱腔而深受內地民眾喜愛。詞人林夕的作品一直被視為經典，如《愛情轉移》中的“蕩氣回腸是為了最美的平凡”，《郵差》中的“你是千堆雪，我是長街，怕日出一到，彼此瓦解”，《蝴蝶》中的“就像蝴蝶飛不過滄海，沒有人忍心責怪”等，如今被網友們大量用于網絡個性簽名。

在越來越多的香港粵語傳入內地并成為流行語的年代，媒體的作用不容小覷。

（二）人們趨時求新的心理

隨著我國近年來的不斷發展進步，人民生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在這個信息、科技日趨發達的年代，“新潮”成為了人們追求新生事物的代名詞。不少翻譯自英語的香港粵語新詞被內地民眾所追捧，如“迷你、T恤、鐳射、發燒友、酷、的士、巴士、桑拿、酒會、電腦、白領、快餐、熱點”等。由于經濟大發展，過去常用的詞語顯得有些土氣了，于是“電飯鍋”成了“電飯煲”，“理發店”成了“發廊”，“滿座”成了“爆棚”。這些新的流行語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受人們趨時求新心態的驅使而產生的。

（三）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

對外開放是我國社會主義新時期改革政策的重要內容，對外開放政策不僅促進了大陸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影響了普通話詞匯。伴隨著香港、澳門的回歸，港澳地區與內地的交流往來日趨頻繁，這使得港澳地區的新詞語不斷滲入到內地的普通話中來。港臺詞語的大量登陸，使粵方言成為強勢方言，在漢語詞匯發展進程中吹起了一陣清新的經濟改革的東南風。[9]不少人甚至認為粵語是有錢人的語言，在內外因素的共同驅使下，香港粵語自然而然地滲透進入普通話。通過“經濟的翅膀”進入普通話的香港粵語詞匯以市場經濟、科技術語和日常生活用語為主，如“按揭、大哥大、黃頁、的士、收銀臺、熱銷、炒魷魚、炒股、理財、物流、酬賓、寫字樓、休閑、拍拖、發廊、創意、性感、搞定、公干、生猛海鮮、方便面、白癡、走光、洗腦、大牌”等詞語，它們豐富了普通話詞匯，并頻繁出現在人們的口語和書面語中。

（四）人口遷移的影響

以后，與大陸的政治、經貿、文化往來都日益頻繁。不少港商認為香港各行業趨于飽和而大陸經濟發展前景廣闊，于是紛紛到內地投資。許多香港學生也到內地留學，主要是以學習中文和中國傳統文化為主。于是，工作、學習、結婚等因素成為人口遷移的主要原因。港人將其語言、思想、文化帶入內地并進行交流，香港粵語詞匯也自然而然地隨著港人與內地民眾的頻繁交流而進入人們的日常交際中，有的被普通話吸收，其中有部分詞匯廣為流傳，從而成為一個時期的流行語。

（五）普通話自身發展的需要

早在先秦時代，我國就已經出現了方言現象，正所謂“五方之民，言語異聲”。與此同時，出現了民族共同語，即“雅言”。“雅言”是官話，使用于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那一時期，由于各地區人民在統一的情況下交往日益頻繁，于是出現了共同語吸收方言詞的現象；隨著歷史的動蕩與變遷，到了東漢末年，共同語對方言詞的吸收更加明顯，并且因此而茁壯成長起來；唐宋以后，由于戲曲、小說等的流行，許多方言詞借著文學作品的流傳進入共同語；以后，西方事物的大量出現，使共同語在外來詞的滲透下逐漸洋化；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大量香港粵語詞開始北上，甚至出現了“港式普通話”。

從歷史看來，各個時期的方言和共同語都是相互滲透的，以方言詞來填補和豐富共同語，是共同語自身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也是極為重要的環節。如今，作為民族共同語的普通話吸收作為方言的香港粵語，自然也是普通話自身發展的需要。香港粵語中的新潮、生動、形象的詞語進入普通話，填補了普通話表達上的空缺，并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在香港粵語與普通話的接觸過程中，會促使一部分方言詞成為流行語，這是我國內地出現流行語港化現象的重要原因。

四、結語

在新時期，普通話對香港詞語的廣泛吸收是我國內地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文化心理的一種體現，符合現代人的表達方式和表達需求。香港粵語北上，不僅增強了普通話的表現力，而且豐富了人們的語言生活。對此我們應當以積極的態度去接受，不搞“漢語危機說”等惡意宣傳，努力為我國的語言文化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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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雙減政策的含義范文

摘要 利用中國營養與健康調查數據（CHNS）分析健康對勞動力退出的影響。非連續時間風險模型結果顯示：對全體樣本而言，健康是勞動力退出的一個重要因素；健康對男性勞動力退出的影響顯著，對女性勞動力退出的影響微弱；健康對農村勞動力退出有顯著影響，而對城鎮勞動力退出沒有作用。

關鍵詞 健康 健康沖擊 非連續時間風險模型 勞動力退出

一、引言

鼓勵勞動力留在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往往會由于個體的健康原因退出而打折扣。研究健康與勞動力市場退出的聯系，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無疑具有較重要的意義。

絕大多數國外文獻對健康與勞動力退出關系的研究，集中在老年勞動力的健康對退休行為的影響上（Bound et al.，1999；Disney et al.，2006；Rice et al.，2006；Zucchelli et al.，2007）。健康與退休的經濟理論表明，個體對現時和將來閑暇的偏好依賴于現時的和預期的健康狀態（Lazear，1986；Roberts et al.，2008）。非健康會增加勞動負效用、從工作中通過低工資得到的回報減少、給予殘疾者以非工資收入的資格，這些都會使非健康者繼續勞動的概率減少。有眾多學者還對此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比如，Roberts等（2008）、Hagan等 (2008)發現急劇的健康沖擊對退休有至關重要的作用。Riphahn (1999)的研究發現德國40―59歲之間的個體由于健康沖擊的影響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概率增加了200%。 JiménezMartín 等（2006）對西班牙50―60歲勞動者的分析表明繼續工作的概率將隨著健康狀況的惡化而減少。Smith（2004）也發現年齡超過50歲的遭受了健康沖擊的個體其繼續工作的概率將會下降15％。

研究年輕勞動力的健康與工作狀態轉變的文獻較少。 Pelkowski和Berger (2004)利用美國的微觀數據研究發現，持久的負向健康沖擊使工資和工作時間都顯著地減少，而且，年輕者的健康對勞動力產出的影響較大，40―49歲的男性及30―39歲的女性發生了持久疾病后的收入減少達到最大。Lindeboom等 (2007) 利用事件歷史模型（an event history model）估計了工作和殘疾狀態之間的關系，發現健康沖擊對就業的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殘疾來影響的，同時，個體如果在25歲發生殘疾，在40歲時其工作的概率將會減少14.4%。Pilar 等（2010）利用英國的家計調查數據分析了16―64歲的男性和16―59歲的女性的健康對勞動力進入及退出的影響，結果表明，健康對轉變為非就業的風險有顯著作用。

針對中國的研究，現有的文獻非常有限，主要集中于健康對農村勞動力的參與分析及健康對城鎮職工退休的影響研究上，如劉生龍（2008）認為，健康狀況每增加一個等級，中國農村居民勞動力參與的可能性將會提高3.48個百分點；健康狀況對中國女性農村居民勞動力參與的影響要高于對男性農村居民勞動力參與的影響。封進和胡巖（2008）的實證研究發現，健康狀況是女性提前退休的一個動因，但并不是男性提前退休的原因。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豐富了健康與勞動力關系的研究內容，但是已有文獻或者忽略了健康對年輕勞動力退出的作用，或者沒有把城鄉納入同一個分析框架。

正如Currie和Madrian (1999) 所強調的那樣，實證結論都支持健康對勞動力的退出有影響，但效應有多大、與其他決定因素相比哪個更強等問題還存在爭議。存在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些實證中使用的截面數據無法限制個體不可觀察因素。本文利用包括年輕勞動力在內的面板數據分析健康對分性別、分城鄉勞動力退出的影響。

本文余下部分結構如下：第二部分為計量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為數據與變量；第四部分運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對健康與勞動力退出的關系進行經驗分析；第五部分是結論和政策建議。

二、 計量分析框架

（一） 退出風險模型

因為本文的考察重點是健康對勞動力退出的影響，所以我們選擇了那些在初始年份有工作的個體，追蹤其首次轉為不工作或其數據截斷（截斷意味著某個個體或者脫離了調查或者一直在調查樣本中但仍在工作）為止。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工作狀態s的持續期可以納入風險函數中，風險函數可以測量在時間為t時轉變工作狀態的即時概率，即直到時間t時工作狀態的條件生存概率。以非連續時期代表連續時期的風險率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

hsit=pr（1）

式（1）中Xit是隨著時間t變動的協變量向量，Ti是非連續的隨機變量代表勞動力退出被觀測到的時期。

持續期樣本似然對數函數可以通過引入二元變量yit得以簡化，當t=Ti或個體沒有被截斷時，yit=1，否則yit=0。相應而言，對那些一直工作的個體，全部時期的yit=0；對退出者而言，除退出期為yit=1外，其他時期yit=0 。這樣，似然對數就可以通過yit的引入簡化為下式（Allison，1982；Jenkins，1995）：

logL=∑ni=1∑tik=1yitlog(hik/(1-hik))+∑ni=1∑tit=τlog(1-hik) （2）

為了用不連續的風險模型代替潛在的連續時間風險模型，Prentice和Gloecker（1978）用雙對數風險函數形式表示出風險hit：

hit=1-exp(-exp)(Xitβ+θ(t))) （3）

式（3）中的θ(t)表示基礎風險，它是啞變量表示的各個時期風險的階梯函數。

（二） 潛在健康指數

用主觀方法測度出的健康用于分析其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時，可能存在著誤差。其一，有著相同潛在健康水平的個體回答健康分類問題可能會用不同的門檻值不同（Lindeboom and Doorslaer，2004）。其二，勞動市場的狀態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健康。其三，非健康是一個處在工作年齡內的人離開勞動市場的法律托詞，個體以非健康為由不工作的行為可以合理化，對一些繼續工作而報酬較少的個體而言，為獲取病殘收益資格往往低估自身的健康，這被稱作退出的殘疾路線（Blundell et al.，2002)。

為消除主觀健康測度存在的誤差，Bound（1990）、Disney等(2006 )把主觀健康作為一些客觀健康因素的函數，計算出潛在的健康指數來消除這些誤差。考慮健康因素Zit影響個體的勞動市場轉變決策HRit，有下式：

HRit=Zitβ+εiti=1,2,…,n;t=1,2,…Ti （4）

式（4）中的εit是與Zit不相關的時變誤差， HRit不能直接觀測，但可以觀察自評健康Hsit，設定Hsit潛在對應部分為H*it，則有下式：

H*it=HRit+ηiti=1,2,…,n;t=1,2,…Ti(5)

式（5）中的ηit代表從H*it到HRit映射中的測量誤差，并且與HRit不相關。把式（4）帶入式（5）得到如下式子：

H*it=Zitβ+εit+ηit=Zitβ+viti=1,2,…,n;t=1,2,…Ti （6）

式（6）中的ηit代表當直接用H*it估計健康對勞動力市場轉變影響時的誤差來源，因為ηit或者為隨機分布或者是勞動狀態的函數，前者會削弱健康對退出的影響，后者則會過高估計健康對勞動力市場轉變的影響，為此，需要用預計的潛在健康指數*it來縮小誤差。

當把二元或序數的Hit與潛在的H*it聯系起來，并且假定vit分布形式已知時，我們可以估計出β參數。如果自評健康為序數時，有以下形式：

Hit=k 當μk-1

其中μ0=-∞,μk≤μk+1,μm=∞。設定vit為正態分布，式（7）就可以使用極大似然的序數Probit模型計算，預測值則可以作為潛在健康水平。

為減少健康與勞動力退出的內生性問題，我們在模型中同時包含了期初健康和滯后健康，滯后健康可理解為健康沖擊，滯后健康比期初健康含有更豐富的內涵，因為勞動力市場狀態的調整需要時間，而且該方法可以控制個體不可觀察的與健康相關的異方差。

三、數據與變量

(一) 樣本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取自“中國健康和營養調查”(CHNS) 數據集。該調查覆蓋9 個省(遼寧、黑龍江、山東、江蘇、河南、湖北、湖南、廣西、貴州) 的城鎮和農村,采用多階段分層整群隨機抽樣方法。從1989 年開始,該調查迄今已進行了7次（1989 年、1991 年、1993 年、1997 年、2000 年,2004年，2006年），其數據集中有一部分是同一被調查者在不同年份的數據。包含了所有成人的工作情況、個人健康狀況及社會人口學特征等信息。因為關于健康的完整信息在1997年以后該調查才開始涉及，所以本文樣本的時間選擇為1997―2006年，樣本包括在起始年份（1997）有工作并且在其后的年份中都參與了該調查的個體，其中16―59歲的男性1185人，16―49歲的女性864人；城鎮人口369人，農村人口1680人。

（二） 變量

1. 勞動力退出

從事經濟活動到不從事經濟活動的過渡被用于勞動力退出的測量。本文的勞動力退出變量以個體自報告方式界定，該調查的問題之一為你現在有工作嗎，我們把在1997年有工作而在以后的年份回答沒有工作的作為勞動力市場退出。農村勞動力中回答“有工作”的個體其職業以農民為多，處于無雇工的個體經營者的地位（其工作單位類型多為家庭聯產承包農業、小集體等）。值得指出的是，該調查在“是否有工作”之后，還對個體為什么沒有工作進行了詢問，正在找工作、做家務、殘疾、學生、退休、其他是其中的回答選項由于調查資料的限制，本文不能區別出個體退出勞動力市場是換工作臨時退出還是由于健康原因永久退出勞動力市場。因為在回答為什么沒有工作選項答案中的人都有可能再返回勞動力市場，所以，本文的退出更多帶有暫時性或初次退出的特征。。

2. 健康

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提供了個體對其健康與同齡人對比來評定的四個等級：非常好、好、一般、差。用于預測潛在健康指數的疾病變量包括有無甲狀腺腫大、口角炎、高血壓、糖尿病等變量，體測及疾病變量用二元啞變量表示，1代表有，0代表無。詳見表1。

3. 其他變量

中國營養與健康調查提供了工資、獎金、補貼及其他收入匯總生成的家庭、個體總收入，并且分別以1988和2006的遼寧省城市消費品價格指數對收入進行了平減。本研究使用2006年平減的收入數據。收入在退出勞動力市場后一般會減少，為解決這種內生性問題，我們把退出前的個體收入取對數后再取平均數，退出發生后的收入則以平均數的滯后值代替。當然，內生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身體健康有可能影響工作類別的選擇，即有的人健康狀況差，但是選擇了一項對身體健康要求不是很高的工作，所以即使是身體差，影響勞動力的退出的可能性也不會很大，除非是很嚴重的疾病。由于資料所限，本文無法找到合適的工具變量，未對這種內生性進行處理。家庭規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及醫療保險狀況的具體定義見表2。

四、實證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

表3匯報了全部樣本及分性別、城鄉的樣本均值情況。從全部樣本看，不工作者健康等級為好的比例比有工作者下降，而健康等級為一般和差的比例都有上升。男性沒工作者和有工作者相比健康等級為好的比例降低了將近0.1，而健康等級為一般和差的等級分別下降了0.047和0.041；而女性的各個健康等級在工作者和沒工作者之間的差異并不太大。農村沒工作者與有工作者相比健康等級為非常好的比例降低0.044，城鎮降低0.014；農村沒工作者與有工作者相比健康等級為差的比例增加了0.068，城鎮增加了0.033，增降幅度均低于農村。

其他變量在不同工作狀態之間也有所不同。如沒有工作的個體的收入無論是在分性別還是分城鄉以及全體樣本中都比有工作的個體收入為低；在婚者工作的比例高于不工作的比例；沒有工作者享有醫療保險（因為CHNS對社會保障調查涉及的較少，為引入社會保障控制變量，本文以個體享有醫療保險的情況代替社會保障）比例均低于有工作的個體。

注：城鄉以居住地劃分，城市的調查點中也包括郊區的農民，所以城市的調查點中有農民職業。農村調查點包括縣城，所以有非農職業。

圖1―圖3描繪了全部樣本、分性別和分城鄉的自評健康的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和生存函數相同的Logrank 和PetoPetoPrentice的χ2檢驗（和概率）情況。從圖1中可以看到身體越健康的個體其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概率就越小，生存函數相同的假設被拒絕；圖2分性別的圖示表明越健康的男性其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概率越小，女性健康與退出的關系不明顯；圖3則表明越健康的農村勞動力其留在勞動力市場的概率越大，城鎮勞動力健康與退出的關系不明顯。

（二） 計量分析

1. 潛在健康回歸

表4匯報了以自評健康為因變量的廣義序數Probit模型回歸結果。因為自評健康是以1表示最高等級，4表示最差等級，所以，如果有疾病問題，預期回歸系數應該為正號。從表4中可以看出，除口角炎、雙臂缺失或雙臂功能喪失的回歸系數不顯著外，其他變量的回歸系數均為顯著的正號。用該回歸模型的預測值構建個體的潛在健康指數（健康惡化），用于下面的分析。

2. 退出風險回歸

非連續時間退出風險模型的回歸結果匯報于表5中，變量的風險率及標準誤差分全部樣本、性別及城鄉列示，風險率測量了某個自變量變化一單位導致的退出風險的比例效應，所有可能使退出概率增加的因素，其風險率大于1，而所有使退出概率減少的因素，其風險率在0到1之間。非連續時間退出風險模型用STATA軟件中的pgmhaz8命令執行(Jenkins, 1998)。

注： ***, **, *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

對于全體樣本來說，潛在健康指數（健康惡化）每變動一個單位將使得勞動力退出風險增加137%。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比小學組（基礎組）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風險降低53％，即高素質的勞動力比低素質的勞動力更可能留在勞動力市場。

從分性別的樣本看，男性潛在健康指數（健康惡化）每變動一個單位將使得勞動力退出風險增加210%，女性潛在健康指數（健康惡化）每變動一個單位將使得勞動力退出風險增加73%，但女性的退出風險并不顯著本文還使用了自評健康對該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健康對退出有性別差異，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女性生病對于家庭生產活動比男性生病更具有破壞性，使得女性即使在遭受健康沖擊的情況下也不輕易離開勞動力市場。劉國恩等（2004）的研究表明當丈夫的健康狀態下降時，妻子的一周工作時間從45.44小時上升到50.06小時，當妻子的健康狀態從“很好”變為“不好”時，丈夫的一周工作時間不僅未增加，反而從43.34下降到37.15小時。Wu(2003)發現妻子的健康打擊比丈夫的健康打擊會給家庭財富帶來更大的損失。在婚男性比未婚男性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風險減少34％。相比與小學組，受過初中教育的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風險增加，而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風險減少。女性退出風險隨收入的增加而減少。相比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的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風險更小。

從分城鄉的視角看，農村勞動力潛在健康指數（健康惡化）每變動一個單位將使得勞動力退出風險增加146%，而城鎮勞動力的健康對退出沒有影響。原因可能在于，農村勞動力主要以體力活動為主，使得家庭收入更加依賴于個人的體力和身體狀況，所以農村勞動力即使患有某些不易觀察的疾病也不及時行醫而繼續工作，日積月累的小病造成的大病沖擊往往使其更易退出勞動力市場；城鎮勞動力享有現對健全的福利保護，受到的長期大病沖擊較少，即使受到健康沖擊，他也會選擇制度安排允許的休病假，而不會選擇離開勞動力市場，導致健康對城鎮勞動力退出的影響不顯著。相對于小學組而言，受過大學教育的城鎮勞動力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風險減少，城鎮在婚勞動力比未婚勞動力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風險也減少。相比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退出風險減少，而城鎮勞動力的退出風險增加。

相比于高級或一般專業技術工作者、管理者、行政官員、經理、辦公室一般工作人員等職業，技術工人或熟練工人、非技術工人或熟練工人、農民、漁民、獵人、服務行業人員等職業退出概率顯著增加。而醫療保險對退出的影響不大，這可能是由于醫療保險覆蓋面不廣、醫療保險補償水平不高造成的，比如，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我國醫保基金年度結余率較高，平均年度結余率在26％左右，最高的年份達到36％。按國際經驗結余率應控制在10%，長期過高的結余率會降低基金使用效率降低參保人的待遇。

五、 結論

本文利用中國健康和營養調查數據分析健康在勞動力退出中的作用。我們把在起始年份就業的勞動力（16―59歲的男性和16―49歲的女性）作為儲備樣本，把勞動力退出風險納入非連續時間模型，同時，在自評健康與肌體功能問題進行廣義序數Probit回歸基礎上取得潛在健康指數。分析結果顯示：對全體樣本而言，健康是勞動力退出的一個重要因素；健康對男性退出的影響顯著，對女性退出的影響微弱；農村勞動力健康對退出有顯著影響，城鎮勞動力健康對退出沒有作用。結論的政策含義是，應該設法為增進勞動者的健康提供便利，使其不因健康問題而非自愿、過早地離開勞動力市場。

我們的研究表明有以下兩個問題可能值得進一步探索，第一，健康對勞動力進入有無影響，其影響的方向和程度如何？第二，健康對分性別、分城鄉的勞動力進入是否同退出的結論一樣也有較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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