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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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開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生育意愿；生育倫理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5-0183-02

生育意愿主要包括意愿生育子女數、子女性別及初育年齡[1]，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生育行為。生育倫理則涉及具體的生育行為的道德層面[2]。多年來，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的嚴格執行，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倫理觀念。由于社會文化的嬗變和生育科學技術的發展，當前的生育倫理問題形成對傳統文化、倫理觀念的巨大沖擊。當代大學生思想活躍、注重自我實現、容易接受新鮮事物，他們關于生育問題的意愿、觀點、看法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未來中國的生育行為、生育倫理和生育政策，進而對社會經濟產生巨大影響。大學生有著怎樣的生育意愿，又是如何看待當代生育倫理的熱點問題，這些都值得我們關注，因此有必要對當代大學生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倫理狀況做一番科學探討。開展當代大學生生育意愿及生育倫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廣東省10所高校在校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整群抽樣法共抽取1 000名被試進行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931份。其中男生344人，占被試總數的36.9%，女生587人，占被試總數的63.1%。

（二）研究方法

采用《大學生生育意愿與生育倫理狀況調查自編問卷》，問卷題目的確定以理論文獻綜述、個別討論和個案訪談為基礎，經過專家論證具有較好的效度。為保證研究質量，在調查過程中，要求被試當場作答，使用統一指導語控制情境，并現場收回問卷。以統一標準對回收問卷進行篩選，對合格問卷進行編碼，采用SPSS16.0統計軟件錄入數據并進行統計分析。

二、結果

（一）大學生生育意愿狀況調查

1.關于生育孩子的性別偏好

調查顯示，在假設只可生育一個孩子的條件下，25.9%的大學生希望生育男孩，11.7%的大學生希望生育女孩，另有62.4%的大學生認為生育男孩或女孩都一樣。這里，希望生育男孩的大學生比例高于希望生育女孩的大學生比例，但是更多的大學生在生育孩子上已經沒有明顯的性別偏好。

2.關于計劃初次生育孩子的年齡

關于計劃初次生育孩子的年齡，8.5%的大學生認為是20-24歲之間，79.9%的大學生認為是25-29歲之間，10.4%的大學生認為是30歲之后，另有1.3%的大學生表示不想生育孩子。可見，大學生的計劃初育年齡大部分在25歲以后，符合晚育條件。

3.關于生育二胎意愿

在“假設您的情況符合生育第二胎政策，您是否會生育二胎”問題上，55.2%的大學生表示會生育二胎，可34.0%的大學生表示說不清楚，只有10.78%的大學生表示不會生育二胎，可見，當代大學生在生育二胎的意愿上比較強烈。

（二）大學生的生育倫理狀況調查

1.關于如何看待丁克家庭

丁克家庭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產生于歐美，近年來在我國逐漸增多，丁克家庭雙方不生育孩子一般不是由于生理原因，而是家庭成員的主動選擇，也就是該種模式去除掉了婚姻中的生育部分。其實，丁克家庭反映的是一種利己主意價值取向。調查中，17.1%的大學生表示贊成丁克家庭模式，56.9%的大學生表示對于丁克家庭模式的好壞說不清楚，另有26.08%的大學生認為應該反對丁克家庭模式。明確持贊成和反對態度的大學生不超半數，可見，大學生對丁克家庭模式持矛盾態度，這顯示了當代大學生中生育倫理價值觀的沖突。

2.關于如何看待同性戀婚姻家庭

與丁克家庭相似，同性戀婚姻家庭不能生育孩子，其原因為雙方生理性別相同，因此也構成了對傳統生育倫理的沖擊。本次調查顯示，19.2%的大學生表示贊成同性戀婚姻家庭，47.0%的大學生表示對于同性戀婚姻家庭不清楚，另有33.7%的大學生不贊成同性戀婚姻家庭。在日常生活中，許多大學生會把同性戀和變態聯系起來，因此大學生對同性戀婚姻家庭的接受度（接近1/5）還是超出設想，與丁克家庭的贊同度相當，只有1/3大學生明確表示不贊成，這體現了大學生對同性戀婚姻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的接受和包容。

3.關于如何看待“借腹生子”現象

“借腹生子”是一種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關于“借腹生子”，9.7%的大學生表示贊成，40.0%的大學生表示說不清楚，另有50.4%的大學生表示反對。婚姻關系是人類生育的社會形式，生育必以婚姻為依托，所以生育不僅是一種自然行為，更是一種社會行為和道德行為[3]。但隨著生殖輔助技術的發展，生育從婚姻中分離開來的婚外生育成為可能，而“借腹生子”就是婚外生育典型的一種。調查表明，大學生對“借腹生子”現象接受度較低，持較為明顯的反對態度。

4.關于如何看待大學生捐獻

關于大學生捐獻行為，20.0%的大學生表示贊成，49.6%的大學生表示說不清楚，另有30.%的大學生不贊成。捐精是輔助生殖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應管理較為成熟，作為一種公益行為也廣為公眾知曉，且大學生是捐精的主體。本次調查顯示，只有1/5大學生持明確贊成態度，可見，大學生在此問題上持較為保守態度。

5.關于如何看待人工流產

接受調查的大學生中，贊同人工流產的占26.9%，對于人工流產說不清的占32.0%，反對的占41.2%。人工流產其實一直是一個頗有爭議的社會話題。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對此有著不同的理解。在我國，人工流產現象比較普遍，本次調查表明，大學生在此問題上持保守態度。

三、討論

（一）大學生的生育意愿較為理性、客觀

生育意愿是指人們對生育行為的主觀愿望。在生育孩子性別的選擇上，大學生沒有明顯偏好，主要原因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步提高，同時，女性一樣可以承擔贍養老人的義務，老舊的傳宗接代思想明顯削弱，生男生女都一樣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生育二胎上，大學生表現出比較強烈的二胎意愿，這說明雖然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多年，很多大學生的生育意愿并未與政策同步，不過，預期生育數量與實際生育數量之間并不一定相符，有研究表明[4]，因為事業、家庭經濟條件和擺脫撫養孩子責任的原因，使得一些家庭在達到理想生育數量之前不再生育，但較為強烈的二胎意愿仍能體現大學生對所向往理想家庭模式的追求。大量的研究顯示，兩個孩子為中國人普遍的生育愿望[5]。當今社會教育周期的延長與不斷增加的生存壓力導致大學生計劃初育年齡普遍推遲，另外，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也越來越高，大學生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所以他們更加重視生育質量，也更加關注生育孩子對自身生活、工作等的影響，力圖在生育責任與自身利益間尋求一種平衡。因此可以說，大學生在生育意愿方面更為趨于理性、客觀。

（二）大學生在生育倫理觀念上傳統與開放并存

大學生對同性戀家庭模式持包容態度，對丁克家庭模式也未有明顯反對傾向，可見，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代大學生對不生育態度的接受，這反映了當今社會生育文化更加多元化，傳統的“多子多福，兒孫滿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生育觀念作為一種傳統社會道德要求正在削弱[6]，相應地，大學生更加以個體為本位，在生育行為上，個人利益權重正在增加。所以，大學生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正在減小，在生育倫理上持更為開放態度，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特征，這也體現了人類生育文化的一種漸變過程。大學生在“借腹生子”問題上普遍持反對態度，符合我國主流價值觀念和相關政策法規，在人工流產和大學生捐獻問題上，則持保守態度。“借腹生子”、“人工流產”和“捐精”都涉及生育倫理的更深層面，牽涉面廣，很難下定論。可見，大學生能夠意識到它們對人類生育倫理的巨大沖擊以及對人類文化的深遠影響，因此，大學生沒有盲目崇拜接受新生育科學技術，而是態度謹慎。所以，雖然大學生觀念開放、思想活躍、注重自我，但他們在人性的基本問題上表現出了較強的理性判斷力，體現出對人類自然生育行為本身的一種尊重、負責，這與大學生素質與文化修養較高密不可分。

參考文獻：

[1]龔德華，甘霖，劉惠芳.生育意愿影響因素分析[J].湖南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1（1）：92-94.

[2]劉曉玲，易想和.現代生育倫理的本質與價值[J].求索，2009（7）：112-113.

[3]肖君華.現代生育倫理問題研究[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4]茅倬彥.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差異的實證分析[J].人口與經濟，2009（2）：16-22.

第2篇：開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香港政府對內地孕婦的接受政策逐年緊縮

2001年7月，香港終審法院指出，內地人到港產子，即使夫妻都不是香港人，孩子仍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為赴港產子打開閘門。

2003年，隨著“港澳自由行“開通，“內地港仔”迅速成為香港人口增長的主力。

2009年10月8日，香港醫管局宣布，從當年11月至年底，所有公立醫院凍結非本地孕婦預約服務，以保留足夠名額應對香港孕婦分娩。

2010年1月1日，香港醫管局宣布，重新開放非本地孕婦預約服務。

2011年4月初，香港醫管局宣布從當年4月9日至年底，香港公立醫院不再接受內地孕婦預約。2011年6月24日，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宣布2012年計劃接收內地產婦3.44萬人，縮減接收名額，港人內地配偶孕婦也包括在內。

2012年4月16日，香港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拋出明年香港私立醫院應停止接收“雙非”(指夫妻雙方均非香港永久居民)孕婦、“雙非”孕婦在香港誕下的子女不應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言論，隨后，梁振英更是表明明年將推出“雙非零配額”方案。如果政策正式出臺，內地孕婦赴港產子將正式叫停。

香港產婦：不歡迎內地產婦醫療、社會資源被擠占

香港出生的孩子就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這一誘惑吸引了內地眾多孕婦紛紛赴港，這給香港婦產醫療造成極大壓力，各大醫院產床緊張，甚至影響到了香港本地孕婦的生產。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政府采取了凍結公立醫院及縮減接受名額等措施，然而，種種措施之下反而導致亂象紛生。有媒體報道，赴港產子潮衍生出地下產業鏈條，采用灰色手段，協助內地孕婦以插隊、沖急診室、闖關等手段赴港產子；出生登記處“黃牛黨”徹夜排隊，將號轉賣給內地孕婦：生下高危嬰兒，內地媽媽一走了之，將小孩留下……如今的赴港產子潮，已不單單是挑戰香港的醫療資源，更引發了社會問題。香港曾經有調查顯示：七成港人不歡迎夫妻雙方皆非港人的孕婦赴港生子。這不但搶奪了本地人的醫療資源，未來更可能搶奪本地人的房屋、福利、就業機會。

“內地港生兒”是香港的未來?

近年，“內地港生兒”已成為香港人口增長的主力；一直飽受人口超低出生率困擾的香港，去年出生人數高達8.8萬人，但這其中有3萬左右新生兒的父母均為內地身份。這一數字比10年前增加了近52倍。

如此龐大比例的香港新生代將是未來香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將擔負起建設香港、推動香港發展的任務。但現實的問題是，這些寶寶卻大多隨父母返回了內地。他們會不會回到香港?什么時候才回到香港?他們能不能接受香港的教育?他們能不能理解獨特的香港文化?他們今后又將如何帶領香港前進?這些都成為很多香港社會人士的擔憂。

內地產婦：赴港產子讓我很糾結

香港有優質的資源

不可否認，香港有優質的資源。不少內地孕婦選擇到香港生子的主要原因足孩子可以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免簽證，享受終生免費醫療及12年免費教育。而且，香港擁有良好的教育資源，充分的就業機會，香港大學生的就業率高達100％。相比之下，內地的教育、醫療、就業形勢嚴峻。希望給子女一個好的未來，是內地媽媽們選擇赴港生子的初衷。

入港名額縮減，一床難求

由于入港產子名額縮減，接納醫院范圍減小，八港產子如今越來越難于實現。如今，香港各大醫院的婦產科床位已經一床難求，床位的預約極為緊張，并且動輒就是10多萬港元的“頭等房”。

據知情業內人士透露，“天價床位”如今已不鮮見。由于供需的極為失調，床位緊缺，價格自然就抬升了。目前一般的私立醫院床位已經預約到11月之后，而相當搶手的香港仁安醫院，能約到12月的床位已經很慶幸了。當然，床位緊缺并非不可“見縫插針”。在孕婦由于個人原因不能赴港生產的情況下，空出來的床位便是“稀有資源”。“往往這種千分之一的機會是被預約醫生抓住，趁機抬高價格賺錢嘛!”種種復雜的現實情況，讓準備赴港產子的產婦們不得不一路披荊斬棘，往往是耗盡精力和財力。

港生兒身份認同的困惑

父母雙方都非香港本地的這些特殊的港生兒，在今時今日的背景下，注定一出生就要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審視和質疑。有朝一目這些寶寶返回香港時，又將如何呢?這些打上特別“標簽”的寶寶將如何融入香港社會，如何辨識自己的身份，都將成為一個問題。

兒童心理專家表示，如果這批小孩不能長居香港，他們將形成身份困惑。比如相對于內地同學來說，他們心理有優越感，而一旦面對他們不熟悉的香港社會，內心會產生落差，不利于孩子健康心理的建立。而且這個群體將被標簽化，來自社會和輿論的壓力會指向這批孩子，他們或許會受到本地文化的歧視。社會問題研究專家也分析稱，長期發展下去，不利于手持港人身份證的內地家庭小孩的心理發展，而且這樣的趨勢直接改變20年后香港社會的人口結構。

網友評論：都是瞰策惹的禍?

網友“圈兒毛”：

內地的生育條件和社會資源遠不如香港，哪個做父母的不是想給子女最好的，這種心理和做法可以理解。如果不能承受內地孕婦赴港生子的壓力，那么一開始的接納就是個不該點燃的導火索。歸根結底，還是政策不完善的后果。

網友“暖暖媽”：

“內孕港生”是給那些想生二胎卻不符合條件的人或是想生一個香港戶籍寶寶的人一條便捷之道。問題的源頭是政策上的不同。若香港與內陸達成一致，比如“雙非”父母，寶寶在香港出生，未滿足相關政策要求，不給予香港戶籍；而生二胎卻又不符合政策的也同樣予以阻止，那么就不會有那么多人赴港生子了。

網友“葉子媽媽”：

父母都想給孩子最好的，“內孕港生”的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反映了大陸醫療衛生、教育資源共享以及福利待遇的種種弊端，需要整個社會去關注。當然，大家也應該看到國家政策的調整，也許短時間內我們很多東西還無法去與香港相比，但是，十年后，二十年后，我們的孩子不見得就享受不到。

香港專家稱：應鼓勵內地孕婦赴港生子

低生育率是香港的真正危機

針對香港社會愈演愈烈的“排斥內地孕婦”潮，香港科技大學人口問題專家涂肇慶指出：“香港真正的危機是，總生育率只有0.9。這個數字代表一對香港夫婦，只能生0.9個小孩，這是超低生育率。”涂肇慶說，相比爭病床和社會福利，香港勞動力不足、人口老齡化的危機，才是香港的現實危機。

香港大學教授、人口問題專家葉兆輝認為，一個健康的社會，人口總生育率的數字應該達到2.1，也即是一個家庭生2.1個小孩，整個社會才能健康更替，香港目前的超低數字，非常危險。

第3篇：開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關鍵詞：城市道路；交通擁堵；治理對策

0 前言

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速度十分迅猛，雖然由此帶動了我國的經濟發展，但是由于我國幾十年就走完了別的國家上百年走過的道路，我國的建設還存在一些弊端，城市的道路建設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在我國，城市擁堵的現象十分普遍，不僅不利于市民的出行，也造成了交通安全的隱患，可以說城市道路交通擁堵已成為困擾城市發展的重大難題。對此我們要充分了解城市道路交通擁堵的原因，這樣才能夠"對癥下藥"，使得城市道路交通擁堵的問題得到有效地解決。

1 淺談交通擁堵問題的相關概念及范圍界定

（一）淺談交通擁堵的相關概念

交通擁堵是指交通需求（即一定時間內想要通過某條道路的車輛數）超過該條道路的交通容量（即一定時間內該道路所能通過的最大車輛數）時，超過部分的車輛滯留在道路上的交通現象。不過交通擁堵這是一個較為主觀意念的概念，這都是因人因地而有不同的差異的，例如在北京，城市擁堵的現象十分嚴重，有的人覺得兩個周期通過交叉口就不算擁堵，而相對一些二三線城市來說，同樣的擁堵狀況，人們可能就接受不了。因此，我們可以得出擁堵最直觀的反映就是出行時間超出了出行者可接受的范圍，或者是出行者不能接受的延誤增長。具體的來說，可以分為路段和交叉口的擁擠標準。路段一般采用行程速度或者時間來說，一般國外的標準是采用速度低于某一值（如20km/h）持續5min以上就認為擁堵；而對于交叉口來說，一般采用飽和度的指標去評價擁堵，大于1的話就是過飽和了，自然應該算是擁堵。另外交通擁堵指數也是我們衡量交通是否擁堵的一項重要指標，是綜合反映道路網暢通或擁堵的概念性指數值，這是由北京市獨創的。具體劃分的話，交通指數取值范圍為0至10，每2個數一等級，分別對應"暢通"、"基本暢通"、"輕度擁堵"、"中度擁堵"、"嚴重擁堵"五個級別，數值越高，表明交通擁堵狀況越嚴重。

（二）淺談交通擁堵的范圍界定

對于交通擁堵來說，一直以來都是以人們的主觀感受來進行衡量，我國之前一直以來也沒有過相關范圍的界定，但隨著城市交通擁堵現象的不斷出現，人們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大。因此我國的公安部對交通擁堵分別從擁堵路口和擁堵路段給出了定義：車輛在無信號控制的交叉路口的車行道上受阻且排隊長度超過250m或車輛在信號控制的交叉路口3次綠燈顯示時間內未通過路口的狀態定義為擁堵路口；車輛在車行道上受阻且排隊長度超過1km的狀態則為擁堵路段。

2 淺談城市道路交通擁堵產生的原因

（一）城市規劃建設的不合理問題

城市交通擁堵的原因有許多，下面筆者將幾個主要的原因逐一進行探討。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城市交通的好壞與政府對于城市的交通規劃以及建設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大多數城市擁堵其基本原因都是由于政府對于城市的交通規劃建設缺乏長遠的考慮，缺乏對交通的規劃建設的重視，導致城市內的一些設施在建設的同時忽略了城市交通的規劃建設。有的城市為了加快城市的經濟建設對市中心或者是一些繁華的路段進行過分的開發，這使得開放商們為了賺取利益選擇在人口密集的地區進行樓盤或者商場的建設，這些在吸引消費者來此進行消費的同時，也增加了相關區域內的交通擁堵情況；此外城市為了城市化進程，對于城市進行周邊郊區的開發，建立起所謂的新城區，新城區建立以后城市中心的人們來往于兩者之間，在固定的時間段，由于兩者之間的交叉口或者其他岔道道路的復雜性，道路無法得到有效地改善，從而導致出現一定規模的充實擁堵現象。

（二）相關的城市公共交通建設問題

城市的公共交通建設問題也是引發城市交通出現擁堵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一般優先將資金注入譬如工業建設或者其他更有利于城市經濟建設的方面，而對公共交通建設方面的資金投入力度不大，因此城市里面的公共交通建設滿足不了日益增大的城市交通流量。

（三）人口以及私家車增長的問題

目前我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雖然我國上世紀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使得我國人口的增長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是由于我國人口基數的龐大以及近年來關于二胎的開放，這使得我國的人口每年都以數百上千萬的數量在不斷地增長，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城市對于公共交通的需求也隨之在不斷地增加，但是遺憾的是目前許多城市的公共交通資源難以滿足需求，因此人口數量也是一個造成城市交通擁堵的問題；還有一個不得不說的影響城市交通擁堵現象的因素就是私家車的增長問題，我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舉世矚目，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有效地提升，隨著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們對于消費的觀念也有了轉變，私家車也已經成為現代每個家庭的必備品。

3 淺談城市道路交通擁堵的治理對策

（一）加強城市的規劃建設

加強城市的道路交通規劃可以有效地控制城市的交通流量，為了科學的規劃城市的道路建設，就需要政府的有關領導對于城市道路的建設重視起來，只有對城市道路交通進行統籌規劃、科學論證，合理安排線路、站點的位置，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道路交通問題。在加強城市的規劃建設具體操作中我們可以對現有的城市交通道路路網結構進行調整、改善，使得城市交通道路的通行能力大大地得到提升，同時還要做好新興路網的擴充工作。

（二）加強與完善城市公共交通建設

為了加強與完善城市的公共交通建設，城市的政府部門要大力宣傳與發展公共交通，使得人們在出門的時候將公共交通工具作為首選，另外也要在市區主要街道以及公交車密度大的區域開設公交車專用道路，這樣可以使得在上下班、上下學等高峰時期，公交車與其他車輛有效地分離開來，不會因公交車停靠時占用機動車道路而引發擁堵的現象。另外對于人口密集的城市也要進行公交線路的增加，尤其是直達線路的增加，這樣可以吸引人們出行時選擇公交車，以此緩解各個區域的出行壓力；還要優化公交站點的位置，適當擴大站點之間的距離，減少公交車中途停車的次數，提高公交運輸的效率；最后也要盡快實現城市地鐵的建設等軌道交通的建設，由于地鐵建設在地下，這樣就不會占用地上的城市空間，同時還由于地鐵的低廉性以及快速性，這些優點將會使得公共交通工具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使得城市交通擁堵的現象明顯地減少。

（三）樹立"綠色出行"的理念

筆者認為私家車的龐大數量是造成城市交通擁堵的重要原因，為了從源頭上解決這個問題，減少人們盡可能地使用私家車出行，可以宣傳譬如"出門3公里之內不使用私家車"等相關思想意識，政府也可以通過對汽車進行限購以及日常出行的限號等，來限制人們對于機動車的保有量；政府有關部門要大力宣傳與鼓勵"綠色出行"的理念，目前國際上法國以及荷蘭等都是實施這樣的思想理念來控制城市擁堵問題，為了鼓勵人們使用非機動車以及步行，還要特意規劃建設了專門的自行車和行人專用道，甚至還有相關的明文法律規定來確保"綠色理念"這一交通戰略的實施。

對于城市交通的擁堵原因來說，主要是因為城市交通的車流量大于城市的道路容量，基于此本文闡述了城市交通擁堵的幾個主要原因以及所對應的解決對策，希冀能對我國的城市交通狀況進行改變。

參考文獻：

[1]鐘明春.城市交通擁堵問題的供求分析[J].雞西大學學報，2011（12）.

第4篇：開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共有十個：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東鄉族、撒拉族、塔吉克族、烏孜別克族、保安族和塔塔爾族。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這十個民族人口共計2032.06萬，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19.3％，約1/5左右，他們的人口變化對整個少數民族人口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北五省區，這五省區的伊斯蘭教人口占全國伊斯蘭人口的75％。五省區中又以新疆為最多，新疆伊斯蘭人口占全國伊斯蘭人口的52.4％，十個信仰伊斯蘭的民族中七個都主要分布在新疆。在新疆少數民族中96.99％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

二、人口的現狀與變動

1.人口增長很快且民族間差異大

從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由800.6萬增至2031.1萬，增長153.8％；而同期全國人口只增長了115.0％。也就是說伊斯蘭人口要比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高出33.7％。像這樣47年人口就增長1.5倍多，在全國人口史上也是屬高速增長之列。這充分說明我國伊斯蘭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保障的，并受益于國家的優惠政策。

但分別看這十個少數民族就會發現，他們之間的增長率是有區別的，增長較快的是撒拉族、保安族、回族、東鄉族、塔吉克族；維吾爾族和柯爾克孜族的增長率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而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則是負增長，這與這兩個民族屬于中俄跨界民族，其主體部分在國外有關。塔塔爾族在俄羅斯稱為韃靼族，在1962年生活困難時期這二個民族都有相當一部分人從中國越境走出。

十個伊斯蘭民族人口增長狀況請見下表：

資料來源：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

從表1中看到，全國伊斯蘭人口在不同階段增長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間，增長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例如第一次至第二次人口普查共11年僅增長15.47％，第二次人口普查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間增長58.07％，而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間8年增長20.42％，如按平均每年增長幅度看，第二次至第三次的人口普查間增長的高一些，但在這個期間全國人口增長率也很高。而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間全國人口增長率降下來的情況下，伊斯蘭人口的增長就顯得突出了，比漢族要高出一倍，如同期漢族人口的增長率只有10.80％。第四次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間伊斯蘭人口增長15.48％，而同期全國人口只增長11.66％。

伊斯蘭民族人口的增長，主要是自然增長。這種高增長的主要原因有早婚早育和高出生率。在許多地方，伊斯蘭民族人口的生育指標都超過了國家的規定，而且超過的幅度大大高于漢族。這與民族的文化構成和生育意愿有關，伊斯蘭民族在生育觀念上除了有養兒防老、解決勞動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還有宗教上擴充人口的意識，如女兒一般不外嫁，與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蘭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須隨伊斯蘭教。

早婚現象是伊斯蘭人口的一個特點，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與經濟文化的發展有關，伊斯蘭教義上將“出幼”(即成年)年齡定為女孩9歲，男孩13歲。“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如甘肅的回族、東鄉族在70年代初還有14、15歲的女孩就結婚的現象，現在女孩17、18歲就結婚仍然很普遍，經濟文化上的因素主要表現在文化低、就業率低、不上學、不就業，只好早早出嫁。

伊斯蘭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維吾爾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絕大多數伊斯蘭家庭起碼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獨生子女很少，如甘肅東鄉族自治縣1991年統計，獨生子女領證率為1％，也就是說僅為個別現象。另據1989年中國18個百萬人口以上少數民族總和生育率統計，哈薩克族為4.74，維吾爾族為4.65，為最高的兩個民族。可見伊斯蘭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數民族要高。而且這種高生育率是與文化狀況密切相關的，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出生率越高；因為伊斯蘭人口中的文化構成普遍較差，因此出生率也相對較高。

與出生率相反，大多數伊斯蘭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較低，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只有三個伊斯蘭民族的人口死亡率較高，其余都較低(見表2)。

2.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

(1)年齡結構輕，但民族間差異大

2000年伊斯蘭十個民族人口的年齡構成仍呈年輕型。0～14歲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國平均水準，65歲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社會負擔系數高，少年兒童負擔系數高。

在這10個民族中，以0～14歲年齡構成看最低的柯爾克孜族和最高的回族之間相差10個百分點，說明差別是很大的，從中還可以看出柯爾克孜、哈薩克、塔吉克、撒拉族的少兒比例很大，說明這幾個民族生育率很高。目前年齡構成輕的伊斯蘭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這與當地生育政策較寬有關。尤其是像塔塔爾族、哈薩克族等，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一倍，老少比除回族外，均小于15％，10個伊斯蘭人口均屬年輕型人口。

總負擔比(也稱總扶養比)，是指總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比。從表4可以看到，伊斯蘭人口的負擔比均高于全國平均數，柯爾克孜族達到100以上，也就是說每一個勞動力就要負擔一個老人或兒童，可見經濟負擔之大。

少年兒童負擔比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少年兒童。柯爾克孜族和哈薩克族負擔最多，說明其生育率高。老年負擔低，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人，這項指標有好幾個伊斯蘭民族接近全國平均水平，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這些民族老年人口長壽比例較高。

(2)性別比比較正常

伊斯蘭人口的性別比一般偏低，據1990年統計，與全國持平及低于全國水平的有七個民族，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只有三個，這三個民族分別是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和東鄉族。

伊斯蘭民族不重男輕女，所以出生人口性別比較正常，不像漢族過去一直有溺女嬰的習俗，人為地使性別比偏高。在這次人口普查中，伊斯蘭民族人口的出生性別比均低于全國平均水準。

3.人口文化素質狀況

伊斯蘭民族由于文化底子薄，農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數從事農業生產和個體經商，使其整體文化程度較差。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語言，在現代社會經濟交往中，他們要再學會漢語才便于交流，這樣就面臨雙語教學的任務，加大了民族學生的學習負擔。

從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來看，除塔塔爾族、烏孜別克族外，其余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質都較差，從大學生比例上看七個民族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文盲率來看也有七個民族高于全國平均比例，這說明大多數伊斯蘭人口的文化素質在全國平均水平線以下。

伊斯蘭民族由于宗教的原因，對婦女的約束過多，使婦女參與文化教育的機會降低，因此婦女的文盲率比其他民族更高，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婦女文盲率都在85％以上，高得驚人；其中東鄉族婦女的文盲率最高為92.07％。東鄉族的文化程度很差，這個現象由來已久，這與該民族分布有關，東鄉族都集中在東鄉縣的農村，城鎮人口很少，經濟又落后，教育事業發展緩慢，所以文化素質差的現象很突出。

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口少的伊斯蘭民族文化程度高，這與國家在大學招生和中小學入學優惠等政策有關，人數少優惠政策的效益就明顯。另外在文盲率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到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等，文盲率急劇下降，這與統計方法有關。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少數民族只要會一定的本民族語言和文字即算脫盲，而民族文字的識字率表的難易程度相對低于漢族，所以很多稍許能識字的即算脫盲了，也就是說統計是有一定的水分的，真實的情況是文盲比例還比較高。

4.職業構成

一般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在產業部門應占30％以下，如果以此為標準衡量伊斯蘭民族人口的職業構成那么都不太理想，只有烏孜別克和塔塔爾族的指標接近這個水平。

伊斯蘭民族善于經商，因此在職業構成中我們可以看到分民族的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比例中，有5個民族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超過了15％，他們是烏孜別克、塔塔爾、回、哈薩克和塔吉克族。而且也有些民族行業、職業構成都很差，例如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這與他們分布的地理、自然環境差，大都居住邊遠的農村，經濟收入低文化素質又不高有關。這三個民族從事農牧業的人口都在90％左右，最高的東鄉族竟達96％。

5.婚姻與家庭

伊斯蘭民族早婚的現象雖然比解放前有所減少，但目前在農村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在這次普查中有七個伊斯蘭民族的未婚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這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存在早婚現象。

伊斯蘭民族一般都是教內婚姻制，即夫妻雙方都信仰伊斯蘭教，因此其婚姻相對而言比較穩定，但同其他民族相比，婦女地位仍較低，致使家庭關系不夠穩定。如這次普查中，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保安族的離婚率都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4倍。

近親結婚在伊斯蘭民族中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甘肅保安族聚居的積石山大河家鄉，由于近親婚配率高，使遺傳性疾病增加，僅呆癡人口比例就達2％左右。蘭州市新華巷一個回民聚居區1982年進行的一項近親婚配調查中，發現回族的近親結婚率高出漢族5倍。在新疆哈薩克族人口中也存在近親結婚率高的現象。

家庭規模較大，也是伊斯蘭民族的一個特征。因為生育的胎次多，多胎比例大，必然導致家庭規模增大。

三、今后伊斯蘭人口發展的趨勢

1.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人口增長率將進一步下降

我國人口急劇增長帶來的壓力，在伊斯蘭民族地區同樣顯得很嚴重。如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東鄉族自治縣、保安族自治縣等伊斯蘭地區都出現了人均耕地下降，影響人均糧食占有量提高等人口壓力，使許多民族宗教人士開始認識到人口問題的嚴峻性，自覺地響應政府的計劃生育號召。

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通貴鄉、涇源縣，新疆溫宿縣、霍城縣的維吾爾聚居地、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等地方，都有阿訇積極參與宣傳動員實行計劃生育的事例，有些阿訇還擔任了計劃生育協會的理事。還有的阿訇在伊斯蘭的經典中找出了可以進行計劃生育的理論根據進行宣傳，并帶頭動員自己的親屬做了絕育手術，因此目前在伊斯蘭地區對計劃生育的宣傳是能夠接受的，而且計劃生育工作也正在伊斯蘭地區開展起來。但響應程度不一，這與人口壓力的大小有關，在人口壓力越大，也就是人口密度超高的地方，計劃生育工作也就愈顯得迫切。目前來說，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壓力相對要大一些，而從事游牧的一些民族如哈薩克族地區人口壓力就相對小一些。由此計劃生育的政策指標也不一樣，在邊遠山區和牧區一對夫婦允許生三個孩子，新疆的一些邊遠山區還允許生四胎。

在伊斯蘭地區開展計劃生育，要尊重其民族信仰和特點，一般在齋月不做手術，給婦女做手術的大夫最好是本民族的女大夫，盡量避免進行大月份引產，宣傳工作要動員宗教人士出面一塊搞，這樣計劃生育就會取得成效。例如：回族人口占97％的寧夏涇源縣，從1980年開展計劃生育，到1991年節育率已達到90％，總和生育率已由1980年的6.3下降到1991年的3.9，人口增長趨于平緩。又如新疆霍城縣，編印了維吾爾文的計劃生育宣傳材料，制作了維吾爾文的計劃生育宣傳板塊和錄像片，使群眾逐步接受了計劃生育觀念，這個縣的蘭干鄉維吾爾族人口占96％，2000年該鄉的計劃生育率、節育率分別達到91.2％和75.7％，成了全縣的計劃生育先進單位。

事實證明在伊斯蘭地區計劃生育正日益為廣大群眾所接受，而且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也日益重視并有了更多的投入，在這種情況下伊斯蘭民族地區的人口增長率將會逐年下降，并逐步接近漢族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另外伊斯蘭人口的自然增長受外界因素干擾較少，在近些年數百萬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大軍中，由非伊斯蘭人口更改為伊斯蘭人口的數量并不多，因為伊斯蘭嚴格的和禁忌使一些外族人口望而止步。考慮到以上因素，預測今后10年我國伊斯蘭人口將再增長20％左右，達到2200萬左右。

2.人口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將進一步提高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整體水平的提高，少數民族人口的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必將也會有一個大的飛躍，伊斯蘭人口當然也不會例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在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中，由于比鄰獨聯體國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的工作中也將得到長足的發展。經濟實力的增長，必將為衛生和文化事業提供堅實的基礎。

在衛生事業上，伊斯蘭地區相對內地和大中城市目前還有一定差距，因此繼續發展的潛力很大，尤其是鄉、村醫療衛生院、所，僅靠外面派來的醫務人員，是治不了本的，在允許人才流動的今天，主要靠培訓當地本民族的醫務人員。目前改革開放的環境，擴大了民族區域內部和各民族間的交往，也打破了封閉的地域界線，使婚配的范圍擴大，這將有利于減少近親結婚現象，使下一代的人口素質進一步提高。

第5篇：開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關鍵詞：中職學生；行為習慣；問題；家庭因素；個案；解決方案

由于中職學校招生政策方面的原因，中職學生來自全國多個省市。以筆者所在的蘇州高等職業技術學校為例，幾乎每一個班級都有相當數量的學生來自其他地區。這些學生中，多子女家庭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為受到農村傳統習俗的影響，這些學生的父母在生下第一個女孩之后，大多會選擇繼續生育第二甚至是第三個孩子，當第二或者第三個孩子是男孩時，整個家庭重心便轉移到了老二或者老三身上。而作為老大，在這種家庭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女孩，當她們進入中職類學校之后，在中考失利、青春期的懵懂和彷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開始產生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將會嚴重影響她們的健康成長，也加大了中職學校學生管理工作的難度。

一、個案描述

張某，女，蘇州高等職業技術學校機電工程系2015屆學生。在機電工程系這個男生數量占絕對優勢的環境中，張某的存在極其引人注目。從表面上看 ，張某是個很出色的學生，認真學習，嚴格遵守校紀校規，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各類活動。系學生會的第一次招新活動中，就能看到她活躍的身影。班主任和任課教師都認為張某是一個各方面表現非常好的學生。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進，張某身上漸漸顯現出一些“與眾不同”的現象。

首先是回家時間特別晚。張某作為走讀生，理應在下午四點十分放學后便離開學校，然而張某卻并不急著回家。作業多的時候便在教室里寫作業，作業少或者沒有作業時，張某便會在校園里各處游蕩，有時候拿手機拍拍校園風景，有時候則是在食堂或者小賣部吃零食喝飲料，一直要到六點多才離開學校。甚至有時候張某干脆就和住宿學生一起在教室里上晚自習，直到八點半晚自習結束之后才離校回家。

其次是參加各類活動的積極性特別高。張某特別熱心于參加志愿者活動，周末和雙休日的車站、養老院、圖書館都曾經出現過她的身影。當學校承接各類大型活動需要學生參加時，張某總是極其積極地參加，幾乎把整個周末和雙休日都貢獻給了學校。

最后也是最古怪的一點，便是張某的人際關系。在張某所在的這個有四十五個男生、兩個女生的班級里，張某卻并不喜歡和男生有過多來往。如果只是單純地以“不想過早談戀愛”為目的限制自己與男生的交往，那么其本身也沒有太大問題。然而張某卻頻繁和一些高校大三或者大四學生走得非常近，據說也曾經和蘇州某高校比她大六歲的某研究生談過一次持續時間并不是很長的戀愛。

在張某進校第二個學期期中的一次家長會上，張某和其父親在教室門發了一場極其激烈的爭吵。雙方言語都非常激烈，張某始終強調自己“在這個家庭中一直是一個局外人”，而其父親也始終強調“作為女兒，你一點都不知道父母的辛苦和難處”。最后雙方不歡而散，父親在家長會結束之前便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學校，張某則在當天放學之后拒絕回家，想到同學宿舍里住一晚上，經班主任幾次勸說，才在晚自習開始前離開學校。幾天之后，張某向學校提出了住宿申請。

由此可以看出，張某似乎在有意無意地回避自己的家庭，從家長會父女倆的爭吵可以看出，張某與其父親似乎有很深的矛盾，或許正是這種矛盾使她有了那些“與眾不同”的表現。那么下一步，我們可以從她的家庭情況入手，分析張某出現上述表現的原因。

二、個案問題形成的原因分析

張某一家來自四川農村，她是長女，下面還有兩個雙胞胎弟弟。弟弟剛出生不久，父母便來到蘇州打工，她和弟弟則被托付給老家的奶奶照顧。張某在老家讀完小學之后，便被父母接到蘇州。讀完初中之后，父母又將雙胞胎弟弟接到蘇州。可以想象，張某從此要在一個人數眾多的家庭中生活。

由于受農村地區傳統觀念的影響，張某的父親有著重男輕女的思想。他對兩個弟弟傾注了全部的心血，無論從生活還是學習上，都提供了無微不至的照顧，甚至給兩個弟弟的未來都做好了精心的計劃和打算。在這個過程中，張某的感受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張某在家庭中的地位漸漸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寒假暑假期間，張某要負責照顧弟弟的起居生活，輔導弟弟功課，帶弟弟出去鍛煉身體，接送弟弟上假期輔導班。這些工作如果做得不到位，她便會受到父親的責罵。在這種生活下，張某“女兒”的身份漸漸模糊，而“姐姐”的身份在不斷強化，而且這種強化似乎超越了張某這個年齡所能承受的限度。

十七八歲的女孩子，本應在家享受父母的疼愛，但是張某在家里的這種境況，顯然是自己所無法接受的。長此以往，張某對自己的家庭產生了厭惡之感，開始討厭在家。在學校里，她開始選擇一切盡可能的方法來使自己遠離家庭，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家就是旅館， 就是用來睡覺的地方”。

由此可見，張某選擇參加志愿者活動，積極擔任學校各類活動的工作人員，其主要原因就是為了逃避家庭。

以張某的中考成績，其實她完全可以上普通高中，然而其父母的觀念反而是“女孩子無需讀這么多書”，文化層次差不多就可以了，似乎張某學習的目的就是在家輔導弟弟的功課。而父母讓張某學習機電專業，也是看中了這個專業的畢業生相對而言比較好找工作，至于張某的興趣，似乎已經不是父母所要考慮的問題了。

甚至張某的未來都被父母規劃好了：找一份工作，嫁人，貼補弟弟的生活。這種基于中國鄉村基礎的觀念，使得張某和其父母的關系變得非常緊張。

由于從父親那里無法得到更多的關愛，張某的世界觀也出現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現就是把男朋友看成是父愛的載體，希望能夠從男朋友那里獲得寵愛被照顧的感覺。此外，由于父母的做法有意無意地阻礙了張某開闊眼界、了解社會的心理需求，張某于是希望能夠從男朋友那里了解更多來自校外的信息，開闊自己的眼界，而同齡男生顯然無法擔當這樣一個“重任”。于是，張某把找男朋友的視角放到了校外，希望能夠結識年紀比自己大很多的男士，既能補償父愛，又能開闊眼界。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張某雖然不是那種問題非常嚴重的中職學生，但其家庭方面的很多教育觀念和教育行為，對張某產生了種種不利的影響。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及時修正，那么今后在張某身上出現問題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三、個案干預解決方案

張某的家庭情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現實性。一方面，傳統觀念使得大量來自農村地區的中職學生尤其是女生，過早地承擔起成人化的角色；另一方面，當前二胎政策的開放，使得很多家庭都在考慮生育第二個孩子，當第二個孩子出生之后，老大在家庭中的地位便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如果父母不注意正確引導，那么這種變化對學生的成長是極為不利的。而作為學校，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需要面對這樣一類家庭帶來的影響。

以學校作為平臺，加強學生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是解決這類學生問題最有效的方法。

張某和父母的關系緊張，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相互之間缺乏溝通和交流。既然學生和家長之間已經無法直接正面溝通，那么學校就應當創造條件，讓家長和學生從間接溝通開始做起。

針對張某的問題，批評教育顯然不是其中最好的方法，事實上張某并沒有明顯的違反校紀校規行為。作為班主任，傾聽是最好的方法，很多時候，就是要讓張某坐在那邊不停地吐槽，吐槽自己生活中最不能忍受的地方。有時候，甚至可以讓張某把這些吐槽寫出來。對于學生而言，吐槽，永遠是解決問題最好的方法，把心中的不快發泄出來，比采用其他渠道發泄要好得多。

而班主任，此時不僅僅是一個傾聽者，更是一個忠實的紀錄者。需要清楚，張某不滿意的地方在哪里，她向往的學習生活是什么樣子的，她希望自己的父母應該怎么做。

與張某的父親溝通時，重點顯然不是通報她在學校里的各類表現，而是著重講述張某本人的想法和意見，讓父親知道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孩子到底需要什么。

事實上，這個過程一開始還是很艱難的，這位父親在聽完班主任對女兒情況介紹之后，還是反復強調“女兒不了解做父母的苦衷，女兒這么說是想逃避自己的責任”。但當他看到女兒寫下的一些關于自己愿望和理想的文字之后，這位父親顯得非常內疚，眼圈甚至都變紅了，一直在說“自己這么多年對女兒的忽視程度太嚴重了”。

目標已經達成一半，下一步就是要讓學生知道父母的感受。還是同樣的模式，只是方向反過來。讓家長談談在工作和生活中所要承受的壓力，畢竟，養育三個孩子對于一位父親來說是一件極其不容易的事情。當班主任向張某講述其父親為了支撐這個家庭而拼命工作，為了取得良好的業績而在工作應酬場面上拼盡全力，最后提到父親的內疚之情時，張某用眼淚表達了對父親的理解。

這種以學校為平臺的間接交流，在緩和學生與家長緊張關系的過程中起著非常有效的作用。其實很多時候，改變家長的教育觀念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幾十年來的社會經歷、家庭生活經歷所形成的觀念思想，并不是學校一朝一夕就能夠改變的。有時候，就是做好溝通工作，給學生和家長一個發泄吐槽的機會，讓家長知道子女的想法，讓子女理解家長的難處，比起 “通報學生在校表現，提出家長應當配合的工作”這種家校互動的交流方式，往往會取得更加顯著的教育效果。

通過幾次這種背靠背的溝通交流方式，張某再也沒有出現放學不回家的現象；周末雙休日，張某雖然也會繼續從事一些志愿者工作，但也會抽出一些時間陪伴父母。應該說，與父母的關系有了顯著改善。

參考文獻：

[1]呂忠萍.特殊家庭對中職生問題行為的影響及對策[D].杭州：浙江工業大學，2012.

[2]張曉瑞.中職學校學生問題行為現狀分析及對策研究[D].秦皇島：河北科技師范學院，2014.

第6篇：開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三年前，李福官離開金龍魚，投資百潤（中國）有限公司，出任該公司的董事長兼總裁。60歲在嬰童用品領域創業，李福官的這個轉身跨度，讓很多熟悉他的人感到驚奇。

百潤現在的主營業務是紙尿褲，這個市場現在是寶潔、金佰利、花王等跨國品牌的天下，作為市場的后來者，李福官的打法，既有當年金龍魚經營哲學的影子，也有貼合中國嬰童用品市場的營銷模式。

帶隊伍 打基礎

李福官創業時，紙尿褲市場的主力銷售渠道掌控在跨國品牌手中。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紙尿褲市場，在銷售渠道的建設上，非常喜歡和大賣場、大超市合作。這些大賣場、大超市場地大，人流量大，適宜大規模出貨。

近年來，中國嬰童行業的市場正在快速發展，但是，市場也在發生變化。AC尼爾森的市場調研數據可以看出，賣場與超市的銷售增長正在放緩，嬰童連鎖渠道的份額持續增加，嬰童渠道的份額已經占據市場份額的一半以上。

但是，這些專業嬰童連鎖在解決了初期的生存問題后，下一步如何持續發展壯大，跨國品牌可能沒有注意到，或者是無能為力。

跨國公司沒有做的，正是李福官所擅長的。

指導和培訓經銷商方面，李福官經驗豐富。金龍魚進入中國市場初期，李福官及其團隊提出了“一夫一妻制”和“協作共贏”的合作概念，在一個城市精心培育一家經銷商，灌輸金龍魚的經營理念和價值觀，手把手地幫助經銷商成長，樹立起他們的合作信心，這種與經銷商“協作，發展，共贏”的合作關系奠定了金龍魚的發展基礎以及后來的成長。

李福官說：“我們的產品定位是中高檔的產品，現在的銷售渠道主要是專業嬰童連鎖，我希望通過與專業渠道的緊密合作將銷量和品牌做大。我們跟這些嬰童連鎖的合作不只是簡單的買賣關系，我們會協助他們做好門店的品類管理，培訓店長和店員，讓他們了解產品的特點和使用知識，協助門店提升專業的服務能力。同時，整合雙方的資源共同制定針對性的產品推廣策略和促銷方案來培育消費群體”。

李福官表示：“我們的合作方式對嬰童連鎖有不少的啟發，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夠用同樣的方式去要求其他品類的廠家提供這樣的增值服務來提升門店的專業服務能力，門店在市場極度的競爭中能夠立于不敗之地，這種增值的服務也是他們愿意和我們合作的原因。”

中國創業企業的“三五現象”頗為突出，企業的生命周期只有3～5年，經營的規模達到3億～5億元后，企業成長停滯不前，后勁不足。李福官認為三五現象的根源在于企業急于求成，為了規模，不計后果地使用短期刺激策略來提升銷售額，而忽略了品牌和渠道的建設工作，這種做法往往透支了未來。國內的一些嬰童、服裝和運動用品的企業，不斷向經銷商壓貨，或者鼓勵零售商進貨，超出了市場的消化能力，結果為存貨所困擾，業績就會無可避免地下滑。

李福官表示這三年百潤關注的是產品改革創新、品牌和渠道建設的工作，目的是希望做到“小而美”，為將來的發展儲蓄力量，銷售額并不是最主要的考量目標。

紙尿褲市場的巨大商機

李福官三十七歲從新加坡到中國來創業，從零開始一步一步創立了金龍魚的龐大事業；五十二歲又去商學院讀碩士。

今年63歲的李福官解釋說，成長中的中國市場給創業者帶來巨大的商機，只要有夢想，有追求，中國就能夠提供給每個人平等的機會，年齡不是問題，是否有決心和拼搏的精神才是關鍵。

中國紙尿褲市場的容量在250億元左右，市場的滲透率只達35%左右，隨著消費者的消費觀念改變和消費能力的提升，市場發展的空間還是非常大。

紙尿褲與糧油產品有較大的差異，除了合適的經營模式，產品品質極為重要。

國外發達國家兒童的紙尿褲使用量平均一天大概8～10片，和嬰童的排泄次數基本相符，用一次就扔；但在中國市場，兒童平均每日的紙尿褲用量是3～5片，一片紙尿褲要承擔2～3次的排泄，這對產品的品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福官表示，要與跨國公司競爭，國內企業必須生產高質量的產品。百潤的紙尿褲革新了跨國公司的技術工藝，生產出更輕薄柔軟，吸水量更大，而且不起坨、不斷層的第三代產品。李福官說：“現在跨國公司的市場份額雖然大，但是，任何市場的品牌份額都不是永恒不變的，我們只要做好我們的產品，做好我們的市場工作，我們就具備了發展與壯大的能力。”

【對話李福官】

Q：您之前在糧油行業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為什么會在退休之后選擇進入嬰童行業？

A：選擇一個新行業從零開始建立事業，確實挺有挑戰，但也很有意思。

中國的嬰童行業發展只有短短的20幾年，總體上來說還是很年輕，市場充滿潛力和機會可以說是我果斷進入的主要原因。

至今為此，這個行業除了奶粉之類的商品是相對成熟之外，其他品類大部分都處于初級階段。以紙尿褲為例，國內市場的滲透率不到35%，市場拓展的空間巨大；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帶來消費升級的動力，再加上中國家庭經濟能力提升，對于孩子的消費更加重視，國家二胎政策的逐步放開都讓嬰童事業有更廣闊前景。

目前國內的嬰童用品市場并不很規范，同時國際品牌占據非常大的份額，國內品牌參差不齊，市場需要更高的標準、更好的品質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因此，經過慎重的調研，我們最終選擇嬰童用品行業，現在是以紙尿褲打頭陣，后續還會有一系列的嬰童護理產品。打造一個國人信賴喜愛的嬰童品牌，我覺得這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Q：從糧油到嬰童，在很多人看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行業，您認為糧油行業和嬰童行業有什么共同之處？

A：這是兩個不同的行業，行業特點也比較明顯，糧油產品是一個國計民生的大眾化快消品，消費者要的是安全與健康，經營者要用“良心”來經營，而嬰童用品是一個特殊群體的專業快消品，她要用“愛心”來耕耘的。為什么我這樣說呢？因為嬰童用品這個行業非常的特殊，使用者無法清晰表述他的使用感受，而且每一個使用者的使用需求只有短短的幾年，父母在選擇是這類產品時是非常的謹慎和挑剔的。因此，我們需要更加用心去關注和了解嬰幼兒的真正需求才有可能做好我們的產品。

如果說我在金龍魚的管理風格對貝舒樂有何共同之處，我想一個是產品的不斷創新升級。因為我本人是工科背景，對技術有某種執著的追求。我會要求團隊在產品技術創新上投入巨大精力，并聘請了國內最頂級的紙尿褲專家負責研發的工作；另一個是渠道的創新共建，我在金龍魚時創立了“一夫一妻制”的經營模式，讓經銷商與企業協作共贏，真正的成為穩定的合作伙伴，共享了品牌發展的成果也是我們今天倡導的合作模式。

Q：金龍魚的成功經驗對你經營嬰童用品有什么借鑒的地方？

A：金龍魚進入市場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能夠取得成功是當時占據了“天時，地利和人和”的因素。今天，中國的市場已經不是當時的狀況，市場的競爭和消費者的需求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化，我們希望取得成功就必須要更加了解消費者真正的需求和行業的競爭業態。

金龍魚的經驗讓我們能夠更快的制定出差異化的產品來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差異化需求，我們也清楚如何整合渠道的資源為雙方創造價值，同時，如何制定有效的營銷策略和促銷方案來經營我們的產品，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

Q：相比糧油產品，嬰童產品更注重體驗式營銷，具體差別表現在哪些地方呢？

A：我以前做糧油，更多的是做消費者的理念營銷，但是，我發覺到嬰童用品除了理念營銷之外，更需要關注的是購買者的體驗營銷工作。從AC尼爾森的市場調研報告你可以看到媽媽在購買紙尿褲的時候，對于產品性能的關注度比品牌知名度還要高。

第7篇：開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關鍵詞:農村工業化；城市化；聯動發展

    從經濟社會發展走向分析,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所創造的市場需求和供給潛力,是未來浙江經濟快速增長的基本動力源。其中,城市化的加速推進是經濟社會結構變化最主要的特征,是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重要出路,有利于從根本上促進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因此,從現狀和未來分析,城市化是組織浙江農村工業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浙江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一、浙江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非均衡發展的問題和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浙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村工業迅速發展,逐步走出了一條有浙江特色的農村工業化道路。但是,隨著浙江經濟發展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農村工業化所累積的機制性、結構性、素質性矛盾和問題越來越突出,特別是農村工業的低組織化程度和濃厚的鄉土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大省”的脆弱性。1998年浙江人均gdp雖然達到1350美元,但由于突出的城鄉二元結構、迥異的體制背景和特殊的工業化道路,與國外通常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偏差很大。以工業化進程常用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對應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市化水平等主要指標比較分析:從一、二、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看,浙江1997年實績分別為13.7%、54.1%、32.2%,而世界銀行給出1991年中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分別為14%、35%、51%。浙江第二產業比重之高和第三產業比重之低超乎尋常。從一、二、三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看,浙江1997年分別為41.3%、30.9%、27.8%,而世界上100多個國家人均gdp1000美元時平均水平分別為28.6%、30.7%、40%。浙江第二產業就業比重與世界同等收入水平國家相近,但第一產業就業比重畸高,第三產業就業比重較低。從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看,浙江1998年為35.4%,中低收入國家平均為53%,浙江比重顯然偏小。由此可以看出浙江工業化進程有兩個突出現象:一是產業結構轉換遠遠快于就業結構轉換,二是城鄉人口結構轉換又明顯滯后于就業結構轉換。這是二元經濟結構的突出表現,是城市化滯后的反映。

    (一)浙江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主要表現浙江城市化滯后既有總量問題,更有結構問題。

    除總體水平不高外,主要還是大中城市過少,小城鎮過多造成的城市結構不合理,中心城市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不強,以及“村村象城鎮、鎮鎮象農村”的低水平建設問題。具體表現在:1.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從1997年浙江、江蘇、遼寧、廣東、河北、山東和福建等沿海部分省市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看,浙江居于首位,為48.62%,其它依次為江蘇45.15%、遼寧44.19%、廣東43.18%、河北43.03%、山東42.56%、福建36.40%。據測算,上述省份1997年相應的城市化水平大致為35.4%、29.40%、54.26%、41.35%、23.15%、33.95%和24.68%,浙江處于第三位。從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相應系數(城市化水平/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看,遼寧為1.208、廣東為0.985、山東為0.798、浙江為0.709,處在第四位。

    2.城市化對工業化帶動不強。長期以來,浙江經濟發展走的是一條粗放型的工業化道路。“低、散、小”成為浙江工業經濟增長的主要特點,鄉鎮企業、農村個私企業在迅速發展過程中,受戶籍制度、財稅體制、土地政策、行政干預等因素影響,無法接受城市化導向,農村工業化的就地性明顯,鄉土氣息濃厚,以致出現了“鎮鎮象農村,村村象城鎮”的城鎮化局面。這主要反映在城鎮建設缺乏長遠的規劃,功能不清,定位不準,產業層次單一,地區之間的互補性差。城鎮在人口和生產要素集聚、生產與生活方式對周邊農村的影響和輻射等方面,都離城市化的要求存在相當大的距離。

    3.大中城市數量少、規模小、品位低。從1997年沿海部分省市大中城市的構成看,人口在200萬以上的城市(系非農人口,下同),江蘇和遼寧分別有1個;人口在100—200萬的城市,山東和遼寧分別有3個,河北有2個,浙江只有1個;人口在50—100萬的城市,山東、遼寧分別有5個,廣東、河北和江蘇分別有3個,浙江也只有1個;人口在20—50萬的城市,廣東有27個、山東有19個、江蘇有17個、遼寧為8個、河北為8個,浙江僅6個。從1995年各大中城市非農業人口平均規模看,特大城市廣東為316.67萬人,江蘇為226.02萬人,山東為156.78萬人,浙江為121.38萬人;大城市江蘇為83.18萬人,廣東為66.91萬人,山東為63.95萬人,浙江為63.21萬人;中等城市江蘇為31.43萬人,山東為30.82萬人,廣東為29.60萬人,浙江為27.21萬人。可見浙江大中城市的數量最少,規模明顯偏小。城市的規模、檔次、質量和城市化水平與經濟大省的地位不相稱,與沿海兄弟省市相比,城市的結構性矛盾突出。一般來說,城市規模偏小,會直接影響到城市功能的發揮,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又反過來制約浙江農村工業化進程的快速推進。

    4.小城鎮過多、過小、過密。改革開放20年來,浙江建制鎮由167個發展到1998年的1006個,增加了近6倍,這固然有順應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的必然性,但從長遠的、發展的眼光看,現有浙江城鎮布局過多、過密問題突出。杭嘉湖平原、寧紹平原的城鎮平均間距只有5—6公里,而從溫州龍灣區狀元鎮到瑞安市城關鎮不到50公里,布局了近20個小城鎮,平均間距只有3—4公里,有的鎮如永中、永昌、永興、沙城等基本上已連在一起了。城鎮過多、過密帶來的問題是過小,全省縣城以下建制鎮平均規模只有8000人,其中5000人以下規模的城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

    (二)浙江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帶來的主要問題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帶來的主要問題,概括地說有以下幾點:1.農村工業企業遍地開花,發展狀況離散,減少了第三產業的發展空間,減少了農村人口的非農就業機會,最終又反過來制約工業本身的發展。由于城市化進程滯后,各類鄉鎮企業和專業市場遍地開花,企業和專業市場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導致農村工業技術層次低、產品檔次低、產業離散度大、企業規模小、布局分散、產業結構趨同等,市場競爭力弱化。1997年全省工業總產值中村及村以下工業總產值占60.2%,農村中非農產業總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91.5%,非農勞動力占農業總勞動力的比重達57.4%,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轉型沒有與人口和產業的空間轉移同步進行,鄉鎮企業多分布于鄉村,且規模過小。1996年全省鄉村兩級集體企業共有6.6萬家,職工356萬人,平均每家只有54人,“八五”期末,這些企業共擁有固定資產878億元,平均每家企業只有133萬元。在鄉鎮的合作經營和個體私營企業規模更小,平均每家企業的從業人員不到5人,如此“低、小、散”的企業特點,很難取得規模和集聚效益。另一方面,由于發展狀態離散,造成要素集聚不足,城市發展滯后,減少了第三產業的發展空間。同時工業發展由于缺少城市信息、技術、人才等要素的支撐和相關基礎設施的配套,最終又反過來制約了工業本身的發展。

    2.農村勞動力離土不離鄉,兼業現象普遍。1997年浙江農村個體工業企業51.3萬個,從業人員292萬人,工業總產值3543億元,占全省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34.13%,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但是,“村辦工業辦在村,家庭工業辦在家”的工業鄉土化難以促成現代城鎮的崛起,勞動力也難以向城鎮集聚。同時,由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非農化尚無足夠寬松的環境,人口向城鎮遷移的“門檻”過高和二元戶籍制度使許多農民不愿放棄作為生存之本的土地經營權。農民在這種“家家有其田”的格局下必然出現農業兼業經營。如溫州、臺州和金華等地區的農村工業化,以個體私營企業和在此基礎上發展的股份

制企業為主體,以專業市場廣泛分布的小城鎮為依托,人口轉移以離土不離鄉為特征,農村勞動力普遍是亦工亦農的兼業農民。農民兼業化的普遍存在,不僅使農業規模經營受阻,延緩了農業現代化進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難以走上正軌,農村工業的產業層次、技術水平和產品檔次也難以提高。

    3.大量離農人口處于游離狀態,造成資源浪費和種種不穩定狀況。在農村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地區相當數量的勞動力已經進入城鎮務工經商,基本上脫離了農業。但是,由于種種制度約束,這種轉移沒有納入正式渠道,是一種暫時性的體制外轉移,導致形成一個既非農民、又非市民的游離階層。這一階層的出現,造成諸多不容忽視的弊端。如他們對所從事的非農產業沒有長期經營的打算,也不愿進行大規模投資。在經營中短期行為嚴重,甚至片面追求利潤,不求質量和信譽。

    由于不少“兩棲”人口在農村和城鎮占有雙份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設施,在宏觀上微觀上都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4.農村工業的粗放經營,導致環境污染嚴重,資源消耗過度,影響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農村工業受發展條件的限制,其產業主要集中于造紙、食品、紡織、印染、化工、建材及采礦等行業,而這些正是相對高污染的行業。由于農村工業在生產工藝、監測技術和廢料處理等方面的落后,其污染強度明顯高于城市企業。另一方面,農村工業布局過散,不僅加劇了資源浪費與污染蔓延,也影響了生態投資效益,使污染物集中處理難度加大,造成污染面的擴大。據統計,鄉鎮工業污染損失值占全部工業污染損失值的份額1978年為6%, 1988年上升到20%,預計2000年將超過50%。

    世界銀行有關中國環境戰略報告中,將中國農村的工業污染作為僅次于城市水源污染和城市大氣污染的我國三大嚴重環境污染問題之一。可以說農村工業的高速增長在某種程度上是以資源高消耗和破壞環境為代價的。

    高度分散的農村工業布局,還造成土地資源的巨大浪費。據省有關部門統計,農村工業每創造一個就業機會,需占地約0.1052公頃,遠高于全省鄉及鄉以上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職工人均用地0.0261公頃的水平。從單位土地利用效率看,農村工業用地每公頃的產值僅及城市工業用地的1/10。同樣是工業用地,我國城市工業人均用地為55平方米,而農村工業則高達每人555平方米。據有關方面測算, 1979—1984年,非城市化的農村工業化推進,已經使我國付出了比城市化道路高出8倍的土地代價,到目前為止農村工業化已花費了近700萬公頃的耕地。

    5.基礎設施利用不經濟。由于絕大部分農村地區基礎設施條件差,加之工業布局分散,農村工業發展所需的供水、供電、供氣以及交通、通訊、倉儲等設施,幾乎每個鄉、村甚至企業、農戶各搞一套,造成人力、財力和物力的極大浪費。據有關方面估計,農村工業僅僅由于布局分散和封閉,資源利用率降低40%,基礎設施投資增加20%—30%,行政管理費用增加80%,人力資源消耗增加1%—2%,最終表現為資金利用率降低20%左右。不僅如此,由于布局分散導致產業組織規模不足,由此引發重復投資與低水平的過度競爭,使得資源配置效率低下,也損害著社會的經濟總效率。

    (三)浙江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主要原因造成農村工業布局分散,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發展初期受客觀條件所限,有其歷史必然性,但主要還是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政策和體制造成的。

    1.認識方面。在農村工業化發展初期,由于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一般規律認識不足,沒有及時對農村工業進行合理的空間布局和引導,導致農村工業“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企業分布過散、規模過小。另一方面,在鄉鎮企業、專業市場先行發展的基礎上,主要依靠民資民力,過分依賴農民建設小城鎮,導致小城鎮數量多、檔次低,形成“村村象城鎮,鎮鎮象農村”的低水平的城市化發展格局。

    2.經濟利益方面。由于農村工業在發展初期都是一定社區內各要素的組合,與社區在經濟利益方面有密切的聯系。同時在政企不分時,社區領導對社區內的農村工業有很強的支配權,在用人、用地甚至管理和財務方面具有硬性指揮權,這導致當地領導和農民不愿進行企業異地搬遷。此外農村工業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其固定資產和設施達到一定規模,若搬至城鎮,必須支付一筆遷移費用,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

    3.戶籍政策方面。我國自1956年就開始實行城鄉高度分隔的戶籍管理制度,嚴格控制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遷移。這種制度盡管在近年來有所松動,但許多條件仍然限制農村居民向城市遷入,使城鄉居民在就業、教育、住房、醫療、福利、保險等方面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差別。另一方面,目前城鎮對農民的吸引力降低而進入門檻又過高,現行的土地承包、宅基地和計劃生育等政策,使農民覺得留在農村比進入城鎮更合算,啟動城市化和促進農村工業向城市集聚發展的難度加大。

    4.行政區劃方面。現行的行政區劃大多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有的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要求已不適應。由于歷史的多方面原因,浙江不少地方存在一城多府的現象,如寧波市與鄞縣、金華市與金華縣、衢州市與衢縣、紹興市和紹興縣等,因管理體制、財政體制和其它利益問題,縣政府與市政府在城市的規模、建設、管理上難免會出現不協調的情況,既不利于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功能發揮,也不利于縣級中等城市的發展。

    5.財政體制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實行縣市直接對省的財政體制,采取一系列鼓勵縣域經濟發展的政策,使縣域經濟成為全省經濟的重要支撐和重要的經濟增長點,促進了浙江經濟總量的迅速擴張,取得了階段性發展優勢。但與此同時,區域中心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相對緩慢,不少地方出現地級市的經濟實力低于所管轄縣市的“小馬拉大車”的情況。從1997年gdp看,紹興市區69.94億元,而紹興縣、諸暨市分別達到173.81億元和121.6億元;金華市區45.16億元,而義烏、東陽兩市分別達到110.28億元和83.4億元。從1997年財政收入看,紹興市區7.05億元,而紹興縣達到8.65億元,去年已突破10億元;金華市區2.9億元,而義烏市達到3.61億元。此外,嘉興市和所管轄的海寧市、桐鄉市,臺州市和所管轄的溫嶺市等,也有類似情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說,現行財政體制,也是造成浙江區域中心城市成長緩慢,對周邊經濟社會發展帶動不強的一個重要因素。

    6.投資方面。資金的投入和集聚是城市形成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建國后我國實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浙江不是國家投資的重點省份。在1952—1978年期間,浙江國有投資人均只有410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2,列全國各省市最后一位。國有投資不足,不僅使浙江的重工業沒有得到相應發展,而且也嚴重影響浙江城市化進程。同時,80年代以來浙江實際利用的外資數量也較少,迄今全省實際利用的外資金額累計尚不及一個蘇州市的水平,大約相當于廣東省的1/10。

    利用外資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全省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的發展,制約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二、盡快構建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聯動發展的政策機制促進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聯動發展,關鍵是徹底打破城鄉分割的體制,建立有利于二者聯動發展的政策機制,促進農村資源和生產要素向城市流動集聚,實現城鄉協調和一體化發展。

    (一)市場配置機制

資本、勞動力、技術、信息等是由農村工業化推動城市化發展的基本要素,沒有要素市場發育,就難以促進工業化與城市化聯動發展。要素市場發育的成熟程度,基本上反映了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聯動發展的速度。因此,在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聯動發展過程中,要以市場為導向,進行資金、勞動力、技術、信息等要素的重組,通過市場化組織城市化,通過城市化提升工業化,按城市化發展要求調整經濟布局。

    合理發展大城市,突出中心城市在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中的地位。增強其集聚輻射功能、綜合服務功能

和創新功能,提高城市現代化水平。大城市的發展離不開強有力的產業支撐。要從大城市的功能和特點出發,大力發展城市型經濟,提高城市的集聚和吸納能力。城市產業布局要優二興三,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是要積極發展知識密集型的信息服務業和市場潛力大、帶動作用強的商貿旅游業和金融保險業等,以增強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進而擴大城市規模、完善城市功能。同時要努力增強大城市和第二產業的競爭力,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發揮城市對生產要素的集聚效應,通過城市這個載體,促進產業集聚,提高農村工業經濟的組織化程度,促進農村工業向現代化邁進。

    重點培育和發展中小城市,增強區域中心城市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擴大人口、產業及生產要素的集聚規模。對中等城市要著重提高檔次、擴大規模。有的可培育成為大城市,對具備條件的小城市要培育為中等城市,充分發揮各具特色的區域中心城市作用。中小城市要注重城市內涵質量和城市開放度的提高,大力發展區域特色經濟,強化優勢產業和專業市場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集聚和導向作用,著力培植知名品牌和行業龍頭企業,更好地帶動中小企業的發展,進一步增強區域經濟的特色優勢。各地結合區域特色經濟的發展,分層次高起點地推進城市建設。

    加強小城鎮建設,將小城鎮建設與城鎮體系整體布局和農村工業化有機結合起來。著力發展區域性的中心鎮、重點鎮,積極引導具備條件的小城鎮和中小城市發展。小城鎮發展重點放在擴大規模、提高檔次上,努力改變目前“村村象城鎮、鎮鎮象農村”的低水平發展狀況。建議在每個縣(市)確定1—2個、人口規模在5萬以上的重點鎮,加以重點培育、重點建設、重點發展,充分發揮其在集聚要素、發展規模經濟方面的示范作用。

    把開發區和工業小區作為聯動發展的最佳結合點,按市場配置機制進行要素的集聚與重組。浙江省目前共有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8個,省級經濟開發區51個。各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經過多年的開發建設,已開始成為當地新的經濟增長點。到1998年底,全省開發區投入開發資金200多億元人民幣,累計開發面積178平方公里,建成了一批高標準的道路、地下管網、變電站、污水處理站等重要的配套服務設施。到1998年底,全省經濟(技術)開發區投產開工企業達16690家,國內生產總值286億元,占全省國內生產總值的5.7%。各級開發區已成為工業化與城市化聯動發展的最佳載體。在目前土地審批凍結的情況下,農村工業向城市集聚首先應向開發區和工業小區集聚。

    (二)利益驅動機制

城鄉關系根本上是利益關系,推動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聯動發展,促使農村工業向城市集聚,需要以利益驅動機制加以引導。

    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要克服就工業化論工業化、就城市化論城市化的傾向,把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聯動發展,作為浙江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重要舉措,作為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的突破口,作為全面協調和整合城鄉利益關系,促進城鄉共同發展的重要方面。

    積極調整財稅關系,改進和完善鄉鎮財政包干制度和經濟考核制度。建議股份制農村工業企業的利潤可在工業小區內實行“先分后稅”的辦法,即由各股東向各自所在地的稅務部門交納所得稅,也可實行“先稅后分”,工業區所在地的稅務部門按各股東的出資比例,將相應的稅金返還給各股東所在地,以吸引外地投資者到工業區辦廠或吸引分散的企業搬遷到小區。如可規定凡異地到工業小區辦農村工業的,其上繳稅金的70%返還給投資者所屬的鄉鎮。對非股份制企業,建議實行企業遷向外地工業小區后,其社會性開支、支農建農基金和規定應交的利潤及企業管理費仍可交回原社區經濟組織,企業原行政隸屬關系不變。

    各地可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鼓勵農村工業向工業小區集中。以增量帶存量,凡新辦工業項目和商貿企業,要按照規劃安排,進入工業小區。降低農村企業進入工業小區的“門檻”。對工業小區的集體、國有土地使用權,可采取作價入股、出租轉讓等方式降低企業用地成本費用。同時在資金信貸和稅收等方面實行優惠政策,吸引企業往工業小區集中。

    (三)制度創新機制

促進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聯動發展,必然觸及產權制度、土地流轉制度、戶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調整和創新。

    進行農村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引導農村工業向城鎮適度集中。從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入手,改變政企不分的社區所有制。可建立農村工業資產管理公司,對各鄉鎮企業的固定資產和生產經營效益進行評估,并招標組建資產經營公司,通過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改造使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調整不同社區的鄉鎮企業利益關系,使企業形成獨立于社區的行為目標與利益機制。通過產權制度創新,使鄉鎮企業產權突破地緣性和封閉性的束縛,促進鄉鎮企業跨地域、跨行業、跨所有制聯合,逐步向城鎮集中。

    探索并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轉制度,進行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創新。在穩定土地承包制的基礎上,按自愿有償的原則,依法進行土地使用權的合理流轉。積極鼓勵離土進城農民將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這樣既可為進城農民定居或創業提供啟動資金,又有利于推進土地規模經營。土地流轉的形式主要有:一是吸引工業資本介入農業,鼓勵農戶將他們承包的少量耕地轉讓或折成股份,農戶以農業工人的身份成為新組建的農場職工,或者離土離鄉進入城鎮務工經商。二是政府農業部門成立非盈利性的土地管理公司,通過市場行為并購、整治過于細小的耕地,對轉讓土地使用權的農戶予以合理的經濟補償,或為他們提供新的就業機會。三是發放永久性土地使用權證,實行“一地一證”,農民只要憑土地使用權和承包合同,就可以對土地實行出讓、出租、轉包、入股、抵押等流轉活動。四是在宅基地的安排使用上,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取消一家一戶的宅基地審批,實行村莊統一規劃,引導農戶集中建造公寓式住房。

    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著力排除人口向城鎮集聚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抓緊對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試點進行總結完善和全面推開。積極探索以縣市為單位,對轄區內居民試行單一戶籍制度,實行以固定住所和穩定收入等主要生活基礎為依據的落戶標準,實行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取消對農民進城的限制,允許人口自由流動,實現城鄉一體化管理。在進城戶籍的收費問題上要把握一個合理的度,既要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又要降低進城門檻,使進城者安居樂業。同時,研究制定積極的外來人口政策,包括:積極引進并留住外來的優秀管理人才、技術人才和其他高素質人才,取消對中高級人才、大專院校畢業生進大中城市落戶的限制。積極鼓勵投資移民,凡在城鎮投資從事二、三產業的農民或外埠人口均允許在投資地落戶。對在大中城市連續工作滿5年并有固定住所的本省合同制農民工,直接轉為工作所在地戶口。鼓勵家庭移民,家庭中凡有一人在城鎮工作定居的,允許其家庭成員在該城鎮落戶。

    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目前實行城鄉不同的生育政策,非農夫婦只準生一胎,導致進城吸引力下降,部分農民不愿農轉非進城落戶。為此要對現行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可適時推出全省城鄉只能生一胎的統一政策。在目前大政策未調整的情況下,也可允許市縣采取變通辦法,即以一定時間為界限,使進城的農民轉為非農人口后仍以“農民”身份享受二胎政策。

    改革財政體制,增強城市自我發展能力。城市財政對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浙江實行的是省直接對市縣的財政管理體制,這種體制促進了縣域經濟的發展,而區域中心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卻相對緩慢,甚至不少地方出現地級市的經濟財政實力低于所管轄的縣市實力的“小馬拉大車”的情況,難以形成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和“制高點”。借鑒兄弟省市發展區域中心城市的經驗,適當調整財政管理體制,有選擇地擴大區

域中心城市的財政盤子,或者象江蘇那樣實行一級政府一級財政,使區域中心城市能夠集中必要的財政資金從事城市建設。同時運用財政杠桿合理引導和調整區域生產力布局,增強區域中心城市對區域經濟的調控能力,以區域中心城市為龍頭帶動區域經濟發展。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財政政策調整和體制改革。建議第一步,通過全額返還城市建設維護稅、增加對地級市的城市建設補助等辦法,進一步擴大區域中心城市的財政盤子;第二步,選擇部分地區實行財政市管縣體制,以促進所在地區中心城市增強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強化中心城市經濟實力。

    改革城市建設的投融資體制,多渠道籌集城市建設資金。城市建設僅靠政府財政投資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努力拓寬城市建設的投資渠道,主要有:一是積極鼓勵集體、個人和社會各方參與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管理和經營,改變單一的政府投資格局。鼓勵社會資本、私人資本和外資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并參與經營。大膽采用項目融資的建設—經營—轉讓(bot)、轉讓—經營—轉讓(tot)、資產收益抵押(abs)等投融資方式。二是各級政府預算內基本建設資金,主要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機動財力也要加大投入力度。三是要確保現有城建資金渠道的暢通和不流失。現有資金渠道要足額收取,不得隨意減免、截流、挪用,確保專款專用。四是借鑒上海市的經驗,組建城市建設投資公司。按照自籌、自用、自還的原則,對城市建設資金實行統一調度、有償使用、滾動增值。五是盤活城市基礎設施存量。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大力吸引內外資,以出讓股權、經營權等方式盤活存量資產。六是充分發揮浙江民間資金充裕的優勢,運用更加靈活的政策,動員和吸引民間資金建城。

    (四)政府推動機制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進一步健全和發揮宏觀調控、指導和管理的職能,尤其在促進工業化與城市化聯動發展方面,政府的推動作用必不可少。

    適當調整行政管理體制。重點是在保持現行行政體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根據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聯動發展的要求,對局部的市縣管理體制、鄉鎮管理體制進行必要的調整,建立起適應聯動發展的新的管理體制。適當擴大地方政府尤其是市縣域中心鎮政府在財政、稅收管理和建設項目審批等方面的權限,強化鎮政府管理職能,使其為農村工業集中布局做好服務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