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意識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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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經濟意識范文
一、測土配方施肥試驗示范結果
1.尿素分層分期施用試驗示范。進行“尿素分層分期施用試驗示范”,在播種時把測土配方施肥方程計算出來的氮肥施用量的50%施入種下10cm,20%作口肥施于種下5cm,在大豆幼苗期,化驗土壤和植株的含氮量,發現缺氮,及時葉噴補充,比氮肥一次性集中施入提高產量12.5%,每坰地節省化肥投入22.0元,提高了氮肥利用率,降低了化肥成本。
2.當年降低施磷量試驗。利用磷有后效作用的特點,通過化驗,選擇土壤速效磷含量高的地塊,進行“當年降低施磷量試驗”,結果表明:土壤速效磷含量在38.6mg/kg時,在氮、鉀肥施用量一致的前提下,按農民習慣施肥量畝施美國二銨6.5kg,平均畝產大豆184.3kg,畝施二銨3kg,平均畝產大豆180.6kg,雖然減產3.7kg,但是畝增收3.1元; 不施磷肥平均畝產174.9kg,雖然比畝施二銨6kg減產9.4kg,但是畝增收 0.7元。
3.硫元素補充試驗示范。通過施用硫酸鉀與施用氯化鉀對比試驗,施用硫酸鉀比施用氯化鉀平均增產大豆10.1%,油份和蛋白質的含量也有所提高,分別提高0.3和0.21個百分點。 另外硫肥利用率的高低與氮肥關系較大,氮肥過多會引起缺硫,在化驗土壤氮素的基礎上,使氮:硫比例保持在15:1的相應范圍之內,增施硫肥調節好氮硫比例。
4.硼肥施用試驗。通過“硼肥施用試驗”,大豆單株夾數平均增長25%,單株粒數平均增長15.5%,百粒重增加2.9%,不僅提高了產量,還提高了品質,外觀品質表現為粒大、粒圓、完全粒率高;內在品質表現為脂肪和蛋白質含量分別提高0.22和0.14個百分點。
5.鉬肥應用試驗示范。全市土壤有效鉬基本呈現偏低趨勢,“鉬肥應用試驗示范”證明:大豆應用鉬肥增產幅度為17.5%。
二、測土配方施肥取得的成效
1.初步掌握全市土壤養分狀況,進行地力分級。(1)有效氮。全市土壤有效氮分為4級,1級(高)大于400mg/kg,2級(偏高)300~400mg/kg,3級(適宜)100~200mg/kg,4級(偏低)小于100mg/kg。(2)速效磷。全市土壤速效磷分為4級,1級(高)大于40mg/kg,2級(偏高)30~40mg/kg,3級(適量)20~30mg/kg,4級(偏低)低于20mg/kg。(3)速效鉀。全市土壤速效鉀分為4級,1級(高)大于300mg/kg,2級(偏高)200~300mg/kg,3級(適量)100~200mg/kg,4級(偏低)低于100mg/kg。
2.初步確定作物施肥比例。(1)優質專用小麥的施肥比例。在土壤測試的前提下優化氮磷鉀比例。改變過去氮磷鉀1:1:0.5的比例為1.2:1:0.5。通過多種不同氮磷鉀施肥比例試驗,1.2:1:0.5的比例比1:1:0.5的施肥比例蛋白質提高1.3%,畝產提高13.6kg。(2)高油大豆的施肥比例。確定高油大豆施肥比例所遵循的原則是:降氮補磷鉀,氮磷鉀比例為:1:1.3:1.1。在測試土壤養分的基礎上,平衡施用大量元素,含量高的降,含量低的補,優化氮磷鉀比例,經過多點試驗,在諸多個比例的處理中,1:1.3:1.1的比例在產量、含油量及效益上都達到最大值,低于這個比例產量及含油量均低,高于這個比例,效益下降。1:1.3:1.1的比例比其它比例平均畝增收11.9元,比農民習慣施肥比例畝增收18.6元。(3)高蛋白大豆的施肥比例。通過試驗篩選,高蛋白大豆施用氮磷鉀比例為1.1:1:1。1.1:1:1的比例比其他比例平均畝增收16.7元,比農民習慣施肥比例平均畝增收12.5元。
3.初步確定作物施肥量。遵循最小養分定律,本著各種營養元素同等重要、不可代替的規律,確定既能高產又能節約成本的施肥量。(1)高油高蛋白大豆的施肥量。多年來,農民所耕種的土地都是一條一帶、一家一戶的經營方式,土壤中的養分含量既不均勻又不平衡,采取逐戶采土化驗,根據各農戶的土壤養分含量推薦配方和施肥量,準確化驗、準確配方、準確核實面積,按斤稱量化肥,高油大豆在統一氮磷鉀比例1:1.3:1.1的條件下,在畝施尿素、二銨、硫酸鉀總量2.5~7.5kg范圍內隨著施肥量的增加產量、含油量隨之增加,在畝施7.5kg時達到最高值,10~12.5kg時產量略高,油份及效益下降,超過12.5kg時總效益下降;高蛋白大豆在統一氮磷鉀比例1.1:1:1的條件下,畝施尿素、二銨、硫酸鉀總量9kg時,產量、蛋白質含量及效益達到最高峰,高于這個施肥量,產量、蛋白質含量及效益下降。(2)優質專用小麥的施肥量。試驗表明:在氮磷鉀比例1.2:1:0.5的前提下,施肥量在0~20公斤范圍內,產量、蛋白質含量及效益隨施肥量的增加而增加,其中畝20公斤的施肥量產量、質量、效益均高,施肥量在20~25公斤時,雖然產量和蛋白質含量略高,但投入成本高,效益低,不是農民樂于接受的施肥量,施肥量高于30kg時,產量效益均下降。所以推薦畝20kg的施肥量。該施肥量比農民經驗施肥畝增產15.4kg,畝節約化肥成本4.6元。
4.初步確定施肥參數。(1)目標產量。通過大量的施肥試驗及多年的作物產量統計分析,大豆最高產量為畝產410斤,小麥最高產量為畝產620斤,經過幾年的試驗,用該目標產量做為參數取得了最佳施肥量和最佳經濟效益。(2)供肥系數(土壤供給作物能吸收養分的值)。在多點空白試驗的基礎上,劃分區域土壤供肥系數,以訥漠爾河為界分為北部、南部;以市所在地為界,分為東部和西部。北部N、P、k的供肥系數為0.1、0.5、0.8,南部N、P、K的供肥系數為0.15、0.6、0.9,東部N、P、K的供肥系數為0.11、0.51、0.82,西部N、P、K的供肥系數為0.12、0.56、0.85。(3)肥料效應(肥料當季被作物吸收的量)。以訥漠爾河為界分為北部、南部。北部N、P、K的肥料效應為45%、20%、45%。南部N、P、K的肥料效應為50%、25%、50%。
5.初步取得線性方程。應用目標產量法配方公式,利用多年來的試驗數據,通過一元線性回歸方程在計算器上就可以取得任意土壤養分含量下的N、P、K施肥量。
三、測土配方施肥試驗示范結果的應用
雙泉鄉的農戶降低磷肥施用量,適量提高氮鉀肥用量,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畝產大豆176 kg,比農民習慣施肥畝節約化肥成本10.8元。
在建議扶貧村的農戶積造施用農肥的前提下,讓農戶每年補充少量的化肥,使一部分農戶的大豆產量得到提高,取得了相應的經濟效益。
根據土壤化驗結果進行配方施肥,使這部分農戶的施肥量保持在最佳范圍內,提高產量11.9%,提高經濟效益12.4%。
寶泉村通過土壤化驗,速效硼僅達臨界值的25%,增施硼肥后,提高產量53.2%,增加經濟效益48.2%。
四、測土配方施肥的作用
第2篇：小農經濟意識范文
農村市場無照經營的成因、分類及各自特征
農村經濟相對于城市經濟而言，具有分散性、自發性、規模小等特點。總的來說，相對落后的經濟水平、簡陋的經營條件、閉塞的交通通訊條件等是農村市場的無照經營行為產生的物質基礎和客觀原因，農村居民相對低下的文化水平、落后的消費習慣、薄弱的法律法規意識是無照經營行為產生的主觀原因，而傳統落后的生產手工藝、經營慣例、風俗習慣是其存在的社會土壤。首先，農村沒有大型的、規模化的綜合市場，只有少量的農村集貿市場和零星的集市貿易點，且分布極不平衡；農村鄉鎮也沒有什么規模化的企業和其他經濟實體，農村居民的收入還是以農副業生產所獲為主居民消費力低，市場的購買力弱，可容納的經營空間小；而農村富余勞力資源豐富，經商辦個體的人數年年遞增，造成商業資源的增長和勞動力對其的日益需求不成正比，過度的、不良性的市場競爭造成農村經營者的市場利潤率低。農村的無照經營跨越了相關部門的行政審批和主體資格審核而非法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偷漏稅費，逃避了相關職能部門的監督管理，以圖達到減少交易成本支出、獲取非法利潤的目的，這便是無照經營行為的利益驅動機制。筆者認為，愈是前置審批手續繁多的行業，無照經營者通過規避法律性登記而從中節約的成本費用越大，因而利潤率越高，則此類行業的無照經營現象越嚴重；特別是一些偽劣假冒商品的生產和銷售者，為了獲取高額的利潤而不惜以身試法。其次，農民收入水平低，過重的稅費負擔和不正常的攤派使農村經營者難以為繼，于是有的經營者干脆從事無照經營。再次，現有的法律法規不完善，隱性市場障礙的存在，部門之間的不協調，監督管理措施的相對落后，農村基層工商所相對薄弱的人力、物力、財力等執法資源而造成執法力量的嚴重不足等，也是造成農村市場無照經營行為泛濫很重要的原因。
按照農村市場無照經營行為的性質，筆者認為可以將無照經營者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⑴從事生產成本小、不成規模的傳統手工業的無照經營者。如豆腐、釀酒、米粉加工等傳統手工業，在農村具有悠久的歷史習慣，一般以家庭經營為主，具有分散性、流動性和季節性的特點。此類無照經營者有手藝，往往抱有“我不過是吃手藝飯，要我辦什么執照”的想法；有的因經營的規模小，又沒有什么生產經營工具和設施，造成此類經營者逃避管理的僥幸心理很強的特征，他們對待工商部門的執法行動抱住“你來我走，即使被你查到了也罰不了我多少錢”的心態。而因他們的確也沒有什么有價值的生產經營工具，工商部門查處時即使實行強制扣留措施往往收效甚微，因而此類經營者取而不絕。
⑵抱住“試業心理”的無照經營者。這部分初具規模的無照經營者剛開業不久，認為有個試業期是天公地道的，而自已可以等試業期過后才作出是否辦照的決定，所以他們被查處時還振振有詞：“我剛開業不久，還未過試用期限呢。”這顯然是自以為是的習慣性思想作怪。
⑶有證無照的經營者。有的經營者認為許可證可以代替營業執照，他們認為只要各種許可證樣樣齊全，就可以開業，不用到工商部門去辦理營業執照了。如有的從事運輸業的個體經營者認為自己已經辦理了駕駛證、營運證，就可以搞營運，不關工商的事。又比如稅務部門以前憑工商營業執照發放稅務登記證，現要無需營業執照，個人直接申請也可以核發了，于是經營者認為有了稅務登記證就合法了。
⑷法定前置審批手續繁多的行業的無照經營者。就市場準入規則而言，我國實行的“嚴把關”的市場準入資格審核，即是對涉及多個行政管理部門審批的行業，經營者開業之前，務必先要獲得相關部門頒發的各類許可證，最后統一交由工商部門的審核，符合條件的才頒發營業執照。有人曾形象地將經過多個管理環節最終交由一個部門把關的管理方式稱為“捆綁管理”。而對于有的經營者而言，因為相關手續太難辦，有的想辦也辦不了，于是干脆不辦，然后從事無照經營。
⑸打著發展地方經濟旗號的無照經營者。當前，各鄉鎮政府爭相制訂各項優惠政策吸引外來客商來本地投資辦實業，稱之為“筑巢引鳳”，成為當前農村鄉鎮經濟發展的一個亮點，無疑為當地農村經濟注入一股了活力，這些實業也確實繁榮了當地市場，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增加了地方財政稅收，其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工商部門應依照職責大力扶持這些經營者。但無論任何經營者在生產經營前，都應先依法辦理工商營業執照；而曾幾何時“先上車后補票”“放水活魚”的地方政策也被曲解成一種大膽創新的理念，于是有的經營持著自己是當地政府“請”來的企業而以此為借口想逃避工商部門的監督管理，相關方有時也出于一個短期效益的目光出發，往往事先做出一些于法不合的承諾，形成存在于執法行動中的有力行政干預，致使此類無照經營戶難以監督管理。特別是隨著東部產業向內地轉移的過程中，一些污染性大、危險性高的企業被沿海地區禁止生產或提高了準入門檻后只能退出當地市場，當中有些經營者便趁機隨著內地的招商引資熱乘虛而入，借著相關保護措施規避紛繁的行政審批和市場準入資格審查。
⑹禁令行業或特種行業的無照經營者。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我國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國對一些不利于持續發展的行業實行了某種程度的禁止進入或對某些特種行業實行了嚴格限制進入，如小軋鋼廠、鑄造廠、造紙廠、小煤窯等污染嚴重的行業，危險品生產或劇的生產銷售行業，或消防要求較高隱患較大的行業等都對一定的經營主體實行禁止進入或必須進行了嚴格的前置審批方可進入，一般規模的經營者難以具備進入條件。但在利益的驅動下，總有一些鋌而走險者，無視國法，和執法部門玩捉迷藏的游戲搞地下經營，或借助一些異化的社會力量做掩護進行無照經營活動。對這些明知故犯的無照經營者，我們一定要嚴厲查處取締，觸犯刑律的還要移交司法機關以犯罪論處。但筆者在實際的工作當中發現，有時當地有些經營群體是沿著傳統習慣方式從事某類行業，這些行業又是當地的傳統工業或手工業，甚至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變化至今日，出于環境保護等原因，此類行業原有的經營者不可能依現時的相關法規取得合法前置手續，當然也不能辦理工商營業執照。但是作為地方經濟的支柱和財稅的重要來源，工商部門要查處取締這些牽涉面太大、根深蒂固的無照經營群體明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⑺可以延伸為無照經營性質的違章違法經營者。比如一照多攤、超越核準經營范圍、擅自設立分支機構、掛靠經營等可以定性為無照經營性質的延伸，因為這也是對市場準入制度的一種破壞，當列查處之列。
農村市場無照經營的危害及對治策略
無照經營行為是對市場準入規則的破壞，其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農村市場的無照經營行為是其中一種，其危害性既和其他無照經營行為有著共性，又有自身特點。歸納起來有以上幾點：
其一，擾亂了正常的國民經濟秩序，損害了公平競爭的環境，削弱了國家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能力。我們知道，在當今社會，市場經濟中存在著兩種調節力量，一種是“看不見的手”， 指是市場價值規律的自然作用；一種是“看得見的手”，指的是國家行政力量的有效干預，這兩種手段都是必要的。工商行政管理職能是國家對國民經濟監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其中的工商登記職能，不但是對市場準入關的把守，而且為國家的決策機關提供各項經濟指標，有的甚至成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是國家制訂政策措施的重要依據。一方面，無照經營者逃避了工商登記，處于隱性經營狀態，導致統計信息失真，影響政府宏觀決策；大量因無照經營未被核準而進入市場的資金的存在，可能影響國家投資規劃和導致宏觀投資規模失控，影響產業比例關系。另一方面，無照經營者以其低廉的市場準入成本，進入市場和其他守法經營者竟爭，對其他經營者是不公平的，屬于“劣幣驅逐良幣”的反常情況，這種狀況必然破壞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類資源配置的良性循環。當破壞此規則者未經任何審批而以低成本從事可能讓其他經營者經過艱難的前置審批手續才獲得的準入資格的行業時，在此類行業的市場經營秩序和竟爭秩序是不規則和不公平的，并起不良示范作用；而作為規范進入市場游戲規則的法律法規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將大大降低， 從而對整個社會的法治進程是了消極的影響。若無照經營泛濫時，整個法律社會由此付出了長遠利益被損害的代價。這種代價不用說遠遠大于任何單位或部門為無照經營行為辯護或蔽護、開脫所持借口依據的部門或地方甚至集體的利益。
其次，偷漏國家稅費，侵犯國家利益，沖擊市場物價水平，擾亂市場秩序。無照經營者既然避開了市場準入資格的審查，便也偷漏了國家的稅費，造成國家財政資源的流失，影響國家對農村基礎建設的投入；而其相對低下的成本投入導致產成品的價格低廉，對整個市場的物價水平形成沖擊并可能成為經濟動蕩的導因之一。而因相關部門無法對無照經營行為的監督管理到位，無照經營現象也可能成為農村市場上欺行霸市、亂擺亂賣、短斤少兩等違章違法現象的淵藪。
再次，欺詐消費者，侵害人民群眾，影響地方生態環境。既然國家的行政機關無法對其實行有效的監督和管理，于是無照經營往往又和從事淘汰產業、制售偽劣假冒產品行為連在一起，這更是對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權的侵犯和對市場秩序及社會誠信體系的破壞。甚至，一些不法分子未經核準登記建立經濟實體或以虛有的經濟實體作幌子，利用農民法律意識差和警惕性低的弱點，在農村鄉鎮從事詐騙活動，這種經濟實體由于未經核準登記，因而未能很好地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從而逃避了法律上的經濟制裁。
既然無照經營現象是社會的毒瘤，那么我們必須采取有力的策略來對治它。但是筆者認為，既然農村市場的無照經營的產生和存在是一個有著深厚歷史根源和復雜社會背景的因素作用的過程，并且在市場經濟發展不成熟的階段在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頑強生命力，因此奢想在現階段杜絕和根除它是不可能的，我們應做的是在當地黨委政府的領導下，通過社會相關部門的協調配合和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對治它，對具體的無照經營行為進行查處和取締，讓農村市場的無照經營的量維持在一個最低水平，讓它的危害性處于一個最小的度，不影響農村市場的正常的經營秩序和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這是我們對治農村無照經營的基本策略目標。
自從《查處取締無照經營辦法》出臺后，整治無照經營工作有了一個專門的法規，作為主要執法主體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也有了施治的重要武器，這是對治無照經營的法律基礎；但不能認為有了《辦法》便有了尚方寶劍，認為無照經營現象會隨著此辦法的實施而消聲匿跡。因為任何一類違法行為不可能依靠一個法規的出臺就可以根治，況且該《辦法》在加強查處無照經營的可操作性的同時也給了工商部門更重的責任和更嚴格的要求，且和該《辦法》的更適宜基層工商部門執法操作的配套規章有待出臺；所以我們仍然應將整治農村市場的無照經營工作作為一個系統的社會工程來抓。筆者想從以下幾個方面和大家進行商榷，研究對治農村市場無照經營的策略。
1）從改革我們的行政審批體制入手遏制無照經營產生的主因作用。一般行業的嚴格的前置手續審批使經營者望而卻步，從而退而從事無照經營行為，所以在行政許可制度上可以考慮變“捆綁管理”為“分兵把守”，即將繁多的許可審批手續從關口前移至關口后。這是因為工商部門雖然是綜合執法部門，但不具備各個職能管理必需的各項專業知識，因此將諸多的前置審批最后交由工商部門一家審批是有點勉為其難的，這樣的“把關”有些名不符實。況且，既然有有工商部門審批把關，那么前置審批部門可能由此而產生依賴性和惰性，減少了自身部門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不利于立法的初衷。隨著我國加入WTO和世界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寬入嚴出”對市場出入規則是否值得我們借鑒呢？這個問題值得商榷。而在現有的法律法規條件下，對涉及多頭審批的行業，我們可以推行“工商受理，抄告相關，互聯審批，限時辦結”的審批制度改革試點，這樣可以從源頭減少規避性無照經營行為。
2）對于一些小規模、季節性、臨時性的個體經營者而言，工商部門要求其辦理一個有效期為四年的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往往成為他們抵制的普遍理由，對這些小打小鬧的欠規模經營者，我們可以在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原則下，盡量簡化登記審核手續，進行臨時經營資格審核，當然這肯定要和日常的嚴格管理相配合。但對于經濟落后的廣大農村而言，簡化行政審批和節約行政管理成本意義并非單純是為了提高了機關工作效能，還是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和發展農村經濟的大事。
3)對于積極到農村鄉鎮辦實業的外來客商，于國于民于地方是一件大好事。但為什么要把免辦或遲辦應依法辦理的工商營業執照當作一項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來客呢？這顯然和依法行政和以法治國的大形勢不符。而連合法的基本手續都想方設法減免的客商值得引進嗎？對方是否有其他非法目的？工商部門依照部門職責，對一些危害到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無照經營者應克服一切阻力嚴懲不貸。從大局出發，基層工商部門應多向當地常委政府請示匯報，和兄弟部門積極溝通，使我們的執法免受行政干預因素影響。同時要加大對《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的宣傳力度，以增加查處無照經營行為的社會認同感。
4）在機構改革后，基層工商所的執法資源（包括人、物、財）的短缺和監管措施的滯后，影響了執法權力的行使和職責的履行。各地推行的中心所聯勤制在一定的程度上減輕了這個壓力，但從長遠來看只有建立有效并運轉科學的基層工商執法力量單元，才能保證基層工商所的依法行政，否則影響機構改革目標的實現。在現有條件下，我們應切實履行職能，充分發揮基層工商所在查處農村市場的無照經營中的主力軍作用，強化日常監督管理，全面推行市場巡查制，加強“經濟戶口”動態管理，及時查轄區內的無照經營行為，把日常管理和專項整治結合起來，力求建立遏制無照經營的長效監管機制。
第3篇：小農經濟意識范文
關鍵詞: 農村公路 經濟效益 生產者剩余
“要想富,先修路”,這句由山區人民率先喊出的樸實的口號,充分反映了農村公路設施在經濟設施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設施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舉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重點是要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步伐,農村公路設施又是其“重中之重”。到2009年,我國公路除的墨脫縣外,實現了縣縣通公路。鄉鎮中的99.8%和行政村中的94.3%都通上了公路。[1]農村公路設施的重要性不僅僅是我們在經濟社會的建設和發展中的經驗之談,而且其是有充分的經濟學理論依據的。以下筆者將主要從消費者剩余這個經濟學概念出發,分析農村公路設施的重要性。
1、 農村公路設施的基本屬性
根據經濟學中物品的所有制的排他性和競爭性屬性不同判斷標準,可以將物品分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三類[2]。所謂競爭性,意指增加一個消費者,需要減少任何其他消費者對這種產品的消費。所謂排他性,意指產品一旦生產出來,付費才可以使用。一般來說,私人物品是指既有競爭性又有排他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指既無競爭性又無排他性的物品,屬性介于兩者之間的物品稱為準公共物品。
我們可以將農村公路設施定位為公共物品。因為農村公路是可以供社會成員共同享用的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一是消費的非排他性,即某人在消費時,不能排除其他人消費這一物品(不論他們是否付費),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二是消費的非競爭性,即是指某人的消費并不會影響別人同時消費該產品及其從中獲得的效用,即在給定的生產水平下,為另一個消費者提供這一物品所帶來的邊際成本為零。
但是同時,由于我國農村公路建設的實際困難,我國的農村公路設施的建設還不能完全做到經濟學理論中描述的:公共物品一般不能或不能有效通過市場機制由企業和個人及私人部門投資來提供,主要由政府部門投資來提供。農村公路設施的建設一般需要消耗大批資源、花費大量資金,目前由于中央專項資金有限,各縣的財政狀況也有所拮據,我國農村公路設施資金較為短缺,農村的公路設施的建設有相當部分是由鄉親們自籌資金或通過向銀行貸款等私人部門融資方式來投資設施。[3]所以有學者將農村公路歸屬于準公共物品(在此不做討論)。
2、 農村公路設施的經濟效分析
農村公路的公共物品屬性是社會效益產生的前提條件,可以依據微觀經濟學中的外部效應進行分析。外部效應是指,在實際經濟活動中,生產者或者消費者的活動對其他生產者或消費者帶來的非市場性影響。農村公路作為重要的基礎設施,承擔著大量的客貨流的傳遞和運輸,涉及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社會領域,給沿線區域的額外成本或收益的情況即為外部效應。[4]
進行私人部門融資,就必須要能夠產生經濟效益償還投資,農村公路設施具有可以量化的使用價值和明確的直接收益者的屬性,具有鮮明的生產性。這種屬性是經濟效益產生的前提條件,可以依據微觀經濟學中的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理論進行分析。消費者剩余是指,消費者在消費一定數量的資源品時愿意支付的最高價格與實際支付的價格之差。生產者剩余是指,賣者出售一種物品或服務得到的價格減去賣者的成本,其也可稱為利潤。農村公路的便捷交通條件,滿足了農村經濟活動中的交通需求,實現了農村客貨運輸中的時間節約和空間有效利用。農村公路的主要使用者農民朋友,由此獲得減少交通擁擠、縮短運行距離、節約運行時間等方面的經濟效益即消費者剩余。而農民朋友作為農產品的生產者,通過農村便捷的公路交通獲取的高于生產和管理成本的效益即生產者剩余,以下筆者將用實例從消費者剩余這個經濟學概念出發,量化分析農村公路設施帶給農民朋友的經濟效益。
3、 農村公路設施經濟效益的實例分析
筆者擬用一個經濟學故事為例,從消費者剩余的角度說明農村公路設施的經濟效益產生機理。
從前有一座山將東邊的青蘋鄉和西邊的西富市進行了阻隔,青蘋鄉適合種植蘋果樹出產優質蘋果,由于交通不方便,山東邊的蘋果運不出去,所以青蘋鄉的蘋果比較便宜,而山的西邊的西富市卻只有從外地供應水果,蘋果比較貴。誰都知道如果把蘋果從山的東邊運輸到山的西邊就可以賺錢。但是鄉政府沒有能力修這一條大約造價1千萬元的公路,去銀行貸款也說不清楚是否能還清這一筆貸款,所以沒有人敢去銀行貸款,青蘋鄉的鄉民們生活水平一直不高。
鄉里來了一位經濟學畢業的大學生小李,通過調查小李告訴老鄉,如果修一條路通向山的西邊,青蘋鄉每年可以有幾千萬元的利潤,并且寫一個詳細的貸款申請報告,交給銀行專家審批立項。
小李的貸款申請報告是這樣寫的:
在修路以前:
青蘋鄉對蘋果的需求曲線D(p)為: D(p)=2/3-p/9 萬噸
對蘋果的供給曲線S(p)為: S(p)=-0.12+1.2p 萬噸
青蘋鄉蘋果的供求平衡方程為:
D(p)=S(p)
2/3-p/9=-0.12+1.2p
求出青蘋鄉蘋果的供求平衡價格p為: P=0.6元/千克
西富市對蘋果的需求曲線D'(p)為: D'(p)=1.5-p/6 萬噸
對蘋果的供給曲線S'(p)為: S'(p)=-0.5+p/2 萬噸
西富市蘋果的供求平衡方程為:
D'(p)=S'(p)
1.5-p/6=-0.5+p/2
求出蘋果的供求平衡價格p為: P=3 元/千克
在路修好以后:
山的東邊與山的西邊對蘋果的總需求曲線為D'(p)+D(p),
總供給曲線為S'(p)+S(p),
供給與需求平衡方程為: D'(p)+D(p)=S'(p)+S(p)
即:1.5-p/6+2/3-p/9=-0.5+p/2-0.12+1.2p
從上面這個公式求出在路修好以后蘋果的市場價格為: P=1.41 元/千克
從以上計算可以看出:
青蘋鄉原來蘋果的價格為P=0.6元/千克,
生產蘋果數量為: S=-0.12+1.2p=-0.12+1.2×0.6=0.6 萬噸
路修好以后 ,蘋果的價格為: P=1.41 元/千克,
生產蘋果數量為: S=-0.12+1.2p=-0.12+1.2×1.41=1.572 萬噸
在下圖1中,給出了青蘋鄉對蘋果的需求曲線D(p)、供給曲線S(p) 。供給與需求曲線的交點為沒有修路以前的市場平衡點。
圖1:生產者剩余與利潤
可以看出,這個時候蘋果價格P=0.6元/千克,產出量S=0.6 萬噸。種植蘋果農民的利潤或者生產者剩余為市場平衡價格以下以及供給曲線S(p)以上所圍起來的面積,也就是圖中的ECF面積。在路修好以后,可以看出,這個時候蘋果價P=1.41 元/千克,產出量S=1.572 萬噸(其中AG這部分為本鄉居民自己消費,GB這一部分為運輸出去給西富市的消費量,AG+GB=AB=1.572萬噸)。種植蘋果農民的利潤或者生產者剩余為市場平衡價格以下以及供給曲線S(p)以上所圍起來的面積,也就是圖中的ABF面積。很明顯,在路修好以后青蘋鄉種植蘋果農民的利潤或者生產者剩余的增加數量為:
ABF面積-ECF面積=ABCE面積
根據初等數學知識知道,梯形ABCE的面積等于底邊EC的長度加上AB的長度除以2,然后乘以梯形ABCE的高度(1.41-0.6)
梯形ABCE的面積 = (1.41-0.6)元/千克×(EC+AB)/2 萬噸
= 0.81元/千克×(0.6+1.572)/2 萬噸
= 879.66 萬元
即青蘋鄉修通公路后,每年可以獲得879.66萬元的利潤,修一條1千萬元左右的公路兩年內即可收回投資。
以上的貸款申請報告得到批準,幾年以后公路修成了,青蘋鄉也種上許多新的蘋果樹,青蘋鄉鄉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
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農村的公路設施可以增加生產者剩余或者增加利潤,并且這種利潤是可以量化計算出來的。筆者給出的是一種較為簡單的計算方法,如果在實際的科研工作中,要計算一個農村公路設施項目的經濟效益,還需要采用更復雜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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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小農經濟意識范文
關鍵詞：農村土地制度：農經濟：專業化生產；規模經濟；價格波動：機會成本
一、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小農經濟
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是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可以承包土地，承包期30年。這種土地制度造成了農村人人有地，但都不多的局面。另外，憲法規定“農民對于集體所有的土地既不能出賣，也不能轉讓”；土地的承包權可以轉讓，但轉讓期限不能超過承包期限，這限制了長期投資者受讓承包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集體土地。對國家征地僅的濫用導致了土地的過度征用(蔡繼明，2007)。這大大增加了受讓承包權的風險。樓惠新(2002)認為有三個因素阻礙了農村土地的流轉：土地產權不明晰，七地產權市場不完善。戶籍制度限制土地流轉。凡此種種使得土地的流轉不暢。農民都只耕種自己承包的少量土地，土地很難從種植能力低的人手中流轉到種植能力高的人手中。這就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小農經濟。
二、小農經濟為什么無效率
第一，小農經濟損失了規模經濟從而減緩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相對于小農經濟，規模化生產的好處顯而易見：易于實現生產機械化，從而節約成本：規模化經營可以促進專業化：規模化生產可以促進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規模化經營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規模化經營有利于新技術的研發。李燕瓊(2004)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她通過對日本農業生產規模化的研究發現規模化生產導致了較高的專業化和較高的經濟效益。
第二，小農經濟導致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和偏高。在物資緊缺時期，國家以相對穩定的價格收購農民的農產品(主要是糧食)，這釋放了小農經濟的生產力。隨后國家逐漸放開了農產品的價格，使其市場化。市場化了的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頻繁，使得農民承受了很大風險。為了規避風險，農民開始與當地的龍頭企業簽訂契約以規避風險。然而，市場價格的不穩定使得契約的履約率很低(趙西亮，2005)。據有關資料，農產品相關的契約違約率達到80％(劉鳳芹，2003)。事實上，我們認為這種契約是一個零和游戲，且受傷者多是農民而不是龍頭企業。無法移除的風險大大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第三，小農經濟會內生地產生價格波動。這源于代表性農民特有的成本結構：農民進行小規模農業生產投入的固定成本(土地成本)很小，這是因為由于流轉的困難，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很小。由于小農經濟很難進行專業化生產，因而農民選擇改變種植作物的種類的固定機會成本就很小(考慮專門方便面制造商該行造汽車將產生巨大的機會成本：包括該企業特有的方便面制造技術，鋪好的方便面銷售渠道等)。這就使得小農經濟中農民可以靈活地從種植白菜轉而種植芹菜，或者從種植豆角轉而種植黃瓜。
另外，也源于農產品行業的特點：靠預期價格下決策，而在下一期獲得收益(考慮農民1月份依靠預期價格決定種植大白菜，要到6月份大白菜收獲時才能兌現決策的收益)。
由于小農經濟的上述兩個特點，將會使得大量生產技術相似，依靠自身的預期價格作生產決策的小農以一種難以把握的規律參與到各類農產品生產中，從而造成價格波動。
第四，小農經濟將會造成農產品價格偏高。這里是說，小農經濟相對于規模生產和專業化經營來講，將會造成農產品總體上價格偏高。當然，由于小農的預期價格可能與市場價格相差很多，從而使得某類農產品供給過剩而價格低廉。小農經濟由于生產效率不如專業化生產來得高，所以平均成本要高些，價格自然也高一些；再加之小農經濟自身也不能有效率的安排生產，會進一步拉高平均成本，拉高價格。
第五，小農經濟導致耕地利用的無效率。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樣，小農經濟損失了規模經濟，造成農產品價格的波動，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這都會降低耕地的利用效率。
第六，增加農民轉向非農產業的機會成本。在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下，以低廉的價格承包土地對于農民來講相當于一種補貼。根據上文的分析，這種補貼是無效率的，因為這種模式的存在使得土地的流轉不暢，也使得土地的利用無效率，這些都使得土地的價值遠低于土地的潛在價值。作為一種補貼，它還增加了農民轉向非農產業的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不僅體現在物質上，還體現在意識層面上。這無益于我國人口結構的調整，也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三、小結
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相當于給了農民一種無效率的補貼，用土地作為補貼這種做法降低了作為補貼的土地的價值，并增加了農民進入非農產業的機會成本，不利于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產品價格的波動使得農民承受很大的風險；整體上無效率的農產品生產使得其價格高于規模化經營時農產品的價格，給消費者的福利帶來損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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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小農經濟意識范文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農戶技術效率；市場環境；市場化水平；務工匯款；農業生產效率；調節效應
中圖分類號：F241.22；F323.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6）04003008
一、引言
關于勞動力轉移效應的經驗結論一直存在較大的差異，尤其是在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效率（比如農業技術效率）會產生何種作用上，學者們的分歧更為明顯。對這種差異和分歧的形成主要有兩種解釋：一是勞動力轉移程度不同會導致其對農戶技術效率的差異性影響。農戶將家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中可以避免使用勞動力彌補技術不足的行為，從而提高農業技術效率（梁義成，2011；李勛來 等，2005）；但我國農村勞動力已經呈現過度轉移狀態，這可能引起農業勞動力短缺，農戶會通過粗放經營來應對勞動力的不足，從而制約農業技術效率的改善（Scott et al，1999；李谷成，2008；Mochebelele et al，2000；Abdulai et al，2001）；同時，轉移勞動力外出務工后給家里的匯款（以下簡稱務工匯款）可以解除農戶的資金約束，農戶使用先進要素可以部分抵消勞動力流失所產生的負效應（Scott et al，1999）。二是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往往會通過一些環境變量進行傳導（錢文榮 等，2011），農戶的資源稟賦以及地區的經濟特征（如農戶家庭生命周期、農戶的資產存量、村莊的農業基礎設施以及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都可能改變勞動力轉移與農業生產間的關系。后一種觀點更能準確解釋勞動力轉移效應在地區和農戶間的差異，但這方面的實證研究相對欠缺。
新勞動力遷移理論（NELM）強調市場環境與勞動力轉移效應的關系，認為發展中國家市場不完善會導致勞動力減少對農業生產消極影響，而務工匯款可以幫助農戶采取資金替代勞動力策略，部分抵消勞動力不足的負向作用（Stark，1991）。該觀點隱含了另外一層含義，即如果在市場較為完善的條件下，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可能會降低。這也就意味著市場化水平不同，勞動力轉移對農戶生產效率的影響也就存在差異。然而這種差異并未得到實證檢驗，市場完善程度提高是否能夠降低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效率的消極影響是不明確的。由于漸進式改革的持續推進，我國市場化進程在不同地區存在明顯差別，這為對這一觀點的實證研究提供了條件。本文試圖對新勞動力遷移理論的上述觀點進行實證檢驗，從而進一步厘清勞動力轉移效應產生差異的原因，以利于正確理解要素變動影響農業生產的機理，并對我國勞動力轉移現實背景下改善農戶技術效率提供政策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處于小農經濟轉型期的農戶行為是比較復雜的，農戶的生產、消費和勞動力供給等決策和行為除受農戶自身食物需求約束以及農戶本身的資源限制（如勞動力和資本）外，還受社會經濟環境和政府政策的影響（張林秀 等，1996）。目前，我國農村中滿足自身需要、依據家庭要素稟賦進行農業生產的小農特點仍然存在，而傳統農業改造過程中市場對小農生產的沖擊也日趨顯著。另一方面，農戶對技術效率的改善還取決于其生產態度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先進要素的投入（Mochebelele et al，2000）。農戶的技術效率水平是農戶家庭要素稟賦以及所處的市場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勞動力轉移通過改變農戶的資源稟賦和生產態度等對其技術效率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又受到市場環境的調節。
楊宇，高靜：市場環境對勞動力轉移影響農戶技術效率具有調節效應嗎？
借鑒新勞動力遷移理論中市場約束條件下農戶資源稟賦變化對農戶生產決策影響的機理分析，可以發現勞動力轉移、市場環境和農戶技術效率的內在關系。如圖1所示，假設農戶家庭擁有要素稟賦為T，可以進行低效率和高效率兩種農業技術投資，兩種投資的產出分別為Q0和Q1。F代表了一組農戶家庭特征變量，它和農戶家庭的要素稟賦一起決定著農戶在各產品上的生產力。生產可能性前沿（PPF）用生產線PP表示，其產出函數為Q*=f0（T，F）。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機制運行不暢，農戶在進行高效率技術投資時往往會受到一系列約束，如勞動力、資金或風險約束，而且在不同的市場約束條件下農戶的生產函數存在不同。比如生產線PP’為市場約束較低時農戶的生產前沿線，生產函數為Q*=f1（T，F）；在同等的資源條件下，市場約束越低，農戶的生產效率越高，農戶的生產線會逐漸與X軸平行。如果市場是完善的，即土地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租或者租入，農戶可以從資本市場上方便地獲取資金，勞動要素可以自由地提供給市場，也很容易從市場上獲得，同時產品價格能夠按照市場供求規律變化。此時農戶在生產中會以效率為導向進行資源配置和技術投資，在圖中表現為其生產的點為最高點Q*，農戶的生產線會完全平行于X軸，這種情況下農戶不會受到自身資源稟賦的約束，而是將生產效率最大化以獲得最大化利潤，但這一理想狀態在發展中國家幾乎是不存在的。
假設農戶原有的資源稟賦為T（0），此時不同市場約束條件下農戶的生產點可能就有差異，在圖中表現為a點和b點，生產效率分別為Ya=（Q1T（0）+Q0T（0））/T和Yb=（Q1T（0）+Q0′T（0））/T。勞動力轉移改變了農戶的勞動力、資金等要素稟賦，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的下降會降低農戶對農業生產的管理能力，尤其是對各種要素的投入以及技術采用（掌握）的程度，從而降低農戶的技術效率。但轉移者的務工匯款可以幫助農戶采取資金替代勞動力的策略，因而兼業戶會傾向于高效率的技術投資。另外由于在主要的生產要素投向、家庭的經濟實力、農業生產經營目標上存在不同，同時受制于農戶勞動時間總量，兩種類型的農戶在農業生產的行為方式和決策上存在很大的差別。所以，最終生產經營目的的不同和自身資源條件的限制會使得兼業戶和純農戶在農業生產方式上產生差異（陳超 等，2004），這些差異表現為兼業農戶的生產點會發生移動。由于不清楚勞動力轉移和務工匯款的影響大小，生產點可能會向上，也可能會向下移動。如果勞動力減少T1，資源稟賦向下移動到T（1），在市場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兼業戶會在c點生產，其生產效率為Yc=（Q1T（1）+Q0T（1））/（T-T1）；如果市場約束降低，兼業戶會在d點生產，其生產效率為Yd=（Q1T（1）+Q0′T（1））/（T-T1）。
也就意味著市場化水平提高會降低勞動力減少對農戶技術效率的消極影響。同樣道理也可以證明，市場化水平提高會減弱匯款對農戶技術效率的積極作用。市場越完善，農戶越能方便地獲取各種技術服務，比如農機社會化服務的迅猛發展，種子、化肥、農藥等農業物資投入以及信息咨詢服務的改善，這些便利均可以彌補農戶人力資本水平不足帶來的技術效率下降。同時，由于農戶很容易從市場獲取資金，務工匯款放松資金約束的作用也可能會減弱。完善的市場通過彌補農戶自身要素的不足從而放松要素稟賦對技術效率的約束，勞動力轉移帶來的消極作用可能下降，而務工匯款帶來的積極影響也會由于市場環境的改善而被降低。市場化機制更多的是在農戶依據自身稟賦進行決策時提供一種調節和補充。正因為如此，由于我國不同地區市場化進程不同，勞動力轉移對農戶的農業生產技術效率的影響會呈現出明顯的地區差異。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待檢驗的研究假設：在市場化水平較低的條件下，勞動力轉移帶來的農業勞動力減少會使得農戶降低技術效率，而務工匯款的流入則有助于農戶改善技術效率；隨著市場化水平的提高，農業勞動力減少對農戶技術效率的消極作用會逐漸消失，而務工匯款對農戶技術效率的積極作用也會減小。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說明
1.農戶水稻生產技術效率的測算
本文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來測算農戶的技術效率。作為一種面向數據的非參數估計方法，DEA不需要確定投入產出間的函數關系，避免了函數形式的不準確而帶來的估計偏差；同時，DEA注重測量個體而非觀測量的平均值，因此在對個體的差異尤其是決策單元效率的考察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另外，DEA將投入產出指標的權重作為變量，無需事先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可以有效避免在權重分配時評價結果受到評價者主觀意愿的影響（魏權齡，2004）。這些優勢使得DEA方法得到了普遍的應用。
由于我國農戶的市場環境并非完全競爭，其規模收益是可變的，因而選擇基于投入角度的規模收益可變條件下的BCC模型更為恰當。模型中的產出指標是農戶的水稻產量，投入指標包括土地（水稻種植面積）、勞動力、種子、化肥、農藥以及農機服務費用和畜力費用，DEA的測算結果為既定產出條件下對投入利用的相對有效程度的純技術效率。
2.勞動力轉移影響農戶技術效率的回歸模型
考慮到農戶技術效率具有刪截性質，在因變量受限的情況下，OLS是有偏估計（伍德里奇，2007）。所以本文采用Tobit模型進行估計，該模型可以將不在這個區間段的因變量值截取掉，從而得到一致性和漸進正態性的數據模擬效果，最終保證估計結果的無偏性。
M為農戶家庭勞動力外出務工時間（月），該變量反映了勞動力轉移引起的農業勞動力減少的數量。考慮到勞動力外出務工時間很可能是內生變量，本文從遷移網絡中尋找工具變量來解決變量的內生性問題（Zhao，2001），選取親戚中外出務工人數和本村外出務工人數作為工具變量。采用務工匯款的滯后變量，即上一年外出務工者寄回家的匯款R（-1）來考察匯款對農戶技術效率的影響。控制變量XT主要包括戶主的特征（年齡、性別和受教育程度）以及農戶的家庭特征（家庭勞動力人數、離集市的距離、除水稻以外其他作物經營面積和地勢條件），以反映影響農戶技術效率的其他因素。
3.市場環境對勞動力轉移影響農戶技術效率的調節效應分析
調節效應分析一般有兩種方法：一是按照調節變量進行分組回歸，比較分組回歸系數的差異來判斷調節效應的顯著性；二是將調節變量與自變量的乘積項放入回歸模型，通過乘積項系數來識別調節作用顯著與否（溫忠麟 等，2005）。本文中各地區的市場化水平是連續變量，因而適宜采用第二種方法，即將市場化水平的代表變量Z及其與勞動力外出務工時間和務工匯款的乘積項放入回歸模型（3）中形成模型（4）。乘積項系數的顯著與否反映了市場化水平對勞動力轉移影響農戶技術效率的調節作用的顯著性，如果存在明顯的調節效應，那么市場化水平不同會導致勞動力轉移對農戶技術效率的影響也不同。
Z為市場化水平變量，本文選用樊綱等（2010）對基于中國各地市場化進程測算出的市場化指數來衡量。該指標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非國有經濟發展、產品市場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發育程度和中介組織發育與法律等5 方面來刻畫各地區市場化水平，同時可以反映出市場在農戶生產中的決定作用大小以及資本（技術）、勞動力等要素的流動及其市場可獲得性在不同地區的相對差異。從2009年測算的結果來看，我國各地區市場化水平差異較大，東部地區的市場化指數較高（江蘇為11.54，浙江為11.8，廣東為10.42），而西部地區的市場化進程較為緩慢（四川為7.56，重慶為8.14，貴州僅為5.56）。
4.樣本與數據
本文實證分析所用樣本數據來源于課題組于2014年2月組織的農戶問卷調查。考慮到需要檢驗在市場化水平不同的地區勞動力轉移對水稻生產技術效率影響的差異，此次調查對樣本農戶的分布區域進行了精心安排。首先，在市場化進程較快的東部地區選擇了江蘇、浙江、廣東三個省份，在市場化水平較低的西部地區選擇了重慶、四川和貴州三個省市。其次，在六個省市抽選水稻生產較為集中的區域，因而樣本地區的地勢條件均為平原和淺丘。最后，在抽中的區域中隨機抽選調查村，并在調查村中按照等距抽樣的方式抽選樣本農戶。課題組采用入戶調查的方式采集數據，調查主要圍繞農戶的戶主特征和家庭特征、農戶家庭勞動力外出務工情況以及農戶水稻生產的投入產出指標展開。此次調查總共訪問了900戶農戶，剔除掉不完整以及數據有明顯矛盾的問卷，最后確認了787份有效問卷（江、浙、粵308份，川、渝、黔479份），有效問
卷比例達到了87%。
調查數據表明，2013年樣本農戶中70%以上的家庭有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平均每戶有外出勞動力1.98人，每個外出勞動力平均務工9.66個月，外出勞動力寄回（帶回）家的匯款平均每戶達到3.78萬元（2012年）。樣本地區農戶的水稻種植規模偏小，2013年樣本農戶戶均種植水稻2.94畝，平均畝產420.20公斤。表1展示了樣本農戶2013年水稻生產投入產出的情況。
四、實證分析結果
1.農戶水稻生產的技術效率
表2列示了DEAP 2.1測算的六省市樣本農戶水稻生產技術效率。農戶的技術效率平均為0.69，其中純農戶的平均技術效率為0.68，效率較高（0.8以上）的農戶只占了28.45%；兼業農戶平均技術效率為0.69，效率較高的農戶也僅有28.90%。從測算結果來看，農戶水稻生產技術效率的損失比較明顯。
2.勞動力轉移對農戶水稻生產技術效率的影響
為了判斷選取的工具變量是否恰當，首先將內生變量（外出務工時間）與工具變量（親戚中外出務工人數和本村外出務工人數）和模型中的控制變量進行OLS回歸。
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親戚中外出務工人數對農戶家庭勞動力外出務工時間影響非常顯著，農戶的勞動力外出務工時間隨著親戚中外出務工人數的增加而顯著增加，表明勞動力轉移決策中遷移網絡起著重要作用。然后將親戚中外出務工人數與農戶水稻生產技術效率進行相關性分析，沒有發現二者有明顯的相關關系。所以選用親戚中外出務工人數作為勞動力外出務工時間的工具變量是較為合適的。
為了檢驗外出務工時間的內生性，分別對（3）式進行Ivtobit回歸和Tobit回歸。Ivtobit回歸是將外出務工時間與工具變量和控制變量的OLS回歸擬合值（外出務工時間擬合值）與水稻生產技術效率進行的回歸分析，Tobit回歸是在不使用工具變量的情況下直接將實際的外出務工時間與水稻生產技術效率進行回歸。將兩次回歸結果進行Hausman檢驗，其卡方統計值顯著，說明兩種估計結果存在明顯差異，因而勞動力外出務工時間應該是內生變量，意味著農戶同時對勞動力外出務工和水稻生產進行決策，因此采用Ivtobit進行估計的結果才是無偏和一致的。
Ivtobit回歸結果顯示勞動力外出務工時間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農業勞動力減少對農戶水稻生產技術效率產生了消極影響。這與新勞動力遷移理論的觀點保持一致，即農業勞動力的流失的確導致了農業生產的粗放經營。務工匯款有助于提高水稻生產的技術效率，但作用不明顯，這一結果并不支持新勞動力遷移理論的觀點。戶主的特征以及家庭離集市的距離對農戶技術效率沒有顯著作用；家庭勞動力人數較少和其他作物經營面積較小的農戶更愿意提高水稻生產技術效率；地勢條件的優越性在水稻生產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平原地區的技術效率顯著高于丘陵地區的技術效率。
3.市場化水平對勞動力轉移影響農戶水稻生產技術效率的調節效應
根據表5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市場化水平不同的地區水稻生產技術效率存在差異，市場化指數越高，農戶的水稻生產技術效率損失越低。并且市場化指數對農戶外出務工時間與農戶技術效率的關系產生了正向調節，即在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勞動力流失對農戶技術效率的消極較小，但是市場化水平的變化并沒有改變務工匯款對農戶技術效率的作用。事實上，我國農戶外出務工的匯款主要用于消費，與農業生產的關系比較微弱，市場化水平的差異并不能改變農戶對務工匯款的用途。結合兩方面的作用，可以認為研究假設基本得到驗證，即不同的市場化水平下勞動力轉移對農戶技術效率的影響的確存在差異。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采用我國東、西部六省市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表明，農戶外出務工帶來的農業勞動力減少會導致農戶水稻生產技術效率損失，而務工匯款的流入并不能幫助農戶改善技術效率；雖然市場化水平的變化對務工匯款流入與農戶技術效率的關系沒有產生影響，但是市場化水平提高會降低勞動力減少對技術效率帶來的消極影響。因此，在不同的市場環境（市場化水平）下，勞動力轉移對農戶農業生產技術效率的影響是存在差異的。
本文將勞動力轉移和農業生產技術效率選擇視為農戶家庭的同時共同決策，考慮勞動力轉移的內生性有利于正確解釋勞動力轉移帶來的效應差異；同時，重點關注外在條件（市場化水平）對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而不僅僅停留在對勞動力轉移效應的簡單分析上；更重要的是，基于市場環境角度解釋勞動力轉移效應的差異為要素變化條件下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依據本文的研究結論，為了降低要素變動對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帶來損害，政府應該致力于改善市場環境，提高市場化水平，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對農業發展而言，應該減少政府的直接干預，放開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要素市場，讓農民享受更充分的經營自，構建一個有利于農戶依據經濟利益來提高效率從而發展生產的市場環境；為農業生產創造更好的條件和服務，尤其需要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同時提供各種技術的社會化服務，將農業生產引向標準化的軌道，并逐漸向市場化發展。這才是勞動力轉移背景下促進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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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小農經濟意識范文
【關鍵詞】中國發展研究
中國社會的發展關鍵取決于國人自身的努力，因為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因素。而國人的行動又取決于國民性。綜觀中國歷史，國民性的兩大痼疾是流氓性與文盲性，或者也可以說國民性的兩大痼疾是缺乏誠信和理性。
什么是流氓？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一是原指無業游民，后來指不務正業、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賴等惡劣行為。
流氓性不同于流氓。流氓是一種具體和表象，而流氓性是一種抽象和實質。流氓性的深層表現是缺乏誠信。
從觀念的層面看，中國社會是非常強調誠信的。對誠信的要求構成了中國傳統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誠”即真實無妄，其基本的含義是誠于己，誠于自己的本性。《大學》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誠”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真實無妄是天道，而對誠的追求則是人道，故“養心莫善于誠”（《荀子·不茍》）。以“誠”為基礎，中國人形成了許多相關的道德，如為人的“誠實”，待人的“誠懇”，對事業的“忠誠”。正如《中庸》所說，“不誠無物”。“信”的基本含義就是誠心實意，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信”與“誠”是相通的品德。《說文解字》云：“信，誠也，從人言。”孔子把它作為做人的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呂氏春秋》有《貴信》篇，把信當作人立身處世的根本，并主張人生以誠信為貴，“君臣不信，則百姓毀謗，社稷不守；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郁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
但從現實層面看，中國社會又是非常缺乏誠信的。這里缺乏誠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對稱、經濟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還與中國社會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有密切關系。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3頁），“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8頁）。首先，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是產生缺乏社會誠信現象的經濟根源。自給自足小農經濟所體現的人與自然博弈不同于社會化大分工所體現的人與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體的機會主義意識。當然，小農經濟有家庭內部的經濟分工，所以，小農經濟所導致的誠信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家庭誠信，而非社會誠信。其次，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官僚集權體制是滋生社會誠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導致隨機性，隨機性導致機會主義泛濫，而機會主義泛濫必將導致社會誠信缺乏。再次，以小農經濟為根基的中國傳統文化所表現出的價值取向是導致社會誠信缺乏的文化溫床。防止誠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誠信缺乏者的決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為貴”等處事原則為缺乏誠信者提供了溫馨的避難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結果是增大了無誠信者的收益，減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這種游戲規則只會導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誠實守法。
什么是文盲？辭海的解釋是：不識字或識字極少的人。這里文盲性不等同于文盲。文盲性的深層表現是缺乏理性。不識字不等同于沒有理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理性水平的提高。知識分子不是文盲，但不能排除知識分子具有文盲性。有些農村老漢斗大的字不識，但并非就一定具有文盲性。
在中國，文盲性的主要表現是：一是重迷信，輕科學；二是重實際，輕理論；三是重當前，輕長遠；四是重幻想，輕理想。
與產生流氓性的根源一樣，文盲性產生的深層根源也在于中國社會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首先，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力水平是產生文盲性的經濟基礎。落后與愚昧是緊密相連，“窮”與“愚”是互為因果。治“窮”關鍵在于治“愚”；同樣，治“愚”關鍵也在于治“窮”。其次，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是催生文盲性的政治根源。專制主義總是與文盲性相伴而生。文盲性為專制提供存在的前提和基礎；而專制主義又不斷催生著文盲性。再次，封建專制文化本質也是一種為強勢服務的愚民文化，這種愚民文化又進一步加深了社會的文盲性。
另外，流氓性與文盲性也是一對互補的范疇。文盲性催生流氓性，流氓性催生文盲性，二者構成一個循環的怪圈。
流氓性與文盲性對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危害是深遠和持久的。
首先，導致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高成本。誠信的缺乏，增加了社會運行的無序。誠信是一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必備條件。誠信的本質體現在誠與信兩個方面。有誠者，則個人品格就高尚，而個人品格高尚，則社會競爭主體行為的合理化就能得到保證。有信者，則個人與社會的承諾就能得到遵守，而遵守承諾又是社會有機體運行有序化的重要保證。眾所周知，健康社會應滿足有秩序的基本條件。而當一個人自己既遵守對自己的承諾，又遵守自己對別人的承諾，這時，社會秩序也就有了保證。這樣，對于一個社會競爭主體而言，預期就有價值，契約就能得到有效執行，交換就能得到順利實現，資源可在不同空間和時間內能得到有效配置。另外，理性的缺乏，也導致資源配置只有短期最優，而無長期最優；只有局部最優，而無整體最優；只有個體最優，而無社會最優。
其次，不利于中國社會的法治化建設。法治本質就是要求每一個人遵守眾人的約定。所以，有了誠信和理性，法治社會也就有了保證，法律就能夠得到有效執行。另外，法律是一種外在約束，誠信和理性是一種內在約束。再完備的法律，也不可能窮盡所有可能的情況，所以，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須與內在的誠信和理性世界有機結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會的運行成本更小和運行更高效化。同時，內在約束同外在約束相比，內在約束是更為基礎的約束。一個社會競爭主體，只有將外在約束建立在內在約束的基礎上，并且能將兩種約束有機統一起來，其約束才是最有效率的。
再次，不利于中國的民主化建設。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無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無實質。而誠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因為若沒有誠信和理性，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為偽民主。
第四，由于缺乏誠信和理性，“面子”與“血緣”就成了中國社會的一種秩序均衡。一方面，人們總是希望別人有誠信和理性；另一方面，對自己又是另外一套。于是，“面子”就應用而生。雖然“面子”是給別人看的，其對人的約束力是有限的，但相對于無序而言，
“面子”仍不失為是一種較好的約束。所以，“面子”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無序競爭的自組織均衡。另外，“血緣”也是由于社會競爭中誠信和理性的缺乏所導致的一種合作均衡。人們產生合作的路徑主要有：血緣、地緣、業緣等。其中血緣是產生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徑。而在誠信和理性缺乏的條件下，合作一般會更趨向于路徑最短化，所以，重血緣，講血緣，就成了中國社會濃重的一道風景線。
第五，缺乏誠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設的滯后又進一步使誠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們之間是一個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結構，并共同制約著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
在中國，解決流氓性與文盲性問題是一項系統工程。
首先，大力發展經濟是解決問題的基礎。經濟的發展將促進社會建立起普遍而發達的社會分工體系，這是消除誠信缺乏和建設理性社會的基礎所在。這里，用經濟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基礎變量，也符合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所達的生產力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頁）。“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當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和財產關系（這只是財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所以，“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一切“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頁）
第7篇：小農經濟意識范文
一、現代中國農業出現的問題
1.種植單一，結構不合理，土地資源浪費
大多數農村以糧食作物為主，仍以原來舊式的生產方式為主，工業化為輔，而且收入徘徊不前，農民失去了活力，積極性不高。因此更多的農村青壯年甘愿入城打工，將農業作為第二收入。改革開放初期，市場迅速活躍，物價不穩定，差距大，而近幾年糧食價格逐漸穩定，但農業成本卻仍不斷提高，單純依靠家庭的努力無法改變現狀。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同時農村的生活成本也在幾倍地增長，相對于城市的收入而言，農民的收入杯水車薪，從而嚴重制約農業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農民缺乏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經驗，知識來源有限，機械設備不能及時更新，導致作物產量有限，一方面使得土地資源不能有效發揮其作用；另一方面導致土地的污染，使土地失去肥力。
2.守土觀念濃厚，缺乏大膽創新
中國歷經了兩千多年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小農觀念。再加上宗族觀念的影響，這種守土觀念非常濃厚，更有很多人認為上學還不如不上，直接在家種地就可以掙錢。即使再貧窮也不愿丟掉這幾畝土地。當然，種地本身相比較其他行業而言確實比較穩定，能維持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但是一味地依賴于土地，而使農村經濟缺少了活力和發展的動力，這也嚴重制約了農業經濟的發展。
3.不利于機械化的推廣，制約工業發展
由于這種家庭為單位的經營方式，農民的收入雖相比較之前有很大進步，但是經濟實力仍然有限，能夠購買一套機械化的設備還是有很大困難的。因此這種經營方式嚴重制約了農民的購買能力，不利于農村機械化的推廣。同時也會導致工業發展缺少一個增長的因素，從而制約了國民經濟整體的協調發展。
二、針對問題提出的對策
1.國家積極出臺有關政策在多方面給予大力支持
為此，中央和地方應該制定和實施有關政策，比如，加大對農村資金的投放力度，有側重地調整經濟結構；促成農村人才流動，最大限度地引導人才支援農村建設，帶去先進的知識、技術和經驗，加大對農民的培訓力度，以提高農村整體的生產水平；調整投資結構，實行多元化的投資機制，促使農村經濟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完善農村的服務設施，使農村的人口分布更加集中等等。
2.由分散型經營向集約型經營過渡
改變一家一戶分散的經營方式，國家采取惠民政策促使農民分布更加集中，采取農場式的管理方法，妥善安排農村的老人婦女兒童，完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采取由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逐步推進的辦法，逐步形成集約化管理，以保證農村的穩定。
3.工農業有機結合，調整農村產業結構
使工業配合農村的結構調整，及時為農村機械化的實施做好服務，同時也可以積極發展鄉鎮企業，以解決農村閑散勞動力的就業問題，這樣也可以減少城市的人口壓力，以及資源分配帶來的矛盾。國家應積極采取政策促使城市人口流動向農村轉移，逐漸使人口分布更加平衡合理，同時也可緩解其他一系列社會問題。
第8篇：小農經濟意識范文
關鍵詞 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人才；高職院校；培養；蘇州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3）24-0320-02
Disscuss on Strategy of Training High Skill Talents of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Taking Suzhou City as Example
CHEN Ying YANG Wei-qiu QIU Xue-lin
（Su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Suzhou Jiangsu 215008）
Abstract status of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ining high skill talents of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Suzhou City were analyzed. The strategie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raining high skill talents of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scientific position of training talents goal ， enhance innovation of school and corporations cooper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enhance training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f agriculture producer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high skill talents；vocational college；train；Suzhou Jiangsu
近年來，農業面源污染問題日益凸顯，形勢較為嚴峻，成為當前社會和群眾關注的熱點。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促進農業轉型升級，農業功能由以農產品生產為主向生產、生活、生態并重轉變，已是蘇州市生態文明建設不容回避的重大課題與任務。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實用人才的培養與農業現代化和生態文明建設密切相關，對解決農業面源污染，改善農業生態環境，提升農村生態文明，提供優質生態產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
1 蘇州市農業環境保護現狀
農業是與生態系統密切相關的產業，不僅全面受惠于生態環境，而且全面、深刻地影響著區域生態環境。農業面源污染從成因分析，既有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城鎮化急劇擴張，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發生轉變的大背景，也有農村生產生活廢棄物產生量增加，卻因為被忽視得不到及時有效處理利用的客觀因素。農業面源污染排放物包括三大類，分別是畜禽養殖糞污及農作物秸稈等農業廢棄物、農村居民生活污染、農田肥料流失養分等。面源污染面廣、量大，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根據2010年度國家污染源普查公布數據，農業面源污染物排放對水環境的影響較大，化學需氧量、總氮、總磷排放量分別占排放總量的43.7%、57.2%和67.4%，蘇州僅比全國平均水平略低。從有關的科研單位長期研究結果顯示，農業源是氮磷排放的重要來源，是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的重要原因。
1.1 農業生產結構和方式的轉變，加劇了農業面源污染
在種植業內部出現了經濟作物比例上升與糧食作物比例下降的趨勢，生產由自然或半自然狀態，發展到精耕細作，肥、水、藥配套，增加了新的面源污染源。以谷物收獲為特征的種植業比例逐步下降，以肉禽蛋奶為特征的養殖業（包括畜牧業、水產業）得到較快發展。傳統的家庭分散養殖逐漸被集約化、規模化的集中養殖所取代，養殖方式由純粹的自然喂養向以飼料添加劑為特征的快速喂養轉變，這些造成了畜禽養殖、水產養殖所引起的農業面源污染。
1.2 生態環境意識薄弱，治理的行動和投入不積極
由于農業面源污染危害是一個慢性積累過程，在短時間內很難看出受害癥狀。各級在抓農業生產、農民工轉移、農村小城鎮建設時，將重點放在短時間內能增量增收、影響大、見效快的項目上。對農業面源污染危害，無論是在認識程度、輿論引導，還是在政策配套、資金投入上都不到位。有些農民甚至不知道農業生產會帶來農業面源污染；或知道農業面源污染危害，不知道怎么防治；或即使知道危害，但受經濟利益驅使，以致農業面源污染逐年加重。
1.3 廉價高效的環境友好技術缺失
化肥仍然以單一含量的常規產品生產為主，高含量的環境友好型復合肥產品研究、開發和推廣不夠，且品種類型少，特別是高含量的生物有機肥更少。已研制開發的生物有機肥產品，肥效不理想，價格偏高，農業生產中難以接受。農藥還是以化學農藥和殺蟲劑為主。生產上禁止使用高毒高殘留農藥，但實際農業生產中所需要的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見效慢、效果不達標、價格高難以推廣。化學農膜研制較多，而有機農膜（如淀粉膜）研制較少，缺乏突破性，價格高，農業生產上不宜示范推廣。
1.4 農業環保立法及分工協作機制不健全
我國關于農業面源污染控制的政策，包括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和政府部門的相關文件，主要集中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農產品質量安全、水污染治理和流域保護4個領域。但有關農業面源污染控制政策的基本沿襲對城市工業點源污染控制所采取的“規制”治理模式，然而，日益嚴重的農業污染以及食品安全問題事件的頻發，都表明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的“規制”手段并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在政策中經濟調控手段不完善，農業面源污染控制需要多種補償途徑，現有的生態補償機制有待完善。地方農業和環保等部門職責不明，存在權責不一致現象。農業部門多從技術角度指導農業生產，缺乏有效的約束手段；環保部門大多通過政府行為下達環保目標，要求有關部門對面源污染進行治理[2]。部門之間協調配合的工作機制尚需進一步健全完善。
2 蘇州市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人才培養現狀
蘇州市雖然在全國范圍內對于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人才的培養起步較早，但與建設生態文明、發展現代農業、推進美麗鄉村建設的要求相比，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人才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
2.1 高校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人才培養缺少針對性
不少高校在專業設置時，注意考慮農業環境保護人才的需求，設置了相關專業，但具體到教育環節，首先，考生在考慮專業取向時，一般會優先選擇高新技術、金融、貿易等熱門專業；其次，在學校日常教育中，高校更注重學生理論知識的教育，缺少實踐能力的培養，而農業環境保護專業卻需要走入基層進行實踐工作；再次，隨著現代農業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高校教材往往很容易知識過期，其更新速度跟不上。
2.2 農民培訓中普遍忽視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培訓
隨著蘇州市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現代農業的發展，農業高技能人才隊伍的建設工作得到了大力重視和支持，以種養專業戶、種養大戶、園區和基地農民等為主要培訓對象的職業農民培訓是其中最大的組成部分。培訓主要采用集中學習、生產實踐、考試考核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主要教授農業生產技術與技能，但是很少有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培訓。
2.3 復合型人才缺失是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人才培養的一大短板
隨著現代農業科技發展，農業逐步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現代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各種知識交叉越來越頻繁，現代農業對于環境保護人才的要求，已經從之前的檢測員轉化為復合型人才。具體來說，就是集生產管理與環境保護于一體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能夠從生產過程各環節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從源頭保護生態環境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從農業環境保護技能人才持證現狀看，同時持有其他農業技術資格證書的占持證總數的20%左右，從側面反映出高素質復合型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人才嚴重短缺。
3 高職院校培養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人才的策略
3.1 科學定位人才培養目標，更好地為地方農業發展服務
蘇州市是全國20個地市級城市（區）高等職業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之一，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職業教育校企合作辦學的意見》及《關于建立職業院校實習實訓定點企業制度的意見》等政策，加大了公共財政投入、稅收優惠、經費補助、招生改革試點等政策支持力度，率先建成了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校企合作辦學體制與育人機制，這將為蘇州地區高職院校今后的改革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近年來，蘇州市啟動實施了“百萬畝現代農業規模化示范區”建設，建立了30個市級示范區，在建設過程中，需要大量的專業技術人才，特別需要一批熱愛“三農”、熟悉“三農”、能在生產、建設、經營和服務一線解決實際問題的高素質、高級技能型的專門人才。蘇州地區高職院校要主動適應蘇州及蘇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對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人才的要求，以就業為導向，把區域優勢轉化為辦學優勢，將專業特色融入區域發展特色。例如，為培養更多扎根于農業和農村的高素質技能型專門人才，進一步服務現代農業發展，推動新農村建設，蘇州農業職業技術學院與太倉市政府緊密合作，開展“青年職業農民定向培養工程”。由太倉市政府資助，學生畢業后，作為農業專業技術人員統一調配到基層農村、合作農場和農業園區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技術服務、管理等工作，使雙方達到雙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農村專業人才留在了農村，增強了基層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人才的儲備[3]。
3.2 加強校企合作體制機制創新
蘇州地區高職院校應積極參與蘇州市教育體制改革試點工程，探索建立職業院校實習實訓定點企業制度，加強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構建人才共育、過程共管、成果共享、責任共擔的緊密型合作辦學體制和機制，形成教學產研相結合的新模式。例如，為整合優勢資源，推動蘇州現代農業科技研發，培養更多高素質新型農業專技人才，在江蘇省農委、省教育廳、蘇州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蘇州農業職業技術學院牽頭組建江蘇現代農業校企（園區）合作聯盟，聯盟結合了省內政、行、校、企的科技、人才、教學資源合作平臺，目前共有理事單位144家。理事單位將共同致力于構建“專業共建、人才共育、過程共管、成果共享、責任共擔”的緊密型合作辦學體制，努力實現“人才培養、科技服務、師資鍛煉、崗位實踐、就業創業”五位一體的合作目標。通過實施“校企聯盟”行動，在政府、高校與企業之間形成網絡化的工作平臺，可推動科技為農服務“四大轉變”，即由個人行為向組織行為轉變，由部分高校院所科技人員的合作向覆蓋全社會的合作轉變，由單純的項目合作向平臺建設、成果轉化、人才交流等多方位服務轉變，由短期的項目或單位合作向建立穩定長效合作關系轉變。
3.3 加強對農業生產者的生態環境保護再培訓工作
農民培訓不僅與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而且是一項惠及整個社會的公益性事業，對于政府來說，要設立農民培訓專項資金，保證專款專用，為青年農民發揮農業生態環境保護推廣示范作用提供物質保障。同時，對于高職院校來說，除了要保證培訓教學內容的針對性、豐富性和可操作性外，還需要考慮參與培訓農民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實施分類教學，從課程體系設置、教材選用等多方面入手，實現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確保教學質量。高職院校可以充分利用其人才和技術密集的優勢，對農民進行系統的培訓，改變目前我國農業培訓現狀，將其由單純的技術服務，提升為現代農業基本知識的培訓，開展涉農政策法規、農藥常識、生態環境保護等內容的培訓，加強農民的生態保護意識[4]。針對農民培訓工程中忽視對培訓后農民跟蹤服務的問題，政府應加大在這方面的引導和投入，充分利用高校多年來科教興農積累的豐富經驗，發揮高校專家教授服務地方經濟建設的優勢，由學校培訓管理部門或科技管理部門牽頭，組織有關學院積極參與對畢業后學員的跟蹤和服務，及時掌握農民學員的后期生產實踐情況，對其進行跟蹤技術指導服務，完善學校專家教授與學員的聯系網絡，使農民學員在實際生產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可以及時得到解決。
4 結語
加強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人才培養對于解決農業面源污染，改善農業生態環境，提升農村生態文明，提供優質生態產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建設生態文明、美麗鄉村背景下，蘇州地區高職院校應科學定位人才培養目標，加強校企合作體制機制創新，加強對農業生產者的生態環境保護再培訓工作，為推進蘇州市生態文明、現代農業建設培養大批素質高、用得上的農業環境保護高技能人才[5]。
5 參考文獻
[1] 張玉磊.我國現代農業環保問題探究[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0（35）：278.
[2] 王文.怎樣通過法律手段達到農業環保[J].農業科技與信息，2010（9）：59-60.
[3] 鄧東京，饒異倫.關于農民培訓的研究綜述[J].廊坊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6）：108-110.
第9篇：小農經濟意識范文
摘要：縱觀我國歷史長河，可以看到許多值得追溯和深思的章節，我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相對西方國家來說起步較晚，但卻在一定時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明清時期可以說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在這期間中國經歷了西方文化的洗禮，又經過了的創傷，但是也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發芽、生長提供了一定的基礎條件。本文將從我國明清時期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征與發展條件著手，進而分析了資本主義在我國難以發展的原因，最后得出了對我國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啟示。
關鍵詞：資本主義明清時期發展
追溯起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應該是在明末清初時期，而中外歷史界也最關注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因為資本主義的起源在明清時期，所以，至今仍然有大批史學家與經濟學家鉆研該問題。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時間，據推算應該在公園十五世紀中段，之后經過十六、十七兩個世紀的發展逐漸開始有所起步。而十八世紀末期徹底打破了舊中國傳統小農經濟模式，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影響下，半殖民半封建中國開始步最初的資本主義歪曲的探索道路。
一、明清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
資本主義在我國確實是始終無法進行到底的一項運動，正是因為只是在封建中國短期存在過，所以資本主義在中國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存在，這也充分說明了資本主義其實并沒有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一個固有時期的狀態。明末清初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具有自身一些特點。
在明代時期，資本主義未能形成是因為一部分國內剝奪生產者的現象消失，而且社會小生產者的分化速度也逐漸變得緩慢，這段時期國外的資本主義狀態還未真正形成，因為并沒有一個相對集中的資本積累，此時在少數地區寥寥無幾的資本主義生產力量也十分薄弱。清代時期，部分東南地區擁有著較高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但也未能為資本主義的興起提供充足的社會經濟條件。而當時，地主階級卻擁有十分強大的經濟實力，少數地主完全可以掌控所管區域的經濟活動，這就是明代資本主義萌芽形成的最初形態，雖然因為封建社會的原因，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資本主義萌芽都未見起色。
二、資本主義難以發展的原因
在我國明清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舉步維艱，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其原因并不只是一方面，下面將對資本主義難以發展的原因進行詳細闡述。
1、封建社會自身條件的阻礙
封建社會在中國已經存在了不止一個世紀，因此，無論明清時期的中國如何發展都無法打破封建制度與封建專制統治的固有模式。拋卻封建專制制度的起源不說，封建地主制在我國卻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封建制度的頑固存在并不能靠短期的經濟發展就能連根拔除的，它深深地植入在每一個封建中國人的心中，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資本主義無法得到在明清時期的中國得到順利的發展。
2、中國自身的封建社會生產力
秦漢時期以來，中國經濟就開始了漫長又穩步的發展，即使在后來的唐宋元明清朝，封建中國的社會生產力都處于較高水平。但是，盡管生產水平達到了一定要求，可是封建社會生產仿佛一個圓圈，始終循環前進，無法做到向前發展。因為戰亂原因的影響，導致每一次戰亂后社會經濟都要重新起步發展，這就形成了在封建中國要無數次零起步來使社會經濟復蘇，嚴重破壞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積累條件。
3、封統治者的建專制主義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
明清時期，中國大部分商業如紡織業、制造業等都屬于清朝官府機構的御用制造廠家，無論新興行業發展速度多么迅速，都無法逃脫被封建專制主義掌控，幾乎每種產業都是作為明清朝官府機構而存在。不僅如此，明清封建統治對社會小農經濟進行了嚴重的限制和干涉，曾經占有社會主導地位的封建手工業已經被限制發展成為副業地位。自古以來，我國封建統治政府禁止商業發展，嚴重的“重農抑商”政策成為了資本主義萌芽無法順利發展的主要障礙。尤其是明清時期經濟發展較好的城市往往都是封建專制主義的支配城市，它們無法自由發展，無法獲得自身經濟的獨立。
三、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啟示
首先，我國明清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現象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經過幾番周折資本主義最終無法在我國得到較好的發展，更說明了明清時期我國的封建制度頑固的根基對明清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影響非同小可。它代表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進程，也代表了明清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普遍發展水平。盡管資本主義并未在我國歷史上有過真正含義的發展時期，但卻為后人對資本主義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歷史材料。
其次，只有良好穩定的社會環境做鋪墊，才能夠推動社會新的生產方式的順利運行。無論經濟多么發達，仍舊需要先封建專制主義之后才能夠有空間去接納的新的社會生產方式。明確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長期發展下去，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壞事，資本主義的消亡使得中國逐漸意識到自身發展道路是否正確，也為后來民族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正是資本主義的失敗才擁有了今日社會主義的成功。
四、總結
綜上所述，通過對我國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的淺析得到了一些啟示和結果，從本文研究中可以看出人們研究歷史的人不能單純的從歷史學方面談歷史，而是必須要認真學習與時俱進的知識理論，掌握大量史料，對歷史學以外的其他科學領域進行深入研究。如今，我國的經濟日益向前發展，而經濟全球化也必定使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緊密相連。在新時期的社會形勢下，中國必須勇于前進、開拓進取，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夠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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