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新的知識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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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創新的知識范文
【關鍵詞】 精神;文化;創新
市政人創造和積淀的市政文化,是市政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堅強的精神支撐,是蘊涵在樸素的市政人思想上、體現在市政人行動上的強大的精神財富。市政精神,已經成為市政職工普遍認同和信守的價值取向,成為市政人不斷追求更新更高的理想目標的精神動力。在新的形勢面前,市政文化要不斷創新,不斷注入符合時代要求的新的元素,勇于在實踐中去發展,市政文化才有它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推動市政事業更好更快地發展。
一、市政精神是市政文化的核心和靈魂
1.忍辱負重的精神。面對惡劣的市場環境和各方面的壓力,頂住壓力、迎難而上、堅韌不拔,以一種干大事業的決心和勇氣,投入到施工生產的熱潮之中,在困難和挑戰面前,更要努力奮斗,沉著應戰,忍耐就終有回報。
2.吃苦耐勞的精神。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太原市政總公司干部職工發揚戰天斗地的拼搏精神,手拉肩抗,用鐵鍬、洋鎬、小推車挖出了迎澤湖、修出了并州路。到八十年代以后,又先后創造了“一橋兩路速度”和“長風精神”。吃苦耐勞精神體現了我們不怕吃苦、勇挑重擔的精神內涵;體現了“以艱苦奮斗為榮”的社會主義榮辱觀;體現了市政人擊敗一切艱難險阻的信心與勇氣。
3.團結拼搏的精神。多少年來,干部職工就象逆水行舟中的槳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使總公司這條大船駛過無數急流與險灘,不斷奮勇向前。在今年的多條道路同時施工的情況下,總公司領導班子全都擰成了一股繩,加班加點,全程跟蹤指導施工。各基層單位之間從講大局的高度,互相配合、有效協調,使工程進展有條不紊,這種精神值得贊揚,值得推崇,必須發揚并光大這種精神。
4.開拓創新的精神。市政人不光會吃苦,還懂得在施工中開動腦筋,運用聰明智慧開拓創新。這是五十多年來,促使我們的企業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精神因素。“創新”是加快提升核心競爭力、謀求企業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創新是包含變革觀念、優化戰略、提升技術、改善管理等內容的新的追求、新的機制和新的氛圍,是企業順應社會潮流而選擇的自覺行動。
二、注重文化創新為市政文化建設注入新的活力
在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積淀形成了厚重的文化傳統,這些優良的傳統是寶貴的精神財富,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當今社會,僅靠傳統的優秀文化是不夠,必須重視企業文化的變革與再造,積極倡導和培育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優秀文化,不斷引導員工變革舊觀念,樹立新觀念,才能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供思想基礎和文化支撐。文化創新首先要破除陳舊的過時的價值觀念,價值觀的變革、管理理念的變革,最終表現為員工隊伍思想觀念的更新和思維方式的轉變。
其要害:一是打破小富即安的保守思想和懶惰、怯懦的狹隘思維,樹立順應時代潮流的“以創新謀生存求發展”的新觀念,鍛煉敢于創新、善于創新的勇氣和智慧;二是形成鼓勵和支持創新的企業文化和激勵機制,營造容忍改革和探索失誤的寬松環境。文化創新要以引進新知識和提升新技術為重點,不斷提升企業的科學管理水平。核心競爭力是企業在長期生產經營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獨特的知識、經驗和技能。不斷學習新知識、引入新知識、應用新知識,才能鞏固和增強這種核心競爭力。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處于主動地位,就必須順應甚至引領社會技術進步,不斷進行技術創新,把科技與發明應用到生產中去,生產新的產品,推出新的服務,滿足市場和客戶新的需求。
文化創新還需要以組織和管理的變革為保證。經營活動的變化,要求組織結構和功能必須隨之進行不斷調整,更合理地整合和利用資源,節約組織運行的成本費用;要求企業不斷創造和應用更有效的管理模式、管理范式,用新的規則、程序和管理技術來提高組織工作的績效。
三、市政特色文化建設重在實踐
第2篇：文化創新的知識范文
文化校園是廣義上的校園文化，是新時期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理想模式和終極目標，是現代高等教育理念的集中反映。它是一種校園形態、文化形態和價值形態。文化校園相對校園文化而言，其文化育人功能、精神陶冶功能、價值引導功能更為全面、具體、深刻。文化校園更具有文化傳承、文化啟蒙、文化自覺、文化創新、文化發展的功能。文化校園對大學生的引導作用是全方位的，對大學生價值觀的形成、行為方式的選擇具有重要的影響。文化校園對大學生創新素質的培養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需要研究文化校園建設、大學生創新素質培養現狀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為大學生創新素質的培養提供對策分析。
一、文化校園建設對大學生創新素質培養的作用
文化校園建設與大學生創新素質培養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文化校園建設營造具有創新內涵的校園文化底蘊、提供大學生創新活動需要的設施和場所、建立有利于創新素質培養的文化制度。從精神內涵、物質基礎、規范引導等方面為大學生創新素質培養提供保障。
（一）培養大學生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
校園精神文化是文化校園建設最核心的內容，它以無形的形式存在于大學校園中，通過學校歷史、辦學理念、人才培養目標等形成了完整的精神文化體系，為大學生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的培養提供了內在的導向。高校文化校園建設應將創新教育的理念作為精神文化的重要內容培育，將培養創新型人才作為教育教學的培養目標來實現，形成覆蓋高校的價值體系，營造具有創新內涵的校園文化底蘊。為創新素質的培養提供具有特色的校園文化氛圍，有利于大學生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的培養。具有創新內涵的校園文化底蘊通過課堂教學、文體活動、學術講座、師生交流等多種形式體現，利用第一課堂和第二課堂的銜接將為激發大學生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提供幫助。使得大學生在校園生活中時刻感受到創新文化氛圍的熏陶，逐步形成創新人格特質，樹立創新觀念和目標。
（二）為大學生創新素質培養提供物質基礎
文化校園建設必不可少的部分就是物質文化建設，培養大學生創新素質更加需要完備的物質條件。優美的校園環境陶冶了大學生積極創新的情操，開放的圖書館為大學生創新創業提供了理論條件，健全的網絡條件為大學生獲取信息提供了便捷的方式，完備的實驗室、教學基地為大學生科學研究提供了創新平臺，大學生創業園區為大學生創新活動提供了場所和空間。因此，作為文化校園的一部分，高校基礎設施狀況是大學生創新素質培養的物質基礎。完備的物質條件為大學生創新活動提供了保障。
（三）對大學生創新活動進行規范和引導
校園豐富的文化活動是文化校園建設的載體。大學生創新素質的培養離不開專業的知識儲備和寬廣的知識面。校園文化活動在這一方面發揮了它的優勢，融匯了不同學科的知識，將文化與科學有機結合，不僅實現了對專業教育的補充，拓寬了大學生的視野，還在實踐培養方面提供了平臺。以形式多樣的學生社團為例，人文、理工背景的眾多大學生匯集在一起研討、學習，實現學科的交叉互補，在活動的過程中既激發了大學生的創新意識，又鍛煉了創新能力。同時，校園文化制度為創新活動的開展和創新結果的評審提供了保障。例如，學生社團活動、科技競賽、創新創業大賽等在相關制度的規范和引導下開展，大學生按照嚴格的規章制度積極研究創新的方法和規律，進行創新活動。這種規范對于大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的培養、創新能力的培育不僅具有推動作用，也具有約束和引導的作用。
二、文化校園視野下大學生創新素質培養存在的問題
（一）大學生創新精神缺乏，參與意識薄弱
培養大學生的創新精神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標。大學生的創新精神就是他們在學習和科研中敢于創新，不畏權威，能堅持實現個人理想的精神，是大學生在主動探尋和發現事物之間的新關系或者在創造的過程中產生的智能心理和非智能心理的優化整合。然而，目前我國大學生普遍缺乏創新精神，這也是大學生創新素質培養面臨的首要問題。經歷了高中教育階段，進入大學校園后，眾多大學生仍然習慣于被動式的學習方式，表現在課堂上即為被動接受知識傳授，缺乏獨立自主的思考和探索精神。創新精神的培養需要大學生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專業學習和研究，在完善專業知識儲備的同時學會自主地思考問題、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另外，部分具有創新動機和意識的大學生參與意識薄弱。對于專業學習中迸發出來的新思維、新設想不能及時付諸實踐，失去了創新實踐的良好機遇。當代大學生創新精神缺乏、參與意識薄弱的現狀是由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共同作用形成的。
（二）大學生創新實踐活動缺少平臺、缺乏引領
目前，我國高校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渠道雖然比較多，但是專門針對大學生創新實踐設立的實踐基地還不多，在現有的創新實踐基地當中，大學生科技園、創業園是比較常見的形式。但是大學生科技園、創業園設立在校園中，相比其他創業空間不僅需要遵守更多的秩序，同時在創業行動上也受到比較大的束縛，很難在同行業中取得競爭優勢。校園之外的創新實踐平臺更加匱乏，高校缺少與企業之間的創新合作，缺少針對大學生建立專門的校外創新實踐基地。大學生科技創新活動種類繁多，但高質量的創新活動不多，大學生參加創新類競賽活動嚴重依賴于國家級、省級科技競賽，校園內組織的社團活動、科技創新活動水平不高。此外，在大學生的創新實踐活動中，缺少經驗成為制約創新活動效果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是創新活動缺乏引領，缺少創業創新經驗的分享和獲取。僅依靠創新課程的理論學習還不足以幫助大學生獲取創新經驗。
三、文化校園視野下大學生創新素質培養研究的路徑選擇
（一）積極建設具有創新內涵的大學精神文化
大學精神文化是文化校園的核心，積極建設具有創新內涵的大學精神文化，使創新精神成為文化校園的靈魂。從學校發展層面來講，應該將創新精神融入到自身的歷史文化、辦學理念、專業特色、人才培養目標之中，通過內化的宣傳和滲透，讓創新的價值理念在長期的學校發展中形成意識氛圍。從教育教學層面來講，促進教師將創新精神培養作為重要的教學目標，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教育的環節來引導學生，使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逐步形成創新意識，并逐步提升自己的創新能力。從學生管理層面來講，秉承“培養創新精神”的工作理念，積極地創造有利條件，引導大學生在校園活動的“第二課堂”中投身實踐活動，建立并改進學生管理制度，從制度方面激勵大學生的創新行為，從保障方面支持大學生創新活動。
（二）利用校園文化活動為大學生創新素質培養提供載體
校園文化活動為大學生創新素質的培養、創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高校要鼓勵和要求學生參加科學研究和科學競賽，參與創造性的文化活動；充分發揮大學生社團在校園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扶持理論學習型社團，鼓勵學術科技型社團，自由、自主地開展學生關注的、感興趣的學術講座、科研征文；鼓勵本科生參加科研課題研究，參與科研單位的科研活動；設立大學生科研基金，撥出專款，獎勵學生科研，支持大學生的學術活動。高校對于校園文化活動的支持應該是全方位的，在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等物質方面給予大力扶持，在制度層面建立更多鼓勵性政策，例如將科研活動、創新型競賽計入學分，打通教學環節與非專業素質培養環節，鼓勵大學生參與創新活動，參與創新實踐。對于大學生科技園、創業園等創新實踐基地的管理要制度化，更要對大學生的創業行為在規則范圍內給予最大限度的包容和理解，以激發大學生的創業熱情。
（三）利用校企合作為大學生創新實踐提供平臺
第3篇：文化創新的知識范文
學如何邁向21世紀？這是一個為當今紅學界所普遍關注的熱點話題。在’97北京國際《
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筆者曾在《拓展紅學研究的文化視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獻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體的初步構想，得到了紅學界前輩和青年同仁的熱忱鼓
勵與回應，至本次’99全國中青年《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則進而列為會議的中心主題
。下面試圖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就這一主題展開更為深入的研討。
一
《紅樓夢》文獻研究，主要是指有關這部小說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證。“文獻”一詞最早出現于《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朱熹認為，這里的文獻包括歷朝的文件
和當時賢者的學識。宋末元初學者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自序》中對此作了進一步明確
的界說：“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
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評論
，以及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
采而錄之，所謂獻也。”析言之，“文獻”之“文”是指書本記載；“文獻”之“獻”
是指口傳議論。統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證而又可信的歷史遺傳下來的各種材料，所謂“
信而有證”，“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獻”概念較之馬端臨的定義又發生了一些變化，大體是指歷史文件，即
馬端臨所說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傳言論即“獻”部分。在《紅樓夢》的文獻研究領
域里，也主要是指盡可能地搜集得到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有關《紅樓夢》的文獻材料，對
其做一番具體而深入的考證工作。朱談文先生認為《紅樓夢》的文獻學研究目的是要“
探導追溯并力圖再現作者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背景，構思及成書過程，因而其研究
范圍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紅樓夢》的社會歷史背景、情節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創作思想、《紅樓夢》的成書過程和版本源流等內容。” （注：《論紅樓夢文獻學研究
之前景》， 《紅樓夢學刊》93.1。）鑒此，她把《紅樓夢》的文獻研究歸納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書過程研究與創作思想研究五個方面。但更嚴謹地分類，成
書過程與創作思想研究可歸于作者研究，另外須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與傳播
研究兩個方面。
與文獻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詞
是從西方引進而來的一個文學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學批評進行分析和討論的一個現成的
文學作品。不過，無論是在西方還是當代中國，文本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著相當大的歧
異乃至混亂，但追本溯源，應以最早倡導文本研究的新批評派的界定為基礎。新批評派
認為文本是一個由獨立的詞語組成的物體，是一個客觀的有自身結構而與社會、讀者沒
有關系的獨立存在，所以新批評派的文學批評又被稱為“文本批評”（textual critic
ism）、“客觀批評”（objectivism）或“客觀主義理論”（objective theory），根
據文學作品與作者、讀者三者的關系，新批評派認為因關注的重心不同，就會產生不同
的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產生過程，努力追蹤作者個人經歷以與作品相印證，便是“
傳記式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產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產生的具體歷史—社會條
件，便是“歷史—社會式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與讀者的影響，如果以自己充當讀
者身份記錄下讀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評”；如果研究各種讀者對作品的反應，就是“
文藝社會學”。新批評派所關注的是作品本身，認為作品即“本體”，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價值與意義，因而無須關注和研究作品產生之前的歷史—社會背景與作者生平身世
、創作意圖與創作過程，也無須關注與研究作品產生之后對讀者的影響以及讀者的閱讀
效果，否則，就會產生“意圖謬見”與“感受謬見”。所謂“意圖謬見”就是“將詩與
其產生過程相混淆，……其始是從寫詩的心理原因中推導批評標準，其終則是傳記式批
評與相對主義”；所謂“感受謬見”是指“將詩與其結果相混淆，即混淆詩本身與詩的
所作所為……其始是從詩的心理效果推導批評標準，其終則是印象式批評與相對主義”
。（注：參見趙毅衡：《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頁。）批評家應努力擯棄“意圖謬見”與“感受謬見”，只在作品自身
中尋求意義。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學作品視為獨立于歷史、社會、作者與讀者
之外的客觀存在，以作品自身為研究對象。毫無疑問，新批評派這一試圖切斷文學作品
的創作之源與接受之流而專注于作品自身的靜態研究，在理論上明顯失之片面和狹隘，
在實踐中也是難以真正實施的，但對扭轉片面注重文學的外部研究而轉向作品自身的內
部研究，卻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和啟示意義。同樣，對于長期以來文獻與文本研究嚴重
失衡的紅學研究而言，也不無借鑒之處，這就是應該把《紅樓夢》作為一部相對獨立的
小說作品，著重就作品本身展開研究，具體包括人物形象、情節結構、敘事模式、語言
藝術、美學風格、藝術價值、主題意蘊研究等各個方面。
較之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更加注重對文學作
品內涵的深層開掘。關于“文化”這一同樣來自西方的概念，無論在內涵還是外延上的
歧義乃至混亂比之“文本”更甚。英國人類學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書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對文化作出了一個經典性的界說：“所謂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識
、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習慣在內的一種綜合體。”時至今日，有關文化的定義更是日趨紛繁甚至凌亂不堪，
但人們還是比較認可文化由物質型文化、制度型文化與精神型文化構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價值觀念。由于《紅樓夢》具有特別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之上進而走向文化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其研究范圍也相當廣泛，
主要包括神話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飲食文化、藝術文化
研究等方面。《紅樓夢》文化研究的最高層次，是從文化哲學的高度對《紅樓夢》所蘊
含的人類文化精神進行深度發掘與闡釋，這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價值，更有魅力，
當然難度也更大。
文獻、文本、文化研究雖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圍與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銜接
、依次遞進的，而且彼此也有明顯的交叉疊合之處。因此，《紅樓夢》文獻、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這一論題的確立與研討，既反映了當代學術研究從分到合的必然趨
勢，也反映了紅學研究世紀轉型的內在要求。
二
《紅樓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是一個面向21世紀的前瞻性論題
，同時從這一特定視角回顧與反思一下二百年來尤其是20世紀的紅學歷程，我們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確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諸多缺撼乃至教訓。其中既有人為的主觀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轉的客觀條件的無奈。
本世紀初，當紅學界依然為“索隱派”攪得渾渾噩噩之時，頗具哲人眼光的王國維
卻在他的《紅樓夢評論》一文中開始了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學解讀
《紅樓夢》，從對《紅樓夢》神話文本的注重到對其形上哲理蘊義的體悟；從對中國大
團圓傳統的批判到對《紅樓夢》作為最高悲劇的定位；從以西方悲劇理論闡釋《紅樓夢
》的審美價值到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較……都使該文在探索《紅樓夢》為全人類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義方面，獲得了以前和當時紅學研究者所未有的獨創性與深
刻性，從而開啟了具有現代學術品質的紅學研究之先聲。
然而，學術的發展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紅樓夢評論》在當時固然“先鋒”，但
畢竟是孤軍奮戰，缺少必要的學術背景和學術群體的支撐。直到1921年，留學西方的胡
適以中國傳統考據學融會西方實證主義研究方法，通過大量的文獻考證，初步澄清了《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問題，并以此確立了“自傳說”的學術根基，他的《
紅樓夢考證》也就成為舊紅學結束、新紅學開始的標志。從《紅樓夢評論》到《紅樓夢
考證》，紅學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終于舍棄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獻研究之路，新紅
學選擇了而不是王國維作為自己的學術奠基者。
從學術發展的進程來看，這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新紅學的實證研究，雖然吸納了西
方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但其主體仍是傳統的考據學。比如為了澄清《紅樓夢》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與此相關的諸多問題，廣泛搜集了當時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資料，
然后通過綜合論證，得出新的結論，與由清人發展至極致的考據學仍是一脈相承，因而
可以為諸多具有較好國學根底的學人所效法。實際上，新紅學之后的文獻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開創的實證研究逐步拓展而來，諸如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馮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這些文獻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傳統考據學為基本方法，耗
費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構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因文獻研究較少涉及理
論觀點而始終未受太多的干擾和沖擊，所以能延續不斷而一枝獨秀。
也正因為新紅學的建立是以文獻考證為基點，新紅學的延續實際上也就是文獻研究
的延續，因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盛況空前的文獻研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顯的冷落。到了本世紀中葉，藉助文藝理論的傳播與運用，延續新紅
學而來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矯正與更新，然而當時紅學界所關注的熱點卻轉向《紅樓夢》
產生的歷史—社會背景以及作品的歷史政治內涵——以新批評派的理論觀之，就是從所
謂的“傳記式批評”轉向“歷史—社會批評”。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一方面是紅學研
究的日趨興盛，盡顯顯學之盛勢；另一方面則是在非文學化中進而走向泛歷史化、泛社
會化、泛政治化。盡管較之新紅學的文獻研究已發生了明顯的學術轉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紀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紅學界通過反思五十年代以來紅學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開始重視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熱”的勃然而興，又將正處于轉折時期的紅學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紅學圈內的學者力圖借助文化學的新理論、新方
法，以拓展紅學研究的新路徑、新境界；同時也有許多紅學圈外的學者以《紅樓夢》為
范本，以此檢驗文化學理論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神。于是內外合一，
此呼彼應，共同促進了《紅樓夢》文化研究的興盛。
通觀20世紀百年紅學史，當我們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應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紀初期、中葉、末期三次紅學研究重心的確立與轉移過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從邊緣進入中心，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二是文獻、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為政，不相往來，乃至相互輕視，或相互指責；三是受制于客觀形勢，出現過多
的外部干擾，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正常進行與深入開展；四是少數研究者違規操作，學術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損害了紅學研究的聲譽。其中，第四種情形往往由紅學圈外引起
，可以暫且不管；第三種結果是時代使然，無可奈何。就第一、第二點而言，從紅學研
究的最新發展動態來看，情況也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回歸文本研究呼聲的高漲，紅學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獻研究轉向內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顯示出文獻、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從分到合的演化軌跡。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獻研究已取得了相當大
的成就，可以為文本與文化研究提供借鑒，而文獻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當困難，因為原始材料的發現畢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學者往
往缺少老一輩訓練有素的考證功力，但多視角、多層次的文本研究與綜合研究正是他們
的長處與興趣所在。學術主體的新陳代謝，意味著紅學研究世紀轉型的勢在必然。
三
《紅樓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目的在于通過回歸文本研究尋求
與文獻、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機融合，真正消除曹學與紅學的分野，打破外學與內學的樊
籬，從而拓展紅學研究的新路徑，建構紅學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與創新的關系而言，
創新是融通的目標，也是宗旨；而融通則是創新的前提，也是途徑。具體地說，《紅樓
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間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獻研究為基礎，以文本研究
為軸心，以文化研究為指歸。
在21世紀的紅學研究中，文本研究將占據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軸心地位。所謂紅
學，原本即是以《紅樓夢》這部著作命名的，雖然曹雪芹創作了《紅樓夢》，但反過來
也是《紅樓夢》創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紅樓夢》的流傳而流傳，因《紅樓夢
》的顯世而顯世。而作為讀者，他對于《紅樓夢》的認知、體悟也首先來自于《紅樓夢
》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紅學研究軸心地位的應是文本研究。離開文本，就成為無本
之木，無源之水。然而在紅學研究的發展史上，恰恰是《紅樓夢》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視，受到冷落，人們總是過于注重《紅樓夢》的外部研究，過于注重其歷史內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來的政治內涵，似乎忘記了《紅樓夢》原是小說，原是文學這樣一個不言自
明的事實。也正因為如此，近年來紅學界屢屢發出的回歸文本研究的呼聲確有相當的針
對性。
但是，《紅樓夢》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說。一方面，作者在創作《紅
樓夢》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謎，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為何又如何
創作了《紅樓夢》？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誰之手？哪個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這些問題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勝的無窮魅力，不管它最終有否答案；同時這些問題也直
接關系到對《紅樓夢》作品本身的理解，關系到《紅樓夢》文本研究的深度。舉一個例
子，《紅樓夢》老是出現“金陵”，表明作者有一個難以釋懷的“金陵情結”，由于文
獻研究對于作者童年時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們有可能對作者難以釋懷的“金
陵情結”有更深的體悟，實質上，那是延綿不絕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結，家族情結。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不管是過去還是將來，文獻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礎。盡管長期以來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獻研究作為
知人論世之資也功不可沒。
另一方面，《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化的藝術經典之作，比之中國文學史上任何一部
小說都更具有蘊含中國文化精神的廣度、深度與力度，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蘊
與智慧的一部長篇小說，甚至稱之為“文化小說”也當之無愧。因此，在從文獻研究回
歸于文本研究的同時，還必須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誠然，人們至今對文化的
內涵與外延還存在著諸多不同的看法，而對于文化研究的價值取向與方法也會有種種不
同的選擇，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學作品的潛層意義方面已充分顯示出了文獻與文本研究
所難以臻達的獨特優勢，它可以幫助我們從更高的視點，更廣的維度，更深的層次對文
學作品進行審視和解讀。由于《紅樓夢》首先回溯神話文化之本原，同時又廣泛吸納了
宗教文化而最終逼近文化哲學，因此，對《紅樓夢》的深層文化底蘊的探索應著重圍繞
神話學研究、宗教學研究與哲學研究三個層面依次展開。筆者曾在《探尋文學世界的形
上意義》一文中指出：“文學世界深層的形上意義是文學作品的生命，文學作品有否這
種深層的形上意義，這種深層形上意義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現的完善程度，是最終衡量文
學作品有否永恒價值與魅力的關鍵。概而言之，推動作家不斷從形而下向形而上拓進和
升華的最重要的兩種力量是宗教精神與哲學精神，兩者同時成為支撐文學世界的兩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個等邊三角形底下左右的兩角，失去任何一角都會導致整個三角形的傾
塌。”（注：見《文本與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就《紅樓夢》
而言，宗教學與哲學研究都是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話學研究
，則是為了進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終與宗教與哲學研究殊途同歸。
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從分到合，以及三者從自發的融合到自覺的融通，實際上
意味著對原有紅學研究傳統的一次新的學術重建。文獻研究的視角，是從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視角是從作品內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視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這
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開、相互融通、不斷超越的過程。從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內
，是回歸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對長期以來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視、受到冷落，未能從
邊緣進入學術中心的反撥和矯正，這當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
身在此山中”，僅僅站在作品之內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僅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樣
，只有作品之內與作品之外視點的不斷轉換與比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鑒于
此，在從文本之外回歸于文本之內的第一次否定之后，還須繼續走向從文本之內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實質
上是在文獻、文本研究基礎之上的綜合與超越。離開文獻研究的基礎和文本研究的軸心
，文化研究不僅會失去根基，而且會偏離方向。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雖然最先開啟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聲，但由于缺乏文獻研究的堅實基礎，也缺乏對文本內部結構的具體
分析，結果造成了諸多疏失和誤解。而在今天，我們既可借鑒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覺完善的理論思維，可以在以文獻研究為基礎，以文本研究為軸心，以文化研究為指歸
的學術重建中，尋求真正的融通，最終達到學術創新之目的。
四
為了主動適應和推動21世紀紅學研究轉型、建構21世紀紅學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時也為了更好地把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落到實處，筆者根據世紀之交紅
學研究的發展態勢，預擬出如下十大研究課題，以求教于紅學界前輩與同仁：
1.《紅樓夢》文獻整理與研究。歷經二百多年的積累，《紅樓夢》文獻像滾雪球一
樣越滾越大，但在文獻整理與研究上，包括《紅樓夢》文獻與紅學文獻兩個方面都遠遠
沒有跟上，比如至今竟還沒有一部完整的《紅樓夢研究著作提要與論文索引》，這不僅
給研究者帶來極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復研究。學術研究必須像接力賽那樣
一個一個接著跑而不能從零開始，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基礎工作尤其是現代化的信息網絡
系統的建設至為重要。
2.紅學史研究。紅學史研究的開創性之作是郭豫適先生的《紅樓研究小史稿》，爾
后又有一些論著陸續發表。在當今的世紀之交，應該有一部擁有新視角、新見解、新體
例的集大成的《紅學通史》問世，它能全面、系統、深刻地把總結過去，反思現在，導
引未來結合起來，為21世紀紅學研究的轉型和發展輔平道路。
3.《紅樓夢》淵源研究。《紅樓夢》是中國小說、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須從中國小說、文學與文化三個層面同時展開淵源研究，我們才能更加切實地把握
其精神內核與本原。
4.《紅樓夢》影響研究。從歷時性的維度來看，《紅樓夢》就如一個中繼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納了其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又廣泛、深刻地影響于其
后的文學創作與文化發展。通過對后于《紅樓夢》的小說、文學與文化三個層面同時展
開影響研究，可以更透徹地理解《紅樓夢》。
5.《紅樓夢》比較研究。將《紅樓夢》置身于世界文學之林，參與與世界文學的對
話，可以進一步揭示其為全人類共享的文學與文化之價值。應在歷史、實踐與理論三個
方面同時展開研究，然后形成“比較紅學”的系列成果。
6.《紅樓夢》綜合研究。《紅樓夢》雖是小說，但又廣泛包容了神話、歷史、哲學
、宗教、倫理、醫學、建筑、園林、民俗等等，從這個意義上看，譽之為“百科全書”
，確是當之無愧。因而在紅學研究上，也應相應地運用多種學科的知識、理論與方法對
其進行綜合研究。
7.《紅樓夢》藝術研究。在過去的紅學研究中，我們不僅在總體上忽略了小說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過多地關注人物的道德評價。走向21世紀的紅學，應對《紅樓
夢》的藝術創作過程、經驗與原理進行系統總結。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著明
天更多的發展空間。紅學界應集中力量對此進行重點研究，相信會有新的突破。
8.《紅樓夢》意義研究。真正偉大的作家無不關注人類的生存價值與意義，無不充
盈著對人類命運的形上追問與思考，因而偉大作家之作品也都無不具有寓言性、預言性
與超越性，它永遠是問號和感嘆號，而沒有句號。對于《紅樓夢》內在意義的闡釋也是
如此。在未來世紀，《紅樓夢》的意義研究應更加關注其人類學內涵，并相應地更新與
完善闡釋的視角、理論與方法。
9.《紅樓夢》與當代創作研究。從明代“四大奇書”到清中葉問世的《紅樓夢》，
中國長篇小說從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紅樓夢》之后，卻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現當代，
雖屢有仿作出現，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問世。究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們是否有必要并如何從《紅樓夢》中吸取精神養料呢？馬克思說“希臘神話不只是希
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紅樓夢》之于后代尤其是當代小說創作也應發揮
同樣的作用。這就要求紅學界不僅關注過去，而且要關注現實，不僅滿足于對《紅樓夢
》的闡釋，而且要進一步把《紅樓夢》的精神養料轉化為當代小說創作的精神血液，為
當代小說創作的偉大復興作出獨特的貢獻。對于大多數紅樓學人來說，這確是一個富有
挑戰性而又非常有意義的嶄新課題。
10.《紅樓夢》現象研究。從《紅樓夢》的問世、傳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國歷史中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紅樓夢》現象，這一現象已遠遠超越了文學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廣泛滲透到日常生活，滲透到人民大眾。對此，紅學界也
同樣應予更多的關注。
21世紀紅學研究的突破與創新，直接取決于以上十大課題研究的進展。
第4篇：文化創新的知識范文
關鍵詞：合署辦公 歷史文化名城 管理體制 文化遺產保護 城市規劃
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中，管理體制建設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各級人民政府在相關法律法規的指導下，設立專門機構、組織工作人員，通過計劃、組織、指揮、控制、協調、監督和改革等方式，實現對歷史文化名城事務的科學管理。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初步建立起歷史文化名城制度，先后將112座城市列入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并對其進行重點保護。在管理體制上，《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明確規定：“國務院建設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文物主管部門負責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和監督管理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本行政區域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和監督管理工作。”[1]即實行中央與地方兩級管理體制，中央以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作為主管部門，地方相應地以城建規劃部門和文物管理部門作為主管部門。
在現行兩級管理體制下，我國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城建規劃與文物管理兩大主管部門間分工不明確，且缺乏科學的協調機制，歷史文化名城日常管理工作容易陷入混亂，不利于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管理。如何合理界定職能、科學設置機構、有效配置資源，是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管理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難題。安徽省黟縣作為省級歷史文化名城，在歷史文化名城管理體制上實行“文物管理局與規劃局”合署辦公的措施，頗具開創性。
黟縣地處皖南山區西部，隸屬于安徽省黃山市。它是徽商和徽文化的主要發祥地之一，境內存有大量明清時期的民居、祠堂、牌坊、園林等古建筑，歷史悠久，風光旖旎，被譽為“桃花源里人家”、“中國畫里鄉村”。1988年，黟縣被列入安徽省歷史文化名城；2000年，西遞、宏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01年，黟縣十三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黟縣西遞、宏村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實施細則，《辦法》規定：“成立由縣人民政府有關職能部門、鎮政府和旅游企業、村委會組成的黟縣西遞、宏村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委員會，由縣政府主要負責人擔任主任，負責西遞、宏村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的重大事項；委員會下設辦公室，執行委員會的決議，辦理日常事務。”[2]2006年4月，黟縣改革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以下簡稱遺產辦），將原有的文物管理局與規劃局以股室形式納入遺產辦，實行合署辦公。現在，遺產辦內設三個股室：辦公室、世界文化遺產管理股（文物管理股）、規劃股；下屬二級機構一個：黟縣城鎮規劃所。[3]這一舉措將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與城市規劃兩大職能結合起來，在我國的歷史文化名城管理體制中實屬首創。
五年來，黟縣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在規劃建設上，先后編制《西遞宏村保護規劃》（2006年）和《安徽省黟縣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2007年），后者是黟縣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總體性規劃。在資金投入上，除積極利用國家及省政府文物保護資金和旅游門票收入外，還成立了安徽省世界文化遺產——西遞、宏村保護基金會[4]，擴大資金的籌措渠道。在保護機制上，首創文物建筑認領保護機制[5]，吸引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古民居的保護與開發。這一機制造就了曠古齋、豬欄酒吧、歸止園等一批新型文化客棧，不僅拯救了瀕危的古民居，也使黟縣的旅游產業結構得到了升級。在保護方法上，嚴格工作程序，開創古民居修繕“九步工作法”[6]，得到了國家文物局的肯定。在對外關系上，積極參與中外交流與合作，借鑒國外文化遺產保護經驗，與法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都保持著合作關系。[7]
從國際范圍來看，將城市規劃納入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發展理念和實踐，早已有之。“在英國，國家環境部和地方規劃部門分別是中央和地方文化遺產保護的行政機構；在日本，地方城市規劃局也介入遺產保護，負責與城市規劃相關的古都保護及景觀保全等工作。”[8]黟縣的改革舉措與它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從各地的發展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出，將城市規劃納入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是一項科學的文化遺產保護舉措，它的積極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它適應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基本要求。仇保興在《城市化過程中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中提出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四項基本要求：整體性、原真性、可讀性、可持續性。[9]每一項要求的實現，都離不開整體規劃與宏觀把握。在現行的兩級管理體制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事務由建設主管部門與文物主管部門共同管理。由于兩大部門間分工不明確，城市規劃往往不能明確、及時地反映文化遺產保護的要求，管理效果欠佳，使得許多文化遺產都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如果將城市規劃的職能賦予文物管理部門，上述問題便可以得到有效解決。在這種體制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要求也就是城市建設的要求，二者合而為一，同時體現在城市規劃中，為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其次，它為城市化建設指明了發展方向。自上世紀以來，城市化建設的浪潮席卷我國的大江南北。由于缺乏實踐經驗的指導，各地的城市化建設呈現出“千城一面”[10]的特征，失去了地域文化特色。文化遺產無疑是一地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如果將文化遺產保護納入城市規劃，那么地域文化便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重拾與再生，城市化建設也更能彰顯地方文化特色，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與潛力。《安徽省黟縣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明確將“特色性原則”作為四大規劃指導思想[11]之一，提出了“在整體保護的基礎上，建設有黟縣歷史城區特色的文化旅游開發和經營”[12]的規劃目標，構造了黟縣未來發展的藍圖。
概言之，這是兩全之策，有助于實現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城市化建設的雙贏。然而，以上積極作用并不是絕對的，它們的充分發揮離不開一些現實條件的配合與支持。歸納如下：
（一）從體制內部看，領導者的科學決斷是關鍵，被領導者的積極參與是保證。
領導是體制的掌舵者，擁有不同于一般工作人員的法定權力和影響力，通過指揮、協調、激勵被領導者，推動體制運轉，實現預定目標。在現今城市化建設的浪潮中，很多地方領導思想觀念落后，政績觀狹隘片面，一味追求GDP增長，無視歷史文化遺產的作用與意義，拆建不斷，使許多寶貴的歷史建筑化為廢墟。又由于不合理的政績考評制度的存在，這一形勢愈演愈烈，文化遺產保護面臨著嚴峻的形勢。而在這一新型的管理體制中，領導者的權力覆蓋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規劃兩大方面。如果領導者具備很強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能夠科學決斷，統籌兼顧，文化遺產保護的基本要求便能充分地體現在城市規劃中，這必將有利于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順利開展；反之，如果領導者只是一味“向錢看”，而不是“向前看”，城市建設的目標代替了文化遺產保護的目標，這對文化遺產來說，將意味著滅頂之災。所以，領導者思想觀念進步、頭腦清醒、決斷科學是這一體制靈活運作的關鍵所在。
在領導者的科學引導下，被領導者（即一般工作人員）的積極參與也是必不可少的。體制職能的擴大，從根本上要求參與者改變單一的知識結構，積極拓展知識面，豐富自己的理論基礎與實踐能力，轉變成符合體制要求的復合型人才。否則，負責文化遺產保護的人員只關注文化遺產相關知識，負責城市規劃的隊伍也只專注于城市規劃事務，雙方各行其是，在很多問題上不能達成共識，有效的措施也就無法落到實處，兩種職能便不能有效融合，體制的作用也就不能得到體現。
從黟縣目前情況來看，文化遺產保護和名城規劃兩方面的人才都較為缺乏，既懂規劃又能管理文化遺產的復合型人才更是鳳毛麟角。在文化遺產保護上，縣政府每年都組織業務骨干參加國家和省文物局舉辦的各種形式的保護管理培訓班、短訓班、研討會等，并與其他文化遺產保護單位進行技術交流。在歷史文化名城規劃方面，專業培訓活動則相對較少，只是在編制具體保護項目時，主動聯系高校研究機構與有資質的規劃設計單位，通過交流學習，提高專業技術水平與能力。《安徽省黟縣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即是在東南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建筑學院的幫助下編制而成的。[13]對此，黟縣將加大投入，建立健全人才培養制度與引進制度，努力打造一支專業化管理隊伍。
（二）從體制外部看，完備的法律法規是前提，充足的資金投入是保障。
管理體制的運作離不開法律法規的指導與規范。《黟縣西遞、宏村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是黟縣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的指導性法規，自實施十年來，極大地推動了黟縣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進步。然而，對于“文物管理局與規劃局合署辦公”的管理措施，目前尚無相對應的法律法規予以確認，其職業規范、執法監督等也沒有具體的法律文件可供遵循。這遠遠不能適應文化遺產保護的迫切要求。因此，應盡快完善與體制相適應的法律體系，保障體制的順利運作。
除此之外，充足的資金投入也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2000年以來，黟縣爭取國家文物保護資金630萬元、省政府專項保護資金1860萬元，同時，每年從旅游企業門票收入中征收20%的文物保護資金4770萬元，加上縣、鎮、村三級投入和個人自籌13500萬元，共籌措資金20760萬元，實施遺產保護等項目23個。”[14]然而，這依然不能滿足文化遺產保護的實際需求。瀕危古民居亟待修繕、傳統手工藝面臨失傳威脅、居民生活環境需要改善等，每一項難題的解決都離不開資金的支持。對此，黟縣人民政府要繼續開動腦筋，努力拓寬資金籌措渠道，為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管理工作提供可靠的資金保障。
歷史文化名城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檔案與載體，是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歷史文化名城是歷史創造的機遇，是時代賦予的使命。黟縣所開創的“文物管理局與規劃局合署辦公”的管理體制，為我國歷史文化名城制度的發展探索出一條新路，即將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城市規劃有。在人才、法律、資金等條件的積極配合與支持下，這種新型的歷史文化名城管理體制一定能發揮它的積極作用，為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管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鑒。
基金項目：安徽大學國家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09103572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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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南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建筑學院.安徽省黟縣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M］.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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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國務院令第524號2008.04.22）
[5]《黟縣西遞、宏村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黟縣人民政府令第3號2001.03.18）
[6]劉敏、李先逵.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管理調控機制的思辨[J].城市規劃，2003，27（12）: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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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詠、陸林、章德輝、陶平、王莉.古村落型旅游地管理體制研究——以黟縣西遞、宏村為例[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29(3):294—306.
[9]張驍鳴.風景名勝區行政管理體系的國際經驗借鑒[J].熱帶地理，2005，25（1）：81—86.
注 釋：
[1]2008年《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第一章第五條。
[2]2001年《黟縣西遞、宏村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第六章第二十七條。
[3]黟縣政府網. [EB/OL].yixian.gov.cn/sm2111112412.asp.
[4]主要來源：每年對縣內各項旅游景點門票征收20%文物保護資金；單位資助和社會各界人士捐贈款；資金存入商業銀行所得利息；其他。
[5]即以確保遺產地和國家級文保單位所有權不可觸動為前提，對于部分瀕臨倒塌、個人私有且無力承擔維修費用的古民居，嘗試通過市場運作募集社會資金，實行置換所有權、易主保護。
[6]包括申請、勘察、方案、公示、審批、繳納資金、施工、驗收、決算九項工作程序。
[7]參見黟縣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黟縣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情況的匯報》。
[8]劉敏、李先逵.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管理調控機制的思辨[J].城市規劃，2003，27（12）:52—54.
[9][10]仇保興.城市化過程中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J].中國名城， 2008，(01)：04-09.
[11]四大規劃指導思想：真實性原則、發展性原則、整體性原則、特色性原則。
第5篇：文化創新的知識范文
關鍵詞：文化傳承；創新視域；高職院校；珠算教學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19-0253-02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普及和發展，越來越多的高職院校重視信息化技術的教學，要求在校學生必須獲得與之相關的計算機等級考試證書，在信息化技術被重視的同時，很多人似乎忘記了珠算的存在與傳承的重要性。很多高職院校、中職院校的財經類專業將珠算從基礎課轉為選修課，社會中的鑒定工作減少，有些地方已不存在，珠算類比賽被取代。筆者擬從人們對珠算文化理解偏頗的角度出發，著重研究珠算在中國文化傳承中究竟起著什么樣的作用，高職院校財經專業開設珠算課程有何意義，如何在文化傳承與創新視域下重視高職院校珠算課程的教育與教學。
一、珠算在中國文化傳承中的地位和作用
珠算在中國文化傳承中有著重要意義，在中國文化傳承中有著一定的地位和作用。
（一）珠算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8年6月14日，國務院公布了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中包括珠算等共計510項。
珠算被譽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它以算盤為工具，以算理算法為理論體系，運用口訣、通過手指撥珠進行數學加、減、乘、除等運算。它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種簡便的計算工具，是中國古代的重大發明，伴隨中國人經歷了1800多年的漫長歲月，它以簡便的計算工具和獨特的數理內涵，被譽為“世界上最古老的計算機”。這一偉大創造，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珠算也是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2013年12月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八屆會議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通過決議，正式將中國珠算項目列入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得知這一消息，作為一名在高職院校從事珠算知識普及教學的教師，我感到歡欣和鼓舞。申遺成功意味著珠算得到了世界的認可，珠算文化作為我國的傳統文化，在信息化時代有了新的價值取向。
二、高職院校財經專業開設珠算課程的意義
珠算課程既是一門綜合科學技術基礎課，又是一門專項計算技能課，開設珠算課是大學生加強專業與非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必修課程，所以高職院校財經專業開設珠算課程具有重要意義。
（一）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
中國珠算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珠算文化歷史積淀的結果，是珠算人孜孜不倦、堅持不懈的結果，是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一大貢獻，對激發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增強民眾對民族文化的保護意識產生了積極影響。
高職院校開展珠算教學活動，既是教學、技能培養和就業的需要，還能以此活動為載體，傳承與弘揚珠算文化，培養學生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增強學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激發學習動力。高職院校等有關部門當責無旁貸，將繼承傳統文化、弘揚民族精神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
（二）發揮珠算教育在育人中的作用
珠算課程是一門技術性、操作性、實用性很強的課程，主要包括珠算加減、珠算乘除等訓練模塊，通過技能訓練，以動手操作為基礎，調動手、眼、腦協同參與，這種多元化的綜合訓練，不但能使學生提高技能學習的信心、積極性，而且可以集中注意力，使學生動作協調、連貫，做事認真嚴謹，反應敏捷，快速高效，準確無誤，培養韌性和持久性。調查反饋結果顯示，珠算技能訓練不但是培養學生職業素質的好途徑，而且也是學生養成良好職業行為習慣的好方法。
（三）傳承與弘揚珠算文化是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體現
珠算教育事業，在人民掌握政權之后，才有了長足的發展。以來，我國的教育部門從1950年起在學校廣開珠算課，財經、商業院校和一般中等專業院校也都開設珠算課程。但是，由于珠算教師缺乏專業訓練，或缺乏珠算教師，一般教學效果都不夠理想。80年代職業教育大發展，凡開設財會、統計及管理專業的學校均開設了珠算課，這些學校為了使畢業生受到用人單位的歡迎，狠抓學生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訓練，包括珠算在內。同時，為適應社會對珠算的迫切需求，廣泛開展了多渠道、多形式、不拘形式的珠算教育，專門教授珠算的珠算培訓中心、訓練班也應運而生。
然而，近些年來，隨著計算機的出現和電算化的普及，珠算的價值受到質疑，珠算的理論及文化內涵被忽略和淡化，珠算運算技能逐漸被替代。珠算課程在各高職院校財經類專業教學中處于可有可無地位，有些學校把珠算課程列為選修課，甚至不列入教學計劃之中；社會中的珠算鑒定工作也越來越少，有些地方甚至不復存在；珠算比賽活動被珠心算所取代，參與對象是兒童，而面向社會或高職院校的珠算比賽基本被冷卻。很多人認為，在信息化時代，珠算的計算功能完全被計算機所取代，算盤在現實生活中的使用頻率也越來越少，認為珠算沒有存在的必要。產生這些想法的原因歸根結底只有一個，那就是大部分人只看到了珠算的計算功能，認為它只是一個簡單的計算工具，不了解珠算不可替代的多種功能和作用，沒有從珠算教育和文化傳承角度重新認識珠算存在的意義。
三、文化傳承與創新視域下高職院校珠算課程的教學探索
（一）充分認識珠算獨特的優勢
珠算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珠算和計算機原理一致，算法程序相當，方法技巧相似，在當今信息化時代仍不失其先進性。珠算獨特的優勢主要體現在珠算技能可以提高運算速度。珠算使抽象的數字計算在算盤上得到形象的再現，如果訓練得當，它的運算速度可以遠遠超過計算機，速度快，準確高效，靈活方便。除此之外，珠算還具有啟智、益智等功能。
（二）改革珠算課程的教學手段和方法
1.選用合適的珠算教學方法。珠算教學有兩種教學方式：一是注入式，二是啟發式。所謂注入式，就是教師上課時按教材內容逐章逐節講解、舉例、演算，最后布置作業下課。整個過程是教師講、學生聽，這種“滿堂灌”的教學方法對任何課程都不適宜，尤其是珠算教學。另一種是啟發式教學，教師有計劃、有步驟地引導學生獨立進行分析，運用比較、分類、概括、具體化、系統化等思維活動，生動活潑地學習。例如：教師在講授乘法定位時，先在教學算盤上演算125×40=5000，演算后，算盤上只有一檔有一個上珠靠梁，空擋表示零，于是提出問題：積數有幾個零？怎樣才能避免多寫零或漏寫零？這樣就引導學生的思維活動集中到所提問題上。之后再講定位方法和定位的重要性，就能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2.抓緊基本功訓練。任何一門技術都有其基本功內容，珠算也不例外。要想學好一門技術，必須從抓基本功鍛煉著手。珠算的基本功主要有：指法、口訣、記數、看數、運算等內容。
3.精講多練。所謂精講，就是教師以簡練而又生動的講授把教材內容闡述清楚。在講授過程中，要注意言簡意賅，突出重點和難點，配備相應的練習題，準備一些課堂的小比賽，讓學生形成你追我趕的學習氣氛，激發學習動力，培養學習興趣。
（三）定期組織珠算技能鑒定與比賽，加大表彰和宣傳力度，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珠算的科學和實用價值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識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和高度評價。當前，在不斷探索實踐和科學實驗的基礎上，珠算又被賦予了新的功能，為發展素質教育、培養人才開拓了一條新的有效途徑。
站在傳承、弘揚與發展的角度，各高職院校要樹立大珠算觀，通過珠算的宣傳，借助財政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相關要求，恢復珠算課程和普及珠算教學，加大珠算師資培訓，既繼承和發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擴大了財經類專業必修課的學習、訓練和鑒定，切實提高了學生的珠算綜合應用能力，培養了學生的責任心和職業意識，養成了良好的行為習慣，實現了學歷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職業教育與終身教育、專業技能與職業技能的對接，為將來的就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高職院校將成為傳承與弘揚中國珠算文化的主陣地之一，發揮出自身在傳承與弘揚中國珠算文化中的應有地位和作用，把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
參考文獻：
[1]趙慧.珠算教育漫談[J].考試周刊，2014，（45）.
[2]王麗.論文化傳承與創新視域下的珠算教育[J].珠算與珠心算，2014，（4）.
[3]潘群.媒體組合在職校珠算教學中的應用研究[J].才.思――教法新探，2014，（18）.
[4]中國珠算心算協會.中國珠算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新聞會通稿[J].珠算與珠心算，2013，（6）.
第6篇：文化創新的知識范文
職業院校是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
“這項技藝將來可能后繼無人，我不得不尋找更多的機會，向更多人介紹唐三彩這門手藝。”唐三彩燒制技藝代表性傳承人高水旺每年都會到各地參加各種展會，“我開的工資一漲再漲，但是也留不住人，年輕人不愿意干這個。”高水旺曾有幾個年輕徒弟，也都做得很不錯，可是其中幾個人已經改行了。
在松花江東岸的吉林省吉林市烏拉街滿族鎮上，皮具曾經頗為盛行，但如今做馬具、皮鞭的皮匠在鎮上只有80歲高齡的劉啟波一人了。“如果我不做，這門手藝就可能失傳了。”劉啟波的言語中透露著無奈。“6個子女，誰也不愿意接過自己的手藝，就連自己原先的兩個入門弟子也在十幾年前改了行，失去了聯系。”
像高水旺和劉啟波一樣，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都表達了類似的擔憂，“老祖宗傳下來的絕活兒怎么年輕人都不愿意學了呢？”
這種狀況已經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關注。5月15日，教育部、文化部、國家民委三部門出臺的《關于推進職業院校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工作的意見》強調，通過推進職業院校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提高職業院校學生的民族文化素養，進一步提升學校服務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能力；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高民族文化相關專業學生，特別是民族地區學生的職業技能，促進就業，提高就業質量；促進職業教育專業結構調整，優化專業布局，推動民族地區職業教育特色發展；推動職業教育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才培養相結合；借民族文化之力，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為民族特色產業、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人才支撐。
而通過三部委公布的首批全國職業院校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示范專業點，我們發現，這100個專業點來自全國3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98所職業院校，涵蓋范圍比較廣泛。
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傳承創新的重要載體。事實上，長期以來，我國的職業院校一直承擔著民族文化傳承的責任。
桑植民歌是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項目。湖南藝術職業學院在桑植縣掛牌成立了桑植民歌實踐教學采風基地。學校組織師資、相關藝術家深入桑植民歌基地采風，與當地的民歌傳承人零距離交流，吸收豐富的民間音樂元素，把桑植豐富的民族音樂文化資源轉化為豐富的音樂教育資源；加強對桑植民族音樂文化資源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加強培養桑植民歌演藝人才和高層次音樂人才，為桑植民族音樂文化活態保護、傳承儲備人才貢獻力量。
黑龍江省有10個世居少數民族，經過歷史的沉淀，形成了獨特的衣食住行，即物質文化方式。如滿族剪紙，滿族薩滿神鼓神偶制作，滿族刺繡，滿族河燈制作，滿族弓箭，刀具鎧甲制作等。但這10個世居少數民族的民族工藝品、服飾、食品的生產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區，這種接近產地的生產銷售模式節約了一定的生產成本，但缺乏文化產品展示平臺，難以讓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歡這些文化產品，不利于文化產業的長遠發展。為此，黑龍江民族職業學院與全省民間民俗工藝品創意中心、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協商合作，在黑龍江民族職業學院校園內，結合民族圖書館、民族博物館、民族體育館、民族風情園等“三館一園”建設，同時建設民族文化產業園，對民族手工藝品進行傳承與創新。通過全省范圍內招商，將10個世居少數民族的文化產品進行整合，將10個世居少數民族非遺傳承人聘請到園區，建立10個世居少數民族手工藝者工作室、民間藝人創造室等，同時鼓勵他們在校園內開辦手工藝坊，前開店后建廠，一邊傳承技藝一邊銷售，同時，店和廠還可以作為學生實習實訓基地，為學生提供實習和就業機會。
涉及民族文化的專業一定要加強價值觀方面的教育
很多職業院校尤其是民族職業院校，不斷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努力培養具有文化創新能力的技術技能人才，既發揮職業教育基礎性作用，發展壯大中華文化，也提高了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質量、服務民族產業發展。《意見》的出臺，讓全國職業院校特別是被列入示范專業點的院校感到十分振奮，院校長們摩拳擦掌，希望借此機遇，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高就業質量。
在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舉辦的“推進職業院校傳承與創新民族文化座談會”上，與會人員表示，在傳承與創新民族文化上，職業教育有著獨特的優勢，具有不可替代性，幾乎所有的民族民間文化技藝的傳承與創新都需要依靠職業教育來完成。
但是，與會人員也反映，目前問題也很多，主要集中在缺少頂層設計、缺少資金投入、缺少專業標準、缺少師資等方面。
海南民族技工學校校長羅雅指出，海南民族技工學校的民族織繡、民族美術兩個專業進入了首批示范點，但省里并沒有什么動靜，以前學校歸民委管，現在歸教育廳管，兩個部門都沒有因為這個《意見》的出臺而對學校有什么新的說法。
“三部委要在更深層次攜手，搞好職業院校開展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工作的頂層設計與發展規劃，使之更加科學規范和富有成效。同時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加強宣傳，不斷強化對民族傳統文化搶救保護傳承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引導全社會關心支持參與民族文化傳承創新。”對此，云南省民族中專學校校長郭子孟呼吁。
與會人員認為，《意見》中提出的目標任務和工作措施非常到位，但缺少宣傳，這導致了各級政府對于這項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夠，推進乏力。另外，《意見》也缺少配套的設計與規劃。
經費投入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問題。在經費投入方面，三部門發文要求，職業教育經費要向民族文化相關專業建設傾斜，鼓勵支持民族、農村地區學生就讀民族文化相關專業。
目前，有不少職業院校，特別是民族地區職業院校，由于基礎差、底子薄，盡管學校多渠道籌措和有效使用資金，辦學經費依然捉襟見肘，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制約著傳承與創新民族文化工作的推廣。安徽行知學校校長于日錦認為，民族文化中的一些民族傳統工藝，有些能夠進入產業，有些則很難進入產業，“國家必須要拿錢來保護，否則將形成歷史遺憾。”與會人員呼吁，國家能切實加大投入，中央財政應該盡快設立民族文化建設專項資金，從示范點建設入手，推動民族文化特色職業院校基礎能力建設，改善民族文化相關專業辦學條件。
專業標準空白、師資人才缺乏，也是與會人員反映比較強烈的問題。2009年，在新修訂的《中等職業學校專業目錄》中，新增設了民族類的8個相關專業，與民族文化相關的吃、穿、用、住都包括在內。但與會人員反映，目前這8個相關專業的教學標準還沒出臺，一些學校開設的專業、課程、教學內容不符合民族文化傳承的需要，學校對于應該開設哪些專業、怎樣進行課程設置、安排哪些教學內容等隨意性較強，考核體系更無從談起。
第7篇：文化創新的知識范文
【關鍵詞】群眾文化活動；時代價值；管理創新
群眾文化活動基于群眾文化設立，是公民道德建設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公民的物質需求逐漸向精神需求轉變。為了滿足公民的精神需求，其最便捷、有效的方法便是組織群體文化活動，將活動內容與公民生活相聯系，運用喜聞樂見的形式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養，滿足其對文化知識的需求，具有鮮明的時代價值。因此，需要加強對其的管理，創新其管理模式，才能做到與時俱進，滿足不同時期公民的需求。
一、群眾文化活動的時代價值
群眾文化活動具有著鮮明的時代價值，能夠有效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養，豐富其知識含量，促進公民道德建設。此外，群眾文化活動的開展有利于發展社會經濟及其管理工作，亦有利于傳承民族、社會的文明與文化。其具體體現如下：
1.豐富知識含量，促進公民道德建設
群眾文化活動具有普及性、平民性、豐富性的特點，因此公民接受度較高。此外，因其活動的豐富性，公民能夠接受更多文化知識的教育，例如開展端午節賽龍舟活動，能夠使公民了解更多關于端午節的知識；開展消防體驗活動，使公民感受消防戰士的生活，學習有關消防的知識。潛移默化間影響公民思想道德素養，促進公民道德建設。
2.滿足精神需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公民的精神需求體現在對文化知識的需求以及娛樂的需求。首先，群眾文化活動能夠充分向公民傳達文化知識，公民的知識含量得以有效提升。其次，群眾文化活動的靈活性較強，且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公民在積極參與時能夠滿足其對于娛樂的需求，人與人之間交流、溝通頻率逐步變高，有效釋放了其在生活中的壓力。因此，公民在具備優秀知識含量時，還會具備充分的工作熱情，工作成效將會大大提高，社會經濟發展得以有效促進。
3.陶冶情操，傳承文明與文化
公民在參與群體文化活動時，能夠充分受到文化的熏陶，以此來陶冶情操，有利于對中國傳統文化及社會文明的傳承，其中，團結向上體現最為明顯。團結向上不僅是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也是民族中悠久的文明。通過分組參加活動，公民會對團結更加重視，并根據同組人員的互相監督與鼓勵，加強公民團結向上的意識，進而能夠有效地傳承我國傳統文化與社會文明。
二、群眾文化活動的管理創新策略
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部分群眾文化活動體系較為滯后，沒有體現出其與時俱進的特征，因此，對其管理模式進行創新十分必要，具體策略體現如下：
1.創新活動組織機制
群體活動是否有效取決于其組織形式，因此，創新其組織機制十分必要。首先，相關管理人員組織文化活動，調查公民自身文化層次與知識含量，將參與者按照不同標準進行分組。其次，將公民作為組織者，因為不同人員之間會有不同的生活環境及家庭條件，公民輪流作為組織人員，能夠使得活動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且更顯公平性。最后，安排專業人員進行組織指導，引導公民設計出具有特色并與生活接近的活動，調動公民的熱情，促進其積極參與，使得群體活動得以有效發展，并發揮出其最大的價值。
2.創新活動內容
群體活動的內容關系著其教育是否有重要的意義，對其內容進行創新，并不是舉辦與生活毫無關系的活動，而是將文化知識與內涵同活動內容有機結合。并且，根據當前社會發展趨勢，插入不同的內容，使得公民在參與活動時能夠在豐富知識的同時真正意識到當前的社會形態，有助于公民將其應用到學習與工作中，有效提升其職業能力及思想道德素養。此外，要有創新意識，組織者要結合當前熱門話題進行活動，并發表正確的言論，有效地引導公民對時事的辨別能力，使得我國傳統文化得以正確傳播。
3.創新管理模式
一個健全的管理模式能夠有效地保障群眾文化活動的完美開展，并能將其中所要傳播的文化知識全面地向公民展示。為此，首先創新管理原則。應該運用“以人為本”的原則進行設計，充分將公民作為群眾文化活動的主體，一切以公民的全面發展為首要目標。此外，有關管理人員要積極借鑒國內外成功管理經驗，并學習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將文化積極運用進活動之中。其次，建立完整的管理規章制度，使得群眾文化活動在開展時能夠體現出秩序化、規則化及完善化的特點。為此，需要建立相關管理隊伍，并對管理人員進行有效的培訓，提升其專業化素養與職業技能，并對活動中違反規則的現象進行明令禁止，對嚴重者進行有效教育。第三，建立正確的評價機制。對開展的群眾文化活動進行有效記錄，并對其研究探討。需要建立一支專業的評價隊伍，結合多名管理人員的經驗及評價，查找活動舉辦過程中的不足之處，并共同探討其解決方案，促使我國群眾文化活動的順利進行。最后，將群眾文化活動的開展設計集中化，較為分散化的活動會使參與者較少，教育成果不夠明顯，將其集中化能夠使得活動具備有效性，以此來更好地傳播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推動我國社會進一步發展。
結語
群眾文化活動是傳播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大途徑，通過參加文化活動，能夠有效提升公民文化涵養及思想道德素養。本文對群眾文化活動的時代價值及其管理模式進行探討研究，具體研究結果如下。其時代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豐富公民知識含量，促進其道德建設；其次，滿足公民精神需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陶冶公民情操，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及社會文明。其管理模式研究結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創新活動組織機制，使得活動發揮出其最大的價值；其次，創新其活動內容，加強對公民的教育性。最后，創新管理模式，使得活動舉辦更具規范化。總之，群眾文化活動能夠有效地促進社會的發展，因此，需要廣大學者與管理工作者加強對其的重視，意識到其真正作用，并積極對活動進行創新，提高其水平，為我國文化的傳播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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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守勇.社會轉型期群眾文化建設的實質、困境與方略.民族藝術研究.2011(06):45.
第8篇：文化創新的知識范文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創業民主是以創業組織為基本經濟單位的經濟民主，是民主原則向經濟領域創業組織之延伸和擴張。本文以杭州市科技創新、文化創意創業組織為例，對組織內部治理層面、作為組織互動層面以及作為組織與政府部門互動層面的創業民主進行了實證研究，在把握創業民主發展現狀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推進創業民主發展的相關對策。
關鍵詞 ：創業民主；經濟民主
中圖分類號：F272.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4）25-0243-02
民主具有多面向的特征，它不僅是抽象的理論，宏大的政治藍圖，而且是具體的生活方式。正如薩托利所言，“通過建立不同的民主單位，可以從非政治或準政治的意義上來談論民主，例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社會民主和反映財富平等的經濟民主等。”[1]可見，作為微觀領域的生活民主、經濟民主同樣是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部分，可以起到提升民眾的政治認知能力、政治行動能力、共同體意識以及認同感。而在經濟民主中，創業組織作為一種最主要的單位，其組織內部民主程度、作為組織互動平臺的行業協會的民主程度，以及組織借助行業協會與政府互動的民主程度都將對整個社會領域的民主發展和社會治理產生巨大影響。因此，通過理論與實證研究，努力把握創業民主在當前的發展狀況，并針對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無疑對促進基層民主建設與城市治理都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
一、創業民主的理論淵源與內涵
創業民主的研究源自于經濟民主研究。早在巴黎公社結束后，馬克思就認為“公社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他主張通過勞動者的經濟解放，即“勞動者主權”來建立勞動者“自由聯合體”。當代西方政治學者達爾指出：“如果民主有正當理由統治一個國家，那么，它一定也有正當理由統治經濟社會”，“在經濟企業中，為了滿足民主的標準，公司的公民必須擁有平等的投票權，而且民主治理企業的原則將排除和確保實踐中大量減少雇主和雇員之間的敵對和對立關系。”[3]科恩則對經濟民主給出了精確的定義，他稱“經濟民主就是經濟領域的民主，當社會成員有權選擇他們所要追求的經濟目標及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時，就算有了經濟民主”[4]。薩托利則主張“經濟民主的政策目標是重新支配財富并使經濟機會與條件平等化。”[5]可見，西方學者更多地是從微觀層面來研究經濟民主，即選擇企業組織這一微觀經濟單位為研究單元，主張把政治民主原則運用于企業組織的決策、管理、監督以及分配等一系列治理過程中來。我國學者則主張經濟民主的“微觀—宏觀”研究，例如，蔣一葦認為“從經濟組織的角度看，它的實質是實現經濟民主，即把經濟行為的主題由個體轉化為群體。宏觀經濟依靠人民民主決策，使其符合勞動者的整體利益。微觀經濟更是依靠勞動者的自由聯合、自由經營而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6]。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也指出，“宏觀上講，經濟民主是將現代民主國家的統治原則——‘人民主權’貫徹到經濟領域，使各項經濟制度安排依據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建立和調整。微觀上講，經濟民主旨在促進企業內部與企業之間觀測‘后福特主義’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協商，依賴管理者的創造性提高經濟效率”[7]。基于以上中西方學者對經濟民主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所謂創業民主就是以創業組織為基本經濟單位的經濟民主，是民主原則向經濟領域的創業組織之延伸和擴張，是在創業組織內部治理和外部互動兩個層面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和民主分配活動。創業民主的內涵包括三個層面：一是組織內部治理層面的創業民主，它是創業組織成員運用民主原則來實施決策、管理、監督和分配等組織治理。二是作為組織互動層面的創業民主，它是創業組織通過行業協會來進行的，依據民主原則開展的互動。三是作為組織與政府部門互動層面的創業民主，它是借助行業協會這一中介組織，運用民主原則而進行的互動。
二、創業民主發展狀況與困境
為了解我國當前創民民主發展狀況，我們選擇杭州市主要城區的科技創新或文化創意產業園中的創業企業為調研對象。并以問卷調查的形式，發出問卷300份，回收問卷296份，回收率99%，其中，有效問卷233份，占比79%，問卷容量為233。
（一）創業組織的基本發展狀況
創業組織，是指在一位或多位創始人的領導下，以創業為目的而組建的經濟組織。隨著我國對鼓勵和支持自主創業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投入到創業中來，創業組織如雨后春筍一般在經濟領域出現。創業組織逐漸成為一種不容忽視的微觀經濟單位，對繁榮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高社會就業率以及滿足人們多樣化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需求發揮著重要作用。經過調查發現杭州創業組織主要有以下四個特征：第一，規模較小，76%多一點的創業組織都在10人左右；第二，年均收益較低，78.4%的創業組織年均收益在400萬以下；第三，成立年限時間不長，76.4%的創業組織的成立年限在8年以下；第四，從事的行業領域相對集中，84.6%的創業組織從事第三產業中的科技創新或文化創意行業。
（二）創業民主發展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
首先，從創業組織內部民主發展狀況來看，我們發現，組織創始人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問卷題目“您所在的創業組織決定擴大經營規模、啟動新項目等重大事務的方式是？”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創始人在創業組織中仍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雖然很多創始人引進了民主的制度，但權力并沒有被分散，而是形成以創始人為中心的決策模式。而從組織規模、成立年限、和年均收益三個重要因素來分析其對創業組織內部的影響來看，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年均收益的增長或成立年限的增加，創始人在創業組織內部民主的作用逐漸被弱化，協商討論等民主原則和民主方式將進一步擴大和強化。
其次，作為行業協會層面的創業民主實踐呈現出“精英化”傾向和代表制取向發展趨向。在回答問題“如果行業協會在日常管理活動中，（如財政支出、場地安排等）發生分歧時，更傾向于采取哪種方式解決？”時，67.3%的協會是由理事會來解決分歧問題、24.5%的協會是由全體成員來解決分歧問題。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行業協會在日常管理活動中實施民主決策時，更多的是把決策的權限，即民主的范圍擴展到理事會成員之間的相互協商或討論等形式。只有小部分的行業協會民主是涉及到了協會中的所有成員，大部分仍是止于理事會。行業協會民主發展的“精英化”傾向和代表制取向是由那些因素造成，創業組織的組織規模、年均收益和成立年限是否對行業協會民主發展有影響？通過分析，我們發現，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或年均收益的增長或成立年限的增加，這種趨勢得到一定的遏制，“協商討論”的民主方式受到愈加重視，但是行業協會內部的直接民主發展持續停留在較低水平。
再次，在作為創業組織與政府民主互動層面的創業民主實踐中，因為需要借助社會中介組織而進行民主互動，行業協會會長或理事會的影響要明顯大于一般成員的影響。在回答問題“當有關政府部門就行業發展政策或行業規范的制定向行業協會征求意見時，行業協會采取哪種方式向相關部門提議”時，接近60%的行業協會選擇由協會理事會成員商討提議，其次為協會會長向相關部門提議，其余的方式比例均不足10%。就其影響因素來看，雖然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年均收益的增長或成立年限的增加，二者的作用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是，二者對創業民主實踐的影響依然不容忽視，此外，創業民主的“商討色彩”逐漸濃烈，“商討”作為一種民主方式備受青睞。
三、推動和改善創業民主的對策分析
基于以上實證分析，針對目前創業民主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提出了四條相應的對策：
第一，國家應加強頂層設計，進一步完善促進和鼓勵創業組織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針對創業組織的發展現狀，地方政府應依據國家政策細化具體運行的規范與措施，從而不斷地促進創業組織的發展壯大，更好地促進創業民主的發展。
第二，地方政府鼓勵和推動創業組織進行企業民主制度和文化建設，一方面要鑄造創業組織的“靈魂人物”，使其來凝聚團隊成員，發揮團隊合力。另一方面，伴隨著創業組織的不斷壯大，逐漸弱化創始人對創業組織的壟斷性干預，充分發動創業組織成員廣泛參與組織內部的民主活動，活躍組織內部民主氛圍，做到集思廣益，提高組織內部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水平。
第三，加強行業協會的規范化與制度化建設，強化行業協會自律，充分發揮行業協會中的中介橋梁作用。一方面，要防止行業協會的“民主失敗”，即要遏制行業協會民主中的“精英化”“自利化”傾向和代表制取向；另一方面，要擴大行業協會普通成員在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方面的權限和范圍，通過鼓勵行業協會普通成員的協商討論來促進創業民主之發展。
第四，地方政府在充分借助于行業協會與創業組織進行互動溝通的同時，還應該采取多種渠道與方式，如政企創業創新民主懇談會、民主聽證會等，對擬出臺的有關創業的重要政策和改革舉措開門納諫，廣泛征求基層群眾的意見建議。同時傾聽來自創業組織的需求與建議，進而不斷完善與創業組織的互動協商機制，增進雙方的理解與溝通，實現和諧創業與民主創業，促進創業活力競相迸發。
注釋：
[1] [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M].馮克利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9.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8.
[3] Robert A .Dahl，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U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00.
[4] [美]科恩.論民主[M].聶崇信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1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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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蔣一葦.從企業本位到經濟民主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66.
第9篇：文化創新的知識范文
關鍵詞：文化產業；規模經濟；市場集中度；組織調整行為；規模經營模式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ignificant scale economy， culture industry belongs to the less significant scale economy. By clar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principle and operation mode of culture industr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Hunan Province’s culture industry and suggests that innovation should be an effective way of improving the local culture industry structure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al adjustment behavior.
文化產業包含的范圍很廣泛，它不僅包括科學、教育、文藝、出版、影視、旅游飯店、娛樂、體育等主體產業部門還包括推銷、印刷、中介、管理、咨詢等服務配套行業。文化產業屬于規模經濟非顯著產業，一個產業如果缺乏規模經濟，將很難產生可觀的產業效益，而我國文化產業規模經濟水平較世界發達國家低很多。本文將探討如何運用組織調整行為的方式把規模經濟非顯著的文化產業轉化成具有一定程度規模經濟，甚至是規模經濟顯著的產業。
一、文化產業規模經濟性特點
（一）文化產業規模經濟非顯著性
按照規模經濟的特性，產業可分為顯著規模經濟性產業、非規模經濟性產業和非顯著規模經濟性產業。顯著規模經濟性產業是在生產、銷售和管理各環節中有部分環節存在顯著的規模經濟，反之就是非規模經濟性產業。而非顯著模經濟性產業有部分環節是非規模經濟性或是大部分都為非顯著規模經濟性。文化產業就是屬于這樣的規模經濟非顯著產業。
（二）文化產業規模經濟可轉換性
產業規模經濟不顯著并不等于說沒有規模經濟，隨著規模擴大，其平均成本還是在下降的。通過增加產量獲得的規模效益盡管不如規模經濟顯著性產業的明顯，但企業仍然可以通過一定的經營方式來擴大規模來降低產品的單位成本，并獲得規模經濟效益，從而將非顯著性規模經濟轉化成一定程度的規模經濟，甚至是顯著的規模經濟。（三）文化產業影響因素的多樣性
非顯著規模經濟性產業的規模經濟不僅取決于企業自身的物質條件和經營水平的高低，而且取決于企業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交通條件，經營體周圍的人口密度、消費水平、居民生活方式、外來購買力和同行業企業之間的競爭性質和競爭度等多種因素。
（四）文化產業成本構成的復雜性
文化產業的性質以服務業居多，此類產業中企業的經營成本不僅包括購銷成本、儲運成本，還包括交易成本，其成本構成比較復雜，并且受市場環境的影響，可變性大。因此，對非顯著規模經濟性產業規模經濟程度的判定比較難。
二、文化產業規模經營原理及基本模式分析
（一）運用組織調整行為提高產業規模經濟的基本原理
產業的規模經濟包含了內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經濟，前者是由于企業自身經營要素的擴張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而獲得的規模經濟。后者是由于產業結構的調整、相關政策的調整、保障和產業內共同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人才的培養等外部條件改善而使得整個產業的平均成本降低收益增加而獲得的規模經濟。
文化產業實現規模經濟的原理如圖1所示。在文化產業中隨著提品數量的增加，使得平均每單位產品上分攤的固定成本在減小，這使平均成本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在圖1中表現為曲線的左半邊曲線。隨著文化產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使得固定成本中諸如管理費用、銷售費用等經營費用以及政府為產業提供基礎設施及配套服務所發生費用的增長速率遠大于產業內各企業產量增加的速率，這樣反而使平均成本上升，在圖1中表現為曲線的右半邊曲線。
（二）文化產業規模經營基本模式分析
文化產業的規模經營一般是通過產業內企業間的并購、集團化、戰略聯盟和連鎖加盟等組織調整行為來實現的。
1．企業并購
企業并購是指一個企業通過另一個企業全部或部分資產或產權，從而控制、影響被并購的企業，以增強企業競爭優勢，實現企業增長等經營目標的行為[1]。企業并購又可分為橫向并購和縱向并購。橫向并購是處于相同行業、生產同類產品或生產工藝相近的企業之間的并購。通過橫向并購使企業在短期內擴大生產銷售能力，從而迅速擴大生產規模來達到規模經濟；縱向并購是生產或經營過程相互銜接、緊密聯系的企業之間的并購[1]。通過縱向并購，促進了企業采購、生產、銷售各環節的密切配合，縮短了生產周期，大大地節約了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共同經營費用，從而通過提高生產效率達到規模經濟。
2．企業集團化
企業集團是指以一個控股企業為核心，通過建立資產關系，控制下屬子公司和分公司。控股公司通常是集團企業的核心，其資產優良、規模龐大，具有資本經營的能力。通過對產業鏈中的各環節進行組合分配，可以對現有資源進行很好的整合，并能進一步擴大企業的規模，優化資源，實現規模經濟。
3．企業戰略聯盟
戰略聯盟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互獨立的企業經營實體之間為了達到某種戰略目的建立一種合作關系。通過戰略聯盟的建立可以分散風險和分享資源，減少新產品、新技術開發和進入市場的時間。通過聯盟合作，公司各方能夠在技術研究開發、技能、產品、市場占有、生產能力等方面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最終達到實現規模經濟的目的。
4．企業連鎖加盟
連鎖經營日益成為零售業、服務業中一種非常重要的商業模式，而連鎖加盟更是可以將連鎖總部的成功運營模式與加盟者的資本相結合，以較低的資本投入和風險，短期內大幅度提升市場份額。通過在不同地域開設連鎖店，可以將連鎖總部的成熟經營模式復制到不同地域的連鎖分店。通過連鎖店數量的擴張可以極大地分攤整個連鎖店的固定經營費用，從而實現規模經濟。
三、湖南文化產業規模經營現狀分析
本課題組通過對旅游酒店的實地調研，取得了第一手資源。在此基礎上，運用產業組織理論來探討提高市場集中度，達到規模經濟的具體方式。再將這種模式推廣到文化產業的其他行業。表1列舉了湖南省GDP位次、文化產業產值及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全國平均比較數據。
由表1可以看出，從2000年以來湖南省GDP在全國排名一直處于12名左右，而湖南省文化產業占全省GDP的比重從2001年的2．7%增加至2005年的4．2%。2005年湖南省文化產業產值達到694億元。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06年湖南省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經達到4．5%，超過全國平均水平2．45%達兩個百分點。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從整體產業的產值上看，文化產業已經成為湖南省的支柱產業之一。
在文化產業中，旅游酒店業屬于產業中比較典型的服務型產業。據湖南省旅游局有關數據顯示，2005年長沙市酒店的床位數85524個，占全省旅游酒店床位的23．7%；而2005年長沙市酒店的收入達到132．17億元，占全省旅游酒店收入的31．3%。下面通過分析長沙旅游酒店業市場結構，從一個角度來推斷湖南省文化產業結構是否合理。表2列舉了長沙市酒店業所開客房數前八位的酒店的星級和客房數，并對長沙市酒店業的市場集中度進行了計算。
通過計算可以看到：2001年度長沙市酒店業市場集中度（CR8）在37．3%，接近寡占Ⅴ型市場結構。但是在5年內，雖然長沙星級酒店業規模增加了將近10000間，但是市場集中度卻降低為22．1%。依據美國產業經濟學專家貝恩對市場結構的分類，把CR4＜30或CR8＜40定為完全競爭型市場結構。這說明長沙市星級酒店雖然在數量上增加了，但在酒店業中的產業結構基本上還處于完全競爭階段。從規模經濟的理論上看，酒店業處于完全競爭狀況說明在酒店行業中沒有一個或幾個起龍頭作用的大酒店集團或連鎖酒店出現，基本以單體的形式出現。酒店業重復建設，分散資源使得這個酒店業的經營的固定成本很高，而且業內各個酒店之間各自為戰，處于一種惡性的價格戰競爭狀況。中小企業的數量的增加不及產業內運營成本的增加，從而使得平均成本無法下降。規模經濟效應體現不出來。
在湖南省，整個文化產業的市場集中度都比較低。如2002年的文化產業集中度CR4只有31．5%，其中旅游業中的旅行社集中度CR4由1995年的30．56%下降到2003年的5．62%，酒店業集中度CR4由1993年的41．33%下降到2003年的22．03%；另外湖南傳媒業中報業的市場集中度，2002年長沙報業的集中度CR4為29．82%。湖南省文化產業集中度有降低的趨勢表明產業大中企業規模和市場份額沒有迅速提升，而中小企業在整個產業中的比重反而增長。這造成了文化產業內中小企業數量的增長與市場集中度的不同步增長的現象。此外，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湖南文化產業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的主導作用不突出，缺乏規模經濟性，從而使得整個產業的績效沒有達到應該達到的水平。
四、運用組織調整行為構建湖南文化產業規模經營
組織調整行為是指運用一體化行為、連鎖加盟和集團化方式來提高產業的市場集中度，繼而實現規模經濟的手段和策略。而根據文化產業產品性質的不同可以將文化產業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生產性文化產業，主要生產有形文化產品的產業，包括科學教育業、出版業以及文化用品、設備及骨干文化產品的生產制造等；另一類是服務性文化產業，主要提供文化服務產品的產業，主要包括旅游業、影視業、會展業、娛樂業、體育業等。結合湖南省文化產業的實際情況和不同文化產業的類型可以采取不同的運作方式：
（一）縱向一體化行為
文化產業的發展會牽涉到飲食和交通行業發展，而超大型媒體集團充分利用報刊業、廣電業、因特網三種媒體的優勢互補，走綜合發展的道路，則可以進一步強化文化產業規模經濟的程度。縱向一體化經營方式適合于服務型和生產型文化產業的混合運用，即生產型文化產業的下游企業可以是服務型文化產業或生產型文化產業，其上游企業可以是生產型文化產業，但一般不會是服務型文化產業。因為，服務型文化產業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行業，而生產型文化產業可以采取批發和零售經營方式，批發經營方式直接面對的是生產型企業。例如，湖南廣播電視合了廣播電視、旅游、服務、會展、餐飲、房地產等一系列行業，通過廣電業的核心作用，加強各行業之間的聯系，形成了企業間的良性循環。合理配置文化資源和生產要素，使文化產業形成集約化、規模化經營。
（二）橫向一體化行為
由于橫向一體化主要采取對同類型的企業進行并購的方式進行，因此采取橫向一體化的經營方式適合于單純只有服務型或生產型的文化產業，即服務型文化產業不適合與生產型文化產業進行橫向一體化。不同類型的文化產業規模經濟顯著性不同，因此把生產型文化產業與服務型文化產業橫向一體化很難協調和兼容。以長沙市旅游酒店為例，截止2007年上半年止，長沙市星級酒店共81家，其中五星級7家，四星級13家，三星級43家，二星級18家。此外，還包括經濟型和高檔型酒店34家。在這些酒店中客房數在500間以上的只有華天大酒店和華雅國際大酒店，華天大酒店以710間名列榜首；400間至500間的只有3家，300間至400間的也只有5家。根據表2的數據，長沙市2007年酒店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只有22．1%。如果以華天酒店、華雅國際大酒店以及通程國際酒店為龍頭企業通過橫向一體化來兼并長沙市三星級以下的酒店則可以優化酒店業產業結構，提高長沙市酒店行業整體的市場集中度。
（三）連鎖加盟
規模經濟不顯著的服務型文化產業通過連鎖經營的方式實現了服務產品的異地標準消費，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可以就地通過擴大生產規模來實現規模經濟。因此，對于連鎖加盟這樣一種規模經營方式更適合于服務型的文化產業。以“和一”連鎖酒店為例，“和一”連鎖酒店在長沙地區做連鎖酒店是最成功的一家，目前“和一”在湖南省有連鎖酒店5家，計劃在今后5～10年內繼續在全國再開拓20家。截至2007年，“和一”連鎖酒店的客房數達338間，在長沙地區排名第八。“和一”主要采取投資、托管方式進行拓展。通過統一的人力資源培訓、財務管理、物流配送等形式使連鎖酒店極大地降低了酒店整體成本，獲得比較好的規模經濟效益。
（四）企業集團
在一個企業集團中，可以同時存在生產型的文化產業和服務型文化產業，兩者互為補充。企業采取集團化的方式拓展規模其做法類似于不相關多元化經營，在市場風險結構為互補的情況下，采取不相關多元化的方式可以降低經營風險，提高綜合經營效益。湖南最大的企業集團——湖南華天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是以酒店旅游業為支柱產業、多元發展的綜合性大型企業集團，華天集團實力雄厚，總資產達30億元，下轄控股企業18家。酒店旅游業作為華天集團的支柱產業，擁有2家五星級、4家四星級等9家下屬酒店，其控股的上市公司華天大酒店，是湖南省首家五星級大酒店。
五、運用組織調整行為調整湖南文化產業效果預測
傳統的SCP范式研究認為，市場結構、企業行為與市場績效有著較強邏輯關系。通過運用組織調整行為對湖南省文化產業進行結構優化調整，湖南省文化產業的規模經濟將從不顯著逐漸轉變為擁有一定程度的規模經濟性。雖然，目前湖南省文化產業集中度還不理想，但是通過運用以上的組織調整行為可以逐漸提高產業的市場集中度水平。以湖南省旅游酒店為例，可以預計，通過運用組織調整行為優化產業結構，湖南省酒店行業規模經濟程度在未來幾年內將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市場集中度水平和產業績效的關系，預測值如表3所示。文化產業中其他行業如果運用組織調整行為進行產業結構的優化，則也可以達到比較理想市場集中度和經營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