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創新的過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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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知識創新的過程范文

正如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在20世紀60年代預言的一般，如今我們已經開始步入“知識社會”，知識成為重要的經濟資源，知識工作者成為社會的主角，創新成為社會發展的第一驅動力。企業也認識到了知識的重要性，逐步開展知識管理的工作。隨著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現有信息和知識的搜索和瀏覽變得更加便利，但是如何創造新的知識、如何實現技術創新，仍然是困擾企業管理者的難題。

知識管理領域的拓荒者野中郁次郎所提出的組織知識創造理論，系統地闡明了組織是如何創造知識，以及組織是怎樣對知識創造的過程進行管理的。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中國企業面臨創新的難題，這套知識創造理論可以為中國的企業管理者提供借鑒，幫助企業更好地進行創新。

被忽視的“隱性知識”

作為一位受過西方教育的東方學者，野中郁次郎將西方哲學影響下的管理思想與日本知識傳統進行對照和結合，分析日本企業對知識認識的獨到之處。

野中郁次郎首先在哲學層面上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對于知識的認識，西方哲學中關于“知識是什么”，以及“知識是如何產生出來的”的探究被稱為“認識論”。而日本缺少這方面的論述，沒有專門關于知識的哲學理論，日本人的知識傳統特征主要有：主客一體，即“人類與自然的一體化”；身心如一，“知識意味著根據全人格的觀念獲得的智慧”，而不是像西方身體與精神分離的觀點；自他統一，“重視自身與他人之間的互動關系”，“自己與他人產生共感中達成一體化”。日本的知識傳統與西方笛卡爾式主體與客體、精神與身體的二元論截然不同，野中郁次郎認為要遵循日本的知識傳統，身行合一，身體和精神彼此相互補充。

同時，他認為西方學者在努力克服“笛卡爾兩分法”在理論上的局限性，但是還“沒有哪位思想家曾經明確地闡述過，人類為了改變世界可以積極地創造知識方面的動態理論”。笛卡爾學派認為組織是“處理信息”的機器，并不能對創新過程進行真正的解釋。野中郁次郎發現，與西方的經濟與管理理論不同，日本企業在管理過程中對知識有獨特的理解。他使用邁克爾?波蘭尼（M.Michael Polanyi）的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概念對日本企業的理念進行解釋：日本企業認為創造新的知識，并不僅僅是在處理顯性知識，而是發掘每個員工的高度個人化、難以進行形式化和交流的隱性知識，為整個企業所用。

野中郁次郎認為，隱性知識可以分為兩個層面。“技術”層面包括“非正式和難以明確的技能或手藝”，稱之為“秘訣”（know-how），這些知識可能源自親身體驗、高度主觀和個人的洞察力、直覺、預感及靈感。專業工匠的技能就屬于這個范疇，雖然他們有豐富的經驗，但是很難將自己知道的技能表達出來。“認知”層面包括信念、領悟、理想、價值觀、情感及心智模式。這些認知因素同樣很難表述，但是會在人的行動中有所體現。

對隱性知識價值的發掘，是野中郁次郎提出知識創造理論的基礎。

創造知識的“場”

雖然西方的知識理論和日本企業的知識傳統大相徑庭，但是野中郁次郎秉持辯證的觀點，認為東西方的理論是互補的。他提出知識創造理論，力求實現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這一對立事物的轉換和統一，在組織內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創造知識。在他的觀念里，“知識創造的本質，深深地扎根在建立對知識的綜合，以及對綜合知識的管理過程之中”。組織可以通過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之間的轉換來創造和利用知識。據此，野中郁次郎提出SECI模型，包括四類知識創造過程：從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從隱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外顯化（Externalization），從顯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組合化（Combination），從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內隱化（Internalization）。

SECI模型可以在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相互轉換上提供理論上的指導，不過創造知識還需要“場”的推動。野中郁次郎將“場”定義為分享、創造及運用知識的動態的共有情境。“場”為“進行個別知識轉換過程及知識螺旋運動提供能量、質量及場所”。這里的“場”既包括會議室、辦公室、工作車間這樣的實體空間，也包括工作小組、項目團隊、非正式團體、臨時會議、虛擬空間、客戶交流活動這樣在特定時空發生的相互作用。知識不僅存在于人的認知層面，也依存于特定的情境，“場”就是參與者共享情境，通過互動創造新知識的存在場所。

企業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場”，領導者可以對企業內的“場”進行有機配置，推動知識螺旋的進行。通過提供諸如實際空間（比如會議室）、網絡空間（比如算機網絡）或精神空間（比如共同目標）的“場”，可以使企業內的員工分享、創造、運用知識的過程更加方便順暢，促進知識創造。

野中郁次郎認為，知識創造可以分為五個子過程：共享隱性知識；創造概念；驗證概念；建造原型；知識轉移。因此，想要營造知識創造的“場”，首先需要鼓勵員工進行隱性知識的共享，實現知識創造的第一步。不同的企業，知識共享方式有很大不同，具體為以下五種。

隱性知識傳承型企業

這類企業依靠的是知識口頭或手把手的傳授，是一種“師傅帶徒弟”的模式。人類出現以來，主要靠這種方式繼承和傳播知識。存在問題是：知識傳遞的效率不高，范圍有限，“場”不夠大，遠不能滿足當今復雜產品創新的需求。

基于命令的知識貢獻型企業

這類企業的知識共享依靠的是強制命令，例如，規定企業員工必須每年多少條知識，提多少條建議。或者規定員工在工作完成后，必須總結自己的經驗，將知識保留下來。這對于企業知識的積累有一定的作用。特別是當員工意識到這些知識的共享，對于企業發展有重要價值的時候，他們會認真對待這些工作。典型的案例是美國軍隊的“事后總結”制度，軍人認識到自己所總結的經驗對于戰友的生命安全至關重要，所以他們會去認真執行這一制度。存在的問題是：員工往往更多考慮自己的利益，不愿上傳有價值的知識。因為這是他們的吃飯本領，擔心“教會了徒弟，餓死了師傅”，上傳的知識多數是些無價值的垃圾知識。所以在基于命令的知識貢獻型企業中，如果員工只是被動地去共享知識，難以形成有效的創造知識的“場”。

基于知識共享數目的激勵型企業

這類企業對員工的知識共享數目進行統計，然后將知識數目折算成點數，給予相應的經濟和精神激勵。員工對此的反應是：或者一些價值不大的知識，或者少或者不知識。因為員工會覺得，這么點激勵不能反映自己知識的價值。而過多沒有價值的知識來拿獎金，又不好意思。例如，中國某研究所曾經規定，發一條知識獎勵400元獎金，但大家知識共享的積極性還是不高。這類的激勵因為標準不科學準確，對形成創造知識的“場”作用不大。

基于知識生命周期的透明公平型企業

利用信息技術，對知識生命周期，即知識螺旋進化過程進行跟蹤統計和分析，最終可以獲取知識對企業發展的貢獻情況，然后據此給予員工公平的激勵。這樣可以解決員工對于貢獻有價值的知識得不到合理回報的擔憂，使員工愿意貢獻自己的知識。這也是一種內部知識市場型的企業。其難點是，知識生命周期和知識的效益不易評價，激勵很難做到充分準確。但互聯網和大數據為建立基于知識生命周期的透明公平型企業提供了機遇，有助于使企業中的知識生命周期變得越來越透明，激勵越來越公平。這對形成創造知識的“場”有積極的作用。IBM的創新夢工廠、西門子的ShareNet都是這類創造知識的“場”。

幸福型企業

員工在企業中感到很幸福，以企業為家，將知識無私貢獻給企業。幸福型企業依靠文化和價值觀激勵員工貢獻知識，這是最理想的企業。日本的稻盛和夫曾致力于此類企業的建設，并已經在影響一些中國的民營企業，如寧波中興精密和方太集團。深圳華為也在打造這類企業。這類企業的主要問題是，在目前的市場環境和企業制度環境中要實現幸福型企業，難度很大。因為這種企業文化的建立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特別重要的是首先要求企業領導做到無私忘我，要求領導有很好的人格魅力。

合伙人制、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經營”理念及管理方式等，再加上互聯網和大數據帶來的企業透明化，可以促進幸福型企業的成長，讓員工與企業成為“精神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目標共同體、利益共同體”，釋放員工潛能。這是比較理想的創造知識的“場”，因為它能使員工真正以企業為家，全心全意為企業發展出謀劃策，貢獻自己的知識，無私地開展協同創新。日本的精益生產模式也代表了這種“場”。

成為知識創造型企業

知識以及創造、利用知識的能力，被認為是企業可持續競爭力的最重要來源，很多企業都開始重視這項工作，但是這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知識創造的過程中，存在一些壁壘：在個人層面，員工在接受新情況、新信息及新情境時，在新方式短期內不能產生效果的時候，可能會對新方式持消極態度，而采用舊的、穩妥的做法；使新的方式短期內不能產生效果；在組織層面，企業范式（company paradigm），即企業的戰略意圖、愿景或使命宣言及核心價值觀，根植于每個組織，并且影響員工的思考和工作方式，當出現的新知識與企業范式有沖突時，在推廣上會遇到阻礙。在這些壁壘的阻擋之下，知識創造過程在企業可能難以維持。因此，野中郁次郎認為需要在知識創造過程中進行知識促進，并且歸納總結了以下五個知識促進要素。

灌輸知識愿景

灌輸知識愿景，是指組織制定企業戰略時，將企業的愿景概念化，指導員工應該開發哪些知識，同時在管理過程中對知識創造過程進行促進。例如，本田汽車在開發新概念轎車時，提出口號“讓我們一起去冒險”。管理者認為，需要一款與傳統的思域（Civic）和雅閣（Accord）車型設計理念不同的汽車。于是，一群由年輕工程師和設計人員組成的新產品開發團隊根據管理團隊的思路指導，設計了既“短”（長度上）又“高”的城市型轎車――本田城市（Honda City）。這種“球形”的汽車形狀可以為乘客提供最大的內部空間，同時占用路面空間最小，特別適合日本空間有限的國情。

管理交談

管理交談是指協助組織成員之間的交流，以及與組織外部的人員之間的交流，比如與供應商、利益相關者及顧客等之間的交流。管理交流的方式包括：使用共同語言，澄清和避免任何誤解及誤讀，鼓勵組織成員之間的積極溝通，即創造交流的“場”。野中郁次郎認為，相比購買昂貴的信息系統來管理和處理數據，交談才是分享和創造知識的最佳手段，應該受到重視。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員工之間的交流變得更加方便。例如，西門子公司的ShareNet將數據庫、聊天室、搜索引擎結合在一起，在ShareNet中，員工可以存儲任何有可能對同事有用的信息，而且不必拘泥于形式，因此在ShareNet上有很多個人或部門的陳述、評論；ShareNet上的“緊急求助”論壇是很多人愿意光顧的地方，在這里員工可以緊急詢問在世界各個角落、對這個問題有了解的同事；ShareNet中的每一個知識貢獻都能被大家評論。從使用結果來看，ShareNet是很好的工作助手，在使用的最初4年為西門子帶來了1.22億美元的額外銷售額，而創造這套系統的成本只有780萬美元 。

調動知識行動者的積極性

知識行動者是企業內將知識信息傳播給每個人的“傳教士”，他們幫助建立適當的促進情境，使隱性知識得以分享出來。他們為知識創造的過程進行準備工作，比如建立各種微型知識社群、聯系不同部門的員工等。雖然他們一般不會參與到具體的知識創造過程中來，但是他們的工作減少了知識創造需要的時間和成本，改善了知識創造活動的條件。當今基于互聯網的各種知識社區、微信群、博客等，使得知識行動者的人群范圍已經大大擴展，企業需要對于知識行動者的行為給予肯定和鼓勵，提高他們的積極性，間接地推動知識創造過程。

創造正確的情境

創造正確的情境包括：培育扎實的關系及建立有效合作的組織結構，促進跨職能及跨業務單元活動。在當今的互聯網環境中，企業組織在發生著變化，分布化企I將是企業組織的未來模式。一方面大企業將權力下放，形成各種具有較大自的小團隊或“阿米巴”，甚至是海爾的平臺型企業中的創客，另一方面大量小企業紛紛涌現，如淘寶上的千萬網商。他們是企業的主人，目標明確，創新非常積極。同時，互聯網和大數據幫助專業化分工協同，并進行監管，防止投機取巧現象。

將本地的知識全球化

本地知識的全球化，指的是考慮在全球范圍內復雜的知識傳播問題。在跨國公司中，將局部知識全球化，利用各國員工的智慧，就有可能縮短創造知識所需的時間，降低創造知識的成本。野中郁次郎知識創造理論的提出過程，就是知識全球化的一種體現。他分析日本企業的成功秘訣，把總結出的管理理念與西方的管理思想對照結合，向全世界的研究者發表知識創造的學說，由此東西方的企業管理者可以互相借鑒經驗，更好地進行知識管理工作。

國內的一些企業先驅如華為，已經在進行著知識促進的工作，在公司層面上提出知識管理的目標和戰略，開辟線上線下的知識交流平臺，任命知識管理專員負責知識行動，同時也組建跨職能及跨業務單元的團隊來解決問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2篇：知識創新的過程范文

[關鍵詞] 城市社區 治理模式 創新路徑

一、城市社區治理模式創新內涵

1.社區治理的內涵

社區治理是指以社區地域為基礎,政府與社區組織、社區居民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活動,它體現為社區范圍內的不同主體依托各自資源而進行的相互作用模式。正如美國政治學學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所說“社區治理通過借助既不同于國家也不同于市場的制度安排,可以對某些公共資源系統成功地實現適度的開發與調適。它可以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某些不足,成為國家和市場手段的補充”。

2.社區治理模式創新的內涵

所謂社區治理模式創新,就是一個改革過程,就是對社區管理公共事務的理念、方式、體制、制度等等進行重新設計和運行的過程。在社區的治理模式框架中,所有的內容發生了變更,都可以稱之為治理模式創新。如果我們結合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來考察社區治理模式創新,則社區治理模式創新可被定義為:引入新的治理因素或對原治理模式進行重構。

二、城市社區治理模式創新框架

城市社區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我國城市管理體制、民主政治建設、公共服務的供給與運行及社會穩定與發展,更涉及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元結構的關系調整。正如上文所說,社區治理中的任何要素發生了變動,都可以稱之為革新。因此,社區治理模式創新就是一個系統,是多維度的集合,其涵括的內容非常廣泛。根據治理要素的內容,筆者構建了城市社區治理模式創新的框架,認為社區治理模式創新,應該涵括治理目標的創新、治理理念的創新、治理主體的創新、治理結構的創新、治理方式的創新和治理過程的創新等若干層面的創新。

三、城市社區治理模式創新路徑

正如上文所說,城市社區治理模式創新是一個多維的架構,這個多維的架構,為社區治理模式創新提供了選擇路徑。

1.城市社區治理目標創新:構建社區善治的導航目標

社區治理模式創新,需要正確的目標引導。正確的目標,使社區治理模式創新有了方向,有了航標。筆者認為,我國社區治理模式創新的走向,應該是通過創新,實現良好的治理。因此,善治是社區治理模式創新的目標。那么何謂社區善治?所謂社區善治,就是長效的、良好的社區治理的治理。它是使社區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區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社區居委會與社區居民對社區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城市社區善治的目標和測量指標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合法性,即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的性質和狀態。第二,透明性,即社區信息的公開性。第三,責任性,即與某一特定職位和機構相連的職責及相應的義務。第四,法治,即所有人都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五,回應,即公共機構和管理人員要對社區居民的要求做出反應。第六,有效,即管理的效率。善治實際上是政府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善治表示政府與社區或者說政府與社區居民之間的合作。善治有賴于社區居民自愿的合作和對權威的自覺認同,沒有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會有善治。城市社區的良好治理涉及社區經濟、環境、資源利用、居民意識、民主管理、生活質量等的綜合平衡發展。

2.城市社區治理理念創新:樹立參與、和諧、服務的治理理念

社區治理模式創新首先要從理念或價值層面上入手,社區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參與、和諧、服務。也就是說,通過社區成員的積極參與,努力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共同享受創造的成果。社區治理理念是對社區治理活動合規律性和合價值性的認知定勢和認知運行模式的總和,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思維模式,這就決定了它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其創新是社區治理模式創新的先聲和基點。城市社區應以新的治理理念為指導,進行傳統的社區治理模式創新。

(1)社區治理的參與理念

社區治理模式創新的理念之一,是變革傳統的基層管理理念,強調社區成員的治理參與性。所謂社區成員的治理參與性,是指社區各類成員要參與到社區公共事務制定決策中去,以不同身份參與到社區治理活動中,并分別擔任不同的角色,承擔了安排者、生產者、監督者等不同的職能。社區發展的各項規劃、社區建設的實施,以及社區事務的處理等都必須體現社區居民的廣泛參與,與居民的要求相適應。

社區治理參與理念的樹立,需要社區居民公民意識的建立,需要不斷地加強公民意識教育,逐步培育“參與共享、互助共進”的理念,提升參與意識,提高參與行為。因為能否有效地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居民是否具有強烈的參與意識和成熟的社區理念。社區公民參與意識和公民精神的培育需要適宜的生長空間和土壤,因而,政府一方面要拋棄管制和包辦的做法;另一方面,要提供更多政府與公民合作、溝通的平臺。

(2)社區治理的和諧理念

正如我們在前文所說,社區治理模式創新的目標是實現社區善治,通過社區善治,使得社區和社區內成員都得到壯大和發展。為此,建設和諧社區是善治目標下的應有之義。所謂和諧社區是指基于法律框架和道德約束,以人為中心的人、自然與社區的協調統一。互相幫助、互相照顧、奉獻愛心是和諧社區的精神理念。也就是說,創新型的社區治理模式下,社區將建設政通人和、經濟繁榮、居民生活幸福、社區功能不斷完善的社區,一個以人為本、注重全面發展、充分實現社會正義的社區,一個人與自然平等發展、和諧統一的社區。

(3)社區治理的服務理念

社區服務是社區建設的永恒主題和生命力所在。社區治理模式無論如何變革,強化社區服務都是核心的理念。社區發展的終極目標是使社區內的所有成員都能得到全面發展,而這種全面發展的實現,則有賴于完善的、良好的社區服務。社區的所有工作都應當圍繞社區居民的需求來開展。因此,我們應當變革原有的“小社區服務”理念,樹立“大社區服務”的理念,看到社區服務已經不僅僅是福利性質的扶貧幫困和志愿服務,它還涉及到社會保障、基層政務、公共服務、社會工作、第三產業、互惠交換等領域,形成多層次、多樣化的綜合服務體系。

3.城市社區治理主體創新:構建多元參與的治理主體

傳統社區治理模式下,社區治理主體單一,這會造成權威統治。而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則使治理過程民主化,使治理決策科學化,治理結果合理化。Hayek說:“我們每個人在做自己要做的事的時候,彼此產生了協調,這種自發式的協調所產生的秩序,足以證明自由有利于這種個人行為,可稱之為自由的行為,因為它不是上司或公共權威所決定的。個人所需服從的,是法治之下的法律,這種法律應是無私的普遍的有效的。” 所以培育社區非營利組織,提高居民的組織化、社區化程度,構建多中心秩序,無疑將是社區治理模式的理想選擇。社區本是多元主體的聚合體,因此社區主體多元化是社區治理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個趨勢下,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組織、企業、社區部門和社區居民都可以成為社區治理的主體。不同主體在對社區事務的管理中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相互合作,共同為社區建設出力。

多元主體治理模式下,所有社區利益相關者都是社區治理的主體,即與社區需求和滿足存在直接或間接利益關聯的個人和組織的總稱,包括政府組織、社區組織、社會中介組織、駐社區單位、居民等。他們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共同管理。社區參與者之間進行適度分權,不通的社區參與者被授權擁有與其角色相對應的社區決策權、管理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社區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自愿平等合作關系被強化,憑借合作網絡實現各個主體間的協調和溝通,實現治理機制與治理理念的轉變。

4.城市社區治理結構創新:構建合作共治的治理結構

所謂社區合作共治,是指社區治理多元主體間以伙伴關系為基礎,在治理中相互關懷、相互協調、相互交換資源并通過合作而達到社區治理目標的治理架構。

在合作共治的治理架構中,各治理主體的“平等性”被強調,治理主體因面對需要解決的社區發展共同問題、社區公共事務這―共同客體而相互需要,由若干個“我”構成為“大我”、“我們”,構成為共同體、共同主體的內容。合作共治其基本的價值取向在于正確處理好互為治理主體的主體間的關系,其核心內容是治理主體間如何相互協調并達成目標的一致性,尋找達成目標一致性的路徑。治理主體間的平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礎上的網絡化聯系、價值認同、對資源的相互依賴性、對治理規則的認定是維系多中心治理的基礎。

其次,社區共治是互惠基礎上的合作。社區共治是借助科層制、市場機制、合作機制、組織間網絡、自組織制等混合機制,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共同管理。這種共同治理的實質在于互惠基礎上合作關系的建立。互惠規范的確立,有利于建立多元主體之間的伙伴關系,才能使合作得以持續發展。

再次,社區共治是權力與權利的結合。社區共治是公共權力的分散化與公民權利的民主化為基礎,實現了權力與權利的結合。社區居民有權參與社區事務的治理,特別是隨著社區居民民利意識的增長,權利的訴求逐漸轉變為一種對社區發展治理權力的追求,要求參與到公共權力體系中,實現對社區事務的治理。

5.城市社區治理方式創新:向自治化、制度化、綜合化治理演進

(1)社區自治是社區治理方式轉變的必然選擇

創新的社區治理模式下,必然要求采取“自治”的治理方式。自治型社區治理方式,需要服務型政府的出現。政府管理理論認為,社區的治理結構取決于政府的主導:一個管理型的政府,其基層管理也必然是管理型的;而一個服務型的政府,其基層管理也將是自治型的。所以在當前社會轉型、經濟轉軌時期,我們要不失時機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發展公共服務型政府,收縮政府管理戰線,避免把社會事務管得過嚴,理得過寬,統得過死,通過各種方法和途徑,積極促進社會力量的壯大,促進公民社會的實現。

(2)制度化的專業治理是社區治理方式轉變的必然要求

傳統的社區治理方式,由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使社區日常事務管理,很多主要是依靠經驗進行。這種依靠經驗的非制度化管理,使社區活力受到抑制,難以有更大的發展。隨著新的治理模式的創新出現,必然要求經驗式治理方式向制度化治理方式演進,新型的專業化治理要求應運而生。專業化的發展要求社區治理的技術化、制度化和專門化,特別是在社區服務的提供上,需要專門的技術型、知識型人才,單單依靠社區自身可能滿足不了對這些人才的需求,外聘職業經理人實現對城市社區的專業化治理正逐步成為一些發達地區社區的選擇。

(3)多層次的綜合治理是社區治理方式轉變的必然方向

傳統的社區治理模式下,社區的治理是執政黨一元化的單向治理,社區居民與其管理者之間是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在文化上表現為大眾行為的趨同性和意識形態教條化。隨著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社區各類問題(流動人口問題、老齡化問題、就業問題、環境問題、康樂問題等等)的產生,催生著城市社區治理向多層次、綜合化的方向發展。在居民自治的基層民主治理試驗之外,社區多種多樣的中介組織、自治組織、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等等都在城市社區治理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關心公共事務、參加公益活動、參與決策、對社區建設進行監督評估等,使社區治理向多層次的綜合治理演變。

6.城市社區治理過程創新:由行政控制向民主協商演變

在我國城市社區治理中,政府擔任著重要的角色。在傳統的“兩級政府,三級控制”的治理模式下,社區治理過程通常表現為行政控制,公安、民政、疾病預防、消防、交通、計劃生育等政府部門對社區治理進行滲透,它們根據自己的權力、職責在社區建設中找到參與的切入點和落腳點。而創新的社區治理方式,要求治理過程向民主協商演變。這是同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和治理架構的共治性向吻合的。社區共治架構下,多元的治理主體間既不可能是行政命令機制,也不可能是市場交換機制,而應該是多方協商機制,并通過制度使協商機制規范化、定期化和有效化。治理的一個重要基礎是有關各方達成共識,而達成共識,必須依賴于良好的溝通與協調。一方面,參與治理的各個主體之間需要進行溝通協調;另一面,在治理主體與各利益相關者之間也要進行有效分的溝通協商。社區事務的多方協商,可以通過多種形式來實現,比如通過定期召開聽證會、協調會、評議會、咨詢會和議事會等形式,對涉及具有社會性、公益性、群眾性的社區事務進行議事協商、協調聯絡、監督評議,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匯聚民力,規范社區成員參與共同治理的議事規則、工作制度,逐步形成合法、合適的社區民主組織形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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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知識創新的過程范文

(一)以引進為起點構建創新的經濟學意義。

1．技術創新過程是一個動態的學習過程和融合過程。通常創新經濟學家都將技術創新過程視為，始于對技術商業潛力的認識，而終于將其完全轉化為商業化產品的整個行為工程。例如，經過對創新理論的深入研究，索羅(S．C．Solow)在《在資本化過程中的創新：對熊彼特理論的評論》中，就把技術創新分為新思想的來源和以后階段的實現發展兩步過程。而作為第一步過程的新思想來源，既可以來自產業內部的技術創意，也可以來自外部的學習與引進。引進新技術、新工藝乃至新的生產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由下述原因決定的，即各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性，及其一國經濟在不同發展層面和運行時點上面臨問題的多樣性。制造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其龐大的生產體系和不同門類的眾多工藝技術，是不可能由一個國家的工業部門完全占優的。尤其是經濟后起國家，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提高產業的技術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恰當的技術引進是一種必要的選擇。與歐美國家技術經濟發展上的巨大差距以及生存競爭的嚴峻環境，使日本歷史性地選擇了把引進作為創新的起點，以降低追趕成本和加快自身的發展腳步。盡管經濟發展的后進性及其與他國的技術經濟差距，使日本在工業化起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恢復時期的經濟活動處于低水平，但是日本卻成功地利用了這一點，孜孜以求地學習一切能夠學習的先進科技知識，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引進機會，在廣泛汲取民族發展營養的同時促進自身的成長。例如工業化早期，它盡可能聘用各種掌握一定科學技術知識的在日外籍人員，利用一切能夠得到的科技書籍從事發明與創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趕超期間，為規避風險，節省費用和節約時間，又積極推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為基礎的吸收型科技發展戰略。將發展之初的劣勢成功地轉化為后發優勢。可見，利用科技發展的國際傳遞特點，盡可能以全人類創造的科技知識武裝自己，實行開放式發展，乃是一個經濟體迅速崛起的關鍵。

2．合理整合資源，實現技術創新上的帕累托最優。由于技術引進過程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資源轉移過程，廣義上說，它是包括了對有用技術的篩選，對使用這些技術從事創新能力的準備等一系列環節的資源整合過程。對于具體的各制造業部門來說，既包括它所擁有的各種資源，也包括使用這些資源的方式。因此，即使是技術稟賦再充裕的部門，也有從外部獲取技術投入提高自身技術使用能力的必要。基于技術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及其創新所要求的經濟技術條件實施技術引進，是許多國家的制造業部門在權衡成本——收益后所做的一種必然選擇。日本制造業的技術引進始終是與自身技術能力運用并行而動的。原有的技術基礎和對新技術的駕馭能力，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采取了多樣化的技術引進運行模式。在自身的消化與吸收能力允許的前提下，根據各制造業部門的實際需要，多通道實行引進。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它對工業技術的引進，既包括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已建立起來的鋼鐵、造船、電機等產業技術，也包括歐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發展的汽車、家電行業的技術；有當時歐美應用成功的電子工業、高分子合成材料、原子能工業的最新技術；更有雖已完成實驗但尚未在生產中應用，或還未實現商業化的技術；以至引進正在實驗中的技術。正是技術引進上的這種廣攬博收、博采眾長，才使日本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以最低的成本奠定完整的新技術基礎成為可能。在1950～1975年25年里，它通過引進吸收了全球半個世紀開發的先進技術，而支付的外匯總額不到60億美元。據日本自己測算，這種做法使其節約了2／3的時間和9／10的研究開發費用。結果使它在60年代與西方國家的科技差距縮短到lO-15年，70年代大部分制造業部門的技術水平已接近歐美發達國家，到80年代其工業技術水平在國際市場已處領先地位。

3．選擇和確立創新的國際起點。更具意義的是，這種廣泛有效的技術引進及早日實現趕超歐美的目標，使日本能夠在深刻了解世界先進技術的基礎上，把本身的自主創新活動建立在高水平的國際起點上。由于產業技術創新活動的前提，是對那些具有較大產業化潛力的先進科技成果，客觀地進行篩選甄別，它要求產業部門與企業要對所選成果及其發展潛力有充分的了解，并對成果實現商品化的生產前景有基本的價值判斷，乃至需要對技術選擇的機會成本認真加以核算。所以它在客觀上也是技術引進要進行的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說，技術篩選的復雜過程，同時也是產業企業對先進技術的充分認識和比較研究過程。例如，日本在引進中不僅了解到相關產業部門的世界最新技術動向，而且也通過比較了解了世界先進技術國家同類技術的不同特點，以及該技術研制中對所遇問題的解決過程。這對日本準確地選擇自身所需的新技術，確定本國技術創新的切人點有著極為重要的幫助。因此成為后起國家日本，不僅能在鋼鐵、造船、汽車等傳統制造業領域獲得強大的國家競爭力，而且能在短時間內在半導體、機器人、集成電路等高端領域取得突破性業績的重要原因之一。通過技術引進，使得日本的制造業企業開闊了國際視野，鍛煉了對現實中的先進技術乃至潛在技術產業化前景的準確判斷。從而能在本國制造業的技術創新中，盡可能地避免重復研發和少走彎路，而直接向世界水平的關鍵技術發起沖鋒。因此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寶貴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在激烈的高端國際競爭中摘取桂冠。

(二)自主創新與制造業自立發展的內在聯系。

1．把握完整的工業技術基礎上的發展主導權。由于創新是較引進更深一層次的發展手段，日本諸多的成功企業均視創新為企業乃至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決定性環節，最重要的生產經營活動。他們普遍認為，鑒于特殊的歷史背景，日本的工業技術多是模仿歐美發展起來的，如果僅停留在模仿上，即使模仿的再好也只能跟在別人后面爬行，如果完全照搬歐美的做法，那么倒閉的只能是日本企業。于是各企業與引進的技術結合，謀求通過不斷的產品、工藝及其組織創新，實現制造業的強盛和自主發展。“勇于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的挑戰者索尼，就是在這一認識下出現的創新型企業。正是將發展的主導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做法，使這個建立之初僅有500美元資本、20名職工的小企業，通過接連不斷的創新活動，迅速成長為世界電子企業的巨人。這種獨立性還集中體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所采用的各種新技術獲取方式上，即合資合作以股權換技術；購買專利技術許可；獨自進行現有的技術改造和獨立從事新產品的市場開發中。“即使是那些選擇與外國公司合作的企業，也不僅僅是現成的外國觀念的被動接受者。例如，當時以51％的股份出售給通用電氣公司的東京電氣公司，就拒絕了通用方堅持研究應由美方進行，日方僅負責后期開發和集中生產的主張，日本企業認為，技術創新是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必須獨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選擇購買專利的企業，更是隨自身創造能力的提高而減少對專利技術的依賴，依靠不斷增強的獨立性，從世界工業的最新發展中捕捉信息，從而開發出自己的生產技術。這種情況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化工企業中較為普遍。它表明日本的企業從開始就將現代制造業的發展建立在自主的基礎上。

第4篇：知識創新的過程范文

[關鍵詞]創新學習；知識建構；觀點；推進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2013）01-0021-07 [DOI]10.3969/j.issn.1009-8097.2013.01.005

一、引言

21世紀的教育面臨著的最大挑戰在于幫助學生產生和運用新的思想，并將新思想貢獻到生產與生活過程中。Scardamlia和Bereiter認為，從知識社會的基點出發，教育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幫助年輕一代適應知識創新文化并且在當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具體來說，這個任務包括幫助學生發展知識建構能力和使他們成為推進知識創新的社會成員。而中國小學科學的教學當前存在著諸如注重知識的傳授而非方法，聚焦于課本內容的掌握而非各種能力的拓展和科學素養的提升，教學過于形式而沒有真正體現學生的主體性等現象。這些現象表明小學科學課程的教學迫切需要注入新的理論和思想。基于上述考慮，本研究力圖把國外成功的創新學習理論與中國小學科學課程的教學結合起來，探索變革中國小學生學習科學知識的方法，試圖使學生形成一定的科學素養和掌握系統的科學研究方法體系，將科學學習引向創新學習的方向。

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知識創新與技術研究所的“知識建構理論”（Knowledge Building）及其教學環境“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與建構主義的不同之處在于，建構主義強調以活動為中心，在活動中進行學習和建構，而知識建構關注學生所提出的觀點，一切的活動主要圍繞觀點來開展，從而輔助學生推進和發展自己的觀點。知識創新教學理論的核心在于看重學生對生活中真實問題的真實想法的形成和持續改進，它關注問題，而非系統的知識單元或主題；關注思想的持續改進，而非尋找結論性答案；關注集體知識，而不僅僅是個人學習；強調去中心化的開放互動，而非權威控制的互動。近幾年來，加拿大、美國、西班牙、新加坡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致力于將知識建構應用于中小學科學、語文、數學、社會等多個學科的教學當中，并取得了相應的成果。相關研究表明，在知識建構的實踐過程中，課堂對話包括異步的論壇在線對話與同步的口頭對話，而有意義的對話是影響學生進行知識創新的重要變量；20世紀90年代研究者在加拿大和美國以小學生為研究對象，對比和研究有無使用知識論壇的學生在成績、溝通與表達能力和元認知等方面的情況，結果發現使用知識論壇的學生明顯有了提升；還有研究者指出，在傳統的學習環境下時常發生的錯誤觀念很難被發現，而在知識建構的過程中錯誤觀念大多會被同伴挑戰，學生解決錯誤觀念時在知識創新上發生了巨大的進步。

由此，變革傳統的教學形式，將知識建構理論引入小學科學的課程教學中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并且對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創新思維能力等方面有一定的啟發，從而也為小學科學知識的教學提供了導向。

二、研究設計

1.課程開設情況

初次將知識建構理論引進小學三年級的科學課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課程調整問題，這種變化不僅需要做整體的規劃，更應該考慮到開展知識建構活動的細節方面。此外，學生的已有經驗和各方面的能力條件、學生的學習活動形式、現有的設備和資源、教師的教學理念和思想觀念等方面都需要有一個新的轉型。

（1）教學計劃

在宏觀架構整個小學階段的教學內容的基礎上，放棄了原先的“螺旋式上升”的教材。本研究把小學階段課程標準中所有涉及“水”的內容整合起來，把“水單元”作為三年級上學期開展科學課程知識建構的活動主題，同時整合信息技術/社會等相關內容。每周教學5課時。一來，水單元涉及的知識點較多，學生在探究的過程中能夠挖掘到更多的知識；二來，水與學生日常生活的聯系更為緊密，更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2）教學內容

“水”作為全班學生共同的研究主題，在實際教學中發展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由于課程標準的制約，教師在水的大主題下提前預設了四個小主題：水的三態，水與我們，水污染，水的分布。以此作為學生研究問題的領域和范圍，避免學生思維過于發散，導致研究內容脫離該主題框架。在第二階段，學生進一步深入研究身邊的水污染情況，該階段是在超越課程標準的基礎上進行的，不受課標限制。

（3）教學過程

學期的教學過程主要分兩個階段：（1）教師設定四個小主題，通過視頻引入，創設情境，引導學生基于“水單元”的四個模塊提出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然后結合多種方式獲取資料，初步形成自己的觀點；進而組織學生進行小組內部的討論，推進觀點的發展；最后進行研究結果的匯報與交流，并總結和評價。（2）研究主題為“里圩河”的水污染情況，學生通過前期討論，為實地考察做好準備工作：在具體考察的過程中，記錄觀察結果，提出自己的問題和猜想；通過水樣的采集、水溫的測量等，對比分析不同地方的水質情況，并作相應記錄，幫助觀點的完善和推進：學生在此基礎上延伸出新的問題和觀點，并持續地深入探究。在學期結束前，教師還要求學生進行研究的反思與總結，回憶并鞏固所構建的有關“水”的知識。

2.研究對象

選取南京市白云園小學3年2班為研究對象，全班共29人。第一階段時，依據學生的自主選擇，全班分為六個小組，分別研究“水的三態”，“水的分布”，“水污染”和“水與我們”四個小主題，其中，研究“水的分布”和“水污染”各有兩個小組。第二階段時，主要根據研究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靈活分組，學生也是自主選擇，分為十個小組。

3.研究工具

知識論壇工具既是學生的學習研究工具，同時也是一個評價工具。目前它支持以Applet的形式嵌入形成性評價工具，包括貢獻和參與評價工具、社會網絡分析工具、詞匯量增長評價工具、寫作分析工具、語義分析工具等。同時，知識論壇工具具有很強的交互性，能夠時刻追蹤全班學生在整個學習歷程其知識量和思維上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經觀察和訪談發現，學生初次認識知識論壇時，興趣很濃，隨著時間推進，學期末學生的興趣不但沒減反而倍增了，其原因是知識論壇界面的交互性，還有點評和發展的功能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學生最初并非為了使用技術而學習技術，而是在產生學習需要的基礎上學會了知識論壇工具的使用方法，從而促進了學習。也就是說，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將技術更好地整合并融入課程教學中的設想。知識論壇工具目前已在國外諸多國家得到了教育領域的廣泛應用，如香港，加拿大等中小學校，而在國內，該工具尚未被推廣。

4.研究方法

數據來源：采取田野工作，通過參與性觀察、訪談、問卷調查、學生的作品分析、視頻音頻材料、知識論壇工具等獲取直接與間接的數據。

數據分析：知識論壇提供了比較成熟的數據分析方法，在知識論壇中，包括短文的瀏覽次數、短文創建的數量、短文相互發展的情況等；學生制作的PPT作品、科學記錄本；學生課堂中的對話內容。

數據分析的核心在于學生在知識建構課堂下的學習效果及其創新學習路徑，重點分析知識方面上的變化。

三、研究結果：診斷與分析

知識建構教學方式并不提倡通過考試來評價學生的學習效果，因為通過建構的知識和技能是無法預設的，它主要在教師與學生的相互過程中動態生成。因此，教師需要隨時關注每個學生的研究進展，并采用嵌入式的過程性評價方式來掌握學生的各方面發展情況。本文通過收集和分析學生在探究過程中動態生成的各種學習成果來了解學生知識創新的相關情況。

1.超越教材的知識量的擴展――生成性知識

在以知識建構為代表的創新學習中，很多教師擔心的是：教學計劃能否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學生所學知識能否涵蓋課程標準（教材）？若是會超出課程標準的話，能夠超出多少？在本研究的第二個階段中，所生成的“里圩河的水污染情況研究”本身就是完全超越課標的。因此，筆者的考察重點在于，圍繞課程標準所進行的第一階段學習中，學生的學習結果是否超出了課程標準？若是超出的話，到什么程度？

由此，有關第一個階段生成性知識考量的資料來源于：（1）通過課堂觀察，記錄和統計了學生匯報過程中所提到的一些知識點或概念；（2）學生的PPT作品中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知識點；（3）知識論壇中學生所創建和發展的短文內容。其統計的方法主要是按研究主題（小組）的劃分，對學生進行依次編號，然后參照小學階段課程標準和教材中所有涉及“水”的知識點來分析每個學生都涉及了哪些知識點，知識點各有多少個。最后統計得出學生的總知識量如表1所示。在表1的基礎上，依據研究主題去除其重復的知識點，重新統計出每個主題下的學生進行知識建構后獲取的知識量，同時也對科學課標中有關“水”的總知識量進行統計，比較兩者后得出超出科學課標的知識量，如圖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在不考慮其知識點的重復和學生能力的差異性的情況下，全班學生對于社區知識的貢獻量人均為8，其中編號為10的學生的知識量高達23，筆者經過與相關老師了解并結合平時的課堂觀察發現，該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研究興趣強烈，經常會利用課外時間主動與老師、同伴交流或網上查找資料來解決自己的疑問，具有較高的自主學習能力，因此其動態生成的知識量較為突出；每個研究小組對于社區知識的貢獻量均在53左右，其中“水的三態”小組的總知識量低于平均貢獻量，由于有關“水的三態”在課標中所涉及的知識點較多、較難理解，加上小學生本身的知識和經驗有限，所以難以拓展到更多的知識點，相比較“水的分布”，其知識點會更貼近學生的日常生活也容易理解。從個人和小組的知識量可以看出該班級的學生整體上都有一定程度的為社區貢獻自己知識的意識，并以推進社區知識為榮。而在此探究過程中動態生成的社區學科知識總量高達234，這說明學生在無教材或課程標準限制的基礎上建構并獲取的知識是無法預設的，甚至還可以無限拓展，由于知識點之間的相互聯系最終構成了一個社區的知識網絡。

同時，筆者從學生的學期末反思日志發現其實每個學生收獲的知識量大致上無差別，例如，編號2的學生在反思日志中寫道：“水有固體、液體、氣體三種形態，固體是指水遇冷變成冰；液體是指小溪、大海、長江等中的水：氣體是指蒸汽。世界上身體含水量最多的是水母，水占身體的99%。水是人類不可缺少的，沒有水我們眼睛會疲勞、干燥，沒有水，人會死亡，動物和植物也會死亡……”，該學生是研究“水的三態”，從日志中我們發現她還學習到了有關“水和我們”，“水的分布”等主題的相關知識點；再如，編號10和編號22的學生均在日志中提到了關于水的三種形態、水污染的分類和治理、水循環等多個主題的知識。主要原因在于他們都將個人知識貢獻給了整個學習社區，最終形成了公共社區知識；而社區中的每位成員都有權利隨時獲取已形成的社區知識。

由圖1可知，四個主題中“水污染”超越課標的知識量最多，原因在于水的污染與小學生的生活聯系更緊密些，學生也容易理解，其次是水與我們（關于水的災害和作用），再次是水的分布（關于江河湖海洋和水循環），最后是水的三態變化，較為抽象，小學生也較少關注。整體來看，全班學生在建構知識的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點總量遠遠超越了科學課程標準中所要求的知識點或概念，甚至有一部分知識點涉及了初中或其他學科的知識領域，例如海水的淡化技術，分子、離子和化合物，板塊運動，電能法，耗氧物污染，生態系統，核爆炸和天體的墜落等等，知識點都較有深度，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了學生去獲取更多的知識來作為補充和解釋。由此看來，學生獲得的生成性知識不僅在數量或廣度上有所突破，在其深度上也有所延伸，學生正在進行著知識的創新學習。普通教學下，由于時間和教材的限制，學生學到的知識僅僅局限于課本中的內容或課外閱讀材料，遠沒有由學生主動探究所構建的知識來得豐富和深刻。

四、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嘗試探析了在中國小學科學課堂中運用知識建構創新理論指導教學的初步成效，研究結果表明，知識創新學習的關鍵是要堅持以觀點的提出及其不斷地深化和發展的路徑；小學三年級學生在知識創新學習中，他們的知識量擴展會遠遠超出課程標準及教材的“限制”；知識建構型學習活動，應該是一種有目標的意向性活動，學生與科學家一樣都在朝向理論化、系統化的知識建構邁進；知識建構學習會超越個體知識，形成社區的公共知識。

同時，依據已有的實踐經驗和研究結果，本文總結出了關于教師如何引導學生進行科學知識創新學習的相關建議：

1.如何讓學生提出自己的真實觀點

學生進行知識創新的首要關鍵是要能夠提出“真”觀點，但是觀點的產生并非憑空想象、無憑無據的。因此，教師首先需要選擇或者和學生商榷好研究主題，然后創設一定的情境讓學生能夠產生一些自己感興趣并想能深入探究的問題，從而引導學生針對自己的問題提出有憑據地猜測，即觀點。

2.如何推進和深化學生的觀點

第5篇：知識創新的過程范文

關鍵詞：國企改革；辦公室；創新；價值

大型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大型國企辦公室作為企業運行的中樞橋梁，在企業管理過程中發揮著樞紐作用，在企業領導決策過程中發揮著參謀助手作用。可以說，辦公室對外是展示企業形象的“窗口”，對內是協調各方關系的紐帶，承擔著承上啟下、協調左右、聯系內外、銜接各方和服務保障等日益增多的綜合職能。在深化國企改革的進程中，辦公室管理工作只有不斷轉變觀念、創新提升，才能在推動企業快速發展過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創造出越來越大的價值。

一、準確把握辦公室在深化國企改革中的工作定位

大型國企辦公室不僅承擔行政辦公室的職能，還要承擔黨委辦公室、董事會辦公室的職能，成為黨委辦公室、董事會辦公室、行政辦公室“三辦”合一的辦公室。在工作中既要負責黨委、董事會、經理層日常工作的綜合協調、服務，各種辦公會的組織、準備和會議紀要的起草，還要負責公文管理、信息及信息公開管理、保密管理、重要事項督辦、來信來電建議提案管理、外事管理、接待與服務等工作，同時也擔負著行政服務和檔案管理工作的職責。為了更好的完成新形勢下辦公室的各項工作，對辦公室的工作進行了新的定位：

一是“謀事”。辦公室作為企業上傳下達、溝通各方的橋梁和紐帶，要立足發展變化的新情況，多動腦筋、想辦法、出主意，發揮參謀和助手作用，不斷提高參與決策能力。通過增強政治意識和責任意識，提高工作的主動性、預見性和創造性。

二是“全面”。辦公室工作是綜合性的、全局性工作，既要全面了解企業各方面工作情況，又要協調各方，處理好上下左右的關系。對于職責以內的工作要抓緊抓好，做到件件有交代、項項有落實。對于職責以外、但沒有明確具體承辦部門的工作，辦公室也要主動承擔，使企業工作沒有空檔，實現無縫銜接，保證各項工作的全面推進。

三是“細致”。辦公室工作無小事、要細心、細致的開展每一項工作。對任何一件經辦的工作，都嚴謹細致，一絲不茍。時時刻刻細致再細致，不讓領導布置的工作在辦公室延誤，不讓需要辦理的文電在辦公室手中積壓，不讓企業的影響在辦公室受到影響。

四是“程序”。辦公室工作對程序性有很高的要求，特別是在大量復雜的事務性工作中，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分清主次和輕重緩急。堅持逐級匯報的原則，明確責任。逐步建立完善一整套行之有效、科學規范的工作制度、工作程序、工作規則，使辦公室各項工作都有章可循。

五是“落實”。要據實情、講實話、干實事、創實效，將企業和領導的意圖落到實處。實事求是干工作，實事求是反映情況，在聽取基層意見，向領導反映情況的過程中都要全面真實。工作中一步一個腳印，不做表面文章。

二、要樹立三個意識，實現三個轉變，做好四項服務

一是樹立學習的意識，由經驗型像專業化、技能型轉變。在深化國企改革的進程中，辦公室工作人員不僅要有扎實的市場經濟知識，還需具備過硬的專業素養，只有通過不斷學習，才能開闊視野，豐富知識結構，提高職業素養，進而在以往工作經驗的基礎上，理順工作流程，不斷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

二是樹立開拓意識，由常規式服務向創新式服務轉變。辦公室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跳出傳統工作方式的束縛，始終把開拓創新作為辦公室工作的動力。由“只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的被動式服務向“主動開展調查研究，為領導決策提供依據”的主動服務轉變，變嚴謹慎行、按部就班、無過即功為銳意進取、大膽開拓、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三是樹立服務意識，由事務型向參謀助手型轉變。辦公室要不斷強化服務意識，主動協調各方面的關系，改進服務方式，提高服務效率，認真做好“四個服務”，即：首先為領導決策服務，當好領導的參謀助手；其次，為總部部室服務，為部室工作創造良好的辦公環境；第三，為基層單位服務，精簡工作流程，提高辦事效率；第四，為企業發展服務，當好深化國企改革，建設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排頭兵。

三、國企辦公室工作的價值體現

一項工作是否有價值，不是取決于哪個部門、哪些人來做，而是取決于這項工作的服務對象是誰，取決于所服務的人和組織的利益或價值。

（一）辦公室運轉工作創造組織價值

在國有企業中，辦公室的運轉工作主要包括收文、發文、簽報、歸檔、傳閱等主要流程。運轉工作的開展需要與相關部門、分管領導、主要領導保持密切溝通，需要投入人力和精力開展全面統籌協調活動，厘清并理順工作鏈條和關系。究其實質，運轉工作的價值體現在協調各單位、部門有序開展工作，使日常辦公更快捷、更方便，使企業形成整體合力，促進企業組織價值的最大化。

（二）辦公室會議管理創造協同價值

會議是企業內部實施有效管理的重要方式。辦公室的會議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確定會議類型、召開時間、議題準備、材料報送、會議記錄、會議組織及服務等。僅以會議類型為例，可分為年度工作會、半年工作會、經營分析會、董事會、黨委會、總經理辦公會、領導工作例會、專題業務會議等，涵蓋了企業運行管理的各個方面。會議管理的協同價值，一方面體現在會議為深入貫徹企業戰略目標、反映職工呼聲、協調各方面工作、推動民主決策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另一方面體現在會議對促進工作落實、解決企業內部具體問題發揮重要的溝通作用，以達到提高企業效益的最終目的。

第6篇：知識創新的過程范文

會議貫徹《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年）》精神，緊緊圍繞“地方志理論的傳承與創新”“年鑒理論的傳承與創新”“地方史理論的傳承與創新”等主題進行了深入交流，針對進一步推動地方志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展開了熱烈討論。

一、地方志工作是基礎性和戰略性工作，地方志學科建設仍需吾輩努力

會議指出，地方志不僅具有“存史、育人、資政”的重要功能，也是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認同、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載體。在全球化的今天，地方志是中華民族精神棲居地所在，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氣所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地方志工作是文化強國的基礎性工作，也是一項戰略性工作。

新時期，我國地方志事業發展到了新水平、新高度，明確了地方志工作在改革發展大局中的目標任務。2015年8月25日，國辦印發的《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年）》（〔2015〕64號），全面而詳細規劃了我國地方志事業發展的路線圖，其11項主要任務中明確提到“加強地方志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制定方志、年鑒理論和方志學、年鑒學學科建設規劃，建立和完善方志、年鑒理論研究學術規范，力爭到2020年形成較為成熟的方志學和年鑒學學科體系。”

會議認為，地方志學科在學科定位、學科屬性、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結構體系、學術規范、成果積淀、研究機構、研究人才和學科平臺等方面仍然有較大的研究和提升空g，加強地方志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工作，為地方志工作提供理論支撐和智力支持，有助于地方志的學術地位、學術影響和學術價值的提高，有利于地方志工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地方志事業的長遠發展。

會議認為，社會主義新方志事業視野下的方志理論研究工作具有多重內涵。

一是方志學理論研究。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方志學經過不斷的發展已經具備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重要特征，其中包括方志學基本理論、方志學史、方志學通論、方志學方法論、方志學文獻等方志理論的形成，方志編纂實務、方志學大辭典（在編）等方志實踐指導和方志綜合工具書的出現。

方志學之所以能夠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因為它有著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方志實踐的巨大發展作為客觀基礎和現實依據，方志科研方興未艾，大量的方志科研活動和科研成果為中國地方志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動力支持。具體而言，它包括方志學基本理論、方志學史、方志學研究方法（方志學方法論）以及分支學科方向諸如方志管理學、方志心理學等方志學理論；方志學與歷史學、圖書館學、檔案學等學科關系緊密，交叉重疊部分是當前方志學理論研究的熱點和難點；國內方志學研究與國外方志學研究學術交流日益密切，比較方志學研究具有較大發展空間。

二是具有更廣泛意義的“方志科研”還應包括：方志事業發展規律探索；方志工作面臨的新挑戰、新形勢、新特點；方志工作與現代科學新技術的結合，方志信息化；傳統方志文獻資源的保護與挖掘、整合；方志新聞媒介以及公眾輿論宣傳；方志文化塑造、傳播；方志工作新機制構建研究；方志人才素質、品質、境界提升研究；方志工作部門打造智力資源密集型產業路徑分析；方志工作“三貼近”以及方志工作增強吸引力研究；等等。根據類別劃分，我們可以概括為方志事業發展、方志科學技術、方志文獻資源、方志媒介傳播、方志文化、新時期方志工作機制、方志人才、方志產業、方志利用（“讀志用志”）等學科研究方向。

三是方志理論研究工作不是單一純粹的學習、研究、探討，它與方志實踐的現實發展緊密聯系。就目前的方志實踐發展需要來看，方志理論研究工作至少包括四個方面的內涵，即方志編纂經驗總結，舊志整理研究，方志理論人才培養以及系統性的方志理論研究。

二、繼往開來，近代方志轉型的新視角、新思路與新趨勢

會議認為，梁啟超、李泰■、傅振倫等運用現代學術方法研究方志學，取得了許多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初步奠定了方志學學科體系的基礎。在方志學學科體系不斷建構的進程中，“方志學”內涵由“編纂之學”向以“科學”為旨歸轉變。綿延不斷地編修地方志是我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在地方志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近代方志既傳承古代方志，又促成現代方志的基本定型，實現了方志學理論的重要轉型。近年來，隨著修志實踐的大規模開展，方志學研究逐漸向縱深發展。尤其自1980年代初全國首輪修志以來，有關章學誠、戴震、梁啟超、余紹宋、王樹楠、吳宗慈、李泰■、甘鵬云、王葆心等方志學家及其思想的探討日益增多，出現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有關方志學思想的傳承與發展脈絡也日益明晰。

會議指出，學界從近代方志轉型的角度，對方志學理論、方志學家及其思想作了專門探討，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綜觀已有成果，大多注重于宏大敘述，缺少實證性的具體分析和研究。如何循著方志學發展的歷史脈絡，厘清方志學的淵源流變，通過一系列的專題研究和理論構建，取得足以支撐這一論說的研究成果，成為當務之急。

會議認為，應當以修志機構與人物檔案文獻為基礎，追溯方志學的歷史源流，深入把握地方志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借以探索近代方志轉型背景下，“方志學”內涵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復雜原因，及其背后所牽涉的思想學術源流與人事體制變遷，進而將“方志學”概念還原為歷史，深化方志理論研究。同時，還應注意近代方志轉型的重大歷史背景，系統梳理近代“方志學”概念產生、發展與演化的歷史脈絡，勾勒其形成“專門學問”與構建“獨立學科”的歷史圖景。

會議認為，當前方志學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應當充分利用修志人物與機構的檔案文獻，從修志機構沿革、修志人物思想和修志社會影響等方面，對方志學予以全面考察，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系統勾勒方志學產生、發展與演變的歷史圖像，厘清方志學淵源流變的歷史脈絡，進而實現方志學理論的深化與方志學學科的構建。會議指出，當前方志學研究注重新的研究視角、研究思路與研究趨勢，既是構建方志學學科體系的客觀需要，又為編修社會主義新方志以及文化強國建設提供歷史借鑒和理論支撐。

三、還在路上：方志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會議認為，方志理論研究工作對于當前地方志工作創新發展與實踐轉型意義重大，它能夠促進實現史志工作“以學術提高帶動業務發展，以業務前進推動學術革新”格局的形成，能夠促進基層史志工作實現戰略性改革和突破性發展。從根本上說，方志理論研究不是孤立的學術研究，它是史志工作新思想、新觀念、新價值的形成和凝結過程，它是在史志實踐基礎上總結和發現的經驗教訓、明理箴言。方志理論對于方志實踐是思想對于實踐的指導關系，方志理論的指導、引導以及促進作用是方志實踐不斷前進的思想動力，是解決方志實踐過程中出現新問題的智力火炬，是正確認識和把握當前方志實踐發展新形勢、新任務的真理之眼。

（一）“方志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議題的提出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地方志治理現代化是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的時代命題，是地方志工作進行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大趨勢、總方向，是新時期地方志工作核心價值的應有之義。

（二）方志法治與方志治理現代化：從“方志法制”到“方志法治”、從“依法修志”到“依法治志”、從“修志體制”到“治志體制”的邏輯轉換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結合地方志工作領域，方志工作的法治化與依法治志是當前地方志工作的必然要求，是推進地方志事業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條件。

編修地方志是地方志工作的本職業務，確切的說，是一種專業技術工作。基于此，國家對于地方志工作的管理和調控是指導定位，即對地方志編修專業技術工作的“指導”。所以，在認識上，通常認為“依法修志”是地方志工作法治化的主要群。而現實工作中，國家層面對于地方志工作的“指導”顯然不會局限于此，它更深刻的定位應當是“領導”而非指導。以此為視角轉換，以社會主義新方志事業為考察對象，我們發現，“依法治志”的地方志工作法治觀亟待確立。

“依法治志”是“方志法治”階段的發展特征，更加強調地方志事業的領導地位和法律主體地位。方志工作部門除了“編修”層面上的主體地位以外，還應包括地方志權利權益方面上的法律主體地位，即代表國家和人民承擔維護地方志權利權益。這就要求方志工作部門堅持立意“官修”的本質內涵和基本特征，從重“修”輕“官”到重“修”兼顧重“官”，承擔領導主體責任，履行法律主體義務。

我國業已形成“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各級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及其辦公室組織實施”的修志體制。在“治志”視域下，應當如何創建符合社會主義新方志事業發展規律和適應當前地方志工作實踐發展的治志體制是一個宏觀的頂層設計問題。“方志法治”的價值內涵值得我們努力探索。

（三）當前地方志實踐可能會面臨的重大挑戰――以方志文獻為基點，如何正確看待地方志工作與檔案工作的關系

方志文獻是方志檔案建設過程中的基礎性資源，確切的說，是方志檔案的基本來源。方志文獻與方志檔案在表現形式上、內容上和范圍上具有同質、交集和交叉的特征。在現有地方志和檔案管理體制下，方志文獻和方志檔案分別由方志館和檔案館收藏保存，方志館和檔案館作為不同界別的行政管理部門，分別實施不同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措施。由于方志檔案先天的“二重性”，“治檔”與“治志”出現職能職責上的交叉重疊與業務上的交集。

方志檔案先天的“雙重性”，演變為方志檔案實踐發展過程中的“雙重性”――稀缺性和競爭性。檔案界和方志界爭奪方志檔案資源將成為必然趨勢，方志檔案資源的稀缺性會同時給檔案界和方志界的基礎工作帶來現實挑戰和客觀壓力。此外，一些具有方志檔案收藏及研究性質的學會、研究會、研究基地等社會團體，對方志檔案資源的競爭性爭奪會加劇方志檔案資源的市場稀缺性和資源有限性。

如果從宏觀業務角度來看，檔案界“依法建檔”，方志界“依法修志”，各自業務范圍涇渭分明，分界清晰。然而社會主義檔案事業與社會主義新方志事業是有機統一的，兩者必然存在業務流程上的接續與交集。從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對象共同性來看，檔案事業與方志事業的服務宗旨是一致的，服務對象是同一的。“依法治檔”與“依法治志”都是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共同組成。

這個問題（視角）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大環境和方志檔案工作整體化、系統化和科學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依法治檔”與“依法治志”體現的是檔案界和方志界在業務上的互相配合與相互銜接，體現的是社會主義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上的統一。

（四）新時期地方志工作的新機遇――“走向世界的中國地方志”

2013年8月，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提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宣傳思想工作，一項重要任務是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宣傳闡釋中國特色，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繼“四個講清楚”，2016年2月，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又提出，“增強國際話語權，集中講好中國故事。”

第7篇：知識創新的過程范文

關鍵詞：漢字詞 教學 韓語

中圖分類號：H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6）12（b）-0147-02

眾所周知，韓語詞匯體系由韓語漢字詞、固有詞和外來詞3部分構成。其中漢字詞數量最為龐大，占總詞匯量的60%～70%。韓語漢字詞與漢語詞匯關系密切，其來源大體分為3類，一類是源于中國古代漢語的漢源漢字詞；另一類是源于日語的日源漢字詞；還有一類是漢字傳入韓國后，韓國本土使用漢字語素自己創造出的韓源漢字詞。

韓語漢字詞中有些詞匯與漢語詞在發音、語義、用法上非常相近，得益于此類詞，中國學生在韓語文章的閱讀和理解中相比非漢字圈的歐美學生具有明顯優勢。同時，韓漢語言中也存在大量形態相近，但詞義、詞性、用法等方面不同的詞匯，這類詞匯對應的漢字容易誤導中國學生，使他們在使用上出現錯誤。因而，如何幫助學生正確地認識和運用韓語漢字詞，是韓語詞匯教學的重點之一。

1 韓語漢字詞與漢語詞匯的詞義對比

1.1 同形同義詞

同形同義詞指構詞的漢字語素相同，并且詞義、用法、感彩等方面也幾乎相同的韓語漢字詞和漢語詞。韓漢語言中的同形同義漢字詞匯包含大量的名詞，如“山”“T”“W校”“家”“生日”“D^”“私生活”“力”等。除名詞外，漢字詞根與韓語詞綴“-??”“-??”“-???”等構成的動詞、形容詞也與漢語詞的意思幾乎相同。如“\??”“x究??”“育??”“健康??”“危U??”“\??”“自由??”“害??”“自????”等。同形同義詞不僅形義相同，而且讀音也很相似，因而中國學生在學習韓語同形同義漢字詞時，很容易理解、背誦、掌握。

1.2 同形異義詞

同形異義詞指構詞的漢字語素相同，但在詞義、用法或感彩等方面不同的韓語漢字詞和漢語詞。同形異義詞可分為同形部分異義詞和同形完全異義詞兩種。

（1）同形部分異義詞是指構詞的漢字語素相同，但在詞義、用法或感彩等方面有共同點，但并不完全相同的韓語漢字詞和漢語詞。如“提出”在韓語和漢語中都可作為“提出意見/???提出??”使用，表示“提請建議、方案等”。但除此意義外，韓語中的“提出”也可用于“???提出??”中，表示“提交”的意思。而“放心”一詞在韓語和漢語中都表示“情緒安定，沒有憂慮”，但與漢語中的用法不同，韓語“放心”一詞多用于帶有否定色彩的句子中，表示“松懈、大意”，如“?? ??? ?????放心?????.（不要以為考試題容易就大意）”。

（2）同形完全異義詞是指構詞的漢字語素相同，但在詞義、用法或感彩等方面完全不同的韓語漢字詞和漢語詞。如“vx”在漢語中指“對文章內容的總體概要含義”，而在韓語中則指“上課”；“?U物”在韓語中指“排泄物”，而在漢語中卻是不文明的詞語；“成人病”在韓語中指的是“高血壓、高血脂、心臟病等老年人容易得的病癥”，而在漢語中卻是一個容易引起誤會的詞匯。

關于同形異義詞產生的原因，很多學者認為：一是韓語漢字詞保留了傳入時期古漢語的詞義，而現代漢語的詞義已經隨著社會的變遷發生了變化，原有的詞義被擴大、縮小或轉移。二是漢字詞引入韓語后詞義發生了變異、派生。三是因為時代演變的過程不同，漢韓兩國詞匯出現了引申和比喻上的差異。

2 漢語知識在韓語漢字詞習得過程中的影響

20世紀50年代的對比分析理論（Contrastive Analysis）提出了“語言遷移”的概念，指在語言學習過程中已經獲得的母語知識對新語言學習產生的影響，分為正遷移（Positive Transfer）和負遷移（Negative Transfer）兩種。正遷移表現為過去獲得的知識對新知識的學習起促進作用，有利于新知識的掌握；負遷移則表現為過去獲得的知識對新知識的學習造成阻礙，增加新知識學習的難度。

2.1 漢語知識對韓語漢字詞習得的正遷移

（1）有利于學生對于詞匯內涵的理解。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詞匯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對于中國學生來說，母語的文化知識，對漢字詞所蘊含的文化意義理解起來非常容易。如“八字”“百年偕老”“|西答”“百?如一”“雪上加霜”“匪攔放搿薄?^蛇尾”等等，這類詞匯學生通過字面就完全可以理解其意，減輕了學生學習的難度。

（2）有利于學生積累詞匯、提高閱讀能力。外語學習中詞匯量的積累非常重要，可以說詞匯量的多少，直接決定著學生的閱讀能力。韓語漢字詞廣泛地應用在韓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如親屬指稱語“父H”“母H”“姨母”等；表示職業類別的“外交官”“警察”“t”等；表示節氣或方位的“太”“選薄按笫睢薄岸至”“UL”“|”“西”等；數量詞“一”“十”“百”“”“J”“名”等。

特別是韓語中存在著大量漢字詞綴，這是漢字詞在融入韓語的過程中，逐漸地產生了韓語黏著語的特點。韓語中的漢字詞綴造詞能力很強，不但與漢字詞結合造詞，也可以與固有詞、外來詞結合造詞。韓語漢字詞前綴有“非-”“小-”“高-”“低-”等，漢字詞后綴有“-家”“-”“-W”“-的”等。學生如果掌握了這些詞綴的意義和用法，在中高級階段的閱讀過程中，就能夠借助母語知識的“拐杖”推測未學詞匯的意義，使閱讀能力得到明顯的提升。

2.2 漢語知識對韓語漢字詞習得的負遷移

（1）對于詞匯理解和使用的誤導作用。由于韓漢語言中存在相當數量的同形異義漢字詞，如漢字詞“??（出世）”在韓語中指“出人頭地”，“??（放心）”指的是“松懈、掉以輕心”，“??（出b）”指“分娩、生孩子”等等。初級階段的學生在接觸這類詞時，很容易根據表面的漢字，e誤的理解其意義。特別是存在于韓漢語言中的感彩不同的漢字同形詞匯，如果不能恰當的使用，很容易引發誤解。如“???（自心）”在韓語中指“對自己有信心，自己感到驕傲和光榮”，“???????（自信心很強）”，“??（約會）”在韓語中僅僅是普通朋友間的“約、約定”等等。

（2）在韓漢翻譯過程中譯文詞不達意、晦澀難懂。在翻譯教學過程中，學生完成的中文譯文常常直接照搬漢字詞的漢字，譯文語句不通，往往只有懂韓語的人才能明白其意。如“????（休v）???.（今天停課）”翻譯成“*今天休講”，“?????????????（_J）????.（按下查詢按鈕，查詢余額。）”翻譯成“*按下查詢按鈕，_認余額。”，“???????.（性格隨和）”譯成“*性格圓滿”。這樣的晦澀譯文，直接影響著對學生專業能力的評價，使招聘者對學生語言能力的評定大打折扣。

3 韓語漢字詞教學策略

（1）增加學生認知韓語漢字詞的機會，使學生盡量多地了解各個領域的韓語漢字詞匯。漢字詞因其發音與漢語相似性，易于學生背誦和掌握。特別是與漢語詞匯詞義、用法幾乎相同的漢字詞，此類詞無需教師過多講解，學生完全可以利用母語知識自主學習。因此教師只需提供給學生這類詞的詞匯表，通過課后作業等形式督促學生獨立完成學習。而與漢語詞匯詞形相同但詞義完全不同的漢字詞，學生初次接觸時容易產生偏誤，增加學生與此類漢字詞接觸，不僅可以使學生進一步認知漢字詞和漢語詞匯的差異，也可以通過教師的講解、引導，使學生正確地掌握其用法及意義，有效地降低學生偏誤幾率。

（2）引導學生了解和掌握韓語漢字詞的音節和所標記漢字的對應關系，培養學生對未知漢字詞的推斷能力。教師可以收集一些有趣的漢字詞匯材料，引入到課堂教學，訓練學生，通過韓漢語言發音的相似性，推斷詞匯的意義。推斷能力的提升，不僅能夠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成就感，也能極大地提高學生韓語詞匯學習的效率。

（3）加強學生韓語漢字詞翻譯練習。按照詞匯、句子、短文的順序，通過韓漢翻譯練習，循序漸進地使學生掌握漢字詞的翻譯技巧，用恰當、精準的語言組織譯文，增加翻譯的準確性。同時，也需要提醒學生平時注意漢語詞匯、漢語知識的積累，良好、扎實的漢語語言知識對中韓翻譯能力的提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4 結語

韓漢語言關系密切，母語漢語知識在中國學生習得韓語漢字詞的過程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大量與漢語詞匯同形同義漢字詞的存在，減輕了學生學習的難度，增加了學生學習的信心。但同時學生在學習漢字語素相同，但在詞義、用法不同的韓語漢字詞時也因為漢語知識的干擾作用，在使用上頻頻出錯。因而教師在教授韓語漢字詞時，應該恰當地運用教學方法，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效地利用母語的正遷移，盡量減少或避免母語的負遷移，提高學生學習的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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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知識創新的過程范文

[關鍵詞]網絡教育；質量監控；校外學習中心；年檢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157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6）18-0-02

網絡教育是構建知識經濟時代人們終身學習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我國教育資源短缺條件下辦好大教育的戰略措施。近年來，隨著我國網絡教育規模的發展壯大，辦學過程中的各種質量問題也隨之出現，嚴重制約了網絡教育的健康發展。為確保網絡教育的辦學質量，探索行之有效的質量監控方法是當務之急。

1 網絡教育年檢的必要性

質量是網絡教育的生命，直接影響網絡教育的生存和發展。質量監控是試點高校進行質量管理的重要途徑。現階段，年檢作為網絡教育質量監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分析其必要性。

第一，網絡教育培養質量堪憂，通過年檢可以發現和解決各類辦學問題。目前，我國網絡教育學生主體不在試點高校，而在校外學習中心。校外學習中心的職責履行程度與培養質量密切相關。隨著網絡教育師生比擴大，部分校外學習中心追求招生規模和經濟利益，忽視辦學資源建設、學生管理等，未按照試點高校要求充分履行職責，培養質量得不到保障。年檢可以對學習中心的辦學能力進行審查評估，解決影響培養質量的辦學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網絡教育質量的提高。

第二，年檢是現階段了解學習中心年度辦學情況的重要途徑。我國網絡教育校外學習中心數目日益增多，面對如此龐大的管理規模，試點高校目前很難做到對每個校外學習中心進行實地實時的監控與管理。年檢年審不僅可以全面了解所有學習中心的年度辦學情況，還能對每一個學習中心的持續辦學能力進行考察。

第三，學習中心辦學管理水平參差不齊，試點高校可以根據年檢結果進行跟蹤管理，提升其辦學能力與服務水平。校外學習中心在基礎建設、人員配置、服務水平等方面差別大，開展年檢可以發現、糾正、校外學習中心不規范的辦學行為。

2 網絡教育年檢的創新研究

網絡教育的質量監控，包括教學管理、教學過程和教學對象等方面的內容。教學管理方面的監控內容，體現了對教學質量的要求與標準。年檢主要針對校外學習中心，體現了對學習中心的管理標準與要求。年檢的行之有效離不開科學的質量管理標準、完善的評價體系、有效的監管措施及合理合法的退出機制。如此才能真正起到質量監控、督導作用。

根據上述指導思想，網絡教育年檢必須以校外學習中心的管理職責為基礎，建立具體工作的核心標準，將標準量化為考核指標，根據指標對實際辦學過程進行逐一考核，以此達到全程監控、綜合評估、細化管理、全面督導的目的。為此，筆者進行了如下四個方面的創新研究。

（1）制定考核標準，建立評估體系。依據校外學習中心的管理職責制定考核標準。根據對各學習中心的工作分析，劃分為四大模塊進行審查，每個模塊依據核心工作內容設立相應的考核指標，每個指標設定考核標準，便于系統評估。

（2）注重對網絡教育教學過程的管理與監控。將教學過程的各個管理環節納入年檢。將教學、考試、畢業等實際工作成效及存在問題用指標的形式反映在評估體系中，通過年檢側面對教學管理過程進行監控。

（3）建立年檢退出機制及跟蹤管理機制。網絡教育要保證人才培養質量，必須設立退出機制及時淘汰不符合辦學要求的學習中心。對存在辦學問題的學習中心進行密切跟蹤督導，確保其具備持續辦學能力。

（4）開展數據年檢。為了科學考評，所有辦學指標的考核標準都量化為具體的數字，通過獲取學習中心的辦學數據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通過數據總結掌握實際辦學情況。

3 年檢工作的實施

為保障年檢工作的有序進行，對其進行了全面系統規劃，制訂了《吉林大學學歷繼續教育年報年檢實施方案》。根據該方案，年檢包括上報、審查、評估、公布、質量督導與跟蹤、復審六大工作程序。其中審查包括辦學能力、支持服務、辦學成果、存在問題四大模塊。每個模塊設定核心指標，如師生比、畢業率等。綜合各項指標的量化考核結果，完成年檢的最終評定。

依據綜合分數進行等級評估，具體評估標準見表2。

根據等級評估標準，年檢結果將整改或不合格的校外學習中心列為重點監控對象進行細化管理，并按照程序復審，如復審不合格，被認為不具備持續辦學能力，將停止招生協議。具體年檢工作流程如圖1所示。

4 年檢的工作成效

年檢和網絡教育其他質量監控手段一樣，遵循“科學評估 注重實效”的工作原則，突出監控、督導的作用，以規范辦學行為，提高辦學能力。從2013年開始，吉林大學連續3年對各校外學習中心開展年報年檢工作。2015年，學習中心年檢合格率為91.96%，同比提高了10.88%。2014-2015年，學習中心年檢情況見表3。

通過系統、扎實的年檢工作，在四個方面取得了工作成效。

第一，嚴格落實年檢退出機制與督導復檢機制，淘汰不符合辦學要求的校外學習中心，保障網絡教育辦學質量。通過年檢工作的質量監控與評估，篩選出14家年檢不合格、8家整改的校外學習中心。

圖1 吉林大學校外學習中心年報年檢工作流程

第二，掌握辦學問題，明確重點監控內容。對年檢反映的五方面的突出問題進行了重點監控：①網絡教育校外學習中心過程管理；②校外學習中心畢業率；③部分學習中心師資配備情況及學生的學習支持服務；④部分學習中心的招生行為；⑤高校自身內涵建設及創新管理。

第三，提出對策，推動網絡教育綜合改革。針對網絡教育質量問題，結合辦學現狀，從可持續發展、提高辦學質量的角度，提出參考對策。

第四，總結年檢成績，出具年檢質量報告，為網絡教育創新發展、可持續發展提供相關參考和依據。質量報告從參檢、評測、分析、問題與對策五個方面進行報告，如實反映了年檢工作情況，對學習中心的年度辦學情況進行總結。

提高質量是網絡教育的永恒主題。我國網絡教育發展已成規模，提高教育質量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只有提高質量，才能培養合格人才，提高網絡教育的社會滿意度。年檢是網絡教育質量監控不可或缺的手段，在督促校外學習中心規范辦學、助力高校內涵建設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未來各種質量監控方法必將發展成為科學權威的質量監控系統，將在全面提高網絡教育培養質量、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培養更多符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9篇：知識創新的過程范文

一、引言

進入學習型社會、知識經濟時代，企業對知識的需求從簡單趨于復雜，運作模式呈現知識化趨勢。企業努力成為“知識型組織”，或稱“學習型組織”，企業通過知識創新與組織創新，以形成和發展其核心能力，成為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

我國眾多高新技術企業也開始探索如何通過知識創造更大價值和獲得持續競爭優勢，并在變革組織結構、發揮人力資源作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多數企業在開展知識管理時，過于強調信息技術的作用，忽視了組織基礎（如戰略、結構、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從而導致企業的知識創新難以達到預期效果。本文基于對知識創新理論的探索，提出知識創新研究的概念模型；從知識創新與組織創新的內在聯系和相互作用，提出知識創新與組織創新的互動模型、協同模型，并予以探討。

二、知識創新理論探索

知識以及創造知識和運用知識的能力，是當今企業可持續競爭優勢的最重要源泉。通過組織學習而積累起來的知識之所以是一個企業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重要源泉，是因為這種知識是無法交易的，是難以模仿的，并具有很強的經驗性和潛在性，它根植于各個組織的技能與日常工作中，為企業的特殊需要而設計。

盡管知識研究領域的主要研究者非常關注企業的知識創新問題，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企業是如何創新、如何管理知識的，或者說為了使企業持續開展知識創新，企業本身應具備什么樣的組織能力。而組織理論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典型信息處理范式”的統治，這種范式把企業被看作信息處理機器，其主要問題在于它的組織觀和知識創新觀是被動的、消極的，無法恰當地解釋知識創新的能動過程。因此，有必要形成新以知識為基礎的理論。本文認為，對企業知識創新的研究經歷了一個從實體到過程、從靜態到動態的歷程，而且其研究范圍也由知識本身（屬性、過程等）拓展到知識創新的組織基礎研究。

1、知識實體。企業知識是一定情境下的產物，嵌入在特定的情境之中。企業實際上提供了其與外部組織進行交互而選擇隱性知識或顯性知識的特殊情境，然后知識被儲存在企業的路徑中。企業情境的不同，決定了企業知識的差異，從而影響企業業績。Nonaka＆Takeuchi區分企業的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認為真正在企業內部起作用的主要是隱性知識。而Collins從“顯性知識―隱性知識”和“個人知識―共有知識”的維度進一步解釋知識的心理和行為層面，將知識的特征與使用知識的具體情境聯系起來，同時將知識的創新和使用同人的認知能力和認知水平聯系起來。

2、知識創新過程。Nonaka＆Takeuchi提出知識創新動態“螺旋”過程，即SECI模型，也就是知識在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之間轉換，在企業不同層次之間流動。Nonaka＆Konno在SECI模型的基礎上提出四種“場（Ba）”的概念，既源發場（OriginatingBa）、互動場（InteractingBa）、網絡場（CyberBa）、練習場（ExercisingBa）。“場”的提出旨在為企業創造一種知識交流的環境，為“知識螺旋”的產生提供條件。

3、知識創新的技術基礎。信息技術能為企業知識創新提供兩種基本能力：創造知識網絡和整合知識。通常認為，信息技術工具能夠使知識創新與知識管理行之有效。但這種看法在本質上把知識看成是一種靜態資產，導致過分強調如何將顯性知識編碼化，卻對隱性知識的理解非常有限，忽略了知識創新過程中的社會關系網絡，從而不利于知識創新的有效開展。在企業缺乏更好的、明確的知識戰略遠景、價值觀等來整合和創造知識的情況下，能夠促進員工彼此知識交流的信息技術工具，并不會起到有效創新知識的作用。因此本文認為，企業知識創新與管理不僅僅是處理信息，知識創新系統不僅僅是個信息管理系統，它還包括企業文化、企業知識戰略等組織管理條件。當知識創新的技術工具與組織結構、戰略和價值觀等有效匹配時，企業創新與運用知識將會達到預期效果。

4、知識創新的組織基礎。目前，知識創新研究開始關注并重視其組織基礎，涉及企業戰略、組織結構、組織文化等。Nonaka，Konno＆Toyama指出，為了通過知識創新活動來創造價值，企業需要遠景規劃來使整個企業朝它必須獲得的那種知識方向發展。Hedulnd提出與M型結構有著顯著不同的N型組織，Nonaka分析和描述了日本企業殊的組織結構――超文本組織結構等。金光、程德俊認為，組織設計并不僅僅是在知識存量既定的情況下，通過集權或是分權來分配決策權的問題，而是如何通過設計有效的制度來保證知識的內生性增長。美國知識管理學研究者艾莉指出，“知識的核心是一種社會過程，集思廣益才能產生知識”，知識管理者的任務是“幫助設計和維持知識的獲取、知識創新、知識共享和知識應用的進程”。

本文進一步對上述研究的基本觀點予以分析歸納，研究者在知識創新研究的各個領域都獲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且都在某種程度上強調了組織基礎對知識創新的作用。例如，研究者對知識創新過程的研究已經從單純內在的創新機理（SECI模型）向企業情境拓展，強調企業需要建立和強化知識創新的組織內在機制；Kim，Sung-Kwan指出，在建立信息技術工具獲得競爭優勢時，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技能，而不是信息技術工具本身。正如Ikujiro Nonaka所指出：“只有人類才能在知識創新過程中扮演核心角色，無論計算機的信息處理能力有多大，它們終究不過是人類的一種工具。”

三、知識創新與組織創新的互動

綜上，對企業知識創新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強調知識創新過程中組織基礎的作用，從而引出知識創新與組織創新互動關系的研究。本文認為知識創新以組織創新為基礎，組織創新以知識創新為主導，其互動通過組織學習實現。

知識創新是指創造并擁有新知識的過程，它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核心力量。但必須認識到，企業知識創新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知識創新的有效開展是有條件的，它要求企業必須在組織方面給予有力支撐。組織創新是企業目標、戰略、結構規范和文化等要素之間的重新選擇與優化，這可以通過其運作過程中的知識共享、積累與創新來實現，其實質是企業知識創新的運用與延伸，即知識創新的過程進一步作用和體現在企業的戰略、結構和文化等組織創新行為中，組織創新又可進一步有利于知識的積累與創新。

知識經濟時代的組織創新是一個以知識戰略為導向、組織結構為載體、企業文化為底蘊、組織學習為機制的企業知識交流、積累與創新的過程。其中知識戰略、組織結構的創新過程，更多地體現為組織創新的顯性知識積累、運用與創新，而企業文化的創新過程更多地體現為企業的隱性知識的積累、運用與創新。以企業的組織結構創新為例，在企業的知識創新過程中，每一個階段都有它獨特的知識活動方式，而且所有的企業都是不同類型知識的混合體，不同的知識特征及其分布情況決定著不同的組織結構形式。以顯性知識作為知識基礎的組織，一般傾向于采取正式的控制和協調機構，有高度標準化的工作任務和工作方式。而以隱性知識作為知識基礎的組織，通常采用分權化、柔性的組織結構以及使用非正式的協調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知識創新與組織創新的互動過程存在一個重要的內在機制，即組織學習機制。組織學習將企業的發展戰略、結構軌跡和文化積累融合為一個整體，并最終決定企業在環境中的競爭能力，知識創新、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行為是相互促進的，共同構成企業知識存量和流量的轉化過程。

組織學習目標是要建立一種可以從自身和別人的經驗中學習的動力，并能產生、儲存和搜索知識，以達到組織有效行動的效果。組織學習的本質不是獲得更多的信息，而是要培養實現組織持續的競爭優勢和創新能力，而這往往要通過知識的收集、共享和應用來實現。由于企業組織的外在競爭環境與內在生存發展機制的需要，創新一直是企業組織生存與發展的動力源泉，而組織的學習過程是一個漸進與累積的過程，這一過程增加組織知識基礎，并使組織行為發生變化，乃至組織創新成為可能。因此，學習知識、知識交流與知識創新成為組織創新的核心過程，致力于學習的組織將獲得比競爭者更大可能的創新能力，企業生存與發展靠的是知識與技術，尤其是創新型知識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