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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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內部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就業率；就業政策；探索

中圖分類號：F24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09）03-0059-05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指出應當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發展和諧勞動關系；把擴大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目標，實現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的良性互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十一五”規劃綱要》中也明確提出了“十一五”時期的重要任務，其中包括“健全勞動關系調整機制，創建和諧勞動關系”。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平，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一方面，政府促進就業體現了“社會公正”的理念。政府所采取的所有促進就業的措施，無論是禁止就業歧視，還是限制雇主的不當解雇或非法解雇，抑或是對特殊群體(如婦女、殘疾人、少數民族人員、退役軍人、軍人家屬和歸僑僑眷等)提供特殊就業保障，乃至向失業者提供失業保險或失業救濟，都是為了保障勞動者的職業穩定，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等法治精神。另一方面，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也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勞工權益保護的必然要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業是廣大勞動者最關心的生存問題，也是執政黨最大的政治問題，只有充分就業才能滿足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根本需要。因此，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是在新形勢下我國經濟與社會長足發展的必要保證。

一、對當前我國就業政策存在問題的反思

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人均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相對貧乏的發展中國家，就業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而在當今中國經濟的轉軌時期，就業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胡鞍鋼認為21世紀的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全國突發性的、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

除了區域上的非均衡性、體制上的制約性外，我國當前面臨的就業困境主要體現在：

1.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多

因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產業的興衰轉移和勞動力市場結構失衡等因素導致的城市下崗失業人員越來越多。根據有關部門數據，下崗失業人員合計1999年是1227萬，2000年是1252萬，2003年是1060萬，而且下崗職工再就業能力較低，已經成為“上不著天(高收入的專業人才市場)，下不著地(無法與農民工競爭)”的特殊人群而日益被排斥和邊緣化。與此同時，我國的失業率也呈上升趨勢。1988年我國的失業率是2％，1995年上升到2.9％，1999年上升到3.1%，登記失業人口為575萬人，2000年登記失業人口為595萬人，2004年登記失業人口827萬，失業率達4.2%，連續十幾年每年一千多萬的下崗失業人口是我國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難點和重點。2002年至2006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均保持在4％－4．3％的水平。2007年我國城鎮失業率為4％，但是由于2003年-2007年，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進入高峰期，除了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速度加快外，國企下崗人員大幅增加造成的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因而我國就業壓力依然較大。大部分下崗職工生活困難，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這嚴重阻礙了我國的經濟向縱深發展，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

2.農民工“非正規就業”

隨著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這是歷史的進步。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被“隱性化”了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隨著市場經濟因素逐漸擴大而被顯性化出來。我國社會經濟正在從一種比較傳統的，以農業、工業為主要特征的社會經濟形態，逐步轉向以知識產業、信息產業、高新技術產業或第三產業為主要特征的社會經濟形態。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不可阻擋的潮流。據估計，2000年中國約有1.42億農業剩余勞動力，占中國農業勞動力總數的42.45%。預計到2010年全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將達到2億左右。據調查，現在每年約有750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發進人大中城市打工，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民工潮”。2003年，我國農村勞動力到本鄉以外地方流動就業的超過9800萬人，是1990年1500萬人的6倍以上。截至2007年底，中國的農民工人數已達2.26億人；同年，全中國7.28億農民90%的收入全靠這部分人打工所得。但長期以來，由于城鄉二元就業制度的存在，在我國登記失業率中，農民工并未納入統計體系，他們在城市中大多從事臟、累、差、收入低的工作，屬于“非正規就業”。

3.大學生就業率低

我國普通高等教育從1999年起實行擴招，1999年當年招收159.68萬人，2005年招收475萬人。2003年(擴招后學生畢業的第一年)，普通高校的畢業生212.2萬，平均就業率為70%，其中高職就業率只有55％，2003年-2004年共有約140萬學生未就業。2004年的畢業生人數是280萬，平均就業率是73%。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338萬人，比2004年增加58萬人，增幅達20.71%。國內人力資源研究專家預測，今后大學生的一次就業率在65%左右可能是常態。2007年研究生計劃招生42.4萬人，比2006年增長6%。招生規模的擴大，必然會引起新的供求不平衡。部分碩士生為暫時逃避就業，選擇去考博。但博士生就業面比較窄，用人單位從成本考慮，對博士生的需求量非常小，很多高校博士生就業同樣不容樂觀。因此，如果研究生的招生規模不加以控制，必然導致就業形勢更為嚴峻，出現一千多名研究生應聘賣豬肉的現象就不足為怪了。

高校畢業生規模逐年擴大與就業機會的緊缺之間的矛盾是我國大學生就業面臨的主要問題。擴招必將對高校畢業生就業產生一定的影響，擴招對畢業生就業的直接影響是導致畢業生數量急劇增加。連續幾年的大擴招，致使每年進入就業市場的高校畢業生大幅度增加，而社會需求量相對不足，供需總量上的矛盾可能會進一步加劇，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將更趨激烈。

4.失業保險制度存在缺陷

我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構建失業保險制度，一方面促進了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勞動制度改革的進行，它是推行勞動合同制的重要配套措施，為搞活企業創造了一定的外部環境，填補了社會保險體系的一項空白，把職工就業期間的保險與失業(待業)期間的保險有機聯系起來，促進了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較好地保障了失業職工的基本生活，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失業人員的再就業。但現行失業保險制度在促進再就業方面存在很多問題。如我國失業保障籌資機制的缺陷，削弱了失業保障基金對促進再就業工程保障力度；失業保險管理體制分散，運行不規范，直接影響了再就業工程的實施；失業保險基金支出結構不合理。尤其是失業保險的支出問題，傳統的失業保險金的使用中，真正用于再就業工程的比例太小，失業保險基金的支出比例中用于行政性的支出比例過大，因為缺乏必要的監督管理體制，使得原本就不足的失業保險金中真正用于工人實際支出的比例過小，基金的偏離使用使得原本就不足的失業保險基金對再就業的保障功能更弱。

二、我國轉型期就業政策思考

1.積極轉變政府角色，擔當促進就業責任

隨著我國勞動就業方式的轉變，勞動者的就業權也在發生著由“完全勞動權”向“限定勞動權”的轉變。這一路徑演變，反映了我國從計劃經濟時期的固定工制度向市場經濟時期的勞動合同制度發展的必然趨勢，并已為我國勞動立法所肯定。不過，應當認識到，國家身份的這一轉變，主要表現為政府理念和職能的一種轉變，即政府角色從“管理者”向“服務者”的一種轉換，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就此可以對全社會的就業市場放松監管，甚至任其自流?！跋蛞磺杏心芰ぷ鞑ふ夜ぷ鞯娜颂峁┕ぷ鳌比匀皇蔷蜆I政策的目的之一，只不過是國家保證實現這些目的的手段發生了重大變化。事實上，我國現階段尚不宜推行完全的市場調節的目標模式，而應確立“國家宏觀調控下適度的市場就業機制”，積極促進就業。

2.轉變就業觀念，實行靈活就業

在一個時期，盡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增加就業機會，但其增長潛力總是有個限度的。因此，在失業問題比較嚴峻時，還可以考慮采用靈活就業的方式，實現就業機會的分享，從而使更多的人實現就業。一般說來，靈活就業包括三大類：一是非全日制就業；二是臨時就業，具體形式有短期就業、季節就業、承包就業、傳呼就業和獨立就業；三是派遣就業，其中又分為雇傭型派遣就業和登記型派遣就業兩種。靈活就業的就業門檻低，對從業人員的性別、年齡一般限定不嚴，對技術、技能和資金的要求一般不高；行業和門類龐雜，包容性大，對不具備就業優勢的下崗失業人員來說，選擇的余地和空間較大;機制靈活，進退方便，有利于吸引各種擇業取向的人們加入。

在我國，鼓勵失業人員轉變就業觀念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要打破只有在國有企業端鐵飯碗才算就業、一業定終身的傳統觀念，樹立自食其力、勞動光榮的觀念，樹立臨時就業、階段性就業、彈性就業等靈活就業都是就業的觀念。觀念一變天地寬，只要觀念轉變過來，就容易找到就業崗位。

3.不斷完善就業培訓服務體系

勞動力的職業培訓投資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職業培訓是勞動者滿足工作中知識、技能的更新而不斷接受新的培訓，從而提高其就業能力的重要途徑。在我國當前面臨的就業困境中，行業轉移、職業流動的加快要求對下崗人員的再就業進行及時的培訓；農業上釋放出的數千萬剩余勞動力必須經過培訓才能成為合格的工人，這一切都呼喚我國建立較為完善的職業培訓體系。

政府把公共就業服務的重點放在為就業困難群體提供幫助上，盡管就業服務的作用從維護社會公平、公正向推動經濟發展延伸，但在解決困難群體的就業問題方面，仍肩負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增強職業介紹與職業培訓、失業保險之間的聯系。

政府應重視社會中介服務組織的建設，并對從事就業服務工作的中介組織進行資金和政策支持，注重發揮其作用。當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仍然處在發育過程之中，市場就業機制尚不完善，市場法律法規體系不夠健全，市場行為有待于進一步規范，市場功能不強，管理服務手段相對落后，信息網絡建設進展緩慢，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不高。這種狀況，同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不相適應，也同國有企業下崗職上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程的現實需要不相適應。因此，要加強對職業介紹機構的管理，堅決打擊各種違規的職業介紹機構和中介行為，更好地規范勞動力市場的運行，要在全國各地普遍建立為下崗、失業人員、各類多層次專業技術人才及婦女、中青年、殘疾人和其他求職者服務的專門職業介紹機構，以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與此同時，應建立起對求職者實行職業指導、用工預測、職業培訓、職業技能鑒定、職業介紹一條龍服務的工作機制。

4.培育完善我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就業

目前我國的勞動就業制度還沒有完全改變，尤其是國有企業行政化的勞動就業制度與市場化的勞動就業制度尚有相當距離，勞動合同制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更為重要的是，在我國還沒有建立起真正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勞動力市場，勞動者的各種所有制身份還沒有完全消除，勞動者還不能平等地競爭就業崗位；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部門之間、企業之間勞動力正常流動的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勞動力流動還受到部門所有制性質、職工的所有制身份和嚴格的戶籍管理等各種制度的限制。要建立和健全勞動力市場，必須打破這種身份限制，實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自由擇業。

政府要逐步打破勞動者的所有制身份界限，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實行勞動力自由流動，勞動者自主擇業。政府有關部門應加強對勞動力市場的管理，維護勞動力市場秩序，保護勞動者在勞動就業、工時報酬、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正當權益，規范勞動者的就業行為。通過法制管理，保障企業的用工自，并限制其不正當的用工行為。同時做好預防、協調和協商解決勞動爭議及糾紛的問題的工作。

政府要逐步培育和發展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是建立統一的企業用人制度的基本條件，也是打破勞動制度僅限于城鎮人口的一個前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意味著勞動者進入市場是無任何障礙的、平等的、沒有身份界限的。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被分成三塊：一是機關事業單位干部和企業管理人員的人才市場；二是城鎮一般職工的勞動力市場；三是農村勞動力市場。這種分割是由于管理體制的不同造成的，它使勞動者一進入市場就按身份進行劃分，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平等狀態。因此，要建立現代的勞動就業制度，就必須打破市場間的界限，讓所有的勞動者都能平等地進入，各類市場的運轉不再是自我封閉的而是開放有序的。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建立和發展局部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即部分勞動力市場可在一定時間、單位進一步開拓職業介紹市場、技術工人交流市場、勞務輸出市場、科技人員市場等，為廣大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服務；第二步，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即全部勞動力在整個時間、空間上隨意流動的場所，全國所有的勞動力都可以在國家法令、政策規定指導下流動，不受所有制、區域、部門、職業等限制。

5.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堅持失業救濟與促進再就業相結合

目前我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無法從醫療、就業等方面保障國民的基本需求，因此從就業的角度出發，政府要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建立中國的就業網絡體系，加強失業保險制度，再就業培訓制度，再就業服務制度建設，使失業人員有較為穩定的生活保障，并能提高其知識素質和技能水平，保障其擁有再就業的機會。

社會保障體系是再分配的一個重要機制，是社會穩定的一個“安全閥”，是切實保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的一道安全網。從實際出發，既要逐步擴大保障的覆蓋面，又要合理確定保障水平，實現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具體來說，要繼續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和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制度，認真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認真研究并逐步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繼續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完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體系，基本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同時要進一步完善社會救助體系，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當前要著重消解城鄉之間和城市內部的二元社會結構，保障社會成員勞動機會和創業機會的平等，這樣的機會平等既能做到效率優先，又體現了公平的原則，有利于保持社會和諧。

促進再就業對于失業者的自救尤為重要，這是由輸血功能向造血功能的轉變。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各個產業中的廣泛運用，結構性的失業問題日益突出。職業培訓和轉業培訓是解決結構性失業的主要措施。失業保險不能只滿足于使失業者有一定的生活保障，還應當積極促進和幫助他們經過培訓實現再就業。失業者只有實現了再就業，才能在社會上得到真正的“保險”。失業救濟不是最終目的，只是暫時的手段，再就業才是解決失業問題的關鍵。因此，從失業保險基金中拿出部分用于失業者的再培訓，這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而要想做好這個工作，用好、用活這部分資金，關鍵是加強再就業服務體系的聯合運行，包括職業介紹、就業訓練、生產自救、失業保險等幾個方面之間的聯合協調運行。

6.建立欠薪追繳保障制度，促進勞動就業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旦發生雇主欠薪的情形，勞資關系就會發生激烈沖突，損害勞工權益，危害社會秩序，影響社會和諧。近幾年來，我國欠薪問題大量發生，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問題之一，而相關的制度和法律仍不健全，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從我國的具體國情看，建立欠薪保障制度尤為必要。建立欠薪保障制度雖然意義重大，但涉及直接或者間接向企業征收費用，事關企業的財產權，因此，根據依法治國的精神，應當通過立法加以確立。欠薪保障制度應當體現社會共濟、低收費、廣受益等原則。在繳費主體方面，應明確為企業繳費，勞動者作為純受益人，不承擔繳費責任。在受償主體方面，針對我國欠薪多為欠農民工工資的實際現象，從平等保護原則出發，應明確企業里的所有從業人員，不論是城鎮職工還是農民工，一旦遇到欠薪的情況，都可以申請通過欠薪保障基金受償，盡可能擴大受益面。在繳費標準方面，目前，我國尚不具備通過政府財政撥款成立統一的欠薪保障基金的條件，因此，可以通過企業繳費的途徑解決欠薪保障制度的資金來源。為了便于基金的管理，可以設立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由政府部門、工會、企業代表組織共同組成，對欠薪保障基金進行管理。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的設立應當由政府批準，同時，政府作為監督機構，對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進行監督，違反法律的，可給予必要的懲處乃至撤消、變更。

欠薪保障項目的設定應符合國情，可以將保障項目集中在工資和社會保險費兩項基本內容上，同時設定必要的最高限額，各地可以有所差異。在該限額外，剩余欠薪優先從企業資產中受償，這樣既能夠體現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又不至于對其他擔保債權產生過于不利的影響。欠薪償付的運作程序是被欠薪者獲得實體權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明確申請欠薪保障基金墊付的條件，這是啟動償付程序的前提。其次，合理設定申請的時效。欠薪直接影響勞動者的正常生活，因此，客觀上需要及時償付。再次，設置申訴程序。勞動者認為符合基金償付條件，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拒絕支付的，勞動者可向監督基金委員會的主管政府部門申訴。最后，明確訴訟程序，勞動者對申訴結果不服的，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的途徑直接主張權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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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內部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征范文

李永杰(1952-)，廣東順德人，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勞動經濟學；

張華初(1971―)，江西彭澤人、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國際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

摘要：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幾乎都把充分就業作為基本前提，這明顯與現實不相符合。廣東是外貿大省，同時也是一個就業大省。實證分析表明，廣東省的進口和出口都是就業的Granger原因。廣東出口增加1％，廣東城鎮就業增加0.76％；進口增加1％，廣東城鎮就業減少0.77％。就業是民生之本，我們要實行更加有利于促進就業和減少失業的對外貿易政策，將促進國內就業作為制定、調整貨物和服務進出口政策以及處理貿易爭端的重要依據。

關鍵詞：國際貿易：就業：協整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8)11-0015435　收稿日期：2008-09-16

很多發達國家的媒體將其失業問題歸結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進口，而學術界對此卻很少做出響應。究其原因，主要是兩條：其一，微觀經濟學研究與宏觀經濟學研究的脫節。長期以來，很多經濟學家把國際貿易作為微觀經濟學研究范圍，把就業當作宏觀經濟學研究的范圍，研究國際貿易的學者不去碰“就業”問題，研究“就業”問題的學者至今也沒有比較好的建立就業的微觀經濟學基礎。其二，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幾乎都把充分就業作為基本前提。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中，勞動力市場的特征為：完全競爭、充分就業、勞動力同質、勞動力市場完全平滑、勞動力市場調整迅速、不存在調整成本等。顯然，這些假設過于理想，與實際不相符合。

盡管如此，仍然有不少學者對國際貿易與就業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索。Sakurai(2004)分析了從1980年到1990年國際貿易對日本制造業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得出兩條結論：不斷增加的進口使日本制造業總體就業的損失相當于1980年就業的4.7％；受國際貿易的影響，非制造業工人(代表熟練勞動力)與制造業工人(代表非熟練勞動力)工資比例只變動了2.4％?？傮w上，不斷增加的貿易對日本制造業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并不大。Incite(2004)指出，馬達加斯加紡織和服裝業出口使該部門就業從1997年的47000人增加到2001年的200000人，該部門工人年收入比其他非正規部門平均年收入高40％。Sugata(2005)改造了Harris-Todaro模型，在城鎮和農村兩部門的基礎上引入了城鎮非正規部門，并假定勞動力在農村和城鎮非正規部門之間可以自由流動，資本在城鎮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之間可以自由流動。他的結論是：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和正規制造業部門就業有一定損害。但是促進了發展中國家非正規部門的發展。Rana(2001)發現，貿易自由化對就業和工資的影響則與該國勞動力市場規制程度有關，勞動力市場規制越寬松，貿易自由化對就業與工資的正面作用越大，反之負面作用越大。張小雪和陳萬明(2006)認為：從長期看，進口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引起我國城鎮失業人數下降1.6個百分點；出口每增長1個百分點會導致失業人數增加1.75個百分點。潘士遠(2007)構建了一個模型來研究貿易自由化對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工資差異的影響。在貿易自由化之后，發展中國家接觸和學習到相對多的與熟練勞動力匹配的技術知識，與熟練勞動力匹配的技術知識的生產力水平上升也相對較快。由于技術知識的生產是熟練勞動力密集型的，所以學習效應會導致對熟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同時，有偏的學習效應會使技術進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從而進一步導致對熟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

還有很多其他文獻探討了國際貿易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大多是某個行業或者某個區域的實證分析。正是因為這樣，人們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國際貿易對勞動力市場影響，目前還沒有一個被人們普遍接受的結論。WTO和ILO認為國際貿易對就業的影響很可能是一個實證問題。廣東是外貿大省，同時也是一個就業大省。20多年來廣東對外貿易額一直居全國各省市之首，并對廣東乃至全國的就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本文以廣東省為例探討國際貿易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一、樣本數據說明與分析

廣東省進出口額和就業數據來源于歷年《廣東統計年鑒》。數據樣本期間為1979-2006年。進出口額以億美元為單位，以EX表示出口額，IM表示進口額。

廣東外貿的發展促進了廣東省就業的增長。廣東對外貿易以加工貿易為主，加工貿易從其產生伊始就和就業緊密相連。由于受對外貿易影響的主要是城鎮從業人員，數據采用統計年鑒上城鎮國有、集體、其他單位從業人員數，以EM表示，用萬人為單位。圖1顯示了1979-2006年廣東城鎮就業人員的變化。

由于數據的自然對數變換不改變變量的長期關系，并使其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的異方差現象，所以對出口額、進口額和就業人數取自然對數，分別以LEX、LIM和LEM表示。數據用Eviews5.0處理。

二、數據的單位根檢驗

在對廣東對外貿易和就業進行協整分析之前，先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確定各變量的單整階數。檢驗時采用AIC最小準則自動選擇滯后階數。檢驗順序如下：從含常數項和時間項模型開始，然后為只含常數項模型，最后為既不含常數項也不含時間項模型。時間序列LEX、LIM和LEM的平穩性檢驗如表1所示。檢驗結果表明，LEX、LIM和LEM在1％顯著性水平均存在單位根，為非平穩序列。但經過1階差分之后，三個序列均不存在單位根，都變為平穩序列。所以，LEX、LIM和LEM都是1階單整序列，即都為I(1)。

三、VAR模型最優滯后階設定

本文使用Johansen多變量系統極大似然估計法對模型進行選擇與協整檢驗。由于協整檢驗實際上是一種基于向量自回歸(VAR)的檢驗方法，在對廣東對外貿易和就業協整檢驗之前先進行水平VAR模型最優滯后階設定。設定方法是從一般到特殊，從較大滯后階數開始，依次降至0階，通過對應的FPE、AIC、HQ、LOGL、LR和SC統計量來確定最優滯后階。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參數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同時消除誤差項的自相關，選擇最大滯后階數為2。

表2顯示，依照LR、FPE、AIC、SC和HO統計量VAR模型應該選擇滯后2階。對2階滯后VAR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當選擇滯后階數為2時，VAR模型有6個根，對應的模顯示所有根都落在單位圓內，這說明滯后2階VAR模型滿足穩定性要求。VAR(2)模型殘差的LM檢驗結果為：LM(1)=8.722127，P=0.4633；LM(2)=8.200756，P=0.5140；LM(3)=8.060508，P=

0.5281。殘差的LM檢驗不能拒絕VAR模型的殘差不存在自相關的原假設。殘差的JB統計量為11.81984，伴隨概率為0.0661，不能拒絕VAR模型的殘差正態性的原假設。White異方差檢驗(沒有交叉項)，x2為77.56567，伴隨概率為0.3059，不能拒絕VAR模型的殘差不存在異方差的原假設。VAR(2)模型穩定而且不存在設定偏差。

四、廣東對外貿易與就業的協整分析

協整檢驗實際上是對無約束VAR模型進行協整約束后得到的VAR模型，該VAR模型的滯后階是無約束VAR模型1階差分變量的滯后期。由于無約束VAR模型最優滯后階數為2，因此協整檢驗VAR模型滯后期確定為1。由于時間序列LEX、LIM和LEM呈現上升趨勢，做Johansen協整檢驗時，選擇有截距項無趨勢項。結果如表4所示。

協整檢驗從不存在協整關系這一零假設開始，逐步假設存在若干個協整關系。由于一般只關心被似然比檢驗證實的前r個協整關系，本例r=1，所以只考慮僅有一個協整關系假定下的經過標準化的協整方程。將協整關系寫成數學表達式：

EC=LEM-0.760030*LEX+0.774929*LIM-6.472605

(0.24361)(0.19990)(0.42264)

[-3.11986]　[3.87658]　[-15.31470]

協整方程系數估計值下面圓括號內是漸進標準誤，方括號內是t值。對EC的平穩性檢驗，選擇無趨勢項有確定項，根據AIC最小準則選擇滯后階數1，ADF檢驗值為-5，267664，1％臨界值為-3.711457，由此可見EC已經是平穩序列。廣東對外貿易出口對就業的彈性為0.760030，進口對就業的彈性為-0.774929。廣東對外貿易出口增加1％，廣東城鎮就業增加0.76％；廣東對外貿易進口增加1％，廣東城鎮就業減少0.77％。廣東對外貿易出口對就業有正效應，進口對就業則為負效應。

五、廣東對外貿易與就業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盡管廣東對外貿易出口、進口和就業之間存在著唯一的長期均衡關系，但他們是否是因果關系還有待于進一步檢驗。本文基于VAR模型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由于VAR(2)模型殘差不存在異方差，也不存在自相關，而且殘差服從正態分布，所以我們可以基于VAR(2)模型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滯后階數選擇2。

表5顯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廣東對外貿易出口是就業的Granger因，廣東對外貿易進口也是就業的Granger因，這說明廣東對外貿易對就業有較大影響。廣東對外貿易出口和進口則構成雙向Granger因果關系，這是由于廣東進出口貿易中大部分為加工貿易，進口是為了出口，出口必須進口。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就業是民生之本，我們要實行更加有利于促進就業和減少失業的對外貿易政策，將促進國內就業作為制定、調整貨物和服務進出口政策以及處理貿易爭端的重要依據。為了更好地發揮外貿對就業的促進作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努力保持出口穩定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外需對我國宏觀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2007年國家多次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和加工貿易政策，給中小民營企業出口整體上帶來了壓力；再加上土地、勞動力、能源及自然資源等價格上漲，對環境保護、勞動保護、生產安全和產品質量等的行政及法律方面的要求提高，出口企業壓力顯著增大。另外，人民幣升值加快正在使越來越多的產品出口失去價格比較優勢。目前國際市場競爭加劇，而我國出口商品價格不斷提升，成本優勢不斷減弱，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從外部來看，世界發達經濟體經濟放緩導致外需下降，對我國出口產生不利影響。2008年努力保持出口穩定增長對實現宏觀經濟各項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于我國經濟外向型程度較高，加上外貿的乘數效應，一旦外需大幅回落，必將引發國內消費和投資需求在經歷一定滯后期后的加倍回落。保持出口穩定增長，不僅能夠避免出口企業及上、下游企業和相關服務企業出現經營困難。也可使與出口直接相關的運輸業、物流業及金融服務業等免受沖擊；保持出口穩定增長也有利于增加就業機會，有利于保持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有利于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二)積極擴大進口

進口曾經被視作經濟增長和國內產業發展的減量或消極因素。這種片面認識導致進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促進和帶動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國內外的經驗表明，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完全依靠國內資源獲取成功的，只要進口規模和相關政策適當，增加有效進口反而可以更多地利用國外資源，引入競爭、提高經濟效率，并為國內市場提供設備、原料、智力支持。緩解經濟發展中遇到的瓶頸制約，從而達到拓展生產空間、擴大就業的作用。進口的積極作用，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第一，緩解能源資源緊缺瓶頸。我國能源和礦產資源人均擁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資源正在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制約。要保證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必然要求我們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第二，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我國正處在從整個國際產業鏈的低端向高端轉移的過渡期，擴大先進技術和設備的進口可以快速提高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的生產設備的技術含量和技術水平，加速推動傳統產業向高新技術產業轉移。第三，加快我國自主創新進程。目前我國技術進口并不是多了，而是不足。一方面我國專利和專有技術、技術服務等軟性類技術引進不足，另一方面我國消化吸收性進口少。第四，促進貿易的目標不僅僅是擴大出口，還應促進對那些與我國有長期貿易順差的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這樣才能達到互利共贏。增加進口和擴大出口二者是辯正統一關系，有利于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和增加出口的進口應當繼續擴大，不能因為進口對就業的負效應就大幅度縮減進口。

(三)大力發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

服務業與服務貿易在各國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應該將發展服務貿易作為吸納就業的一條長遠的、重要的途徑。首先，我們要進一步擴大勞動密集型服務的出口。我國服務業產業結構的主要特征是勞動密集型，這是目前我國的比較優勢所在?，F階段我們要發展旅游業、商業、飲食業等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擴大其出口，減小服務貿易的逆差，吸納中國多余的勞動力就業。其次，我們要積極發展國內生產者服務業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世界服務業產業結構的變動趨勢正在由勞動密集型向知識、技術密集型轉變。在充分發揮我國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競爭優勢的同時，我們應分階段有重點地發展高層次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的生產者服務業，使服務業產業內部結構逐步優化。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需要大批高素質人才。通過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中的教育、文化等服務業，我們可以提高勞動力素質結構，為經濟的增長提供足夠的智力支持。人力資本的提高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化。

(四)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緩解就業壓力

第3篇：內部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征范文

所謂新經濟主要是針對傳統經濟而言。按照西方經濟理論，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一旦失業率低于6%，通貨膨脹率就會急劇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來，美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特別是90年代后期經濟增速平均超過4%，失業率降至3.9%，而核心通貨膨脹率卻低于2%。一些經濟學家把美國出現的這種“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即“一高兩低”的經濟稱之為新經濟。

盡管經濟學界對是否出現了新經濟、什么是新經濟以及新經濟形成的原因還有不同的見解，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經濟持續高增長、經濟周期特征淡化、同時伴隨著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征；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經濟全球化、不斷創新完善的金融市場特別是急劇增長的風險投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務實和穩健的宏觀經濟調控等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電腦、通訊、網絡和金融化了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成為度量一個國家（地區）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

在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方面比美國落后是歐盟經濟存在的弱點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經濟的措施，力爭在10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經濟地區。

一、歐盟新經濟的發展

過去十年來，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這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到2000年，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的增加值達到493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長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2.5%的增長水平，自1995年以來平均每年推動歐盟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但和美國相比，歐盟仍相形見絀，1995年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年均增長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8.3%，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從信息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說，1996-200年，歐盟只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員國的情況差別較大，愛爾蘭、芬蘭、瑞典、荷蘭和英國等國家發展較快，其中愛爾蘭的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已超過美國，芬蘭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美國。

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生產率的發展。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除了資金和勞動的投入引起的增長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技術要素的增長率。測算表明，1995年以來，信息技術對歐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為每年推動經濟增長約0.2個百分點，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下跌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降低，20世紀80年代，硬件設備、軟件和通訊服務的價格平均每年分別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別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別達到10%、1.4%和1.3%。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自1995年以來每年降低0.2個百分點。

新經濟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是信息技術產品的使用，計算機擁有量、上網人數、移動電話使用量、電子商務發展等是主要的指標。在這些領域，歐盟遠不及美國，根據初步的估計，1999年，歐盟每100人均擁有計算機為20臺，不到美國的二分之一；歐盟只有14%的人上網，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電子商務額約為170億歐元，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動通訊電話擁有量和美國持平。歐盟人均對信息技術產品的支出約為1600歐元，不及美國的一半。實證分析也表明，在歐盟，信息技術以外的部門沒有因為利用信息技術而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總之，雖然，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推動了其經濟的增長，但從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看，歐盟要比美國落后5年。

二、歐盟新經濟落后的原因

從傳統的工業化進程和形成的經濟結構看，歐盟與美國同屬工業發達國家，區別不大，有的國家如德國甚至比美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明顯。但為什么新經濟首先出現在美國而不是歐盟。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有比較優勢；二是歐盟的經濟體制僵化阻礙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和應用。

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了不同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要素稟賦和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按照這一理論，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建立了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擁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鼓勵信息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及大量軍工技術轉為民用和軍工產業的技術外溢等。人才優勢是美國最主要的比較優勢，美國的信息技術人員比例明顯高于歐盟，在歐盟內部，芬蘭、愛爾蘭、瑞典等信息產業發展快的國家其受過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的人員比例居于歐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術的網絡效應和第一發起人效應，即使歐美在信息技術發展初期的差異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與開發以及專業化生產的正反饋作用而使美國形成巨大的比較優勢。歐美雙邊的信息技術貿易也說明了美國有比較優勢，近幾年來，歐盟從美國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占雙邊貿易的25%，而美國從歐盟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僅占雙邊貿易的6%。

經濟體制差別的理論論證了歐盟僵化的經濟體制束縛了新經濟。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相對僵化。歐盟嚴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費用、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約束等各種就業保護措施和強大的工會勢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極高，抑制了企業利用節約勞動成本技術的積極性，減低了對信息技術產品的需求和應用。其次是金融體制不成熟，缺乏創新。美國實行的是股權資本主義，其發展的路徑為：個人創業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風險投資在美國的出現和迅速膨脹被認為是一場金融革命和股權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它為一些極具發展潛力和成長前景但又有高風險的新興科技企業提供投資，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術企業并使之迅速發展，英特爾和微軟等都是通過風險投資而成長為富可敵國的科技巨頭的。而歐盟國家多為銀行債權資本主義，其儲蓄大多流入資產雄厚的少數大企業，許多依賴于科技成果創立的新興企業因其無形資產不能做為抵押品而無法得到銀行貸款支持，銀行也不會提供風險投資，從而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此外，建立新企業的各種行政障礙、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嚴重分離等科研體制僵化也阻礙了信息技術的發展。三、歐盟發展新經濟的舉措

雖然在新經濟方面，歐盟落后于美國。但歐洲具備趕上來的機會和條件，一是歐美從事新經濟的企業已相互兼并和投資；二是可以利用美國現有的經驗和做法；三是歐元啟動以后，歐洲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籌資越來越方便。但歐洲必須在經濟結構改革和科教兩個方面行動起來。去年3月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提出了建立電子歐洲計劃，并把該計劃提高到和歐盟共同市場、經濟貨幣聯盟同樣的高度，此外，還制定了金融服務行動計劃、風險投資行動計劃、歐洲研究區戰略等各種計劃，力爭在2010年前趕上美國的水平。其發展信息技術的主要政策如下：

1．堅決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把物價穩定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減少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從而鼓勵投資和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2．加快信息技術的應用步伐，改善信息技術應用環境。建立統一的電子商務法，實行統一的專利法。到2001年完全開放電信市場，2001年前歐盟境內所有學校上網，政府采購全部上網，加強網絡培訓，鼓勵終生學習，。

3、發展風險投資市場。風險投資作為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對高成長性的企業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與美國相比，風險投資在歐洲仍處于不發達階段。199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額達到了33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15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達到180億歐元；而歐洲的風險投資額僅為12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7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為50億歐元，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風險投資行動計劃，主要措施為：加快歐盟內部一體化的步伐，使跨國金融活動更加便捷，專業投資人執行統一的結算規則，改善便于企業獲得資金支持的金融條件，并斥資2.3億歐元對企業獲得貸款和風險投資等進行支持；成立7賢人委員會研究加快歐盟資本市場一體化政策。

4、培養企業家精神，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是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和就業的基礎，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利用社會基金資助各種宣傳和推廣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的活動，加強職業教育和在職培訓，創建充滿活力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精神；其次，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提高研發水平和產品開發能力，利用統一專利法保護創新企業的技術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對企業在開業和營業等方面的種種限制，優化企業發展的行政管理和社會環境；第四，提供企業國際化經營和多種形式的信息服務；第五，發展包括電子商務、網絡、信息、老齡服務、特色旅游、社區服務等在內的技術型、經濟型和社會型等新型服務業。

5、鼓勵科技體系創新和技術成果的轉化。創新是提高競爭力和促進就業的重要動力。在創新能力方面，歐洲遠遠落后于美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差距在進一步擴大。1998年，歐盟15國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占其GDP的比重為1.8%，而美國為2.8%。同時，研究與開發力量分散，研發和成果商品化脫節，沒有形成統一的科技市場。歐盟委員會已計劃設立歐洲研究區，以減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勵研究單位和企業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同時，放寬移民政策，吸引國外的技術人才。

第4篇：內部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FDI貧富差距

中圖分類號：F01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7-0023-02

1 FDI對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

1．1 FDI給國內中小企業所帶來的激烈競爭

眾所周知，工資是我國人民的基本收入和主要來源，因此能否就業是影響到我國人民收入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中小企業是擴大就業的主渠道。目前我們的中小企業提供的城鎮就業崗位已經占到75％以上，中小企業的發展對于我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著直接的關系，開放之前，我國是計劃經濟體制，廠商之間基本沒有競爭，全是按照國家的計劃生產和供給，開放之后外資大量涌入，商品的供求開始逐步的由市場來決定，而且隨著我國投資環境逐步完善，外商借著中國對外開放政策進一步寬松的大好時機，選擇了對自己極其有利的獨資經營方式快速搶占中國市場，這給我國本土的企業帶來了很大的競爭壓力。

(1)技術上的競爭。

由于我國的經濟較發達國家落后，在生產能力和生產技術上，和發達國家的公司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我國在短期內失去了很大的市場份額。卻沒有換來應有的經濟增長，其根本原因是獨資經營方式的FDI并未向中國轉移更多的先進技術，首先，作為跨國經營的外商獨資企業一般不會把自己掌握的先進技術向東道國轉移；其次，獨資經營的跨國公司一般很少將其研發中心設在發展中國家，因為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資本一般都是投向勞動密集的終端產品加工組裝業。致使東道國難以形成完整的生產體系，第三，跨國公司通過獨資經營方式在東道國投資，一般將先進技術在其子公司之間轉移，這種“內部化”過程盡管會產生技術的溢出效應，但前提條件是東道國要有與之相競爭的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努力仿制、合成和研發此項新技術產品，從而獲得這種技術的溢出效應，這樣就造成國內企業大量市場份額的喪失，加劇外資對我國市場的壟斷外商特別是跨國公司依托其雄厚的實力、先進的技術、高水平的管理，兼并或擠垮國內企業，擠占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

(2)政策上的的不平等。

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為了吸引外資，引進國外先進的管理和技術，對外商提供了較多的稅收優惠。稅收優惠政策，彌補了我國的體制缺陷，有效地吸引了外資，但內外有別的稅收優惠政策是把雙刃劍，在吸引外資的同時，也使我國內外資企業的稅收負擔不公平合理。根據競爭的原則，內外資企業應該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不能因資本來源的差異實行內外有別的稅收待遇，這應該成為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共識。

2008年1月前，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造成經濟發展傾斜。FDI進入中國市場靠的不僅僅是技術優勢，還有種種對外資實行的減免稅收、設立保稅區等政府配套措施。外商投資企業對國內企業產生了擠出效應，導致國內企業不景氣、倒閉，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必然導致大量工人失業，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數量，嚴重影響社會的安定。

1．2 對我國工人的剝削

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外商投資存量的增加會導致我國工資水平的下降，即：FDI存量對我國職工工資水平產生了負面的間接效應，主要原因是：某些外資比重高的行業，有可能存在擠出效應，即外資具有某種明顯的競爭優勢，它們的進入排擠了內資企業或排斥了國內新投資者，產生外資替代內資的結果，導致工資溢出效應為負，另外，進人我國的FDI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其主要動機是利用中國的廉價的勞動力，缺乏對職工工資水平的提升動力。

跨國公司在東部沿海城市的集聚，的確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事實上，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增加了低收入人群的就業競爭，降低了工資水平。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工會力量薄弱、地方政府間競爭的制度背景下，勞動者的權益仍然缺乏完善保護，客觀上，在現代部門內部這種情形又會形成一個新的二元結構。

1．3 對高素質人才的培養

在城市現代部門內部，高技能勞動者的境遇與大量低技能勞動者的境遇相差很大。當中國的勞動力市場處于一個越來越全球化和開放的環境中，跨國公司在沿海城市的集聚使得世界范圍內的資本和知識空前地聯合在一起，而低技能勞動者卻處于一個相對的弱勢。FDI的流入大部分改善的是高技能勞動力的收入水平。并且，獨資企業在薪酬、環境、管理等方面較為完善，對國內人才特別是高級人才有較大吸引力，而且，為了鞏固其在中國市場的占有率和地位，外資企業依仗其雄厚的財力，不惜重金聘請高技術人員，用更優厚的待遇挖人才，使高素質人才的福利待遇明顯區別于普通工人。使之成為高收人人群。

1．4 對農民的影響

由于我國土地資源有限，伴隨著工業經濟和城市建設的擴展，農村的耕地面積大量減少。據中國國土資源部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的耕地面積從1996年的19.51億畝減少到2003年的18.51億畝，這段時期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耕地面積下降最快的時期，截至2006年末，全國耕地面積下降至18.27億畝。應當說，FDI的大量流入對城市工業化的進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各地政府為了吸引外資，使大量公共資源向城市經濟部門集聚，在吸引外資的過程中，大量征用農民的耕地，經過規劃整合，再以土地租用的方式出售給商業開發企業。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方式是通過政府和農民土地使用權不等價交換的行為實現的，農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發展代價，使得本就不富裕的農民，生存更加困難。

1．5 對區域間造成的貧富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得到了快速、持續的發展，但同時也出現了地區間經濟增長的非均衡現象，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異日益顯現，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在不斷拉大，東部地區一直是利用FDI的主要地區，到目前為止，外商投資區域分布基本格局變化不大。其主要特征是：第一，東部地區吸收外資繼續增長，東部地區在吸收外資方面顯示出了突出的區位優勢，其利用外資的規模和效益遠遠超過了中西部地區。第二，中部地區總體上雖然處于逐步增加的趨勢，但是增長緩慢，FDI的聚集效應使得東部和西部的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同時造成了東部和西部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斷拉大。

2 對策

(1)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大力發展中小民營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和競爭力。

國內企業要努力提高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一方面為跨國公司技術轉移創造有利條件，擴大跨國公司技術溢出效應；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學習能力，促進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從而為未來的自主創新打下堅實的人才和制度基礎。中小企業的迅速發展，會給我國龐大的就業人員提供較多的就業崗位，減少因失業而帶來的低收入人群。

(2)培育有效的市場競爭機制。

應充分理解跨國公司的決策方式和投資戰略，并為其提供完善的法規體系，平等的政策環境和寬松有序的監管體制。再次，加緊制定《反壟斷法》，防止跨國公司濫用市場力量和技術優勢進行不正當競爭。另外要盡量減少我國為了引資而頒發的不利于內資企業的條款。是國內的中小企業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中參與市場競爭，為其創造就業崗位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3)對勞動力價格的重估。

長期以來中國的生產要素價格，尤其是勞動力價格的低估，導致了國民收入分配過程中勞動收入相對弱勢，而企業利潤和政府稅收相對強勢，企業利潤和政府稅收的強勢則會導致企業投資和政府投資主導經濟增長，從長遠的發展角度來看，人為壓低勞動力價格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國家應當對勞動力要素價格進行重估，從而帶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轉變為一種依靠人力資本、效率提高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第5篇：內部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征范文

企業成本下降，企業家還不完全“解渴”。不久前，企業家曹德旺“訴苦”中國制造業成本高、稅負重，宗慶后等企業家隨后呼應，引發多方討論。相關部門回應了我國宏觀稅負橫比不高的事實，但此事反映了一批企業家的憂慮，提示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結構正面臨挑戰。

降成本的力度與企業家的期待仍有差距。隨著全球市場競爭的加劇，實體經濟振興在世界范圍內重新提出，中國制造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因此，在更深層次和更大范圍內降低成本，以更加精準、更為有效的措施助力企業輕裝上陣，顯得尤為迫切。

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在降成本方面，首先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

外部減稅降費，內部挖潛增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的一系列部署，為降成本指明了方向。助力企業降成本，不僅需要打好政策組合拳，還需要細化落實、扎實推進，避免政策流于形式和原地空轉。

以減稅為例，財政部、稅務總局等部門近日就落實減稅措施相繼表示，新的減稅舉措已在醞釀中，這預示著2017年減稅降費的力度還將加碼。做好減稅的同時，還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相比明面上降稅，降低隱形稅負同樣關鍵，不降隱形稅，以間接和隱形為主要特征的整體稅負水平很難真正降下來；二是與減稅降費并行的還有減支，支出不減難以持續減稅。減支一定程度上相當于減“政績”，大幅減支牽扯多方利益，缺乏有效硬約束的減支也容易引起“反彈”。

降成本是一場攻堅戰，既要有綜合運籌的智慧，也要有揮刀弄斧的膽識。瞄準政策的疏漏點，對照企業的訴求點，精準把脈施藥，用實招硬招確保療效。要辯證施治，外癥內治，才能真正標本兼治。

政府要捂緊“錢袋子”，把錢花到刀刃上。民生支出是剛性支出不能減，政府開支卻仍有減少的空間。從制度層面堵住交易的成本“漏洞”，斬斷有礙公平效率的利益“黑手”，打造更加高效有為的政務管理和服務體系，通過改革和制度建設，建立降低企業成本的長效機制，幫助企業切實享受到減稅降費帶來的紅利。

第6篇：內部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區；城鎮化；城鄉收入差距；效應

一、 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上升到2009年的歷史最大值3.33∶1，2013年仍然高達3.03∶1，中國仍然處于全球城鄉收入高差距行列。此外，中國還有生活在貧困縣以下的7 000多萬農村人口，主要集中于部分自然生產生活條件十分惡劣的連片特困地區。當前，中國連片特困地區不僅要盡快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緩解貧困，以縮小與平原地區的收入差距，還要有效化解區域內部嚴峻的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實現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續收斂。當前，中國的貧富差距以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瓶頸性”障礙。本研究打破傳統的行政區劃觀念，實證對象選用國家新階段扶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全國11個連片特困地區中先行先試的樣本――武陵山區，深入探討該地區城鎮化進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極其邏輯機理，并提出相應政策建議，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 理論推演

從分析視角來看，基于古典經濟分析框架而形成的二元經濟理論經典模型――“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模型（Lewis-Fei-Ranis Model）”，成為此后學術界探究城鄉經濟關系問題的理論基點和發展中國家促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政策依據，后續的相關研究基本是圍繞拓展、修正或驗證此模型而展開的。

根據劉―費―拉模型假設，發展中國家并存著具有典型二元異質特征的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城市部門和以農業為代表的傳統農業部門；兩大經濟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或工資率存在差距，城市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或工資率高于農業部門；農業部門具有邊際勞動生產率較低甚至為零的勞動力，決定了該部門勞動力只能獲取較低生活水平的生存工資，兩大經濟部門存在的勞動生產率或工資率差異引發了農業部門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下面，我們用圖1來解讀劉―費―拉模型蘊含的城鄉經濟社會關系變遷的基本思想和政策蘊含。

在圖1中，a、b分別表示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城市部門，橫軸和縱軸分別表示勞動力數量和工資水平，Dm、Dn分別表示城市部門和農業部門的勞動力邊際生產力或勞動力需求曲線，根據經濟增長理論的勞動邊際生產力遞減法則，勞動力需求曲線具有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傾斜的特性，Sm、Sn分別表示城市部門和農業部門在初始狀態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此階段，農業部門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或潛在的剩余勞動力，相對城市而言供給較為充裕，由勞動力供求關系決定的勞動力均衡工資率Wa較低，相反，城市部門則由于資本相對充裕、勞動力供給相對缺乏致使勞動力均衡工資率Wb較高，且高于農業部門勞動力均衡工資水平，即Wb>Wa。假設勞動者是追求收益或報酬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勞動力流轉不存在任何的市場壁壘和制度壁壘，交易成本忽略不計，則城鄉兩大部門的工資差異會誘發農業部門勞動力向城市部門流轉，以獲取高于農業部門的超額報酬。于是，農業部門勞動力供給減少而Sm向左移動，城市部門勞動力供給增加而Sn向右移動。其結果是：農業勞動力均衡工資率或勞動生產率因勞動力供給減少而上升，而城市部門工資率或勞動生產率因勞動力供給增加而下降，這種跨部門的勞動力流轉將促使城鄉勞動生產率或工資率差距的持續收斂，直到農業部門勞動力供給曲線由Sm移至S1m，城市部門勞動力供給曲線由Sn移至S1n，城鄉勞動力市場均衡工資均為w0，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或以工資差距為代表的收入差距完全收斂，此時，農業部門流出的勞動力數量Lm-L1m剛好等于城市部門流入的勞動力數量Ln-L1n。a圖SABC表示農業部門因勞動力轉出提高均衡工資水平而增加社會福利，b圖中SEFK代表城市部門因勞動力流入而增加的社會福利，不同是的，農業部門社會福利增加伴隨著均衡工資水平的上升，而城市部門社會福利增加則伴隨著均衡工資水平的下降。由此可見，以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為主要特征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進程，不僅具有城鄉收入差距收斂效應，還有利于促進總量經濟增長或整個社會福利水平的顯著提升。

然而，該模型強調加大城鎮化或工業化進程，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從而實現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實際上卻潛藏了諸多假設，例如，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和不變制度工資，剩余勞動力的完全“經濟人”理性以及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流動的零交易成本等。因此，“劉―費―拉模型”是否與中國尤其是貧困地區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實際相耦合？在以下的實證研究部分將對這一問題做深入探討。

三、 實證分析

1. 計量模型與指標設計。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眾多，既包括本文提及的城鎮化進程，還包括金融發展、公共財政投資、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以及農業現代化水平等。因此，實證研究城鎮化進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效應時，本研究對其他解釋變量進行了“控制”。另外，由于被解釋變量城鄉收入差距可能存在自相關，本文也把城鄉收入差距的一階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納入模型中，由此構建動態面板計量模型如下：

2. 實證結果解釋。本文采用廣義矩估計（GMM）方法對計量經濟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得到回歸結果如表1中模型（a）列所示。廣義矩估計法要求差分方程中殘差的一階差分項應該是一階負相關，而且沒有二階和更高階的相關?；貧w結果顯示，模型差分方程的殘差序列僅存在一階自相關，無二階自相關，Sargan檢驗也表明所有的工具變量都有效。

模型（1）中城鎮化urb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為0.186 6，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這說明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鄉收入差距卻進一步擴大?？赡艿脑蚴牵何覈逃械某青l二元戶籍制度以及不徹底、不完善的城鎮化實踐，使得農民工并未真正共享城鎮化帶來的各項經濟成果和社會福利，而武陵山區受城市經濟實力和政府財力不足的制約，其城鎮化進程的經濟成果釋放與社會福利改善效應則更為有限。還有可能是城鎮化進程促進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具有顯著的“門檻效應”而武陵山區的城鎮化水平實在太低，2014年重慶、湖南、湖北和貴州4個分片區的城鎮化率分別為38.08%、39.12%、35.57%和30.92%，與各自所在省份城鎮化水平的差距分別為21.40、10.52、19.70和9.18個百分點，城鎮化水平低下或許是城鎮化進程與城鄉收入差距顯著負相關的重要原因。

金融發展規模fir和金融發展效率fae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且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系數為正，說明該地區金融發展規模擴大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促進了城鄉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要充分發揮金融資本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必須在擴大金融規模的同時優化金融資本的城鄉配置效率，加大對貧困地區或農民群體的金融支持力度，精準配置，促進貧困地區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以及農民增收，才能取得新時期扶貧開發與城鄉二元結構改善的良好效果。

公共財政支出pegex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為正且統計上顯著，說明隨著政府財政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的提高，城鄉收入差距趨向擴大?？赡艿慕忉屖牵诘胤秸非蠼洕咴鲩L與政績競爭的大背景下，地方公共財政支出具有明顯的“城鎮傾向”，在武陵山區等連片貧困地區地方政府公共財力更為緊缺的情形下，稀缺的財政資源配置“重城、輕農”的傾向將更為明顯。值得注意的是，農業現代化avamp，即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統計顯著，且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為負，說明以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為主要內容的農業現代化建設，能顯著地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狀況。

為了進一步考察城鎮化與金融發展、城鎮化與公共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協同效應，我們在模型（1）的基礎上，分別引入交互項urb*fir、urb*fae和urb*pegex，分別得到模型（2）和模型（3）。urb*fae和urb*fir系數為正，表明該地區金融發展規模擴大以及金融效率提升與城鎮化的互動進一步惡化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可能的原因是城鎮化進程促進了金融資源向城鎮的集聚，加劇了不平等的城鄉金融配置，從而導致農村或農民金融抑制，這也表明近年來武陵山區的城鎮金融“馬太效應”強于對三農的“涓滴效應”。因此，地方政府應鼓勵農村金融發展創新，加大對農村或農民的金融扶貧力度，以減輕金融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城鎮對農村的“抽血效應”。urb*pegex的系數也顯著為正，說明城鎮化進程與公共財政支出的互動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這與城鎮化的不徹底與公共財政城鄉非均衡配置有關。

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在模型（1）、模型（2）、模型（3）中urigit-1的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該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如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體制得不到根本性的改變，沒有針對貧困地區、貧困農民的精準扶貧攻堅及其制度創新，在累積惡性循環效應作用下，以城鄉收入差距為典型特征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無法得到根本性轉換。

四、 結論與建議

研究表明：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進一步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在地方政府追求經濟高增長、政績競爭以及金融資本市場化配置的大背景下，地方公共財政支出與金融資源配置具有明顯的“城鎮傾向”，無論是公共財政支出還是地區金融發展都無助于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反而還促進城鄉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金融發展、公共財政支出與城鎮化的互動進一步惡化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狀況。而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為主要內容的農業現代化建設，能顯著地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在累積惡性循環效應作用下，該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

本文提出以下建議：一是有效改善連片特困地區城鄉收入分配狀況的根本出路，在于走“人―業―地”協調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促進城鎮化進程中人口、產業、土地與公共服務建設的同步協調發展；二是有效對接新型城鎮化與扶貧開發戰略，以促進連片特困地區及貧困人口貧困緩解，應以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口、土地及產業規劃為綱領，統籌各項扶貧開發資金、目標、政策，以促進人口集中、產業集聚、土地集約以及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整合政府、企業和社會等各類扶貧開發主體，優化配置產業扶貧、高山移民搬遷扶貧、社會扶貧、文化扶貧、財政金融扶貧等多種扶貧資源，促進財政金融資源配置均等化，以解決城鄉居民收入、教育、醫療、就業機會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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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內部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字：國有企業;運作;市場化問題

眾所周知，無論是哪個發到國家，都存在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為了協調好國有企業市場和市場經濟的關系，這個問題不僅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世界性的難題。再加上我國國有企業具有特殊性，不僅數量眾多，也是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制度的主要基礎或者載體，所以筆者認為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社會體制，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是最大的。

一、政企分家問題

在我國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中，以前是按照權利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進行，這也是計劃經濟的要求設置，這種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國有企業管理機構和政府機關管理機構合二為一。在這個時期，政府有權利管理企業，所以國有企業的整個管理體制組織代替了經濟組織，企業家淪為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所以這個時期的企業不能全面開展，并且不具有獨立性，也沒有嚴格的經濟計算制度。簡而言之，就是沒有必須的經濟管理權限，也不用承擔相應的責任，企業運營的優劣，結果都是一樣，處于同一階段的企業員工沒有直接的厲害關系。

當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改革之后，重新定義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就是將所有權和經營權區分開來。通過這種改革，國家依然具有所有權，企業也重新擁有經營權，重新處理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之后，幫助企業擺脫了國家行政機關的束縛和干預，成為一個獨立的、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實際意義。

但是政企分家的倡議，提出了十幾年，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從實質上說，這種行政管理體制與市場經濟相關要求相悖，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的理論。與此同時，我國的投資資本和決策權，依然處于行政機構的手中，企業想要得到發展就必須依托行政部門，如果實行政企分家，斷了企業的權利來源，那么企業想要發展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要實行政企分家，就應當進行政資分家，不然政企分家是不具有可行性的。

二、國有企業負擔問題

企業負擔也可以看成是企業內外部在超過其自身承受能力的范圍外的各種經濟壓力，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種類企業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以我國國有企業目前的形式來看，主要包括了以下幾點內容：

（一）退休金負擔

退休職工處于在職狀態時，為我國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處于退休狀態后，國家應該發放相應的退休金。以前是將退休金上繳國家財政，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戰略決策上的錯誤，浪費了大量的資金，使得國家無力償還這筆基金?，F階段，雖然職工的退休基金留歸企業，但是許多國有企業存在大量虧損，對于這種經濟效益不好的企業，同樣也無法發放這筆基金，也就是說國家將財政壓力轉交給了企業。而且越是老牌企業，退休職工的數量就越多，在筆者的調查中發現，有些企業的退休人員數量甚至超越了在職人員數量，這就加劇了企業的負擔。

（二）冗員負擔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人口基數過大，所以就業人數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狀態中，其中熟練勞動力較少，新人較多。我國國有企業之所以會受到人們的喜愛，就是因為是“鐵飯碗”，這個優越性是民營、外企、合資企業所不能達到的，當然就會成為人們擇業的第一選擇。再加上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相對落后，國有企業用工沒有自主選擇權，不能按照本企業的需求來選擇人才，可以說我國國企的人員是只進不出，越來越多，就成為了企業的負擔。

三、分配原則問題

在現階段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應當實行市場化分配體制，也就是將市場化收入分配機制和市場化資源分配機制相結合。但是目前，國有企業分配原則問題是國有企業制度改革的重要問題，它不僅關系到了國有企業與國家、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內部協調問題，而且還是一個長期得不到解決的難點問題。出現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是存在勞動收益權，不存在資產收益權，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大部分收益歸國家所有，企業得到剩下收益中的一般，個人只能得到最少的一部分，無論是管理層還是一線員工對于工作的積極性都被限制了。

在改革之后，就應當促使國有企業員工既擁有勞動收益權也擁有部分國家資產分配權，只有這樣才能激發員工工作的熱情，促使國有資產保值或者升值，也有利于整個社會的安定。

四、內部組織結構問題

對于企業內部組織關系來說，組成部門有三大力量，包括了經營系統、思想政治工作系統和企業工人。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國有企業現代生產的主要特點就是具備了復雜的技術裝備，對生產過程涉及的機械化水平要求較高。隨著國有經濟的機械化水平和自動化水平不斷增強，科學管理水平也需要提高，但是現階段，我國國有企業完全達不到這個要求。許多管理層的管理水平較低，管理方式較為單一，在生產過程中不能進行統一指揮，在發生生產問題時不能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各個部門相對獨立，不能相互配合。

五、產權問題

將企業的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開之后，為處理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創造了較好的契機，它強化了企業的利益關系，擺脫了國家的束縛和干預。但是在實踐過程中發現，僅僅依靠這兩種分權，依舊不能處理好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系。這主要是因為兩權分離沒有真正觸及到國家與國企之間的財政關系，經營者可以自負盈，但是不能自負虧。再加上兩權分離后，企業并沒有得到處置資產的權利，所以還不能成為真正市場的主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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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怡群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課題組 李保民（組長）.建立國有企業市場化用人機制[N].首都建設報，2009-06-26005.

第8篇：內部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收入分配問題 差異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收入分配問題現狀

最重要的宏觀收入分配關系包括政府、企業和居民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可以劃分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層次。初次分配是由勞動者報酬、營業盈余總額和財產性凈收入組成，是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再分配則是生產環節之后通過經常轉移的形式對收入的分配。勞動報酬占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主要構成部分約80%以上。我國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收入分配存在不平衡的問題，主要表現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比重逐年下降，勞動報酬在居民初次分配中比重逐年下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且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距大于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城鎮居民地區間收入差距呈縮小趨勢，農村居民地區間收入差距較高。

二、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收入分配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非均衡發展戰略

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與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采取非均衡發展的戰略，經濟增長的非均衡性最終表現于收入分配的非均等性，從而造成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首先是高資本投入引起勞動者報酬比重的下降。我國目前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主要實施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以資本密集型為主要特征。由于資本密集型產業就業彈性較低，從而導致就業增長率增長比較低，勞動者的報酬比重下降，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其次是壟斷行業帶來的不平等競爭。由于壟斷行業、部門的存在，使得市場價格機制扭曲，通過壟斷的優勢獲取高額利潤，嚴重破壞了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導致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市場分配受到政府權力的過度干預，導致了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行為失范的結果。

（二）傳統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影響

我國居民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是城鄉二元分割的經濟社會結構及城鄉割裂的二元分配機制。主要表現在：第一，長期的城鄉資源配置不均衡，使城鄉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第二，城鄉勞動力資源的市場自由配置的制度一直存在，農村富余勞動力想通過轉移就業提高收入水平受城鄉戶籍制度的制約。第三，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是城鄉二元的土地制度阻礙了經濟要素的自由公平流動。第四，國家近年來在逐年增加對農村的財政投入，然而總體水平仍偏低，城鄉固定投資差距也在逐步拉大。

（三）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亂

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勞動力市場相對不發達，收入分配體制不能適應現階段經濟的發展需要，初次分配不公是導致當前收入分配問題的關鍵。主要表現在：第一，收入分配向資源性和壟斷性行業傾斜，收入差距也越來越明顯。第二，生產要素沒有得到合理定價，管理層與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差距也日益明顯，甚至出現了勞動時間加長、克扣、拖欠勞動者報酬等現象時有發生。第三，部分居民擁有無法明確界定的灰色收入及企事業單位領導層沒有規范的職務消費也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勞動者收入保障機制的缺失

第一，我國在加快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對高投入和資本的高度重視，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強資本弱勞工”的現象。第二，長期以來我國人口基數大，勞動力一直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企業的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企業里常會出現管理層為了利潤最大而克扣勞動力工資的現象。第三，沒有建立合理公平的工資增長機制，許多企業工資增長緩慢且具有隨意性或不規范。第四，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服務體系正在建設過程中，監督正在構建過程中，有部分普通勞動者的收入難以得到保障，拖欠、克扣勞動者工資的現象時有發生，不能實現真正的按勞取酬，從而導致了收入分配不公。

（五）再分配的調節不利

我國的收入再分配主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稅收調節、社會保障等措施進行。而由于政策的傾斜不平衡，再分配措施調節功能不足。第一，財政轉移支付機制不健全，有待完善。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在縮小城鎮與地區收入差距的作用較小。第二，在稅收調節方面，由于稅收設計的不合理以及具體操作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導致了稅收的“逆向調節”，加大了收入差距。第三，現行稅收征管體系不健全，監督管理體系不完善，勞動報酬和非勞動收入之間稅負不均，各類非勞動收入的稅收征管薄弱，導致高收入階層稅收漏失嚴重，實際稅負較低，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第四，在社會保障方面，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參保面較廣，而一些民營中小企業單位的職工參保較少，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存在明顯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第五，現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也讓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從高地價、高房價中大量得益，使收入和財富大量向他們和有能力炒房的高收入階層轉移，形成逆向再分配。

（六）區位的歷史因素導致地區間收入差距

我國地域遼闊，地區間經濟因歷史、地理及資源等原因差距大。一些區域，如甘肅省所處的西部地區由于地處內陸，自然環境不利、基礎設施薄弱、人才相對短缺，非公有制經濟、非農產業發展速度和城鎮化進程較慢，雖然實施西部大開發以來中央給予了一些優惠政策，但發展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與中東部地區還是存在不小的差距。

三、從生產方式、社會的性質和生活方式來思考收入分配改革的發展路徑

（一）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走產權改革的發展路徑

1、土地制度

目前，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點，主要就是房地產行業的畸形膨脹。造成今年來房地產業畸形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土地制度存在嚴重的缺陷，具體表現為權力部門的“雙重壟斷”：一方面，面對土地的擁有者（特別是農民的土地），權力部門是“壟斷買方”，土地要轉換性質，必須首先“賣”給政府，而且價格較低，農民作為土地擁有者的地位未完全實現。另一方面，面對“購房群體”這一最終消費者，權力部門又是土地的“壟斷賣方”，消費者要購房實際上必須先從政府處購買土地。這就導致利益分配的扭曲，在權力與資本的合謀中，房地產企業獲取較高的利潤。

2、資源產權制度

除房地產企業以外，礦產資源開發行業是另一個比較大的經濟增長點。這與礦產資源產權制度缺失有很大的關系。突出表現在資源價格成本構成不完全，導致利益不合理分配。

3、壟斷性經營制度

目前，中國壟斷行業改革相對滯后，有效競爭機制尚未形成。首先市場準入環境不寬松，被既得利益的權力部門牢牢把持，壁壘森嚴。其次是支配市場的原壟斷企業與新進入企業在政策、資源分配上的不對等，使得有效競爭難以實現。

（二）由財富創造和分配機制轉型切入，向政府和社會方面轉型的發展路徑

政府自身的轉型已是刻不容緩，就拿綜合治理灰色收入而言，需要決策層力挽狂瀾的決心。當務之急是彌補我國財政金融、行政管理、國有資源管理制度中容易造成公共資金流失、滋生腐敗的制度漏洞，從建立規范和透明的制度入手，建立有效的監管機制，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審批許可、監管項目，減少行政性壟斷，規范政府部門職權范圍，健全審批許可和監管制度并接受社會的嚴格監督。

（三）由促進經濟發展切入，向促進人的自身發展的發展路徑

目前我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如此失衡，從勞動者的角度來研究，反映了人權的某種缺失，特別是勞權的缺失。現在討論收入分配制度發展，必須提升到人權特別是勞權的高度，要有保障人權特別是勞權的制度安排，使勞動者有尊嚴地勞動和生活。

四、結束語

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應地收入分配原則、方式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研究、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分配問題，對于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配體制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現階段堅持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并存，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為此我們必須正確處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關系，正確認識合法的非勞動收入等一系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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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內部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 員工勞動缺位利益相關者合作

員工是組成企業的基礎，與企業休戚相關。今天，人們逐漸認識到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的最大限度發揮才是產生高

效率的真正源泉。

一、我國管理實踐中的“勞動缺位”現象

中國企業改革已經走過四分之一世紀，在這二十多年里，單一的經濟改革和有些異化的企業改革，把員工從整個經濟轉型中邊緣化到了可有可無的地位，雇傭勞動成了他們惟一的生存方式，為企業改革付代價成了他們無法回避的承受。

我們可以冷靜地回過頭來看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企業改革的發展過程。從“經濟責任制”(1980)、“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1983)、“實行政企職責分開”(1984)到“實行廠長負責制”(1986)；從“國家對企業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1988)、“承包經營責任制”(1990)、打破“鐵交椅鐵飯碗和鐵工資”到“股份制企業試點”(1992)；直至“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1993)、“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1997)、“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2003) ……這整個一條線索理下來，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樣一個傾向：中國的企業改革更多地是順著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產權理論所描述的兩權分離道路在發展，更多地是在企業的控制權和所有權之間的制衡和失衡上花工夫、更多地是在管理層(廠長經理)和所有者(國家、國資委)之間尋找矛盾沖突和協調一致的平衡點。即改革的重點是解決所有者缺位，在具體操作上，著力點是在所有者(國家，具體地說是各級政府部門)和管理層(廠長經理)之間尋找矛盾沖突和協調一致的平衡點。近年來，有關企業薪酬和激勵制度的研究與相關對策、政策大多集中在企業高管的階層上，無論是年薪制、股票期權、MBO……無不竭盡全力為企業高管提高薪酬和拉大收入差距而殫精竭慮。

就方向而言，這一路徑并沒有什么錯誤。但是在企業改革的過程和治理的框架中，著力重構企業家主體，基本上看不見組成企業的基礎、與企業休戚相關的員工應有的身影，這存在著一些弊端：員工權利未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在糾正所有者缺位的同時，出現了“勞動缺位”的問題。

二、忽視員工利益衍生的消極影響

對員工利益的忽視，限制了員工工作積極性的發揮，對企業發展帶來了明顯的消極影響。

1.工作積極性不足，生產效率受損

著名經濟學家萊本斯坦從大量的實際研究資料中發現，在很多時候企業內部并非是有效率的，即在企業中存在某種難以定義的非效率因素(萊本斯坦稱之為“X效率”)。他指出：決定產量的因素顯然既不是機器的臺數、空間的大小、原料的數量，也不是雇傭的員工數。決定產量的關鍵因素是被雇傭的每個員工做出努力的程度和性質。對于所有企業家來說，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相機抉擇的變量。換句話說，我們的理論假設個人在一定限度內能夠選擇(1)他們的某些活動；(2)他們實現這些活動的速度;(3)他們的努力的質量。每個個人做出的選擇的性質將取決于引起動機的系統。因此，從根本上說，工作中的人的努力程度取決于他或她的動機，在不能直接控制他們的努力程度的情況下，要想使他們采取有利于企業的極大化行為或發揮最佳的努力程度，惟一的辦法是通過影響他們的動機誘導他們盡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努力水平。這樣，對企業來講，就需要建立一套可行的激勵機制來影響員工的工作動機或動力。反之，若企業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員工的“偷懶”行為就不可避免，從而必然降低企業的生產效率。

從人力資本理論角度分析，人力資本區別于非人力資本的一個最主要特征就是羅森所說的“所有權僅限于體現它的人”。當代偉大的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強調指出：“人們雇傭工人時總是雇傭整個的人，‘雇傭一雙手’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考慮到勞動中的人也是人類中的一員。換句話說，我們也必須把重點放在‘人類’上。這種工程設計法是圍繞作為有道德的社會動物的人，并且尋求怎樣才能使組織適合人的特性。作為一種資源，人是可以被‘利用’的；然而，一個人卻只能利用他自己。這是巨大的最根本的區別?！币虼耍鲆晢T工利益，必然導致人力資本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都會受到抑制。

2.道德風險增加

企業實質上是一種“隊生產”方式，由于客觀上存在契約不完備和信息不對稱的情況，隊生產的參與者就會產生“搭便車”(又稱“偷懶”)的機會主義動機：由于閑暇與收入一樣進入個人的效用函數，所以在偷懶行為不容易被發現的情況下，人力資本的所有者不會像在契約中所承諾的那樣，完全將自己的努力貢獻給企業，而是會通過消極怠工來追求個人效用的極大化。至于偷懶所帶來的生產率損失，則是由隊生產的全體成員承擔的。企業中員工消極怠工的表現可以分為幾個級別：一是僅僅完成個人的分內工作，對企業的發展漠不關心，對提高工作完成的效率不提合理化的建議和策略；二是完成自己的分內工作，但做事拖拖拉拉，工作效率極低；三是根本就不想去完成自己的分內工作，只是消極地對待自己的工作，以自己的享受為中心。這三種表現的消極程度依次增加，對企業造成的損失也依次增加。消極怠工并不一定都是由激勵問題引起的，但激勵問題可以說是引起員工消極怠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把員工放在首位，建立合作伙伴型的勞資關系

1.把員工視為利益相關者

人力資源具有較高的價值性、難以模仿性、難以替代性成為企業核心資源。萊賓斯坦認為，組織的效率來源于全體員工的努力水平，只有根據不同員工的不同需要實施激勵，才能達到滿意的激勵效果，如果僅僅考慮經營者的激勵，而忽視了對員工的激勵，就會導致X-非效率。

近20年來，全球公司治理研究和實踐，大大擴展了公司所有權人的定義范圍，除了資本所有權人(即股東)以外，企業賴以生存的資源投資者(即利益相關者)也被逐漸認可為公司的所有權人。1983年以來，美國已經有27個州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東是企業的惟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僅要對股東負責，而且要對廣大的“利益相關者”負責。作為公司賴以生存的資源投資者，利益相關者可大致分為三類：(1)市場環境資源投資者，主要是國家或各級政府；(2)有形及無形資源投資者，指以股權投資與債權投資兩種形式向企業提供實物、貨幣、工業產權等經濟資源的投資人；(3)智力及體力資源投資者，即是指企業的員工。

其實，在我國，無論是現在的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員工才是真正最關心企業的人，因為企業的存亡關系到他們的生存。實際上，員工面對的風險遠高于出資者，他們隨時都有被解雇的危險。員工所獲得的工資收入往往還低于同樣價值設備的運行或租賃費用，而一旦公司倒閉，出資者承擔的損失僅僅是物質上的“投資”，而勞動者承擔的損失則是自己一去不復返的青春和生命，甚至將會失去其生存的基本條件。當員工已經將自己的智力投入企業、將自己某一段未知多長的職業生涯與企業聯系在一起、將自己的某一時間段的身家和維持生計的收入寄托于一個企業時，他們當然最關心企業的生存、存續和發展壯大。

豪爾?F?羅森柏斯和黛安娜?麥克弗林?彼得斯在《顧客第二：把你的員工放在首位》一書中寫道：“當然，顧客是公司存在的理由，但是為了向顧客提供最好的服務，我們必須要把自己的員工放在首位。這就像是那個馬和馬車的老掉牙的故事，假定我們的員工是拉車的馬，如果我們把顧客安置在馬車上，放在馬匹的前面，他們哪兒也去不了。盡管我們可以在馬車上為顧客準備好香檳和魚子醬，但是只要馬匹在他們的后面，他們就哪兒也去不了?！苯裉?，人們逐漸認識到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的最大限度發揮才是產生高效率的真正源泉。

2.建立合作伙伴型勞資關系

英國經濟學家G.M.霍奇遜指出，忠誠、信任與合作對企業的經營業績和效率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企業與成員之間，以及企業成員之間的忠誠、信任與合作的程度越高，企業的效率往往也越高。

由于在企業內，雇主無法全部掌握員工的所有努力程度變量，其中總有一部分是掌握在員工手中的，因此，雇主就不能保證員工所追求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總是完全一致的。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生產率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對策論問題。萊本斯坦將努力水平或生產率水平看成是一局博弈的結果，他用囚徒的兩難困境來分析這種雙方共同決策的問題。在對當事人的各種可能策略進行分析之后得出的結論是，企業和員工任何一方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極大化必然會導致企業的生產率低下、工資報酬和工作條件極差，而從雙方長期利益來講，共同采取合作策略更符合雙方的需要。所謂合作策略，就是雙方均按照同業集體標準行事，員工遵守某種公認努力習慣或規范，企業則按照“做一天公平工作，支付一天公平工資”的原則給員工支付報酬。這種合作解是既符合“效率”標準，又滿足“公平”要求的均衡解。

只要我們正視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企業中所出現的雇傭關系的變化，就不能不承認，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那種典型的勞資對抗與沖突，在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演變之后，到今天已經發展成為多元化的局面。生產方式的變革、技術的飛速發展、現代企業制度的出現，以及市場競爭的國際化等新情況的出現，使得企業中的雇傭關系無論是在管理理念和經營哲學方面，還是在具體內容和形式上都大大豐富化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勞資合作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3.培育建立合作伙伴型勞資關系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