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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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轉型，社會轉型，民主文化，民主文化轉型
“社會轉型”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詞的解釋，也可翻譯為“社會改造”、“社會轉變”
[1]
。免費論文。關于社會轉型的含義，學者們多有不同見解。本文在廣義和狹義兩個層次上使用社會轉型概念。廣義的社會轉型，是指人類社會從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的轉變；狹義的社會轉型是指在同一社會形態下，社會生活的內容，即社會內容發生的較大甚至較為劇烈的變化。同社會轉型一樣，民主文化概念也有著多種界定。本文使用的民主文化是指一定社會區域中人們的民主取向、民主行為和民主效能的總和。其中民主取向指人們關于民主及民主政治的主觀意向和態度。民主行為指人們受民主取向支配而表現在外面的民主活動，民主效能即人們對民主政治的作用及對作用的主觀判斷。民主文化轉型可以理解為舊的民主文化體系的漸趨瓦解和新的民主文化體系的萌生和成長過程，或者是指特定時代特定民族或群體習以為常的賴以生存的主導性民主文化模式為另一種新的主導性民主文化模式所取代。
辯證地看，社會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作用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這里，主要地是考察民主文化的發展趨勢，所以，揭示社會轉型作用下民主文化的發展機理時，以反映民主文化總趨勢的方面為主。另外，限于篇幅要求等原因，又主要從社會技術形態、社會交換形態、社會主體形態等三種社會形態的轉型來分析社會形態對民主文化的動力作用。由于全球化的特殊性，下文中將單獨對其作用進行分析。
一、社會技術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動力作用
依據產業技術特征，社會形態可劃分為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全面自動化社會（信息社會、知識社會、后工業社會等），稱之為社會技術形態。社會技術形態轉型指由漁獵社會到農業社會、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由工業社會到全面自動化社會的轉型。這里主要討論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由工業社會到全面自動化社會的轉型，因為社會技術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的作用和影響主要的是通過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和工業社會向全面自動化社會轉型兩個階段進行。
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階段，農民逐漸擺脫對土地的依賴，及對血緣關系或宗法關系的依附，依靠經驗、常識、傳統習俗等自在因素的自發生存狀態也隨之進入到依據理性、知識、契約等自覺要素的創造性生存狀態，這就意味著同傳統土地勞作相生的封建意識的消退及相應民主文化的生成。隨著信息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崛起，工業社會逐步向知識社會轉型，個人對身份、地位、資本的依賴下降，人必須努力學習，這必將進一步喚起人的主體意識、自覺意識和權利意識；知識社會的信息化使得公民可以通過網絡和通訊，進行系統地學習，有效地溝通和科學地借鑒，使自己的行為更加合理、合法。知識社會對政治事務的知識性、技術性要求會越來越高，從而有利于政治評價標準和政治生活的知識化和技術化，使民主文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二、社會交換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動力作用
依據社會橫向經濟聯系方式。社會形態可劃分為“自然經濟社會——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產品經濟社會”
[2]
的三大社會形態演進系列，稱之為社會交換形態。社會交換形態轉型指由自然經濟社會到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由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到產品經濟社會的轉型。
社會交換形態對民主文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商品交換對自由、平等、公正等民主觀念的催生作用及由此導致的民主行為方式的養成上。馬克思說：“作為純粹的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一次方的這種基礎而已。”
[3]
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人們之間的交往因為商品交換的實現而得以促進，人們漸漸祛除了自然經濟狀態下人格中對血緣關系的依附性而使得人格富有獨立性。獨立的人格的確立蘊含著對平等和自由的地位與權利的需求，商品競爭因而需要供給相應的協調、裁判、監督和服務，這個供給的過程自始至終需要社會的參與和社會的制約，這已涉及到了民主文化的核心。商品經濟規范、有序的運作又離不開裁判原則，這就是法治。作為商品經濟高級形態的市場經濟使整個社會生產要素的配置和轉換全都依賴市場來進行，能較好地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通過公平競爭發揮各自的創造力。市場經濟使得政治與經濟相對分離，社會成員逐漸擺脫政治社會生活一體化的束縛，個性和主體自由得到社會的充分承認和空前解放，自主意識和平等意識也顯著增強，人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其它社會生活中企盼有更多的選擇自由，要求機會均等、平等競爭，在法律面前能受到平等對待和保護。
三、社會主體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動力作用
依據社會主體的狀況,即主體與社會的關系，可將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劃分為“人對人的依賴關系社會——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社會——自由人聯合體社會”
[4]
，稱之為社會主體形態。社會主體形態轉型指由人對人的依賴關系社會到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社會的轉型、由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社會到自由人聯合體社會的轉型。
社會主體形態主要指人的主體性。從抽象的意義上講，人的主體性具有內在的外在的雙重規定。內在規定，主要指的是人的意識和自我意識的發生和確立。它表明人對于影響和制約著它的外部世界，已經逐步獲得獨立、自主、自決的權利。外在規定，則是指人的對象化活動。即人不僅以客體世界作為自己的活動對象，還能夠把自己甚至自己的創造物有意識地納入自己的認識對象和活動對象，從而表明人對于對象世界的主導地位。在人的依賴關系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個人依附于自然和社會共同體，人們為缺乏創新的重復性思維、傳統習慣、既定圖式和規則所困，主體性處于自在自發的狀態，沒有形成內在的自主的意識、自主的要求，相應地，民主性極為貧瘠，民主文化常常體現為自在性、自發性與重復性，這一時期的民主文化稱作樸素民主文化。在物的依賴關系階段，隨著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和人對科學理性的張揚，強化了以理性為主要標志的主體性，個人的自主地位得以確立，自由民主觀念逐漸成熟，然而，由于對物的依賴性的增強，人本應是自由自覺的對象性活動漸漸轉化為受制于物的和強迫性的活動，人的主體性處于異化受動狀態，在充滿強制性和異己性的社會環境中逐漸分化，人們的民主觀念及行為顯示出彼此之間的界限。這一時期的民主文化稱作異化民主文化。在自由人聯合體階段，由于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擺脫了對物的過分依賴，人的主體性處于自由自覺狀態下，人的民主取向、民主行為、民主效能都表現出自由自覺的特征。免費論文。這一時期的民主文化稱作自由自覺民主文化。免費論文。
四、全球化對民主文化轉型的動力作用
“全球化”概念是20世紀60年代由“羅馬俱樂部”提出的。上世紀80年代中下葉，全球化概念在知識界、傳媒界、政治界、商界及其它各界被廣泛使用。學術界普遍認為，全球化作為一種現實運動，指從孤立的地域國家走向國際社會的過程，也指在全球經濟、文化日益發展的情況下，世界各國之間的影響、合作、互動日益加強，使具有共性的政治、經濟、文化樣式逐漸普及推廣成為全球通行標準的狀態和趨勢。
全球化對民主文化的作用機理主要體現在獨立人格的世界性整合與民主文化的多元性基礎上的趨同上。全球化過程中，國際資本的自由運動客觀上有助于以獨立產權為基礎的自由獨立人格的形成，而這種獨立人格又與民主文化的要求相一致。同時，資本的全球化本身就涵蘊著某種民主文化的世界性整合趨同，通過全球性市場的確立來統一界定每一個市場主體的角色并弱化市場主體的“本土身份”
[5]
，通過對市場主體意識的世界性整合實現對民主文化的連帶性整合。
全球化又使世界進入了一個空前的廣泛聯系和密切合作時代。在馬克思看來，“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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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說：“物質生產是如此，精神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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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和國家不斷超越自身活動的空間范圍和既定的制度、文化等社會障礙，彼此之間積極開展交流、對話、協商和溝通，進一步促進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并由此形成一種全球性的民主文化認同、民主價值認同趨勢，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多元代替一元。可以說，全球化導致了多種民主文化的大碰撞，即世界上的一切民主文化以各種方式，在“融合”和“互異”的同時作用下，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這必然有利于各國和各民族民主文化的借鑒和相互推動。
透視人類歷史的總進程，正是全球范圍內民主文化或主動或被動的交流促進了民主文化的發展。早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民主文化就已開始較為廣泛的接觸，希臘的很多思想家的足跡甚至遍及亞洲、非洲的許多國家。羅馬人也從希臘人那里接受了許多政治觀念。在西方的古圣先賢中，亞里士多德甚至較早地開始了他的比較政治研究。西方在中世紀是基督教的黃金時代，基督教宗教文化中，也融入了不少西方的和東方的民主觀念。西方近代各國政治家、思想家們更是通過親自考察，廣泛接觸到西歐、北美各國的政治和民主文化。到了近代，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入侵，西方民主文化大量浸入中國，并對中國社會形成巨大的沖擊力和影響力。回眸世界歷史，抗拒民主文化的交流總是以失敗告終，羅馬出現過以老伽圖為代表的“頑固派”，未能阻擋希臘民主文化的傳播；我國清末的“頑固派”同樣未能阻擋住西方民主文化在我國的流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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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民主；法治
經濟學和政治學必然存在緊密的邏輯關系。如果說經濟學是以研究人類社會的資源配置和物質生產為出發點的話，那么在經濟活動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利益分配關系就必然成為政治學的研究起點。林德布洛姆曾說過，“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經濟性的，而大部分的經濟亦是政治性的”。〔1〕回顧人類的經濟生產方式與政治形態對應的文明史，我們更加歷史地堅信民主是先進的生產方式——市場經濟創造的，并適應其自身發展需要的政治形態〔2〕。 當前，我國正處于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文明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文明全面過渡的歷史時期。市場經濟制度必然將催生出民主制度、開放的文化、契約的精神與個體獨立等為核心的現代文明，最終也將成為一種“普照之光”指引現代文明的發展。
一、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內在價值與外在制度的融合
第一，市場經濟對民主制度有積極的推動作用。1959年利普賽首先對民主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相關命題展開深入的分析。之后，羅伯特·達爾、紐伯爾、亨廷頓等人站在西方式民主的價值理念上對兩者關系展開實證分析，指出，經濟發達的國家大部分可以稱之為民主國家，而經濟落后的國家則只有少數可以列入民主國家的行列。紐伯爾認為，在一切國家中，GDP、人均收入以及與此有關的其他指數越大，則產生民主政體的概率就越大。在西歐和北歐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后，當人均年收入突破300～500美元時，先后走上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可以說，經濟發展是民主制度得以實施的充分條件。那么，市場經濟對民主制度究竟產生哪些積極影響？
在自然經濟形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不是由商品與貨幣等物的關系所決定的，而是受天然的血緣關系決定的。這種社會關系束縛了人的自由的完善，使人囿于地域和民族的偏見，熱衷于對自然和權力的崇拜，滿足于傳統的生產與生活方式。而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條件下，貨幣和商品在社會中起了決定作用。普遍的效用關系成為衡量社會事物的根本標準。人身依附、血緣宗法、等級觀念上已經逐漸趨于瓦解。長期在人的依賴意識束縛下的勞動者自我意識空前增長，從而促使宗法思想、依附意識等傳統觀念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是自由、平等、獨立和人權等新的思想觀念。在此條件下，具有獨立意識的人格主體逐漸形成。它是現代民主政治產生、發展的物質前提。
市場經濟使人們從狹隘的地域觀念中解放出來。在以人的依賴性為特征的社會關系下，由于閉關自守的生產方式和低下的生產力的局限，人們往往陷入狹隘的地域觀念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民族偏見當中。而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中，人的依賴關系被巨大發展的生產力和廣泛聯系的商品交換所撕裂。在頻繁的交換中，個體同整個國家及世界充分聯系起來。在千萬次的重復和比較中，深刻地認識到普遍聯系的本質。這為人類正確認識自我和社會，并自覺駕馭紛雜的社會關系創造條件。
人的視野的開闊與對社會關系的充分認識，是人類政治素質提高的表現，也為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認識論上的基礎。
市場經濟促使人們告別懶惰心理，極大地激發了人的具有奮發進取精神。自然經濟形態中，生產中的矛盾在狹小的生產單位內即可得到妥善地解決。因此，在自然經濟社會中，生產的刺激是微弱的，經濟發展是緩慢的。生產者隨之產生了固步自封、消極保守的心態。市場經濟下，由于各類市場的急劇擴大與興起，生產和消費需求迅速而無止境的擴張，從而對整個社會生產力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在市場競爭下，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優勝劣汰成為平常事。因此，生產力必須不斷進取與創新，徹底擯棄消極、保守的思想觀念，從而造就了人們奮發積極的進取精神。主動積極、奮發進取的市場主體為民主政治的產生、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社會基礎。
市場經濟推動了人民群眾掌握科學文化與管理知識，推動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高速發展。不僅出現了各個層次的商品交換需要，也出現了各個層次經營管理的需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造就了群眾管理國家和社會的能力，為他們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創造了條件。
第二，市場經濟本身孕含了民主政治內在的原則。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包含了五個必要條件。即：1.所有社會成員具有自由、平等的社會身份。成年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承擔相應的義務。2.一套比較完備的公正和正義的法律制度和獨立的司法機關。3.彼此制約與相互制衡的國家權力系統。4.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之間的均衡協調。5.多元化的信息處理系統。其中，平等、自由和法治體現了民主最為終極的精神訴求和基本原則。
原則一：平等。在近代，由于市場經濟的逐漸深化，價值規律成為經濟運行中核心法則。商品生產者以等價交換為原則，以價值量為衡量標準進行商品交換。在交換中，其行為是自由的，意思表達是合意的。馬克思指出：“各個主體通過等價物而在交換中彼此發生關系，他們是價值相等的人，而且由于他們交換了彼此有利的物化形態，更加證明了他們是價值相等的人”〔2〕。羅爾斯也曾提出一種正義原則：“每個人對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3〕。因此，市場經濟下的自由競爭必須以機會平等為基點。在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經濟關系中平等擴大的要求，等級特權的堤壩被最終摧毀，資產階級平等要求也最終孕育了無產階級的平等意識。盡管不同階級對平等的理解在本質上有重大差別，但平等作為民主的基本原則，在市場經濟發展已被廣泛確認，并訴諸于各國憲法與法律之中，并成為廣泛實施的法律原則。
原則二：自由。在現代民主政治中，自由是公民依照法律規定，對國家政治生活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民主離不開自由，自由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石。公民政治自由的實現程度是民主真實程度的標志之一。對于民主制國家，政治自由是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自然經濟條下，人們對周圍的事物，對自身尚處于相對蒙昧的狀態，個體對群體表現為絕對的依賴與服從。因此，它是不自由的。近代以后，以工業革命為標志，商品經濟得到了高度發展、相應的制度創新遍及整個社會、機器化大生產成為社會的主導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而得到了普遍地確立、生產呈現出高度的社會化，商品交換表現為普遍的市場化。所有這些都具有沖破超經濟的束縛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強烈要求，其結果必然是要求實現人的更大自由，打破人身依附關系，實現平等與自由的商品生產與交換。馬克思在揭示自由發展的經濟原因時指出：“如果說經濟形式即交換從一切方面肯定了主體的平等，那么也應該說那既推動了個人，又推動著物體去參加交換的內容或素材，同時便肯定了自由。”盡管這種自由是以對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但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畢竟自由已成為現代社會公認與普遍認同的準則。
原則三：法治。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下，人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血緣關系和宗法關系，并通過傳統習慣和道德來調整。對法律的需求甚少。市場經濟下，法治是體現經濟活動的內在要求，擴大了法律作用的范圍，推動了民法及商法的興起與發展。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然經濟條件下，行政權力為權力體系的主導，取而代之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權利為核心的法制體系。它的發展造就了于公共權力相對立的市場主體——市民社會，促使國家社會二元化、“公域”與“私域”徹底相分離。法治為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基礎與動力。它已成為市場經濟下，民主健康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原則之一。
第三、市場經濟推動了政治體制的進一步完善。現代政治體制在運行機制上是主張分權與集權、民主與集中的有機結合。歷史證明，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不利于分權和集權，不利于民主與集中相結合的政治體制的建立，更不利于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與過度分權的政治體制也同樣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因此，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發展方向的市場經濟模式是應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將分權與集權、民主與集中有機結合起來，克服市場先天弊端。在政治穩定的環境中，求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轉貼于
第四、市場經濟為民主政治的發展造就了堅實的社會基礎與雄厚的物質基礎。現代市場經濟是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指導下，對資源進行市場化配置。它是體現現代文明發展進程的，同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比，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由于市場的趨利性使市場主體為了生存和發展不斷創新和進取，從而使整個社會生產充滿激烈的競爭和無限的活力，從而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但是市場的趨利性也造成了社會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在一定程度上糾正或彌補市場運行中的負面效應。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等國家行為實現利益的二次分配來帶動公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更多的人享有文化教育權利，擴大公民的閑暇時間，為民主政治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和物質基礎，將體現在憲法和法律上的民主基礎真正變為現實生活中的社會力量。
二、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內在價值與外在制度的反差
民主屬于國家上層建筑，本質上是國家制度。但是市場經濟本身卻不具備經濟基礎的性質，不應歸屬于經濟基礎的范疇，更不具有社會制度的性質。它只是經濟調控的思想和手段。不僅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采用它會產生不同的政治效果，就是相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采用它，其效果也可能是南轅北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凱恩斯主義成為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擺脫經濟衰退的政策支柱。但在政治上，美國繼續在內容與形式上強化了民主政體，而德國卻盜用了民主的形式徹底走上了法西斯集權統治。因此，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作為兩種最重要的制度又有著許多本質差異。
運行規則不同。民主政治采取的是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但現實中公民、乃至社會的權利卻經常被國家權力所盜用。市場經濟主張功利原則。功利是一切經濟個體的行為動機，社會利益不過是個人利益無數次博弈的結果。在現實社會中，由于市場趨利性，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民主原則經常遭到市場功利原則的嚴峻挑戰。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在實踐中時常面臨著尖銳的、甚至是不可調和地沖突。
權益分配方式不同。民主是通過政治領域內進行權益分配。通過憲法賦予成年公民基本政治權利。但權益分配卻是通過選舉來實現的，是以社會各階級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地位以及公民個人的政治素養、文化素質、實現目標的能力、群眾的認同度等等綜合因素為依據的。而市場對利益的分配大多局限于經濟領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是調整和改變利益的唯一途徑。除此之外，市場不會提供任何其他的利益分配形式。上述兩種權益分配方式既獨立運作，又互相滲透。民主國家通過國家財政、稅收、貨幣及轉移支付等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改變了市場經濟權益分配關系的方向、程度、范圍，目的是維護國家與社會的穩定、經濟的平穩快速的發展與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體現地是宏觀的、長遠的預期。但市場主體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也力圖改變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走向和制度實施。辦法是通過行業式的壓力集團以讓渡經濟權益為手段促使國家改變經濟政策走向。這造成了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之間的相互交換，從而導致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尋租的孕育而生。
二者的最終價值訴求不同。市場主體在追求個人財富的積累和擴張的前提下不自覺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繁榮與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主體是經濟生活的價值歸宿，它體現為社會的經濟效益。而對于民主政治，所追求的則是個人自由和平等 、社會公正與和諧。它體現為社會的政治效益。因此，民主政治的價值歸宿是在社會整體。市場經濟在促使民主政治的發展和成熟的同時，由于其內在的價值歸宿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必然有悖于民主政治的價值目標與其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其表現在，1.市場經濟自身難以克服社會貧富不均和兩極分化。權益分配方式和分配結果的不平等必然違背民主的平等原則。2.由于市場具有無止境追求利益的本性，所以它也就無法遏止無政府的生產所帶來的惡果。例如，市場對公共產品的回避。這些單靠市場自身的完善與調節，根本無力克服“市場失靈”。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下，只有依靠經濟危機來緩解困難，重新找回新的經濟運行的均衡點。這必然帶來了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從而出現更大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3.宏觀調控雖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市場經濟固有的負面效應。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上述弊端。同時。民主政府如果干預不力或過度干預，市場主體在同國家之間進行博弈處于優勢地位時，極可能導致“政府失靈”。
三、 結語
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之間存在既對立又協調的關系。一方面，如果將市場經濟中的功利、價值目標等統統歸入民主的范疇之中。那么，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必將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前提。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又對民主制度的完善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民主主體的形成與壯大、民主實施機制與規范的形成與成熟都是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催生、發展而逐步確立的。在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經濟是一種適合民主政治發展的經濟機制。社會主義民主的建立與發展也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注：適應只是在民主的體制、具體內容、運行機制方面來說的。而民主的性質只能有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所決定的）。
民主對市場經濟的影響在于，其一、民主政治通過憲法和法律來明確，以國家強制力為保障，在法律框架內，為市場經濟服務。其二、它又以法律的手段規范市場，制約市場經濟運行中所固有的弊端、限制它的功利原則、價值目標以及權益交換原則在社會政治領域中的擴散，保證社會公平、正義和和諧，維護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權利的實現。只有這樣，市場經濟才能更好地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服務，民主政治也才能得到更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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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
在現代化進程中，在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的沖擊下，村落社會出現了全面衰敗。農村里的青壯年精英走出村莊，不再從事農業生產，流向城市，村莊里留下的基本上是老人、兒童以及婦女，農村留守群體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人身安全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隱患。
村落衰敗的幾大表現
村落的衰敗首先表現在農業生產方式上，外出打工對農業生產造成了極大的沖擊，農業種植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有些地方的農業生產形成了以大宗糧食作物為主的種植模式，有些地方的農業生產則形成了以經濟作物為主的種植模式，而這兩種種植模式都是面向市場的，傳統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的種植模式趨于瓦解。
在這種新型的、面向市場的農業種植模式中，傳統的農業生產節奏被打破，依附于農業生產節奏之上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表現為現代農業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大型農業機械的推廣，以及農業生產節奏的加快等。其中，一個最為突出的表現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主體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以青壯年男勞力為主到現在的以老人和婦女為主，新生代農民工幾乎沒有從事農業生產的經歷和經驗，也不愿意再像父輩那樣在土地上謀生活，我國農業甚至被稱之為“老人農業”，以致一些學者驚呼“誰來養活中國”。
現代化對村落社會的最大沖擊則表現在村落社會整合方面，村莊內部的人際關聯“過疏化”，公共文化生活陷入凋敝。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村落社會的人際關系日趨理性化和淡薄，昔日的熟人社會正在逐步變成陌生人社會，往日的串門、互幫互助已經變得非常罕見，人們之間的日常聯系變得異常疏松，溫情脈脈的情感共同體趨于解體，村民在村落社會已經很難獲得往日的感情慰藉和物質幫助。
村落社會整合“過疏化”的另一個表現是私人生活的興起和公共生活的衰落。核心家庭成為家庭結構的主導類型，成為生產經營和公私生活的基本單位，像傳統的廟會、民俗節慶等活動形式難以為繼，而現代的公共文化生活又沒有建立起來，導致農民只能在家里看電視，村落日常生活高度私人化，公共文化生活無法維系。
村落社會衰敗的另一個表現是核心價值觀的缺失。在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文化的沖擊下，傳統的價值觀念解體，新的價值觀念一時無法健全，鄉村社會出現了倫理性危機。
在家庭生活領域，家庭倫理瓦解，突出表現為代際倫理的失衡，孝道衰落，家庭養老模式解體。在現代社會養老體系沒有建立健全的背景下，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生活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老年人的需求和權益無法得到保障，農村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增多。
在婚姻戀愛方面，農村社會的變化也是顛覆性的。隨著青年村民大規模外出打工，新生代農民工一般在外面談戀愛，自由戀愛盛行，跨省婚姻增多，傳統的婚姻圈解體，傳統的婚姻倫理失去了發揮作用的載體。農民的婚戀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表現為農村離婚現象增多，婚姻的穩定性受到沖擊，婚外性關系增多，村莊輿論失去了制約的作用。
在財富價值觀念方面的最大變化是，一切向錢看，不再堅持抽象的正義，為了掙錢不惜犧牲價值尊嚴和倫理道德。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生活在坑蒙拐騙、打架斗毆、吸毒販毒以及等灰色生活狀態，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政府的缺位放大了村落社會的衰敗
鄉村社會的衰敗需要國家給予有力的應對，為農村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品和公共秩序，從而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但是，“分田到戶”以來，基層政權的執政能力實際上一直在弱化，這一點在稅費改革后表現得較為徹底。農村稅費改革后，基層政權的財政困難，權力被上收，農村黨員干部隊伍建設滯后，成為所謂的“懸浮型”政權，無法有效應對鄉村社會轉型對之提出的要求。
基層組織弱化，應對風險的能力和社會控制能力嚴重不足，導致基層政權的有效性無法得到保障，而有效性的缺失又導致基層政權的合法性受到嚴重的沖擊，表現為案件和的高發，基層治理陷入困境。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黑惡勢力的沉渣泛起，地下基督教和其他在農村蔓延，在地方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中興風作浪。
基層政權的有效性不足，基層治理弱化，無法有效提供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務，農民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鄉村社會治安秩序惡化。由此，政府的缺位在某種意義上放大了村落社會的衰敗，農村社會秩序陷入了一種低水平的脆弱的穩定狀態，在當今的開放社會和風險社會中，這種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
全方位的“新”型鄉村建設
需要進一步提出的是，雖然村落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著解體的宿命，但當下的中國農民并不能夠在短期內順利地融入城市，他們還必須在城鄉之間往返，在農村完成家庭的再生產。他們在城市里通過打工獲得收入，而農村土地上的產出則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他們還離不開農村，如一些學者所言，農民工的城市化還只是一種“半城市化”狀態。
因而，農村的城市化還處于一個漫長的過程中，現在還不能消滅農村，還要建設農村。面對鄉村社會在轉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陣痛，我們必須進行鄉村建設，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一個穩定的后方。
新時期的鄉村建設必然是全方位的，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以及社會建設諸方面。在當下，根據農民在城鄉之間的往返，以及空心村、留守群體等問題，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顯得尤其重要。通過進行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為農村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并為處在轉型中的農民提供最基本的、以人為本的生活保障，杜絕各類惡性事件的發生，是當下中國政府的一個必然選擇。
第4篇：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
（一）
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戲劇迅速從社會中心位置被擠到社會邊緣，一個劇目、一場演出令萬眾注目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未免讓一些心理失衡的戲劇工作者憤憤不平，并從精神滑坡的社會環境、從戲劇本身遠離現實的創作傾向等等多個 方面加以檢視、批評、指責。偶有關注現實、反映生活之力作引起公眾關注，則驚喜萬分，必欲大力張揚之。這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可否認，這里也有“戲劇黃金時代情結”在似隱似現地起著作用。
在我看來，戲劇在一段時間內退向社會邊緣，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國在長期的
封建社會中以自然經濟為社會土壤，以血緣關系為聯結人際關系的紐帶，倫理本位的產生就是必然的了，對外部世界及自身的關注、研究也多在社會關系、人際關系等層面上展開。而戲劇，作為倫理教化的有效工具，作為變革社會的有利工具，自不待言會受到社會上下的普遍重視。在戲劇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在民間有唐明皇與梨園的傳說，正史中有明清以來皇帝喜愛戲劇的記載，這說明，古代統治者將戲劇的教化功能強調到極端的地步。而如今，市場經濟大潮洶涌澎湃，經濟法則成為調節社會運行、調整人際關系的杠桿，戲劇對社會的直接的實踐性能就迅速衰退，而更多地回歸到自身的精神陶冶功能上來了。這是十分可喜的一種歷史進步。從根本意義上講，戲劇影響人的心靈的潛移默化特征就能夠得以凸現。而那些指責市場經濟影響了戲劇進步與發展的人，不是站在現代文明的角度上重新確立戲劇的位置，而是站在傳統的、落后的觀點上去看待市場經濟與戲劇的關系。究竟是市場經濟影響了戲劇的發展，還是戲劇不適應市場的運行？顯而易見，由于市場經濟的影響使戲劇恢復了本來的面目，這是有益于戲劇發展的。
（二）
市場經濟不可抵抗地沖擊了原有的戲劇生產運作方式。那就是，過去的劇本創作、排練、演出都為一定的行政機構所制約，所以，難以做到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在市場經濟浪潮下，隨著倫理本位的瓦解，戲劇從社會的中心位置退出，從劇本創作到排練演出，狹義的“官辦”色彩越來越弱，“民辦”色彩愈來愈強。這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適應市場需求，更多的是適應、引導民眾而不再是適應某種指令。寧夏回族自治區十年前創作的話劇《這樣的莊稼漢》就是一例。正當農村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后，農民們思索探討如何利用自然資源和剩余勞動力來發展經濟的時候，《這樣的慶稼漢》為農民們引了路。此劇不僅有一定的藝術性，演出300多場，而且為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引出了一條新路。
第二，一些企業為了在市場中擴大、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利用戲劇演出來宣傳自己
的產品，沿海發達地區還有以企業或名牌產品命名的劇團（劇社）。這樣，就更多地體現了某一經濟實體或經濟利益體現者的愿望，而不是體現某個行政機構的意志。
第三，目下已成立了許多民間業余劇團，大多依托于某個社會部門或社會團體，由于其領導方式、資金來源都屬于市場體制而非行政機構，所以其民間色彩甚濃。當然，也有些業余劇社由于對適應市場缺乏一個正確的認識，盲目迎合部分觀眾的低級趣味，從而喪失了戲劇的品位。由于人們對市場經濟認識不夠全面、正確，所產生的一些拜金主義不良傾向，使戲劇非但未能體現經濟生產者的聲音反而沾染上了銅臭；由于文化市場管理機制不夠健全，而使某些劇目摻雜了不健康的東西，這類現象，在前幾年屢屢發生。如有的村子唱“神戲”。人們對這種現象曾產生過憂慮，也進行過批評，這完全是應該的。但僅僅對這些現象批評一下仍是不夠的，還應該清楚地看到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上述三個方面的情況對原有戲劇生產機制進行解構的積極意義。新的戲劇生產機制是應該在這種解構基礎上進行重構、完善，只有在這種重構、完善的前提下，對上述不良現象的批評才能起到積極作用。事實上，這種重構已經初現端倪。譬如，一批民間業余劇社所創作排演的劇目在活躍思想、陶冶情操、發展文化上的積極作用已成不爭的事實。又譬如，隨著市場經濟對戲劇生產機制的沖擊，打破了劇團等級差別的界限，產生了市場競爭機制。哪個劇團觀眾歡迎、哪個劇種觀眾喜愛、哪個劇目觀眾百看不厭，這個劇團就占有市場、這個劇種就有生命力、這個劇目就有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例如銀川市郊區組成的“銀郊秦腔劇團”，長年演出，每日觀眾都在幾百人以上。這樣一個沒有任何級別的業余劇團能夠如此紅火，靠的是什么？我看靠的就是市場經濟的規律。難道非要個什么級別嗎？我相信隨著市場的完善、強大，戲劇生產機制也將會日益健全。到那時，戲劇必將重新在歷史的舞臺上閃光。
（三）
市場經濟不僅對戲劇的功能、生產機制有著積極的影響，并且通過改變人的生活方式、觀念形態而作用于戲劇創作的內容，從而對戲劇的發展也同樣構成了一種積極作用。戲劇反映客觀現實或以古喻今，總是表現人的生存質量、生命質量，表現人生的深度與廣度，這是衡量戲劇發展高下的一個最重要的尺度。而正是在這些方面，市場為戲劇創作、發展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最廣闊的空間。
第5篇：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法律；契約自由
一、交易的發生與契約自由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到普遍富裕源于分工，而分工源于交易，交易是文明社會中取得他人幫助的主要方式，只要有交易，合同就會發生，因此合同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層層面面。
交易源于交易者的利己心，“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的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亞當斯密這段著名的言論已被無數經濟學家闡釋引用。交易增加了交易雙方的效用，沒有欺詐和強迫的交易，就是一種帕累托改進。也就是說在訂立有效的合同或契約的前提下，交易的發生是會增加雙方整體福利水平的。
既然交易會使得至少有一方改善，那么阻礙效率的不是交易費用，而是對當事人交易自由契約自由意志的限制。契約自由是我們經常講的契約精神的最有力的表現。契約是一種交易各方同時為獲得更大利益而進行的基于平等地位的一種自由交易，各方因此建立起一種權利義務制約關系。按照民法的理論，契約或合同的原則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契約是建立在自由合意的基礎之上的，是當事人對自身利益達成的一致的真實意思表示，契約對象、形式、履行、權利處分等的選擇是當事人對自己預期利益的理性選擇。沒有契約當事人的意志自由，就沒有理性選擇，就談不上對當事人的利益保障，契約就是低效的。因此，自由意志觀念是契約自由的主核，每個人自由選擇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相互達成合意，契約雙方才甘愿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第二，契約除了強調自由之外，契約原則還隱含著交易各方地位平等的精神。契約主體之間處于一種平等地位，人與人之間有同等的機會可以相互競爭，他人及國家都不得干預、排擠競爭，任何人處于同一平等交易地位。如此，契約的規定才不會出現強制、傾斜等現象。
第三，現代的法律經濟學家指出了契約的另一個特點，即契約是立約人在立約時認為對雙方均更為有利的一種交易。法律經濟學家認為，沒有這一條件就無法說明為什么人們會進入契約。即我們上文所說的在合理的契約條件下的交易是一種帕累托改進，這種交易至少會使一方的利益有所改善。這是契約發生的前提條件。
二、市場經濟與契約自由
契約自由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市場經濟的實質是契約經濟。
其一，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為主要因素。彼此平等的市民進行商品交換，相互出讓自己的商品及所有權，換取對方的商品及所有權，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而交換的媒體是契約。在商品經濟中，意思自治導致契約，契約又需要意思自治。
其二，市場經濟的實質是契約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說，契約是市場的法律原則，契約關系是市場經濟關系在法律層面上的再現。這是因為一是在市場經濟中，契約成為經濟交往的主要形式，成為實現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二是契約將成為評價和規范經濟行為最具體的標準，一個具體的行為應當受到肯定或否定，是保護還是制裁，其首要的標準就是依法訂立的契約，依法訂立的契約才是有效的，有效的契約才能成為市場交易行為的規范，受到法律的保護。
其三，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而競爭需要有一個寬松的環境和平等的機會。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法律不可能以強制性規范包攬一切，否則，競爭就會受到限制。讓各當事人根據自己的知識、認識和判斷以及直接所處的環境去自由平等地選擇自己認為最適當的行為，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則更能調動人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而契約立法的主旨應是合同自由。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不是在自然經濟瓦解基礎上自發產生的，而是通過體制改革由計劃經濟轉型而來的，但我們也要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因此強調契約自由原則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可以說契約自由原則是我們當下轉型期經濟體制必須遵守的原則。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育是一個從計劃到契約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巨大歷史意義，不僅在于它是一種經濟體制的改變，也是一種人們生存方式和生活態度的改變。與此相適應，法律的理念也必須實現從計劃到契約的轉變，這樣才可能使我們的經濟關系實現以契約化為基礎的法制化。
從我國現實來看，契約自治的基本理念在合同立法上已有所體現。比如：《民法通則》第3、4條把當事人地位平等、自愿、公平作為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即隱含了合同自由原則。在實際生活當中，由于受計劃經濟的影響，契約關系長期不發達，而等級特權觀念則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以至在十多年的改革中，在經濟契約活動中經常出現霸王合同、特權合同現象，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統一的合同法，不僅在立法上要明確確立合同自治原則，更重要的是要在社會中廣泛培養合同自由的基本理念。
參考文獻：
［1］韓世遠.合同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第6篇：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
【內容提要】宋代小城鎮是在農業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是城鄉經濟的聯結點；農村市場培育和促進了小城鎮的發展，小城鎮同時又對農村起著反饋作用；小城鎮經濟也是城市市場的基礎，城市市場通過中轉市場（小城鎮）聯結廣大農村市場，形成農村——小城鎮（鎮市）——城市的商業流通網，小城鎮就是通過這樣的商業網刺激著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摘 要 題】古代經濟史研究
【英文摘要】In the Song Dynasty，the progress in agriculture promoted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and the town was connection of the urban with rural economy.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process of the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Meantimes it was thefoundation of the urban market too.Through town the urbanmarket made contact with the rural market.The rural market，the town and the urban market formed the net of commercialcirculation.The tow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economy.
【關 鍵 詞】小城鎮/農村市場/城市市場/商品經濟
town/rural market/urban market/commercial economy
【 正 文】
宋代在社會經濟方面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并以此在中國古代經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時，小城鎮在這一時期也迅速崛起，逐漸成為聯系農村與城市經濟的紐帶，在宋代的商品經濟發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試圖從小城鎮分別對農村市場、城市市場所起的作用兩方面來展開論述。
一
作為具有經濟職能的小城鎮，是在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情況下，為滿足農民的貿易需求而出現的，因此可以說，小城鎮本身就是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這樣的小城鎮形成之初，農民在這里互通有無，進行簡單的商品交換，但農村商品經濟的擴張很快沖破了原有的限制，不僅有四鄉農民遷入小城鎮成為專業的工商業戶，促進其商業發展，而且小城鎮的經濟也迅速向城市輻射，形成了一個由農村市場（草市或稱墟市）、小城鎮市場和城市市場組成的市場體系。很明顯，在這一體系中，小城鎮起著至關重要的聯結作用。
小城鎮經濟的形成，改變了舊有的商品貿易渠道和交易方式，極大地促進了農村商品化經濟的發展，它服務于農村，不僅深化了農村的專業化生產，提高了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而且也促使人們在思想觀念方面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
第一，由于小城鎮市場的出現，為非糧食生產人口需求糧食提供了渠道，所以宋代農村的專業化生產發展迅速，而小城鎮市場本身也能吸納部分專業化生產的產品。
宋朝政府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農業生產發展的措施，諸如獎勵墾荒、保證農業勞動力、重視發展水利灌溉事業等，因而宋代的農業生產力有了很大提高。據估算，宋代墾田的最高數額是7億2千萬畝，“這一數額不僅是前代未曾達到的，即使是后來的元明兩代也未超過此數額”[1]，同時宋代的農業生產率也有顯著增長，在生產工具改進、生產技術提高的基礎上，農業產量增加迅速，就單位面積產量而言，宋代的畝產量一般是2石，最高可達5、6石，史籍也有記載：“上田一畝收五、六石。”[2]已遠遠超過了唐代的最高畝產量2石[1]，顯然，糧食生產已遠非唐代能比。糧食產量增加，農民向市場投放的糧食數量也必然增多，“民計每歲種食之外，余米盡以貿易”[3]，這就為小城鎮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有了商品糧的供應，才能使小城鎮中非農業人口的生活有了保障，市場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迅速發展起來。反過來，小城鎮市場對商品的需求和農村中糧食生產的增長，也促進了專業化生產的發展，不僅有專門的專業化生產區域，還有專門從事專業化生產的農戶。
宋代作為專業化生產的經濟作物品種很多，主要有茶葉、桑蠶、果樹、甘蔗、花卉等，這些作物的種植已經發展成為某些地區專門經營的產業，并帶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茶葉生產的專業化趨勢比較突出。宋代從事茶葉生產的茶農被稱為“茶戶”、“園戶”，他們基本上不種糧食，專事茶業，“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種茶”[4]，然后通過市場進行商品交換以換取生活必需品。再如宋時遂寧所產之糖因質佳而聞名全國，需求量很大，因此遂寧很多地方“山前后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5]，這些農戶均以種植甘蔗為業。桑蠶業的專業化生產也很明顯，兩浙路的嚴州是一個重要的桑蠶產區，這里的農民“惟蠶桑是務”[6]。可見，宋代的專業化生產均是由家庭副業轉化而來，并取代糧食生產成為農民的主要生活來源，而專業化生產的發展，又極大地提高了農副產品的商品化程度，使農民與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從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農村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在糧食生產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的基礎上，某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開始形成脫離糧食生產的專業生產區域，促進了經濟作物的種植；小城鎮市場的形成和發展，又為經濟作物產品提供了交易場所，刺激了農村的商品化生產。
第二，小城鎮市場對農村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農民開始意識到市場的重要性，從而形成一種新型的城鄉經濟關系。
農村商品經濟的擴張沖擊了地方村市的限制，從而使村市轉化為鎮市，即小城鎮，四鄉居民紛紛到鎮市上進行交易，并且很多人遷入成為專業工商業者。宋代小城鎮應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卓然崛起，這種“城市化”的模式與基于政治、軍事需要而產生的傳統城市迥然不同。中國傳統城市作為政治統治的中心，其經濟職能相當微弱，但其內部又有龐大的消費人口，故而城市商業畸形發展。而宋代的小城鎮，卻是以農村的商品性生產和自身的經濟發展為依托，其經濟職能是十分明顯的。因此，它對附近農民的生活和思想均產生很大影響。
小城鎮的出現標志著原有農村集市的擴張，它首先是農村農副產品的集散中心，包括糧食在內的幾乎所有的農產品均在這里進行交易，鎮市之繁榮可以想見：作為市場，小城鎮也對農村經濟生活起著支配、調節的作用，農民與市場發生著越來越緊密的聯系。最先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就是糧食，“田家自給之外，余悉糶去”[7]，糧食交易的發展是整個小城鎮市場存在的最基本條件。此外，農民的消費需求隨著市場的發展而增長，一些生活必需品，如鹽、茶、醋等等是政府實行禁榷的商品，農民必須通過市場才能獲取，這姑且不論，單是農民其他的消費需求也使宋代的小城鎮市場與從前大不一樣。“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8]，農戶必須通過向市場出售產品的經濟活動才能獲取貨幣，使自己具有購買能力，然后再購置所需物品，這樣來滿足各種各樣的消費需求。如在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于是乎取之于市”[9]，農民由于與市場發生了密切聯系，所以能夠在自己的糧食接濟不上之時，通過在市場進行交易的方式購得生活必須品。不僅如此，很多農戶的生產資料也是通過與市場發生關系而獲得，“傾困計口賣余粟，買箔還家待種生。不惟箱篚供婦女，亦有鉏鎛資男耕”[7]。可見，農民是通過各種各樣與市場相聯系的方式來實現消費需求的，那些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的農家產品，匯集在一起形成了繁榮的小城鎮市場。古人方回對宋代秀州類似的市場描繪得最為清楚：“予見佃戶攜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燭、紙馬、油鹽、醬醢、漿粉、麩面、椒姜、藥餌之屬，不一皆以米準之。”[10]農民就是這樣通過市場調劑產品，互通有無，雖然其交換還是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但其中所孕育的一種結構性的變化已十分明顯。
同時，很多農民還直接進入市場，或為商賈，或為販夫，其經營活動更加造就了市場的繁榮。岳州農民“自來兼作商販”[11]，農忙時從事農業生產，農閑則外出經商，在市場中“為工、為匠、為刀鑷、為負販”[12]，與從前封閉的生活方式相比，發生很大變化，農民開始走出家門，從事與農業生產不同的商品經營，這本身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農民產生的影響，而小城鎮則為農民提供了暫時脫離農村、進行產品交換和商業貿易的場所。甚至還有農民以出賣勞動力為生，“邛州村民，日趨成都府小東郭橋上賣工，凡有錢可雇，其充使分擔負也”[13]，這樣很多農戶在農忙搶種搶收之時，不再采取親戚、鄰里之間互相換工的方式，而是雇傭勞力為其所用，“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力，不給則多方召顧”[11]，以市場交換這種更高一級的形式來補充農忙時勞力的不足，它比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的互助形式當然是進了一大步。
隨著小城鎮市場的發展和農民從事商品貿易的增多，農村自然經濟結構受到較大沖擊，農民在市場的推動下，或出售更多的產品，或更多地卷入市場活動，乃至從事為市場的商品生產，所有這些均使農民的思想發生很大變化，他們開始接受市場作為他們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并在有機會時通過各種方式從市場中獲取貨幣，原有封閉式的自然經濟生活受到商品經濟的滲透后，悄然發生著變化。當然，我們對宋代的小城鎮市場也不能估計過高，它畢竟是在傳統的自然經濟之下產生的，這種經濟結構限制了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發展，商品量有限，市場范圍狹小，仍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但假手于商人的交換現象逐漸增多，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更是如此。
總之，以經濟職能為主的小城鎮帶動了農村經濟形態的逐步轉變，對農村產生深刻影響，如農業生產的商品化、非農業人口的出現等，使小城鎮市場成為農產品的集中、加工和外運地，成為農村的生產中心和產品集散中心，從而促使農村商品經濟更加活躍。
二
宋代小城鎮作為一種新型的商品交換場所，與數量眾多的農村草市、墟市和城市市場構成一個多層次的市場網絡，而小城鎮在聯系農村與城市的紐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鎮市場在向下作用于農村的同時，也與城市市場發生著密切的聯系，作為城市市場的基礎，它不僅為其提供大量商品，而且還是城市市場的延伸和發展。
在宋代的各級市場中，城市市場最為發達，它居于中心地位，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主導作用，城市市場的繁榮是整個社會的經濟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但如果少了小城鎮市場的支撐，城市市場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發展和繁榮都無從談起。
小城鎮市場為了滿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求、享樂需求和其他各種需求，為城市市場提供大量物資，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多的就是糧食。糧食是人們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在商品構成中的比例越大，越說明脫離農業生產的非農業人口越多。在宋代，除了一些地區是因為地少人多、主要種植經濟作物、依靠商品糧供應以外，在城市中商品糧供應的增多，正是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由于城市人口大增，它的糧食和副食品供應成為重大問題，“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14]，顯然，城市人口對糧食的需求是巨大的。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各地農村的糧食就是通過小城鎮市場，再轉運至城市市場的。如方回所描繪的，商人在秀州魏塘鎮“整日得米數十石，每一百石運至杭、至秀、至南潯、至姑蘇，糶錢復買貨物歸售”[9]，在這里，小城鎮市場起了很重要的中轉作用，商人先是在小城鎮市場收購農民出售的零散的糧食，集中以后運至城市，供應城市市場，然后再將城市生產的產品運至小城鎮，滿足農村人口的生產、生活需求。農村各地的糧食就是這樣通過小城鎮市場流向各個城市，支持著城市的正常運轉，促進著商品經濟的發展。
此外，城市市場中的其他大量商品也基本上是從小城鎮中轉而來的。宋代的城市市場是各地商品流通的終極市場，由于人口眾多，消費需求也呈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再加這些城市一般都在交通比較發達的地區，便于商品流通。如宋京城開封，在五代時就是“車馬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增繁盛。……工商外至，億兆無窮”[15]，宋王朝在此建都后，漕運暢通，糧食和其他商品就是通過便利的水上交通由各地市場運至開封，汴水“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眾寶，不可勝計”、“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16]。而臨安的市場上也積聚著全國各地的商品，“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于此”[17]。這些通過小城鎮市場轉運來的物資，極大地豐富了城市市場，使整個社會的商品經濟呈現繁榮景象。
同時，也有一批專業性的小城鎮開始興起，它們為城市市場源源不斷地提供大量的專業性產品。以制瓷為例，宋代的制瓷業發展很快，而制瓷中心一般都在小城鎮上，如景德鎮窯、磁州窯、龍泉窯等，它們的產品很大一部分是滿足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需要，因此，每年從小城鎮運至城市的這類商品不計其數。此外還有專門制鹽、產糖、從事礦冶業的小城鎮的出現，所有這些專業性生產的小城鎮，不僅顯示了宋代手工業生產的專業化水平，而且還標志著小城鎮由單一的商業性向生產、加工、流通多功能的綜合性發展，進而更加密切了小城鎮與城市市場的聯系。
宋代的小城鎮一般均是在城市周圍發展起來的，作為城市的衛星城鎮，既為城市人口提供生活、生產、享樂用品，而且還極大地刺激了城市商業的發展，其商業繁榮程度不亞于城市。如蘇州華亭縣的青龍鎮，“居松江之陰，海商輻輳之所”[18]，再如南宋臨安所屬兩縣有十五個市鎮，諸鎮“戶口蕃盛，商賈買賣者十倍于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也”[19]，這些鎮市基本上都是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發展起來的，有的小城鎮市場繁盛，商品交易頻繁，商業規模很大，其商稅額甚至超過所屬的縣城，如京東路萊州的海倉鎮商稅額為12921貫，是同屬萊州膠水縣商稅額的兩倍以上[11]，密州所屬諸縣中，以安丘縣城商稅額最高，為6474貫，但同屬密州的信陽鎮商稅額為10576貫[11]，遠遠超過安丘縣城。這說明很多小城鎮經營中轉貿易的數額十分龐大，而這些中轉商品基本上都是供應城市市場的，由于中國城市均是消費型而非生產型的城市，其居民所需用品絕大部分是從小城鎮而來，有更多的商品集中到小城鎮，再轉運至城市市場，也有更多的非農業人口進入城市，共同促進了城市、以至整個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
三
綜上所述，正是由于宋代農業生產的進步、農業經營的商品化、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促使農村市場、小城鎮市場、城市市場這樣的市場體系的形成，這三級市場是北宋坊市制度瓦解以后中國城市商業長足發展的標志，其所具有互動效應刺激了當時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
在宋代，作為初級市場的農村墟市、草市，是中國古代農村普遍的交易形式，雖然很多不定期，規模也不大，但由于這些市場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處，其發展潛力很大，也刺激農村生活的商品化越來越高。商品經濟的進一步擴大，使農村市場已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于是，中轉集散市場——小城鎮市場應運而生，它以周圍農村的生產為依托，有可靠的物質基礎，因此得以生存并發展；同時，它又反過來作用于農村的經濟生活，農民們不僅在鎮市上互通有無、調劑商品，而且根據市場行情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促進了農村商品性生產的進一步發展。而小城鎮本身也在集散農副產品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商業、市場體系，使得這一中轉市場與商品經濟互為鼓動，大致呈同步發展之勢。在小城鎮市場之上就是最終銷售市場——城市市場，宋代的城市人口密集，商業繁盛，其周圍開始形成衛星市鎮，這些市鎮既是城市經濟的地域擴張，同時它們也積極推動著城市經濟的進步。從小城鎮進入城市市場的商品已經突破了奢侈品和土特產品之限，更多地普及為日常的生產、生活用品，促進了城市經濟生活的商品化，在城市經濟的壯大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小城鎮市場作為市場體系的中轉環節，因其以廣大農村商品性的農副生產為依托，經濟發展比較穩定，它的形成，最初緣自本地中小商人資本的活動，但小城鎮市場的擴大與繁榮卻依賴外地商人資本的進入，并由它們溝通各地方市場之間的聯系，從而使全國的市場成為一個整體。在宋代，雖然全國性的市場還沒有形成，但在由農村市場、小城鎮市場和城市市場而構成的網絡狀的地方市場發展的刺激下，區域性市場已經形成，這標志著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
宋代小城鎮經濟的發展，以新的商品流通渠道、新的商品交易方式代替了傳統的農村集市，并通過促成新的市場網絡的形成來作用于宋代的商品經濟發展。宋代的小城鎮就是這樣通過向下對農村、向上對城市的吸納力和擴散力，促進著整個社會的物資交流和商品交換，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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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
筆者以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于降低聯儲基準利率并非是“新瓶裝老酒”的關系，而是有本質的區別。如果不真正理解這種區別，我們對未來貨幣市場乃至全球經濟的展望將會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標志著美聯儲從“間接發鈔”變為“直接印鈔”。要了解這種轉變，我們首先要簡單了解一下貨幣發展史。
現代金融誕生之前：通過發行貨幣攫取貨幣紅利
在現代金融誕生以前，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國家，貨幣都是由貴金屬擔當(中國是銅、白銀而西方是黃金、白銀)。由貴金屬擔任貨幣雖然在儲存、價值度量方面有很多優勢，但是也存在著一個天然的缺點。由于貴金屬的稀有性及當時冶煉技術的限制，貨幣發行量往往跟不上實體經濟增長的需要，實體經濟總是陷于通貨緊縮的風險之中，經濟發展受阻。而在通縮經濟中，貨幣相對于社會資源及勞動產品的稀有性，造成了“發行”貨幣在占有社會資源及勞動產品方面將產生相當可觀的利益，即貨幣紅利。而且經濟越發達，受通貨緊縮的羈絆就越深，通過“發行”貨幣攫取貨幣紅利的利益驅動就越強大(這里貨幣“發行”的概念既包括我們通常意義上理解的以政府暴力手段強制社會接受貨幣流通的公開發行，也包括私人通過降低貨幣中貴金屬的成色，以欺騙的手段在市場上流通的地下發行)。
為了解決通貨緊縮對于社會經濟的影響，中西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中國的策略是重農抑商，鼓勵自然經濟，而打壓商品經濟(自然經濟是自給自足的，不需要交換，因而對貨幣的依賴也不強)；西方則是通過屠殺印第安人以及鴉片貿易等手段從世界其他地方掠奪金銀，解決自身貨幣發行量不足的問題(所以西方現代文明是建立在屠殺與掠奪的基礎上的說法毫不為過)。
再看看歷史上通過發行貨幣攫取貨幣紅利的案例。在西方，公元190年至公元300年期間古羅馬帝國戰事不斷，羅馬皇帝不是發動侵略帕提亞的戰爭，就是抵抗波斯后裔薩珊帝國的西侵。為了籌措軍餉，羅馬帝國相繼削減鑄幣尺寸或在鑄幣中添加賤金屬。這種降低貨幣中貴金屬成色的方式在羅馬帝國時代代相傳，最終導致物價上漲，鑄幣貶值。公元138－301年，古羅馬軍服的價格上漲了166倍，自2世紀中葉至3世紀末，小麥――物價水平的主要指標――漲了200倍。在公元253－268年之間，銀幣的含銀量還不到5％(現在美國出兵伊拉克、阿富汗導致國債澈增，美元大幅貶值與歷史何其相似!)。
在中國，由于北宋經濟發展迅速，出現了中國最早的紙幣――交子。宋仁宗時期，政府設益州交子務，在之前“私交”的基礎上，正式發行了“官交子”。雖然北宋朝廷為了保證交子發行的威功，出臺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管理法規和政策，但北宋政府經常受遼、夏、金的攻打，軍費和賠款開支很大，當出現政府巨額財政開支需要時，政府就會無限制地發行紙幣。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宋哲宗紹圣年間，為了滿足快西軍情之需，多發的一次交子量竟會超過一屆總量的數倍。最終交子因喪失信用，巨額貶值，退出流通領域。清末咸豐年間。政府為了籌措鎮壓的軍贊，發行了紙幣大清寶鈔，最終也因為發行過濫而貶值，到咸豐末年，幾成廢紙。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首先，在紙幣產生以前，貨幣紅利基本上被政府以暴力強制方式壟斷。因為貴金屬本身就是實物資源，而實物資源的所有權最終歸屬于掌握社會暴力的一方，私人金融資本只能通過非法私鑄或阿氐貨幣中貴金屬含量的欺詐手段挖挖墻角，無法長期公開分享貨幣紅利。但是從紙幣誕生后，貨幣紅利就不再被暴力所獨占，私人金融資本也可以通過信用發行紙幣，長期公開地分享貨幣紅利。明清時期晉商通過經營票號，依靠其私人金融資本的信用實現了“匯通天下”。晉商票號發行的匯兌銀票(存銀收據)其實就是一種準貨幣，而支撐銀票流通的就是開具銀票票號的兌付信用。
其次，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金融資本，只要貨幣紅利足夠大，他們都無法抗拒通過建立“劣幣發行體系”(無論是貴金屬含量減少的金屬貨幣還是根本就沒有貴金屬成分的紙幣，相對于貴金屬貨幣本身而言都是劣幣)攫取貨幣紅利，以滿足自身平衡財政的需要或是資本增值最大化的追求，而“劣幣發行體制”一旦建立，無論是政府或私人金融資本都將無節制地濫用“劣幣發行體系”，直至其徹底崩潰。
現代金融誕生之后：政府與私人金融資本在貨幣發行中平衡
隨著世界經濟日益發展，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都無法回避一個難題：如何保證貨幣的發行量既能滿足日益發展的實體經濟的需要，但又不至于被濫發而迅速崩潰。西方現代金融正是在破解這一難題過程中破繭而生的。鑒于以往“劣幣發行體制”被單一力量操控必然導致貨幣濫發繼而崩潰的歷史教訓，現代金融體系中的貨幣發行權由政府與私人金融資本共同掌握。政府與私人金融資本在現代貨幣發行體系中是一種既利益共謀又相互制約的平衡關系。具體言之，就是政府發行國債，將國債抵押給私人金融資本，私人金融資本以抵押的國債作為信用基礎發行法幣。
在現代金融系統的貨幣發行過程中，政府與私人金融資本利益共謀是很好理解的。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金融資本都能從多發貨幣中得到巨大的好處。貨幣發行權既然由政府與私人金融資本共同掌握，發行貨幣的貨幣紅利就自然被政府與私人金融資本共同瓜分。對政府而言，多發貨幣的貨幣紅利體現為政府可以在短期內具有更強大的占有社會資源的能力。假如它想打仗但沒有錢，如果金融系統能多創造一些貨幣給它使用，政府就能調動資源開戰，并最終可能打贏戰爭，因此政府能夠從金融系統多發貨幣的活動中受益。對于私人金融資本而言，多發貨幣的貨幣紅利體現為國債的利息收入，雖然國債的利率往往都不高，但是計算利息的本金數額卻是非常巨大的，且生息本金的成本為零。因此私人金融資本從多發貨幣的活動中受益更是不言而喻。
如果政府與私人金融資本都能從多發貨幣中得到好處，那么又該如何保證貨幣不會被過度濫發而崩潰呢?
在現代金融系統的貨幣發行過程中，政府與私人金融資本又是相互制約的。這種制約關系表現為印鈔權在私人金融集團而非政府手中，政府只能發行國債不能直接印鈔；但私人金融集團也不能隨便印鈔，因為它必須以政府抵押的國債為信用基礎，如果政府不發行國債或者發行的國債銷售不出去，那么私人金融資本就無法印鈔。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現代金融史上最有權勢的私人金融資本家族都跟國債有著不解之緣。例如，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內森?羅斯柴爾德利用拿破侖與惠靈頓的滑鐵盧戰役，大筆吃進英國公債獲利的故事。
其實，內森?羅斯柴爾德真正的成功并不在于他利用英國公債價格漲跌的差價賺取了多少錢，而在于他把握了一個
歷史性機會，壟斷了市面上的英國公債，從而牢牢控制了英國公債的價格，這也就實際控制了英國公債的發行權。控制了英國公債的發行權也就主導了大英帝國的貨幣發行。也正因如此，內森?羅斯柴爾德才會發出“我不在乎什么樣的英格蘭傀儡被放在王位上來統治這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誰控制著大英帝國的貨幣供應，誰就控制了大英帝國，而這個人就是我!”這樣的豪言壯語。
再比如美國的賽利格曼(Seligman)銀行家族，該家族從承銷美國南北戰爭的北方公債起家，最后主宰了美國的國債市場。美國財政部曾經在南北戰爭后為重建經濟而發行公債，由于在發行債券的利率上與賽利格曼家族談不攏，因此在債券發行初期賽利格曼家族并沒有積極地參與這筆公債的承銷，結果這批債券在歐洲根本賣不動，最后美國政府不得不妥協，調整了債券的票面利率并邀請賽利格曼家族作為主承銷商參與承銷，這批債券才得以在歐洲順利熱銷。
這段歷史公案更深刻地反映了政府與金融資本在貨幣發行體系中相互制約的微妙關系。試想，當時美國剛經歷完南北戰爭，政府財務狀況實在是不妙。1866年，美國國庫只剩大約1億美元，而公共債務在戰爭中已經迅速膨脹到30億美元。按照現在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的標準，當時的美國公債對于歐洲投資者而言是十足的垃圾債券，這些垃圾債券如果沒有歐洲金融資本的鼎力支持是無論如何也賣不出去的，而賽利格曼家族正是歐洲金融資本在美國的利益代言人。所以當時美國政府想繞開賽利格曼家族，以較低的利率在歐洲直接發行債券籌集戰后重建資金的舉動顯然是無法成功的。但如果美國公債在歐洲找不到買家，那么歐洲金融資本也就無法通過發行更多的美元而攫取更多的貨幣紅利。因此，一旦美國政府在利率價格上做出妥協，即使美國公債這樣的垃圾債券也能在歐洲熱銷一空。賽利格曼家族憑借其在歐洲金融資本中深厚的人脈關系，既扮演著幫助美國政府銷售公債籌集資金的角色，也擔負著代表歐洲金融資本控制美國貨幣供應，攫取貨幣紅利的任務。
政府與私人金融資本在貨幣發行中的這種平衡關系從1694年英格蘭銀行成立之日起就這樣一直保持著。1929年的“大蕭條”沒有打破這種平衡關系，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也沒有打破這種平衡關系，2000年美國網絡泡沫破滅還是沒有打破這一平衡關系。直到2008年，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中，政府與私人金融資本在貨幣發行中的平衡關系終于被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打破了。
“量化寬松”到底是個什么玩意兒
那“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到底是什么玩意呢?美聯儲公布的會議紀要和報告揭開了它神秘的面紗。2009年10月14日，美聯儲公布了其9月22日至23日的聯儲會議紀要，其中顯示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所有成員均支持在目前情況下發出明確信息，表示將足額購買1.25萬億美元的機構MBS(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美聯儲部分具有投票權的委員支持增加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購買規模以提振經濟。緊接著，在美聯儲2010年5月24日的報告稱，無意出售包括逾1.1萬億美元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在內的名下任何資產。
以上信息表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際就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用美元購買金融系統內部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貨幣政策“量化”的就是美國金融系統內證券化的不良抵押貸款規模，其實質就是以金融系統內部的不良資產作抵押發行美元。
在傳統的貨幣發行體系中，美元的發行是以美國國債為惟一抵押物，只有美元的發行綁定美國國債，政府才能制約私人金融資本，從這個意義上講美聯儲是間接發鈔。但抵押貸款證券是私人金融資本內部的資產，如果能夠以抵押貸款證券為抵押物發行美元，就意味著私人金融資本可以擺脫政府，自己直接印鈔了。美元發行在擺脫了黃金的控制之后，終于又沖破了美國國債的制約，由此可見本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歷史意義堪比當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
本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惡果絕不可小視。其一，如果美聯儲能夠以金融系統內部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作為抵押發行美元，那么理論上，它將能以任何一個證券化的資產作為抵押發行美元，美聯儲事實上成為控制美元發行的單一力量，政府對于私人金融資本的制約形同虛設。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劣幣發行體系”被單一力量控制后，它一定會被濫用直至崩潰。其二，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具有非常壞的示范作用，它將會引發不同經濟區域的“劣幣發行體系”競相被濫用，使全球陷入不可逆轉的通貨膨脹周期。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呢?其實，國內的有識之士已經提出了一些值得認真考慮的思路。《環球財經》編委張捷在其《老百姓的收入為何越“調”越低》(參見《環球財經》2010年11月刊)一文中指出，我們相關調控政策的重點，不應是防通脹(因為防不住)，而是怎樣在通脹中保障民生、維護社會的核心利益上。我們為了防通脹而始終壓低各種資源、能源和人工價格，實際上卻是用自己本國的資源、能源和人工來補貼制造通脹的美國(美國是中國制造最大的購買者)。也正是因為有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在用本國資源承擔著全球的通脹壓力，美國才敢肆無忌憚地利用通貨膨脹賴賬。
第8篇：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
[關鍵詞]中國帝制時代;全國市場;16到19世紀中期;發展;停滯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開啟了中國的帝制時期。帝制時代的經濟變化和發展，一直以來都是史學家們研究和探討的重點。“安古斯?麥迪森運用實際購買力計算法計算中國漢代以來的GDP，提出自1700年至182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數倍于歐洲，中;貢德?弗蘭克認為，直到1800年，中國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盡管這些認識有待于進一步研究驗證，但它畢竟提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在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中國之前，中國的傳統經濟究竟是不斷發展，還是處于停滯的狀態？換言之，我們應如何評價中國的傳統經濟？”（1）
評價和研究經濟的變化，考察它究竟是發展還是停滯，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因為中國封建帝制時代經濟的運轉、變化，有著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經濟的運行表現出多層次性、多個體性和復雜性，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表現;我們研究和評價中國帝制時代經濟的發展變化，既不能以“西方中心論”為基礎，更不能以高傲的態度自居，要以具體史料為支撐，辯證地實事求是地看待歷史，探尋經濟發展的規律性。
一、研究的切入點及標準
本文試圖從全國市場的角度，探究16世紀到19世紀中期的中國帝制經濟的變化。
經濟發展過程中有什么明顯的外在標志能證明其是發展了還是停滯了？如何“從混雜、多面向的歷史面貌中找出能夠恰當鮮明體現其時經濟發展水準的主體（2）”，如何更好地找出能集中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和參照物，換言之，該以什么為切入點去研究把握封建帝制時期經濟的變化，這是經濟史研究中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綜合前人對經濟史研究的成果，縱觀中國封建帝制時代經濟運行的狀況和特點，本文試圖從市場這個角度切入。
判斷經濟是發展了還是停滯了，要有一個標準，以什么為標準，取決于參照物的性質。既然我們選取市場作為切入點，選取了16到19世紀中期這個典型的時期，那么全國市場的形成問題，應該就是我們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市場史研究的重點問題。
以市場為角度切入的原因：經濟發生作用的過程要在市場上進行，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也要通過市場來體現。市場是反映經濟形勢和變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實現載體;市場發揮作用的過程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動態過程，也是各種經濟因素共同影響而形成的過程。因此，市場就是一個絕佳的切合點。
之所以選取16到19世紀中期這一階段，原因如下：
一是因為在這一階段，總的來說，中國封建經濟對比前面各朝代經濟的發展，較為成熟，且各方面的特征明顯，表現典型，研究起來相對比較容易把握;二是關于市場史的研究，經濟史學界對16到19世紀中期的歷史關注甚密，有比較豐富的、可考證的史實資料，有利于我們做進一步的探討研究;三是這一階段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面貌和特征，“傅衣凌（1982、1989）晚年提出‘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認為16世紀開始，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表現出一種活潑、開朗、新鮮的時代氣息，出現了反傳統的以至叛逆的思想”（3），研究這些變化，尤其是經濟上的變化，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帝制時期（尤其是西方到來之前）中國經濟運行狀況和規律的理解認識。
從全國市場形成的角度看16世紀到19世紀中期的中國經濟，對探討中國帝制時期的經濟變化，有重大意義：這樣能比較好地反映市場機制、市場內涵等對整個帝制經濟產生的作用，能集中體現中國經濟發展變化的水平、特點和程度（尤其是16到19世紀中期這個時期），能在很大程度上衡量出中國封建經濟是發展了還是停滯了這一歷史課題。如果全國市場形成了，這個市場應是能體現出商品交換和流通的頻繁周期，能折射出經濟發展和繁榮的深度，能說明全國范圍內的經濟聯系的緊密性程度，進而能較好地反映出各經濟關系和經濟因素的長期積累和動態作用，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證明經濟的變化是積極的，向上的，而不是停滯的。
本文認為：在這個時期中，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乃是一個客觀存在;全國市場的形成，標志著中國帝制時期的經濟是發展的而不是停滯的。
二、“全國市場”的概念界定
談“全國市場”，則不可避免會涉及到幾個概念：國內統一市場、統一的國內市場、民族市場、統一市場和全國性市場。學界中對這些概念的爭論，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至今，就一直存在。目前學界中并沒有一個特別明確的相關定義，其各自的界定和解釋都有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的情況。
為方便討論和研究，本文在考慮各自詞語內涵共性的基礎上，認為以上所說的各類有關市場的名詞，都是“整合的市場”（李伯重提出了“中華全國市場”的概念，他認為全國市場是指“在一個全國市場中，各地的商品、勞動、資金及信息都要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地自由流動。只有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市場才能稱為全國市場”。（4）），都具有范圍和規模的廣闊性，都強調全國范圍內經濟聯系的緊密性，他們在涵義和解釋上基本上是一個意思。
三、全國市場何時形成
關于“全國市場何時形成”，一直以來學界中主要存在有三種觀點：
一是認為中國在封建帝制時期沒有民族市場或統一市場，代表人物有陳詩啟、唐文基等，這一派學者強調中國封建時代自然經濟的內在封閉性，強調帝國主義入侵使得近代中國喪失了形成民族市場的可能性。
二是認為在后，中國統一市場或者全國市場才開始形成，代表人物是孔經緯、李家壽等，這一派學者過分強調了西方到來對中國經濟的積極影響作用，認為西方的到來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合力，刺激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瓦解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使得全國市場形成的條件變得成熟。
三是認為中國的全國市場形成于前，代表人物有伍丹戈、李湘、楊志信等，這批學者認為，“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不是根本堵塞民族市場的形成機會，只起一些阻礙作用，有時甚至還刺激了民族市場的發展（5）”。這客觀地全面地看待了西方的到來對中國經濟產生的作用，認為西方的到來既對中國帝制經濟產生合力，又產生拉力，過程雖曲折，但總趨勢是上升的、發展的，合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國帝制時期的經濟在曲折中成長。
學界之所以在判定全國市場于何時形成的問題上持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因各自所持標準不同。但是無論持何種標準，得出何種結論，我們都必須注重史實，要以史料為支撐。的哲學原理告訴我們：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我們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用一個點的史料去否定一個線、一個面的發展情況，不能以西方入侵當作一個萬能的理由，而忽略了整個帝制時代經濟發展的史實，而看不到中國本土的傳統經濟長期積累、延續而產生的內在變化。
因此，綜合分析上述學界的觀點，結合封建帝制時期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本文認為：中國全國市場在前已經形成。
四、全國市場形成時中國帝制經濟的狀況
上文通過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全國市場在前已經形成。討論全國市場形成時經濟的狀況，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討論全國市場為什么能形成的問題。因為全國市場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演變和發展過程，它包含著經濟的變化。只有具備了一些相應的條件和因素，全國市場才能形成，全國范圍內的經濟狀況才能比較好的反映在市場上;只有了解帝制經濟當時的情況，才能反推經濟變化長期積累的作用;只有了解這些變化的作用，我們才能進一步知道在很長的一個階段內，各經濟因素是如何促成市場的整合，進而了解中國帝制經濟是發展了還是停滯了。
全國市場為什么能在前形成，其形成的時候全國的經濟情況是怎樣的，借用學界的相關觀點和研究史實，結合帝制時期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我們可以從市場發展的深度和寬（廣）度兩個方向來討論。
市場的深度是指市場發展的水平規模、市場發展的基礎動力和市場機制等，這主要是側重和表現市場發生作用的經濟基理;市場發展的寬（廣）度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市場的結構、市場網絡體系等，這主要是從地理空間的角度來說。
（一）市場發展的深度
關于市場發展的水平規模，吳承明在《論清代前期我國的國內市場》一文中，“對前（以1840年為基期）國內市場的商品量和商品值進行了量的分析和估計，還考察了某些重要商品的長距離運銷，進而評價市場的作用。最后，他指出，由明到清，國內市場顯著擴大了，這表現在（1）商運路線增長，商業城鎮增多，大商人資本量增大;（2）長距離販運貿易活躍;（3）布代替鹽，成為市場上占主導地位的工業品。市場擴大，尤其是長距離販運貿易的作用，是不容否定的。據我們考察，到前，已在二十個手工業行業中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出現，它們的商品，差不多都有長距離運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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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二均引自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J]，歷史研究，1983（01）。
魏金玉在《高峰、發展與落后：清代前期封建經濟發展的特點與水平》一文中論述明清時代市場特點時提到，“在這個市場網絡中流通的主要商品是糧食、棉花、棉布、竹本、鹽、鐵器、茶、絲綢等，其中長途販運的糧食，據鄧亦兵教授估計，每年可達8000萬石，布石據徐新吾先生估計，每年超過3億匹。《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估計，前全國年產鹽約32億多斤。流通中商品數量達到了空前的高度。”（7）
姜守鵬、劉慧文在《明清時期的國內市場》一文中指出，“首先，明清時期農業生產力有明顯提高，農民向市場投放的農產品數量增加。據估算，明代每畝糧食產量為245斤，較宋代平均每畝增產糧食80斤，增加了48.5%。清代每畝糧食產量為310斤，又較明代每畝糧食產量增加了65斤，即增加了26.5%。農民除了自給，繳納租賦之外，尚有剩余，向市場提供的糧食產品增多。其次，自張居正改革之后，田賦改納銀兩，加上貨幣地租的增多（清代貨幣地租約占地租的三分之一）”，迫使農民必須把生產的部分糧食投入市場以換取白銀。再次是農民經營經濟作物的增多。明代種植經濟作物的拼地占總耕地面積7.84億畝的15%，為1.176億畝。清代種植經濟作物的耕地占總耕地面積11.5億畝的20%，為2.3億畝，較明代增加了1.122億畝，增加了95.4%。（8）此外，越來越多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突破了自給，而將較多的產品投放到市場。”（9）
由此可見，發展到清代前期國內市場上，商品量和商品值都較前代有了一個增長。
關于市場發展的基礎動力方面，李伯重認為，“在1500至1840年的三個多世紀中，中國發生了若干意義深遠的變化，為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全國市場形成的基礎有五。即政治環境的改善、交通運輸的發展、地區專業化與勞動分工的發展、商人集團與商人資本的成長和農村商業化與工業化。全國市場形成的標志有四。一是商品流動;二是勞力流動;三是資金流動;四是信息流動。總之，在商品、勞力、資金和信息的流動方面，這三個多世紀中確實有重大進展。這一進展顯示：一個整合良好的全國市場，已在中國形成了。”（9）
價格機制是市場機制的核心，在16到19世紀中這個時期的帝制經濟，糧食價格又是所有商品價格的根本，有牽一發而動全身之力。“據晚近學者們研究，在不同城市中糧價變動的同步性很高，這表明市場一體化在向廣度和深度發展”（11）。沒有一個緊密聯系的市場，各地糧食價格不可能變動得如此同頻，這背后是經濟一體化趨勢的支撐，是一個共同的供求體系運轉的結果。
吳承明借用傅衣凌的“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來探討十六、十七世紀的經濟變遷中也提到了六大現代化因素，即“大商人資本的興起，工廠手工業的出現，財政貨幣化，租佃知道的演變，雇工制的演變和白銀內流”（12），其實所涉及的就是全國市場形成的基礎和機制的問題。
由明到清這一階段，市場上的商品量有了很大的發展，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商品結構，市場上也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這些變化，印證反映了全國市場形成的基礎和機制，體現了全國市場形成前后經濟的發展程度。
（二）市場發展的寬（廣）度
在市場層次上，姜守鵬、劉慧文指出，“清代各個層次的市場――農村集市、城鎮市場和區域市場比前代均有很大發展，隨著不同層次市場之間的勾連，全國性市場最終得以形成。明清時期的國內市場，已經形成包括農村集市、城鎮市場、區域性市場和全國性市場在內的市場網絡，市場的三大支柱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均已出現，市場體系的雛形也初步完成，并已發揮著市場的功能，推動著商品生產的發展”（13）。“許檀估計，明代農村集市在10000左右，清代中期發展到至少22000到25000個，清末超過30000個，集市密度和開市頻率都超過以前”（14）。
朱大為從遠端貿易入手，將全國分為五大核心經貿區，指出大經貿區與其他地區之間進行大宗商品貿易，使全國各層次市場融為一體，全國性市場即由這一商業網絡的形式得以體現并最終確立。他強調經貿區是從交換角度界定的商品市場圈，區別于以生產狀況為特征的經濟區，提出經貿區需具備兩個要素：一是便捷的交通;二是有城市作為其中心點。據此，他認為當時出現五大經貿區，即江南經貿區、珠江三角洲經貿區、長江上中游經貿區、華北經貿區和西北經貿區。五大經貿區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建立在比較發達的手工業和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如江南和珠三角經貿區;第二種是大宗商品過境貿易區，如長江上中游經貿區和華北經貿區中的臨清、天津、朱仙鎮等經貿中心點;第三種是以生活資料交換為主的經貿區，如華北經貿區中的京師及西北經貿區。（15）
許檀通過對清代商品流通宏觀布局的考察，指出清代全國商品流通最重要的變化，即從運河流通為主轉向以沿海、長江流通為主。清代中葉，長江、沿海、運河三條水道在全國性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經確立。清代流通格局的變化，既是全國性經濟布局變化的重要表征和組成部分，也代表著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清代全國市場確立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城鄉市場網路體系的形成。（16）
因此，發展到19世紀中期，一個以長江、沿海和運河三大水道為紐帶的勾連城鄉的全國性商品流通體系在中華大地上形成。“它通過新的陸路交通線的開辟，內河水路交通延伸到偏遠的上游地區和沿海航線的聯結，把東北、塞外、西北、西南、沿海以及周邊地區同內地緊密聯系起來。它也把基層市場、集散市場、中轉市場緊密地聯系了起來”（17）。這說明市場的緊密聯系性對促進封建經濟的繁榮發展，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從全國市場形成的原因和過程我們可以得知，沒有經濟的長期發展，沒有各種經濟因素的長期作用，沒有這樣的基礎條件，沒有這樣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規模，全國市場不可能在前形成。而這樣一個長期積累的、不斷發展而形成的全國性的市場網絡，其體系如此之大，其深度如此之廣，這在秦統一中國之前是沒有的：這充分體現了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充分說明帝制時期，尤其是16世紀到19世紀中這個階段，經濟應該是發展的而不是停滯的。
五、結論及思考
通過分析，本文認為中國全國市場在前已經形成，形成的時間大致是16世紀到19世紀中期的明清階段。全國市場的形成，對封建帝制經濟的發展有著重大作用意義，充分反映了帝制經濟是發展了的而不是停滯的。
我們應該看到，經濟的發展變化具有多面性和復雜性，在某個時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有可能在另一發展階段會變成阻礙或者抑制經濟發展的因子。雖然較于前代，帝制時期的經濟是發展了，但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水平高并不一定說明走得遠，發展并不一定代表是先進，我們也應該看到在這一時期，帝制經濟中依然存在著一些不利于經濟持續發展的因素。就全國市場來說，（16）到19世紀中期所形成的全國市場，其市場結構還不是非常完善，市場機制還不夠健全，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狹隘性，“這種市場的狹隘性和局限性，又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遲緩的原因之一”（18）。相關的這些問題，都有待于我們日后對此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
因此，我們不能主觀、片面地看問題，只有立足于史實，多角度辯證地考察、衡量和分析問題，才能對中國帝制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做出一個比較實際、客觀、合理的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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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自然經濟瓦解的表現范文
摘要：尤金奧尼爾的《天邊外》，創作于1920年，為他捧回了第一個普利策獎。同時《邊城》發表于1934年，為沈從文贏得了盛譽。這兩部作品都是二十世紀初杰出的悲劇性作品。雖然屬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不屬于同種文體, 但作品中露絲和翠翠的悲劇形象卻具有可比性，本文分析其人物形象并揭示造成她們悲劇的社會文化因素。
關鍵詞：露絲 翠翠 悲劇 社會文化環境
[中圖分類號]G1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39(2009)-10-0025-02
1920年，美國劇作家尤今 奧尼爾在主流劇院公演了《天邊外》，為他贏得了普利策獎。1934年，中國作家沈從文完成了中篇小說《邊城》，“標志著他的創作走向了高峰”。兩部代表作完成時，作家均年僅32歲。雖然兩部作品屬于不同的文體，一個是戲劇，一個是小說，但作品中的女主角由于社會、性格的因素導致的愛情悲劇卻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一
兩部作品都不惜筆墨描寫故事發生地：新英格蘭的小山村和湘西邊陲小鎮。略有不同的是小山村的景物如同濃墨重彩的油畫，湘西的風貌則如淡雅秀麗的山水畫。環境描寫風格的不同暗喻了女主人公悲劇命運的區別：一個將是凄慘感人的愛情悲劇，一個則是默默無聞、發人深思的淡淡的離愁。故事情節同是兄弟倆同時愛上了一個女孩，而女孩都選擇了其中的一個，另一個因為失望而離家出走。
露絲是《天邊外》的女主人公，她對羅伯特和安德魯兄弟倆之間都產生了愛情。但她的自私、任性的愛情直接毀了她自己― 使一個健康美麗的姑娘變成了一具毫無生機、面如枯搞的僵尸；也將羅伯特從一個充滿夢想、浪漫的詩人變成了身體贏弱不堪、充滿挫敗感的農夫，最終悲慘的死去；同時迫使熱愛農場、土地的安德魯漂流海外、有家不能回。而羅伯特父母以及她自己女兒的死亡，也是她間接造成的。
《邊城》開篇“一戶單獨的人家”顯得那么孤獨，老人沒有兒女，孫女翠翠呱呱落地三天后就成了一個孤兒，孤獨伴她成長，從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到的“唯一”我們已經感受到了翠翠生命中偷心徹骨的孤獨、猶豫和悲涼。隨著情節的發展大佬溺水而亡，二佬也離她而去，與翠翠相依為命的爺爺在一個雷雨之夜死去，翠翠悲苦的命運就像水上那只老渡船，泊在河灘上，等待著不能預料的搭船人。
翠翠生活在依山傍水的碧溪旁，纖塵未染，帶著棄絕世俗塵埃的純真與清新，在青山、翠竹、綠水間嬉戲、惆悵、期待。 翠翠天生就失去了母愛，孤苦的與爺爺相依為命，到了情竇初開的年紀時，爺爺不能意會翠翠的心思，因此更是倍感孤獨，終于有了相互傾心的情人時卻因種種的不湊巧而無緣會合，因而不能長相思守，最終還是孤獨地守在溪邊等待那也許明天回來或許永遠不會回來的心愛之人。
二
露絲和翠翠都被描寫成自然的女兒，她們的美與新英格蘭小山村和茶峒的美景相映襯，她們的命運隨著小山村和茶峒的滄桑變化或起或落。主人公露絲與翠翠與自然融為一體，與自然生生相息，任何破壞自然秩序的外力都將是造成她們悲劇的因素，而作品里小山村和湘西都在遭受著異質文化的入侵。
二十年代的美國，是一個表面繁榮的時期，整個社會趨向自由化和商業化，小農經濟日益瓦解，資本主義社會得到了發展機會，做生意誘惑著許多農村青年，他們希望在轉手經營與投機買賣中牟取暴利，發財致富，這比在農村常年耕耘便當得多。這種變化迅速的時代，的確使一些村民致富，但更多的人傾家蕩產，特別是從農村去的青年，安德魯就是后者的代表。他離開了他所熱愛的土地，放棄了他應當從事的農業生產，而去做投機買賣，不但沒有賺錢，反而虧了本。
露絲的命運也帶著時代的色彩和悲哀的情調。露絲從小沒有父親，母親又是一位殘疾人，她性格乖僻，對于女兒的婚姻完全失望。挑剔、抱怨、喋喋不休。年輕的露絲，住在被小山包圍的農莊、以梅約家為鄰，家有生病的母親，生活對于她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因而從一開始人們自然把她與能干的安德魯聯系在一起，只因為安德魯可以挑起兩家的重任，對于她，愛情只能意昧著婚姻，意味著生活，她身上那種渴望改變生存境遇的本能使她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婚姻、希望通過婚姻改變自己的生活。也許她是愛安德魯的、但是離別的情緒、加上羅伯特那充滿詩意的對夢幻的描繪感染了她，她對羅伯特的挽留，與其說是對他本人的挽留，不如說是對一種生活理想的挽留，因為這種理想的生活對被現實栓桔的她來說無疑是一種天邊外的夢幻。為了這夢幻，她付出了她所有的一切，但現實的生活卻令她失望、也許是在這失望當中，她想到如果當時選擇了安德魯的話。她的生活也許會是另外一幅模樣，于是她便以為她是愛安德魯的，并天真的認為當年為她出走的安朱會仍然愛著她。“安德魯就要回來了”成為了她生存的一線希望。她又一次把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了別人身上。安德魯來了，安德魯又走了，而此時實利主義的安德魯又已經徹底否定了以前的情感，可憐的露絲，所有生活的希望已被這兄弟倆破壞― 現實的被羅伯特破壞，夢幻的被安德魯破壞，她所渴求的一切― 能干的丈夫，滿意的生活，這對于一個女人天經地義的一切，對她來說又都變成了天邊外的夢幻。
翠翠出生在湘西茶峒小山城，風俗醇厚、人情質樸、重義輕利，“一切總永遠那么靜寂，所有的人每個日子都在在這種不可形容的單純寂寞里過去”。即使河街吊腳樓里的，也還保持著某種“生命的嚴肅感”。然而這里畢竟不是“世外桃源”，“大城市隨著商務發達而產生的某種寄食者”開始落戶于此。“現代”的入侵，對未經金錢、實利污染的樸質民風造成沖擊。翠翠耳濡目染，現代的觀念也悄悄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當她和二佬的愛情由于團總女兒的介入，她第一次感到了金錢力量的可怕。“他又不是傻二小，不要碾坊，要渡船嗎？”鄉民關于二佬是選擇她還是團總女兒，是選擇渡船還是碾坊的議論，一金錢為衡量標準，使她“小小的心腔中充滿了一種說不明的東西”。在第八章里她無所謂地唱著：“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排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釧子，只有我三妹沒得什么戴，耳朵上長年戴條豆芽菜。”顯然是她潛意識里對金錢觀念至上的反抗。
通過對露絲與翠翠這兩位女性角色的刻畫，兩者的悲劇都是所在社會環境間接造成的。奧尼爾和沈從文寄托了各自的情懷，前者更多的是對現實與人性的批判。后者則是寄托自己對湘西未來的希望，甚至是整個民族的期待。
三
奧尼爾受過若干感情的創傷，幾度婚姻和家庭的不幸，而頻于自殺。因此他在寫這出悲劇時，有著深沉的悲哀，奧尼爾筆下的愛情觀是悲觀主義的，愛情不僅不能給相關的人帶來幸福，而且具有巨大的破壞力量，可以毀掉一個人的夢想、事業、家庭、甚至生命；愛情不是福音，而是邪惡的魔咒，不但不能帶來幸福，反而帶來厄運。奧尼爾認為主宰世間萬物的就是“生活背后推動一切的不可思議的力量”，這種力量是非理性的，不可知的，人無法理解它，更不可能逃避它。人的一切悲劇都是命定的，是命運的安排，所以《天邊外》里的人物全部受到生活的捉弄，受到一種看不見掙不脫神秘力量的擺布。無論露絲做出什么樣的選擇，他們的結局似乎注定是一出悲劇。即使露絲真的嫁給了安德魯，她一樣追求不到她想要的“幸福”，或許她的婚姻會一樣的失敗，因為那股神秘的力量總是引導她走向悲劇。不過露絲意識不到這一點，她只是把自己的悲劇歸咎于嫁錯了人。不能逃避家庭責任，也無力改變既定的事實，其實，無論她走哪條路，悲劇都是她唯一的歸宿。劇作中透出的不可知論、宿命論的悲觀情緒揉和在一起，體了奧尼爾早期的人生哲學觀，這也是在他的早期劇中悲觀情調很濃的原因。
沈從文作者能夠成功刻畫翠翠這個人物，應該說與作者早年的經歷是分不開的。他生活在湘西邊鄙之地，一方面湘西邊地奇險秀麗的大自然啟迪著他的靈性、陶治著他的靈魂。另一方面，湘西特殊的地理環境卻為我們保留了一部分活生生的楚文化的原生態形式。翠翠就是從沈從文幽深的民族文化走廊里終于尋找到的那一縷血脈，把作者多年來郁積在心里的夢圓了出來。沈從文曾說“我的過去的痛苦的掙扎，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下人對于愛情的憧憬，在這個不幸故事上猜得到排泄與彌補”。
關于《邊城》的創作動機，作者說：“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沈從文也著力于描寫美的人性，健康的人性，可是在眾多偶然的巧合中卻譜寫了一曲“愛”的挽歌。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性的缺失使然。在湘西這一充滿原始生命形態的鄉村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平靜而恬美。沈從文在《邊城》明凈的底色中，重點描繪了鄉村世界里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這里“一切莫不極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樂生”。但他又說：“20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沖的農民，性格靈魂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質樸、勤儉、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個什么樣子的新東西。”這句話透析出現代文明滲透到邊緣偏僻的湘西，使得昔日寧靜和諧的生活環境與淳樸善良的民風受到動搖，難以維系，他內心感到極為孤獨，他企圖用湘西世界保存的那種自然生命形式作參照，來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他期待重造我們民族的品德，并深刻的接露出與《邊城》相對應的，正是那個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的“文明社會”。
至此討論了奧尼爾與沈從文在《天邊外》與《邊城》中塑造出的露絲與翠翠，兩者有著共通與差異之處。異質文化侵入后，宗法制農村自然經濟的解題是沈從文與奧尼爾共同面臨的寫作背景，原始鄉村敗落、祖先的價值觀以及信念崩潰，人們渴望新的美好而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文明，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塑造出鮮活的女性形象。人生是痛苦的，或者一定意義上就是受罪就是經受磨難，人應該面對現實，做出選擇，并對自己選擇的結果負責。奧尼爾的悲觀主義是絕望的，絕對的，露絲的悲劇命運是無路可逃的。與奧尼爾的絕對式悲觀不同的是秉承中國傳統儒道思想的沈從文以東方式的智慧，聲稱要在《邊城》里“表現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筆下的邊城是一個寧靜的“烏托邦”。沈從文刻意描繪一個理想的邊城和生活于其中的善良的人們以及由“善”引發的誤會，從而表達自己重建理想湘西的愿望。所以，《天邊外》里露絲是徹底的催人淚下的不幸者。《邊城》里的翠翠則可以等待幸福，盡管這種幸福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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