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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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第2篇：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社會經濟體制；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166（2010）029(C)-0034-01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經濟誕生在西方發達國家，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西方經濟學作為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建設的指導理論在我國大學的經濟學、管理學等專業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大學課程設的地位卻有所下降。大家似乎已不再區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一個回顧和總結。

一、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我國的政治經濟學一般也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部分組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走的是一條不同于前人的道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能在實踐中不斷地成熟和完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思想的指導下，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并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加入了WTO，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的對接，我們的生產關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之后，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我們先后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并最終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的進步和認識的深化大大解放了生產力。與此相應的是，我們在生產關系上也做了許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導地位應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這一時期，作為研究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做了許多修訂，從哲學上說這也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從相對真理走向絕對真理的過程。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理論上的爭論，理論層面的爭論主要還是和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處于探索階段有關，也正是這些爭論推動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斷前進。今天回過頭去看我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可以說我們已經在理論上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論上的突破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導。可以相信，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會不斷趨向成熟和完善。

二、關于西方經濟學

當前，國內有許多學者將西方經濟學改稱現代經濟學或干脆稱其為經濟學。這種稱呼的改變與我國當前的改革實踐有著密切的關系，現在我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許多方面，正在走西方發達國家曾走過的道路。我們現在所學習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來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亞當•斯密，每一個學習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亞當•斯密于的名著《國富論》其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及經濟人假設奠定了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石。在后來的經濟學發展中，特別是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家們拋棄了“道德人”，而將經濟人作為惟一的分析出發點，而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的的廣泛應用。隨后，新古典經濟學就走上了一條公理化、標準化、機械化的道路。這種數理化的分析方式賦予了經濟學家共同的分析語言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經濟分析中的爭議和不確定性，但是，這種機械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對現實的大量問題也失去了解釋力。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對社會經濟現象做出解釋，片面追求經濟學的形式化，事實上是與經濟學解釋現實、指導社會實踐的使命背道而馳的，這是西方經濟學當前所受到的諸多批評之一。當前，盡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已經較為成熟和完善，但是對于實際經濟生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影響卻非常有限，這也表明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局限性。

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

我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源配置。二者的研究對象不同，那么為什么還會有沖突呢？根據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土地、勞動、資本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幾種基本資源或者，按照西方經濟學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種資源根據各自的邊際生產力獲得報酬或者說是利潤，那么利潤從哪里來的呢？這必然又會涉及生產關系，涉及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這種邊際分析方法最終還是回到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疇之中，這也說明我們無法擺脫對生產關系的研究而單獨研究資源配置問題。今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還應是生產關系，我們要堅持與時俱進的態度，認真研究現實問題，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對資源配置這樣微觀層次的問題，我們應更多地運用西方經濟理論進行處理和解決。總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二者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貢獻。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作者簡介：樊艷麗，籍貫陜西榆林，西安交大經濟與金融學院08級本科生，專業：財政學。

第3篇：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經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跨國的經濟活動要受到其他主權國家的政治結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基歐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注　釋:

①這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把他近來研究國際范圍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001年)取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出來，1987年吉爾平將其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著作命名為“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吉爾平的這兩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另一種分類，即以意識形態來分類，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從這一角度來概述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參見李濱、姚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與當代代表》，《歐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敘述霸權穩定論時主要依據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關內容。

④這一定義來自克拉斯納，見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這些人物的有關著述詳見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關于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的這種進化主義及其特征的分析詳見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論闡述主要依據下列考克斯的論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第4篇：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價值創造；價值決定；本質；運行；模型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2)-0059-07

一、問題提出

關于數學與模型方法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運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工作者之間有著分別不同的看法，歸納起來，主流的認識有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數學與模型方法對于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是基本無用的，數學與模型分析是一種形式邏輯，而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以辯證邏輯著稱，分析的重心是經濟制度而不是經濟運行；第二種觀點認為，數學與模型方法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方法，但可以起到輔助手段的作用，數學形式雖然不能用來解釋生產資料所有制、產權、合約等等概念，更不能解釋其體現社會生產關系的本質，但當數學邏輯形式比語言邏輯形式能夠更好地反映經濟現象和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時，則應當得到廣泛的使用。這兩種認識割裂了政治經濟學系統方法論內部的哲學思維分析和數學與模型分析之間的內在聯系。

就哲學思維分析而言，作為思想方法的運用和最高層次的思維，其偏重于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但實際上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從來不排斥定量分析和形式邏輯，相反，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的進一步發展使一定形式的定量分析和形式邏輯又作為其必然的表現。《資本論》規定政治經濟學研究主要采用以“抽象法”為主的系統方法論體系。馬克思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1]這一方法，馬克思集中地稱之為“科學抽象法”。馬克思這樣地規定：“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1]通常科學抽象法被解釋成關于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統一的方法體系，它的內在結構是：具體――抽象――具體，也就是建立具體總體與思想總體形式之間以抽象為中介的總體聯系和表現。另一方面，數學與模型分析被解釋成一套關于“假定――結論”的完整的邏輯演繹形式，它的內在結構是：抽象――抽象，因而被看作是純粹邏輯演繹。在講到“數字公式及其意義的問題”時，列寧指出：“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證明；它只能在過程的各個要素從理論上得到說明以后把過程加以表述。”[2]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講到“真正的實證科學”時，也明確地指出“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3]

關于哲學思維分析和數學與模型分析的科學關系，只能總體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層次中予以解決。就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哲學層面而言，哲學方法論決定了唯物史觀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轉化，這里，唯物史觀是既定的，勞動價值論是可調整的，唯物史觀具體化為方法論；而就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層面而言，經濟學方法論進一步決定了勞動價值論對于具體經濟理論體系的轉化，這里，勞動價值論是既定的，勞動價值論是可調整的，勞動價值論相應具體化為經濟學基本方法體系，如基于勞動的演化――博弈、平均――邊際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等。[4]從“哲學”到“數學”，既實現把哲學方法論轉換為經濟學方法論，又實現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的內在結合，從而科學抽象法將科學實證分析方法內含于其中。所以，就勞動價值論對于政治經濟學體系的表現而言，勞動價值論必然要化為唯物史觀方法論基礎上的具體形態的數學與模型分析，以完成對過程的各個要素的從理論上的詳盡說明。這一分析包括兩個基本層面：價值本質分析和價值運行分析。價值本質分析的基本內容是價值形成原理分析，包括價值的微觀形成和價值的宏觀形成。由于價值形成解決的是價值范疇的科學性問題，也就是圍繞價值范疇的客觀邏輯原則(如確定性、傳遞性和通約性)而展開的對于價值形成的分析，因而需要在分別不同的系統層次詳察這一過程，而不能局限于抽象價值概念，泛泛而論[5]。大體說來，價值微觀形成是在價值創造層次解決價值的如何形成問題，這一過程是把由哲學方法論所總體形成的關于勞動二重性的一般原理和看法具體化為“勞動創造價值”的一元論體系；價值宏觀形成是在價值決定層次解決價值形成的表現問題，這一過程則是把“勞動創造價值”一元論體系進一步具體化和確定為價值量的一般決定體系。價值運行分析的基本內容是研究價值變動和表現，也就是研究各種外在因素對于價值創造、價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包括對價值內部構成要素的變動及其表現的擾動和影響。總體看，價值本質分析和價值運行分析是相輔相成的，共同構成經濟本質分析和經濟運行分析的理論基礎，并作為邏輯打通經濟本質分析和經濟運行分析的方法基礎。

二、價值創造

價值微觀形成(或“價值生產”)的規定性限定價值創造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價值規定的質與量的統一性，也就是實現“勞動創造價值”和“勞動如何創造價值”的理論與邏輯統一。根據這一規定，馬克思把研究勞動價值論的對象限定于人類商品生產，并構造了總體的價值創造公式：

V=V[P(L)]

式中，V代表總體意義的價值或一般抽象價值，P代表具體形式的社會生產條件或生產方式，L代表抽象人類勞動或勞動方式。

這表明價值創造并非抽象和任意的，我們將價值實體規定為無差別人類勞動是對一定條件和形式下的人類生產特別是商品生產進行簡單抽象的結果，進一步是對一定形式的人類勞動方式進行抽象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價值創造的抽象形式將隨著商品生產的現實差別分別取得不同的具體形態，并通過對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演變類型的概括，可以大體歸納出如下三種基本類型(如表1)。

表中，商品生產被歸納為三種基本類型，不同類型的商品生產對應不同的勞動方式以及價值創造方式。在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商品生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簡單商品生產”中，價值的形成取得了更為直接和純粹的形式，在這里，決定價值創造的生產條件是直接和同質的，不存在部門間的流動，因而只是單一部門內部的局部價值形成。簡單商品生產類型可以說是產生于自然經濟社會，而廣泛存在和發展于商品經濟社會，在所有制類型上則對應于個體所有制經濟。在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商品生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古典(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價值的形成取得了一般的形式，在這里，“資本”(以k表示)一般代替了具體形式的社會生產條件或生產方式，并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始確立其主導地位。由于古典商品生產類型本身直接是商品經濟社會的產物，它的進一步發展也就必然使商品經濟的形式得到普遍發展乃至成熟化，簡單而言，資本主義正是整體借助于對這一生產形式的特別有效的歷史利用，也就是通過實現商品生產在本質方面的社會一體化，具體完成了自己的歷史崛起和飛躍發展。所以，根本不同于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的局部價值形成，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了價值的真正意義的社會形成，其在所有制類型的對應物則是資本家所有制經濟。

與商品生產的三種基本類型相適應，勞動在價值創造的形態上依次采取了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形式、社會平均形式(馬克思也直接稱為“簡單勞動”)以及企業形式。從表1所列示的數學模型形式看，企業總體勞動創造價值仍然以“雇傭勞動創造價值”為總體的社會約束條件，而以“個體勞動創造價值”為其一般的形式和條件。這進一步表明現代商品生產類型是在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基礎上的發展，它既以古典商品生產類型為價值實現的社會條件，也以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為補充的規定和形式。三種基本類型的內部關系可以設定為：在歷史向度上的時間大體繼起以及在現實向度上的空間并存。這三種類型的現實結合相應也就可以用一個總體模型形式加以表達：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0≤α≤1，0≤η≤1，0≤h≤1

式中，LC、LS分別代表復雜性勞動和簡單性勞動；經濟系數α、η、h分別代表生產組織的經濟外部化程度、經濟系統的交易費用以及經濟系統的交易效率[6]。

這里，商品生產類型的分野取決于經濟系數的不同取值。當α=0，并且0

max V=V(Lc，Ls)

s.t. L=Lc+Ls

由于L成為Lc、Ls的簡單累和，表明勞動的復雜性、簡單性的區分僅僅存在于勞動內部，完全是一種功能區分，而不構成勞動類型間的分別，由此，上式可以一般寫成為“V(L)”的形式。說明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的判別僅僅是從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出賣這一規定進行的，就投入而言，投入要素的商品化程度相對很低，其顯著特征是勞動投入完全沒有商品化，而生產資料的商品化程度對應地也極低。

當α=1，并且η=0、h=1時，商品生產為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即存在：

max V=V(Ls)

s.t. L=Ls

馬克思在這里一般地提到，資本主義歷史過程具有使“一切生產部門的勞動都已盡可能地化為簡單勞動”的趨勢特點[7]。說明古典商品生產類型集中考察的是一切投入均為商品化購買要素的經濟情形。并且，由于資本家事實上既是一般生產資料的交易者，也是勞動力商品的交易者，這使得商品交易本身內化為資本交易的一個內在成分，因而現代經濟學所使用的交易費用概念在古典商品生產體系中或以一般地予以抽象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資本生產的總公式提供了對這一解說的系統說明。進一步，雖然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提出了“流通費用”問題，但堅持其對價值創造不產生真正的影響，而相應構成價值實現的具體內容。

當0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這里，L體現為對Lc、Ls的社會加權與累和，從而實現了勞動的真正協同。經濟系數α的0-1值域范圍(相應也導致η、h的0-1值域范圍)則決定了企業企業要素的兩種基本類型：購買和投資。在這當中，尤其是勞動投入要素由于交易費用的種種因素制約，必然會在投資形式上占據很大的比重。這表明與簡單商品生產基本不依賴于市場機制而古典商品生產完全依賴于市場機制根本不同，現代商品生產則謀求與市場機制的互補性發展。因此，可以概括的說，現代商品生產作為成熟商品經濟類型即市場經濟的產物，它的發展必然進一步使市場經濟的形式更為成熟化，從而奠定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基礎，相應在所有制類型上廣泛對應于企業所有制經濟。

三、價值決定

所謂價值宏觀形成，就是指價值決定及其宏觀表現，意味著價值決定本質上是一個宏觀現象――也就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相應，價值宏觀形成的規定性限定價值決定要進一步解決價值規定性本身――作為社會的質的規定――向社會的量的規定的轉化問題，即實現價值創造和價值決定的理論與邏輯統一。根據組織商品生產客觀存在的三種基本類型，可以認為勞動價值論體系中的價值決定相應具有三個基本層次或階段，其中，在前兩個層次或階段中，一般而言，企業與價值決定無關，企業只是一般生產單位或生產和交換組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具體探討了“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實際地給出了關于第一、二層次或階段的價值決定的遞進分析。

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是在整體抽象掉需求條件，也就是在簡單假定供求平衡的條件下對價值決定的分析。根據這一規定，某一使用價值的價值――并且“經濟學所知道的唯一的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8]，乃是由同一部門內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在這里，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或者說，“一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后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1]因此，可以設定如下模型公式：

Vq=Vt.t

式中，Vq代表單位商品價值量，Vt代表單位時間價值量――也就是實現在單位商品中的勞動量，t代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9]

由于這里設定單位時間價值量為一恒定值――其本身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所以，任意的交換價值即可以一般表現為：

Vq1=Vq2=t1/t2

進一步，馬克思還一般設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決定式：

t=Q/f

式中，Q、f分別表示為商品生產量以及社會勞動生產力。

所以，馬克思這樣系統總結道：“因此，如果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變，商品的價值量也就不變。但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1]

這樣，商品價值量的總的決定公式就可以寫作(其中VQ表示為總生產商品時間價值量)：

Vq=Vt?Q/f=VQ/f

這一公式，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1]

在仍然保持社會需要不變的假定，以及進一步設定社會總供求平衡的靜態條件下，馬克思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馬克思說，“這后一過程同前一過程相比，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更高的發展”，也就是“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7]。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概念的科學確立，價值決定模型可以是：

max m(t)=V [k(t)]-k(t)

s.t. max f=q(t)/t；minVq=V(q)/q

其中，約束條件可以一般地解作：q/t=dq/dt；V/q=dV/dq。這也表明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m)最大化，正是通過實現社會勞動生產力最大化以及相應的單位商品耗費勞動最小化兩個最為基本的條件來保障的。

從求解模型，便可得到以上一般的價值(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決定關系式：Vq=Vt?t。說明正是由于資本才真正使價值決定的內在實質得以歷史顯露，使“價值調節供求關系”的抽象法則能夠一步步在歷史中發展，也就是由“市場價值調節供求關系”發展到“市場生產價格調節供求關系”。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具有系統的闡述[7]。

進一步，關于企業參與價值決定的現代商品生產，即可以在第二層次或階段的模型公式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如下的改進：

max NU(T)=VU(Q)-LU(T)

s.t. Q=Q(T)；Q/T=dQ/dT

其中，NU、VU、LU分別代表社會凈效用、社會商品效用以及社會勞動效用。

求解模型，最終得到關于市場生產價格(Vq)向市場價格(P)進一步轉型的一般關系式：Vq/P=λ/f(這里λ一般表示為貨幣效用)。[10]

關于將社會需要因素一般納入價值決定考慮之中的想法，最初在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得到闡述，但恩格斯便是仍然集中于圍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兩種含義的內部關系進行，即“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而“勞動對效用的關系”旨在一般放松社會需要不變假定的條件[11]。可見，價值規定由社會抽象勞動的單純凝結關系推進為“勞動對效用的關系”，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取得了更為現實的實現形式。

四、價值創造的運行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確立“勞動的復雜性程度”是價值創造的主要擾動和影響因素。馬克思聲明：“簡均勞動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里是一定的。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一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單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1]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認為，“馬克思在這里確證的是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天在我們眼前發生的簡單的事實”，馬克思的意思是指“一小時復合勞動的產品同一小時簡單勞動的產品相比，是一種價值高出一倍或兩倍的商品”，恩格斯還特別強調了馬克思在這里所加的注解，即“讀者應當注意，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個工作日的工資或價值，而是指工人的一個工作日對象化的商品價值”[8]。因此，馬克思提出復雜勞動對簡單勞動的倍加命題包括兩層含義：其一，從價值創造的外部實現看，復雜勞動可以要求“支付較高工資”，其全部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在私人生產者社會里，培養熟練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負擔的，所以熟練的勞動力的較高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里，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復合勞動的成果，即所創造的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8]。其二，從價值創造的運行看，由于價值構成總是可以分解為k和m或c、v、m三部分內容，因此，無論從企業決定經濟運行的角度還是從市場決定經濟運行的角度，復雜性勞動對簡單性勞動創造價值的擾動和影響均必然具體地包含在m之中。這里集中討論馬克思倍加命題的第二方面。由此，可以設立如下的總體勞動創造價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

=(Ls2)

ε=ε(LC) 或m=m++ε

m=m(Ls1，Ls2，ε)

=(ILC1，ILC2，ε)

ε=ε(IILC)

或m=m++ε

m=m(Ls1，Ls2)

=(ILC1，ILC2)

ε=ε(IILC1，IILC2)

這里，剩余價值構成被解析為三部分基本內容：一般平均項(或絕對剩余)――以m表示，一般超額項(或相對剩余)――以表示，以及特殊超額項(或超額剩余)――以ε表示。對應的勞動構成是：簡單性勞動的一般構成包括直接生產勞動(Ls1)和直接交換勞動(Ls2)，復雜性勞動的一般構成包括技術勞動(ILc1)和管理勞動(ILc2)，而“第二類復雜性勞動”(IILc)則應視為復雜性勞動的特殊構成[9]。

進一步而言，根據左邊的分析模型，簡單商品生產建立自己勞動基礎之上，在這里產生了初步的社會勞動分工和產業分化，商業是個體生產者組織相對剩余生產的可靠的產業憑借形式，復雜性勞動通過相對偶然的超額剩余生產形式進行歷史成長。根據中間的分析模型――其區別于右邊分析模型之處在于使“ε”作為資本家社會權力或意志進入一般剩余價值生產過程，資本家勞動僅僅構成“個別價值”，它的本質是價值的社會實現。關于利息、企業主收入以及監督工資所對應的勞動性質，馬克思給予的深刻剖析是：“資本家作為資本家所要執行的特殊職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區別和相對立中具有的特殊職能，被表現為單純的勞動職能。他創造剩余價值，不是因為他作為資本家進行勞動，而是因為除了他作為資本家的屬性以外，他也進行勞動。因此，剩余價值的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價值，而是與剩余價值相反的東西，是所完成的勞動的等價物。因為資本的異化性質，它同勞動的對立，被轉移到現實剝削過程之外，即轉移到生息資本上，所以這個剝削過程本身也就表現為單純的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與工人相比，不過是在進行另一種勞動。因此，剝削的勞動和被剝削的的勞動，二者作為勞動成了同一的東西。剝削的勞動，像被剝削的勞動一樣，是勞動。”[7]根據右邊的分析模型――其區別于中間分析模型之處在于假定資本家意志完全退出一般剩余價值生產過程，因此，這里的IILC可以再分解為社會出資勞動IILC1和社會創業勞動IILC2。這樣，現代商品生產所賴以進行的經濟系數α、η、h的現實值域范圍開始得到真實體現，也就是說，不僅ILC就其性質而言，可以一般選擇采取市場方式或企業方式進行創造價值，而且IILC就其本性而言，也更多考慮依托于企業生產方式來進行創造價值。

五、價值決定的運行

在基本假定企業不參與價值決定的情形下，毫無疑問，在馬克思看來供求是擾動和影響價值決定的主要因素。

首先，對于市場價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而言，馬克思認為局部市場供求的變動可以通過對于部門內部生產條件的篩選作用來具體影響價值決定。馬克思認為，“供求以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為前提”，具體而言，它的作用機制是：第一，如果供求完全平衡，“那么，市場價值就會由中等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來決定”，“盡管這個價值，對兩端生產的商品來說，表現為一種強加于它們的平均價值”；第二，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市場價值或社會價值就由在較壞條件下生產的大量商品來調節”，并且，“只要需求稍占優勢，市場價格就會由在不利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來調節”；第三，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市場價值就由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那部分商品來調節”，但同時，“市場價值決不會同在最好的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這種個別價值相一致，除非供給極大地超過了需求”[7]。可見，這里供求通過擾動價值決定本身來影響價格，而價格總歸與價值一致。

其次，對于市場生產價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而言，馬克思則認為：“當供求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生的時候，當商品是資本的產品的時候，供求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為前提，因而以和單純的商品買賣完全不同的復雜化了的關系為前提。這里問題已經不是由商品的價值到價格的形式上的轉化，即不是單純的形式變化，而是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進而同生產價格的一定的量的偏離。”[7]說明局部市場供求對于部門內生產條件的篩選作用已經一般讓位于社會總供求對于市場價格的調節作用。馬克思進一步地這樣來分析：“根據以上所說可以看出，市場價值(關于市場價值所說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適用于生產價格)包含著每個特殊生產部門中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人所獲得的超額利潤。把危機和生產過剩的情況完全除外，這一點也適用于所有的市場價格，而不管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有多大的偏離。就是說，市場價格包含這樣的意思：對同種商品支付相同的價格，雖然這些商品右以在極不相同的個別條件下生產出來，因而會有極不相同的成本價格。”[7]也就是說，通過供求的擾動和影響，局部價格水平與價值從而產生偏離，但就社會總體而言，價值總額仍然決定著價格總額的大小，與其相等。

《資本論》所限定的分析框架無疑是：“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交換或出售是理所當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規律，應當從這個規律出發來說明偏離，而不是反過來，從偏離出發來說明規律本身。”[7]因而它整體適合于對簡單商品生產和古典商品生產進行分析。馬克思指出，在這一分析中，假定供求一致和社會需要不變乃是“為了對各種現象在它們的合乎規律的、符合它們的概念的形態上來進行考察”[7]。而在“勞動對效用的關系”的分析框架里：由于企業參與價值決定，價值決定本身的說明要在價值與價格的相對偏離中進行，因為對于價值一價格關系式“Vq/P=λ/f”來說，價值決定恰恰是在一定的社會需要變化(以“λ”反映)與相應的社會供求變動(以“f”反映)中來進行的，一定的λ 、f的一定關系必然反映在確定的企業勞動協同創造價值的行為之中，反映在總是處于可變狀況的“Vt”之中，而最終在一定形式的Vt(Lc，Ls)――也就是勞動時間價值量的社會選擇之中體現出來。從經濟主體(勞動要素的人格化)的角度，可以對這一過程在價值創造的運行上進行說明。比如一般考慮人力資本、企業家參與價值決定的情形，可以設定如下“折中”的總體勞動創造價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LS2，ε)

=(ILLC2)，其中IILC2=IILC2(ILC1，ILC2)

ε=ε(IILC1)，其中IILC1=IILc1(LS)

其中，資本家團隊(IILC1)為物質資本之間的一個特別合約，企業家團隊(IILC2)為人力資本之間的一個特別合約，資本家團隊與企業家團隊進而形成關于社會價值生產與分配的一個特別合約[12]。

這里，“勞動對效用的關系”原理一般形成這樣的分析鏈條：Vq―f―Vt―VQ―λ―P。可見，“企業家”――作為真正的企業因素――的加入，改變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使價值決定不僅在宏觀層次進行，同時也在微觀層次進行，在一定形式的勞動微觀結構中進行。在一般假定“∑ε=0”的條件下，馬克思考察了價值決定的總量運行――也就是關于物質資本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從這一理論出發，價值決定(從而也就是國民收入決定)分析與經濟增長分析是內在相關的，但馬克思的目的只是旨在說明資本主義難以實現持久和穩定的經濟均衡增長，因此，真正要實現馬克思經濟學的“辯證均衡”――也就是由均衡與非均衡組成的統一體系[13]，則必須一般加入人力資本分析因素，進一步，如果放松“∑ε=0”假定，那么，企業價值創造必然成為價值決定分析的中心所在，宏觀經濟分析甚至應該直接建立在企業價值構成的基礎之上[14]。這表明只有在“勞動對效用的關系”框架里，價值決定才可能得到總體和科學的分析。

六、結束語

迄今為止的政治經濟學發展始終與其對于勞動價值論的有效運用和科學拓展緊密相聯系。在這當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可以被解析為：唯物史觀思維方法―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政治經濟學研究內容―政治經濟學敘述形式。這是一個開放的唯物史觀與勞動價值論相互嵌入的歷史邏輯過程，因而需要勞動價值論成為一定形式的哲學思維方法和數學與模型方法進行結合的邏輯典例，也就是成為使理論與方法、方法與內容、內容與形式有機統一的理論體系。為了全面地勝任和完成這一理論使命，因此，作為對馬克思理論遺產――“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的忠實繼承[7]，勞動價值論不僅要強化對于經濟本質分析的指導，即本身要化為唯物史觀思維方法的一個具體化形式，以此為基礎，而且還要強化對于經濟運行分析的指導和表現，從而不可避免地要進一步化為一套完整的方法工具體系。歸根結底，作為基本命題，勞動價值論的數理品質不只涉及的是勞動價值論本身的具體數學表現，更為重要的是，旨在為經濟理論體系的各個主要分支提供服務乃至奠定數理基礎，從而為進一步的理論經濟學對于應用經濟學的統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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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楊繼國.馬克思經濟學“辯證均衡”理論體系初探[J].當代經濟研究，2005(7).

第5篇：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

論文摘要:經濟學研究需要從“問題”中升華出政治經濟學的“最高理論”—總體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以這一科學范式作為明確的理論指導，其主體內涵是通過勞動過程整體歷史(演化)觀，重建政治經濟學的總體分析框架:勞動過程一價值一資本一市場經濟，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內生于歷史邏輯過程。這一范式并不意味著對于勞動價值論的任何的放棄，而是著眼于將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具體經濟理論邏輯及現實邏輯作為分析范式中的重點。

一、引論

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于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其表述的涵義有二:其一，政治經濟學只有“一門”，就是總體表達唯物史觀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政治經濟學的階段特征沒有也不可能掩蓋其總體性，而只會是顯露出政治經濟學的內部結構隨歷史研究對象的發展而發展的特性;其二，廣義體系與狹義體系的區分，既是相對的，又是歷史發展的，因此，如果說依據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具體研究對象的不同，一般而言，可以將誕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劃分為:處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和處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那么，后一體系本身又必然以前一體系為既定前提和發展條件，從而顯露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經濟學在本質上應具有總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質。總之可以說，總體政治經濟學乃是政治經濟學不斷發展本身所形成的一種內在歷史結構。

首先，簡要的說，在政治經濟學創立的初期(對應于經典作家的1840-1850年代的研究).為了資本主義革命批判任務的客觀需要，經典作家確立的根本研究任務是，以廣義政治經濟學為切人，努力形成一般分析與特殊分析的結合，并最終促成“科學批判分析”。通過這一初創的研究，政治經濟學被規定為關于唯物史觀的總體經濟學表達，是關于唯物史觀的總的經濟學證明和運用。這一時期的經典總體政治經濟學研究著作包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以及《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等。

其次，相應在政治經濟學的逐步科學形成和發展時期(其典型標志和核心形式是經典作家圍繞《資本論》的研究)，也正是通過一般分析與特殊分析在資本主義對象內科學結合的完成，以《資本論》這部光輝著作的系統創作為載體，總體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闡釋才真正具有可能。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資本論》是一項“范圍如此之廣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學研究”，它科學地認識到“要使這種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于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而“到目前為止，總的來說，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于他的研究。”歸根結底，《資本論》的總體研究性質不僅僅是關于方法論本身的，也是對于總體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結合的一種奠基。

第三，在政治經濟學的實際運用和具體發展時期(即對應于經典作家之后的正統研究者的研究)，經典作家之后的正統研究者確實嚴重忽略了總體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內在結合這一關涉體系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具體表現為理論與法乃至內容與方法在方法論研究上的開始斷裂，致使在實際運用與理論具體操作中的批判邏輯和建設邏輯的兩分研究的狀況及趨勢逐漸得到強化。在教學中，政治經濟學被兩分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完全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脫離，甚至在研究上直接對立，的正統研究方法日漸教條化。這一硬化的“正統’，一定程度上已經破壞了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使“歷史”成為簡單和斷裂的，而不是完全相反的復雜和連續、累積的。所以，誠如盧卡奇令人信服地指出:“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只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為歷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們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所謂總體政治經濟學，乃是從總體方法論角度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涉及對象的一種總體分析和全面理解，即總體政治經濟學不僅包括狹義分析(對于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特殊經濟系統分析)，必然同時包括廣義分析(對于人類勞動和生產過程的總體一般分析)，或者說，在科學的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之內，狹義政治經濟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不可偏廢、有機統一的。雖然政治經濟學的不斷發展屬性，使這一結合乃至統一同時具有顯著的時代性和歷史階段性特征，但總體性仍然是內在的分析邏輯。從這一意義而言，我們將要剖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應該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有機統一，以及深層次地包括了理論與方法的有機統一分析，等等。

二、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范式的科學內涵

這一理論剖析，可集中在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內核方法和邏輯框架的兩個有機聯系方面。

先來看第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伴隨著方法論的不斷發展而得到發展和成熟，所以，迄今為止的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內核方法，作為總體方法論的具體化和經濟實現形式，突出體現為一種“總體經濟結構分析方法”。簡單示意如下表。

表中，社會總體經濟結構被表達為“生產方式十生產關系”，準確地說，是以特定形態生產方式為基礎、與之相結合并反映其變化的社會生產關系。因而，社會總體經濟結構在層次劃分上可以區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具體生成系統，表明生產關系生成系統本身決不只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全部，而且它作為“最高層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必然由“較低層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形式所決定，這就是生產力一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的一般作用原理。根據這一分析，看來波普爾將馬克思學說系統地簡化為一種“決定論”來理解的真正危險之處不是在于“歷史決定論”本身，而是在于人為制造了歷史決定論與科學決定論的邏輯矛盾。簡言之，馬克思關于決定論的論述所包括的三個層級關系，即物質技術或生產力決定層級、經濟或生產關系決定層級以及社會意識形態決定層級，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辯證的。馬克思的科學敘述一再表明決定論是科學的整體決定論，其基本邏輯是:生產力對于總體社會經濟系統的決定不會是簡單、直接的，或者以某種線性形式進行，而是伴隨有社會中介條件和過程的不斷生成的一種經濟結構形式的決定，本質上乃是一個生產力決定作用的逐步社會累積發展過程。

第一，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經濟變遷過程指認社會經濟系統的本質結構和發展結構，這一分析最終可以表明，政治經濟學始終是一門關于真正意義的動態經濟過程分析的歷史科學。具體而言，包括勞動過程、生產組織及相應的所有制一產權一管理制度三個子系統構成內容層級。它表明:(1)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真正基礎乃是特定歷史形態的勞動過程(演化)結構，包括社會經濟系統所需的全部技術條件和物量基礎兩方面內容，通過技術結構(即勞動的物質技術條件組合系統)向社會結構(即勞動的社會組織條件或分工和協作系統)的對接和轉換，從而最終實現勞動物量的社會化;(2)生產組織對于實現勞動與生產方式的結合始終具有直接的社會中介作用，內生于從特定勞動過程向社會生產方式進行歷史變遷和轉化的過程之中;(3)因而，勞動過程和生產組織一起進一步真正構成了生產社會性質的現實基礎，決定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特殊結合方式的具體形態，即表現為具體的所有制形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產權形式和經濟管理制度形式。

第二，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經濟運行形式指認社會經濟系統的形式結構，相應，這一具體分析是為了充分揭示和展現經濟有機體的內在運行機理以及表層結構，從而使之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數理表達特性，如可以表征為“在時間和空間里有確定位置的一個經濟整體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關系”，等等。作為本質層次的外化和實現，經濟運行形式對應地具體化為社會勞動形式、社會生產形式以及社會經濟分配方式和形式等不同的運行層級形式。它表明:(1)就完整的勞動過程本身包含著勞動方式(作為勞動的物質技術和社會組織條件)和勞動形式(作為勞動結合和交換形式)而言，作為社會生產力的表層結構，勞動形式不過就是特定形態的勞動分工和協作或勞動技術組織條件的社會實現形式;(2)作為勞動(分工)形式的直接社會加總—“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而社會生產形式在內涵上即表現為生產者之間的具體不同的社會經濟聯系形式，表現為基于特定生產組織形態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如基于家庭生產組織的自給自足資源配置方式以及基于企業生產組織的市場資源配置方式等;(3)同樣，完整的生產社會形式由于要全面反映勞動和生產組織的社會性質以及勞動和生產過程運行的社會全貌，因此系統包括以所有制、產權及管理制度為基礎的或與之直接對應的社會經濟分配方式和形式，這顯然同時是特定社會生產關系在內容構成上的具體化。

總起來看，生產力決定社會生產過程或經濟結構的變遷和運行的機制是這樣的:特定勞動過程一社會勞動形式一生產組織一社會生產形式一生產的社會形式。它的深刻內涵包括:(1)總體生產方式包括勞動方式(作為微觀層次上的物質生產方式)、生產形式(作為宏觀層次上的物質生產方式)以及生產的社會形式(作為社會生產方式本身)三個層次⑩，從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用運動具體化為完整生產方式內部結構的運動;(2)從勞動過程到生產過程的社會總合的經濟運動，作為生產力一生產方式一生產關系一般原理的具體運用，無疑深化了既有的二重性經濟理論，并可能重塑馬克思經濟理論體系的研究邏輯路徑;(3)從科學決定論的方法論出發，作為一種“新的理論構造”，勞動過程理論的時代和現實意義在于賦予勞動價值分析的結構內涵，從而可能重塑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的內部理論構成關系，實現勞動過程分析和剩余價值分析的內在結合。

進一步從第二方面看，從完整勞動過程二重性(包括勞動技術過程和勞動社會過程)出發，需要將《資本論》中的狹義邏輯論證框架—作為“商品一資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擴展為總體邏輯論證框架:勞動過程一價值一資本一市場經濟。因為不僅馬克思的科學資本主義批判本身就是批判邏輯與建設邏輯的直接的統一，也就是同時包括了對資本主義的“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以及“從反面來表述它的規律”兩方面的內容要素，而且《資本論》本身也是勞動二重性邏輯的直接展開，也就是分別作為“資本主義本質論”和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論”。在《資本論》中，勞動技術過程的直接規定是勞動過程的自然屬性，勞動社會過程的直接規定則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的社會屬性，從而，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規定性上勞動二重性與生產二重性取得了內在的一致，并構成社會抽象勞動一資本關系基礎上的“資本積累一經濟結構”圖式。但是，即使僅就資本主義過程而論，社會生產或資本積累過程也總會與特定勞動過程相聯結并以之為基礎，反過來，每一勞動過程的新形式的形成則會推進一種新的社會積累體系或結構形式。由此使得這種分析本身帶有兩個新特點:

第一，價值決不只限于狹義價值，而首先是一個總體價值的概念。在資本主義過程中，狹義勞動技術過程被直接簡化和還原為勞動社會過程，社會總資本代表了簡單勞動過程的完全的社會加總，社會價值關系體現為既定社會總需求結構下的社會抽象勞動關系。在廣義勞動歷史演化過程中，由于社會總需求結構不變假定的放松，價值首先體現為一種“勞動效用關系”—作為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概念，其真實內涵是總體勞動過程視闌對于簡單勞動過程視闌的替代。總括兩方面的論述，價值總體地乃是“勞動對效用的關系”。總體價值概念表明:價值作為社會作用中介，也是一個總體過程，是“勞動過程一商品一資本”過程與“勞動過程一企業一資本”過程的一種復合。關于前一過程，馬克思給出的社會經濟總攬的公式是“商品價值構成”，由此引出資本的各種物質形態，引出狹義資本總公式;相應，對于后一過程，則可以相對給出“企業價值構成”的社會經濟總攬公式，由此引出資本的各種人力形態，引出人力資本的社會規定。由此，基于完整的價值概念，可以得到總體資本形態，也就是作為物質資本形態和人力資本形態的統一。

第二，直接嫁接在總體資本規定之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析。與資本的總體形態對應，資本總體規定則作為歷史規定(積累起來的歷史勞動過程)和社會規定(積累起來的社會抽象勞動)的統一，或者說，乃是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這一規定使資本概念成為社會總體經濟結構的最為突出的表征，從而通過總體資本的社會作用中介，經濟總過程事實地裂變為“勞動過程一價值一私人資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以及“勞動過程一價值一公有資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前一過程發展了資本和勞動的社會對立關系，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則確立了私人資本的牢不可破的社會主導地位:資本是“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資本所有權是“一種普照的光”，“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因而擁有“支配一切的權力”;后一過程發展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生產協作關系，使得“企業所有權”能夠游離于資本所有權進行經濟生長，從而企業不僅作為勞動生產率單位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微觀基礎，也同時作為產權經濟組織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系統的現實基礎和社會載體。總括兩方面的論述，社會主義勞動過程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處在于，它不僅是一個從具體勞動過程向抽象勞動過程進行社會轉化和還原的價值增殖過程，而且更為重要的，還是一個在生產專業化以及生產和諧兩方面均占有效率優勢的價值和諧過程。根據這一觀點，無疑，社會主義勞動過程對于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繼承和發展，不僅將體現在對于“只有作為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才受到尊敬”乃至“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的生產經營信條的歷史否定和揚棄，而且必將體現在實際勞動過程現實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總體勞動過程中。

總之，對于總體政治經濟學而言，商品不再簡單地成為(或表現為)社會經濟系統的基本單元形式，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歷史和“被決定”的范疇，替代它的將是更為基礎和根本的概念—勞動過程;而既然社會經濟系統首先面對乃至需要解決的是無數個千差萬別的單個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問題，那么，經濟學不僅需要分析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單一形成要素，而且需要細致地理論剖析和闡明它們各自在總體結構中的地位及其內部有機聯系，并努力地將之推進到經濟運行的現實表層結構進行分析。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

以上的論述并不表明勞動價值論在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體系中的缺失，相反，更加凸顯其中心的地位與作用，尤其是作為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內核基礎。因此，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點乃是在于，科學確立勞動價值論和經濟理論體系的各個具體理論層面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打通勞動價值論發揮功能的兩個基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實現理論與方法的一體化。這一研究是通過不斷理論建設和利用完整、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體系來達到的。具體而言，從理論基礎的角度，勞動價值論與價格理論、企業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之間的邏輯聯系，除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論述的狹義價值生產、創造和轉型及狹義價值流通、實現和分配諸理論，還應當包括具有廣義內涵的價值創造、轉型乃至實現和分配等理論;與此相應，從方法基礎對應的角度，總體經濟結構分析必然會進一步具體化為基本經濟分析和基本制度分析等方法，前者如基于勞動的平均一邊際分析方法、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后者如基于勞動的演化一博弈分析方法，等等，從而，在總體政治經濟學體系內，通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的對接以及有機結合，最終能夠實現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科學意識形態功能和科學方法工具功能的完美統一。

從現實邏輯看，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分析，即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結構和層次性的認識問題，則成為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政治經濟學重點分析中的難點問題。這是因為:其一，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和發展就其實質而言，乃是社會主義總體經濟結構變遷過程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及運行模式的不斷變革和調整，因而需要整體處理好經濟變遷過程與經濟運行形式之間的辯證關系，并在經濟轉型、發展與經濟改革間創設適當的制度和結構形式作為調整工具變量和中介條件;其二，從勞動價值論的總體經濟結構分析內涵出發，單純的經濟分析只是有助于經濟結構的數量特征的認識，而無助于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的質的特性的剖析，因此需要實現單純著眼于經濟利益分析的“共量化空間”與著眼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層結構分析的“制度化空間”的互補和結合;其三，與新古典對于市場的看法完全相反，馬克思框架內的市場概念既非完全靜態的，又非純粹工具概念，而根本地是一種“制度演化空間”，因此，由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和發展而引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構建，既是一場涉及經濟全局的深刻的大規模制度變遷，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又同時是介于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之間的巨大的中間過渡與連接地帶，從而是具有設計性和靈活性的一種自覺秩序，這極大地增進了經濟實施和操作過程中的異常復雜性、不確定性，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正具有前無古人和偉大空前的經濟實踐的內涵屬性。

第6篇：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

(一)勞動報酬

所謂勞動報酬是指勞動者借助一定的勞動工具，通過自身的腦力和體力勞動，從中獲取的與自身所付出的勞動相當的價值回報，即勞動者通過創造社會價值而獲得的自身價值的實現，從而為其進行進一步的勞動提供了物質基礎，勞動報酬解釋了勞動者勞動成果的貢獻程度，是對勞動者體力及腦力勞動的證明。Krueger 認為勞動者勞動報酬是與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存量緊密相關的，它是勞動者人力資本的外在表現形式，同時勞動報酬的存在證明了勞動者人力資本價值的存在，他從勞動者人力資本的來源出發，將勞動報酬可以區分為初級勞動報酬和高級勞動報酬兩種。勞動報酬的實現有多種途徑，在政治經濟學中，關于勞動報酬的實現，主要包括工資、實物、社會保險三個部分，其中工資是勞動者勞動報酬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是指企業或公司依據法律法規、行業規定等，通過向勞動者支付貨幣工資、補助以及各種津貼等實現勞動者的自身價值，它具體包括了按日、月、年等不同支付方式的工資;而實物報酬主要包括企業或公司向勞動者提供的各種物品，比如勞動者日常生活用品、生活必需品等，這些物品的提供可以是免費的，也可以是低于成本價值的供給;勞動報酬的第三個組成部分是社會保險，它是指公司或企業通過向勞動者提供工傷、醫療、養老、救濟等保險金，使本公司員工得到應有的實惠，社會保險一般由政府籌辦，企業參與，是一種具有所得重新分配功能的非營利性的社會安全制度。勞動報酬是勞動者進行生產和勞動的原動力，是對勞動者體力和腦力勞動的有效證明，勞動者只有獲得了合理的勞動報酬，才能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企業利益的最大化。從績效管理模式考慮，合理解決勞動報酬問題，提高了企業的經濟效益，同時提高了員工工作的積極性，促進了企業與員工關系的融洽。

(二)勞動生產率

勞動生產率是計算勞動者工作效率的一種方法，它是指勞動者在規定的時間內創造的勞動價值與其付出的勞動之間的比率。勞動生產率對于勞動者生產能力和生產效率有著直接的表現，日益成為企業衡量生產能力的重要工具。Timothy J.Coelli指出勞動生產率屬于部分生產率測度指標，主要針對勞動這一生產要素進行解釋，他認為勞動生產率對于勞動情況和企業生產具有重要意義，是衡量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庫茲涅茨認為生產要素是影響勞動生產率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如果沒有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合理流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會變得異常困難。當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進行流動，從低收益部門流向高收益部門時，整體的勞動生產率也會隨之提高。

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的政治經濟學闡釋

(一)勞動報酬的政治經濟學解釋

1.勞動價值理論。勞動價值理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從勞動價值理論出發，系統分析了資本主義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的關系，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分析勞動價值理論有助于研究勞動報酬的社會屬性，同時作為勞動報酬的理論基礎，勞動價值理論解釋了勞動報酬中社會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內各自創造的價值。所以為了進一步分析勞動報酬的社會含義，首先有必要研究勞動價值理論的政治經濟學內涵，從而為深入研究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兩者之間的關系奠定理論基礎。馬克思提出的勞動價值理論是建立在哲學基礎之上的，同時又對原有的勞動價值理論的觀點進行了繼承和改進。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表明勞動創造了社會價值，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了一切商品的價值變動，馬克思在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又引申出了商品價格變動規律、勞動價值增值過程、勞動補償、折舊等一系列理論觀點。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哲學觀點出發，對原有的勞動價值觀念進行了批判繼承，借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勞動價值理論對勞動報酬的影響，同時進一步研究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二重性，這為馬克思研究勞動價值理論提供了有力工具。

2.剩余價值理論。在政治經濟學中，馬克思、恩格斯同時提出了剩余價值理論，剩余勞動價值是資本家通過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延長剩余勞動時間而獲取的價值，它是在勞動總量不變的情況下，通過調整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社會剩余勞動時間之間的時間分配而得到的。剩余勞動價值同時具有勞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規律，所謂的普遍性是指剩余價值是勞動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通過勞動者的社會勞動獲取的;剩余勞動價值的特殊性則在于勞動性質的獨特性，所以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過程也被定義為勞動過程、價值增值過程。剩余勞動價值從本質上體現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狀況下資本家與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者之間具體的勞動關系，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利潤最大化原則。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學術關系，充分體現了社會生產過程中注重生產效率的提高，同時為了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各個企業家注重勞動者報酬的提高，通過提高勞動者報酬，激發勞動者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一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剩余價值理論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多少也是衡量人生價值大小的重要尺度，個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越多，則對社會的貢獻越大，那么他的人生價值就更容易實現。此外，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多少是衡量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重要依據，勞動者剩余價值的逐步增多表明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二)勞動生產率的政治經濟學闡釋

1.勞動生產率的理論基礎—勞動價值論。勞動生產率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成分，同時指出勞動價值理論是勞動生產率理論的基礎。對于勞動生產理論的闡述，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從勞動的物質屬性和唯物史觀兩方面展開。首先，認為勞動價值理論是勞動生產率的理論基礎，因此應該把勞動價值理論作為分析勞動生產率的前提條件。其次，政治經濟學把勞動生產率理論與生產力、生產關系理論聯系在一起，認為勞動生產率要以社會基本矛盾相對應，即滿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統一的理論，對勞動生產率的經濟學分析不能只局限于勞動者生產過程中產品的產出和原料投入，同時要注重勞動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包括社會制度、文化觀念、勞動者心理傾向等。此外也要關注勞動生產率變化帶來的社會經濟后果。

2.勞動生產率的二重性。在政治經濟學中，馬克思認為勞動生產率同時具有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他指出勞動生產率是靜態意義上的生產率，它需要處于整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這樣對于勞動生產率的分析才有其經濟學意義;同時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的發展有其特殊規律，對于勞動生產率的分析不能局限于單獨的某一階段的發展，而要從整個社會的歷史演變規律出發，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角度加以解釋。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率是生產力的外在表現形式，生產力的外在表現形式深刻反映了勞動生產率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的統一，是從哲學高度加以解釋的生產關系。勞動生產率的二重性為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奠定了基礎，通過將生產商品的勞動區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并對這兩種勞動的生產力進行分析，得出抽象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從而在根本上解決了價值的本質問題，使勞動價值理論有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提高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的社會現實意義

(一)有利于激發企業活力

企業活力是企業不斷創造社會價值的源動力，而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是提高企業活力的有力保障。提高勞動報酬，按勞分配方式和企業的報酬水平有利于帶動勞動者工作的積極性，從而促使勞動者更加努力的參與到勞動中來，提高企業的工作效率，最終促進企業生產率提高和產值增加。企業通過提高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效益，這又為企業員工提供了更多的報酬，促進了企業效益的良性循環。我國經過長期的企業所有制改革，原有的勞動者與企業的工作終身制在大部分民營企業中已不復存在，實行更多的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合同制。合同制的優點在于能夠根據員工的表現，不斷提高他們的勞動報酬和工資待遇，激發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促進企業生產率的提高。此外，勞動合同制還使得在工作選擇上，勞動者有了更多的自主性，會根據企業提高的薪資狀況選擇職業，所以提高勞動報酬也成為了企業尋覓員工的手段。

第7篇：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重商主義　重農學派　古典政治經濟學　斯密革命

一、亞當?斯密以前的經濟思想

西方經濟學說的前史包括西方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這個時期的經濟思想主要代表了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的經濟思想，大都從屬于哲學、神學、政治學，還沒有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到了封建社會晚期。才產生了代表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重商主義學說，而西方經濟學正是從重商主義開始的。

重商主義者反對古代社會和中世紀思想家維護自然經濟、鄙視貨幣財富的思想，認為貨幣(金銀)是最好的財富，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獲得金銀，并把貨幣的多寡視為衡量富裕程度的標準。在財富來源的觀點上，重商主義者認為西歐一些國家缺少金銀礦藏，所以只有通過對外貿易，少買多賣，少支出多收入，實現外貿順差、出超，大量金銀才能不斷流入本國。重商主義者強調國家的作用，認為中央集權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國家致富的重要保證，主張國家應積極干預經濟生活。如壟斷對外貿易，頒布保護商業、工業的法令，獎勵和監督工業生產，實行貨幣輸入和產品出口、限制或禁止貨幣輸出和商品進口的政策，保護關稅。并和國家政權相結合進行殖民擴張等。

重商主義在歷史上起到過一定的重要作用。如西歐各國所實行的重商主義政策大大增加了貨幣財富的積累，促進了商品貨幣關系和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從而也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創造了必要的前提。但是由于重商主義是以流通領域和商業資本為研究對象。不可能提出社會財富的真正來源和獲取方法，也沒有反映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內在聯系和本質。尤其是重商主義學說和政策中有關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壟斷對外貿易的主張和做法，已經阻礙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因而受到了英、法兩國早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

英、法兩國早期古典政治經濟學都認為，財富是各種物質商品而非貨幣。并且財富并不是來自流通而是來自生產。重農學派(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強調社會財富是從土地上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因而社會財富的真正來源是農業，其它部門，包括工業在內。都不生產“純產品”。在經濟政策上，他們都反對重商主義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經濟自由，即實行自由競爭、自由經營和自由貿易。重農學派認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都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即“自然秩序”。各種干預經濟的政策都是人為的，不符合自然秩序的要求。

二、斯密革命

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標志著古典經濟學體系的創立。他在對重商主義批判的基礎上，吸收了早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成果，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實現了西方經濟學演進中的一次偉大變革。斯密革命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自由競爭、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

斯密的自由競爭、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理論是以其人性論為基礎的。斯密從“經濟人”的“利己心”出發，把“經濟人”的“利己心”看作是一切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本源。在斯密看來，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一致的。資本家在從事投資時，所考慮的只是個人利益，然而結果卻是最能增進整個社會的福利。人們出于利己心的這種利人的考慮。就會使人類產生一種交換傾向：人們都以利人之物來換取利己之物的。由于人們這種利己主義的交換傾向，斯密認為滿足人利己心的最好途徑就是實行經濟自由。

在經濟政策上，斯密主張自由放任。這表現在他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上。他認為，在一切自由社會里，人們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他說：“每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自身選定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它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夠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既然如此，國家就不應該去干預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斯密認為自由主義原則，不僅適用于國內，也適用于國際，即主張在國際之間實行國際分工和對外貿易自由。在他看來。國際的分工和自由貿易正如國內分工和自由貿易一樣，能促進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使交換雙方都能得到好處。

斯密雖然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但并沒有絕對化。他認為在一些情況下。國家干預是必不可少的。政府職能主要有三項：“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它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和壓迫。第三，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在斯密看來，國家的職能只在于為私人經營創造一個安全的外部環境，充當“守夜人”角色。

(二)自我調節的市場機制

斯密認為每一種商品都有一個“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所謂商品的“自然價格”就是由自然工資、自然利潤、自然地租所構成的商品價格，也就是恰好可以依照自然報酬支付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價格。這個價格就是價值。而所謂的“市場價格”就是市場上商品出售的價格。“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會經常不同，斯密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商品受供求關系變化的影響。各種意外事件固然有時會把商品價格抬高到這中心價格之上，有時會把商品價格強抑到這個中心價格以下，可是，盡管有各種障礙使得商品價格不能固定在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價格時時都向著這個中心”。斯密認為市場價格與自然價格的背離對于生產有自發的調節作用，即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他認為當某種商品的市場價格低于自然價格時。生產者就會相應地撤回一部分生產：當市場價格高于自然價格時，生產者又會相應地使用更多的資本去增加生產。這樣通過平衡，供求就最終使市場價格與自然價格趨于一致。

斯密強調指出，一旦經濟活動的完全自由被剝奪，這些理想的結果將不復存在。形成對經濟活動的完全自由被剝奪的情形包括“生產者的勾結”“商人的勾結”“對土地和其他資源的獨占”“所有限制競爭的法律”等。所以斯密特別反對各種形式的壟斷，他稱壟斷是一種罪惡。壟斷者使市場供給不足。使消費者的有效需求從未得到滿足，他們以遠遠高于自然價格的價格銷售商品。他們或以工資或以利潤的形式提高自己的報酬，使之高于它們的自然率水平。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壟斷

價格都是最高的，形成了對買者的剝奪。對經濟自由的限制導致了壟斷，無論它是來自政府、商人還是勞動者。斯密對此都是極力反對的。

(三)經濟增長理論

斯密認為，要實現富國裕民的目標，就必須具備國民財富，即供給國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而要增加國民財富，就必須依靠兩個方法，一是分工，二是資本積累。

斯密認為分工之所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因為分工能促使勞動專門化，提高工人的熟練程度，分工可以節省因工種轉換而損失的時間，分工使專門從事某項工作的勞動者有利于改良工具和發明機械。分工唯一的不利結果是使工人終身不斷重復一項簡單的操作，沒有機會發揮他們的智力和才能，這樣分工是導致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斯密研究分工對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增進國民財富的重要作用，是把分工和協作結合起來論述的。在斯密看來，任何一種商品都是許多工人共同勞動的產物。許多工人的私人勞動(分工)通過聯合(協作)。轉化為單一的共同勞動，就化為一般的勞動。斯密還分析了分工與市場的關系。他認為，分工要受市場的限制，也就是說，分工的程度取決于交換的能力或市場范圍。

斯密認為沒有大量的資本。就難以形成經濟增長。資本來自儲蓄。可用來進一步提高生產力，還可以提高分工水平，擴大市場規模，因而資本積累是經濟擴張的關鍵因素。斯密認為有四種用途。即用于獲取社會每年所需的原生產物、加工原生產物為制成品、運輸原生產物或制成品到需要的地方、分散一定的原生產物或制成品到消費者手中，實際上就是把資本用于農業、采掘業、加工制造業和運輸業或商業。他認為這四種用途都是把資本用于維護生產性勞動，而且，這四種用途中等量資本所能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極不相同。對增加社會財富的貢獻也極不相同，它們重要性的次序同分類順序是一致的。斯密的上述思想，是以后的經濟學家劃分三次產業的最初思想來源。

斯密認為分工和資本積累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則能夠帶來社會的變化和多樣化。隨著資本積累。就會出現從農業繁榮到商業繁榮的自然進程。農業的進步能夠推動城鎮的發展，城鎮又能夠為農產品提供大規模的市場，農業和城市社會的發展又為貿易和航運提供更多的機會。貿易規模的擴大將進一步刺激工業生產的發展和為出口而生產的農產品的專業化。生產力的提高，人口也隨之增長，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刺激專業化水平進一步提高，資本積累進一步擴大。

三、斯密革命的影響

斯密革命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盡管自17世紀中葉起就出現了像配第、諾思、休謨、布阿吉爾貝爾、魁奈和杜爾閣等一批批判重商主義的經濟學家，然而，直到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才最終戰勝了重商主義

斯密革命標志著產業資本的觀念最終克服了商業資本的局限，實現了西方經濟學演進中的一次偉大變革。

(二)亞當?斯密把威廉?佩第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成為一個規模宏大的完整體系

他在吸收前人經濟思想的基礎上，深入研究了經濟的內部聯系，使古典政治經濟學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

第8篇：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 自由 人的全面發展 人類發展指數 和諧社會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z.2015.03.072

O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New Era of Marx "Free" Thinking Vision

ZHANG Shuangshu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Abstract All signs of civilization is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and freedom given. In Marx's Vision of the freedom to have a primary value of human development. Freedom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people's overall development. 201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pointed to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s measured on the basis of the past decade in all countries progress in education， health and income are being accelerated. However， economic growth alone does not automatically translate into huma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201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ur people-oriented concept，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human development. Marx pointed out that the highest form of the three social forms is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atterns，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concept of freedom for us to study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provides a guiding ideology. We want "freedom" of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embodied operational indicators， while promoti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lso reflects the humane care.

Key words freedom;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armonious society

1 實踐視閾中的馬克思的“自由”觀理論

馬克思的自由思想的發展是體現了西方思想界強調的“正反合”的三一式變化圖景的。即1845年以前形成期的政治哲學自由觀;1845年1851年發展期的政治經濟學自由觀;1857年以后的哲學人類學的自由觀。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義作為馬克思理論體系的“三大組成”，它們的核心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

在早期的政治哲學自由觀中，馬克思不僅受到了德意志觀念論哲學的影響還接受了法國啟蒙主義的政治思潮，它突出了對人類解放的欲求和對異化的批判;在中期政治經濟學的自由觀中，他和恩格斯第一次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概念，客觀地剖析資本主義的運行規律，認為經濟自由特別是對金錢的追逐反而損害了人的其他自由;在晚期哲學人類學的自由觀中，他強調自由就是恢復或回歸人的類本性馬克思從自由的現實性出發認為自由的實現是個艱難的歷史過程，由此他把觀察和批判的視野轉入人的生存狀況，關注實踐中人的自由的真實處境。馬克思的獨特之處在于“將人的自由置于人類實踐發展的歷史中來理解。”①他認為自由是通過對不合理的現實的否定而獲得的，不能通過給予的方式獲得，它有一系列的歷史過程。從生存論的自由觀到實踐論的自由觀到生成論的自由觀，有一點不難發現，在自由問題上，馬克思是歷史進步主義。

整個人類史就是一個從不自由走向自由的進程。馬克思曾提出過人在歷史上的三種不同的存在狀態即物質絕對貧困下的人與人的依賴狀態，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相對獨立狀態，物質極大豐富條件下的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狀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是人的自由發展、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的充分發展的統一。“自由”針對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的不自由，人格的依賴性，個性的模式化等現象。“全面”針對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由異化勞動所導致的人的身體部分及能力等片面、畸形的發展狀況以及少數人的發展總是以犧牲多數人的發展為前提和條件的不平等發展狀況。②自由不僅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還是真、善、美的統一，更是自然、社會和自我的統一。

第一，自由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自由是人的權利且是人最根本的權利。人在行使權利時必然會對自然界、社會和自己產生影響，所以人要對自己行為的結果負責。馮友蘭先生認為人生有“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即“順天”、“利己”、“利人”和“事天”。按馮先生的說法：處于自由狀態的人就是自然人、經濟人、道德人和宇宙人的統一。③人只有在盡義務的過程中權利才能真正實現。

第二，自由是真、善、美的統一。自由有主體對其把握的內在尺度和外在尺度，即“從心所欲”和“擺脫束縛”，二者的結合才是完整的自由。主體對客體外在尺度的把握就是“求真”，主體對自由內在尺度的理解就是“求善”，“求美”。它們是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統一。馬克思說：“動物只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④從物的角度來說，自然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身規律;從人文的角度來說，人有主觀能動性，能夠認識自然并且改造自然，但是這種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必須要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即要善待自然界，美化自然界。自然界成為人化自然，人在自然界中實現和提升自己。“人類的自由，就在于達到真、善、美的統一。”⑤

第三，自由是自然、社會和自我的統一。恩格斯說：“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于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⑥規律是具有必然性的，但人在必然性面前并不是無能為力，人可以認識規律并且利用規律為人服務。只有當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異化力量，處于人們的控制之下，人們才能夠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歷史。自由得以產生，實現和發展的條件是主體同自然，同社會，同自身的現實活動的全面關系的實現。

2 基于自由發展觀的人類發展指數的演進脈絡

人類發展指數自1990年創立以來，是備受關注的，如今已成為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的旗艦。人類發展指數是對于發展的內涵不斷探討、研究、反思的結果。二戰之后，世界的經濟發展滿目蒼夷，各國都面臨著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力的現實問題。這時，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盛行全球，成為解決貧困，增加國家實力和國民生活幸福的靈丹妙藥。在這種發展觀下，資本主義發展曾一度進入黃金時期，但也帶來了資源耗竭，生態破壞，社會不公平，人的異化嚴重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在反思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發展觀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后，人們開始把關注的視野引向經濟領域以外的教育、醫療、社會公正、環境等領域，形成了以社會綜合發展為中心的發展觀，在1987年還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概念。

然而，以社會綜合發展為中心的發展觀卻忽視了人在發展中的中心地位。經濟的增長只不過是實現人的發展的手段，經濟、政治、社會的各種制度的演變和改進也只是為人的發展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而已。我們最終要實現的是馬克思的“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的自由的擴展，人的自由是基于實質生活的自由，是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自由。⑦馬克思關懷的不是抽象的自由，如果不能給貧弱者以真實的利益和自由，所謂人的自由就是一句空話。⑧自1990年以來，世界上的許多社會公共政策都是在人類發展指數的原則指導下思考、執行和衡量的，人類發展指數是超越GDP核算標準的發展評價尺度。人類發展指標包括預期壽命、教育水準和生活質量三個方面，它綜合地反映了衛生和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經濟和生活水平，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⑨每一年的《人類發展報告》都是針對人類發展的某些問題進行研究的。總之，人類發展指數是衡量以人為中心的綜合發展的指標并隨著實踐進行不斷的修正的。

3 馬克思的以人為本價值觀與科學發展

人類正在追求社會的全面發展，尤其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觀主旨是提倡人的全面發展，反對異化和片面畸形發展;提倡人的行動自覺自愿自主，反對物統治人和客體支配主體;提倡人與社會和自然和諧統一，反對與之分裂對立以及提倡人的創造性能力的充分發揮。⑩這與人類發展指數的內涵是相一致的。前面我們已經提出了馬克思的三大社會形態：人的依賴狀態、物的依賴狀態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狀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從價值觀的角度來看就是以人為本，物的依賴則是以物為本。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物本觀念在當代泛濫。一方面它在提高生產力的同時也調動了人們內心的物欲與貪心：，鉆制度的空子，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盛行;另一方面，當代物本主義還突出表現為官員對經濟數字和GDP發展速度的熱衷和崇拜：盲目擴張對資源和環境的破壞，兩極分化和分配不公對社會道德和社會穩定的影響。這不符合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理想。

因此，我們要拋棄“以物為本”的片面發展觀，把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視為判斷政策和服務效果的最終尺度。在努力提高生產力水平和生產盡可能多的物質財富的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市場經濟的負面因素，不讓物來束縛人，讓物為人所用。通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來實現一切人的自由發展，實現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我們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指導，透過人類發展指數觀測各地區的人類發展水平，幫助各級政府部門制定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政策。對個人來說，也要自覺投身到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洪流中，并且對外界巨大的物質誘惑保持心靈的清明和人格的尊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注釋

① 王南.追尋哲學的精神.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318.

② 韓慶祥，亢安毅.馬克思開辟的道路――人的全面發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131-137.

③ 馮友蘭.境界：馮友蘭談人生.中信出版社，2012.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273-274.

⑤ 馮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1-2.

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455.

⑦ 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289.

⑧ 楊適.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述評.人民出版社，1982：78-101.

⑨ 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0.

⑩ 陳剛.理論的當代意義.光明日報出版社，2008：127.

第9篇：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理論經濟學；歸納法；演繹法；抽象；歷史

一、門格爾的經濟學方法論

卡爾門格爾1871年出版了他的經濟學著作《國民經濟學原理》，之后他并沒有趁熱打鐵繼續研究，而是在1873年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方法論探究》，這是因為，在他看來，德國在方法論這一道路上，越走越遠：“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方法論的探究才確實是對于學科的發展來說最重要、最緊迫的問題。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這種情況可能出現在這樣一個知識領域，在這里，人們已經遺忘了經由對于研究對象之性質的認識而獲得的有關研究目標的準確感覺。人們對于該學科的次要問題賦予了過大，甚至是決定性的意義。有一個勢力強大的學派所支持的錯誤的方法論原則已完全掌控了局面，人們用片面的標準來判斷該知識領域的一切研究活動”。他認為，錯誤的方法論，將導致學科的進步受到阻礙。澄清方法論問題確實是取得科學研究進步的前提。

門格爾認為，將政治經濟學，或者哪怕是理論經濟學視為一門有關“國民經濟的規律”的科學，不完全正確，更非特殊的歷史科學。他將經濟領域分為三大類科學：第一是有關經濟的歷史性科學即歷史學和統計學；第二是理論性經濟學；第三是國民經濟的實用性科學。因此，他將國民經濟學理解為上面的統合形成的整體，即有關國民經濟的理論-實用科學的總和。認為理論經濟學研究經濟現象的一般規律，歷史和統計學研究經濟現象的個別規律，應用經濟學主要研究經濟政策。這三者分別從各自不同的方向研究經濟學的不同領域，既不能互相混淆――即不能用歷史的方法或者應用去研究理論經濟學，也不能互相否定取代――三種方法各有用處。

在上述基礎上，門格爾將理論性研究取向又分為兩種――經驗的――實在的取向和理論研究的精確取向。其中，經驗的實在的取向指的是歸納法，而理論研究的精確取向主要指的是演繹的方法。門格爾否認歸納法具有嚴格的科學性，“亞里士多德正確的認識到了這一點，他不承認歸納具有嚴格的科學性。然而，即使是由培根大大的完善了的歸納方法，也只能夠略提高一下經由上述途徑所獲知之規律的絕對性的程度而已，卻永遠無法提供絕對的保障。”他認為理論研究中的實在主義思想流派的研究結果，永遠不可能是有關現象的嚴格精確的規律，只有實在的類型和經驗型規律。他推崇運用精確取向即演繹法研究理論經濟學――探究經濟的最原初、最基本的因素，確定相關現象的測量辦法，探究更復雜的經濟現象從這些最簡單的要素中生成的規律。但是門格爾并非完全用演繹法替代歸納法，他認為理論性研究之精確取向和實在主義取向都是正當的，“精確經濟學就其本質而言，是要讓我們掌握有關通過分析或抽象而設想出來的經濟性世界的規律，而經驗的――實在的經濟學則要使我們認識到現實的人類經濟現象相續、并存的規律性”。綜上所述，門格爾之所以猛烈的批判德國歷史學派，只是因為想要強調歷史的方法不是唯一，演繹法也很重要，“即使是我們可以設想出來的具有最強烈實在主義特征的理論性研究取向，也必須靠抽象才能進行下去。因此，試圖使現實存在的現象之類型和典型關系每一次都涉及到該現象之“完整的經驗實在”的抱負，是完全有悖于以現實為基礎呈現出來的理論性研究的性質的”。 門格爾致力于“精確的”經濟學規律的研究，堅持經濟學具有科學性質。

二、羅雪爾的經濟學方法論

威廉羅雪爾的《歷史主義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是其在哥廷根大學講授政治經濟學及政治理論史的講稿，這本《講義大綱》，被稱為“歷史學派宣言”，是德國歷史學派的主要代表文獻，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阿希萊在1894年將該書的序言及序論部分譯成英文時，在英譯本序中稱它為“1843年羅雪爾的綱領”。由于羅雪爾第一個把薩維尼在法學研究中的歷史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中來，為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奠定了基礎，故而羅雪爾就成了德國舊歷史學派的創始人。

他在序言中說道：“熟習這門科學的專家如翻閱本書，將不致忽略貫串全書并成為它的基礎的獨特而嚴密的方法――歷史的方法。”強調他的目的只在于建立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體系。羅雪爾是一名代表當時期德國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大學教授，因此羅雪爾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整個歷史學派的經濟思想和經濟學方法也就必然充滿了妥協的內容，也可以說是一種折中主義的思想。而羅雪爾的龐大的國民經濟學體系，正是這種折中主義的標本。在他的這本《歷史大綱》著作中，我們無法尋找到一絲經典經濟學理論中的關于價值、貨幣、利潤、工資、地租等方面的理論，因為他將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歷史的方法上。他將過去的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分為兩大類，分別是“哲學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前者他認為是哲學家在拋去了一切關于時間和空間規定的基礎上，去盡可能抽象地去尋求概念或者理論的體系；而后者則是歷史學家盡可能忠實地描寫現實生活，尋求與人類進化有關的記述。他認為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在于指出：為何以及如何逐漸發生“從合理的變為不合理的”、“從幸福的變為有害的”。他認為后者，也就是這種歷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陷入錯誤的路徑，永遠都是具有客觀真理性的，就好像那些研究記錄生物學動態的生物學家一樣，只不過實踐家不是通過直接的命令去獲得真理，而是通過一種對過去發生的現實進行一種政治學的上升，達成一種政治經濟學的受益。歷史方法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學的形式將人類所獲得的政治成果留給后代。羅雪爾對歷史的方法的道路正確性有充分的自信。

三、方法論的爭論給我們帶來的啟示

這場在德國發生的關于方法論的爭論，已過去近兩個世紀，在我認為，門格爾獲得了勝利。很多人對門格爾有誤解，認為門格爾完全否定歷史的方法，獨尊演繹法，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事實上在對德國歷史學派進行批判時，門格爾并未否定這種經驗的實在的研究方法的正當性，他反對的是德國歷史學派只重視對歷史現象的記錄而拋棄了對其精確性取向的研究。他首先強調的是對于經濟學研究我們需要不同的方法，同時也強調基于精確研究取向的演繹法對理論經濟學是根本的和重要的。現如今，西方經濟學大行其道，其本質就是使用的假設演繹法，而制度經濟學繼承的則是歷史學派的歷史的方法。門格爾告訴我們，對于不同的問題，研究不同的學科，就要用不同的相應的方法。（作者單位：南京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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