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擴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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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擴展范文
關鍵詞: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教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G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7-0227-03
微觀經濟學是工商管理專業核心課程之一,是學科基礎課。所有高等財經、管理專業均要開設這門課程,因此提高微觀經濟學課堂教學質量在高等財經、管理專業的教學中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微觀經濟學由于其抽象性比較強,加上數學工具的廣泛運用,因此教師對微觀經濟學本身的理解是非常關鍵的,下面我結合自己在微觀經濟學教學的實踐,談些認識。
1 微觀經濟學課程及其教學的特點
微觀經濟學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產生和發展而形成的經濟學說,其理論體系和教學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理論體系具有綜合性
微觀經濟學以價格理論為核心,以單個消費者和單個生產者為研究對象,主要由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理論,市場理論,分配理論等構成;微觀經濟學中的眾多學派,產生了眾多的經濟學著作、代表人物及主要觀點,有些經濟學理論是相互補充、相互完善的,也有一些經濟理論則相互排斥、相互對立。因此,對微觀經濟學各學派的理論和觀點要有分析、有鑒別的加以學習和研究。
1.2 研究方法具有多樣性
微觀經濟學的方法論方面有抽象化、數學化的特點。數學方法在微觀經濟學的應用是非常普遍的,如微積分、求導,幾何圖形,圖表等,但是學生習慣于以普通語言邏輯來分析問題。但是我們說數學在微觀經濟學中的應用只是為了說明經濟現象經濟規律,所以說如果只有數學是萬萬不行的,它會使經濟學流于形式主義;必須把數學與其他說明的經濟現象經濟規律聯系起來才能更好的理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方法。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以實證分析為主,廣泛運用數學推導和數學模型來論證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如需求函數、供給函數、生產函數等。在基本理論的論述中多將語言邏輯分析與數學分析相結合,既有抽象的概念,又有形象的圖像;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特別是邊際分析法和均衡分析法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可借鑒性。
1.3 研究的內容具有理論性與實用性
如何利用和配置稀缺的社會資源進行生產,以滿足人們的多方面的需求是一切經濟制度共同面臨的問題,不同的經濟制度只是以不同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價格機制對資源的配置作用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所普遍存在的,因此,微觀經濟學中的價格理論、生產理論、市場理論等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對我們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企業政府都有一定的借鑒作用。雖然微觀經濟學來源于西方,但它對于市場經濟運行環境、運行方式、調節手段的理論卻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所迫切需要的,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通過學習使學生擴展理論分析的空間,懂得多角度、多范圍、多層面來分析社會經濟問題,能對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進行客觀的描述。
1.4 教學表現出以下明顯的特點
一是現代微觀經濟學具有很強的開放性,門派很多,有的觀點針鋒相對,這種理論體系上的開放性和挑戰性要求我們要有所鑒別、博采眾家之長。二是微觀經濟學的理論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我們不能割裂它們的歷史性。在應用上是如此,在理解上也是如此。大多數理論在教科書中都缺乏充足的介紹,這是每本教材無法避免的特點。但學習過程中不了解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尤其是有關的學術背景,則不可能準確把握理論的淵源,對理論的認識就是不全面的。比如微觀經濟學中的關鍵術語,如邊際效用,我們最初是難于接受的,如果我們知道了邊際革命產生的歷史背景,邊際主義者的實用哲學主義的由來,邊際量的理解就不如現在那么生硬了。再如經濟學中的各流派的觀點,每一學派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我們沒有對這些理論體系的研究,就不能了解理論的基礎。
2 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的基本特點
工商管理類專業的學生是未來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是未來的職業經理人的主要成員,他們的素質高低,直接影響著企業經營效益的好壞。這個任務要求經濟管理類專業不僅要培養他們學習“知識”,更要培養“能力”,不僅要介紹具體的管理、營銷等方面的方法、知識,也要研究公司運營中的戰略問題、生產問題、激勵員工問題,更重視實際應用性,因此就要求教師在使學生接受良好的知識性教育的同時,不斷進行教學手段與教學方法改革,讓學生將所學的知識與實際問題接觸,使其更好地適應社會和用人單位的需要。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所處的知識氛圍、校園文化及其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和未來就業方向與其他類專業的學生有很大不同,把握這類學生的特點對講好微觀經濟學這門課有十分重要。總的來講,這些學生的基本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2.1 學生人文知識豐富,數學基礎相對薄弱
財經院校有很多文科生,有豐富的歷史、人文等方面的知識,在學習時,更希望把微觀經濟學作為一門純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來學習。微觀經濟學是經管類學生所學的一門專業課,一般在二年級上學期開設,這些剛剛接觸專業課的學生有一些相同的特點:他們雖然讀過或聽說過一些經濟理論,但經濟學知識不夠完善,沒有一條貫穿于經濟知識的主線,也不能形成體系。他們在一年級已經學習了微積分課程,但由于經管類專業文理兼收,學生數學基礎參差不齊,財經類院校學生對高等數學的學習要求與工科專業的要求不同,他們只需學習“經濟數學”。這一明顯的知識結構特點,導致學生普遍對定性分析感興趣,對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驟不愿深入。
2.2 學生思維方式偏重于感性認識
教學中講到經濟學家的生平、經濟學的淵源時,學生非常感興趣,而講到邏輯推導、圖、表、公式、數學證明等內容時,則不習慣接受。西方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政治經濟學之處就在于它廣泛使用數學工具進行經濟分析。但經濟學畢竟不是自然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對許多經濟理論的深刻理解要求學生必須具備一定的人文知識、歷史知識和社會學知識,這正是財經類院校學生的優勢。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因勢利導,結合學生的思維特點組織教學,并有意識地引導學生進行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教師要在教學中要把感性的東西理性化,理性化的東西給感性化。
2.3 學生缺乏對企業和社會的深入了解
微觀經濟學有很強的實踐性,但大學生剛剛從高中畢業,基本上是從學校到學校,理論知識學了很多,但實踐活動卻很少,有少數同學甚至對國家的基本經濟方針都難以理解。現代社會的發展特點決定了學生迫切需要了解國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指導企業運營管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了解我國現在的企業的管理體制、管理現狀及其深層次原因。因此,“理論聯系實際”是微觀經濟學教學的必然選擇。
2.4 學生課前不預習,課后不復習
給學生布置的課后作業題不及時完成,在上課時有些同學才趕作業,更有甚者有一部分同學直接就是抄別人的作業答案。
3 提高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幾點建議
3.1 把握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內容體系
這點學生往往容易忽視,他們在遇到問題以后不知如何使用頭腦中的知識,不知道應該用什么樣的理論、什么樣的工具來解決。學習過程中他們關心的是知識點而不是微觀經濟學的統一性,結果是他們難以將知識點串起來。微觀經濟理論是一個系統的學科體系,把握它的基本框架更易于掌握它包含的知識點。我在講完這門課時進行復習時歸納出如下幾點:一是要掌握最基本的概念:比如稀缺性、均衡、機會成本、市場結構、市場失靈等。二是要掌握三大均衡:需求與供給的均衡,消費者均衡(需求的均衡),生產者均衡(供給的均衡)。三是要掌握微觀經濟學的十大規律(定理):比如需求規律、供給規律、供求定理、恩格爾定理、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科斯定理等。四是要掌握二個失靈: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也就是說市場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有缺陷,需要政府調節;同時政府有時也是不完善的,需要不斷改革完善。通過復習歸納使學生掌握了這門課的內容體系及重點。另外要區分政治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是從西方引進過來的,它和宏觀經濟學構成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在學微觀經濟學這門課之前,許多同學已學過政治經濟學,學習微觀經濟學,要注意不能把這兩門課混淆起來。雖然他們都屬于經濟學,但它們的理論體系與內容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學以研究生產關系為主,要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發展及將來滅亡的規律,微觀經濟學不研究經濟制度本身,只研究具體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屬于規范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屬于實證經濟學,二者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經濟問題的。所以,它們的基本概念與理論都完全不同。
3.2 著重講清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微觀經濟學的內容很多。學生要在短暫的時間內掌握這些內容是有困難的。這樣,在課堂教學中時就要務求精而不求多,抓住重點,講清講透重點和難點,使學生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對于其概念,決不能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而要側重于理解。對于理論要注意它本身的推理邏輯,不要以個別現象來否定或批評一種理論。
3.3 講授法與案例教學法的并用
以講授法為主,案例教學法為輔。講授法是一種傳統的、也是一種主要的教學方法。它一般是由教師在課堂上講述知識,學生在課堂上聽取知識,教師處于主動地位,學生處于被動地位。微觀經濟學內容較多,這種教學方法適合于人數比較多的課堂,講授理論知識內容的含量比較大。對于大堂課主要使用這種方法。但是教學效果不是很理想。對于小班課,也就是學生人數30-60人之間的,可以多使用案例教學法。通過案例教學,增強了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了解眾多企業的營運狀況,培養了自己獨立處理企業經濟管理問題的能力。組織案例教學可以結合我國當前經濟改革中的一些熱點問題,收集信息、數據、案例,組織學生圍繞著老師給定的思考題進行課堂或課外討論。在案例教學中應鼓勵學生暢所欲言和有理有據的論證,條件允許的話,甚至可以采取辯論的形式,發揮財經院校學生能言善辯的特長。講授法與案例教學法并用能取長補短,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具體的實施方法如下:課前,教師布置一個案例或閱讀材料讓學生準備,提出討論的問題。要求學生對布置的案例或閱讀材料中的有關問題進行解析;課堂上,通過提問、記錄,促使學生討論及提供可能有益于班上思考和學習的數據、理論或見解來引導案例討論;最后對學生的參與進行評價,根據原定的教學目標對案例和其他材料進行評價并更新教案。在這里要首先把學生分成幾個小組,討論時先小組討論,再由每個小組派一個代表發言。教師最后總結。另外案例討論也必須在講解了相關的經濟學原理之后進行。
3.4 傳統方法與現代多媒體教學法緊密結合
傳統教學方法與多媒體教學各有所長,應該把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多媒體教學可以形象直觀展示教學內容,信息量大,生動形象。但如果掌握不好僅僅拘泥于多媒體,效果反而不理想,也就是多媒體僅僅是一個工具,是學生與老師溝通的橋梁,學生有時候往往重視了那些華麗的外表而忽視了課程的內容,加之多媒體教學信息量大速度快,學生可能跟不上老師的思路,印象就不深刻。而傳統方法粉筆加黑板,學生可能更容易跟上老師的思路,理解所學的內容。所以要把兩者很好的結合起來。一部分內容可以采取板書,涉及到的案例、圖表等資料用多媒體展示以節省課堂教學時間。
3.5 考核方式要多樣化
考試集多種功能于一身,在教學過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對學生的“學”和老師的“教”的一次客觀的評價。科學的考試方法能夠有效地促進學生創新能力的發展,使老師發現教學中的問題,因此,應該設計一套科學合理的考試制度,變過去一次性閉卷考試為多種考核方式相結合來考察學生的學習情況。平時成績與期末考試相結合,平時成績可包括課堂發言、課堂討論,課堂出勤等,目前我院這一部分可占到總評成績的30%,期末考試成績占70%。我們認為應加大平時成績的比重,平時占50%,期末考試成績占50%,這樣可以促使學生注重平時的學習,而不至于只在考試之前突擊幾天,臨時記憶以應付考試,使學生能牢牢掌握這門課程的主要內容體系。
3.6 注重習題訓練,多做習題
數學方法在微觀經濟學的應用是非常普遍的,如微積分、求導。通過做習題可以加深學生對課程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基本概念的把握理解,并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理論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習題練習可以使學生糾正學習中的錯誤,鞏固所掌握的知識。
參考文獻
第2篇：微觀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擴展范文
關鍵詞：獨立學院；經濟學；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1年9月28日
獨立學院是我國高等教育在大眾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新的辦學模式，是指由普通本科高校按新機制、新模式創辦的本科層次的二級學院。我國的許多獨立學院開設的課程都是為適應新經濟形勢而發展起來的，諸多學院開設了經濟學課程。經濟學課程主要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個部分，高等院校開設該課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養學生對經濟學整體框架和基本理論的認識，并鍛煉學生一種全新的思維模式；不僅如此，經濟學還是財政學、貨幣銀行學、國際經濟學等多門經濟管理類專業課的基礎。經濟學課程的特殊性在于提供給學生與實際經濟社會密切相關的、大量的概念和理論模型，通過這些概念與模型可以讓學生對基本經濟現象有比較透徹的認識。如何學好本課程，對于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和未來教學任務的正常進行，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獨立學院經濟學教學現狀
由于我國獨立學院起步較晚，經濟學學科建設與實踐教學經驗積累不足，教學總體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在師資力量、教學方法、教學手段與工具等方面仍存在許多問題。
1、師資力量比較薄弱。獨立學院是一種新型的辦學模式，雖然在理論上來說，教學可以依托母校的資源，但在實際教學工作中，大多數獨立學院的教學環節都是獨立的，各個學院基本都有自己獨立的教學團隊，加之在人才招聘時由于諸多現實的原因導致獨立學院的教師基本比較年輕，在教學與科研環節中力量比較薄弱。許多教師自身與社會交流、溝通不夠，對現實產業發展缺乏了解，無法給學生傳遞現實經濟生活和產業發展的真實映像。因此，難以有效地激發學生的學習主動性。
2、教學目的與考核手段差距較大。經濟學課程教學的目的在于通過對經濟理論的梳理，讓學生初步掌握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發展脈絡，并且能夠運用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分析經濟現象，對經濟現象進行解釋，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獨立學院甚至包括我國很多高校在檢驗教學目標是否達到時都是采取對教學效果進行考核的手段，最為常見的是考試。在現有的考核體系中，對于學生的最終考試成績一般采取加權方式獲得，經濟學課程是必修課程，往往采取平時成績占30%與期末考試成績占70%的方式加權求和。對于平時成績，主要是通過考勤、作業與測驗的方式獲得，有的教師會結合課堂提問或者課堂作業給成績。這就導致更多的學生是為了應付考試、獲得學分才學習，而不是為了個人的興趣與愛好，結果是理論知識掌握不到位，理解問題不深入，缺乏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對于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更是沒有多大提高。結果是，教學目標難以實現，教學效果不強。
3、教學方法比較單一，難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目前，我國許多獨立學院的經濟學課程主要采取課堂“填鴨式”教學方式，只注重教而忽視學，缺少老師、學生與社會的交流溝通，學生理解有難度；從另一個方面講，教學內容應用性較弱就忽視了對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傳統觀點認為經濟學應偏重課堂理論教學，不提倡經濟學實驗和社會調查，對實驗教學和社會實習的重要性有所忽視。
4、缺少案例教學手段。目前，經濟學案例教學的手段和工具相對落后。雖然多媒體手段在經濟學教學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應用，但是針對經濟學案例教學的手段與工具并不多見，缺乏教學實驗設備與實踐基地，這不利于提高案例教學質量，從經濟學的應用性來說，經濟學的實驗室應該是有狹義的實驗室和廣義的社會大實驗室，社會這個大實驗室尤其能給學生提供廣闊的舞臺。經濟學課程缺少實驗教學課時，尤其是學生參與社會產業發展調查與實踐的時間安排較少。
二、我國獨立學院經濟學教學改革建議
根據上述總結的問題，我們需要對經濟學教學作出改革，而且隨著市場經濟逐步深入，尤其是獨立學院經過多年的經濟學教學的實踐，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條件越來越成熟，我們應該采取以下的具體措施：
1、經濟學教學改革應該體現出創新。為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新形勢的需要，獨立學院的經濟學教學改革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教材體系創新。教材在對知識點歸納總結性方面較強，但缺乏與現實問題的聯系，學生感覺西方經濟學枯燥無味，難以理解。目前，很多教材在編寫過程中注意到經濟現象、案例、數據方面的擴展，仍存在一些問題。案例、數據多是從國外教材上拿過來，不能反映我國經濟狀況；有些教材加入我國的新聞資料，但缺乏經濟理論分析，只能起到擴展知識面的作用，對理論運用、思維培養、創新能力作用不大。經濟學的教材體系創新最合適的方式是在任課教師根據教學課時予以調整的基礎上，通過教師自身對某個經濟學知識的應用專題的跟蹤所編寫的教學講義來形成授課教材，可以解決教材內容與時俱進的問題，同時可以讓學生形成經濟學某個專題的系統的知識結構，為學生日后的學業與實踐工作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論基礎和分析能力。
第二，考核方式創新。獨立學院現有的經濟學課程考核形式單一，難以反映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理解與運用能力，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將課堂考核與課外考核相結合，給予學生更多地走入社會、融入社會的時間和空間，讓他們更多地關注發生在他們周邊的經濟事實。在應用中，可以讓學生利用周末實踐進行社會調查，發掘具有特色的經濟學案例也是一種方式，可以充分發揮社會、企業、學校和學生及其家庭三方的共同作用，讓學生通過專題學術報告、案例分析、小論文、參與課題研究等方式，重點考查學生運用知識分析問題的能力。
第三，教學模式創新。在師生互動上，根據學生的個性化特點，鼓勵自由發言和小組討論，引導學生關注經濟現象并運用經濟學理論分析問題，訓練學生運用經濟學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以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建立網上答疑、網上師生交流群等制度，拓展課堂的時間、空間范圍。在教學資源的拓展上應結合我國實際將西方宏微觀經濟的實際情況和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資料補充到教學中去開拓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培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2、提高課時有效利用率。我國多數獨立學院在課程設置時由于各種資源有限性的問題導致課時相對于傳統院校要少，經濟學教學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這就使得有些經濟理論雖然比較重要，但因為課時的限制而無法在課堂中一一講授。教學中應注意的是，要在有限的課時中適當增加有益的內容。這具有一定的挑戰性，既要在有限的時間里完成教學計劃內容，還要額外增加一些對學生有益的實踐內容。
3、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方法。經濟學課程一般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遵循“緊密結合理論內容，以應用能力培養為本”的教學模式構建原則，微觀和宏觀的實踐教學內容與理論內容存在一定的對應關系。在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應采取多種教學方法，充分利用每種教學方法的優點和長處，提高經濟學的教學效果。例如，可以采取啟發式和討論式的互動性教學方法。啟發式教學就是由教師根據教學內容和教學目標的要求，事先提出要學生思考的問題，由學生回答，教師進行引導和點評，以了解學生對所學知識的掌握程度，提高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討論式教學是教師指導學生以小組形式，圍繞某一問題各抒己見、相互爭論以弄清解決問題的方法。在討論式教學中，學生不再是被動地接受教師的講授，而是帶著問題進行思考、辨析，每個學生都可以主動發表自己的看法、提出疑問。還可以采取案例教學法，就是根據教學目的要求，組織學生對案例的調查、閱讀、思考、分析、討論和交流等活動，教給他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或道理，進而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加深學生對基本原理和概念理解的一種特定的教學方法。除此之外，還可以采用情景教學法，就是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有目的地引入或創設以形象為主體的生動具體的場景，以引起學生一定的情緒體驗，從而幫助學生理解知識，獲取技能，并使學生心理機能得到發展的方法。
總之，應在教學方法中不拘泥于一種教學方法，要采取多種教學方法相結合的綜合運用性，加強對國內外經濟問題的研究，從而為理論教學提供鮮活的案例資料。
4、豐富案例教學手段和工具。獨立學院的經濟學在改革教學內容、課程體系與教學方法的同時，也應十分重視教學手段的改革，努力將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的改革建立在現代教育技術的平臺上。應重視對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的研究與在教學中的運用，全面采用多媒體教學手段，提高教學效率，提升教學水平，提升教學效果。除此之外，還應該不斷開發網絡教學資源，建立網絡課堂，為學生提供良好的自主學習環境。借助多媒體網絡課堂，方便了學生的自主學習，形成了立體化的學習環境，擴展了學生知識視野，對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促進了教學效果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時也使學生根據自己的需求弄清如何獲取知識、如何有效地利用與本課程有關的信息資源。
三、結語
我國獨立學院經濟學教學改革之路比較漫長，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在發展中探索出一條適合獨立學院經濟學教學的改革之路。
主要參考文獻：
[1]黃樂.西方經濟學教學改革探析[J].探索研究，2011.13.
第3篇：微觀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擴展范文
【關鍵詞】《國際金融》教學內容 新開放宏觀經濟學
《國際金融》課程是教育部確定的“財經類專業核心課程”之一，主要分析和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間貨幣運行規律、國際金融業務、國際貨幣金融關系以及內外均衡的實現等問題。國內高校目前都很注重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以適應新環境所帶來的挑戰，而要培養這種能力，首先就要從課程教學內容上入手。因此，本文將結合筆者幾年來對《國際金融》的授課實踐，以培養學生創新應用能力為導向，提出一些該門課程教學內容改革的建議。
一、《國際金融》課程的突出特點
作為財經類的核心課程，《國際金融》課程的特點突出體現在以下兩點：
1．《國際金融》課程內容更新速度快、時代感強
隨著 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國際的經濟交流和資金往來越來越密切，這就要求傳統的《國際金融》教學內容要緊跟時代步伐進行相應的調整，體現金融發展與運作的基本規律，可以說財經類課程中《國際金融》的時代感是最強的。反映在教學內容上，就需要加入國際金融新變化、新動向，介紹國內外學者國際金融研究的成果，注重國際金融乃至整個國際經濟領域的發展新動向，密切關注我國對外金融活動就成為任課教師的責任。
2．《國際金融》課程承上啟下、綜合性與關聯性突出
要學習《國際金融》，必須以先修課《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和《國際貿易學》等的完成為基礎，同時，其又是后續課如《國際結算》、《國際經濟學》等學習的前提。這樣一種承上啟下的課程地位決定了該門課程的綜合性與關聯性的特點必定突出。學好該門課程要求學生要有扎實的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對國民收入的核算、IS-LM-BP分析、 AS-AD分析等知識要相當熟悉。同時還需要學生學好高數，特別是微積分的知識，否則對國際金融理論，如國際收支理論、匯率理論中的內容將理解不透。除此以外，這門課程還需要學生掌握《會計學》和《貨幣銀行學》的知識，否則對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編制及分析、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將一頭霧水。
二、國內現有《國際金融》本科教材內容比較分析
目前市面上出版的《國際金融》本科教材有數十本，其內容絕大部分大同小異，只是章節安排，側重點有異。比較有特色及影響的教材主要有由復旦大學教授姜波克主編的《國際金融新編》（復旦大學出版社）、人民大學教授陳雨露主編的《國際金融》（人大出版社）、北大教授易綱與張磊主編的《國際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璋主編的《國際金融》（中國金融出版社）
對比可以發現，國內《國際金融》教材最新版本有兩個明顯的趨向：①在姜波克教授倡導內外均衡為主線描述《國際金融》教材后，后續出版的國內教材越來越多的突出注重開放經濟的內外均衡問題；②最新出版的《國際金融》教材多數都在理論內容上加大了篇幅，并增加了一定的深度。
三、國際金融領域的新發展及在國內現有教材的反映
近年來，國際金融研究領域出現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發展。其中標志性的成果就是由 Krugman、Rogoff、Obstfled等開創的“新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打破了占主流的新古典宏觀框架，運用更加接近現實的不完全競爭、價格粘性的假設和基于微觀基礎的動態跨時均衡分析方法構建出全新的國際金融分析方法。自 1995年以來，圍繞新開放宏觀模型衍生出豐富的創新成果，包括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匯率決定理論、匯率效應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等。除此之外，國際金融危機理論在危機的洗禮下迅速成長，在不到 20年的時間里已發展到第三論模型。對國際資本流入突然停止的研究持續十余年，也出現了重要進展。另外，對主權財富基金、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討論和新理論也不斷涌現。
目前，市面上反映上述新進展的教材還不多，主要有國外教材的中譯本，還有國內著名學者所編著的中高級教材。然而這些中高級教材在普通本科教學方面卻還存在不足：①在理論如何應用到現實問題分析上，學生似乎還難以在書中直接找到答案；②針對本科層次，尤其是多數高校定位的應用型人才培養特色的本科教學來說并不適用，難度較大且內容偏重理論模型分析，這對于樂于應用理論解釋現實問題的學生來講不太適用。因此，對《國際金融》的教學內容還需適當斟酌，通過恰當的方式把這些新發展納入教學內容。
四、融合國際金融新發展，改進《國際金融》課程的教學內容。
改革《國際金融》教學內容的目標就是在符合本科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前提下，在學生比較容易理解和保持較強學習興趣的條件下，嘗試教學內容中引入學科領域的新知識，從而鞏固學生專業基礎，擴展學生視野和分析的高度，有效增強學生學習的興趣。而最好的教學內容就是最適合學生的、最利于學生掌握及激發學生興趣的、最有利于學生后續學習的。筆者通過近年的教學實踐感覺《國際金融》課程的時代性使該門課程的教學內容設置必須求新，根據內外均衡涉及的熱點問題把握教學內容，適當增減熱點問題的闡述，但這種基于熱點問題的內容增減必須以如下原則的建立為前提：
1．教學內容的設置應以內外均衡為主線展開
從國內代表性教材的比較上能夠看出，目前國內一些著名教材越來越多的關注內外均衡問題，并以此為出發點展開相關的理論與政策闡述及分析。當前出現的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告訴我們，關注內外均衡是這種時代背景的必須，所以在《國際金融》的教學內容設計上，必須以內外均衡為主線開展。
2．完整介紹《國際金融》基本原理，以宏觀為主體教學內容。
《國際金融》課程體系包括國際收支及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外匯與外匯管理及匯率理論、外匯交易與外匯市場及外匯風險防范、國際儲備理論、國際金融市場與國際資本流動、貨幣危機理論、國際貨幣體系等。該體系既包括宏觀層面的知識，又包括微觀層面的交易技術；既包括多種國際金融理論，也包括一定的國際金融實務，同時還涉及國際金融政策。鑒于經濟類本科生后續課中多數不會單獨開設國際金融實務類課程，因此，《國際金融》教學內容還應該在綜合介紹國際金融基本知識框架的基礎上，對國際金融實務性知識給予相當講述，這也是當代培養應用性人才培養目標的需要。在此基礎上，《國際金融》教學還應以宏觀為主，即主要圍繞國際收支展開對相關問題的講授，以宏觀的國際收支、匯率問題、國際儲備、國際貨幣制度及其相關理論為重點，這主要是由該門課程的屬性及地位決定。從屬性講《國際金融》仍然可以說是宏觀經濟的延伸，它的許多內容也是依托于宏觀經濟理論的理解；從地位講《國際金融》是一門重要的先修課與后續課的銜接課，其主要先修課和后續課都是以宏觀為主，例如先修課《宏觀經濟學》及后續課《國際經濟學》。
3．適當強化國際金融理論，并以引導為主，使學生關注國際金融前沿理論問題。
《國際金融》主要涉及的理論問題有匯率理論、國際收支理論、國際貨幣危機理論等。這些理論內容在先修課中幾乎沒有涉及過，在學生考取研究生時又是重點，而且這些理論內容都有一定的難度，所以就有必要詳細展開給學生講授，說明相關理論的假設、主要觀點、圖形分析、評價及應用等。《國際金融》課程的時代性要求學生必須關注最新理論的發展，但這種關注轉化到教學內容里則需要采用與傳統理論內容講授不同的方法。國際金融理論方面出現了很多新的進展，如前面所說的新開放宏觀經濟學。《國際金融》課程的時代性要求我們必須加入這種變化，但方法應有別于傳統國際金融理論的講述法。對于最新的國際金融理論，在教學內容的設置上，沒有必要完整闡述，只需要告訴學生它的“新”新在哪里、它的主要觀點有哪些就可以。教師更應該做的是找一些最新案例，然后激勵學生能應用最新的理論去解決，這些主要靠學生的課后思考去完成。
4．不拘泥于教材，根據形勢變化，教學內容及時補充新知識。
當前經濟發展中，變化最快的部分莫過于金融系統，這導致現有《國際金融》教材中反應的內容有些落后于時代或者是與學生關注的熱點不符。因此，在該門課程的教學中，授課教師必須根據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教學體系和教學內容，補充新知識，而不要拘泥于某本教材，否則會嚴重挫傷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在 2008年出現的全球性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教師在教學內容的設置上，就可以適當加大國際貨幣危機理論的介紹，讓學生知道三代金融危機模型的基本內容都是什么，課堂增加相關案例引導學生應用理論進行課后思考。
參考文獻
第4篇：微觀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擴展范文
一、Zappa及其企業經濟學
（一）Zappa企業經濟學的產生 Gino Zappa（1879～1960），1906年～1920年任教于熱那亞的意大利國家經濟與商業科學研究所；1921年起，Zappa被威尼斯的意大利國家經濟與商業科學研究所和米蘭的路易吉·博科尼大學聘為教授，也正是這一時期，隨著兩部巨著先后出版，他對企業經濟學科的批判和重構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日趨成熟：第一部“La determinazione del reddito nelle imprese commerciali（1920～1929）”（《商業經營中的利潤計量》），經此后持續的完善和修訂重命名為“Il reddito d’impresa-Scritture doppie， conti e bilanci di aziende commercial undertakings（1950）”（《營業利潤——復式記賬，簿記與商業經營賬目》）；第二部“Le produzioni nell’economia delle imprese”（《公司生產管理》第I，II，III卷1957）。Zappa企業經濟學概念作為統一完整的學科分支，始建于1927年，他在威尼斯意大利國家經濟與商業科學研究所開學典禮的歷史性演講 “Tendenze nuove negli studi di ragioneria”（《會計研究的新趨勢》）。這次演講對Zappa企業經濟學賦予了清晰有力的表達，也標志著意大利企業經濟學研究的振興。要指出的是，意大利的企業經濟學是由會計學者締造的，且不能武斷的說意大利的會計學科研究產生于企業經濟學。
（二）Zappa企業經濟學基本原理 Zappa企業經濟學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研究領域，他將經濟學觀點與企業概念相結合，致力于研究企業（商業或非商業，盈利或非盈利，大型或小型，工業或金融，個人獨資或集體所有）的每一個方面，且認為企業范圍內所有經濟事項的影響都是嚴格協調的。其主要原理可總結如下：第一，Zappa企業經濟學中“企業”的概念是廣義的，等同于經濟主體，且是實際存在的而不是抽象的。企業不是獨立和分散要素的堆砌，即使源于人為的創造，卻是與生俱來的自然實體。在企業這個現實主體內發生的經濟事項，相互作用，相互聯系成為一個統一而協調的整體，向預設的目標邁進。第二， Zappa企業經濟學代表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學科，盡管它與其它學科，如法律，經濟學和數學有諸多聯系，卻聲稱擁有自己的“規則”，獨立于其它子學科，甚至微觀經濟學。且Zappa企業經濟學是實用主義學科。第三，Zappa企業經濟學對企業涉及如下三個領域的研究，即會計（ragioneria）、組織（organizzazione）和管理與運營（gestione）。其中管理與運營領域本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主觀的”，關系到企業管理活動及決策的制定過程，類似工商管理學科；而另一個方面是“客觀的”，援引企業內部發生的事項，檢查各種趨勢和活動的動態，英語中相當于“運營”。但Zappa企業經濟學中的管理（gestione）僅對后者，即企業“運營”方面進行了詳細的研究。第四，與意大利早期以凈值為核心的理論趨勢不同，Zappa企業經濟學以簡單的演繹方式，引導了以損益為核心的會計理論。20世紀上半葉，隨著Zappa企業經濟學的振興，“損益為本”會計理論在意大利取得了直接和廣泛的成功，而20世紀下半葉，它仍然是意大利占據主導地位的會計理論。
（三）Zappa會計理論的核心：“損益為本” Zappa“損益為本”會計理論堅持的首要觀念是企業是一個不可分割“統一體”，因此，損益也是不可分割的。企業發生的導致損益正向或負向改變的經濟事項，作為損益階段性的構成要素。因為經濟事項在企業整個生命周期里也被認為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損益（包括收入和費用要素）被設想為源于作為企業總體的一個整體性概念。損益核算不是為了確認部分或中期業績，而是基于這個“整體”的特征被偶然或暫時放棄的實際原因。因此，Zappa企業經濟學拒絕具體收入和成本費用相配比的觀念，認為只有整體成本可與整體收入相匹配。單一成本不產生任何特別收入，而是對整體收入做出貢獻（在意大利會計中不認可“配比”原則）。相對的，單一收入項目不是由單一成本項目引發，而是基于整體成本項目的貢獻。另一方面，企業作為一個動態實體在時間維度上形成了損益，收入和成本費用是損益的構成要素。Zappa會計理論中，資產凈值僅被認為是一個派生的概念，是靜態且人為的從企業動態特征中的抽離。除貨幣性項目，資產凈值被視為由遞延性收入和成本費用項目，而不是資產和負債項目組成（類似Schmalenbach的動態會計學），盡管資產負債表源于利潤和虧損賬戶。對Zappa“損益為本”會計理論的詮釋與一個具體的計量方法相聯系（“損益系統”——Zappa1950），具有如下限制性的特點：部分結果，業務分部，利潤中心，中期或分部報告是不允許的（它們被視為違背了公司的整體性特征）；損益僅由外部事項引發，內部事項對報告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拒絕傳統的成本會計；作業成本和成本控制幾乎被忽視，因為它們會導致不可靠的數據（這都是基于成本會被刻意的分配這一假設）；財務報告以利潤和虧損賬戶為中心（動態賬戶），而資產負債表作為衍生的（靜態）賬戶。損益才是“真實的”（資產凈值的計量與其相關）；公司資本價值僅代表平均未來損益的現值（折現值），資產沒有獨立的特有價值，但其價值取決于它對損益產生的貢獻；每個公司都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即，沒有兩個是完全一樣的），不允許有統一的會計和標準的財務報告或相關法規約束。這種損益系統的計量方法源自對patrimonialistc方法的批判。patrimonialistc的觀念與現代在北美普及的方法相似，強調資本（作為最終的會計實現）反映在資產負債表中。但在Zappa損益為本的會計理論中，認為這種“人為”和“分解”的方法只會將企業割裂為整體的各個部分，每個組成部分不得不被認為是一個單一且獨立具有自身價值的實體，如果將資本構成最主要的關注內容，損益便成為隨資本時間變化的會計度量。
二、意大利會計其他代表性學者與貢獻
盡管Zappa理論的統治地位依然延續，但邁向國際化和研究前列的意大利會計學者，隨著對國際最新研究成果的借鑒，對Zappa理論的批判與拓展，新的會計學科方向慢慢萌芽。Onida和Amaduzzi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一）Onida Pietro Onida可能是這一時代早期意大利最具影響力和國際化導向的會計學者。Onida的主要著作有：《金融學上下冊》（1931a，1931b），《年度和特別賬戶》兩本專著（1935，1944），《Zappa想法所產生的新會計處理邏輯》（1947），《十九世紀以來意大利企業和公司研究發展的歷史再現，包括Zappa的創新作用及其不連續性》（1951）。在Onida《年度資產負債表的總體論述——類似佩頓的經典方法》（1945年）這本書的總體框架和技術解決方案中，體現了Onida新的經濟邏輯，同時也涉及了工業和商業企業的大多數門類。這本書提出了如下觀點：一些公司運用不誠信的行為，為了達到所謂的“股利穩定”，通過在（高）利潤年度計提特殊準備以備虧損年度使用以平滑凈收益。且Onida特殊形式的資產負債表（如，銀行）也被廣泛引用。Onida是知識淵博的思想家，他拓展了Zappa的思想，并樂于接受新的觀點。他積極推廣和分析了當代的英美派會計文獻，是當時極少數關注Chambers著作的歐洲大陸學者之一。
（二）Amaduzzi Amaduzzi被認為是對Zappa理論最具代表性的延續和修訂者，也是Serra在其《意大利會計近代史》（1999）中唯一單列一章進行描述的Zappa門徒。除了將Zappa對賬戶的分類替代為稍有不同且簡單的形式外，Amaduzzi最重要的修訂，根據Serra（1999：279），在于摒棄了片面強調收入（Zappasystema的收入）而贊成更加注重資本概念的更平衡觀點（Besta的‘sistema del patrimonio’）。但Amaduzzi（1965）試圖發展的zapparian系統，在意大利幾乎沒有Zappa起初的著作有影響——更不要說Zappa理論在西班牙和法國具有的國際反響。
（三）其他學者 20世紀后半葉的意大利會計領域，其他值得一提的學者有：Agazzi（1961）致力于會計的公理化；Amodeo（1961a，1961b）研究會計的公式化形式和其他新的發展趨勢；Fanni（1971）研究數學統計趨勢；Cavalieri（1974）關注微觀經濟學模型，會計學及數學和統計學基礎；Galassi（1978）分析了Mattessich（1964）的理論和會計公理化嘗試；T.Bianchi（1975）和Dell’ Amore（1978）對銀行會計展開深入調研；Canziani（1994：1960）強調收入動態研究的重要性，Masini（1963）特別致力于關注通貨膨脹會計。意大利會計文獻傳統上對政府會計（甚至宏觀會計）有濃厚興趣：Capaldo（1973）， Guarini（1977）， Marcon（1978）， Mulazzani（1978）等。對資金流和現金流量表研究的興趣體現在Cossar（1973），Coda等（1974）。審計研究的文獻在20世紀60和70年代相對較少（Ardemani 1967，Amodeo 等 1975，Colombo 1977），但在后續的幾十年中，相關文獻的數量大幅增加，其中有A. Viganò 和De Cicco （1983），Marchi（1988），Campedelli（1995），Bruni（1996），Dezzani等（2000）。還有一些學者直接挑戰了Zappa的方法，如Boscarato（1973）所著的《據Zappa理論確定收入的悖論》，Chianale（1962a，1962），Masi（1961，1997），Bergamin-Barbato等（1966），De Dominicis（1963–69，第五卷），及近期的Cinquini和Marelli（2002）。在這些公開出版物中，Masi（1997）的遺著中對現代會計的研究值得特別強調，這本書影響了國外的學者，強調了會計學科的自治，駁回了會計學依賴企業經濟學的觀點。
三、會計理論研究其他領域及著作
（一）成本與管理會計 成本會計，就Zappa理論來說，企業范圍內所有運營活動與管理者決策息息相關，不可能將某一行為（經營和決策）的財務后果與其他活動相區分。只能計算總收入且整個活動各個環節的邊際利潤計算被認為是誤導。一些Zappa學派的追隨者（如Teodoro D’Ippolito，Egidio Giannessi，Luigi Guatri，Carlo Masini，Pietro Onida，Pasquale Saraceno等）構想在不違背Zappa理念地位的情況下計量企業經營個別業務分部的成本。他們主張：為了達到具體的管理目標來計算一些成本數字在邏輯上是可行的。換句話說，只有設定具體的成本信息目標并考慮成本計量體系設計的時機，才能計算出生產成本。此外，只有在它們的計算過程中具體目標約定的邊界范圍內才有實質意義。在新千年，Cinquini 和Marelli（2002：97）進一步對Zappa的理論進行了批判，他們指出：“在Zappa理論的教導下，基于系統化的經營方針，得到管理詳細信息的可能性實質上是被否認的”。意大利成本會計具有代表意義的研究和出版的作品包括：N.Rossi’s（1950）關注機械工業；Guatri’s（1951，1954）和Azzini’s（1954，1957）研究生產效率；Amaduzzi’s（1955）研究生產變量；Bianchi（1975）研究銀行儲蓄；Miolo Vitali（1978）探討生態會計學。從事成本研究的學者還有D’Ippolito（1962，1967），Coda（1968a），Amodeo（1976），Brusa（1978），Brusa and Dezzani（1983），AIDEA（1980a）， Giannessi（1982），Guglielmi（1997），Quagli（1997）。
（二）會計史研究 針對意大利會計史，這一時期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Melis （1950）不朽的國際會計歷史，Riparbelli（1951～1952）堅持意大利會計的歷史主導地位，Zerbi（1952）會計起源研究，Masi（1963， 1964）史前會計研究以及希臘和羅馬會計師，Pezzoli （1977）會計歷史概況，Serra（1999）意大利會計歷史著作及最近的Amaduzzi（2001）會計歷史總述，以及Amodeo（1953）對那不勒斯總督古老財務報表的研究。此外，對著名會計學者及其理論的研究，如，Antoni（1970）的Fabio Besta，AIDEA（1980b），Galassi（1984， 1996a，1996b，1996c），Canziani（1987，1994）和Took（1993）的Gino？Zappa，和Galassi（1996b）的Luca Pacioli。此外，還有Guglielmi（1997）對十八世紀維也納公司成本會計，Zan和Hoskin（1996）對1580～1650年威尼斯阿森納管理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Serra（1999）《意大利會計史》發表，是以全面俯看意大利會計思想來結束第二個千年的獨一無二機會。另一最近的歷史性著作是Masi（1997）《會計的近代和當代》（死后出版），盡管Masi理論在意大利遭遇許多杰出學者的攻擊，但意大利國外學者卻給其高度的評價，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國家。在貝洛奧里藏特（巴西），甚至有一條街道命名為“維琴佐瑪斯”以紀念他的榮譽。但Serra和Masi都沒有過多涉及20世紀后半葉的意大利會計研究。
（三）會計研究新趨勢 經驗統計方法和實證會計理論似乎在意大利沒有強有力的支持者。但“會計信息透視”卻引發了廣泛的興趣。最全面的嘗試見Cilloni（2004）《信息經濟學和會計系統》一書，它為意大利讀者提供了美國信息經濟學一些基本方面的簡明介紹。盡管成績斐然，Cilloni（2004）在教學技巧和全面性上不能與.A.Christensen和Demski（2003）的論著相比較。也不能在內容的豐富性和數學嚴密度上與P.O. Christensen和Feltham的兩卷（2003，2005）包括250個定理和嚴密數學證明過程的書作比較。另一優秀的著作是Ewert和Wagenhofer（1993/2003）《管理會計學》的兩冊書（德語），及Wagenhofer和Ewert（2003）的《財務會計》。這些大而重的書優點在于他們將現代信息理論融入傳統會計學方面比Christensen和Demski（2003）或 Christensen和Feltham （2003， 2005）做出了相對成功的嘗試。
被視為近代會計開端的意大利，其前期的學術成功可能樹立了一個理念上的優勢，甚至是一個文化上的傲慢，這增強了意大利融入國外會計研究的惰性。因此，20世紀后半葉的意大利會計，雖受到此時期主宰會計研究領域的英美主流趨勢沖擊，但卻始終沒有放棄Zappa企業經濟學的理念。與此同時，要深入理解Zappa企業經濟學在意大利獨樹一幟的歷史地位，其特殊的研究對象及研究領域是人們必須關注的內容。首先，Zappa企業經濟學特殊的研究對象——意大利的特色企業。在英語系國家，企業原型是中等或大型的，有許多股東（特別是上市公司）。因此，最根本的問題涉及到企業管理者的選擇及對其經營業績的評價。而在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8%以上，堪稱“中小企業王國”的意大利，企業平均規模和專有獨特結構——尤其在Zappa企業經濟學建立的那個時代，大都是或曾經是典型的中等或小規模企業，以個人或家庭獨資為主，普遍持股非常罕見。資本市場效用沒能有效發揮，所有者是唯一可能的管理者，自我選擇，自我設限，自我評價，幾乎持久不變，因此對他人行為的選擇和評價問題很少出現。這樣一來，Zappa企業經濟學對管理者選擇與評價這一“主觀的”方面（現代普遍的“理論”分析）幾乎沒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未能成為其研究對象。且企業就其整體經營的實際活動進行考察，并沒有太多關注其不同功能，而且也不是站在管理質量的角度。這影響了會計，因為企業的特征是以這種方式構想的，企業經營和會計沒有獨立。結果是，會計控制從理論構想上看，典型的意大利企業和當今的英美大公司非常不同。其次，Zappa企業經濟學特殊的研究領域——會計學的自然擴展。一定要強調的是Zappa企業經濟學是會計學的自然擴展而不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學科。它幾乎完全依賴于經濟學概念，忽略了社會學和行為學。盡管包含了管理學，組織學，市場學等中的部分元素。但考慮到在這些領域大量親英美派雜志和出版物的研究，如現代廣告及市場推廣，組織理論（行為經濟學），運營研究和生產理論，管理科學，商業政策，勞動和公共關系理論等，Zappa企業經濟學在這些領域的擴展顯得微乎其微。由此，一些不專門從事會計研究的Zappa企業經濟學派學者不愿意接受會計的主導地位，并常常僅在形式上堅持企業經濟學研究，而將其注意力實際轉向其他領域。此外，Zappa企業經濟學是實用主義經濟學，期望用于解決“實際”現象，認為理論和方法，不論來源于會計或其它子學科都應賦予實際的運用，沒有明確提出理論目標。因此在企業經濟學名義下的意大利會計學缺乏對理論目標相關經驗和問題的研究。最后，縱觀整個意大利20世紀下半葉的會計理論研究，各個領域無一不滲透著對Zappa企業經濟學的繼承和沿襲。因此，人們不僅會質疑，Zappa這些沒能面臨充分挑戰、根深蒂固的觀念在隨后的幾十年是否會阻礙意大利會計學科的發展。而給人自稱優越印象的意大利會計在學習國外會計知識并與之結合方面的某種猶豫，也進一步導致Zappa的影響和活力在20世紀后半葉的意大利會計學科中持續涌動。
[本文系郭道揚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會計通史系列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1&ZD145）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郭道揚：《會計史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年版。
[2]許家林：《會計理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年版。
[3]郭道揚：《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會計控制、會計教育縱橫論》，《會計論壇》 2003年第1期。
[4]嚴明：《二百年會計研究的絢麗畫卷》，《財會通訊（綜合·上）》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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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ianchi， T.1984. ‘The foundings of Concern economics：The thought of Gino Zappa’ Economia Aziendale 3：255-272.
第5篇：微觀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擴展范文
關鍵詞 新經濟地理；城市體系；整合模型
AbstractReviewe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enderson urban system models,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was good to underst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Economics model,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on policy.
KeywordsNEG； urban system； integrated model
一、引言
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是區域經濟學中的兩大核心。城市經濟學理論的基礎可以追溯到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兩大發展來自于阿隆索-米爾-莫斯（Alonso-Mills-Muth）和亨德森（Henderson）--前者討論了單一城市的均衡問題，后者則討論了多城市（城市體系）的問題。阿隆索-米爾-和莫斯將中央商務區和通勤者分別替代了杜能模型中的城市與農民，將杜能區位地租的概念引入城市空間結構均衡分析，是對杜能理論的直接延伸。Henderson（1974）則基于Alonso-Muth的城市內部結構模型框架，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把Alonso-Muth的模型擴展到具有有限產業部門的城市體系上，建立了城市體系形成的靜態模型。
在Dixit-Stiglitz（1977）的工作以前，將報酬遞增的技術納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進行模型化一直是個難以解決的難題。Dixit-Stiglitz（1977）發表了《壟斷競爭和最優的產品多樣性》一文，提出了D-S模型，將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納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在這個框架的基礎上，在20世紀80年代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得以迅速發展。在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加入運輸成本，Paul Krugman（1991）發表了《遞增收益和經濟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開辟了新經濟地理學這一研究領域。“中心-”模型構成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基石（Neary，2001），繼克魯格曼的工作后，眾多的學者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上做了延伸。總體上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NEG models)包括三類（Fujita，Mori， 2005）：中心-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s），城市體系模型（urban system models）和國際（貿易）模型(international models)。
然而，遺憾的是盡管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是區域經濟學中的兩大核心，但是這兩個領域卻是幾乎不兼容的。前者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運行，后者則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中運行；前者充分考慮了土地、通勤等要素，長于區域內部結構的考察，后者則充分考慮運輸成本等要素，長于區域間結構的考察；從機理上看也存在巨大差別，比如前者的經濟活動分散力量來自于本地的人員擁擠帶來的生活費用上升，后者則來源于消費者多樣化偏好和運輸成本等因素通過市場形成的競爭效應。這種不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述兩種理論對經濟現實的解釋力。事實上，近年來，力求整合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成為了一個前沿研究領域（Fujita，2005）。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等在兩區域的框架下，加入了城市住房的地租作為分散力量，模型得到了與克魯格曼中心-模型不一樣的一個結論，即當運輸成本足夠低的時候，制造業會分散。陳良文（2008）將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和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同時整合到標準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框架之中，結論顯示，作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內部通勤成本和作為重要集聚力量的馬歇爾外部規模經濟效應都對經濟活動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響。鄧永新（2008）則基于新增長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城市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相關整合模型，提出了一個城市群空間結構演化的概念模型，認為基于動態要素的比較優勢和基于積聚經濟的競爭優勢相互作用推動了城市群空間結構的演化。
另一個方面，新經濟地理學的數理模型是比較復雜的，限制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影響力和可應用性（Duranton，2005）。為此，Duranton等（2005）提出了一個圖形分析框架，整合了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和幾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該分析框架具有簡潔易懂的特點，并且極其有利于進行情景分析（Scenarios analysis），方便政策上的應用。為此，本文主要介紹這個分析框架。不同的是原文討論了凸的勞動力需求曲線的情形，本文討論凹的情形，并相對規范的對該分析框架略做擴展，以求促進數理上比較復雜的新經濟地理學和城市經濟學理論的傳播及其在政策上的應用。
二、新經濟地理模型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
在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模型中，引起經濟集聚的微觀機制各種各樣，主要包括內部規模經濟1 、中間投入品、基礎設施共享、勞動力池匹配效應和知識外溢等。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則直接假定生產的外部性，存在行業層次的規模經濟。由于考慮的集聚機制不同，各種模型有所差異，但結果都是造成經濟集聚，從而使人均產出為總就業人口的增函數。如果假定資本完全流動，土地完全不能流動，那么只需要將重點放在勞動力的討論上，通過讓勞動力供需均衡進而確定產業規模等2 ，然后討論作為外生變量的經濟因素（如環境、基礎設施等）對勞動供給與需求的影響，進而理解區域如何對經濟沖擊做出響應。為此，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的分析框架圍繞勞動力的工資展開。我們將這一分析工具稱為C-D-O分析框架。
（一）勞動力需求
假定區域總產出為Y，總就業人口為N，人均產出為y，勞動力名義工資為w，那么由于集聚經濟的存在有（1）式：
有理由承認規模經濟的存在，但是根據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隨著規模的提升可能逐漸導致更高的管理成本，由于這里要討論規模經濟所以避免討論這種成本會帶來的規模不經濟，但是將這一因素給與力所能及的考慮是必要的。為此，有理由相信盡管人均產出是總人口的增函數，但是遞增的速率是下降的。采用克魯格曼中心模型中的生產函數（2式）考察勞動力需求曲線的凹凸性：
（3）式即給出了（1）式關于人均產出遞增的證明，也表明人均產出關于總人口N的曲線是凹的。這表示，勞動力需求曲線、勞動力反需求曲線也具有這樣的特征 3。所以用反需求曲線反映勞動力需求，得到（4）式。
但是，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由于運輸成本存在“閥值”現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運輸成本達到某個點，經濟將完全集聚，否則按照原始的農民的分布狀態分散），所以在用這個框架討論新經濟地理學時，必須區分不同運輸成本條件下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并且由于“閥值”的原因，勞動力需求曲線可能是負的斜率。可以推論，在運輸成本低的情形下，上述命題合適；在運輸成本高的情形下，勞動力需求曲線斜率、凹凸性正好相反。
（二）區域擁（成本）擠效應
區域的擁擠效應反應了當地生活的成本，本質上是一種市場的外部性。隨著當地人口的上升，住房成本，通勤成本都可能增加。由于地租增加，本地制造業的消費品價格也可能增加。但是如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所指出的更大的市場（人口），也意味著更多供應多樣化產品的產商，若消費者是多樣化偏好的，在給定貿易成本的條件下，這會導致一個較低的價格指數。
1．城市經濟學的考慮重點。在城市經濟模型中，通勤費用、土地是重要要素，是經濟參與者面臨的成本因素。“房價隨收入增加而增加”是城市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結論，上述基于勞動力需求函數的分析也得出了名義工資是人口數量增函數的結論。所以，我們假定擁擠成本是人口數量的增函數，并假定遞增的速率遞增 1。設成本為C，則這一命題由（5）式表示。
2．新經濟地理學的考慮重點。新經濟地理學不考慮地理上個體消費者的擁擠效應2 ，或者說這種個體的擁擠（集中）3 ，不僅沒有壞處，反而將獲得更多的多樣化產品，降低價格指數，使個體獲利。因此，這里的成本是隨著總人口數的增加而下降的。但在低運輸費用存在的條件下，低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對高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進一步假定，對于恒定的運輸成本，成本的下降速率是人口總量的減函數。這一命題由（6）式表示。
（三）勞動力供給
假定勞動力供給是實際工資的增函數。沿用微觀經濟學中關于反勞動供給曲線的形狀，則反勞動需求曲線為凸。這一命題由（7）式表示。
（四）均衡
簡單起見，這里采用城市經濟學框架內的方程來討論均衡，用來說明該分析框架的應用。
（4）-（5）得到凈工資曲線方程：
W（N）=w（N）-c（N）,W'（N）=w'（N）-c'（N）,W"（N）=w"（N）-c"（N）＜0 （8）
將（4）（5）（7）（8）的曲線描繪如圖所示。
如圖1所示，供給曲線與凈工資曲線相交于F，E兩點，其中F點是不穩定的均衡，E點是穩定均衡。通過E點，可以求得（城市）人口規模、名義工資、成本。
三、新經濟地理模型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應用
（一）C-D-O分析框架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
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假定存在行業層次的規模經濟，資本與勞動總量固定且可以完美流動。初級土地要素使用的機會成本為0；經濟中生產貿易品、住房和區位（site）三種產品。模型的結論是：①均衡時，所有的城市都是專業化的；②同樣專業化的城市擁有同樣的城市規模；③存在多產業類型時，均衡時每一專業化類型的城市規模都大于城市最優規模，但引入城市開發商后，所有城市都可以達到最優規模。
這里不妨假定存在兩種類型的產業A、B，假定產業B有比產業A更高的規模經濟，那么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某個城市必定只從事一個行業，因為假定它從事兩個行業，人口的完美流動使均衡點必定在產業A與產業B名義工資曲線相交的k點1 ，但是此時勞動力從二者中的任一行業流向另一行業，都可以獲得更高的名義工資，因此均衡是不穩定的,如圖所示。
進一步假定，如果經濟中只存在兩類區域A，B，那么他們分別從事什么行業？亨德森的模型是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但是，人口流動將使得勞動在兩類行業分布直到凈工資相等2 ，均衡點為A1,B1,在這種情況下，分別專業化從事產業A，B的兩類城市規模都相對凈工資曲線上的最大工資點3來說過大了，如圖所示。
現在引入大者（政府，開發商）來創造城市。對于者來說最優的策略是創造一個能達到凈工資曲線最高點的新城，然后征收該點與市場工資點之間的差額。這樣，在人口數量既定的條件下，人口從舊的城市流向新的城市，舊的城市規模下降，每一個城市都可以達到最優城市規模。同時，者優先選擇能產生相對更高凈工資點的產業（產業2）創建新城，這意味著該類產業的產品供給增加，從而使得產品價格相對擁有較低最高凈工資點產業（產業1）的產品價格更低，使得兩類產業的凈工資曲線發生相對移動，直到最后凈工資都處于最高點且在產業間相等，均衡為A2,B2點，如圖2所示。
（二）C-D-O分析框架與克魯格曼中心模型
中心模型假定存在東部（本地，home）和西部(其他，foreign)兩個區域，勞動力可以完全流動，存在多樣化偏好，存在產商層次的規模經濟，制成品有冰山運輸成本，農業人口均勻分布且不能流動。給定這些假定，克魯格曼模型得出較低的運輸成本、較高的工業制成品占支出的份額或較大的規模經濟（三者的某種組合）將產生中心-結構，反之則出現對稱的均衡。
在克魯格曼模型中，存在集聚和分散兩種作用過程。可以直觀的理解，對于代表性區域，當處于集聚情形時，名義工資隨總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處于分散過程時，名義工資必定隨總人口的增加而下降。從模型中的機理看，這兩種作用分別對應本地市場效應和市場擁擠效應。集聚還是分散，取決于哪種效應處于主導地位。給定消費者的替代彈性和工業制品占支出的份額，這兩種效應力量的對比取決于運輸成本的大小。隨著運輸成本下降，這兩種效應都減弱。但是Baldwin等（2003）證明了市場擁擠效應減弱程度更大(楊海余等，2004)。這表示，運輸費用較低時，本地市場效應與市場擁擠效應相比，處于主導地位，從而名義工資是總人口的增函數。反過來，當運輸費用較高時，市場擁擠效應增加的程度更大，市場擁擠效應占據主導地位，從而名義工資是總人口的減函數。進一步考慮名義工資與運輸費用的關系，當本地人口較少時（這表示制造業人口較少，因為農民均勻分布）意味著本地廠商較少，同時由于運輸費用高使得本地產商面臨的外部競爭小，企業索要一個更高的價格，促使本地名義工資高；而當運輸成本低的時候，本地就面臨外部大量的產品競爭壓力，促使本地名義工資下降。因此，本地人口少時，名義工資是運輸費用的增函數。同理，可以證明本地人口多時，名義工資是運輸費用的減函數。在C-D-O分析框架中的區域擁擠效應部分已經指出新經濟地理模型中生活成本是總人口數的減函數，但低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對高運輸費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
圖3反應了上述結論。其中E點是均衡點，此時制造業均勻分布；K點不是穩定均衡點，制造業將或者全部集中到E1點，或者全部集中到E2點，達到均衡。
（三）資源環境指向、技術沖擊與新城開發、城市規模調整
在亨德城市體系模型中，城市在哪里出現是不確定的。造成這一問題的一個原因可以歸結為模型未考慮空間差異。在現實的經濟中，地區的自然地理、資源稟賦條件是有差異的，從產業層次看存在絕對優勢或者比較優勢，這也是傳統貿易理論解釋不同城市區域存在的原因。由于有限的自然景觀資源、礦產資源等在區域上的不連續分布，或者即使是連續分布，也由于開發時序與強度的不一致而導致了實際上的不連續，進而使得特定的產業在空間上進行不連續的調整。假定現實世界分為已開發區域與未開發區域，空間特性能夠帶來產業的比較優勢或絕對優勢，那么經濟會如何調整？
考慮某個地區，不妨設為沿海未開發地區，該地區由于未開發和沿海區位兩個因素與已開發地區相比具有更好的自然景觀和資源條件（由于運輸優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利用全球資源）。沿用3.1節“C-D-O分析框架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假定，進一步設B產業（如重工業）對上述的資源環境因素高度敏感。由于開發政策的實行，經濟中新增加了該地區B產業的名義工資曲線（設為Bn），并與大量的所有其他地區相比更高，如圖4（a）所示。但是，現在該地區并不能必然被開發，因為在人口到達No之前，該地區的實際工資低于其他地區。若人口達到No，則大量的其他地區的人口將自發的流入該地區，該地區將具有內生的增長能力，直到該地區的實際工資與所有其他地區相等，實現短期的均衡1 ,如圖4（c）所示。長期而言，由于該地區的差異性，不能被新的城市開發商創造，最終該地區的城市規模將大于最優的城市規模，但所有其他地區能實現最優的城市規模，并且所有地區的實際工資相等，實現長期均衡，如下圖4（d）所示。
從上述經濟調整的分析中，能夠得到一個有趣的結論：一個新區即使是從事自己具有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的產業，要發展成為一個城市必須有一個最小的投資（補貼）規模；在完成最小投資（補貼）規模后，新區的規模經濟效益才能足夠使城市實現內生發展。最小投資（補貼）規模由（1）式給出，同時滿足（2）式。其中Wc為整個經濟的實際工資，為常數；W(N)-c(N)為新區擁有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產業的實際工資。
上面討論的是地區差異的情形，是一個城市群內城市間的調整問題。那里由于假定了城市區域無限大量，所以現有的城市面對這種沖擊做出的調整很少。放松這個假定，一個直觀的結論就是由于資源環境要素在地理上的變動導致了城市產業人口向新區的遷移。但是，對于一個既定的城市群內的某個城市區域，面對外部環境的沖擊會如何做出調整呢？下面考慮技術沖擊的情形。
假定在現有的城市框架下，B產業經歷了一個正的技術沖擊，從而使得B產業的名義工資曲線上移。現在可將圖4中“新地區B產業名義工資曲線”看成是“技術沖擊條件下B產業的名義工資曲線”，其他對應曲線做類似處理。由于經濟的總人口不變，所以從事A產業的城市產業人口流向從事B產業的城市，直到兩類城市的實際工資相等實現短期均衡，最終走向長期均衡，皆能達到最優的城市規模。與技術沖擊前相比，技術沖擊后，從事A產業的城市變小，從事B產業的城市變大，但是整個經濟的實際工資都上升了。這表示，哪怕是不是從事經歷正向技術沖擊產業的城市，也能從該產業技術沖擊中獲得一定的好處，即得到更高的實際工資，而成本是城市人口的下降。
進一步放松上述關于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假定，假設勞動力不完全流動，從而勞動力供給曲線就變成了一條向上傾斜的曲線。此時城市的規模與標準的亨德森模型相比可能偏小，外部正向的技術沖擊不僅提高整體人口的實際工資水平，而且有可能使城市規模更大而趨向于更為合理，如圖4（e）所示。若實行城市規模管制政策，如控制人口規模為圖4（e）中的L點，此時勞動力的需求大于勞動力的供給，造成福利損失D由（3）式給出，無證人口的流入有利于城市整體福利的改進。
（四）交易成本、價值鏈分工與城市功能演化
不管是城市經濟學中的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還是新經濟地理學中的模型，企業是一個完整的單元。但是，現實經濟中的總部經濟、制造基地等事實表明，企業的組織在空間上可能是分化的。Duranton和Puga(2005)建立了一個模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考察。這實質是一個中間投入品為特征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Krugman等（1995），Venables（1996）較早的研究了這類模型。
假定企業的價值鏈分為商業服務和生產制造兩個環節，兩個環節之間的產品互為投入品，皆規模報酬遞增（規模報酬遞增程度可能是不一樣的，假定從行業層次講商業服務比生產制造的規模經濟性更強），那么企業就面臨著將這兩個環節分散還是集中布局的決策。若布局在一起，好處是節省了交易成本，壞處是布局在一起共同拉高了生活成本（比如造成擁擠，即兩個環節之間存在負的外部性）；若分散布局，好處是可以充分發揮各自的規模經濟，壞處是存在高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能是基礎設施、通訊技術等參數的函數。考慮極端的情況，在極低交易成本的條件下，對各環節而言，將這兩個環節分散布局比布局在一起顯然會有更高的名義工資曲線；反之，有更低的名義工資曲線。沿用3.1節“C-D-O分析框架與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字符假定，并對各情形下的名義工資曲線編號，在考慮了擁擠的成本效應后，得到了對應的實際工資曲線。短期均衡如圖5所示。
三個結論如下：①隨著交易成本的下降，城市規模不斷擴大。②在高交易成本的條件下，功能型（單一環節型）的城市規模小于一體化型的城市規模；在低交易成本的條件下，功能型（單一環節型）的城市規模大于一體化型的城市規模。③同等交易成本條件下，由于規模經濟的假定，商業服務型（或稱總部經濟型）的城市規模大于生產制造型的城市規模。
現在考慮另一情況，假定商業服務和生產制造兩個環節的產品并不是互為投入的，而只是生產制造環節需要商業服務環節的投入，那么交易成本只計入生產制造環節。設想初始經濟的狀況，由于高的交易成本，那么企業將生產制造環節與商業服務環節布局在一起形成一體化型的城市。長期而言交易成本不斷下降直到下降到某一程度，專業化建設城市就構成了城市管理者最優選擇，將生產制造環節的企業遷到新生的專業化的城市（或郊區）就是有利可圖的，則原有的城市逐漸轉向提供商業服務的城市。這個過程可能表現為城市的郊區化、去工業化和更多新的工業城市的創建。
（五）貿易開放與城市群內部差異和規模調整
3.4節交易成本與城市功能演化的問題，本質上也是一個貿易成本與城市功能演化的問題。但是，那里是一種投入產出層次上的貿易成本，而不是最終商品貿易成本，采用的模型是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下面采用新經濟地理模型探討商品貿易成本變化時城市結構的調整問題，首先討論兩城市間貿易成本變動時的情形，再考慮兩城市間貿易成本不變但這兩個城市與其他城市貿易成本變化的情形。
兩城市間貿易成本變動時的情形。沿用3.2節“C-D-O分析框架與克魯格曼中心模型”討論中的基本假設，進一步加入城市經濟學別關注的不可流動并且有限供給的土地因素，可以將土地作為投入要素也可以作為生活的成本要素。為了討論方便不妨假定土地為生活成本的影響要素，且其貢獻的成本為人口的增函數，從而該因素構成了經濟的又一個分散力量，用曲線c(N)表示，如圖6（b）。此時，經濟的總成本因素就由圖6（b）中的兩類曲線合成為鐘型曲線，如圖6（c）所示。
加入土地等擁擠因素后，城市間的調整與經典的中心理論相比表現出了一些有趣的結論。在城市間貿易成本極高的時候，經濟在E點達到對稱的均衡；隨著貿易成本一定程度的下降，對稱的均衡不再穩定，在K1或者K2達到非對稱的穩定均衡，每個城市都有一定的制造業，但其中一個占有的份額更大；最后當貿易成本足夠低時，經濟在E＇點達到對稱均衡,如圖6（d）。總結這個結論是：隨著城市群內城市間貿易成本的下降，城市間經濟差異先增加后下降，顯示出一個倒U型的過程。這與Krugman，Venables（1995）建立的模型結論類似。
兩城市間貿易成本不變但這兩個城市與其他城市貿易成本變化的情形，不妨考慮三區域的情形：東部、西部、國外。假定東部與西部的貿易為城市群區域內的貿易，勞動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動，商品貿易成本為固定為T；東部、西部與國外的貿易成本分別為T1,T2。
先考慮T1= T2時的情形。顯然，相比T1,T2低的情形，在T1,T2較高時，企業的主要市場是國內，勞動力在東西部間的流動有更強的后向關聯效應。此時。企業必定在東西部間非對稱的積聚，類似于上圖中K1或者K2均衡點時的情形。因為如果對外貿易成本高時顯對稱積聚，那么就不能得出在對外貿易成本低時更加均衡分布的結論，這與不同對外貿易成本條件下后向關聯效應不同的前提相抵觸。現在，讓T1,T2足夠降低，此時東西部就是外向型的地區，東西部間勞動力流動所能帶來的后向關聯效應很弱，等價于積聚力量減弱。此時，巨大的人口帶來的土地擁擠成本使得非均衡分布的城市結構向更加均衡的方向變化。對這種情形一個直觀的理解是：當T1,T2降低時，東西部的產品出口國外，對東西部而言如果分別將彼此看成國外，則相當于東西部互相之間的貿易成本T降低，東（西）部出口產品到西（東）部，類似于上圖中E＇均衡點時的情形。這個過程的結論是：隨著對外貿易成本的下降，城市之間的差異縮小。
再考慮T1與T2不相等的情形，不妨假設T1逐漸下降。此時，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可以將更多的產品出口到國外，西部地區勞動流向東部地區帶來的競爭效應減弱，并且由于進口產品也更加便宜，制成品價格指數降低，兩方面的影響使得東部地區的實際工資曲線上移。均衡的結果是，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城市規模增大，如圖6(e)所示。這個過程的結論是：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與外部貿易成本更低的地區規模更大。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介紹了整合新經濟地理模型和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理論分析框架--C-D-O分析框架。該框架由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提出，以勞動供給與需求為核心，是一個簡單的供需分析，但是能夠重現復雜的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和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的結論，并且可以延伸到諸如貿易成本、資源環境等變量的考察上，顯示出了很強的理論兼容性和解釋力，有利于相關理論的傳播和在政策上的應用。
然而，盡管C-D-O分析框架是一個易于應用的分析工具，但是從理論的嚴謹性講，卻是不足的。因此，建立規范的數理模型，整合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和亨德森城市體系模型仍然十分必要。如果有一系列這樣規范的數理模型，那么使用C-D-O分析框架將更加令人信服。這是以后的一個研究方向。當然，本文的C-D-O分析框架對相關數理模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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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微觀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擴展范文
關鍵詞： 反壟斷法；橫向合并；指南；反競爭效果
2010年8月19日，美國司法部（doj）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聯合了新版的《橫向合并指南》“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也可譯為“橫向并購指南”、“水平并購指南”，本文采“橫向合并指南”這一譯法，其中“合并”為廣義。關于2010年新指南，可訪問：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hmg-2010.html.（以下簡稱“新指南”），新指南替代了doj與ftc于1992年共同的《橫向合并指南》
雖然美國1992《橫向合并指南》在1997年對“效率”部分進行過小部分修訂，但1997年版指南并非獨立版本，美國在討論2010年指南的修訂對象時均指1992年版指南；美國1992年指南中譯本參見《外國法譯評》1996年第2期、第3期（王曉曄譯本）；關于1997年修訂版中譯本，參見：商務部條法司.主要國家（地區）反壟斷法律匯編［g］.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王曉曄譯本，可訪問：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hmg.htm.（以下簡稱“舊指南”）。美國《橫向合并指南》自頒布以來，其制度框架與分析方法便對全球企業合并反壟斷控制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而指南的每次修訂也都體現了合并反壟斷控制理論與實踐最前沿的信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以下簡稱《反壟斷法》）2008年才頒布，我國合并反壟斷控制制度仍待完善，如何構建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合并指南，更是目前我國理論與實務界面臨的重大課題。美國《橫向合并指南》此次修訂體現出美國合并反壟斷控制的重大轉型，其極可能對世界合并反壟斷控制的發展再一次產生深遠影響，及時對此次修訂加以研究，無疑對我國反壟斷立法的完善與執法的推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美國《橫向合并指南》修訂的背景
美國合并反壟斷控制最主要的成文法淵源是《克萊頓法》第7條，但該條只對合并反壟斷控制進行了原則性規定，所以在早期美國合并反壟斷控制的執法中任意性非常大。1965年，哈佛大學教授donald f. turner提出反壟斷政策應具備更大的明確性與經濟延續性，建議執法部門出臺合并指南。doj于1968年出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部合并指南，內容涉及橫向合并與非橫向合并，指南對執法部門可能禁止的合并類型及理由進行了明確說明。1968年指南非常強調市場份額等結構性因素，體現了哈佛學派的思想，這也與當時法院重視對市場競爭進行結構性分析的態度相一致［1］。1968年指南出臺后，歷經1982年、1984年、1992年及1997年4次修訂，指南的每次修訂不僅體現了當時政府對于經濟的理解，也體現了實際的執法經驗，其中1982年與1992年的兩次修訂是重大分水嶺［2］。1982年doj對合并指南進行了重大修訂，主導思想體現了重視效率分析的芝加哥學派的觀點，極大地增加了橫向合并審查中經濟分析的比例和復雜程度［3］。1982年版指南提供了一種嚴格的分析方法去界定相關市場，并提升了判定反競爭效果的市場份額與市場集中度的門檻，該版指南被很多人視為現代反壟斷法的一個里程碑，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合并反壟斷分析中的模糊性與不可預測性。1992年合并指南首次由doj與ftc聯合，作為兩個機構評估合并的主要政策依據，聯合的指南內容只涉及橫向合并。
目前美國非橫向合并審查方面的執法仍適用司法部1984年版《合并指南》中非橫向合并的相關內容。關于該版指南，可訪問：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614.htm.1992年版指南介紹了潛在反競爭效果的協同效應與單邊效應理論，明確了橫向合并分析的嚴格步驟：界定相關市場并測算市場集中度、判斷潛在反競爭效果、考慮市場進入、效率以及破產。從理論角度看，《橫向合并指南》只是表明了doj與ftc對于合并審查的態度，但實際上它也成為美國法院判斷一項合并是否違反反壟斷法的重要藍本［4］。
就2010年指南再次修訂的原因而言，除社會、經濟的客觀發展以及相關理論研究的革新需要包括指南在內的反壟斷制度予以及時調適和彰顯外［5］，有兩個主要原因直接促成了此次修訂：首先，執法部門認為舊指南的分析方法過于僵硬，嚴格遵循它可能使得部分具有嚴重反競爭效果的合并逃脫監管。實際上在過去數年中，執法部門內部已經采納了新的合并分析方法，舊指南中的很多要素已經與執法部門的最終決定關聯度不大，執法部門的實踐操作與舊指南內容脫節已經成為社會各界公認的事實。其次，舊指南的部分內容已經成為執法部門在法院訴訟中的嚴重束縛。美國法院在過去多年間已經逐步接受了舊指南的分析方法，特別是相關市場的界定方法，這導致當執法部門不遵循舊指南行事時，如執法部門沒能證明某個舊指南要求的因素或者法院對案件事實運用指南的分析法則得出與執法部門不同的結論時，往往執法部門會在法院敗訴。
doj與ftc 2009年9月共同宣布開始此次修訂，并邀請公眾參與評論，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等地進行了系列研討。系列修訂研討會就舊指南是否實際反映了doj與ftc合并審查當前的實踐進行了探討，同時就指南修訂過程中如何適當體現相關法律、經濟的最新發展情況予以了充分關注。在修訂過程中，兩個機構廣泛收集了包括律師、法學家、經濟學家、消費者組織及企業在內的社會各界提交的公共評論意見。2010年4月20日，指南修訂草擬建議稿草擬建議稿（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for public comment）剛好在美國律師第58屆反壟斷法春季大會召開的頭一天，在2010年4月21日至23日于華盛頓召開的大會上，該草擬建議稿成為大會關注的焦點，美國司法部負責反壟斷事務的助理檢察長christine a. varney以及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jon leibowitz親自到場對2300多名各界與會代表就指南的修訂過程及建議稿內容進行了詳細介紹，為建議稿的后續公眾評論提供了很好的基礎。關于草擬建議稿，可訪問： ftc.gov/bc/workshops/hmg/index.shtml.對外，供公眾評論，在對草擬建議稿的相應評論意見進行吸收后，兩個機構最終于2010年8月19日對外了正式修訂稿。
二、美國《橫向合并指南》修訂的主要內容
新指南反映了doj與ftc多年來對大量合并交易進行審查的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兩個機構2006年聯合的《橫向合并指南評論》
該評論（commentary on th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對理解美國橫向合并制度非常重要，2010年新指南就明確指出“2006年的《橫向合并指南評論》的內容對于本指南也具有有益的補充作用”。關于該評論，可訪問：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15247.htm.的內容。從指南的整體內容安排來看，舊指南的內容主要包括概論、市場界定與測量及集中、反競爭效果、市場進入、效率以及破產等六個部分。新指南在內容上進行了很大的調整與擴展，內容涉及概論、反競爭效果證據、目標消費者與價格歧視、市場界定、市場參與者與市場份額及市場集中度、單邊效應、協同效應、強勢買方、市場進入、效率、破產、競爭性買方合并以及部分收購等13個部分。下文將主要遵循新指南的體例對修訂的核心內容作一簡要梳理。
（一）反競爭效果證據
新指南包括一個新的部分稱為“反競爭效果證據”，該部分介紹了執法部門在合并審查中主要考慮的用以判定反競爭效果的證據類型與證據來源。新指南指出，執法部門在判斷一項合并可能導致的反競爭效果時，會考慮任何可行及可靠的證據。新指南提到的證據類型與證據來源，主要是執法部門在辦案中所發現的、在預測合并競爭效果方面最有價值的那些證據類型與證據來源。新指南列舉的證據類型包括：第一，已完成的合并中實際產生的競爭效果，比如合并后的漲價。第二，基于經驗的直接比較。執法部門會尋找那些在判斷合并競爭效果方面包含有用信息的歷史事件，比如去評估相關市場中最近的合并、進入、退出等帶來的影響。執法部門也會去尋找那些與相關市場類似的市場中所發生的相關變化的可靠證據。第三，相關市場中的市場份額及市場集中度。第四，合并當事人間的競爭程度。執法部門要考慮合并當事人是否已經成為或者如果不發生合并則可能成為實質性的激烈競爭者。第五，合并一方的破壞角色。執法部門會考慮一項合并是否可能通過消除“背離企業”（maverick firm）背離企業是指那些在市場競爭中有利于消費者利益，相對于其他競爭者而言扮演著破壞份子角色的企業，這些企業可能會抵制那些用于定價或在其他競爭條件上合作的行業標準。比如，一個企業可能通過新技術或者新商業模式來改變市場競爭條件，或者基于自身能力去擴大生產從而降低價格。來減少競爭。此外，新指南也解釋了上述證據的潛在來源，包括合并當事人、消費者以及其他產業參與者和產業觀察人士。
（二）目標消費者與價格歧視
較之舊指南，新指南對價格歧視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討論，分析了參與合并的企業判斷那些能夠承受更高價格的特定消費者或者消費者類型的能力。新指南的這部分內容反映了目前執法部門的實踐，執法部門過去數年在市場界定以及對競爭效果的評估中一直都對價格歧視予以重視。新指南指出，當檢驗一項合并可能的反競爭效果時，執法部門會考慮反競爭效果是否會因為購買相同或類似產品的消費者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比如,當賣方能夠通過對特定消費者進行可盈利的漲價來實施價格歧視時，消費者間不同的競爭效果便可能出現。當價格歧視具有合理可能性時，執法部門便可能基于消費者的類型而分別評估競爭效果。不過新指南也指出，只有在滿足“區分定價”與“限制套利”這兩個條件的前提下，價格歧視才具有可行性。首先，進行價格歧視的供應商必須能夠對目標消費者與其他消費者進行區分定價。其次，目標消費者不能通過套利來克服相關的價格上漲，比如從其他消費者那里購買或者通過其他消費者來間接購買。
（三）市場界定
新指南將市場界定的主要功能明確為兩項：首先，市場界定有利于具體確認產生競爭關注的商業及地域邊界；其次，市場界定可以讓執法部門確定市場參與者并測量市場份額與市場集中度。新指南最突出的一個變化就是降低了市場界定的重要性。在舊指南中，合并分析的第一步是界定相關產品市場與地域市場，在此基礎上執法部門通過測算市場集中度等途徑來具體判定合并的潛在競爭影響。新指南則指出，執法部門的分析不需要從市場界定開始，市場界定只是執法部門在評估競爭效果時可能運用的一系列工具中的一種，當能夠獲取反映競爭效果的直接證據時，執法部門將更倚重那些直接證據而非市場界定。新指南強調，有關競爭效果的證據也能夠支撐對相關市場的界定。比如，如果能夠證明因提供一組產品的許多重要競爭者的減少而導致這一組產品價格的大幅上升，這本身就能夠說明這組產品構成了一個相關市場。
現代市場界定的方法與市場勢力的經濟原理日趨一致,但同時也受到其他方法尤其是模擬方法(simulation approach)的挑戰［6］。新指南中界定相關市場的核心方法與舊指南一樣，主要是運用“假定壟斷者測試”（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去確定產品市場與地域市場，新指南就這種方法的應用以及可能影響其應用的事實的變化提供了例證，強化了該方法在合并分析中的重要性。新指南明確執法部門進行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測試ssnip即“小而顯著的非臨時性漲價”，作為一種測試相關市場的方法由美國1982年合并指南正式確定。ssnip測試通過尋找最小的產品群以及最窄的地理區域來判斷一個假定的壟斷者能否在一定期限內（通常一年）盈利性的維持高于競爭市場的價格（通常假定增長5%），如果假定的壟斷者在最小產品群中實施價格上漲而不能盈利，則將下一個最接近的替代產品加入相關市場中并再次運用ssnip測試進行分析，這個測試過程反復進行一直到假定的壟斷者可以盈利性地施加一項價格上漲為止，這樣界定的產品范圍與地理區域就構成相關市場。時，一般將合并沒有發生時市場上穩定的主導價格作為ssnip測算的基準價格。如果市場上的價格在不發生合并時可能改變，比如由于創新或者市場進入導致價格變化，則執法部門可能利用預期的未來價格作為測試的基準價格。如果由于協調行為的瓦解而使得價格可能在不發生合并時下降，則執法部門可能利用那些更低的價格作為測試的基準價格。指南也指出，在特殊情況下，執法部門實施假定壟斷者測試所使用的方法主要關注合并前的企業與假定壟斷者之間在市場激勵方面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不需要明確的基準價格。此外，指南還提到，當反映企業對于產品價值之特定貢獻的明確或隱含的價格能夠被合理明晰地確定時，執法部門也可能基于這些價格進行ssnip測試。新指南還強調了執法部門對ssnip測試的靈活性，執法部門對于ssnip的運用將基于產業特征而變化，價格增幅可能高于或低于5%，這實際上也反映了過去執法部門的實踐，如ftc就曾宣稱對石油行業以及超市行業的特定交易一般只采用1%的ssnip增幅進行測試。新指南還對“臨界損失分析”（critical loss analysis）臨界損失分析主要是試圖去測算導致壟斷者漲價失敗所必需的銷售額或產出額的減少幅度，即臨界損失，通過將這個幅度與實際漲價后可能發生的銷售額或產出額的減少相比較來確定某個替代產品或地理區域是否屬于同一市場。如果假定壟斷者的銷售額或產出額實際損失小于估計的臨界損失，表明漲價有利可圖，因而合并企業具有市場勢力，應將備選市場界定為相關市場。如果實際損失高于臨界損失，表明漲價無利可圖，因而合并企業沒有市場勢力，應擴大備選市場，將下一個替代品或替代區域納入相關市場。作為一種ssnip 測試的實施方法予以了明確。臨界損失要考察使得假定壟斷者漲價失敗（不能盈利）所必需的銷售額的減少幅度，新指南將假定壟斷者由于漲價而實際可能減少的銷售額稱為預期損失（predicted loss），并指出，如果預期損失小于臨界損失，則漲價對于假定壟斷者就是盈利的。在評估預期損失時，執法部門會考慮各種消費者替代的證據，包括對備選市場（candidate market）中合并前產品的利潤進行關注。新指南提到，除非企業實施協調行為，合并前產品的利潤越高一般意味著企業的產品面臨的需求價格彈性就越低，因此預期損失也就越低。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指南還加強了在界定地域市場時消費者所處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舊指南主要基于供應商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界定地域市場，而新指南則指出，當因目標消費者所處位置使得供應商的價格歧視可行時，地域市場也可能基于消費者所處的位置而被界定。
（四）市場參與者、市場份額及市場集中度
就市場參與者的判定，新指南提到，那些當前不在相關市場上，但面臨一項ssnip時卻可能快速進入市場供應產品并且不產生明顯的沉沒成本（sunk costs）
沉沒成本是指由于過去的決策而已經發生的不能由現在或將來的任何決策所改變的成本，沉沒成本常與可變成本作比較。在經濟學理論中，理性人做決策時僅需要考慮可變成本而不應該考慮沉沒成本。指南中此處的沉沒成本主要指不能在相關市場之外被恢復的進入或者退出相關市場的成本。的企業，也可被視為市場參與者。新指南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執法部門都基于相關市場中實際或預期的收入來測量企業的市場份額。新指南也維系了運用hhi指數hhi 為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的簡稱，hhi指數通過相關市場中所有市場主體的市場份額的平方和來測算市場集中度。美國1968年合并指南最初確定的市場集中度測試指標是cr4指標，即通過計算相關市場中4家最大的市場主體占有的行業總產出的相對份額來判斷市場集中度，美國1982年合并指南采用hhi指標替代了cr4指標。去測算市場集中度的作法，并提高了判定合并可能的反競爭效果的hhi指數門檻（見下表），從而更為接近實踐中執法部門應用的標準。
新指南的hhi門檻仍然低于執法部門過去數年實際適用的標準。從實踐來看，過去數年執法部門實際采用的標準明顯超過舊指南的標準。比如，ftc從1999年到2003年的執法表明，除石油產業以外，如果合并后的hhi低于2000，則ftc很少予以反對，除非是該市場上最大的一些企業參與了該項合并；對hhi低于2400的合并，ftc也不大反對，除非合并導致的hhi增幅為300或更高［7］。新指南也提到，執法部門可能利用市場中重要競爭者的數量來測量市場集中度，當重要競爭者與較小規模競爭者的市場份額存在明顯差距，或者當在相關市場中測量企業收入非常困難時，這種方法最為有效。
（五）單邊效應
doj現任首席經濟學家carl shapiro認為，1992年到2010年之間，美國合并控制最大的變化就是執法部門對反競爭效果中的單邊效應（unilateral effects）
單邊效應關注合并可能導致企業具有能力去單方面實施漲價、降產等損害市場有效競爭的行為。越來越重視［8］。較之舊指南，新指南對單邊效應的論述更為詳細。值得注意的是，新指南還將舊指南中反競爭效應的順序進行了調整，單邊效應成為獨立的一部分并調整到協調效應前，這也似乎可以反映出單邊效應理論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對單邊效應的分析中，新指南非常關注合并企業之間的直接競爭程度，重點分析了四個方面的問題：差異性產品市場中的單邊效應、價格由買賣雙方協商或由拍賣確定的市場中的單邊效應、同質性產品市場中產量或產能減少時的單邊效應，以及源自創新減少或產品種類減少的單邊效應。
新指南降低了市場份額在評估單邊效應時以往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依據舊指南，如果合并后企業在相關市場中的市場份額很低，執法部門一般不會關注單邊效應。新指南卻指出，執法部門可能對與合并企業之間直接競爭程度相關的任何合理、可行及可靠的信息進行評估，從而判斷可能的單邊效應。另一方面，舊指南規定，如果合并后企業的市場份額達到35%就意味著合并很可能導致單邊效應，新指南則取消了這一假定。
新指南介紹了執法部門用于評估單邊效應的新方法，對于出售差異性產品的企業之間發生的合并，執法部門可能采用“向上定價壓力”測試 (the upward pricing pressure，簡稱upp測試
upp測試法由ftc現任首席經濟學家joseph farrell和doj現任首席經濟學家carl shapiro系統提出。（參見：joseph farrell, carl shapior. antitrust evaluation of horizontal mergers: an economic alternative to market definition［j］.the b.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0,2010.）)來評估合并可能導致的單邊效應。比如，兩個出售差異性產品的企業合并之后，企業可能單方面地提高產品價格并能保持盈利，這是因為合并一方的產品因漲價而導致的銷售損失可能只是轉移到合并另一方的產品上，在這種情況下，合并企業產品之間的直接競爭程度就是判斷合并后單邊效應的關鍵因素。新指南提出，執法部門可能通過評估“轉移率”（diversion ratio）來判斷合并一方銷售的第一種產品與合并另一方銷售的第二種產品之間的直接競爭程度。這里的轉移率是指，因第一種產品價格的一次上漲而導致的轉移到第二種產品上的那部分銷售比例，即消費者將合并另一方的產品作為替代而產生的銷售損失比例。新指南指出，轉移率在評估單邊價格效應方面能提供非常有價值的信息，更高的轉移率可以說明發生單邊效應的可能性更大。在可以獲得充分信息時，執法部門可能評估轉移銷售額的價值，將其作為測試對于第一種產品而言源自合并的向上定價壓力的一種指示器。新指南指出，基于轉移銷售額的價值來判斷單邊價格效應，不需要依賴于傳統的市場界定或者對市場份額及市場集中度進行計算。因此，在差異性產品市場的合并案件中，執法部門可能更多地依賴轉移銷售額的價值來判斷單邊價格效應，如果轉移銷售額的價值較小，則產生顯著單邊價格效應的可能性就不大。
新指南強調了執法部門通過審查合并可能導致的非價格效應，比如對創新和產品多樣性的損害，來判斷單邊效應產生的可能性。創新問題以往只在其他指南如《知識產權許可反托拉斯指南》（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中被強調，新指南表明，執法部門會考慮合并是否會鼓勵合并后的企業將其創新努力降到低于合并前的一般水平，從而減少創新競爭。就創新的減少而言，可以體現為合并降低了合并后的企業對一項已經開展的產品開發繼續進行的激勵，或者降低了合并后的企業重新啟動新產品開發計劃的激勵。此外，指南也提到執法部門還會關注合并是否會導致競爭激勵減少，從而使得產品種類減少。
（六）協同效應
合并有可能不是通過單個企業來營造市場勢力的威脅，而是在行業內創造有利于串謀的條件［9］。新指南對協同效應（coordinated effects）
協同效應關注合并可能導致市場上的企業更便利地通過共謀去實施漲價、減產等損害有效競爭的行為。的討論與舊指南區別不大，新指南主要就合并對協同行為的影響以及如何證明一個市場容易受協同行為侵害進行了分析，更新了判斷協同效應時所考慮的因素。依據新指南，如果下述三個條件都符合，執法部門就可能基于協同效應對一項合并進行干預：（1）合并將很大程度地提高集中度并導致一個高度集中市場；（2）市場顯示出易受協同行為侵害的跡象；（3）執法部門具有可靠的依據去判定合并可能加重市場的這種易受侵害性。此外，新指南也對企業過去實施過共謀、市場定價的透明度、產品相對同質性、消費者轉換低成本以及“一致競爭條款”（meeting-competition clauses）
現實中主要有兩種一致競爭條款：一種是“不一致就解除”條款，賣方與消費者簽訂合同約定賣方將與競爭對手的價格一致，若不一致就解除消費者的購買義務。另一種“不解除”條款使得賣方對消費者的承諾以合同的形式固定下來，但沒有解除條款。一致競爭條款實質上是將消費者作為監督人，這種機制使得消費者有激勵去監督和舉報競爭對手的價格變化，這使得由于價格背離行為容易被發現，競爭者之間率先降價的激勵因而受阻。等能夠輔助判斷市場易受協同行為侵害的若干證據類型進行了說明。
（七）市場進入
對合并反競爭效果最重要的抗辯就是市場進入，如果市場進入很容易，即使合并產生一個在高度集中的市場中擁有很大市場份額的企業，市場進入也可能確保市場競爭機制在合并后持續有效地發揮。和舊指南一樣，新指南只對那些滿足及時性、可能性與充分性要求的市場進入予以考慮。新指南最明顯的變化體現在對市場進入的及時性要求上，舊指南明確執法部門一般僅考慮能在2年內完成的市場進入，新指南取消了2年期的規定，采取了更為模糊但實際上更為嚴厲的要求，即進入必須是“足夠迅速”（rapid enough）。在市場進入的可能性方面，新指南指出，如果市場進入對企業有利可圖，則市場進入具有可能性。市場進入的盈利性則依賴于進入市場后企業可能的產出水平、價格以及可能產生的依托于進入市場后企業運行規模的單位成本。在市場進入的充分性方面，新指南指出，如果市場進入至少能替代合并一方企業的規模或者實力，則市場進入是充分的。如果一個或更多的小規模企業沒有重大的競爭劣勢，則這些企業的進入也可能是充分的。此外，重要的是，新指南指出執法部門會考慮其他企業進入相關市場的實際歷史，并對這些證據給予實質性的關注。指南提到，當相關市場上的企業利潤出現非暫時性的增長，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仍然缺乏成功與有效的市場進入，則可以說明成功的市場進入可能是緩慢的或者困難的。如果相關市場上企業的市場價值大大超過它們有形資產的重置成本，則可能說明這些企業擁有高價值的無形資產，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新的市場進入者要去復制那些無形資產可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或者非常困難。
（八）效率與破產
1997年舊指南對“效率”部分進行了適當修改，進一步明確了效率抗辯的具體方法，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當市場集中度很高時，法院與執法部門對于接受效率抗辯還是有所質疑［10］。新指南沒有對舊指南中效率的規定作出實質性修改，但從整體上看，新指南對效率抗辯所要求的證據的可靠性比舊指南要高。和舊指南一樣，新指南認為執法部門只應考慮那些合并特有的、可認知的效率，盡管研發效率也可能被考慮，但其能否被有效認知，新指南保持懷疑的態度。
新指南在破產相關規定方面也沒有實質性變化，執法部門對破產企業抗辯的態度基本沒變，執法部分通常不會認為破產企業的資產將退出相關市場，除非滿足以下條件：（1）破產企業在不久的將來將資不抵債；（2）破產企業不能依據破產法的規定成功地進行重組；（3）破產企業已作過雖不成功但卻真誠的努力去尋找對其資產比較合理的報價，以便既能使其有形和無形資產繼續保留于相關市場上，又可使市場競爭受到擬訂合并更小的不利影響。
（九）其他方面的修訂
除上述這些方面外，新指南還對強勢買方（powerful buyers）、競爭性買方的合并（mergers of competing buyers）以及部分收購（partial acquisitions）等問題進行了分析。新指南專門對強勢買方問題進行了討論，明確了執法部門會考慮強勢買方對合并當事人的漲價能力進行抑制的可能性。比如，如果強勢買方有能力與激勵與上游企業垂直聯合或者資助市場進入，或者如果強勢買方的行為削弱了賣方之間的協同效應，則這種情況就可能發生。新指南也指出，主張強勢買方的買方勢力可能抑制合并后的漲價要受限于一系列的因素，執法部門不會僅僅因為存在強勢買方就去假定其能夠阻礙合并導致的負面競爭效應，因為即使是那些能夠通過協商而獲得有利條件的買方也可能被一項市場勢力的增長而損害。此外，即使一些強勢買方能夠保護他們自己，執法部門也會考慮賣方市場勢力是否會對其他的買方造成不利影響。
新指南也增加了一個單獨部分來討論競爭性買方間的合并。新指南指出，正如競爭性賣方合并能夠加強市場中賣方的市場勢力一樣，競爭性買方的合并也能夠強化市場中買方的市場勢力。買方市場勢力有時被稱為“買方壟斷力”（monopsony power）,在評估一項合并是否可能加強市場中買方的市場勢力時，執法部門將運用評估合并導致的賣方市場勢力同樣的分析框架，在界定相關市場時，執法部門則會強調在面臨假定壟斷者所愿意支付的價格的一次下降時賣方的替代性選擇。
新指南也反映了執法部門近年來對于競爭性企業間的部分收購越來越濃的興趣，新指南確定執法部門將對部分收購進行審查。新指南指出，執法部門將關注部分收購損害競爭的幾種主要方式。首先，部分收購可能通過給予收購企業去影響目標企業的競爭行為的能力，從而減少競爭。其次，部分收購可能通過減少收購企業去競爭的激勵，從而減少競爭。再次，部分收購可能通過讓收購企業獲得目標企業不公開的、競爭性的敏感信息，從而減少競爭。新指南也指出，雖然部分收購通常不能產生合并特有的效率，但執法部門還是會考慮部分收購是否可能創造可認知的特有效率。
三、對美國《橫向合并指南》修訂的評價
（一）新指南透明度與靈活性大為提高
整體而言，美國《橫向合并指南》此次修訂呈現出“透明”與“靈活”兩大特點，即新指南擴大了執法工作的透明度，同時也反映出執法工作更大的靈活性。新指南在內容上進一步淡化了
主義色彩，制度設計趨向一個事實為基、更富彈性的分析框架，整體上折射出了奧巴馬政府積極的反壟斷態度。
就透明度而言，doj與ftc在指南修訂過程中一直都將透明度的提升作為此次修訂工作的主旨。從最終結果來看，新指南在篇幅上較之舊指南有很大提升，內容也更為翔實，增加了諸如反競爭效果證據、部分收購等新內容，對于單邊效應等內容則作了重要擴展，并在指南中通過20多個案例對指南內容進行了具體說明。應該說，較之舊指南，新指南更為清晰地傳達了doj與ftc在橫向合并反壟斷審查過程中的執法思路與具體分析方法。
就靈活性而言，新指南拋棄了舊指南確定的“五步分析法”，
舊指南確定了界定市場并測算市場集中度、判斷潛在反競爭效果、考慮市場進入、效率以及破產五個核心分析步驟，這五個方面的內容也對合并反壟斷控制理論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構成了大量合并控制理論研究的分析主線。降低了市場界定的重要性，青睞更為直接的反競爭效果證據，采取了更為多元的分析方法。新指南指出，合并分析是一種以事實為基礎的程序，執法部門會結合他們的經驗對那些合理、可行及可靠的證據，運用一系列分析工具去評估合并是否會實質性的影響競爭。這意味著在具體案件中，執法部門將基于事實、環境和經驗去綜合運用各種不同的分析方法，而非遵循傳統上固定的、逐步的分析方法。
（二）新指南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發展
此次修訂體現了舊指南頒布后過去數年間合并反壟斷控制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并更好地反映了執法部門的實踐。
首先，新指南更客觀地反映了執法部門的實踐，解決了過去數年執法部門實踐與舊指南不一致的問題。執法部門的實踐在過去數年間與舊指南的內容存在很大差距，實際上通過舊指南已經無法獲得執法部門如何進行合并審查的真實有效信息。比如就相關市場界定而言，過去數年兩個執法部門在實際案件的內部操作過程中已經不將市場界定作為必經程序，而對有助于判定競爭效果的直接證據給予了更大的關注。再比如hhi指數門檻，執法部門實際控訴的合并交易往往都大大超過舊指南確定的門檻。舊指南的很多內容實際上對于執法部門而言已經名存實亡，新指南更好地反映了執法部門的態度，這將有助于外界把握執法部門對于橫向合并的真實態度。
其次，新指南吸收了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合并指南自1982年版開始便明顯地不斷強化經濟分析色彩，每一次修訂在都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反壟斷經濟學理論的最新發展。合并反競爭效果最初的經濟學理論主要集中于協同效應的解釋上，1983年salant等人提出單邊效應概念后［11］，經濟學理論對單邊效應的研究便不斷深入，執法部門過去數年中已經開始越來越重視合并可能帶來的單邊效應。此次修訂吸收經濟學研究成果的一個突出例證就是在單邊效應分析中upp測試法的引入。upp測試法近兩年引起了美國理論與實務界的熱議，新指南最終予以吸收，將其作為兩個執法部門日后判定單邊效應的重要工具之一。
再次，基于合并經濟效果的復雜性，與過去幾次修訂一樣，此次修訂持續體現著“去結構化”特點。競爭作為一種發現的過程，對于合并反壟斷控制所體現的人類理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戰，而隨著諸如網絡經濟以及經濟全球化等現代經濟模式的發展，今天的合并反壟斷控制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復雜問題。美國合并指南出臺之初，具有典型的結構主義色彩，集中體現于在判定合并反競爭效果時對市場份額與集中度的過分倚重。從指南過去各版的修訂來看，修訂中一直貫穿著一條主線，即不斷掙脫指南早期強烈的“結構主義”特性。在“去結構性”這條道路上，指南的此次修訂應該說是很大的一次跳躍，這可以從固定分析框架被打破、市場界定以及市場份額和市場集中度的作用被大大降低這些方面反映出來［12］。
最后，新指南的出臺建立在美國所具備的相關成熟條件基礎上。美國執法部門在多年執法的基礎上積累了合并審查的豐富經驗，法學教育體制及專業人員流動機制
美國法學教育的基礎學位為jd，這也是美國法律職業的主流學歷，由于攻讀jd學位前一般需要獲得其他學科的學位，這使得美國法律職業人員往往具有綜合性知識背景，加之執法人員、學者與律師三者間的流動在美國非常暢通，許多反壟斷從業人員都在這三種身份間變動，這些因素也促進了美國反壟斷從業人員素質的提高。也促成了美國反壟斷從業人員的高素質，而美國在反壟斷經濟學等理論研究方面的領先地位也為指南的修訂提供了扎實的學理給養，這些因素都為指南的不斷革新與執行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三）新指南降低了合并審查的確定性
新指南瓦解了過去多年舊指南建構起來并為社會各界所廣為接受的分析框架，吸收了新的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橫向合并反壟斷審查的統一性，并帶來了不確定性。
首先，傳統分析框架被打破，使得合并執法的可預期性降低［13］。實際上，在指南修訂過程中，對于是否廢除傳統的固定分析框架，一直存在爭議。很多人都認為，傳統的分析框架雖然不完美但也提供了堅實的分析基礎，為合并反壟斷審查創制了可預期性［14］。對于新指南的修訂，甚至有觀點認為執法部門打開了“潘多拉魔盒”［15］。就美國司法系統而言，法院多年來已經接受舊指南確定的分析方法，下一步法院是否會接受新指南所倡導的靈活分析模式，特別是對市場界定的態度是否會改變，仍不明朗［16］。實際上這種沖突已經出現，在2010年8月新指南剛不久，美國一個地方法院就否決了ftc對lundbeck公司一項已經完成的收購的事后指控。
ftc v. lundbeck, inc., civil no.08-6379, slip.op., 2010 u.s. dist. lexis 95365 (d. minn.aug.31,2010).該案涉及lundbeck公司收購一種涉及動脈導管的藥物治療方法，ftc認為該收購使得lundbeck將其早期收購的針對同種疾病的治療方法的價格提升了1300%。盡管ftc舉出企業合并后漲價的證據，法院還是因ftc沒能對相關產品市場進行說明而拒絕了其訴求，法院仍然認為市場界定是合并反壟斷控制的必要前提。因此，如果日后法院普遍與執法部門的態度不一致，則合并交易不可避免地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
其次，新指南吸收的新經濟學方法由于缺乏充分的實證基礎，其科學性仍待檢驗。以upp測試而言，該方法主要停留于學理探討，仍缺乏充分的實證經驗作為支撐［17］,而新指南對其具體運用也缺乏充分的說明，類似方法的可行性與有效性仍待觀察。
再次，指南對于合并可能導致的非價格效果的關注度仍顯不足。應該說較之舊指南，新指南對于非價格效果的關注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如對由于減少產品質量、種類、服務或者減少創新而導致的消費者損害給予了更多的關注，但這方面的規定仍顯粗糙。新指南后，ftc現任委員j.thomas rosch便了一份獨立聲明，指出新指南仍然過度強調基于價格理論的經濟學原則及模型，相比之下，對于非價格競爭效應的關注還是顯得不夠，沒有提供一套有關非價格效應方面的清晰分析框架。
最后，在新指南框架下，企業可能面臨更高的交易成本。新指南更為靈活的分析框架也意味著執法部門更大的執法裁量權，如在合并申報過程中，當事人需要出示的證據類型可能更為復雜與靈活，而由于新指南對數據的重視進一步提高，則很可能導致執法中對當事人過重的信息要求［18］，新指南的這些變化可能使得部分交易面臨更大的交易成本。
四、美國《橫向合并指南》修訂對我國的啟示
（一）盡快研究制定橫向合并指南
對于企業合并，我國《反壟斷法》借鑒歐盟的作法
使用了“經營者集中”的概念，該法第4章對經營者集中進行了規定，涉及集中的概念、集中的申報、審查程序、審查的標準、附條件批準等內容。《反壟斷法》實施前，我國有關經營者集中反壟斷控制的主要法律規定為外經貿部（現商務部）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等部門2003年聯合的《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
該暫行規定在2006年修改為《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2009年該規定再次結合《反壟斷法》進行了修訂。《反壟斷法》出臺后，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又頒布了系列法規、規章及規范性文件，其中涉及企業合并反壟斷控制的主要有：《國務院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于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金融業經營者集中申報營業額計算辦法》、《經營者集中申報辦法》、《經營者集中審查辦法》、《關于實施經營者集中資產或業務剝離的暫行規定》等。此外，為了指導經營者集中申報前的商談和具體申報工作，商務部還制定了《經營者集中商談規則》、《經營者集中反壟斷申報流程圖》、《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的指導意見》和《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文件資料的指導意見》等指導性文件，對經營者集中申報的一些重要環節進行細化和指引，便利當事人進行經營者集中申報。
在反壟斷基礎性法律之外制定具體的合并指南是目前世界各國的通行作法，而考慮到橫向合并與非橫向合并的經濟原理以及導致的競爭效果存在很大的不同，目前各國的趨勢一般都是制定單獨的橫向合并指南。就我國制定橫向合并指南的必要性與意義而言，我們可以從以下四方面來認識。
首先，制定橫向合并指南是我國反壟斷法律制度完善的要求。《反壟斷法》的頒布不是我國反壟斷立法的結束，而是剛剛走完的第一步［19］。我國在《反壟斷法》之外積極出臺了系列法規、規章與規范性文件，但橫向合并反壟斷控制的制度體系仍不完善，也不統一，且主要局限于程序性規定。我國需要對這方面的制度設計盡快予以整合完善，確保合并反壟斷控制這一高度專業的工作能夠有效開展。
其次，制定橫向合并指南是規范與促進執法行為的要求。只有通過完善干預權的立法，將干預權行使的步驟、次序、方法系統性地納入規范的渠道，進行具體、完備、透明的操作，才能在根本上防止干預權的濫用［20］。我國《反壟斷法》剛實施不久，執法部門的經驗積累并不充分，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制度的明確性、統一性與穩定性的要求就更高。通過指南來確定合并審查的具體分析框架，有利于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的統一與高效，同時也可以提高執法透明度，避免執法權的濫用。
再次，制定橫向合并指南有利于增進市場交易預期、促進市場發展。合并指南的制定可以讓包括企業在內的社會各界了解執法部門對市場上合并交易的態度，從而在交易中可以進行相應調適，提高合并交易的預期，節約交易成本。
最后，制定橫向合并指南有利于市場競爭文化的培育。我國仍處于經濟轉軌期，《反壟斷法》所體現的市場自由競爭文化在我國仍然不足，《反壟斷法》執法初期合并指南所承載的競爭文化培育功能不容忽視。競爭文化的宣傳、教育，可以凝聚共識，化解分歧，減少反壟斷法的施行成本［21］。指南通過對具體合并反壟斷控制規則的明確，讓社會各界更好地了解合并控制機理，可以促進包括企業、消費者在內的各種主體自由競爭意識的生成與深化。
（二）合理把握橫向合并指南的內容
研究制定橫向合并指南首先需要對指南的內容有個整體把握，美國《橫向合并指南》多年發展所形成的制度體系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筆者將合并反壟斷控制制度歸納為三大子制度群，即“反競爭效果認定制度群”、“反競爭效果抗辯制度群”和“反競爭效果補救制度群”。這種歸納實質上關聯于合并反壟斷控制的基本原理，合并作為一種利弊兼具的經濟現象，對其理智處理需要關注規模經濟與市場勢力效果，進行相應的權衡也就不可避免［22］，合并反壟斷控制就是在合并導致的積極效果與消極效果之間作取舍。“反競爭效果認定制度群”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通過制度設計來甄別一項合并可能給市場競爭帶來的負面影響，主要由相關市場界定制度、市場集中度測定制度、單邊效應判定制度、協同效應判定制度以及這些實體分析所關聯的證據制度和諸如ssnip與hhi等經濟分析方法和定量指標所構成。“反競爭效果抗辯制度群”則是判定是否存在特定因素抑制合并反競爭效果或者使得容忍反競爭效果具有正當性與合理性，主要由市場進入抗辯、效率抗辯以及破產抗辯等制度及相關的證據制度和經濟分析方法與定量指標所構成。“反競爭效果補救制度群”則是在維護市場有效競爭與促進企業合理發展之間獲得平衡，通過對特定合并交易附加條件來確保在合并順利進行的同時不會產生嚴重的反競爭效果，由資產剝離等結構性救濟制度與知識產權許可等非結構性救濟制度、相關的證據制度、經濟分析方法與定量指標所構成。這三大子制度群構成了合并反壟斷控制的基本圖景，可以認為，合并反壟斷控制主要就是圍繞著合并可能導致的反競爭效果的判定—抗辯—救濟三個核心環節來展開。
“反競爭效果補救制度群”，即合并救濟
“合并救濟”源于英文“merger remedy”的中文翻譯，也可譯為“合并補救”、“并購救濟”，“merger remedy”一詞為國外理論與實務界的主流用法，我國《反壟斷法》中使用的概念是“經營者集中附條件”。制度，是否納入合并指南，該問題在美國《橫向合并指南》最新修訂過程中也曾討論過，主流意見認為合并救濟措施的靈活性可能會影響指南的穩定性，因此合并救濟不適合納入指南，最終出臺的新指南也維持了這種思路，這實際上也是目前美、歐的一致作法。
美國有關合并救濟的主要文件是2003年ftc的《合并救濟協商聲明》（statement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 bureau of competition on negotiating merger remedies）和2004年doj的《合并救濟指南》（antitrust division policy guide to merger remedies），歐盟是2001年歐委會并于2008年修訂的《合并救濟通知》（commission notice on remedies acceptable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and under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02/2004）。
筆者認為，合并救濟措施的靈活性是相對的，這并不影響將其納入合并指南，相反，包含合并救濟制度的后合并指南在內容上會更完善，整個合并反壟斷控制機理也表達得更為清晰與連貫。就我國橫向合并指南的制定而言，將合并救濟制度納入指南應作為可能的方案之一。因此，筆者主張我國橫向合并指南的內容設置主要圍繞“反競爭效果認定制度群”、“反競爭效果抗辯制度群”和“反競爭效果補救制度群”三方面展開。就目前而言，我國這三方面的制度建設都不完善，特別是后兩個方面的制度建設更是不足。考慮到各方面的條件，短期內我國可以分步驟就三大制度群暫時逐步出臺指南或者分別出臺指南，長遠而言，則可以考慮出臺涵蓋這三方面制度群的大而全的統合性橫向合并指南。
（三）平衡合并審查制度的確定性與靈活性
如前所述，美國《橫向合并指南》此次修訂的突出特點之一是合并審查的制度框架更為靈活，打破了舊指南確定的“五步分析法”，甚至連市場界定這一合并審查傳統起點的重要性也被大大降低，這一最新發展趨勢提醒我們，要關注合并審查制度的確定性與靈活性的平衡。合并審查制度的靈活性實質上主要源于合并導致的經濟效果的復雜性，美國《橫向合并指南》每次修訂的不斷“去結構化”主要就是基于對合并經濟效果之認識的不斷深化與革新。
靈活的合并審查制度框架可能更為科學合理，但也對執法部門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現階段我國合并反壟斷審查應以制度的確定性為原則，個案中的靈活性為例外。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的考慮：首先，目前我國執法機構及市場主體的相關經驗與專業知識仍然不足，人員素質還不足以去適用一套太過靈活的合并審查制度。其次，我國也缺乏足夠的執法經驗去建構一套科學合理的靈活分析框架。美國新指南的靈活分析框架建立在多年的執法經驗上，而我國仍處于反壟斷執法的初級階段，還沒有獲得足夠的實證經驗積累去建構一套符合我國市場特點的靈活性制度體系。再次，我國合并反壟斷審查的經濟學理論支持也不充分，特別是針對我國特定經濟轉軌期及產業特點而開展的合并反壟斷經濟學研究仍然不足，這使得現階段我國對于采取更為靈活的合并審查框架更應該慎重。最后，合并審查的可預期性在反壟斷執法初期非常關鍵，不應盲目追求制度的靈活性而影響制度的可預期性。反壟斷執法初期，合并審查更大的確定性對于執法部門與市場而言都非常必要，一套相對穩定與明確的制度框架有利于節約各方成本，也對市場競爭文化的培育具有積極意義。
在把握合并審查制度確定性的基礎上，我們也應該對制度的必要靈活性給予足夠的重視，這要求我們在特定案件中也應保留一定的靈活性，而不能完全拘泥于形式化的分析路徑。筆者認為，主要可以通過以下四方面來把握合并審查中制度穩定性與靈活性的平衡：首先，一般案件的分析應遵循相對穩定而明確的分析框架，這套分析框架主要圍繞相關市場界定、市場集中度測定、反競爭效果判定、市場進入與效率等反競爭效果抗辯因素的考量以及合并救濟等環節展開。其次，允許執法部門在特定案件中打破常規分析框架進行審查，比如避開市場界定而采納特定的直接證據類型。再次，執法部門在內部必須建立一套嚴格的內控機制來確保非常規分析的合理性與可靠性，如建立非常規案件的內部復審制度。最后，通過外部輔助機制進一步確保非常規分析機制的合理性與科學性。比如，在非常規分析案件中引入專家證言、強化這類案件審理中對競爭者、消費者、社會團體等第三方主體的咨詢以及社會聽證等。
（四）加強合并審查中法學與經濟學的融合
反壟斷法與經濟學理論的聯系非常密切，反壟斷法自誕生以來就將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中的產業組織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23］。近幾十年以
來，經濟學對反壟斷法的作用更是越來越大。波斯納法官甚至指出，當今在反壟斷問題上，經濟學方法之外的其他各種視角已經基本上銷聲匿跡［24］。目前包括美國、歐盟在內的發達國家、地區的反壟斷法發展更是呈現出法學與經濟學加速融合的趨勢，包括倚重數學工具的計量經濟學也都在美、歐反壟斷立法與執法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合并反壟斷審查的實質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合并作為企業成長的一種重要途徑可以帶來規模效應，但合并在帶來效率增進等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容易導致反競爭效果，如橫向合并就容易導致企業間的協同或者單邊限制競爭行為。但是，要具體對合并可能導致的經濟效果進行利弊分析并作出定性判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需要結合各類市場數據進行定量分析，這就需要運用各種經濟學理論以及相應的模型對個案進行具體分析［25］。因此，對企業合并這種經濟現象進行反壟斷審查時，我們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經濟分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倚重經濟分析，這就要求在合并反壟斷審查過程中，將法學與經濟學進行高度的融合，而這種融合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通過經濟學的定量分析來支持法學的定性判斷。
合并審查中法學與經濟學的融合主要可以體現在合并審查規則中經濟學理論的融入、執法人員經濟學基本素質的提高以及執法工作機制中法學與經濟學分析的協調三個方面。首先，合并審查規則中經濟學理論的融入。這包括合并審查規則對合并關聯的經濟學原理以及特定經濟分析方法的吸收以及量化指標的確立。比如市場界定中的替代性理論、合并競爭效果的單邊效應理論與協同效應理論，以及ssnip法、臨界損失分析法、upp測試法和hhi門檻等，這些都是合并審查規則中經濟學理論融合的例證。需要強調的是，我國應加強針對自身市場特點的反壟斷經濟學研究，特別是諸如市場份額與市場集中度的量化指標不能簡單地借鑒國外的數值，必須結合我國的特殊市場條件進行測算，這樣才能確保我國合并審查制度中經濟學理論融入的科學性。
其次，執法人員經濟學基本素質的提高。由于我國的法學教育體制，許多執法人員的專業知識背景單一，缺乏基本的經濟學知識基礎。就反壟斷執法而言，我國必須重視執法人員必要經濟學知識的培訓，因為這對于理解反壟斷規則以及更好地執行規則都具有基礎性的意義。執法部門應考慮建立常態化的執法人員經濟學培訓機制，從而提高反壟斷執法人員經濟分析與理解的能力。
最后，執法工作機制中法學與經濟學分析的協調。由于合并審查的經濟分析專業性非常高，因此執法人員適當的經濟學培訓并不能替代專業性的經濟分析工作，美、歐等發達國家、地區的反壟斷執法部門都有一套成熟的法學專家與經濟學專家分工合作機制。我國商務部反壟斷局已經建立了專門的經濟分析部門，但規模仍然有限，下一步如何加強合并審查中的經濟分析力量，并形成科學的法學、經濟學分工合作機制，是我國執法部門需要重視的問題。
（五）建立合并案件跟訪制度
合并案件跟訪制度是指對于審結的案件（包括無條件通過、附條件通過以及禁止）中具有典型特色或重大影響的案件，執法部門內部建立一套對這些案件的市場反應進行后續跟蹤回訪與分析總結的制度。對以往案件的跟蹤與研究實際上也是國際經驗，美國、歐盟都會基于對以往案件的分析，就合并反壟斷審查相關研究報告。
建立合并案件跟訪制度的積極意義可以體現在下述幾方面：首先，案件跟訪有利于及時總結執法經驗，可以加快我國執法經驗的成熟，并為制度的完善與執法的優化積累實證信息。其次，通過案件跟訪可以基于個案來檢驗制度的科學性以及執法的合理性。由于我國缺乏充分的反壟斷實證經驗，制度的建設主要還是靠借鑒域外經驗，制度的本土融合性并未歷經充分的驗證，因此反壟斷執法初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試錯”性質。在這種背景下，通過案件跟訪來盡量減少“試錯”的代價便具有積極的意義。最后，案件跟訪制度也有助于加深對我國市場競爭特性的深入認識。我國處于經濟轉軌期，特殊的經濟體制與產業格局必然對市場競爭帶來一定的影響。通過案件跟訪制度來考察合并當事人的市場行為以及市場競爭格局的真實反應，這無疑也有助于加深對我國市場競爭特性的認識，而諸如市場集中度等定量指標的設置也可以通過這一過程進行檢驗與測試。
合并案件跟訪制度的建構可以從案件跟訪的途徑與原則以及跟訪所獲信息的處理與利用兩大方面來把握。首先，案件跟訪的途徑與原則。目前我國執法資源有限，案件跟訪應盡量通過低成本的途徑來進行，并且以不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為原則。比如，開通特定的執法信息跟蹤網絡平臺，就合并案件的后續市場反應向社會提供信息傳導平臺。此外，還可考慮對特定案件涉及的經營者、競爭者、行業協會、社會團體、消費者代表等定期召開座談會、進行電話或郵件回訪與溝通。其次，跟訪所獲信息的處理與利用。執法部門可以在內部建立審結案件數據庫，并可以有意識地分產業進行案件跟訪與數據庫建設，盡量把握不同產業的特性。執法部門還可考慮定期對案件跟訪獲得的信息組織專家進行分析研究，為下一步的制度完善與執法改進提供有益的支撐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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