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文化的定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非遺文化的定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非遺文化的定義范文

一、教育環境 

（一）社會環境 

“叮叮腔”所在的江蘇徐州市，是國家級歷史名城，素有五省通衢的江蘇徐州是彭祖文化、兩漢文化的發源地，也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集萃之地。徐州市共有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101項，其中入選國家級名錄9項。眾多“非遺”項目的開發均來自當地本土資源。政府部門，特別是教育行政部門的重視和扶持，是影響”非遺”校園傳承的主要外部力量之一。政府部門及各級領導的重視、關心和支持，對“非遺”校園傳承起著無形的推動作用，在政策上、資金上、社會宣傳上可以為校園傳承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有利因素，為“非遺”校園傳承創造事半功倍的積極因素，這些有利因素表面上作用于學校，卻在無形中推動了“非遺”校園傳承向更深層次發展，促進“非遺”校園傳承具有更強的主動發展機制。 

（二）學校環境 

徐州工程學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堅持地方性、應用型的辦學定位，學校注重結合區域文化特征，努力發揮文化傳承功能。學校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與傳承作為高校發揮文化傳承與創新功能的突破口，積極推進“非遺”進校園、進課堂、進教材、進科研工作。首先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教育教學的探索與實踐，是我校教學改革與課程建設的一大特色。學院將區域性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為教學資源，開展特色課程群建設，實現錯位發展，形成了自己的辦學特色，探索出一條地方高校立足區域文化，加強校地互動，實現文化傳承與創新，具有原創性和推廣價值的可行路徑。為了打造高水平研究基地與交流平臺，徐州工程學院整合人文學科的力量，2009年，建立了“淮海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并在2009年和2011年徐州工程學院與徐州市文化局共同承辦“中國·徐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高層論壇”，文化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等領導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120余人出席會議并給予了大力的支持。“淮海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獲批江蘇省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校外研究基地，相關建設成果獲得教育部“高校校園文化建設”優秀獎。學院非常注重校地互動、資源共享、特色互補，積極為地方經濟文化建設服務。新機制的建立，可以使我們共同譜寫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創新交響曲，通過三支隊伍共商“非遺”保護、傳承與創新，使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得以彰顯與傳遞。在這樣的環境下，淮海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徐州工程學院的研究和保護工作得到良好的發展。 

二、教師在“非遺”傳承中的作用 

教師作為“非遺”校園傳承的主體，應該說是“非遺”校園傳承的開發者、實施者、貢獻者。“非遺”專業是新興的專業，“非遺”課程也是新興的課程，雖然國內越來越多的高校與研究機構開設與“非遺”相關的專業，但是在高校從事“非遺”教學和研究的教師很少是“非遺”專業出身。以徐州工程學院為例，從事相關研究的教師主要為文學、藝術學、體育學等專業。教師在“非遺”教學的過程中如何保證有一個正確的“非遺”課程意識、專業的素養等等，這些都將對“非遺”在校園傳承的教學實施產生直接影響。對于課程改革有過這樣一句話：“課程改革的失敗不一定在于教師，而成功一定在于教師。”可見，“非遺”校園傳承的成敗教師起著決定性作用。根據筆者這幾年在工作中的體會大致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授課方式 

“叮叮腔”的教學采用了1+1模式授課，也就是說一位老師和一位藝人共同完成一節課。“叮叮腔”的民間藝人大都是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農民，語言表達也是地道的銅山利國地方方言。比如目前健在的吳承瑛和孫為榮老人，一位沒有讀過書，一位是小學畢業，所以在“叮叮腔”理論方面的講解（比如解說劇本、表演藝術、音樂唱腔方面的理論知識），就需要專業的老師來完成這部分工作。因為戲曲類“非遺”項目地域性和專業性較強，這部分工作由民間藝人擔任（唱腔和身段的表演）。教師可輔助老藝人做一些讀譜，以及唱詞的解釋等工作。也就是說教授“叮叮腔”的教師是由兩類人構成，一是本校教師；二是“叮叮腔”民間藝人。以校內教師與校外藝人1+1的方式進行教學。 

（二）開設“非遺”選修課程 

2012年筆者在所在學校面向部分專業的同學開設了《徐州“叮叮腔”的傳承與保護》的專業選修課。本課程是藝術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基礎指導選修課，也是伴隨學校“非遺”保護研究特色化、“淮海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課程建設”群集化而生發的行動研究性課程。即以音樂人類學、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為基礎，建構以“叮叮腔”為核心的保護知識體系，結合田野調查、排演劇目實踐，并呈現開放性、綜合性的地方特色活動課程。 

本課程是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地方民間戲曲“叮叮腔”的詮釋（“非遺”視野），一方面彌補了傳統文化中“小傳統”教育的不足。讓學生了解更多的民族傳統，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另一方面增強了學生對傳統文化的保護意識，認識到保護傳統文化就是保護我們的精神家園，并采取積極行動參與保護（排演劇目、對保護的調研等）。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在校園中形成一種宣講“保護文化遺產”的氛圍，激發更多的學生關愛文化遺產，增強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凝聚力。尤其通過本課程排演劇目的學習，激發學生對文化遺產的興趣，在豐富校園的藝術文化生活的同時，用實際行動來傳承文化遺產。 

（三）教師在科研上對“非遺”項目的研究 

課題研究是“非遺”校園傳承得以持續有效實施的保障。在上文提到，“非遺”專業是個新興的專業，大量從事“非遺”教學研究的教師不具備“非遺”研究的知識背景，必須通過不斷學習和研究他人所取得的成績來保證自己有一個正確的“非遺”課程意識、專業的素養。“非遺”科研是“非遺”保護的高級階段，通過自己的思考和實踐，然后總結歸納成可供同行們參考的寶貴經驗，并把這種經驗進一步實施到自己的“非遺”保護實踐中去。更促進了“非遺”保護在校園里健康有序的發展。　從學校的角度來看，重視“非遺”科研無非是有著積極的意義，以徐州工程學院為例，自2009年，建立了“淮海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這為學校教師搭建了一個良好的“非遺”研究平臺，學校鼓勵教師們對地方“非遺”項目進行研究，在政策上給予支持。短短的幾年間，學校教師已發表“非遺”類相關論文105篇，省部級課題 8 項，市廳級課題103 項，這對徐州甚至周邊地區的“非遺”項目的保護做了巨大的貢獻。 

從學生的角度來說，可以通過直接參與“非遺”項目的申報和研究工作，使自己更進一步的從社會、歷史、傳統、風俗等方面更全面的了解“非遺”文化，并且能讓“非遺”傳承植根于年輕人的意識中，達到校園“非遺”傳承的根本目標。以“叮叮腔”為例，2012年，10級音樂系張夏夢同學申請的項目《非物質文化遺下視角下的徐州“叮叮腔”音樂采錄、整理與研究》被評為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并成功結項。張夏夢同學在了解和研究“叮叮腔”之后，把自己的畢業論文目標定為自己家鄉的小戲——“淮海戲”，并最終高水準的完成了自己的畢業論文。12級音樂系學生孫亞、張雅文所申報項目《徐州“叮叮腔”老藝人口述史調查整理》被評為校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計劃訓練項目。學生們在申請和研究“非遺”項目的過程中，能夠基本掌握科研的基本操作方法，為自己畢業論文的撰寫以及進一步的學習、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礎。 

三、學生在“非遺”傳承中的作用 

學生與教師一樣，也是影響“非遺”校園傳承的關鍵因素，是“非遺”校園傳承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學生的主動參與意識、學習能力及其學習方式都會影響到“非遺”在校園的傳承。學生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參與“叮叮腔”的保護傳承工作。 

（一）田野調查。2012年7月，學生們就奔赴“叮叮腔”的流泛地開始了第一次的田野調查。這次田野調查也是在1960年徐州師范專科學校師生對“叮叮腔”進行全面普查之后的又一次的田野調查，經過漫長的半個世紀的空白期，把接力棒送到了這些學生手里。同學們得知后充滿了對“非遺”文化保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現有的關于“叮叮腔”發展的文字、圖片、音像進行大量的搜集與整理，調查其流布范圍、密度及其文化生態等情況，掌握客觀詳實的第一手資料。2015年7月，再一次對“叮叮腔”藝人的口述史做了詳細錄音整理。然后將各相關類別的資料進行系統的歸納與整理。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 

（二）學唱排演“叮叮腔”。為了讓學生進一步的了解“叮叮腔”，更深層次的領悟“叮叮腔”的魅力，在學生通過“叮叮腔”選修課程的學習，基本上掌握了該小戲的唱腔以后，我們又聘請了“叮叮腔”的專業演員幫助同學們排演“叮叮腔”劇目。主要是通過唱、念、做、舞、音樂、服裝、扮相等幾個方面入手，為其“活態化”的傳承做出實際行動。2013年12月16日，音樂系孫亞、梁歡歡、馬芯如、張雅文同學排演的“叮叮腔”劇目《梁祝》參加了江蘇省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校外研究基地“淮海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傳承“非遺”項目匯報演出，她們俊俏的扮相、專業的演唱受到專家學者們的一致贊揚。 

（三）論文寫作 

從學生層面上看，如何使他們更深入地學習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論知識、技能和審美特征，提高他們對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藝術的熱愛？論文寫作無疑可以幫助他們更加深刻的思考這些問題。我校10級音樂班徐達2013年暑假到“叮叮腔”的原發地徐州市利國鎮進行了7天的田野調查并跟老藝人面對面學唱了“叮叮腔”。回校后，徐達同學根據自己的田野調查和學唱體驗發表題為《探究“叮叮腔”傳承與保護中遇到的問題》，文中除了提到政府對“叮叮腔”的重視程度不夠以外，還提出了幾個比較具體的問題，比如：后人演唱與記詞記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老藝人的待遇問題等等。10級音樂學專業楊海鷗同學也把自己的畢業論文選定為“叮叮腔”的保護和傳承方向，最終高水準的完成了自己的學士論文《淺談“叮叮腔”的保護與傳承》。 

四、教材和教法 

教材的繼承是優化和完善校園文化遺產的重要載體，是豐富傳承的校本教材，不僅是現階段高校校園文化遺產的成果，還是優化“非物質文化遺產”校園傳承的重要載體。“非遺”校園傳承在幫助學生學習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與技能的同時，還在引導學生感受民族文化藝術的博大精深，培養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所以，傳承教材的編寫必須緊緊圍繞傳承本土優秀文化藝術、弘揚民族精神這一原則，要力求體現繼承與創新這一主題思想，堅持以學生身心發展的特點、認知水平、接受能力為出發點，注重系統性和實踐性的教材，滿足學校、教師和學生發展的需要。 

目前使用教材為吳躍華、李愛珍編寫出版的書籍《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概論》和筆者撰寫的“叮叮腔”的研究報告為使用教材。教材涵蓋了一下幾個內容：1.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理論概述——知曉什么是保護；2.“叮叮腔”的藝術特征——了解“保護對象”；3.“叮叮腔”的田野調查——掌握“保護存見狀況”；4.“叮叮腔”保護實踐——采取“保護行動”。 

在實際教學方法上，以問題為中心，以研究性解決保護問題為學習取向，以合作教學（師生共同合作）為基本理路，以講說為輔，排演、調研保護實踐為主的課程理念。力爭在知識技能、情感態度價值觀、過程與方法等各方面促進學生個性發展，并取得學生發展與遺產保護協調發展一整套的建設目標。 

五、結語 

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科的教學，目前還處于探索階段，觀其前景，高校應當積極肩負起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業人才的培養。打破單一文本式、學院式的學術及教學模式，通過教師和學生多角度、廣泛性的參與，實現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和綜合素質的提升。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實現對“非遺”項目科學而有效的“保護”。 

基金項目： 

本文為徐州工程學院高等教育科學研究項目，課題名稱：《徐州“非遺”項目“叮叮腔”的教與學模式探究》，項目編號：YGJ1343；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課題名稱：《非物質文化視野下的徐州“叮叮腔”研究》，項目編號：2013SJD760053。 

參考文獻： 

[1]吳躍華，李愛珍.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概論[M].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2011. 

[2]劉娟，錢逍.試論地方高校在“非遺”保護、傳承與創新中的作用——以徐州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創新為例[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04）. 

[3]趙欣，劉佳新.高校音樂專業在“非遺”保護和傳承工作中的人才培養模式[J].教學研究，2011，（02）. 

[4]張坤.在高等音樂教育中建立“非遺”特色教學”的思考[J].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05）. 

第2篇：非遺文化的定義范文

摘要：中國京劇與日本組踴同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申遺文書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將對兩個劇種的申遺提名書和申遺確認書進行文本比較，從申遺書的格式和語言、信息傳達方式、戲劇藝術的表現形式、歷史淵源、代表地域、伴奏樂器、以及申遺確認書等方面對比分析它們的特點和異同。

關鍵詞：京劇 組踴 申遺提名書 申遺確認書

一、引言

中國的京劇與日本的組踴均于201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京劇是中國的“國劇”（National Opera）；組踴是日本沖繩縣的地方戲，保留了當地的語言和文化思想。本文將對比分析這兩種戲劇的英文申遺提名書和申遺確認書，從若干方面研究它們的異同點，最后分析兩劇申遺成功的國際影響。

二、兩個戲劇申遺文本的對比分析

1、相似點：

（1）格式一致，語言正式：

它們都是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一要求填寫的規范申遺提名書，不但格式一致，而且語言表達正式、嚴謹，語氣嚴肅、誠懇，用的都是陳述句。 然而，京劇的整份申遺提名書是11頁，總共填寫3545個詞，組踴的申遺提名書共計15頁，總共填寫4569個詞。在“辨別和定義構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元素”（IDENTIFIC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ELEMENT The element constitut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這一欄中，京劇用了881個詞，組踴用了983個詞。在“有助于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意義的可見性和（被保護）意識以及促進（文化）對話”（CONTRIBUTION TO ENSURING VISIBILITY AND AWARENESS AND TO ENCOURAGING DIALOGUE Inscription of the element will contribute to ensuring visibility and awarenes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 encouraging dialogue）這一欄中，京劇用了380個詞，組踴用了698個詞。

（2） 戲劇的藝術表現方式相似：

京劇和組踴的表演方式有很多相似之處。飾演角色的化裝和服飾固定，伴奏樂曲固定，舞臺陳設和道具小、巧、精，大的舞臺背景是通過演員的表演使觀眾想象出來的，京劇講究女扮男裝和男扮女裝，組踴則全部由男性表演，女性故事人物由男扮女裝飾演。

（3） 均提及戲劇 “大師”或 “國寶”：

京劇的申遺提名書中兩次提到梅蘭芳大師，足見他在國際上的名望。組踴的申遺提名書中提到組踴有兩位最高級別的大師被日本奉為“健在的國寶”（Living National Treasures）。

2.兩個戲劇的申遺提名書的不同點：

（1）內容取舍不同，信息表達方式不同：

雖然兩個劇種都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但申遺文本的內容首先要做到能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委們看懂，因此戲劇介紹部分應該避免或者盡量少使用多數評委不易理解的詞匯表達。可以看出，京劇的申遺提名書在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和“犧牲”：文中沒有提及京劇用“生、旦、凈、末、丑”來表現人物形象。 但是，文中還是出現了很多音譯詞匯，如，列舉了5個中國人名，以及“Xipi tune”、“Erhuang tune”（西皮調和二黃調是京劇的兩個唱腔）①，但是申遺提名書沒有詳細解釋它們，還有“Jinghu”、“Yueqin”、“Sanxian”、“Bangu”、“Daluo”這些讓評委們不易看明白的詞匯，此外，還列舉了三個中國地名（Beijing、Tianjin、Shanghai），當然，列舉地名是必要的。

與之相比，組踴的申遺提名書更具可讀性，整個文本用了三個地名 “Okinawa”（沖繩）、“Tokyo”（東京）、“Ryukyu”（琉球），一個日本時期的名稱“Meiji Restoration”（明治維新）及兩個日本戲劇的名稱“Nogaku”（能樂），“Kabuki”（歌舞伎），除此之外，就沒有任何生僻的音譯詞匯了。組踴的伴奏樂器是三弦，文本是用“three-stringed instrument”表達的，這樣，國際評委們會很容易理解。

（2）歷史淵源不同：

京劇的申遺提名書中提到，京劇起源于民間，興盛于皇室，取材豐富，主題多樣，涉及中國歷史，政治，傳說等多方面，有3000多個劇目，現在經常上演的約100個劇目。

組踴是1719年琉球國王為迎接來自中國的使節首次上演的，它借鑒了中國戲劇和日本戲劇“Nogaku”（能樂），“Kabuki”（歌舞伎），在琉球政府的管理下創立和傳播，作為該王國的官方表演藝術興盛一時，取材多為琉球的歷史和民間傳說，主題反映的是儒家的忠與孝，現有劇目約100個。

（3）代表的地域范圍不同：

京劇，顧名思義，是以北京為基礎，說唱用的是北京方言，因此，中國人都能聽懂。京劇的申遺提名書中兩次強調京劇是“國劇”（National Opera），在北京、天津和上海都有京劇學院和京劇團，影響遍及中國。

組踴是日本沖繩縣古老的地方戲劇，演員表演時說的不是日語，而是該地區處于琉球王國時期的語言，在現在的沖繩縣，只有老人能聽懂，因此，組踴對于保留和傳承琉球王國的語言和歷史文化有重要意義。

（4）伴奏樂器不同：

京劇通過不同的曲調表現人物的心情和劇情氣氛，此外，還做了兩個形象易懂的比喻：把京劇中伴奏用的鼓比作樂隊指揮，把京胡演奏家比作交響樂的第一小提琴手，這樣，外國讀者能很快理解它們的作用。相比之下，組踴的伴奏樂器簡單得多，只有三弦。

（5）本國官方對申遺戲劇的保護時間和方式不同：

2006年，中國文化部下屬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部門將京劇列入“中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China’s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與之相比，日本對文化遺產較早地采取了保護措施。早在1972年，根據日本文化遺產保護法第71條第一段，組踴被列入“重要非物質文化財產”（Important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y），根據該條法律的第二段，組踴藝術家被定為“組踴傳承者”（Bearers of Kumiodori）， 同年，他們建立了“傳統組踴保存會”（Traditional Kumiodori Preservation Society）。

三、兩個戲劇的申遺確認書/同意書的對比分析：

組踴的申遺同意書是一份只有一頁的日英對照版。 正文只有一句話， “本同意書確認組踴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是日本按照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規定在完全知曉，自愿同意并參與的情況下進行的。” 另起一段，注上“傳統組踴保存會”，簽名只有一人。

第3篇：非遺文化的定義范文

第一次接觸“民辦非企業”這個詞就是在文化部的這份《關于促進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發展的若干意見》中看到的——“從事京劇、昆曲、地方戲曲等民族民間藝術表演項目和歌劇、舞劇、話劇等藝術表演項目的民營文藝表演團體，可以作為民辦非企業單位向文化行政部門申領營業性演出許可證。”民營劇團在以往經驗中除了向文化部門申領營業性演出許可證，就是向工商部門申領執照，“民辦非企業”與這些有什么不同，對民營劇團的發展有什么特別的作用，在仔細研讀了相關規定和文章后，真正體會到這條政策對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發展有長遠的意義，可以說充分利用好“民辦非企業”這一組織形式、確切地說文化類民辦非企業對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的發展、對民間藝術保持原汁原味、對非遺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都具有特殊的意義。

根據1998年10月25日國務院公布實施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規定，民辦非企業單位是指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從這定義中就會發現，與大家熟知的事業單位很相象，最大的差別在于經費來源不同，事業單位和民辦非企業單位都屬于事業組織的范疇，即以社會公益事業目的，從事文化、教育、衛生、體育、法律、新聞等公益事業的單位或組織。簡而言之“民辦非企業”實質上就是民辦事業組織，如民辦的博物館（院）、美術館、畫院、名人紀念館、收藏館等我們都有所耳聞，但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注冊為民辦非企業卻知之甚少。

在我的印象里，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經過多年努力和市場的洗禮，有相當一部分發展態勢良好，以福州為例，近200個民間職業（閩）劇團年演出場次超過三萬多場，觀眾達3000多萬人次，單個演出團體年最高演出場次達450場，從業人員達6000多人，年營業額億元以上，演出戲點遍布五區六縣二市城鄉。這些劇團以民營企業身份經營基本沒有問題。雖然民營職業閩劇團占全市民營劇團的90%，但仍有10%的民營表演團體從事其他非市場主流的藝術門類，如評話、伬唱等，它們市場雖小，但作為民間藝術的瑰寶同樣亟待保護與傳承，雖有一定的經營能力，但作為企業可能難以為繼，從業者往往依靠對藝術的熱愛、對保留一種藝術門類的責任感而執著堅持，從其經營目的和實際狀態，這些民辦藝術表演團體都適于申辦民辦非企業單位。

目前，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音樂、舞蹈、戲劇、曲藝類共計469個表演類項目，各省市縣也公布了本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項目更是五花八門，數量龐大，這其中相當多的表演項目缺乏廣泛的市場基礎，經營能力有限、傳承需求卻很強烈，“民辦非企業”的組織形式恰恰解決了這一矛盾，不以營利為目的，從保護文化遺產的社會需要出發，向社會提供公益性為主的社會服務，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促進藝術傳承與文化傳播。由于所從事的活動不以營利為目的，國家會在稅收等方面對民間組織實行一些特殊的減免優惠政策，使這些民辦藝術表演團體可以低成本運營。

即使是那些市場發育相對成熟的藝術門類，也仍有在國辦劇團和民辦企業之外的選擇需求。仍以閩劇為例，國辦劇團近年在全國性比賽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在劇種的推陳出新方面的成就尤為突出，比如把西洋樂器引入地方戲曲伴奏，甚而從推廣的思路出發嘗試用普通話唱閩劇，這些嘗試讓原本略顯“土氣”的地方戲曲高端大氣上檔次，但卻一定程度失去了原汁原味。2012年舉辦的“金源杯”閩劇折子戲大賽，主辦方就明確提出了要尋找原汁原味的傳統老閩劇，因此大賽主要面向民營劇團，這也算從細微之處折射出“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是傳承和弘揚民族民間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

民營劇團雖然接地氣，但地方戲曲演出市場多緣于各種民俗活動、節日慶典、婚喪嫁娶，請戲的目的首先是為神佛獻禮，會偏愛幾出老戲碼，而劇團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也樂于老戲老演，甚至一味迎合訂戲人的要求，保留一些糟粕，降低藝術追求，從藝術傳承的角度來說也是變了味的。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有一部分熱愛傳統藝術的從業者和投資人，以保持原汁原味的傳統藝術為目的，既致力藝術的傳承與推廣，又能在市場獨樹一幟。這類民營文藝表演團體也特別適于申辦民辦非企業，走民營事業組織之路。

民辦非企業單位與事業單位的區別主要在于它的民間性質、非政府性，主要表現在舉辦主體的“非政府性”和資產來源的“非政府性”。值得注意的是這“非政府性”僅排除了國家機關和財政性經費或國有資產，《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暫行辦法》規定“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合法財產中非國有資產份額不得低于總財產的三分之二”，因此事業單位是可以利用非財政經費與企業、個人等其他社會力量合辦民辦非企業，這就給保護和傳承傳統藝術、非遺文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更大的空間。眾所周知國有藝術團體在藝術人才、文藝理論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而民營劇團中來自民間，在保持原汁原味上有一定經驗，還有民間一些老藝人是藝術傳承的瑰寶，如果國有劇團能以一定方式與他們組成藝術研究、藝術培訓、藝術教育的機構，對傳承和保護民族民間優秀文化有著特殊的意義。《關于促進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出“組織國有文藝院團和藝術院校為民營文藝表演團體開展業務輔導，并鼓勵其參加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演出活動，組織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演職員到國有文藝院團和藝術院校學習培訓，大幅度提高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的演藝水平和創作能力。”聯合舉辦民辦非企業單位顯然也是一種很好的方式，尤其國有藝術團體現正全面推進體制改革，民辦非企業單位也為改革方式提供了一種可能和思路。

第4篇：非遺文化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云南；高職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9-0046-02

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的到來，各高職院校的競爭形勢也愈演愈烈。提高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形成獨特的辦學特色已成為高職院校發展的當務之急。云南省作為民族文化大省，其獨特、多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給本省的高職院校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必將為云南地區高職院校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不竭的活力和支撐力。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界定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是一種歷史的符號記憶，也是體現民族個性和民族精神的“活化石”。然而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著嚴重的沖擊。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高職院校來說，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學習和研究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有利資源，嘗試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整合成為一門特色課程，對于提高少數民族地區高職院校核心競爭力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高職院校應當認識到自身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中的獨特地位，充分發揮保護與傳承文化的橋梁作用。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進高職校園的意義

（一）高職院校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意義

高職院校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場之一，是職業教育的“地方性”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土性”的完美結合，云南地區的高職院校可以通過挖掘、整合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總結區域內傳統民族文化特點，不斷豐富和完善特色課程建設。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著后繼乏人的困境，以云南省傣族慢輪制陶技藝為例，云南有長達四千余年的制陶史，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景洪曼斗寨、勐罕曼巒站寨、勐海曼扎寨及勐龍寨等地均保留著較為完整的傣族傳統制陶技藝。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傳統的傣族陶器已開始走向衰弱。西雙版納職業技術學院針對這一現象開設了陶藝設計與制作課程，課程中強調民族性與地方區域文化在教學實踐中的融合，針對市場需求進行課程內容設置、調整，以期適應社會需求從而打破了傳統的師傅帶徒弟的“作坊式”傳授，取而代之的是高職院校的“課堂式”教授。高職院校已成為本土文化資源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平臺。

（二）非物質文化對高職院校發展的意義

1.文化傳承是高職教育事業發展的內在需要。無論是普通高校還是高職院校，從其出發點來看都是基于知識的傳授，它們只是在實際的教學中側重點有所不同。針對民族文化豐富的云南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是較好的課程來源，與普通的文化傳承相比，它與高職教育的結合更加密切。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有著濃烈的本土化氣息，而且它本身也有很好的實踐性把它開發成特色課程，不僅提高了學生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自覺，更重要的是豐富了高職院校的課程內容，提升了其核心競爭力。

2.非物質文化是豐富云南省高職院校校園文化的重要手段。校園文化作為學校教育活動的途徑和內容是與大學生的道德情操、知識技能、思維方式、心理素質和文化結構的發展緊密聯系起來的。我國的高職院校具有本土性的特點。所以，高職院校的校園文化不僅要反映學校的教育理念，還要反映出地方文化特色。我國的高職院校大都起步較晚，缺乏深厚的歷史和文化積淀。作為云南省的高職院校，最大的優勢就是民族文化底蘊的深厚，高職院校應該基于這種現實，積極整理本土的優秀文化資源，提煉其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進一步豐富了校園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的文化自覺。

3.非遺傳承人成為高職院校雙師型師資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優秀師資力量的短缺是高職院校面臨的最大困境。在少數民族地區，提高高職師資力量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師資隊伍的多元化發展，根據地方特色，提高兼職教師的比重，聘請一些民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在高職院校中擔任專職或兼職教師。通過這些經驗豐富的民間藝人的言傳身教，在教與學的過程中，直接的體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內涵和內在價值，不僅最大程度的培養了優秀的傳承人，而且為高職院校雙師型師資結構提供了重要的師資來源。

三、高職院校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途徑

（一）特色課程的開發

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入課堂，首先應該考慮其是否具有可行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民俗文化，其自身所內涵的價值豐富，并不缺乏其教育功能。而現有的課程很少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難以滿足企業和學習者的需要。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開發，筆者認為，應該在課程開發階段綜合非遺傳承人的意見，考慮此專業開發的可行性，然后對社會用人單位進行市場調研，制定課程目標，借鑒國內與此相類似專業的經驗，確定課程門類，并確定其課程的具體課時分配。隨后，我們要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選擇恰當的授課方式。在課程實施環境開發上，要充分利用高職院校校企合作的優勢，與當地的相關企業進行溝通和合作，使課程開發更有實踐性。

（二）社團活動的開展

學生社團是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高職院校的社團形式各式各樣，但卻少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類似社團的出現。開展此類社團能夠加深學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例如：圍繞這些非遺文化進行知識競賽、文藝演出和學術交流活動、定期的出版一些刊物和報紙、借助暑期、寒假等假期，深入到非遺所在地區去進行實踐活動。還可以組織學生走出課堂，從而加深對非物質文化的理解。

（三）理論研究的深入

目前學術界更多傾向于理論上的研究，“非遺”熱的興起無疑為學者們提供了一個較好的研究課題來源，同時高校學者的加入，也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高職院校應該將理論研究與現實運用相結合，建立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機構，同時與周圍的社區、學校聯合設立研究場所，不但學校的科研工作者要加強其研究，還要讓更多的研究機構學者走近非物質文化遺產。

（四）舉辦廣泛的交流活動

交流活動是高職院校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最直接的傳承橋梁。各高職院校可每學年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教學成果展示活動。同時，各高職院校還可以相互參觀，也為各校提供交流平臺，達到互相學習、共同提高的目的。當然高職院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的交流不應單單停留在單個地區舉行，還應主動與其他地區的高職院校多進行溝通和交流，借鑒其優勢，提升自身水平。除此之外，高職院校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的交互性、快捷性，開辦文化論壇等網站，讓學生不受時空和地域限制進行交流。

四、總結

總體來講，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云南地區高職院校的發展密切相關，如果能夠將兩者很好的結合，無論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還是云南地區高職院校的發展都是大有裨益的。這種理念不僅能調動各少數民族地區高職院校辦學的積極性，還在習得技藝的同時傳承了民族文化。這將是云南高等職業院校發展過程中一次獨特并創新的嘗試，最終使具有少數民族特色的高等職業教育得以發展壯大。

參考文獻：

[1]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口傳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申報規定[R].2000.

[2]黃明東，劉光臨.西部高等教育要走特色發展之路[N].光明日報，2004.

[3]傣族慢輪制陶技藝[EB/OL].2011-10-02（6）.

http：//.

[4]雷久相.用優秀的校園文化提升高職核心競爭力[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07.

[5]黃艷芳.職業教育課程與教學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6]李重陽.淺談地方大學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中的地位和作用[J].科教文匯，2009.

第5篇：非遺文化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 社區教育

玉泉區是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的發祥地，是以蒙古族為主體的行政區域，承載著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故本文以呼和浩特玉泉區為研究對象，從考察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現狀入手，引入社區教育模式，為玉泉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一個新思路。

一、玉泉區現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現狀

玉泉區現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分類按照我國201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二條規定所定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來劃分，可分為：（1）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包括;王昭君傳說、月明樓的傳說、四眼井的傳說、御泉井的傳說和皮褲襠街的傳說等;（2）傳統藝術、書法、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和雜技，包括大召壁畫和小黑河南臺什村民間山曲;（3）傳統技藝、醫藥和歷法，包括：蒙古族香牛皮靴制作技藝、“蒙奧神”膏藥制作技藝、《夢回元古》皮囊酒壺制作工藝、《夢回元古》皮雕藝術花瓶制作工藝、民間木嵌技藝、傳統銀獎制作工藝、銅匠、手工皮毛制作工藝和王一帖膏藥等;（4）傳統禮儀、節慶等民俗，包括查瑪、西水磨九曲燈和走山登高民俗傳統;（5）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大盛魁行商文化、青城德興源燒麥和慶春園肉油旋制作。

“非物質文化遺產遺產的保護應采取以下幾種方式：建立保護名錄、民族之方式、以學術研究帶動保護、生產性方式保護、保護傳承人、多元文化教育方式。”目前，玉泉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正處于保護和開發的初級階段，尚未完全進入具體傳承階段，玉泉區已建立非遺保護名錄，截至2013年，玉泉區文化局與鎮、街道辦事處、社區合作，用了7年的時間，完成了對與玉泉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資源匯編工作，并出版了《呼和浩特玉泉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匯編]》一書。該書整理了玉泉區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稱、傳承人、生存狀況、保護措施和申報情況，為下一步非遺的保護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據筆者統計，玉泉區現有的2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有9項非遺還處于收集整理階段;僅有9項有傳承人并采取了產業化的模式經營;4項基本并沒有保護措施，甚至4項沒有保護措施的非遺中，3項非遺已面臨瀕危的生存狀況。所以，對玉泉區的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工作要刻不容緩。除此之外，筆者了解到，玉泉區現階段正在準備重新撰寫《玉泉區志》，其中對非遺也將進行整理和記載。上述玉泉區對非遺的保護尚不全面深入，缺乏動態性和系統性，甚至由于某些非遺的生產性保護方式過分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了文化的本質。換句話說，如果對某種文化進行比較優質的保護和開發，那么接下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讓這種文化以最能融入人們生活的方式傳承下去，為世世代代人所學習和創新，使其與本民族融為一體，在這種情況下教育就扮演著不能替代的重要角色。“從根本上來說，非遺的保護和開發是為了文化傳承。教育傳承不僅能引發對民族活態文化的再認知，促進民族傳統文化整合發展，而且被視為現代社會保護非遺的最佳形式。”

二、玉泉區“非遺”的社區教育保護模式實施的必要性

通常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保護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社區教育）三個方面。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家庭結構和教育觀念發生了變化，出現了現代文化壓過傳統文化、經濟資源代替文化資源，而且少數民族進城務工人員增多，家庭教育面臨著由父母教育轉變為隔代教育，文化的傳承也就面臨著斷帶的危險。美國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認為，一種文化要成為傳統，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兩次延傳。顯然，家庭教育已不能夠滿足非遺的保護和傳承。

同樣學校教育也并不如人意，“隨著應試教育的價值導向、整齊劃一的課程設置和脫離現實生活的教育模式以及民族文化的整體性、宗教性、內隱性和群眾性特征，學校教育傳承民族文化出現傳承目的敷衍化、傳承內容碎片化和傳承過程形式化等問題”。

總之，對于非遺的保護和傳承途徑就應定位在社區教育中。首先，社區在一個人的一生的文化習得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社區教育在地域上涵蓋了家庭和學校教育;在內容上補充了家庭及學校教育的不足;其本質與家庭及學校教育一樣都是為了充實人的精神生活，實現人的健康全面成長。

其次，“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保存、利用的目的，不在于‘對’非遺進行守護，而應該在‘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來守護和創造人類豐富生活之中得以發現”。而社區教育的本質功能是給社區內不同年齡、不同層次、不同職業的全體居民，提供盡可能優質的教育資源和多樣化的教育機會，滿足他們的教育學習需求。在滿足其教育需求的同時完成豐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生活質量。從這點看非遺保護與社區教育發揮著共同的價值，都是為了滿足社區居民的文化需求，實現人的發展。

總的來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離不開社區教育，文化的保護要注重文化土壤的培養和培育，如果離開了其所產生的地域，其文化的進一步傳承和振興就無從談起。因此，要從社區的實際出發，堅持因地制宜，要立足于本地，服務于社區，選擇和設計適合本社區非遺保護的教育模式，利用當地資源優勢，充分體現地域特色。這樣才可以說是找到了文化保護的源頭，而不是斷章取義。另一方面，社區教育也同樣離不開非遺，尤其是在文化資源，特別是非遺資源豐富的少數民族地區，社區教育與非遺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關系，二者相互滲透，相互扶持。 玉泉區非遺社區教育保護模式的實踐途徑

社區教育作為非遺保護的一種模式，既包含了傳承人的保護又包含了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為了實現非遺在玉泉區能夠完整的、生態的、持續的、動態的保存下來并傳承下去，形成比較適應當地的、本土的又不片面的非遺保護和傳承的模式，玉泉區的社區教育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實踐。

1.挖掘社區教育新資源

社區教育資源涉及其教育內容，教育主體及教育形式。之所以選擇社區教育來對非遺進行保護和傳承，是因為它能夠更好的調動并整合社區內和社區外的資源，那么為了更好的保護非遺，社區教育可以通過挖掘本地區社區的非遺教育資源來豐富社區教育內容。在非物質文化資源比較豐富的玉泉區，社區教育應該被賦予新的內容。

首先，充分利用社區學院和社區教育中心。玉泉區有兩所社區學院，分別是小召街道辦事處?五塔北街社區科普大學和內蒙古老年大學大南街辦事處小西街社區分校;此外，玉泉區擁有其小西街社區于2010年6月14日與呼和浩特市廣播電視大學聯合成立的社區教育學習中心等社區教育資源。應把兩者作為非遺保護和傳承的重要場地。

其次，把非遺傳承人作為社區教育人力資源納入社區教育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大部分領域，如口頭文學、表演藝術、手工技藝、民間知識等，一般是由傳承人的口傳心授而得以代代傳承、延續和發展的。”所以，非遺在融入社區教育的過程中，傳承人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環節。這樣不僅可以在經濟生活中對傳承人進行支持，還能在精神上給與鼓勵。以此為非遺的傳承人提供了更好的傳承空間和傳承條件，使其的傳承更便利，還能夠提升其社會聲望，并實現其自身價值。

再次，挖掘玉泉區中23項非遺中包含著的豐富的民族文化內涵及其傳承形式。在此基礎上，社區教育應把非遺的內容融入到社區學院和社區教育中心的課程設置中，豐富社區教育內容。社區教育內容可分為：職業謀生型、文化消費型和主體發展型。那么，玉泉區的非遺可按社區教育內容類型一次予以補充和充實。如針對職業謀生型的社區教育內容可融入蒙古族香牛皮靴制作技藝、“蒙奧神”膏藥制作技藝等技術培訓;文化消費型內容可融入傳統藝術、書法、音樂、舞蹈、戲劇的學習;主體發展型內容根據社區居民的自身發展需要融入相應的非遺內容。這樣社區教育在內容上保護了非遺。

此外，玉泉區的非遺在融入社區教育內容和形式中時，最重要的是充分考慮社區居民的需求層次，不同年齡有不同的需求。因此，社區教育要根據不同的需求層次來引入其非遺內容，如針對青少年，設置講述民間傳說的方式去了解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這樣會對其更有吸引力;針對老年人設置一些有關民間醫藥相關的非遺課程，包括“蒙奧神”膏藥制作技藝和王一帖膏藥等。這樣通過社區居民的充分參與，完成非遺在社區教育模式下進行保護。通過上述種種方式，不僅避免了社區教育形式過于僵化，內容缺乏吸引力的情況出現，而且可以讓社區居民體會自身文化的魅力，認同并欣賞其他民族的文化。

2.多元文化整合

玉泉區是由蒙古族、回族等少數民族以及漢族等民族構成，所以其文化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既有民族傳統文化的脈絡，有面臨現代文化的沖擊。玉泉區之所以選擇社區教育來保護非遺，是由于社區教育能夠在其本身的系統化之上，建立對民族文化整體化、系統化的保護，而不是斷裂的、分散的技能培訓。韓紅杰也認為教育應該形成一種具有生機的傳統文化整體氛圍的浸潤，不能僅僅把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特定表現形式和手段割裂出來進行技能型的培訓。由于這種教育太偏重形式，受教育者很難意識到這是一種文化的傳承。那么作為一種比較系統的非遺保護模式，一方面，社區教育完成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整合，實現非遺文化的縱向發展;另一方面，社區教育可聯系玉泉區各個社區內外各種資源，不僅可產生非遺自身力量的保護，還能借鑒其他地區非遺的保護形式，完成非遺橫向發展并實現文化創新。不僅如此，社區教育可整合或融合玉泉區各民族文化，在非遺保護和傳承的基礎上，促進玉泉區內各民族之間的民族關系發展，這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團結有重要意義。

3.充分利用社區的文化傳承場

非遺的保護離不開傳承，而傳承又離不開傳承方式和傳承場，那么社區教育作為一種傳承方式，針對不同的非遺形式，要選擇符合它的社區中的傳承場，如大召壁畫作為一種非遺，它的教育傳承場當然要在大召寺進行，因為只有在寺廟中這些非物質文化才能夠表達出他們的真實面貌。此外，儀式作為一個傳承場是不容忽視的，無論是宗教儀式還是祭祀儀式，都可以通過儀式進行非遺的教育，使民族的傳統文化包涵著的優秀民族宗教信念和價值觀，挾著本民族的各種深層心理與精神信息，在這個過程中深入人心。

總之，對擁有多項非遺的玉泉區而言，把社區教育引入其中，在保護非遺的同時，不僅能傳承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文化，使不同民族文化之間進行交流、借鑒與融合，吸收各民族優秀文化成果并創新傳統的民族文化。又能豐富社區教育內容，實現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的新局面，特別是針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及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治理和發展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陳興貴.再論非物質遺產保護的幾種方式[J].傳承，2009（8）

[2]康利霞.呼和浩特玉泉區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匯編）[M].呼和浩特市玉泉區文化體育廣播電視局，2013，8

[3]姚磊.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述評[J].廣西社會科學，2013（10）

[4]（美）E?希爾斯著 傅鏗 呂樂譯.論傳統[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范婷婷.多元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與少數民族文化傳承問題[J].黑龍江民族叢刊（雙月刊），2009（6）

[6]菅豐，陳志譯.何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J].文化遺產，2009（2）

[7]劉堯.社區教育的內涵、特點與功能探討[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

[8]劉錫城.傳承與傳承人論[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5）

[9]張廣斌.價值定位于內容選擇――社區教育研究新視野[J].職業技術教育（教科版），2005（31）

第6篇：非遺文化的定義范文

【關鍵詞】城市化；維吾爾族土陶技藝；文化生態；禮物與商品

【作 者】丁玫，復旦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所博士后。上海，200433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 454X（2016）03 - 0025 - 007

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的產生和保護是工業化、經濟全球化以及城市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也是世界性的項目。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定和保護是中國政府近年來為了繼承傳統、保護地方特色文化、文藝興國的一項重大舉措。中國于2004年加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根據《公約》的原則和精神，中國政府啟動并完成了第一次非遺普查工作，建立了四級非遺名錄體系。據《2015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情況報告藍皮書》，國務院先后批準公布了三批共1219項國家級非遺名錄項目，認定了四批1916名代表性傳承人，設立了15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命名了41家國家級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同時，管理部門還啟動非遺數字化保護，開展數字化保護試點項目的建設以及全國數字化管理系統軟件開發工作。2011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正式頒布施行。[1 ]具體到本文所考察的新疆地區，到2013年為止，新疆非遺項目總計有3784項，其中包括國家級、自治區級以及地級和縣級幾個層面。① 其中，新疆的土陶工藝屬于國家級非遺項目。

我國目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反映出幾個方面特點，首先，國家和政府充分意識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保護國內各地方和各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性；其次，非物質文化遺產從認定到立法等程序是以各級政府為主導，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為主；再次，近幾年各主要高校也開設了非遺傳承人等培訓基地，這樣的方式調動了各地方的積極性，但仍然是以高校機構作為主導而傳承人作為學習者的模式。調動社會各級力量保護非遺固然不可缺少，但非遺傳承人的視角和聲音也應該得到重視，進而實現全面的非遺保護模式。本文以新疆喀什地區土陶傳承人吐爾遜的經歷為例，基于人類學田野調查資料，從維吾爾族土陶匠人的視角出發，考察土陶制作技藝的意義和文化內涵。土陶制作技藝是維吾爾族文化身份的守候，也是中國當代社會改革和變遷的見證與反映，對土陶制作技藝的保護應該注重文化和精神的層面。土陶技藝的理念是一種文化生態，是匠人對當下工業社會生產、人與社會關系的反思。因此，在非遺保護和傳承中，個體傳承人的想法和意識應得到充分的重視考慮，自下而上的非遺保護和傳承既有可持續性也有必要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并不是存活在過去的“遺產”或者文物，而是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參考，是對當下工業化生產和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有效的彌補，因此，對非遺更好的保護模式是向之學習，理解和發揚其文化和精神所在。

一、喀什城區改造與非遺保護

喀什噶爾（簡稱喀什）地處南疆地區，是新疆的歷史文化名城，也是維吾爾族文明的重要傳承地所在。喀什的維吾爾傳統手工藝是當地的傳統文化和城市構造的綜合體，因此，在講述土陶手工藝匠人的生活之前，有必要了解土陶作為非遺的背景與城市環境，換言之，土陶如何成為非遺保護的對象。和很多穆斯林聚居地區一樣，喀什市的構建特征是以艾提尕爾（Haytgah）清真寺為中心向四周發射型擴展。不同的人群對于城市的中心有不同的定義，對喀什當地的維吾爾人而言，艾提尕爾清真寺從歷史到現在都是這個城市的文化與精神中心所在。喀什老城區居住著22萬人口，占喀什市總人口的1/2，居民以維吾爾族為主要群體。結合喀什地區的老房改造、抗震減災和扶貧問題，2001年9月國家啟動《喀什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及老城區抗震防災實施方案》，重點治理道路、排水等基礎設施，地道回填，老城區危舊房的一期和二期改造，以及現代旅游業的開發。[2 ]22 ① 2008年12月《喀什老城區危舊房改造綜合治理項目》實施，在廣泛征求居民意見基礎上進行一對一逐戶設計，這一階段的治理重點在于建設疏散場地、降低人口和建設密度，建設一批供水、排水、垃圾收集等集中點，同時打造旅游街區，配建一定數量的經營用房，為低保家庭提供固定經營場所。[2 ]22 經過這兩個階段的改造，目前喀什老城區大致形成兩塊相對分隔的區域，一部分是已經新改造好的、旅游特點突出的區域，以400年歷史的城門作為入口，城門口布置有整齊的園藝，還有一塊地方專門供走鋼絲雜技表演。站在城門垛望去，城里是整齊而嶄新的兩層或三層小樓，城外望去可以看到不遠處原有樣貌生土結構的“高臺民居”②。

改建后的新區有平整的街道、嶄新的磚瓦樓、新油刷的各種顏色的房門，還有房門上鐵匠剛打造好的銀色門環。旅游氣息在這個區域逐漸成為突出的主題，例如每條街道（維吾爾語為Kocha，意思是小街）都標有清晰的文字介紹，通常有漢語、英語和維吾爾語三種語言，有的街道還配有一些傳說故事；偶爾穿行在小街上的旅游花車，花車被各色花帽裝點著，里面坐著穿著艷麗民族服裝、打著手鼓放著音樂的維吾爾族年輕人，孩子們追逐著花車嬉笑而過。對于游客而言，這里無疑充斥著旅游的節日氣氛。這個街區有一個“售票口”，是2015年夏天才開設的，來訪的游客們現在需要從這里買票進入街區，這里同時提供簡單的游覽地圖和介紹，工作的導游多數不是喀什本地人，喀什老城旅游景點的設立為這些外地來的維吾爾年輕人提供了工作機會。這個改造街區的一系列設施都展示出改建計劃的重點是發展旅游業，而在這里最具特色的鐵匠和木匠手工藝也成為旅游亮點。

喀什老城這部分雖然修繕一新，但對于維吾爾手工匠人和居住在這里的人而言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這里幾乎每家精細的門窗雕刻都出自這個街區的木匠之手，從門上的雕花到窗臺的欄桿、大門上的各式圓潤的門環也都出自這里的鐵匠之手。當然，這些匠人除了忙于為仍然在建的房子提供需求之外，他們還繼續自己的傳統手工藝，比如木匠鋪會在門口擺設一個攤子，里面通常是自家的木匠工作坊，制作維吾爾族傳統日常生活里使用的各種器具，比如木碗、木勺、擺放經文的鏤空書架、裝飾品，還有專門制作各種型號的木質小孩搖床（bvxvk），小孩子的學步器等。和木匠一樣，鐵匠也是喀什著名的手工藝人之一，然而顯然從事鐵匠工藝的年輕人比較少，以一位修補鐵桶的老人為例，他不愿意接受拍攝，主要是因為他上了年紀而又沒有年輕的學徒繼承手藝，才不得不自己繼續工作，有人拍照讓他想到自己的境況而傷心。雖然街區里打鐵鋪里的叮當聲不絕于耳，但是和這位老人面臨同樣問題的傳統手工藝卻是繁華中的潛在問題。

喀什維吾爾傳統手工藝面臨的挑戰來自于多個方面，全球化和快速的城市化使得年輕人不再愿意留在家鄉務農或當學徒，學輩留下來的手藝，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到城市里打工、學習或者工作，希望在城市里獲得好的生活條件和未來。[3 ]147 再者，喀什老城區的城鎮化改造也給這里的傳統手工藝的傳承帶來的一定影響。城鎮化不僅僅是居住地點的更新，也是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理念的變更。比如隨著搬遷，一些以前務農的人家決定賣掉原有田地，在改造后的新區以旅游為支撐開店做生意，有的年輕人開始和在內地的親戚朋友合伙做生意。離開以往的生活區域，人們的生活方式也逐漸改變，改建后的新區居民有不少都是從原住址搬遷到喀什新區的公寓住房，而留在這個新區的房子則打算作為以后的商鋪。新區的樓房對木匠和鐵匠的手工產品遠沒有以前的需求量大，人們的家里也不再需要鐵水桶等鐵質手工器，而維吾爾族傳統務農的鐵質坎土曼的使用率也在下降。

喀什的城市化進程是促使土陶技藝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動因之一。在城市化必然的改變過程中，政府提出了多樣化的保護方式，在2007年天津大學再次修訂完成的《喀什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中提出要以保護、修繕和保留的綜合方式改建老城區，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成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喀什老城的非遺申請和保護也隨著城區的改造而提上日程。其中的代表是老城區高臺民居里的維吾爾族土陶工藝。正如上文所說，喀什老城區的改造計劃從2001年逐步論證并付諸實施，在這期間2006年國家首次公布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維吾爾族土陶燒制技藝列在其中。

不遠處的高臺民居雖然同屬喀什老城，遠沒有改造后街區的整飭，沒有濃重的旅游味道，這里卻更具有日常生活氣息。高臺民居對游客的開放程度并沒有改建后的旅游區大，在這里筆者拜訪了土陶傳承人吐爾遜?祖儂。

二、土陶和維吾爾族傳統

維吾爾族土陶技藝又稱為“模制法土陶燒制技藝”，這種土陶技藝大約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主要以手口相傳，沒有詳細的文字記錄②。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維吾爾土陶主要分布在北疆的吐魯番和南疆的喀什，其他地區也有土陶技藝，比如阿克蘇的阿克陶縣土陶歸屬于新疆自治區級非遺。喀什的土陶技藝最有名氣也非常有代表性。吐爾遜并不是高臺民居里唯一的一家土陶技藝傳承人，在他附近不遠處還有兩三戶人家也都是這項技藝的傳承人。吐爾遜的展覽室正中間的墻上擺著一份有合影的官方證書，是他被授予國家級非遺傳承者的見證。

雖然吐爾遜不是喀什土陶技藝唯一的傳承人，但是他的土陶制作和宗旨卻和周圍其他幾個傳承人有明顯的不同。在吐爾遜的展室里，碗、茶杯等和食品相關的容器大多不上釉，有部分上釉的成品通常只是在器皿的外部，一些花瓶和用來做擺設的器具有上釉，以綠色為主，但是釉層并不厚重。吐爾遜的工作室是一間窄小的房間，這里的主要光源是從上層閣樓透進來的幾束陽光。說是閣樓，其實是一層土隔板隔離開的上層空間而已，一層是處理和儲存陶土的地方，另一層不大的空間正是吐爾遜每天工作的地方。夏天雖然室外酷熱干燥，室內卻陰涼舒適，條件正合適制作土陶。吐爾遜幾乎一整天都要在工作室里忙碌。小房間里有兩扇小玻璃窗，陽光就是從這里進入，周圍的墻上都是木頭架子，上面擺放著各式各樣未上釉的燒制成品。正對著樓梯的位置是吐爾遜的工作臺，制作陶器的轉盤夾在一層與二層之間，吐爾遜半個身子懸在一層的房頂上，上半身露出在二層，腳下踩動踏板，一邊用兩手熟練地制作各式器具。

（一）土陶的堅持：文化生態

土陶制作是吐爾遜家的祖傳技藝，到他這里已經是第六代。吐爾遜說制作陶器的方法就是這樣從父親傳給兒子一直到他這里，但是他的兒子不愿意學習家傳手藝，而是傾向于外出工作或者經商。現在家里的妻子和女兒幫忙照看展室，有顧客來的時候幫忙接待。說到自己制作的陶器，吐爾遜很自信并且驕傲地說，他制作的陶器和祖上傳下來的幾乎一樣。吐爾遜強調的是制作理念，特別是針對給陶器上釉，他強調用作盛裝食品的器具不應該上釉，因為釉都是各種金屬類物質所成，上在陶器上雖然美觀但是不利于身體健康。因此，傳統的維吾爾土陶由于通常用作家庭餐具而直接燒制而成，并不上彩釉。吐爾遜指著旁邊剛做出來的小茶碗陶丕說，這些碗健康實用，倒上茶水可以保溫，又不會燙手，還可以留存茶香。周圍的幾家土陶傳承人做的陶器幾乎都上有各色彩釉，色彩鮮亮誘人，吐爾遜堅持他不會那樣做，雖然好看的東西通常賣得好價錢，但是傳統的東西是從父親和祖父傳下來的，他們那樣做是為了堅持陶器的健康，自己也要堅持這一傳統。

吐爾遜也提到來參觀和拜訪他的很多人，都說他的陶器要想走向如今的市場，必須要改變要更現代化，雖然吐爾遜不拒絕改變，但他更堅持傳統的傳承。在吐爾遜看來，他所傳承的技藝并不僅僅是技術本身，也不單是制作出來的具體產品在實物層面的保留，而是文化和精神。根據吐爾遜的理念，不上釉的土陶不僅是器物，更是人與自然、人與人的交流與連接方式，吐爾遜制作陶器的土（seghiz①）專門從阿圖什運來，質地柔軟且非常有彈性，有很好的可塑性，只有這土才能做出最耐用且健康的陶器。土質的選擇和土的來源地都是獨特的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②，這些地方知識記錄和延續著南疆各綠洲之間的歷史和交流。在公路和鐵路聯通南疆主要城市之前，各綠洲之間往往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由此形成了Rudelson筆下各地維吾爾人相對獨立的“綠洲身份”[4 ]39-70。而吐爾遜家幾代人以來都是從五十多公里外的阿圖什一個村子運來陶土，這樣頻繁的往來正說明商業和物品貿易連接著南疆各綠洲的維吾爾人，這樣的往來構成了相對獨立的綠洲居民之間共同的想象。陶土在喀什和阿圖什間的買賣運輸，同往來于綠洲間祭拜麻扎的人們一樣 [5 ]16-51 ③，是南疆維吾爾族從相對獨立的地域認同到一個共同的民族認同的紐帶。由此，對土陶傳統技藝的傳承是對維吾爾民族文化身份的守候，是象征個體與群體、個體與自然的文化生態。

土陶的傳統用途除了用作日常家用器具，還用于街區里的清真寺建筑裝飾，吐爾遜展示了專門用途的模具，主要用于清真寺院墻頂部（見下圖）。他回憶說以前家里為清真寺制作的這些土陶產品數量不小，有時會成為他們主要的制作產品，現在這些模具已經不太使用了。吐爾遜記憶中為清真寺制作大量的土陶裝飾是在20世紀90年代，這個時期正是改革開放深入影響新疆的時期，很多喀什的維吾爾族商人在生意成功之后，都會捐乜貼④ 修整清真寺，以此感謝真主的賜予，類似的情況在伊犁地區也很顯著⑤。在阿拉伯語和維吾爾語中用zakat指捐給清真寺的乜貼錢。Zakat是一個含有豐富伊斯蘭文化的道德概念，基本可以泛指捐獻，在《古蘭經》中zakat所指的捐獻包括分享（財物）、增強（社區）和社會公平。[6 ]319 Zakat反映財物所附著的道德和精神對個體、群體以及整個社會的貢獻，它強調個人所得財物對于社會的回饋。Zakat可以是穆斯林給予社會上任何需要的群體而沒有民族限制，比如孤兒、鰥寡孤獨者等弱勢群體。[6 ]319-321伊斯蘭文化認為zakat是一種義務，維吾爾族傳統文化通常用來證明財產的合法性。

維吾爾族文化中，世俗與宗教之間并沒有明顯的界限，伊斯蘭就是人們每日的飲食起居和婚喪嫁娶，社會與伊斯蘭是一個整體。商人的成功既是社會的給予也是真主的賜予，捐錢修建清真寺，由此證明自己的錢財取之有道，更是對社會的回饋。喀什老城的清真寺有上百座，除了最大的規模的艾提尕爾清真寺，人們居住的小巷中隔幾戶人家就有一座小清真寺，于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20世紀90年代，[7 ]150-170很多小清真寺得到捐贈的乜貼錢進行修整，吐爾遜因此承擔了很多清真寺修建的相關工作。這種回饋尤其體現在維吾爾社區里，小巷里的清真寺（mesjid）幾乎是每個家庭的男性必去的地方，做禮拜前后也是人們重要的社交時間，清真寺是精神的家園也是社區的重要社會核心。在20世紀90年代，和國內其他很多城市一樣，喀什的很多維吾爾商人注意到社會道德和傳統文化的流失，興修清真寺是對精神和道德的回歸，也是對傳統的保持。吐爾遜在當時制作清真寺的裝飾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中國社會并沒有處在一味追求金錢的趨勢中，針對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弊端，喀什的維吾爾族以他們的方式彌合社會問題。吐爾遜的祖輩就在為清真寺制作裝飾材料，然而他們的經歷見證了當代喀什維吾爾族社會的改變，也是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反映。因此，喀什土陶的非遺保護需要考察傳承人的視角，從文化和精神上加以尊重和保護，而不能輕易地從現代市場的角度出發簡單改變土陶工藝和制作文化。

（二）土陶的商業化：介于禮物與商品之間

我國現行的非遺保護注重非遺保護與扶貧和發展當地經濟緊密結合，非遺的保護與市場化進程相關聯。吐爾遜家附近的兩家土陶傳承人顯然已經做出了市場化轉型，他們的產品幾乎全部是上彩釉的土陶制品，包括盤子、水壺、碗等，這種轉型也說明土陶的功能從維吾爾族社會的日常用品日益轉變為以審美為主的藝術品或者商品。因而，土陶的使用價值在降低，而其商業價值籍由旅游市場而得到不斷提升。面對市場化的趨勢，吐爾遜有他的思考和見解。

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傳承人的缺失。以前也有一些向吐爾遜學習的維吾爾族年輕學徒，后都因為工作枯燥、掙不到多少錢而離開，對吐爾遜的土陶技藝感興趣的也不乏外國人士，曾經有幾名韓國游客慕名而來向吐爾遜學習過兩個月。吐爾遜擔心沒有學徒而手藝要失傳，另外，市場化的生產也要求人工的增加。吐爾遜說自己的技藝一定會有年輕人感興趣，只是很多人還不了解這項手藝，他希望可以通過一些宣傳去找到學徒。吐爾遜還希望通過時下新疆很受歡迎的《甜蜜的夢》節目（類似于《中國夢想秀》節目，以維吾爾語為主）來介紹自己的技藝同時尋找學徒，但是他擔心自己不能在節目里很好地表達。他認為自己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上電視面對那么多人不知道要怎么在大眾面前演講，所以也不敢真的去嘗試。

吐爾遜的土陶作坊年久失修，環境不太好，難以吸引學徒來學習，他希望政府可以幫助進行一些加固和修繕。在幾年前的改造中，政府曾經建議吐爾遜和周圍的家人搬到新修建的改建區，但是考慮到新的住房結構不適合土陶制作，另外也舍不得離開世代家人生活的地方，所以吐爾遜和家人還是選擇留在世代生活的生土結構的房子里。非遺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人們保留了高臺民居，因為要保護土陶技藝，它的制作場所也得到保護。土陶成為非遺是喀什城市化進程的產物，而成為非遺的土陶技藝也保護了喀什老城區的建筑和文化。

對于土陶技藝的市場化，吐爾遜希望可以在喀什或者烏魯木齊開一家店鋪，通過店鋪向外界宣傳自己的手藝，同時也可以有更廣泛而穩定的顧客群體，目前大多數顧客主要是夏天來喀什的外地游客。關于陶器的價格，吐爾遜特別指出，自己的土陶不會賣那么貴，他的目的在于讓很多喜歡土陶的人都買得起，為的是推廣土陶制作文化，而不在于把土陶變成奢侈品。事實的確如此，在見到吐爾遜本人之前，筆者在他的展室買了兩個小茶碗作為紀念，一共只用了十元人民幣，在著名的旅游景點能以這樣的低價買到用心之作的手工陶器實在令人驚訝。陶器的市場化帶來大規模的量化生產，吐爾遜堅持手工陶器的低價售賣是他對現代工業化生產的反思，用他的話說，工廠生產出來的都是一個模子打造出來的成品，所有的東西都是標準化的復制品，一模一樣，沒有生命，自己手工制作出來的每一個都有細微差別，每一個都不一樣，像人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這些陶器是有生命的。

工廠的東西可以大批量生產，賣得便宜，但流水線上的陶器商品卻是人與價值的分離。吐爾遜的陶器雖然只可小規模制作，但保留的是人與物的結合，手工陶器包含的是意義和文化，也可以給顧客能接受的價格①。從陶器的制作理念、價格的制定到對未來市場的考慮，吐爾遜所遵循的不是利潤的最大化，而是土陶社會價值的實現，這種社會價值可能不再是使用價值，而是土陶所承載的文化精神。從這個角度而言，吐爾遜對土陶市場化的考慮更接近于“禮物”這一人類學概念。以莫斯（Mauss）為代表的人類學家認為，和商品交換相對，禮物和資本主義市場里的商品交換不同，不以利潤為交換目的。[8 ]10-23莫斯用新西蘭毛利人的hau的概念解釋禮物關系，送禮方將自己的精神（hau）的一部分寄托在禮物身上，而hau因為是他人精神的一部分被認為是有危險的，因此收禮方必須回禮，將hau物歸原主。Hau的概念從社會關系的角度理解，就是對禮尚往來的規定，即來而不往非禮也，由禮物而規定社會關系和社會地位。禮物的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Gregory提出禮物交換與商品并不是完全對立，二者有相同之處，商品交換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禮物交換最大化的是交換雙方的社會地位。[9 ]24-36可見，喀什維吾爾文化與新疆其他地區、國內其他城市以及國際上的文化交流，強調的是喀什維吾爾族土陶文化在諸多文化文明中的一席之地。正如Appadurai指出，隨著物品的流動和在不同階段的作用，禮物與商品之間的界限模糊，[10 ]3-65土陶進入市場成為商品也帶來利潤，具有禮物交換的特征。土陶介于禮物與商品之間的特質為解決當下社會問題提供可能性，工業化與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社會價值缺失并不是必然的，吐爾遜對土陶在當下市場的理解說明文化、價值與意義有可能與市場化并行存在。喀什土陶工藝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之一，其介于禮物與商品之間的特征也許可以推而廣之來理解國內外其他的非遺當下所處情境。由此，非遺的保護除了適當推動市場化之外，也要重視其作為禮物層面的價值和意義。

三、結 論

非物質文化遺產并非過去遺留下來的文物，特別是在全球化和我國快速發展的經濟背景下，面對隨之而來的價值缺失和社會道德問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對現今社會有重要啟示意義的文化和精神。本文通過吐爾遜的視角說明，土陶技藝所蘊含和傳承的正是現代工業社會所缺失的精神和價值所在，因此具有現實的社會價值。吐爾遜對土陶技藝的理解和未來市場化的規劃值得受到重視，這些理念傳遞的是一種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既文化、價值與市場和經濟兼顧。因此，對于土陶的非遺保護和市場化，首先需要考察和理解非遺背后的歷史、文化和價值，學習這些文化對當地和整個中國社會具有重要的影響和貢獻。喀什土陶傳承人的視角同時說明，非遺傳承和保護應該充分重視傳承者的想法和理念，認識到這些理念是對當下的全球化以及工業化進行的對話和反思，而不是把傳承人的想法也歸為“遺產”而斷定不適合現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往往是目前工業化社會所缺少的人文關懷和價值，是對當下社會發展的促進。世界其他非遺保護的成功案例也證明同樣的觀點，比如在日本，很多傳統手工藝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所保護的正是這些匠人的制作理念，即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而日本的匠人精神也因此在全社會受到尊重和推崇，這種匠人精神隨之為日本現代工業和制造業所繼承，造就了日本現代工業的成功。非遺的保護是精神的傳承，如果把這種文化和精神拓展和應用到其他的社會領域就會促進文化興邦。

參考文獻：

[1] 陳平，編. 非物質文化遺產藍皮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報告（2015） [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2] 竺雅麗，王曉鳴，楊年山.中國保障性住房的街區式住區發展模式研究――以新疆喀什老城區改造為例[J].城市規劃，2010（11）.

[3] Cappelletti，Alessandra. Developing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1999C2009）[J].East Asia，2015（32）.

[4] Rudelson，Justin. Oasis Identity：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

[5] Thum，Rian.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Nanji，Azim. Zakat： faith and giving in Muslim context in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Religion and Social Justice [M].Blackwell Publishing 2012.

[7]Dautcher，Jay. Down a narrow road： Identity and Masculinity in a Uyghur community in Xinjiang Chin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8] Mauss，Marcel.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M]. Translated by W. D. Halls London： Routledge，1990（1925）.

[9] Gregory，Chris. Gifts and Commodities [M].London： Academic Press，1982.

[10] Appadurai，Arjun，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