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周期財政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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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一、反周期財政政策概述
反周期財政政策主要指在經濟環境發生轉變過程中實施的財政控制政策，該政策可以有效改善各項經濟財政運用效果，達到對經濟周期的穩定，對提升我國經濟發展及建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當前反周期財政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主要通過以下兩方面作用來保證經濟周期的穩定性：第一，經濟稅收穩定性。反周期財政政策可以保證在衰竭體制中經濟稅收保持不變，由不同經濟環境狀況形成對應稅收體制，從而確保人員可支配收入量，減少經濟波動對人們生產和生活造成的影響；第二，支出自動穩定性。政府在進行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具有固定的資金體制，該體制決定了政府資金的支出自動穩定性，即經濟環境發生改變過程中經濟投入發生對應調整，從而提升人員經濟狀況，合理控制得到救濟及福利的人群。
二、反周期財政政策實施中存在的核心問題
（一）消費刺激政策效果欠佳：消費需求與消費狀況不對應是造成經濟發展受到抑制的關鍵原因。我國雖然在反周期財政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財政刺激策略，針對經濟衰竭及經濟繁榮狀況構建了對應的社會經濟體制，但其整體對消費需求的促進并不理想。例如增加發行國債，該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們的投資的認識，提升了對投資的需求，對投資轉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并沒有真正完成對經濟需求的刺激，達到促進消費的作用。上述反周期財政政策直接造成消費受到限制，導致經濟發展步伐受到制約。相關資料顯示：截止到2008，我國社會固定資產平均增長17%，資產總額明顯提升，而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卻僅增長10%，社會消費狀況明顯低于經濟增長狀況。我國反周期財政政策對消費狀況的促進需要進一步加強。
（二）經濟體制結構差異明顯：我國經濟體制結構差異明顯主要表現在國民收入水平上。以后我國經濟發展非常迅速，人們生活水平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該時期內國家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經濟收入發展性帶動，這直接導致收入兩極分化的產生，并在后續經濟發展中不斷加大。基尼系數是描述國民收入差距的一項重要內容，該指標越大，收入差距越明顯。當基尼系數超過0.4時，認為該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社會存在不穩定因素，且該不穩定性隨著基尼系數的升高而增大。從基尼系數角度對我國經濟收入狀況進行描述可以發現：我國經濟基尼系數明顯高于國際警戒線水平，尤其是在2005年，基尼系數指標已經達到了0.471，人們收入差距明顯加大。
（三）財政收入與GDP發展脫軌：隨著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我國財政收入已經得到了非常大的增長，財政狀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但是在該過程中國家實際可支配GDP比例卻明顯降低，財政收入與GDP發展之間出現明顯脫軌。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財政收入上升迅速，截止到2007年，財政收入平均增長率已經達到18%，明顯高于原有財政收入增長狀況。但該時間中各項財富總數是一定的，財政收入的上升會直接造成政府利益占比提高，從而影響國民利益占比，造成我國實際可分配的GDP比例大打折扣。這種GDP發展狀況可以直接造成國民生產負擔加重，導致生產狀況受到限制。
（四）經濟通貨膨脹控制效益低下：通貨膨脹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重要問題，其控制效果直接影響著國民的生活和生產水平，對人們生活質量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國通貨膨脹主要表現在食物方面及居住類商品方面。相關資料顯示：通貨膨脹現象對低收入人群具有非常嚴重的影響，而在高收入人群中并沒有作用。這表明通貨膨脹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經濟發展的兩極分化，對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非常消極的意義。
三、核心問題本質分析
對反周期財政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的核心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后可以發現導致該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為：（1）財政運行機制不完善：我國在財政運行機制構建的過程中還沒有形成標準化、規范化財政體系，沒有對支出、收入等進行合理劃分。這直接導致財政發展粗放，限制了財政干預效益和質量。與此同時，財政管理中沒有形成對應體制財政使用監督、管理、控制策略，也直接造成利益漏洞，導致政策實施效益受到制約。（2）財政制度內部體系欠佳：我國財政內部體制在實施的過程中只是實現了一般的轉移性支付，沒有對內部體制進行全方位建設，各項支付性轉移效果受到嚴重限制。專項轉移支付內容與財政內容發展不符，稅收返還沒有形成對應內容，實際經濟體制受到非常嚴重的制約。（3）政策目標與策略缺乏配合：我國經濟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還沒有對投資內容進行制約，沒有對增值內容進行對應策略配合，體制運行效益受到明顯制約。與此同時，出口成本加大，生產成本上升時人員沒有形成費用體制控制，出口政策目標落實受到制約，從而導致反周期財政政策控制效益受到限制。
四、結束語
反周期財政政策具有非常高的經濟調節穩定性，可以從經濟手段及經濟策略著手，對各項財政問題進行對應解決，從而達到經濟內容的自我調整和自我改善，從波動特征入手，形成對應內容。在對該政策進行運用的過程中政府及相關部門要加大對其核心問題的分析，要從上述問題著手形成對應體制控制內容，從而提升經濟發展效益，加速我國經濟建設進程。
[1]賈俊雪，郭慶旺.財政支出類型、財政政策作用機理與最優財政貨幣政策規則[J].世界經濟，2012，11：3-30
[2]馬亞靜.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的財政政策設計――基于產業生命周期的視角[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02：190-194.
第2篇：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
2008年金融危機后，歐盟的財政環境急劇惡化。
其中，歐元區的政府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赤字率），從2007年的0.6%，激增到2009年6.8%，財政狀況嚴重惡化。但是它從2010年開始實行財政穩固政策，歐元區政府財政赤字迅速降低，德國近年開始還實現了財政盈余。歐盟的整體情況也從2009年的6.8%峰值，降低到2015年三季度的2.3%。
毫無疑問，危機爆發后歐盟國家打破陳規的應急性財政政策，以及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了歐元區經濟和市場的信心。然而，歐盟很快就著手穩固財政，并對歐盟的財政政策，以及接受歐洲央行援助的國家實行一系列改革，從而讓公眾對公共財政恢復信心。
在改革與持續寬松貨幣政策的雙重拉動下，歐洲經濟在2015年企穩。根據歐洲央行2015年12月的報告，歐元區實際GDP將在2015年達到1.5%的增長率，并預計在2016年和2017年穩步增長至1.7%與1.9%；通貨膨脹率有望在2017年提升到1.6%，就業率也會上升。
若不未雨綢繆，它們很快會在中期遭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壓力。更何況，截至2015年11月，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估計已有 85萬難民進入歐元區；而這一數字將在2017年比2015年6月再增加240萬。大量涌入的難民亦會對歐元區財政環境造成壓力。
這次緣起美國的金融危機和隨后的歐洲國家債務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捶打了歐盟的財政治理框架――“穩定與增長協定”。
最初，作為治理構架法律文件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簡稱《馬約》）定下政府赤字占GDP比重不得超過3%，以及公共債務不超過60%的標準，從而防范一國的財政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宏觀經濟和整體的貨幣政策，造成負面的溢出效應。
《馬約》規定的財政政策原則，確定了歐盟財政政策協調的規則、過度財政赤字的懲罰程序，以及建立預警機制監督各國財政運行狀況，保證各成員國在中期內實現財政基本平衡或者略有盈余。《馬約》被認為是歐盟經濟穩定的根本保證，也是歐元穩定的基石。但是，它最終還是沒有避免歐盟國家大規模的財政不平衡。赤字率上限規定限制了各國財政政策的反周期調節作用。
歐盟創始之初，就存在一些“赤字”國家。它們并非體現為糟糕的政府赤字，而是在本國需求激增和大規模資本流入的年份里，積攢了大量的凈外債，例如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
這種經濟基本面使得在危機來臨、流動性短缺之時，私營經濟遭遇嚴重負債危機，最終傳導為經濟下行、失業率激增、市場失去信心。
有借款的企業，就有貸款的金融機構，這便造成歐元區內部的不平衡性，最終導致歐元區危機。
因此，歐洲的問題并非僅僅靠逆周期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而是需要展開一攬子措施，以扭轉當時極有可能出現的金融體系倒塌，并有效地促進短期本土需求，從而穩定局面。
危機爆發后，G8中的歐盟成員國在2008年的巴黎峰會上共同宣布，它們將采取一些需要的措施以保障其銀行與金融系統的穩固；同時，歐元區政府首腦在2008年宣布協調性的《歐洲行動計劃》，以穩固市場信心和金融系統的功能。
與此同時，公共部門不得不對原本就有缺陷的金融部門進行援助。從2008年9月開始，歐洲央行與其他的歐洲國家央行，對銀行業采取大量拯救措施，以防止其流動性短缺、確保具備正常的其償付能力。
這些援助措施從最開始的瞄準銀行負債項下，擴大到后來的銀行資產項下，以防止銀行資產減記，進而防范投資人對銀行業的信心動搖。
2008年至2009年，雖然歐元區政府對金融部門的援助占總體政府赤字的比重較小，低于GDP的0.1%，但是它在部分國家則占比極高，例如比利時的6.4%、愛爾蘭的6.7%、盧森堡的6.6%，以及荷蘭的11.3%，造成嚴重財政負擔和財政風險。
歐洲議會在2008年通過《歐洲經濟復蘇計劃》，以協調成員國的反周期財政政策。這個大包裹一共價值2000億歐元，約占當年歐盟GDP的1.5%，其中成員國共投入1700億歐元，歐盟與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共提供300億歐元。
這些手段在恢復金融穩定性和逆周期財政政策干預的同時，給公共部門帶來高額的負債。歐元區的債務GDP占比從1998年歐元成立之前的73%，穩步降低到2007年危機前的66%后，迅速攀升至2015年一季度的92.9%。
根據歐洲央行2010年所發表的《歐元區財政政策與危機》報告，為了應對危機而提高的預算赤字，首先會推高通脹預期，給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帶來負擔。
第3篇：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
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第4篇：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
記者：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等方面確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導致國債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何教授，請您談一談對我國國債規模的判斷。
何教授：對于這個問題首先應當認識到：我們的財政政策和國債政策從來都是為實現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目標服務的。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物價水平總下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鑒于此，中央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1999年又進一步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經濟各項指標下滑的趨勢得到控制。199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8%，199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1%。
認識我們的債務規模，關鍵就要看國家財政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實施反周期調節的經濟效果如何。至于在亞洲金融危機得以緩解，東南亞一些國家經濟復蘇以后，我們的財政政策將如何改變，則需另當別論。但從今年的經濟形勢來看，還應當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具體到我們國家，國債規模的大小，我想應該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來分析。籠統地說發債空間大小與否，我認為不具體，也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國家從1993年開始實行宏觀調控，并在1996年順利實現了經濟軟著陸。但是，在軟著陸以后，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也開始暴露出來，這集中表現為結構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體制性矛盾；而且，這三種矛盾交織并發、錯綜復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說反映了三大風險、三大困境，即國有企業處于困境，銀行處于困境，財政處于困境。鑒于這三大矛盾同時并存，要擺脫困境，當然要從經濟入手，從企業入手。而國民經濟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國企改革的深化，都離不開財政和銀行的支持。但是，在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時出現的時候，我們解決問題的回旋余地就不是很大了。面臨著這樣一個現實矛盾，那么，我國的國債規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國國債規模的大小，既要考慮到我們的財政政策是為經濟服務的，不能夠只求財政平衡而放棄總的經濟目標，又要從客觀形勢出發，考慮到財政自身的運行問題。我們可以用兩個總量指標來衡量國債規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國際標準不能超過3%；二是債務率，即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以60%為警戒線。從公開的數字來看，目前我國的赤字率還不高，好象發債空間還比較大，但是如果考慮到其他一些隱性赤字，就已經接近或超過國際警戒線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時，我國還有幾點與西方不同。第一，我國的債務余額積累是從1982年開始的，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歷史，因而其債務率遠遠高于我國；國與國情況不同，債務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們的財政能力也有別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我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比重都在30-40%，財政能力比我國要強得多；而我國的財政能力相對較弱，這一點在比較債務率時必須加以考慮。第三，我們的資本市場剛剛起步，還很不發達，發行的國債還不能直接進入資本市場流通。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資本市場應當說是比較成熟的，無論國債發行多少，都能進入資本市場流通，通過市場的循環消化，債務問題便很難暴露；并且，西方一些市場經濟國家即使沒有財政赤字，也要發行國債，以便進行公開市場操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所以說，為什么西方國家債務率高于100%都不會出現大的問題，道理就在這里。因此，我們在作國際比較時，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發債的空間應該說不是很大了；我認為，現在財政已經盡力了。
記者：今年我國仍將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那么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財政風險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何教授：1998年以來我國適度增發國債，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二是為了扭轉國民經濟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實施反周期經濟調控的重要舉措。從目前情況來看，亞洲一些國家已經相繼走上了經濟復蘇的道路，金融危機的影響正在減退。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趨緩，但仍保持在較高水平，物價也出現止跌跡象。因此，我們的反周期調節也將告一段落。在經濟運行恢復正常以后，就要注意解決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等深層次的矛盾問題。財政政策，包括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等，都應當以此作為調控目標。這些問題不解決，國民經濟發展和財政運行都會受到很大影響。
但有一種傾向是我們所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體情況，一味地依賴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擴張性財政政策與需求不足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出現買方市場時，需求不足是一種常態，主要應當靠市場進行調節，宏觀調控政策應當處于輔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過分依賴財政政策調整市場需求，事倍而功半。處理不好，還會導致債務危機。而債務危機反過來又會對經濟運行產生負面影響。俄羅斯經濟的崩潰就是一個明證：首先是債務危機，進而導致經濟危機爆發。因此，國債政策也是要謹慎使用的。
記者：當前，我國的財政風險已成為財政生活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您如何看待我國的財政風險問題？
何教授：企業風險以及銀行風險，這兩種風險在社會上已經達成了普遍共識，而對財政風險問題卻仍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在我看來，財政風險比其他任何社會風險都嚴重。首先是財政自身的風險，財政收不抵支的矛盾決定了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將越來越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來自社會各方面的風險，如企業的風險，銀行的風險等，這些風險有相當大的部分最終都要轉化為政府的風險，轉化為財政的風險。所以說，財政風險是最大的風險，應當引起全社會充分的關注。
第5篇：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 證券市場 影響
在我國，證券是國家實施產權政策的最主要工具，是優化資源配置、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途徑，是調節、控制貨幣資本循環的重要手段。因此，加強對證券市場的宏觀調控，保證證券市場的資金流向和穩定運行，有利于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的良性循環和發展。
一、宏觀經濟政策介紹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含義
宏觀經濟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調節控制宏觀經濟的運行，以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嚴格地說，宏觀經濟政策是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除此以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都屬于微觀調控，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微觀經濟政策。由于宏觀經濟政策通常是用來調控短期宏觀經濟運行的政策，加之市場經濟形式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宏觀經濟政策需要依據市場經濟態勢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不能長期化。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
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主要有四個方面：
1.持續均衡的經濟增長，即保持經濟的增長的同時，保證其有一個適當的增長速度。因為經濟增長受各種資源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過快的經濟增長會導致一些問題，如環境污染等。
2.充分就業，充分就業意味著一方面市場上的失業只有因為摩擦性失業所帶來的。另一方面是現階段的資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3.物價穩定，物價穩定并不是指沒有通貨膨脹，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通貨膨脹是不可避免的。物價穩定是指通貨膨脹的比例在1%到3%之間，并且每年的通貨膨脹率差別都不大。
4.國際收支平衡，國際收支平衡即意味著，匯率穩定，外匯儲備有所增加，進出口平衡。因為外匯儲備在一方面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對外經濟的能力，即其商品的競爭力。
二、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本文將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種方面探討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一）財政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1.財政政策的手段
用來調整財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通過調整政府購買能力來調整財政政策；第二，通過調整政府的轉移支付能力來調整財政政策；第三，通過改變稅率來調整財政政策。當經濟增速繼續放緩，失業率上升，政府應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提高政府采購水平，提高轉移支付，降低稅收水平，解決經濟衰退和失業。當經濟增長，而物價水平持續上漲，政府應該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政府采購的水平，減少轉移支付的水平，降低總需求，抑制通貨膨脹。
2.財政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財政政策可以分為擴張性、緊縮性和中性財政政策三種。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時，政府財政在確保各種行政和國防開支之余，不會搞大規模的投資。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政府會積極投資于能源，交通，住房和其他建筑相關產業，從而帶動水泥，鋼鐵、機械行業等發展。如果政府發行債券的方式來增加投資，對經濟的影響更是深遠的。總體而言，財政政策的緊縮將使得經濟過熱受到控制，股市將減弱，因為它表明未來經濟增長將放慢或走向衰退，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股市會強大的，因為它表明經濟增長將加速未來或進入繁榮階段。
具體來說，財政政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對證券市場造成影響：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能夠提升總需求，降低經營風險，從而使股市上漲，相反，如果由于經濟過熱遭到抑制，就會降低股票的市場價格。
（2）擴大政府采購，加大政府投資公路，橋梁，港口等非競爭性領域，可直接增加與工業產品的需求，而促使證券價格上漲。減少政府的購買水平則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3）政府轉移支付水平發生變化會使社會的購買力在結構上發生重大變化，從而影響總需求。提高政府轉移支付的水平，可以幫助證券價格上漲；反之，政府轉移支付水平下降也會使證券價格下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如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為維持農產品價格對農民進行撥款等，就會使有些人提高收入水平，也間接促成了企業的利潤增長，因此，有利于證券價格的上升；相反，政府轉移支付水平下降就會使證券價格下降
此外，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水平進行調整，會使原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間的財政格局之間的平衡被打破，而形成全新的平衡狀態，就就在整體和結構上都使證券市場受到影響。
一般來說，如果中央政府將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的水平提升，地方政府將會對當地經濟的發展更多的自和財政資源，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本地上市公司的發展，從而促進證券價格的上漲。同樣，如果一個地方政府得到相對較多的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那么該地區的證券價格的上漲潛力則會更大。
（4）在其它各方面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下，公司稅的變化將會直接使公司的凈利潤受到影響，從而進一步時公司的積極性和擴充生產規模的能力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到公司的發展潛力，故而調整公司稅對證券具有較大的影響。
居民的個人實際收入水平直接受個人所得稅的影響，進而會影響到證券市場的供求關系。同樣，證券交易的成本也會直接受到證券交易稅的影響。因此，通常情況下，稅率的上升將會遏制證券價格的上漲，相反，稅率的下降也會促進證券價格的上漲。
總之，無論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在理論上其傳導過程都比較漫長。這種較長的滯后性財政政策決定了它對證券市場的影響不像貨幣政策的影響那樣立竿見影，相對緩慢，但十分持久。因此，我們必須重視財政政策對股市的作用。從長遠來看，積極或穩健的財政政策，能確保中國的宏觀經濟的穩步增長，這對證券市場發展的穩定增長是非常有利的。從短期來看，政府支出增加，以及稅收優惠會直接或間接影響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同時，將加大資金在股市的供給，有利于股市價格的上漲。相反，它會導致在股市價格下跌。
（二）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1.貨幣政策的手段
政府貫徹貨幣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個：
（1）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它要求商業銀行收縮貸款和投資，因為銀行被迫收獲的借款人貸款用來償還活期存款，銀行存款因此而降低，說明此時的貨幣供應量有所下降。相反，法定準備金率下降貨幣則擴張。
（2）再貼現政策。提高貼現率對商業銀行信貸行為會起到約束的作用，相反，它是有利于信貸擴張，擴大貨幣供應量的規模。
（3）公開市場操作。為了防止經濟衰退，央行將通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擴大社會的有效需求。隨著經濟的不斷攀升，而沉重的通脹壓力，會使國家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
2.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對證券市場產生影響：
（1）當貨幣的供應量增加時，一方面會促使證券市場的資金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通貨膨脹會促使投資者為了保值繼續買進證券，從而極大的推動了證券市場價格的上漲；相反，當貨幣的供應量降低時，就會使證券市場的價格呈現下降的趨勢。
（2）利率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作為宏觀經濟睛雨表的證券市場，其波動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利率是影響證券市場波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利率與證券市場表現為逆相關。利率上升，投資證券的價值低于銀行存款利率，收益預期下降，折現率增加，從而導致股票價格下跌；利率下降，投資證券的價值高于銀行存款利率，收入預期增加，折扣率降低，從而導致股票價格上漲。通常情況下，短期利率影響股票價格也相對明顯，市場反應還是比較快的。
在一個完整的利率周期變化范圍內，利率變動對股市的影響也與理論分析一致。對一個完整的周期利率分解，我們可以發現，每一次利率變化對股市的影響與理論分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原因是利率變動對經濟實體的影響不是唯一的，對人們的心理預期也會產生效果。當利率上升時，人們會認為，由于經濟的持續升溫，并導致央行采取降溫措施，從而對上市公司的預期上升的表現更為激烈，因此額外追加投資。
（3）央行在公開市場上買入證券，就會促進證券價格的有效需求增加，從而促進證券市場的價格上揚；反之，央行出售證券，增加證券的供給，就會導致證券價格下降。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國貨幣政策與證券市場發展密切相關。因此，進行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分析具有可實踐性與巨大的現實意義。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國家宏觀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復雜的。因此，在進行證券投資時要時刻關注國家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把握國家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只有這樣才能減少不必要的風險，產生更大的收益。
參考文獻：
[1]劉暉.淺談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影響[J].現代商業，2012，（26）
第6篇：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
一、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形勢展望 有的學者認為，我們對2000年的財政收入預測暫不考慮費稅改革的體制因素，對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減持平處理， 經濟增長方面按7％考慮，物價方面按3％考慮，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 按此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189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 絕對額增加1000多億元。關于2000年財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支出將達到13350 億元， 比1999年預算增長10.1％，絕對額增加1200多億元。2000年支出與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減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為1660億元，比1999年擴大157億元。 另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以下幾個影響因素。
1.“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提高，2000 年估計能夠繼續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的增長很重要的在于一些臨時性、政策性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在“十五”時期將很難繼續發揮作用。“十五”時期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將主要依賴稅收與經濟的協調增長。
2.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增長的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長期以來影響我國財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4.1998年和1999年，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實行增加國債發行、擴張政府需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繼續實行相對擴張的財政政策仍然難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認為，我國經濟需要比較長的結構調整時間。根據世界銀行有關專家的分析，在這個期間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這個速度顯然是我國社會現狀所難以接受的。因此，財政政策面臨著技術擴張的壓力。
5.造成財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財政基礎薄弱，財政可調控財力嚴重短缺。初步測算，考慮物價因素，如保證法定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十五”時期僅支農、科教文衛支出、價格補償等因素即可占去財政每年新增財力的50％左右。如果考慮到近年來大量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問題、糧食收購等資金需要，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可調控財力極為有限，“十五”時期財政收支矛盾將更加突出，作為宏觀調控主體的中央財政無疑將要面對更加嚴峻的考驗。
6.在我國財政調控經濟手段缺乏的情況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體現為財政赤字和國債的增加，但財政赤字的擴大和國債規模的增加，也相應增大了財政的風險。很顯然，不論從財政赤字還是國債角度看，聯系到我國脆弱的財政基礎，財政風險都不是一個讓人可以放心的問題。 再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將表現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勢。
1.經濟增長速度繼續受到需求制約。我國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動的沖擊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終消費率下降，以及消費需求不足對投放擴大的影響。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近幾年的最終消費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低于儲蓄率較高而消費率較低的亞洲國家，原因是我國的居民消費率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個百分點左右）；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率按人口比重計算卻不低于其它國家，問題在于農村消費水平太低，影響了整個居民的消費率。從現在到“十五”期間，我國國內需求結構失衡從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消費需求的擴張基本上依賴于農村居民消費擴張期的到來。
2.經濟增長質量將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間，國有經濟的制度變革和戰略調整將較大幅度推進，這會帶動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上升，同時促進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較快發展，使競爭機制更趨于合理和有效，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加" 強。國有企業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進程，加上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約束，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起著較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經濟增長質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計“十五”期間增長方式轉變和增長質量提高最為明顯的領域將是消費品工業部門。
3.產業結構調整將邁出較大步伐。90年代以來我國的結構問題比較突出，一個是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明顯加深，另一個是工業結構的升級非常緩慢。這兩個方面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在“十五”期間我們不能不花大力氣來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4.對外開放將進入一個重要的新時期。加入WTO， 受到沖擊較大的產業將是農業、重制造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很多第三產業部門，而大多數消費品工業則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對外競爭能力。即使中國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紀初期也必然要實行進一步開放的政策， 在關稅降低和外商投資條件方面都會邁出較大的步伐，國內企業將面臨更多的商品進口沖擊和國際大跨國公司進入的沖擊，面對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同時也會有更多的國內企業去迎接新的國際挑戰，擴大對外出口和對外投資。因此，“十五”期間我國在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中既可以進一步利用擴大開放的有利條件，又需要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以盡快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二、21世紀初期的財政政策建議
第一種建議認為，考慮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的協調銜接，近期我國財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個方面：
1.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反周期”宏觀調控方針。市場經濟的發展已使中國經濟運行基于“自然節律”的周期波動趨于明顯，因此財政政策作為市場經濟下“間接調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勢必要更加自覺和堅定不移地在目前所處的經濟運行低谷階段，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作擴張性的“反周期”調控操作。只要經濟景氣還未回升到（并相對穩定到）接近中位的水準，市場預期還未普遍由看淡轉為看旺，擴張政策調節的取向就不能改變，并要審時度勢保持調控措施必要的力度，掌握好各方面具體措施的優化組合。
2.酌情對積極的擴張財政政策在實施重點和操作方面作出微調。根據項目實施情況和優化經濟結構的通盤考慮，近期的投資重點，應向興辦基本農田水利、防治環境污染、建設一般民用住宅等方面適當調整并更為收攏。同時，針對現實問題，加大項目建設資金的監管力度，嚴防挪用，加快資金到位速度，并努力改進工程設計，提高施工質量，以求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3.財政職能應在退出“越位”和填補“缺位”兩個方向上作出積極調整和探索。隨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和調整，財政應在一般競爭性的生產建設領域“淡出”，其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職能，需要更加強調和重視，擺到更靠前的序位上。
4.“費改稅”漸入快車道。以“清費規稅”為重點的政府財力整合，代表了現階段財政政策的一個必然導向。這也意味著對政府行為的規范約束和對“既得利益”的調整，將隨之進入更深入、更具體的階段。
5.改革的深化將引出進一步的機制磨合過程。財政政策是服務于發展和改革的，目前既需要作出不同尋常的短期調節，又需要掌握中長期的總體機制轉換、協調與配套。財政體系自身走出困境的“振興”，也有待經濟發展、市場成熟過程中財力狀況的改善和政府財力運作的規范化。
6.新調控方式與手段的探索將成為現實生活的迫切要求。財政政策需進入市場經濟“間接調控為主”的軌道，因而必須積極探索新時期可行的間接調控新方式。1998年在以財政貼息支持高科技成果產業化方面已經破題，而今后經濟生活中的客觀需要將推動這種探索向更寬廣的政策性投融資領域擴展。
7.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勢在必行。現實生活正在呼喚財政收支管理的進一步嚴密化和與市場經濟國際慣例的接軌。從財政政策指導上看，今后必將強化對收入、支出、轉移支付的各個環節與相關領域的管理，使之嚴密和規范。
8.進一步推進統一市場和企業公平競爭環境的營造。實現企業間的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的既定方向和動態過程。隨相關措施的貫徹落實，我國統一市場的規范程度將進一步提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也將進一步走向成熟。
第二種建議認為，在我們看到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積極效應的同時，還要對其下一步發展及可能出現的問題作出前瞻性分析。
1.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適度，并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早研究。這是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的。從中長期看，我們必須堅持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嚴格控制并逐步縮小財政赤字和發債規模。要對國內外經濟形勢和國內的物價走勢、國債資金使用效果及還本付息等進行密切監測，早作應對。俄羅斯等國因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過大而引發債務危機和通貨膨脹的教訓，我們要很好研究，以興利除弊，未雨綢繆。
2.要把激活消費作為今后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措施，而不宜簡單地再靠政府投資推動。從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特點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十分明顯。但是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動力量。因此，今后要逐步把拉動經濟增長的立足點轉到引導刺激消費上來，要修改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限制消費的稅費等政策，制定鼓勵和引導消費的稅費政策。有計劃地把工作重點放在開拓城鄉消費市場和引導形成新的消費熱點，進而帶動民間投資上。
3.要注意財政政策與其他政策措施的協調與配合。因此必須發揮政策要素的組合效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兩個主要手段，首先必須相協調、相配合，要繼續適度加大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開展消費信貸和對中小企業信貸的支持力度，以充分發揮兩個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力。
4.要研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措施。要特別注重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和導向作用，更多地采取通過財政貼息和為高新技術貸款提供擔保等間接手段，用較小的投入去啟動企業和個人的投資和消費。這樣做，不僅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推動經濟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而且可以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但地方財政必須做到收支平衡。
第三種建議認為，對“十五”財政的測算，要按照壞、中、好的經濟大環境做三個方案。具體測算如下：
方案一：整個“十五”時期仍未走出經濟低谷，需最大限度運用財政擴張政策。
方案二：“十五”中期走出經濟低谷，需維持現行財政規模的擴張過渡政策。
第7篇：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新結構經濟學;財政政策;有為政府;垂直結構
【引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我國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長，2018年GDP總量首次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為90．03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3．6萬億美元，人均GDP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萬美元這個世界銀行所定的高收入門檻線。作為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GDP總量世界第二的大國，我們內部的經濟結構在不斷地調整，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處于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新常態，同時在過去幾年里我們外部還經受著中美貿易戰等一系列新的挑戰，我們的外部宏觀環境正面臨著系統性的重要轉變，這種內外結構與環境的變化也將是我們在未來“十四五”期間的持續的特點。2018年，我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83352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220906億元。而1978年則分別為1132．26億元和1122．09億元，可見增長迅猛。財政政策是為了實現國家某些目標的重要手段，財政的“收”與“支”的能力、體量、結構與影響都和發展階段及國際環境密切相關。我國的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需要結合這些宏觀趨勢與外部環境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如何調整我國的財政政策。新結構經濟學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著重研究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對經濟發展的含義，被認為是繼“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后的第三展經濟學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創。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主張要從本國發展階段與稟賦結構出發分析最適合自己的技術、產業結構、金融結構與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財政政策。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結合我國經濟正在同時進行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闡述財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對產業的五大分類來論述財政政策，第四部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以及財政政策的實施與執行過程，最后是總結。
二、四個同時進行的結構性過程與財政政策
從結構上看，我國目前正在同時經歷四個結構性過程，各自所對應的財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第一，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即經濟結構隨著人均收入提高，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也就是所謂的庫茲涅茨事實;另一方面，產業之間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升級，產業鏈內部向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級。
第二，經濟轉軌過程，即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轉變過程，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與次序糾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場扭曲，優化資源配置，逐漸實現從計劃與市場雙軌向市場單軌轉變。這個過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轉軌次序與速度，改革的倒逼機制是否有效，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Wang,2015)。
第三，經濟開放過程，即從原來相對比較封閉的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的過程，是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我國在貿易全球化方面進展突出，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而在資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幣已經進入SDR，我們現階段也在重點研究和推行與人民幣自由可兌換相關的匯率與資本流動管制問題。除了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之外，還有技術流動。我國總體越來越接近世界技術前沿，在對現有國外技術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創新這兩個方面的比重不斷調整，關于國際與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調整。
第四，大國崛起過程，即我國從原來的軍事、政治、外交等地緣政治方面的弱國逐漸向世界強國的崛起與復興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難免會與現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間可能存在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問題。事實上，不僅是我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尤其是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份額不斷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有改革現有國際秩序的訴求。因為現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戰”結束時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產物，在不少方面已經滯后于這個時代了。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在同時經歷這四個結構性過程的大國，而財政政策與這四個結構性過程均密切相關，所以我們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就顯得尤為復雜。具體而言，對于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財政政策體現在相關的稅收、補貼、基礎設施投資等很多相關方面，稅基也在隨著經濟結構發生變動，這些都與產業政策高度相關，后面會更具體地展開。對于經濟轉軌過程，我們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國的補貼與稅收政策，消除和糾正那些低效的或者無效的補貼，優化稅收結構，更好地糾正政府的“亂為”，發揮“有效市場”的作用。對于經濟開放過程，我們的財政收支越來越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財政政策與國際貿易、資本和技術的流動纏繞在一起，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而且作為大國也會影響國際。對于大國崛起過程，我們將不得不考慮那些與國防與經濟安全有關的戰略型產業的財政支持，比如，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的芯片斷供問題、華為的問題，又比如與亞投行、“一帶一路”等相關的問題，等等。
現在有不少學者反對我國的積極的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針對第二個過程，認為那會強化政府的“亂為”，不利于市場化改革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學術界達成共識比較多的是減稅政策，可是減稅的前提應該是切實降低政府開支，否則只能增加政府債務，從而提高通脹可能并增加宏觀風險。無法降低政府開支的所謂“結構性減稅”實際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經濟轉軌的改革過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財政支撐的，其他三個結構性過程同樣也需要政府的因勢利導的作用，需要政府開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開支。因此，現階段似乎首先應該討論如何減少政府的低效開支，優化支出結構，進行結構性的開支削減，再來討論如何進行結構性減稅，否則稅只可能越減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顯然并非獨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國正在經歷從農業到非農業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即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而在非農部門中存在一個“垂直結構”，即能源、金融、電力、通訊等幾個核心的上游部門主要由國有企業主導，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市場結構偏向壟斷，產業偏向資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費性制造業和消費業則已經放開，國有企業已經大量退出，并且由民營企業主導，進入壁壘比較低，市場結構更接近充分競爭。上游產業為下游產業提供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所以存在投入—產出表的供應鏈關系。這里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經濟轉軌過程。與此同時，我國的下游民營企業是國際貿易的主力軍，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民營企業更是積極參與貿易的全球化，持續保持第一大出口主體地位。而正因為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與“垂直結構”，使得大國崛起這個結構性過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并承受著巨大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深刻理解當前中國的這種宏觀經濟結構對于我們分析宏觀財政政策將很有幫助。譬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上游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高于下游的民營企業，但是2008年之后則相反。這是因為，2008年之前，中國下游產業放開，國退民進，下游部門的民營企業利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過程將大量產品銷售到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下游民營企業需要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對于上游國有企業生產的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的需求也大量增加，進而上游國企的利潤率也就不斷提高。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與土地相關的財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總體而言，無論是下游的民營企業還是上游的國有企業，所上繳的稅收在這段時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國的國企的利潤率開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營企業利潤率的狀態。這是因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下游民營企業面對的外需相對下降，因此下游民營企業的生產規模相對收縮，一部分民營企業破產退出市場，從而降低了對上游原材料與中間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產業中的國有企業比重比較高，它們面對市場變化的調整速度可能比民營企業更慢，而且面對整體經濟衰退時，國有企業承擔的“保就業、保增長”等政策性負擔就變成顯性的約束，裁員率低、破產率低、投資減少率低，這就導致僵尸企業主要集中在中上游產業，而且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低于民營企業。我國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過國有企業的投資增加來實施，間接地通過“垂直結構”影響到產業鏈中的其他部門。對于這個擴張性的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效果評估，目前文獻中的學術研究還沒有考慮“垂直結構”，而“垂直結構”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類產業劃分與財政政策
這一部分將著重從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視角結合產業升級過程來看我國的財政政策，因為產業升級中的諸多產業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具體表現。新結構經濟學分析不僅關注總量指標，而且更加關注各不同發展階段下不同的產業結構等結構性的指標。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們將產業分為五大類，具體包括:戰略型產業、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轉進型產業和換道超車型產業(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2018)［9］。按照這五大類劃分以后，針對中國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適時分析在每一類產業的發展中政府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財政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進而對五大類產業制定不同的產業政策，從而確定財政的相應收支結構。
1．針對戰略型產業。比如戰斗機的研發時間很長，資本也非常密集，從經濟效益來說也許并不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相關企業的“自生能力”不見得很高，但是這些產業和部門涉及國防安全，需要維持必要的財政投入，而且特別是隨著前面提到的第四個結構性過程，即大國崛起過程，這樣的財政投入會不斷提高。再比如中美貿易戰中，高端芯片上我們被卡住脖子了，會使得整個產業鏈面臨癱瘓的危險，這涉及經濟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對此增加財政支持，鼓勵自主創新。
2．針對追趕型產業。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技術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過招商引資，通過產業園區和其他方式對外資進行財政補貼，促進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與學習。不少實證研究表明，我國的出口加工區的產業政策成效總體是顯著的，支持產業發展的相關的基礎設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土地與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基礎設施存量已經相當高，在吸引投資方面，與其他地區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可以提供的顯性的政策優惠空間是有限的，此時，如何注重改善產業的營商環境，提升軟的制度安排，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和對人才的搜尋成本，為產業升級提供各種便利的服務，有利于產業向高附加值端升級，這些是產業政策或財政政策需要轉變的方向。
3．針對領先型產業。因為在技術條件上我們已經達到世界前沿，這種領先地位決定了企業主要靠研發創新來提升生產力。所以，如何在財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調整，以促進這些產業的自主研發就成為關鍵之舉。相應的，測度與評估我國研發投入上的財政支出的效率問題就十分重要，而這并不僅僅是微觀實證問題，也需要合適的宏觀框架來幫助我們思考。這涉及國家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在上一節中，我們論述了“垂直結構”，上下游所有制結構是非對稱的，市場結構也是非對稱的，下游更加突出競爭性，而上游則更加呈現出壟斷性特征。與此同時，“垂直結構”又結合著產業升級，從農業向非農業結構的轉型以及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國的財政政策，包括R＆D的補貼，很多時候是向國企集中的上游產業傾斜的，這個政策可以通過產業鏈傳遞到下游，傳遞到民營企業。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上游國有企業投資增加開始傳導的。換言之，我們是需要考慮產業內與產業間的外部性，考慮一般均衡效應的。
4．針對轉進型產業。一是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非洲的轉移。二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一些產業，比如“四萬億”之后的我國的平板玻璃、電解鋁、鋼材等等普遍存在“產能過剩”，而其中有些產業對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這些產業的部分產能適度轉移到有需要的國家去，就可以實現雙贏。導致產能過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低效產能無法及時去除的問題，也就是僵尸企業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2008年之后，我們國家越是上游的產業，僵尸企業的比重越高，這些企業一直享受財政補貼，對戰略性產業或許是必要的，但對部分非戰略型上游行業，就不應將“戰略性”作為提供保護補貼的借口，而是要降低進入壁壘，允許更多民營企業進入，打破國企壟斷，消滅僵尸企業，提高產業效率，提升產品質量。第二類是產業本身技術水平已經比較發達，但是因為政策補貼等原因，導致在國內供過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產業上，我們實際已經屬于領先型產業，技術已經居于世界前沿，但產能特別高，而非洲和中亞等一些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農業，需要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把這些產業引入到“一帶一路”這些國家，并不是淘汰落后產能，而是完全可以實現雙贏的。
從產業國際轉移和對外投資援助的角度，中國作為大國的這些對外的財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數效應。因為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國家變得更加富有，對中國也意味著將有更大的世界市場，進而拉動中國其他產業的出口，提高GDP.當然，這不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長期的具有生產性的政策。同時，這不是通過擴大內需產生的“乘數”效應，而是通過擴大長期的外需產生的“乘數”效應，周期會更加長，還有，只有中國這樣的大國，這種通過外需的乘數效應才可能會被政策部門進行內生化考慮，這與新加坡不同。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性，需要繼續做進一步的相關研究。
5．針對換道超車型產業。因為研發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密集，而且這些產業在目前的發達國家也被認為是高端新興產業，比如我們的網絡支付產業、5G都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相對于我們國家的總體發展階段而言，我們在這些產業上水平明顯“超車”了。結合之前講到的“大國崛起”過程，如何更好地在財政上對于這些產業予以服務，在相關人才培養上如何在財政上給予傾斜，走向國際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因勢利導的有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以上這些雖然主要是從產業政策的角度去闡述，但是即使是一項貌似產業中性的總量的財政政策，對于以上五種不同的產業的影響常常是非中性的，從而對于不同地區，或者同一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影響都是不同的。
四、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問題與財政政策的執行效果
政府與市場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有所不同［12］。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央地關系如何調整，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辦法如何調整都是我們應當關注的重要問題。原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對于產品市場的促進效果明顯，但要素市場改革本質是一體化的問題，各地區利益存在差異，需要中央政府來推動改革。同樣道理，不同的稅種，央地兩級各自分到的稅收收入比重，都會影響稅收執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是GDP增長速度，那么追求晉升的官員會理性地選擇如何在短期內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提高GDP,政府開支就會內生地拉高;即使被迫減稅，地方政府也會有激勵地去增加收費，或者通過增加地方債務的方式去拉高投資。如果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評價指標之一，那么就顯然不利于減稅。如果失業率與維穩問題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高壓線，那么在僵尸企業比例較高、民營企業相對弱小的地區，地方政府就會有足夠的動機去繼續補貼僵尸企業，即使導致資源錯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為發展中國家，對于產業升級我們的確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如何保證這些投資的效率足夠高，是具有長期建設性的，這些都與地方官員任期、考核方式等決定的激勵機制有關，與政治體制有關［14］。總之，有效的財政政策的落實執行，最終都要依靠各級政府的官員，所以對他們的考核標準將對財政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總結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嘗試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我國的財政政策。我們的分析強調，我國正在同時經歷結構轉型、經濟轉軌、對外開放以及大國崛起這四個結構性的過程，是一個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大國，而且具有“垂直結構”的顯著特點。同時，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劃分，“戰略型”“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這五大類產業共存。不同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即便同一個產業在不同地方發展階段也不一樣，有些產業內部可能在微笑曲線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線的上端。這些結構性差異要求我們必須結合發展階段，結合經濟結構，結合外部宏觀環境，結合各級政府官員考核激勵機制來全面考慮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以及如何評估政策效果。以上這些都屬于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有為政府”在財政政策這個具體問題上的分析視角。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1］王勇:《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趙秋運、王勇:《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溯源與進展———慶祝林毅夫教授回國從教30周年》，《財經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劉學文、王勇:《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型》，《經濟學報》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結構”下的國有企業改革》，《國際經濟評論》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還是供給?》，《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產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7］唐恒、王勇、趙秋運:《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知識產權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即將出版.
第8篇：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我國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長，2018年GDP總量首次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為90．03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3．6萬億美元，人均GDP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萬美元這個世界銀行所定的高收入門檻線。作為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GDP總量世界第二的大國，我們內部的經濟結構在不斷地調整，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處于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新常態，同時在過去幾年里我們外部還經受著中美貿易戰等一系列新的挑戰，我們的外部宏觀環境正面臨著系統性的重要轉變，這種內外結構與環境的變化也將是我們在未來“十四五”期間的持續的特點。2018年，我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83352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220906億元。而1978年則分別為1132．26億元和1122．09億元，可見增長迅猛。財政政策是為了實現國家某些目標的重要手段，財政的“收”與“支”的能力、體量、結構與影響都和發展階段及國際環境密切相關。我國的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需要結合這些宏觀趨勢與外部環境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如何調整我國的財政政策。新結構經濟學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著重研究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對經濟發展的含義，被認為是繼“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后的第三展經濟學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創。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主張要從本國發展階段與稟賦結構出發分析最適合自己的技術、產業結構、金融結構與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財政政策。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結合我國經濟正在同時進行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闡述財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對產業的五大分類來論述財政政策，第四部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以及財政政策的實施與執行過程，最后是總結。
二、四個同時進行的結構性過程與財政政策
從結構上看，我國目前正在同時經歷四個結構性過程，各自所對應的財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第一，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即經濟結構隨著人均收入提高，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也就是所謂的庫茲涅茨事實;另一方面，產業之間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升級，產業鏈內部向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級。
第二，經濟轉軌過程，即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轉變過程，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與次序糾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場扭曲，優化資源配置，逐漸實現從計劃與市場雙軌向市場單軌轉變。這個過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轉軌次序與速度，改革的倒逼機制是否有效，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Wang，2015)。
第三，經濟開放過程，即從原來相對比較封閉的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的過程，是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我國在貿易全球化方面進展突出，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而在資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幣已經進入SDR，我們現階段也在重點研究和推行與人民幣自由可兌換相關的匯率與資本流動管制問題。除了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之外，還有技術流動。我國總體越來越接近世界技術前沿，在對現有國外技術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創新這兩個方面的比重不斷調整，關于國際與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調整。
第四，大國崛起過程，即我國從原來的軍事、政治、外交等地緣政治方面的弱國逐漸向世界強國的崛起與復興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難免會與現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間可能存在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問題。事實上，不僅是我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尤其是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份額不斷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有改革現有國際秩序的訴求。因為現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戰”結束時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產物，在不少方面已經滯后于這個時代了。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在同時經歷這四個結構性過程的大國，而財政政策與這四個結構性過程均密切相關，所以我們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就顯得尤為復雜。具體而言，對于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財政政策體現在相關的稅收、補貼、基礎設施投資等很多相關方面，稅基也在隨著經濟結構發生變動，這些都與產業政策高度相關，后面會更具體地展開。對于經濟轉軌過程，我們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國的補貼與稅收政策，消除和糾正那些低效的或者無效的補貼，優化稅收結構，更好地糾正政府的“亂為”，發揮“有效市場”的作用。對于經濟開放過程，我們的財政收支越來越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財政政策與國際貿易、資本和技術的流動纏繞在一起，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而且作為大國也會影響國際。對于大國崛起過程，我們將不得不考慮那些與國防與經濟安全有關的戰略型產業的財政支持，比如，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的芯片斷供問題、華為的問題，又比如與亞投行、“一帶一路”等相關的問題，等等。
現在有不少學者反對我國的積極的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針對第二個過程，認為那會強化政府的“亂為”，不利于市場化改革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學術界達成共識比較多的是減稅政策，可是減稅的前提應該是切實降低政府開支，否則只能增加政府債務，從而提高通脹可能并增加宏觀風險。無法降低政府開支的所謂“結構性減稅”實際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經濟轉軌的改革過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財政支撐的，其他三個結構性過程同樣也需要政府的因勢利導的作用，需要政府開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開支。因此，現階段似乎首先應該討論如何減少政府的低效開支，優化支出結構，進行結構性的開支削減，再來討論如何進行結構性減稅，否則稅只可能越減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顯然并非獨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國正在經歷從農業到非農業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即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而在非農部門中存在一個“垂直結構”，即能源、金融、電力、通訊等幾個核心的上游部門主要由國有企業主導，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市場結構偏向壟斷，產業偏向資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費性制造業和消費業則已經放開，國有企業已經大量退出，并且由民營企業主導，進入壁壘比較低，市場結構更接近充分競爭。上游產業為下游產業提供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所以存在投入—產出表的供應鏈關系。這里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經濟轉軌過程。與此同時，我國的下游民營企業是國際貿易的主力軍，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民營企業更是積極參與貿易的全球化，持續保持第一大出口主體地位。而正因為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與“垂直結構”，使得大國崛起這個結構性過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并承受著巨大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深刻理解當前中國的這種宏觀經濟結構對于我們分析宏觀財政政策將很有幫助。譬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上游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高于下游的民營企業，但是2008年之后則相反。這是因為，2008年之前，中國下游產業放開，國退民進，下游部門的民營企業利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過程將大量產品銷售到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下游民營企業需要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對于上游國有企業生產的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的需求也大量增加，進而上游國企的利潤率也就不斷提高。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與土地相關的財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總體而言，無論是下游的民營企業還是上游的國有企業，所上繳的稅收在這段時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國的國企的利潤率開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營企業利潤率的狀態。這是因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下游民營企業面對的外需相對下降，因此下游民營企業的生產規模相對收縮，一部分民營企業破產退出市場，從而降低了對上游原材料與中間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產業中的國有企業比重比較高，它們面對市場變化的調整速度可能比民營企業更慢，而且面對整體經濟衰退時，國有企業承擔的“保就業、保增長”等政策性負擔就變成顯性的約束，裁員率低、破產率低、投資減少率低，這就導致僵尸企業主要集中在中上游產業，而且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低于民營企業。我國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過國有企業的投資增加來實施，間接地通過“垂直結構”影響到產業鏈中的其他部門。對于這個擴張性的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效果評估，目前文獻中的學術研究還沒有考慮“垂直結構”，而“垂直結構”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類產業劃分與財政政策
這一部分將著重從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視角結合產業升級過程來看我國的財政政策，因為產業升級中的諸多產業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具體表現。新結構經濟學分析不僅關注總量指標，而且更加關注各不同發展階段下不同的產業結構等結構性的指標。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們將產業分為五大類，具體包括:戰略型產業、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轉進型產業和換道超車型產業(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2018)［9］。按照這五大類劃分以后，針對中國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適時分析在每一類產業的發展中政府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財政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進而對五大類產業制定不同的產業政策，從而確定財政的相應收支結構。
1．針對戰略型產業。比如戰斗機的研發時間很長，資本也非常密集，從經濟效益來說也許并不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相關企業的“自生能力”不見得很高，但是這些產業和部門涉及國防安全，需要維持必要的財政投入，而且特別是隨著前面提到的第四個結構性過程，即大國崛起過程，這樣的財政投入會不斷提高。再比如中美貿易戰中，高端芯片上我們被卡住脖子了，會使得整個產業鏈面臨癱瘓的危險，這涉及經濟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對此增加財政支持，鼓勵自主創新。
2．針對追趕型產業。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技術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過招商引資，通過產業園區和其他方式對外資進行財政補貼，促進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與學習。不少實證研究表明，我國的出口加工區的產業政策成效總體是顯著的，支持產業發展的相關的基礎設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土地與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基礎設施存量已經相當高，在吸引投資方面，與其他地區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可以提供的顯性的政策優惠空間是有限的，此時，如何注重改善產業的營商環境，提升軟的制度安排，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和對人才的搜尋成本，為產業升級提供各種便利的服務，有利于產業向高附加值端升級，這些是產業政策或財政政策需要轉變的方向。
3．針對領先型產業。因為在技術條件上我們已經達到世界前沿，這種領先地位決定了企業主要靠研發創新來提升生產力。所以，如何在財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調整，以促進這些產業的自主研發就成為關鍵之舉。相應的，測度與評估我國研發投入上的財政支出的效率問題就十分重要，而這并不僅僅是微觀實證問題，也需要合適的宏觀框架來幫助我們思考。這涉及國家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在上一節中，我們論述了“垂直結構”，上下游所有制結構是非對稱的，市場結構也是非對稱的，下游更加突出競爭性，而上游則更加呈現出壟斷性特征。與此同時，“垂直結構”又結合著產業升級，從農業向非農業結構的轉型以及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國的財政政策，包括R＆D的補貼，很多時候是向國企集中的上游產業傾斜的，這個政策可以通過產業鏈傳遞到下游，傳遞到民營企業。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上游國有企業投資增加開始傳導的。換言之，我們是需要考慮產業內與產業間的外部性，考慮一般均衡效應的。
4．針對轉進型產業。一是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非洲的轉移。二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一些產業，比如“四萬億”之后的我國的平板玻璃、電解鋁、鋼材等等普遍存在“產能過剩”，而其中有些產業對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這些產業的部分產能適度轉移到有需要的國家去，就可以實現雙贏。導致產能過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低效產能無法及時去除的問題，也就是僵尸企業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2008年之后，我們國家越是上游的產業，僵尸企業的比重越高，這些企業一直享受財政補貼，對戰略性產業或許是必要的，但對部分非戰略型上游行業，就不應將“戰略性”作為提供保護補貼的借口，而是要降低進入壁壘，允許更多民營企業進入，打破國企壟斷，消滅僵尸企業，提高產業效率，提升產品質量。第二類是產業本身技術水平已經比較發達，但是因為政策補貼等原因，導致在國內供過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產業上，我們實際已經屬于領先型產業，技術已經居于世界前沿，但產能特別高，而非洲和中亞等一些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農業，需要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把這些產業引入到“一帶一路”這些國家，并不是淘汰落后產能，而是完全可以實現雙贏的。
從產業國際轉移和對外投資援助的角度，中國作為大國的這些對外的財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數效應。因為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國家變得更加富有，對中國也意味著將有更大的世界市場，進而拉動中國其他產業的出口，提高GDP。當然，這不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長期的具有生產性的政策。同時，這不是通過擴大內需產生的“乘數”效應，而是通過擴大長期的外需產生的“乘數”效應，周期會更加長，還有，只有中國這樣的大國，這種通過外需的乘數效應才可能會被政策部門進行內生化考慮，這與新加坡不同。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性，需要繼續做進一步的相關研究。
5．針對換道超車型產業。因為研發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密集，而且這些產業在目前的發達國家也被認為是高端新興產業，比如我們的網絡支付產業、5G都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相對于我們國家的總體發展階段而言，我們在這些產業上水平明顯“超車”了。結合之前講到的“大國崛起”過程，如何更好地在財政上對于這些產業予以服務，在相關人才培養上如何在財政上給予傾斜，走向國際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因勢利導的有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以上這些雖然主要是從產業政策的角度去闡述，但是即使是一項貌似產業中性的總量的財政政策，對于以上五種不同的產業的影響常常是非中性的，從而對于不同地區，或者同一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影響都是不同的。
四、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問題與財政政策的執行效果
政府與市場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有所不同［12］。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央地關系如何調整，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辦法如何調整都是我們應當關注的重要問題。原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對于產品市場的促進效果明顯，但要素市場改革本質是一體化的問題，各地區利益存在差異，需要中央政府來推動改革。同樣道理，不同的稅種，央地兩級各自分到的稅收收入比重，都會影響稅收執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是GDP增長速度，那么追求晉升的官員會理性地選擇如何在短期內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提高GDP，政府開支就會內生地拉高;即使被迫減稅，地方政府也會有激勵地去增加收費，或者通過增加地方債務的方式去拉高投資。如果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評價指標之一，那么就顯然不利于減稅。如果失業率與維穩問題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高壓線，那么在僵尸企業比例較高、民營企業相對弱小的地區，地方政府就會有足夠的動機去繼續補貼僵尸企業，即使導致資源錯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為發展中國家，對于產業升級我們的確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如何保證這些投資的效率足夠高，是具有長期建設性的，這些都與地方官員任期、考核方式等決定的激勵機制有關，與政治體制有關［14］。總之，有效的財政政策的落實執行，最終都要依靠各級政府的官員，所以對他們的考核標準將對財政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總結
本文嘗試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我國的財政政策。我們的分析強調，我國正在同時經歷結構轉型、經濟轉軌、對外開放以及大國崛起這四個結構性的過程，是一個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大國，而且具有“垂直結構”的顯著特點。同時，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劃分，“戰略型”“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這五大類產業共存。不同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即便同一個產業在不同地方發展階段也不一樣，有些產業內部可能在微笑曲線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線的上端。這些結構性差異要求我們必須結合發展階段，結合經濟結構，結合外部宏觀環境，結合各級政府官員考核激勵機制來全面考慮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以及如何評估政策效果。以上這些都屬于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有為政府”在財政政策這個具體問題上的分析視角。
參考文獻:
［1］王勇:《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趙秋運、王勇:《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溯源與進展———慶祝林毅夫教授回國從教30周年》，《財經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劉學文、王勇:《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型》，《經濟學報》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結構”下的國有企業改革》，《國際經濟評論》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還是供給?》，《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產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第9篇：反周期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政策 中國經濟 結構調整 作用分析
無論從經濟增長速度角度看，還是從預期調控指標角度看，國家宏觀調控均必須體現出不同地區發展階段性特征。同時，國家必須結合不同地區經濟增長周期性特點對宏觀經濟政策作出相應調整。基于不同地區在經濟周期、約束條件、發展重點等多方面存在著差異性，以至于統一的宏觀政策（政策目標統一、調控周期統一、實施方式統一）難以滿足各個地區宏觀調控的需求。
一、當前宏觀政策對我國經濟結構影響現狀
1.我國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綜合判斷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既有助于穩增長，又盡可能避免刺激經濟的最好政策，就是實施結構性減稅。
結構性減稅一方面有助于推動經濟發展，同時又能通過民間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推進結構調整，對擴大內需也將有很好作用。”高培勇表示，明年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不管出于宏觀調控的目的，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考慮，都必須瞄準“內需”這個新的經濟發展引擎。
2.中國經濟發展要有新的突破，立足內需
在當前，這也是一個能夠達成共識的政策操作。對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定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錢用在刀刃上。圍繞結構性減稅，目前中國已經推出了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從目前試點經驗看，“營改增”已經具備繼續推而廣之的基礎，相信這一試點在明年還會在區域和行業間擴大。從這一角度，中國已經踏上了大規模推行結構性減稅的道路。
3.從財政政策看，我國正處在結構調整時期
我國正在嚴格控制赤字規模和債務余額規模，特別要加強對地方債務的監管，反對鋪張浪費，避免出現年終突擊花錢的現象。同時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更多發揮財政政策在改善民生、調整經濟結構中的積極作用。要加快結構性減稅的步伐，減輕企業的負擔；加大出臺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財稅政策。
二、當前宏觀政策變動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作用的內驅性
1.實現宏觀調控機制
實現宏觀調控機制民主化、法制化及程序化是地方宏觀調控的基本要求，以此有助于保障地方的持續穩定發展。國家宏觀調控過程中，極有可能出現調控目標和政策重點的選擇與地方政府利益和發展要求不相符，這是一種正常現象，并且不同地區對宏觀調控目標及其政策的要求也存在著較顯著的差異性。
2.為了推進我國平穩發展
政府部門相繼提出一系列區域發展戰略，如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戰略、中部崛起戰略等。同時，為確保這些區域發展戰略更好的落實到位，政府部門將區域性增長點上升為國家戰略，并充分展現出區域發展極的戰略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區域發展極布局只有建立在區域核心競爭優勢之上才能夠實現宏觀調控的高效性。受經濟差異性的影響，使得大國經濟呈現梯度效應，這種梯度效應促進欠發達地區率先形成帶動經濟增長發展極，推進欠發達地區快速穩定發展，不斷趕超發達國家經濟水平。
3.為保證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統一性
各地區必須落實到宏觀調控工作。近年來，由于我國經濟持續下行，再加上通貨膨脹日益顯著，以至于我國宏觀經濟失衡趨勢較嚴重。此背景下，若我國政府一味強調需求管理，忽視了供給管理，將導致宏觀調控的有效性難以充分發揮，并且也不利于對宏觀經濟政策作出科學合理的選擇，久而久之，造成宏觀經濟目標在保增長和反通脹之間難以實現均衡。為規避這一現狀，需要政府部門在做好需求調整工作的同時，進一步加大供給管理力度。北大經院院長劉偉提出，運用多種政策手段，調整區域經濟結構，轉變宏觀調控方式，推進我國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在整個過程中必須重視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供給效應，如信貸政策、匯率政策及利率政策對企業成本和效率的供給效應產生重要影響；財政支出政策和財政政策對企業和勞動者的供給效應產生重要影響。
三、當前宏觀政策變動對我國經濟結構作用的結果
1.從供給管理來看
供給管理是通過對總供給的調節來達到宏觀經濟目標。其中供給管理政策包括人力資本政策、區域政策、產業結構政策、收入政策、產業組織政策、企業激勵和勞動者薪酬政策及經濟增長政策等。基于供給管理直接關系著生產者和勞動者的效率，而政府部門直接面向生產者和勞動者，因此政府部門在調控供給管理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需求管理方面，地方政府部門難以發揮作用，其原因在于，受某些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導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投資需求方面處于對立狀態，當區域經濟處于繁榮期時，地方政府不斷擴大投資規模，為了協調各區域經濟保證投資平衡，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投資擴張；當區域經濟處于蕭條期時，地方政策不斷縮小投資規模，甚至不作出任何投資行為，為了協調各區域經濟保證投資平衡，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地方政府投資。
2.從投資需求體制角度看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隸屬于行政上下級關系。在這層關系的基礎之上，中央政府可采用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強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擴大投資規模或控制地方政府投資擴張。當前，我國地方政府與經濟投資商存在市場性聯系，并且地方政府在選擇投資項目時通常不考慮自身所擁有的財力，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可采用“招商引資”的手段吸取更多的資金，以保證投資項目資金的正常流動性，給予投資項目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同時，中央政府可運用行政手段強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擴大投資規模，而地方政府卻不能夠運用行政手段強制性要求投資者進行投資，僅能夠采取市場談判的形式說服投資者進行投資。當陷入投資熱潮時，中央政府為保證各區域投資增長平衡，可采用行政手段強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控制投資擴張，而地方政府不能夠運用行政手段強制性要求投資者退出，否則地方政府將承擔高昂的投資費用。由此可見，在投資需求調節上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呈現周期和反周期差異，以此造成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立矛盾日益顯著。
3.從消費者需求調節上看
內部需求包括市場需求和消費需求兩個方面，所以為彌補地方政府內部需求不足需著眼于上述兩大方面，當前我國多個地方政府調節內部需求時偏向于刺激市場需求，不注重消費需求，究其原因在于通過刺激消費者需求雖能夠彌補地方政府內部需求不足的缺陷，但會造成市場需求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擴大消費者需求關鍵在于增加消費者收入，當消費者收入增加時，消費者不一定在當地消費，即使在當地消費也不一定購買內地企業產品，以此不僅不能夠實現彌補內部需求不足的預期目標，而且還會造成大量的資金流失。實現宏觀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統一性，有助于保證保增長與反通脹的均衡。
四、結論
對于供給管理來說，其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質量為基本目標，地方政府通過落實供給管理能夠刺激經濟發展，降低企業成本通貨膨脹，在保證經濟穩定增長的前提下，遏制需求過快擴張，從而促使企業核心競爭力持續穩定提升。另外，地方政府在調節投資需求的同時，必須重視起調整投資結構，提升投資效率和質量問題，保證供給管理能夠在宏觀管理目標實現過程中發揮積極效應；地方政府在調節消費需求的同事，必須重視起保障消費安全，維護消費秩序，規避當地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推進地方經濟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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