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學專業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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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經濟學專業范文
要探究高職院校勞動經濟學課程改革的主要方向，必須從根本問題出發，確定高職院校開設勞動經濟學課程的目標。同本科院校不同，高職院校培養學生的目標并不要求其有深厚的理論知識和學術功底，而是注重學生的實踐水平、應用能力，將學生培養成應用型、技術型人才。希望培養學生能夠運用所學知識指導實踐、具備一定的工作技能和職業素養，為以后走上工作崗位打下基礎。這就要求高職院校課程設置、教學內容不能過分注重理論教學，而是以提高學生應用能力為目標。高職院校開設勞動經濟學的專業主要是人力資源管理、勞動與社會保障等經管類專業，作為這些專業的核心課程，勞動經濟學的教學目標應該是讓學生理解基本的勞動經濟學原理、學會運用經濟學思維范式來思考、分析實際問題、學以致用，將學生培養成具備一定經濟學素養的應用型人才。
2.勞動經濟學的課程特點
“勞動經濟學是以市場經濟為前提，以人的勞動和人力資源為起點，研究勞動力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理論與制度的一門學科”，包括人的勞動和人力資源、勞動力市場理論、工資理論、個人職業生涯與職業選擇、就業與失業、社會保障等內容。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勞動經濟學具有理論性強、概念抽象、需要學生具備一定的經濟學和數學功底，另外，它融合了經濟、社會、管理、法律、政治等多方面的知識，涉及面廣、內容龐雜，以上這些學科特點對于基礎薄弱、積極性不高的高職院校學生來說具有很大的挑戰性。
二、當前高職院校勞動經濟學教學現狀與主要問題
目前高職院校勞動經濟學的授課教學普遍存在著教材內容枯燥抽象、實踐指導性差，教學方法手段有待優化，考核方式單一，學生接受能力有限、興趣缺乏，教師專業素養尚需提高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對高職院校培養應用型人才造成了直接障礙。
1.教學內容枯燥抽象、實踐指導性差
勞動經濟學具有經濟學的一般特征:內容龐雜枯燥、概念抽象、數學模型、公式推導多等特點，如勞動力市場均衡、勞動力流動的主要模式等內容。目前高職院校使用的勞動經濟學教材多數是本科生教材的“精簡版”而非“提煉版”，部分內容缺乏銜接和背景知識介紹，給學生理解造成了一定困難;缺乏與當今中國社會熱點結合的鮮活案例，實踐指導性差，難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所學”與“所用”的脫節與培養應用型人才的目標相背離。
2.教學方法和手段有待優化、課堂效率有待提高
受到學科特征、教師自身能力和考核方式的限制，目前高職院校勞動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還相對滯后，為完成教學目標和最終考核，填鴨式教學、單一式講授現象普遍存在，學生參與性差，把主要精力放在生硬記憶知識點、突擊式備考上，課堂效率低下。
3.考核方式單一、缺乏應用型人才導向性，對學生、教師的激勵性不足
成績考核是教師授課、學生學習的主要激勵之一，但目前高職院校的成績考核沒有突出應用型人才導向性的特點。就目前高職院校勞動經濟學期末考核的總體情況來看，普遍存在兩大問題:一是期末考試所占比重大，課堂表現、課后作業、社會實踐等環節占比小、甚至不計入考核;二是期末考試題中，記憶性題目居多，缺乏對學生能力的考查，題目陳舊、答案固定。校方對教師的考核過分看重學生成績，忽視就業率提升、學生滿意度等因素，導致教師缺乏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動力。
4.學生接受能力有限、學習熱情欠佳
相比本科院校的學生而言，高職院校的學生高考成績不理想，基礎相對薄弱。高職院校開設勞動經濟學集中在人力資源管理、勞動與社會保障等管理學專業，這些專業的學生通常理科思維欠缺、數學功底欠佳，也不具備扎實的經濟學功底，因此普遍反映勞動經濟學晦澀難懂，失去學習熱情。
5.教師專業素養有待提高
目前高職院校的勞動經濟學教師多數是高等院校畢業的碩博士，受到所接受教育的影響，他們通常學術功底扎實，教學態度嚴謹，但也存在著注重理論講授、缺乏實踐經驗、靈活性差，對學生自身情況和實際需求了解不足、教學方法不當、難以調動學生積極性等特點，這直接導致教師與學生雙方平行無交流，降低了教學質量。
三、高職院校勞動經濟學課程改革的主要原則
目的決定行動，高職院校勞動經濟學課程改革應始終秉持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核心目標，校方和教師應對高職院校學生就業動態、企業對于高職人才的技能需求保持高度的關注，以企業所需定學生所學。學生是課程改革的實施對象，根據皮亞杰提出的“建構理論”，學習是學生是根據接受的信息自己主動架構知識體系而非被動地接受知識，要保證課改的有效性，必須堅持學生本位原則。教師要充分了解學生的知識儲備狀況和接受能力，做好前期學習需求調查工作，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做到根據不同學生具體情況因材施教。
四、高職院校勞動經濟學課程改革的主要方向與具體舉措
1.教學內容通俗化、簡明化、趣味化、本土化
要做到教學內容通俗簡明，首先要選取符合高職院校需求的、合適的勞動經濟學教材。高職院校的勞動經濟學教材不能直接借用本科院校，也不能僅僅是其“刪減版”或“精簡版”，部分章節的數學模型推導、相對晦澀生僻的國外各流派經濟理論與假說、與我國當今社會勞動市場發展相脫離的勞動經濟學理論、陳舊的、不符合我國國情的國外案例、層次較深的拓展性知識等內容可作有選擇性的、適當的刪除;長篇大論式的解釋性敘述應提煉主要信息，語言敘述上應避免過多使用專有名詞，多用通俗化語言;對于與社會、學生個人關聯較多的章節，如就業、工資、社會保障、個人職業生涯與職業規劃等章節可適當增加篇幅;在案例的選取上，應加入與社會實際、社會熱點、企業勞資關系相關聯的鮮活案例，如大學生與農民工等薪、畢業生頻繁跳槽、公務員辭職潮等，以增強教材的可讀性。基于勞動經濟學內容龐雜、抽象，高職院校學生接受能力有限的特點，應充分利用多媒體設備，在課件展示中較多加入圖片演示、視頻講解等內容，避免長篇理論敘述，以較形象趣味的方式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如展示人才市場圖片、招聘會現場照片等幫助學生理解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平衡。鼓勵教師自創和使用本土化案例，通過對學生熟知的、身邊的社會熱點、企業案例的剖析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和運用勞動經濟學的理論，比如介紹當地知名企業的員工工資計算方法來向學生講述工資的生成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教學內容的通俗化、簡明化、趣味化、本土化并不意味著刪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破壞勞動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否則會使學生陷入思路混亂、似懂非懂的狀態;更不能只重視實踐而忽視對基本理論的講解，因為沒有扎實的理論作基礎，就無法有效的指導實踐。教師在課程開始和結束時還要注意幫助學生理清教材的寫作思路、框架和體系，并做好學科背景介紹工作，如針對人力資源管理等管理類專業的學生補充基本的經濟學原理知識。另外，根據學生自身需求有針對性地做出個性化的教學計劃，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實施小班、分組教學，避免學生聽統一的“大課”。
2.多元化教學方法并用，注重教學實際效果
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教師單純講述的方式早已不能夠適應當前高職院校學生的學習需要，隨著信息化的普及和校園人文環境的日益開放，多媒體教學、網絡資源教學等教學方式不斷涌現。勞動經濟學內容龐雜、理論枯燥，高職院校的學生很難產生學習興趣，學生參與性較差，這對教學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戰。案例教學是幫助學生理解勞動經濟理論、運用經濟學原理解決現實問題的有效途徑，案例的選取要注重現實性和把握好難易程度;項目式教學作為新式的教學方法也受到廣大學生和教師的大力追捧。在課堂教學中，要注重學生的參與度，避免教師一個人唱“獨角戲”，可以利用課堂演講、小組討論、開放式提問、情景模擬等方式，提高學生的參與程度，這些方法的運用應注意實際效果，避免出現小組討論成為個人發言、學生因回答錯誤造成的心理負擔等情況。豐富的網絡資源是對課堂學習內容的有效補充，網絡資源有內容豐富、實踐性強、貼近生活、通俗易懂等特點，教師可以通過網絡答疑、向學生推薦與勞動經濟學相關的網絡資源來幫助學生拓寬知識面、加深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如《職來職往》《聚焦社保》等電視節目、前程無憂等招聘網站，以及各高校、調查機構、媒體的勞動力市場調研報告等。高職院校以培養應用型、技術型人才為主要目標，高職院校一般擁有實習基地、合作企業等校外資源，邀請企業管理人員走進校園講課，帶領學生實地參觀和調研當地人才市場都不失為幫助學生更好地學習勞動經濟學、成為應用型人才的好方式。
3.改革考核方式，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導向
考核是對學生學習效果和教師授課成果的考察，更是對學生和教師來說至關重要的激勵方式。改革考核方式才能從有效地指引高職院校勞動經濟學的改革向培養應用型人才的目標前進。期末考核應避免單純理論記憶性考察、復雜計算、生僻難點的考核，注重考查學生運用勞動經濟學原理分析、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和素質，并加大課堂表現、社會實踐等在期末考核中的權重比例。對于高職院校勞動經濟學教師的績效考核也因順勢而變，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標，適當降低教學成績所占的比重，加大對學生滿意度、學生就業率等軟指標的考核比重。
4.加強高職院校勞動經濟學教師隊伍建設，提升專業素養
教師是課程改革的實施者和主導者，必須重視教師隊伍的建設、可以通過精神獎勵和適當的物質獎勵激勵調動中青年教師的職業榮譽感、不斷探索培養高職院校應用型人才的教學方法，比如在高職院校勞動經濟學教師績效考察、職稱評定中加入相應的培養應用型人才考核指標;還可以通過培訓的方式幫助勞動經濟學教師改變教學理念、拓寬教學思路、交流培養高職院校應用型人才的先進經驗。
五、結語
第2篇：勞動經濟學專業范文
關鍵詞：《資本論》；要素生產力；協作生產力；生產力內生演化；經濟學；二維生產力理論；生產力經濟學；人力資本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4）01-0015-08
一、引論
生產力不僅是哲學的重要范疇，也是經濟學①的重要范疇。生產力范疇，相對而言，前者討論的較多，而后者較少，這或許與馬克思創立的政治經濟學強調生產關系研究對象有關。但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上從不抽象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而總是把它放在具體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如具體的生產力條件下來研究，因此他在《資本論》中用了大量的筆墨研究撇開了生產關系的生產及其生產力。所以，生產力雖然不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但卻構成它十分重要的研究內容，則是無疑的。回顧和總結經濟學發展歷程，在這個問題上應該說我們有頗多的失誤之處：一是在固守政治經濟學傳統內容和方向的同時，沒有對經濟學進行細化而發展出不同的分支學科群。二是從總體上來說，重視生產關系研究忽視生產力研究。雖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國就有學者提出研究該問題，但未受重視，且很快就被批判而偃旗息鼓。改革開放后，一批經濟學家重開其研究，并最終形成了以生產力為研究對象的“生產力經濟學”，主要奠基人是于光遠、熊映梧、薛永應等老一輩學者，后兩人還被理論界美譽為“南薛北熊”。三是雖然我們創立了生產力經濟學，但是研究的范圍和內容較為狹窄，主要限于對生產力構成要素及其要素組合方式的研究，即限于傳統的要素生產力理論進行的研究。我們認為，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體系是一個由要素生產力和協作生產力構成的二維理論體系，在二維結構上才有助于研究和揭示生產力自身的發展規律或內在演進機制。四是受學科名稱“生產力經濟學”所累，而這限制了研究內容的擴展，例如與生產力密切相關的生產及其增長問題被排除在外或即使關注也很少研究。本文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借鑒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對“經濟學”的指稱，即抽象了生產關系或社會屬性的純粹的“經濟學”指稱。五是我們通常絕對地排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成果，而本文認為，在發展的純經濟學問題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有更多的借鑒之處，后面對此有專文討論。
二、人類生產活動的兩個維度：要素與協作
對生產力兩個維度的分析，應該從考察生產出發，因為馬克思認為，生產即物質資料生產活動既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點[1]（P32），也是其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2]（P22）。
（一）要素維度的生產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里，馬克思一開始考察的“勞動過程”即生產活動，就是從生產要素的維度進行分析的。他說：“在勞動過程中，人的活動借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的變化”[3]（P205），所以，“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3]（P202）。因此，馬克思對勞動、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這三個概念展開了深入分析，從而形成了一個較完整的要素維度的生產理論。他還認為，如果從勞動過程的結果即產品看，這一勞動過程就表現為生產過程，從而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可統稱為生產資料[3]（P205）。所以，人類生產活動的基本要素，也可簡稱為人和物即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兩個要素。馬克思明確說過：“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4]（P44）
實際上，馬克思這一要素維度的生產理論，在理論界是有共識的，沒有多大分歧，雖然在要素的種類上還有分歧和爭論，例如除三要素外，生產中的管理、科學技術等是否也是獨立的要素？但是，這些爭論無關要素生產理論的根本和宏旨。所以，關于馬克思的生產理論，剩下的問題就在于：是否還有另一維度即協作維度的生產理論？而這在理論界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而下文將用較多的筆墨于此。
（二）協作維度的生產
首先，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就像許多個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2]（P25）所以，人類的任何生產活動都是社會性生產，即使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也是社會性的：男耕女織。其次，人類的生產活動必須既有勞動對象也有勞動資料，否則生產活動就變成安徒生童話里的“皇帝的新衣”。所以，考察人們的生產活動可以把生產資料當作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論，而僅從生產的社會性角度即人們的協作維度來考察人們在生產中的分工與合作。
例如：數人抬一重物這種最簡單的生產活動，雖然從要素的角度看，它需要有勞動對象即重物，也需要勞動資料如抬的工具，但是我們可以把抬的重物和工具當作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論，單從“抬”的活動進行考察，立刻就會發現，人們之間必須進行適當的分工與合作，即需要人們以某種形式的協作生產才可實現，比如把幾個人均勻地分配在重物的不同地方使力，并且選出一人喊號子即統一指揮，那么這一抬重物的生產活動才可實現，否則重物就不可能抬走。
所以，人類的生產活動不僅可以從要素的維度進行分析，還可以從協作的維度進行分析。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就用了三章的篇幅，即在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章中，從協作的維度分析了人類生產活動的三種形式，亦即資本主義生產發展過程中的三種方式：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為了不至于引起歧義和爭論，下面將較多地引用原文來證明馬克思還從協作維度構建了他的生產理論。
馬克思首先定義：“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3]（P362）但是，在資本主義初期只能是簡單協作，因為它除了人數較多外，“和行會手工業幾乎沒有什么區別。行會師傅的作坊只是擴大而已。”[3]（P358）所以，簡單協作并非資本主義的發明，古已有之，例如“古代亞洲人、埃及人、伊特剌斯坎人等的龐大建筑，顯示了簡單協作的巨大的作用”[3]（P370）。
在“第十一章協作”中，馬克思還分析了簡單協作的兩種基本形式。第一種形式，是把不同的人分工在同一工作連續的不同階段或環節。他舉例說：“瓦匠站成一排，把磚從腳手架的下面傳到上面，雖然每個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這些單個操作構成一個總操作的連續部分，成為每塊磚在勞動過程中必須通過的各個特殊階段。”[3]（P363）第二種形式，是把不同的人分工在同一工作的不同方面同時勞動。“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時從各個方面動工興建，盡管協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種工作，那也會發生勞動的結合”，于是，“產品的不同空間部分同時成長。”[3]（P363-364）上文列舉的數人抬重物事例，就是第二種形式的簡單協作。馬克思把簡單協作，即“許多互相補充的勞動者做同一或同種工作”，也稱為“最簡單的共同勞動的形式”。[3]（P364）
其次，馬克思在第十二章中，進一步考察了“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生產，并認為，“這種協作……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占統治地位”。這種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也有兩種基本形式。第一種形式是：“不同種的獨立手工業的工人……聯合在一個工場里，產品必須經過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馬克思舉例說：“馬車過去是很多獨立手工業者，如馬車匠、馬具匠、裁縫、鉗工、銅匠……等勞動的總產品。馬車工場手工業把所有這些不同的手工業者聯合在一個工場內，他們在那里協力地同時進行勞動。”[3]（P371）實際上初期工場手工業的“立足點還是簡單協作”，“但是很快就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專門從事馬車制造的裁縫、鉗工、銅匠等，逐漸失去了全面地從事原有手工業的習慣和能力。另一方面，他們的片面活動現在取得了一種最適合于狹隘活動范圍的形式。”[3]（P373-374）第二種形式是：“許多從事同一個或同一類工作（例如造紙、鑄字或制針）的手工業者，同時在同一個工場里”工作，即“每個這樣的手工業者……都制造整個商品，因而順序地完成制造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種操作。”[3]（P374）第二種形式的工場手工業生產，最初也是“最簡單形式的協作”，同樣是由于“勞動有了分工”，“各種操作不再由同一個手工業者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完成，而是分離開來，孤立起來，在空間上并列在一起，每種操作分配給一個手工業者，全部操作由協作工人同時進行。”因此，和第一種形式一樣，它在本質上已不同于作坊中的簡單協作。[3]（P374-375）由上述兩種基本的協作方式，構成了工場手工業的“兩種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場手工業和有機的工場手工業”。[3]（P379）
最后，馬克思在第十三章中分析了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協作生產。他說：“在工廠內，即在以機器生產為基礎的工場內，總有簡單協作重新出現，這種協作首先表現為同種并同時共同發生作用的工作機在空間上的集結（這里撇開工人不說）。例如，許多機械織機集結在同一廠房內便組成織布工廠，許多縫紉機集結在同廠房內便組成縫紉廠。”[3]（P416）為什么這里可以“撇開工人不說”而分析協作生產？是因為以機器為基礎的分工與合作，在技術上已完全不同于以手工業為基礎的分工與合作：“在這里，整個過程是客觀地按其本身的性質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每個局部過程如何完成和各個局部過程如何結合問題，由力學、化學等等在技術上的應用來解決，”[3]（P417）“因此，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了。”[3]（P423）這就是說，工人的分工與合作現在不再是取決于人類器官即手工技藝的性質和要求，而是取決于機器的科學技術性質和要求，所以，這里協作的生產過程可以撇開工人不說，而單講勞動資料之間的協作就夠了。由此，我們不得不贊嘆馬克思思想的超前性，例如在現代“豐田生產方式”的自動化工廠中，我們看到的就是勞動資料之間的協作。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取消了人與人之間的協作，只不過把過去人們在生產過程中主要是體力上直接的協作，改變成了借助勞動資料的間接協作，即改變成了一定意義上的腦力協作。所以，馬克思在分析勞動資料性質時沒有忘了引用黑格爾的一句名言：“理性何等強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總是在于它的間接活動，這種間接活動讓對象按照它們本身的性質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參與這個過程，而是實現自己的目的。”[3]（P202腳注（2））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從協作維度，即分工與合作的角度十分詳盡地考察了三種前后相繼演化的生產活動類型：簡單協作、以分工為基礎的手工業協作、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協作，從而構建了不同于要素維度的另一維度即協作維度的生產理論。這時可能會有人爭辯地說：馬克思在這里論述的不是生產理論，而是生產力理論。也對，也不對！因為二者并不矛盾而具有同一性。這正是下文首先要討論的。
三、生產力的兩個維度：要素生產力和協作生產力
辨別生產和生產力，還涉及另一相關的重要概念：生產方式。由于前蘇聯教科書把生產方式定義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而在馬克思文本中卻找不到這一定義的出處，且馬克思又在不同語境中使用了生產方式概念，于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眾多的批評前蘇聯定義的文章。
筆者認為，生產方式實質上就是生產本身，即人們從事生產活動的不同形式、方法和方式，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它包括人與自然、人與人兩個方面的關系。所以，說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這并沒有什么錯，例如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這三種生產方式，馬克思在前述的三章中就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當然，如果單方面考察生產或生產方式，即撇開了生產關系的生產或生產方式，馬克思更多的是從生產力上來說的，在這一意義上，生產或生產方式等同于生產力，因為單方面地從生產關系角度考察的生產，一般不叫生產方式，而稱為生產的社會形式。基于上述認識，本文在傳統的要素生產力理論基礎上提出，馬克思生產力理論是一個由要素生產力和協作生產力構成的二維理論體系這一命題。
（一）要素生產力即要素維度的生產力
由于不滿意前蘇聯教科書對生產力的傳統定義，即“生產力是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這一定義，一些批評文章在否定該定義時，把傳統的生產力三要素論也否定了。例如：段忠橋先生在否定生產力傳統定義，并強調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時，先把“勞動的生產力”等同于“勞動力”，然后又從勞動力定義引申出，“生產力是由勞動者的體力和智力構成的”結論[5]。筆者認為，這就連同嬰兒一起倒掉了。
首先，強調生產力是勞動的生產力沒有錯，但是，“勞動的生產力”，即使從字面看，也看不出是“勞動力”！它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勞動力是指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和力量本身，如他在勞動時所體現出來的體力的大小、智力的高下等；而勞動的生產力是指勞動者通過發揮其體力和智力而創造勞動成果即使用價值的能力和力量。后者，直接與使用價值相關，而前者相反，與其直接相關的是價值而非使用價值。我們知道，勞動力是可以成為商品的，而生產力是不可以的；能成為商品進行買賣的不是生產力本身，而恰恰是生產力的要素如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勞動力等，如果勞動者的智力能夠獨立出來，它也是構成生產力的一個獨立的要素如“點子”而成為商品出售。
其次，強調生產力是勞動的生產力，筆者認為，是為了突出和強調生產力的主體性和能動性，而不是為了否定生產力的其他要素如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也就是說，這是把生產力的其他要素當作既定前提存而不論而已，因為勞動的生產力的“勞動”二字，無需明言，指的就是勞動者通過勞動資料把其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的活動，進而才可以在其結果即創造的使用價值上體現出生產的能力和力量的大小和強弱，這就是所謂“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而把生產力說成是“勞動者的體力和智力”，難免讓人聯想到《皇帝的新衣》中兩個騙子的“生產力”。所以，我們雖然也不同意生產力的傳統定義，但仍堅持傳統的生產力要素理論，當然關于生產力要素的內涵和外延是可以爭論的。這里，順便給出我們從馬克思的勞動定義中引申的生產力定義：生產力是人（們）“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力量和效率；或者是人（們）的“活動借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變化”的力量和效率。前者可稱為勞動的生產力定義，用于分析協作維度的生產力；后者可稱為要素的生產力定義，可用于分析要素維度的生產力。
筆者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分析“勞動過程”的三要素，換個角度看，就是生產力的三要素。雖然勞動過程不等于生產力，但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它在結果上則表現為生產，因而，這種撇開了生產社會形式的、借助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的、有用而具體的勞動的力量（或能力），就是創造使用價值的生產力，它自然就是由勞動者（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等要素構成。所以，從勞動過程的三要素推導出生產力三要素，實在看不出有什么邏輯上的錯誤。馬克思本人也說過：“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3]（P53）這里所說的多種情況，除開“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它們不都是構成生產力的多種因素嗎！可見，馬克思本人并不否定從要素維度分析生產力，雖然在要素的理解、構成、分類、多寡等問題上，我們后人可以不斷地爭論下去，但是無法否定馬克思生產力理論體系中存在要素生產力理論。
而且我們還知道，馬克思尤其在兩種意義上突出和強調生產力中生產資料要素的重要地位和意義：第一，考察早期歷史尤其缺少文字記載歷史的社會經濟形態時，勞動資料如同“動物的遺骸對于認識已經絕跡的動物機體有重要意義”一樣，“對于判斷已經消亡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3]（P204）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這一自然段末，加注說：“史前時期是在自然科學研究的基礎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3]（P20腳注（5a））第二，勞動資料的革命，即勞動資料在性質、形態和效能上的根本性變革，對于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形態變革的重大意義。我們知道，馬克思特別看重大工業革命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意義，但他認為，“大工業的起點是勞動資料的革命”[3]（P432）。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有時直接用生產資料作為生產力的代名詞，或者強調作為生產資料要素的生產力的重要性，例如他說：“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系……當然依照生產資料的性質而有所不同。……總之，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原文為黑體字，下同——引者注）。”[1]（P362-363）這里順便指出，有個別文章把馬克思所說的“生產資料的性質”讀成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6]，顯然是一種望文生義而對馬克思原意的曲解。且不說這段話的邏輯關系明明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邏輯，而非生產關系的所有制基礎論的邏輯，即便孤立地看“生產資料”這一術語，也只能作為生產或生產力的要素來理解，怎可理解成生產資料所有制！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下面我們仍用前述的數人抬一重物的勞動過程三要素的案例，來推導生產力的三要素。數人抬重物的勞動過程，應用的工具，可以是人手本身，也可以是扁擔加繩子，顯然使用這兩種不同的工具，其勞動生產力不同。即使在勞動工具既定條件下，這一勞動過程也會因兩組不同勞動者的體力和智力的差別，即生產力中人的要素的不同，而導致兩組勞動者抬的勞動生產力大小不同。單說勞動對象本身，即使在工具如人手既定下，也會由于它是方形還是圓形的不同（當然這可導致勞動方式由抬變成滾），而使其生產力不同。所以，由勞動過程的三要素推導出生產力的三要素是十分自然的，并無邏輯差錯。實際上，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當我們考察勞動過程即生產使用價值時，是撇開了勞動的社會形式而單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來分析的，那么，這樣分析的不就是生產力嗎！當然，勞動過程的勞動要素，在生產力要素中，就不能再命名為勞動，而應改稱為勞動力或勞動者。換言之，要素維度的生產力，是從靜態角度分析的生產力；而協作維度的生產力是從動態角度分析的生產力。
（二）協作生產力即協作維度的生產力
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眾多批評傳統的生產力要素理論的文章，同時也發展了馬克思協作維度的生產力理論。但是，他們顯然都沒有把它視為與要素維度不同的另一維度的生產力理論即協作生產力理論。因此我們在這里以《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至十三章的論述為據，試圖從以下四個方面歸納馬克思的協作生產力理論。
1. 協作生產力，是在既定的生產力諸要素質量不變條件下，也就是“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現成的”條件下[3]（P373），僅僅由于生產要素數量的某種形式的集合，即由于“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就可以“不僅……提高了個人的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3]（P362）所以，馬克思說：“這種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3]（P366）為此，馬克思還以“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為例，說明這種總和的力量是一種“社會力量”或“新力量”[3]（P362）的生產力。
2. 馬克思歸納了協作本身導致生產力提高的九種原因或途徑：“是由于提高勞動的機械力，是由于擴大這種力量在空間上的作用范圍，是由于與生產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場所，是由于在緊急時期短時間內運用大量勞動，是由于激發個人的競爭心和集中他們的精力，是由于使許多人的同種作業具有連續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時進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產資料而達到節約，是由于使個人勞動具有社會平均勞動的性質”。[3]（P366）
上述九種原因，筆者認為：前例數人抬重物的協作，就是提高了勞動的機械力，因為數個單個人的機械力的簡單加總是抬不動這個重物的，只有他們協作才可克服地球對重物的引力，即提高其“勞動的機械力”；“一座建筑同時從各個方面動工興建”，就是擴大了這種力量的空間范圍，因此馬克思說：“144小時結合工作日完成的總產品，比只能單方面地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的、多少是單干的勞動的12個十二小時的工作日要快”[3]（P364）；由于協作而相對地縮小生產場所和共同使用生產資料，這兩種途徑所取得的功效是一樣的，即節約了生產資料，從而提高了生產力；對于在較短時期完成既定的大量作業，“例如……收割若干摩爾根的谷物”，就是通過協作在短時間內運用大量勞動而產生的協作生產力，否則，“由于缺少這樣的協作，美國西部每年都要損失大量的糧食”[3]（P364-365）；至于在協作中因激發個人的競爭心和集中他們的精力而提高每個人勞動的生產力，無需解釋；協作中由于同種作業的連續性和多面性而提高生產力；最后，協作“使個人勞動具有社會平均勞動的性質”，筆者理解，在商品經濟社會，作為具體的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的生產力，必須具有市場競爭力，而協作則可以把個人勞動社會平均化，于是協作創造的勞動生產力就比個人單干的勞動生產力在市場上更強大，從而更具有競爭力。
3. 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由于分工和專門化，必須構造某種協作勞動的組織形式，從而便創造了新的社會勞動生產力。馬克思說：“工場手工業分工通過手工業活動的分解，勞動工具的專門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個總機構中的分組和結合，造成了社會生產過程的質的劃分和量的比例，從而創立了社會勞動的一定組織，這樣就同時發展了新的、社會的勞動生產力。”[3]（P403）實際上，即使簡單協作，只要有一定的規模，都必須有嚴密的組織，否則，埃及金字塔和中國萬里長城是建不起來的，更不用說以分工為基礎的手工業工場或大機器工廠，它們需要有復雜的生產組織形式，才可創造出更強大的生產力。
4. 由于大工業的協作變成了勞動資料之間的協作，因而在自然科學的自覺應用下，社會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馬克思認為，由于“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它必然“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所以，大工業的協作“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3]（P423，42）這一點，我們在現代的自動化生產過程中看得更明顯。
綜上所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中明白無誤地論述了協作維度的生產力。實際上，協作生產力思想早在他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時就已形成，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說過：“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的方式……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因此，“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1]（P34，25）
四、要素生產力和協作生產力的互動演化機制
誠然，在現實生活中生產及其生產力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它們并沒有一面是要素在發生作用，一面是協作在發生作用；另外，馬克思也沒有明言把自己的生產及其生產力理論劃分為兩個維度的理論。雖然如此，但上述研究表明，馬克思在剖析這個統一整體時，明確地是從要素和協作兩個方面展開對生產及其生產力論述的。而且，問題不僅僅如此，真正的問題還在于：我們現在把馬克思的生產及其生產力理論體系劃分為這樣兩個維度的理論，有什么意義？或者說，我們現在這樣做，有進一步的理論價值嗎？對此，我們的回答是：首要的理論價值和意義在于，它有助于揭示生產力自身如何內在的演化和發展的規律，即有助于分析生產力發展過程中要素生產力和協作生產力的互動演化機制。
為便于認清問題，我們先仍以數人抬一重物為案例來剖析二維生產力如何互動演化，以推動生產力的變革和發展。從人手抬重物的生產方式變革到用肩抬的生產方式，顯然是由于要素生產力的變革，即人手工具變革到扁擔和繩子（當然勞動工具的改變，本身就提高了要素生產力），才導致協作方式的變革，進而提高了協作生產力，例如由過去三人以上協作才能抬起重物的生產力，提高到二人便可抬起同一重物的協作生產力。而協作方式的變革，則會進一步引起生產工具即要素生產力的演進，例如由于抬的協作方式，引起人們對其工具的改進，如由木棍改進為扁擔，則會進一步提高要素生產力。協作不僅會引起生產工具的變革，還會引起勞動者的智力和體力即勞動力這一人的要素的生產力提高和改進，例如他將學會如何與其他人相配合的“抬”的技能，而不再是過去單干“舉”或“背”的技能。不僅如此，協作還引起分工和專業化，比如專業化用肩抬的技能，從而退化了用手抬的技能。同時，由于協作本身的需要，還會分工和專門化出一個作為生產力要素的管理職能，如前述的喊號子職能，以組織和協調他們的分工與合作，而這又會進一步提高協作生產力。
上述要素生產力和協作生產力的互動演化過程，實際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分析資本主義協作的三章中，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論述。下面我們從以下七個方面歸納馬克思關于協作生產力和要素生產力的互動演進思想。
1.簡單協作導致生產資料的節約和規模擴大，從而提高了作為物的要素的生產力。我們知道，簡單協作，就是生產要素和勞動方式不變的條件下，僅僅由于較多的生產要素集中在同一個空間范圍內，人們共同勞動而產生的協作。但是，即便如此，由于“同時使用較多的工人，也會在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上引起革命。……一方面……生產資料的交換價值，絲毫不會因為它們的使用價值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的規模會增大。”[3]（P360-361）由于勞動生產力始終是創造使用價值的能力和力量，因此生產資料的節約，即意味著創造相同的使用價值量，現在僅需要更少的生產資料，所以要素生產力提高了。生產資料的規模增大還會產生規模經濟效應即提高其生產力。
2. 簡單協作會刺激勞動者的競爭心和好勝心，從而提高作為人的要素的生產力。馬克思說：“且不說由于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3]（P362-363）上述兩點分析說明，即使簡單協作，也會使要素生產力得到提高。
3. 簡單協作推進分工和專業化，進而使協作生產力自身獲得進一步發展。馬克思認為，工場手工業的起點雖然是簡單協作，但是很快就會發生分工和專業化的本質轉變。他說：“我們的立足點還是簡單協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現成的。但是很快就發生了本質變化”，即專門從事某件產品生產的手工業者，“逐漸地失去了全面地從事原有手工業的習慣和能力。另一方面，他們的片面活動現在取得了一種最適合于狹隘活動范圍的形式。”[3]（P373-374）于是，這種分工的優越性就會“漸漸地固定為系統的分工”，“成為特殊工人的專門職能”。所以，工場手工業不僅引進了分工，而且還“進一步發展了分工”。[3]（P375）而我們知道，分工的發展即等價于生產力的發展。
4. 協作導致作為要素生產力的管理職能的產生，而管理有助于提高協作生產力。馬克思說：“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即對協作勞動進行“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3]（P367）有專職的對協作勞動進行管理、監督和協調與沒有專職管理的協作勞動相比，顯然前者的協作生產力比后者更高。所以，馬克思接著以一個樂隊需要指揮、一個軍隊需要軍官為例證，說明管理職能的分工對提高協作生產力的意義。
5. 分工和專業化導致要素生產力的改進和提高。首先，分工和專業化會促進勞動者技能的改進和完善，從而提高作為人的要素生產力。馬克思說：“在局部勞動獨立化為一個人的專門職能之后，局部勞動的方法也就完善起來。”因為“經常重復做同一種有限的動作，……就能夠從經驗中學會消耗最少的力量達到預期的效果。”[3]（P367）這就是說，即使在其他生產要素不變的條件下，由于勞動者改進了工作的方法和技藝，就可提高其勞動生產力。其次，分工和專業化還導致勞動資料的改進和變革，從而提高作為物的要素生產力。馬克思認為，“一旦勞動過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離，……過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發生變化”，即出現“勞動工具的分化和勞動工具的專門化”。[3]（P378）顯然，這種分化出來的專門用于特殊項目操作的工具，其生產效能比通用工具的效能更高。不僅如此，正是由于分工和專業化導致的“勞動工具的簡化、改進和多樣化”，才為大工業機器生產力的產生創造了物質條件[3]（P379），因為，大工業的機器，“大體上還是手工業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3]（P410）。
6. 自然力和自然科學要素生產力為協作生產力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要素生產力的改進和提高導致協作方式的改變，即由勞動力的協作轉變為勞動資料的協作，這就把自然力和自然科學作為生產力要素并入生產領域，從而使協作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馬克思認為，手工工具一旦被機器代替，人力必然被自然力取代，生產過程中憑經驗的協作也必然被自然科學的應用及其勞動資料的協作代替，即“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了”。所以，大工業通過機器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領域，從而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3]（P423-424）
7. 分工導致產業集聚和專業化擴展，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二章分析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時，還專辟一節分析它與社會內部分工的互動關系。馬克思認為，社會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礎上產生的，即由于“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的產品交換而把這些不同的生產領域“變成社會總生產的多少互相依賴的部門”；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程度，產生了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后者又會進一步推動社會分工的發展，尤其是“隨著勞動工具的分化，生產這些工具的行業也日益分化”；而且，“一旦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擴展到某種商品的一個特殊階段，該商品的各個生產階段就變成各種獨立的行業”。[3]（P390-391）可見，工場內部分工和社會內部分工的這種相互促進，將導致社會分工的專業化及產業發展。不僅如此，馬克思還注意到這種分工和專業化的互動過程，將導致產業集聚現象的產生和社會其他領域的分工和專業化發展。他說，“把一定生產部門固定在國家一定地區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種特點的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出現，獲得了新的推動力”；而這種分工不僅“擴展到社會的其他一切領域”，還“為專業化、專門化的發展……奠定基礎”。[3]（P392）
上述研究表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中，為我們勾畫了一幅協作生產力和要素生產力相互促進，共生演化而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圖景。所以，把生產力系統分為要素生產力和協作生產力兩個方面，有助于我們認識和研究生產力系統自身是如何內在地變革和演進的，而無需求助于外在的生產關系反作用②；而且，馬克思本人也是持如此觀點的。把生產及其生產力分為兩個維度進行研究，還有利于經濟學的發展，這是下節將要展開討論的。
五、二維生產及其生產力理論與經濟學的發展
實際上，馬克思創立的政治經濟學，就像其他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等人所做工作一樣，是包含了現在所謂的“經濟科學”幾乎所有的內容；即使單從理論經濟學來說，雖然它的研究對象或者說主體理論是生產關系，即生產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但馬克思也重筆研究了撇開生產關系的生產及其生產力問題。基于此，我們便可以在這里提出一個關于的經濟科學發展的重大問題：即對于撇開了生產社會形式的生產及其生產力問題，是否可以從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中獨立出來進行研究，以形成一個“純經濟學”的經濟學？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毋庸置疑，馬克思創立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用現代術語講，可稱為馬克思創立的“經濟科學”，需要發展。而根據近現代以來知識分工細化的發展規律和路徑來說，它需要分立出不同的經濟學科群，才能獲得更大更廣泛的發展，如同現代經濟科學的分門別類一樣。當然，作為的“經濟科學”，其硬核與新古典主義的經濟科學的硬核不同，它的硬核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而把生產及其生產力獨立出來研究，也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特色，因為生產是經濟科學的出發點，而生產力在經濟和社會系統中是第一性的因素或子系統。
第二，把撇開了生產關系或社會形式的生產及生產力獨立出來研究，難免讓人聯想到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曾批判過的庸俗經濟學，因為它們的理論特點就是抽掉了經濟范疇特定的生產關系或社會屬性。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筆者認為要把馬克思批判的“庸俗”內容，與它們可借鑒的、具有科學成份的內容區別開來。由于這里不是專文評價庸俗經濟學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因此我們只想說明，從馬克思的觀點看來，庸俗經濟學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要害并不在于它們研究了生產一般，而在于把這種一般當作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或者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范疇當作過去乃至永恒的范疇。
第三，在我國，通常把經濟科學分為兩大類：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前者是后者的理論基礎。理論經濟學，在我國是分為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樣兩個具有不同研究綱領和硬核的學科。如果撇開意識形態關系，這種狀況應該說有利于學科之間的競爭。20世紀80年代，可以說是由政治經濟學獨領，但從90年代以來，政治經濟學日漸式微，而西方經濟學或新古典范式經濟學則流行開來，幾為主流，這尤其體現在眾多的中青年學者中。如此結局，雖有多種原因，但從經濟科學的發展規律來講，與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不足有顯著關系。例如，雖然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研究的是撇開了生產關系的生產，或撇開了社會屬性的經濟問題，但1960年代以來以其為范式的新制度經濟學因重視生產關系及其制度研究而異軍突起，這一發展顯然彌補了新古典范式經濟學即所謂主流經濟學的不足。相反，政治經濟學仍然固守在傳統的所有制范式內發展，這無疑極大地限制了它在經濟和社會轉型及其制度變遷中的應用，這是其一。其二，從應用經濟學來看，可以說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即所謂的“西方經濟學”作為其理論基礎的，這或許與應用經濟學較多的非生產關系特點有關，如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等。相反，政治經濟學在應用經濟學中體現極少，這是因為經濟科學中缺少了獨立一支的以研究生產和生產力等內容為對象的純經濟學。所以，把純粹的生產及其生產力獨立出來進行專門研究，是理論經濟學在當前發展的重大任務。
為此，我們在這里順便提出，理論經濟學三個重大發展方向的課題，即當前它面臨三個獨立學科的發展：一是傳統的以生產關系所有制理論為范式的政治經濟學發展；二是以生產關系依賴理論為范式的制度經濟學發展③；三是以馬克思的生產和生產力理論為范式的“經濟學”發展。顯然，后者借鑒了現代經濟科學中的“純經濟學”的概念和含義，即表明，它是以撇開或抽象了生產關系的、因而是“純粹”的生產及其生產力為研究對象和內容的經濟學。如此一來，“經濟學”這一概念，就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廣義的，指的經濟科學，它包括上述理論經濟學的三個分支學科，以及以它們為理論基礎的應用經濟學；二是狹義的，指的純經濟學，下文即在此意義上使用。
作為一個獨立分支學科的經濟學發展，我認為可以大膽地借鑒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因為它的許多成果如果剝去了它們把一般當作特殊或把特殊當作一般的外衣，剩下的科學內核是可以為我們所用的。這里不可能詳盡而全面地討論這一問題，只在本文主題的意義上，即馬克思的二維生產及其生產力理論上，簡要地討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與增長理論，對于發展經濟學的意義。
首先，我們知道，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生產和增長理論中，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理論處于一個核心地位。如果我們把生產函數中的資本要素K看成生產資料要素，那么，它就成了馬克思要素生產理論的數學表達。因為生產函數左邊的產量Q，即是馬克思生產理論中所說的，勞動者借助勞動資料將其活動傳達到勞動對象上使其發生預定變化而創造的使用價值量。所以，從數量關系上來說，馬克思的要素生產理論所論述的內容，即是生產函數理論。至于生產函數中的技術因素A，與馬克思的勞動生產率與使用價值量同比關系的分析是相通的，而馬克思所說的影響勞動生產率的“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等因素，即是生產函數中的技術因素。生產函數中的另外兩個參數即α和β，我們知道，當二者之和等于1時，表示規模報酬不變，大于1時，表示報酬遞增。這種規模報酬不變和增加，實際上就是要素生產力的不變和提高。可見，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理論，是可以借鑒和整合到經濟學的生產及其生產力理論中去的。
其次，新古典增長理論與新增長理論的重要區別在于，前者把技術當作外生變量，并假定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則把技術內生化了，并假定報酬遞增。因此，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缺陷，在一定意義上，如同傳統的要素生產力理論的缺陷一樣，缺少了技術演進即生產力演進的內在機制分析。而新增長理論，撇開其先進的數學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個技術內在演進的思想。而這種演進思想，與上述二維生產力理論在一定意義上是相通的，而且筆者還認為，二維生產力理論，對于技術內在演進關系可能會有更好的解釋力，或者說，能為其提供一個更佳的微觀機制分析框架④。下面我們對新增長理論的核心內容與二維生產力理論的關系作一初步探討，以說明經濟學的發展可以積極地借鑒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成果。
經濟增長，首先與生產要素的投入有關，即與勞動和資本或生產資料的要素投入的增加有關。但是，技術是會不斷進步的，當技術進步后，增加的要素投入必將提高其生產力。我們知道，新古典增長理論因其外生性而無法解釋技術進步的來源。而所謂新增長理論的“新”，就在于把技術進步處理成內生因素，從而揭示了眾多影響技術進步和增長的內在因素，如知識外溢、人力資本、研究和開發、收益遞增、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干中學等因素，重新闡釋了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的跨國差異，為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圖景。下面我們試圖用二維生產力理論重新解釋上述新增長理論所發展出來的這些關鍵詞。
“人力資本”從要素生產力理論來看，實際就是勞動力要素或人力要素。把它改稱為人力資本要素，只不過是強調和突出了要素生產力理論中人力要素所掌握的知識及其智力因素和健康因素對于提高生產力的作用，以及作為微觀機制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當把人力因素在資本的角度上來理解時，已含有生產關系即收入分配的因素了，即通過投資改進人力要素的質量而能夠帶來增值。因此撇開后者，新增長理論中的“人力資本”因素與要素生產力理論強調和突出人力要素的重要性是相通的。
與人力資本因素相關的“知識外溢”和“干中學”兩個因素，顯然與協作生產有關。因為新增長理論中的外溢“知識”和干中學的“知識”，更多的是默會知識，也就是說，只能是在協作生產過程中通過干而學到的知識和在企業內及一定空間范圍的企業之間發生的外溢知識。無論是企業內還是企業外，通過知識外溢和干中學，既可以提高要素生產力如勞動者個人生產力，也可以提高他們之間的協作生產力，從而使收益遞增。
按二維生產力理論，分工和專業化一方面會促進要素生產力的完善、改進和變革，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協作生產力發展的要義；而前述的人力資本積累和知識外溢及干中學，都與“分工和專業化”有關。因為，分工的深入會促進人力資本積累，進而促進發明、創新以及物質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積累；社會分工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促進，包括學校、家庭、廠商對人力資本的直接投入，以及政府、家庭和學校對研究和開發的直接、間接影響；工廠內部的分工則主要通過干中學以及“研究和開發”部門的貢獻來促進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積累和改進；分工和專業化基礎上的產業集聚，則導致產業之間相互的知識外溢；而資本存量即生產要素積累的提高又會有助于發明和創新的產生。
“收益遞增”和“外部效應”均來源于分工和專業化及其規模經濟，而這與協作生產及其生產力有關。馬克思認為，協作首先源于生產要素在一定空間內的集聚，即使要素本身沒有變，單是數量的集聚，就會導致生產力的本質變化，即不僅提高單個要素的生產力，還產生新的協作生產力。這種新的協作生產力，用現代術語表述，即是規模效應和外部效應；而協作生產力與要素生產力之間的互動演進過程，從回報來講，即是收益遞增過程。因此，二維生產力的互動演進過程在收益遞增理論看來，就是生產力系統不斷自我增強的正反饋過程。
綜上所述，研究馬克思的生產及其生產力理論，并獨立為一門純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發展所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它還是經濟學在當代分立出多種經濟學科群的發展所急需的；而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本著科學的態度，向現代經濟科學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和取得的成果進行學習和借鑒。
注釋：
①改革開放后出現的經濟學這一術語，顯然是人們不滿足其傳統政治經濟學較窄的定位，而擴展其研究內容后，借鑒了經濟學概念的含義。后文對此有專門的討論，這里我們暫且將它定義為的理論經濟學。
②當然，這并不是否定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而是強調，生產力的發展首先要從自身的內在因素找原因。
③這是筆者在2007年以來就提出來的觀點。
④如果把它與生產關系及其制度的互動演化綜合在一起，則能提供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范式的新增長理論。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3篇：勞動經濟學專業范文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第4篇：勞動經濟學專業范文
關鍵詞:企業規模;交易費用;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27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5-0028-03
產業組織的發展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由于新的市場機會出現和分工的發展導致一個產業內的企業數量不斷增加;二是行業內現有企業不斷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生產要素的進一步集中,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對于產業組織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現有的文獻中存在著兩條相對明確的研究路向:(1)新古典的規模經濟和遞增報酬范式,自馬歇爾(Marshall,1890)以來,新古典范式主要討論在既定的分工結構下如何通過價格機制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在解釋經濟增長的來源和機制時,新古典經濟學強調規模經濟和遞增報酬的作用,企業會隨著規模的擴張而形成規模經濟效應,這種規模經濟效應則是經濟發展的動力(Marshall,1890;Samuelson and Nordhaws,1992;Krugman and Obstfeld,1997)。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狄克西特(Dixit,A)、諾曼(Norman,V)、蘭開斯特(Lancastes,K)、艾瑟爾(Ethier,W)及克魯格曼(Krugman)等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尤其重視規模經濟的思想,基于規模報酬遞增效應,他們建立了內生的經濟增長模型。與馬歇爾外部規模經濟的思路不同,他們更加強調企業內部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企業規模的擴大促進了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生產成本降低,并最終導致長期經濟增長。(2)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傳統,他們遵循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主要從分工演進的角度來解釋經濟增長,并結合了交易費用概念,形成了“分工―交易費用”的分析框架。亞當?斯密最早指出促進勞動生產力提高的分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要解釋經濟增長問題,首先必須說明決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斯密由此發展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取決于市場范圍。阿林?楊(Yang,A,1928)進一步發揮了斯密的分工學說,認為市場容量又是由分工水平決定的,因而分工水平最終決定了分工的動態演進,因此,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就歸結為對經濟系統中分工演進的研究。繼承這一古典經濟學的傳統,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鮑姆加勒(Baumgarden.J)、基姆(Kim.S)、洛凱(Locay.L)、楊小凱、博蘭德(Borland.J)以及貝克爾和墨菲等人,相繼提出了一條基于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經濟的內生增長思路,形成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專業化表征生產條件,解釋長期經濟增長的思想。在這一思想背景下,廖伯偉發現1970年以后廠商平均規模逐步下降,而同期這些國家的總產出和人均收入都在不斷增長,企業規模變化和產出增長不一致。張永生(2003)用企業雇傭的勞動力數量來衡量企業規模,在分析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地區有關時間序列數據的基礎上,揭示了這種意義上的企業規模和經濟增長的負相關關系,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廠商規模無關論”,指出在長期經濟增長過程中廠商平均規模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廠商規模無關論”將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分析結合起來,并且為了便于進行這種分析,用企業雇傭的勞動力人數來表示企業規模。在此條件下,企業規模的變化取決于分工在企業內還是在企業間發生,而這又取決于勞動和中間產品各自交易效率的高低。如果勞動的交易效率較高則分工在企業內發生,企業就會多雇傭勞動生產中間產品,企業規模會隨之擴大;反之,則分工在企業間進行,企業就會選擇外購中間產品,減少雇傭勞動,企業規模減小,企業數量增加。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市場交易效率越來越高,交易費用越來越低,企業規模越來越小,主流經濟理論中的規模經濟效應在現代經濟增長中不起作用。一些新的商業實踐如外包(Contracting out)、特許經營(Franchising)、外購中間產品和服務(Outsourcing)及貼牌生產(OEM)等為這種觀點提供了部分事實上的支持。
1.企業的橫向規模。主流經濟學所使用的企業規模概念實際上是指企業的橫向規模,企業被看成一個投入產出裝置,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從事生產,企業規模就是企業的均衡產量,它由企業的生產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來決定。
古典經濟學通過規模經濟(生產)來解釋企業擴張的機理。有關企業存在與擴張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密(Smith)和馬克思(Marx)。他們主要是從分工深化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帶來規模效應的角度來解釋企業的存在和擴張的。斯密以制針廠的例子說明專業化分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報酬遞增現象,技術進步引起勞動分工的深化,由于分工所形成的一些工序、工種是密不可分的,必須在同一組織中進行,因此企業規模隨著分工的深化而擴大。他還指出“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因而分工深化的邊界就是企業規模的邊界。馬克思也認為協作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協作的經濟效果大于單個生產者的經濟效果之和,協作的不可分性決定了協作的規模,這就是企業的最小規模。
在利潤最大化的假設下,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的橫向邊界主要是由生產中的技術因素決定的。當企業依據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去組織生產時,它所選擇的生產規模是最佳的,規模報酬遞增空間的消失與否成為判斷企業最佳規模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們已經認識到, 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中, 確定企業邊界時所需考慮的因素是不同的。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同一行業內部存在著眾多的生產同質產品的廠商,每家廠商是既定的市場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從長期來看,由于資源在各行業間可以自由轉移,因而每家廠商最終只能獲取正常利潤,在產品價格等于最低平均成本處進行生產,對單個廠商而言,企業的最佳規模是由其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來確定的。完全競爭模型的中企業規模定義并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根據完全競爭理論,當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為傳統的U型時, 企業尚可在市場競爭中選擇最佳規模;而當廠商的長期平均成本線為水平線或向右下方傾斜時(即始終存在著規模報酬不變或遞增現象),企業就無法確定其最優規模了,因為這時它無限地擴大生產,始終會使平均成本等于或低于產品的價格,是有利可圖的。針對上述問題,經濟學家們開始放棄了完全競爭的假設,在其他市場結構中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斯拉法(1920)指出,企業之所以停止進一步的擴張,不是因為這將使產品的平均成本上升而超過既定的產品價格,而是因為這將使產品的市場價格下降而低于企業的生產成本,現實中的企業并非完全競爭意義上的價格接受者,在非均衡狀態下, 企業產品面臨的需求曲線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即使市場是競爭性的,但由于差別產品的存在,企業產品面臨的需求曲線也將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市場競爭仍會使廠商按照價格等于平均成本的原則組織生產,但需求曲線與平均成本曲線的切點,不在平均成本線的最低點上,而是在其左側的某一點上。可見在壟斷競爭模型中,企業在確定邊界時,不僅要考慮自己的產品成本,同時還要研究市場需求因素。在成本既定的情況下,市場需求的增加,可以導致企業規模擴大,當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為水平線或向右下方傾斜時,市場需求的大小制約著企業的橫向規模。
2.企業的縱向規模。企業的縱向規模揭示了企業內部所包含的生產環節的多寡,它由企業所涉及的交易費用決定。自科斯(1937)以來的新制度經濟學將企業看成是有別于市場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是一種經濟交易的治理機制,企業的存在體現了對市場交易費用的節約。科斯以前的經濟學把企業的存在本身作為一個前提,而科斯的貢獻在于對這個前提進行了重新論證。他認為,企業的產生是為了節約市場運行的交易成本,企業組織可以內化市場運行的成本,但同時企業代替市場也是有成本的,即企業內部的組織成本。只有當企業節約的市場交易成本大于企業內部的組織成本時,企業才有利可圖,規模才會擴大,企業會包含更多的生產環節。企業的最大規模為“企業將傾向于擴張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者在另一個企業中組織同樣交易的成本為止(科斯,1994)。”張五常認為,由于市場交易的對象是商品,“企業交易”的對象是要素,因此,企業代替市場是要素市場代替產品市場。由于要素市場的合同和產品市場的合同都是私有產權借以讓渡的工具,兩者沒有本質區別。當勞動要素的交易費用低于產品市場的交易費用時,企業規模就會擴大,企業就會增加雇傭勞動的數量,直到二者的邊際交易費用相等時為止。
在使用不同企業規模概念的基礎上,他們分別強調了企業的規模經濟性和分工經濟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事實上,無論是經驗證據和理論分析都說明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本質上是統一的。規模經濟性導致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性,分工所引起的勞動熟練程度的提高,間歇時間的減少和物質資料的節約都可概括為規模經濟性(盛洪,1994)。不同經濟學家分別將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作為自己的邏輯起點,古典經濟學家將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性作為自己分析的起點,而作為回應,新古典之集大成者薩繆爾森認為,規模經濟性很大程度上來自合理的專業化和分工。新制度經濟學通過引進交易費用概念揭示了企業和市場是現實中資源配置的兩種替代機制,企業的出現是為了節約市場的交易費用。在現實中,專業化的生產者個體之所以不通過市場買賣他們生產的專業化產品―中間產品和服務,而選擇聚集在一個企業內,是因為市場的交易成本超過了在企業內組織生產的成本,企業一旦形成便具有超過單個生產者的規模,因而在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看來,由于交易費用的節約而出現了一定規模的企業。因此,在分工和專業化水平一定的情況下,規模經濟就是對交易費用的節約;而當我們考慮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規模經濟實質上就是分工和專業化經濟,是對生產費用的節約。企業的全部成本表現為生產費用和交易費用的總和,因而規模經濟(分工專業化經濟)實際上表現為企業總成本的降低。
我們在現實中可以看到企業規模的擴大及企業數量的增加和區域經濟增長趨勢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我們就用中國工業發展的經驗數據進行分析,來探討企業組織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具體來說,我們用工業企業數量的變化來表明行業的分工水平,用企業規模的變化來表示行業的規模經濟狀況,并在此基礎上來具體分析企業數量、企業規模變動與工業產出增長的關系。
由于1978年以前中國實行的是嚴格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沒有保障私人產權確定和實施的法律制度,更沒有自由的價格機制,因此在這種經濟制度條件下,企業的投資權完全由政府實施控制,企業規模和數量的變化不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工業產出的變化同樣也不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他們都依賴于國家計劃的實施,這一時期的數據不適合我們的分析。為此,我們選擇了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后的數據進行分析,時間跨度從1978―1997年。
為了計算1978―1997年間工業企業數量增加和平均規模擴張對中國工業GDP的貢獻率,我們設定了一個簡單的回歸方程:
LogGdp=C+B■LogSi+B■LogNi+ε
其中,Gdp表示工業GDP的增長,Si表示企業平均規模的增長,Ni表示企業數量的增長,ε表示殘差項,下面是對數據進行回歸的結果:
logGdp=-14.082+2.818logNi+1.218logSi+ε
(-16.96) (13.15)(8.47)
R2=0.97 F=305.706
我們可以看到方程的擬合優度較好,表明了中國工業企業數量的增加和規模擴張與GDP顯著正相關,二者的變化共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根據回歸結果,我們分別計算了1978―1997年間工業企業數量增加和平均規模擴張對工業產出的貢獻率。在1978―1997年間工業企業數量的增加對工業產出增長的貢獻率為53%,工業企業平均規模擴張的貢獻率為46.49%。
企業縱向規模理論上的邏輯起點源自于亞當?斯密的古典分工學說,并結合了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決定企業縱向規模的最終因素是勞動和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各種變量的交易效率的不同組合會導致不同的分工水平和經濟績效,分工水平內生地決定了企業制度。楊小凱、黃有光(Yang and Ng,1993)的間接定價理論將張五常(1983)的“企業用勞動市場代替中間產品市場”的企業理論形式化了,賦予企業理論以經濟增長的意義。當勞動的交易費用小于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時,企業就從分工中內生出來;在給定的企業制度出現后,如果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下降得比勞動的交易費用快,則企業會在市場上外購中間產品,減少雇傭勞動進行生產的數量,企業規模會隨之變小,分工主要在企業間發生,單個企業越來越專業化。反之,企業規模會擴大,分工主要在企業內部發生,企業更多地是自制所需的中間產品而不是通過市場向外部購買。
“分工―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對于企業的一體化現象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卻不能解釋企業橫向規模的確定問題。現實中的企業的確具有交易和管理職能,企業進行市場交易和內部交易(即管理)都是要花費成本的。企業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與市場相比較, 企業具有交易成本的比較優勢,交易成本的大小決定了企業的均衡。但企業在本質上是一個生產單位,而不僅僅是一個交易單位,僅用交易成本去解釋企業的邊界是不夠的。實際上,企業作為一系列契約的集合,是加入契約的各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的集合,是各生產要素交易契約的履行過程, 這一過程融交易功能與生產功能于一體(謝德仁,2001)。交易費用分析僅僅抓住了企業組織的“交易性”一面,而忽視了企業的“生產性”。阿爾欽和德姆塞茨(1972)認為,市場的交易和企業內交易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企業組織與市場的最大差別在于其生產功能,企業組織通過聯合生產(隊生產)創造出更大的經濟剩余,生產的聯合效果和團隊監督與激勵的同時存在導致了資本主義古典企業的形成。因此,無論在企業進行生產活動內部化之前或之后,企業的最優規模都是建立在包括生產成本計算在內的利潤最大化基礎之上的。新古典范式與經濟現實的脫節為交易成本理論的產生預留了空間,但“分工―交易成本”框架并不能完全取代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企業均衡的分析,生產成本仍然是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過程中的決定因素。企業內部各個生產要素的結合導致生產成本內生于專業化分工的收益,而為了結合生產要素進行生產和銷售,企業在不完備的信息世界中必須付出搜尋、談判、簽約和契約實施等交易成本,這種交易成本又內生于生產要素的結合(生產成本)。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內在統一的,二者統一于企業的產出,二者的結合才最終決定了企業規模的縱向和橫向均衡。在這種企業均衡的意義上,企業規模的變動包含了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變化的因素,分工經濟性和規模經濟性才能真正統一起來。正是二者的統一使我們在現實中看到,企業數量的增加和企業規模的擴張共同推動了長期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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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勞動經濟學專業范文
關鍵詞:新興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是關于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此后，隨著經濟學新古典框架的構建，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共同組織起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價格制度對于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而非價格制度協調專業化和分工的功能，這使得經濟研究的重點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諸如經濟發展、貿易和經濟增長等現象，也無法闡釋交易成本和產權的經濟含義，因此，在它之后，人們又分別發展了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和新企業理論等多個經濟學學科的分支理論，以填補以上空白。這使得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分支學科，存在理論核心的內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決這些經濟理論內在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家們經過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采用非線性規劃(超邊際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人們的專業化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水平對生產效率和經濟發展的意義上。通過對分工與專業化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互相獨立的分支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框架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分工和專業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為理論的內在核心，并成功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確定
綜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場的大小”。楊格(AllynYoung)又將其發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于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循環揭示了分工的網絡效應，分工網絡效應是基于個體網絡決策的，而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則需要采用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當馬歇爾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受到當時數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點解①和相關的超邊際分析。馬歇爾對需求與供給的邊際分析，使他在取得對資源分配問題形式化的成功時，同時也遺憾地導致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學派中地位的逐漸喪失。通過歷史，可以看出這一過程。
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成形。這本著名教科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洞見，即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價格理論。由于當時還缺少處理角點解的數學工具，馬歇爾不能用一個數學框架將他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洞見數學化;而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供求分析，在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數學處理時則非常得心應手，這使得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數學化，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科學，更接近一代代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因而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經濟學的主流。而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之核心的專業化和分工這一深刻的經濟思想卻被淡忘了。
到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這是經濟學發展的又一個分界點。他的這本教科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部分就是馬歇爾對供求的邊際分析，宏觀經濟學部分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在這本被無數大學用做標準教科書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表示象征性重視的文字了。這樣，在薩繆爾森之后，關于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及其對分工網絡決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對市場協調分工職能的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分支理論來給予解釋。例如，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產權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新企業理論等的產生，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學科分支之間，理論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理論內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一些經濟學家質疑并致力于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的內在矛盾和沖突。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樣一支最新發展起來的經濟學流派，它從傳統經濟學的困境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深入展開了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它有三個特點:(1)采用邊際分析方法來研究需求和供給，并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基礎。因此，社會的分工結構是外生給定的，市場的存在及市場的大小也是外生給定的;(2)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廠商的生產條件主要由廠商的生產函數代表，而生產函數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生產力與廠商規模有關，而與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及全社會的分工水平無關;(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是假定最優決策不可能是角點解，而進行的一種對內點解②的分析。這些研究前提和內容與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存在較大差異而遭到質疑。細想這些研究特點的產生，在分工與市場互為前提的條件下，個體網絡決策決定分工的網絡效應，因此，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但由于受當時個體網絡決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前提的理論假定，導致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這也導致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分工研究的淡棄。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邊際分析的概念，超邊際分析方法為個體網絡決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體說來，超邊際分析方法的運用，首先是對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所產生的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終決定市場的均衡結構。由此產生的所有關于超邊際決策(或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通)的信息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而所有關于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被稱為“組織的非拓撲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將超邊際分析應用于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于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并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
直到20世紀末，由張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證明，才極大地推動了對分工網絡效應的研究。張五常和文玫等人證明:如果采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均衡，而角點解則成為一個通例，其結果正好與外生給定的純消費者與廠商截然兩分前提條件下的結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揭示分工網絡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了，超邊際分析成為必需。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基礎上，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遵循以上思路，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這些前沿經濟學家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所展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學派所解決的問題是:資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在不同個體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下發展全社會分工水平，從而不斷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而隨著分工的演進，生產集中程度、貿易多樣化程度、個人的專業化水平、每人的生產率、每人的貿易依存度、社會結構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都將隨著分工的演進而演進。此后，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對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得以在具有新數學模型的現代軀體中復活。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按照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庫恩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外圍，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難發現，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亞當斯密的闡釋，其內容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但不幸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系統理論沒有一個好的數學框架來組織，隨后的一場致力于將經濟學發展成為精密科學的邊際革命，則將這一核心問題逐漸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就由經濟組織問題逐漸轉向資源配置問題。
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帶來的結果是:(1)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專業化和經濟組織問題，轉向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經濟組織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企業和市場為什么會出現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等現象，新古典經濟學無從解釋;(2)由于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假定，使得專業化經濟概念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專業化經濟概念被規模經濟概念所替代。事實上，專業化和企業規模是相關但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專業化的增加與活動范圍的縮減有關，而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規模的增加。專業化與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經濟相對應，而不同于規模經濟;(3)在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中，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和均衡總是同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邊界聯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總合生產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這個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古典的經濟發展問題:為什么在生產函數和資源稟賦不變的情況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卻能提高總合生產力?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協調分工從而促進經濟進步的?還有很多經濟現象也都無法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來解釋，比如:城市的出現、貨幣的出現、市場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優勢和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等等。
其實，馬歇爾也曾注意到供給和需求邊際分析的弱點，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分工的經濟效果。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楊格(1928)指出，遞增報酬并不是由工廠或產業部門的規模產生，而是由專業化和分工產生的。楊格的學生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犯了一個邏輯的錯誤，因為對所有企業都是外部性的規模經濟，不過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殼而已。但是，楊格也無法將他的思想數學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過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流傳下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數學家發展了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等方法，為處理分工和專業化問題涉及的角點解提供了有力的解決武器。一批經濟學家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及個人決策如何交互作用決定全社會分工水平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遵循這一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來促進全社會分工水平的發展，從而不斷地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對于一個給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這種給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優只是一種局部均衡，而整體帕累托最優包括了最優資源配置和最優分工結構兩部分內容，它被稱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是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時意味著生產力最大化。但在新興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著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時，帕累托最優不會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帕累托最優和市場均衡才會越來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意味著，交易效率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流通效率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它通過提高生產力，減少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市場決定最優分工水平和結構的功能更主要表現在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最終決定的參與市場行為的組織效率上，所謂組織效率，是指給定產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量的情況下，分工水平和結構達到最優。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只是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生產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時)對相對生產量和消費量的最優折衷。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特征:(1)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后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的貿易模式和專業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非內點解;(2)生產函數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干邊學的能力。企業制度是隨著在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勞動市場來協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才會出現。同時，作為個體生產函數組合的企業生產函數也在事后出現。整個行業呈現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分工網絡，使得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絡效果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帕累托最優效用邊界可能不同于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不再成立。這一特征使它區別于所有有規模經濟的模型;(3)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絡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交易費用系數下降，均衡的分工網絡規模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從而推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從關注資源配置問題向經濟組織問題的研究轉換。在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內，它逐步解釋了分工的發展是如何引起市場的出現、企業和貨幣的產生以及失業和景氣循環交替的原因，它解釋了新產品、新行業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產部門的加深而出現，保險業如何為解決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問題而產生，分層金字塔交易組織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為提高交易效率而產生和不斷演進……這些不但擴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重新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互相孤立的經濟學分支，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理論統一起來，所有互相獨立的個別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然后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就可以被徹底克服。
四、對新興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的總結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以專業化經濟范疇取代規模經濟范疇，以內生交易費用取代外生交易費用，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取代了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以角點均衡基礎上的全部均衡取代傳統經濟學的全部均衡，將經濟研究的核心從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的資源配置問題重新轉回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焦點——經濟組織問題上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恢復了專業化和分工問題在主流經濟學核心中的應有地位，同時，它以“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為其理論內核，形成了一個各學派都可以共享的統一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從而實現了對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復興。
注釋:
① 角點解是指當一個決策變量的最優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為0)時的點解。
② 內點解是指當決策變量最優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為0)之間時的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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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勞動經濟學專業范文
摘 要：傳統自給自足農業經濟向現代農業與工業分工的經濟轉變過程，內生了經濟增長和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流動。在新興古典經濟學模型的基礎上，加入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條件，構建兩種商品的一般均衡經濟增長模型。模型顯示：交易效率足夠高時，經濟增長與勞動力流動都是分工的結果；勞動力流動限制并不影響經濟增長的效果，只產生收入差距效應。實證結果支持這一判斷，勞動力流動與經濟增長不存在因果關系。
關鍵詞：分工；勞動力；流動限制；經濟增長
Economic Growth Restricted by Labor Mobility
LIAO Xianla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Hubei,430074,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elfsatisfying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moder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division lead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r mobility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Based on neoclassical economy model with conditions restricted by labor mobility, the paper builds a 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c growth model of two commodities. The model reveals that when transaction is high enough, labor division will bring about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r mobility.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 does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but income gap. It is supported by empirical result: no causal relationship lies between labor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division of labor;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s; economic growth
一、引言
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系大多存在較嚴重的勞動力流動限制。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一特點尤為突出。改革開放前，為實行趕超戰略，優先發展工業，我國實行了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農業勞動力向工業流動。改革開放后，這一限制逐步減弱，但經濟發展基本還在勞動力流動限制下進行。本文試圖通過一個勞動力流動限制下的兩種商品的一般均衡經濟增長模型來分析勞動力流動限制對一國經濟增長的影響。
現有研究勞動力流動與經濟增長的最著名的理論就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1］。劉易斯假定：發展中國家存在著以傳統方式生產、勞動生產率極低的傳統部門（如農業）和以現代方式生產、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相對較高的現代部門（如工業）的二元經濟結構；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非均衡：傳統部門存在大量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的勞動力，即現代部門勞動力無限供給。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現代部門工資水平都不變。因此，現代部門得以實現快速的資本積累和規模擴張，從而推動經濟增長。沿著這一思路，費景漢、拉尼斯、喬根森等人針對劉易斯不重視農業發展和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的不合理假定對模型進行了修訂和改進。但這一系列模型都假定勞動力市場非均衡，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轉變可以實現經濟增長。
劉易斯開創性的分析框架對于人們把握發展中國家經濟特征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但這一框架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首先，其二元經濟結構是在模型外給定的，它沒有清晰地說明導致農業和工業之間勞動生產率存在差異的根本原因，而從直觀上將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歸因于勞動力配置的不合理。［2］事實上，人口壓力并不是欠發達地區落后的唯一原因，甚至有實證分析顯示人口密度對經濟增長有正面影響。［3］其次，劉易斯模型強調資本積累帶來生產力發展，但不能解釋發展中國家“勞動與資本雙重過剩”［4］的現象。最后，它們沒有注意農業與工業的協調發展。雖然后期的模型改進了劉易斯忽視農業發展的問題，但它們實質上還是一種局部均衡分析：工業部門均衡與農業部門均衡是相互割裂的。現實經濟中，各行業和經濟部門之間相互聯系、協調發展。
研究勞動力流動與經濟增長的另一個方向是結構主義的思路。結構主義認為經濟的非均衡增長是普遍存在的，經濟增長除了由于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所揭示的資本積累、勞動力數量增長和質量提高，以及技術進步等因素的推動之外，還應該包括資源的重新配置，即資源向生產率高的部門轉移帶來的經濟增長。曾先峰和李國平的研究對這方面的文獻進行了詳細介紹。［5］但這一研究思路同樣忽視了不同產業協調發展的問題，忽視了不同產業間的聯系，同時，它們也沒有解釋產業結構變化的原因。
近年來，新興古典主義的研究在吸收古典經濟學的分工思想和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思想的基礎上，構建經濟發展的一般均衡模型。這一分析框架內生了勞動力流動、產業結構變動以及經濟增長，為研究勞動力流動與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框架。在楊小凱的模型中，勞動力流動、產業結構變動和經濟增長都是分工發展的結果。［6］然而，他們的模型建立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基礎上，不能完全用于分析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本文在新興古典主義模型的基礎上，加入勞動力流動限制的先決條件，構建兩種商品在勞動力流動限制下的一般均衡經濟增長模型，分析勞動力流動限制對一國經濟增長的意義，并運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對模型的結論進行實證檢驗。本文也可以看作是楊小凱模型的一個實證研究。
本文其他部分內容如下：第二部分先介紹一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一般均衡經濟增長模型，然后進一步拓展模型加入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條件，分析勞動力流動限制的影響，并提出待檢驗的命題；第三部分對命題進行實證檢驗；第四部分是結論及說明。
二、模型
傳統部門自給自足生產方式的勞動生產率低，分工帶來的熟能生巧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現代部門高分工生產方式將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力向非農產業流動是農業、工業以及服務業分工的結果。為進行比較，本節首先介紹勞動力自由流動下經濟增長的一般均衡模型，然后在該模型的基礎上加入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條件，分析勞動力流動限制的影響，并根據模型分析提出待檢驗的命題。
（一）勞動力自由流動下的經濟增長① ①詳見楊小凱：《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社科文獻出版社，第64-74頁。
假定每個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每個人偏好多樣化消費；消費品可以自己生產也可以從市場購買；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職業模式。有二種商品：商品x為工業品，商品y為農產品。購買一單位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數為1-k，交易效率為k (1>k>0)。k的值與基礎設施條件、城市化程度、運輸條件和一般的體制環境有關。所有消費者-生產者總人數為M。
每一個消費者-生產者的效用函數是：
u=(x+kxd) (y+kyd)
每一個消費者-生產者的生產函數和稟賦約束是：
x + xs=lax, y + ys=lay，a>1
lx + ly=1
個人預算約束是：
px xs + py ys=px xd + py yd
其中，x、y、xs 、ys、xd、yd、lx 、ly≥0。x和y分別表示兩種商品的自給自足量；xs 和ys分別表示兩種商品的售賣量； xd 和yd分別表示兩種商品的購買量；px和py分別表示兩種商品的價格；lx 和 ly分別表示個人生產兩種商品的專業化水平；a>1，表示個人生產該商品的生產率隨著他生產該商品的專業化水平的增加而增加，我們說個人生產該商品具有專業化經濟。
根據文定理① ①文枚 1998年在一組一般效用和生產函數的新興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 對“最優決策不會賣一種以上的產品, 不會同時賣和買同種產品, 不會買和生產同種產品”的定理進行了一般性證明。楊小凱1988年在具體的效用函數與生產函數的新興古典一般均衡證明了該定理。該定理的詳細證明見楊小凱: 《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分析框架》第105-107頁。,每個消費者-生產者可以選擇三種生產決策模式：自給自足模式（A）；專業化模式（x/y），專業生產x，出售商品x，購買y；專業化模式（y/x），專業生產y，出售商品y，購買x。三種決策模式的最優解如下：
1.自給自足模式（A）。此時，x、y、lx 、ly>0， xs =ys=xd=yd=0,決策問題如下：
Max u = x y s. t. x= lax；y = lay；lx + ly=1
最優解是: lx =ly=1/2；u(A)=2-2a
2.專業化模式（x/y）。此時，x、xs 、yd、lx>0； xd=y=ys=ly=0，決策問題如下：
Max u = x k yd s. t. x + xs=lax；lx =1；px xs = py yd
最優解是: x=xs =1/2；yd= px/2py；u（x/y）= k px/4 py
3.專業化模式（y/x）。此模式與專業化模式（x/y）為對稱結構，其最優解是：y=ys =1/2；xd= py /2 px；u（y/x）= k py/4px。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自給自足模式下，沒有產品買賣；在專業化模式（x/y）下，存在商品x的供給和商品y的需求；在專業化模式（y/x）下，存在商品y的供給和商品x的需求。記選擇模式A、（x/y）和（y/x）的人為MA、Mx、My。接下來我們考慮市場出清條件。把所有人的預算約束加起來，商品y的市場出清條件并不獨立于商品x的市場出清條件，所以，我們只需要考慮商品x的市場出清條件：
Xs = Mx xs, xs=1/2；Xd = My xd, xd= py/2 px
令Xs= Xd，得出： py /px= Mx/ My
進一步有：u（x/y）= kMy/4Mx ；u（y/x）= kMx/4My
當u（x/y）> u（y/x）時，My>Mx。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專業化生產y的生產者將向專業化生產x轉變。最終，選擇不同專業模式的人效用水平相等。令u（x/y）= u（y/x），得出：Mx=My；py =px；u（x/y）= u（y/x）= k/4。
最后，我們比較專業化模式與自給自足模式。令u(A)= u（x/y）= u（y/x），則有：k0=22(1-a)。隨著k值的變化，將得到兩種均衡結構：
當k< k0時，u(A)> u（x/y）= u（y/x）。則MA=M, Mx=My=0，即所有人都選擇自給自足，我們稱其為自給自足結構A。
當k> k0時，u(A) < u（x/y）= u（y/x）。則MA=0, Mx=My= M/2，即全部消費者-生產者選擇專業化生產模式，且兩種專業化生產者人數相等，我們稱其為分工結構D。表1總結了這兩種均衡結構的所有信息：
上述兩種均衡結構意味著，隨著交易效率的提高,經濟由自給自足結構非連續地轉換為分工結構。在此過程中，人均實際收入得到增長。假定商品x為工業品，商品y為農產品。在自給自足結構A下，每個人都是農業生產者。在分工結構D下，由于工業與農業分工，一部分人成為專業的工業品生產者，這一轉換過程就形成了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過程。另外，現實中劃分為工業品的商品種類遠多于農業品。因此，這就解釋了統計上工業生產值高于農業，以及經濟增長與非農就業比重同時提高的現象。
（二）勞動力流動限制的影響
下面我們設定勞動力流動限制條件，考慮勞動力流動限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假定上述經濟體通過某種制度限制生產商品x的勞動力數量。令Mx≤M1< M/2< My = M- M1，則有：u（x/y）= kMy/4M1 >u（y/x）= kM1/4My。
同上，我們比較專業化模式與自給自足模式。當u（x/y）= kMy/4M1 = u(A)時，可得k1=22(1-a) M1/(M- M1)；當u（y/x）= kM1/4My= u(A)時，可得k2=22(1-a) (M- M1)/M1。顯然，k2> k0 > k1，考慮k值的變化，將得到以下均衡結構：
1.當k< k1時，u(A)> u（x/y）> u（y/x），則MA=M, Mx=My=0，所有人都選擇自給自足。我們稱其為自給自足結構A。
2.當k> k2時， u（x/y）> u（y/x）>u(A)，則MA=0, Mx= M1，My= M- M1，即全部消費者-生產者選擇專業化生產模式，但由于限制生產商品x的勞動力數量，專業化生產商品x的勞動力少于專業化生產商品y的勞動力。我們稱其為分工結構D。
3.當k2>k> k1時，u（x/y）>u(A)> u（y/x）。此時，由于u(A)> u（y/x），均衡結構將比較復雜。考慮兩種情況：
①當同樣限制生產商品y的勞動力數量時，即令Mx= M1，My= M- M1。此時商品y的生產者人均實際收入不僅低于商品x的生產者,而且低于自給自足模式。我們稱其為分工結構D(1)。
②當允許生產者在模式A和（y/x）之間自由選擇時，一部分生產者將選擇模式A，商品y的專業化生產者人數減少，從而u（y/x）上升，u（x/y）下降。由于每個人生產函數和稟賦約束相同，新均衡下模式A和（y/x）的生產者最終人均實際收入必然相等。
令u（y/x）= kM1/4My=u(A) 2-2a，得出：My= kM1/22(1-a) = kM1/ k0。則有：
當k0>k> k1時，My< M1。從而，u（x/y）< u（y/x）=u(A)。則均衡結構為MA=M, Mx=My=0，所有人都選擇自給自足。
當k2>k> k0時，My> M1。從而，u（x/y）> u（y/x）=u(A)。則均衡結構為Mx= M1，My= kM1/ k0，MA= M-（k +k0）M1/ k0。我們稱其為混合結構B。
接下來比較分工結構D(1)和混合結構B。在分工結構D(1)下，u（x/y）>u(A)> u（y/x）,這種情況在長期中將難以維持。一方面商品y的生產者具有改革的沖動；另一方面我們很難控制一個生產者讓他不去自給自足。因此，結構D(1)極有可能轉化為結構B。根據這一特點，我們不考慮均衡結構D(1)。在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條件下，隨著k值的變化，將得到三種均衡結構。表2總結了三種均衡結構的所有信息：
（三）比較
下面我們比較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勞動力流動限制兩種情況下的經濟增長，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本文待檢驗的命題。令勞動力自由流動下的總產值為GDP1， 勞動力流動限制下的總產值為GDP2。
1.當k< k0時，兩種情況下所有生產者都選擇自給自足，GDP1= GDP2= M2-2a。
2.當k2>k> k0時，GDP1= k M/4
GDP2 = M1k2/4k0+ (M-M1)2-2a
= M1k2/4k0+ (M-M1) k0/4
= k0M /4+ M1 (k2-k02) /4k0
則 GDP1- GDP2 = k M/4- k0M /4-M1 (k2-k02) /4k0
= (k-k0) ［M-(k+k0) M1］ /4
由上文可知，1> k> k0>0，M1< M/2，(k+k0) < 2，則(k-k0) >0，M1 (k+k0) < M。因此，GDP1- GDP2 == (k-k0) ［M-(k+k0) M1］ /4>0。即，此時如果放松勞動力流動限制，經濟總產值將增加。
3.當k> k2時，GDP1= k M/4，
GDP2 =Mx u(x/y) +My u(y/x)
=M1× k (M-M1)/4M1+ (M-M1)× kM1/4(M-M1)
= kM/4
即GDP1= GDP2
基于上述比較，并結合模型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命題:
在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條件下，當交易效率很低時，勞動力流動限制對經濟增長沒有影響。當交易效率足夠高時，勞動力流動是分工的結果，勞動力流動限制僅有收入差距效應（u(x/y）> u(y/x)），而對經濟增長沒有影響。只有當交易效率既不太低又不太高時，勞動力流動限制既有收入差距效應，又有經濟增長效應。
三、實證檢驗
這一部分運用我國1980―2008年的數據對上述命題的核心結論進行實證檢驗。
（一）指標與數據
對于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差距關系已有較好的文獻給予了實證檢驗［7］［8］，這里我們主要檢驗勞動力流動與經濟增長、分工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主要有三個指標：
1.勞動力流動指標。根據研究的目的，我們主要考慮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流動。用非農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FNJY）來衡量，等于1減去農業就業人口比重。農業就業人口比重數據來自世界銀行網站的在線數據庫。
2.經濟增長指標。用經濟增長率和真實GDP兩個指標衡量，分別分析其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0）整理得出。
3.分工指標。分工指標沒有直接的統計數據，只能選擇變量來衡量。根據資本與投資是用來提高迂回生產活動中分工水平的工具的古典投資理論［6］，并參照高帆［9］的方法，我們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TZ）來間接衡量分工，這一數值越大，說明分工水平越高。數據來自世界銀行網站的在線數據庫，為以2000美元計量的數據。
（二）計量分析
1.勞動力流動與經濟增長
中國1980―2008年非農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FNJY）與經濟增長率和真實GDP的散點圖如下圖1、圖2。
從圖1來看，勞動力流動與經濟增長率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可以直接判斷認為勞動力流動與經濟增長率不相關。圖2顯示，勞動力流動與GDP正相關。我們進一步做Granger因果檢驗來分析二者關系，所有計算均通過EViews6.0進行。
首先，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勞動力流動為I(1)序列，GDP數據為I(2)序列，需進行協整檢驗來判斷是否能作Granger因果檢驗，Johansen檢驗結果見表3。從表3可以看出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與GDP存在協整關系，可以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
進一步，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滯后期根據AIC和SC信息給出。
從檢驗結果來看，各項檢驗的Prob.值都在20%以上，應該接受原假設。因此，檢驗結果顯示，統計上GDP與勞動力流動互相沒有因果關系。
2.分工與勞動力流動
從固定資產投資于勞動力流動的數據來看，二者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同理，進一步作Granger因果檢驗。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固定資產投資總額（TZ）為I(2)序列，需要作協整檢驗。Johansen檢驗結果見表5，結果顯示中國固定資產投資與勞動力流動存在協整關系，可以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
從表6結果來看，FNJY不是TZ的Granger因果檢驗的Prob.都在70%以上，可以接受原假設；而TZ不是FNJY的Granger因果檢驗的Prob.值小于5%水平，因此拒絕原假設，即TZ是促進FNJY增長的原因，而FNJY不是促進TZ增長的原因。
綜合上述兩方面的分析，可以證實命題的前半部分，但其后半部分沒有得到經驗數據的支持。對于這一點，我們考慮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已經具有了較好的交通基礎設施和完善的現代交通系統，可能我國經濟發展已經處于模型中交易效率足夠高的階段，因此現有數據沒有體現上述效應。對此，有待進一步研究。
四、結論
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系大多存在比較嚴重的勞動力流動限制。本文在新興古典主義模型的基礎上，加入勞動力流動限制的先決條件，構建兩種商品的勞動力流動限制下的一般均衡經濟增長模型，來分析勞動力流動限制對一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并用我國1980―2008年間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在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條件下，當交易效率足夠高時，勞動力流動與經濟增長都是分工發展的結果，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增長并沒有影響。這一點可以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另外，模型結果顯示，在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條件下交易效率既不太低又不太高時，勞動力流動限制具有經濟增長的效應，但實證分析沒有顯示這一效應。這一點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勞動力流動并非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之一。據此，我國經濟發展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核心是依靠分工來促進工業化發展、提高社會分工水平和工農業生產的專業化水平，其關鍵在于促進交易效率的提高。現階段，一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農村基礎設施和城鄉結合的基礎設施的建設，降低運輸成本。另一方面要保護市場交易，加強產權保護，完善產權制度以及相關市場法律制度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水平。此外，如果模型的推論正確，勞動力流動限制在經濟發展初期將影響經濟發展的水平，而且，長期中要求交易效率有更大的提高，勞動力流動限制才不會阻礙經濟發展，同時，勞動力流動限制有較強的收入分配效應。因此，應該放松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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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3-13
第7篇：勞動經濟學專業范文
經濟學院2014年繼續實施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在保留原有統考招生渠道的同時，試行“申請考核制”招生辦法。“申請考核制”招生制度將本著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根據學生的綜合素質和研究潛力，通過初審和面試招收優秀博士生，錄取者將不再參加學校組織的博士生入學考試。具體招生辦法如下：
一、招生專業與名額
1、實行“申請考核制”招生的專業：
西方經濟學、數量經濟學、勞動經濟學、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2、招生名額：5人。
二、申請條件
1、報考基本條件同《上海財經大學2014年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招生簡章》。
2、英語水平要求：至少滿足以下條件中的一項：
(1)發表過英文的專業性學術論文;
(2)大學英語六級成績≥500分，或者新托福成績≥90分(老托福成績≥580分)，或者雅思成績≥6.0分。
3、核心課程成績要求：
(1)本科或碩士專業為經濟或管理類的申請人，需修讀過《高等數學》(或《數學分析》)、《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且此類核心數學課程成績以及經濟學基礎課程成績的平均績點都不得低于3.5(或85分);
(2)本科或碩士專業為數學或數理統計學的申請人，專業課程成績的平均績點應不低于3.0(或80分);
(3)本科和碩士專業均為其它專業的申請人，需修讀過《高等數學》(或《數學分析》)、《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且此類核心數學課程成績的平均績點都不得低于3.5(或85分)。此外，還必須選修過中級或高級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課程且每門課程成績不得低于85分。
三、報名程序
第8篇：勞動經濟學專業范文
一、財經類高校“理性人假設”的課程建設背景
(一)財經類高校經濟學類學科教育現狀
財經類高校是以財經類專業為主的院校，學校絕大部分本科專業都以經濟學為必修課程，同時，學校會根據自身的財經特色面向其他非經濟管理類專業學生開設財經類課程的系列選修課，可以說，在財經類高校，經濟學課程的教學覆蓋面非常廣。例如，南京某高校經濟學院經濟學專業的培養方案中就明確指出，其專業的核心課程包括:政治經濟學、微觀經濟學(雙語)、宏觀經濟學(雙語)等。在實際教學中，學校也提供了大量與經濟學知識相關的選修課程，供非財經類專業學生學習。例如，南京某高校通識教育選修課課表中就包含著大量經濟學相關的課程，如經濟學入門、經濟統計學和中國經濟專題等［1］。財經類高校以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相關課程為課程設計的重心，在人才培養方面也以具備一定的經濟專業知識為教育目標。因此，財經類高校的學生，不只是專業較為對口的經濟管理相關專業，其他專業的學生也會對經濟學的相關理論有通識化認識。這樣的安排一方面充分利用財經類高校豐富的教師和教學資源，對在校學生進行恰當的財經類相關知識的教育，掌握基本的財經觀點;另一方面，這樣的教學安排也使得一些學生對“理性人假設”的相關知識一知半解，僅僅理解“理性人假設”作為西方經濟學核心觀點的積極性一面，而忽視其存在的固有弊端，使得學生在試圖理解經濟知識和經濟現象的過程中陷入迷惑的境地［2］。
(二)“理性人假設”在西方經濟學中的地位
同時，“理性人假設”在經濟學相關課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方經濟學注重由假設前提出發，經過邏輯推理得出結論，“理性人假設”是西方經濟學最基本的假設前提，也是西方經濟學立論的原點。自希臘哲學時代，西方先哲就以“理性”來彰顯人的本質屬性。亞里士多德認為:“一種生命物就存在于它所特有的種屬活動之中，也構成它同其他生命物種的界限。”而“理性”就是人所特有的本質的活動。因襲西方哲學的理性傳統，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西方資產階級理論家將“理性”與人在經濟活動中的“逐利”本性結合起來，甚至將“理性”的內涵直接限制在“逐利性”之內，從而推導出“理性人”這一假設［3］。“理性人假設”的基本內涵包括:“理性人”是指在經濟社會中從事經濟活動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般性抽象，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利己的，都力圖以最小的經濟代價去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西方經濟學不僅以“理性人”作為進一步推理的假設前提，更將其視作經濟活動中本質的“人”的屬性，即將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限制在對“理性人”的研究之中，也即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理性人”的經濟活動，非理性人的經濟和社會活動不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中。因而，財經類高校在開展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首先就是讓受教育群體接受西方經濟學中“理性人”這一假設，只有在接受這一假設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進行后續的授課。
二、財經類高校“理性人假設”課程建設的必要性
(一)“理性人假設”的形成邏輯
“理性人假設”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逐步發展的。亞當·斯密作為西方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同樣認為人作為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首要目標就是滿足自身的私利，只有滿足人私利的活動才有可能激發人從事經濟活動的熱情，自利活動所形成的“看不見的手”最終形成了完備的市場機制。在倫理學領域，穆勒將追逐利益的活動同人的本質屬性結合起來，并以“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作為基本的道理倫理追求。行為的對錯，與它們增進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傾向成正比，這就將“理性人假設”從單一的行為描述上升到道德行為的高度，在倫理道德的領域為“逐利”的“理性”行為建構正向的道德評價標準。
(二)“理性人假設”的內在合理性
首先，“理性人假設”是符合人在從事經濟活動過程中采取逐利行為的合理抽象。以最小的經濟代價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是人的本性，在“理性人假設”中，通過對從事經濟活動中人的最本質屬性的抽象，使得經濟學后續的推理過程具備了充分的內在動因和目標導向。生產者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最重要目標就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其在經營活動中的一切策略和調整都是為這一目標服務的，而對于消費者來說，其從事經濟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在經濟活動中采取的種種措施都是為了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其次，“理性人假設”使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更為聚焦，這便于西方經濟學后續的推理和研究。在日常的經濟社會活動中主體千差萬別，有不同性質的政府、企業、居民等要素，如果不能將其本質進行合理的抽象，就會使理論研究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因此，“理性人假設”為西方經濟學提供了較為合理的假設前提，不逐利的行為不在西方經濟學傳統的研究范圍之內，即無論是何種政府、企業、居民都將其視作理性的經濟主體，抽象出其逐利的本質屬性，在這個統一的層面上進行理論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西方，“理性人假設”仍然受到了諸多批判，但是“理性人假設”始終是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主流。其根源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經濟活動中人的“利己”行為進行合理性論證，并以此為原點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和壓迫提供理論依據。
(三)“理性人假設”的理論缺陷
雖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根據實踐的發展對“理性人假設”做出了諸多合理性論證，但這并不能掩蓋該假設中存在的種種內生缺陷。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的，“國民經濟學不考察不勞動時的勞動者，不把勞動者作為人來考察;它把這件事交給刑事法院、醫生、宗教、統計表、政治和乞丐監督去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用“理性人”這一抽象概念作為考察對象，就必然“不把勞動者作為人來考察”，勞動者作為“利己”的經濟環境下絕對的弱勢群體，必然被排斥在“對等”的交易關系之外，這正是“理性人假設”內在缺陷的根源。“理性人假設”對人的本質的定義是異化的。“理性人假設”的邏輯內涵是這樣表現的，其前提:一是根據西方哲學的歷史傳統，人的本質是理性的;二是人在經濟活動中理性的表現就是“以最小的經濟代價獲取最大的利潤”，因而推導出結論:人的“以最小的經濟代價獲取最大的利潤”的“逐利”行為就是人的本質，這樣的人就被定義為“理性人”，而不這樣進行經濟活動的人不在經濟學的考查范圍［4］。一旦將“逐利”行為等同于“人的本質”，那么凡是“不理性”的行為就是對人的本質的剝奪，這不僅是現實的社會生活所不允許的，也是道德倫理的評價所不允許的，資產積極經濟學家也因此站在了現實和道德的制高點上。這也就是“理性人假設”在西方社會的經濟學研究中始終長盛不衰的根源，通過這一套邏輯的論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成功地將“逐利”這一經濟意義上的人的特性同人的理性本質聯系起來，將人在經濟活動中展現的特殊性與人的本質的普遍性混為一談。這無疑是對人的本質的異化，且根據的觀點，這一邏輯是經不起推敲的。馬克思對人的本質有過多次論證，馬克思認為:“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只有在這一層面對人的本質進行考察，才是真正科學的認識。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屬性就在于人作為類的、能動的、創造性的活動，這一活動真正區別了動物與人，也真正地表彰了人之為人的本質特征。而“理性人假設”正是恰好忽略了這一層能動性的因素，僅僅將從事經濟活動中的人看作是“逐利”的、缺失特殊性的主體，更深一層的批判則在于，“理性人假設”將人的本質限定在“以最小的經濟代價獲取最大的利潤”這單一的“逐利”目的之中，就看不見人在經濟社會活動中真正可以表彰人的本質的創造性活動，看不見經濟社會運行中從事創造性活動的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理性人假設”僅就人在經濟活動中的“逐利”進行規定，而不考察人在從事經濟活動時所涉及的倫理道德問題。人在從事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必然會將追求利益作為最重要的動力，這種追求利益的行為如果沒有倫理道德的約束，就會造成社會道德的滑坡，不受道德和倫理約束的經濟行為必然縱容人的自私與貪念，給社會生活帶來極大的惡果。
三、課程思政視域下財經類高校“理性人假設”課程建設的舉措
(一)用政治經濟學立場批判
“理性人假設”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富裕，而造就“理性人假設”的西方世界，其核心價值觀則是個人主義。“理性人假設”的邏輯內核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并不統一，而“理性人假設”的內核實際上是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背道而馳的。個人主義價值觀是資本主義經濟現實在社會意識上的反應，是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對社會生活領域人的價值判斷。誠然，“理性人假設”能夠進一步激發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在追求個人價值最大化的基礎上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是“理性人假設”在一定程度上也鼓勵了社會經濟活動的參與者以追求個人私利為唯一出發點，這就違背了社會公平正義的道德原則和倫理要求，忽視了社會弱勢群體在追求群體利益中的差距，就必然會導致資本家對無產階級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占有與階級之間的壓迫和剝削［5］。
(二)把握“理性人假設”課程的意識形態導向
課程思政以專業課為核心，將意識形態工作深入到專業課教學的方方面面，其目的是實現學科教育與思政政治教育的結合。在教學方法上，課程思政教學在專業知識學習的基礎上，要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只是刻板地說教會適得其反。這就要求教學過程中要采用多種教學手段和方法，把思政元素融入到專業知識教學中，采用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模式，通過講授法、分組教學、案例教學法，啟發互動式教學、角色模擬教學法，運用多媒體等教學手段，大力開發課程資源，將復雜問題具體化、簡單化，提高教學效果，突出課堂的專業性及德育育人功能。
(三)加強“理性人假設”授課教師理論能力和教學能力建設
財經類高校的教學活動仍然以講授型教育為主，教師是課程的主導力量。教師對思政建設的重要作用不言自明。教師作為課程思政的主要建設者和授課的主要執行者，對改進課程內容、優化課程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在“理性人假設”的課程思政建設過程中，要著力培養財經類高校教師的工作責任感和育人信念感，充分發揮教師進行課程思政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切實提升育人實效，培養有擔當、有信念、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結束語“理性人假設”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社會經濟活動的參與者以追求個人私利為唯一出發點，這就違背了社會公平正義的道德原則和倫理要求，忽視了社會弱勢群體在追求群體利益中的差距。因此，在“理性人假設”的課程開發過程中要突出豐富的思政元素，結合“理性人假設”的種種弊端進行批判教育，要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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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勞動經濟學專業范文
[關鍵詞]區域發展創新演化經濟學
一、引言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企業和區域應該按照它們的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分工。例如，一個有豐富森林資源的地區應該專業化于木材生產。但是，隨著木材生產機械化水平的提高，會導致失業率上升。除非能夠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在這里，一個首要問題是能否創造出與當地豐富的資源稟賦相關的新的就業機會。
在對這一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制定政策過程中，在新古典理論、熊彼特的研究及投入－產出分析之間的交叉地帶，出現了以資源為基礎的增長和發展理論。對于這一被廣泛運用于諸如發展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的理論而言，它對政策制定并沒有很大幫助，相反，在研究地區和國家中以資源為基礎的增長問題時產生了當的混亂。
本文概括了上述主要理論，并且試圖在演化經濟學基礎上提出一種新的基于資源的增長和發展理論。得到的一個結論就是，促進增長和發展的資源是知識而非任何自然資源。但是一種自然資源可以作為建立一套復雜的增長能力的起點。這一結論和其它結論可以為制定政策提供新方法。
二、馬歇爾的區域發展理論
馬歇爾指出：“當一個產業為自己選擇了一個地點，它很可能長期待在那兒”。（馬歇爾，1949，225）對于這一點，他發展了一個“產業區位”理論。這一理論應當被看作整個增長和發展理論的一個特例。根據這一理論，雖然資源可能是一個產業長期區域化的最初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企業，作為產業競爭力的基礎，應當是技巧、相互依賴的企業網絡和支持制度的集合。
區域發展理論最重要的部分是，長期競爭力以技巧和能力的演進為基礎。對技巧的持續的市場需求刺激了訓練的努力。市場也存在對知識進步的需求。在產業區域內，“機器、生產過程和一般商業組織等方面的發明和改進有著被即時討論的優點。”因此，創新能夠迅速傳播：“如果一個人開始嘗試一個新想法，這個想法會被其他人吸收并且與自己的想法結合起來；并且因此成為更進一步的新思想的來源。”（馬歇爾，1949，225）
雖然馬歇爾強調在產業區域內輔助產業的出現，但他并沒有進一步研究這一主題的細節。區域中企業間復雜的分工模式可以從兩方面來研究。首先，可以在給定的勞動分工條件下集中分析系統的功能，這個分析可以通過標準的投入產出分析來做。其次，可以研究這個復雜系統如何生成。這方面研究必須強調企業專業化決策及創新活動的順序。但是企業的某些專業化和創新會從根本上擾亂企業靜態的投入產出過程。這兩個方面顯示了研究靜態結構的經濟學家和研究企業家創新（或打破舊結構）的經濟學家之間的分裂。但是只專注于靜態或動態特征可能妨害對區域發展的真實過程的理解。
三、演化經濟學
上述討論強調了在研究區域化增長和發展的演化過程時，目前的理論中存在的問題。因此，新演化經濟學的兩位先驅，尼爾森和溫特（尼爾森，溫特，1982，19）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它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之上，“經濟演化的文字表達似乎可以自然地轉化為一種Markov過程雖然它可能處于一個相當復雜的狀態空間。”在某一個時間點t，一個產業演化過程的狀態用資本存量和每個企業的行為規則來描述。這種狀態被用來決定產業的短期行為及在時間t+1時新的資本存量和每個企業新的行為規則。它是企業行為規則的變動，這種變動表明了一個靜態Markov過程的全部演化特征。
典型的尼爾森－溫特模型處理生產同質產品的產業中生產技術和行為規則的演化。這個模型描述了在給定當前階段的產業狀態（資本存量和生產能力）時，這個狀態在下一階段會如何演變。首先，當前狀態被用于定義在已知市場份額、價格和企業利潤的產業中短期內經濟演化過程。其次，投資決策被看作是企業擴張其收益能力。第三，企業的創新和模仿過程。企業持續地尋找新的生產技術，或復制其它寡頭競爭者的技術。如果他們成功，就會增強競爭力。創新也可以由產業外部引入。如果創新成為主流，就會不斷提高集中度，即使模仿和大企業的壟斷會抑制集中的速度。
四、演化經濟學和區域發展
很明顯，需要特別設計一個演化經濟學模型以研究區域中企業間的勞動分工問題。為了建立這個模型，我們以尼爾森和溫特的企業理論開始。根據這個理論（尼爾森，溫特，1982，chs．4-5），每個企業都是以大量互相依賴的慣例和由職工執行的任務為基礎。在熊彼特競爭的尼爾森－溫特模型中，所有這些組織內的多樣性被簡化為一個單獨演化的生產技術和一組固定的決策參數。但是他們關于企業內部復雜性的文字敘述實際上可以被用來對企業創造市場進行研究，這里的企業被特別看作演化過程的結果。
在企業層次上模型的動態過程可以用一個簡化的案例來描述。一個企業擁有一片森林，產品是木料。起初，企業只能雇用全能的工人，但是逐漸，它發展起了越來越復雜的勞動分工，包括伐木工，運輸工人，苗圃工人，制造特殊用途的工具，等等。可以說，它的勞動分工的發展象一棵越來越多分枝的樹。如果該區域中其它企業也發展同樣的勞動分工，很明顯有一個正在擴展的市場，推動企業的專業化，以一種更低廉的方式供給產品或者供給產品比森林所有者能夠提供的產品質量更高。當企業建立以后，它們可能要尋找區域以外的市場以實現擴張。
通過這個案例，可以充分描述演化模型的運行方式。這個模型說明了一個產業部門經濟“迂回”的變動程度，即在不同類型中間產品的生產者與使用者之間勞動的垂直分工。雖然這個模型是在尼爾森和溫特的傳統中發展起來的，但是引入“奧地利經濟學”的迂回概念極大擴展了研究議題，包括生產結構創新，中間產品市場的出現及功能，應對上游產品市場的不穩定性的方法，一個上游產業創新效果的傳播，迂回程度和整體生產能力的測定。
現在，問題是企業的勞動分工為什么及如何出現。從模型的邏輯和后熊彼特學派的觀點兩方面，可以認為主要的推動力量是涉及特有產品和生產性活動的創新。因此，一次專業化的原因可能是一種方法的創新（涉及一種中間產品生產的勞動生產力的改進），產品創新（一種特定產品質量的改進）和結構創新。
中間產品市場的創造，發展和消亡過程表明生產的迂回過程的演化并不是一個直線向前的過程。一個已經完成一個重要產品或過程的創新的企業家要判斷在一種有重大創新作用的中間產品的生產上專業化是否可行。如果一種專業化相當有利可圖，則潛在的購買者被要求給出一個最高價格和所需數量。如果總需求量足夠利用企業家的能力并且最終購買者的價格也是合意，那么專業化就會出現，并且產品將以最低價出售。此后，企業家的專業化就是不可逆轉的，而且，其它企業可能會進入它的“產業”。企業家（及其伙伴）只能進入次級樹。
這里提出的模型只是研究產業動態過程的起點，它完全不同于尼爾森和溫特的標準模型。在標準模型中，企業在完全相同的小環境中競爭。但是為了理解完全不同類型的經濟行為的，我們必須突破這種演化模型限制。在我們的模型中，通過引入大量能夠被單獨創新的不同的生產任務，創造了一個多空間競爭系統，這個系統允許大量行為變量存在。企業能夠專業化的原因在于：當一個企業針對它的一個任務進行創新時，它要決定是否在完成這個任務方面專業化。如果它決定專業化，就會以較大規模開發創新。然而企業創新任務的結果作為中間產品，還面臨為之創造市場的問題。
五、結論
基于區域資源的增長和發展理論作為對新古典理論的補充已經發揮重要作用。對于許多地區中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產業就業率迅速下降問題，這一理論有助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考慮是否及如何改進這一問題。馬歇爾一派的理論特別強調發展首先是以知識為基礎，其次才是以自然資源為基礎。他的理論也有助于將研究聚焦于區域化的勞動市場和企業網絡。后熊彼特學派的增長極理論和發展鎖定理論有助于促進對企業間的聯結進行貼近的觀察，這種聯結可能在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的演化經濟學理論強調在不同產業中決定創新過程的不同的技術范式的作用，它也聚焦于在促進創新方面產品的供給者和使用者之間聯結的作用。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