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融資與銀行融資的比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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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股權融資與銀行融資的比較范文
【關鍵詞】光伏電站 銀行融資 互聯網金融
一、我國光伏電站融資的背景
近年來，為了發展清潔能源，消化國內光伏制造過剩產能，我國陸續出臺了大量光伏發電的補貼政策，從最早的金太陽工程到分布式電價補貼，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國目前已經成為年裝機世界第一、累計裝機世界第二的光伏發電大國。2014年，光伏發電新增年裝機10.6GW，累計裝機28.05GW。光伏發電的融資與電站的發展幾乎是同步，主要是銀行融資，同時有別于銀行融資、融資租賃等傳統金融模式，借助近年來互聯網的發展，互聯網融資也是光伏電站融資發展的一個新現象和有益補充。
二、光伏電站銀行融資的實踐問題
按照業界標準，光伏電站的發電量依項目所在地的光照條件決定，每年技術衰減0.5%，光伏組件使用壽命可達25年，僅需少量的維護成本，無需火電那樣不可控的原料費用，電站全投資的收益率一般在10%左右。光伏電站作為收益穩定、效益較好的一類項目，天然的具有項目融資的優良屬性。但由于光伏電站屬于新興事物，銀行對項目屬性及風險的識別還沒有經過時間的檢驗，在實踐中許多風險始料未及：如項目業主出資能力不足，導致項目工期拖后，項目規模縮水；如運維不善或組件、逆變器等設備問題，發電量不達預期；如輸電通道建設未跟上導致棄光；等等。因此，就銀行融資而言，光伏電站真正為銀行所接受成為純粹的項目融資依然路途遙遠。目前的光伏電站銀行融資一般需要項目業主具備較強的風險承擔能力，為項目的風險承擔連帶責任。光伏電站的融資期限不宜太短，一般在12～15年，過短的期限降低業主的收益率，也容易在前期造成現金流緊張。對大型光伏電站而言，銀行融資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然而對政策更加鼓勵的分布式光伏電站，裝機規模較小，對銀行而言，意味著交易成本較高，融資可能性將大幅降低。如“千家萬戶”屋頂光伏電站，每個電站不過幾十千瓦，投資不過幾萬元，銀行需要面對大量物權不統一、單一物權融資極低的局面，貸款進入個人信貸小微領域，很難進行下去。
三、光伏電站互聯網融資新形式
互聯網金融是近幾年的一個新興熱門金融領域，光伏電站互聯網融資是隨之伴生的一種融資新模式。互聯網融資包括眾籌融資與p2p融資。眾籌融資是指互聯網門戶向公眾募集股權或者債權資金用于自身項目建設，p2p融資是指互聯網門戶提供的融資項目不是自有而是屬于其他權益者、互聯網門戶僅充當中介的融資類型。2014年，國內第一個光伏電站眾籌項目由聯合光伏推出，籌集1000萬元建設1MW光伏電站，引起多方關注。2015年1月，綠能寶上線，到3月底兩個月不到的時間內即實現融資14800萬元。無論是聯合金融的眾籌股權還是綠能寶的眾籌債權及p2p融資，其融資本質都是將資金提供方由銀行轉為互聯網上的分散的小投資者，籌資者向投資者支付的代價一般比銀行融資更高，但因為互聯網投資者對風險的評估遠不如銀行，從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四、光伏電站互聯網融資與傳統銀行融資的比較
相對于銀行融資而言，互聯網融資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融資的準入門檻比銀行低
銀行融資首先考慮的是項目開發商是否具備較強的資信實力，行業新進入者或者小的開發商往往難以進入銀行授信的名單。而且銀行會要求提供項目之外的信用結構，降低項目風險。互聯網融資的投資者很少會考慮這一方面，對于業主的準入要求較低，但也需要一個資信較好的互聯網平臺來提供融資服務。
（二）融資的交易成本比銀行低
項目業主無需向銀行申貸一樣提供繁瑣的文件資料以及等待漫長的授信過程，投資者一般不會去做項目的盡職調查，資金提供的決策過程較短，資金到位的時間遠低于銀行融資。另一方面，這也導致了投資者對風險的識別不足，其面臨的風險提升。
（三）融資的利率成本比銀行高
如綠能寶提供的利率約為10%，這個收益比一般的銀行貸款利率高。利息支出實際上是光伏電站現金支出中主要的部分，假設發電利用小時數為1300小時，貸款利率為7%，資本金比例為20%，首年度電利息支出約在0.34元，而度電運營成本不過0.12元左右。如果融資利率為互聯網金融的10%，那么度電利息支出可以達到0.49元。可見，互聯網融資大幅度提高了項目的融資成本。
（四）融資期限不如銀行信貸穩定
銀行信貸的融資期限一旦合同簽訂即可確定，光伏電站一般銀行融資期限應為12～15年，與光伏電站的收益相匹配。而互聯網融資很難從單個資金提供者那里獲得這么長的期限，需要不斷更換投資者，這也要求融資者設立方便的贖回機制。
（五）互聯網融資的資金保障不如銀行信貸
銀行一旦決定授信，必然考慮項目的資金是否存在缺口。而互聯網融資每個投資者投資份額較小，需要大量投資者才能保證項目資金完備沒有缺口，顯然融資者需要充分考慮融資不能達到預期的資金替代方案。
五、對光伏電站銀行及互聯網融資的一些展望
（一）銀行融資未來仍然是光伏電站的主力軍
大型光伏電站是光伏電站開發商的第一選擇，需要的資金量也較大，在期限、利率等方面都會傾向于銀行融資。銀行業需要積累大型電站的風險數據，以便更快速的識別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對于小型分布式光伏電站，銀行業應當借鑒小微信貸經驗，積極創新融資模式，提供便捷有效的金融產品。
（二）互聯網融資是光伏電站融資的有益補充
第2篇：股權融資與銀行融資的比較范文
一、央行加強房地產企業信貸業務管理，房企的銀行融資渠道受限
2003年6月13日央行“121號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商業銀行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控制房地產信貸，對高檔房和個人商業用房貸款進行了嚴格限制，使房地產最脆弱的神經——資金鏈受到打擊。《通知》明確規定,商業銀行對房地產開發企業申請的貸款,只能通過房地產開發貸款科目發放,嚴禁以房地產開發流動資金貸款及其他形式貸款科目發放；同時,針對一部分房地產開發企業在當地貸款、異地使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部分地區的房地產炒作,帶動了土地價格和房價過快上漲的情況,《通知》規定商業銀行發放房地產貸款,只能用于本地區的房地產項目,嚴禁跨地區使用。121號文從房地產企業開發貸款、建筑企業流動資金貸款、消費者按揭貸款等方面，控制了房地產企業的銀行融資，使大部分房地產企業陷入到了資金鏈條斷裂的邊緣。
121號文件出臺一年了，房地產商普遍感到原有的占開發資金70%的銀行融資力度大大降低，新的信貸資金審批越來越嚴格；即使原有已經審批過的信貸資金規模，也存在實際到手的信貸資金比審批的結果少，時間晚，甚至暫停發放原有審批過的資金等問題。
但是，從宏觀面看，由于自2002年下半年以來,部分地區出現房地產投資增幅過高、商品房空置面積增加、房價上漲過快以及低價位住房供不應求和高檔住宅空置較多等結構性問題；為了保持國家金融的持續穩定，促進房地產業的持續穩定發展,防范銀行的信貸風險的調控政策近期內難以改變。房地產商應該清醒國家的大環境要求，盡快作出積極的應對，主要是拓寬融資渠道，實現多元化融資。
二、特殊的產業特點決定了房地產企業首發上市（IPO）的可能性很小
房地產是個特殊的產業，在證券市場快速發展的今天，我國房地產企業也很難通過IPO申請達致上市目標。
首先，在法律上，由于房地產公司地域性較強，而各大城市在諸如土地出讓、稅費繳納、資質認定等重要環節上沒有一個統一標準，因此在法律和政策的把握上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其次，房地產企業的財務較為特殊，一般來說，一個房地產項目從開發到竣工驗收大約需要兩年的時間，按照會計準則，一個產品在完成了制造和銷售過程后才能計算收入與利潤，房地產項目的預售部分在工程沒有完成前是不能計入企業利潤的；而首發上市的公司需要有連續三年穩定均衡的盈利記錄，雖然發行審查委員會（簡稱“發審委”）對盈利標準沒有明確的硬性指標，但發審委內部掌控的標準大致是年凈資產收益率在10%左右，資產負債率在70%以下，因而絕大多數房地產公司很難達標。
2001年恢復房地產企業IPO上市至今，中國證券市場中通過IPO上市的公司接近250家，而房地產行業IPO公司卻僅僅只有天鴻寶業、金地集團、天房發展、棲霞建設、珠海華發五家公司通過了證監會的發行申請進行IPO上市。這種情況也說明了在實際操作中房地產企業進行IPO申請上市的路途將會是比較坎坷、艱辛的，計劃通過發行股票解決資金問題的房地產商應對此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三、面對融資困境的房地產業的主要應對策略
盡管受目前整個宏觀調控和資本市場政策的影響，房地產業的融資困難很大，但是對于一位房地產商來說，堅實的資金鏈才是房地產商最終需要的。因此，從這一目標出發，今后房地產商應積極應對，制定融資策略，抓住國內房地產業大發展的有利時機，爭取在本輪房地產業重新洗牌的過程中調整和壯大自己。
1、調整心態和思路，面對現實，制定多元化融資融資發展戰略
過去房地產開發商對銀行信貸融資的依賴程度非常之大，常規來說，項目開發資金的至少70%來自銀行信貸資金。121號文件的出臺一夜之間擊碎了房地產商的夢想----要取得銀行信貸資金不是那么容易了！陣痛之后應該盡快調整心態和思路，理解和接受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可以說，在新一輪的洗牌過程中，誰能盡快走出陰影，積極應對，誰就將在洗牌中領先一步，搶占先機受益。
2、買殼上市是我國房地產企業實現公司上市的良好途徑
同樣是進入證券市場，房地產企業與IPO上市的困難對比，選擇買殼上市的方式的優勢在于：不因出身是“房企”而受法規歧視；避開IPO對產業政策的苛刻要求；不用考慮IPO上市對經營歷史、股本結構、資產負債結構、贏利能力、重大資產（債務）重組、控股權和管理層的穩定性、公司治理結構等諸多方面的特殊要求；只要企業從事的是合法業務，有足夠的經濟實力，符合《公司法》關于對外投資的比例限制，就可以買別人的殼去上市。
買殼上市具有上市時間快，節約時間成本的優點，因為無須排隊等待審批，買完殼通過重組整合業務即可完成上市計劃，對比之下，完整的一個IPO上市計劃預計最快也要耗3－5年。
買殼上市后，通過對資產與業務的重組可以改善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保持良好的融資渠道，可以向社會公眾籌集發展資金，通過向持控股地位的購買優質資產，既可以使上市公司獲得良好的經營項目，進一步提高經營業績，維持再融資的可能，又可以使房地產企業獲得寶貴的發展資金，積極開拓市場，迅速發展壯大自身實力。
經過不完全統計，從1997年以來，在國內買殼上市的房地產企業達到了40多家，并且還有繼續增加的趨勢。我國房地產企業通過買殼上市的方式大舉進軍國內資本市場，在證券市場上已經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在買殼上市過程中，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幾點：（1）謹慎選好“殼資源”公司；（2）探明“殼資源”公司里的隱藏“地雷”，以免“觸雷”，主要是指公司的訴訟、貸款、擔保等隱性風險；（3）合理的轉讓殼價；（4）制定好良好的資產重組方案，保證經營業績；（5）從買殼到實現融資，有一個過程，不可急于求成，要在經營中規范自己的企業行為，樹立良好的市場形象。
3、房地產信托----以資金成本降低時間成本的新型融資方式
所謂房地產信托，就是房地產開發商借助較權威的信托責任公司的專業理財優勢和運用資金的豐富經驗，通過實施信托計劃，將多個指定管理的開發項目的信托資金集合起來，形成具有一定投資規模和實力的資金組合，然后將信托計劃資金以信托貸款的方式運用于房地產開發項目，為委托人獲取安全、穩定的收益。房地產信托計劃的資金成本約比銀行同期貸款利率上浮20%，但相比之下，信托計劃可以大大節省“時間成本”，許多資本金不夠的開發商在拿到土地后，在辦理各項審批的“時間差”里，通過信托計劃可以很快籌集到資金，進行拆遷等前期投入。
從現有的操作模式來看，使用信托方式為房地產融資主要采取債權式和股權式兩種方式：
（1）債權式房地產信托計劃，即信托公司通過信托產品融集資金借貸給房地產企業。其優點是操作簡便，管理簡單，收益比較穩定；其主要問題，一是由于信托公司對信用貸款本身有較大的風險，而總體上看信托公司對房地產項目的評估能力還不如銀行，因此，使信托公司面臨著較大的風險，將嚴格對項目的基本素質的要求；二是這種模式受到總額不超過二百份、每份不低于五萬元的限制，資金的募集范圍與數量均受到了制約，規模比較小。
（2）股權式房地產信托計劃。這種方式是信托公司在集合資金后，以增資的方式，向房地產企業注資，持有房地產企業部分股權，房地產企業承諾兩年后以溢價方式將股權回購，這種方式實質是階段性股權融資的方式。這種方式發揮了信托的特色，是銀行所不能做的（因為銀行不能進行實業投資）。這種模式的優點是能夠增加房地產企業的資本金，促使房地產企業達到銀行融資的條件。121號文件規定，房地產企業自有資金（所有者權益）必須達到30%，銀行才能給予貸款。一般來說房地產企業的所有者權益都非常小4，很難達到30%的要求。信托公司的信托計劃募集的資金進行股權融資類似于優先股的概念，只要求在階段時間內取得一個合理回報，并不要求與開發商分享最終利潤的成果，這樣既滿足了充實開發商股本金的要求，開發商也沒有喪失對項目的實際控制權。
總體而言，從未來的發展看，中國的房地產信托融資將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由于房地產信托融資是一種新的方式，需要改進和創新的地方也比較多，在設計信托產品時要充分衡量幾個風險因素后謹慎確定：（1）債權式融資還是股權式融資方式的選取；（2）融資對象、規模與金額的確定；（3）信托公司平臺的選擇；（4）風險控制，融資對象如果是信托投資機構和分散的投資者，開發商不可能得到象銀行信貸一樣，可以申請追加融資，一旦陷入困境，很容易產生惡性循環。
4、其他的融資方式
第3篇：股權融資與銀行融資的比較范文
[論文摘要]中小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融資制度的建設是中小企業能否存續發展的必要前提。隨著中國加入WTO，我國的企業將與外國的中小企業在國際舞臺上正面競爭，因此，正確對中外中小企業的融資制度進行必要的比較，發展我國的中小企業的融資制度是推動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必要途徑。
[論文關鍵詞]中外企業；融資制度；融資方式
一、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狀況分析
盡管我國理論界和現實經濟實踐中沒有形成真正的融資制度概念，但從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現狀基本可以歸納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制度的現狀：從政策目標看，我國的中小企業融資制度的目標主要是就業目標，目的是穩定社會經濟秩序，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都在次要地位，并未充分重視；從融資體系看，銀行是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機構，財政以被動方式對國有中小企業資本金進行補充(當影響到中小企業生存)；從融資方式看，間接融資是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形式；從風險控制看，中小企業融資風險沒有一個完善的釋放和控制體系。
二、國外中小企業融資制度分析
(一)美國中小企業融資體系的主要構成
1．政策性金融機構。美國中小企業管理局(SBA)是美國對中小企業進行間接融資扶持的主要政策性金融機構。
2．商業性的融資機構。在美國，由于受到法律限制，地方商業銀行必須將融資額度的25％左右投向中小企業，除了商業銀行以外，互助基金也是中小企業的重要融資渠道，個人和中小企業投資入股形成的這種機構，可以看作合作社，主要為成員提供貸款，儲蓄是貸款的先決條件。
3．風險投資公司。之所以將風險投資公司與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商業性金融機構分開，是因為風險投資公司的性質介于政策性與商業性之間。美國的風險投資公司的特點是：勇于對新建企業投資，在首次公開招股的企業中，約有1／3是風險投資公司的投資對象。
(二)日本中小企業融資體系的構成
1．政策性的融資機構。日本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國民金融公庫、環境衛生公庫、商工組合中央金庫以及中小企業信用保險公庫均為中小企業政策性金融機構，它們具有不同的分工。目的和宗旨都是為保證中小企業獲得充足資金。
2．商業性的融資機構。在日本，從20世紀80—90年代開始，商業銀行逐漸向中小企業增加貸款發放，到20世紀90年代初，對中小企業融資額度占融資總額的65．8％，比20世紀8O年代增加了25個百分點，以后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該比率略有下降。除了商業銀行體系，日本也有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即互助銀行、信用金庫等，這些金融機構的特點是：地方性強；互助、合作性質強。
(三)美國中小企業的主要融資方式
1．進入金融市場進行直接融資。與其它國家中小企業資金來源結構比較，美國中小企業發行有價證券(公司債券、股票)的比例最高。美國中小企業長期資金的供給主要來源于公司債券，短期資金則依賴于銀行信貸。這與美國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不無關系。
美國的公司債券發行市場發展較早，規模較大，企業籌資的順序為公司債券、股票、銀行貸款，債券發行的比例大大超過銀行融資。這是因為：除商業銀行、公共事業外，企業發行債券的原則比較自由，在法律上對發行債券形成的負債總額不作限制；可發行債券種類多，中小企業能夠方便地發行資信評估低等級或無等級債券；企業與作為主承銷商的證券公司對發行總額、發行條件進行協商，即可作出發行決定。
中小企業由于受企業形態、組織規模、股東人數、資本金規模等各種條件限制，其股票往往不能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但具有一定規模的中小企業仍可以在柜臺市場進行交易。柜臺市場相對于組織嚴密的證券交易市場而言，通常被稱為非組織的市場。柜臺市場的主要經濟功能有：非上市企業可以通過將其股份在柜臺市場上公開出售以獲得資本，增加資本金；為一些在證券交易所下市的企業提供一定期間的流動性。
美國的中小企業股權融資主要通過柜臺市場。中小企業柜臺市場包括：通過計算機中心。把各證券公司用通信網絡相聯系的NASTAQ系統；柜臺交易市場主要由全美證券協會(NASD)管理。在該協會開發的NASrAQ系統上登記的企業，分為NMS和SMALLCAP。引入NASTAQ系統以前，主要由PINKSHEET傳播股價、成交量等信息，1972年引入NASTAQ系統之后，實現了買賣自動化，大大提高了處理能力，市場規模也迅速擴大，成交量僅次于紐約證券交易所，居全美國第二位，并在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實現了網上掛牌交易。
風險投資公司對中小企業提供的融資，從本質上是一種股權融資。但是，風險投資公司融資與一般上市融資存在區別：首先，風險投資公司通常僅對創業或者發展期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而上市融資的中小企業一般已經進入成長期；其次，風險投資公司獲取的股權通常比較集中，有改變中小企業治理結構的要求，會要求對中小企業的實際控制權，而上市后新增的股權一般比較分散，不會影響原管理層的實際控制權；最后，風險投資公司所獲取的股權一般暫時不會流通，待進入柜臺市場或正式上市后才會流通。2．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間接融資。商業銀行體系仍然是美國中小企業的最重要資金來源之一。商業銀行主要為美國中小企業提供短期流動資金。
(四)日本中小企業的主要融資方式
1．間接融資。日本中小企業是以銀行信貸為主要資金來源籌措長短期資金的。日本的中小企業自有資本比率平均為l3％，只相當于大企業的60％左右，而對金融機構的貸款依存度又比大企業高得多。
2．直接融資。日本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方式也有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兩種，不過，占主導地位的是債券融資。在日本，中小企業一般只具有發行私募債券的資格和能力，私募債券由于透明度低，不利于保護投資者利益，被認為是不正規的債券。
柜臺市場在日本稱為店頭市場。1991年，日本也開始啟動本國柜臺市場網上交易系統(JASTAQ)，但在市場規模、股票流通性方面都不如美國。美國和日本的柜臺市場，對經濟的差異影響迥異，美國新經濟可以說是NASTAQ獨力支撐的。對高科技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日本柜臺市場與美國的區別在于：首先，管理機構管理的側重點不同。美國注重資金分配的市場效率性，強調企業信息的公開性、規章制度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強調投資者自己負責的原則，從而以較低的管理成本管理市場。日本側重于行政指導，規范市場行為，嚴格控制進入柜臺市場的標準，以此達到保護投資者的目的。其次，它們登記基準方面的實質性不同。日本店頭市場的登記基準形式上雖與美國NASTAQ中以小規模企業為對象的SMALLCAP相近，但其實質基準遠遠高于形式標準。再次，企業進入柜臺交易的目的不同。由于企業公開發行股份的第一目的在于籌措資金，而NASTAQ的各種費用大大低于紐約證券市場，因此，美國有大量的已經具備進入紐約證券交易所資格的大企業仍然留在NASTAQ的NMS柜臺市場中。在日本，只有在東京、大阪證券交易所一部或二部上市的企業，才能得到公眾的信任。進入一部或二部，通常必須從店頭市場開始。最后，投資者觀念不同。在美國，證券持有者主要是家庭經濟和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個人金融資產中50％以上是投向證券和非法人企業的，其中股票約占69．9％。這種敢于冒險的投資態度，給柜臺市場帶來了活力。而在日本股市上，個人投資者所占股份只有23．5％，其余均為金融機構、事業法人等掌握，對高風險的柜臺市場，個人投資者很少。
日本以美國的中小企業投資法為藍本，于1963年制定了中小企業投資育成公司法。成立了三個由政府、地方公共團體以及民間企業共同出資的中小企業投資育成公司。對于有助于產業結構高度化，或有助于加強產業國際競爭的中小企業，經過認定以后，該公司實行股份投資，給以經營、技術上的指導，并把企業一直扶持到能在證券市場上市籌資。日本的風險投資公司的特點為：幾乎不參與創建企業的投資，對創建l0年以上的中小企業的投資約占2／3，對創建未滿5年的企業的投資僅占16％；參與企業投資的幾乎都是證券、金融機構下屬的子公司型投資公司；融資比投資多；從投資領域看，非高新技術產業占較大比率。由此可見，日本的風險投資公司盡量避免風險，力求將失敗率控制在最低程度。
三、中外中小企業融資制度的比較
(一)融資體系的比較
從直接融資看，我國中小企業的債券市場和股權交易市場發育不足，造成了中小企業融資過于依賴間接融資體系；從間接融資看，中小企業的政策性融資還未建立，直到1997年擔保機構才剛剛發育，所以，商業銀行體系承擔了全部中小企業融資重任，這是不正常現象；從商業銀行體系的運作看，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并不適應中小企業融資的要求，因此，需要改革。
(二)融資方式的比較
到目前為止，我國股票市場的流通股總市值還不到GDP的20％，債券市場也受到嚴格的金融管制，中小企業難以通過直接融資渠道獲得資金。從間接融資看，中小企業主要通過抵押和擔保手段向商業銀行融資，并且，難以得到政策性的擔保支持，融資手段的單一，造成了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
(三)融資風險控制系統的比較
第4篇：股權融資與銀行融資的比較范文
[論文摘要]中小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融資制度的建設是中小企業能否存續發展的必要前提。隨著中國加入WTO，我國的企業將與外國的中小企業在國際舞臺上正面競爭，因此，正確對中外中小企業的融資制度進行必要的比較，發展我國的中小企業的融資制度是推動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必要途徑。
一、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狀況分析
盡管我國理論界和現實經濟實踐中沒有形成真正的融資制度概念，但從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現狀基本可以歸納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制度的現狀：從政策目標看，我國的中小企業融資制度的目標主要是就業目標，目的是穩定社會經濟秩序，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都在次要地位，并未充分重視；從融資體系看，銀行是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機構，財政以被動方式對國有中小企業資本金進行補充(當影響到中小企業生存)；從融資方式看，間接融資是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形式；從風險控制看，中小企業融資風險沒有一個完善的釋放和控制體系。
二、國外中小企業融資制度分析
(一)美國中小企業融資體系的主要構成
1．政策性金融機構。美國中小企業管理局(SBA)是美國對中小企業進行間接融資扶持的主要政策性金融機構。
2．商業性的融資機構。在美國，由于受到法律限制，地方商業銀行必須將融資額度的25％左右投向中小企業，除了商業銀行以外，互助基金也是中小企業的重要融資渠道，個人和中小企業投資入股形成的這種機構，可以看作合作社，主要為成員提供貸款，儲蓄是貸款的先決條件。
3．風險投資公司。之所以將風險投資公司與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商業性金融機構分開，是因為風險投資公司的性質介于政策性與商業性之間。美國的風險投資公司的特點是：勇于對新建企業投資，在首次公開招股的企業中，約有1／3是風險投資公司的投資對象。
(二)日本中小企業融資體系的構成
1．政策性的融資機構。日本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國民金融公庫、環境衛生公庫、商工組合中央金庫以及中小企業信用保險公庫均為中小企業政策性金融機構，它們具有不同的分工。目的和宗旨都是為保證中小企業獲得充足資金。
2．商業性的融資機構。在日本，從20世紀80—90年代開始，商業銀行逐漸向中小企業增加貸款發放，到20世紀90年代初，對中小企業融資額度占融資總額的65．8％，比20世紀8O年代增加了25個百分點，以后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該比率略有下降。除了商業銀行體系，日本也有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即互助銀行、信用金庫等，這些金融機構的特點是：地方性強；互助、合作性質強。
(三)美國中小企業的主要融資方式
1．進入金融市場進行直接融資。與其它國家中小企業資金來源結構比較，美國中小企業發行有價證券(公司債券、股票)的比例最高。美國中小企業長期資金的供給主要來源于公司債券，短期資金則依賴于銀行信貸。這與美國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不無關系。
美國的公司債券發行市場發展較早，規模較大，企業籌資的順序為公司債券、股票、銀行貸款，債券發行的比例大大超過銀行融資。這是因為：除商業銀行、公共事業外，企業發行債券的原則比較自由，在法律上對發行債券形成的負債總額不作限制；可發行債券種類多，中小企業能夠方便地發行資信評估低等級或無等級債券；企業與作為主承銷商的證券公司對發行總額、發行條件進行協商，即可作出發行決定。
中小企業由于受企業形態、組織規模、股東人數、資本金規模等各種條件限制，其股票往往不能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但具有一定規模的中小企業仍可以在柜臺市場進行交易。柜臺市場相對于組織嚴密的證券交易市場而言，通常被稱為非組織的市場。柜臺市場的主要經濟功能有：非上市企業可以通過將其股份在柜臺市場上公開出售以獲得資本，增加資本金；為一些在證券交易所下市的企業提供一定期間的流動性。
美國的中小企業股權融資主要通過柜臺市場。中小企業柜臺市場包括：通過計算機中心。把各證券公司用通信網絡相聯系的NASTAQ系統；柜臺交易市場主要由全美證券協會(NASD)管理。在該協會開發的NASrAQ系統上登記的企業，分為NMS和SMALLCAP。引入NASTAQ系統以前，主要由PINKSHEET傳播股價、成交量等信息，1972年引入NASTAQ系統之后，實現了買賣自動化，大大提高了處理能力，市場規模也迅速擴大，成交量僅次于紐約證券交易所，居全美國第二位，并在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實現了網上掛牌交易。
風險投資公司對中小企業提供的融資，從本質上是一種股權融資。但是，風險投資公司融資與一般上市融資存在區別：首先，風險投資公司通常僅對創業或者發展期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而上市融資的中小企業一般已經進入成長期；其次，風險投資公司獲取的股權通常比較集中，有改變中小企業治理結構的要求，會要求對中小企業的實際控制權，而上市后新增的股權一般比較分散，不會影響原管理層的實際控制權；最后，風險投資公司所獲取的股權一般暫時不會流通，待進入柜臺市場或正式上市后才會流通。2．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間接融資。商業銀行體系仍然是美國中小企業的最重要資金來源之一。商業銀行主要為美國中小企業提供短期流動資金。
(四)日本中小企業的主要融資方式
1．間接融資。日本中小企業是以銀行信貸為主要資金來源籌措長短期資金的。日本的中小企業自有資本比率平均為l3％，只相當于大企業的60％左右，而對金融機構的貸款依存度又比大企業高得多。
2．直接融資。日本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方式也有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兩種，不過，占主導地位的是債券融資。在日本，中小企業一般只具有發行私募債券的資格和能力，私募債券由于透明度低，不利于保護投資者利益，被認為是不正規的債券。
柜臺市場在日本稱為店頭市場。1991年，日本也開始啟動本國柜臺市場網上交易系統(JASTAQ)，但在市場規模、股票流通性方面都不如美國。美國和日本的柜臺市場，對經濟的差異影響迥異，美國新經濟可以說是NASTAQ獨力支撐的。對高科技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日本柜臺市場與美國的區別在于：首先，管理機構管理的側重點不同。美國注重資金分配的市場效率性，強調企業信息的公開性、規章制度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強調投資者自己負責的原則，從而以較低的管理成本管理市場。日本側重于行政指導，規范市場行為，嚴格控制進入柜臺市場的標準，以此達到保護投資者的目的。其次，它們登記基準方面的實質性不同。日本店頭市場的登記基準形式上雖與美國NASTAQ中以小規模企業為對象的SMALLCAP相近，但其實質基準遠遠高于形式標準。再次，企業進入柜臺交易的目的不同。由于企業公開發行股份的第一目的在于籌措資金，而NASTAQ的各種費用大大低于紐約證券市場，因此，美國有大量的已經具備進入紐約證券交易所資格的大企業仍然留在NASTAQ的NMS柜臺市場中。在日本，只有在東京、大阪證券交易所一部或二部上市的企業，才能得到公眾的信任。進入一部或二部，通常必須從店頭市場開始。最后，投資者觀念不同。在美國，證券持有者主要是家庭經濟和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個人金融資產中50％以上是投向證券和非法人企業的，其中股票約占69．9％。這種敢于冒險的投資態度，給柜臺市場帶來了活力。而在日本股市上，個人投資者所占股份只有23．5％，其余均為金融機構、事業法人等掌握，對高風險的柜臺市場，個人投資者很少。
日本以美國的中小企業投資法為藍本，于1963年制定了中小企業投資育成公司法。成立了三個由政府、地方公共團體以及民間企業共同出資的中小企業投資育成公司。對于有助于產業結構高度化，或有助于加強產業國際競爭的中小企業，經過認定以后，該公司實行股份投資，給以經營、技術上的指導，并把企業一直扶持到能在證券市場上市籌資。日本的風險投資公司的特點為：幾乎不參與創建企業的投資，對創建l0年以上的中小企業的投資約占2／3，對創建未滿5年的企業的投資僅占16％；參與企業投資的幾乎都是證券、金融機構下屬的子公司型投資公司；融資比投資多；從投資領域看，非高新技術產業占較大比率。由此可見，日本的風險投資公司盡量避免風險，力求將失敗率控制在最低程度。
三、中外中小企業融資制度的比較
(一)融資體系的比較
從直接融資看，我國中小企業的債券市場和股權交易市場發育不足，造成了中小企業融資過于依賴間接融資體系；從間接融資看，中小企業的政策性融資還未建立，直到1997年擔保機構才剛剛發育，所以，商業銀行體系承擔了全部中小企業融資重任，這是不正常現象；從商業銀行體系的運作看，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并不適應中小企業融資的要求，因此，需要改革。
(二)融資方式的比較
到目前為止，我國股票市場的流通股總市值還不到GDP的20％，債券市場也受到嚴格的金融管制，中小企業難以通過直接融資渠道獲得資金。從間接融資看，中小企業主要通過抵押和擔保手段向商業銀行融資，并且，難以得到政策性的擔保支持，融資手段的單一，造成了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
(三)融資風險控制系統的比較
第5篇：股權融資與銀行融資的比較范文
影子銀行在金融危機后受到重視，中國也多有討論，監管部門也一直予以關注和嚴加監控。但需要厘清的是，關于影子銀行，真正準確的定義還比較少，且中西方影子銀行的差異很大，這些差異，也使對商業銀行的影響有所不同。
定義分歧
“影子銀行體系”（Shadow Banking System)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執行董事保羅?麥考利（Paul McCulley）在2007年的美聯儲年度會議上提出的，他用影子銀行體系概括那些“有銀行之實但卻無銀行之名的種類繁雜的各類銀行以外的機構”。
2008年，時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蓋特納在美國參院“銀行、住房和都市發展委員會”上，將那些“通過非銀行的融資安排，利用短期融資資金購買大量高風險、低流動性的長期資產的機構”稱做“平行銀行系統”（Parallel Banking System）。
不久之后IMF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2008年）》，論及相似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時，使用的則是“準銀行”（near-bank）概念。
2009年之后，“影子銀行體系”“平行銀行系統”“準銀行體系”的概念統一于“影子銀行”。概念雖已統一，但“影子銀行”的定義卻見仁見智。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將影子銀行定義為：“除接受監管的存款機構以外，充當儲蓄轉投資中介的金融機構。”
英格蘭銀行金融穩定部副總裁保羅?塔克（Paul Tucker）將“影子銀行”概括為“向企業、居民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桿率等服務，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替代商業銀行核心功能的那些工具、結構、企業或市場”。
然而上述定義都沒能很好地體現“影子銀行”發揮著類似商業銀行的基本功能，卻不受監管或僅受較少監管的特征；更無法通過上述定義，去準確地界定“影子銀行”的存在形式。
由于對于“影子銀行”一直沒有比較清晰的定義，所以產生了一些錯誤的認識。比如，有人認為“影子銀行”就是指從事非商業銀行業務的金融機構；也有人認為“影子銀行”就是指不受監管的金融機構；還有人認為“影子銀行”就是指從事直接融資的金融機構，等等。鑒于此，筆者試圖給出“影子銀行”一個比較清晰的定義。
在給出正式定義之前，首先回顧一下現代商業銀行的業務范圍。現代商業銀行的主要業務范圍包括：支付結算、信用保證、融資、股權資本融資、提供金融組合產品、金融交易等六項。
其中，支付結算、信用保證、融資是商業銀行的基本職能，股權資本融資、提供金融組合產品、金融交易是商業銀行的擴展職能。“影子銀行”的業務范圍主要在融資、股權資本融資、提供金融組合產品、金融交易方面。
因此，我給出的“影子銀行”定義是指“不受監管或僅受較少監管的；提供融資、股權資本融資、金融組合產品、金融交易服務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或金融行為”。可以看出，這一定義涵蓋監管程度、業務范圍和機構屬性三方面內容。
基于上述定義，有監管的不能稱為“影子銀行”，直接融資不能稱為“影子銀行”，“影子銀行”也不簡單地等于“非商業銀行業務”。
西方“金融交易型”影子銀行
從金融工具的層面上看，西方發達經濟體中的“影子銀行”體系主要是建立在衍生品、證券化及再證券化（Resecuritization）工具的基礎上，由此自下而上地形成了產品線、業務部門、機構等產業組織。這些金融工具可以被不同的金融機構所運用，并在彼此之間形成了復雜的對手方交易網絡。
從總體來看，它們在貨幣銀行信用的基礎上進行證券信用的創造，最終又放大了整個金融體系對于貨幣銀行信用的創造。
從機構的層面上看，西方“影子銀行”體系中最有代表性的機構包括投資銀行、按揭金融公司、結構化投資實體、私人股權基金和對沖基金等。
以投資銀行為例，過去美國的五大獨立投資銀行，即貝爾斯登、高盛、雷曼兄弟、美林和摩根士丹利，就曾經是衍生品、資產證券化工具以及更高級別的再證券化工具最活躍的創造者和交易者。它們既為投資者提供此類金融工具，也為其提供流動性支持，充當信用中介。按揭金融公司與各種結構化投資實體，是資產支持證券和票據，以及更一般性結構化金融活動的發行和運作主體。這些機構直接參與了銀行信用資產的表外轉移和證券化活動，充當了間接貸款人的角色。
私人股權基金、對沖基金以及其他私募基金，甚至以貨幣市場基金為代表的公募基金，在充當影子銀行時的共性都是從投資者那里直接籌集資金，直接或間接地充當融資渠道。而且，它們也經常與商業銀行或投資銀行捆綁在一起，相互之間進行資金和產品的融通，直接放大貨幣和銀行信用。
西方影子銀行體系本質是以信貸資產證券化、開發復雜金融衍生工具等多種方式行使傳統銀行的功能，采用與傳統銀行不同的組織形式、資金來源和運作模式來解決社會資金供求之間的不平衡。
核心是資產證券化以及證券化后的金融市場交易行為，其對應的主要是商業銀行提供金融組合產品和金融交易的職能。主要服務于虛擬經濟，解決的是虛擬經濟金融供給效率。因此，筆者把西方影子銀行稱為“金融交易型”影子銀行。
中國版“影子銀行”
與西方發達的金融市場相比，中國的金融市場體系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相對規范的資產證券化業務的試點在嚴格的監管政策下淺嘗輒止，至今也沒有標準化作業的證券化管道，商業銀行提供金融組合產品及進行金融市場交易也是在嚴格的監管下，在指定的場內交易市場進行的比較簡單的金融交易，并非資產證券化及證券化后的金融交易，不具備西方“影子銀行”的特征。
但沒有資產證券化及證券化后的金融交易行為，不代表中國沒有影子銀行。中國的商業銀行還處于以融資為主要功能的初級階段，影子銀行的功能也主要體現在融資職能方面。
在機構層面上，中國“影子銀行”體系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間借貸和部分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有人認為資產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財務公司以及融資型“銀信合作”理財產品也應視為影子銀行。但對照我們之前的定義，由于資產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及財務公司都處于嚴格的監管體系之下，因此不屬于影子銀行范疇。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2010年《中國銀監會關于規范銀信理財合作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通知》）出臺之前，融資型“銀信合作”理財產品是不受監管的，可以視為影子銀行范疇。
但《通知》的出臺，對于之前的“銀信合作”也作出了明確的要求，因此，現在來看，“銀信合作”也不屬于影子銀行范疇了。
與西方影子銀行體系不同，中國影子銀行采用的是與傳統銀行類似的組織形式、資金來源和運作模式實現其融資功能。其對應的主要是商業銀行的融資和股權資本融資的職能，主要服務于實體經濟，解決的是實體經濟金融供給效率。因此，筆者把中國影子銀行稱為“直接融資型”影子銀行。
對商業銀行影響不一
由于中西方影子銀行在發展方向和存在形式方面的差異，其對于商業銀行的影響也不相同。
西方影子銀行對商業銀行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影子銀行的發展引領了商業銀行的創新。
上世紀70年代，住房按揭貸款支持證券的出現，使得商業銀行長期債權得以流動，從根本上解決了短存長貸的期限矛盾，降低了資本市場的系統風險，避免了傳統住宅融資體系的崩潰。隨著監管制約的進一步放松，住房抵押貸款以及后來的自助貸款和信用卡應收賬款，幾乎無一例外地被證券化了。
資產證券化的出現不僅從根本上解決了短存長貸的期限矛盾，同時緩解了商業銀行在資本充足率要求日益提高的情況下對于資本需求的迫切性，有利于商業銀行擴大規模、降低成本、增強贏利能力。
影子銀行的過度發展，將商業銀行卷入了危機。在不斷放松監管之后，結構化金融產品出現了爆炸性成長，形式日趨多樣化，結構日趨復雜化。
影子銀行體系在開展此類業務中不必接受當時監管框架下的約束，也不被要求留存應對流動性風險的儲備金。
美國商業銀行在市場利率持續走低的情況下，受高收益的誘惑，加入了這場“狂歡游戲”，成為影子銀行機構的交易對手。然而，信用委托鏈條不斷擴張和延伸，信息不對稱也使高度數量化金融模型的基礎假設條件變得十分脆弱，影子銀行體系在證券化過程中隱藏的流動性風險被快速地、無限地放大。
2004年美國步入加息周期，資產價格開始下跌，流動性的急速萎縮使整個影子銀行體系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崩潰，商業銀行若不是受政府援助，也無法擺脫崩潰的結局。
中國影子銀行對商業銀行發展的影響也有兩個主要方面：
影子銀行發展對商業銀行發展形成了有益補充。雖然近年來商業銀行貸款在社會融資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呈不斷下降之勢，但從2011年上半年數據來看，商業銀行貸款仍然達到了50％以上的比例（53.7％），占據著主導地位。
然而，隨著新資本協議的實施及商業銀行監管的日趨嚴格，各商業銀行對于資本的需求日益強烈，而商業銀行通過資本市場補充資本金又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這對于商業銀行融資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形成了極大的制約。
而且商業銀行已習慣于處理大中型企業的融資需求，對于滿足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這種零散的、多樣的融資需求，還處于探索階段，并未形成較成熟的體系，對于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的滿足也是十分有限的。這也是當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根本原因。
民間融資具有靈活、快捷、風險控制能力強的特點，能夠滿足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零散的、多樣的融資需求，因此成為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借貸資金的主要來源，對于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此，民間借貸的發展是對商業銀行融資體系的一種有益補充。
需要說明的是，個別資金鏈斷裂的“高利貸”對社會穩定造成沖擊，根本原因在于投資者缺乏最基本的財務常識和判斷以及融資者的賭博心理，并非是民間借貸本身的責任，應積極、理性地看待這一問題。
影子銀行發展對商業銀行會產生不可避免的擠出效應。雖然當前民間借貸和主要商業銀行在目標客戶及業務領域方面重疊很少，相互之間的替代并不明顯。但民間借貸和城市商業銀行及農村信用社之間目標客戶的重疊越來越多，隨著民間借貸的進一步發展，替代效應也會越來越明顯。
此外，民間融資投資者的回報都高于甚至遠高于商業銀行定期存款收益率，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資金進入這一渠道，銀行吸收存款變得越來越困難，在存款利率實行上限監管的情況下，對于仍然依靠“凈息差”收入為主要利潤來源的商業銀行來說，影響無疑是非常巨大的。
同時，隨著大中型客戶逐步進入證券市場融資，商業銀行信貸業務必然要轉向中小客戶群體，與民間融資體系相“碰撞”在所難免。
監管不能“一刀切”
影子銀行有多種存在形式，不同形式的影子銀行，其運行模式和發揮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因此針對影子銀行的監管政策也不能“一刀切”，應根據不同影子銀行的作用和監管成本，采取不同的監管政策。
直接融資類影子銀行是商業銀行融資體系的有益補充，服務于實體經濟，起著提高實體經濟金融供給效率的重要作用。因此，對于這類影子銀行應以鼓勵和引導為主。對其的監管也應按原則性監管思路采取適度監管政策，不宜采用過嚴的監管政策，否則必會極大地損害其金融供給效率。
由于直接融資類影子銀行結構簡單、杠桿率低，即使出現信用違約，也只是個體信用風險，不會引發整體的流動性風險。
完善監管政策的重點在于完善法律環境，創造公平、公正的法律環境，使借貸雙方有法可依，雙方正當利益和訴求都受法律保護。
對于服務于虛擬經濟的金融交易類影子銀行，我們也應理性地去認識。并不是說服務于虛擬經濟的就一定有害，也不是說虛擬經濟就是泡沫，早晚要破裂。
金融交易類影子銀行可以解決社會融資體系的矛盾問題，提高經濟運行的活力，促進經濟的發展和金融創新（美國資產證券化發展的早期）。尤其對于現階段中國銀行體系的發展狀況而言更是如此。
因此，對于金融交易類影子銀行也應采取鼓勵和引導的態度。但是，鑒于金融交易類影子銀行結構復雜，杠桿率高，監管不嚴容易引起系統的流動性風險。
第6篇：股權融資與銀行融資的比較范文
關鍵詞：股權分置 融資行為 股權融資 根源 措施
一、引言
上市公司融資結構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兩種。內源融資是企業創辦過程中原始資本的積累和運行過程中剩余價值的資本化，由初始投資形成的股本、折舊基金以及留存收益構成。外源融資是企業通過一定方式向企業之外的其他經濟主體籌集資金。包括發行股票和企業債券、向銀行借款等。決定企業融資行為的因素主要有：一是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的發展以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向導，資源配置效率較高，企業的資金使用效率較高，企業盈利能力和內部積累能力較高，因而有較高的內源融資，而非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市場往往不是以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導向，資源配置效率較低，企業盈利能力較低，因而內源融資來源不足。因此，從融資的成本和風險角度看，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資源配置效率較高，則應首先選擇內源融資，其次再考慮外源融資方式，，二是產權制度類型與股權流動性強弱。明晰的產權制度有利于企業有效治理結構的建立，以規范企業的經營決策和財務行為，從而決定最終的融資結構。投資者與企業不同的產權關系是企業融資結構形成的重要影響因素。如果企業是建立在以個人產權委托基礎之上、公司股權較為分散且流動性強、投資者與公司之間的關系不緊密，此時，公司為減少可能稀釋控制權的股票融資，降低被兼并的風險，會選擇內源融資的方式。三是資本市場成熟度與股權融資的相對成本。在證券市場發展初期一般都會出現股權融資偏好的跡象，但是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趨于成熟的資本市場會提高股權融資的相對成本，抑制“非理性”的“圈錢式”股權融資行為，促使企業列融資手段選擇開始趨于理性，其融資方式主要依賴內源融資，外源融資也主要依賴債券融資。
二、西方國家上市公司融資行為分析
(一)以證券融資為主的英美融資模式英美的資本市場十分發達，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完全屬市場行為。由于美國有反對金融勢力集聚的傳統，商業銀行的業務被限制在一個州的范圍內，且只能經營短期貸款(7年以下貸款業務)。而發行債券較發行股票而言，手續較為簡便，融資成本較低，又能夠保持原有控制權格局。因此，上市公司融資主要是依靠自我積累和債券融資。在外源融資構成中，約70％以上是通過發行債券融資，而通過發行新股融資不超過30％的比例。
(二)以銀行融資為主的日德融資模式在日德模式中。以日本銀行融資模式最為典型和突出。日本作為一個經濟后起國家，證券市場不發達，公司自我積累能力低，大公司大都以依賴自己主辦銀行的貸款為主――銀行導向型融資。一般在日本公司的資本結構中，外源融資占總融資量的比重達62.3％-74.4％，其中，銀行融資所占比例高達45％左右，且呈上升趨勢，而股票和債券等證券融資所占比例呈下降趨勢。經濟發達國家的上市公司之所以采取“內源融資――債務融資――股權融資”的融資順序，其根源在于：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內源融資能滿足企業達到正常權益投資率的投資需要，當內源融資達不到全部融資需求下采用外源融資時，應盡量采用風險較低的債券融資的手段。采用債券融資能在不改變股權結構的前提下，帶來融資成本的降低(債務利息的息稅前扣除)、企業價值增值(財務杠桿效應)和成本減少(債權成本能激發經營者行為效用最大化，減少“搭便車”行為，且債權成本
三、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行為分析
(一)股權分置下的股東利益關系我國上市公司融資行為表現為“股權融資――債務融資――內源融資”的融資順序特征(表1)，形成這種股權融資偏好的主要根源在于上市公司存在股權分置結構。我國絕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國有企業采取外延式改造而來，即在維持原國有企業股權不變的情況下，再引入部分資金，將其改造為股份有限公司進而成為上市公司。從股份制改造到募資上市的過程是：國家投資興建的企業經資產評估后按一定比例折股，在符合上市條件后向社會公眾溢價發行，但對占股份大頭的國有股暫時擱置，不可在證券交易所內掛牌交易、自由轉讓。因此，企業股票上市后就分為可流通部分(即公眾股)和不可流通部分(國家股)。從股權結構來看，不可流通的國家股約占總股本的2/3，可流通的社會公眾股只占上市公司總股本的1/3，呈國有股“一股獨大”局面。通過(表2)可以看出，我國證券市場是靠占整個上市公司總股本1/3左右的流通股支撐起來，而另外的2/3的股份卻被排除在證券市場之外，上市公司的股權被人為分割開來。以存量國有資產折股的規則是：所折股份數不低于評估后國有資產數額的65％。即非流通股股東(國有股股東)所持每股國有股的成本在1元到1.528元之間。而流通股股東(公眾股股東)則按擴股的發行價確定每股的持股成本，發行價往往按不高于“20倍市盈率”確定，劉必賢(2004)認為假設某公司前期的每股贏利是0.6元，發行市盈率設定為20，那么發行價為12元。于是，流通股股東每股的持股成本為12元，至少是非流通股股東持股成本的7倍多。這就形成了“同股不同價”的市場制度與結構。非流通股股東所擁有的股份不具有流動性，公司經營業績即使有大幅提升，非流通股股東也只能得到少量的新增利潤，無法獲得資產價格的市場增值收益，因此，擁有實際決策權的非流通股股東是不會將工作的重點放到提升公司業績、增加公司市場價值上，而更多的傾向于通過配股和增發新股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配股價和增發價遠遠高于股票面值，通過配股和增發獲得的資本公積，新老股東共享，為了獲得同樣的股權，流通股股東所付出的價格大約是非流通股股東的幾倍、十幾倍甚至是幾十倍。非流通股股東放棄配股權，就可以獲得額外收益，而且在分紅送股時，國有股東享受的比流通股東還多。所以非流通股股東有強烈的配股動機，常常會作出高價且大比例增發、擴容圈錢、以股抵債等侵害流通股股東權益的決策，而流通股股東“人微言輕”只能選擇被動接受或“用腳投票”，這就形成了“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利”的市場制度與結構。
(二)股權分置下的融資成本從理論上看，股權資金成本要高于債權資金成本。這是企業在外源融資時優先選用債務融資的
重要原因。債權融資的成本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或發行證券進行融資所發生的成本，包括本金、利息以及債權融資的衍生成本(即企業的破產成本和成本)，債權融資一旦實施，債權融資的成本將形成硬性約束。黃少安和張崗(2001)將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總成本定義為股票投資股利、股權融資交易費用、決策成本和權力行使成本四個部分。但在我國股權分置這種特定的環境下，國有股股東只是股東。并非是國有資產的終極所有者，不必最終承擔決策成本和權力行使成本(楊興全，2005)。同時，上市公司分紅派息太少，尤其以現金分紅的更少，雖然在2001年初證監會強制將分紅派息作為股權再融資的必要條件，但由于沒有規定具體的比例，許多上市公司分紅派息如蜻蜓點水。徐嬡(2004)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的單位成本僅為2.42％。債權融資成本三年期、五年期企業債券的利率最高限分別是3.78％和4.032％，而同期銀行貸款利率一年期為5.85％，三年期為5.94％，五年期為6.03％。可見，股權融資實際成本遠遠低于債權成本，這種“成本錯位”現象肯定會使企業將股權資金作為外部融資時的首要選擇。
(三)股權分置下的資本市場我國股權分置現象的存在扭曲了股票價格的形成機制，占總股本2/3以上的國有股不能流通，不能形成股票市場上的有效供給，扭曲了供求關系，使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只是反映流通股的股價而非公司的整體情況，由此形成的價格并非是一種均衡價格，股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喪失，由此形成的股票價格不能傳遞指導投資者作出理性決策的信息，不能夠通過資本市場來真正評價企業的價值。上市公司正是利用了資本市場的這一弱勢，將其看作一個圈錢的場所，大肆地進行“圈錢”性股權融資。另外，控股股東的股票認購價格遠遠低于流通股股東的購買價格，在增發時國有股股東放棄認購不但不受損失，還會“搭便車”享受每股凈資產的增值。而流通股股東在再融資時若放棄，往往會因除權形成損失。所以，由國有股股東控制的董事會和股東大會是不會輕易作出放棄股權再融資安排的。
(四)股權分置下的公司治理結構公司治理結構直接影響著公司融資行為，在股權分置結構下，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公司治理結構，使流通股股東對經營者的約束機制難以落到實處。陸正飛、高強(2003)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董事會中由控股股東推舉或控股股東任職董事所占的比例越高、總經理由董事長兼任、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越傾向于偏好股權融資。這一結果表明，“內部人控制”是股權融資偏好的重要原因。
四、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弊端分析
(一)資本市場的無序融資競爭對中小投資者利益的損害
由于不對稱信息的存在，在有效資本市場下，企業股權融資通常傳遞企業發展風險較大的信號，而債務融資則傳遞著發展前景看好的信息，因此，股權融資偏好行為被視為一大忌諱。在我國，由于市場弱勢有效，信號傳遞效應不明顯，多數上市公司對資本市場持“抽水捕魚”態度，其股權融資行為實質上是“圈錢”性股權融資行為，不可能產生相應業績比較優勢，反而在信息不對稱下，形成“惡性融資驅逐良性融資”的融資環境，劣質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方案驅逐優質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方案，使好公司真正急需資本的好項目難以籌集到資金，資本市場融資功能受到極大傷害，資源配置功能難以實質性提升，造成資本市場無序的融資競爭和國家整體資源的浪費。更有甚者，一些公司為了達到配股和增發等股權融資的條件，利用關聯交易、制造虛假利潤、粉飾財務報表，中小投資者作為市場的弱勢群體，其財富在這些上市公司不斷出現的“變臉”中被無形的侵蝕。另外，在股權分置狀態下，公司的非流通股東和流通股東的利益是割裂的，非流通股東更多考慮公司的凈資產值，而流通股東則更多考慮公司的二級市場股價，雙方難免會發生利益沖突，如高價增發、配股等。控股股東利用股權分置造成的制度和利益機制差異。采取現金分配等手段掠奪中小投資者的財富，損害了中小股東的利益。
(二)弱化了經營者約束機制，降低了資金使用效率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能直接影響經營者的努力程度和行為選擇，進而影響資金使用效率。債務融資還本付息的現實義務及破產的風險，能對經營者產生一定的壓力。從而減少經營者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有助于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使股東權益盡可能實現最大化。在股權融資偏好的融資結構下，“股權融資容易且股權資金不存在還本付息問題”的片面認識，導致了股權融資較債務融資不能對經營者形成有效的約束。許多上市公司募集到資金后，得不到有效運作，資金使用低效率。突出表現在：募股資金的投向并不符合公司的長遠利益，經營者將資金投入到自己既不熟悉、與主業又不相關的產業中；在項目環境發生變化后，隨意地變更投資方向。更有甚者，將通過發行股票、配股、增發募集的大量資金，直接或間接地投入到證券市場，或委托券商代客理財，或直接參與股市的投機炒作，獲取投資收益。由于募股資金沒有按照招股說明書的承諾投向相應項目，使得資金沒有真正發揮其功能，形成資金的無效配置，造成資金和資源的巨大浪費，同時也扭曲了證券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
(三)導致上市公司業績下滑，盈利能力下降盡管上市公司不斷地通過股份擴募方式獲取廉價資金。但由于股份基數也不斷增大，而上市公司實際收益增長有限，凈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必然呈下降趨勢(表3)，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下滑、持續盈利能力下降是偏好股票融資的必然結果。同時，還不能有效地發揮財務杠桿的調節作用。企業在融資方式選擇時，應充分考慮融資項目的預期收益率與融資成本的高低。當投資項目預期收益率較高時，應該選擇債務融資以發揮最佳的財務杠桿效應，反之則應該選擇股票融資。根據我國募股公司原有凈資產收益率不低于10％的規定，顯然募股籌資項目預期的凈資產收益率要遠遠高于銀行貸款利率。在這種情況下。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就不能有效地發揮財務杠桿的調節作用。
五、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解決的措施與途徑
(一)優化股權結構，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以法律和政策的手段，建立不同權利主體相互制衡和約束的機制，逐步解決國有股“一股獨大”問題，如：采取國有股轉讓、國有股回購、股轉債、國有企業戰略重組、國有企業引入戰略投資者等方式減少國有股的數量。培育法人主體市場，鼓勵股權所有者多元化，以政策扶持的手段營造社會資源配置逐漸合理、有效的氛圍，促使企業的資金使用效率、盈利能力和內部積累能力的逐步提高，推動上市公司向“內部融資―債券融資一股權融資”的融資優序轉化。
第7篇：股權融資與銀行融資的比較范文
【關鍵詞】場外資本市場；小微企業；直接融資
一、小微企業融資現狀及原因分析
小微企業注冊資本一般較少，達不到主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的資本要求；而且，小微企業由于規模制約無法達到上市的凈利潤要求，缺乏完善的財務管理制度和內部控制制度；此外，在我們企業的融資結構中，銀行融資仍占有很大比例，而小微企業固定資產少、資金需求急、經營風險較大等特點與商業銀行信貸配給制度之間有很多不可協調的因素。因此，小微企業一方面其面臨著經濟低迷帶來的收益下滑，另一方面無法為自己的持續經營融通資金，對其長期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小微企業為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貢獻與其享受到得金融服務顯然不成正比，很容易打擊小微企業發展的積極性。因此，地方政府和小微企業勢必要抓住場外資本市場發展機遇，開辟新的融資渠道，解決小微企業的融資問題。
二、利用場外資本市場發展機遇
場外資本市場是相對于交易所市場而言的，小微企業的規模小、資金需求急、交易較為靈活，顯然更適合在場外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這有點類似于在華爾街的梧桐樹下進行交易的經紀商。我這里所說的場外資本市場主要包括：銀行間債券市場、新三板市場和四板市場。
（一）銀行間債券市場
從世界性的資本市場發展規律來看，債券市場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銀行間債券市場集中了我國大部分的債券交易。銀行間債券市場是一個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債券的場外市場，在這個市場發行的債券主要包括中期票據、超短期融資券、短期融資券、中小企業集合債、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等種類。其中，比較適合小微企業發行的債券有中小企業集合債和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目前，我國很多地區采取了小微企業“區域集優”直接債務融資模式，極大緩解了小微企業融資難題。這種模式是將一定區域內具有核心生產技術或者產品具有良好的市場前景的中小非金融企業，依靠政府專項風險緩釋基金等措施的支持，在銀行間債券市場通過發行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的債務融資方式。通過區域集優方式遴選出來的企業都是經過專業機構考核和評級的，節省了投資者的調查成本；同時由多家信譽良好的小微企業聯合發行的票據，對于機構投資者來說更具有吸引力；此外，由于這種債券是在全國性的債券市場進行交易，加大了票據的流動性；最后，小微企業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融資，能夠起到一定的宣傳效果和廣告效應，監管部門的日常業務監管也使其能夠更加專業化、規范化地經營，為其日后在中小企業板甚至主板市場上市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新三板市場
我國新三板市場目前已經實現全國性擴容，眾多小微企業成功進行掛牌，緩解了小微企業匯聚的巨大資金需求。新三板市場主要是針對高新科技產業的，比如能源、科技、醫藥等具有高成長性的企業。小微企業中有很多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企業，在新三板市場掛牌之后，會受到券商、投資者、注冊會計師的共同監督，從而使得企業經營者更加關注成本控制盒風險管理。許多中關村的企業在新三板市場掛牌之后，受到了許多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基金的青睞，其中久其軟件公司在2009年7月成功登陸中小企業板，北陸藥業成為我國創業板市場的首批企業之一。充分利用新三板市場這個平臺，小微企業不僅能夠快速地融通資金、提高自身的經營管理水平，也為自己未來的上市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四板市場
四板市場即區域性的股權托管交易市場，如安徽省的股權托管交易中心，主要為掛牌企業提供股權托管、轉讓、融資等服務。掛牌企業主要為非上市非公共、具有高成長性的企業，相對于主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新三板市場來說，周期更短、限制更少、成本更低。四板市場主要采取“掛牌企業準入門檻低，投資者準入門檻高”的運行規則，對于進入四板市場的企業沒有明確的財務要求，而進入該市場的機構投資者和自然人則需要擁有較高的風險識別能力、損失吸收能力以及較高的資產要求。股權托管交易中心的建立健全，完善了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基金的退出機制，為小微企業融資開辟了新的途徑，也為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做了重要的補充。小微企業在四板市場掛牌有利于其提高企業形象，增加營運資本、改善財務管理和內部治理，在條件成熟時直接向更高層次的資本市場進行轉換。
三、把握場外資本市場發展的政策建議
小微企業在促進地方就業、創新經濟發展模式、活躍地方經濟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其享受的金融資源與其貢獻程度不成正比。因此，小微企業一定要正視自己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利用場外資本市場的發展機會，找準適合企業內部經營模式的融資渠道，從而促進自身的持續健康發展以及地方經濟的平穩運行。
具體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第一，通過場外資本市場定向發行股票和私募債，為小微企業提供直接融資平臺；第二，利用場外資本市場股權托管進行股權質押融資，為小微企業向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貸款融資創造條件；第三，利用場外資本市場完善小微企業股權退出機制，吸引更多的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和戰略投資者投資小微企業；第四，通過場外資本市場的并購重組，助推小微企業做大做強；第五，通過場外資本市場掛牌，規范小微企業公司治理，為小微企業在主板市場、中小板市場和創業板市場上市做好準備，打好基礎，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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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闕紫康.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的理論與經驗[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2627
[3]張宗新，玉.上海場外交易市場發展模式與路徑[J].新金融，2010（1）：5054
第8篇：股權融資與銀行融資的比較范文
[論文關鍵詞]中小企業融資；融資制度；制度創新
一、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具有持久性和非公開性
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對中小企業的影響非常明顯。其原因，一是在貨幣政策緊縮導致銀行收縮貸款時，大企業可以選擇其它融資渠道，也能憑借其市場勢力強占中小企業的商業信用，而中小企業做不到這些。事實上，由于中小企業具有信息不透明的特點，因此大都與一家當地銀行結成長期關系融資，在貨幣緊縮時，即使中小企業想轉向其它銀行融資，也很不容易，因為與新銀行達成關系需要一個相互了解的過程。
二是貨幣緊縮可能導致利率提高，從而降低了抵押品價值，這對以抵押融資為主的中小企業而言，影響更大。三是中小企業市場風險本來就高于大企業，在貨幣緊縮時尤其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中小企業愿意支付高于市場利率的風險貼水，但由于銀行擔心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仍然不會對愿意支付高利率的中小企業放款，在這種情況下，利率的調節功能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約。從上世紀90年代初發生在美國的信貸緊縮(creditcrunch)，到90年代后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小企業所受沖擊要遠高于大企業，承受力則遠小于大企業。我國歷次為防止經濟過熱而實施的宏觀調控，最先叫緊的也是中小企業，在宏觀調控中，不少地方的民間金融重新趨于活躍，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小企業目前的正規金融渠道仍有待完善。這并不完全是宏觀調控中的特殊問題，而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有待解決的普遍性難題。
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即使在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相當完善的美國，這一問題也始終成為政府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并為此建立了多種形式的政策扶持體系。事實上，中小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在一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作用十分突出；但作為個體，則存在一些自身的內在“缺陷”，比如信息不透明，發展不確定，交易不經濟等。這些“缺陷”與日益現代化的金融體系有一定沖突，也說明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具有一定的內生性。但問題是，這些所謂的“缺陷”正是中小企業與生俱來的特點，如果沒有這些“缺陷”，也就沒有中小企業相對于大企業的經營優勢和特點。因此，問題的關鍵不是中小企業自身要改變什么，而是我們的金融環境，包括制度、機制和產品，要努力去適應中小企業的這些特點。
中小企業的特點，決定了其融資方式的非公開性。公開融資以非特定的公眾投資者為交易對象，通過在公開金融市場上發行有價證券融資。與公開融資相比，一切在有限范圍內向特定投資者出售債務或股權的外部融資行為，都是非公開融資。如銀行貸款就是企業與一家銀行(特定資金提供者)之間非公開交易的融資行為；租賃融資、典當融資也屬于一對一式的非公開融資交易；商業信用，因是具有特定購銷關系的企業之間以賒賬方式相互提供信用的融資方式，也歸入非公開融資；股權融資的各種形式的私募發行也屬于非公開融資。一般而言，能夠公開融資的只是少數信譽良好、成熟穩定的大企業，而非公開融資適用的企業范圍則大得多。從大多數國家企業的融資結構看，公開融資的比重較非公開融資要低得多，其重要性也遠不如非公開融資。以金融市場最為發達的美國為例，1970—1985年期間，作為非公開融資典型方式的銀行貸款，在企業外源融資所占比重則高達61．9％。相反，由于公開上市企業大量回購股份的緣故，1982—1990年間，企業凈股份(股票發行額與回購額的差額)發行額在其融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不足15％，近幾年甚至是負值。
非公開融資與公開融資對企業信息透明度、經營穩定性及治理結構的要求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區別，是對企業信息透明度要求的差異。
不少文獻在分析中小企業為何不能公開上市融資時，往往將此歸結為中小企業過小的融資規模與資本市場過高的融資費用之間的沖突。其實這一因素只是問題的表象，問題的實質在于，其一，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必須更加保持經營的不透明性，這正是其內在的競爭要求和競爭優勢。其二，依據按公開上市標準披露的財務信息，不能準確判斷中小企業真實的信用狀況。
二、主銀行制度：中小企業間接融資的國際經驗
在銀行的間接融資方面的一項有效制度安排，是基于密切銀企關系的主銀行制度。通常而言，銀企關系包括兩種類型：一是所謂的保持距離型；二是所謂的控制導向型。前者主要適用于大企業與銀行之間，后者則適應于中小企業與銀行之間。在控制導向型銀企關系中，最典型的就是主銀行制度。主銀行制度是指一家企業的全部或大多數金融服務固定地由一家銀行提供。與此同時，主銀行對企業擁有相機介入治理的權利，甚至可以持有企業的股份，包括有投票權的股份。
美國關于小企業融資的主流文獻十分強調銀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十分強調基于主銀行的關系型融資的重要作用。原因就是小企業信息不透明，如果象大企業那樣隨意選擇融資方式，隨意選擇與之交易的銀行，其信息轉換成本就非常高，而主銀行制度有利于改變這一狀況，既有利于銀行獲取和積累企業信息以及對企業實施必要的監控，也有利于小企業獲得穩定的融資渠道。
特別是銀行在對中小企業融資時，很大程度上不是依據其財務報表這類“硬信息”是否“好看”，而是依據與中小企業密切接觸的信貸經理的主觀判斷。這些與中小企業密切接觸的信貸經理，通過了解該企業的同行及經銷渠道，主要業主個人的信用狀況，甚至企業差旅費規模與用電情況的變化，采集到豐富的、關于中小企業真實經營狀況的“軟信息”。主銀行制度能夠為銀行為獲得這些“軟信息”提供便利，因而是一種針對中小企業融資較為有效的制度安排。據美國學者的研究，2001年美國小企業從主銀行(主要指與該企業同處一地的社區銀行)的融資占85％，與主銀行保持融資關系時間平均達9年以上(Berger，2002)。由此可見，主銀行對小企業融資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經濟處于下降周期時，這種穩定的銀企關系對小企業渡過難關更是至關重要。
盡管美國的銀企關系從總的來說并不是控制導向的，主銀行也不是人為的制度安排，而是根據企雙方互相選擇的自然結果，但這一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反觀我國的現狀，銀企之問缺乏一個相互信任、相互依存業的、正常的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銀企關系。相反，企業甚至地方政府想方設法逃廢銀行債務，結果企業雖然暫時得益，但破壞了銀企關系的基礎，中小企業很難從銀行獲得穩定的支持，比如授信額度銀行就很少給中小企業。過去我們曾經實行過主辦銀行制度，當時雖然主要針對大企業，但同樣因為這些原因半途而廢。現在針對中小企業重提主辦銀行，應在制度設計上避免重蹈覆轍，特別是要賦予銀行相機介入企業治理的權利，包括在企業債務重組方面的主導權。主銀行制度應主要在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中推行，大銀行并不一定適宜。
三、建立以多種形式股權私募為基礎的中小企業直接融資體系
中小企業不僅需要銀行的間接融資，更需要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性質的直接融資。由于中小企業信息不透明，難以通過公開資本市場融資，因此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形式，主要就是各種形式的私募。
私募市場是一個不依賴金融中介而是由投融資雙方直接接觸的市場，大都是與特定投資者相交易的場外市場。私募市場的有效性，既取決于相關交易制度的完善，更取決于公司制度及相關法律的安排。無論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與一些新興經濟體相比，我國的公司制度都不利于中小企業獲得直接融資。具體表現為：一是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門檻”過高。《公司法》規定：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資本額是1000萬人民幣，與國際比較，這一標準明顯過高。二是設立股份公司不等于公開發行股票(公募)；而公開發行也不等于公開上市。我國《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可采取發起設立或公開發行兩種方式進行。但在企業改制實踐中，似乎形成了一種固定模式：設立股份有限公司就等于公開發行股票和公開上市。現有約5700家股份公司均無一例外地采取公開發行的募集方式。而即使是對于公開發行的毆票，其交易方式也不只是公開上市一種。在我國大陸地區現有的約5700家股份公司中，已經公開上市的約2200家，其余公司也正在等待上市。超級秘書網
為此，我們應積極推進公司制度的改革，為多層次私募資本市場的發展創造條件。
1．降低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條件
鼓勵以發起設立而非公開募集方式設立股份公司我國臺灣地區除汽車行業等少數資本密集行業外是25萬(300萬新臺幣)，歐洲國家基本不超過100萬。顯然設立標準過高，就會直接限制股份有限公司的數量，現在我國大陸地區工業領域的股份有限公司僅5700家，而臺灣地區在2002年7月底就多達15．9萬家。因而，對股份公司的設立，應視同其它企業組織形式的設立一樣，降低最低出資標準，以鼓勵更多的中小企業通過私募方式設立股份公司。只有在股份公司的設立制度上進行比較徹底的改革，才能真正創造出中小企業對股權融資市場，特別是私募股權市場的需求，才能激發出創業和投資熱情。
第9篇：股權融資與銀行融資的比較范文
關鍵詞：轉型升級；金融結構；VAR模型；脈沖響應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7.56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7-125-04
一、引言
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近期政策層和理論界的熱點話題之一。這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從外部原因來看，美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制造業回流，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家和地區較低的成本優勢給國內外向型企業帶來的競爭壓力；其二，從內部原因來看，在歷經了三十余年的發展之后，我國GDP總量迅速躍升，傳統的粗放型、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加工貿易方式已越來越不適應當今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實際上，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經濟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眾所周知，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在協調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助推劑和發動機的角色。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進程中，研究不同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尋找更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的金融結構組合，更好的發揮金融的引導和助推作用，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中的金融結構選擇問題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關于產業轉型升級的原因。產業升級問題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從要素稟賦理論出發，首先闡釋了一國參與國家分工的重要性。其次，從發展加工貿易的利益，如增加出口國的外匯儲備、解決就業、引進先進技術等角度，提出貿易可以促進一國的產業轉型升級的觀點（Bernhofen， 1999；Kandogan， 2003；Lioyd， 2004））。而國內學者對于該問題的研究始于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伍長南（2009）以國際金融危機為背景，經過對福建經濟數據的調研，提出了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的政策建議，但并沒有提出具體的升級路徑與方向。
其次，關于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路徑選擇。毛蘊詩、鄭奇志（2012）根據資源基礎觀和權變理論，在整合微笑曲線和對偶微笑曲線的基礎上，建立了企業升級路徑的選擇模型，并利用調研數據驗證了其準確性。相比于宏觀層面的研究而言，薛繼亮（2013）的研究較為獨特，其通過構建勞動力市場變化與產業結構轉型的聯立方程，從微觀層面實證分析了勞動力市場變化與產業結構轉型的內生性，發現：勞動力與資本供給達到平衡才能更好地促進產業結構轉型。
最后，關于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關系研究。中國工商銀行江蘇省分行課題組（2009）以經濟結構調整為背景，對商業銀行如何支持江蘇省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的路徑選擇進行了研究。也有學者從實證角度對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如史諾平等（2010）發現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金融發展并不構成產業結構調整的原因；李健等（2012）的研究進一步確認了這一結論，并指出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演繹過程。左志剛（2012）的研究更為具體，認為兩類權益性金融渠道的發展對國家創新能力的提升產生了正向影響，而銀行信貸擴張則表現為負向影響。
以上這些研究為我們深刻認識產業轉型升級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可行的路徑選擇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但是，針對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不同金融結構選擇之間的路徑選擇的作用機理與實證研究卻鮮有學者問津。這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視角。
三、理論分析與假說
（一）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作用機理
金融結構，通常被定義為一個金融系統內，不同融資制度下的資金安排的相對比例。而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在動員儲蓄、分散風險和配置資金方面的機制與方式各有優勢和劣勢，由此決定了與其相適應的最優產業結構經濟結構（林毅夫等，2009）。因此，只有金融體系的結構與實體經濟的最優產業結構相互匹配，才能有效地發揮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
1.儲蓄轉化機制。投資是推動經濟發展乃至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必要條件之一，但儲蓄本身不能直接轉換為投資，不同的金融結構可以為儲蓄向投資的轉換提供一個良好的中介通道。完善的金融結構可以有效克服儲蓄與投資環節中的信息不對稱、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弊端，從而開拓資金來源渠道、引導資金流向，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
2.信用創造機制。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不同的金融結構所帶來的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融合所帶來的效率的提升。如風險投資資本對高科技和具有先導產業的支持，在資本趨利性的導向作用下，高科技產業獲得了更多的投資，從而為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撐。
3.風險分散機制。一般來說，收益率高的高科技企業和處于萌芽期的初創企業便能夠籌集到自身發展所需的資金，而投資風格穩健的投資者也能通過不同的金融結構，選擇符合其預期的投資方式。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風險相對較大的高科技企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有效的風險分散機制對于產業轉型升級的實現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二）理論假說
不難看出，不同的金融結構與產業轉型升級在微觀層面相互關系反映在宏觀層面，導致不同金融結構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支撐效果不同。至此，我們提出如下理論假說：
1.在我國目前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中，銀行融資依舊是市場融資的主體，它對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效果要顯著大于證券融資市場和保險市場。
2.股票和風險投資等權益類金融渠道的發展和比重上升會對產業轉型升級產生正向的積極影響。
3.由于產業轉型升級，投向高科技產業的資本對風險的規避需求，保險資本與產業轉型升級之間將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性。
四、模型與實證檢驗
（一）數據說明和模型構建
在本文的研究中，計量模型的構建既應該綜合各金融結構的分工競爭，又應該兼顧其對企業的融資需要和居民投資需求的不同作用。以此為基礎，在綜合了數據的可得性后，我們最終將基本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被解釋變量lnsiratio為第二產業中工業產值與第三產業產值的和與當年GDP的比例。此外，解釋變量lnfinaceratio 為M2與GDP的比例；lniporatio 為境內股票籌資與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比率；lninsuranceratio為財產保險公司企業財產保險賠款及給付金額與財產保險公司財產保險保費收入（億元）的比例；考慮到變量的平穩性，我們皆對其做了對數處理；ε為隨機誤差項。
本文數據來自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包括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統計年鑒》和《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在具體的數據處理中，由于財產保險公司企業財產保險賠付款與保費收入比例數據的收錄區間為1997-2011年，1997年之前數據缺失，為彌補這一缺陷，我們利用1985-2011年保險深度增長率進行了相應外推而得。另外，由于境內股票籌資與固定資產投資額的2010年、2011年的數據缺失，在具體的處理中，我們參考了2008年、2009年的數據，根據中位數原則進行了相應的預測而得。
在該問題的研究中，考慮到模型（1）無法衡量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我們引入多元時間序列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即VAR模型。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我們將低頻的年度數據轉化為了高頻的季度數據。
1.與貨幣市場之間的關系，我們構造如下VAR模型。
（二）回歸過程與結果分析
1.VAR模型最優階數的確定。考慮到觀測數據的期限較短，我們利用Eviews軟件對數據進行了頻度轉化。具體操作是將年度數據轉化為月度數據進行模擬運算。
從AIC和SC準則來看，三個模型中，AIC和SC兩個數據的趨勢基本呈“小-大”的趨勢。根據劉巍、陳昭（2011）的判斷標準，第一期即為最小值。因此，三個模型的最優滯后期皆為一期。
2.VAR模型的最終方程。
（a）銀行融資渠道與產業轉型升級的關系模型，最終方程為：
由此不難看出，本期的產業轉型升級會顯著作用于下期的轉型升級，其在1%的水平上拒絕原假設；相比之下，銀行融資對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系數僅為0.006。同時，產業轉型升級對銀行渠道融資的反作用系數也比較低，僅為0.004，且顯著性不高；對銀行融資作用系數比較高的是前期的融資狀態，它的系數為0.99，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
這一發現初步支撐了我們的理論假說，即銀行融資渠道對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效果有限，這一方面是由于銀行融資方式的風險規避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產業轉型升級自身需要更多具有風險偏好型資本的青睞。
（b）證券市場融資渠道與產業轉型升級的關系模型，最終方程為：
從回歸結果我們不難發現，同銀行融資市場與產業轉型升級的關系大致相同，上期的產業轉型狀態會作用于該期的轉型升級效果。同時，資本市場融資額，僅以IPO為例，對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顯著為正。這是由于資本市場融資具有風險偏好的特征所決定的。
反之，產業轉型升級對資本市場融資額的影響非常小，而資本市場上期的融資額對該期的資本市場融資額的影響效果非常顯著。從回歸數據來看，其在5%的水平上顯著拒絕原假設。
（c）保險市場與產業轉型升級的關系模型，最終方程為：
由此可見，保險市場與產業轉型升級的關系顯著為正。其中，和上述的研究結果相同，本期的產業轉型升級狀態顯著受制于前期的產業轉型水平。保險市場對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效果顯著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拒絕原假設。
同時，產業轉型升級對保險市場的發展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其相關系數為20%；而且，保險市場的前期狀態對該期發展的相關系數為93%。這一方面說明了保險市場發展的連續性對該產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資本的趨利避害特征所決定了其對保險資本的追逐。
綜上所述，在三個市場中，對產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效果系數排名從大到小的依次是：銀行融資市場、證券融資市場、保險市場，這說明我國目前的融資市場依舊以銀行間市場為主體，但資本市場尤其是針對創業型企業的創業融資需求重視力度不夠；且保險市場與產業轉型升級二者之間呈相互促進的關系。據此，我們的三個理論假說全部得證。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產業轉型升級與金融結構的選擇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金融結構本身通過其融資渠道、風險分散等途徑為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產業轉型升級也為金融結構的市場選擇提供了客觀依據和市場導向。
基于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從政府角度。強化財稅政策與優化金融結構發展政策上的配合，在均衡、分散的思路引導下，建立完整的金融體系。具體體現在：加大財稅政策對市場競爭能力薄弱的區域金融結構的扶持；出臺對新興業態的支持政策；優化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市場，風險投資與股權投資市場建議；優化一行三會對市場的監督管理措施；完善利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建設等。
2.從市場建設角度。構建有利于創新企業發展的金融市場結構。具體體現在：在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之間求得一種平衡協調的發展路徑。提高股票市場中小板和創業板的比例，鼓勵企業加快實施走出走的步伐，鼓勵科技型企業到海外市場融資；逐步放寬企業發行債券的限制性條件；逐步完善股權、期權和金融衍生品市場體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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