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支出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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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支出政策范文

關鍵詞：城鄉社會斷裂；財政支出；城鄉統籌

中圖分類號：F81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60(2009)05-0081-05

一、引言及文獻回顧

城鄉社會斷裂，指轉型期城鄉兩極分化嚴重，城市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提高，而鄉村社會與之差距不斷擴大，甚至在社會發展中處于邊緣化狀態。中國現階段城鄉社會斷裂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城鄉經濟的斷裂，主要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方面；二是城鄉制度方面的斷裂，主要表現在城鄉社會保障制度方面；三是城鄉居民公共衛生、醫療服務水平的斷裂；四是城鄉居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斷裂，主要表現在城鄉居民教育方面；五是城鄉生活環境的斷裂，主要表現在城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于城鄉社會斷裂的研究較多集中于成因方面。孫立平(2003)認為城鄉二元結構是造成城鄉社會斷裂的根本原因。郭強(2004)認為，城鄉社會斷裂主要是由工業化轉型、城市化轉型、市場化轉型中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和政策所導致的。李長江(2004)認為，城鄉差距的出現具有歷史、制度和政策層面上的原因，最根本的是中國長期的城鄉不公平發展理念和政策沒有改變。王德文(2005)認為，城鄉差距的本質是資源配置扭曲、收入分配傾斜與部門間技術進步不平衡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白雪瑞(2006)認為，導致城鄉差距的根源在于城鄉分割管理體制下的城鄉二元結構和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不均衡。鞏前文(2007)通過實證分析認為農業稅收、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支農財政支出、農業基本建設財政支出、農村救濟費財政支出和農村存貸款差額等六個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較為顯著，因此，在“工業反哺農業”的實施過程中必須注意這些因素的影響，調整支農財政支出的內部結構。湯玉權(2007)認為，城鄉財政的二元結構導致中國城鄉各項事業的發展極不平衡，呈現為一種“斷裂”狀態。汪鋒(2007)通過對中國各省市的面板數據分析，發現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與城鄉差距擴大沒有聯系，而財政和金融等領域的城市化偏向是現階段城鄉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唐堯(2008)認為，公共產品供給規模不足導致的“擁擠效應”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缺陷造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曾國安(2009)從城市偏向的財政制度方面深入分析，指出要縮小城鄉差距必須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財政制度。另外，也有學者不同意中國城鄉社會已出現斷裂的說法，權小娟(2007)認為，“城中村”是斷裂社會連接帶，城鄉社會斷裂提法過于嚴重。

城鄉社會斷裂，從財政學的角度看，實際上是城鄉公共服務的非均等。中國是以政府為主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政府財政支出政策是最能反映政府政策和政府投資的“指向針”。為了能更深刻地揭示城鄉社會斷裂的財政政策因素，本文通過對中國政府財政城鄉差別化支出政策的表現及成因進行分析，尋求政府財政城鄉相對均衡支

出的對策，以消除城鄉社會斷裂。

二、政府城鄉差別化財政支出政策的表現及對城鄉社會斷裂的影響

(一)政府財政在城鄉經濟發展中的差別化支出，造成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斷裂

增加農民收入，是政府財政支農的一個基本目標。王敏(2007)通過對中國1981--2005年財政農業投資與農民純收入數據研究發現：財政農業投入對農民純收入增長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并且與農民純收入之間存在一個長期穩定的協調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著動態均衡機制。但政府財政對農村的投入遠遠低于城市，制約了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主要表現在：(1)政府財政在農業投入上的不足，滿足不了農業發展的要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財政對農業支出的絕對量從1990年的307.84億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97億元，雖然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但其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卻一直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徘徊，1990年到2006年平均維持在7.5％左右的水平，而且整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9.98％下降到2006年的7.85％。在財政支農穩定性方面，中國財政支農增長速度波動較大，財政支農穩定性差，具有相機抉擇性，即農業發展的好壞變化在國家財政支農減增之前(雷啟振等，2008)。這不僅低于農業GDP占全國GDP的比例，而且也與中國新《農業法》規定不符。(2)政府財政支農資金管理體制不健全，降低了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在財政支農資金使用上存在財政支農資金投入內部結構不合理，缺乏對財政資金使用的監管與使用績效的評估，導致財政支農資金被地方政府扣留或挪用，降低了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率。農業收入是農民收入的基礎性部分，而政府財政農業投入的不足直接或間接地降低了其對農民收入的增長作用，造成

農業收入對農民收入水平增長的貢獻近年來一直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如圖1所示)，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斷裂。

(二)政府財政在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上的差別化支出，造成城鄉社會保障的斷裂

社會保障作為一項基本公共服務，從法理意義上講，每一位農民都應該與城市居民平等享受。而現實情況是政府社會保障的投入傾斜于城市，農村投入嚴重不足，城鄉社會保障出現斷裂。目前，中國城市在政府主導和財政資金大量投入下，已經建立起覆蓋較為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面向企業勞動者的醫療、養老保險制度等。而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上，政府財政支出不足，造成農村社會保障的范圍小、標準低，難以起到社會保障的作用。如圖2所示，從1999年到2006年，中國財政投入農村的社會保障總量雖在增加，但其占中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自1999年到2006年一直持續在較低水平上，沒有超過5％。而且財政投入農村社會保障的資金主要用于農村社會救濟，缺少農村養老補貼。據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公報顯示，1999--2007年中國農村養老保險覆蓋率一直在較低水平徘徊，平均約為7.53％。

(三)政府財政在城鄉公共衛生、醫療上的差別化支出，造成城鄉居民公共衛生、醫療服務水平的斷裂

公共衛生、醫療是保障居民身體素質的重要條件。中國政府在公共衛生、醫療上的投入傾向于城市，農村投入嚴重不足，導致城鄉居民公共衛生、醫療服務水平的斷裂。在城鄉衛生支出費用上，如圖3所示，1990年中國財政衛生費用支出中城市為396億元，農村為351.4億元，城鄉比為1.13:1，而2006年城市為6581.3億元，農村為3262億元，城鄉比擴

大為2.02:1。在醫療條件上，據2007年統計顯示，農村每千人平均擁有不到一張病床，而城市為2.63張；農村每千人擁有1.06名衛生人員，城市則擁有5.35名以上。而且，大部分農村地區鄉鎮衛生院人員的職業技術水平低于城市。由于公共衛生供給短缺，醫療價格大幅度攀升，農村不少地方出現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的現象。

(四)政府財政在城鄉教育上的差別化支出，造成城鄉居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斷裂

中國政府通過財政投入，已經在城市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教育體系。相比較而言，政府財政在農村教育投入不足，人均投資少。由于中國農村居民接受教育的質量和范圍、平均受教育年限都低于城市，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普遍過低，調查顯示，2005年中國農村勞動力文化水平處于初中以下(含初中)占到農村勞動人口的80％以上。這最終導致城鄉居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斷裂。如表1顯示，1997--2007年，中國農村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預算內公用經費支出和事業費支出)不斷增長，但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雖然國家近年實行了農村地區義務教育免除學雜費的政策，對農村地區教育水平的提高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由于教育人力資本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快速提高農民的受教育水平。同時，政府對職業教育投入不足，辦學條件差，導致勞動力技能培訓不足，科技素質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競爭力不強。

(五)政府財政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城鄉差別化支出，造成城鄉居民生活環境的斷裂

基礎設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條件。然而，由于中國長期以來實行的“重城市、輕農村”、“重工業、輕農業”的城鄉差別化財政支出政策，各種資源配置傾斜于城市。以城鄉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為例，由于受到政府財政投入及市場失靈的影響，1996－2007年雖然城鄉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呈現持續增長，但城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遠遠高于農村，考慮到農村人口遠多于城市，農村人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遠遠低于城市人均水平(如圖4所示)。城市的道路、公共交通、水電設施及公共娛樂與休閑設施等得到優先發展，為城市市民提供了較為系統、完善的生活環境和基礎性生活設施。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受到忽視，造成農村地區的道路交通、供電、供水、通訊等基礎設施不健全，存在諸如公路質量較差且缺少維護和管理、電壓不穩定、供水設施落后、通訊設施不足等問題。這都影響到農民生活環境的改善，造成城鄉居民生活環境的斷裂。

三、政府城鄉財政差別化支出政策的原因分析

(一)城鄉非均衡發展戰略是導致城鄉財政差別化支出的根本原因

長期以來，中國實施城鄉非均衡發展戰略，形成典型的二元經濟。由于財政政策要服從于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決定了國家實施財政支出的城鄉差別化政策的必然性。建國后，政府根據國情和面臨的國際環境實施了優先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經濟趕超型發展戰略，農業積累傾斜投資工業，財政投資的重點放在城市，形成突出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改革開放至今，雖然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以解放出來，但由于工業化建設的重點在城市，中國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向城市傾斜，大力推動城市和工業經濟的高速發展，實施的依舊是城鄉非均衡發展、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其間在財政支農方面對農村建設和農業的投入仍然遠低于城市，財政支農占財政總支出比重從1990年后呈現下降趨勢，城鄉財政支出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所擴大。受非均衡發展理念的指導，中國財政政策較長時期里表現為“重工業輕農業、重城市輕農村”的差別化支出，即財政大量投入城市，積極發展完善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建設、城市居民教育等，這實際上從財政政策上導致了城鄉公共服務的非均等化。所以，中國長期的城鄉非均衡發展戰略是導致城鄉財政差別化支出的根本原因。

(二)財政支出政策決策過程中農民利益訴求難以有效表達是城鄉財政差別化支出的主要原因

政府財政支出政策是經濟利益的再分配，是不同利益群體的博弈過程。一方面，中國農民由于知識與資本匱乏，參政意識淡薄、參政能力弱，導致政治參與性差；另一方面，農民組織化程度低，且地域分布分散，相互之間缺乏交流，難以形成較為統一的認識，聯動效應弱。這造成農民在利益博弈中處于弱勢，降低了農民對政府財政支出決策的影響力，最終導致財政城鄉差別化支出。

(三)以單一經濟發展指標(GDP)為核心的政府官員績效考核體系是造成政府城鄉財政差別化支出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國行政考核與官員績效考核目前仍然缺乏科學化的綜合城鄉社會、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相關指標體系，許多地方實行以GDP為核心的干部績效考核機制，過多強調經濟指標，地方政府官員更多關心自己任期內的經濟增長指標高低。與工業相比較，農業生產周期長、承受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高、投資回報率低；農村教育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投入只能在長期內發生作用，短期內無法兌現為經濟增長。因此，地方行政官員在短期利益的誘導下，容易將財政資源傾斜投向具有高收益率、見效快的工業和城市，而弱化農村投入，造成城鄉財政差別化支出。

(四)縣鄉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對稱是造成城鄉財政差別化支出的直接原因

作為基層政府的縣鄉政府與“三農”聯系最為緊密，對農村財政需求最為了解。但由于中國實行的是單一制結構，財政分配決策權掌握在上級政府手中，導致縣鄉政府在中央政府的財政資源縱向分配博弈中處于劣勢，省級以下政府財權層層上收、基本事權卻不斷下移，造成縣鄉政府財權與事權的不對稱。尤其是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以來，由于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財政供養人員增長過快，財力配置和財政支出責任不對稱等原因，中國縣鄉財政資金缺乏，不少縣鄉財政甚至背上債務，從而無力加大農村的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等投入。

四、實現城鄉財政相對均衡支出，彌補城鄉社會斷裂的建議

(一)以城鄉統籌發展為指導，從根本上實現城鄉財政相對均衡支出

要改變城鄉社會斷裂的現狀，必須轉換城鄉非均衡發展戰略，以城鄉統籌發展為指導，調整國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實行政府財政城鄉相對均衡支出政策，加大政府財政對農業、農村社會保障、農村教育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支出，切實發揮財政在“三農”發展中的杠桿作用，最終實現城鄉和諧發展。

(二)保障農民在城鄉財政分配中的話語權，在政府決策中實現城鄉財政相對均衡支出

一方面要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和參政議政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引導、整合農民組織，使其形成較為統一的認識，增強農民組織對財政決策的影響力，保障農民在財政決策執行中的監督權，實現城鄉相對均衡支出，最終保障農民與城市居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消除城鄉社會斷裂。

(三)建立科學的、體現城鄉協調發展內容的政府官員績效考核體系，促使其在財政執行時實現城鄉相對均衡支出

改變以往以GDP為核心的政府官員績效考核體系，以城鄉統籌發展為指導，按照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相結合、城鄉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將農村生態環境、農民生活水平等社會發展指標等作為重要考核內容，調動地方政府官員對農村財政投入的熱情，促使其在財政執行時實現城鄉相對均衡支出，達到消除城鄉社會斷裂的目的。

第2篇：財政支出政策范文

農業是一種弱質產業，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且生產方式的變革受一些客觀因素干擾而遲滯，因此需要政府的扶持。目前，世界各國對農業都采取了特殊政策，予以一定的財政投入，以促進農業穩步、健康發展。總的來說，我國對農業的財政投入不足，阻礙了農業快速發展，這是需要我國政府高度重視、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1]。經濟發達國家的農業，之所以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就在于依靠政府雄厚的財力，把大量的資金注入農業部門。而發展中國家的農業之所以缺乏國際競爭力，是因為政府的財力甚為有限，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很小。目前我國政府對農業的外貼，只相當于農業國民生產總值的2%[2]。在整個財政支農支出中，地方約占80%左右，然而財政支農工作的主要矛盾與問題也在地方。特別是分稅制后，地方支農支出的比例大幅下降，其基本原因在于地方的農業投入尚缺乏一種約束機制，地方政府往往急功近利，熱衷追求發展價高利大的加工工業，對農業投入卻大幅度下降[3]。當前形式下，必須對我國農業財政支出的政策取向進行解析。

二、我國農業財政支出政策取向

在新世紀之初，中央政府高度強調“三農”問題。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提出全面建設一個小康社會的新任務，我國先后推行“五整合”戰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和諧社會思想。在新農村發展中，建立現代農業和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任務被高度強調，根據上述思想的指導，2004年和2008年間，堅持“少取，多予，允許更大的自由”“以工業發展帶動農業”和“城市支持農村”等原則，以及一系列相關文件不斷下發，以支持我國農業發展。我國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都開始于農村，農業土地制度和市場需求誘致性制度改革都具有自發性特點，并且是從底部到頂部的改革。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三十年。改革最初開始于農村土地制度變化，到體制已經從根本上發生改變，到現在我國經濟改革已經走向市場化的方向，并最終市場經濟體制在農村地區被確立。在此過程中，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政策也在逐步發生變化，帶動了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這為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和改善，奠定了堅實的體制基礎。當前我國農業財政支出政策效果明顯，我國農業經濟發展中，農業的產業化發展，農業的市場化發展，以及農業的國家化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我國農業財政政策的職能定位也相對更加明確，其職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業公共性財政支出職能；二是農業調控性財政支出職能；三是農業保護性財政支出職能。其中，前兩種是當前我國財政支農最主要的兩種取向，后一種是輔的，在我國農業發展保護中也起到重要的補充作用，是財政支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農業財政支農政策應該根據具體需要，采取不同類型的支持和補貼形式。

1.農業公共性財政支出

農業產品分為兩種，一是農業私人產品，一種是農業公共產品，為了提高農業投入的效率，國家在農業財政支農上，也積極按照市場要求，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由于農業私人產品，主要是由農業生產經營者自己投入，本身其市場競爭意識強烈，因為國家對農業私人產品主要發揮引導職能，從農業私人產品轉向對農業公共產品的財政支持。農業公共性財政支出，主要是國家財政對一般性的農業生產公共基礎設置，農業公共服務等在農業公共產品生產管理和維護的支出。提高農業公共產品使用效率。我國農業公共性財政支出政策取向應該堅持無償性和長久穩定性的原則。所謂無償性，就是國家財政必須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業公共性產品、公共性基礎設施、農業公共事業服務等提供無償財政支持，要合理保證我國農業公共性基礎設施得到有效的資金支持，確保農業公共服務支出有充足的資金。我國農業公共性財政支出政策的穩定性，是指國家財政對公共性產品的支持必須是長期的，并形成穩定的趨勢，確保農業公共基礎設施的增加和公共服務費用的增加得到有效的資金支持，農業公共性財政支出要保持一定幅度的增加，滿足農業發展的需要。

2.農業調控性財政支出

由于農業的弱質性，農業發展受到市場沖擊影響巨大。我國加入WTO以后，首先面臨的是對我國農業發展的沖擊，農業要想取得持續和穩定的發展，必須加強國家對農業的宏觀調控。所謂農業的調控性財政支出，就是為了緩解市場對農業的沖擊，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結構調整，引導我國農業發展適合市場需求的一種財政支出行為。我國的調控性財政支出主要是采用財政補貼，或者設立農業穩定基金為主要的調控形式。例如國家建立糧食儲備穩定基金，維持我國農業糧食安全儲備，或者國家財政直接補貼私人農業產品。當前我國農業調控性財政支出政策包含多種，例如農業生產結構導向性補貼，農業生產技術導向性補貼，農業區域救援穩定性基金，農業自然災害救濟基金等，農業調控性投入應該根據我國農業市場供求結構進行調整，建立完善了農業調控性財政支出政策，對控制農業市場的隨機擾動，緩解市場對農業生產沖擊，實現農業快速和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農業保護性財政支出

農業保護性財政支出是根據公平的原則，對農業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農業的外部性問題進行的有效的財政保護。農業發展與工業，服務業，交通業，流通業等都是相互聯系的，農業投入的效益，不僅僅惠及農戶本身，其他的產業投入主體也會受到農業投入外溢作用的影響，根據產權原理，此時必須有效的保護農戶權利，加強在市場失靈下對農業生產者的基本權利的保護。農業生產者權益的保護是多方面的，加強農民權益保護，應當實施農產品保護價格政策，健全農產品風險基金制度，并根據農業生產狀況和農產品市場供求狀況，確定農產品市場保護價格；改革財政對農業的補貼辦法，減少農產品流通環節的財政補貼，增加農業生產環節的補貼[4]。

三、“三農問題”的財政支出政策未來取向

目前，根據我國“三農”問題發展現狀，我國農業財政支出政策應該根據當前我國農村發展實際，配套相關農業政策，促進我國農業財政支出得到有效的投入，提升我國農業發展水平，發展農業經濟，提供農門收入水平。

首先，農業財政支出應該增加對糧食生產的支持力度。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大國，我國的食品需求量巨大，重視我國糧食生產發展，特別重視糧食安全問題，政策目標以增加農產品產量為中心，突出糧食安全，政策目標逐漸轉向以增加農民收入和提高長效性的農業生產能力為主，兼顧環境保護。調節和優化農業生產結構、發展規模經營、提升農業現代化水平及維持農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良好的生態環境成為政府十分重視的問題，政策手段從農業生產領域向農產品流通甚至加工領域延伸[5]。特別是在當前全球糧食危機的情況下，農業財政支出增加對糧食生產的支持，將會最終保護農民糧食種植生產的根本利益，也同時激發了他們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提高糧食生產產量，農業財政支持的保護政策，將有效的保護了農業糧食生產在市場激烈競爭中，對農戶造成了的排擠，增強農戶市場競爭力，促進糧食市場的有效供給。

其次，加強農業公共性財政支出，發展現代農業，加強對農業建設基礎設施的費用支撐。最近幾十年以來，由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不足，農業水利設施不健全。增強投資，加快建設現代化農業，建立完善的農業基礎設施，增強對農業公共性產品資金支持，確保農業財政支出的穩定性。發揮財政杠桿作用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生態農業。財政可以采取直接財政貼息、政策性銀行、投融資等多種手段引流社會資金和外商投資，開辟綠色支農的新渠道，加大利用行業內部資金和外資股份集資融通的工作力度，改善生態循環農業基礎條件[6]。

第3篇：財政支出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支出；管理；對策

中圖分類號：F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1-0050-02

1 有關財政支出

財政支出（public finance expenditure）也稱公共財政支出，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滿足社會共同需要而進行的財政資金的支付。

財政支出是一級政府為實現其職能對財政資金進行的再分配，屬于財政資金分配的第二階段。國家集中的財政收入只有按照行政及社會事業計劃、國民經濟發展需要進行統籌安排運用，才能為國家完成各項職能提供財力上的保證。

1.1 財政支出的分類

（1）按財政支出的性質可分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這種分類對研究財政支出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有重要意義。

（2）按政府職能分類分為國防支出、外交事務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經濟建設支出、社會文教支出、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支出、政府債務支出和其他支出。這種分類支出是各國在財政支出管理上最常用的一種分類方法。

（3）按財政支出項目與資本投資的關系分為經常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這種分類有利于增強政府支出預算的透明度，便于社會各界監督支出預算的執行，有利于加強政府對投資的管理和對經濟的宏觀預算的執行，有利于加強政府對投資的管理和對經濟的宏觀調控。

（4）按財政支出的具體用途分為基本建設支出、企業挖潛改造資金支出、簡易建筑費支出、地質勘探費支出、科技三項費用支出、流動資金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業綜合開發支出、各項事業費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支出、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國防支出、行政管理費、外交外事指出、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公檢法司支出、城市維護費支出、政策性補貼支出、對外援助支出等等這是我國政府預算支出科目設置采用的方法，其所列各類支出就是我國的預算支出科目。

1.2 財政支出管理原則

（1）量入為出。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始終存在數量上的矛盾，脫離財政收入的數量界限盲目擴大財政支出，視必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的穩步發展，因此，財政支出的安排應在財政收入允許的范圍內，避免出現大幅度的財政赤字。

（2）統籌兼顧。國家經濟建設各部門和國家各行政管理部門的事業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財政收入與支出在數量上的矛盾不僅體現在總額上，還體現在有限的財政資金在各部門之間的分配。財政支出的安排要處理好積累性以出與消費性支出的關系、生產性支出與非生產性支出的關系，做到統籌兼顧，全面安排。

（3）講求效益。財政支出的效益體現在財政投資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兩個方面，為保證有限的財政資金最大限度的特點，對有經濟效益而不需要財政扶持的單位，要做到無償撥款和有償使用相結合，財政資金投入與單位自籌資金相結合，資金安排和日后的財政監督相結合。

2 我國財政支出管理對策

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市場經濟體制剛剛建立，國際貿易也是剛剛加入WTO，存在許多不完善、不規范的地方。如財政收入體制不規范，預算約束軟化等等，特別是在一些地方政府中存在“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的三亂現象。?針對上述問題，應按照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框架的基本思路，明確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合理界定財政支出范圍，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強化財政支出管理。

（1）實行部門預算是支出管理改革的第一環節，通過細化預算，為確定政府采購的品目目錄，編制政府采購計劃打下了基礎。如果仍然按照以前粗放式的預算編制方法、政府采購品目目錄的確定，政府采購預算的編制和政府采購計劃的制定就難以完成。通過編制政府采購預算，將部門預算中可以用政府采購方式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單列出來，這是開展政府采購工作的基礎和首要環節。在積極推進部門預算的同時，必須抓緊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購預算編制辦法，逐步擴大政府采購的規模和范圍，力爭使所有政府采購活動都納人預算。目前，政府采購實際操作中遇到的采購單位不顧實際而相互攀比，隨意要求提高采購標準和檔次的現象，將隨著部門

預算改革的深化和政府采購預算的完善而得以解決。

（2）推進并完善政府采購制度，規范政府采購行。政府采購是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它所遵循的原則是公開透明、公平競爭、公正和誠實信用。通過這種機制，政府可以得到物美價廉的商品和服務，大幅度節約支出，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政府采購力爭做到競爭、擇優、公正、公平和公開，從而能夠最大限度的維護公共利益。通過政府采購制度的實施，財政支出效益明顯提高，但目前還存在一些問題，如缺乏政府采購操作規程，采購隊伍的專業化水平不高，政府采購的規模小、范圍窄等。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政府采購制度，除加強法規制度建設，依法規范政府采購工作外，從財政管理本身來看，需要政府采購和國庫集中支付兩項制度的完善。

3 健全制度，提高財政支出效率

（1）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各項制度。首先，應該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法律體系，增強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其次，應建立精簡高效的組織管理系統。再次，應該健全公共部門的包括利益機制和約束機制的內部效率機制。

（2）完善實施機制，強化執行的考核和監督。首先，應該建立較為完善的信息系統，及時為決策者提供準確、充分的信息，提高財政支出管理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減少執行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其次，應加大對違規者的處罰、懲罰力度，提高其違約成本。

（3）加大宣傳教育力度，糾正意識形態中的落后不當方面。

（4）科學界定財政支出范圍，提高支出結構的效率優化。根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轉變政府職能的客觀要求，科學界定支出范圍，合理確定支出項目，改變國家財政包攬一切的分配格局，將應由市場和社會負擔的事務從財政支出中逐步分離出去。在科學界定支出范圍、解決各項職能支出的越位與缺位的同時，還需在各個職能之間進行合理的安排，對財政支出的有關內部結構也應進行必要的調整，避免出現支出重點泛化的傾向和各職能支出的供給不足與浪費并存的現象，提高支出效率。

（5）建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是一種政府管理行為，是按照績效的內在原則，運用科學、規范的績效評價方法，對財政支出成本及取得效果（包括經濟績效、政治績效和社會績效）進行科學、客觀、公正的衡量比較和綜合評判。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應主要從資金運行過程和執行結果進行分析考察，注重資金投向的合理性和資金撥付的及時性、準確性、安全性，充分考慮資金使用效果。

第4篇：財政支出政策范文

關鍵詞：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決策權配置格局

公共教育財政資金是公共資金，是所有納稅人的支出，如何使公共資金配置更能體現財政的公共性和教育的公共性，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決策權是關鍵。決策權并不是抽象的概念，關鍵看誰擁有決策權（即誰有權配置公共教育財政資金）。因為決策權配置格局影響著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行為選擇，決定著財政支出公共性能否實現及其實現的程度，決定著公眾對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意愿的實現程度，因而，決策權配置格局是其最核心的問題。

一、決策權配置的認識假設

決策權配置的關鍵是誰擁有決策權，這就需要了解有關擁有決策權的“人”（政府即組成政府的人）及影響決策的“人”的認識假設。

1.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范式是公共選擇理論建立的一個統一的有關經濟和政治這兩個市場上的個人行為模型。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由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另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商（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員（供給者）。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最大滿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前一類行為是經濟決策，后一類行為是政治決策，個人在社會活動中主要是要做出這兩類決策。對同一個人的活動行為在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上是相同的。沒有理由認為同一個人會根據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為動機進行活動；同一個人在兩種場合受不同的動機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標，是不可理解的，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他們從自己的偏好和效用函數出發，從交易活動中尋求和創造使自己獲利的機會。這種“經濟人”范式擴大到個人在面臨“非商品”選擇時所采取的行為和態度，即個人參與政治活動的目的也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也以成本—收益分析為根據。貫徹在這一模型中的原則是：人就是人，人并不因為有一個總經理職位，或擁有一個部長頭銜就會使“人性”有一點點改變。假如有可能：他寧可選擇能為自己帶來更大個人滿足的決策，這些滿足包括物質上的滿足和純粹心理上的滿足。

2.利益集團假設

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又稱壓力集團(pressure group)。通常被定義為“那些有某種共同的目標并試圖對公共政策施加影響的個人的有組織的實體”。利益集團可以由普通公民、非贏利性的組織、公共部門組織組成，也可以由尋利的廠商組成。由于利益集團（或組織）的存在是為了增進其成員的利益，有共同利益的個人或企業組成的集團通常總是有進一步增進這種共同利益的傾向，個人可以通過代表其利益的集團來實現增進他的個人利益。因而這種有共同利益的個人組成的集團謀求的是集團的共同利益的闡述，實際上是“個人行動的目的是追求他自身利益最大化”命題的推廣。

利益集團的規模與組織結構差異影響著該利益集團行動的效果。對此，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奧爾森在他所著的《集團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指出：就集團行動的效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數量接近最優水平或增進集團利益來說，小集團和比大集團更有效。奧爾森是根據獲取物品所需用的成本與分配給集團成員的利益的關系對這種關系的認知程度來分析集團規模與其行動效果的。

利益集團的尋租競爭導致不同利益集團施加政治壓力生產函數的大小不同以及集團生產壓力的效率不同。所謂尋租競爭是指一個分利集團或利益集團尋求國家權力的支持而獲得租金時，會損害其他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其他利益集團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也會尋求國家權力的支持來阻止前一個集團的尋租行為。尋租競爭的結果取決于尋租競爭中利益相反的集團的力量的對比，力量強的往往是贏家。集團尋租競爭的過程即是壓力集團對政治影響的競爭過程以及導致的收入再分配過程。對此過程的描述，貝克爾模型尤其是貝克爾提出的政治影響函數和生產函數作了具體的闡釋。

二、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決策權配置新格局的構建

從擁有決策權的“人”（政府即組成政府的人）及影響決策的“人”的認識假設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政府、組成政府的人及影響決策的“利益集團”的“經濟人”假設的前提下，政府公共權力的使用及公共事務決策不可能真正保證符合公共利益，因而需要有更廣泛的利益主體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即公共決策。公共決策是以個人權利為基礎，通過公民的“政治選票”來表達自己的意愿，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無論其財產狀況如何，在參與決策時，其權利是平等的。從公民與政府的關系來看，政府權力是公民委托的結果，政府本身只是公共利益需要的一種制度安排。因而在公共教育決策權配置格局中，不同社會階層的公民都應有屬于自己的位置。

1.對現實決策權配置格局的理性分析

(1)反思與質疑。即對過去的反思以及對當前教育財政支出決策權政府單一擁有格局的質疑。在傳統的認識中，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權只屬于政府，尤其是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人們對教育財政決策權配置格局的認識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勢，認為政府是理所當然的合法的決策者，決策權天經地義地屬政府獨自享有。盡管建國以來，在教育財政支出決策中出現多次失誤，但很少有人去質疑政府部門享有決策權的合理性。至于公眾對決策的愿望祈求，常常被認為是沒有政治覺悟、缺乏全局觀念的想入非非。公眾自己根本不知道去爭取那些本應自己也有份的決策參與權。

事實上，理性審視目前教育財政支出決策權配置格局可以發現：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權僅僅是政府單一決策主體的強勢主導決策權。這種決策權配置格局往往是在強化政府的相對自主權和權力，從而強化了政府對教育財政支出的干預和矛盾的壓制，這樣的決策權配置格局當然就成為政府政治支持的一種手段，而不完全是滿足公眾教育需要的途徑。同時，政府單一主體強勢主導下的決策權配置格局堵塞了社會不同利益主體參與決策愿望訴求的渠道，從動態觀點看將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

(2)公眾對決策權配置格局有了相當的愿望訴求。這是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所形成的特征，相對于臣民社會來講，公民社會中的公眾具有更多的權力。公民社會中的公眾，一方面向政府納稅，另一方面體會到自己作為委托人應有的基本權利，可以向政府表達自己對公共支出的意愿。因為公民社會是納稅人權利與政府權力相互制衡的社會。中國已經告別了臣民社會，開始進入公民社會，人民做了國家的主人，尤其是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基層民主制度建設表明，公眾的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公眾作為公共教育資源的供給者，不僅關心如何花自己的口袋中的錢，而且還關心政府如何去花自己交納給政府的錢（稅款、公共資金），并把政府的公共支出與自己的利益聯系起來。公眾參與決策的民主意識及要求正在加強，這是公共教育財政決策權配置格局中不能無視的現實。

(3)政府選擇決策與非政府選擇決策的關系成為凸顯問題。這是公共教育權力變遷對決策權配置格局的調整形成壓力所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度集中的公共教育權力開始了結構性變遷的過程，高度集中的公共教育權力開始轉移。表現在縱向上，公共教育權力體制內部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級組織機構和學校下放權力；在橫向上，公共教育權力體制內向體制外部的社會領域和市場領域轉移權力。公共教育權力向縱向、橫向的轉移，形成了不同的利益主體和教育決策主體。公共教育權力的變遷，在教育領域逐步形成了政府力量、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之間的相互博弈的格局，不同利益主體對教育利益有著不同的愿望、訴求，這樣就使得政府選擇決策與非政府選擇決策的關系成為凸顯問題，各個利益主體對教育利益的愿望、訴求形成了對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決策權配置格局調整的壓力。通過格局的調整，以實現公共教育財政資源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地區間、城鄉間的均衡配置。

(4)我國公共教育財政資源配置的現實缺陷的存在。我國目前公共教育財政資源配置出現的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配置效率低下等問題，也構成了人們對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權配置格局的質疑基礎。現實決策權配置格局無法真正實現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目的已是不爭的事實。

2.決策權配置新格局的構建

目前的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權配置政府單一格局既然無法實現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公共性目的，構建新的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權配置格局已成為必然。

(1)決策權配置新格局。適應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權配置新格局應是政府主導而非政府主宰，使社會各個利益集團對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愿望訴求獲得充分體現的、多元利益主體實質性共同參與的決策權配置格局。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權配置的新格局相對于目前的決策權配置格局來講，不是要否定政府在公共教育財政支出中的決策權，而是要使政府在這個決策權配置格局中給予準確的定位，政府在決策權配置格局中是主導而不是主宰。公眾實質性參與是使社會各個利益集團對教育財政支出的愿望訴求真正得到體現，并非以普遍的公共選擇來代替政府在決策權配置中的地位。構建這種新格局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公共性。

(2)構建決策權配置新格局的依據。第一，社會轉型期教育利益集團的凸顯。從社會分層理論來看，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的社會利益集團的界限并不十分明顯。社會的轉型，促使不同教育利益集團凸顯出來。對于現時期利益集團的界定有不同的說法。這里我們從公共教育財政支出受益的角度將我國目前的教育利益集團劃分為政府、城市居民、農村居民、流動人口四大類。不同的利益集團對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有著不同的愿望訴求，同時在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決策權配置格局中處于不同的地位，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政府和城市居民處于相對強勢的地位，而農民雖然是中國最大的社會群體，但在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流動人口是個新生的社會群體，而在目前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政策中屬于受損的群體，是應當引起關注的利益群體。第二，突破現有決策權配置格局局限的需要。現有的決策權配置格局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分析，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從理論上講，在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權配置格局中，政府單一決策主體存在著局限性。首先，政府有限性存在。有效的政府單一主體集中決策必須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中央計劃者必須掌握足夠的關于社會個體的信息；二是這種決策方式所需要的信號空間和所需要的信息應該足夠小。但社會個體通常是沒有動力直接顯示自己的個人信息的。同時，政府決策將信號空間縮小到足夠小需要很高的成本，政府幾乎是不可能承受的。因此，政府單一決策受決策信息及決策搜尋成本約束，政府決策只能是有限理性決策。其次，政府符合“經濟人”假設。政府角色除了代表公共利益外，政府還符合“經濟人”假設，具有自己的集團利益。因為政府不是抽象的政府，而是由一個個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經濟人”組成，政府行使職權的實質是“官員經濟”與“官員政治”的結合體。政府“經濟人”角色的存在，使得政府單一主體決策難以完成公共教育財政支出完全符合公眾利益的使命，有時甚至會出現與民爭利的情況。再次，“諾斯悖論”。它是說，政府的目的是雙重的：第一個目的是通過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而使政府的“租金”最大化；第二個目的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政府稅收增加。這兩個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第二個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會產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產權，而第一個目的是企圖確立一套基本規則以保證政府自己收入的最大化，使政府所代表的集團壟斷租金最大化。政府的雙重目的之間存在著持久的矛盾、沖突。當租金最大化與社會產出最大化（稅收最大化）不可兼得時，政府常常選擇多些租金少些社會產出。在政府單一決策下，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決策會出現政府常常通過對教育的壟斷創設自己統治的最大租金，而舍棄最大化滿足公眾的公共需要的教育產出。

三、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決策權配置新格局的實現

構建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權配置新格局在公共教育財政框架下是一種必然趨勢，其真正實現，需要解決以下構成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權配置新格局實現基礎的相關問題。

1.決策權“”

在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決策中存在著委托關系。公眾作為納稅人，是公共教育財政資源的供給者，并成為公共教育財政資源使用者的實際委托人，而政府通過使用公共教育財政資源而成為納稅人（委托人）的事實人。與委托關系相適應，公眾與政府在任何時候都存在著一種互相對應的權利—責任關系，而在這種關系背后起作用的便是公眾的利益需求。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公眾的利益需求創造了政府，政府存在的價值就在于滿足社會公眾的需求。而在決策實踐中，公眾和政府間委托關系的存在，又使得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所有權和使用管理權發生了分離。一般來說，委托關系的建立能發揮人具有的信息優勢，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委托人與人目標函數的不同，會導致基本的委托問題——“失范”。目前的“失范”主要表現在：(1)人不作為。政府作為人，在公共教育財政資金的支出方面，多年來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作為不大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人大代表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代言人和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也是公眾的事實人，從現實來看，人大代表人不作為并不鮮見。《人民日報》刊登的對煙臺市人大代表調查問卷的分析中可略見一斑。“在人代會上，人大代表的人均提案和建議不足0.15件，且比例逐年下降。至于提出質詢案、罷免案等法律賦予人大的監督職權，使用率為零”。人作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如此的不作為，是失信于民的的失范。(2)道德風險或敗德行為。如人不履行相關法律規定的職責，憑借手中權力為個人謀取私利等等，嚴重損害了委托人的利益，違背了委托人的意愿。

解決“失范”問題，有必要建立嚴格、規范的“行為”懲戒制度，對人違反其委托人意愿的行為進行懲戒。懲戒制度作為一項制度，要有嚴格的規范和程序。首先，界定受懲戒行為的范圍。其次，視情節輕重予以懲戒，包括資格懲戒、懲戒機制（警告、訓誡、辭職、留用察看、撤職、罷免）以及相應的懲戒執行機構（選民大會、人大機關和審判機關）。再次，設置規范的懲戒程序。

2.公眾實質性參與

(1)公眾參與梯子理論。公眾實質性參與是把個別利益團體的私益總和為公共利益，通過決策反映到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方案中。根據謝莉·安斯汀(SHERRY

ARNSTEIN)的公眾參與梯子理論認為，衡量公眾參與程度的大小只有一個：公眾所獲得決策權的大小。公眾參與的程度可用參與梯子來分析。參與梯子分三段。梯子最下的一段是“不是參與的參與”，即邀請活躍的公眾代表人做無實權的顧問，或把同路人安排到決策代表團體去。梯子中段是“象征性的參與”，包括“通知”——向公眾報告既成事實；“咨詢”——民意調查、公眾聆聽；“安撫”——設公眾委員會，但只有參與的權力，沒有決策權。梯子最上段是“有實權的參與”。包括“伙伴”——公眾與政府分享權力和職責；“權”——公眾可代政府行使批準權；“市民控制”——公眾直接管理、規劃和批準。

公眾的實質性參與決策是最大限度地融合社會公眾意愿的途徑。對政府來論，公眾參與決策可增加政府決策的社會“向心力”；對專業決策者來說，有利于塑造自己成為公共利益的捍衛者，利益矛盾的協調者，決策集團的參謀者以及利于宣傳專業知識。

(2)公眾實質性參與的過程。公眾實質性參與決策，首先，強調公眾在起草設想提案時最初參與，放開公眾參與起草政策議案，并使其政策議案能夠有機會通過有效途徑進入政府議程。其次，強調公眾與人在對公眾教育財政資源配置情況預測分析與現狀了解時的互動，形成公共教育財政支出預算。第三，根據確定的相關政策，對可供選擇的方案進行評議，選出最佳方案。公眾實質性參與是貫穿于整個支出管理過程中的參與，是不同利益主體，決策主體間利益、矛盾和沖突充分暴露、充分反映的過程，同時又是在不同碰撞與協調中達成共識，形成名副其實的“民意”產品的過程。公眾實質性參與決策不是一次性的參與，而是多次、反復、循環的參與。

(3)公眾實質性參與的前提和途徑。在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決策中，公眾實質性參與的前提是公眾話語權的法制化。公眾話語權不完全等同于讓群眾發表意見或鼓勵群眾發言，公眾話語權強調的是公眾權力，是法權層面的制度，不是領導層次的民主作風，也不是“鼓勵發言”。因此，在公眾話語權上，不是不讓群眾說話，而是公眾法定的該說話。事實上，任何一項政策說到底都是關于權利的分配或再分配，不管是在地區間、民族間或是在階層間，政策實施的結果總是反映了不同人、不同集團、不同社會力量的利益，這就要求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不同人、不同集團、不同社會力量要有充分發言的機會，政策才能夠充分保障不同利益群體的意志。公眾實質性參與的主要途徑是聽證度，辯論制度。聽證制度的核心就是給公眾提供直接參與決策的機會，特別是給利害人陳述意見和抗辯的權利。調查、咨詢、舉行會議是聽政制度的必須程序。辯論制度就是要求各種不同的意見進行交鋒，不同利益在交鋒中碰撞、妥協磨合，最后形成大眾認可的公共決策。

3.相關決策信息公開

相關決策信息公開程度較低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公眾對決策結果的理解和決策的實施，嚴格來講，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公眾對公共事務的知情權。在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方面，公眾有權了解決策前的信息、決策過程、決策內容及執行和反饋的信息。在我國，除了政府通過公報、新聞媒體、會等方式公開決策信息之外，公眾基本上無法了解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信息。應該說，這距公眾實質性參與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決策的要求相差很遠。從根本上講，公眾的權利產生政府賴以行使的權力，而不是相反；公眾的權利是目的，政府權力是手段。公眾委托政府行使權力以滿足自己利益需求，因此，公眾對直接影響其切身利益的決策和管理應當知曉自然是題中之意，與政府的相關職責相對應的就是公眾的知情權。因此，決策信息公開不是政府對公眾的施舍與恩賜，而是政府應承擔的法定責任與義務。政府決策信息的保密應當遵循的宗旨是有利于公共利益，主要針對的是可能有損社會成員即公眾利益的敵人或其他行為，這種職責是與公眾得到保護的權利相對應的。但是，由于受既有歷史和傳統理念的慣性影響，保密一直在政府信息處理中占據首要地位，成為政府信息處理的一般原則，公開反而成了特殊原則，因而造成政府職能的錯位。應當認識到：公眾依照憲法參政、議政和監督政府的權利必須在充分了解和通曉政府決策運作過程中每個環節信息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得以充分實現。沒有它，公眾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管理國家；沒有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監督寸步難行，權力異化就會肆意滋生。因此，公民對政府的監督及其有效性依賴于政府信息的公開程度，而政府決策信息的公開程度同時也反映著政府接受公民監督的主動性程度，進而反映著社會的民主程度，政府決策信息公開也是遏制權力異化現象的必由之路。目前，在教育財政支出民主決策與管理方面的狀況還不盡如意。調查顯示：幾乎沒有公眾通過教育行政部門了解教育信息，50％的公眾是通過電視了解教育信息，24％的公眾則是通過報紙。62％的公眾表達對教育問題意見的形式是將自己的意見和周圍人作一番議論，只有13％的公眾向學校和教育部門反映。同時，64％的公眾表示愿意接受學校和教育部門的邀請，做一些教育工作。因此，有理由認為公眾對教育政策、教育改革動態相當關心，但公眾了解的并不全面、并不準確，也沒有正式的、公開的渠道。公眾參與不足將導致公眾對政策認同感低，影響政策的實施，直接影響教育決策過程的科學化與民主化。

公共教育財政支出的決策目的在于更充分地體現公共性，滿足公眾教育需要，其決策的結果應當獲得公眾的“一致同意”，而這與決策信息的公開程度有直接的關系。在中國實行決策信息開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從實際操作來看，當決策信息開放尚低的時候，社會的同意程度也低。但是當決策信息開放度日漸提升時，社會的統一程度會快速上升。這是因為，當公眾知道自己所處的社會正在穩步走向決策信息開放的時候，公眾的效用滿足程度會大大上升，對政府決策的滿意程度會大幅提高，對其同意程度也會大大提高。因此，建立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決策信息公開制度是公眾實質性參與決策的體現，更是實現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決策權配置新格局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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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財政支出政策范文

一、我國財政教育支出規模和支出結構的現狀分析

（一）我國財政教育支出的現狀。公共教育支出所占GDP的百分比一直以來是各個國家衡量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程度和重視程度。通過查閱統計年鑒資料我們可以得知：我國財政教育的支出規模隨著GDP的增長也呈現出來連續增加。通過查閱數據來看，財政教育支出由1993年的8677600萬元增加到2013年的244882200萬元。由此，不僅可以反映出我國財政教育支出有著較快的增長速度，還從側面了解到我國政府對教育事業發展的關注。但是我國的財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略有偏低，到2007年才突破百分之三，，至2010年，該財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只有3.66%，而后2011年的3.49%則反映出該規模略有下降，盡管占比在2012年達到了4%，但根OECD國家的財政性教育撥款占GDP的統計發現我國遠低于其5%的水平。

（二）教育財政的支出結構現狀分析。各級政府之間教育經費分配的結構，高中初三級教育上的分配結構、和按地理區域劃分的分配結構這三點是構成教育支出結構主要表現。

從我國的教育財政支出在各級次政府之間的配置來分析，教育經費的來源有中央和地方兩級，其中地方的教育經費投入還可分為省市鄉鎮四級政府。

我國的財政教育支出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擔，2011年，全國教育總經費為238692936萬元，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為51610000萬元，中央為4100000萬元，占全部比例的7.9%，地方為47510000萬元，所占比例92.1%。從數據上得出，地方政府在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投入占全部經費的絕大部分。

二、財政教育支出存在的問題

（一）財政教育支出雖然不斷增長，但其數額仍然偏低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財政教育支出不斷增長。1993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867.76億元，到2013年達到24488.22元，即使剔除物價水平的影響，其增長速度也很快。但是，按照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百分比計算（見表1），我國財政教育支出的比重明顯較低，與GDP的增長水平不相適應。公共財政教育支出有待跟進。我國財政教育支出之所以偏低，其原因在于，長期以來我國實行GDP為導向的政府政績考核體系，在現階段，各級政府仍把經濟增長作為其追求的最大績效，由此各級政府在經濟建設方面不惜投入大量資金，招商引資，以一系列減稅政策來吸引投資。

（二）財政教育支出級次的結構不合理。長期以來，我國教育財政的支出級次在結構上也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教育經費投入在基礎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初中階段）和高等教育分配上出現了“倒掛”。其中高等教育得到了財政教育經費的過分傾斜，對基礎教育的公共投入力度則嚴重過低。

以2013年為例，我國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方面，全國普通小學為6901.77元，普通初中為9258.37元，普通高等學校為8448.14元，全國中等職業學校為8784.64元，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為15591.72元，其中高等教育中的生均投入高于基礎教育的2倍，比職業教育高1.7倍左右。公共財政預算公用經費支出在生均方面，普通小學則為2068.47元，普通初中為2983.75元，普通高等學校則為2742.01元，全國中等職業學校為3578.25元，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為7899.07元，普通高等學校和基礎教育間差距近4倍左右。

（三）城鄉教育支出不均衡長期以來，我國固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了城市中心的價值取向。而這種思維定式使得在做決定時保持著一定的慣性，忽視了地區差別、城鄉差別以及教育的公共產品屬性。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段有足夠收入支持教育費用，并且農村中小學學生人數占全國中小學人數80%左右，而全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不到1%遠低于發達國家2%―25%形成了教師資源匿乏、設施落后的惡性循環。

三、優化財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對策分析

由對財政教育支出的現狀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一些看法和建議：

（一） 增加教育的投入，提高優化財政教育支出水平。深刻認識到政府在教育財政的投入力度上占主體地位，穩定教育經費的來源與途徑。首先繼續深化對教育事業戰略地位的認識，認識到政府在財政投入中優先保證對教育的投入。其次，對教育的投入進行法律層面上的調控，從法律角度上保證、規范教育投入。把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作為衡量教育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提高財政教育的支出水平，優化教育財政的支出結構，轉變政府職能，在有限的財力中確保教育支出的優先增長。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將財政收入超收部分更多地用于教育投入，確保教育支出的穩定增長。

（二） 逐步理順政府的教育支出與民間教育支出之間的關系。首先按層次和類型的不同區分教育的社會受益程度的高低，采取相對應的投資方法。對于中小學基礎教育的投入，應采取公共財政投入為主的公辦模式，由各級次政府承擔對義務教育的投入責任：對普通高等教育.可以按照“公辦民助”或“民辦公助”興辦模式，把民間聯系起來，從而共同承擔相應的投資任務。在農村級次的基礎教育經費投入方面，在鼓勵社會力量辦學的基礎上，在制度上保障民辦學的利益，運用現有教育財政的示范與導向作用。是更多的民間資本投入到職業技術教育和農村基礎教育。

第6篇：財政支出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支出；經濟增長；收入差距；國庫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6（10）-0065-07

一、研究背景

自古我國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說法，如今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民眾對于“公平”有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更是成為“兩會”最熱議的話題之一。盡管2004年以后我國先后采取了若干強有力的惠民措施，但2015年我國基尼系數仍高達0.462。陜西地處中國內陸腹地，近年來在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促發展的富民強省戰略指引下，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城鄉收入差距表現與之并不協調，2003年陜西城鄉收入比為4.06（全國為3.21），2009年高達4.11（全國為3.21），直到2010年才首次小于4，但2015年仍然高達3.04，而此時全國已下降到2.73，收入比呈波動上升趨勢。財政支出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理應在改善陜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但現有的財政支出結構和效率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飽受爭議。對此，筆者認為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必須得到證實和解釋，惟有這樣才能夠找到提高財政支出效率以及縮小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徑。

二、陜西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發展現狀及特點

（一）就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和收入比而言

1978-2015年陜西省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逐漸擴大，收入比呈波動上升趨勢。其中1978年絕對差為176.00元，到2015年高達17731.00元，38年收入絕對差增加17555.00元。就收入比而言，1978年為2.31，2009年達到歷史最高4.11，在此之后有所下降，但到2015年仍然高達3.04。很顯然，收入絕對差逐漸擴大，收入比雖呈縮小趨勢但與其他地區相比仍然較大。

（二）將陜西城鄉居民收入比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見表1），陜西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嚴峻性越發明顯

就2005年而言，全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28，所選的10個省份1除貴州4.34外，其它地區均小于4，上海最低（2.26），陜西高達4.03，值得關注的是陜西比同處西部的新疆要高0.68。2009年上升至4.11，_歷史最高點，此時全國為3.21，但新疆已經下降到3.16；直到2010年陜西城鄉居民收入比才首次突破4，下降到3.82。2015年除貴州和陜西之外，其余省份城鄉居民收入比均小于3。總體看來，2004-2015年間，陜西城鄉居民收入比呈波動上升趨勢，遠遠超過全國平均水平，2005-2009年陜西城鄉居民收入比均大于4，收入差距問題的嚴重性不言而喻。

（三）從城鄉居民收入構成來看

工資性收入作為城鄉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2000-2015年間工資性收入絕對差持續擴大，由2000年的2938元擴大到2015年的12194元，15年擴大4.15倍，年均增長率高達27.67%。家庭經營性收入作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來源的重要保障（2000年-2015年平均占比為50.38%），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響不大（2000年-2015年平均占比為3.18%），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808元先上升后下降到2015年的-769元。財產性收入作為城鄉居民收入增收渠道，對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影響都不大，收入差額由2000年的105元增加到2013年的110元，但2014-2015年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急劇增長，導致收入差距激增，亟待關注。轉移性收入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2000-2015年平均占比為27.35%，城鄉居民轉移收入差額由2000年的1445元增長到2015年的4184元，增長2.90倍，轉移性收入逐漸成為農村居民收入新的增長點，但差距卻被逐步拉大。總體而言，就收入構成來看，陜西省城鄉居民工資性收入絕對差最大，轉移性收入相對差額最大。

三、計量分析模型的建立

本文引入總生產函數作為基礎分析框架，在這一思路中地方財政支出當做一項“投入”用于生產過程，基于此，筆者就以總生產函數為基礎經轉換變形得到本文所需的實證分析模型。

首先，筆者給出反映財政支出與經濟產出關系的生產函數：

Y=f（K，L，PFE） （1）

其中Y表示總經濟產出量，K表示總資本量投入，L表示勞動力投入，PFE表示財政支出。為單獨考察財政支出以及與之相關的資本要素對經濟產出增長的影響，本文在這里給勞動投入加一個容量限制■，從而就有：

Y=f（K，PFE）min（L，■）■，θ>0 （2）

令m=（■）■，表示經濟的最大生產力，此時一旦達到最大勞動容量，經濟就面臨恒定的規模收益，總產出就取決于總資本與財政支出。（2）式就轉化為：

Y=mf（K，PFE） （3）

對（3）式經全微分轉化，得到（4）式：

dY=m■dK+m■dPFE （4）

對（4）式兩邊同時除以m就得到人均產出增長模型：

■=■dK+■dPFE （5）

分別用b1和b2表示資本邊際產出和財政支出邊際產出。假設不考慮收入分配的結構和制度、政府行為、城鄉稅收差別等因素的影響，利用模型（5）就可以分析陜西省財政支出與資本投入對居民收入增長的作用。更進一步，收入差距作為居民收入的一部分，利用這一模型，也同樣可以考察財政支出與資本投入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于是就得到本研究的基礎計量模型：

dCX■=b■+b■dTZ■+b■dPFE■+μ （6）

其中bi代表常數項，μ代表隨機誤差項，CXt表示當前城鄉收入差距、PFEt和TZt4分別表示當前財政支出和固定資產投資。為盡可能多的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納入實證分析模型，本文在這里將GDP作為控制變量引入（6）式。同時，由于固定資產投資和財政支出對收入的作用往往存在一定的滯后期，因此，本研究為便于實證檢驗收入差距與財政支出及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設定了如下的向量自回歸模型予以實際分析：

CX=b■■+■b■■TZ■+■b■■PFE■+■b■■GDP■+μ■■ （7）

四、實證分析

（一）指標和數據的選取

本研究所涉及的變量主要包括陜西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財政支出、經濟增長和固定資產投資。其中對于城鄉收入差距指標的選取，本文遵循大多數學者的做法，以1978-2015年陜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作為衡量指標，在文中以CX表示；對于財政支出的數據，本文選取1978-2015年陜西省財政支出的資料，在實際分析中以PFE表示；對于固定資產投資水平，本文選取1978-2015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數據，實際分析時用TZ表示；對于經濟增長，本文選取1978-2015年陜西省GDP作為原始數據，在實際分析時以GDP來表示。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連續性，本文擬選取陜西1978-2015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作為研究樣本，研究陜西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各變量相關原始稻葜饕根據《陜西省統計年鑒》（1993-2014年）分析整理而來，部分2015年數據來自于《陜西省統計公報》，統計公報中缺失的數據通過專業網站補充。限于篇幅，本文將所搜集到的相關原始數據并未列出。為消除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所有數據在做實證分析之前均已做對數處理，數據分析與整理在Eviews和Excel軟件上實現。

（二）平穩性檢驗

VAR分析要求必須是平穩的時間序列數據，因而在實證分析之前，首先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按照AIC和SC準則確定滯后階數，利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從單位根檢驗結果可知，各時間序列數據的ADF值都介于1%和5%的臨界值之間，因此不能拒絕原假設（H0：序列至少存在一個單位根），但是將原始序列經過一階差分處理之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所有時間序列數據都是平穩的，因而我們可以繼續做協整分析。

（三）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靜態影響效應分析

模型1：財政支出和經濟增長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

經上述平穩性檢驗可知所有變量都是單整，因此可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判斷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協整關系，并進一步確定相關變量之間的符號關系。但Johansen協整檢驗是一種基于VAR模型的檢驗方法，因而在作協整分析之前須確定VAR模型的結構。根據AIC和SC準則可以確定CX、TZ、PFE和GDP的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同時利用Q統計量、懷特檢驗和JB檢驗加以驗證，發現其擬合度很好，的確是最優模型。在此基礎上我們得到協整檢驗的具體結果，如表4和表5所示：

由表4和表5可知，Johansen協整檢驗（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表明在1978-2015年的樣本區間內，CX與TZ、PFE和GDP這四個變量在99%的置信水平上存在一個協整關系。

通過逐步回歸建立如下所示的回歸方程：

CX■=-1.1124-0.8690TZ■-2+0.4088PFE■-1+0.7374GDP■+μ■ （8）

T= （-4.2444） （-5.4761） （3.1607） （6.8971）

R2=0.8153 F=47.1044（0.000000）

模型檢驗結果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各項參數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擬合優度高達0.82，殘差序列為平穩序列。

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當期經濟增長每增加1%，滯后2期的城鄉收入差距擴大0.7374個百分點；當期的財政支出每增加1%，滯后1期的城鄉收入差距同樣擴大0.4088個百分點；當期固定資產投資每增加1%，滯后2期的城鄉收入差距縮小0.8690個百分點；另外，三者對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的解釋比例高達81.54%。

模型2：財政支出和經濟增長與城鄉轉移性收入差距的關系

為更進一步分析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本文以城鄉居民轉移性收入差距作為被解釋變量，通過逐步回歸建立如下所示的回歸方程：

ZYCX■=1.6906-0.2816TZ■+2.2314PFE■-0.0050GDP■+μ■ （9）

模型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模型2的參數都能夠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的整體擬合優度達到0.91。為避免“自相關”現象的出現，對該模型新生成的殘差項進行平穩性檢驗，發現該模型的殘差項是平穩的。

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當期固定資產投資每增加1%，轉移性收入差距縮小0.2816%，當期經濟增長每增加1%，轉移性收入差距縮小0.0050%，而當期財政支出每增加1%，轉移性收入差距就會增長2.2314%。但財政支出對轉移性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明顯大于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

（四）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參考已有文獻，在理論上，財政支出及經濟增長必然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聯系，為此本文進一步驗證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財政支出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存在雙向的Granger原因；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經濟增長與固定資產投資都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變化的單向Granger原因。

（五）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動態影響效應分析

為反映財政支出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動態關系，本文通過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VAR）來刻畫兩者之間的動態關系。

1、VAR模型滯后階數的確定。在構建VAR模型之前，本文選取滯后階數為0-3期的CX、TZ、PFE和GDP的VAR模型的LogL、LR、FPE、AIC、SC和HQ的計算結果。依據計算得到的LogL、LR、FPE、AIC、SC和HQ的值。我們確定模型的滯后階數為2。

2、VAR模型的建立。利用Eviews軟件，建立城鄉收入差距、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支出以及經濟增長四個變量的無約束VAR模型，模型估計結果如下：

CX■GDP■PFE■TZ■=-0.93290.316250.17856-0.6872+ 0.6057 0.6587 0.7471 -0.0031 0.1541 1.2005 -0.2155 0.2268-0.1022 0.0437 1.0667 0.2702-0.0061 0.9821 0.3602 0.4493CX■GDP■PFE■TZ■+

0.0754 0.1017 0.3999 -0.7253-0.0832 -0.3368 0.0741 0.00290.0271 -0.1115 -0.3560 0.0609-0.2058 -0.5883 -0.0536 0.0064CX■GDP■PFE■TZ■+ε■ε■ε■ε■

經驗證，模型總體的擬合度都很高，其中CX作為被解釋變量時，模型擬合優度為0.9169，其它3個模型的擬合優度都在0.99以上，研究結論和上文中協整檢驗的結果相吻合。

再進一步觀察VAR模型的特征值，我們不難發現所有特征根基本都位于單位圓之內，因而我們可以認為VAR模型是相對穩定的，因此可以對其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3、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基于VAR模型我們給出了CX對PFE、GDP和TZ及其本身的廣義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圖（圖1），其中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響應期數（單位：年）。脈沖響應分析結果顯示：一是城鄉收入差距本身對其本身的沖擊響應顯著為正，但這種正向影響效應逐漸減弱，最終趨于平穩；二是經濟增長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穩定長期的正向影響，給經濟增長一個正向沖擊，城鄉收入差距會逐步走高，其正向效應會不斷放大，其中在第2期達到最大，從第3期開始逐漸減弱，到第10期趨于穩定；三是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短期影響為正效應，長期影響為負效應，給財政支出一個正向沖擊，城鄉收入差距會逐漸走高，但最終由正轉負，其中1-4期為正向效應，且在第2期這種正向影響效應達到最大，從第4期開始由正轉為負效應，這種負效應一直持續到第10期；四是給固定資產投資一個正向沖擊，城鄉收入差距一開始為零，逐漸呈現波動變化趨勢，其中第1-2期影響為零，從第2-5期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為負效應，且負向影響在第3期達到最大，第5-6期再次為零，從第6期開始負向影響逐漸加強，并最終趨于穩定。

方差分解的結果表明，財政支出、經濟增長和固定資產投資對收入差距的貢獻比重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增強，即存在時滯性，這也驗證了協整檢驗和脈沖響應分析的結論。

五、主要結論和對策建議

（一）主要結論

通過上述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動態影響關系的實證分析，最終可得出以下幾點主要結論：

1.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加劇了陜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惡化，而固定資產投資有助于改善收入差距擴大的局面。一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絕對水平逐漸增加，但同時收入差距也隨之擴大。二是財政支出規模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探索中，對公平認識不夠，財政支出規模增加的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反而被拉大。三是固定資產投資水平有助于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局面，但效果微弱。

2.財政支出顯著擴大了城鄉轉移性收入差距。轉移性收入作為農民收入新的增長點，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逐漸增加，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被縮小。但財政支出作為收入分配的調控手段，財政支出規模的增加反而加劇了轉移性收入差距的擴大。

3.財政支出、經濟增長和固定資產投資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確實存在因果關系。一是財政支出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互為因果關系。二是固定資產投資對收入差距有影響，但收入差距的變化并不影響固定資產投資。三是經濟增長發展變化會影響城鄉收入差距，但城鄉收入差距卻不會影響經濟增長。

4.經濟增長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果最強，收入差距本身和財政支出位居其次。一是收入差距其自身的發展具有很強的慣性，其中上期的收入差距每擴大1%，本期收入差距也將擴大0.61%。二是收入差距對其本身影響長期為正，且這種正向影響作用逐漸減弱；經濟增長對城鄉收入差距正向影響作用先增強后減弱，短期影響大于長期；財政支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果短期表現為正向影響，長期影響為負向影響，且最終表現為負向影響；而固定資產投資的促進作用不夠顯著。三是城鄉收入差距、財政支出以及經濟增長對收入差距增長變化的貢獻度逐漸增加，而固定資產投資對收入差距增長變化的影響比重先增加后減少。總體來看，經濟增長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果最強，高達44.93%，其次是收入差距本身，然后才是財政支出，其貢獻比例為18.05%。

（二）對策建議

1.加快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全面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本文實證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對陜西城鄉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最強，這主要是由于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所導致，而加快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是提高農村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破除“二元”經濟的關鍵因素。為此，一是要強化政策引導，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大力引導國內外知名勞動密集型企業落戶陜西農村地區，并鼓勵企業將生產基地建在人口密集區，以充分吸納和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二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堅持“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的思路，加大財政對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力度。三是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重點支持良種培育、豐產栽培、農業節水、疫病防治、防災減災等領域的科技創新；依托重點農業科研項目、重點學科、科研基地，培養農業科技高層次人才。四是大力發展特色產品，最大限度地選擇和發展關中、陜北和陜南地區的優勢特色產品，例如洛川蘋果、榆林紅棗、眉縣獼猴桃、商洛核桃和板栗等等，深挖特色經濟的魅力和活力。五是注重龍頭企業的發展壯大，緊密圍繞優勢產業，依托基地建設，努力興辦“農字號”鄉鎮龍頭企業，財政鼓勵和扶持家庭農場建設，帶動農民結構調整。

2.調整農村財政支出結構，拓寬農民就業和收入渠道。由本文實證分析結論可知，在擴大農村地區財政支出規模的同時，調整農村財政支出結構也是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的關鍵環節之一。因此，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著重增加農村教育及培訓等涉農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占比。一是持續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財政支出，做好偏遠山區基礎教育工作，同時充分調動現有資源，做好農民職業教育培訓，以縮小城鄉教育資源的差距。二是提高農民工培訓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將農民工培訓、就業指導和權益維護相結合，切實提高農民工外出就業技能。三是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擴大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逐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四是運用財政和稅收政策，一方面支持中小企業和服務吸納就業，另一方面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鼓勵自主創業。

3.改善財政轉移支付管理，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本文研究發現，作為“調高增低”的重要手段，財政轉移支付在陜西的實施反而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因此改善現有財政轉移支付管理是目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迫切的現實需要。為此，一是要嚴格規范和減少專項轉移支付的規模，適時調整現有稅收返還制度，適當提高一般轉移支付比重，以優化轉移支付結構。二是要提高財政轉移支付效能，中央轉移支付資金應進一步向欠發達地區傾斜。三是要加大對農村地區財政轉移支付的總量，重點關注對農村醫療衛生事業、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調整工資轉移支付等項目的補助，提高貧困鄉鎮居民的生活水平。四是要不斷增加對化肥農藥、農機具、良種以及家電下鄉等涉及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直接補貼力度，同時建立補貼與農資價格聯動機制。五是要逐步改進財政支農補貼機制，盡量采用國庫直接支付方式將補貼直接發放給農民個人，變暗補為明補，強調公開透明，確保財政補貼政策能夠真正增加農民的轉移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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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Shaanxi and the Strategy Choices

1GU Danna AN Xifeng 2GE Long

（1Xi’an Branch PBC， Xi’an Shaanxi 710075 2Shangluo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Shangluo Shaanxi 726000）

第7篇：財政支出政策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財政 社會保支出

一、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及特點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2014年年底，在我國十幾億人口中大于60歲的人口已經占據了2.2億，也就是說幾乎占據了近16%，并且2015年這一比例還在上升。評判一個國家是否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主要依據是該國家居民年齡在60歲以上的人數占據了該國家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或者大于65歲的總人數數量占據總人口人數的7%以上時，則說明該國已經成為人口老齡化的國家。根據有關的準確統計，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會不斷加重，預計在2050年左右會達到最大值，如下圖所示。

根據有關數據，在我國的現有老人中，獨居老人要占據一半的人數，并且在60歲以上的老人中需要國家給予更多照顧的，即失去勞動能力與自理能力的老人要占到3千萬人以上，因此國家為了幫助這些老人可以繼續良好的生活必須要加大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支出的支持力度。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

決定一國人口模式情況的因素很多，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歷史采取的人口政策以及人口基數情況與世界其他國家具有一定的差異，因此我國人口老齡化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

一是未富先老，導致社會經濟發展壓力大。20世紀，由于我國的人口數量龐大，人口自然增長率十分高，社會發展壓力不斷加大，因此國家積極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該項政策實施后，我國的人口出生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同時龐大的人口基數也使得我國很快的進入人口老齡化。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不斷實施，新生人口數量減少的速度越來越快，老齡人口數量不斷增多。這不可避免的加快了我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的步伐。

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進入人口老齡化快于經濟發展的步伐。在世界其他發達國家中，經濟發展速度是快于國家進去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從人均GDP方面看，人均GDP高于2萬美元的都是先富后老的行列中。這些國家在人口老齡化到來的時候有足夠的財政能力來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數據顯示，根據國際標準來看，我國在21世紀剛開始就正式進入到人口老齡化階段，而當年的人均GDP僅僅是1041.5美元，在同為人口老齡化國家中不及美國和日本的4%。到了2012年年底，我國人均GDP雖然有了比較快速的發展，增加了6倍，但是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十分大。從這里可以看出，我國人口老齡化并沒有與經濟保持同樣的速度發展，由此帶來的經濟壓力也是十分的大。

二是出現老齡化現象地區間的差異大。由于我國人口地區分布數量差異較大，不可避免的會造成老齡人口數量的地區差異也會較大。 從宏觀地區角度看，東部與中部地區由于本身經濟較為發達，人口數量較多，老齡人口也相對較多，因此人口老齡化的現象也最為明顯。西部正好相反，人口密度不斷減少。雖然留守老人較多但是與東部相比差距較大。隨著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中部和西部近年來依托國家的政策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人口也越來越多，因此人口老齡化也開始向中部與西部進行轉移，但是由于中西部與東部經濟發展總體差距過大，因此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地區差異仍然相當明顯，如下圖所示：

三是自然增長率下降，高齡化現象顯著

計劃生育政策實行后，我國的人口數量增長速度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醫療衛生技術水平的不斷發展，國內人口的平均壽命在不斷提高。因此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 在不斷下降。20世紀后期至21世紀初期，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了近十分之一，即使21世紀初期有輕微的回落，但是總體呈下降態勢。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最主要的影響是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21世紀初期至2012年間，人口出生率從14.03%下降到12.1%。另一方面，醫療衛生以及食品監督力度的不斷提高，人口死亡率總體也不斷變化。

由上分析可得，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總體呈下降的態勢，雖然中間略有上升，但是總體上結合人口出生率可得，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在下降。作為人口大國，人口基數相當大，但是人口出生率低，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人口老齡人口數量就會不斷增多，高齡化現象就會突出。

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負擔影響

人口老齡化將不可避免的加重國家在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針對老人生活方面的支出，從而會進一步加大國家的財政負擔。

（一）行政事業單位人員退休加重財政負擔。隨著老齡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多，行政事業單位中達到退休年齡的工作人員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從而退休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行政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費用及退休工資完全來自于國家財政，并且大部分的行政事業單位工資發放沒有社會化。因此，越來越多的行政事業單位人員退休會帶來很大規模的財政支出。

（二）企業人員養老保險加重財政負擔。在當前我國的企業中，企業職工所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用主要來源于財政支出和企業支付。企業人員中老齡退休人口的增多會加大財政為這些人員購買養老保險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根據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方式，個人繳納的養老保險不計入納稅范疇，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財政收入，增加財政支出。

（三）醫院衛生財政負擔加重。隨著老年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相關的配套的老年人口的醫療設施壓力也會增加。老年人口是我國醫院需要關注的主要對象，根據有關數據顯示，超過60歲的老年人發病的概率是中年人的兩倍之多，是年輕人的四倍之多。根據我國當前的城鎮醫療保險制度，對于老年人進行醫療費用繳納時有相當大的優惠，其差額由國家財政補助，當老年人數的不斷增加，進行醫療費用的補貼也是對應的不斷在增加。

（四）老年福利服務的財政負擔加重。老年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多，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必須要加大對老年人福利方面的財政支出力度，改革開放后，經過多方面的努力，我國的老年社會福利設施有了很大發展。雖然發展的態勢呈十分良好，但是老年人口數量的增長，老年人社會福利需求的增長力度要大于社會福利的供給力度。從另一方面考慮，老齡人口日常生活的方式也在不斷進步，生活水平的要求也是不斷的增加，因此簡單的資金投入并不足以提高老齡人口的是實際生活水平。因此政府對于老齡人口的精力投入還需要增加，因此對于社會福利的財政支出還有更加完善更加全面。從目前來看，國內的社會福利機構的主辦方式以民辦為主，但是財政方面會給予一定的補貼。張時飛（2009）在研究中指出，當前情況下對于社會福利機構的財政補助可以按照床位需求的方式進行具體的財政計算，如果每個福利機構的床位為計算基數，每個床位給予國家補助一萬元，則需要財政支出補助約為250億元。

三、減輕社會保障財政負擔的政策選擇

根據當前我國的經濟情況，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負擔壓力是當前財政所面臨的一大難題。合理科學的減輕社會保障方面財政支出的負擔是一項必不可少的政策研究方向。為了促進社保體系進一步改革與完善，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范圍，逐步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各方面的問題，才能減輕社會保障財政負擔。

（一）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報告內容提出了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并且逐步增強社會公眾救助能力等社會保障方面的目標，同時著重關注社會基本養老，人民醫療衛生情況，以及最低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并且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及時匯報老齡人口的信息，逐步建立完善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老齡人口的福利水平，提高資金利用效率。

（二）盡快擴大社保覆蓋面。根據當前我國的實際社會保障情況來說，短時間內建立并完善一套高效并且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事情。根據當前的社會保障體系來看，享受到社會保障體系的多為城鎮居民，而中國的城鎮居民只占到中國的人口的小部分而已。大多數的農村人并無法享受到社會保障體系帶來的好處。不僅如此，因為只有少數人可以享受到社會保障帶來的好處，因此我國的社會保障覆蓋率一直無法提高上去。

根據這一情況，盡快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積是緩解人口老齡化即將帶來的社會保障財政支出負擔的重要步驟。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過程中，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分層次分步驟地把社會保障體系進行全面的推廣與完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逐漸納入更多的居民進入社保體系。

（三）提高人們參保意識，使社會保障制度落到實處。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導致國內很多人缺乏積極的參保意識，一旦公眾沒有參保意識就會忽略社會保障系統的作用，從而無法積極配合國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工作，更無法對于社會保障方面提出積極的要求。另一方面很多人符合當前建立的老齡人口養老保險體系的標準，卻因為缺乏相應的參保意識從而不去參加老齡人口福利保險等。對此，為了防止以后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保障體系財政支出負擔過重，國家可以有意識的先去積極宣傳社會養老保險的積極作用，從而進一步推進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完善。

（四）加強財政在社會保障制度中作用力度，提高利用效率。不管從哪方面分析，財政支出程度與社會保障能力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單純的提高財政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持力度是不夠的，還必須實施相應的政策來提高財政在其中的作用力度以及提高財政在支持社會保障工作過程中的利用效率。

首先可以完善財政支付結構，根據各個地方的人口老齡化情況進行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進行財政社會保障的專項撥款，從而可以有效的避免出現財政撥款大規模，少利用的現象出現。其次是培訓一批優秀的財政管理專業人員，在地方財稅體系中進行良好的社保保障支出管理人員培訓，從而加強財政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作用力度，有利于高效便捷的使財政支出提高其利用效率。最后，在當地的人口老齡化群眾中進行適當的宣傳與教育，讓當地的老齡人口充分了解社會保障制度的優越性，積極和及時參與社會保障體系中來，從而為我國財政在社會保障支出中的發展過程可以一帆風順，逐步減少人口老齡化為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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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麗宏.城市居家養老生活照料體系研究[J].學術交流， 2007（10）.

[3]周太彤.上海老年人照料體系構建中的政府責任[J].社會 福利，2006（7）.

[4]胡明坤.做好社區老齡工作構建社區和諧社會[J].新疆農 墾經濟，2007（2）.

[5]姜向群，萬紅霞.人口老齡化對老年社會保障及社會服務提出的挑戰[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5，（11）.

第8篇：財政支出政策范文

近年來，我國先后進行了部門預算、會計委派、國庫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購等一系列財政支出領域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現為預算執行得到了強化，支出效率顯著提高。但距離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實現財政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財政支出績效管理的理論和實踐較為滯后，嚴重影響了我國財政支出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因此，大力推進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不斷提高財政支出管理水平已成為當務之急。

一、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現狀

1.積極開展試點工作，為全面推行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積累經驗。早在1949年美國就提出了績效預算改革的設想。1951年美國聯邦預算局據此編制了基于政府職能的聯邦政府預算，第一次明確地使用了“績效預算”概念，為日后開展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打好基礎。1982年，英國政府公布了著名的“財務管理新方案”，開創了績效評估實踐的先河。[1]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起步較晚。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財政在經濟管理中的資源配置和調節作用越來越突出。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財政部提出了“積極探索建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體系”的工作思路。2001年湖北省率先在該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選取了5家單位進行試點，拉開了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試點工作的序幕。次年，又在全省范圍擴大試點，湖南、河北、福建等地也相繼進行了小規模試點，積累了一些經驗。

2.確定了開展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的原則。一是堅持公正、客觀原則。保證項目決策的科學性和績效評價結果的真實性。二是堅持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結合原則。[2]對于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在講求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統一的同時，要更加注重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特別是經濟社會發展和城鄉協調發展的項目。三是堅持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原則。以定量分析為主，結合定性分析科學地進行評價。

3.科學地劃分評價對象。按照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主、客體的不同，將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對象分為財政支出項目績效評價、單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部門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和財政支出綜合績效評價四類。

4.摸索出一套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標準。評價指標是財政支出效益評價的載體，也是財政支出效益評價內容的外在表現。現在已經形成共識的是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主要由財政投資性支出評價指標、財政政府運轉支出評價指標、政府采購支出評價指標、財政社會保障支出評價指標、財政科學事業支出評價指標、財政教育事業支出評價指標、財政衛生事業支出評價指標、財政支農支出評價指標等幾類指標組成。評價標準則是對評價對象進行科學分析、評判的標尺，可分為行業標準、計劃標準、經驗標準和歷史標準，并且每一類指標都有相應的評價標準。

5.逐步形成一系列實用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方法。主要有成本—效益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專家評審法等。[3]

二、現行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存在的誤區

由于項目效益比較容易量化，項目績效評價的可操作性強，各地進行績效評價嘗試時大都先從項目績效評價入手。縱觀各試點地區的做法，可以發現普遍存在著幾點誤區：

1.“重腳輕頭”，注重事后“結果”的評價而輕視事前“源頭”的把關，把項目績效評價的重點放在項目完工后的“問效”上。[4]然而，作為政府管理經濟事務和實施宏觀調控的手段之一，政府部門預算的編制和批復都必須經過一套嚴格的程序，具有“鐵預算”的特點，一經批復，如無特殊情況不得追加、調整或變更。因此，在預算審批階段對所有項目進行的預期績效的評估和比較才是重中之重。

2.割裂了項目預期目標與項目實施結果的聯系。沒有把項目實施的結果與目標進行對比，造成“結果”與“目標”脫節。項目預期績效的評估，包括可行性研究、項目目標的確定等只作為一種“要錢”的手段，而沒有真正融入績效評價體系當中。

3.項目績效評價較為片面。只注重局部，不注重整體；或只看重短期效益，不放眼未來，沒有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導致評價的結果不能真實地反映項目的績效。[5]有些項目就其在局部或者短期的作用和地位而言，也許不顯山露水，但相對于全局，或從長遠來看，對整個地區日后的經濟發展卻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就好比一部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單就其價值進行衡量，不值幾個錢，但一旦沒有它，整個機器都難以正常運轉。

4.會計核算基礎帶來的誤區。由于行政事業單位會計的核算基礎是收付實現制，財政資金的使用不進行核算成本，經濟效益難以評定，導致許多地區把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側重點放在支出的“效率”而非“效益”上，使績效評價名不副實。

三、完善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對策建議

1.從源頭上把好關。根據我國預算編制的規律，特別是預算一經批復即成定局的特點，把項目績效評價的重點前移，移到項目預算申報和審核過程之中，也就是要輕腳而重頭。一是要結合本年度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總體目標和本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劃進行評審；二是借鑒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做法，根據部門的職能和項目的內容，結合項目對社會、經濟的實際影響和項目的可持續性等方面，合理確定項目的預期目標，這些預期目標就是項目安排的參照標準；三是建立跨部門的項目評價體系，不僅要對同一部門的不同項目進行評價，還要對各部門之間的項目進行橫向比較，根據項目的輕、重、緩、急來確定預算優先安排的項目。

2.建立以成果為導向，以追求最大績效為根本目標，以實現既定績效目標為根本要求的績效預算管理模式，加強“結果”與“目標”的有機對比。項目的預期目標，不僅應該作為項目安排的依據，還應當是項目完工后績效評價的主要參照標準。通過將依照各項績效評價指標計算出來的結果與這些標準進行比較來衡量項目的實施效果。作為評價結果的重要依據，撇開項目的預期目標談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3.建立一套科學的綜合評價體系。由于財政支出范圍廣泛，既包括直接的、有形的、現實的支出，也包括間接的、無形的、預期的支出；支出效益既要考慮經濟效益，又要考慮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既要考慮短期效益，又要考慮長遠利益；既要考慮直接效益，又要考慮間接效益。因此，必須改變觀念，樹立大局觀、發展觀，建立一套科學的綜合評價體系，該體系不僅要考慮經濟效益，還要涵蓋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不僅要考慮局部效益還要兼顧整體效益；不僅要能夠評價短期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夠評估長遠效益，做到這幾者的有機結合。

4.引入權責發生制準確核算項目成本，為評價項目經濟效益提供必要的信息。當前西方各國的政府會計或多或少都引入了權責發生制，歐洲大多數政府都采用權責發生制進行某種形式的產出計量，而且不同程度地確認為預算的組成部分。在德國，大部分地方政府已部分引入了權責發生制，實行權責發生制與收付實現制并行的雙軌制，其中巴伐利亞州的慕尼黑市、紐倫堡市等都在積極進行相應的改革，對可以量化成本的公共服務領域，包括居民供水、垃圾的運送和處理等項目使用權責發生制進行核算。我國可以借鑒西方國家的先進做法，采取先易后難的方式，先選取部分項目進行試點，待成熟后再行鋪開。

5.建立健全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進行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財政支出效益因此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還必須包括績效評價信息反饋制度、激勵機制和獎懲制度等內容。一方面通過績效評價信息反饋制度及時了解各項目的實施情況和實施效果；另一方面通過建立激勵機制和獎懲制度，改變現行預算制度只重視資金分配、不重視資金使用的狀況。首先，把對項目預期目標的績效評價結果作為預算編制和批復的重要依據，從源頭上控制沒有績效和低績效的項目；其次，實現財政預算管理上的兩個轉變，即預算撥款由傳統的按預算撥款轉為按績效撥款，從過去對預算的重過程管理轉變為重結果管理；第三，將本年度績效評價的結果作為下年度預算安排的重要依據。

6.積極探索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模式。考慮到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的復雜性且剛剛起步，與此相關的法律法規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迅速徹底地建立科學完整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體系尚不具備條件。因此，我國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應采取循序漸進的實現方式，由易到難、由重點到一般逐步展開，堅持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事前評價與事后評價、定期評價和經常性評價、當前評價與長遠評價、自我評價與外部評價相結合，形成評價工作制度。

參考文獻：

[1]呂小艇，俞元鵡.建立績效預算評價體系的研究[J].預算管理會計月刊，2004，(5).

[2]財政部.中央政府投資項目預算績效評價工作指導意見[].財建[2004]729號文件，2005-01-14.

[3].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第9篇：財政支出政策范文

第一類：非說不可型。這種類型輔助文有兩種：一是輔助文的知識性非常重要的，教師應詳細講解，幫助學生構建完整的知識體系。如“必修（四）”第41頁輔助文“相關鏈接”：“實事求是”一詞的由來和定義。教師在講到怎樣才能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個知識點時，必須先闡明實事求是的定義，因此用輔助文中的對實事求是的闡述，結合課本第41頁的正文內容進行講授或指導閱讀，學生很容易把握住其要點，增強記憶。再如“必修（四）”第88頁輔助文“相關鏈接”：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概念。教師在講授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這個知識點時，讓學生先弄清社會存在、社會意識的含義，很自然又復習物質資料生產方式這個概念，起到溫故而知新的效果。二是理解難度較大的輔助文，甚至是學生難以理解的輔助文。這類輔助文表現比較明顯的是一些“名人名言”，反映在“必修（四）”教材中尤為明顯。如：“必修（四）”第21頁輔助文“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必修（四）”教材第33頁輔助文“名言”：“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較難理解的除“名言”外，在其他輔助文中也存在。如“必修（四）”第15頁輔助文“專家點評”：“二元論在回答物質和精神兩個本原怎樣才能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不得不搬出一個萬能的‘上帝’來幫忙，這就滑向了唯心論”。“必修（四）”教材第8頁輔助文“專家點評”：“黑格兒用‘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中起飛來說明哲學‘反思’的特點一例”。這些內容在教師看來并不難理解，但對于學生特別是一些基礎較薄弱的學生來說，理解起來卻不容易，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中要根據學生特點給予適當的講解和輔導，幫助學生提高學習效率。

第二類：可說型。即教師可以根據實際教學需要，有選擇性地引用輔助文。這類輔助文在必修1-4冊教材中占絕大多數，這也是教材設置輔助文的本意所在，其目的都是為了開拓和加深學生對正文基本理論的理解，增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教師在課堂中應有選擇，正文理解起來較難或對正文的理解幫助較大的輔助文，教師應加以講解或使用。如“必修（四）”第13頁輔助文“相關鏈接”：“18世紀英國哲學家貝克萊‘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觀點”。在這里，為更好地說清貝克萊的這個著名命題，我結合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進行闡述，并將原句“I think therefore I am.”在上課后即展現給學生，課堂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同學們對這樣的命題產生濃厚的興趣，并帶著問題翻閱課本，開展討論，再通過教師的講解，觀點的理解變難為易，而且印象深刻。

第三類：說了再說型。應該說，能被選入教材的輔助文都是經過有關專家嚴格篩選的，都具有代表性和可讀性。但是，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物質是運動、變化和不斷發展的。教師應該善于運用輔助文，在具體教學中及時聯系社會熱點和時事新聞，結合現實生活中生動、翔實、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對正文知識進行講解，提高課堂教學效率，這實際上是對教師拓展運用輔助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必修（二）”第102頁輔助文“專家點評”中關于綜合國力的說明，如果教師單純就這些內容讓學生自學，學生就會覺得非常抽象。在實際教學中，我們不僅可以指出，這里的“國家”指的就是國家，而“各方面的力量”包括：政治力、經濟力、國防力、科技力、文教力、外交力、資源力、民族凝聚力等，而且可以制作綜合國力全球排行榜表格，通過具體數據的比較，結合國內外新聞進行拓展擴充，激發學生的探究興趣，提升學生報效祖國的思想覺悟。

第三類：可不說型。此類型輔助文主要是內容比較簡單明了，適合學生自學，對正文理解起來容易或對正文的理解幫助不大的輔助文。如“必修（一）”第10頁輔助文“相關鏈接”：“拿到現金支票后，要妥善保存，不得折疊；要查驗金額的大小寫是否一致，單位書寫是否正確；在支票有效期內，到銀行支取現金；支票如被銀行退回，盡快向出票單位索換；不得將它作為轉賬支票使用，也不能直接用它購物”等。這些內容理解起來容易，學生課上自學或課后閱讀均可，教師可不用作更多的說明。

以上是我們對輔助文的簡單分類，按照教學目標的三維要求，在教學過程中，我們運用輔助文教學還要注意以下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