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傳導機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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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協調配合
一、影響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不利因素研究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受到國內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存在諸多不利的因素，甚至導致兩大政策出現矛盾沖突：
（一）兩類政策內部不協調
一方面是財政政策內部不協調，在使用增加財政支出的同時，卻忽略了稅收的減少。目前國內企業的稅收負擔相對較重，而且稅收的范圍廣，體現不出政府擴張性的政策意圖。另一方面是貨幣政策內部不協調，在短期之內，難以協調物價的穩定和充分的就業需求，致使貨幣政策目標之間存在矛盾。而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存在矛盾，難免會影響國內經濟的協調平衡增長。另外人民銀行和商業銀行在目標、人事、工具等方面缺乏獨立性，并沒有真正實現自我經營、約束、發展和完善。
（二）政策協調配合缺乏技術含量
一是國債政策與市場業務的不協調。我國國債的品種單一，二級市場效率不高，市場發展之后，從利率調控的角度分析，目前國債市場還不具備市場基準利率產生的條件，不利于儲蓄利率的提高。二是政策性與金融技術性因素的影響，目前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市場份額為追逐目標，采用業務滲透等競爭手段，導致過多的財政資金進入市場競爭領域，從而破壞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另外政策性銀行沒有過多的資金籌集渠道，會使得財政補貼資金難以足額到位，從而影響兩類政策協調配合效力的發揮。
首先是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傳導機制，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并沒有將財政政策的目標分成多個層次，導致傳導機制未能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樣的清晰，以致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不容易被把握和控制。其次是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問題，受到不健全的宏觀調控運行機制的影響，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在觀念轉變方面不及時，不能很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于國際形勢的變化，也不能及時做出反應，致使最佳的調控時機錯失，降低了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為國際市場的經濟發展付出較大的成本。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思路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基本原則
首先是根據經濟格局的變化，對兩者協調配合的變化進行相應的調整，針對國內存在的經濟發展問題、體制轉型問題，對政策目標和政策手段，進行適當調整，以便更好地適應經濟格局的轉變。
其次是在財政政策的協調中，重點關注體制的改革和結構的調整，尤其是在經濟波動問題產生的時候，要對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進行妥善處理，同時借助一定的微觀基礎，解決短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供應量失衡問題，為經濟的長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再次是為了提高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連續性、公平性和透明性，要在一定的規則范圍內，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予以遵守，逐步確立包括企業和居民在內市場主體的經濟體制，以便提高市場主體對經濟變量變化的敏感程度。
最后是鑒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手段的差異性，在協調配合兩類政策的時候，對兩類政策的位置進行確定，以便讓兩類政策能夠承擔不同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責，雖然兩類政策之間的地位沒有固定的形式。還要根據經濟調控的需求，對哪種政策的需求性比較強，就應該采取那種調控政策，譬如在不受年度限制的情況下，可以采用執行時滯短，而效果時滯長的貨幣政策。
（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技術含量
首先是強化國債方面的協調配合，國債的品種少、流動性差，經濟調節的時候，要調整其品種和期限結構。在重大措施出臺之前，結合調控的總目標，對市場調控方向和力度進行控制，對國債發行時間、發行量、期限結構、發行利率、發行對象等進行協調配合。但很多具體問題因為財政和央行職能差異性使然，在期限結構上，央行會通過短期國債的發行滿足公開市場業務需求，而財政部門會重點關注現金的管理，調整財政季節性的收支差額，因此國債的發行，必須與央行資金調度協調好。
其次是強化政策性金融方面的協調配合。通過對政策性金融體系完善，將金融體系和財政貨幣政策融合在一起。一方面需要定位好金融體系，以便對財政投資的方向進行控制，而政府在公共建設等方面的權責要劃分清楚，以便調控基礎設施領域的宏觀財政。另一方面是鼓勵投資主體拓展融資渠道，包括交通、郵政、通信等行業，而每種投資主體中，政府都是其中的一方，鼓勵地方政府進行投資，實行競爭性的管理模式，借鑒相關的經驗做法，使得管理制度專業化。而對于建設性資金的撥付，要采用競爭補貼的方法，以減少財政補貼和財政管理的漏洞。
（三）塑造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首先是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一是改革企業和銀行的經營管理體制，以便企業和銀行在利率變動的時候，能夠快速做出反應，在建立微觀經濟主體市場行為的基礎上，形成市場化的利率；二是改革企業直接或者間接的融資體制，對利率政策的傳導機制進行擴大，企業方面要拓展融資渠道，同時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比重要適當加大；三是以央行的基準利率為基礎，構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場機制，這樣就能夠實現金融機構與市場之間的靈活調節。
其次是財政貨幣政策傳導中金融市場作用的發揮。一方面是發展資本市場，防止資本市場過度投機風氣的擴散，對資本市場運作進行規范，以理性投資作為引導，發揮資本市場中投資需求的調節功能。另一方面是發展貨幣市場，創新金融體系，建立統一性的國債市場，使得貨幣市場體系逐漸完善，同時確保票據市場的健康穩定。
最后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提高國有企業投資利率的彈性力度，發揮利率在投資中的調節作用，以健康的社會投資和消費拉動內需的增長，以此消除內需擴大時的不利因素。讓國企以市場主體的身份，融入市場當中，以獲得足夠的金融資源，但相關的措施采取要有選擇性，符合內需政策擴大的需求。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服務于經濟發展，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受到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影響，存在諸多不利的因素，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內部不協調、政策協調配合缺乏技術含量、政策效應傳導和協調機制的缺失。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降低了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為國際市場的經濟發展付出較大的成本，因此，我們要確定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基本原則，提高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連續性、公平性和透明性，并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技術含量和塑造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構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場機制，使得貨幣市場體系逐漸完善，以便更好地適應經濟格局的轉變。
參考文獻：
[1]王銀枝.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研究[J].經濟經緯，2008年05期：132-134
[2]藺懷國.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現狀、制約因素與對策[J].天津經濟，2012年04期：34-36
第2篇：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
關鍵詞：新常態；貨幣政策；傳導效率
中圖分類號：F82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1-000-01
基層人民銀行處在貨幣政策傳導體系的前沿位置，面臨經濟發展新常態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形勢，如何把握貨幣政策的傳導力度，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在總量平衡、結構調節中的作用，提升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實現地方經濟金融的協調發展是當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課題。
一、制約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因素分析
（一）基層貨幣政策傳導的時滯較長
目前，Υ笮蛻桃狄行的管理實行統一法人制度，準備金由總行統一繳存，并且商業銀行采取集權式的信貸管理體制，貸款審批根據項目額度分層授權，基層行特別是縣級商業銀行授信權限較小，貨幣政策的作用受多個環節的影響而削弱。另外，由于經濟條件或認識因素限制，基層市場主體反應還不靈敏，對宏觀調控政策動向關注不夠，各方主體不能及時根據央行的貨幣政策信號調整投資計劃，使得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被削弱。
（二）基層可運用的貨幣政策調控手段乏力
目前，基層人民銀行運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窗口指導、再貸款、再貼現等，而“窗口指導”一般是方向性的指引，并不是強制性的措施，對金融機構缺乏“威懾力”，至于再貸款和再貼現，也由于基層的需求不足等因素，宏觀調控作用相對較弱，一定程度上使得貨幣政策在基層傳導效能不高。
（三）企業資金需求與信貸資金管理要求不匹配
一是企業資金需求具有季節性和及時性的特點，而商業銀行對貸款手續要求實行審貸委員會層層審批，與企業對資金方便、快捷的需求不相匹配。二是金融本身就是高風險行業，貸款風險客觀上就存在，而金融機構對發放貸款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基層信貸部門開展貸款營銷的積極性。三是基層部分小微企業財務管理還不規范，財務體系不健全，難以符合銀行發放貸款的管理要求。
二、貨幣政策傳導中需關注的問題
（一）完善宏觀調控協調配合機制
目前，金融、財政、發改、稅收、建設等部門職責不同，在宏觀調控中各部門的意志和步調很難統一，基層人民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決策時可能會受到來自其他方面的干擾，或將影響宏觀調控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宏觀調控協調配合機制，既做好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互搭配，還要做好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
（二）準確把握宏觀調控力度
由于地區之間經濟結構、金融結構、市場發育程度、政府行為模式等各不相同，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認知角度、承受能力和執行效果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基層行應正確認識和處理金融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的統一性和差異性的關系，準確分析判斷經濟形勢和各行業景氣的狀況，適時適度，區別對待，把握好調控力度，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三）健全金融宏觀調控的市場基礎
貨幣政策的迅速傳導必須要有反應靈敏的市場主體，這樣才能做到上下貫通，各項宏觀調控目標才能順利實現。因此，應加快完善金融市場體系，不斷推進投融資體制、財稅體制改革，推動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推進企業改革，使其真正成為市場主體，為基層人民銀行傳導貨幣政策營造有利的市場空間，推動提升貨幣政策在基層的傳導效力。
三、提升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思考
（一）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提高貨幣政策實施效應
引導商業銀行適應目前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在加強風險約束的同時建立相應的信貸激勵機制，促使基層行積極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有效的信貸支持和優質的金融服務。此外，地方政府應引導各方加大社會信用環境建設，在對逃債企業黑名單曝光的同時，采取行政和經濟懲罰等強有力措施打擊企業逃債行為，使之付出失信代價，努力營造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增強金融機構增加貸款投放的信心，為基層人民銀行在轄區內有效貫徹執行貨幣政策提供先決條件。
（二）健全貨幣政策協調機制，增強政策執行力度
建立由人民銀行、監管機構、政府職能部門、金融機構和新聞單位組成的金融工作協調督促機構，完善貨幣政策的交流、反饋、檢查、宣傳工作，為政府了解和響應貨幣政策、有關部門貫徹貨幣政策、媒體宣傳貨幣政策提供窗口或平臺，發揮各方主體在促進貨幣政策實施、服務地方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引導全社會投資、消費預期，提高貨幣信貸政策傳導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三）加強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調查，拓寬貨幣政策傳導的信息渠道
不斷完善人民銀行、地方經濟管理部門、監管機構、大型企業之間的溝通交流機制，從各方信息中分析提煉有價值的信息，使基層央行真正具備宏觀經濟管理工作應有的視野，提升貨幣政策傳導的質效。同時，人民銀行要不斷結合經濟新常態下，經濟金融發展的實際，跳出金融看金融，全方位的開展調查研究，及時把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落實情況向上級行和地方黨政反映，以便決策參考。
（四）加強各方之間的溝通銜接，提升貨幣政策操作空間
基層人民銀行、財政、發改、工信、農牧、稅務要加強橫向間的聯系，根據轄區實際做好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之間的銜接，建立銀行與地方財政的風險分擔機制，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引導地方金融機構加大對地方主體產業、項目建設、 新興產業、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幫助企業努力拓寬融資渠道，優化企業資金結構，使項目建設與信貸資金更好地銜接起來，增強信貸政策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綜合效益。
參考文獻：
[1]董琦.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途徑區域化差異分析[J].稅務與經濟，2011（4）：26-32.
第3篇：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
作者簡介:賈 康(1954-),男,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摘 要:本文分析了宏觀間接調控所主要依仗的財政、貨幣兩大政策的異同及協調配合的必要性,提出財政政策側重于調結構和貨幣政策側重于調總量的分工,并具體討論了在國債、財政存款、外匯儲備等“結合部”領域的合理協調,最后強調了優化我國兩大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問題。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8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7-0003-05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于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本文試基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的思考,提出幾點基本認識,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差異性和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的同時,又由于各自在經濟體系中所側重的不同領域和具備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異性特征。
首先,調節的范圍不同。財政收支及其政策體現政府職能的各個方面,其調節范圍不僅限于經濟領域,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貨幣政策主要處理商業性金融系統功能邊界內的事務,其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當然,可以由經濟領域間接傳導到其他領域)。
其次,調節的側重點不同。雖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對總量與結構發生調節作用,但財政政策相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帶有更為強烈的結構特征,因為財政收入按不同項目與不同規定來組織,可以直接調節不同地區、部門、企業及個人的收入水平,財政支出按資金性質與用途來安排,可以直接調節產業結構、部門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財政政策對總量的調節,則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數作用影響社會總資金運動的全局。反之,貨幣政策相對財政政策而言帶有更為鮮明的總量特征,因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切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都要表現為有支付能力的貨幣購買力,中央銀行作為唯一能夠直接管理全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部門,正是運用貨幣政策對之加以調控;同時,商業性金融信貸自身的市場化經營原則要求銀根松緊的變化大體一視同仁地覆蓋其全部資金運動,貸款差別利率等旨在區別對待不同產業、行業、企業、項目等以調節結構的手段,只能在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和發揮作用,并將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日趨有限。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定目標,可歸納為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反周期波動、收入公平分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等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固然都服務于這一系列目標,但由于上述側重點的不同,各自對于不同目標的作用,便有所區別。比如,在產業結構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穩定物價方面,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則排在首位。
第三,調節的手段不同。財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稅收、預算支出、公債、財政補貼、貼息等,貨幣政策所憑借的手段,則主要有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以及貸款安排等。
第四,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功能空間不同。例如,人們可以把貨幣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經濟之車上面的繩子,認為當經濟向上步入通貨膨脹時,它可以拉住其別走太遠,但當經濟處于通貨緊縮而無力向上爬坡時,它卻無法推動。這種比喻形象地描繪了不同經濟運行狀況下,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差異。一般而言,貨幣政策長于應對通貨膨脹階段的問題,而財政政策在應對內需不足、解決通貨緊縮階段的問題時更具優勢。我國1998―2002年間政策實踐中的調控效應,與凱恩斯理論中關于蕭條階段財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第五,兩大政策所調控的資金所遵循的經濟運行機理不同。貨幣政策調控下的商業性金融資金是按照追求微觀直接效益(利潤)目標的市場原則展開競爭的,只愿意“錦上添花”,即按照商業化原則投向盡可能高收益、低風險的領域和狀態良好的企業,這對于商業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無可厚非的。與此不同,財政政策下的資金運作在承認市場一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并且應該超越微觀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長遠、綜合、宏觀、社會的效益,財政政策可以和必須在關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優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最后,政策的時差與調節的時滯不同。政策時差,是指決策機關從認識到需要改變政策,到實際上實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在財政政策的制定與修訂必須經過立法機關審議、批準這樣一整套程序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時差較長;而貨幣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備較強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人數不多的高級決策層所制定,其時差較短。調節時滯,是指政策從其調節動作的發生到調節效果的顯現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運用某些強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時滯較短;而貨幣政策則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間接手段作用于調節對象,其時滯長于財政政策。
正是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聯系,同時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點和側重點,因此,在宏觀調控中,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取長補短。
二、現階段我國財政、貨幣政策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WTO以后,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增加,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沖
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復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下,對更為復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 2003年以后,經濟運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 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當前財政、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必須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結構優化的責任,在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決策水平,積極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調節結構方面的工作。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
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使其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盡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四、關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的結合部,加強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一)國債領域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國債具有一定的余額和足夠數量的中短期債券。但目前我國國債發行中短期國債發行存量不足,這為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帶來了一定制約,因此, 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也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比較而言,通過國債回購回收流動性的操作手法應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債還舊債”的現象,可用于沖銷流動性的空間逐步縮小,從長期來看,通過央行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沖銷政策“獨木難支”,有必要加強國債品種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 500億元左右的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國債這一結合部上,也還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左的現象,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需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原則上說,對于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濟蕭條時,可以通過增加國債發行、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擴張,而在經濟過熱時,則需要減少國債的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緊縮經濟。但是,我國現階段在趨于過熱的情況下,央行要回收流動性卻需要更多的國債作為載體,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不同,其松緊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同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較少,因此,我國現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緊,來形成最佳配合來緩解國債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協調,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國債“余額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發行短期國債的辦法。
(二)財政存款領域
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國財政存款的數額由于季節性因素出現明顯波動特點,會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在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出現了逐年攀升態勢,同時,財政存款規模變化的明顯特征是前11個月存款余額基本上是增加趨勢,而在每年的12月份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
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現階段我國財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階段性特點有關。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財政收支規范性、增強財政收支透明度實施全程監督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方針繼續深化過程中,不斷減少在途資金和單位滯存資金,使國庫庫底資金和財政存款規模走高。在“國庫現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階段內,這一矛盾會較為突出。隨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預算制度以及國債發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財政存款的較大波動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國庫現金管理的發展,也會使國庫存款數量平均規模降低。但是,財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這意味著財政存款規模隨著季節性因素而變化的特點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存在,因此,有必要積極探索相應的緩沖機制,合理明確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在國庫資金收支管理中的有關職責,發展財政、央行的動態協調機制,逐步提高國庫現金管理業務水平,在加強與稅收部門、非稅收入部門、主要政府支出部門、整個銀行系統的合作與預測信息交流的基礎上,提高國庫現金流的預測水平,使得國庫在滿足財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拿出超庫底資金部分進行安全投資,并提前消化財政存款余額大幅波動對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壓力。
(三)外匯儲備領域
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2007年, 15 500億元特別國債的用途是購買部分外匯,并通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投資運作。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匯存量儲備資產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我國推行的“藏匯于國”或者說是藏匯于央行的結售匯制的一種突破,可配合外匯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明顯降低了超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干擾程度和運行壓力,有利于在總體上降低宏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降低外匯儲備的方式是受制約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這種協調配合的操作空間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僅僅通過這一種方式持續地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持續,因此,目前需要繼續對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的緩沖機制進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匯結售匯體制,探討藏匯于國家結合藏匯于企業、藏匯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研究解決債權性外匯儲備與債務性外匯儲備分類管理等問題的對策措施,以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配合及其宏觀調控的水平。
五、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邏輯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的,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
第4篇：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
摘要：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第5篇：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
一、國庫理論與實踐的發展
從理論上講，國庫是一種政府職能，是政府利用計劃行政手段調節和分配資源產生的一種特殊的財政制度安排，在經濟和社會中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為：其一，在政府運用政府強制職能通過稅收、行政手段，取得財政收入，并通過補貼、分配和轉移支付等支出手段支配財政支出，完成這一行政配置資源的流程，客觀上需要一個收支平衡關系，這也就形成了國庫的原始理論依據。其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施宏觀調控，政府主要有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種基本工具，而財政政策一直是最為直接、最具有剛性，見效最快的手段。在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必須存在一個傳導機制，而國庫天然處在這個位置，恰恰能夠承擔起有效傳遞財政策、體現政府意圖的任務，這是國庫能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的充分依據。其三，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追求一種社會公正，也就是說構建和諧的社會體系，其因素可涉及公民意識的提升，社會環境的進步等各種因素，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行政權力配置社會資源的權力運作，這實質上就是財政分配資源的運作過程。在現行的行政框架下，為了盡可能實現社會公平，就必須實行財政收支與財政監督兩種職能分離，因而就產生了既隸屬于財政體內而又保持相對獨立地位的國庫監督職能。其四，市場經濟條件下，包括財政資金在內的任何資源都要體現最佳的配置狀態，追求資源的最大效益。因此，國庫在履行財政資金的保管職能的基礎上，為政府承擔起經營理財的職能，簡單地說，就是通過市場，將財政閑置資金進行合理投資，為財政資金獲取最大收益。
從實踐上來看，長期以來，我國沒有把國庫當作一種政府資源或政策手段，而且由于體制的因素，使國庫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直接后果就是國庫職能弱化，創新能力弱，自建國以來，國庫就一直扮演著財政出納的角色，盡管隨著《國家金庫條例》的頒布實施，從法律上對國家金庫的地位和職能有了初級的、比較模糊的定位。但是二十年實踐，國庫仍然是一個“出納”的身份，國庫監督管理一直弱化，財政政策傳遞機制作用和理財功能更無從談起，低層次上的國庫“服務”職能就成為國庫工作的主綱。隨著經濟的發展，各級財政收入都有了大幅提升，國庫的業務量也逐年成倍遞增，國庫的地位也隨之有了微小的提升，理論界對國庫體制也出現了一些爭論，這本是一個好的現象，但大多都帶有部門的色彩。
從人民銀行來講，認識和實踐也存在一些誤區。本來，由于國庫職能的相對獨立屬性，國庫安家在人民銀行從全局的角度上看，是一種最合理、最經濟的選擇。其一，無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其根本目標是一致的，國庫設在人民銀行，極有利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互相配合、互相作用，共同完成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其二，人民銀行在技術上、網絡上擁有極為豐富的信息資源和技術環境，從便利、節約、合理配置資源的角度看最為適宜。其三，人民銀行是國務院的行政機關，實行垂直領導管理體制和中央預算管理體制，與各級地方無較大的自身利益關聯，能夠較為公正的履行財政職能。但在實際操作中，也多次出現一些問題，在經濟體制改革初期（包括建國以來），我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一直是相互滲透，相互融通的關系，國庫實際上成了財政向人民銀行透支的便利工具，導致出現了大量的信貸資金財政化和財政資金信貸化的問題，實際上也就削弱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地位確立后，國家對財政透支做了禁止性規定，開始實行以市場手段為主，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政策手段調節經濟運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開始在政策取向等層面上進行配合，但更多的只是依靠自身的工具手段來操作運行。國庫的政策傳導功能被擱置起來，人民銀行國庫大都重視業務活動，強調服務職能，而財政部門更是漠不關心，在出臺許多法律、法規和政策條文時，只是附帶的提上一筆，可操作性極差。
2003年，人民銀行職能轉換后，特別是基層央行，面對三大職能和新賦予的反洗錢、征信管理兩項職能，感到極不適應，似乎央行第三職能“金融服務職能”成了主體，將國庫職能與財政收入分配職能孤立地分割開來，導致出現一些錯誤的傾向和做法，不利于國庫職能的有效發揮。
二、國庫制度的體制背景和運行缺陷
綜上所述，現行的國庫運行模式、管理體制、監督方式、國庫資金風險防范與設立國庫的政策意圖差距甚遠，與不斷發展的經濟和社會對國庫職能提出的新要求不相對稱。
1、在現行的國庫體制背景下，無法實現新形勢下的運行目標
國庫在社會經濟中所處的極為特殊的優勢地位，經濟發展對國庫職能提出的新要求，國庫都應該能夠在經濟活動中發揮更大的積極的作用，起到連結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信息交流的平臺作用；積極傳導財政政策，維平財政政策波動帶來的區域性差異的作用；監督和調節財政資金公平分配，促進公平和效率兼顧發展作用；充分利用國庫資金加大對經濟支持和結構的調整，并為政府理財增值的作用；對宏觀經濟運行情況進行監測預警的作用；但從目前的運行狀況來看，這些運行目標很難實現，其中有著極深的體制背景和制度原因。首先，國庫的運行目標不明確、不準確。從目前理論論述中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庫的運行目標還沒有完整的定位，國家設立國家金庫制度的意圖不明確。其次，職能界定不準確、不完善。長期沿革下來的計劃經濟下的國庫職能沒有能夠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而改革，并以某種形式完全確立下來。在實踐中，國庫無法發揮其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錯位”、“越位”、“缺位”現象無法避免。同時由于職能的缺位，各級國庫對政府部門的一些扭曲行為無法進行有效的矯正，調節收入分配、促進公平社會建設就成了野巷空談，甚至在出現地方政府不顧全國大局、經濟全局進行重復建設、浪費建設等問題時，也無能為力。
2、現行的國庫管理體制的缺陷對國庫資金風險防范形成了巨大的障礙
作為一級國庫承擔著維護國庫資金安全，防范資金風險的重責，但目前的狀況確實令人擔憂。近幾年來，人民銀行將國庫資金風險防范工作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基本上是狹義地對票據、手續、內控等方面進行風險防范，而事實上，國庫資金的風險是有源頭的，其更多更大地風險是由財政部門通過各種五花八門的名目，向國庫漫延遞伸的，這種有規不依、，巧立名目的無形障礙對于國庫部門來講，現階段還無法克服，從而形成大量國庫資金流失，造成巨大的浪費。從國家審計署公布的審計報告和各地發生的一些腐敗現象就可以得出結論。究其根源，在于國庫資金的支配權在各級財政，而權力的制定和規則都是由同級政府部門制定的，政府掌握著規則制定的行政權力，作為國家宏觀利益代表的國庫部門是軟機制，完全處于被動的狀態。而且，這種狀態的長期存在，又極可能誘發在財政資金分配上產生道德風險問題，也有可能向國庫部門進行傳遞，從根本上瓦解國庫資金風險防范體系。
3、國庫立法滯后
國庫既然作為政府的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體現政府的特點意圖，在一定程度上講，就是國家規定各級政府要尊重國庫的相對獨立性，不能隨意的干預國庫活動，在各種利益驅動下，這本身就是一種矛盾，解決矛盾的辦法，只有一種選擇，就是通過立法形成一種合理形式的運行機制，來對矛盾雙方的權力進行有效限制，明確雙方的權責利。而目前來講，除許多條款已經過時的《國家金庫條例》和《實施細則》外，尚沒有更新、更全、更有權威的法律規定，國庫工作的法律缺位直接制約著國庫各項職能的充分發揮。
4、國庫自身體系的不完整性，弱化了國庫職能的發揮
隨著財政、稅收、金融體制改革不斷向深層次推進，財、稅、庫之間的聯動性越來越強，依存率越變越高，但很顯然，目前的國庫體系還不完整，不能為財稅金融改革提供完整的服務，盡管人民銀行不斷努力，相繼推出國庫統計分析、國庫會計核算、國債管理系統、國庫大額支付系統等業務信息系統，為財稅金融資金劃撥清算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但僅停留在資金清算服務的層面上，僅形成了以初級服務為主的國庫業務運行體系，國庫更高級別、更重要的職能還沒有提到應有的高度。從管理模式來看，現行國庫與所承擔的職能定位不匹配，沒有從“國家金庫”的高度正確對待國庫；國庫實行名義上的垂直領導，層層作為人民銀行內設一個職能部門，到基層經收處，又由各商業銀行，管理體制的扭曲性非常突出。從財稅庫的關聯度分析，目前還沒有一整套完整的、成規的財稅庫協調機制，業務運營也還處于分散狀態，沒有實現聯機運行、信息共享，這些因體制缺陷造成的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國庫職能的有效發揮。
三、我國國庫體系的基本框架的制度設計
國庫體系的現實狀況和經濟發展對國庫新的要求決定，重新構建我國國庫體系，確立國庫的基本職能和基本框架，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展提供良好的國庫服務已成為當務之急。
1、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國庫職能進行重新定位，構建多層次、功能完善的國庫服務體系。國庫體系改革的方向是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國庫職能重新定位和改革創新，明確國庫的各種職能分工，強化國庫對經濟的調控、調節作用。具體而言，國庫定位于國家行政監督管理部門更為適合，即作為財政政策傳導部門，運用國庫的特有方式，建立宏觀調控的政策平臺，重點對財政資金、財政行為提供監管服務。關于國庫服務的職能，也應從認識上進行調整，應分作三種遞進層次，第一層次是傳統的基礎服務，即人民銀行目前國庫業務向財稅部門提供的資金清算和會計核算服務。第二層次是站在國家和政府的角度，為社會公眾、廣大納稅人提供的一種服務，即國庫代表國家和政府通過對財政行為的有效監督，確保社會資源和納稅人的貢獻能夠最大程度進行公平分配，向社會提供公平的的社會環境，也就是習慣上講的國庫監督管理和理財經營職能。第三種層次，是國庫利用現代化信息系統和信息資源優勢，配合一定的國庫手段對經濟運行作出宏觀警示和適度調節，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2、改革現行的國庫管理體制。現行的國庫管理體制改革應該有以下幾種選擇，第一種模式是組建一個全新的獨立的國家金庫，并進行相應的內部制度設計。第二種模式是對現作為人民銀行內設部門的國庫進行升級改造，可以比照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模式進行設計。第三種模式，是將國庫的基礎服務職能和行政監督管理職能進行分離，將基礎服務職能并入人民銀行金融服務體系，同時成立國家國庫總局，專門履行國庫的監督職能。第四種模式是維持現有的管理體制，同時賦予人民銀行管理財政行為的職權。無論選擇哪種模式，都能夠起到對國庫體制改革的創建作用，因為關鍵所在，并不是哪種模式的優劣，而是要真正賦予國庫相應的職責，增強國庫運作能力，保證國庫能夠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比較而言，從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分析，選擇第二種模式比較符合成本管理原則，也適合國情。
3、國庫職能的有效管理和調控問題
第6篇：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國債
國債市場具有籌資功能和調節功能，前者與財政政策有關，后者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基礎條件，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點。國債市場功能的發揮依賴于國債市場的基本格局：即期限結構與持有者結構。我國國債市場無論是從期限結構還是從持有者結構看都偏重于籌資功能，而調節功能不足，影響了貨幣政策操作的效果，探討貨幣政策進入穩健期國債功能的發揮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一、國債發行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的關系
（一）二者的概念
1．國債
國債又稱國家公債，是國家以其信用為基礎，按照債的一般原則，通過向社會籌集資金所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國債是由國家發行的債券，是中央政府為籌集財政資金而發行的一種政府債券，是中央政府向投資者出具的、承諾在一定時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償還本金的債權債務憑證，由于國債的發行主體是國家，所以它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認為是最安全的投資工具。
2．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用的各種調節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方針和措施的總稱
（二）二者的共同作用
與實施穩健貨幣政策對于促進經濟增長、治理通貨緊縮都有良好的作用，增發國債比穩健的貨幣政策更直接、更快速，但作用面有限，持續效果短。國債發行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相輔相成且相互交叉與滲透并相互影響。（1） 國債籌集資金的來源大部分是商業銀行、信用社的存款，國債發行量增加，將導致商業銀行（社）的存款下降。從這個角度講，國債發行量迅速增大的同時，貨幣政策所能影響的資金減少。（2）國債利率往往比同期的銀行存款利率要高1一2個百分點，因而近幾年出現國債熱銷的局面，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銀行降低利率的政策效果。（3）國債建設項目往往需要銀行提供配套資金，銀行資金能否及時到位是國債建設項目能否按期進行的重要保證。對銀行而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資金投放的渠道，因為大部分國債建設項目可行性好，還款能力強，銀行對其貸款可以使自身資產質量得到優化。這對貨幣政策的實施是有利的。（4）國債的大量發行，促進了銀行間債券市場的迅速發展，而銀行間債券市場的迅速發展，又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三）二者各自的局限性
1．國債發行
在看到國債在經濟運行中所具備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還應該看到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如“擠出效應”，低資金利用率，特別是目前存在的“赤字債務化、債務消費化”的傾向。同時，國債發行規模還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從國債負擔率、居民應債力指標衡量，我國近幾年國債發行短期內不會帶來國債運行風險，而從國債依存度、國債償債率指標衡量，均超過國際公認警戒線，處于危險運行狀態，易引發財政危機。這表明如果我國的國債發行量再大量增加，應需要經過慎重考慮。
2．穩健的貨幣政策
（1）貨幣政策客觀具有的局限性。
貨幣政策客觀具有的局限性是從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操作到中間以致最終目標的貨幣政策傳導過程存在時滯，其中商業銀行、企業、居民等不受中央銀行所能控制的中間變量都能夠引起貨幣流通速度及貨幣乘數變化，因而對貨幣政策作用產生影響。同時貨幣政策作用機制特點決定無論是治理通貨膨脹，還是對付通貨緊縮，都不能立竿見影。象中央銀行7次降息、兩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包括與備付金合并賬戶）、在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大量投放基礎貨幣等措施很有力，但收效并不理想。，
（2）商業銀行運行機制不完善，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商業銀行內部時常出現受阻現象。
目前作為銀行體系主體的尚未改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有商業銀行缺乏有效的制約和監督機制造成國有資本的使用效益削弱；銀行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結合度差造成風險的判斷和處置能力差；信貸的放權與分權等諸多因素造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通暢。
（3）資本市場的缺陷阻礙了中央銀行利率政策影響力經由資產組合渠道的傳導。
股市的財富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貨幣政策的效力。但是我國股市發育的非均衡性導致市場無論是在結構還是在功能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現行股票發行制度導致一級市場只賺不賠，居高不下的收益率替代了市場利率，變相地充當了資產組合中的無風險利率，阻礙了中央銀行利率政策影響力經由資產組合渠道的傳導；
二、穩健貨幣政策下的國債功能
國債市場的重要功能是籌資功能與調節功能，一個健全的、高效率的國債市場必然是能夠充分發揮這兩大功能的市場。國債的籌資功能的主要作用是彌補財政赤字，為財政支出尋求中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要求國債市場具有中長期性和穩定性；調節功能的主要作用是調節財政國庫收支不平衡，為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交易工具，要求市場具有高度的流動性。
（一）籌資功能
國債是一個特殊的財政范疇。它首先是一種非經常性財政收入。為國家財政籌集資金彌補財政赤字是國債市場的一個重要功能，也是國債市場產生的根本性原因。一般來說國家財政彌補赤字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增稅。二是增發貨幣。三是發行國債。發行國債與前兩種方式相比具有的優勢：一是國債具有償還性，國債購買者用于購買國債的這部分支付基本上是屬于購買者的一部分閑置或沉淀的資金，只是一段時間內的讓渡并不影響總支付能力。二是國債的發行沒有強制性，購買者購買多長期限、多少數量均根據自己的資金狀況自主決定。所以許多國家都把發行國債作為彌補赤字的重要手段。在現代社會，財政赤字并非意味著僅僅是國家財政消費性開支增長，政府通過擴大赤字擴大財政生產性投資，改善社會投資結構和投資環境，在經濟衰退時期，可以有效地刺激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成為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方式之一，而國債市場則可以保證財政政策的實施。
從80年代開始我國每年都發行數量不等的國債，為財政籌資彌補赤字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為央行提供適宜的公開市場操作工具方面卻一直不盡如人意。1998、1999兩年，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我國國債發行規模大幅度增加，但期限都在3年以上，未能緩解央行缺乏公開市場操作工具的困境，這不僅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效果，而且也使國債市場的一部分功能閑置我國從1981年開始恢復國債發行，1988年開始國債的流通轉讓業務，國債年發行量從1981年的48.66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4015億元，增長了約80多倍，19年來國債發行量總計達到了17160.23億元，國債市場在我國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二）國債協調功能
國債的調節功能是隨著國債市場與經濟社會環境的發展演變而發展和完善起來的，并且其重要性日漸增強。國債的調節功能表現在兩個方面：
1.調節預算年度內財政收支不平衡。這種調節是因財政收支的特點決定的。財政收入主要由稅收構成，稅收收入在時間上、數量上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是財政支出的時間與數量常常與財政收入獲得的時間與數量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可以通過發行短期國債來調節，財政根據收支狀況確定短期國債發行時間、期限、數量，滿足預算年度內的財政支出需要。但目前我國國債市場的特征主要是以中長期國債市場為主，短期國債品種嚴重缺乏，個人成為國債的主要持有者，金融機構國債持有量偏低，市場總體流動性較低。短期國債償還期短，流動性強，許多國家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時的交易工具也主要鎖定在短期國債上。短期國債市場主要發揮調節功能，與貨幣政策相關，而中長期國債市場則主要發揮籌資功能，與財政政策相關。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同是許多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為此短期國債市場與中長期國債市場的發展就必須協調并重，否則，不是影響財政政策的實施就是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
2.通過央行公開市場操作，調節貨幣流通。在央行的諸多貨幣政策工具中，公開市場操作與其他工具相比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零風險、交易價格穩定的國債也就成為許多國家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首選工具。這種派生的國債功能將會隨著央行對貨幣流通調節方式的改變和調節力度的加強，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債作為金融市場工具，對投資者來說，如果個人持有者所持國債比例較大，則國債市場主要發揮籌資的功能，且國債流動性較小，二級市場交易不活躍。若機構投資者所占比例較大，則國債市場的調節功能就能發揮得更好，國債的流動性就強，二級市場的交易就活躍。
目前的國債市場還不能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必要的基礎條件。中央銀行不得不選用政策性金融債券和中央銀行融資券做為交易工具，以彌補國債工具的不足。但是政策性金融債券和中央銀行融資券的期限都在3-5年間，仍然沒有改變債券市場上短期債券缺乏的狀況，現券交易很難進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頻率和輻射面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應豐富國債品種，增加短期國債發行量，增強市場流動性因此應當盡快增加我國短期國債的發行規模，同時應根據財政短期資金需要與貨幣政策操作需要確定合適的發行期限、發行時間，并形成滾動發行，盡早形成一個有利于公開市場操作的國債市場環境。
（三）國債利率定價功能
1．國債收益率
國債收益率是指投資于國債債券這一有價證券所得收益占投資總金額每一年的比率。按一年計算的比率是年收益率。在許多發達國家如美、加、日等國家都是以國債收益率作為基準利率。但我國的國債市場分作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債券市場，兩個市場不是統一的，處于分割的狀態。因此我國的國債收益率曲線在這種客觀背景下很難做出。國債利率最適合充當基準利率。
2．國債利率
國債市場是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最佳結合點，進入流通市場的國債成為跨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金融產品，與各類金融產品具有較強的關聯性。國債的發行與交易有助于形成市場基準利率。作為”金邊債券“的國債在所有金融產品中信譽最高、風險最低，這一特性使得國債利率處于整個利率體系的核心環節。我國目前國債利率最適合充當基準利率。基準利率具有市場化、基礎性、傳遞性特征。
3．貨幣市場利率
貨幣市場利率是利率市場化的關鍵環節。包括同業拆借利率、商業票據利率、國債回購利率、國債現貨利率、外匯比價等。首先從利率形成的機制看，貨幣市場利率對社會資金供求關系有著靈敏性和高效性，是反映市場資金狀況、衡量金融產品收益率的重要指標。其次從國外一些國家利率市場化發展來看，都是從貨幣市場入手，通過增加短期金融工具品種和擴大貨幣市場規模來完善貨幣市場，使非貸款類短期金融資產利率自由化，產生一個可靠的貨幣利率信號，形成對銀行存貸款利率的促動，最終形成市場化的利率體系。最后央行也以貨幣市場利率水平為依據，監控市場利率水平，預測市場利率走勢，制定基礎利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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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鄧曉蘭,黃玉,黃顯林. 論國債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J]. 當代經濟科學, 2010,(03)
第7篇：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
關鍵詞： 宏觀調控，政府制度，政策效應
當前，我國雖然由于部分行業投資擴張較猛，但我們的勞動力不緊張，失業率還在增長；資金不緊張。銀行存差很大；生產能力不緊張，大部分特別是制造業、 工業 消費品能力寬松甚至過剩，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大約為9%-10%。現在實際增長率僅及潛在增長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過碰到的瓶頸制約應當引起重視，因為它 影響 發展 的全局。本文依據 現代 宏觀經濟學理論，淺談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實施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應
從宏觀開放經濟的角度來看，在“蒙代爾不可能三角”中，中國政府選擇了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或加速放松資本管制)的某種結合。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出現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或兩者之和為順差)，本幣匯率將會升值并導致經常項目逆差減少和國際收支平衡的恢復。
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消除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導致的本幣升值壓力，中央銀行必須買入外幣賣出本幣。流通中本幣數量的增加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壓力的增加。如果經濟處于通貨收縮時期，中央銀行可以不必對增加的貨幣供應進行對沖。但是，對于一個存在結構性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來說，當經濟處于通貨膨脹(或出現通貨膨脹危險)時期，中央銀行維持匯率穩定的目標與中央銀行克服通貨膨脹的目標往往發生矛盾。
為了防止(或抑制)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必須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如果要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中央銀行就必須對因干預外匯市場而釋放出的貨幣增量進行對沖。但是，任何國家中央銀行的對沖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實上，早在中國經濟走出通貨收縮之前，為了控制貨幣供應的增長速度，人民銀行就一直在從事對沖操作。經過多年的對沖操作之后，人民銀行已面臨“無(國債)券可用”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推出了“央行票據”這一 金融 工具。但由于商業銀行對央行票據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這種 方法 也無法無限使用。當然，基礎貨幣數量的變化、銀行信貸的變化和廣義貨幣數量的關系是復雜的。基礎貨幣的增加并不一定導致貨幣供應量的相應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額準備金，商業銀行隨時都可以相應增加信貸發放，從而導致通貨膨脹形勢惡化。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
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 企業 )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可從兩方面來 分析 ，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
當前的中國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脫胎而出的，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不是以市場交易為基礎的，整個 社會 被組織成為一個全國范圍的單一企業。在那里，信用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微不足道的輔手段，以避免資源配置的自發性為理由，企業之間的商業信用是被嚴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
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 自然 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
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 影響 ，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 自然 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 經濟 的更不穩定。
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 政治 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
二、宏觀調控政策對市場經濟的影響
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
在 現代 西方宏觀經濟 理論 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 發展 ，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 分析 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
在大多數發展 中國 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
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
目前 ，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 問題 ，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三、把握宏觀調控政策應弄清楚的幾個問題
基于以上的分析，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做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
第8篇：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
一、國際經濟協作下的中國經濟現況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財政收入絕對數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而且增長的速度不算慢，但從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對數來看，則是 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開始加快。因此，根據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劃分，中國財政運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年～1995年，這一階段的特征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階段是1996年至今，特別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約1.89個百分點；2012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為22%左右①。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是積極的，具備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和有利條件。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加快推進，國內需求潛力巨大；各項改革不斷深化，體制機制活力迸發；財政金融運行穩健，調控回旋余地較大。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仍很突出：一是經濟增長存在下行壓力。受外需明顯減弱影響，出口面臨的困難加大。刺激消費的政策效應逐步減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消費增速穩中趨緩，新的經濟增長點需加速形成。二是經濟結構調整任務艱巨。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在“八連增”的基礎上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難度較大。“兩高”行業擴張依然偏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淘汰落后產能、促進科技創新仍面臨制約。能源資源和環境約束問題日趨尖銳，節能減排形勢更趨嚴峻。三是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仍然較多。2012年需求拉動和2011年價格翹尾的影響雖會有所減弱，但勞動用工、節能環保等成本上升趨勢短期內不會改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和國內部分農產品供給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部分資源性產品價格關系亟待理順，加上全球貨幣流動性仍比較寬松，物價上漲的壓力較大。此外，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就業總量壓力與結構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復雜，經濟金融領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潛在風險。
總的來看，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但面臨的形勢將更為復雜嚴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需要繼續發揮財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時，“十二五”規劃中有些重大項目需要開工，已經開工的項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支持重點領域改革等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投入。近幾年我國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過程中，始終注重通過加強財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財政風險，目前我國的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還處在安全的區間。綜合分析，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國際經濟協作下的中國財稅政策的具體實施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從本質上說，積極財政政策就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基礎主要歸因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凱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調節的政策主張。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減稅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國際經濟協作的時代背景下，我國近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也就是說，要繼續運用稅收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國家財政對低收入群體的各種補貼和轉移性支出，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提高城鄉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通過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促進農民增收。與此同時，進一步完善促進消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引導消費。
第二，著力優化投資結構，加強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十二五期間中央基本建設投資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設，增加以水利為主要內容的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促進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增加節能減排和生態環保投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與此同時，要積極引導社會資金的投入，安排好這些公共投資，既擴大內需，也為進一步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第三，綜合改革和優化稅制，實行結構性減稅。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完善增值稅制度，調整小規模納稅人的劃分標準，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促進企業擴大投資、加快技術改造。順利推進成品油稅費改革，公平稅費負擔，推動節能減排，促進科學發展。對住房轉讓環節暫定減免一年營業稅。進一步提高紡織、服裝、石化、電子信息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多次調整部分商品進出口關稅。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
第四，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國在編制國家預算的時候，始終注意加大對民生財政的支出。壓縮一般性的支出，重點加大對三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支出，增加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環境保護以及科技創新，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國家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第五，大力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國家需進一步加大對科技的投入，推進自主創新，促進企業技術改造，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繼續大力支持節能減排，加快建立生態環境的補償機制，推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工作。進一步落實各項財政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推動地區區域發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靈活運用各種稅收政策，增加財政收入，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1. 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2005年，財政部等5部門聯合發出通知，下調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其中涉及很多“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此次出口退稅率的調整，有利于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貿易順差。這次調整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費品的出口退稅，另一方面提高了裝備工業、高科技產品的退稅，由此有望改變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產品過多依靠價格優勢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貿易順差過大的局面。
2. 降低企業稅負，增強企業活力，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擴大進口是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充分利用國際資源、促進貿易平衡的重要舉措。調整部分商品進口關稅，為進口企業提供多元化融資支持，清理進口環節不合理的限制措施。進一步優化進口國別和地區結構，積極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進口，適度擴大消費品進口②。我國政府應立足于促進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口商品結構這一目標，對所得稅和關稅領域的某些稅收政策進行調整，如取消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全面稅收優惠政策，實現“兩稅合一”；根據外商投資企業對民族經濟的拉動作用靈活調整所得稅稅率；按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適當調整進口關稅的行業結構等等。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前11個月，中歐雙邊貿易總值為3，929.4億美元，增長22%。2010年中國國際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9，727.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4.7％，對外貿易總體向基本平衡的方向發展③。
三、國際經濟協作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
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特別是在國際經濟協調的大背景下，隨著商品與資本流動的自由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不僅取決于本國的經濟周期和宏觀經濟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來自外部的沖擊。因此，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維護國內經濟的穩健運行，還應當促進更有效的國際經濟協作機制的建立，應對來自于外部的沖擊。
（一）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變可劃分為七個階段：
1. 從1979年至1992年
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
2. 從1993年至1997年
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
3. 從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為應對當時的嚴峻經濟形勢，中國開始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國面臨通縮壓力，那時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是增加貨幣供應量。2003年以來，面對經濟中出現的貸款、投資、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等新變化，穩健的貨幣政策內涵開始發生變化，適當緊縮銀根，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2005年，鑒于國內社會投資明顯加快，經濟活力充沛，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7年后正式退場，轉為穩健的財政政策。
4. 從2005年至2007年
從抑制潛在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保證經濟穩定的目標出發，中國在2005 年實行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雙穩健”政策延續至2007年，當年第三、四季度，通貨膨脹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個月通脹率分別達到6.5%、6.9%、6.5%，全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1.9%。由此，中國政府對通貨膨脹的擔心超過經濟下滑的擔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準備金率成為央行抵御通脹的必需手段，面對當時國家經濟中存在的過熱風險和不斷增加的通脹壓力，200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適時提出，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向明顯的通貨膨脹”作為2008年國家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貨幣政策由“穩健”轉向“從緊”。
5. 從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開始實行穩健財政政策和從緊貨幣政策，年中，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位置。
6. 從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來，美國金融危機迅速惡化與擴散，已對世界實體經濟造成實質性影響。國內外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通貨膨脹的壓力迅速緩解，預計第二年經濟面臨的風險主要是經濟下行風險。基于經濟形勢的變化，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宏觀調控的基調確定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經濟政策相應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
7. 從2011年至今
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繼續回升向好，工業生產強力反彈，國內需求強勁，三大增長動力協調性增強，經濟發展總體上呈“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中國社會科學院表示，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貨幣政策轉向穩健、消費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綜合因素影響下，2011年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預計gdp全年增長速度將達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個百分點。我國經濟將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轉入穩定增長階段，總體策略是“審慎、靈活、積極、穩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④。
從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進，我
們可得出以下啟示：一般說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在運用了一段時間以后，應選用另一種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運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經濟形勢是不斷變化的，固守一種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適應變化的形勢而達不到預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經濟形勢是穩定的，也不能一成不變的長期使用某一種政策，否則往往是正效應遞減，而負效應遞增，不僅不利于預期目標的實現，而且還可能產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本文由收集整理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經濟運行不同階段的特點，適時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宏觀調控。
（二）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建議
1.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必須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
根據宏觀調控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恰當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產生政策效應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根據宏觀經濟走勢及微觀經濟狀態，確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是不同的：財政政策主要通過稅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響經濟運行，調控效果更為直接、力度更大。但長期采用，容易引起過度赤字、貿易逆差和擠出效應。相比之下，貨幣政策屬于間接性的經濟調控政策，貨幣政策工具具有靈活性、伸縮性的特征，可以頻繁使用。但由于傳導過程復雜，政策傳遞帶有時滯，其作用發揮并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應用，既要區別開來，又要配合使用。
2. 積極推進匯率機制改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在資本持續大量流入的情況下，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的匯率機制是否完善，對于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選擇合適的時機，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已經成為共識。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進，而且，要與宏觀經濟政策和相關的結構改革密切配套進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喪失和經濟成本加大。
3.適時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難題之一。財政政策要以國債手段為主轉向以稅收和財政貼息手段為主刺激總需求；貨幣政策要更多地運用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率、存款準備金率等間接手段調節總需求。要進一步加快國債市場發展，改革國債發行交易制度，建立統一的國內債券市場，活躍短期債券市場，增加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的空間和靈活性以有效控制貨幣信貸的擴張；在現有資金市場的基礎上，組建由中央銀行調控的資金市場系統，包括短期拆借市場、融資券市場、短期票據市場以及貼現市場等，為中央銀行運用貨幣市場工具調控金融市場提供基礎，增強債券市場對信貸市場的傳遞性。
4. 建立和完善財政、銀行的配合機制，優化宏觀調控體系
要健全和完善國家規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國家規劃明確的宏觀調控目標和總體要求，是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要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統籌安排和政策協調。財政政策要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重要功能。貨幣政策要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經濟總量平衡方面發揮作用，健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要完善統計體制，健全經濟運行監測體系，加強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觀調控水平。
5. 完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結構問題甚于總量問題，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過高和局部供給不足成為主要矛盾，必須重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我國產業政策要通過鼓勵、限制或禁止某些產業、產品和技術發展，合理配置利用資源，優化經濟結構。目前部分信貸資金流向低水平重復建設領域，與產業政策導向出現了偏離，要求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要適時、適度進行調整，形成動態協調配合機制，更好地發揮綜合調控作用。發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適時調整相關產業政策；人民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要配合提出加強和改進信貸管理、優化信貸結構的政策措施，為商業銀行適時調整信貸投向提供支持；商業銀行要嚴格按照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發放貸款。為解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增長不平衡現象，要重視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費需求增長。要加快進行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某些行業和地區出現的投資熱。只有各項經濟政策協調配合，我國經濟才能步入自主增長的良性循環。
四、國際經濟協作下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用的經驗總結
財政政策與貨幣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采取何種搭配模式，主要取決于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在此基礎上，還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確
第9篇：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范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支柱，相應地，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應是決定宏觀調控成效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事關國民經濟能否保持平穩運行和實現長期增長，因而在一個國家的政策體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97年以來，我國有許多學者對旨要克服通貨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效應問題進行了研究。本文試從對策論的角度探討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途徑或措施問題。
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微觀基礎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二、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投融資體制缺陷是我國重復建設嚴重、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財政政策效應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實踐表明，缺乏微觀指引的擴張性宏觀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貨而使資金沉淀，從而不能帶來較大的乘數效應。那么如何發揮微觀指引作用呢?這就需要深化融資和投資領域的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資金流入有效益的行業和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減少政府在投融資領域的干預，建立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標準的投融資體系。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貸款回報，并從外部“硬化”企業的財務預算。另一方面，則需要建立和發展新型的中介機構，尤其是高水準的專業化投資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識別高回報的投資項目，進行有選擇的融資和投資提高投資的效益水平。不僅如此，這些金融機構可以依托市場對國有企業進行資產和債務重組，從而將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與投融資有機結合起來，造就行為端正的微觀經濟單位，為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在內的各種宏觀政策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微觀基礎和機制。
三、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和經營機制
在通貨緊縮條件下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加強是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商業銀行對央行調控行為的不配合又是貨幣內生性增強的原因。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存貸款總額仍占全部存貸款總額的近70%，它們的行如何對貨幣政策效應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不僅有著一般國有企業的通病，而且還存在大企業病。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四大商業銀行普遍缺乏風險控制機制，形成了大量爛帳、壞帳（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危機之后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加強了風險控制。但現在的問題是它們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在強化風險控制的同時沒有構建與之相匹配的激勵機制，以致出現普遍的消極“借貸”的行為，這種行為加劇了這次的通貨緊縮。究其根源，這種消極“借貸”與當初缺乏風險控制一樣，都是產權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論界和銀行實際部門都在探索深化國有銀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級法人制”、“切塊上市”等等。盡管在改革的具體措施上有不同爭論，但在總體改革方向上是比較一致的，那就是國有商業銀行也必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實現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使之成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真正的企業。
四、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1.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耐政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和呵護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其本身就是實施有效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隨著我國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極為迅速，在這種條件下，原有的市場管理原則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發生這種變化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所以必須對有關方面進行改革。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角度來看，主要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逐漸增加同業拆借市場的市場參與者，根據有關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合作金融機構、證券公司以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參與同業拆借市場，從而擴大同業拆借市場的資金需求，降低銀行信貸資金滯留在同業拆借市場的比例。二是發展國債回購市場，建立國債回購的一級交易商制度，這不僅能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而且還能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交易場所與交易對象。三是加快商業信用票據化的步伐。實現企業間資金融通的票據化不僅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的“三角債”問題，而且還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增加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四是發展資本市場，增加企業直接融資的比率，提高企業和居民戶資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
2.采取措施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對資金這種稀缺資源的配置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來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然而在存貸款利率受到嚴格管制的條件下，利率的這種作用受到極大的限制。市場化的利率作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條件之一，從提高貨幣政策效應的角度上說，實行利率市場化是有益的。但實行利率市場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他們至少包括：第一，對利率變化具有較高敏感度的存、貸款主體；第二，完全商業化運作的銀行機構，它們既有嚴格的風險控制機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動力；第三，中央銀行具有較高的監管水平。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負增長，總體利率水平較低，商業銀行自我約束加強，利率擴張機制受到抑制，是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有利時機。可以在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對貸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讓商業銀行根據貸款對象的資信狀況和貸款的風險大小，靈活確定貸款利率。此后，對存款利率實行上下限管理，擴大浮動幅度，最終實現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居民戶可以充分自由地選擇金融商品，各類企業可以在利率約束條件下一視同仁地獲得貸款，這樣必能反過來提高居民戶和企業資金需求的利率彈性，從而促進貨幣政策效應的提高。
五、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
消費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無論是對財政政策乘數還是對貨幣政策乘數而言，都是邊際消費傾向越大則乘數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體居民特別是中、高收入階層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對于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此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農民收入，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努力改善農村的自然條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是提高第一產業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物質前提。第二，改革現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管理方法，研究農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權并可進行交換的具體方法，以促進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這是改變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漸取消戶籍制，堅決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就業政策，徹底清除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體制障礙，使進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農民獲得體制內生存，享受公正的體制待遇。這既是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徑。第四，實行優惠（至少是公平）政策，進一步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并在政府的規劃及其相關政策配合下通過市場機制引導鄉鎮企業向一定的地域適當集中，以產生集聚效應，促進農村城市化進程。農村城市化是農民非農化進而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徑。
2.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引導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對未來預期收入與支出的不確定性，是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動因。居民的這種不確定性越大，預防性儲蓄的比率就越高，相應地即期消費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可以消除或減少居民的不確定性，使消費持久上升。同時應積極發展消費信貸，促進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在從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費轉變為高收入質量型消費時，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變長，若靠居民自己儲蓄，則需要很長時間，使消費波動性較大，容易出現消費的“斷層”。消費信貸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來的錢”，從而使居民消費結構的轉變在支出上得以平緩地實現，降低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避免消費“斷層”的出現。如果說低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可以通過收入調節來激活的話，高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則只能通過供給調節來激活。應通過供給主體性質的多元化來增加有效供給，從而消除供給結構“折層”，這對啟動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進而提高他們的消費傾向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優化經濟結構，增加有效供給
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通過最初的政策變量的改變進而經過該變量在一定經濟結構內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應。
我國目前經濟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第二產業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同一類型的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第一產業現代化程度太低，勞動生產率低下。這些問題的存在，使社會總供求的結構錯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嚴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給與無效供給，使供給相對過剩，亦即供給相對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并存，在這種情況下，擴張需求僅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往往難以湊效，而必須通過調整結構改善供求的結構性關系來實現。調整經濟結構一是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復；三是要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例如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促進生物工程產業的發展，促進以教育產業化和旅游產業化籌為特征韻精神產品產業的發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較快增長：四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高第一產業的現代化水平；五是要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準入障礙，向民間資本開放第三產業投資領域，形成有效競爭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和質量水平，以增加第三產業的有效供給。總之，只有在結構調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給（有效供給）的同時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結構相銜接。這樣財政投入和貨幣政策引致的投資增加才不會以存貨的形式沉淀下來，從而為財政貨幣政策乘數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財稅體制，提高政策之間的協調性
財稅體制從根本上說是關于資源和收入在社會成員與政府部門之間以及在各級政府機構之間進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為這種制度安排對社會成員的經濟行為有著巨大影響，進而也通過這種影響對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形成發生作用。目前我國的稅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嚴重通貨膨脹的背景下產生的，現在的宏觀經濟背景與當年顯著不同，故現行稅制與經濟發晨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稅收政策與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目標取向顯得極不協調，也因此降低了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現行增值稅，其模式是生產型的，即是一種對投資征高稅的制度，越是高新技術或者機器設備越多的大型企業，不能抵扣的稅金就越多，企業稅負就越重，這種抑制投資需求的稅種阻礙了投資的擴大，不符合加強技術創新、優化經濟結構的要求，從而也不利于提高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內部各工具之間（如利率、稅率、匯率）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都應圍繞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彼此協調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沖突而使政策效應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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