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原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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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我的姐姐原型范文

既然來工作了就要努力的工作，工作的了一段時間了，我準備好了些自我總結了。

去年是我行實施“超常規、跨躍式發展戰略”的開局之年，也是實現三年發展規劃的第一年。在分行黨委的正確領導和關心支持下，我支行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計劃和工作措施，堅決貫徹年初支行工作會議所制定的“五個更”的工作思路，確保開好局，起好步。一年來全行干部職工團結一心，奮力拼搏，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一、業務經營呈現出超常規的發展態勢：

跟往年相比，今年我行發展已走上快車道，各項業務屢創新高，走出了一個發展的上升通道。

（1）各項存款快速增長。外幣對公存款增加成為我行存款增長的一個重要來源，同業存款和儲蓄存款也大幅增加加，這種存款增長速度是過去所沒有的。

（2）貸款規模增加，結構不斷優化。

（3）經營利潤成倍增加。同過去幾年的創利水平相比，今年我行的利潤水平實現了跨躍式的發展。

（4）中間業務大幅度增長。銀行承兌匯票業務和票據貼現業務也有大幅增長，成為另一個新的利潤來源。

二、主要工作措施和成功經驗：

（一）以業務經營為中心，突出重點，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全方位推進各項業務工作快速發展。

第2篇：我的姐姐原型范文

關鍵詞：個性化閱讀；一元；多元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49-0118-03

“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于文本的解讀，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獨特的體驗，對于同一個問題，不同的學生就有不同的感受。因此，《新課標》倡導個性化閱讀，鼓勵學生多層次、多角度解讀課文，甚至允許跨學科、跨時代地解讀，即“多元解讀”。這對于擴大學生的視野，活躍學生的思維，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是極有幫助的。

一、對多元解讀的反思

素質教育在語文教學中的具體體現即為多元解讀，在當前形勢下多元解讀是語文教學策略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之所以這樣主要是因為多元解讀的教育功能是別的科目教學不能替代的。

1.構建課堂民主氣氛，體現學生主體地位。我們國家實施素質教育已經很多年了，大家也嘗試著不斷地在實踐中努力地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但是在當前應試教育的形勢下實施起來還是有些困難的，因為老師和學生也都習慣了“老師講解，學生聽講”的模式；現在絕大部分學校在意的是升學率，所以老師也習慣了大量地講授知識讓學生去消化，這就顯得有點“拔苗助長”了；不管是平常的作業還是考試，答案一般都是唯一的，還有就是短時間內記憶很多知識，這些都使老師們習慣于主宰課堂；對于學生來說時間短、升學壓力大，這導致學生形成了單一的學習方式。以上種種都體現了各種弊端，所以在閱讀教學中應該多元解讀，讓學生嘗試著說出自己的想法，然后體驗被肯定的快樂，這不但可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還能使他們更加自信。

2.發展彈性思維，培養創造能力。彈性思維是指思維主體意識的輻射能力與整合能力，人類自身具備的個性狀態，還有受到不同環境的影響，反映對象的特殊刺激，使人類思維具有本質的輻射性與整合性。這些對于世界多元化文化的形成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其發展的基礎，多元解讀既是彈性思維在閱讀教學中的規律性體現，又刺激主體自身彈性思維的持續發展，使他們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發現，不斷突破，不斷創造。

3.彰顯學生個性，完善主體生命。教育的本質回歸意味著尊重與發展個性生命，要激勵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多元解讀要做到課堂氣氛高漲并且民主，學生要敢于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這樣可以充分發揮學生的想象力，使其更加有自己的主見，個性得以施展，人格也更加健全。

4.保持持續發展，注入活性因素。中國民族文化在不斷地發展，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處于復興或者巔峰狀態，那么此時必定是國泰民安、民主自由的一種社會現象。相反，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衰退時，那么從政治上來講其一定是帝王專制、思想文化停滯不前的一種消極狀態。一個民族的持續發展離不開民族創造意識的活性因素，對于人類來說，教育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所以，在實踐教學中多元解讀閱讀教學可以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對人類多元化可持續發展也有不可小覷的作用。

教師們在實際教學中把多元解讀使用得太過，使得語文教學出現了很多誤區，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教學中一味而盲目地追求異化，拋開了語文教學是圍繞文本的教學這一中心，不去引導學生理智地與文本交流，接受文本熏染，而是離開對文本正確的研讀去追求所謂的個性閱讀、獨特體驗。二是課堂教學中對文本進行無邊際的任意擴張。在多元解讀這一大前提下，語文教學質量沒有原來高了，使得學生的思想逐漸“放空”了。語文這個學科本是非常重要的學科，它擔負的思想教育、文化熏陶的“責任”漸漸地在縮水，忽略了學生主體的真正精神參與和心靈體驗。三是過分強調學生的“自主學習”，放棄了教師的引導作用。由于對多元解讀的誤解，對學生的見解與觀點總是以所謂“見仁見智”來加以肯定，不敢也不善于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使課堂失去了前進的方向，沒有了“主心骨”，于是文本解讀難免流于膚淺的表面，難以深入。因此，文本意義的“多元解讀”與“一元解讀”要辯證統一地看待。

二、個性化閱讀的理論基礎

新課標關于“個性化閱讀”的倡導是建立在接受美學和建構主義兩大理論的基石上的。接受美學認為，作品文本是具有很多“不定點”和“意義空白”的召喚結構，開放性、模糊性是其特征，對文學作品意蘊的把握，就應允許有多種視角。視角的轉換，往往可以發現作品的新意蘊。作品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創造的，而創造的過程最終是由讀者來完成的。建構主義則認為“真正的理解只能是由學習者自身基于自己的經驗背景而建構起來的，取決于特定情況下的學習活動過程”。也就是說，學習活動不是由教師向學生傳遞知識，而是學生根據教師創設的外在學習情境，通過自己已有的背景知識和生活經驗，主動建構自己認知結構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別人無法替代的。

從這兩塊基石出發，具體到我們的教學環境，文本解讀的“多元性”呼之欲出：語文教學之閱讀課堂上，所謂“讀者”，不是單個的“個體”，而是一個“讀者群”，是由教師與學生共同組成的“讀者群”。對于這個“讀者群”來說，有共性，更有個性。由于每個學生的生活積淀、審美情趣千差萬別，因此，當學生用自己的情感、經驗、角度去體驗作品時就會瞬間或偶然迸發出“靈光乍現”式的創造性思維活動，產生新鮮的閱讀感受，出現富有個性的理解。而課文文本（尤其是文學作品）本身就具有多重的“空白”，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一般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之前一般都會從社會歷史視角出發，如果從文化視角、心理視角、形式視角（如敘事視角）等入手，也許會發現作品不同的韻味。每一個學生都是有著不同思想的個體，他們都有自己的個性，所以在現在的語文教學中“多元解讀”的方法顯得很新穎，也很符合當前的教育發展趨勢。

但如果憑此就以“多元”來消解“一元”，那么閱讀的學習就會是一直在努力的去做，但始終卻看不到努力的成果。在實際的語文教學中，不但要根據各個讀者的要求進行“多元解讀”，同時也不能脫離原作者的本意，即作者當時創作時的“一元解讀”。解讀文本這個過程相當地復雜，需要考慮很多的外在原因，它不僅僅是讀者對文本進行“多元解讀”形成一種新的理念的過程，也是不斷還原作品本真的一種行為。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正是因為當時創作者的單一思維，才有現在“多元解讀”教學方法的迫切性；而閱讀主體的多元性，決定了閱讀過程中“多元解讀”的必然性。現在語文的閱讀文本一般都是多年前的經典作品，所以在當下的語文教學中，文本的內容會與我們當前社會問題產生沖突，因為這些完成的文本反映的是作者當時的社會環境和一種特定的心態，正因為有這些作品我們才可以看出作者當時的創作環境和人生追求。這些形成的觀點我們作者改變不了，也不要刻意地去改變，我們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去發表自己的觀點。

曾經有教師在講授《變色龍》時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怎樣看待文中的奧楚篾洛夫？”學生各抒己見，踴躍發言，其中有個學生提出較為欣賞奧楚篾洛夫這種適應社會環境的生存本領。授課教師停頓數秒后依然肯定了學生這種新奇而大膽的觀點。可是我們真的能夠欣賞此人嗎？真的能夠因為學生言之有獨特理由就肯定嗎？不！奧楚篾洛夫這種欺下媚上、見風使舵的本領，如果作為教師的我們贊同學生，也就成了是非不明的人，完全背離了作者創作這篇作品的初衷，更為糟糕的是從此模糊了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誤導了學生，進而可能會危害人民與社會。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千個哈姆雷特”的產生其實應該正是讀者與作者間無法徹底消除的“隔膜”和“距離”所產生的一種解讀過程中的無可奈何的現象。在作者自己的心目中，“哈姆雷特”其實只有一個。教師的角色尤為重要，對于課堂上的討論老師應該持有一個理性的心態，一方面鼓勵學生開拓思維、積極大膽地去思考，一方面還要引導他們真正地去理解文本的本意，不能脫離原本的意義。要讓學生理解解讀文本的意義在于對原作者觀點的認可，去體會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和其對于作品的情感。在這個前提下，不斷地對文本進行揣摩，在參考別人不同的觀點的同時，去感悟出自己的見解，這種形式的“多元解讀”才能對學生的閱讀學習起到推動作用。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虛榮心，如果解讀出文本的“多元”會覺得很驕傲，可是一味地追求“多元”對于學生的思維發展是無益的，因為“多元”是在“一元”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不能理解文本最主要的意思，那么即使是提出了“多元化”的想法也會不切實際，因為都沒有“根基”，如何去構建更深層次的知識呢。老師應該要求學生在理解原文本的前提下去立體地思考，由多姿多彩的極具個性化色彩的“多元解讀”逐漸向具有意義上的共同指向性的“一元解讀”無限逼近，最終到達兩者的和諧辯證統一。

三、課堂實踐中的尺度把握

如何在實際教學中把握好一元和多元的尺度，使學生的智慧火花真正被激發，思想能實現真正的交鋒呢？筆者認為應具備以下的一些方式方法，一元和多元的碰撞才會真正起到鍛煉思維能力、形成語文素養的作用，而不會流于“幌子”或滑向“虛無”。

1.課前備深――把握一元和多元的前提。學生對于文本閱讀有著獨特的見解，但是作為老師也不能不管不顧任由其發展。老師是學生學習的引導者，學習的大方向還得由老師來“掌舵”，以免學生走錯了方向。如果沒有老師的引導讓學生自主學習是絕對不行的，畢竟中學生的“閱讀”是在“學習閱讀”，面對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閱歷還十分淺薄的他們，閱讀文本（尤其是經典作品）時，內心渴望的不僅僅是自由開放的氛圍，還有能給他們寶貴意見，能和他們進行探討的教師。所以，在現在的語文教學中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個性化閱讀，老師們的工作量并沒有減少，反而課前需要準備的資料已經相關聯的內容變得更多了，要把握文本的基本結構和感情基調，分析文本的細節，把相關的知識點全部印進自己的大腦；與此同時，老師要根據每個學生的不同情況，大概預測一下他們的解讀方式；考慮如何指導學生立足文本，探究文本，在對文本有所感悟和思考的基礎上展開對話，該引導時適時引導，該深化時及時深化，該訓練時有效訓練。

具體來說，語文教師應首先比他的學生更早更深更廣地研究文本及相關資料。教師應當深入研究課文本身，同時要對這個作家的其他作品進行研究，為課堂上將要講解的文本的相關內容做鋪墊。另一方面，就像要想真正理解一件藝術品，就必須去審視、研究它的創作過程，看一看藝術家是怎樣把它創造出來的一樣，教師本身要課前深備，應該仔細地去探究這部作品的創設意境以及作家當時的想法，還要去觀看作品公開之后各個方面對于作品的評價。有了這個大前提的鋪墊，教師就可以底氣十足地進行多元解讀，從而使學生在課堂上更好地討論。

第3篇：我的姐姐原型范文

關鍵詞：出院計劃；慢性腎衰竭；自我效能

慢性腎衰竭（CRF）是指慢性腎臟病引起的腎小球濾過率下降及與此相關的代謝紊亂和臨床癥狀組成的綜合癥[1]。慢性腎衰竭中晚期患者病情復雜，容易出現各種并發癥，尤其是老年患者的各臟器功能逐漸老化衰退，更容易引起并發癥，且老年患者自理能力低，在出院后有較高的護理需求。出院計劃是保證患者從一個健康機構順利轉到另一個機構或家庭的一系列活動，它是包括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和其他專業人員在內的多學科合作過程，其目的是改善連續性照護服務。包括評估、計劃、實施、評價4個階段[2]。實施出院計劃已被認為是連續護理的基礎[3]。自我效能是指個體進行某項活動的“自信心”[4]，該概念涉及的不是技能本身，而是個體對能否利用所擁有的技能去完成工作行為的自信程度[5]。本研究采用出院計劃模式對慢性腎衰竭患者進行延續護理，并評價其對CRF患者自我效能的影響，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采取便利抽樣方法選取2014年1月～2015年4月，在我院腎內科住院慢性腎衰竭患者64例作為研究對象，采取隨機分組將其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各32例。

1.1.1納入標準 ①慢性腎衰竭中晚期患者（Ccr 443 umol/L）；②能正確理解問卷內容并作出回答的患者；③居住在油田礦區；④病情許可，自愿參與本研究的患者。

1.1.2排除標準 ①既往精神病史的患者；②聽力、認知障礙患者；③不能接受出院后隨訪的患者。

兩組患者性別、年齡、ADL評分、居住方式等比較差異未見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1.2方法

1.2.1對照組實施方法 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填寫一般資料調查表。出院時對患者及家屬實施常規健康教育及出院后電話隨訪。

1.2.2干預組實施方法 患者在入院后48 h內，由小組成員向患者說明目的及內容，獲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并簽字，填寫一般資料調查表。出院時除實施常規出院健康宣教外，應用出院計劃模式對患者進行延續護理。具體方法如下：

1.2.2.1制訂出院計劃服務規范 按照美國醫院協會（AHA）有關出院計劃的指南[6]制訂：出院計劃評估單、出院計劃單、出院計劃質量評價標準。

1.2.2.2成立出院計劃服務團隊 ①基本團隊：由院相關科室護士長、專科護士、主管醫師和其他分院、社區護士、醫生等組成，主要負責出院計劃的評估、制訂、實施工作。②資源團隊：由多學科專家組成，主要為基本團隊提供專業技術支持，提出建議。③管理團隊：由院護理部負責出院計劃全過程的動態監測與評估；院社區健康服務部負責協調、轉介、考核工作。

1.2.2.3培訓相關知識 培訓出院計劃定義、基本內容及實施過程中注意事項，有關老年病專業知識及操作技能、心理學知識、與患者及家屬交流溝通技巧等知識。

1.2.2.4出院計劃實施流程 ①入院時出院計劃評估工作。評估的目的是為患者制訂合適的出院計劃做好準備，評估在患者入院后盡早進行，評估過程由護士長或專科護士承擔，根據出院計劃評估單的內容仔細評估。②住院時制訂修改出院計劃。為了滿足患者各方面的需求，計劃由主管醫生、護士長、專科護士、患者和家屬、社區護士等共同制訂，并根據病情及需要修改出院計劃。③出院前患者和照顧者的詳細指導。專科疾病指導、特殊護理指導、日常生活注意事項，詳細交待出院后的用藥、飲食、運動、復診、科室電話號碼、責任醫生及責任護士聯系方式，服務方式，緊急情況下急救電話。④出院后患者轉介和隨訪。患者出院前一天，護士長通知患者所在轄區的分院或社區服務中心，將患者納入出院計劃服務范圍，與社區護士共同管理和跟蹤服務，醫院專科護士在患者出院一周內電話回訪，也可利用短信、QQ、微信平臺，發送溫馨提示信息；進行醫患交流；成立病友之家，每月集中專業授課一次。同時將每次隨訪的內容、形式、效果及時記錄。

1.2.2.5出院計劃護理服務的具體內容 ①飲食指導：優質低蛋白質奶、蛋、魚、瘦肉及足量熱卡，控制液體攝入，限制鈉鹽、鉀、磷的攝入，不宜食用豆制品、花生、精致淀粉，適當補充維生素。②自我監護：尿量、尿色、尿蛋白觀察，尿常規檢查，皮膚觀察及護理。③常規的體格檢查，如測血壓、心率、血糖、做心電圖，生化指標復查等。④用藥指導，慎用各種藥物。⑤并發癥的預防，危險因素的識別及預防，緊急救護知識。⑥必要時幫助聯系預約掛號、住院，對患者及家屬進行心理疏導和撫慰，對家屬進行預防疾病及安全知識宣教。

1.3評價指標

1.3.1評價指標 出院時及出院后6個月，評價患者自我效能水平。

1.3.2研究工具

1.3.2.1患者一般資料調查表 為自行設計，包括患者年齡、性別、文化程度、ADL評分、居住方式等內容。

1.3.2.2慢性病自我效能量表 該量表是專門為慢性疾病患者設計的，由美國斯坦福大學研制。慢性病管理自我效能表中文版[7]進行效果測評。該量表共2個維度、6個條目，其中1～4項反映癥狀管理自我效能（管理疼痛、疲勞、乏力、情緒低落等癥狀的自信心），5～6項反映疾病共性管理自我效能（如按醫囑服藥、加強營養等的自信心）。每個條目按1～10分測量，1分為毫無自信，10分為完全有自信。整個量表或各維度的得分為相應條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自我效能感越高。得分≥7分為自我效能水平高，≥5分且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9.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采用均數±標準差（x±s）對計量資料進行統計學描述，t檢驗用來檢驗兩組中各變量差異是否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出院時兩組患者自我效能得分的比較 出院時，兩組患者癥狀管理自我效能、疾病共性管理自我效能得分及總分比較，經t檢驗，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2出院后6個月兩組患者自我效能得分的比較 對照組按傳統方法進行電話隨訪，干預組通過出院計劃模式進行延續護理，及時解決了出院返家后相關照顧需求、治療護理等方面的問題。出院6個月后，干預組患者癥狀管理自我效能、疾病共性管理自我效能得分及總分高于對照組，經t檢驗，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出院計劃干預模式可促使患者采納健康行為方式并提高其生存質量[8]。患者在掌握疾病相關知識和技能后能否將其應用于日常的疾病管理中，受到自我效能的影響[9]。慢性腎衰竭患者的治療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需要從飲食、生活、服藥、預防并發癥等多方面健康管理。出院計劃服務模式為患者提供針對性健康教育，給患者及家屬介紹疾病相關知識，堅持飲食控制，保持大便通暢，合理安排休息與活動，保持充足睡眠和樂觀情緒，教會患者自我監測脈搏、尿量、體重、水腫等指標，及早識別腎衰加重征兆。通過家庭訪視、QQ及微信與患者互動交流溝通，及時解決患者需求，疏導患者不良情緒。注重家庭支持，使患者充分感受到家庭溫暖，提高治療信心。干預6個月后，患者對疾病相關知識的掌握、自身疾病癥狀的管理、治療依從性以及自我急救水平方面都有較大的提高。表2顯示，干預組患者自我效能水平明顯優于對照組，同時較自身干預前水平也有較大提高，且在一段時間內維持在相對穩定狀態。出院計劃服務模式能更好地將醫院與社區治療、康復、護理等工作有效銜接，團隊成員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充分挖掘患者進行疾病自我管理的潛能，滿足患者對相關學科專業指導的需求，促進患者積極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延緩疾病的臨床進展，最終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

出院計劃在我國慢性疾病護理中應用尚處于起步階 段[10]，國內出院計劃服務受到較多客觀因素的影響，例如：社區衛生服務不完善，社區衛生人員在觀念、知識技能、教育培訓等方面存在問題。機構之間缺乏溝通，各部門的職能尚未形成體系。如何應用出院計劃服務模式，提高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水平，還需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1]葛均波，徐永健.內科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524.

[2]Watts RJ ，Pierson J，Gardner H. How do critical care nurses define the discharge planning process[J].Intensive Crit Care Nurs，2005，21（1）：39-46.

[3]Naylor M，Bowles K，Campbell RL，et a1.Discharge panning：design and plementation[M].New York：Springer Pubishing Company，2001：197-212.

[4]Bandura A .Self-efficacy：the exercise of control[M].New York：W.H.Freeman and Company，1997.

[5]Chang LY，Huang LM，Gau SS，et al.Neuro-development and cognition in children after enterovirus 71 infection[J].N Engl J Med，2007，356（12）：1226-1234.

[6]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Guildelines：Discharge ing，Chicago，Author，1984.

[7]LorigKR，Sobel，DS，Ritterpl，etal.Effect of a self-management Program for Patients.with ehronie disease.Effetive clineal praetice[J].Eff.Clin.pra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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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陳琴，姜小鷹，鐘清玲，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應用出院計劃服務的效果評價[J].中華護理雜志，2012，47（9）：790-794.

第4篇：我的姐姐原型范文

調解是我國民事訴訟中最具特色的處理民事糾紛的傳統方式。長期以來，我國法院一直采取調解與判決雙軌運行處理民事、糾紛，在司法實踐中長盛不衰，煥發了強大的制度魅力，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和研討，并被譽為“東方經驗”加以借鑒。

隨著經濟的，民事糾紛數量巨增且矛盾日益復雜，在世界范圍出現了“訴訟爆炸”現象。為克服訴訟遲延、從業人數無法滿足實際需要等，調解或和解作為解決民事糾紛的機制，無論在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在西方國家還是東方國家、在立法層面還是司法層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各國均致力于創設和發展判決外的糾紛解決方式，比如德國創立了“斯圖加特模式（StuttgarterModel）”，日本在實驗“辯論兼和解模式”，美國的ADR（ActernativeDisputResolution，即訴訟外糾紛解決途徑），我國地區的調解程序等。據了解，美國約95％的民事案件經過和解在法院內附設的強制仲裁或調解等所謂代替訴訟解決糾紛程序得到解決，只有不到5％的案件進入法庭審理階段；日本通過調停解決的案件占總數的53％到54％，訴訟中經和解解決的案件達35％；德國的和解率最低，其案件總數的75％是通過判決解決的。以調解方式解決各類糾紛有利于減輕群眾訟累和法院負擔、快速徹底地解決矛盾、提高辦案效率、增強人民內部團結、增強人民法制觀念、預防和減少訴訟、維護社會穩定，具有判決結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優越性。因而對于調解制度應予以不斷完善而非對其功能的弱化。

每一種法律制度的建立均有其深刻的與法律思想根源。我國學者劉作翔教授認為：“處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個民族，將本民族在人類文明進步的過程中所創造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價值觀加以積累，使某種觀念在人們的心理凝聚，經過世代相傳而取得比較穩固的地位，形成該民族一種超穩定形態的民族法律心理，它并不伴隨社會的變化而立即發生變化”。正因為這樣，雖然我國的調解制度與美、德、日等國的和解制度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卻仍有重大差異。歐洲自文藝復興運動后，人文主義充分發展，注重個性解放，維護個人權利的人本思想深入人心。基于這種，美、德等國的法律一向重視保護當事人的權利，其和解制度是建立在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基礎之上，由當事人自行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而我國自古崇尚“和為貴”，人們往往希望謀求一種不傷感情的解決方式，加之人們長期缺乏主張個人權利的意識，習慣于找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有權威性的人或機構居中判定雙方是非、解決糾紛，調解便應運而生了。因此，雖然我國的調解制度與美、德等國的和解制度有很多相似之處，卻體現了不同的法律思想，即我國法院調解采用的是職權主義的原則，國家可以干預公民的處分行為；而美德等國則采用的是當事人主義的原則，私權由當事人自行處分，自己決定，國家不進行干預。

二、現行調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調解制度在我國的長期法律實踐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的發展，也逐漸顯露出其不盡完善之處。

首先，調解原則的規定不盡合理。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8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愿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這一規定確定了法院調解民事案件的三個基本原則：第一，自愿原則；第二，合法原則；第三，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這三個基本原則中“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爭議較大，而前兩原則基本合理，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忽視當事人權利的錯誤傾向，在此逐一加以。

調解的本質特征是始終尊重當事人意志，使當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參加調解過程，在互諒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從而使糾紛得以解決。自愿原則正體現了調解的這一本質特征，作為調解的基本原則之一，本不應有任何異議，但如前所述，我國調解制度采用的是職權主義原則，調解是作為法院的一種結案方式，法官在調解過程中起主導作用，導致了法官的作用大而當事人作用小，法官主動而當事人消極，法官權力大而當事人權利小的職權主義訴訟格局，使得法律規定的自愿原則難以很好的實現，在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非自愿的強制調解現象。調解由于其簡便快捷，成為許多法官青睞的結案方式，為了追求高結案率違背當事人意志進行調解或迫使當事人接受非自愿達成的調解方案。

調解追求的不是法律上的公平合理，合法原則是為了防止損害第三方利益的惡意調解。如果當事人自愿放棄部分權利以盡快解決糾紛，也是其兩相權衡之后，認為于己有利而決定的。因而應尊重當事人對自己權利的處分，不應以法律錯誤或顯失公平為由干預調解。

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無助于調解的達成，也并不現實。案件事實與是非是否清楚實際上與調解的合法性或有效性并沒有必然聯系。因為若強調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則須進行嚴格調查，從而耗時、耗資，犧牲程序利益。當事人選擇調解方式解決其爭議，是由于調解的經濟效益，而非查明事實，分清是非。過于強調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混淆了調解與審判的區別，缺乏實際操作性。

其次，調解程序的設定不健全。

1、庭前調解的適用條件不規范、不明確。法院調解可在訴訟終結前的任何階段進行，法官啟動調解程序的隨意性較大，承辦法官與合議庭認為必要時可以隨時組織當事人調解，造成訴訟調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過于突出，雙方當事人訴訟權利受到一定壓制，當事人自由選擇糾紛解決方式的訴訟權受到侵害，同時也為“強制調解”、“恣意性調解”留下了廣泛的空間，失去法院調解所具有的獨特的公正價值。因此，有必要對調解的前提條件作一個更明確、更具體化、更適合司法實踐的規定，使之符合公開原則之規定。

第5篇：我的姐姐原型范文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通貨膨脹現象也日益明顯，導致我國宏觀經濟出現問題，不能又快又好的發展，對民生問題產生了嚴重的影響。通貨膨脹即貨幣的供應大于市場對它的需求，使貨幣貶值，其實質是社會的需求大于了供給。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人民收入的增長難以與物價的上漲保持一致，若長期不能滿足人民的生活需求，我國經濟的發展必將出現問題，所以通貨膨脹問題必須盡快解決。

1.我國現階段通貨膨脹的現狀

據有關資料報道，在2010年2月我國通貨膨脹率創下了16個月以來的最高紀錄，達到了2.7%，甚至超出分析師做出的預期。自此我國通貨膨脹現象一直存在，沒有得到實質的改善。物價持續上漲。在工業方面，煤炭、礦石、金屬價格上漲，使通貨膨脹問題更加嚴重；在農業方面，農民使用的種子、化肥、農藥等價格也有所上升，增加了農民種地的成本。2010年有些國家受旱災和洪災的影響糧食減產，不可避免的對我國農產品的價格產生了影響；在房地產行業，房價持續走高，許多人盲目購房來作為一種投資，盡管國家政府相關部門制定了一些相關的政策，卻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燃料、原材料價格上升，直接結果就是與其相關的產品價格上漲，這是成本因素導致通貨膨脹；在開放的經濟市場中，由于國際商品價格增加、進口成本增高以及國際市場價格的變化，造成我國商品價格受進口商品價格的影響上漲，這是商品輸入因素導致通貨膨脹。

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產者指數即PPI是用來評價一個國家通貨膨脹的必不可少的指標。商品價格總趨勢是上升的，雖然居民收入也在增長，卻與商品價格增長不成比例，難以跟上商品價格增長的速度，進一步促進了CPI的增長，嚴重威脅了我國經濟的發展。根據相關的資料顯示PPI環比繼續增長，同比增加3%到6%，并且據相關專業分析，未來的經濟仍然會繼續增長，同比增長率可能會下降，這就意味著CPI和PPI會繼續緩慢增長，我國的通貨膨脹壓力會進一步增大。并且官方公布CPI指數不計住房消費，實際的CPI指數比公布的要略大一些。普通居民除了要忍受衣食住行以及醫療教育各方面帶來的負擔，還要面臨物價上漲的現實，使居民生活更加艱難。據數據顯示，食品和原材料價格增長最多。在工業上，有色金、燃料以及化工原料增長速度達到了兩位數。自2009年開始，CPI和PPI指數從原來的負數變為了正數，并開始一路上升，進一步推動了通貨膨脹。

2.我國通貨膨脹的形成原因

導致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國經濟市場自身的原因，也有國際經濟市場的影響因素。綜合各方面影響主要有一下幾個原因：

貨幣發行量大。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是貨幣發行量過大。市場對貨幣的實際需求小于流通貨幣的發行量，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的關鍵是減少貨幣的發行量。中央銀行貨幣供應量較大就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問題。如果保證穩定的供給貨幣，就能一定程度上保證物價的穩定；相反，如果貨幣的供給突然增大，破壞了原來的穩定，物價勢必增長。如若長期如此就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問題。為了是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我國貨幣的發行量大比例增加，如今又面臨國際匯率的調整。這些都是我國貨幣貶值的原因，結果就是導致我國形成了通貨膨脹。

需求增加。我國在20世紀發生過兩輪以食品價格上漲為導火索引發的通貨膨脹，這一次的通貨膨脹也不例外。由于能源緊張，許多國家都開始加緊對生物能源的開發利用，增加了對玉米花生等糧食作物的需求量，產生的結果就是國際市場糧食價格大幅度增加，同時帶動了我國糧食的價格上漲。在工業上，由于我國也在采用生物能、生物燃料等新興技術，對糧食需求增大，自然就促進了糧食價格的增長。在國際貿易中，我國一直保持貿易順差，即我國對外出口量大，增加了供給壓力。此外，200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對我國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目前經濟活動在慢慢恢復，但各方面的需求量仍然大于供給，并且最近幾年自然災害頻頻發生，對我國各方面的供需平衡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需求的增加使物價上漲，通貨膨脹。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由于我國經濟發展重投資輕消費，導致投資在我國經濟發展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一輪固定資產投資持續了六年之久，是因為一些行業成本較低，利潤較大，并且資金流動性較大，這些條件為投資提供了資金，產生了投資的動力。投資和PPI息息相關。投資的增加導致原材料、能源的需求大于供給，相關的產品價格進一步上漲，同時造成了產能過剩的局面。我國內需較弱，一直以來大量的商品出口，增加了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對國際經濟市場的依賴性，還使原本就存在的貿易順差加大，大量增加了我國的外匯儲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國通貨膨脹的壓力。

2.4國際市場整體價格上升

我國經濟市場是國際市場中的一部分，隨著我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國際經濟狀況以及國際市場商品價格對我國經濟市場的影響不斷增加。現階段我國農產品價格上漲基本與國際水平保持一致。對外商來我國投資的鼓勵和進出口貿易都影響到了價格水平。我國外匯的管理制度非常嚴格，人民幣匯率依舊固定，為了保證匯率的穩定，中央銀行只能用本幣購買外匯，進一步增加了外匯儲備，國內貨幣供給增加，構成通貨膨脹。

3.對策建議

結合上文，目前我國已經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問題。但相對于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目前的通貨膨脹仍是溫和的，并不嚴重。所以只要采取相關舉措來抑制通貨膨脹我國的經濟仍可以快速健康的發展。

中央銀行貨幣發行要從緊。我國通貨膨脹本質是貨幣發行量大導致貨幣貶值的問題。很大一部分資金流入地產及其相關產業，而忽視了其他產業中小企業的資金問題，這些產業供不應求，物價上漲。所以中央銀行應該減小貨幣供應，并采取手段來吸回資金，比如增加利息來吸引資金，減少銀行貸款。此外還要減少地產行業的資金流入，增加對食物等企業的補助，以降低物價，平衡供求關系。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匯率問題，應防止外來資金的影響。

采取手段降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要想遏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就要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運用金融市場來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并且要改革資源環境的價格。此外還要減少資金的流動，使可以投資的資金不再像原來一樣充裕；提高一些行業的門檻，提高投資的成本。綜合運用法律、經濟的手段大力調整那些高能耗的產業結構，規范市場的準入標準。

第6篇：我的姐姐原型范文

【論文關鍵詞】行政道德；公務員；公共權力；問題

行政道德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強大精神力量，它通過“自律”方式來潛移默化的作用于公務員的思想意識與價值觀念中。良好的行政道德對行政權力的使用具有規范與導向作用，并通過法律，制度等方式加以推廣。行政道德是一種事前調節，如果公務員喪失其職位所應遵循的道德，極有可能導致以權謀私，腐敗現象的產生，因此，行政道德的作用旨在防患于未然。

一、行政道德缺失的當今現狀

1.為公眾服務的價值目標善為完全確立

社會多元化改革開放前提下，人們的道德規范逐漸喪失一種統一形式，公務員為公眾服務的價值目標也未明晰化，傳統的行政道德規范遭遇沖突，長期以來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規范和制度也開始動搖。在沒有穩定的行政道德約束力情況下，公務員的服務意識變得日益模糊。

2.公務員的行政道德急待從他律階段上升為自律階段

公務員的他律規范是表現在對自身行政權力的立法意識上，是一種被動的接受。長期下去，容易形成僵化的行為模式。因此，公務員應該把行政道德運用到自身品格中，規范自身行為，實現從他律階段上升為自律階段。

3.缺乏抵制私心雜念的道德意志

隨著社會物質財富的日益豐富，社會生活方式不斷發生轉變，部分缺乏堅定信念，缺乏個人修養的公務員容易受到社會上不良風氣的影響，這些極有可能使他們在金錢觀、權利觀、親情觀上難以形成堅定的信念，不能廉潔奉公，自覺抵制各種腐敗行為和錯誤的思想觀念。缺乏抵制私心雜念的道德意志，就很難發揚聯系群眾和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作風。

二、我國公務員道德缺失的原因

公務員行政道德的缺失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而不能從簡單表面的方式上去理解。具體原因有如下兩個方面：

（一）社會方面原因

1.公務員道德意識缺失的根源在于社會轉型

社會轉型期突出表現在結構、機制、利益和價值觀念的轉變，是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轉變的過程。改革開放后，中國進入新時期的轉型過程，在這個時期中必然會出現各種沖突和矛盾，同時，由于市場經濟自身負面效應與外部性，使得部分公務員無法抵制外來腐敗思想的滲透，各種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層出不窮。

2.公務員道德監督機制缺乏足夠重視

長期以來，行政監督體系缺乏一個道德監督部門，由于道德監督并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因此在當前反腐敗斗爭中，行政道德監督還停留在輿論階段，未有切實的措施。在違法行為發生以后，只是發一些無奈地義憤，并沒有把道德監督滲透到日常行政行為中。

3.社會物質利益分配不公誘發行政道德缺失現象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破除了舊時的平均主義分配模式，同時新的利益分配方式還不完善。在這種情況下，就很可能出現利益分配不公平的現象。利益群體付出與所獲得的回報并不具有等同的關系。

4.對公務員管理制度不夠完善，培訓力度不夠

盡管全國各省市地區都在致力于加強對公務員進行科學管理和培訓，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還是存在許多困難。經費不足、師資力量不強、教學模式單一等情況。因此，提高公務員培訓力度，科學管理公務員隊伍，成為我們當前提高行政道德的重要目標。

（二）公務員自身方面的原因

1.部分領導者自身道德水平不高影響其他公務員的日常行為作風

官本位、等級特權、個人主義等觀念在公務員隊伍中還存在，部分領導者憑借其職位高權力大，似乎超脫于權力監督之外，憑借個人喜好來行政職權。在干部隊伍中，這種居高不下的作風，容易形成一種個人主義崇拜，對行政道德的發展具有阻礙作用。 轉貼于

2.我國公務員的整體文化素質需要進一步提高

盡管素質教育與精神生活的日益豐富，使公務員整體素質有了比較大的變化，但是，由于舊的教育模式的影響，使得我國公務員知識結構還存在知識面不廣，管理知識缺乏和知識老化等三個主要方面。一些舊有政府工作人員過渡到新單位，我國舊有模式相對落后，要求我國公務員整體素質需要進一步提高。

三、行政道德缺失的具體治理措施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的公務員制度是從發達國家“引進”的，而在這個引進過程中，就必然遇到制度與文化環境的矛盾。矛盾的程度愈大，現代意義上的公務員制度愈是難以建立，愈易喪失其本質屬性。因此，為避免公務員制度以畸形的方式在舊文化下生存，必須切實加強我國的思想文化建設，大力發展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 這是治理公務員行政道德缺失的主要方面，從其他方面來看，有以下幾點：

（一）構建公務員行為道德法典，加快行政道德立法

行政道德雖然能夠影響人的行為方式，但從實質上來講，只是一種內在軟性的約束力。因此，從深層次意義上來講，行政道德需要借助法律力量，才能使道德也能像法律一樣有硬規制，才能確保行政權力在正常軌道上運行，這就需要加快行政道德立法。

（二）良好的行政道德規范體系的建立

1.必須要樹立正確的行政價值目標

正確的行政價值目標能夠引導公務員進行正確的行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正確世界觀和人生觀。行政價值目標是公務員特別是具有一定職務的人員在具體行為時所體現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因此，正確的行政價值目標，急待樹立。

2.必須重視廉潔公正的行政道德風尚的營造

若想保持行政權力運行的公共性，防止腐敗行為的發生，必須重視營造一個良好的行政道德風尚。當行政權力出現惡性循環，就會每況愈下。因此，我們必須重視營造一個良好的行政道德風尚。

3.公務員基本行為規范的確立是實踐要求

公務員行政規范性要求有“廉潔奉公，勤政為民”、“以身作則，遵紀守法”、“公道正派，謙虛團結，互助信任”、“牢固樹立公仆觀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恪盡職守，求實創新”這五點，我們應努力把提倡道德的先進性與廣泛性以及層次性，對公務員道德進行正確的引導，不斷完善與提高公務員隊伍。

第7篇：我的姐姐原型范文

[關鍵詞] 創業意愿；創業行為；創業實施計劃；創業自我效能感；認知失調

[中圖分類號] F27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893X（2013）06?0011?06

一、引言

創業作為推動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引擎，已成為全球普遍關注的焦點。鼓勵創新與創業，已成為許多國家競相實施的國家戰略。來自全球創業觀察國際研究（GEM）的《全球創業觀察中國報告》顯示，我國的創業活動始終保持著較高水平的活躍程度。社會不斷進步，人們自我實現意識持續增強，以及杰出創業者如馬云、史玉柱等人的示范效應，推動了我國創業風潮的形成，激發了很多人開始形成創業意愿。

但是，我國的實際創業率相比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差距還非常明顯。相關調查與研究結果顯示，很多人雖然有創業意愿，但最終并未形成創業行動，這正是我國實際創業率較低的主要原因。而現有的創業理論尚未對此進行充分探討。為什么很多有創業意愿的個體最終沒有采取創業行為？創業意愿如何才能轉化為實際創業行為，從而提升我國的實際創業率？

筆者認為，打開創業意愿和創業行為之間內在機制的黑箱，更深入地探討創業意愿和創業行為的關系及其發生的內在機制，不僅能夠解釋我國實際創業率較低的真正原因，而且能夠為推動有創業意愿的個體采取創業行為實現創業夢想，并為最終推動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二、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的相關研究

（一）創業意愿的研究

意愿這一概念源自于社會心理學。在社會心理學研究領域中，意愿被認為是行為的客觀預測指標。創業意愿是意愿研究與創業研究相結合的產物。最早提出創業意愿這個概念的是Bird。Bird指出，創業意愿是指將創業者的注意力和精力甚至行為引導至創辦一個新企業或者在現存的企業中創造新的價值的一種心理狀態[1]，他在Katz & Gartner對意愿維度的劃分方式的基礎上，把創業意愿分為兩個維度：創業者自身的意愿和外部施加給創業者的意愿。Krueger從承諾的角度出發，認為創業意愿是指創業者對于創辦一個新企業的承諾程度[2]。承諾程度越高，意愿越強。Douglas & Fitzsimmon將創業意愿定義為個人對自己創業所帶來結果和自我效能感的看法以及基于此的行動[3]。這一定義將“行動”這一要素包含在意愿的范疇之內，頗讓人爭議。Thompson指出，創業意愿是指個體計劃創辦新企業的信念，并且在未來的某一時間點會有意識地履行這些計劃[4]。這個未來創建新企業的時間點可能是馬上發生的，也可能是沒有明確時間的，還可能由于種種其他的因素而永遠沒有發生。相比之下，這個定義雖然沒有直接將“行動”納入意愿的范疇，卻也明確地將計劃和“行動傾向”納入到了意愿的概念范疇之中。

國內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創業意愿的概念進

[收稿日期] 2013-09-12；[修回日期] 2013-11-23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企業家自我效能對戰略變革的影響：基于認知理論視角的實證研究”（71172102/ G0201）；高等教育教改研究重點項目“基于心理能力提升的大學生創業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江蘇省教育/南京理工大學）

[作者簡介] 劉東（1971-），男，江蘇南京人，南京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博士研究生，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創業營銷與戰略管理；姚曉蓮（1988-），女，江蘇蘇州人，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戰略管理，創業管理；周小虎（1962-），男，江蘇南京人，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戰略管理、創業管理.

行了界定。范巍和王重鳴根據Krueger & Brazeal提出的潛在創業者的概念提出了創業意愿的定義，他們認為創業意愿是潛在創業者對從事創業活動與否的一種主觀態度[5]。簡丹丹等對前人的研究進行了總結，他們指出創業意愿是指潛在創業者對創辦新企業或者實施創業行為的一種多方面的主觀心理準備狀態及其程度。這些方面主要包括潛在創業者對自身素質（包括創業知識和創業潛能等）的評估及對外在因素（包括創業伙伴的可靠性、創業資金的充足性、市場的需求性以及社會支持情況等）的主觀評估情況[6]。從這一定義來看，意愿不僅僅是想法或者愿望，更是行動前的準備工作，例如各種主觀評估行為。

縱觀現有創業意愿研究的文獻，大多潛在地假設創業意愿是創業行為的前置變量，因此在概念的定義上大多將創業行動的準備過程，甚至部分創業行動本身納入意愿的范疇，預先設定創業意愿為創業行為的表征變量，如Douglas以及Thompson的研究。由于創業行為本身是變化多端的，確實難以進行標準化的測量和比較，這也導致很多文獻將研究重點放在創業意愿的發生與形成機制上，以意愿的產生來表征行為的發生，由此展開有關創業現象的研究。由于在創業意愿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上就已經將部分甚至全部的“行為”要素納入其中，則理論上必然無法對現實中確實并且廣泛存在的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背離的現象進行解釋。

然而，Bird對于創業意愿維度的劃分實際上已經暗示了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不一致的可能性，因為外部強加給創業者的意愿若要轉化為行為，顯然是更具有難度和不確定性的。汪姣根據Gollwitzer & Brandstatter在研究意愿問題時提出的目標意愿和執行意愿概念，將其引申至創業意愿研究領域，指出可以將創業意愿區分為創業目標意愿和創業執行意愿兩種意愿成分，這一研究已經開始涉及到從意愿到行為的過程細節。她認為，創業目標意愿是指個體形成的對創業目標的具體愿望表征，是個體對既定創業目標的明確感知。創業執行意愿則是指個體根據自身所處的特定情境所制定的具體的創業行動計劃，包括何時、何地、采取何種方式實施創業行動[7]。雖然汪姣在其文章中并未說明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的關系，但她的這一定義客觀上不僅細化了創業意愿的概念，更提出了從創業意愿到創業行為的分界變量――創業執行意向/創業實施計劃，同時也潛在地表明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創業意愿并非是導致創業行為的直接前置變量。

因此，要研究從創業意愿到創業行為的黑箱機制，有必要重新界定創業意愿的概念范疇，如上所述，筆者贊同并發展了汪姣的觀點，更明確地限定了創業意愿為創業目標意愿，其表征了個體形成的對創業目標的具體愿望，是個體對既定創業目標的明確感知。這樣，從概念內涵上就與行為特征區分開來，便于后續的深入研究。

（二）創業行為的研究

對于創業行為的定義，目前還沒有統一的界定。Penrose提出，創業行為是指在引入并接受新想法的基礎上，進行各種特定的具體活動，以此對創業做出相應貢獻，具體的特定活動主要涉及產品生產、市場定位、財務變化、組織變革等方面[8]。Kuratko等認為，創業行為是公司為了探索其他公司沒有發現或沒有積極追求的機會，而做出的各種新興行為[9]。McMullen & Shepherd認為，創業行為通常是指創業者基于已有的創業意愿和創業機會，為實現最終創業目的而實施的一系列行為[10]。在創業過程理論框架下，對這些行為的劃分如下：創業計劃、創業決策、創業合作和創業激勵。創業計劃行為是創業者根據已掌握創業信息和已識別的創業機會，擬定意念或書面計劃/安排的行為，該行為是創業者實施創業行為的第一步；創業決策行為是創業主體根據創業計劃的可行性對是否進行正式創業進行抉擇的行為，該行為過程是一個復雜的心理過程，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創業合作行為是創業主體根據資源優勢互補的原則，與其他創業者合作實施創業的行為；創業激勵行為基于不同的行為主體，可細分為自我激勵、團隊激勵和政府政策激勵。總的來說，目前對于創業行為的理論研究還不夠深入，大多屬于實務領域的創業指導或咨詢。這可能是因為實際創業行為表現千差萬別，而且多數研究者將研究焦點聚焦于創業意愿。

本文綜合現有關于創業行為的研究和定義，并與本文的研究目標相結合，將創業行為界定為為實現最終創業目標，潛在創業者基于已有的創業意愿，而實施的一系列準備行為。

（三）創業意愿和創業行為的關系研究

現有研究傾向于證明意愿可以成功地預測行為。心理學文獻也告訴我們，意愿比其他因素更能解釋行為，尤其是這種行為是罕見的、難以察覺的。意愿是實際行為的強預測變量[11]。Meta分析顯示意愿可以成功地預測行為，態度可以成功地預測意愿[12]。還有研究者認為意愿是計劃行為（創業行為是一種典型的計劃行為）唯一的最佳預測變量，態度是通過意愿來影響行為。實證研究證明創業意愿比個體變量（如人口統計學變量、人格特征變量）和處境變量（如就業狀況、信息暗示）等具有更強的預測力[13]。

但是創業意愿是一個復雜的變量，這不同于心理學上所說的簡單心理變量（例如“想喝水”）。創業意愿的產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Bird所指出的外部施加給創業者的意愿的維度，顯然不同于通常所說的純粹主觀的意愿概念。再者，即使相關研究表明創業意愿可以預測行為，這也并不表明意愿就必然導致行為的產生，而且這也未能解釋意愿為什么以及如何決定行為的機制。

現有文獻大多潛在地假設認為創業意愿必然會導致創業行為，這顯然與實際觀察不符。在實際創業活動中，往往會出現“意強行弱”的情況。因此，探討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的內在機制顯得尤為重要，不僅能夠為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的關系提供新的視角，從而豐富創業理論，而且能夠解釋創業活動中“意強行弱”的真正原因，為引導有創業意愿的個體將意愿轉化為行動提供切實可行的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創業意愿并不必然地導致創業行為的發生，因此本文對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重新驗證是十分必要的，故重新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 創業意愿對創業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三、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的界溝

（一）意愿與行為的不一致――創業認知失調的現象

關于創業意愿并不一定產生創業行為，這其實是有心理學理論研究支持的。根據著名社會心理學家費斯廷格的認知失調理論，在一般情況下人們的態度與行為是一致的，但有時候態度與行為也會出現不一致，這時就出現了認知失調。從創業意愿到創業行為的過程，也是一種心理與行為過程，同樣也會產生失調的現象。實踐中有很多人雖然有創業意愿，但最終并未形成創業行動。例如，我國學者孫志明調查了全國五個城市中五所高校的1000名學生，結果發現畢業后有創業意向的學生比例較高，最高的達74%，但是畢業后立即創業的學生比例卻很低，基本在1%或2%[14]。教育部統計也表明，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實際參與自主創業的人數比例一直保持在0.3%～0.4%，這個數字并不樂觀。無獨有偶，國外的一些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例如，Wang等針對5326名新加坡大學生創業意向的研究表明，近50.7%的學生對創業非常感興趣或很感興趣，但只有5.1%的學生有真正的創業行為[15]。Henley在其研究中也指出，雖然很多人對創業比較偏愛，但是新生創業水平往往較低[16]。這些調查與研究表明，創業意愿本身并不必然導致創業行為的發生，在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顯然存在著一條“界溝（Gap）”，導致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的背離，我們不妨稱之為“創業認知失調”。那么，為什么會產生創業認知失調？如何解決這種創業認知失調？這正是打開創業意愿――創業行為黑箱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

（二）創業實施計劃概念的引入

有一些研究者已經發現了從意愿到行為之間的界溝，認為人的行為是不可預測的，盡管有積極的意愿，人們也并不總是遵循他們的意愿[17]。對意愿和行為之間關系的一項元分析顯示實際上意愿只能解釋行為28%的變異[18]。因此，意愿需要輔以其他更近的可能促進意愿向行為轉化的變量[19]。

社會心理學對于從意愿到行為的過程研究表明：若一個人心里存在一個將意愿變為行為的實施計劃，個人將成功地依照意愿行事，反之，如果不存在這樣的一個計劃，那么個人就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這一概念在社會心理學領域被稱為執行意愿或實施計劃[20]。實施計劃是指一個如果/那么的計劃，大致描述出什么時候，什么地點以及如何將意愿實現為實際的行為[21]。這個計劃是行為之前在內心（認知）上形成的，說明了情境因素對預期的行為的促進作用（當情境X出現，我就會做某事Y）[22]。

實施計劃是一個比意愿更為具體明確，但尚未表現為行為的一個心理變量，這一心理變量的發生，究其時間順序與邏輯遞進來說，位于意愿之后，而處于行為發生之前。 有研究表明，實施計劃對意愿和行為之間的關系起著正向的中介作用，因為這些簡單的計劃有助于個體發起行為去實現他們的意愿，防止意愿受其他不必要的因素的影響[21]。

從創業意愿到創業行為的發生，作為特定的社會心理與行為現象，也應當遵從上述關系。因此，本文將一般社會心理學的實施計劃概念拓展到創業研究領域中，認為創業實施計劃是指具有創業意愿的個體根據其所處的特定情境而制定的具體的創業行動計劃，它位于創業意愿發生之后，而處于創業行為發生之前，包括什么時間、什么地點、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實施哪種創業行動，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 創業意愿對創業實施計劃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假設3：創業實施計劃對創業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假設4： 創業實施計劃在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三）創業自我效能感概念的引入

自我效能感這一概念是社會認知理論的核心基礎，最早由Bandura提出。Bandura指出，自我效能感是指個體對自己能否完成一定任務目標或產出一定結果所需能力的判斷。他認為，自我效能能夠對眾多目標導向行為進行有效預測[23]。除了Bandura，其他學者也對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分別從自我效能感的對象、范圍、過程或表現形式做了不同的界定。雖然不同學者對自我效能感的概念界定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均涉及對自己能力的自我評價問題。從國內外學者對自我效能感的定義可以看出，自我效能感具有如下兩個特點：（1）自我效能感與某種特定任務或行為有一定的聯系；（2）自我效能感不是一種技能，而是個體對自己擁有完成某種特定行為的能力的信念。關于自我效能感的測量，Bandura認為，個體對于不同活動任務的自我效能感因活動領域的差異而不同。因此，并不存在普適的自我效能感量表，而量表制定通常與所研究的任務領域相關。

Bandura等學者認為，自我效能感必須與特定任務領域相聯系。正是這一特性，使得自我效能感引起了眾多其他領域研究者的廣泛關注。而創業領域的研究者將自我效能感引入創業領域，形成了創業自我效能感（ESE）這個概念，從而拉開了創業自我效能感研究的帷幕。關于創業自我效能感（ESE），國外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而國內對創業自我效能感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主要集中在研究管理者自我效能感（MSE）上。而對ESE的研究，國內研究者在翻譯上還存在不同的意見，多采用“創業自我效能感”或“領導自我效能感”，進行這方面的研究的有韓力爭、鐘衛東、馬昆姝等。綜合考慮國內外學者對創業自我效能感的定義，本文根據Boyd的創業自我效能感定義，將創業自我效能感定義為個體相信自己能夠成功扮演創業角色（Roles）并有效完成各種創業任務（Tasks）的信念。

目前，創業自我效能感與創業意愿之間的關系已有比較多的研究。Krueger等在創業潛力模型中引入了創業自我效能感，認為創業自我效能感是成為潛在創業者的一個關鍵因素[24]。Boyd等研究表明決定創業意愿強度和這些意愿最終轉化為創業行動的可能性的一個重要變量是創業自我效能感[25]。Jung等進一步深入研究了創業自我效能感與創業意愿及行為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創業自我效能感整體上與創業意愿和行為呈顯著正相關[26]。Zhao等對同一批MBA學生進行了兩次問卷調查，采用了他們自己開發的創業自我效能量表，并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對假設進行了檢驗，結果證實了創業自我效能對創業意愿的正面影響[27]。國內學者馬昆姝認為創業自我效能感是一個重要的解釋變量，對創業意愿的強弱和達成創業意愿的可能做出解釋[28]。丁明磊，楊芳和王云峰從認知觀出發，以創業自我效能感為切入點和主要研究對象，通過比較和實證研究來開發基于創業者角色的創業自我效能感模型，然后運用該模型驗證了創業自我效能感對創業意愿的影響，并揭示了行為控制感的部分中介作用[29]。

總之，創業是一個過程，其行為的產生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創業自我效能感等心理認知因素會影響到創業行為、創業績效、創業決策等創業變量。相關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表明，創業自我效能感對創業意愿到創業行為的發生過程起調節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5： 創業自我效能感在創業意愿--創業實施計劃--創業行為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四、從創業意愿到創業行為的整合概念模型與概念測量

（一）概念模型

基于相關研究文獻的回顧以及前述的分析，本文梳理了創業意愿、創業自我效能感、創業實施計劃以及創業行為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并構建了一個從創業意愿到創業行為的整合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創意實施計劃作為中介，創業意愿通過它對創業行為產生影響；而創業自我效能感對這一過程起調節作用。

圖1 整合概念模型

（二）概念測量

1. 創業意愿

本文提出的創業意愿是指創業目標意愿，是表征了個體形成對創業目標的具體愿望，是個體對既定創業目標的明確感知。有關創業意愿的測量，目前還處于比較混亂的狀態，沒有一個統一、權威的測量方法。學者大都是根據自己的研究內容和研究興趣自己開發量表。需要指出的是，個體創業意愿的測量不能簡單地用“是”與“否”的問題來測量，它是一個程度問題的測量。目前，有關創業意愿的測量有采用多項目量表和單一項目或雙項目量表之分。而采用多項目量表進行測量是創業意愿測量研究的主流。本文在綜合考慮有關創業意愿比較有信度和效度的量表的基礎上，結合目標意愿概念，決定采用李海壘等編制的大學生創業意向量表中的測量創業目標意向的6個題項來測量創業意愿[30]，并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來進行評分。六個題項分別為“我會竭盡全力創辦自己的公司”、“成為創業者是我的職業目標”、“創辦公司對我有足夠的吸引力”、“我希望自己做老板”、“5年之內我會創辦自己的公司”、“我打算在將來成立一家公司”。

2. 創業行為

本文將創業行為界定為潛在創業者基于已有的創業意愿，為實現最終創業目的而實施的一系列行為。關于創業行為的測量，學者們都是結合具體的環境、具體的問題進行測量。本文根據研究問題，從創業行為的類型、創業行為的強度兩個維度對創業行為進行測量。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還未創業的潛在創業者，他們還沒有實際的創業行為，因此本文對創業行為的類型做了如下劃分：分別為知識準備行為、團隊準備行為、關系準備行為、信息準備行為和資金準備行為。量表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來進行評分，五個題項分別為“我已經或正在學習創業所需的知識”、“我已經或正在尋找、洽談可以跟我一起創業的人員”、“我已經或正在積極搭建創業所需的人際網絡”、“我已經或正在主動搜集市場上與創業有關的信息”、“我已經或正在積極籌措創業所需資金”。

3. 創業實施計劃

根據實施計劃的定義，本文的創業實施計劃是指個體根據自身所處的特定情境而制定的具體的創業行動計劃，包括什么時間、什么地點、采取哪種方式實施創業行動。由于實施計劃的形式是“當情境Z出現的時候，我打算做Y”。因此，本文采用“當情境Z出現的時候，我打算做Y”的形式自己編制量表對創業實施計劃進行測量，情境Z是根據Fleming、Wilson，Marlino & Kickul和Choo & Wong介紹的一些促進創業的因素，以及本研究的實際情況進行設計的。量表也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來進行評分，六個題項分別為“當我掌握了創業所需知識后，我會去創業”、“如果找到合適的搭檔時，我會去創業”、“如果我建立好創業所需的良好的人際關系網絡時，我會去創業”、“如果發現商機時，我會去創業”、“如果我有途徑、有把握籌集到一定的資金時，我會去創業”、“如果感到自己的經濟狀況不好時，我會去創業”。

4. 創業自我效能感

本文的創業自我效能感是指個體相信自己能夠成功扮演創業角色（Roles）并有效完成各種創業任務（Tasks）的信念。由于目前國外對創業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本文直接借鑒Linan 和 Chen的量表來測量創業自我效能感[31]。量表也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來進行評分，五個題項分別為“我能輕易地開辦一家公司并使其生存下去”、“我不認為自己有能力開辦公司”、“新公司的創立過程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對自己開發創業項目有信心”、“如果我創業，成功的可能性很高”。

五、結語

如何推動創業的實際發生，這不僅是創業管理理論研究的需要，也是世界范圍內推動創業發展國家戰略的實踐所需。很多潛在創業者雖然激發了創業意愿但卻沒有采取創業行為，這種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背離的認知失調現象的存在，表明在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存在一個內在機制的黑箱。本文在回顧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基于“意愿――計劃――行為”的路徑，并引入創業自我效能感構念作為調節變量，構建了一個整合的從創業意愿到創業行為的內在機制概念模型，希望由此能夠打破上述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的機制黑箱，解釋創業認知失調的真正原因，為研究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的關系提供新的視角，豐富創業理論，幫助推動實際創業行為的發生以促進經濟的發展。

目前，本文的研究還僅限于理論模型構建，相關假設的提出以及模型概念的測量。后續研究將針對不同的群體進行大樣本調研來對模型及其假設進行驗證，從而從實證的角度來揭示創業意愿與創業行為之間的內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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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我的姐姐原型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 專業結構性失業 供求非價格彈性

中圖分類號:F24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8-090-03

近年來，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日益嚴峻。其中，大學生結構性失業尤為嚴重。2005年中國就業高峰論壇提供的數據表明:45%的企業找不到合適的人才，50%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教育部認為，目前大學生就業難的首位是結構性問題，包括地區結構和專業結構。

失業經濟學用一個模型解釋了結構性失業。如圖1所示，勞動力市場被分為兩個市場，假設兩個市場的工資水平相同。一個市場上勞動力供過于求，即為失業市場；另一個市場的勞動力供不應求，則是崗位空缺市場。兩個市場合并來看，總勞動力市場存在失業現象，結構性失業形成。

針對我國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問題，鄭功成和袁志剛認為高等教育專業結構和教育質量與社會需求不匹配是其產生的主要原因。鄭功成提出，計劃體制加供給導向的教育體制直接妨礙著大學生就業，在擴招情況下，高校沒有調整制度、專業結構和突出能力培養。他們的研究較好地反映了我國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的現實，但采用的是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的工具。

本文將勞動力供求非價格彈性作為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的定量研究工具，放入到結構性失業模型中，分析高等教育專業結構和教育質量與社會需求不匹配的深層次原因，進一步完善對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問題的研究。

一、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現狀

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是因專業供需失衡而導致的大學生結構性失業。目前，由于個別專業供大于求而導致的大學生結構性失業十分突出，并具有一定持續性，這也是解決大學生結構性失業的難度所在。表1、表2分別顯示的是2007、2008屆大學本科畢業生和高職高專畢業生半年后失業率居前10的專業排名。

采用失業量指標來衡量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程度，如表3所示，2007、2008屆大學畢業生失業量主要有兩個特點：第一，失業量前10專業具有很強的持續性；第二，失業量最多的前10專業在我國大學生總失業人數中占比較大。

二、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的成因

（一）供求非價格彈性

假設工資水平一定，大學生勞動力供求非價格彈性是指工資以外的因素變化引起的大學生供給或需求的變化程度。非價格彈性包括收入彈性、技術彈性等。收入彈性是社會整體收入水平變化所引起的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大學生勞動力供給或需求變化的影響程度。技術彈性是指社會技術水平的變化對大學生勞動力需求或供給變化的影響程度。

（二）供求非價格彈性與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

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的形成是因為大學生勞動力的供給非價格彈性小于需求非價格彈性。把大學生勞動力看成一種商品，該商品的需求方是用人單位，供給方是高校。假設在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一直處于W水平，考察收入和技術等因素的變化對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的影響。如圖2所示，是一個大學生勞動力供求模型，初始時，勞動力需求曲線D1，供給曲線S1，此時在E點取得均衡，均衡就業量為L1，均衡工資水平為W。由于收入或技術等因素的變化，用人單位迅速調整大學生勞動力的需求，D1移動到D2位置，用人單位對大學生勞動力的需求量從L1縮減至L3水平。此時，用人單位對該專業學生的需求遠遠小于供給水平，供給大于需求。高校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也開始調整該專業學生的招生規模，S1向左移動，只有當S1調整至S3位置時，勞動力市場才能達到新的均衡點E2。但是由于勞動力的供給非價格彈性小于需求非價格彈性，供給隨著收入或技術變化的速度趕不上需求的變化速度，圖中所示，供給曲線只能移動到S2位置，此時，在W工資水平下，該專業大學生供給量為L2，需求量為L3，供給量大于需求量，該專業大學生的失業量為（L2-L3）。

圖3描述的是另一種情形，同樣受收入或技術等因素影響，用人單位對該專業大學生勞動力的需求增加，D1向右移動到D2位置，從而高校開始調整該專業大學生的供給量，增加對該專業學生“生產”，供給曲線向右移動，若供給曲線移動至S3，則勞動力市場將到達新的均衡E2。然而，供給曲線的變化幅度趕不上需求曲線，供給曲線僅能到達S2點。此時，在W工資水平下，該專業大學生的需求量為L3，供給量為L2，該專業大學生供給不足，出現（L3-L2）的崗位空缺。

（三）供給非價格彈性小于需求非價格彈性的原因

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大學生勞動力的供給非價格彈性小于需求非價格彈性。需求非價格彈性相對較高是由企業運行的特點和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決定的，而低供給非價格彈性是因為高校專業設置和調整存在問題。

1.需求非價格彈性相對較高的原因。

（1）企業運行的特點。企業是我國大學畢業生就業的主要領域。而高需求非價格彈性的產生正是與企業經營的特殊性密切相關。首先，企業經營戰略向多元化轉變以來，它們通過削減或拓展經營領域來應對變幻不息的市場環境，從而對于不同專業的大學生勞動力的需求也不是一層不變的，會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不斷變化。其次，國家對創立新企業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使得開辦新企業收益大大增加，而公司的有限責任制又使得申請破產的成本大大降低。因此，企業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能迅速作出進入或退出某一行業的決策。一旦某一行業利潤高于平均水平，廠商爭相進入，雇傭大量與該行業相匹配的專業的大學生；而當利潤低于平均水平時則立刻撤出，大量大學生被解雇。再次，很多企業存在短視行為。短視行為是指追求短期內的利潤最大化，而不是長期的穩定發展。一旦遇到市場環境的變化，為了應對競爭壓力，他們很容易想到通過裁員以達到縮減成本的目的。以上三項企業運行的特點顯示，大學生勞動力需求對市場環境的變化非常敏感。

（2）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勞動力商品有自身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得勞動力具有相對較高的需求非價格彈性。首先，勞動力需求是一種引致需求。用人單位對大學生的需求并不是直接用來提高自身的效用，而是通過使用勞動力資源生產產品從而獲得收入效用。勞動力的需求方同時也是產品市場的供給方，因此，市場環境稍有變化都將很快傳遞給用人單位，從而影響用人單位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其次，勞動力的工作時間有伸縮性。一旦用人單位存在成本上升壓力，很多用人單位大量的削減人力，而同樣的工作量通過延長在職人員的工作時間得以完成。

2.低供給非價格彈性的原因。

（1）高校專業設置存在缺陷。當前，高校專業設置存在一定缺陷，使得大學生勞動力的供給非價格彈性比較低。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專業目錄修訂時間過長，不能很快根據市場勞動力需求進行調整。第二，專業口徑過窄。新興學科、邊緣學科、交叉學科、橫斷學科等應用技術型學科的專業生長緩慢,學生僅僅了解自己所學的這個狹小領域的知識，當市場對該專業的需求減少時，很難找到新的就業途徑。第三，我國大多數高校招生實行“志愿定專業”制度。學生往往在入校之前就定下專業，對專業和自身匹配性的了解時間不足，很容易選擇自己不適合或不喜歡的專業，而一旦選定了專業就很難轉換，因為學校通常為轉換專業設定了一些要求，而且學生本身也投入了大量的沉沒成本。

（2）高校專業調整存在“惰性”。高校專業調整的惰性是大學生供給非價格彈性小的根本原因。高校專業調整牽涉到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調整過程將面臨重重阻力。首先，就高校自身而言，每一個專業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得以設置，因此，設置一個新專業是一個長期過程，決不是一蹴而就的。同理，撤銷或者縮減已經設置的專業的招生規模，意味著前期的投入付之東流，這也是高校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高校在專業調整中存在“惰性”。其次，對高校教師來說，他們的知識和能力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在一個專業領域投入的時間越長，他們就越不愿意或是沒有能力涉足其他領域。然而，某專業的撤銷或者減少招生規模，意味著這一專業的教師面臨轉崗的危險，因此，絕大多數教師對于高校專業的調整缺乏主動性，甚至很排斥，也存在“惰性”。

三、解決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的對策建議

要解決大學生專業結構性失業問題，最重要的是縮小大學生勞動力需求非價格彈性與供給非價格彈性的差距，主要途徑是提高大學生供給非價格彈性的。

（一）培養復合型人才

高校從培養專一型人才向培養復合型人才過度是提高大學生供給非價格彈性的重要途徑。復合型人才是在各個方面都有一定能力，在某一個具體的方面要能出類拔萃的人。當前的大學教育主要以培養專一型人才為主，而且隨著專業劃分的進一步細化，專業口徑越來越窄，大學生所學知識和所具備的技能局限在狹小的專業領域范圍內。他們的知識專用性較強，僅僅適用于某一行業或某一崗位，擇業面非常狹窄。一旦被解雇，很難找到能發揮用處的其他崗位，一旦出現供給不足，也很難從其他勞動力富余專業找到合適的就業人員。如果高校轉變為培養復合型人才為己任，培養的學生具備多方面的能力，即使被現有的崗位解雇，但他們很容易實現轉崗，因此，勞動力的供給對市場環境的變化很敏感，能迅速進行調整以實現供需平衡。

（二）“2+2”教育政策

“2+2”教育政策是指，大學生在高校的前兩年不分專業，學習相同的內容，為以后的發展打下基礎，進入大三以后，根據大學生自己的興趣、愛好、特長以及有關專業選擇的科學評價指標體系來確定自己的專業，進行相關領域的專業學習。“2+2”政策使得“志愿定專業”制度的缺陷得以彌補，大學生不必在剛入校時就糊里糊涂把專業定下來，減小由于中途換專業帶來的心理成本和時間成本。除此之外，基礎學習的時間拉長了，專業學習的時間縮短了。學生在大學學習過程中不僅獲得了一門專業或者技能，更重要的是他們取得了進一步學習和獲取其他專業和技能的基礎知識。一旦所學專業供大于求，他們可以通過一些短期培訓獲得其他專業的知識和技能，將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其他崗位。

除此之外，還應該縮短高校專業調整和修訂的時間，以提高大學生供給對市場變化的反應程度。鼓勵經過認證的培訓機構為大學生提供職業技能培訓，以幫助就業困難的大學生在短期內實現轉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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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我的姐姐原型范文

關鍵詞：就業難 民工荒 結構性矛盾

隨著高校擴招的加速，導致近幾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而與此同時，一向被認為廉價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中國，竟然大范圍地出現勞工短缺，就業的結構性矛盾進一步顯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經濟結構調整以及信息不對稱影響就業結構相應變化

由于經濟總在不斷的變動中，信息又不可能絕對對稱，所以“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現象在我國會長期存在，是勞動力供大于求大背景下結構性矛盾的突出表現。首先是勞動者與企業技能需求不匹配。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轉型升級，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調整，簡單的重復勞動已經不是企業的主要需求，這直接導致了熟練程度不夠、技術能力不強、綜合素質不高的勞動者無法適應企業新的用工需求；其次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導致“民工荒”向西部轉移；最后是“民工荒”呈現明顯的行業與季節特征。從近幾年缺工企業生產經營的行業特性分析，各地缺工較多的都是以手工勞動為主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和勞動環境差、體力消耗大特別是有污染的行業，同時缺工的主要對象是生產一線工人，特別是在春節前后和春耕、秋收季節缺工數量最大。

二、產業、區域結構不合理，就業崗位總體仍然不能滿足需求

首先，作為吸納大學生就業的高端服務業和高新技術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而我國第三產業總體不能滿足需求。從2000年到2013年這13年中，我國普通高校本、專科畢業生人數從95萬增長至700萬，幾乎每年增長近7倍，而第三產業占比僅從2000年的27.5%上升至2012年的44%，而日本是65%，英國、法國和澳大利亞基本都達到70%，美國甚至到了80%以上；其次，城鎮提供的就業崗位總量偏少。2013年我國城鎮需要就業的勞動力達2500萬人，但能夠提供的崗位實際上僅有1200萬，缺口達1300萬。當前經濟下行，新增就業崗位還有縮減趨勢，則進一步加劇了就業供需矛盾。

三、校企供需脫節，勞動者與崗位需求不匹配

近年來，我國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類專業的擴招規模遠遠大于理工專業，主要是因為與理工類專業比較而言，開辦人文社科類專業更容易，不需要太多的實驗設備，大大減少了開辦成本。但是由于社會需求無法跟上，而人文社科類專業招生與培養規模增長太快，進一步造成了就業難問題。這種功利性的辦學思維，一方面使學校忽視辦學特色和質量，只看重規模，而另一方面直接導致了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嚴重脫節。同時，由于各高校專業設置與各企業對人才的需求之間存在市場配置的時間差，以及部分高校不太了解企業需求，專業同質化嚴重，理論教學與實踐嚴重脫節，直接導致大學生自身能力發展不足，與企業崗位需求不匹配，難以適應企業發展的要求。

四、大學生就業取向偏倚，就業期望增加

調查發現，由于企業結構調整，以往作為招錄大學生主力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目前招聘崗位減少了15%左右，但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憑借較好的待遇以及自身優勢強烈地吸引著求職者，以至出現了百人爭一職、千人競一崗的極端現象，而社會地位低下的職位和經濟效益差的企業卻難受學生青睞，大學畢業生寧愿呆在家里啃老也不愿意到小企業做一般工人。對有尊嚴、體面就業的追求與當前就業“質量”差的矛盾降低了部分年輕人的就業欲望，他們自主擇業意識的增強和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對現實的人力資源配置提出了巨大挑戰；其次，城鄉差距大、東中西部差距大、工農差距大同樣也直接影響大學生就業。比如，受到很多大學生青睞的公務員崗位在中西部地區卻經常招不到人；再次，大學生對企業的依賴性太強、抗壓能力很弱，有時企業對其進行一段時間的培訓之后，大學生還不能勝任工作。

五、青壯年勞力從無限供給轉為有限供給，技能人才地位不高導致其嚴重缺乏

從人口結構和發展趨勢看，我國人口總數雖然還在增加，但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離退休的老年人口的增加，“人口金字塔”下部的青壯年人口特別是80后、90后開始減少，而當前作為企業勞動力主體的80后、90后卻不愿接受低待遇、高強度的工作，他們為了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而不斷變換工作，年齡越小的農民工，就業越趨于短工；其次是技能人才地位不高導致其嚴重缺乏。我國自古就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古訓，“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觀念對青年擇業有著深刻的影響。因此，技能人才社會地位不高直接挫傷了其學習技能的熱情。據了解，我國城市孩子的家長寧可節衣縮食，也要送孩子上大學或者出國留學，普遍不愿意上技校，而60%-70%的技校生是來源于農村家庭，且主要原因是因為家庭貧困。因此，我國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大大高于學習技能人口的數量，而在發達國家的就業人口中，這個比例是成反比的。同時，許多企業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給予技能工工資待遇相對較低，只使用不培養現象普遍，即使技能人才自費參加技能培訓班或者職業資格考試，企業也常常以生產任務重為由不允許，或是有的技能人才利用業余時間獲得了更高一級的職業資格證書，卻在收入分配中得不到合理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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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地再現“招工難”“結構性”矛盾待解，2013-02-23 新華網

注：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批準號：13YJCZH12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袁秋菊（1981—），碩士，講師，漢口學院人力資源系副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資源管理、民營企業管理、高等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