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的主體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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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的主體范文
一、財政支農政策的含義
財政支農是國家財政對農業、農村、農民的支持，是國家財政支持農業、農村、農民的重要手段。而財政支農政策就是財政支持農業發展，是國家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或目標而制定的，指導各級財政在農業、畜牧、水產、林業、水利等農業領域的財政分配活動、處理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和措施。
二、當前新農村建設過程中財政支農政策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總量不足，支農資金結構不合理
1.財政支農資金總量仍然不足。近年來，我國財政用于“三農”的投入數量雖在不斷增加，但在財政總支出中，用在三農方面所占的支出比重卻相對下降。資金的嚴重不足，是制約農業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而且由于財力方面原因，有些鄉鎮財力相對薄弱，資金相對緊張，導致財政支農投入嚴重不足，很難改變維持“吃飯財政”的現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在財政收入增加的同時，財政支出也不斷增加，但在財政支出比重中，財政支農支出基本只是維持在8%左右，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不高，增長緩慢。
2.財政支農結構失衡。盡管財政對農業的投入不斷增加，但支農結構總體仍不合理，在各項農業支出中，用于農業生產的支出低于行政事業費用支出，用于行政開支及人員供養的部分比重偏高，增長較快，而用于農業基礎設施的支出則偏低。在財政支出中農林水部門事業費支出居高不下，增速明顯，用于農業科技的投入數量小、比重低。
（二）財政支農投入渠道分散，支出重點不突出
1.財政支農投入渠道分散目前，我國財政支農資金的撥付渠道主要是通過財政部門或行業部門的渠道進行，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的渠道比較分散，渠道眾多，財政支農資金多頭管理，責任不明確，所有涉農部門和職能機構，都有截流支農資金的情況，部門分割嚴重。而且由于政出多門，職責不清，不利于財政支農資金監管，導致大多支農項目無法進行整合。
2.現行財政支農方式不多樣、不靈活。財政支出方式的制定權在中央和省，涉及的面比較廣，同時由于政策本身具有普適性，難以體現具體的靈活性，所以從現象來看，支出方式是一刀切，再加上政策實施的剛性和政策要求的嚴肅性，必然難以體現支出方式的靈活性。結果是，單一呆板的支出方式，不能兼顧到各地具體的實際需求，在財政支農資金的具體使用范圍、使用對象和支持數量上都缺乏靈活性，影響地方的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難以吸引社會資本進行投資，影響了財政資金的乘數效應，影響了財政資金對社會資本應有的聚集效應。
（三）財政支農資金監管機制不完善，精細化管理水平不高
財政支農資金監管機制不完善目前我國財政農業支出實行分級管理，涉農部門多，在支農支出職責劃分上，中央與地方劃分不清，管理部門之間職能交叉。這種現象，導致支農資金使用分散，難以形成合力，造成了支農投資的極大浪費。支農資金科學化、精細化管理水平不高，近年來，財政支農資金雖然在細化預算編制、規范預算執行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改進，但一些地區和部門支農資金“重分配、輕管理”的觀念沒有根本改變，支農資金管理意識薄弱，管理手段落后。
（四）支農績效評價機制不完善，支農資金使用效益低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是對財政支出過程，進行客觀、科學、公正的綜合評判和衡量比較。目前，我國在對支農支出績效評價方面，主要是通過若干固定的工程管理、技術和財務等指標進行全過程評價，各部門對評價指標設置比較單一，尚缺乏一套科學、統一、完善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直接影響支農績效評價結果的公正性、合理性，不利于對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效果進行全面評價。影響了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客觀性、正確性及權威性。由于支農績效評價機制的不完善，導致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益不能完全發揮，支農資金使用效益偏低。
三、完善我國財政支農政策的措施
（一）完善財政支農法律法規，建立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
完善財政支農相關政策法規，確保財政支農有法可依為了保證財政支農投入的不斷增加，實現財政支農資金管理的規范化和透明化，確保支農投入既穩定又持續。
（二）提高支農資金投入規模，建立財政支農資金總量穩定增長機制為更好地支持“三農”的發展，深化新農村建設的各項改革，改變農村的落后局面
（三）優化財政支農結構，合理分配財政支農資金
1.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增加農村公共建設投資，發展生態環境、農田水利設施、農村電力設施、鄉村道路建設等。
2.增加財政對農業科技的投入，激發農業的科技創新，提高農產品競爭力，提高農業科技的生產效益，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促進新農村建設的發展。
3.控制農林水氣部門事業費增長速度，嚴格控制人員機構經費的增長速度。
4.增加對農村社會事業方面的投入，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優化農村公共衛生環境，建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
（四）加強監督檢查機制
建立和完善支農資金全流程的監督檢查機制對支農資金全流程的監管，從支農資金項目立項、資金分配、資金運行及使用結果全過程監控。
（五）豐富財政支農項目體系，完善財政支農補貼方式
加大支農的范圍，拓寬支農渠道，完善財政支農惠農補貼方式。
（六）健全財政支農績效評價體系
第2篇：財政政策的主體范文
一、管理現狀：黃砂、礫石從開采到使用都要經開采、運輸（第一次流轉）、砂礫石供應商銷售、使用方購買等四個環節，我們對開采出來的黃砂、礫石，大部分在開采地征收了資源稅，而建筑施工單位在購買黃砂、礫石時，如不能提供資源稅“已稅證明單”，則由施工所在地主管地稅務機關根據建筑工程的面積等指標，采用一定的比例折算辦法計征資源稅。
二、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上述操作方法，存在以下三種稅收執法行為的不規范：
1、重征現象。目前我們對建筑用的黃砂、礫石其資源稅在開采時，開采地稅務機關采用核定或其它的辦法，征收了資源稅。由于開采環節的高額利潤回報，納稅人不重視資源稅“已稅證明單”的使用，不申請開具“已稅證明單”，即使開具了，也只在船運貨主手中，并不跟隨應稅產品流轉，從而在建筑施工使用環節，不能提供“已稅證明單”，在施工地只能該黃砂、礫石被認定為未稅礦產品。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第十一條的規定，收購未稅礦產品的單位為資源稅的扣繳義務人，建筑商為扣繳義務人，應代扣代繳資源稅。一船黃沙從開采第一個環節到使用最后一個環節中間還有二個流轉環節，你說建筑施工方到哪去扣繳開采人的資源稅，結果只有自己繳納。從而同一船黃砂、礫石在開環節由開采人繳了一次資源稅，在使用環節又由建筑商繳納一次資源稅，造成了重征現象。
2、扣繳嚴重滯后現象。一車砂石從開采到使用，中間還有二個環節，而偏偏在最后一個使用環節扣繳資源稅，這給納稅人一種很隨意的感覺，你稅務機關想在哪個環節扣繳就在哪個環節，而不是法定。而事實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第十一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范圍內收購未稅礦產品的單位為扣繳義務人，那么，在開采環節未納資源稅的砂石，交給販運的船主時，就應由販運方代扣代繳資源稅，而不是到最后使用環節才扣繳。
3、納稅主體錯位現象。根據資源稅暫行條例規定，開采應稅資源產品的單位和個人為資源稅的納稅義務人。而現實中，扣繳行為的嚴重滯后導致：建筑施工單位在收購建筑材料時，扣繳往往不能實現，通常供應方不繳納資源稅，建筑施工方也無法扣繳，結果施工方成了事實上的納稅人。很明顯，納稅主體嚴重錯位。
上述情況，細究以來，不難發現：稅務規章與稅收征管法相抵觸對上述現象的出現難辭其責。國稅發[1998]49號《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代扣代繳管理辦法〉的通知》第十五條規定，“扣繳義務人依法履行代扣稅款義務時，納稅人不得拒絕。納稅人拒絕的，扣繳義務人應及時報告主管稅務機關，否則，納稅人應繳納的稅款由扣繳義務人負擔”。納稅人拒絕扣繳義務人扣繳稅款，扣繳義務人不向稅務機關報告，只會產生未能扣繳稅款的后果，按此第十五條的規定，扣繳義務人應負擔未能扣繳的稅款。而國稅發[1998]49號文第十七條也規定：扣繳義務人發生應代扣而未代扣或少代扣資源稅款的，按《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處理。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條規定：“扣繳義務人應扣未扣、應收而不收稅款的，由稅務機關向納稅人追繳稅款，對扣繳義處應扣未扣、應收未收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也就是說，即使扣繳義務人未履行扣繳義務，也只是承擔罰款的責任，而不是負擔稅款。可見國稅發[1998]49號第十五條與第十七條之間不合邏輯，國稅發[1998]49號文與稅收征管法存在相抵觸的現象。
三、規范建筑材料資源稅征收管理的對策
1、規范稅收法制建設行為。規范稅務行政執法行為，必須要先規范稅收制度建設行為，提高稅收制度建設的質量。負責起草稅收規章、規范性文件的職能部門要深入調查研究，使之符合當前工作實際。尤其是要進行跟蹤問效，分析評估，并提出改進、完善的措施，切實解決法律規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確保稅法協調一致。
2、從源頭抓起。砂礫石的開采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少數一些地方，應在開采地強化征管，抓好資源稅的管理，將應收資源稅征收到位。
第3篇：財政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字： 河北省；農業自然災害；財政救助
河北省農業自然災害財政救助存在的問題
（一）財政救災資金規模有待增加
政府財政救災支出不穩定。財政的救災支出增長速度與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程度密切相關，近年來自然災害頻繁發生，財政救災支出總量上也呈上升趨勢，但是救災支出的多與少僅與當年的災害嚴重程度有直接的關系，也反映出救災支出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以民政救災支出為例，河北省2007--2009年救災支出數額為3.97億元、8.57億元和5.73億元，可以看出，各年度救災補償資金支出的數量差距較大，和災害造成損失的大小有關，且救災補償資金支出不穩定。
針對巨災風險，政府災后重建的補償資金顯得更加不足。洪水、地震、臺風等自然災害造成的巨大損失，從公共基礎設施到公民的財產甚至生命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受災地區的地方財政支出巨大，基礎設施與生產活動受到嚴重的毀壞，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財政部門只能依賴中央的財政撥款來獲得重建的資金，但是救災的中央撥款也畢竟有限，這些資金往往是僅能滿足災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對于社會生產力的恢復則顯得力不從心。近年來，河北省加大了對社會救助支出的力度，但是社會救助資金分布于農村社會保障的各個領域中，主要包括災害救助、五保供養等等各個方面，針對災害救助的資金規模力度仍然有限，不能完全發揮災害救助的功能與效果。
（二）財政救災的作用需要提高
農業自然災害財政救助仍停留在維持受災群眾的基本生活上。近年來，盡管政府財政加大了農村自然災害救災支出的投入總量，但在有限財力情況下，所能解決的僅僅還是受災群眾“臨時性”和“緊急性”的救助，不能發揮促進生產發展的作用。
（三）財政救災的時效性差需要加強
財政自然災害救助監督體制不完善。根據當前的政策與制度安排，發生自然災害之后，河北省級政府如果向國務院申請救災與補償資金，需要通過農業部和財政部之間的協調。可能會造成救災資金不能及時發放、不能不及時轉撥、滯留救災資金等問題，延緩了財政資金的補償時效，更不能滿足受災群眾“救災如救火”的資金補償的時間要求。
（四）財政救災資金分配需要進一步完善
當前政府財政救災中存在資金分配結構不合理的問題。目前全國針對災情的核定沒有具體的標準和參照依據，河北省也基本上沒有相應的規范和標準，對于具體的農業作物災害的評估與災害標準就更不用說了。各地市可能存在虛報災情來希望獲得更多上級政府財政救災資金的現象，在政府財政救災資金總量不足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向上級部門“要錢”的能力就代表著當地救災的能力，導致救災的資金很難保證資金分配與使用的公平性，也不能保證救災補償資金支出分配的合理性。
提高河北省農業自然災害財政救助水平的對策建議
首先，引入市場救助主體，緩解財政救助壓力。引入市場方式規避風險是指以市場為依托，大力發展政策性農業保險，充分發揮保險的經濟補償職能。因此建議：河北省政府從政策上鼓勵保險公司經營農作物保險，實行稅收優惠政策，或進行經營補貼，形成政府支持，各級政府、農戶、保險企業多級分擔，市場運作的災害損失救助與補償機制。通過財政對市場主體的支持，發揮市場主體農業自然災害救助的作用，減少財政農業自然災害支出的負擔。
第二，建立河北省農業自然災害救助基金。政府要建立長效的投入機制，籌建專門的農業自然災害風險基金，確保在大災面前，抗災有力，救災有序。各級政府在年度經濟發展規劃和財政支出預算中，預留和撥付救助農業自然災害損失的財政專項預算，用于建立農業自然災害風險基金，同時，也可接受社會力量的捐助。該專項基金正常年景只增加不使用，大災之年用滾存的基金進行救助，這樣可充分發揮不同地區和不同年份之間的調劑作用。
第三，改變傳統的災后救助的方式，災前防范和災中的減災資金配置也要到位。財政救助資金或者農業自然災害風險基金，還可用于風險的防范，比如，通過興修水利設施來防范洪澇和旱災的發生，或者對農業生產的環境進行補償。這樣變被動救災為主動防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財政救助的壓力。
最后，提高財政救災資金的效率與支出的時效性。農業自然災害發生之后，政府部門可以委托風險評估事務所或者保險公估公司，對災害發生的損失進行評估，根據評估結果和損失大小支付救助資金，避免由于各部門的災害損失申報數據不實帶來的支出效率較低的問題，還能夠根據評估結果得出不同地區災害程度，確保將財政救助資金及時、準確的發放到重災區，避免自身的決策失誤與管理不暢。
參考文獻：
[1]祁毓.我國自然災害救助的財政投入現狀、問題及對策[J].地方財政研究，2008.1
[2]王國敏.農業自然災害的風險管理與防范體系建設[J].社會科學研究，2007.4
第4篇：財政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財政政策；功能；實施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導向下，各地區都緊密圍繞著產業升級這一戰略，來不斷推進自身的去除過剩產能和優化產能結構的各項工作。就工作難度而言，后者的優化產能結構內含有技術創新需求、人力資本提升需要等要件，所以在當前是困擾地方政府和市場各微觀經濟主體的難題。面對這樣的難題，除了需要在發揮國企改革主動性的同時，還需要通過建立起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助力人力和物力資源整體水平的提升。在微觀視角下來考察優化產能結構工作，其體現為以技改和固定資產重置為工作主線，借助企業技術組織形態調整這一中介過程，提升人力資本存量和引入人力資本增量，最終在動態視域下適應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需要。與當前“見物不見人”的主題討論不同，筆者十分重視人力資源要素在驅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作用，從而本文也就將積極財政政策落腳于支撐人力資本培育之中了。
一、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功能分析
（一）價值導向功能
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主體為各級政府部門，而隨著20世紀90年代財稅“分灶吃飯”格局的建立，以及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所致，地方政府成為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主體。在區域經濟發展規劃下，以及在發揮區域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的要求下，地方政府通過對特定項目開展定向投資和融資工作，這就在市場機制下為微觀經濟主體提供了風向標的作用。隨著這一作用效應的逐步顯現，便能在區域范圍內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賦予價值取向。
（二）市場干預功能
因信息不對稱、外部性、市場壟斷等因素的普遍存在，單純依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區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顯然是不切實際的。而且，區域微觀主體所內在的技改和固定資產重置，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力資源培育等工作都具有長期性和結構性的特點。因此，通過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職能內容，便能彌補市場機制單純注重效率的短視問題。同時，還能在財稅政策的調適下，來激勵和約束市場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進而，從整體上滿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
（三）制度優勢功能
這里的制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聯系宏觀調控和微觀引導的制度優勢；二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植根于我國現行的財稅體制之下，充分發揮地方政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則在地方積極財政政策的支撐下得到落實。所有這些制度優勢都能夠以功能的形態存在著，并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開展。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在要求
在以上功能分析的基礎上，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在要求可歸納如下。
（一）助力企業在職員工人力資本存量的提升
企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也可以理解為，L:K（勞動要素：資本要素）之間在數量與結構上滿足一定的技術系數。資本要素的數量和結構升級，可以借助資金投入在較短時間內得到完成，而對于勞動要素的數量和結構升級，則因面臨諸多法律和社會道德的因素的作用，需要在較長時間內才能得到解決。利用積極財政政策和在地方政府公權力的保障下，便能滿足企業提升在職員工人力資本存量的內在要求。
（二）幫助企業落實所需高端人才的引進計劃
2017年12月所召開的中央經濟會議指出，未來我國將著力發展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人工智能在內的高科技產業。特別在“互聯網+”時代下，如何形成“互聯網+制造業”的發展模式，則成為了區域產業結構升級需要面對的機遇和挑戰。在區域開放經濟體格局下，域內企業必然存在著引入域外高端人才的需要。而引入高端人才的工作不僅涉及到人力資本增量變革的問題，還涉及到與之相伴隨的社會問題。此時，積極財政政策便需要在解決社會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
（三）以產業發展項目為載體培育創新型人才
這里的創新型人才在其職業身份界定上，可以定義為自我雇傭。他們作為類似于自由職業者的形態而存在，卻在區域中高端服務業領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打造區域服務產業和高新技術服務平臺，將能在社會網絡化分工格局下促進區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為此，以積極財政政策為推手來賦予創新型人才獲得創業機會和創業能力，則成為了需要被正視的內在要求。以上從三個方面圍繞著人力資源培育所做的內在要求歸納，改觀了當前在論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積極財政政策時“只見物不見人”的局限。
三、積極財政政策設計
根據以上所述，積極財政政策可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展開設計。
（一）制訂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標準
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這里不必累述，但作為財政資源的稀缺性則需要給予強調。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產能優化局面的不斷擴張，將會使得地方政府的財政資源更顯緊張。因此，這里首先需要制訂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區域經濟發展為視角，標準的制訂又需要與區域產業發展規劃和企業改革重點等事項相聯系。從而，這就需要在地方政府的組織架構內形成合作和協同模式，共同打造出符合當地實際的實施標準。
（二）財政監管下開展在職員工培訓
助力域內特定企業的在職員工開展崗位培訓，成為了積極財政政策落地的重要環節。但實踐表明，因崗位培訓的空間割裂性，以及人力資本存量信息的內隱性，這些都使得財政實施部門與企業方之間存在著事實上的信息不對稱。為了實現積極財政政策能夠精準發力，需要建立起政府主管部門、企業方、第三方培訓機構在內的契約管理形式，并在在線視頻監督和聲譽約束機制的作用下，確保積極財政政策真正產生實效。
（三）突出財政政策的市場干預職能
在助力域內企業引進域外人才時，積極財政政策應突出發揮市場干預的職能。前面已經指出，人才引進還涉及到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吃、穿、住、行等。而且，部分高端人才還存在著子女就學、配偶就業等需要。為此，積極財政政策便需要在人才引進上做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針對人才引進修建福利保障房；二是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開辦針對高端人才子女入托的幼兒園，并在域內基礎教育階段給予國民待遇；三是為他們的配偶就業提供前置性崗位培訓資金支持。
（四）政企校合作開展創新人才培養
培育創新型人才不但需要挖掘本土人才資源，還需要大力引進域外創新項目入駐。為了使創新型人才培養與創新型項目商業化同步展開，便需要建立政府、企業、高效三者合作下的工作機制。積極財政政策在這里主要以內在標準為門檻，篩選出符合財政投資和融資的項目和人才隊伍，通過長期跟蹤創新團隊的工作績效，以及預算監管校企之間的合作實效，來全方位提升域內高端服務產業的結構。
四、展望
（一）降低財政政策制定隨意性
隨著我國將功能財政引入到宏觀經濟調控之中，則極易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面，而這是與經濟學所信奉的整體原則相背離的。因此，降低財政政策制訂的隨意性，首先需要弄清楚經濟問題出現的原因是什么，再者就是要從整體上把握問題產生的因果關系。
（二）提升財政政策執行調控能力
不僅需要發揮財政政策的政策導向優勢，也需要及時糾錯。為此，今后需要提升財政執行調控能力。但由于一項財政政策的制訂需要履行完整的審批程序才能實施，使其在實施過程中具有較強的制度慣性。從而，需要有效區分財政政策應用對象。結合我國國情，筆者建議，未來可以增大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制定應用權限，從而來降低實施成本和增強執行調控能力。
五、結語
積極財政政策的功能可從：價值導向、市場干預、制度優勢等三個方面來認識。通過主題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則可以圍繞著：制訂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標準、財政監管下開展在職員工培訓、突出財政政策的市場干預職能、政企校合作開展創新人才培養等四個方面來構建。
參考文獻：
[1]劉成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的財政政策選擇[J].財政監督,2017(23).
第5篇：財政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詞：經濟結構；財政政策；有效性
JEL分類號：H32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11)11-0005-04
隨著CPI漲幅回落，通脹壓力趨于緩解，國內政府開始強化使用財政政策工具來調整經濟結構，今年10月相繼推出三項財政政策改革：原油天然氣率先從價計征資源稅、滬浙粵深四省市獲準開展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上海交通運輸業和現代服務業試點營業稅改增值稅.同時還啟動了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
一、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整作用
著眼于總量調控的貨幣政策通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等工具對實體經濟產生間接影響，有利于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有利于控制和保持物價水平穩定。與之相比，財政政策可以直接影響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和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在產業結構調整、內需拉動方面會更加有效。
1、推動產業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動力有政策支持、技術進步、市場需求等，但核心動力是企業的主動投資。是企業自發地成為經濟轉型的主體。財稅政策就是推動企業轉變投資方面的重要工具。
從稅收對企業的影響來看，任何能夠降低企業資本成本的稅收措施，都會刺激企業的投資意愿、加大投資力度；反之則會抑制企業的投資行為。如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經濟轉型的愛爾蘭，因本土資源缺乏，決定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愛爾蘭政府推出了很多支持措施，其中的一個關鍵性政策就是極其優惠的公司所得稅。從2003年起，愛爾蘭政府對所有企業實行12.5％的所得稅優惠，并不再征收其他地方稅。低稅率政策吸引了微軟、英特爾、谷歌等一大批全球高新技術企業。
此外，加速折舊、投資減免政策也會促使企業增加投資。二戰后日本經濟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企業實行了包括特別折舊在內的一系列稅收優惠。1951年的《租稅特別措施法》規定，鋼鐵業特定設備的折舊率在3年內可比一般折舊率提高50％：1952年的《企業合理化促進法》又使鋼鐵業享受到新的折舊優惠，即特定設備在購入后的第一年內按購入價格的50％進行折舊；1961年日本政府修改了機械設備的法定使用年限(平均縮短20％)，這些優惠措施對鼓勵企業投資起到了積極作用。1964年，日本的粗鋼產量比1950年增加了8.22倍，名列世界第三。
除發揮稅收的杠桿調節作用外，政府還可以通過直接投資、財政補貼等多種手段來改善投資環境、改變企業對未來收益的預期，從而引導企業加大對高新技術等戰略性產業的資源投入。例如，日本投資1.3萬億日元建設筑波科學城，德國政府投資1.9億馬克建設高科技園區。
產業結構升級需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淘汰落后產能。在使用行政手段的同時，通過市場化方式來迫使落后產能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如適當提高對落后產能企業產品的稅收。企業成本增加、收益減少.迫使企業逐步減少產量并轉向投資生產其他成本相對較低，收益相對較高的產品。很多國家和地區征收環境稅以推動產業從高污染高耗能向節能環保型轉變，如馬來西亞為普及無鉛汽油，調整了汽車燃油稅，使含鉛汽油的價格比無鉛汽油高2％。
2、促進消費、拉動內需。
國內經濟結構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消費不足。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增長率逐年下降(見表1)。
居民消費支出取決于其收入，稅收是調節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有效工具。尤其是邊際稅率遞增的個人所得稅，對居民收入的影響最大。個人所得稅降低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影響到居民的消費水平。各國政府為了刺激居民消費，通常會考慮減稅。由于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高。減稅的重點人群是中低收入者。同時，利息稅、遺產稅等財產稅會使未來的消費價格顯得更加昂貴，有利于刺激人們增加當前的消費。此外，流轉稅、資源稅會轉嫁給消費者，造成物價水平的上漲和居民實際購買力的下降，也會影響到居民的消費支出。
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刺激國內內需.2009年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針對汽車行業的政策，包括汽車行業調整振興規劃、汽車下鄉和鼓勵家電、汽車“以舊換新”等政策。這類補貼政策相當于增加了居民的當期收入.有效刺激了居民的消費需求。通常每年三季度是汽車銷售淡季，但2009年三季度一改往年淡季走勢，汽車銷量同比增長74％，且增速較二季度提升42個百分點z。
當政府增加對文教衛等民生方面的消費性支出時，可以改變居民對教育、醫療等未來大額剛性支出的預期，在當期收人不變的情況下，刺激居民增加即期消費，反之居民會減少即期消費，提高儲蓄比例。
二、影響財政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財政政策是否有效，首先取決于選取的財政政策工具或各種工具的組合是否恰當。也就是在政府預算約束下，財政收支的規模及其結構是否合理。例如，同樣是為二戰籌集資金，英國和美國就選取了不同的政策工具。當時的英國受凱恩斯思想影響，認為企業投資對所得稅稅率并不敏感，且發行公債不利于政府財政平衡，主要借用提高企業所得稅的方式來籌資，；美國實行了相對溫和的稅收政策，發行公債是主要籌資方式。當政府用發債來彌補赤字時，穩定的稅收政策可以避免企業成本增加，使企業保持投資和生產的積極性，有利于經濟的恢復。不同的財政政策導致英美兩個國家在二戰及戰后經濟發展的速度差異甚大。
其次，財政政策有效性取決于傳導機制是否順暢。財政政策傳導機制是指政府借助不同的財政政策工具，通過收入分配、貨幣供給和價格等變量，來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消費、投資行為，以達到勞動、產品和資本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從而實現預設的政策目標(見圖1)。
在財政政策傳導機制中，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和居民)能否按照政策預設的方向改變自己的行為以及行為改變的周期和程度，是影響財政政策效力的關鍵因素。
凱恩斯乘數理論表明，居民消費傾向對財政政策目標的實現起著關鍵作用。微觀主體行為改變除受邊際消費傾向影響外，還受到預算的約束和制度的約束。
邊際消費傾向低的高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高，而邊際消費傾向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低，政府通過稅收、財政補貼對居民收入進行再分配，進而影響全社會的消費傾向。但在總收入既定時，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會整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變得越低，且整個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會被拉低。從2000年到2009年.我國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比從1：2.79擴大到1：3.33。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是我國存在結構性消費不足的重要原因。
若財政政策工具無法改變微觀主體(企業和居
民)預算，該政策工具對企業和居民行為的影響就會失效。理論上，個人所得稅稅率的降低會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增加當前消費，2011年9月國內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3500元、并壓縮了稅率檔次，但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環境下，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這些剛性支出使居民始終存在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個人所得稅調整對居民消費促進作用并不明顯。
制度調整通常滯后于社會經濟環境變化，原有制度的慣性作用可能使新的調控政策難以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實施后，理論上，企業和個人應該按照收益最大化的方向來調整投資和消費行為，但現有的制度安排可能會增加他們未來的不確定性，弱化政策的激勵作用。2009年政府啟動四萬億元投資以刺激內需、拉動經濟，但政府主要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銀行貸款主要流向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不但被限制進入很多領域且得不到銀行貸款的支持，結果是國進民退和經濟結構性矛盾的進一步惡化。一般認為，制度約束存在于市場機制不成熟的國家。但就正處于債務危機的意大利、西班牙這些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來說，現有的福利制度(高福利支出)對提高稅率、縮減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也形成了制度約束。
最后，外部環境的變化會改變企業和個人的預期.影響其投資與消費決策，從而影響到政策效果，因為理性的個體或企業面對政策釋放的信號，總是會預測政府隨后將推出的政策后，才決定其行為調整的方向和方式。
三、對財政政策有效性的進一步思考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的主線。這對運用財政政策工具調整經濟結構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但在這過程中，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6篇：財政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
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第7篇：財政政策的主體范文
一、美國農村發與財政政策法案
（一）美國農村發展成就
美國農村持續發展百年后，已經高度實現了城鄉一體化。住房寬敞、生活便利、環境優美成為美國農村社會的一般狀態。
在居住條件上，美國城鄉差別已不明顯。美國革命時期農村人口比重在95%以上，經過農村城市化、城市郊區化的運動，至2008年，已經有82%的美國人口居住在城市化區域[1]。據聯合國2005年的統計，美國城鎮化水平已經達到78% [2]。盡管在非城市化和鄉村市郊地區，仍然存在住房貧困問題，但總體上城鄉差別很小。鄉村和城市的生活方式正在融合，居住條件的差別正在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在生活條件上，美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遜于城市，包括道路、供水、供電、通訊、垃圾與污水處理、綠化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綜合水平很高。20世紀50年代末遍布全國的公路網尤其是高速公路網迅速建立起來。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98%的農村地區已實現了電氣化。分散污水和垃圾治理在美國明確也被作為一種永久性的設施建設，除了鄉村城市化地區以外，非城市化地區都有小型污水處理設施，垃圾處理站[3]。
“美國通過基礎設施的高度現代化，實現了其村鎮的高度現代化，使城鄉之間的差距大大縮小，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了許多景觀優美、環境優雅、設施齊備的都市化村鎮。”[4]
（二）財政政策法案對美國農村發展的規范與促進
美國的鄉村發展特色鮮明，這得利于美國聯邦政府的立法推動。美國是一個注重法治的國家，美國聯邦政府常常利用規劃法案作為其政策實施的手段。規劃法案通過短期立法與中長期立法相結合的方式保障聯邦政府短期政策的時效性以及中長期政策的穩定性。在美國，財政政策規劃主要體現在美國農業法案中。美國農業法案每五年由美國國會制定一次，對以1938年《農業調整法》為代表的農業永久法相關條款進行修訂。美國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就陸續制定實施了從1933年第一個《農業調整法案》到2014年《美國農場法案》一共實行了17個法案。其中1968年《住房和城市發展法案》、1972《農村發展法案》、1980年《農村發展政策法案》、1996年《農業完善與改革法案》、2002年《農場安全與農村投資法案》、2008年《食品、保護與能源法案》和2014年《美國農場法案》對農村發展的引導和扶持尤為突出。
二、美國支持農村發展財政政策法案的演進
（一）農村城市化發展階段（1972年前）
20世紀50年代以前美國國會先后通過《太平洋鐵路法案》和《現金補償法》支持鐵路建設，為推進郊區化，聯邦政府通過《資助道路建設法案》，改善州際道路，完善公路系統；各州也發行巨額公路債券，帶動城市向郊區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后通過《住房法案》直接介入農村建設。1961年新的住房法第一次對非農就業的農村居民和低收入農村家庭提供住房保險基金，農民住房管理局也參與通過貸款給當地組織資助當地分擔建筑成本[5]。至1972年農村住房保險基金已經成為美國農村最活躍的聯邦住房政策工具。使農村城市化、城市郊區化及農村非城市化區域可居化。農村發展貸款項目也介入水和廢物處置，為美國農村發展的組織和行動提供長期具有影響性的資金支持。
（二）城鄉統籌發展階段（1972―1992年）
1972農村發展法案開創了聯邦政策的新時代。農村發展法案明確農村發展作為國家發展的目標。農村發展法案主要：解決碎片化管理問題，確立農業部的作為跨城鄉發展的領導和協調部門；具體擴展了農村發展基金使用方案，增加專門針對農村居民和地方項目的撥款資金，包括增加了水和廢物處置貸款和贈款計劃。1980年法案要求農業部長制定國家目標和戰略，以實現農村發展。里根政府宣布了六點農村再生計劃，土壤侵蝕，防洪，供水，以及非點源污染與農業徑流等占主導地位的自然資源問題改良很快成為的聯邦農村發展政策支持重點。卡特時期，預算保持了對農村支持的健康穩定增加。
（三）可持續社區發展階段（1992年后）
這一時期聯邦政府提出解決農村環境可持續發展和宜居社區計劃，創建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理事會，設定美國國家目標為可持續發展。1996年聯邦農業完善與改革法保持在聯邦層面上控制農村發展項目支出，并創建了一個新的方案：農村社區推進計劃，即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以在整個項目的資金移動，以更好地滿足國家的需要。社區發展計劃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提出三個至關重要的系統性的行動：提供信息和技術援助、提供經濟激勵和財政援助以及建立多元化伙伴關系。國家承認全球化經濟中環保運動的重要，國家越來越關注城鄉生活質量問題，把農村景觀和開放空間不斷增長的價值作為農村發展的重要內容。
2002年農場安全與農村投資法案繼續實施農村發展全面戰略規劃。基礎設施、水及廢物處理以及寬帶網絡仍然是農村發展的重要領域。2008年與2014年農業法案，針對農村寬帶發展的阻礙，國會通過撥款、貸款和貸款擔保實施農村寬帶戰略，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
三、對美國支持農村發展財政政策法案的審視
（一）緊隨農村發展現實制定財政政策
農業立法初期主要通過價格支持政策來保護農民收入。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開始了城市郊區化運動，郊區化作為一種新的生活模式和社會意識開始嵌入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隨之而來農村住房保險基金、農村發展貸款項目成為國家財政政策重要工具。20世紀70年代，美國農村城市化發展中農村人口外流鄉村貧困問題突出，社會出現“平衡城市和農村”的呼聲。為此，美國成立農業部農村發展協調委員會統籌城鄉發展的政策和活動，創造了社區發展補助金、保本基金鼓勵農村地區公共工程投資行為。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發展提出環境保護問題，可持續發展理事會提出宜居社區倡議，呼應了可持續發展戰略規劃的要求，被國會納入財政政策范圍。美國緊跟農村發展現實制定財政政策很好地解決了農村發展的現實問題。
（二）通過立法明確具體的財政政策安排
財政政策立法為美國農村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法律依據與行動框架，為聯邦政府干預和引導農村有序發展中起到關鍵作用。聯邦政府通過立法不斷加大對農村道路、水電、住宅等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支持，通過立法不斷提高農村、農民和農業發展的系統協同，以鞏固農業和農村在國家發展中的基礎地位。通過立法，把各種農業政策規定都形成法律條款，制定了對農村支持的詳盡而具體的措施，避免了政策執行過程的隨意性，提高了農業支持政策的績效。同時，美國政策立法過程具有公開性，公民可以聽證國會法案討論，保障了財政政策貼近現實。美國通過立法手段來重點加強對農業和農村地區發展政策扶持，從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
（三）創新財政政策設計發展伙伴關系
隨著農村發展目標的變遷，聯邦政府逐漸改變角色定位，不斷加強與地方和各州政府及私人力量的合作。盡管目前，聯邦財政補貼仍然是農村發展進程中穩定、重要的資金來源，但是農村發展的領導權已經轉移到地方政府、州政府、區域性組織和私人的手中。在農村發展過程中，新興的金融機構包括社區發展銀行、社區發展信用合作社、循環貸款基金、微型貸款基金、社區發展風險投資基金等已經融入農村發展過程中，配合財政政策的實施。
四、對我國宜居鄉村建設的啟示
（一）促進財政政策法制化
我國對農業和農村支持的政策多以政府文件形式，一些重大支農政策的形成過程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影響了政策的貫徹執行。國家有必要逐步通過政策性立法，把農業和農村發展政策目標和支持措施法律化，形成保護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法律框架。在法律框架下，根據農村發展現實不斷調整和完善財政政策設計。
（二）完善支持宜居鄉村建設財政政策體系
我國支持宜居鄉村建設財政政策體系系統性和整體協調性，主要表現在：涉及農村發展的資金渠道、部門支持政策較多；稅收優惠政策適用面窄；政策性金融服務薄弱等。我國目前也在進行宜居鄉村建設，這對財政支農政策的協調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應從科學安排財政政策措施、發揮稅收減免政策工具的作用、發揮政策性銀行作用出發，協調運用多種財政政策工具，幫助宜居鄉村建設市場體制的形成。
第8篇：財政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詞】經濟危機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被認為是自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雖然我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但這場危機對我國經濟的降溫效應非常明顯,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全面回落:工業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份的16%迅速下降到2008年12月份的5.7%,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由6月份的8.8%迅速下降到12月份的-1.1%,當月出口額同比增速由6月份的17.2%下降到12月份的-2.8%, 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未的10.4%下降到第四季度未的9%。面對經濟急速下滑的嚴峻形勢,國務院迅速作出調整:經濟工作首要任務由2008年初的“防通脹、防過熱”轉為“保增長,促內需”,財政貨幣政策也由年初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 微調為七月份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靈活審慎的貨幣政策”,再到十一月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由此可見,宏觀決策層對此次危機及其對我國經濟影響程度認識明確,措施出臺迅速及時,意義重大。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認為,社會的就業水平取決于社會總需求的水平,存在失業或者難以實現充分就業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國有貨幣支付能力的總需求或總購買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性偏好規律”這三個基本“心理規律”的影響。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論斷,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當一國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只有采取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才能使之趨向于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增發國債等來應對通貨緊縮,拉動經濟復蘇。同時,凱恩斯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不相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作用于貨幣市場,適合總量調節;財政政策調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規范的審批手續,時滯性長,貨幣政策相比則更為靈活和富有時效性。因此,在具體運用以上兩種政策時,要根據宏觀經濟的不同目標適當選擇,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效果。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模式
(1)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當經濟發展不景氣,出現蕭條,同時又存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減稅、擴大公共投資應對經濟蕭條;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
(2)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當經濟過熱,發生嚴重通貨膨脹時,采取“雙緊”政策,如增加稅收、減少政府開支、減少貨幣供應量等方式壓縮社會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減緩物價上漲,抑制通貨膨脹。
(3)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財政赤字較多而民間投資不夠旺盛時,可以采用這種模式。緊縮性財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財政收支狀況,壓縮財政赤字;擴張性貨幣政策促使銀根松馳,刺激投資并促進經濟增長。
(4)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當經濟嚴重衰退、社會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時,采取“雙松”政策,在財政減收增支的同時,抑制利率上升,擴大信貸,刺激企業投資,從而擴大社會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緩和衰退,刺激經濟復蘇。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
二、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1、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舉措
(1)在財政收入方面,實施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2008年實施的稅費減免措施主要包括實施企業所得稅新稅法、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扣除費用標準、降低住房交易環節稅收負擔、多次調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取消和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關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并改為單邊征收等。在此基礎上,2009年又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新的舉措,這些政策全年將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以上。
(2)在財政支出方面,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并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以此帶動和引導投資與消費需求。從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擬增加政府公共投資1.18萬億元,加上帶動的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約4萬億元。此外,通過進一步增加對農民的補貼、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增加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補貼和生活補助標準、對困難群體直接發放一次性生活補貼等途徑,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
2、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有五點。一是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二是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加大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三是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向外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擴大出口信貸的規模,探索在出口信貸中提供人民幣中長期融資。四是進一步發揮債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大力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擴寬企業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平臺。五是進一步改進中央銀行金融服務。
三、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分析
1、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是“保增長,促內需”,為此運用各種財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來改善經濟結構,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在運用過程中積極財政政策可以達到收入效應和擴張效應。從收入效應來看,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收入政策如減稅、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費等舉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動居民消費,又減輕企業負擔,如增值稅轉型改革,不僅減輕企業負擔,還刺激企業固定資產更新換代,長時間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轉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大力促進消費需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如大幅度增加對農民的農資綜合直補、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和生活補助標準等。還有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家電下鄉政策,將財政資金直接補貼給消費者,有效銜接和動態追蹤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直接拉動我國農村的消費,擴大內需。從擴張效應來看,增加政府投資不僅能直接、迅速地拉動經濟增長,而且具有促進全社會投資的擴張效應,能帶動企業和民間投資。
2、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分析
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實質上就是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相對寬松的融資環境,以此促進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進一步活躍。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具有擴張效應和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效應。從擴張效應來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資金供應擴張,自2008年9月份以來,連續多次下調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保持貨幣信貸擴張趨勢。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預測,2009年全年信貸增長規模將達到10萬億元,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另一方面,通過進一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提高企業融資的機會和便利。包括加快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發展,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促進股票市場平衡健康發展,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重,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展示平臺。從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效應來看,通過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引導資金投向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等國家重點扶持行業,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3、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分析
從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 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的效應已逐步顯現。宏觀經濟急速下滑的趨勢已得到抑制,總體來看,經濟運行呈現出筑底回升的態勢,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已顯現出積極效應。從社會發展來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性支出,社會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過政府公共投資性支出,社會就業形勢得以好轉,社會穩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機的沖擊而產生大的變化,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較好地發揮了社會穩定器的作用。
總之,在金融危機到來之時,我國及時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真正發揮了“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重民生”的積極效應。
四、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綜合運用中應注意的問題
1、“雙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擠出效應的發生
政府作為投資主體,以大規模的財政貨幣資金投資于基礎建設,必然排擠其他經濟主體進入競爭性的基礎建設項目,抑制了投資需求的有效增長。2009年以來,地價高漲,國企頻當地王就是一個例證。美聯物業根據北京土地儲備中心公布的數據統計顯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計拍賣涉及住宅類地塊為69塊,其中有30塊地為有國企背景的企業獲得,占市場總比例43%。特別是2009年下半年,國企高價拿地頻繁,明顯占據了市場的主導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塊住宅地塊中更有18塊由國企拍得,占到了市場的60%。地王的頻繁出現與樓市過火存在必然的聯系,而國企地王過多的情況,與今年4萬億的投資不無關系。還有大規模的信貸資金與財政資金的配套,客觀上減少了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的供應量。銀行大量配套的貸款資金主要用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銀行貸款向大城市、大客戶集中,小城市、城鎮、中小民營企業的資金匱乏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雙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貸資金的動態流向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預測,2009年全年信貸增長規模將達到10萬億元,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但與銀行放開信貸閘門“結伴而行”的是,A股市場牛氣沖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滬指上漲幅度最高超過90%;還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國不少大中城市,房地產商們紛紛斥巨資“跑馬圈地”,地價、房價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國社科院金融專家彭興韻指出:“這說明,新增信貸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未能進入實體經濟,而悄悄進入了股市、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領域,推動了這些領域的‘虛熱’。”因此,相關部門要嚴查信貸資金的動態流向,確保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以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而不是助推虛擬經濟的火熱。
3、“雙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在本輪財政貨幣政策運作之前,我國國內剛剛經歷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2007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全年上漲4.8%,2008年前三個季度CPI同比上漲7.0%,經濟過熱、投資過熱、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在外部環境發生巨變、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出現重大問題的背景下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貨膨脹的再次發生。當經濟復蘇,走出蕭條的陰影時,就要考慮“雙松”政策的逐步調整,如果擔心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不牢固,可以對“雙松”政策進行微調,積極的財政政策繼續實行,以確保擴內需、調結構。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則要微調,如果擔心利率上調加重企業負擔和人民幣升值壓力,則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來回收流動性,以預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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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財政政策的主體范文
摘要：1998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風險也逐漸凸現出來。在發揮積極財政政策作用的同時，應積極有效地防范財政政策的風險：一是在積極財政政策目標上要從片面追求年度經濟增長轉移到確保國民經濟可持續上來；二是對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必須注意協調配合，同時要注意財政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及經濟制度的密切配合，并處理好財政政策與市場機制作用的關系。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