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勞動的重要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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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

一、目的任務：

家長學校是對家長傳授家庭教育理論知識與方法、提高家長素質的業余學校。家長學校的任務是：宣傳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法規，傳授家庭教育知識，提高家長素質，溝通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聯系，提高家教水平，促進少年兒童的全面和諧發展，推動家庭和社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教學目的是：通過向家長講授兒童教育學、心理學、生理學、營養學等有關家庭教育知識，宣傳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和政策，介紹小學階段對學生的基本要求，從而提高家長的自身素質和科學性，促進家長主動配合學校把孩子培養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二、組織領導：

社區書記、主任巢鳳英任組長，社區副書記葉明芳任副組長，同時由轄區退休老教師和志愿者等擔任組員，切實加強家長學校管理，努力提高教育教學質量。

三、教學內容：

1、中小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1)學習《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家長教育行為規范》等有關法律、法規，明確思想品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點，掌握在家庭中進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途徑和方法。

(2)了解新的《中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的基本內容，知道學校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內容，懂得如何配合學校搞好孩子的品德教育。

(3)知道對孩子進行社會公德教育和行為規范訓練，掌握培養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家庭禮儀行為的方法，教育孩子熱愛集體、遵守紀律、尊敬師長、團結同學、遵守社會公德、熱愛社會主義祖國。

2、中學生的智育

(1)知道為孩子創造良好的學習條件的重要性，明確加強對孩子進行學習指導的意義，掌握指導孩子學習的方法。

(2)掌握培養孩子正確學習態度、良好學習習慣的方法，激發學習興趣，減輕過重學業負擔。

(3)知道如何安排孩子的課余生活，指導孩子過好雙休日、寒暑假。

3、中學生的健康教育

(1)了解中學生身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點，了解中學生常見的心理衛生問題，掌握預防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2)知道中學生睡眠、衛生、飲食和用眼等方法及生活習慣的要求和內容，掌握良好生活習慣養成訓練的方法。

(3)知道為孩子選擇適宜的體育鍛煉項目、時間和運動量，知道體育鍛煉時應注意的事項。

4、中學生的審美教育

(1)知道中學生衣著打扮要整潔、美觀、大方、有中學生特點，并幫助選擇適宜的影視、書籍、音樂等。

(2)了解中學生審美教育的內容，掌握家庭中審美教育的途徑和方法。

5、中學生勞動教育

第2篇：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 勞動力外流 養老能力 養老意愿 女性

一、問題的提出

社會科學院高級研究員陸學藝預測，農民工隊伍將以每年800―1200萬的速度增加，到2010年在城市的農民工將超過2個億。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年齡較小，性別以男性為主。因此，在許多農村地區，只剩下老人、婦女和兒童，被戲稱為993861部隊。青壯年男性傾巢而出，導致農村社區的性別結構與年齡結構嚴重失調，以兒子為主要支持者的家庭養老功能逐漸弱化，在社會養老保障極度不完善的農村，養老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勞動力外流導致男性即兒子們的角色缺失，從而削弱了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與此同時，女性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凸現出來，家庭養老要繼續發揮功能，有一條可能的途徑就是改單系養老為雙系養老，把女兒納入供養者的范疇。但是，女兒養老有兩個前提，那就是女兒們要具有養老能力和養老意愿。本文就這一問題進行分析，以求找到完善家庭養老制度的新途徑。

二、勞動力外流對女性社會地位的影響

女性的邊緣化地位是單系養老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因為女性是家庭養老的主要執行者之一，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照料老人的工作都由女性承擔。因此，除非女性在家庭中被邊緣化，否則，傳統的只贍養男方老人而不贍養女方老人的不平衡的單系養老模式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執行。由于很多農村女性沒有工作，對家庭經濟沒有貢獻，對家庭資源的分配沒有發言權，這就使只贍養男性的父母不贍養女性的父母成為可能。可見，女性的社會地位對女兒能否養老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探討農村勞動力外流對女兒養老的影響，首先就需要探討勞動力外流對女性社會地位的影響。

根據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主要數據顯示，女性的初次婚姻“由本人決定”和“本人決定，征求父母意見”的比例共為61.5％，農村女性為56.2％，其中有外出務工經歷的農村女性比例為68.8％，高出農村女性總體12.6個百分點。有外出務工經歷的農村婦女個人事務的自均高于女性總體，特別是在“外出學習或者打工”的問題上，有83.5％的人可以自己作主，這一比例高出農村女性14.8個百分點，甚至比城鎮女性還高4.5個百分點。可見，人口流動提高了外出務工婦女的社會地位。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外出的經歷開闊了她們的視野，擴大了她們的知識面；城市女性普遍具有比農村女性較高的社會地位，外出農村女性單純通過城市女性的示范效應就能部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外出擴大了未婚女性的通婚圈，她們可以通過婚姻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2000年十城市調查發現，已經在城市定居的農民階層中，女性占了絕大多數（61.8%），而我們知道，外出務工的男性數量上遠遠超過女性。中國人民大學《農民工進城的社會問題》課題組調查發現，男性農民工占全部農民工的78.64%，女性只占21.63%，女性農民工的數量還不到男性農民工的1/3，而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工中卻是女性占了絕大多數。這說明女性有更多通過婚姻獲得定居的機會，從而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

對于沒有外出經歷的女性來說，勞動力外流也會提升她們的社會地位，這主要是因為外出女性的示范效應，同時，妻子因丈夫外出務工而成了事實上的一家之主。

可見，勞動力外流普遍提高了女性的社會地位。社會地位的提高，必然會相應增大女性的決策權。并且，按照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女性的活動領域主要在家庭內部。因此，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首先受到影響且影響最大的就是與家庭事務有關的決策權，養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

三、勞動力外流對女兒養老能力的影響

家庭養老實質就是資源在家庭中的代際分配，涉及到兩方面的因素，一是資源的總量，二是資源的分配結構。因此，考察勞動力外流對女兒養老能力的影響，也主要有兩方面的指標，一是勞動力外流對家庭資源總量的影響，二是勞動力外流對女性的家庭資源支配權的影響。可供養老的資源主要包括物質與時間兩大塊，其中，物質資源是基礎性資源。一方面，養老不僅需要人力更需要財力，只照料老人的生活而不提供衣食住行等財力保障不能算完成了養老的任務；另一方面，如果子女的財力許可，可以通過提供經濟支持，或直接給老人雇用一個照料者，老人就不會因為主要照料者的時間缺乏而影響自己的生活。

1、資源總量的變化。就物質資源而言，對利益的追求是形成人口大規模從農村流向城市的動力，利益既是流動的原因也是流動的結果。可以說，流動改善了農村家庭的經濟水平。只要有家庭成員外出務工，無論是女性本人外出還是其丈夫外出，都會增大家庭資源的總量。2002年，李強教授調查發現，90.1%的農民工進城后收入都比在家鄉時有了明顯上升。其中，約20%的人高出1000元及以上，52.4%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其他的調查也印證了這一結果。據國家統計局調查，2004年，農民工的月平均收入為780元，月平均生活消費支出為290元，平均全年結余3500元左右。這些錢大部分被寄回農村的家庭，加大了家庭的資源總量。家庭的資源總量增加以后，也就增大了家庭資源分配的選擇性。

2、女兒們的家庭資源支配權。勞動力外流對女兒們家庭資源支配權的影響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女性本人外出對女性的家庭資源支配權的影響，另一種情況是丈夫外出對女性的家庭資源支配權的影響。對于第一種情況，由于女性在家庭資源的積累中作出了更多的貢獻，可以推測，外出女性對家庭資源的支配權也增加了。“人口流動與農村婦女發展”課題組調查發現，在外出過的婦女中，家庭平均年收入超過1萬元的家庭占32.0%，比從未外出過的婦女（15.8%）多出14.2個百分點，外出過婦女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家庭比例（23.8%）則比從未外出過的婦女（35.8%）低12個百分點。這樣顯著的差異只能解釋為婦女的外出務工行為增加了家庭收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外出務工婦女對家庭資源貢獻的增加必然會提高她們的經濟地位。并且，女性的外出使她有更多的機會與外界接觸，這將會提高她們的語言能力、反應能力、社會交往能力、協商能力以及處理危機的能力，經濟地位與這些一系列能力的提高必然會增加外出女性對家庭資源的支配權。對于第二種情況，雖然女性對家庭資源的貢獻沒有增加，但由于男性角色的缺失，留守女性被推到家庭決策者的位置上來，客觀上增大了她們對家庭資源的支配權。

需要說明的是，男性外出務工將會因為男性的角色缺失而增大女性對家庭的決策權，而女性外出卻不會因為女性的角色缺失而增大男性對家庭的決策權，這是由外出務工模式與家庭經濟模式共同決定的。已婚夫婦的外出務工模式主要有丈夫單獨外出與夫妻共同外出兩種，很少有妻子單獨外出的，這主要是受到傳統分工模式的影響。此外，在家庭中，夫妻與他們的未婚子女――而不是老年父母與他們的已婚子女――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實體。因此，當丈夫單獨外出務工后，會把除去基本生活開支后剩余的錢全部寄回來，交給妻子保管，從而增大妻子對家庭資源的支配權。如果夫妻共同外出務工，家庭的重心就改變了，即使有老人和孩子在農村老家，他們也只是寄回所需的生活費，而不會把剩余的錢全部寄回來。這種安排的結果是男性外出務工將會因為男性的角色缺失而減少男性對家庭的決策權，從而相應地增大女性對家庭的決策權，而女性外出卻不會發生類似的改變。

四、勞動力外流對女兒養老意愿的影響

一般來說，勞動力外流整體地弱化了農村子女的養老意愿。一是流動從群體外部帶來了傳統規范的革新力量。農民工來到城市，城市所包含的獨立、自由、對個性的尊崇等現代因素在他們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這些現代因素形成了瓦解孝道的力量；二是流動從群體內部削弱了傳統規范的力量。傳統規范對個體的約束是通過初級群體來發揮作用的，如果初級群體非常穩定，個體的位置被牢牢地嵌在群體中，成員之間彼此熟悉，傳統規范的非正式控制是最有效的約束手段。當流動變得容易，初級群體一方面因個體的大量離去而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個體因為有了逃離初級群體的可能性，能夠找到替代群體，所以不在意初級群體的軟控制。傳統規范的控制力量被削弱以后，受到利益的驅使，子女的養老意愿就會在客觀上發生由強趨弱的變化。三是因為流動直接通過改變家庭關系弱化外流青壯年男性的養老意愿。流動會導致初級群體的松散化，這就從客觀上和感情上帶來了人際關系的疏遠，親子關系也同樣會不同程度地疏遠。由于空間的分離，聯系變少，感情變淡，對父母的認同也減少了。所以，勞動力外流整體性地弱化了農村子女的養老意愿。但是，對女性而言，如果控制了養老的對象，情況就會變得不一樣，也就是說，如果贍養的是自己的公婆，女性的養老意愿的確弱化了，如果贍養的是自己的父母，養老意愿就需要仔細分析了。

養老意愿的變化是一個縱向指標，也就是說，應該用過去的養老意愿與現在的養老意愿進行比較，但由于缺少過去的數據，我們將它換成橫向指標。勞動力外流對農村社會性質的影響也就是傳統性減弱了，現代性增強了。因此，我們可以近似地用現代性程度較高的城市女兒的養老意愿與現代性程度較低的農村女兒的養老意愿相比較，這樣比較的弱點是沒有辦法做定量分析，或者說在數量方面的測量非常困難，但在變化方向的測量方面是完全做得到的。

從表1可以看出，現代性程度較高的城市女兒提供的照料的確比現代性程度較低的農村女兒提供的照料更多。一般來說，提供的照料多，有老人和子女兩方面的原因，從老人方面來看，可能是老人更加脆弱，或者是缺乏其他的照料來源；從子女的角度來看，可能是養老能力的增強，或者是養老意愿的增強。我們知道，由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城市子女的養老能力的確高于農村子女。那么，可不可以推測，城市女兒提供的照料比農村女兒提供的照料多，是因為她們的養老能力更強呢？表1的資料否定了這一推測，因為城市兒子的養老能力也比農村兒子的強，但他們提供的照料卻遠遠低于農村兒子，這說明，城市女兒提供的照料比農村女兒提供的照料多，并不是因為照料能力的增強。另外，我們知道，由于城市的生產力水平比農村高，城市的養老保障比農村完善，城市老人的脆弱性絕不會比農村老人強。所以，城市女兒提供的照料比農村女兒提供的照料多，主要是因為她們的養老意愿增強了，即現代性的增強會導致女兒養老意愿的增強。因此，可以推測，在勞動力外流的背景下，農村女兒的養老意愿也增強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隨著現代性的增強，女性的社會地位上升，只贍養男方老人的不平衡的養老制度越來越不被認同；另一方面可能是極值向中間值的回歸，過去女兒女婿沒有養老義務，養老意愿處于最小值，兒子兒媳負有全部的養老義務，養老意愿處于最大值，最小值與最大值都只能向中間運動，所以女兒的養老意愿只能增強，而兒子的正好相反。

五、結論

勞動力外流整體地提高了女性的社會地位，女性在家庭中作為邊緣化的角色形象正在改變，女兒的養老義務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另外，由于外流的勞動力主要是青壯年男性，男性在家庭養老中的角色缺失使女性作為養老主體的重要性凸顯出來。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勞動力外流增大了家庭可供分配的資源總量，還通過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來增大了女性分配家庭資源的自，從而提高了女兒們的養老能力。勞動力外流同時還通過提高農村社區的現代性增強了女兒們贍養自己父母的意愿。也就是說，女兒們有能力也愿意贍養自己的父母。因此，將女兒納入養老者的范疇，不失為一種較好的解決辦法，不僅減輕了兒子們的負擔，也使老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在社會養老保障尚不完善的農村，這一變化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 陸學藝：農民工問題要從根本上治理[J]．新華文摘，2003（12）.

[2] 鄭杭生、李路路等：當代中國城市社會結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3]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R]．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

[4] 鄭真真、解振明主編：人口流動與農村婦女發展[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5] 李強：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第3篇：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

一、農民收入結構和增長源泉變化

我國的農業是一種典型的資源約束型農業，耕地面積按20億畝計算，人均只有約1.5畝，這就決定了農業生產終將受到“耕地資源”瓶頸的制約，進而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家庭經營性收入注定無法成為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源泉。

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使糧食產量在80年代初期出現快速增長，但體制因素的能量迅速釋放之后，糧食產量隨之出現徘徊局面。至80年代中后期，在我國某些重要的產糧區，谷物生產效率已經接近當地耕地光熱水土條件下的生產潛力；在我國蘇南一些地區，復種指數曾達200%，精耕細作也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理論上說，在糧食單產無法提高的情況下，增加農業收入還可以通過擴大規模來實現，但由于人口規模龐大，我國農戶的耕地規模卻呈現不增反降的趨勢。因此，在單產增長潛力有限，農戶耕地規模又無法擴大的情況下，靠經營土地不再能夠維持收入的增加。

農民要想增加收入除了在農業之外尋求增加收入的途徑別無選擇，而在農業之外尋求增加收入的途徑其實就意味著尋求非農就業的機會。對于農民來說，非農就業機會無非包括兩類，一類是當地的非農工作機會；另一類為外地的非農就業機會。

鄉鎮企業是為農民提供本地非農就業機會的主要陣地，鄉鎮企業在增加農民收入中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1985～1992年我國鄉鎮企業總產值凈增長5.59倍，其中工業產值凈增長6.46倍，而同期全國相應產業的產值增長僅分別為1.22倍與1.71倍。因此，這一期間鄉鎮企業發展速度遠遠超過全國平均發展速度。盡管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這一期間呈現擴大趨勢，由1.72倍擴大為2.33倍，但鄉村居民中，鄉鎮企業職工收入增長幅度與城市居民基本持平。這從農村居民純收入中生產性收入的增長中看得也很清楚。同期，農民的農業生產性收入8年中僅增長0.15倍，年均增長1%稍強，而非農收入增長甚快，為農業性生產收入增長的5倍。

事實正是如此。有研究表明（Zhao，1997），農民首先選擇在本地非農就業，在無法在本地實現非農就業的情況下才選擇外地的非農就業機會。而且，選擇到外地從事非農就業的農業勞動力大多以“離土不離鄉”的方式進行。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農業收入增加變得困難之后，非農就業的工資性收入就成了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其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也越來越大。截至到2000年，農業收入不僅不能使農民收入增加，而且對農民收入增加的貢獻率呈現負值；農民收入增加幾乎完全要依賴工資性收入的增加。

從構成上來看，家庭經營收入和勞動報酬收入仍然是農民收入的主要構成部分，二者相加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1993年為95%，到2000年這一比例仍然高達94%，幾乎沒有發生什么變化。轉移性收入和家庭財產性收入兩項收入合在一起占農民收入的比例一直維持在5%左右。但是，勞動報酬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相對重要性則發生了較大變化。勞動報酬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家庭經營性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漸降低，后者減少的幅度正好等于前者增加的幅度。

與農民收入構成所發生的變化相比，農民收入來源對增長貢獻的變化則是根本性的。在農民收入的4項來源中，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對增長的貢獻呈現較大波動，其對收入的貢獻有時為正、有時為負，但勞動報酬和家庭經營的貢獻卻發生了“穩定的”和“質的”變化。勞動報酬在1994年時對農民收入的增長貢獻還只有26%多一點，但這一數字呈現出迅速增加的趨勢，到1998年時，勞動報酬對收入增加的貢獻開始超過50%，2000年則超過了100%.而家庭經營性收入的貢獻則發生了完全相反的變化，1994年時，農民收入增長的一半以上仍然可以由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增長來解釋，但這一數字呈現迅速下降的趨勢。到1998年，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增長僅能解釋農民收入增長的不足1/4，而在2000年，家庭經營性收入已經無法為農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任何顯著的貢獻。

綜合農民收入結構和來源的變化，可以看出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家庭經營性收入仍然是當前農民收入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截至到2000年，仍占農民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其重要性呈現逐漸減弱趨勢；二是勞動報酬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重要性則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到2000年，農民收入的近1/3來自勞動報酬收入；三是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仍然無法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們只能是農民收入的重要補充；四是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農民收入增長由過去主要靠家庭經營性收入而轉變為主要依賴勞動報酬性收入；同時，隨著家庭經營性收入對收入增長貢獻逐漸減少，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變得單一化，即越來越依靠勞動報酬收入的增加。

轉貼于 　二、農民收入結構和增長變化的地區特征

要對農民收入認識得更清楚，分地區來觀察是非常必要的。1978年，3類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差距較大，東部明顯高出中、西部地區，中部、西部地區比較接近，但到2000年，東部地區增長明顯快于中、西部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平均名義增長率為14.6%；其次是中部地區，年平均名義增長率為13.3%；最后是西部地區，年平均增長率為12.4%.在3類地區中，東部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快于人均名義GDP 的增長率，中部和西部地區城鎮人均名義增長率也接近于人均名義GDP 的增長率。3類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雖然與經濟增長速度基本一致，但是由于地區間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起點不同，長期經濟增長不僅沒有縮小地區之間收入差距，反而造成地區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從長期來看，農民收入在地區間不斷擴大的趨勢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

從農民收入構成來看，3類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勞動報酬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上，轉移性收入和家庭財產性收入幾乎不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在東部地區，2000年勞動報酬收入占農民收入的比重為46%，家庭經營收入為48%，勞動報酬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在農民收入中幾乎占有相同的地位。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勞動報酬收入占農民收入的比重大大低于家庭經營收入，其中，在中部地區，2000年勞動報酬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占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6%和70%，西部地區2000年相應的數字分別為23%和71%，這說明，在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依然以家庭經營性收入為主。而轉移性收入和家庭財產性收入二者合在一起僅占農民收入的5%左右，且這一比例自1993年以來在3類地區間并沒有發生任何顯著的變化。農民收入構成的地區差異表明，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的農民收入對家庭經營的依賴性更大，結構相對單一。

農民收入的構成雖然存在著非常顯著的地區差異，但收入構成的變化趨勢在3類地區之間則是一致的：無論在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地區，勞動報酬收入的比重都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而家庭經營收入的比重則呈現不斷減小的趨勢。

從收入來源的貢獻份額來看，3類地區之間也表現出明顯的差異。這一差異突出地體現在家庭經營收入對增長的不同貢獻上。在東部地區，家庭經營收入仍然是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之一。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家庭經營收入在最近兩年已經無法為農民收入增長提供“正的”貢獻，尤其是中部地區，家庭經營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連續兩年為負。考慮到轉移性收入和家庭財產性收入對收入增長的貢獻呈現出波動的趨向，這兩類收入因而仍然無法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穩定來源。

上述增長源泉的地區差異說明，東部地區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更加多樣化，而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呈現出單一化的傾向。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增長源泉單一化傾向是在9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出現的。家庭經營收入對收入增長的貢獻在中、西部地區突然變為負值，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引起重視的現象。這說明，在中、西部地區，1998年之后農業生產和家庭經營的條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進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農業生產供求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供求總量上，隨著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國基本結束了過去農產品供給短缺的狀態，出現了農產品供大于求的局面。二是在供求結構上，隨著消費需求結構的轉變，低質量的大宗農產品不斷出現“賣難”問題，相比之下，高質量的農產品又供不應求。這意味著，農業生產結構需要根據市場變化來進行調整。三是農產品價格從1996年開始一直下降，到目前仍處于低迷狀態。因此，過去依靠增加產量實現農民增收的家庭經營方式已不復存在。在農業收入占中、西部地區家庭經營收入和農民收入的主要部分的情況下，隨著農產品價格的不斷下降，家庭經營收入對農民收入的貢獻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逆轉，由正變負，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增長也越來越依靠來自非農產業的收入的貢獻。

農民收入之所以存在著嚴重的地區差距，不同地區農戶所擁有的要素稟賦差異和非農部門發展狀況是重要的決定因素。根據相關研究（Rozelle ，1994；張平，1999），改革以來，中國農村區域間收入差距拉大的最重要的貢獻者是地區間非農收入的不平等。由于地區間非農部門發展特別是鄉鎮企業發展的差距，帶來了不同地區農村勞動力在就業機會上的差距。東部地區比中、西部地區的鄉鎮企業發達，農戶的非農就業機會多于中、西部地區，結果造成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之間差距擴大。除非農就業因素外，由于中、西部地區農戶間所擁有的生產資料數量（如生產性固定資源、土地、自然資源等）、人力資本水平與東部地區存在較大差異，結果造成不同地區農戶的家庭經營收入也存在著差異。

由此可見，在給定自然資源稟賦的情況下，造成地區間農民收入差異擴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地區間非農就業機會的差距上。尤其在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增長幾乎完全依賴非農就業收入的情況下，缺乏非農就業機會就意味缺乏提高農民收入的途徑。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農戶，只從事家庭農業經營的專業農戶因而是收入最難增加的農戶。如果說增加農民收入的困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那么，最困難的則是那里的專業農戶。如何提高專業農戶的收入并讓他們適當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不僅是當前我國農業問題的實質，也是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中必須盡最大力量予以解決的矛盾。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效果，將直接關系今后農業的發展、農村社區乃至全社會的穩定。

轉貼于 　三、農民收入差距的地區格局改變了嗎

農民收入的地區差異有可能改變嗎？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應該弄清楚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區是否存在著增長率的差異，其次還要弄清楚這些差異是否表現為有規律的一致性差異。

如果把不同省份農民收入按照地區分組，劃分成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來比較3個組別之間和組別內部的農民收入增長變化格局，就可以進一步觀察農民在3類地區之間和地區內部的增長變化規律。

我們發現農民收入地區間增長出現了以下非常有意思的變化規律：一是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是農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成分。二是地區內部農民收入增長呈現出“俱樂部趨同”趨勢，特別是東部和中部地區內部，各省之間農民收入趨同速度較快。

地區間農民收入差距和增長格局所呈現出來的變動趨勢，與蔡昉等（2002）所揭示的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變化趨勢是高度一致的。這種變化，不僅與各省的資源稟賦有關，更主要的是與市場化改革和要素市場發育高度相關。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在市場化改革和勞動力等要素市場發育上基本上處于由高到低的排序，因此，3類地區的內部趨同在速度上也出現明顯差異。

在縮小地區收入差距過程中，我們可以將東部地區看成領先組，中、西部地區看成追趕組。中、西部地區要趕上東部地區的收入水平，就必須有更快的增長速度。東部地區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如通過農業結構調整發揮比較優勢，加速勞動力市場建設，促進要素流動，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改善政府服務等都是值得中西部地區學習的。

通過分析改革以來農民收入的地區差異，基本上可以得出這樣幾個結論：一是農民收入差異擴大趨勢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二是農民收入增長率的省際差異和收入水平之間并沒有表現出一致性的差異，或者說農民收入在省際之間沒有表現出趨同現象；三是農民收入差距擴大主要來自3大地區之間，而地區內部出現增長趨同現象；四是三類地區內部農民收入增長格局變化與市場化改革和要素市場發育高度相關。

四、農民收入問題的實質

農民收入結構和來源變化的上述特點決定了農民收入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工資性收入不僅在農民收入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且農民收入的增長幾乎完全要依賴工資性收入的增加，這意味著農民收入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三農”問題，而是一個和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密切相聯系、甚至和國際經濟變化的大環境相聯系的問題。這實際上就是農民收入增加在最近幾年越來越困難的真正原因。

當把農民收入問題放到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以及世界經濟變化的大環境中來觀察，則農民收入問題在本質上就變成了農民的非農就業問題。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因此就變成了解決非農就業問題。但是，我國目前面臨的就業形勢非常嚴峻，城市居民的就業問題已經成為困擾黨和政府的困難問題，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更談何容易。這就決定了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決不會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它實際上是國家經濟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始終要面對的問題。

對比農民收入和就業形勢的變化，可以容易地發現二者之間的相關關系：當第二、第三產業就業形勢好的時候，農民收入增加就快，當第二、第三產業就業形勢變糟糕時，農民收入的增加就變得困難。

第4篇：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 現代農業;農戶;農戶行為

一、理論背景與研究問題

農戶經濟行為相關研究:農戶行為是指農戶對應于農產品價格和生產要素價格變動作出的關于農業投入與產出的反應或決策。目前,在農戶經濟研究方面有三個主要學派:一個是以俄國A?恰亞諾夫為代表的組織生產學派。該學派認為,農戶家庭經營在兩個主要方面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農戶經濟發展依靠的是自身的勞動力,而不是雇傭勞動力,它的產品主要是為滿足家庭自給需求而不是追求市場利潤最大化;另一個是以西奧多?舒爾茨為代表的理性小農學派。該學派認為:在一個競爭的市場機制中,農戶經濟運行與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并沒有多少差別,農戶經濟中生產要素運行得如此成功,以致農戶在生產分配上極少有明顯的低效率。除了上述兩個學派外,還有一個以黃宗智為代表的歷史學派。黃氏在綜合分析了上述兩個學派的研究結果后,認為農戶家庭在邊際報酬十分低下的情況下仍會繼續投入勞動可能是因為農戶家庭沒有邊際報酬概念或農戶家庭受耕地規模制約,家庭勞動剩余過多。

二、影響農戶經濟行為的因素

1.農產品商品率。這主要是指農戶提供的農產品供給占其產出量的比例,一般農戶的生產農業產品的產出主要分為兩個方面用途:自給和出售。在農業市場上的供給只是產出用于出售的部分,其數量取決于產出總量扣除農戶自給的剩余,即農戶的價格行為受到農產品商品率的約束。一般而言,農戶提供農產品的商品率越高,亦即供給占產出的比重越大,農產品銷售收入的重要性越大,農戶對價格變動越敏感,供給彈性越顯著,反之亦反。由于農戶提供農產品的商品率與其經營規模成正相關關系,由此可推,通常情況下,農戶的經營規模越大,其供給彈性越大;經營規模越小,則其供給彈性越小。

2.兼業程度。兼業,指的是農戶同時從事農業和非農產業兩種就業或經營,以彌補單純經營農業收入不足或企望獲取更高家庭收入的行為。從國內外看,農民兼業的普遍的,兼業的存在在意味著農戶收入可以分為農業收入和非收入兩個部分,并且兩部分收入占農戶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即重要性可能不一樣,有的農戶可能以農業收入為主,有的農戶則可能以非農業收入為主,這種情況決定著農戶供給行為要受農業收入重要程度的制約。一般而言,農戶的兼業程度越低,即非農業收入越不重要,則農戶對農業收入的依賴性越強,農戶對價格變動的反應越積極,供給彈性越大;反之,農戶的兼業程度越高,農業收入越不作為重要收入來源,則農戶的價格反應越消極,供給彈性越小。

3.固定資產專用性程度。農業的固定資產相較于其他行業,其顯著的特點之一是缺乏流動性。在農業中,一方面農業固定資產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季節性;另一方面又因專業化發展,農業固定資產逐步喪失其非農用途。農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機會成本很高,一旦形成固定資產,則趨于下降,甚至接近于零,資產因而趨向高度專用性。固定資產高度專用性必然大大限制農戶的價格行為,并且這種限制的程度與固定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成正向關系,即所占比重越高,農戶的價格反應越弱,從而供給越缺乏彈性。資產專用性程度對農戶行為的這種影響有可能限制農戶經營專業化的發展,致使市場競爭導向專業化的目標難以實現。

4.農產品市場結構。農業生產具有兩個重要特征:其一,農戶數量極多,任何一個農戶能夠出售的農產品都只占農產品總供給的極小部分;其二,不同農戶生產的同一種農產品之間不存在質的差別,具有近似完全的替代性。這就決定農業不具有形成壟斷的可能,任何農戶都只能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不能控制或操縱市場價格。農業典型地具有完全競爭或近似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

5.農戶收入狀況。我國現大部分農戶收入水平均處在較低水平,尤其是居住在西部等地區的貧困農戶,他們大都居住在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地區,收入水平低,收入和全部生活支出幾乎相等。這種收支相抵狀態,使得他們無法引進新的現代生產要素,農業生產維持的是簡單再生產。

除了上述幾種主要影響因素外,農戶在生產中的經濟行為還受到土地經營期限及租金支付方式、農戶信息獲取渠道、農戶的文化程度等的影響。全面深入的了解影響農戶經濟行為的因素,有益于國家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利于促進更快更好的解決國家“三農”問題。

第5篇：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

一、我鎮勞動力轉移的基本情況

據對全鎮9個行政村、1個街道居委會進行統計，截止20__年8月底，全鎮外出打工人總人數為2.06萬人，其中省外1.55人，省內0.51萬人；打工人群男性人數占61%；女性人數占39%；年齡18歲——30歲的之間的占打工總人數51 %，30——45歲的40%，45——60歲占6%，其它占3%；從文化程度來看，文盲人數占3%，，小學文化水平人占35%，初中文化水平占42%，高中文化程度占16%，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占4%；從收入來看，平均每人每年收入6000多元。我鎮農村勞動力轉移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從輸出規模看，增速較快。據統計，20__年全鎮外出打工人數為1.8萬人，20__年達到2.06萬人，增長速度較快。

(二)從趨向分布看，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居多，特別是寧波、上海、廣東幾大城市居多,約點外出總人數的60%。而且這些集中分布的情況大都與“親緣、地緣、情緣”有關，75%以上的都是“親靠親”介紹去的，勞動等中介組織介紹的較少。

(三)從就業工種看，從業單一，技術含量較低，且多為建筑業，加工業、服務業等。從事管理和一定技術含量工作的人員較少，不足打工人員總數的5%。從事體力勞動的普通生產工人約1.52萬人，占打工人員總數的69.8%以上。

(四)從經濟效益看，20__年，全鎮外出打工人員人均6934元，比全鎮農民人均純收入1195元高出5739元。

（五）從學歷與待遇比例上看，學歷高、技術含量高的崗位待遇相對較高，體力勞動者工資較低。

（六）從時間上看，呈現間隔性、短期性、不穩定性。閑時輸出勞動力，忙時帶回生產力。

（七）從在家在外人員結構上看，在外的多為青壯年男女，在家的多為“386199”(“38”指婦女;“61”指兒童；“99”指老人)部隊。

（八）從就業觀念上看，觀念不新，創新意識不強，多從事一些傳統的技能。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從我鎮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不難看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日益明顯。但是，在加快轉移農村勞動力的過程中，也有一些問題需要認真研究和慎重對待。

1、農村勞動力轉移任重道遠。我鎮總人口4.1萬人，其中95%以上是農村人口；全鎮農村勞動力22711人，占全鎮農村總人口的55.4%。截止20__年8月底，勞務輸出轉移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60.3%，尚有近1萬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待轉移。同時，鄉鎮企業發展不快、工業企業不沒有新的突破，農村城鎮化速度緩慢，城市對民工的種種限制等，對轉移農村勞動力提出了挑戰。

2、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組織化程度不高。鄉鎮雖然成立了人才站、勞動就業指導中心等組織，但多數未能正常開展工作。存在著有機構無人員、有人員無經費的問題。總體上看，在外雖設立了勞動信息站、外出務工人員聯誼站等，對外開拓勞務基地、搜集用工信息的力度不夠大，上下內外有機結合的聯動機制不健全，由此而出現了勞動力轉移信息不暢、工作脫節、有組織勞務輸出比例低的局面，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勞務收入的提高、權益的維護和輸出的穩定性。

3、農民技能培訓力量薄弱，農民素質亟待提高。在全鎮2.27萬農村剩余勞動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僅有 人。由于本身的素質比較低，造成就業上的低層次化。有95%的外出打工農民從事的是勞動強度大、收入低的體力勞動。當前，勞動力市場正由單純的體力型向專業型、技術技能型轉變，低素質勞動力就業的難度增大。但從當前情況看，對農民的素質教育普遍重視不夠，特別是缺少時間短、見效快的務工技能培訓。培訓機制不健全，培訓資源沒有得到有效整合，培訓機構大多資金缺乏，培訓設施、培訓手段落后，加之農民對接受有償培訓熱情不高，嚴重制約了培訓工作的開展。

4、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組織管理和扶持力度不夠。村級暴露出來的問題，也從一定程序上折射出縣、鄉有些部門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沒有把這項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沒有明確的目標任務和具體措施。缺乏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組織和指導，缺乏對農村勞動力的規劃和調節，缺乏統一組織協調，缺乏必要的扶持手段。對勞動力轉移工作宣傳不夠，在幫助農民消除思想障礙、增強就業意識、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念等方面，還沒有形成濃厚的輿論氛圍。

5、“留守”家庭子女教育、家庭治安存在問題。許多家庭父母在外打工，家庭中留下是教育階段的孩子，體邁多病的父母。孩子缺少父母關家、指導，學校缺乏與家庭的經常性聯系、溝通，使得一些孩子缺乏有效的管理，經常上網吧或到其他地方玩，形成一些不良習氣，耽誤了學習，影響了健康成長。對于家庭，因青壯年大都在外，家中缺少“主心骨”，社會治安存在有許多不安定因素，個別地方時有偷盜現象，對于構建和諧社會有很大隱患。

三、思路與對策

(一)進一步增強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推進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是工業化、現代化的必然趨勢，是解決好“三農”問題的根本措施，也是切合鄉鎮實際的現實選擇。鄉鎮農業人口多，人均占有生產資料少，單純依靠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十分有限。只有減少農民，實現富余勞動力充分就業，才能富裕農民。同時還要看到，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

問題。必須從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用科學的發展觀充分認識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把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戰略范疇，像抓農業結構調整一樣，千方百計地組織勞務輸出，實現農民增收的新突破。要把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擺上各級黨委、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納入年度目標量化考核，搞好檢查督促，切實把這項工作抓緊、抓好、抓出成效。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沒有農村的穩定，就不會有經濟的快速發展。

(二)進一步提高勞動力轉移的組織化程度。促進農村勞動力健康有序轉移，是一項涉及全局的系統工程，必須加強領導，健全機構，分工負責。一是理順管理體制。建議縣涉農部門成立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領導小組，統一組織協調全縣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相關部門要明確責任，分工負責，把各自職責和工作任務落實到位，切實改變“多頭管，無人管”的局面。鄉鎮事務站、農業綜合服務站、農經站等涉農部門要盡快配齊配強人員，各村設立勞務信息員，形成上下貫通的勞動力管理服務體系。在勞務輸出集中的地方，在有可能的情況下，以縣為單位設立辦事處，派駐專人負責搞好協調和服務。二是建立健全以公共就業服務為主體，社會中介就業為補充的勞動力就業服務體系，形成多形式、多層次勞務輸出的格局。同時，加大對現有中介機構的監管力度，依法規范或取締不合理的中介組織。三是全面摸清農村勞動力資源底子。對農村現有勞動力情況進行一次詳細地普查，將勞動力按年齡、學歷、技能水平、性別等分梯次輸入微機，建立信息資源庫，實現對農村勞動力資源情況的動態控制，為搞好轉移提供科學依據。

(三) 進一步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寬松環境。一是要建立規范有序的土地流轉機制。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最后生活保障。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允許土地承包經營權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入股等多種形式，加快土地的規模經營，促使有轉移意愿的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二是切實維護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對務工者戶籍管理、子女上學、就業、就醫等方面給予方便。積極創造條件，制定和實施勞動力開發就業計劃，創建符合用工市場需求的勞務基地，形成相對穩定的輸出渠道；要加強與用人單位聯系，督促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及時為務工人員辦理養老、失業、工傷、生育、醫療等社會保險；保證按時足額發放勞動者工資，確保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三是創造寬松的就地轉移和返鄉創業環境。要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外出務工人員返鄉發展，特別鼓勵他們投資發展農產品加工流通、飲食、運輸、家政服務等吸納勞動力多的產業。要把引導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納入招商引資范疇，積極為他們提供創業平臺，實現“輸出人員，引回人才；輸出勞動力，引回生產力”的目標。四是營造良好輿論環境。要大張旗鼓地宣傳發展勞務經濟的意義、勞動力轉移的供求信息和勞務經濟發展中涌現出的先進典型，形成有利于勞務經濟發展的良好輿論氛圍。

第6篇：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勞動教育；勞動觀念；自我教育

中圖分類號：G63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6）01-283-01

熱愛勞動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隨著社會的變化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勞動”這兩個詞對在中學生特別是農村中學學生眼中淡去。于是出現了農村學生不愛勞動、勞動技能差、不尊重勞動者，不珍惜勞動果好逸惡勞的現象慢慢滋生，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那么如何重新激發農村中學生的勞動熱情？如何使他們認識到勞動的重要性？ 新時期下的農村中學學校如何開展勞動教育呢？

一、學校要培養和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勞動觀念

學校要注重素質教育，把文化教育與勞動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學校要充分利用各種活動加強勞動思想教育。學校在平時的德育工作中，利用國旗下講話、開學典禮、主題班會、團隊活動日等活動，加強對學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使學生對勞動的認知有所提升，認識到勞動創造幸福才是社會的主旋律，懂得勞動是創造一切的源泉，勞動是光榮而不是可恥，進而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學校團委、學生會組織要經常舉辦豐富多樣的公益勞動，使學生樹立正確的勞動觀念，養成良好的勞動習慣，掌握一定的勞動技能。通過這些服務性公益勞動，美化了我們的環境，激發學生的熱情、陶冶了學生的情操，同時也能改變學生的勞動觀念，進而培養了學生勞動技能和良好的勞動習慣。

二、學校在進行勞動教育的過程中要求學生不斷的進行自我教育、自我反省

教育實踐的經驗表明，加強學校的勞動教育，是提高學生自我教育能力的有效途徑，在有計劃、有組織的勞動過程中，學生能夠意識到勞動不僅創造了人類社會，也完善了人的自身，同時也給他人創造了幸福。當這種勞動一旦反映學生的精神生活就會產生積極的思維，最終使正確的思想和行為戰勝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從而產生強烈的尊嚴感、自豪感，并且培養了頑強的意志、對待工作和學習的責任心、熱愛集體的榮譽感，這就對德育建設起到場了直接的促進作用，正如蘇霍姆林斯基所說的，只有“促進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①

三、學校在勞動教育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學生自身價值體驗的遷移功能，表彰勞動積極分子，樹立勞模典范

在勞動創造的過程中，每一個學生都有可能通過自己的雙手獲取成功的價值，而這種價值必然產生發自內心的真實感受，并伴隨著一種成功帶來的愉悅體驗。

具體來說，即使是那些學困生，也有可能在勞動中當先進、當模范；就連那些不守紀律被處罰的學生，也有可能成為勞動上的學習榜樣。這樣，就可以提高他們在師生心目中的地位，樹立他們在集體中的威信，他們就會把自己同集體同他人聯系起來，就會嚴格要求自己，在勞動、學習、日常行為中考慮集體的意見或者教育者的要求，從而在思想品德和學習上得到應有的提高。

四、學校要密切與學生家庭的聯系，加強與家長或監護人的溝通，共同做好學生的勞動教育工作

勞動，是產生一切美德的源泉，又是“防止一切社會病毒的偉大的消毒劑”。①國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指出：“近幾年對勞動教育的忽視造成了一部分學生缺乏勞動觀點和勞動習慣，缺乏熱愛勞動的思想感情，這是我們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③他還說：“熱愛祖國、熱愛勞動是我國社會主義公民所必須具有的最基本的品德，如果我們培養的學生不愛國、不愛勞動，這是教育工作的失敗。”③從上述問題來看，只有加強家庭、學校的勞動教育，在勞動過程中有針對性的教育學生，才能夠幫助學生從小樹立勞動光榮的思想，使學生存在的錯誤認識和不良行為逐步得到改變。

學校密切與學生的家庭的聯系，密切教師與家長的溝通，共同把對學生的勞動教育工作做好。將學生在學校的勞動表現及時向學生家長及或其監護人反饋。定期召開勞動觀念淡薄學生家長會，向學生家長或其監護人通報學校的勞動教育情況，對家長進行適當的家長思想教育輔導。讓家長主動配合學校做好子女的勞動教育工作。

總之，學校的德育教育是一個多方面齊參與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村中學生能夠通過學校勞動教育所獲得的愛勞動思想觀念和勞動習慣的養成以及基本的勞動技能，往往起到了聯系家庭、社會與學校的橋梁作用。比如自我服務性勞動的開展，完全可以減輕家長們的許多負擔（簡單家務勞動、簡單的農活）；社會公益勞動和生產勞動的進行，又加強了學校同社會之間的和諧。所以，為了培養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學校的勞動教育必須長期堅持開展下去。

參考文獻：

[1] 1987年11月12日《中國教育報》柳斌《把勞動列為正式課程是加強勞動教育的重要措施》

第7篇：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趣味性 實踐性 勞動教學

【中圖分類號】G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10-0131-01

一 、突出趣味性

“成功的教學所需的不是強制，而是激發學生的興趣”，任何一位優秀的教師都注意使用恰當的方法激發學生的興趣，讓學生愉快的參與到學習活動中，具體策略有以下幾種：

1. 故事導入。如教《做小風車》老師簡要講述牛頓做小風車的故事：“牛頓小時候看見村邊一架風車吱吱轉動，就認真觀察。自己動手制作了一架小風車。”正是由于牛頓從小勤動手多動腦，后來才成為舉世聞名的大科學家，同學們想不想像牛頓那樣親自動手制作一架小風車？這樣一來，引起學生極大的興趣并參與到小風車的制作中來。

2. 演示實物。如教《制作簡易立體紙雕》，教師一上課就拿出課前精心制作的紙塔、紙狐貍等，使學生對制作產生濃厚的興趣.

3. 電化教學。如教《剪貼熊貓》，放映熊貓錄像，學生觀賞到可愛的熊貓，教師再引導觀察熊貓皮毛只有黑白兩種顏色，為下面的剪貼工作做了很好的引導。

4. 競賽活動。在學生初步掌握操作方法以后，利用兒童的好勝心，組織一定形式的制作競賽活動，讓學生在充滿興趣的活動中鞏固所學，形成技能。例如：教學《折紙花》一課，在同學們掌握扎花的方法以后，可分組進行扎花比賽，插在花瓶里，看哪一組同學做的又快又漂亮，同學們聽到老師一聲令下，個個躍躍欲試，爭先恐后，學習氣氛空前高漲。在緊張的比賽后，師生共同評議，選出優勝者，發獎表揚，并鼓勵全班同學相互學習，共同創新。

5. 留有懸念。如在學會簡單的扎紙花后，老師適時留有懸念： “同學們想不想再用這種方法扎一個漂亮的彩燈呢？”這樣學生心存于興，為下節課《扎彩燈》教學做了很好的鋪墊。學生對所學內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感到老師在引導他們做游戲，充分調動多種感官，在“玩中學、在玩中做，”自然興趣盎然。需要注意的是，引起興趣不是目的，要注意適時轉移到知識的學習和技能的形成上，實現知識性和趣味性相結合，既能培養學生對勞動的興趣，又使學生學到一定的勞動知識和技能。

二、強化實踐性

勞動實踐是進行勞動教育的基礎，勞動教育應以勞動實踐為主，要讓學生適當進行自我服務勞動、家庭勞動、公益勞動和簡單的生產勞動。

1.課堂操作。既在課堂內教師的示范指導下動手操作，初步形成技能。如《學習爐具的使用》，對于燃氣爐具的開關使用，雖然不很復雜。但因為程序本身的順序性較強，加之部分同學懷有恐懼心理，所以在講解示范后，多找幾位同學上臺操作，把最膽小的一位同學也請上來，操作完成之后，這位學生臉上露出成功的喜悅，班里響起一片歡呼。

2.課外活動。即把課內所學到的知識運用到自己的生活實踐之中反復練習、鞏固和提高。如在放麥假前，教給高年級同學收割的正確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項，并要求開學后匯報自己的勞動成績。這樣他們在麥假期間很主動地參與到農忙中，既發展了勞動技能，又培養了熱愛勞動的思想感情。還可以成立一些興趣小組，進行科技制作和科學小試驗等，培養勞動興趣，調動學習積極性，發展他們的創造才能。

第8篇：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

由于老齡化問題，其情況已越來越多的事實，但日益嚴重的大多數人帶來的問題仍然一無所知。首先，與家庭變得更小，生活的步伐不斷升級，甚至更嚴重的家庭充分照顧歲成員。其次，老齡化導致的人少，以支持增加的老人的勞動人口的相對下降。因此，一定程度上影響整個社會的生產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導致的成功實行計劃生育的不同步，與國家的經濟進步。

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采取反措施的迫切。毫無疑問，他們的關鍵是建立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同時，應附的重要性，社會的全面進步，改變落后的情況下，在社會保障，福利和服務。更重要的是，家庭保健和社區服務也應予以鼓勵。

北京豐臺區洋橋二中高二:alen0219

第9篇：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險；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

一、與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相關的社會保險的概念和重要性

1．與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相關的社會保險的概念

與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相關的社會保險廣泛意義上指的就是能夠影響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的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指的是國家為了預防和強制社會多數成員參加的，也是一種為喪失勞動能力、暫時失去勞動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損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補償的一種社會和經濟制度。社會保險計劃由政府舉辦，除此之外，社會保險也是一種再分配制度，它的目標是保證物質及勞動力的再生產和社會的穩定。我國的社會保險各種各樣，包括很多方面，主要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等其他方面的保險。

2．與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相關的社會保險的重要性

與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相關的社會保險不論對社會、對公民或者對國家來說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和意義。首先與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相關的社會保險可以幫助家庭和公民做出更好的關于理財投資方面的決策，從而對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方面作出一個更好的預估和判斷。其次，與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相關的社會保險還可以保障家庭的財產和人身健康安全方面，給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更好的保障和保護，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促進國家的和諧統一以及共同進步。除此之外，與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相關的社會保險還可以縮小貧富差距，在社會層面和國家層面上推動經濟的發展，并且推動社會和諧統一共同發展。

二、如何驗證社會保險對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的影響

從實際情況結合已經調查得到的相關數據來講，大部分家庭的儲蓄收入占全部家庭資產的比重較大，而股票和基金等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方面的儲蓄占家庭全部總資產的比重相對比較小。這個現狀和問題體現了一部分家庭對未來收入和支出以及家庭資產的用途去向等問題都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實際上，如果家庭對金融風險資產投資方面有著較高的不確定性因素存在，家庭就會選擇對資產進行預防性儲蓄，從而來降低家庭支出的比重，并且降低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方面的資本。相反，如果家庭有了社會保險的保障，且收入達到了小康或小康以上的水平，抗風險的等級就較高。那么家庭在考慮收入支出的占比以及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方面的投入時，就會多會考慮一項因素，甚至把社會保險當成決定一個決策的關鍵性因素。如果沒有社會保險，那么家庭對這個項目進行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的決定的時候，就會有著多方面的顧慮，考慮到這個項目有極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家庭就會降低對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的比重。如果有了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家庭在作比較的時候，就會考慮到金融風險資產投資時社會保險的力度以及對自己的益處，從而增加對股票和基金等的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除此之外，影響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方面還有其他因素，比如家庭投資風險態度的影響。家庭風險態度指的是家庭對金融風險資產投資時考慮到的不確定性以及風險程度表現出來的偏向和喜好等。有些家庭偏好風險，因此在做是否要對這個項目進行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的決定的時候，這個家庭本身偏向于可以接受和承擔比較高的風險，因此對于金融資產投資方面有著較高的接受度和容納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社會保險能大大降低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風險程度時，這些偏向風險態度的家庭將會在更大程度上選擇將家庭資產和儲蓄投入到股票以及資金等金融風險資產投資方面。從以上相關理論來說，在宏觀層面上，社會保險制度和家庭是否參與股票和基金的金融風險資產投資有著非常重要的聯系。也就是說，社會保險對工作階段的家庭方面來說影響更大，這是因為工作階段的家庭對理財投資等方面有著一定的認知和理解，而且有了社會保險制度的保障，工作階段家庭更傾向于對家庭金融風險資產投資方面做出貢獻。因為其具備一定的抗風險能力，這樣，也能夠獲得相對多的收益。因此，在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社會保險制度是一項不可缺少的社會化產物。考慮到社會保險的影響因素，我國大部分家庭對于家庭金融資產投資方面的接受度會大大增加，從而帶動資產的流通，為資本市場的發展提供了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