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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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關鍵詞：新形勢；通貨膨脹；充分就業；貨幣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8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從2008年爆發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各國政府紛紛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大信貸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資實體經濟，以期通過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拉動經濟，提升總需求，從而確保經濟增長與就業崗位的增加。然而，這些旨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本身亦包含著某些潛在的負面影響，在增加就業崗位、拉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亦將導致較高的通貨膨脹和加速物價水平上升。

就業與通脹控制，歷來是宏觀經濟中的一道兩難題目，特別是當前經濟危機仍未過去，歐洲債務危機此起彼伏，市場前景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將引起嚴重的問題。因此必須加以重視，筆者以為，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要遵從以下幾條原則：從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高度進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脹和失業的內在聯系，從而確保將兩項指標控制在可接受區間、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拉動社會總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兩者的關系進行相關決策時，要對其結果條件對應關系進行準確把握。

二、當前通脹與就業問題存在的原因

隨著經濟危機的不斷深入，各國政府紛紛出臺新的宏觀經濟政策，力求扭轉或減輕經濟危機給本國經濟帶來的沖擊與負面影響，保就業、保增長。然而，隨著最初的刺激經濟增長政策的效果過去，各國卻不約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經濟增長放緩、物價上漲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現通脹與失業率“雙高”的現象，陷于被動局面。那么，為何會出現這些問題？雖然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業，忽略對通脹的治理

危機發生后，各國面對經濟衰退，生產下滑的局面，不約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經濟、保障就業的政策，對于通脹的控制有所忽略，而這種經濟運行的結果就是時至今日，63.4% 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不超過 2% 的經濟緩慢增長與 6% 的高通脹水平、9% 的高失業率水平相伴的“雙高”局面。這一方面說明由于失業率上升，就業壓力大，各國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偏重于解決就業問題，放松對通脹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某些國家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全面內涵及其相互作用機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實施效果與主觀目的之間發生了背離，出現了較高通脹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較高失業率的水平這一矛盾和困境。

2.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抑制了總需求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提升社會總需求的前提條件，在本次經濟危機中不難觀察到，但凡具備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社會的需求總量仍然能夠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社會公眾對于未來的收入預期不明朗，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公眾的支出計劃變化幅度較大。這是因為保障體系健全，公眾未來預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費需求，進而帶動社會再生產相關環節，反之則結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標，忽視長期發展

針對突出其來的經濟危機，一些國家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優先考慮的不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見效快的模式，這一現象在某些西方國家的近期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顯現無疑：為了獲取足夠的票數，取得競選與連任的勝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團更加傾向于采用見效快、時間短的經濟政策，從而忽略了長期的經濟政策的穩定性與連貫性，造成數年之后，政策的負面影響浮出水面的惡果。

三、協調通脹與就業問題的對策建議

1.從長期和發展戰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觀經濟政策

經濟發展有其自身規律，而經濟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導經濟的發展方向，調整產業的結構組成，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具有長期性的特點。而當前部分國家為了應對突出其來的經濟危機，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為來保障就業，從而導致在就業問題和通脹問題上遇到了兩難的困境。一個健康健全的經濟體運行特征應該是具有一個合理通脹水平和物價水平以及將失業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要做到對這個兩難選擇的準確把握，就必須將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的問題從經濟結構調整戰略轉型及其長期發展的規劃上來看待和加以審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處理通貨膨脹時不傷及到就業問題，而在解決就業問題時候通貨膨脹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2.科學決策，將通脹和失業率控制在可控范圍內

多年的經濟研究表明，通脹與一定程度的失業率，是經濟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劑，也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產物，因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充分認識到這兩個數據的真實含意：引發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是現代經濟的一個普遍現象，而失業率則是一項指標，用于衡量就業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徹底的消滅或者長時間的壓制都是不現實的，宏觀政策的制定目標應當是將這兩項數據控制在可控的、社會可承受的范圍之內。

3.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公眾對于未來經濟的預期也將影響公眾的支出計劃，因此，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僅能夠有效的釋放公眾的購買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即使經濟增長陷入停滯不前的境進，或者處于通脹與高失業率并存的“兩高”局面，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作用，公眾依然敢于消費，從而推高了社會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發展，促進新的就業崗位的誕生。因此，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雖然從數據層面難以表明其對經濟的支撐作用，但由于它是通過對于社會公眾的心理預期影響而最終實現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不能忽視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工作。

參考文獻：

第2篇：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 證券市場 影響

在我國，證券是國家實施產權政策的最主要工具，是優化資源配置、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途徑，是調節、控制貨幣資本循環的重要手段。因此，加強對證券市場的宏觀調控，保證證券市場的資金流向和穩定運行，有利于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的良性循環和發展。

一、宏觀經濟政策介紹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含義

宏觀經濟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調節控制宏觀經濟的運行，以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嚴格地說，宏觀經濟政策是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除此以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都屬于微觀調控，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微觀經濟政策。由于宏觀經濟政策通常是用來調控短期宏觀經濟運行的政策，加之市場經濟形式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宏觀經濟政策需要依據市場經濟態勢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調整，不能長期化。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

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主要有四個方面：

1.持續均衡的經濟增長，即保持經濟的增長的同時，保證其有一個適當的增長速度。因為經濟增長受各種資源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過快的經濟增長會導致一些問題，如環境污染等。

2.充分就業，充分就業意味著一方面市場上的失業只有因為摩擦性失業所帶來的。另一方面是現階段的資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3.物價穩定，物價穩定并不是指沒有通貨膨脹，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通貨膨脹是不可避免的。物價穩定是指通貨膨脹的比例在1%到3%之間，并且每年的通貨膨脹率差別都不大。

4.國際收支平衡，國際收支平衡即意味著，匯率穩定，外匯儲備有所增加，進出口平衡。因為外匯儲備在一方面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對外經濟的能力，即其商品的競爭力。

二、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本文將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種方面探討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一）財政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1.財政政策的手段

用來調整財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通過調整政府購買能力來調整財政政策；第二，通過調整政府的轉移支付能力來調整財政政策；第三，通過改變稅率來調整財政政策。當經濟增速繼續放緩，失業率上升，政府應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提高政府采購水平，提高轉移支付，降低稅收水平，解決經濟衰退和失業。當經濟增長，而物價水平持續上漲，政府應該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政府采購的水平，減少轉移支付的水平，降低總需求，抑制通貨膨脹。

2.財政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財政政策可以分為擴張性、緊縮性和中性財政政策三種。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時，政府財政在確保各種行政和國防開支之余，不會搞大規模的投資。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政府會積極投資于能源，交通，住房和其他建筑相關產業，從而帶動水泥，鋼鐵、機械行業等發展。如果政府發行債券的方式來增加投資，對經濟的影響更是深遠的。總體而言，財政政策的緊縮將使得經濟過熱受到控制，股市將減弱，因為它表明未來經濟增長將放慢或走向衰退，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股市會強大的，因為它表明經濟增長將加速未來或進入繁榮階段。

具體來說，財政政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對證券市場造成影響：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能夠提升總需求，降低經營風險，從而使股市上漲，相反，如果由于經濟過熱遭到抑制，就會降低股票的市場價格。

（2）擴大政府采購，加大政府投資公路，橋梁，港口等非競爭性領域，可直接增加與工業產品的需求，而促使證券價格上漲。減少政府的購買水平則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3）政府轉移支付水平發生變化會使社會的購買力在結構上發生重大變化，從而影響總需求。提高政府轉移支付的水平，可以幫助證券價格上漲；反之，政府轉移支付水平下降也會使證券價格下跌。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如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為維持農產品價格對農民進行撥款等，就會使有些人提高收入水平，也間接促成了企業的利潤增長，因此，有利于證券價格的上升；相反，政府轉移支付水平下降就會使證券價格下降

此外，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水平進行調整，會使原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間的財政格局之間的平衡被打破，而形成全新的平衡狀態，就就在整體和結構上都使證券市場受到影響。

一般來說，如果中央政府將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的水平提升，地方政府將會對當地經濟的發展更多的自和財政資源，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本地上市公司的發展，從而促進證券價格的上漲。同樣，如果一個地方政府得到相對較多的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那么該地區的證券價格的上漲潛力則會更大。

（4）在其它各方面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下，公司稅的變化將會直接使公司的凈利潤受到影響，從而進一步時公司的積極性和擴充生產規模的能力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到公司的發展潛力，故而調整公司稅對證券具有較大的影響。

居民的個人實際收入水平直接受個人所得稅的影響，進而會影響到證券市場的供求關系。同樣，證券交易的成本也會直接受到證券交易稅的影響。因此，通常情況下，稅率的上升將會遏制證券價格的上漲，相反，稅率的下降也會促進證券價格的上漲。

總之，無論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在理論上其傳導過程都比較漫長。這種較長的滯后性財政政策決定了它對證券市場的影響不像貨幣政策的影響那樣立竿見影，相對緩慢，但十分持久。因此，我們必須重視財政政策對股市的作用。從長遠來看，積極或穩健的財政政策，能確保中國的宏觀經濟的穩步增長，這對證券市場發展的穩定增長是非常有利的。從短期來看，政府支出增加，以及稅收優惠會直接或間接影響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同時，將加大資金在股市的供給，有利于股市價格的上漲。相反，它會導致在股市價格下跌。

（二）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1.貨幣政策的手段

政府貫徹貨幣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個：

（1）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它要求商業銀行收縮貸款和投資，因為銀行被迫收獲的借款人貸款用來償還活期存款，銀行存款因此而降低，說明此時的貨幣供應量有所下降。相反，法定準備金率下降貨幣則擴張。

（2）再貼現政策。提高貼現率對商業銀行信貸行為會起到約束的作用，相反，它是有利于信貸擴張，擴大貨幣供應量的規模。

（3）公開市場操作。為了防止經濟衰退，央行將通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擴大社會的有效需求。隨著經濟的不斷攀升，而沉重的通脹壓力，會使國家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

2.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對證券市場產生影響：

（1）當貨幣的供應量增加時，一方面會促使證券市場的資金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通貨膨脹會促使投資者為了保值繼續買進證券，從而極大的推動了證券市場價格的上漲；相反，當貨幣的供應量降低時，就會使證券市場的價格呈現下降的趨勢。

（2）利率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作為宏觀經濟睛雨表的證券市場，其波動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利率是影響證券市場波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利率與證券市場表現為逆相關。利率上升，投資證券的價值低于銀行存款利率，收益預期下降，折現率增加，從而導致股票價格下跌；利率下降，投資證券的價值高于銀行存款利率，收入預期增加，折扣率降低，從而導致股票價格上漲。通常情況下，短期利率影響股票價格也相對明顯，市場反應還是比較快的。

在一個完整的利率周期變化范圍內，利率變動對股市的影響也與理論分析一致。對一個完整的周期利率分解，我們可以發現，每一次利率變化對股市的影響與理論分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原因是利率變動對經濟實體的影響不是唯一的，對人們的心理預期也會產生效果。當利率上升時，人們會認為，由于經濟的持續升溫，并導致央行采取降溫措施，從而對上市公司的預期上升的表現更為激烈，因此額外追加投資。

（3）央行在公開市場上買入證券，就會促進證券價格的有效需求增加，從而促進證券市場的價格上揚；反之，央行出售證券，增加證券的供給，就會導致證券價格下降。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國貨幣政策與證券市場發展密切相關。因此，進行貨幣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分析具有可實踐性與巨大的現實意義。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國家宏觀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復雜的。因此，在進行證券投資時要時刻關注國家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把握國家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只有這樣才能減少不必要的風險，產生更大的收益。

參考文獻：

[1]劉暉.淺談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影響[J].現代商業，2012，（26）

第3篇：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內需結構；調控

一、調整內需結構性失衡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財政貨幣政策對于內需結構調整的作用，必須要對投資、消費與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然而這些經濟量之間是一種動態變化關系，基本不可能給出一個明確的因果關系。但我們可以利用已有的歷史數據，分析不同經濟量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在什么時候發揮作用和在市場中所能夠持續作用的時間長短。所以本文將建立一個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對于投資需求以及消費需求的影響程度，并研究宏觀經濟政策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旨在能夠為宏觀經濟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提供可信的結論以及合理的解釋。

所謂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歸模型。該模型實質上是對被解釋變量與自身、其他被解釋變量之間，若干周期所滯后的值進行回歸。在VAR模型中，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區別，所以利用該模型可以準確的分析任意一類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與模型中其他類型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影響程度，以及這些經濟變量之間所存在的相互動態作用。

二、解決內需結構性失衡的財政政策措施

財政政策具有著非常廣泛的結構性調控手段，但是因為我國財稅政策體系的不完善，使得財政政策在治理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中并未發揮其應用的作用，達到應有的政策效果?；诖?，本節就針對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提出幾點財政政策的改善意見。

（一）實施反周期糧食補貼增加農民收入

雖然我國農村消費需求在近些年有著一定程度的增長，但是增幅還是比較低。加之我國長期以來農民收入水平低、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因素，消費需求持續增長困難重重。只有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才是解決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問題的關鍵，才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問題的關鍵。早在2004年，我國政府就對重點地區、重點糧食品種實行了最低收購價政策，以保證糧食生產安全，穩定糧食市場，增加農民收入，切實保護農民的實際生產生活利益。但通過這些年的實施效果上看，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最低收購價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農民收入預期，但同時也弱化了糧食產量與糧食價格之間的關聯性，特別是在糧食豐收的年份，政府財政支出的負擔過重；第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國有糧食企業，收購的主體非常單一，造成了糧食國有庫存對社會庫存的擠出效應，大大削弱了社會庫存對市場供求的調節能力；第三，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全國各地的國有糧庫，這就勢必會導致區域性的糧食價格差距較大，大大局限了農民受益范圍。所以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必須要不斷地完善糧食補貼政策，實行反周期性糧食直接補貼政策。該政策是以糧食市場價格與目標價格的偏離調整作為政策作用機制的，當糧食市場價格高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在任意的糧食企業銷售糧食；當糧食市場價格低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仍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銷售糧食，國家啟動補貼機制，直接向農戶補貼差價。這樣就更利于發揮市場機制的導向作用，更有利于農民增收。

（二）完善稅種結構增強其經濟調節功能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一種，在宏觀經濟調控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國的稅種設置，對于調控內需結構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必須要對現有稅種及征收手段進行改革，以增強稅收政策的適應性。

第一，改革增值稅制。我國當前所執行的生產性增值稅，存在著企業固定資產重復征稅的問題，這對于企業的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對處于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企業而言，生產性增值稅會大大降低企業參與技術革新的積極性。所以必須要盡快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變，擴大增值稅征稅的范圍，避免產業營業稅與增值稅稅基爭奪問題的出現，有效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大力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于解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作用不明顯，高收入人群所執行的個人所得稅申報制度，并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所以我國個人所得稅應該實行家庭征收制，這樣不僅能夠擴大稅收的稅基，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的清除應稅人稅外收入征管盲點。

第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當前我國財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現為：經濟建設型財政支出傾向明顯，政府財政投資效率較低。要想解決我國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必須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發揮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務事業的建設支出力度，推進基本醫療保障體制的建設，促進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逐漸均等化。政府投資雖然能夠一定程度上拉動我國經濟，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財政支出上效果畢竟有限，政府必須要最大限度的發揮政府性資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為目標的投資方式。

（三）重視銀行間債券市場資本屬性增強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

銀行間債券市場是傳導貨幣政策的關鍵環節，央行在實行貨幣調控政策時，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業務回購，吞吐基礎貨幣，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情況，實現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針對于我國當前內需結構性失衡的情況，央行所實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再貼現率調控政策效果并不明顯。所以，央行在今后貨幣政策的制定中應該更多去考慮銀行間債券市場屬性的變化，分析該變化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效力的影響程度，通過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發揮利率在資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斷提高利率變化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影響程度，實現貨幣政策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高效傳導。

參考文獻：

[1] 蔡志遠. 財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學，2012.

第4篇：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益貧式增長；政策模型

中圖分類號：F1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11）04-0017-10

一、引 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注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國外學術界和國際機構已從單純強調“經濟增長”，轉而重視“益貧式增長（pro-poor growth，PPG）”。益貧式增長要求發展中國家政府不僅要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而且要關注窮人能否參與到經濟增長過程中，并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需要重新審視以往的發展戰略和增長模式，科學地制定益貧式增長的經濟政策。

基于經濟增長益貧性以及有利于窮人的經濟政策來研究發展與減貧問題是當前國際上比較前沿的課題。國外學者就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作了大量的經驗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結論?？鐕涷灧治霭l現，宏觀經濟一攬子政策對于益貧式增長有顯著效果，Essama -Nssah［1］通過模擬宏觀經濟政策對總福利和貧困的影響，發現結構調整政策和分配政策對福利影響非常顯著。Klasen［2］通過跨國比較分析，指出提高農業生產率、縮小地區差距、減少性別差異、提高窮人資產儲備的一攬子政策有助于實現益貧式增長。Dollar和Kraay［3］、Lundberg和Squire［4］結合財政、貨幣以及匯率政策，創建了一個宏觀政策指數，以更寬泛的角度度量宏觀經濟穩定性，其應用非洲國家樣本的實證分析表明，宏觀政策對低收入群體福利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開放的貿易政策是否會促進益貧式增長，結論尚不明確。Dollar和Kraay［3-5］以進出口額占GDP比重來衡量貿易開放度，研究發現開放的貿易政策有利于益貧式增長；但Winters［6］采用同樣的衡量標準對巴西、海地、墨西哥、秘魯和贊比亞的研究卻發現，當這些國家經歷快速貿易開放時，卻保持著較慢的經濟增長和貧困減少水平。Ernesto［7］指出，有效利用勞動力的政策以及對教育醫療進行合理投資可以實現益貧式增長。Shenggen等［8］的研究表明目前在印度，政府農業科研、教育和道路投資是促進益貧式增長的有效政策措施。

目前，國內關于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影響的研究還比較少，筆者考察所及只有徐俊武［9］、羅小芳和盧現祥［10］等幾項研究。他們都提出有利于窮人的秩序對于益貧式增長的重要性，此外，徐俊武還對二元結構下政府公共支出對益貧式增長的關系進行了闡釋，指出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支出比例與窮人向現代部門的遷移能力密切相關。此外，杜志雄、肖衛東和詹琳［11］進一步研究了益貧式增長的引申概念包容性增長的政策內涵，指出實現包容性增長同時蘊涵著培育和提升人力資本、增強制度設計與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建立公平的防護性保障體系三個層面的宏觀政策，并對這一政策體系中的政策措施做了分類，但對政策措施對包容性增長的可能影響沒有做進一步的分析。當窮人向現代部門的遷移能力較強時，可以通過不斷減少對農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對城市的支出比例來促進益貧式增長；當窮人向現代部門的遷移能力不足時，必須增加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才能實現益貧式增長。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各種政策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同時起作用的，不論基于益貧式增長理念的改革重點關注何種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府支出、貿易自由化、金融領域的自由化等），都要求我們說明這些政策對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及其對不同的社會群體福利的綜合影響。而就筆者所及文獻來看，很少有研究系統地討論經濟政策和中國益貧式增長問題，據此，本文擬開發一個小型的中國益貧式增長“宏觀―微觀”政策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礎上以中國為樣本開展經驗研究。

二、理論框架與測量模型

（一）益貧式增長政策分析模型的理論基礎

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早已在學界基本達成共識，但是宏觀經濟政策對窮人福利的影響至今仍是充滿爭論的課題。Lal和Myint［12］研究了增長、不平等和貧困的關系之后發現各國的經驗差異較大，差異主要來自于政策選擇的不同。同時，也有證據表明分配政策較公平的國家經濟增長更快，經濟政策可以對初始收入分配中窮人福利的不利狀況進行修補。Demery和Squire［13］指出，在執行改革政策的國家，貧困人頭指數降低，而在沒有實施政策調整的國家，貧困狀況改善很小，甚至更為惡化。此外，有研究表明，減貧策略的各種要素還包括：建立在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基礎上的，出口導向的外向型增長策略；鼓勵采用新技術的早期的農業和農村發展；基礎設施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能夠對農民和企業家提供激勵的有效的制度；促進醫療衛生、教育和社會資本以及為窮人提供社會安全網的社會政策都可以促進益貧式增長［14］；此外，還包括改善經濟增長的微觀環境的各種要素，例如通過更好的信貸市場作用來改善資本通道，以及更加公平的資產分配等要素。

基于以上文獻提供的經驗證據，本文將重點討論宏觀經濟政策影響貧困人口福利的各種途徑（例如，通脹、總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觀經濟不穩定，這些途徑可以按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加以區分），以及周期和危機的非對稱效應和勞動力市場的重要作用。上述各種公共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和相互作用的關系可以用圖1來描述。

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影響窮人的最直接途徑就是公共部門凍結工資，政府轉移支付和補貼支出的削減和公共部門價格的提高。宏觀經濟政策對窮人的間接效應可以通過許多方面起作用，包括總需求、總產出（假設起初存在超額生產的能力）以及就業的變化；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通脹的變化和對窮人的相關消費價格平減指數的變化；真實匯率的變化；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及分配效應。此外，穩定政策帶來的產出和就業效應也可能是不對稱的。同時，越來越多的經驗數據表明，周期性衰退和經濟危機對貧困會產生非對稱效應：衰退或急劇的產出縮減可能會大大提高貧困水平，然而擴張卻傾向于產生非常有限的影響。

（二）益貧式增長“宏觀―微觀”政策分析模型框架

本文所設計的益貧式增長政策分析模型分三個層級。第一層級使用的是一個靜態的、加總的、具有宏觀經濟內在一致性的框架。這一模型的優點在于，它能夠將財政賬戶、國際收支賬戶和貨幣賬戶聯系起來，從而確保具有一個內在一致性的國民核算帳戶。而絕大部分的宏觀經濟政策，諸如政府支出水平、稅收水平和赤字融資的結構等等，都可以被整合到這些模塊之中。而后，宏觀一致性框架中的政策信息就會在各個模型之中運行，在此我們選擇了兩個增長模型：一個是屬于長期增長模型的“真實值”模型，另一個是反映短期增長效應的三變量VAR模型。增長模型反映了在相對價格、工資以及產出構成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第二層級是該框架的核心部分，是一個靜態的、多部門的、具有一般均衡性質的模型。模型假定經濟的總產出水平是固定的，因此，它主要反映的是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宏觀經濟震蕩對相關價格和工資造成的影響。在此，首先借鑒了世界銀行開發的1-2-3CGE模型。簡而言之，從某特定宏觀經濟政策的國民核算賬戶開始，運用1-2-3CGE模型，可以得到一系列相互之間保持內在一致的商品的工資、特定部門的利潤以及相對價格的數據。但是，1-2-3CGE模型存在一個明顯的不足，即宏觀經濟政策與貧困的因果鏈條是單向的，而沒有考慮到宏觀政策對微觀模型變量的反饋效應，另外，我們所應用的簡單1-2-3CGE模型也缺乏對勞動力市場更為令人滿意的描述。第三層級是微觀數據（家庭數據或分組數據）。當模型對價格、工資、利潤和增長進行的預期變動被整合進代表性組群的有關工資、利潤以及商品需求的家庭數據時，就在微觀和宏觀之間建立起了溝通的橋梁。理論上，通過該框架，就可以在有限的時間里，在可以運用的數據資源的情況下，得到與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和沖擊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家庭福利指標以及益貧式增長水平的預測值。

三、變量選擇與計量檢驗設計

（一）“真實值”模型

“真實值”模型的增長回歸方法已被證明在解釋跨國的增長率變化時非常成功，因此也很可能在解釋增長的跨期變化時非常有用，大量文獻使用該方法進行了綜合研究。本文將在對中國主要經濟政策（金融發展、通貨膨脹、匯率、對外貿易、FDI、公共支出等）進行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應用209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增長回歸分析，考察各個宏觀經濟變量對增長的影響，以及在控制其他經濟政策和變量后，某項經濟政策的變化趨勢是否顯著地促進了經濟增長。

為確定上述經濟政策對增長的影響，筆者通過對世界各國的增長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合世界范圍內真實值模型的增長系數，討論中國上述經濟政策對增長的影響。本部分主要的數據來源是WDI和IMF的世界各國宏觀經濟數據庫。選取的樣本包含了全世界209個國家和地區的1970―2003年的相關信息，即包括7072個有效樣本點的國際面板數據。在回歸分析中，對各國的基礎設施情況采用每百人電話線這一國際通用變量進行度量；在已有的實證研究中，M2/GDP度量金融發展的作用已得到了有力的證實，因此采用M2/GDP來衡量一國的金融發展水平。

此外，考慮到增長回歸中金融發展等變量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借鑒了已有文獻中的方法。構建回歸方程時，假設Y表示被解釋變量，X表示解釋變量，由多個解釋變量組成的一個列向量，方程中的下標i和t（t=1970，…，2003）分別代表第i個國家和第t年，b表示截距項，于是一個表示X對Y的影響的總模型可以寫作：

其中，β即需要確定的真實值模型中各個影響經濟增長變量的增長系數，是一個行向量。

增長回歸模型中，第一組解釋變量包括決定增長的政策：（i）金融發展的衡量（M2/GDP）；（ii）通貨膨脹；（iii）實際匯率；（iv）小學教育完成率；（v）每百人電話線（基礎設施的變量）；第二組變量在前一部分的基礎上，還考慮了可能受到沖擊影響而發生較大變動的進出口貿易和資本流動的因素，即：（i）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例；（ii）資本流動；最后，考慮到1998年是中國經濟增長性質發生改變的重要分界點［15］，為更好地考察中國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嘗試將1998年前后的國別數據分別進行分析，并將側重點放在1998年以后中國的益貧式增長階段。

通過對方程一中第一組解釋變量的回歸（見表1所示）可以發現，較高的M2/GDP、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完善的基礎設施供給都與較高的增長率相關，而真實匯率及小學完成率對增長的影響并不顯著。

在第二組回歸中（如表2所示），加入了表示外部沖擊的變量，即進出口貿易、資本流動。二個變量加入方程，得到了以下回歸結果（如表2）

表1、表2均為固定效應（FE，fixed effects）估計結果，因為Hausman檢驗拒絕了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s）模型，因此沒有報告隨機效應的估計結果。根據解釋變量的R2值，加入了外部因素的“方程二”比“方程一”更有解釋力。通過對兩個方程的綜合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估計結果：第一，在固定效應估計中，M2/GDP顯著地影響GDP的增長率變化，并且，與資本積累、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一樣，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也存在著雙向的因果關系。第二，不論是否考慮外部沖擊，通貨膨脹對增長率的負向影響都十分顯著，但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研究發現高通貨膨脹往往伴隨著產出的下降，然而一旦通貨膨脹得到遏制，產出又會重新回復到原來的長期增長路徑。第三，當引入外部沖擊變量如貿易及資本流動以后，M2/GDP即以貨幣表示的金融政策發展對GDP增長率的作用方向有所變化。第四，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例這一變量具有顯著的正影響，說明發揮各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有利于GDP的增長。第五，資本流動（凈流動/GDP）作為沖擊變量，它并不顯著。

至此，已經能夠對影響經濟增長的變量和其影響程度有比較明確的認識了，但這還并不是研究的全部。根據劉暢［15］的測算，及對中國經濟增長性質的判斷，1998年是中國經濟增長是否益貧的一個分界點（1987―1997年間的經濟增長是非益貧的；特別是1995―1997年間，農村經濟增長的成果被收入分配的惡化完全抵消，貧困群體的福利水平顯著降低；而在1998―2006年間，出現了9年穩定的益貧式增長）。因此，本文希望能夠以1998年作為分界點，觀察1987―1997年、1998―2006年間經濟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據此對樣本分別進行了固定效應估計，回歸結果如表3、表4所示。

其中，在1998年以前，M2/GDP、通貨膨脹、實際匯率、資本流動幾個變量被證明具有顯著性，但資本流動的作用效果卻不夠明顯，對增長率只有微小的影響；而1998年后，除M2/GDP、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影響外，實際匯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變得不顯著了，而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例則開始表現出對經濟增長率的正向影響。這說明1994年匯率制度并軌后，人民幣不再出現之前持續貶值的趨勢，平穩的匯率水平為經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但未能對經濟增長有明顯貢獻；1998年后進出口貿易占GDP比例的提高對經濟增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表明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特征發生了某些變化，使得其對1998年前后經濟增長有不同影響；另外，各種政策在1998年對經濟增長率的彈性也發生了很大變化，M2/GDP對經濟增長的彈性有所降低，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所加強，這些變化對于接下來進一步考察這些政策對不同群體福利的影響非常重要。

需要強調的是，“真實值”模型其實僅僅是反映宏觀經濟政策的長期增長效應的方法之一。它是一個簡約的模型，并且模型是建立在跨國回歸的基礎上，因此，各國家的系數都是相同的。

（二）三變量VAR模型

一般的模型僅僅只是描述因變量對自變量變化的反應，向量自回歸模型則考慮了模型中各變量間的相互作用，在某些給定條件下，VAR模型能夠用來確定一個基本的經濟沖擊給其他經濟變量帶來多大影響，即其他經濟變量對該基本經濟沖擊的響應的大小，所以VAR被公認為描述變量間的動態關系的一種實用的方法。為討論政府支出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影響，建立三變量自回歸（VAR）模型進行評估，三個變量分別是增長率、實際匯率以及政府支出。

1.方法與模型

本文使用1980年Sims提出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模型）。模型采用多方程聯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個方程中，內生變量對模型的全部內生變量的滯后值進行回歸，從而估計全部內生變量的動態關系。最一般的VAR模型數學表達式為：

yt=μt+∑ki=1αiyt-i+βixt-i+ut（2）

其中，yt為外生變量向量，xt為內生變量向量，ut為隨機擾動項，K為滯后期。

1.平穩性檢驗

在模型中選取中國自1987―2006年20年間的數據進行分析。在建立線性的VAR模型之前，首先檢驗數據的平穩性，對模型中GDPGR（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EX（真實匯率水平變化）以及PE（公共支出變化率）變量的數據做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其均為平穩序列（檢驗結果見表5所示）。

2.建立VAR模型

以GDP增長率、真實匯率變化率和公共支出變化率作為變量建立VAR模型，其擴展形式如表6所示：

本文重點關注公共支出沖擊影響經濟增長的短期彈性。VAR模型的擴展形式表明，向量自回歸估計中得到的增長對其自身的短期彈性非常顯著，分別為0.6718、0.4762；而受到公共支出沖擊短期影響的彈性并不顯著，第一年為0.0004，到第二年則更小，為0.0001（這兩個彈性數值是我們下一步在CGE框架中分析公共支出沖擊對低收入群體福利影響的重要參數），這表明我國政府支出政策的變化對拉動經濟增長影響很小，至少在短期如此。

3.脈沖影響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其內涵是一個變量的擾動通過模型影響所有其他變量，最終又反饋到自身的過程。可以通過脈沖響應函數理解政府支出如何影響其它兩個變量，并最終作用于自身的過程。圖2描繪了公共支出和匯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軌跡。

通過對脈沖響應軌跡的觀察，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結論：（1）經濟增長率（GDPGR）對其自身的變化有較強反應，但這種影響是非常復雜的，出現了先降低而后升高，最后趨近于零的變化軌跡，這說明經濟增長的速度在短期是有慣性的（前兩期），但從長期來看，這種影響會迅速減弱以至消失。（2）匯率的貶值對于提高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定作用，且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間更長（約為5期）。（3）公共支出的增加在短期內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此后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以至逐漸消失。這種變化趨勢表明公共支出的增加很可能對財政的可持續性造成了影響，從而影響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對于這一點，我們將在后文應用CGE一般均衡方法進行更加深入的經驗分析。

（三）1-2-3CGE模型

基于“宏觀―微觀”思想的模型的解決方案提供了聯系變量（LAVs）進行微觀模擬模塊的影響分析。即應用1-2-3CGE數值模型方程組（表7給出了1-2-3CGE模型的方程規范，表8為模型的變量說明），考察了1987―2006年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運行的影響。

通過1-2-3CGE模型，可以得到工資、利潤以及三種商品（國內商品、進口商品、出口商品）價格變動的信息，即LAVs，將這些連接變量與微觀數據模塊連接起來，就可以得到每個代表性家庭群體平均福利變化的信息。

（四）微觀數據模塊

微觀模塊的工作是將1-2-3CGE模型轉化為家庭福利。對于宏觀經濟框架而言，CGE模型計算了各部門相關的收入的變化，以及各種商品價格的變化。家庭模塊的計算使用包絡方法，其中，間接效用分別是工資率、部門利潤和商品價格的函數，而這些都是中觀和微觀層級之間的連接變量（LAVs）。因此，宏觀沖擊對家庭層面的福利影響的第一順序估計等于以下三個組成部分之和：初始勞動收入與工資率的相對變化之積；利潤收入的變化；初始消費的商品與商品價格的相對變化之積。

在實證分析時，各群組的收入和消費數據可以從家庭調查數據中獲得。共有三種收入來源：工資、國內商品部門的利潤以及出口部門的利潤。消費支出被分為進口商品和國內商品，家庭之間的異質性反應在收入來源和消費模式的差異上，這有利于我們分析宏觀沖擊和政策對各類家庭之間的不同影響。但是，目前還很難得到中國居民進口商品消費支出和國內商品消費支出的相關數據，為得到這些必要的信息，即對各組居民消費支出分別各假設了三種消費偏好（偏好假設1中，居民進口商品消費傾向最小；偏好假設3中，居民進口商品消費傾向最大；偏好假設2中，居民進口商品消費傾向居中）下的情況，從而可以得到進口商品消費支出和國內商品消費支出的數據（表7以2006年為例，列示了農村居民收入數據及三種偏好假設下的居民消費進口商品和國內商品的數據）。本文的實證分析是根據2002―2006年偏好假設2的數據進行模擬的，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本文的假設是依據居民的消費偏好擬定的，但不可避免的，基于這一假設的模擬結果與現實的情況會存在一定的差異。

四、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依靠上述模型及微觀數據模塊，可以對2002―2006選擇2002年為實證分析起始年，主要是從分組數據的統計口徑一致性加以考慮的。即1998―2001年間分組數據的統計口徑與2002―2006年間統計口徑的不一致會導致實證結果的不可比，基于2002―2006年間農村5等份的居民分組數據對于我們考慮不同組群居民福利變化更加直觀，故本文僅對2002―2006年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進行分析。年間經濟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影響做綜合分析，分別考察了金融發展、通貨膨脹、匯率、對外貿易和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現偏離時，對于當年經濟增長和各組群家庭福利的影響。

1.金融深化對PPG的影響

將代表金融深化的指標M2/GDP在2002―2006年每年都提高5個百分點，即2002年由159%提高到164%，2003年由168%提高到173%，2004年由164%提高到169%，2005年由168%提高到173%，2006年由169%提高到174%，模擬結果如表8所示。

從模擬結果來看，貨幣流速的變化與我國經濟增長速度表現出基本一致的波動趨勢，說明包括儲蓄存款在內的貨幣存量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此外，從實證結果比較看，三個年度中M2/GDP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逐年減小，說明近年來GDP增長穩定性增強，貨幣沖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下降。從金融深度對居民福利的影響來看，其對收入較低群體的貢獻比對收入較高群體的貢獻更大?？梢姡鹑诎l展有利于益貧式增長，但其對益貧式增長的貢獻呈現逐年減小的趨勢。

2.通貨膨脹對PPG的影響

通貨膨脹是衡量宏觀經濟穩定性的重要指標，通貨膨脹的大起大落往往會對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造成很大影響。我們將2002―2006年各年通貨膨脹水平（平減后）在原有基礎上調低50%。即從2002年的0.58%調整到0.29%，2003年的2.61%調整到1.31%，2004年的6.91%調整到3.46%，2005年的4.17%調整到2.09%，2006年的3.28%調整到1.64%，分析結果如表9所示。

通過以上對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及各群體福利變化的實證分析，可以知道：由于近年來我國通貨膨脹水平處于低位健康區間，因而繼續降低通脹率并未對經濟增長和各組群居民的福利水平造成明顯影響。從通脹水平對各組群居民福利水平變動的影響看，當通脹水平處于較高水平時，其變化對各組群居民福利水平變動的影響較大；當通脹水平較低時，其變化對各組群居民福利水平變動的影響較小；且低收入群體的福利水平對通脹水平的變化最為敏感。因此，保持穩定且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可以促進有效的益貧式增長。

3.匯率政策對PPG的影響

將2002―2006年匯率水平每年調高5%，即7.8633、7.8632、7.8627、7.6721和7.4326，分析結果如表10所示。

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是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度升值，不僅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巨大負面沖擊，而且對世界經濟特別是與中國有密切貿易往來的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同樣是不利的。從模擬結果可以看出，如果人民幣按照5%的速度升值，將對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有負向的影響，因此，人民幣的升值并不是益貧式增長理想的政策選擇。當然，實證結果也表明，人民幣升值雖然對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影響為負，但影響程度均不大。因此，鑒于保持匯率穩定特別是有效匯率穩定，對維護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至關重要，短期內人民幣匯率應繼續保持相對穩定；如果升值在經濟運行中是非常必要的選擇，則宜采取漸進式的小幅升值方式，升值的幅度不宜過大，否則將對經濟產生較大震蕩，亦會對居民福利造成很大沖擊。

4.對外貿易對PPG的影響

將2002―2006年進出口貿易/GDP的比例均調高10%，即2002年由48%提高到52.8%，2003年由57%提高到62.7%，2004年由65%提高到71.5%，2005年由69%提高到75.9%，2006年由72%提高到79.2%?？疾炱鋵洕鲩L和居民福利的影響，結果如表11所示。

從模擬結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存在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對于低收入群體福利改善也有重要影響。但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占GDP的總額已經達到72.03%，繼續提高的空間不會太大；此外，過高的貿易依存度也使得經濟運行易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一旦外部經濟環境惡化，一方面將使經濟增長遭受重創，另一方面也會令居民福利，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福利遭受巨大損失。

5.政府支出對PPG的影響

近年來政府把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作為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措施，實行了減免農業稅，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失業救濟金、提高最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費等社會保障支出、增加低收入階層經濟適用房等政策，努力使經濟增長的成果更廣泛的惠及全體人民。由此，政府支出大幅增加。本文模擬了政府支出逐年增加5%的情形，分析結果如表12所示。

從模擬結果可以看出，如果政府支出增加5%，經濟增長率和居民福利水平都將有所提高。但是，也應該注意到，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如果政府支出可以不受約束、無限增加，則最終我們將實現益貧式增長；然而這種假設幾乎是不可能的，考慮到財政可持續性問題，政府支出的規模是有限的，因而，進一步提高政府支出政策對益貧式增長的績效在很大程度上將依賴于政府支出結構的合理調整。

（二）政策含義

本文通過構建中國益貧式增長政策分析模型，考察了金融發展、通貨膨脹、匯率、對外貿易、公共支出等政策出現調整時，對于當年經濟增長和各組群家庭福利的影響。結果表明，2002―2006年間，金融發展對益貧式增長并沒有直接的貢獻，高速的金融發展政策并非是很好的有利于低收入群體福利改善的政策選擇；穩定且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對經濟增長和低收入群體福利改善有益，從而可以有效地促進益貧式增長；人民幣升值政策對于益貧式增長顯示為不利影響，即使升值是必要的政策選擇，升值的幅度也不宜過大，否則將對經濟產生較大震蕩，亦會對居民福利造成很大沖擊；貿易條件惡化會對益貧式增長產生不利影響，而且對低收入群體福利的損害要大于高收入人口的損害；增加政府支出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但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比政府支出的比例低很多，在政府支出不能無約束無限增長的情況下，調整政府支出結構使之更加適應益貧式增長的發展目標是未來一項值得重點關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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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關鍵詞】穩增長；宏觀經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引言

2012年中國宏觀經濟不僅延續了2011年逐季回落的趨勢，而且在多重因素的持續作用下呈現出加速回落的態勢。這迫使政府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再定位，“穩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各類刺激政策開始重返。但從去年5月份出臺“穩增長”措施以來，宏觀經濟并沒有明顯回升的跡象，反而呈現進一步回落的趨勢。這種下滑趨勢的持續要求我們應當對當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反思。

一、宏觀經濟分析

我國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為粗放型增長，是由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拉動的，而我們主要是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消費相對比較薄弱。長期以來，我國最終消費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在GDP中的比例逐漸下降。查詢相關資料，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在“一五”時期為75%左右，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65%左右，但過去20年中加速下降，到2007年降到48.8%。同期，資本形成率從80年代中期的35%左右上升到42.3%，凈出口從0左右上升到8.9%，形成了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投資和凈出口拉動的局面。一定范圍內的高儲蓄、低消費能夠促進投資，有利于經濟增長；一定限度的貿易順差能增加外匯儲備，改善一個國家的經濟地位和抗風險能力。但當消費率過低、儲蓄率過高時，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投資和凈出口拉動，會導致明顯的結構失衡。

目前由于世界經濟危機，歐美市場萎縮，我國出口產業已經受到嚴重打擊，而且今后更長時期也不可能恢復到出口超高速增長、靠不斷擴大凈出口來拉動經濟的狀態。 因此，當前的啟動內需，實際上是經濟結構的一次深刻調整，關鍵在于調整消費、出口和投資結構，促進消費增長，提升消費比重?！笆濉币巹澲忻鞔_提出“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p>

二、宏觀政策分析

我們要貫徹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正確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貨膨脹預期三者的關系，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時，要根據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有針對性地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及時適度預調微調，擴大內需，穩定外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積極財政政策：其一，財政支出要更加強調優化支出結構，重點投向前期重大投資項目的后續建設，確保項目建設順利進行。加大在教育、就業、社會保障、保障房建設、公共醫療衛生、公共文化等民生方面的支出，確?！叭r”、戰略性新興產業、節能環保、西部開發、自主創新等領域的財政投入。其二，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逐步降低宏觀稅負，增強微觀主體的經濟活力和競爭力。為穩定增長、促進就業和結構轉型，出臺針對微小企業、節能減排、研發創新、生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稅收減免優惠政策，調整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推進服務和運輸行業營業稅轉增值稅。通過降低稅負支持私人部門消費和投資需求，既有一定的逆周期擴張作用，又有利于長期結構調整。其三，在抑制通脹的供給方面精準著力，通過投資、稅收、補貼、獎勵等手段調節短期供給，從而使其價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穩健貨幣政策：在堅持穩健貨幣政策基本取向不變的前提下，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引導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更加注重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加強金融監管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改善信貸投放能力，保持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暢通有效；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切實做到有保有壓，加大對國家重點在建續建項目的信貸投放，加大對小型微型企業的信貸支持，切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對近幾年連續調高存款準備金率造成貨幣緊縮，去年是近三年來首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是政府調控市場上貨幣流通量的有效途徑，去年的調低存款準備金率表明市場上資金短缺，中央政府有意在放出資金。2012年年初廣義貨幣M2增速的目標確定為14%，但從1—4月份的數據來看，新增貸款只有31420億元，新增外匯占款約為2400億元。鑒于構成M2的主要是信貸和外匯占款，這表明在新增外匯占款規模急劇萎縮的情況下，只有擴大信貸規模才不至于讓M2增速遠低于預定目標。于是央行2012年5月12日宣布，從5月18日起，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采取了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

三、結論

經濟減速增長可能會給人們帶來恐慌情緒，但是政府出臺“穩增長”政策以及根據當前情況進行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相結合的宏觀調控，將重點由出口，投資轉移到消費而實施的一系列措施，對宏觀經濟產生了積極效果。

參考文獻：

[1]統計局網站

[2]劉元春.短期宏觀經濟政策及其調整，中國金融，2012年第18期.

第6篇：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關鍵詞:理性預期;貨幣政策;宏觀調控

1 理性預期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大量失業和經濟停滯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發生了危機,“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在改變停滯膨脹局面時也沒有出現人們所期望的效果。這種形勢下,理性預期學派產生發展起來。該學派以理性預期的概念改造宏觀經濟學,以預期問題為突破口,全盤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革命。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預期理論的代表人物中,羅伯特•小盧卡斯、薩金特和華萊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論是貨幣周期論;巴羅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們發展了小盧卡斯等人的理論,建立了實際貨幣周期論、財政政策分析和政府決策行為分析等新的理論。

2 理性預期理論的微觀基礎與基本假設

小盧卡斯與凱恩斯主義的分歧始于他為凱恩斯主義尋找經濟基礎。他認為,宏觀經濟現象不過是許多個人經濟活動的總和,宏觀經濟學中一切涉及人的行為的假定應該有微觀基礎。他在為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經濟學模型中的工資,價格部分提供微觀基礎的過程中發現,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確定的微觀經濟行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發生沖突時,小盧卡斯轉向了新古典主義。他試圖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并從局部均衡轉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預期理論的宗旨是建立與微觀經濟學一致的宏觀經濟學。為此,理性預期理論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個分析的基本假設:理性預期假設;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自然率假設。

(1)理性預期假設。

理性預期是在長期動態分析下,經濟活動的當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為基礎,他們能對未來作出準確的預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經濟決策,即他們能對未來做出理性預期。

(2)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

貨幣中性假說是指經濟總產量和就業的實際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應地對商業周期發展作出反映的貨幣和財政活動無關。

(3)自然率假設。

自然率假說的要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內在的動態平衡,外界力量能暫時打破這種平衡,但不能根本改變它;政府應該順應這種動態平衡。

3 理性預期理論的政策主張

一是政府應制定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定,消除政策規則的任意變動性。理性預期學派堅持古典經濟學的信條,認為過多的政府干預只能引起經濟的混亂,為保持經濟繁榮,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因為“市場比任何模型都聰明”,它始終是使各種生產資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業的有效機制。理性預期學派堅持認為,政府的作用只是為私人經濟活動提供一個穩定的可以使人們充分了解的良好環境。因此如盧卡斯所說,“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政策,而不是積極行動主義政策。”政府干預越少,經濟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標必須注意長期性和穩定性,并且著力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政府的決策不能對一國經濟的產量、就業和其他實際變量產生影響,但可以對一般物價水平等名義變量產生具有規則性的效果。因此,政府應該把最理想的一般物價水平作為唯一的政策目標。

4 理性預期理論及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啟示

(1)應充分考慮并正確引導微觀主體的理性預期。

不得不承認,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正日益增強。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應充分考慮公眾的理性預期,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眾的理性預期又是不斷提高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個前提條件。中央銀行要提高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就要準確地公布通貨膨脹指標和失業率,利用信息優勢,通過輿論導向,準確披露決策相關信息,加大宣傳力度,及時引導經濟主體的預期,正確引導公眾預期,讓公眾及時了解這種政策目標的變化,增強其信心。

(2)應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預期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是有限的。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所面臨的是諸如結構調整、制度轉軌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單純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很難起到明顯的改善作用,因為具有理性預期的公眾對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難以得到公眾的響應?？梢哉f,貨幣政策不是調控經濟的萬能手段。不僅僅因為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本身需要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的支持;更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以期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

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原則是為了使微觀經濟個體順利地從事經濟活動,充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而穩定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種經濟成員的積極配合,使各項經濟政策取得預期的效果,還必須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和符合經濟活動當事者的預期規律,可以使經濟活動的當事人從根本上擺脫由于政策的頻繁變動對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擔憂,從而無需尋求應變之策,而盡力去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經濟行為的最優化。

總而言之,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有著重大影響,政府在采取宏觀經濟調整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并引導這種預期朝著政策目標的方向發展。我國發展市場經濟離不開經濟政策調控,這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之一。今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日益增強,我們必須轉換思路,注意把握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層面理性預期的結合點,謀求經濟政策、經濟主體的預期與行為及經濟運行三者的和諧與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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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志偉.現代西方經濟學流派[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第7篇：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政府追求的宏觀經濟目標是多重的，除GDP增速外，物價穩定、匯率穩定和就業充分都是重要的宏觀經濟目標。這些目標有的相輔相成，有的相互排斥。其中，最重要的一對關系是就業與通貨膨脹目標之間的關系。對凱恩斯學派來說，就業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替代關系，其理論基礎是菲利普斯曲線。貨幣主義認為，二者替代關系僅存在于短期。合理預期學派則認為，即便在短期，經濟增長（就業）和通貨膨脹也不存在替代關系。

在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討論中，通貨膨脹和匯率升值之間的替代關系備受關注。通貨膨脹和匯率升值確實存在相互作用，但說兩者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則缺乏必要的理論基礎。升值與通脹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在某些情況下，兩者存在替代性，另一些情況下則不存在。我們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人民幣升值同物價變動（通貨緊縮）關系的討論始于2003年。當時，斯坦福大學教授麥金農建言中國政府：升值對經濟會產生通貨收縮作用，因而不應升值。中國人民銀行的王信撰文指出：“盡管人民幣升值和升值預期可能增加國內價格下滑的壓力，但并不必然導致物價下跌。價格主要是由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狀況決定的，現階段，人民幣小幅升值并不會增加國內的通縮壓力?！卑拇罄麃喼醒脬y行行長麥克法倫則指出，當出現通貨膨脹時，人們會比較容易接受升值。

現在，中國的通貨膨脹終于成為一個尖銳問題，公眾對升值的認可度也相應提高。但是，不愿升值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于是，用較多通貨膨脹換取較少匯率升值，或對通貨膨脹采取比較容忍態度（如把通貨膨脹率目標設在6％）的政策主張應運而生。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是資源配置的最基本信號。如果物價普遍持續上漲（通貨膨脹），具體商品價格的變動就喪失了信號功能，市場也就喪失了合理配置資源的功能。在通貨膨脹嚴重的環境下，沒人知道具體產品漲價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該產品供求關系的變化，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價格的普遍上漲。嚴重的通貨膨脹將使價格信號失效，經濟秩序陷于混亂。

凱恩斯早就指出，通貨膨脹是關乎社會正義的事情。CPI上升的最大受害者是中低收入勞動者。而通貨膨脹進一步擴大了社會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最近一個多月以來，通貨膨脹已有取代資產泡沫、成為公眾關注的首要問題的趨勢。公眾的不安情緒似乎正在彌散，這必須引起嚴重關注。

中國不應追求零通貨膨脹，因為零通貨膨脹率下相對價格調整難于進行。但是，中國必須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一個較低水平上。過去幾年，中國通貨膨脹率一直維持在3％左右的水平，公眾也形成了較穩定的低通貨膨脹預期。這是來之不易的宏觀經濟調控成果，我們絕不能輕易讓這一成果付諸東流。

理論上說，在其他因素給定條件下，如果一國存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順差，而又不愿讓貨幣升值，就會因流動性過剩導致通貨膨脹率上升，進而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并最終恢復國際收支平衡。但在實踐中，國際收支順差國可通過對沖政策吸干過剩的流動性，或通過資本管制將投機資本擋在國門之外，從而在一定時期內遏制通貨膨脹的發展。

但是，對沖不可持續，資本管制的漏洞無處不在。一般來說，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雙順差加匯率穩定最終將導致通貨膨脹出現。所以，令人吃驚的不是中國出現了通貨膨脹，而是中國直到現在才出現通貨膨脹。當然，當前中國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11.4％的經濟增長速度，全球范圍內石油、礦產品和糧食價格的上漲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導致通貨膨脹出現了。

人民幣升值肯定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但匯率只是一種價格，它反映國際收支的平衡狀況。在自由浮動和固定匯率下，匯率都無法成為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目前，我們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可以人為調整。此時匯率政策主要是一種貿易政策工具，匯率變動主要取決于貿易政策目標，而不是抑制通貨膨脹的需要。在經濟過熱時期，政府不應靠匯率升值來抑制由經濟過熱所導致的通貨膨脹。正確的政策反應，應是采取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

第8篇：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中國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仍有差距

一個國家有著特定的經濟體制。一國的經濟體制受其本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而形成其特定的經濟風格。不同的經濟體制與經濟風格影響著經濟主體的行為，進而影響其經濟績效。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

那么中國的經濟體制到底是不是市場經濟呢？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與其助理王寧教授認為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這一點也可以從其著名書作的英文題目中看出：《中國如何成為資本主義》（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但無法從其中文版的書名中明確看出：《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而且，該書的英文版序言中認定中國經過30年改革，已經建成“一個令人炫目的市場經濟”。

此外，一些儒家主義者認為，時代已經是市場經濟，因為那時已經推行私有制和契約自由。

嚴格而言，當前中國的經濟體制既不是計劃經濟，也不是市場經濟，而是介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經過了36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告別了計劃經濟，但是計劃經濟的遺留因素仍在。不過，中國總體上距離計劃經濟較遠，距離市場經濟較近。

從經濟與技術層面來看，現代市場經濟與現代資本主義可謂同義詞。根據英國當代演化經濟學家霍奇遜的看法，現代資本主義需要體現如下特征：一是存在廣泛的個人自主、私人產權和商品交換；二是很多私人經營和生產與家庭分離；三是存在一個貨幣和金融體系，其中財產可以為銀行貸款提供擔保；四是存在發達的市場（有組織的交換），包括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五是存在廣泛的工薪階層；六是私人公司法人廣泛存在。

很明顯，當今中國的經濟體制還不完全符合上述特征。中國個人的自主性仍然不夠，個人面對行政力量仍然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法治體系還在建設過程中；國有產權和國有企業在基礎性和關鍵性行業占據行政壟斷地位、發揮著主導作用，市場還沒有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私人產權和私有企業處于相對不平等的憲法地位；金融體系也是國家主導，無論是銀行業、證券業還是保險業，都是國有機構主導。也正因為如此，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句話也意指了中國還不是一個地道的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仍然是個轉型經濟國家。

干預主義經濟治理風格的問題

中國當下的經濟治理風格表現為干預主義（dirigisme）的經濟治理風格、“類凱恩斯主義”操作與作為轉型經濟的經濟體制兩者的結合。根據一位德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席勒教授的定義，干預主義是各種特定市場過程干預的總稱，國家通過這種干預部分或全部地消滅掉分散的價格、生產、消費和投資選擇自由，以達到特定的典型目標和并以此為干預的根據。

這種干預最常見的形式有直接的價格控制、外匯管制等等。價格管制包括：價格監視，對利潤空間、最高和最低價格的規定和固定價格，普遍的禁止價格波動，不同形式的投資指導、數量上的生產和貿易限制（配額以及相應的自愿出口限制協定）。價格管制在中國很普遍，包括中國的成品油價格、基準利率、銀行存貸款利率、公用事業服務定價、最低工資等等。外匯管制也大量存在。中國對個人和企業的外匯兌換仍然有著較大的管制，還沒有實行資本賬戶自由化。目前每人每年兌換外匯的上限為5萬美元，就屬于過度管制。

中國干預主義的經濟治理“做派”還體現在政府在基礎性和關鍵行業總體上實行行政壟斷，比如鐵路、石油、航空、電信、自來水、電力、煙草等。金融部門也不樂觀。國有金融機構的總體市場集中度高，民營機構的準入門檻很高，準入通道很窄，受制于國家審批制度的束縛。

上述干預主義的做法嚴重扭曲經濟過程，限制和破壞私人產權、市場開放、契約自由，必然影響經濟績效。

類凱恩斯主義做派影響私人產權

經濟治理問題也體現在凱恩斯主義或者“類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操作。自從1936年凱恩斯發表《通論》而興起一場“凱恩斯革命”以來，西方國家的政府利用“宏觀經濟政策”來進行“宏觀調控”成為一種“主流”。其中一個關鍵詞是“需求管理”。

當前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教材被稱為所謂的“新古典綜合”。最典型的教科書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所謂“新古典綜合”，實質上是將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理論綜合在一起。其核心思想是在采取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理論所提倡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大宏觀政策工具來調節和影響各種“經濟總量”、如“總物價水平”、“總需求”、“總供給”、“總投資”、“總就業量”、“國民收入”、“資本總量”等等，以求熨平經濟周期的波動，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外貿平衡四大目標。這四大目標被德國人稱為所謂“魔幻四角”。它們往往相互“打架”，難以同時實現，突顯其“魔幻”特點。

按照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觀點，這些經濟總量概念其實是一些虛構的概念，比如“資本總量”的概念就是如此。資本其實有著很大的異質性。既然如此，就不能把資本簡單加總為“資本總量”。更有甚者，很多未用于實際生產的生產設施等，其實不構成資本。只有用于實際生產的才構成資本。與“資本總量”概念類似，上述所有總量概念都是虛構概念，缺乏真實世界的基礎。也就是說，我們的宏觀經濟學家們實際上是用一套在真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東西來討論、分析和影響經濟政策。

此外，宏觀經濟管理是政府用自然科學中工程師管理工程的思路來管理國民經濟，傾向于搞“整體社會工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思想大師哈耶克稱“整體社會工程”的做法為“整體建構”，是一種“理性的僭妄”。他還指出，即便很多政府政策的目標是好的，但是政府政策往往帶來非意圖的后果。恰似F.荷爾德林所曾指出：“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p>

凱恩斯革命以來，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宏觀調控信條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為西方各國政府和眾多經濟學家所膜拜和信奉。在70年代初，西方國家紛紛出現滯脹問題，即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的局面。隨之而來的是一場供給學派革命。供給學派強調減稅，減少政府管制，減少市場扭曲與市場障礙，為經濟主體提供一套正向激勵機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減少失業。過去幾年的克強經濟學主要體現供給學派經濟學的特點。80年生的著名的里根革命和撒切爾革命，都是屬于供給學派革命。

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往往是既由行政部門決策，又由行政部門實施。這容易滋生和保護部門利益，導致這些部門的政府官員以部門利益替代公共利益。與此相反，在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政策的出臺應該通過立法的形式進行。這里尤其包括上述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操作。但是中國的這些短期政策操作不能與凱恩斯主義等同?，F代市場經濟體中的凱恩斯主義短期操作也需要基于法治和限政。兩者均屬于這些政策操作的隱含前提，內置于這些國家的總體基本制度框架當中。中國則是行政和部門主導，充其量只是“準凱恩斯主義”短期政策操作。

即便如此，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中的“凱恩斯主義”短期操作，還往往受到一些供給學派經濟學家的批評。對于這些經濟學家來說，“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短期操作只重視讓經濟這輛馬車跑得快，但并不重視馬車上掉下多少人，馬車前撞死多少人。也就是說，由于不斷進行短期操作，經濟主體對經濟失去穩定的預期，從而擾亂了其投資和消費決策，改變很多經濟主體的經濟成功機會。由此看來，“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操作往往導致大肆侵犯個人的產權。中國的行政和部門主導所推行的“類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操作則問題更甚，由于立法部門代表性差而且權力懸置，它更是與之“沒得商量”。很多民營企業死于政府的宏觀政策調整，就是明證。

此外，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色彩的“宏觀經濟管理”和“類凱恩斯主義”短期操作，難以利用哈耶克所言的分散在無數個體當中的、涉及特定時間和地點的“局部知識”，難以利用人與人之間的“知識分工”。只有市場的充分發展，才能充分利用這些局部知識，實現知識分工，而凱恩斯主義者或者類凱恩斯主義者，往往把這些局部知識作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非市場機會來對待，然后通過宏觀調控的“粉碎機”對之加以克服和棄用。在這個過程中，個人權利的廣泛破壞就不可避免。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績效的解釋

根據哈耶克的觀點，政府對經濟過程的干預會產生進一步干預的必要性，從而導致干預程度和干預范圍不斷上升，形成一種“干預螺旋”。這種干預螺旋與十八屆四中全會所確立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背道而馳，也最終影響經濟效率。

比如，作為計劃經濟的行政干預遺產和類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的結果，中國的國有經濟仍然規模巨大，但其績效很差。根據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國有企業的實際利潤為負。2001年-2009年，盡管國有工業企業的賬面利潤很高，但是這些企業所支付的土地和其他資源費用較少或者根本不支付任何費用，其獲得的銀行貸款利率也較低，稅收水平也較低，還獲得大量政府補貼。國企的業績解釋不了中國“經濟奇跡”的實現。

既然國有經濟不是經濟績效的真正來源，就需要在國有部門之外來尋找。其實，中國過去30余年“經濟奇跡”的實現，歸因于中國有意無意地、選擇性地接近和遵循了一種德國經濟學家瓦爾特?歐肯意義上的競爭秩序，這一步路也導致了中國民營經濟部門的興起。歐肯意義上的競爭秩序由七大核心原則構成：一個有運作能力的價格體系、幣值穩定、私人產權、開放市場、契約自由、承擔責任，經濟政策的恒定性。其中經濟政策的恒定性，指堅定不移地推行這些原則，而不是宏觀調控。歐肯強調，由國家來建立和維持這樣一種競爭秩序，而且國家需要在法治框架內運作。

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別是：這些國家以較為普適主義的進路遵循這些原則，而且政府在法治框架內行事；中國則是在一定程度上、選擇性地推行這些原則。其要點在于：遵循這些原則既為資源朝著回報率更高的方向配置，也為推動創新創造了條件。也就是說，既有利于實現靜態配置效率，又有利于實現動態效率。越是更為普適性地遵循這些原則，越是可以提高靜態效率和動態效率。

建立和維持一個競爭秩序

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成功，歸因于接受歐肯的競爭秩序思想作為其建立社會市場經濟基本體制的最主要經濟哲學基礎。歐肯認為，除了強調由國家推行建立和維持上述競爭秩序這種“秩序政策”之外，也強調國家推行一種“過程政策”。過程政策包括反壟斷、勞動保護措施、收入政策等。但是，在這些政策領域，秩序政策的地位要高于過程政策。過程政策是為秩序政策服務的，要奉行與市場一致的原則。過程政策是一種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預，目的在于糾正競爭扭曲，重新為競爭打通道路。

與此同時，凱恩斯主義宏觀調控政策在歐肯的政策框架里成為多余。很多人以為全世界人均GDP的提升是因為宏觀調控的結果，這是一種認識誤區。很多時候，政府宏觀調控越多，經濟周期越不平穩?？v觀世界各國，政府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運作授能環境，并且維護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是經濟發展的根本。

根據歐肯的觀點，在政策設計上，除了要注意秩序政策相對于過程政策的優先性之外，還要考慮“子秩序”之間的相互依賴性。這要求不僅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應受制于相似的競爭自由，而且社會政策、經濟政策和法律政策之間也應相互兼容。

這些構想就是最初的社會市場經濟的構想和一些理論基礎，對于中國有著較大的借鑒意義。聯邦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直至20世紀60年代的德國經濟政策，沒有上述弗萊堡學派的影響是不能想象的。

上述競爭秩序觀強調推行秩序政策為主，過程政策為輔，而且后者的推行要與市場兼容。其用意就在于形成一種面向績效競爭的秩序，按照歐肯的觀點，這也是一種“有運作能力的、維護人的尊嚴的秩序”。這樣一種秩序下，每一個公民都獲得有尊嚴，每個民企也一樣尊嚴。而且這樣一種競爭秩序既能有效保護私人產權，也最能創造財富，促進國家的繁榮昌盛，因而符合最大的國民利益。

第9篇：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12月10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明年經濟工作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大力加強自主創新，切實抓好節能減排，不斷深化改革開放，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成果，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會議提出了六項明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

12月10日晚，為加強流動性管理，適度調控貨幣信貸投放，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10年12月20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次上調大約能回收流動性約3500億一4000億元，但市場流動性依然過剩，通貨膨脹壓力繼續存在。

12月11日上午，11月份宏觀經濟數據公布。一是工業生產平穩增長。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3％，比10月份加快0.2個百分點。二是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保持平穩較快增長。1―11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210698億元，同比增長24.9％，比1―10月份加快0.5個百分點。三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穩定增長。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3911億元，同比增長18.7％，比10月份加快0.1個百分點。四是居民消費價格繼續上漲。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5.1％，環比上漲1.1％。

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國內外發展環境日漸復雜，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多的困難和挑戰。

一是外部環境存在不確定性。總的來看，受次貸危機重創之后，世界經濟復蘇緩慢曲折。主要經濟體失業率居高不下，居民消費持續疲軟，經濟增長乏力。新興經濟體雖增長較快，但經濟泡沫化加劇，同時通脹壓力普遍存在。歐洲債務危機持續影響全球經濟，美國銀行抵押貸款債券回購壓力依然存在。

日本和美國等重新轉向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全球流動性過剩問題進一步凸顯，進而可能會加劇我國通貨膨脹。在弱勢美元政策帶動下，各國紛紛干預外匯市場，貿易保護主義有繼續強化趨勢，貨幣戰乃至貿易戰風險加大。主要貨幣匯率劇烈波動，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一些國家采用加息政策，使得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難度加大。

二是近兩年通貨膨脹預期凸顯，通貨膨脹壓力加大。普遍認為，當前通貨膨脹預期及通貨膨脹壓力主要由流動性沖擊、貨幣信貸存量激增、企業生產要素成本上漲、房地產價格呈現泡沫化、輸入型通脹壓力以及偶發性自然災害等因素造成。通貨膨脹預期和通貨膨脹具有相互推動作用。從投資需求的角度看，投資者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會使其擴大投資實現保值，推動資產價格上漲，進而通過成本渠道影響最終消費品和服務的價格。而消費和服務價格的上升又加強了投資者的通貨膨脹預期。從消費需求的角度看，消費者的通脹預期會降低當前儲蓄增加消費，消費需求的沖擊引起物價上行。物價的上行反過來又會加深消費者的通貨膨脹預期。

三是明年財政收支矛盾仍較突出。一方面，財政收入形勢不容樂觀。今年財政收入增長較快主要有兩個原因：進口大幅增長和汽車銷售快速增長。這兩者帶來了進口環節稅收、消費稅和車輛購置稅的大幅增長，明年可能難以保持這種快速增長的局面。同時，多方面因素會導致財政收入減少。包括：受通貨膨脹、匯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企業利潤難以持續快速增長；房市、車市將呈現降溫態勢；國家將實施對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國家將實施個人所得稅的減稅計劃。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壓力依然較大?；A建設方面需要較大的投資規模，包括加強農業、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化建設，支持受災地區恢復重建，繼續完成在建項目等。而且明年一些國家經濟工作重點將需要加大財政投入。主要有：進一步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擴大消費需求，推進教育和醫藥衛生體制、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等重點領域改革，推進發展現代農業，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扶持力度等。

四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困難重重。從國內看，一些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仍比較突出。當前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的難度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務繁重。貿易順差、社會發展滯后等這些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因素依然存在。

宏觀經濟政策預測

雖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在2011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但預計在操作層面會有一定的調整?？紤]到明年政府的稅收優惠減少以及刺激性開支減少，預計財政擴張的力度將減弱。財政支持政策將主要集中于消費、節能環保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在明年可能出現明顯分化，其中農業、水利、保障性住房、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增長可能較快，而鋼鐵、水泥及其他產能過剩行業的增速可能趨緩。對于穩定農產品價格，未來政府或將出臺更多穩定價格的措施，例如提高對農民的補貼等。

就貨幣政策而言，考慮到政府對當前日益加劇的通脹壓力的擔憂，明年將采用穩健的貨幣政策。流動性管理將是控制通脹的關鍵。對于備受關注的加息問題，隨著年終的臨近，年內再次加息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明年繼續加息的可能性很大。存款準備金率可能會繼續上調以收縮流動性，同時信貸投放增速將放緩。由于需要穩健貨幣政策來保證明年經濟的平穩增長的目標，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將保持滿足經濟目標所需要的速度。

明年宏觀經濟走向

2011年GDP增速將呈現“前低后高”的特征，預計全年增速將超9％。投資、出口小幅回落，而消費則穩中趨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