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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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關鍵詞：對外投資 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

一、前言

我國進行對外投資的時間還比較短，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還不能完全的解讀我國現在的對外投資模式以及原因。所以，一定要根據實際，研究出正確的、符合企業需求以及國家需求的對外投資理論，使得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更加的順利。

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

在十九世紀左右，就已經出現了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但是一直到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才真正的形成具體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海默（美國學者）是該理論公認的奠基人，他是第一個將壟斷優勢理論提出來的人，該理論是國際投資理論發展的標志。在同一時期，維農的貿易理論、卡森、拉格曼、巴克萊的市場內部化理論相繼提出。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英國學者鄧寧說明了一個新的理論――國際生產折中理論，這個理論的觀點是：企業的國際投資行為應當有幾個基本要素：所有權優勢，也就是企業自身所具有的唯一的、國外的企業不能夠得到的某種資產，使得企業具有組織管理、生產技術等優勢；內部化優勢，這是因為市場交易免不得會出現信息不對稱、競爭等因素，然而這些因素會引起最終產品以及中間產品的競爭不夠充分，所以為了使得企業所有權方面的優勢得以保存，而且企業在交易市場所獲得的收益要小于進行內部化轉移所收獲的利益時，該企業就要選擇進行對外投資；區位優勢，企業在選擇投資地點時，一般會受到地理所在、運輸成本以及生產要素等多方面的影響。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以后，隨著世界經濟慢慢的向著全球化的方向發展，探討國際直接投資的國家不僅僅有發達國家，還有發展中國家，而且后者的發展趨勢越來越猛。這種趨勢使得國際生產體系的覆蓋范圍越來越大，使得部分工業化國家想要進行對外投資以收獲更大的收益，并且這種欲望愈演愈烈。在同一時期，相繼出現了很多的針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比較有效的、著名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比如說：小澤輝智（日本）所提出來的動態比較優勢投資理論等等。

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理論認識

與其他的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企業所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前者是有一定區別的。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其企業所進行的外直接投資是由于資本過剩，明確說就是對外直接投資只是發達國家進行資本輸出的方式罷了。但是我國企業在經濟剛剛有起色時就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與資本過剩無關，并且由于我國國內沒有非常充足的建設資金，因此吸引很多的外資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所以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發達國家相比是有很大差別的，這不但體現在動因上，還體現在投資所獲得收益的價值判斷上。

發達國家所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其前提是國內產業結構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高度，這樣會提供給各個不同的微觀經濟主體形成自己的國際生產體系優勢。然而我國還處于經濟發展狀態，是發展中國家，還沒有非常完善、完美的產業結構，而且整體產業素質還不是非常高，比不上發達國家。我國和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外直接投資有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也就是國內產業結構還處于中低層，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高強度化，我們反過來要利用國際生產體系來提高我國國內產業結構的層面。

四、中國企業在對對外直接投資進行研究時需要注意的一些問題

（一）一定要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對國際直接投資的規律以及發展進行研究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全球化得到了基本的保證，并愈演愈烈，使得交易市場不僅僅局限在國內，國外也可以進行交易；使得世界市場聯合了起來。現在國際直接投資的地位越來越高，其成為了各個國家進行國際市場競爭的捷徑以及重要方式，而且企業對外投資占企業優勢的比重是越來越大了。我國企業所進行的對外投資，在這愈演愈烈的國際競爭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壓力下，其作用不只局限于發揮以及利用已有的優勢，還在于怎樣構造一個新的競爭優勢。企業可以利用對外投資與國外、國內市場相融合、貼近，得到其他國家的先進管理方法以及技術，提高技術累積的速度，加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也是為什么很多的發展中國家企業想要去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原因了。

（二）對外投資具有很多的不同類型，投資企業一定要對其加以區分

投資企業想要對對外直接投資的種類進行區別，首先要根據自身的動機以及本企業的優勢進行考察。我國的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一般有以下幾種動機類型：尋找市場、尋找效率、尋找資源等等。企業要根據其所決定的對外投資動機，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區域進行選擇，確保其符合企業的發展需求。而且在進行研究分析時，企業要將投資的動機以及自身的優勢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夠合理的解釋企業所進行的各種國際投資行為。

五、小結

經過了這么多年的發展，我國的對外投資已經取得了不小的進步，很多的企業已經將其產品銷往了世界各地。為了使我國的對外投資得到長久的發展以及不斷的進步，我國要制定出與之相匹配的各種審批程度、完善各相關法規，使得我國的投資企業可以走得更遠，我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更大。

參考文獻：

[1]王澤東.基于產業結構升級視角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研究[D].北京交通大學2012

第2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關鍵詞］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政府；利用外資；啟示

［中圖分類號］ F83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08－0064-04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作為國際經濟關系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的國際投資日益蓬勃發展，并逐漸成為國際經濟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基本途徑。國際投資是指居民或者自然人以一定的生產要素投入到另一國，并相應地獲得一定的管理權的活動。盡管關于國際投資的定義表述不同，但是其核心的內容沒有什么差異，都沒有離開以下兩條：第一，生產要素跨國流動；第二，投資方獲得一定的管理權。投資方具有一定的管理權，保障了投資方對其投入的資金進行控制并保障其收益。

一、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新發展

伴隨著全球貿易及投資自由化的蓬勃發展，經濟全球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國際資本的跨國流動日趨活躍。國際投資，特別是國際直接投資，在不斷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發揮著日趨重要的作用，成為世界經濟中極其活躍的組成部分。一方面，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流向和結構的迅速變化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產業結構調整、企業國際競爭力乃至一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另一方面，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與擴展，國際直接投資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和趨勢。基于以上原因，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非常重視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變化并積極尋找相應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對其進行詮釋、引導。正是在這種形勢和需求下，許多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來解釋世界各國的對外投資行為，這直接導致了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新發展。在其中，誘發要素組合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最有代表性。

（一）誘發要素組合理論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許多學者將研究重點轉向外部因素對國際直接投資行為的影響方面，形成了具有重要影響的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任何類型的國際直接投資活動的產生，都是由投資的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的組合而誘發產生的。直接誘發要素是指各類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及其信息等，它們是國際直接投資產生的主要因素。直接誘發要素既包括投資國，也包括東道國。如果投資國擁有某種直接誘發要素的優勢，它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把該要素轉移出去；如果投資國沒有某種直接誘發要素的優勢，而東道國擁有該優勢，也同樣能誘發和刺激投資國對外投資。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直接誘發要素起作用。間接誘發要素則是指除生產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包括：（1）投資國政府誘發和影響國際直接投資的要素，包括鼓勵性投資政策和法律法規，政治穩定性及政府與東道國的協議和合作關系。（2）東道國誘發和影響國際直接投資的要素，包括投資硬環境狀況（交通設施、通訊條件、水電及原料供應、市場規模及前景、勞動力成本等），投資軟環境狀況（政治氣候、貿易障礙、吸引外資政策、融資條件及外匯管制、法律和教育狀況等），東道國政府與投資國的協議和關系。（3）世界性誘發要素和影響國際直接投資的因素，包括經濟生活國際化以及經濟一體化、區域化、集團化的發展，科技革命的發展及影響，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及匯率波動，戰爭、災害及不可抗力的危害，國際協議及法規。[1]

在一般情況下，直接誘發要素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誘發因素，因為對外直接投資本身就是資本、技術、管理和信息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但是，單純的直接誘發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條件。尤其是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而言，在資本、技術等直接誘發要素方面往往并不處于優勢地位，其對外直接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間接誘發要素作用的結果。而間接誘發要素在當今國際直接投資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誘發要素組合理論闡述對外投資的決定因素的作用，克服了先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中只重視投資目的、動機和條件因素，而忽視東道國和國際環境因素對投資決策影響作用的片面性。

（二）競爭優勢理論

競爭優勢理論是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el E.Porter）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的，在隨后的發展中這一理論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波特認為，以往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只注重對跨國公司成因的研究，解決的只是跨國公司存在機制的問題，而對于跨國公司的發展機制，尤其是對現有跨國公司的管理、國際競爭對跨國公司戰略的影響等重要問題缺乏研究。競爭優勢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國際競爭環境與跨國公司競爭戰略和組織結構之間的動態調整及相互適應的過程（如圖1所示）。

圖1中構成競爭優勢的這些成分彼此相互增加。（1）生產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推進要素）。基本要素指一個國家先天擁有的自然資源和地理位置等要素。推進要素指通過投資和發展而創造的要素，如高科技、熟練勞動力等。波特認為，一國要取得競爭優勢，其推進要素比基本要素更為重要。（2）國內需求（包括本國的需求結構、規模、成長率、高級購買者壓力及需求的國際化等）。波特認為，擴大國內需求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有利于提高產品的質量、檔次和服務水平，也有利于該國在國際市場中取得競爭優勢。（3）相關支持性產業，即為主導產業提供投入的國內產業（包括上游供給產業及其他相關產業）。它是促進一個國家主導產業取得國際競爭優勢的保證，它有利于主導產業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和效率。（4）企業的戰略、結構與競爭（包括企業的形成與組織管理方式、競爭激烈程度、創新與企業家才能等）。波特認為，政府既要為少數企業、也應為社會創造一種公平的競爭環境，外部環境與企業的競爭能力息息相關，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企業必須不斷更新產品，提高效率，以取得持久、獨特的競爭優勢，同時還迫使企業走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波特指出，只具有圖1中一兩點優勢往往是不能持久的。因為競爭對手能輕而易舉地戰勝這一優勢。而先進國家比較尖端的行業在四點因素上都是有利的。[2]

這樣，波特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新發展模式。根據他的觀點，競爭自身越激烈越有可能帶來成功。他強調，一國要想在全球競爭中戰勝對手，國內需要有激烈的競爭。這樣的競爭，一方面促使企業向海外發展直接投資，另一方面又為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勝創造了條件。在尖端產業取得了最廣泛成功的日本，不僅有四部分競爭優勢，而且彼此增強。波特在研究日本所有產業中發現，取得國際性成功的每一項產業，其國內競爭都是激烈的，而且在國內市場趨于成熟、飽和之后，出口、投資才會增加。在日本不屬強項的產業中，如建筑、食品、農業、造紙等幾乎不存在國內競爭，這些產業在國際上也沒有競爭優勢，這種實證分析驗證了波特理論的科學性。

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最新發展。他關于競爭優勢的菱形動態模式指出了國際投資應“先內后外”的順序，具有理論創新意義。他認為激烈的國內競爭導致對外投資的發生；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的競爭優勢確保了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的觀點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對中國政府利用外資的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引進和利用外資一直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和重要戰略之一。實施這一戰略，使中國在較短時間內解決了經濟建設中資金不足及技術、管理水平落后等問題，進出口規模和經濟增長速度令世人矚目。但近幾年，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幅與比重一直呈徘徊和下滑態勢，利用外資結構調整緩慢，經濟效益滑坡，對國民經濟的推動力相應減弱。在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背景下，如何調整中國的外資舉措，優化外商直接投資結構，提高外資利用效益，更好地參與國際分工呢？根據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新發展所帶來的啟示，中國政府應從以下方面入手：

1. 加強引導和調整外商投資產業結構，積極引入高技術含量資本，鼓勵外資的系統化、群組化投資，建立較為完整的產業生產鏈。政府首要任務是重新制定有關外商投資企業的產業指導目錄，著重實現中國由傳統工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的第二次產業轉移和由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向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的第三次產業轉移。具體來說：首先，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能源、交通運輸、原材料等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產業的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政府無法徹底、有效地解決自身經濟發展“瓶頸”的情況下，應該允許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基礎設施和能源等領域。其次，合理安排外商投資部門結構，根據現有產業部門投資的發展狀況和行業的屬性進行引導。對國內生產過剩、產品飽和、地域內投資密集的項目應加以限制；對國內生產嚴重不足、產品供應緊缺、地域內投資較少的項目應予允許或鼓勵；對于危害國家安全，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污染的項目應嚴格把關，禁止投資。對資本技術密集型的投資應視其技術的先進性、適用性、經濟性及投資回收率和償還率做出適當選擇。

眾所周知，從事高科技經營活動的跨國公司不同于傳統的制造業廠商，其生產過程的作用收縮，研發活動的難度急劇增高，前期投資急劇增大。由于跨國公司的研發投資如生產設備投資一樣，是一種前期沉淀成本，而后期生產中耗費原材料和人工相對較少，這就使得其知識含量高的業務平均成本曲線一改傳統制造業廠商那種U字型，而變成了一條隨著產銷量遞增而加速遞減的向下傾斜的L型曲線。即產量越大，分攤到每一單位產量頭上的平均成本越低。這種規模收益遞增的規律，要求高科技跨國公司完全放棄傳統制造廠商那種選擇投資區位的經營戰略，而采取市場份額最大化的地域空間擴張戰略。因此，中國政府應實施以區域規劃、產業決策和誘導聚集為中心內容的區域經濟增長模式。一方面，分析高科技跨國公司進行擴散經營活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聯系本國在組合要素方面的稟賦，利用現有條件、潛在條件和補償條件，催生本區域高新技術產業雛形，并以此為基礎吸引國際高科技企業投資，以帶動本國內資企業創業和產業配套。另外，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在高度重視強化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同時，政府應進一步鼓勵外商來華設立研發中心，投資于高新技術產業、技術研究開發項目，歡迎外商參與高新技術產業化以及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積極探索風險投資等新的投資方式。

從中國利用外資的歷史看，中國所具有的突出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對初期的境外投資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正是這一誘發要素使得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制造業逐步向中國轉移（這其中大部分是來料加工和裝配產業）。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建立的基本是出口加工基地，其所實現的外貿額占到中國外貿總額的一半以上，中國承擔著國際供應鏈的末端，充當著勞動密集產業群，中國因此而被稱為所謂的“世界制造中心”。但是，顯然中國簡單的生產加工基地還遠不具備達到世界制造中心的水平。此時在發達國家的世界制造中心正在向產品研發中心、設計中心、知識產權控制中心、關鍵設備和零部件生產中心及品牌推廣中心等方向轉化。面對這一情況，中國政府應該抓住發達國家新一輪產業轉移的機遇，制定以推動中國從全球加工組裝基地轉變為全球制造基地為目標的新的外資政策，激勵和誘發外資在中國制造業中進一步擴大投資并提升在華投資的技術和結構水平，鼓勵外資在中國構建新型產業鏈和產業群，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行業和企業，促使中國在跨國公司全球生產體系中的地位盡快由低級加工組裝基地向高級技術型制造基地轉變。

2. 外資政策要具有集中性和針對性。在當前中國，外資政策類似于“撒芝麻”，因而造成產業發展的目的性不明晰，最終的結果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產品制造業的過度投資，規模膨脹但只是停留在低級的簡單加工階段，導致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沒有發展起來而戰略性產業也未能成功培育。下一步，外資政策要傾向于輕紡、機械、機電、汽車、石化、化工等占中國國民經濟比重較大的傳統產業，它們既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結構轉換的基礎，又是發達國家具有資金與科技優勢的產業。根據邁克爾?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中國應集中力量吸引或加大外資在這些產業上的投資規模，尤其是跨國公司進入的重點應該是提高層次，擴大競爭，即要以采用高新技術、增加產品品種、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工藝技術和裝備水平，最終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為目標。同時要支持外商與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合作，開展技術加工貿易，提高中國制造業配套企業的技術水平，延伸在全球制造業中的生產鏈。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在近幾年汽車行業“市場換技術”的愿望與做法遭遇挫折，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但并不能因此全盤否定這一做法，至少應該在其他行業的外資政策中為其保留一條實施路徑。

3. 加強吸引外資的配套建設，完善市場體系，培育和發展配套的金融、保險、法律咨詢等相關服務業。與外資配套項目有關的兩個十分重要的領域是教育投資和法制建設。首先，教育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邁克爾?波特曾經對日本的經濟發展做過這樣的評論：“日本，幾乎什么也沒有，它所擁有的，就是良好的教育體制以及這一體制所帶來的大量的高素質、高技能人才。”[3]其次，建立和完善有關并購的法律法規體系。要使企業并購規范、有序、公平合理地進行，需要有相關的法律法規作保證。通過法律法規對并購的方式、程序、并購協議、并購行為中的資產評估和交割、被并購企業職工的安置和企業并購的法律責任等加以明確規范和界定。政府應制定和完善有關企業兼并收購與反壟斷方面的法律，確保企業并購在法制軌道上健康運行。再次，完善的市場體系，配套的中介機構促使并購行為市場化，并確保并購活動順利進行。建立健全產權交易市場和資本市場是并購活動健康發展和取得成功的前提，不僅為企業之間存量資產的優化組合和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開創新路子，而且為企業并購的規范化、市場化提供必要條件和中介作用。要使市場體系盡快建立和完善，關鍵是政府要制定相應的法規和配套政策，從宏觀上加以引導，促使企業并購行為真正市場化和規范化。

4. 規范政府行為，降低政府在企業并購中的作用。目前中國政府在企業并購活動中一身二任，既是社會管理者，又是國有企業“所有者”，它不僅是并購“游戲規則”的制定者，還是并購的主要參與者之一，這就必然產生直接行政干預過多，人為阻撓優勢產權向外流動，執法力度不夠等負面效應。企業并購本身是微觀市場行為，應該由市場自身的發展規律來支配其行為。政府的職能在于監督、管理與服務，介入微觀市場行為的做法無疑于“越俎代庖”。政府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到制訂和完善投資促進政策上來，即通過合理高效的制度安排和健全法律法規，實施有針對性和前瞻性的引資措施，把各國各地區自身特定的比較優勢與國外投資者具體的需求成功地結合起來，同時根據本國、本地區經濟的優先發展領域，在產業、行業和企業范圍內選定合適的外國投資者，并滿足其在再生產活動和產業集聚層面對特定地點以及品牌形象的要求等。

［參考文獻］

第3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關鍵詞:國際投資;新特征;利用外資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9-0025-02

1 引論

利用外資已成為湖北經濟活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國際投資的新特征中,分析其對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可為湖北今后利用外資提供依據。

2 國際投資的新特征

2.1 國際直接投資規模迅速擴大,但勢頭有所減緩

FDI inflows,global and by group of countries,1980-2005(Billions of dollars)(資料來源:世界投資報告)

國際資本流動是從流通領域逐步深入到國際生產領域的,這一發展規律從根本上決定了國際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趨勢。由上圖所示,從1993年至1998年底,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一直成擴張的趨勢,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在全球的投資存量已超過4萬億美元,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這主要是由于發達國家對外投資步伐加快帶來的。雖然從1999年至2003年,國際投資規模有所下降,但2003年后,上升的勢頭再一次顯現。

2.2 發達國家之間的資本雙向滲透仍占主流,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很不平衡

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的重點一直偏向發達國家。無論是從對外直接投資看,還是從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看,發達國家都占據主導地位和絕對大的比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和吸收外資國家,其對整個國際投資乃至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由于國際直接投資重心偏向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相對較少,且在區域分布上也不平衡,許多非常貧困的國家得不到跨國公司的青睞和惠顧,在當今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正日益邊緣化。

2.3 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逐步升級,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受到青睞

從圖中可以看出,從1987年到2005年來,FDI對第一產業的直接投資明顯萎縮,對第二產業的直接投資亦呈現相對下降趨勢,而對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和各國產業結構的加速調整,國際直接投資的重心明顯向附加值高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

2.4 國際直接投資方式日趨靈活多樣,國際戰略聯盟成為跨國公司發展的新形式

由于科技革命步伐加快和國際市場競爭加劇,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不斷變換投資方式,相互締結國際戰略聯盟。其中包括合并式聯盟,互補式聯盟和項目式聯盟。戰略聯盟,為跨國公司增加新的市場機會,提高跨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地位。這種戰略調整已經被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所使用。

2.5 國際直接投資主體多元化,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能力增強

隨著國際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民族經濟的復興,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吸收和利用外資的同時,先后開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從而使現代國際投資具有了新的內涵,成為世界各國之間有效配置資源、加強經濟技術合作的一種重要形式。

2.6 國際直接投資政策自由化成為大趨勢,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的投資協調合作取得新進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經濟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依存度普遍提高,有關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的政策進一步趨向寬松和自由化,為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大和領域拓寬創造了更好的政策環境。以國家為主的單邊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政策改革不斷深入,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的投資協調合作也不斷取得新進展。

2.7 跨國并購投資潮起潮落

跨國并購投資金額巨大,涉及領域廣泛,區位分布不平衡,以歐美和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并購較多。而且并購動機趨向長期化,方式多樣化,善意并購的數量不斷上升,“強強”聯合逐步取代“強弱”聯合。

3 新特征對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不斷涌現出新的特征,勢必會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到湖北省對FDI的利用。3.1 有利影響

(1)彌補了湖北省建設資金的不足,促進了湖北經濟的快速增長。

長期以來,建設資金的短缺一直是制約湖北省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新時期里國際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國際資本流動從流通領域逐步深入到國際生產領域的,FDI的數額不斷上升。湖北省可以借此機會積極引進外資,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以基本設施建設來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促進湖北經濟的快速發展。

(2)有利于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

跨國企業的不斷擴大,最主要是因為其憑借很強的技術優勢和先進的管理團隊,通過復合式一體化戰略及其網絡式組織結構將各國經濟聚合在一起,開創出一個以高級的公司內分工為基本框架的國際生產一體化體系。如今跨國公司前所未有的擴張,將其先進的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對促進湖北省各中小企業的技術改造具有重要作用。同時,通過與外國投資者共同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學習國外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并造就一批新型的企業管理人員,這對提升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3)有利于擴大出口,增強產品國際競爭力。

省內的企業通過各種形式引進外資,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生產出適銷對路、質量高的產品,進而不斷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據湖北省統計年鑒顯示,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占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不斷提高,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已成為推動湖北省出口增長的關鍵因素。

(4)有助于優化產業結構。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變化和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國際投資的重點已出現了戰略性的轉移,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受到青睞。這些特征為湖北省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提供了方向。為了更好地招商引資,湖北省不斷地調節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服務業。根據已有的統計發現,房地產業已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產業結構的優化,更有利地推動了湖北省經濟的迅猛發展。

(5)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對湖北省經濟體制的轉軌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外商直接投資為全省帶來了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的觀念,這有利于打破壟斷,有助于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不斷深入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對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3.2 不利影響

(1)喪失了吸引外資的比較優勢。

豐富的自然資源,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勞動素質比較低) ,潛在的巨大市場一直是湖北吸引外資的最主要優勢。但是在以高科技和信息為主的知識經濟時代,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貿易逐漸自由化的今天,高素質的科技型勞動力、發達的交通通訊設施、高效運轉的管理體制、順暢的市場營銷網絡,良好的投資軟環境、自由的市場準入制度才是吸引外資的最重要因素,而本省恰好在這些方面有很大的欠缺,以至于失去了吸引外資的優勢。

(2)引進外資方式落后,脫離了國際慣例軌道。

跨國并購已經成為國際投資的主要形式。并購金額在國際資本流動即國際投資中占了80 %以上的份額,其他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形式如合資、合作等已不足20 % ,居于次要地位。

湖北利用外資的方式主要是“三資”,即合資、合作、獨資,近年來又有了合作開發、國內企業到境外上市、在滬深股票交易所開設B 股作為補充等。這些方式明顯和90 年代后期國際投資的新特征不一致,導致湖北被排除在國際資本投資區域選擇的范圍之外。

(3)產業結構不合理,使外商失去投資的興趣。

湖北引進外資過分重視引資的規模,卻忽視了利用外資的結構,沒有將外資投向和本國產業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在行業選擇上,外資主要投向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尤其是一般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對于國民經濟發展關系重大也是我們發展的薄弱環節的高科技產業、基礎產業、能源交通、農業等加工項目投入較少。根據1996 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顯示,外商投資企業中,50 %為加工項目,30 %為飯店、旅游一般服務業,10 %為基礎項目,僅僅不到10 %為農牧業及其它項目。而當今社會,外商投資的重點偏向于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會導致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下降。

4 對策及建議

根據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應采取以下幾條措施,使湖北更好地適應國際投資的發展趨勢。

(1)增加外商直接投資方式,放寬對外商投資領域的限制。

傳統的合資、合作、獨資利用外資形式雖然不能放棄,但是和當前國際資本流動的潮流不相符合。要穩定和擴大利用外資規模,必須采取國際通行的方式,即跨國收購和兼并,與國際接軌,拓寬外商直接投資的領域,擴大外商投資的選擇權。

(2)完善產業結構,推動產業升級。

作為農業大省和糧食生產區,要加快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大力推進科技興農,穩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現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一方面培養市場, 另一方面吸引外資投向農業,以工業理念謀劃農業,帶動經濟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特別是電信、銀行、 保險等增長最快的行業,以吸引外資投入。另外,由于湖北是國家的老工業基地, 有為數眾多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對這些企業進行產權制度變革,特別是允許外資參與其中,將對外資具有吸引力。積極借鑒東部發達地區新型工業化的經驗和措施,把獲得的一系列新機遇轉化為競爭優勢和增長優勢,把潛在的可能變為發展的現實,走出一條高速穩定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把湖北建造成中部地區的制造業中心。

(3)改善投資環境和法規。

投資環境和服務質量欠佳是湖北吸引外資的“瓶頸”。為了提升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可對外資并購國有企業可以給予優惠的政策和措施,建立開放的投資服務環境。改善環境要作為吸引投資的關鍵環節,從改革體制和機制上下功夫,努力營造公開、公正的法制環境,誠實守信的信用環境和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使外商直接投資政策更加自由化。

參考文獻

第4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關鍵詞：跨國公司；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協調；選擇

當今世界經濟發展迅速，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不同類型的企業紛紛涌現。隨著各國之間經濟貿易的日漸頻繁和世界市場的逐漸開放，跨國公司這種新的企業類型得以出現，其主要功能是對外銷售產品，是本國產品對外營銷的主要手段之一[1]。最近，金融危機頻頻出現，世界經濟市場之中的競爭日漸激烈，跨國公司因此面臨著嚴峻的形勢與挑戰。如今跨國公司的營銷主要采用國際貿易與直接投資兩種手段。世界的經濟市場早已整合成為了一體，但是其中的區域、人員之間的差異依然存在，任何一點細微的差異都有可能對跨國公司的決策產生影響。因此，各跨國公司一定要對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提起重視，并對其進行協調，確保公司的穩定發展。

一、跨國公司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相互關系

跨國公司指的就是在兩個及兩個以上國家擁有控制和管理部分，并能產生經濟資產的企業。跨國公司主要投身于國際生產，也就是對外直接投資、集資從而進行跨國生產。因此，跨國公司從根本上說是由多個存在密切聯系的經營企業構成的，這些企業共同制定發展計劃，開展營銷活動，以達到制定的戰略目標，即跨國公司本質上是一個經營一體化的企業體系。

跨國公司的經營與發展是離不開國際投資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過程實質上就是跨國公司的成長過程。一家公司在國外建立的分企業，本身就是母公司整體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承擔著母公司的部分金融業務。跨國公司形成的主要形式就是國際直接投資，也就是說，國際直接投資這種形式的主體主要部分也是跨國公司。從理論上講，對外直接投資也就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跨國公司有效配置資源的合理解釋。站在跨國公司的立場來看，公司內部個人或者企業整體的愿望是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而處于國際生產的一般理論來看，國際直接投資就是公司參與國際市場活動的形式之一，與國際貿易并無不同。實際上，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互相補充，它們共同促進了跨國公司的發展。

二、跨國公司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解釋跨國投資發生的原因、機制和結果的理論。19世紀60年代，國際直接投資在英國產生，20世紀初，在英、法、德、美等國的推動下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國際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并對國際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可以說，如果戰前國際直接投資還是從屬于國際貿易的話，戰后到今天它已經成為聯系世界經濟的主要紐帶。西方經濟學中最早涉足研究國際直接投資現象的是納克斯（R.Nurkse）發表于1933年的論文，題為《資本流動的原因和效應》，書中提出了利率元理論。早期國際資本流動理論較有影響的還有新古典利率理論、債務周期理論、國際收支平衡理論及外匯匯率理論等。其共同特點一是以市場完全競爭為前提；二是對間接投資進行專門研究，涉及到直接投資；三是以宏觀經濟為主。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獨立的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以美國學者海默（S.Hymer）在其1960年博士論文《廠商的國際化經營：直接投資的一項研究》中提出的廠商壟斷優勢理論為標志。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研究重點逐漸轉向建立一個統一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或跨國公司的一般理論，努力在跨國公司國際一體化生產中將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有機的聯系起業，以尋求一種基于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協調和選擇的解釋[2]。

三、跨國公司在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中具有的優勢

（一）技術優勢

跨國公司能夠在本國意外投資，其最關鍵的優勢之一就是具有某些先進技術。這些技術包括公司生產過程中實際運用到的具體技術，也包含知識、信息、技巧等無形資源，例如跨國公司經過開發與研究所掌握的新生產工藝和新興產品、產品的異化能力以及與產品相關的市場銷售技能以及跨國公司相對于其他競爭對手的優秀組織與管理技能。這些技能以及相關的專業知識等是企業內的公共產品，這也常常會成為人們解釋跨國公司為何選擇國際生產而不是出口或許可證的理由。

（二）產業組織形式的寡占性

人們通常認為，寡占市場結構和行為是跨國公司優勢的另一主要來源，其同上述的技術優勢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這是因為，規模經濟對于通過研究和開發形成的發明創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時，一定程度上的壟斷、擴大規模對于自身秘密技術的流出和國際保護都是有著積極作用的。在此相關學者特別強調產業組織的規模經濟特征。因為其是大企業市場力量產生的主要來源。最開始時，人們認為規模經濟對生產集中十分有利，可以通過出口貿易而非國際直接投資來參與國際市場。但是，隨著海外市場貿易壁壘的出現，規模經濟達到上限，當地的市場就會收到反壟斷條款的制約，國際直接投資就會提上日程。

第5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在這樣的背景下，挖掘投資與貿易的關系顯得更為重要，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直接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和目的多種多樣，這些投資對貿易是產生正向的補充和創造作用還是負面的擠出和替代效應，有待實證。

一、文獻綜述

1.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替代關系理論

在1960年海默首次突破自然稟賦理論解釋了美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后，FDI理論進入國際生產分工的理論階段，經眾多學者發展成為壟斷優勢理論。在市場不完全的基礎上，企業特定優勢成為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之一。

弗農將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行為解釋為對出口貿易的替代。該理論分析了跨國公司在創新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時期的對外投資的行為。但該理論局限于跨國公司制造業產品，并且不適用于解釋發達國家直接互相投資的行為。

蒙代爾（1957）利用標準國際貿易模型研究證實投資與貿易的替代關系，即當OFDI不能發生時對貿易的影響。證明了對國際貿易的阻礙會促進資本的流動，而對資本流動的限制則會促進國際貿易。

2.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互補關系理論

小島清的理論基于日本對美投資，強調國際生產分工，并指出國際資本流動還包括技術、人力資本、管理經驗等。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都支持貿易創造理論，認為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條件下，跨國公司在專利技術、管理方式上具有專有優勢，會與其海外子公司產生大量的公司內貿易。Lipsey等在80年代的研究證實了海外生產和母國出口具有互補關系，在2000年對日本、瑞典、美國的跨國公司的研究證明了OFDI與貿易互相補充的觀點。

3.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權變關系理論

權變關系理論綜合了以上兩種觀點，認為貿易與投資的關系存在“門檻”，而不具有統一解釋。陳立敏（2010）匯總了一些國外學者的觀點，例如Bergsten（1980）認為，投資與貿易替代或互補是由國際化投資程度決定的，而Markuson和Svenson（1985）的觀點是二者關系取決于貿易與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否合作。Gray（1998）指出，對外投資的動機和類型直接影響了它與貿易的關系，Head與Ries（2001）指出對外投資的水平或垂直決定了它與貿易的關系。Blonigen（2001）的研究認為，投資與貿易的關系與投資的短期和長期效應有關。Svenson（2004）指出，這與其涉及的產業分類精細化程度有關。

二、實證分析

1.變量選取

本文研究內容是中國對外貿易與國際投資行為的關系，因變量為中國對外貿易金額，自變量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FI）和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FDI）。與貿易有關因素還有很多，如一國GDP和人均GDP，鑒于以往學者的研究，可以很清晰地認識到這些變量與OFDI和FDI有著顯著的回歸關系，因而本文只選取OFDI和FDI為自變量。

本文選取我國2004年～2012年對北美洲、拉丁美洲、歐洲、非洲、亞洲、大洋洲的貿易及投資數據。其中貿易指標為中國對各地區海關貨物進出口總額（萬美元），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2.實證檢驗

（1）模型建立

由于本研究使用面板數據，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進行單位根檢驗，最優滯后期由SIC原則自動判斷。得出結論：序列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一階單整。

其中i代表地區，j代表時間。TRADEij表示j年中國對i地區的海關貨物進出口總額，OFDIij為j年中國對i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FDIij表示j年i地區對中國的實際投資額。

此時R2為0.84，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對華實際投資對貿易額具有較好的解釋作用。模型可表示為：

經檢驗，模型不存在異方差，具有一階序列相關性。修正后不再具有序列相關。此時模型應為：

（2）模型分析

FDI每增長一萬美元，雙邊貿易額就會增加十萬美元，而OFDI每增長一萬美元，會使貿易額增加二萬八千美元。可以看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對于國際貿易具有正向的影響，且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對于貿易的促進作用更大。

根據新新貿易理論，投資與貿易一體化的原因在于公司內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產業內貿易通過企業專業化和規模化促進增長。公司內貿易則說明，先有對外投資才有貿易產生，因此投資是貿易的先導。但一般理論認為，在中國是貿易先行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基本遵循貿易在前為投資積累經驗、熟悉市場，再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根據實際情況和理論分析可以看出，外商對于中國的投資目的在于產業轉移，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不具有這樣的性質。并且，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增加了跨國公司位于中國的子公司對機械設備和技術等方面的需求，從而拉動了中國與投資母國之間的貿易。

三、結論與建議

中國一直以來是吸引外商投資的大國，同時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區域分布廣泛，在各個行業都有所涉及，但集中于資源和初級產品制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持續大幅上漲，在政策導向下，商品結構也發生調整和優化。

第6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既然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經濟事實，那么這些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什么?它們的競爭優勢何在?他們的投資原因是什么?它們的行為有何特點?這些都有待于經濟學家提供相應的答案。為了尋求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國際經濟學界從上述四個方面進行了多角度、多側面地探索，創立了一些新的理論學說。但能形成較系統、較成熟的理論的卻不多。這些理論成就遠遠遜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方面的成就。這些理論雖然在西方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中不屬于主流理論，但其影響越來越大。研究這些不同理論流派的思想，可以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以對外直接投資目的為切入點

長期戰略理論

長期戰略理論是魯伯等人根據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調查而總結提出的。他們的調查涉及80多個跨國公司，描述了三種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廠商的長期戰賂考慮。

他們認為，第一種外國直接投資是以出口導向的投資(10％的產品用于出口)。該種投資旨在使一個跨國公司容易接近新的投入來源地，即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終產品的來源地。第二種是市場拓展投資，產品主要在東道國內銷售，其經濟方面的興趣在于當地市場的規模及長期的潛力，以及當地的生產成本。最后一種是政府倡導的投資，該投資主要是東道國各種補貼所引致的。

在上述學者看來，不同種類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由不同的因素決定的。例如，較之注重于東道國市場的投資，以出口導向的投資通常需要較短的回收期或較高的收益率。但是，如果把各種外國直接投資一并考慮，魯伯認為，預期的投資利潤率(而不是當前的利潤率)對投資水平有著根本的影響。該研究還認為，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是長期的戰賂考慮，其中包括長期利潤率、市場規模和潛力以及生產成本，投資刺激對以出口導向的投資選址有一些影響，并會增加市場拓展和政府倡導型對外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的流量。

魯伯等人的研究是實證性的。他們把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歸因于不同的因素，這有助于我們對問題的理解。長期戰略理論對于我國的指導意義在于：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應著眼于企業的未來長期發展戰略，短期的利潤率不應占有絕對重要的位置；同時，在投資的選址上，也應把企業未來的發展考慮在內。

二、以對外直接投資可能性為切入點

1．小規模技術理論

威爾斯在197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跨國公司》專著中對該理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威爾斯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相對落后，在對外直接投資中難以依賴絕對的競爭優勢，這種優勢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起著重要作用。威爾斯主要從三個方面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相對優勢：

(1)小規模制造。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遠遠小于發達國家企業在當地建廠所需達到規模經濟的起點值。水平較高的發展中國家使用已被發達國家拋棄的過時技術往往能滿足這種需求。為了適應小規模市場的需要常常采用勞動密集型的技術，而這種技術又適合于當地勞動力豐裕，資本短缺的實情。因此，由于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規模的原因，其他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就有了生存空間，并且有了抗衡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武器。

(2)當地采購和特殊產品。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較多地吸收和利用東道國的技術、設備、人才及研究開發能力，這既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慮，又可能是因為兩國經濟發展水平相近，以及當地有能力提供跨國公司所需的有關設備。這種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截然相反的做法往往贏得了東道國的真誠合作。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有一部分是為了滿足東道國與投資來源國有血緣聯系的種族社區需要的。

(3)接近市場。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與發達國家的企業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即它們不是依靠商標優勢或營銷網絡優勢，而是通過低價格的方式銷售產品。發展中國家形成低成本優勢的原因有三條：一是雇員工資較低，二是基本建設費用較低，三是廣告費用較低。上述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所具有的競爭優勢表明它們有能力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但沒有解釋它們為什么會這么做。威爾斯根據有關資料，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走出國門的幾點動因：(a)保護出口市場。(b)突破配額限制。(c)尋求低成本。(d)種族紐帶。(e)分散資產。(f)其他動因。除上述原因外，本國、東道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倡議和幫助，企業主為親朋好友尋找職業，在海外培訓人才等都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向外擴張的動因。

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被西方理論界認為是該領域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規模技術理論的最大特點，就是摒棄了那種只能依賴壟斷的技術優勢打入國際市場的傳統觀點，將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有機結合起來，從而為經濟落后國家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由于世界市場是多元化、多層次的，即使對于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的小企業而言，參與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和較大的市場空間。當然，該理論也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它將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僅僅局限于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繼承和使用，可能會導致這些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位置永遠處于邊緣地帶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階段。同時，該理論很難解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也無法解釋當今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日趨增長的現象。

2.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提出用技術地方化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拉奧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盡管表現為規模小、使用標準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技術，但這種技術的形成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在拉奧看來，導致發展中國家能夠形成和發展自己獨特優勢的主要有以下四個因素：

(1)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是在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環境中進行的，這種新的環境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

(2)發展中國家通過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某些改造，使他們的產品能更好地滿足當地或鄰國市場的需求，這種創新活動必然形成競爭優勢。

(3)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不僅來自于其生產過程、產品與當地的供給條件和需求條件緊密結合，而且來自創新

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

(4)從產品特征看，發展中國家企業往往能開發出與名牌產品不同的消費品，特別是當東道國市場較大、消費者的品位和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別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仍有一定的競爭能力。

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不僅分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強調了形成競爭優勢所特有的企業創新活動。在拉奧看來，企業的技術吸收過程是一種不可逆的創新活動，這種創新活動受當地的生產供給、需求條件和企業特有的學習活動的直接影響。與威爾斯相比，拉奧更強調企業技術引進的再生過程，即欠發達國家的對外國技術的改進、消化和吸收不是一種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技術的改進和創新。正是這種創新活動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雖然拉奧的技術當地化理論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描述是粗線條的，但它把對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跨國經營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微觀層次，以證明落后國家企業以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生產和經營活動的可能性。

技術地方化理論以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為研究對象，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該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它不僅指出了發展中國家技術及其產品對于當地市場的適應性，而且強調技術創新對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的重要作用。此外，該理論還強調根據東道國市場特征不同開發出不同產品，以便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這對我們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有啟迪意義的。

三、以對外直接投資原因為切入點

1．競爭優勢發展論

競爭優勢發展論是由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著名企業戰略專家邁克爾?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根據他的觀點，競爭優勢是動態變化的，一國要想在全球競爭中打勝對手，國內需要激烈的競爭。激烈的競爭，一方面促使企業向海外發展直接投資，另一方面又為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勝創造了條件。由此可見，國家競爭優勢的獲取是與激烈的市場競爭緊密相連的，激烈的競爭是國家競爭優勢不斷提高的動因。波特認為激烈的國內競爭導致對外投資的發生，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競爭優勢并確保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的觀點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它指出了國際投資應“先內后外”的發展順序。

根據波特的觀點，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力量、組成以及可持續發展會顯示在該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中，或顯示在相對于該國主要競爭對手而言的增長中。因此，波特的競爭優勢發展論與鄧寧的投資階段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每一個國家都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時期和能力，只不過是國家的經濟總體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對外投資的程度。同時，波特的觀點還隱含著另外一層含義，就是一個國家的對外投資行為有可能是自發的，也有可能是被動的，也就是說，自發的外來直接投資刺激了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由此，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國際直接投資日益增加了。

2．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

近年來，國際經濟學者為了克服以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西方學者提出了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的核心觀點是：任何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在投資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的組合作用下而發生的。

所謂直接誘發要素，主要是指各類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資本、資源、技術、管理及信息知識等。直接誘發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資國，也可存在于東道國。如果投資國擁有技術上的相對優勢，可以誘發其對外直接投資，將該要素轉移出去。反之，如果投資國沒有直接誘發要素的優勢，而東道國卻有這種要素的優勢，那么投資國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來利用東道國的這種要素。

所謂間接誘發要素是指除直接誘發要素以外的其他誘發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a)投資國政府誘發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如鼓勵性投資政策和法規、政府與東道國的協議和合作關系等。(b)東道國誘發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如東道國政局穩定及吸引外資政策優惠；基礎設施完善；涉外法規健全等。(c)全球性誘發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如經濟生活國際化以及經濟一體化、區域化、集團化的發展；科技革命的發展及影響；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和匯率波動等。

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試圖從新的角度闡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條件，其創新之處在于強調間接誘發要素包括經濟政策、法規、投資環境以及宏觀經濟對國際直接投資起著重要作用，而以往諸多理論都僅從直接誘發要素單方面來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從而導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事實上，一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往往是建立在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的共同作用之上的，兩類因素作用大小與投資者自身情況及其投資目的有關。誠然，在一般情況下。直接誘發要素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誘發因素，因為對外直接投資本身就是資本、技術、管理和信息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但是，單純的直接誘發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和條件。尤其是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而言，在資本、技術等直接誘發要素方面往往并不處于優勢地位，其對外直接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間接誘發要素作用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但這一理論只是對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分析，并沒有對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過程及發展規律進行分析。

四、以對外直接投資階段為切入點

1．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這一理論是由英國里丁大學的坎特韋爾和托蘭惕諾共同提出的。坎特韋爾和托蘭惕諾主要從技術累積論出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從而把這一過程動態化和階段化了。他們提出了兩個基本命題：(1)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說明了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自身的穩定提高和擴大，這種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結果。(2)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與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直接相關的。現有的技術能力水平是影響其國際生產活動的決定因素，同時也影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形式和增長速度。

在上述兩個命題的基礎上，該理論的基本結論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化的，并且是可以預測的。根據坎持韋爾等人的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資遵循下面的發展順序：首先是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種族聯系；隨著海外投資經驗的積累，種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從周邊國家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展直接投資；最后，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之上，為獲取更先進的復雜制造業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由此可見，坎特韋爾等人的階段發展模式是以地域擴展為基礎，以技術累積為內在動力的。隨著技術累積固有的能量的擴展，FDI逐步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從資源依賴型到技術依賴型投資。

對外直接投資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是以技術積累為內在動力，以地域擴展為基礎的。隨著技術積累固有的能量的

擴展，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從資源依賴型向技術依賴型發展，而且對外投資的產業也逐步升級，其構成與地區分布的變化密切相關。該理論由于比較全面地解釋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現象，而受到了西方經濟理論界的高度評價。

2．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這一理論是由英國經濟學家鄧寧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來的，旨在從動態的角度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其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鄧寧實證分析了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直接投資流量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聯系，結果發現：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該國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力和能力大小，直接取決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高低。因為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企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都有較大差別，從而對直接投資流量產生重大影響。

鄧寧根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小劃分了四個經濟發展階段，處于不同階段的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位也不同。

(1)處于第一階段的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幾乎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同時，引進外資規模也很小。因此該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負值。

(2)處于第二階段的是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間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只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隨著本國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越來越多。這一階段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仍為負值，且負數值有增加的趨勢。

(3)處于第三階段的是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間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其發展速度可能超過引進國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速度，但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仍為負值，不過數額日益減少。

(4)處于第四階段的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明顯大于引進外資額，且差額不斷擴大。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正值，并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

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以人均GNP為尺度，來衡量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力和能力，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國際投資活動中帶有規律性的發展趨勢，即經濟實力最雄厚、生產力最發達的國家，往往是資本輸出最多、對外直接投資最活躍的國家。但是，該理論僅用人均GNP單一指標來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難免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難免與現代國際投資實踐相悖。

3．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

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是日本學者小澤輝智提出的。作為日本學派的主要代表，小澤輝智在對FDI進行分析時，竭力把跨國公司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與開放的經濟發展理論結合在一起，試圖用一種一體化的理論解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發展中國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去促進經濟轉型，以及這一過程的實現機制。在小澤輝智的分析框架中，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科層等級結構，這種科層等級對各國經濟都十分重要，它為欠發達國家提供趕超的機會；而對發達國家來說則創造了一個轉移知識與技術的機會。小澤輝智以日本經濟為例，提出了FDI模式選擇的問題，他認為FDI模式選擇應能使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激發出來，并達到最大程度，因而發展中國家的FDI模式必須與工業化戰略結合起來。他始終把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FDI作為相互作用的三種因素結合于一體分析。不斷使本國比較優勢增強，從而保持經濟競爭力的動機，是發展中國家從純吸引外資進入的國家演變為向海外投資的國家的基本原因。小澤輝智把這一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階段；第二階段為輸入FDI到輸出FDI的轉型階段；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的FDI向技術導向、貿易支持型FDI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輸入的FDI和資源導向型輸出的FDI交叉發生階段。

在小澤輝智對動態的比較優勢增強的FDI范式中，FDI的發生及模式選擇完全遵照動態的比較優勢。這個理論最大的優點在于它不僅強調了發展中國家FDI模式選擇的必要性，且還提出了選擇的原則和實現模式的條件：以增強比較優勢為基準，以出口導向戰略為條件。

與鄧寧不同，小澤輝智更多地強調國與國之間經濟發展階段的對應性及各國動態比較優勢的互補性，并作為FDI流動的原因，主要分析國家層次和產業層次上的變量對FDI流動及各國投資地位的影響，并沒有更多地關注FDI發生的微觀基礎。然而一個現實的FDI發展模式，必須考慮到處于后發階段國家在FDI選擇時所面臨的結構，在考慮“后發優勢”的同時，“后發劣勢”也不可忽略。

4．國際直接投資的兩階段理論

國內有關學者認為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總是經過“經驗獲得階段”和“利潤攝取階段”。前者是試探、熟悉或學習階段，企業希望在一定的時期內，獲得有關信息，積累經驗。對于后一階段，企業希望其時間無限延續，以獲取最大利潤。

兩個階段的時間長短與企業自身的狀況緊密相關。不同發展水平的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處于兩種不同的狀態，即或者處于優勢狀態或者處于劣勢狀態。優勢狀態是指企業的總體營銷能力高于東道國企業的一般水平，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企業只需熟悉東道國市場運作的方式，因此第一階段會相對較短，而后可以通過適當規模的追加投資充分發揮優勢，在競爭中獲得超額利潤。劣勢狀態是指企業的總體營銷能力低于東道國企業的一般水平，處于該種狀態的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不僅要熟悉東道國市場運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學習與積累經驗，提高自己的總體營銷能力，從而形成一種追趕國際先進企業的態勢，以保證在競爭中不會輕易“出局”。雖然這種學習階段可能較長，還有可能要“交學費”，即僅獲微利甚至利潤為負，但是，在總體營銷水平較高的國家進行經常經營，與先進的技術資源更為接近，能夠更多地按照國際慣例進行生產經營活動，參與更高水平的國際市場競爭，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提高競爭力的作用要大大超過進出口或國際技術轉讓。在東道國市場上因處于不利地位而帶來的損失可以通過提高競爭能力在母國(或第三國)更好地經營來彌補。這種對外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長遠發展是有益的，是為了提高其長期的國際競爭力，即使在短期內必須付出一定代價，發展中國家企業也應該積極對發達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除上述理論外，近年來還有一些國際經濟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就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某一個方面進行論述，進而形成一些理論，如風險分散理論、企業管理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市場控制理論、國家利益優先取得論、提高公司形象論等。這些理論的基本特征是各自強調某種因素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的手法較為單一，缺乏理論分析應有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無法充分解釋紛繁復雜的國際直接投資實踐活動。

總而言之，隨著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活躍的角色，許多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將目光轉向這些新興的跨國公司，也取得了許多成就。盡管這些成果不免帶有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理論的痕跡，而且也不夠成熟和完善，但畢竟邁出了可貴的一步。這些豐富多彩的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實踐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劇，發展中國家參與跨國投資的程度也越來越高，跨國直接投資理論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也將會越來越完善。建立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理論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責無旁貸的任務。

第7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摘要：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效應

1970年代以來，隨著跨國銀行的迅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以銀行、證券和保險為代表的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已成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新生力量。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不僅為它們在母國擴展國際業務提供了新的機會，而且為它們拓展海外市場提供了機會。金融機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金融市場發展、金融體系穩定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隨著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銀行、保險和證券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全球金融混業經營的趨向逐漸明顯，考慮到金融業在一國經濟中的非凡地位，因此，有必要將包括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等領域的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納入探究視野。

一、金融業跨國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

金融機構的對外直接投資作為跨國公司的一種非凡形態，適應于國際貿易的快速增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經營的需要、其母國和潛在東道國政策、制度的變化，為實現其整體戰略而從事跨國投資經營。金融業跨國投資一般也是出于節約成本費用、分散經營風險、追逐更多的利潤；同時還有為客戶跨國經營服務、減少市場不完全的影響和對不完全市場結構的寡占反應等動機。

對外投資最具說服力的理論是英國經濟學家鄧寧(Dunning，1981)提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EclecticParadigm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認為一國企業能跨國投資經營的關鍵，在于所有權優勢(OwnershipAdvantages)、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和區位優勢(LocationAdvantages)三種優勢的綜合功能。這一理論現已成為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并被譽為一個廣泛接受的國際生產模式（裴長洪，1995）。其中所有權優勢主要表現在企業所擁有的某些無形資產，非凡是專利、專有技術和其他知識產權。內部化優勢主要是指擁有無形資產所有權優勢的企業，通過擴大自己的組織和經營活動，將這些優勢的使用內部化的能力。區位優勢是指潛在的東道國存在著阻礙出口而不得不選擇直接投資或者使用直接投資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種因素（前者如關稅和非貿易壁壘，后者如勞動成本、吸引外資的政策等）。鄧寧認為，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只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內部化優勢是動力，而區位優勢則決定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

金融機構也是一種非凡的企業，其跨國投資經營也符合這一理論。跨國金融機構的所有權優勢和不完全的市場相聯系，包括商標或品牌優勢、技術優勢、企業組織優勢、管理和創新優勢等產權或無形資產優勢，貨幣資金、對國際市場信息來源及處理規模優勢，提供靈活、方便、多樣化的服務特征、差異性的服務質量和服務范圍優勢，技術性人才等人力資本優勢。對金融業來說，由于套匯、分保、投資組合、證券、債券上市的復雜性、隨機性和風險性，內部化將在實現跨國金融機構的全球戰略中發揮重要功能。區位優勢包括東道國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所形成的優勢(如獨特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時間區在金融活動尤其是證券和外匯交易中能體現出它的優越性。勞動力資源豐富為保險事業的拓展提供了便利等)以及東道國的政治體制、稅收等政策優惠所形成的優勢。對于以消費者的需求為首要原則的金融服務業來說，經濟中心、貿易中心、商業中心對金融服務的需求遠較其他地區要多得多。

鄧寧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銀行業中的適用性被眾多文獻所驗證(FariborzMoshirian，2001；DarioFacarelli和FrancoPozzolo，2001)。根據對制造業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探究，該理論也能解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

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有很多，上述分析并不能解釋所有的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具體到每一家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經營的原因甚至同一家金融機構在不同的時期、對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進行投資的原因及戰略也會不同。依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不可能反映出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事實的全部，其他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或理論的一部分也可以用來解釋金融機構跨國投資這種現象。

二、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分析摘要：來自美國的實踐

在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實踐中，以國家來分析，無論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上來看，美國都是站絕對優勢地位。就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情況來說，美國也是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列。最近十多年來，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其中金融領域的直接投資比例逐步提高。1992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5020.63億美元，其中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618.39億美元，占32.23%；1994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全球存量為6121.09億美元，其中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2045.74億美元，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全球存量的33.42%；2000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全球存量為12556.54億美元，其中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為5344.22億美元，占42.94%（王燕輝，王凱濤，陳金賢，2004）。可見，美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在全部產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例逐漸提高。

依據鄧寧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假定以以下經濟指標來近似表示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摘要：（1）在東道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來度量金融機構在東道國所有權優勢。可以預期，在一國的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越多，在該國金融業追加投資量越多，這項指標可以度量美國金融業在該東道國專有資產的所有權優勢。（2）以非金融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和雙邊貿易額來衡量東道國對母國的開放程度和雙邊經濟一體化程度。這兩個指標可以度量美國金融業內部化優勢的可利用程度。（3）以東道國GDP、金融發達水平（以銀行信貸占GDP的比重來反映）、經濟發展水平（以人均GDP來度量）等經濟指標以及有無國際金融中心來反映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GDP總量越大意味著經濟發展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持和更多的市場機會；東道國金融越發達，表明該國對金融業的依靠程度越高，從而對其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有著更多的市場機會和更低的風險；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是跨國金融機構決定是否投資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東道國有無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基礎設施、便捷的同業市場和專業的金融人才都將吸引跨國金融機構的直接投資，眾多跨國金融機構之間地域接近，彼此接觸的機會很多，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中心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所帶來的正的外部性受益。東道國擁有國際金融中心將吸引更多的跨國金融機構直接投資。

對美國1995年—2000年金融業對各東道國直接投資的投向的地域分布進行實證探究結果表明摘要：美國金融業對各東道國投資流量流向和1994年美國在各東道國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995年—2000年美國對各東道國非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雙邊貿易水平、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有無國際金融中心等正相關，進而說明1995年—2000年美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和制造業跨國投資一樣也符合鄧寧提出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三、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

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大多從制造業角度進行，很少有人從服務業角度來分析少。隨著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日益增長，金融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顯得日益重要。和制造業跨國公司一樣，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也具有的經濟增長效應、就業創造效應、資源轉移效應、技術轉移和擴散效應、貿易增長效應、產業結構調整效應等經濟效應，在此不再一一贅述。和制造業相比，由于金融業在一國經濟中居于核心的非凡地位，其效應也有自己的特性。

1、貨幣金融效應

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通過貨幣資金的投入，可帶來生產、管理技術的轉移和擴散、創造就業、轉移配置資源、促進貿易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等經濟效應，給東道國帶來經濟增長和發展，這基本上已形成共識。但是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效果大小、效率高低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實現這一經濟效應等的探究不多。LauraAfaro、AreendamChanda、SebnemKalemli-Ozcan和SelinSayek(2002)算是在這方面作了開創性探究了。他們依據1975—1995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建立模型來驗證有較完善金融市場的國家是否使對外直接投資高效地促進了經濟增長。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考察了對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71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貢獻中金融市場功能的大小。結果表明，完善的金融市場可以明顯改變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功能效果，即具有完善金融市場的國家從對外直接投資中獲益更多，而不具備完善金融市場的國家則不能從對外直接投資中獲益，甚至會獲得負效益。這里LauraAfaro等人是從一種靜態的模型考慮，把金融市場視為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發生功能時的一種或粗或細的管道。他沒有考察長期動態的效應會如何。任永菊和張巖貴（2003）根據中國1985-2001年的統計數據，通過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模型，驗證了摘要：外國直接投資和金融市場的信貸規模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和貨幣化程度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外國直接投資也是貨幣化程度的格蘭杰原因。而金融業跨國對外直接投資直接功能東道國的金融市場，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主體、帶來更為充分的競爭、先進的市場交易技術、分析理論，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完善。反過來，完善的金融市場有利于提高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效率。

2、市場結構效應

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所產生的市場結構效應較為復雜。從靜態來看，由于金融業在國民經濟的重要功能，發展中國家對外來金融資本的進人十分敏感，總是盡可能地保護本國脆弱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這種保護實際上是對本國既有的政府壟斷性市場結構的維護，這種狀況假如沒有外來因素的沖擊是不輕易改變的。因此，當這一壟斷性的市場結構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終于被打破時，外資金融機構的進駐、市場競爭機制的引人在短期內會形成巨大的競爭壓力，有利于打破東道國的市場壟斷結構，產生正效應；在長期情況下，由于外資金融機構實力強勁，在他們站穩腳跟后會擠出東道國原有的弱小的金融機構，形成一種新的壟斷或寡頭壟斷者，對后來者形成市場進人壁壘，產生一種負效應，從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原先的正效應。引人動態分析的話則情況又有所不同，面對競爭國內金融機構不可能坐以待斃，為了生存也會作出積極反映，而政府也會因為種種關系對國內金融機構提供有利的政策導向(比如制定較為嚴厲的反托拉斯法)，因此，實際情況往往是壟斷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讓位于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發展中國家可獲得部分的正效應。

3、人力資本形成效應

這一效應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尤為顯著。因為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金融業是一項高風險、高收益的行業，發展金融業需要有先進的分析理論、精確熟練的操作技術和電子計算機網絡的運用。因此，從普通交易員、行情分析師和精算師到金融業的高級管理人才都應把握現代金融理論知識、操作技術，同時，也需要現代化的金融交易服務設施，這就需要安裝、調試和維護這些設施的技術人員。而發展中國家在教育上的投資不足，各種金融設施的配套也比較落后，通過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其直接投資可一段室內改變這種局面。無論投資以獨資、合資或設立分支機構的方式進入，大型跨國金融機構固有的對人力資源、人才資源的培訓、可提供接觸國際社會的機會和國際金融市場新信息的渠道都為當地人力資本的形成提供了條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金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也吸引了大量外流人才的回流，遏制了長期以來的腦力外流，突破了發展經濟學中有關發展中國家智力外流的“盧卡斯模式”，促進了東道國人力資本技術含量的提高，這是正效應。當然，本地的中高級人才在高薪高福利的影響下從本國金融機構向外資金融機構轉移，這種人才的流失是負效應。一般來說，由于先進理論和技術分析手段的帶入，這種效應總體上還是正的。

4、經濟一體化效應

由于金融業自身的特征和對金融制度規范的要求。和制造業相比，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一體化效應較大。一方面，電子信息技術在金融業中的普及應用，使得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相互聯接，全球范圍內24小時的金融交易成為可能，促進了金融市場的國際化；而金融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僅通過各分支機構之間網絡終端的聯結，促進了同一金融機構之間的異地交易，還方便了不同金融機構之間資金的劃轉，使信息的傳遞幾乎在瞬間完成，金融服務出現了根本性變化。如無紙化交易被券商廣泛使用，一張信用卡可以在全球通存通兌，分保險和再保險通過計算機網絡而簡便易行。同時，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相互聯接，不僅加強了同類市場之間的國際聯系，而且強化了不同市場如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市場之間的相互影響，增加了國際金融市場發生共振效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證監會組織、國際證券交易所聯合會、國際證券市場協會等國際金融組織的有關規定，《巴塞爾協議》和《金融服務協議》的簽訂，使得金融服務在統一規則下執行，這種制度的規范統一從更高層次上促進了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由此可見，一體化效應的形成既離不開金融機構的跨國化又反過來刺激了金融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一效應直接給消費者得到了更高質量和更方便的服務，也會通過市場交投活躍而產生投資乘數效應進而帶來的全球經濟增長的正效應；但在經濟一體化聯動共振效應下，一旦出現金融危機則會帶來外部的負效應了（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因此，這種化效應既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

5、東道國經濟自和平安效應

在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無論是制造業跨國公司還是和金融業跨國公司，由于跨國公司的決策中心在母國（多是發達國家），它本身是一個微觀經濟主體，但其背后有一個國家（發達國家），它有很高的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執行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而削弱東道國的自。同時因為它擁有資金、技術、品牌、信譽等有形的和無形的資產而在和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談判中處于強勢地位。因此，引進的外國跨國公司越多，東道國的和自就受到越多的限制，這是一個純粹的負效應。就金融業投資而言，由于該行業直接把握著資金融通這一國家的經濟命脈，外資金融機構進人后可以通過銀行信貸、證券承銷和財產保險等投資渠道和東道國的各行各業發生聯系，涉及行業的分布面廠，影響力強；而且外資金融機構實力雄厚，業務多樣化程度高，分支機構遍及世界各地，不易進行金融監管，使東道國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大受影響，在國際金融市場聯動和共振效應功能下，甚至會危及其經濟和金融的平安。

總的來看，金融業跨國投資產生的效應很復雜，有正有負。總體效應是正是負取決于東道國的經濟整體實力、調控能力和對外資吸收能力結構（Porter，1990），一國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一定要制定不同的吸引外資投入政策（楊先明，2000），對開放金融業更應如此。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業的對外開放一定要慎之又慎。

四、結論和啟示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和啟示摘要：

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和制造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在理論依據、影響因素和效應等方面多有雷同，但由于金融業的獨特性質，居于現代經濟的核心地位，在具體動因和效應方面有其特征。

根據對金融業對外投資影響因素分析，基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對中國非金融領域直接投資規模及雙邊貿易的發展前景廣闊,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增長必將吸引更多的資金直接投資于中國金融業。

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根據承諾，金融市場將逐步向外資開放，在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等方面對外資機構進一步開放，更多的外資企業將對中國金融業直接投資。這被國外金融集團認為是打入中國金融市場的機會，金融和保險業現已成為國外跨國集團直接投資增加的重要領域。

第8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方式選擇 綜合分析框架 策略建議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走向海外，實施跨國經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8.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5％，2004年將達到70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145％，2005年達到140億美元。不同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在資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風險承擔上對企業要求各不相同，這不僅影響著企業對外投資的管理和控制，而且還影響企業自身投資的風險和績效，因此選用合適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是確保企業海外經營成功的前提。國內已有學者對海外投資中各種對外投資方式的優劣（劉松濤，2004）、獨資和合資的選擇（尹建橋，2001）、對外投資的國際經驗（陳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資理論系統提出企業海外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選擇對直接投資方式的建議。

本文從如何高效轉移和利用企業優勢的視角，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梳理，將影響企業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因素概括為：企業優勢資源轉移起點因素、轉移終點的因素和企業戰略因素。并據此提出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一個綜合分析框架，最后應用這個分析框架就我國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提出了相應的策略和建議。

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

從知識轉移的視角，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說明企業所具有的特有技術、管理等優勢如何有效轉移到國外，與東道國的資源和能力結合，產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論有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等的內部化理論，以及弗農的國際產品周期理論和區位理論。壟斷優勢理論主要強調企業擁有的特定的生產和過程專有技術，從而具有相對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這些優勢生產和過程專有技術轉移到海外，就能產生更多的經濟收益。直接投資的內部化理論主要認為能使企業利用內部組織體系和信息傳遞網絡能比市場以更低的成本發揮將企業專有的知識和技術優勢轉移到國外。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區位理論認為直接投資在那些適合企業知識和技術充分發揮作用的區位條件下，企業專有的技術和知識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鄧寧對上述三個理論進行了綜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認為對直接投資的成功不僅取決于企業擁有特定知識和技術等無形資產，而且還要有特別適于企業特有技術和知識發揮作用的國家和地區的有利配套條件，而這二者的結合取決于企業轉移和利用這些知識和技術的內部化能力。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是企業所專有的技術和知識的性質，東道國的政策，所要轉移知識的價值，企業轉移的能力，東道國的配套資源和文化差異等因素。

從企業國際戰略的視角，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總體市場戰略和競爭戰略的一部分，對外直接投資是為了戰略防御、分散風險、提高企業形象或者協調戰略行動，是為了避免競爭地位被削弱，而不是僅僅為了獲取利潤，或者是為了搶占一種有價值且有限的資源或生產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競爭者手中，或者是企業為了出于海外戰略協調，加強各子公司之間的戰略支持和協作。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主要是基于企業的戰略動機或者投資動機考慮。

綜上所述，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概括見表1。

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分析框架

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按其海外企業的股權安排，可分為獨資和合資兩種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業中的股份全部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業股份為母公司與合作伙伴共同擁有。而按照海外企業的建立過程不同，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購或者兼并國外已經存在的企業，將其納入母公司的運營體系，后者是指企業通過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業，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并購相對新建，優點在于能快速進入市場，利用原有的供應、分銷渠道，不確定性和風險比較小；缺點在于進入市場后整合難度大，短期內投入大，同時可能購買到企業不需要的資源，并可能受到東道國政府政策的限制。獨資相對于合資優點在于控制程度高，企業技術擴散風險低，可能的投資收益高，但缺點在于投入資源多，投資風險大。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就是圍繞如何將企業國內優勢高效地轉移到國外，實現其戰略目標，讓這些優勢充分發揮其價值的過程。從企業優勢跨國轉移和利用這一視角，我們對上述從理論推演中得出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來自優勢轉移起點的因素，如企業優勢資源的性質和價值，企業的國際經驗等；二是來自優勢轉移終點的因素，如東道國的政治、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差異和配套資源等；三是企業海外戰略，如企業海外投資戰略，投資動機等。企業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就是這三類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投資方式選擇的綜合分析框架，見圖1。

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策略建議

從企業優勢資源轉移起點因素看

我國機械、紡織、輕工和家電等行業的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應采用獨資新建或合資新建方式。我國的機械、紡織、輕工、家電等在國內已經處于市場飽和，處在產業的成熟階段，而且有比較成熟的技術，企業所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優勢相對比較容易轉移。如果當地政府對直接投資股權有所限制，則可采用合資新建模式投資。

對于以高技術和創新為特征的行業，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應該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對以高技術和創新為主要特征的行業，發達國家資金、人才等配套實施方面比較齊全，具有技術上的優勢，而且考慮到這些行業技術更新快，投資金額大，合資可以降低投資風險，并購可以節省進入時間，能比較迅速地獲得新技術，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因此，我國企業以直接投資進入發達國家這些行業時應采用合資并購方式。

對擁有較多國際經驗和實力的大企業，宜采用獨資新建；而對缺乏國際經驗的小企業，宜采用合資并購。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以國有大型企業為主，但中小民營企業表現日漸突出。我國對外投資的大企業往往擁有較先進的技術、管理和營銷技能，具有較多國際經驗，對國際市場比較了解，熟悉東道國投資環境，為了防止這些優勢的擴散，需要較強的控制程度，應該采用獨資新建為宜。而實力比較弱小的企業，缺乏國際經驗，對國外經營環境比較陌生，宜采用合資并購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

從優勢資源轉移終點因素來看

東南亞國家和我國社會文化差異比較小，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不很大，直接投資中，應采用獨資新建方式。東南亞各國與我國有著相似的地理、人文環境，社會文化產差異比較小，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比較快，市場潛力比較大，對我國企業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備相應的配套資源和環境支撐，投資風險相對較小，因此在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我國企業可采用獨資新建的方式。

歐美各國，和我國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都比較大，則在直接投資中，宜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對于歐美等西方國家，我國的直接投資總量比較少，一般是為了獲得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應采取合資并購的方式進入。通過并購，企業可以直接獲得所需的技術和知識資源，帶動國內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升級。采用合資的形式，企業可以減少資源的投入，而且在企業運營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幫助，以充分利用和轉移這些技術和管理知識。

從企業海外投資戰略看

為了獲得全球資源，實行全球一體化戰略，則直接投資應該采用獨資新建方式；如果是為了實現當地化戰略，則應該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如果企業投資的戰略是為了獲得全球的資源，則傾向于采用獨資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獲得全球的協調和資源最優配置，實現企業的全球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而對于海外投資戰略是為了尋求當地化戰略，以快速有效地對當地需求變化等市場環境做出反應，則企業應該給當地企業充分的經營自，發展他們和當地供應商、顧客、政府等的關系網絡，采用合資并購方式。

以獲得海外資源為動機，應選用合資并購方式；以獲得海外市場為動機，在趨于飽和的市場，應該選用合資并購，在成長潛力大的市場，應選用獨資新建。如果是為了獲得海外資源，則可采用合資并購。資源類型企業往往投資巨大，投資開發周期長，投資風險比較大，而我國企業規模普遍偏小，實力有限，所以不宜采用獨資模式，合資可以使得企業和合資伙伴共擔風險，從長期的互利關系中得到穩定的資源供給。如果企業投資的動機是為了獲得海外市場，在那些潛力比較大的市場，采用新建模式；在需求趨于飽和的市場，則應采取并購的方式。

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因素是很復雜的，本文從優勢資源有效轉移和利用這一視角的分析，為進一步分析提供了一種觀察的新角度，以后還可進一步拓展，比如可以應用這一框架對某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進行具體的研究，另外，對投資方式選擇的三大影響因素還可以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張一弛，歐怡.企業國際化的市場進入模式研究述評.經濟科學，2001（4）

第9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

綜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

（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從浙江省當前貿易戰略出發,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充分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能產生進出口貿易互補、創造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從而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往政府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與貿易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制定切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使浙江省企業步入國際化發展階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提升產業結構。

對企業界而言，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拓寬企業的生存空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參考文獻：

蔡銳,劉泉.2004.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是互補的嗎?——基于小島清“邊際產業理論”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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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成.1999.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J］.南開經濟研究(6).

小島清.1987.對外貿易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437-442.

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分工趨勢展望［J］.經濟研究參考(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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