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行業技術知識培訓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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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半導體行業技術知識培訓范文
關鍵詞：資源基礎演化；后進企業；技術追趕戰略
中圖分類號：F27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0892(2006)1 l一0075一05
一、后進企業的技術能力：外生還是內生?
由于先進人者優勢的存在，一些企業選擇領先的技術創新戰略，而其他一些企業則考慮到市場與技術的風險性，選擇了追隨的技術創新戰略，成為后進入者。例如IBM公司在80年代初進入個人計算機市場時，允許領先企業如蘋果公司在其占領該領域前定義新市場的特征，在領先企業確定了顧客對創新產品的反應特征之后才在新產品的市場檢驗特征基礎上進人該市場領域。與選擇追隨戰略的“后進入者”企業不同，發展中國家的“后進企業”后進入市場不是由企業的戰略選擇決定，而是由歷史條件決定的，即它們最初必須接受被隔離的資源貧乏狀態。Mathews(2002)定義了后進企業必須滿足的四個條件：(1)后進企業后進入一個行業不是由戰略選擇決定而是由歷史條件決定的；(2)后進企業最初是資源貧乏的，例如缺乏技術和市場渠道；(3)后進企業的戰略意圖是追趕發達國家的先進企業Ⅲ。發展中國家中的絕大多數企業都可以被看作是后進企業，盡管存在一些不利于創新的環境，但是一些后工業化國家中的后進企業已經通過技術創新的努力獲得了技術追趕與經濟增長。典型的后進企業技術追趕的例子發生于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日本和七八十年代的韓國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
現有的針對后進企業的技術追趕的研究主要有三個代表性的觀點：第一個是技術后發優勢觀點，認為由于后進企業無需面對最初新市場中存在的一些不確定性、成本和困難，因此發展初期存在一定的優勢，主要表現為后進企業可以通過投資于現代化的設備和工廠進行追趕(Gerschenkron,1962)；第二個是技術創新的制度嵌入性觀點，認為技術所處的制度背景對于追趕過程來說是關鍵的，即當后進國家制定了適合的社會、產業和技術政策時就存在了追趕的“機會”。這主要是在基于對日本追趕發達國家的經驗研究基礎上提出的(Freeman,1987；Perez and Soete,1988)；第三個是國際技術轉移觀點，該觀點建立在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基礎上，認為隨著行業的技術成熟，領先企業將把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種轉移能夠為企業和國家獲得學習追趕的能力創造機會Ⅳemon,1966)翻。這三種觀點都認為后進企業實現技術追趕是由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法解釋后進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演進的內在機制。
資源基礎觀主要是從已經擁有競爭優勢的企業角度研究競爭優勢的持續性，強調在位企業通過建立資源隔離機制享有先進人者的優勢，這使得模仿者和追隨者無法進行追趕。因此，資源基礎觀為企業如何保持其現有的競爭優勢提供了一個滿意的解釋。但資源基礎觀忽視了一些最初擁有較少資源的企業逐漸克服在位者的優勢獲取競爭優勢的事實，也就是說即使存在資源的隔離機制，也無法避免一些后進企業的進入并通過建立技術能力實現技術追趕，最終削弱在位企業的競爭優勢。因此需要將資源基礎觀加入技術演化的理論來對此加以解釋。
二、后進企業技術追趕戰略：一個資源基礎觀的演化論
日本、韓國技術追趕的成功經驗表明，對于后進企業來說早期階段的技術引進、吸收和擴散是十分重要的，這是因為與在位企業不同，后進企業最初的狀態是資源貧乏，尤其是技術創新資源的缺乏。因此，對后進企業的研究焦點理所應當集中在企業最初獲得資源的途徑、資源的類型以及如何通過資源內在化將其轉化為競爭所需要的技術能力上。
假說1：后進企業的技術追趕戰略是通過建立聯系、資源杠桿化和學習進行的。
處于資源貧乏狀態的后進企業，最初受到某種與其貧乏資源相稱的戰略的引導，力求獲得更廣泛的資源和知識，并將這些資源和知識轉化為在技術密集型市場中競爭所需要的技術能力，從而實現技術追趕。因此，后進企業的技術追趕戰略選擇可以認為是由以下三個階段構成：首先后進企業通過與技術和業務主流建立聯系來獲取外部資源；其次后進企業通過利用自身的一些優勢降低成本、或早期的相關經驗等來進一步杠桿化利用那些從已經建立起來的聯系中獲取的資源；最后后進企業在不斷地利用聯系和資源杠桿化過程中進行的學習，這是獲得技術能力的根本途徑。
(1)建立聯系。發展中國家的后進企業在起步時擁有的資源和聯系都少得可憐，它們需要獲得企業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技術、資源和能力，企業只有在具備初始必需的資源、技術和能力后才能起步，因此與外部機構建立聯系，并通過這些聯系獲取企業所需的技術和技能是后進企業實現技術追趕的捷徑。企業在建立聯系階段必須思考并解決如下問題：我們處于何處，我們想去何處，并在此基礎上確定合作者。企業在該階段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收集信息、購買機器、獲取技術以及接受咨詢等，這些工作中的絕大部分是企業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與國外或國內企業和機構建立聯系來完成的。從戰略上講，企業作出的選擇會對結果產生很大的影響，但同時企業的選擇還嚴重地受企業能力和企業所面臨的可供選擇機會的束縛。
(2)資源的杠桿利用。后進企業在處理與其他企業建立的聯系時，不再局限于“保持距離”(arms-length)的交易關系，而是盡可能從與其他企業建立的聯系中汲取技術。資源的杠桿利用一詞出自企業的戰略管理(Prahalad and Hamel,1990,1994)，這一概念的引入被用來解釋企業的競爭和成長過程中存在著以少搏多的可能性，說明企業的競爭地位不是根據規模和經濟實力的大小預先安排的結果，而是一系列戰略行為所導致的結果。資源的杠桿性利用是對資源貧乏更具創造性的反應，它力求通過利用較少資源取得更大目標。對發展中國家后進企業來說，捕捉到聯系機會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企業采取何種方式去使用已經建立起來的聯系。以杠桿利用與自己簽約機構的資源。資源杠桿利用階段要求企業作出戰略選擇，并確定將企業外部獲取的資源轉化為企業內部能力和知識的手段，該階段企業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是企業如何獲取所需要的東西，例如后進企業在獲得資源的過程中首先通過低成本合同制造，在世界生產鏈上建立一個據點，接下來通過利用這個據點來進一步杠桿化資源，并將它轉化成能力。
(3)學習。后進企業通過資源的杠桿利用將最
初獲得的外部資源轉化為技術能力，從而實現技術追趕，這一戰略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后進企業吸收杠桿化資源的能力，即學習能力。后進企業可以采取多種方式進行學習：邊干邊學；通過相互作用進行學習；通過技術追蹤進行學習以及通過正式培訓進行學習等。企業學習的難易程度取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因素：企業的初始能力；企業從所處環境中能夠得到的支持以及相對于企業現有知識存量而言的技術新穎度。通常而言，一項技術對于已經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先進企業來說，吸收起來幾乎毫不費力，但對于正在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后進企業來說，學習的過程不僅代價昂貴，并且困難重重。已經取得成功的東亞企業證明，在依靠企業自身的同時得到一個制度框架的支持、激勵和控制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學習會更為有效。
假說2：后進企業外部獲取的資源具有非稀缺性、可模仿性和可轉移性的特點。
企業的資源基礎觀認為企業通過將競爭優勢建立在難以被競爭對手模仿、復制和替代的資源基礎上來保持競爭優勢的持續性，于是導致一些學者如Diefickx and C001(1989)對于構成企業競爭優勢源泉的資源特征的定義，即有價值且稀缺的；無法模仿的和不可轉移的。從后進企業的角度來看，這些資源標準描述了后進企業必須面對的在位企業已經構建的資源壁壘。后進企業要想克服這些看似不可逾越的壁壘，就必須弄清“企業在何處能夠獲得最可能被杠桿利用的資源”以及“這些可以杠桿利用的資源具備什么特征”的問題。
事實上資源從來就不是完全無法模仿的、永久的或不可轉移的，不然就不會有技術創新的擴散，也就沒有后進企業了，即使領先的高技術企業如英特爾、摩托羅拉也從不認為它們所擁有的資源是不能模仿的和不可轉移的，這些企業利用最初擁有這些資源在開發市場的早期階段獲得超額利潤，隨后通過技術特許和技術轉移進行資源擴散獲取進一步的利潤。因此，可以認為成功實現技術追趕的后進企業最初可能會選擇瞄準一些不太稀缺、可以模仿和可以轉移的資源，通過對這些資源的杠桿化利用以進一步形成技術能力。
(1)非稀缺性。資源的可獲得性是指導后進企業戰略性進入一個市場的關鍵，通常后進企業會瞄準進入那些已經進行較長時間標準化，產品具有商品特征的行業。這是因為只有在關鍵技術是企業專有的情況下，在位企業才能獲得學習曲線優勢，隨著技術的擴散，優勢也會隨之消失，因此在那些技術已經標準化的行業中技術不再是稀缺資源，后進企業具備獲取資源的可能性，從而為技術追趕提供了基礎。
(2)可模仿性。對于后進企業來說，具有戰略意義的資源不僅是可以獲得的資源(非稀缺性)，而且也是可以模仿的資源。可以模仿的資源是那些可以被后進企業復制的資源，如后進企業通過反求工程獲得已經成為標準化的產品技術。在可模仿的資源中。由于不存在“路徑依賴性”和“因果模糊性”，并且，不服從“時間壓縮不經濟”，資源所包含的“隱性知識”成為最小的部分，或者這些隱性知識可以作為技術轉移協議或制造合同的一部分獲得。
(3)可轉移性。大多數可以轉移的資源是以顯性技術知識的形式通過咨詢公司獲得或者以專業化設備的形式在開放的市場中購買。早期的高技術行業，如半導體行業，技術是不可轉移的專有技術，企業必須通過與設備供應商的密切聯系來開發自己的工藝技術(特別是制造設備)。但隨著行業的成熟，設備供應商看到了更廣泛的市場，特別是來自韓國和中國臺灣的后進企業已經成為這些設備的重要顧客，因此后進企業能夠通過產品特許或OEM方式獲得制造設備技術。并以此作為獲取企業技術能力的重要途徑。例如韓國半導體行業的后進企業可能堅持要求交換工程師(以此帶來隱性知識的交換)以確保芯片供應的質量和可靠，這樣的學習機會成為后進企業技術能力的獲得途徑。
后進企業的目的不是永遠停留在“快速模仿”上，它們的目的是追趕世界最好的企業并盡可能迅速地成為領先者。后進企業選擇戰略性進入一個資源可以獲得并且可以模仿和轉移的行業，并且通過對所獲得的資源進行杠桿性利用，來實現技術追趕。
三、后進企業技術追趕戰略的檢驗：以韓國三星為例
實踐中已經存在大量關于后進企業迅速地成為創新者和領先者的成功案例，例如Kim(1997)等認為包括三星在內的韓國企業已經實現了“從模仿到創新”的轉變。
1．韓國三星公司的技術追趕過程
三星公司最初獲得半導體相關知識是源于1974年，購買了韓裔美籍科學家姜東基在韓國建立的第一家本地半導體企業，具有了為民用電子產品小規模生產晶體管和集成電路的能力。但是當三星公司試圖獲得生產64K DRAM的技術許可時，遭到了美國TI、摩托羅拉公司、日本電器公司、東芝公司以及日立公司的拒絕。為此，三星公司于1982年組建了一支特別工作小組，以其8年的晶體管和集成電路生產經驗，策劃研究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工作組的成員們用了6個月的時間，收集信息，分析技術和市場，制定可行的戰略，同時拜訪美國工業領域的專家，特別是在美的韓裔科學家和工程師，以此獲得有利于辨別潛在技術供應商的信息和知識。
接下來，三星公司開始在美國辨別和尋找陷入困境的小企業，以便從其購買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生產技術。結果，三星公司從美國的微米技術公司(Micro Technology)購買到64K DRAM芯片設計的技7R許可，掌握了與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相關的顯性和隱性知識。另外，三星公司還從美國的Zytrex公司購買了’Mos(金屬氧化物)高速處理的設計知識，作為轉讓的一部分，三星公司派遣工程師到供應商處接受培訓，提高了公司消化吸收許可技術的能力。
三星對于64K DRAM芯片技術的吸收經歷了從易到難的過程，即從組裝工藝到工藝開發，再到晶片制造和檢測。首先，三星公司由于擁有8年的制造大規模集成電路經驗，因此較為容易地消化吸收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組裝技術；之后三星公司進一步開始消化吸收設計和工藝技術，為此還分別在美國硅谷和韓國國內組織了兩個研究與開發小組，合作進行64KDRAM的消化吸收和研制工作，這兩個工作小組通過培訓、聯合研究和咨詢等相互影響作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了相關知識，為三星公司更好地消化從微米公司和Zytrex公司引進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做好了準備；在此基礎上，三星公司的工程師們成功地開發出了除8項核心技術之外的生產64K DRAM所需的309項工藝，并在6個月之后成功地制造出可行的生產模具，于1984年上半年把64K DRAM推向市場，僅比美國晚了40個月，比日本晚了18個月，成為世界上第三個能夠生產DRAM芯片的國家，大大縮短了與美國和日本在半導體生產領域上的技術差距。
三星公司在大批量生產64K DRAM成功之后相
繼著手256K、1M、4MDRAM的開發。到了80年代末期，三星公司幾乎與日本企業同時具備了4MDRAM的大批量生產能力，已經進入了世界動態存儲芯片技術的前沿。到90年代中期，三星公司與東芝、通用儀器、ISD、三菱等公司結成了戰略聯盟，共同開發下一代芯片。至此可以說，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后進企業三星公司不僅已經趕上了美日企業，而且已經與它們并駕齊驅或者在某些領域已經超過了它們，成為世界范圍的半導體領先企業(見表1)。
2．案例的理論解釋
64K DRAM的開發成功大大縮短了韓國與日本和美國的差距，這一成功是各種渠道共同努力的結果，即從美國小企業購買技術許可、硅谷的研究開發、韓國國內的研究開發以及兩個研究開發工作小組的合作，從資源基礎觀的視角看，就是建立聯系、資源杠桿化和學習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與領先外部企業建立聯系為三星實施技術追趕戰略提供了機會。最初三星公司并不具備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資源和技術能力，但卻通過信息收集、分析以及與美國相關領域專家的廣泛接觸來獲取對建立聯系有用的信息和知識，最終確定了合適供應商，即美國的Micro Technology和Zytrex公司，分別從這兩個公司購買64K DRAM芯片設計的技術許可和Mos(金屬氧化物)高速處理的設計知識，從而掌握了與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相關的顯性和隱性知識。
其次，在與美國的供應商建立聯系之后，三星公司將重點放在如何從供應商處獲取更多的知識并將知識更好地利用，即如何進行資源杠桿化。三星公司早期擁有八年從事電子產品大規模生產的經驗為資源的杠桿化利用提供了一個立足點，這使它較為容易地消化吸收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組裝技術，接下來為了進一步開始消化吸收設計和工藝技術，三星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舉措，主要包括派遣工程師到供應商處接受培訓、在硅谷建立R&D工作站、聘用國外科學家等，從而更好地消化吸收從Micro Technology公司和Zytrex公司引進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
最后，企業的技術學習是三星公司得以將外部獲取的知識與資源轉化為企業特有技術能力的根本途徑。三星公司在硅谷和韓國分別建立兩個R&D工作小組，通過培訓、聯合研究和咨詢等相互影響作用，帶來了組織層面上的快速知識轉化和高效率的技術學習，迅速提升了企業技術能力。
從外部獲取的資源類型看，三星公司從外部獲得的資源具有非稀缺性、可模仿性和可轉移性的特點。當三星公司在最初嘗試獲取64K DRAM技術許可時，技術不僅存在于摩托羅拉、得克薩斯儀器公司、日本電器公司、東芝、日立等大公司手中，一些小型企業也擁有這些企業的技術，因此技術并非是稀缺的，雖然三星公司遭到了大公司的拒絕，但其最終從小企業購買到了該技術的設計許可；在特許下的產品設計的可獲得性使企業得以獲得相關的顯性和隱性知識，同時派遣工程師到供應商處接受培訓、在硅谷建立R&D工作站、聘用國外科學家等一些舉措的采用使其更一步的消化吸收引進的知識，從而具有復制并模仿先進企業產品的能力，因此資源具有可模仿性的特點；由于Mircron Technology公司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小企業，因此三星公司得以以技術許可的方式從該企業購買64K DRAM芯片設計技術許可，作為技術轉讓的一部分，三星公司可以派遣工程師到供應商處接受培訓獲取相關的隱性知識以確保芯片供應的質量和可靠性，因此資源具有可以轉移的特點。
四、結論
后進企業的技術追趕戰略選擇可以被看作是由以下三個方面構成：首先后進企業通過建立外部聯系來獲取資源作為獲得追趕機會的第一步；其次后進企業通過利用自身優勢來進一步杠桿化利用那些從已經建立起來的聯系中獲取的資源；最后后進企業在不斷地利用聯系和資源杠桿化過程中進行技術學習，這是后進企業獲得技術能力的根本途徑。與已經具有競爭優勢的在位企業所不同的是，后進企業最初會選擇瞄準的是一些不太稀缺、可以模仿和可以轉移的資源，并通過對這些資源的杠桿化利用以進一步形成技術能力來克服在位企業已經構建的資源壁壘。
第2篇：半導體行業技術知識培訓范文
關鍵詞:硅谷;社會網絡;創新文化環境
中圖分類號:TP3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7)01-0035-03
社會網絡是社會學者在20世紀后期對資本進行重新認識的研究中挖掘出來的對社會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的社會文化現象。1961年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亡與生存》中提出城市社區的人際網絡就是城市不可替代的社會資本[1]。他提出這一定義的目的是希望利用城市的人際網絡進行社會改進。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人們則更多地將社會網絡用于經濟活動的研究中。皮埃爾•布迪厄在1986年對資本進行了較詳細的分類，包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2]。后三種資本作為非物質資本可以間接地產生經濟效益。文化資本指藝術知識和教育，象征資本包括社會認可的聲譽和權威，而社會資本就是由家庭､親朋和相互熟悉的人所產生的社會聯系網絡。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始，硅谷､東亞､意大利北部工業區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德國南部等地的區域發展使愈來愈多的社會學家､組織學家､經濟學家重視并研究社會網絡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對社會網絡本身的作用和運作進行了多角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網絡的類型分析。布賴安• 烏茲(Brian Uzzi)根據交往的頻繁程度提出交往類型可分為鑲嵌連帶(embedded ties)以及疏遠連帶(arm-length ties)。他指出鑲嵌連帶由于信息的密集､交流方式熟悉關系穩定等，雙方可以產生長期信任和互惠的關系。但同時過分依賴鑲嵌關系會產生封閉，并對關系網絡之外的人產生排外行為[3]。這一點印證了史晉川教授提出的人格化交際和非人格化交際。而格拉諾維特(Granovetter)提出的社會網絡中所具有的“弱連帶優勢”[4]則是對社會網絡理論的另一突出貢獻。這一理論認為社會中的人更多地受自己所處的鑲嵌連帶或曰強連帶所左右。強連帶是有密集交往的社會集體。在各個社會集體之間存在弱連帶。強連帶領域中的機會很快會被開發利用，而弱連帶可以產生許多可能為人們忽略的機遇。他的理論還表明，網絡中的網結或網橋是網絡成功運作的關鍵。
社會學者們運用社會網絡理論對硅谷的成功經驗進行了探討。其探討表明，在硅谷，人們充分發揮了弱連帶優勢。在教育､科技和企業之間､在風險資本家與企業之間､在企業與企業之間建立了密切的網絡聯系。這種聯系促使硅谷成為一個技術創新的整體。本文結合社會網絡理論在對硅谷研究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對硅谷的幾種有重要意義的社會網絡進行分析， 以此加深我們對創新文化建設的認識。
1． 教學科研與產業的網絡聯系:高科技的催生機制
硅谷作為現代高科技的搖籃，其高科技的重要來源之一是高校科研向高科技產品的轉化。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硅谷搖籃的斯坦福大學雖然重視學生的社會化能力，但是，這種社會化能力體現在促使學生的高技術知識的應用和發展上，強調的是以高等教育主導產業，主導社會的發展，而不是遷就社會。硅谷之父佛雷德里克•特曼(Fredrick Terman)對斯坦福大學最初的科學園區(1951年)就體現了這種設想:這個建于20世紀50年代初的科技園區就是要為受到過精尖的半導體科學教育的畢業生提供發揮其特長的機會，使其受到的科技教育不至于荒廢。1965年，這位硅谷之父還有過建造尖峰大學(Summit University) 的設想，其指導思想是該大學要有精尖的科技研究，精尖的科技教育和高度的科技轉化能力[5]。1953年特曼倡導建立的榮譽合作計劃(Honors cooperative program)也體現了其高等教育在產業發展中的主導思想。該計劃與硅谷中的企業一起設立，其目的是讓硅谷中的企業員工到斯坦福大學接受最新的科技教育。斯坦福大學同時也保持教育中的科技領先地位。特曼編寫的半導體教程就體現了當時該領域最先進的技術。斯坦福大學用自己的文化影響著硅谷。該校一批又一批的教師和學生走出校園，開辦企業，保持了大學與硅谷的主體企業之間的紐帶。斯坦福大學還成為硅谷人才的吸納地。全世界眾多的頂尖人才來到硅谷，首先在斯坦福大學接受技術教育，而后在硅谷創辦自己的企業。而斯坦福大學教師自身的科研成果則通過學校的技術轉讓辦公室向企業轉讓。
斯坦福大學的研究所在硅谷所形成的技術網絡中擔負了核心網結的作用。這些網結沒有形成技術障礙，而是匯聚技術信息，促進技術信息加工､流動和應用。該大學有幾十個研究所。這些研究所都是企業與學校共建。斯坦福大學對這些研究所的管理非常松散。研究所的經費自籌，發展規劃自我制定，其管理人員往往是在高校和企業之間保持流動的人員。進行共建的企業可以充分利用這里的研究資源， 可以在此對其雇員進行培訓， 可以優先使用這里的研究成果， 但是他們不能夠對這些研究所進行壟斷性控制。另外，大量的政府科研基金再次被用于解決高科技工業中的現實問題，其研究成果也被企業所分享。這樣，這些研究所一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另一方面還充分利用了政府和社會資源。它們成為學校､政府､企業､國外研究機構和國外企業之間進行溝通合作的紐帶和高校與企業進行技術開發的共同平臺。這個技術平臺還有另一層意義:在企業進行的技術研究由于企業特有的封閉性質，使得企業在保護自己的專有技術秘密之時也對一些非專有的技術進行封閉，或者沒有進一步開發或傳播;而在學校進行的科學研究可以綜合各家的技術優勢和技術信息，使得非專有技術能夠得到充分的共享，避免由于過度的產權保護而造成技術封閉， 成為具有豐富內容的技術開放資源， 并進行高層次的公共合作生產(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6]。這使得技術開發的公共平臺不斷升高，從而促使技術不斷地升級換代。
2．衍生文化: 解脫“創新者的困境”
學者們在對美國東部企業文化與西部企業文化進行比較研究時發現，東部地區如波士頓地區和新澤西地區其社會網絡遠沒有硅谷那樣發達。高等學校､企業和研究單位以單位內部垂直性聯系為主體，單位之間､單位和社會之間的沒有很多實質性的聯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硅谷文化之根的人物多來自于東部。硅谷高科技奠基人特曼來自哈佛大學的無線電研究實驗室， 另一個在硅谷開發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肖克萊(William Shockley) 以及英特爾奠基人摩爾(Gordon Moor) 等都來自東部的貝爾實驗室; 硅谷的主要風險投資商也來自東部。那么為什么硅谷可以作為后起之秀在高科技發展方面，在創新文化建設方面迅速超越東部，并成為世界高科技的搖籃呢?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部分地用 “創新者的困境” [7]理論來說明。這種理論認為具有創新意義的科技發明對現存機體有破壞作用，同時它還受到市場､消費者行為習慣､文化等因素的制約。創新行為在任何時間和地區都存在， 但是不同地區的文化將決定創新行為的發展。美國東部科技發展具有雄厚的基礎，但是其深厚的傳統文化和已有的管理理念及市場機構并不能夠有效地支撐科技創新。東部高科技精英向西部的轉移雖然受到西部工業基礎薄弱的制約，但是卻能夠建立新的經濟運作理念和社會文化理念。我們可以說硅谷雖然同東部工業有非常大的區別，卻也是東部文化的衍生。一次衍生就是一次升華。新的機體不斷地解脫舊機體中的弊端，不斷地完善自我。肖克萊半導體實驗室是對母體貝爾實驗室的升華; 從中走出來的“叛逆的八位”科學家在仙童公司進行了革命性的技術創新;其后“叛逆者”摩爾等再次從仙童走出成立了英特爾公司，幾次蛻變使得摩爾終于建立了適合自己發展的機制。而從英特爾公司走出的科技人員也產生了眾多的衍生公司， 包括Landesk， Pandesic， Electroglas等。
衍生公司可以說是成熟企業的技術溢流。在強調垂直性管理的企業中，企業總是盡力消化自己的技術產出。這種理念的結果是由于企業無法對眾多有價值的技術創新進行有效的開發和利用，導致資源浪費和技術浪費，或者在強調以企業為核心的文化中，導致人才的浪費或壓抑。硅谷的創新文化對通過企業技術溢流而產生的衍生公司抱有非常坦然甚至鼓勵的態度。這使衍生公司在硅谷大量涌現。各衍生公司與母公司之間雖然沒有隸屬關系， 但卻能夠維護密切的技術與業務往來和信息交流。 母公司雖然對衍生公司失去了控制，但是它通過將衍生公司變為自己社會網絡中的網結而形成了一個密集的產品互補､信息交流和技術交流的群體。這使其能夠坐視溢流技術的發展并享受其成果，也使其避免了溢流技術對其產生的負面沖擊。
衍生公司的發展已經被認為是一個地區是否具有強力的創新能力的標志。就硅谷而言，其衍生公司不僅在硅谷內而且在硅谷以外大量產生。它的技術溢出不僅是企業溢出，而且是區域溢出。像臺灣新竹､印度班格羅爾以及北京的中關村的發展與硅谷的衍生文化都有密切關系。它的高科技和創新文化在正向全球的多處區域擴散。接軌硅谷已經成為全球區域經濟發展的高速公路。
3．風險投資:將思想變為產品，將企業變為商品
同高新技術一樣，風險投資也是在東部孕育，西部開花結果的。威爾遜在對硅谷的風險投資系統進行了系統研究后總結說: 硅谷的風險資本是:產生于紐約，孕育于波士頓，在華盛頓幾遭封殺，直到轉移至加州它才顯露出勃勃生機。在那里它與年輕氣盛的技術人員一起用硅片創造了同一個世紀前工業革命一樣意義重大的信息革命[8]。風險投資在50年代初有了自己的奠基人，包括紐約的資本家洛克菲勒(Laurance S． Rockefeller) ､惠特尼(John H． Whitney)以及哈佛大學教授德里奧特(Georges F． Doriot)。他們在波士頓地區通過對創業的小企業進行融資開始了風險投資的實踐。美國政府在1958年開始通過成立小企業投資公司介入風險投資，使風險投資運作風靡一時。該年，距硅谷不遠的舊金山也有了自己的風險投資公司。1961年，華盛頓的投資銀行家阿瑟•洛克(Arthur Rock)進駐舊金山。他在硅谷的高科技工業和風險投資事業發展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協助“叛逆的八位”科學家成立了仙童半導體公司，并在英特爾公司､蘋果公司､科學數據系統等公司的資金運作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以羅克為代表的風險投資家們創建了硅谷風險投資的新模式。“看準了人就支持”(back the right people)成為硅谷風險投資家們的共識。硅谷的風險投資家們之間有良好的溝通。他們經常聚會探討風險投資的運作方式。70年代，許多風險投資公司由舊金山的金融區遷到斯坦福大學附近，這使硅谷的高科技發展有了進一步的保障。風險投資家成為創業者的合伙人。每個風險投資家都資助多個創業者。這使投資家成為硅谷社會網絡的另一類網結。他們與傳統的金融機構不同。他們大量參與各種創業公司的建設，在公司董事機構和監理機構中任職。這種參與在社會網絡機構的建設中有重要意義:它使公司之間的傳統障礙很容易消除。因為他們同時參與多家企業的建設，所以他們就成為這些企業互相溝通的渠道;由于他們經常輔助新公司的創建，所以衍生公司和母公司之間的矛盾就容易化解，衍生公司就容易被人們接受和認可;風險投資家們之間良好的網絡溝通也帶動了硅谷公司之間的溝通。風險投資家中不乏經濟管理的集大成者。他們往往又是律師，又是會計師，又是企業的運作人員并經常出任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如現任摩托羅拉公司的總裁愛德華 • 贊德(Edward Zander) 之前就曾是風險投資公司Silver Lake Partners的總經理。他們打破了行業､學科､公司單位的局限，他們成為硅谷網絡運作的核心人員。風險投資家們通過資金運作將思想變為產品，又通過股票股市機制的運作將企業變為商品。硅谷與美國東部公司的一個很大區別就是在硅谷公司就是人們賺取利潤的工具。人們可以隨時將其變賣，公司內部的人際關系比較平等隨和，硅谷的人們更注重技術的進步和利潤的產生，以公司為核心的意識比較淡漠;而美國東部人們對公司有濃郁的依賴情感，其內部的等級意識和家族意識比較強烈。硅谷的文化有利于打破企業的封閉狀態，有利于企業的資本化和市場化。因此，硅谷聚集了大量的風險資本。多年來，硅谷的風險資本總量一直占美國風險資本的四分之一左右。2000年美國的風險投資為901億美元，硅谷186億美元。之后隨著互聯網泡沫的破滅，風險投資量逐年大幅度下滑。2003年硅谷的風險投資為153億美元，硅谷為41億美元。風險投資對硅谷創新文化的另一個貢獻是對失敗的寬容。風險投資者往往是投資10個項目，3~4個項目失敗，3~4個項目持平，1~2個項目成功。這一兩個成功的項目經過股票的運作后可以為投資者帶來較大贏利。這種投資文化對硅谷的影響深遠。它使人們坦然面對失敗，積極開發機遇。因此硅谷的創業文化生機勃勃。
結語
普特蘭在對美國社會問題進行分析的《一個人打保齡球:美國社區的衰敗與復蘇》中對社會資本進行了分類: 結合型社會資本，橋型社會資本和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linking social capital)。結合型社會資本是指由家庭和種族而自然形成的人際關系; 橋型社會資本是指朋友， 朋友的朋友， 商務聯系人， 熟人等比較松散的社會關系;而鏈型社會資本是由社會組織內部等級制度而形成的聯系。其中第二項類同于格拉諾維特提出的弱連帶，第一､三項類同于強連帶。有硅谷特色的社會網絡正凸現了這種弱連帶關系并弱化了由結合型社會資本和鏈型社會資本而形成的強連帶關系。強連帶中的連帶方式以血緣連帶和權威連帶為特征，其中有多種不利于經濟高效運作的因素;弱連帶基本是以經濟往來為紐帶的，對弱連帶的強化有利于提高經濟活動的有效性。這種弱連帶網絡伸展愈遠，編制得愈復雜，其經濟活力就愈旺盛。
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工業擯棄了原有的以公司內部的多元發展擴大公司規模來獲得效率的工業發展模式。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就是通過企業間的聯系發展企業的外部經濟。這種模式被稱為企業的網絡生產模式。硅谷正是美國新的工業經濟模式的主要創造者。構成美國新模式核心機制的SEMATECH(美國半導體制造技術聯合體)的主要企業就來自硅谷。但是，硅谷的社會網絡遠遠超越了制造者之間的聯系。它是不同的社會領域､社會階層和不同學科的融合。這些融合是以高科技的發展和商業化為其核心理念的。這些融合是互補性的､互動性的和創造性的。它使硅谷具有了良好的科學探索精神和執著的務實精神以及對全世界各種族精英分子進行接納的博懷，使其形成了與高新技術發展相適應的社會觀念和社會體制。 這種復雜而成熟的社會關系網絡促使了硅谷的信息流動､整合與再造;使其能夠不斷地激勵技術創新行為和技術市場化。這種網絡還具有聚變效應。它能夠并正在向區外以及國外擴散，從而帶動了全球信息產業和創新文化的發展。
基金項目:本文為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2004年課題研究成果;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外國語教學研究成果。
注釋:
①史晉川教授最近在對溫州模式進行分析時， 使用了人格化交際與非人格化交際的概念． 他預言以人格化交際為特征的溫州模式可能在20年左右消失。史晉川:“溫州模式”25年后將消失。解放日報。2003年12月9日。
②1965年特曼由新澤西商會邀請到該州為其發展提供建議。特曼的一個重要建議為建立SUMMIT UNIVERSITY． 但是，由于新澤西的高等教育本身很發達，所以該建議沒有得到積極響應。見Adams， Stephen B． Why Is There No Silicon Valley in New Jersey? A Tale of Two High-Tech Regions． 2003 BHC/EBHA Meeting， Lowell． 2003． Online available: www．thebhc．org/annmeet/adams．pdf
③ Castilla等利用網結聯系方法繪制了立體式的硅谷社會網絡。見Castilla， Emilio J．， Hokyu Hwang， Ellen Granovetter， and Mark Granovetter． “Social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excerpted from The Silicon Valley Edge: A Habita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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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半導體行業技術知識培訓范文
80年代以來西方貿易理論界出現一些新現象，強調工業品國際貿易市場的壟斷競爭性和規模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認為國家對貿易的干預可以增加福利，一國應把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結合起來由國家支持形成戰略貿易理論與政策。這些新的理論和政策必然會對當前發達國家的貿易政策有所影響，值得我們加以注視。同時在某些方面也似應考慮我們如何更好地把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結合起來。總之，當前世界的國際貿易既非純粹自由貿易，也非純粹保護貿易，而是西方稱之為的“管理貿易”。這對我們認識當前世界貿易形式也有啟發。以下擬分四部分加以闡述。
一、壟斷競爭與規模經濟
這一理論認為，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上的古典貿易理論假定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對一定規模經濟的報酬是恒等的。比如投入增加一倍，產出也增加一倍。事實上現代許多工業具有規模經濟特點，也即報酬遞增、成本遞減。規模經濟愈大生產效率愈高，投入增加一倍，產出可以增加一倍以上。舉一個小例，生產10雙鞋用15小時勞力，生產25雙鞋用30小時勞力，前者投入產出比例為2，而后者為2.5。
從目前大工業看，大規模經濟多半為資本、技術集約的大壟斷公司經營。它們通過機器與勞力的專業化、流水作業大批量生產，又善于利用副產品，并且大量購買原料及部件取得價格折扣等，從而降低了成本，報酬遞增。比如汽車廠、鋼鐵廠每年產量數以十萬、百萬單位計，通過技術革新、流水作業，省工省料，成本自然降低。而大規模生產必須有大市場容納，所以必須打入國際市場才能維持大公司較大而長期的生產規模。據云美國波音公司的噴氣式飛機一半銷路在國外，如無國外市場則很難彌補其昂貴的固定成本與設計及研究費用。
規模經濟要求每一國家的幾家大壟斷公司生產少數產品，每種產品有差異，從而在國際上進行分工、交易，形成一個國際一體化市場。而通過國家貿易，事實上使市場規模擴大。因為一國生產的品種與規模受一國市場限制。如進行國際貿易形成一體化市場會大于國別市場，可以增加消費品種，降低價格，有利于消費者。比如兩國進行汽車貿易，每一國生產100萬輛在國內消費，如果進行貿易，兩個市場形成一體化，共有200萬輛汽車。在此市場，汽車品種增加，平均成本下降，有利于消費者。即使兩國資源和技術條件差不多，也即要素秉賦相似也可交易，所以制約貿易的因素不是俄林等的要素秉賦相異論，而是規模經濟。
但是這個規模經濟形成的市場是寡頭壟斷與競爭并存的市場。它建立在壟斷與競爭均衡的模型上。在此，壟斷和競爭相互依存，其假定條件有二：（1）每一大公司的產品有差異，因此每一大公司有其一定的市場與消費者。（2）忽視自己價格對別家公司的影響，例如汽車行業中有通用、福特、雷諾、菲亞特、尼森等大公司，產品有差異，各有自己一定市場，但彼此又在競爭。
下面說明壟斷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見圖1）
圖1表明，在壟斷競爭市場上公司數目與價格是由兩方面關系決定：①公司數愈多，競爭愈激烈，工業品的價格愈低。這由PP線表明。②公司數目愈多，每個公司賣的工業品相對愈少，平均成本愈高，由CC線表明。如果價格超過成本，該工業賺利，有更多公司進入該工業。如果價格低于成本，該工業虧損，有些公司就退出該工業。當價格等于平均成本即PP與CC交于E點，價格與公司數達到均衡。
圖1
圖1還表明，如公司數少于均衡點n，為n[,1]，價格為p[,1]，平均成本為AC[,1]，公司賺取大量壟斷利潤，許多公司進入該工業。如公司數大于n，為n[,3]，價格為p[,3]，而平均成本為AC[,3]，有些公司虧損，退出該工業。所以，只有在E點公司數為n[,2]、價格為p[,2]，平均成本為AC[,2]，達到均衡。
通過出口擴大市場后，平均成本下降，公司數增加，品種增加，價格下跌。如前所述形成一體化市場對消費者有利，品種多，價格下降。（見圖2）
圖2
在壟斷競爭工業中，公司數與價格受市場規模制約。
圖2表明市場規模擴大對長期均衡的影響。最初均衡點在A，價格為p[,1]，公司數為n[,1]。當市場擴大，公司銷售多，平均成本下降，即由C[,1]C[,1]降為C[,2]C[,2]，新均衡點為B，公司數由n[,1]增為n[,2]，價格由p[,1]降為p[,2]，公司數增多，產品品種會增加，消費者可以較低價格選擇多種產品。
總之，生產規模擴大，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特別對資本技術集約產品如此，比如鋼鐵、電力、飛機、汽車等。每一大公司必須有最低生產規模方可存在。多少公司能存在，依賴于有效生產規模與市場大小之比例。如果市場規模不足以保證該產品的最低有效生產規模，這就產生不完全競爭的寡頭壟斷競爭。所以壟斷競爭兩要素：其一為產品差異，其二為公司內部的規模經濟。
二、戰略貿易理論和政策
80年代一種以工業目標政策和貿易目標政策相聯合的新理論興起。最初由斯賓賽（B，spencer）和布蘭德（J.Brander）等人首創。他們認為，某些工業、特別是高科技工業處于不完全競爭情況，市場經濟失靈，需要政府干預。在這些行業中，少數大公司壟斷市場，形成寡頭壟斷，參與有效競爭。他們可以影響市場價格，它們擁有的市場力量可以獲取超額或壟斷利潤。如果政府加以干預和支持，可以將外國公司獲取的超額利潤轉向本國公司，從而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并可取得外部經濟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種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對本國大公司給予補貼，從而使外國競爭對手推遲或停止投資與生產，使本國公司占領市場獲得超額利潤，其利潤大大超過政府補貼。這樣可以通過補貼獲取外國公司利潤，增加本國國民收入。這稱之“利潤轉移”理論。
這種戰略工業與貿易理論建立在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基礎之上，也建立在報酬遞增與專業化的基礎上。換言之，寡頭壟斷公司隨著專業化產量增加和規模經濟的實現，將昂貴的固定資本分攤在增加的產量上，使成本遞減，報酬遞增。據估算，美國波音公司在銷售一架777噴氣式飛機前須投資30億美元，銷售300架后方可拉平成本與收益。這樣高昂的固定成本需要巨大的規模經濟。而世界需求或世界市場容量只能支持三家這樣的寡頭壟斷公司。據估計，1995年到2005年對波音777噴氣式飛機需求只有1500架，每家公司銷售500架，才能對其投資有較好利潤。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家大公司首先打入市場可以占據市場，阻止其它公司進入。這叫做“首動優勢”（Firstmoveradvantage）。換言之，第一家公司獲得規模經濟之利形成對其它公司的“準入壁壘”（BarrierToentry）。所以目前只有波音（Boeing）、空中客車（airbus）和麥克道尼爾（mcdonnel）道格拉斯三家大公司具有規模經濟而占領該飛機市場，阻止其它公司進入市場。一家大公司如何具有首動優勢？該理論認為須具有發明創造精神、企業家的創業才能和歷史的機遇或幸運等三個要素。波音公司首占市場即具有上述三個要素。但戰略貿易理論的重要一點是政府的干預和支持形成戰略貿易政策。美國通過國防預算對波音公司資助了大量的研究發展費用，有助于波音公司取得首動優勢。
從世界范圍來看，近年來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取得較成功的行業如鋼鐵、汽車、電子等行業，很大程度上得到政府的積極支持與資助。特別是日本政府，這種戰略工業與貿易政策較為明顯。50及60年代日本政府利用外匯供應與低利貸款，加以進口限制與保護關稅，支持發展了重化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從而將比較優勢由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轉化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重化工業。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利用對半導體等知識技術密集工業的研究發展費用加以資助，并鼓勵政府和工業聯合研究開發新技術。這種戰略工業和貿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
鑒于日韓等國鼓勵目標工業和貿易的成功，前述的斯賓賽、布蘭德等人根據寡頭壟斷的博奕理論（gamoTheory）提出政府可以支持工業，比如利用津貼等方式可以搶占市場將外國大公司利潤獲取過來，并逼使外國公司退出市場，從而獲取壟斷利潤。例如美國波音公司與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競爭生產新型飛機，因市場容量只能允許一家公司獲利，如果兩家公司同時生產，雙方都要虧損。如歐洲空中客車，或波音公司單獨生產可以各得1億美元利潤，如兩家公司同時生產，每家將虧損500萬美元。這時歐洲政府對空中客車每架津貼1000萬美元，即使兩家同時生產，空中客車也肯定賺利500萬美元，而波音公司因恐虧損，則放棄新型飛機的生產。這時空中客車將獨家獲利1.1億美元，歸還政府補貼1000萬美元后仍余1億美元。這就是說把美國利潤轉移到歐洲了。
根據寡頭壟斷博奕理論（gameTheory），戰略貿易理論建立了“利潤轉移”模型，圖3簡略顯示了這一模型。圖3表明歐洲和日本都在競爭美國高清晰度電視市場，企圖取得壟斷利潤。兩方都得到政府科研經費的支持，其結果依存于誰先進入美國市場；政府對壟斷公司有多大資助；和競爭對手的反應。假如歐洲一家大康采恩壟斷公司先進入美國市場，每臺邊際成本3400美元，由Mco表示，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交決定價格在A點為每臺售3800美元，共銷售4臺，壟斷利潤為4×400＝1600美元。美消費者得益AXY，消費者剩余為800美元，世界得益800＋1600＝2400美元。
圖3
現在一家日本大公司也生產高清晰度電視，邊際成本也是3400美元一臺，但政府每臺持久津貼400美元以加強國際競爭。日本公司的邊際成本變為MC1即3000美元。歐洲大公司認為競爭不過日本大公司，從而退出美國市場。這時日本大公司取得獨家壟斷地位，MC1＝MR，價格定為3600元在B點，共出售6臺，獲得壟斷利潤3600美元，扣除政府津貼2400美元，仍得1200美元壟斷利潤。美國消費者得益XBZ共1800美元，世界得益3600－2400＋1800＝3000美元。如果歐洲加以報復，也每臺津貼400美元。其邊際成本也是每臺3400美元，兩國競爭最后導致價格降為3000美元一臺在C點，共銷售12臺，則無壟斷利潤。兩國政府共津貼12×＄400＝4800美元，美國消費者得益XWC＝7200美元，世界得益7200－4800＝2400美元。列表如下：
歐日大公司得益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1600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36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0
歐日政府津貼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24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4800
美消費者得益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800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18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7200
世界得益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2400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30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2400
這一戰略貿易理論在美國影響頗大，也引起不少爭論。贊成者認為：政府應當資助一些戰略工業（特別是高科技工業），可以從外國競爭者手中獲取經濟利益，這對美國未來經濟增長與外部經濟有廣泛利益。當前某些工業的世界市場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少數大公司可以壟斷市場，影響價格，有潛力獲取長期經濟利益。只要政府加以支持，可以對外國競爭者取得優勢，從而把經濟利益轉向本國公司，對本國經濟發展有益。
但反對者認為：（1）為獲得政府資助往往形成特殊利益集團。（2）容易引起聯鎖報復，損害彼此及世界福利。（3）政府往往缺少完整、正確的信息，不知如何更有效地干預市場，如干預錯誤，反而遭受損失。
這一理論是新近發展起來的，尚缺乏有力的實證數據加以檢驗。不過在理論上它已提出不完全競爭下寡頭壟斷競爭存在于某種行業，修正了古典的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理論。此外，它還明確提出了國家干預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的反對國家干預。而且，在事實上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已不同程度地實行了這種戰略。它們對某些戰略工業和貿易特別是高科技工業，國家曾直接、間接地不同程度地加以支持。例如前面引述的歐洲空中客車和美國波音公司的噴氣式飛機等，以及日本對重化工業和半導體工業的支持等等。
三、波特（Portor）的新國際競爭優勢論
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的M·波特教授（m.chaelportor）及其同事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它們調研10個國家100家大工業的情況，發表了“一些國家的競爭優勢”的報告，以探究為什么在國際競爭中，一些國家的某些工業取得成就，而另一些卻失敗了。
波特認為當前的貿易理論只能解釋部分原因，還不能解釋全部原因。比如為什么日本在汽車工業，瑞士在精密儀器工業，以及美國在化工工業方面比別國生產率更高、更富于競爭力，用比較優勢理論不能完全加以解釋。
波特認為有四個特征或因素形成一國公司的競爭環境，從而加強或減弱其國際競爭力。
（1）要素秉賦。他把俄林的要素秉賦論加以進一步發展：分為基本要素如自然資源、氣候、地勢、人口等；其次為高級或先進要素，例如通訊設施、技術勞工、研究設備、技術知識等等，高級要素對競爭優勢更為重要。而高級要素往往是國家和公司投資的結果。例如政府對教育和科研的投資會提高一國的技術水平。例如，日本雖然自然資源貧乏，但重視教育，按人均計擁有很大數目的工程師，這對日本許多工業的成就是一個重要因素。
（2）需求情況。國內需求是提高競爭優勢的原動力。公司對國內顧客需求更為敏感。因此國內需求的特征在形成國內產品的屬性與促進發明以及提高質量方面的壓力特別重要。如果一國國內消費者十分精明，對質量規格要求高，這會促使公司生產高質量高水平產品。日本的照像機工業不斷創新和提高質量，多半由于日本顧客的多方要求。
（3）優勢工業的發展需要相關工業的支持。對高級要素的供應工業加以投資，所取得的利益往往滲透到優勢工業本身助其發展，益加強其國際競爭能力。例如80年代中，美國領先的半導體工業是促進美國個人電腦及其它高科技電子產品成功發展的基礎。這一發展過程的結果是，一國成功的工業及其相關工業往往形成一個工業集群（cluster）。比如德國頗有盛名的紡織及服裝部門，實際上包括許多相關工業，如高質量的棉、毛、人造纖維業、縫紉機業、以及一系列的紡織機器行業等，從而形成一個工業集群。
（4）一國公司的組織結構、經營策略、經理才能，都涉及競爭情況。不同的國家往往具有不同的“經理哲學”，從而有助于或有害于其競爭優勢的形成。比如，日本和德國公司的高級主管經理多半是工程師出身，他們重視公司的生產過程和產品設計，而美國公司的高層主管多半為財務專家出身，特別在70和80年代，他們對生產過程和產品設計往往不太重視，而過分強調短期內的最大財務收益，因而美國許多以工程技術為基礎的行業往往喪失競爭能力。
波特同時十分強調國內競爭狀況，這與某些工業的競爭優勢的創立和持久很有關系。因為國內競爭激烈可以產生種種壓力，促使工業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投資于先進設備，提高效率，促進發明創造，從而加強國際競爭能力。日本的情況即是如此。
因此波特認為，如要提高某一工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必須將上列四個特征或因素有機的聯系起來形成一個鉆石圈表，這即有名的鉆石理論。
這一鉆石聯合因素會積極影響國際競爭能力，而政府可以積極地或消極地影響鉆石圈形中的任何因素。比如，政府可通過補貼對工業競爭力加以影響；對教育的支持可以影響高級要素秉賦；對產品的規格、標準條例等的規定將影響產品的需求與供應；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可影響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供求與競爭狀況等。
波特的貿易理論很新，尚缺乏實證檢驗，但已具有一定影響。這一理論的主要含意是，企業的最高利益在于投資于高級要素，如職工培訓、加強研究發展等，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政府應采取積極措施支持鉆石中的四因素，特別是教育的普及與提高，科研及發展的鼓勵與支持以及鼓勵國內競爭等。這些都有助于加強國際競爭能力。
四、結論與啟示
當前世界貿易中實際上有兩種趨勢交相影響。其一為戰后形成的關貿協定以至目前的世界貿易組織。它基本上奉行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宣傳自由競爭，由市場機制決定價格，不贊成國家限制與干預貿易，多年來致力于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另一種趨勢是近二三十年來興起的在工業貿易中的新貿易理論。它強調世界市場在工業品方面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與規模經濟是取得競爭優勢的主流，而國家的干預是必要的、有益的，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國家福利。特別是將某些工業（當今主要是高科技工業）的生產與貿易列為國家的戰略目標。國家對這些工業的支持與資助有如古典的“保護幼稚工業論”，也可以稱之為”保護高科技工業論”，是“保護幼稚工業論”的現代翻版。在發達國家爭相提倡這一理論，贊助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與貿易。它們是現代化的前沿，工業的靈魂，國家的榮譽。
此外政治與貿易的結合在當今可謂十分密切。一些發達國家元首出訪往往帶著數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往返，以為該國工業打開市場。
總起來看，30年代以鄰為壑惡劣的保護主義，結果“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害人害己經濟損失很大，世界貿易和經濟都遭受嚴重創傷。戰后發達國家總結經驗已不會走向極端保護主義之路，從而推行較自由的貿易政策。然而純粹的古典自由貿易盡管戰后在理論上多方宣傳，但在現實中也很難實行，各國都為自身利益實行一定的保護措施。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興起的如前所述的壟斷競爭與戰略貿易，從理論上闡述了當今工業市場的不完全競爭與寡頭壟斷情況，從而在理論論述上也修正了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明顯地提出國家干預的必要性與有益性。因此當前的世界貿易既非純粹的自由貿易也非純粹的保護貿易，而是西方稱之為的“管理貿易”。這對我們認識當前世界貿易形勢頗有啟發。
我國的外貿在經濟發展中應占何等地位？我國是否也應該有戰略目標工業政策與貿易政策？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我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資源也相對豐富，國內市場廣博。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發展十分迅速，據報道，進出口貿易已占我國國民產值近40％左右，這對我國經濟建設大有裨益。但是我國畢竟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很難走“外貿帶動型”或“外貿導向型”發展經濟的道路。我認為，我們仍應走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的道路，“發展國內外兩個市場，利用國內外兩方資源，采取多種策略實現四個現代化”。
在這樣一個原則方針下如何確定我國的工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筆者認為，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仍應適當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特別是輕紡工業等，以應付我國眾多人口與廣大市場之需，而且也是出口外匯的重要來源，除發達國家外，中東、東歐，第三世界仍有廣大市場。
其次，我國應重點發展重化工業，包括鋼鐵、機電、能源、交通工具（如汽車、鐵路、飛機）和化學工業，這些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經濟基礎，也應該是我國當前的戰略工業與貿易政策。我國應在世界市場上爭取多出售機電產品以及其他工業品，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
至于高科技工業，我國在某些領域已有一定基礎，但一般而言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相當距離。目前階段以吸收消化改進為主，國家在財政許可下應多方資助其發展，以期將來走向高科技之國。
此外，從世界市場工業品的競爭而言，的確如前文所言走向規模經濟與壟斷競爭，才能取得優勢，因此我國在某些工業方面應發展較大經濟規模的企業集團或大跨國公司和大型國際經濟貿易公司，在國際市場進行競爭。但要極力防止彼此內部削價競爭，不計盈虧出口，使肥水外流。
據報道，90年代以來我國外貿企業大都為分散的、小型的、單一型公司，全國有8000多家公司，以及眾多的小型公司爭相經營同一種產品，實力不強，缺乏規模經濟。例如1992年統計，日本9大綜合商社之首，伊藤忠綜合商社營業額為1800億美元，而我國最大的外貿公司進出口營業總額為130億美元，不足前者的1/10。而且我國的大部分外貿公司為單一型貿易公司，生產型和綜合型的很少，缺乏實業基礎，很難與國外建立長期穩定的外貿業務。綜上所述，我國應借鑒國際經驗，積極推動三化戰略：即建立基礎實業化——產供銷一體化企業；組織集團化——通過收購兼并、合作建立規模經濟的大跨國公司或綜合商社；經營國際化——發展其優勢，加強國際競爭力。
西方貿易理論界一向由古典的比較優勢和要素秉賦理論占統治地位。強調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對一些國家采取的限制貿易及保護貿易措施如關稅、進口限額、各種非關稅貿易壁壘持批判態度。戰后由于發達國家間工業品貿易占有世界貿易較大比重，特別是技術集約、知識集約產品的發達，因而出現了需求偏好相似理論、產品周期等理論。在某些范圍內也能說明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國際貿易理論，但它們只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修正和補充，缺乏概括性，作為一般性理論尚嫌不足。
80年代以來西方貿易理論界出現一些新現象，強調工業品國際貿易市場的壟斷競爭性和規模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認為國家對貿易的干預可以增加福利，一國應把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結合起來由國家支持形成戰略貿易理論與政策。這些新的理論和政策必然會對當前發達國家的貿易政策有所影響，值得我們加以注視。同時在某些方面也似應考慮我們如何更好地把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結合起來。總之，當前世界的國際貿易既非純粹自由貿易，也非純粹保護貿易，而是西方稱之為的“管理貿易”。這對我們認識當前世界貿易形式也有啟發。以下擬分四部分加以闡述。
一、壟斷競爭與規模經濟
這一理論認為，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上的古典貿易理論假定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對一定規模經濟的報酬是恒等的。比如投入增加一倍，產出也增加一倍。事實上現代許多工業具有規模經濟特點，也即報酬遞增、成本遞減。規模經濟愈大生產效率愈高，投入增加一倍，產出可以增加一倍以上。舉一個小例，生產10雙鞋用15小時勞力，生產25雙鞋用30小時勞力，前者投入產出比例為2，而后者為2.5。
從目前大工業看，大規模經濟多半為資本、技術集約的大壟斷公司經營。它們通過機器與勞力的專業化、流水作業大批量生產，又善于利用副產品，并且大量購買原料及部件取得價格折扣等，從而降低了成本，報酬遞增。比如汽車廠、鋼鐵廠每年產量數以十萬、百萬單位計，通過技術革新、流水作業，省工省料，成本自然降低。而大規模生產必須有大市場容納，所以必須打入國際市場才能維持大公司較大而長期的生產規模。據云美國波音公司的噴氣式飛機一半銷路在國外，如無國外市場則很難彌補其昂貴的固定成本與設計及研究費用。
規模經濟要求每一國家的幾家大壟斷公司生產少數產品，每種產品有差異，從而在國際上進行分工、交易，形成一個國際一體化市場。而通過國家貿易，事實上使市場規模擴大。因為一國生產的品種與規模受一國市場限制。如進行國際貿易形成一體化市場會大于國別市場，可以增加消費品種，降低價格，有利于消費者。比如兩國進行汽車貿易，每一國生產100萬輛在國內消費，如果進行貿易，兩個市場形成一體化，共有200萬輛汽車。在此市場，汽車品種增加，平均成本下降，有利于消費者。即使兩國資源和技術條件差不多，也即要素秉賦相似也可交易，所以制約貿易的因素不是俄林等的要素秉賦相異論，而是規模經濟。
但是這個規模經濟形成的市場是寡頭壟斷與競爭并存的市場。它建立在壟斷與競爭均衡的模型上。在此，壟斷和競爭相互依存，其假定條件有二：（1）每一大公司的產品有差異，因此每一大公司有其一定的市場與消費者。（2）忽視自己價格對別家公司的影響，例如汽車行業中有通用、福特、雷諾、菲亞特、尼森等大公司，產品有差異，各有自己一定市場，但彼此又在競爭。
下面說明壟斷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見圖1）
圖1表明，在壟斷競爭市場上公司數目與價格是由兩方面關系決定：①公司數愈多，競爭愈激烈，工業品的價格愈低。這由PP線表明。②公司數目愈多，每個公司賣的工業品相對愈少，平均成本愈高，由CC線表明。如果價格超過成本，該工業賺利，有更多公司進入該工業。如果價格低于成本，該工業虧損，有些公司就退出該工業。當價格等于平均成本即PP與CC交于E點，價格與公司數達到均衡。
圖1
圖1還表明，如公司數少于均衡點n，為n[,1]，價格為p[,1]，平均成本為AC[,1]，公司賺取大量壟斷利潤，許多公司進入該工業。如公司數大于n，為n[,3]，價格為p[,3]，而平均成本為AC[,3]，有些公司虧損，退出該工業。所以，只有在E點公司數為n[,2]、價格為p[,2]，平均成本為AC[,2]，達到均衡。
通過出口擴大市場后，平均成本下降，公司數增加，品種增加，價格下跌。如前所述形成一體化市場對消費者有利，品種多，價格下降。（見圖2）
圖2
在壟斷競爭工業中，公司數與價格受市場規模制約。
圖2表明市場規模擴大對長期均衡的影響。最初均衡點在A，價格為p[,1]，公司數為n[,1]。當市場擴大，公司銷售多，平均成本下降，即由C[,1]C[,1]降為C[,2]C[,2]，新均衡點為B，公司數由n[,1]增為n[,2]，價格由p[,1]降為p[,2]，公司數增多，產品品種會增加，消費者可以較低價格選擇多種產品。
總之，生產規模擴大，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特別對資本技術集約產品如此，比如鋼鐵、電力、飛機、汽車等。每一大公司必須有最低生產規模方可存在。多少公司能存在，依賴于有效生產規模與市場大小之比例。如果市場規模不足以保證該產品的最低有效生產規模，這就產生不完全競爭的寡頭壟斷競爭。所以壟斷競爭兩要素：其一為產品差異，其二為公司內部的規模經濟。
二、戰略貿易理論和政策
80年代一種以工業目標政策和貿易目標政策相聯合的新理論興起。最初由斯賓賽（B，spencer）和布蘭德（J.Brander）等人首創。他們認為，某些工業、特別是高科技工業處于不完全競爭情況，市場經濟失靈，需要政府干預。在這些行業中，少數大公司壟斷市場，形成寡頭壟斷，參與有效競爭。他們可以影響市場價格，它們擁有的市場力量可以獲取超額或壟斷利潤。如果政府加以干預和支持，可以將外國公司獲取的超額利潤轉向本國公司，從而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并可取得外部經濟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種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對本國大公司給予補貼，從而使外國競爭對手推遲或停止投資與生產，使本國公司占領市場獲得超額利潤，其利潤大大超過政府補貼。這樣可以通過補貼獲取外國公司利潤，增加本國國民收入。這稱之“利潤轉移”理論。
這種戰略工業與貿易理論建立在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基礎之上，也建立在報酬遞增與專業化的基礎上。換言之，寡頭壟斷公司隨著專業化產量增加和規模經濟的實現，將昂貴的固定資本分攤在增加的產量上，使成本遞減，報酬遞增。據估算，美國波音公司在銷售一架777噴氣式飛機前須投資30億美元，銷售300架后方可拉平成本與收益。這樣高昂的固定成本需要巨大的規模經濟。而世界需求或世界市場容量只能支持三家這樣的寡頭壟斷公司。據估計，1995年到2005年對波音777噴氣式飛機需求只有1500架，每家公司銷售500架，才能對其投資有較好利潤。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家大公司首先打入市場可以占據市場，阻止其它公司進入。這叫做“首動優勢”（Firstmoveradvantage）。換言之，第一家公司獲得規模經濟之利形成對其它公司的“準入壁壘”（BarrierToentry）。所以目前只有波音（Boeing）、空中客車（airbus）和麥克道尼爾（mcdonnel）道格拉斯三家大公司具有規模經濟而占領該飛機市場，阻止其它公司進入市場。一家大公司如何具有首動優勢？該理論認為須具有發明創造精神、企業家的創業才能和歷史的機遇或幸運等三個要素。波音公司首占市場即具有上述三個要素。但戰略貿易理論的重要一點是政府的干預和支持形成戰略貿易政策。美國通過國防預算對波音公司資助了大量的研究發展費用，有助于波音公司取得首動優勢。
從世界范圍來看，近年來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取得較成功的行業如鋼鐵、汽車、電子等行業，很大程度上得到政府的積極支持與資助。特別是日本政府，這種戰略工業與貿易政策較為明顯。50及60年代日本政府利用外匯供應與低利貸款，加以進口限制與保護關稅，支持發展了重化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從而將比較優勢由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轉化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重化工業。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利用對半導體等知識技術密集工業的研究發展費用加以資助，并鼓勵政府和工業聯合研究開發新技術。這種戰略工業和貿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
鑒于日韓等國鼓勵目標工業和貿易的成功，前述的斯賓賽、布蘭德等人根據寡頭壟斷的博奕理論（gamoTheory）提出政府可以支持工業，比如利用津貼等方式可以搶占市場將外國大公司利潤獲取過來，并逼使外國公司退出市場，從而獲取壟斷利潤。例如美國波音公司與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競爭生產新型飛機，因市場容量只能允許一家公司獲利，如果兩家公司同時生產，雙方都要虧損。如歐洲空中客車，或波音公司單獨生產可以各得1億美元利潤，如兩家公司同時生產，每家將虧損500萬美元。這時歐洲政府對空中客車每架津貼1000萬美元，即使兩家同時生產，空中客車也肯定賺利500萬美元，而波音公司因恐虧損，則放棄新型飛機的生產。這時空中客車將獨家獲利1.1億美元，歸還政府補貼1000萬美元后仍余1億美元。這就是說把美國利潤轉移到歐洲了。
根據寡頭壟斷博奕理論（gameTheory），戰略貿易理論建立了“利潤轉移”模型，圖3簡略顯示了這一模型。圖3表明歐洲和日本都在競爭美國高清晰度電視市場，企圖取得壟斷利潤。兩方都得到政府科研經費的支持，其結果依存于誰先進入美國市場；政府對壟斷公司有多大資助；和競爭對手的反應。假如歐洲一家大康采恩壟斷公司先進入美國市場，每臺邊際成本3400美元，由Mco表示，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交決定價格在A點為每臺售3800美元，共銷售4臺，壟斷利潤為4×400＝1600美元。美消費者得益AXY，消費者剩余為800美元，世界得益800＋1600＝2400美元。
圖3
現在一家日本大公司也生產高清晰度電視，邊際成本也是3400美元一臺，但政府每臺持久津貼400美元以加強國際競爭。日本公司的邊際成本變為MC1即3000美元。歐洲大公司認為競爭不過日本大公司，從而退出美國市場。這時日本大公司取得獨家壟斷地位，MC1＝MR，價格定為3600元在B點，共出售6臺，獲得壟斷利潤3600美元，扣除政府津貼2400美元，仍得1200美元壟斷利潤。美國消費者得益XBZ共1800美元，世界得益3600－2400＋1800＝3000美元。如果歐洲加以報復，也每臺津貼400美元。其邊際成本也是每臺3400美元，兩國競爭最后導致價格降為3000美元一臺在C點，共銷售12臺，則無壟斷利潤。兩國政府共津貼12×＄400＝4800美元，美國消費者得益XWC＝7200美元，世界得益7200－4800＝2400美元。列表如下：
歐日大公司得益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1600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36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0
歐日政府津貼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24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4800
美消費者得益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800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18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7200
世界得益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2400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30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2400
這一戰略貿易理論在美國影響頗大，也引起不少爭論。贊成者認為：政府應當資助一些戰略工業（特別是高科技工業），可以從外國競爭者手中獲取經濟利益，這對美國未來經濟增長與外部經濟有廣泛利益。當前某些工業的世界市場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少數大公司可以壟斷市場，影響價格，有潛力獲取長期經濟利益。只要政府加以支持，可以對外國競爭者取得優勢，從而把經濟利益轉向本國公司，對本國經濟發展有益。
但反對者認為：（1）為獲得政府資助往往形成特殊利益集團。（2）容易引起聯鎖報復，損害彼此及世界福利。（3）政府往往缺少完整、正確的信息，不知如何更有效地干預市場，如干預錯誤，反而遭受損失。
這一理論是新近發展起來的，尚缺乏有力的實證數據加以檢驗。不過在理論上它已提出不完全競爭下寡頭壟斷競爭存在于某種行業，修正了古典的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理論。此外，它還明確提出了國家干預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的反對國家干預。而且，在事實上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已不同程度地實行了這種戰略。它們對某些戰略工業和貿易特別是高科技工業，國家曾直接、間接地不同程度地加以支持。例如前面引述的歐洲空中客車和美國波音公司的噴氣式飛機等，以及日本對重化工業和半導體工業的支持等等。
三、波特（Portor）的新國際競爭優勢論
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的M·波特教授（m.chaelportor）及其同事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它們調研10個國家100家大工業的情況，發表了“一些國家的競爭優勢”的報告，以探究為什么在國際競爭中，一些國家的某些工業取得成就，而另一些卻失敗了。
波特認為當前的貿易理論只能解釋部分原因，還不能解釋全部原因。比如為什么日本在汽車工業，瑞士在精密儀器工業，以及美國在化工工業方面比別國生產率更高、更富于競爭力，用比較優勢理論不能完全加以解釋。
波特認為有四個特征或因素形成一國公司的競爭環境，從而加強或減弱其國際競爭力。
（1）要素秉賦。他把俄林的要素秉賦論加以進一步發展：分為基本要素如自然資源、氣候、地勢、人口等；其次為高級或先進要素，例如通訊設施、技術勞工、研究設備、技術知識等等，高級要素對競爭優勢更為重要。而高級要素往往是國家和公司投資的結果。例如政府對教育和科研的投資會提高一國的技術水平。例如，日本雖然自然資源貧乏，但重視教育，按人均計擁有很大數目的工程師，這對日本許多工業的成就是一個重要因素。
（2）需求情況。國內需求是提高競爭優勢的原動力。公司對國內顧客需求更為敏感。因此國內需求的特征在形成國內產品的屬性與促進發明以及提高質量方面的壓力特別重要。如果一國國內消費者十分精明，對質量規格要求高，這會促使公司生產高質量高水平產品。日本的照像機工業不斷創新和提高質量，多半由于日本顧客的多方要求。
（3）優勢工業的發展需要相關工業的支持。對高級要素的供應工業加以投資，所取得的利益往往滲透到優勢工業本身助其發展，益加強其國際競爭能力。例如80年代中，美國領先的半導體工業是促進美國個人電腦及其它高科技電子產品成功發展的基礎。這一發展過程的結果是，一國成功的工業及其相關工業往往形成一個工業集群（cluster）。比如德國頗有盛名的紡織及服裝部門，實際上包括許多相關工業，如高質量的棉、毛、人造纖維業、縫紉機業、以及一系列的紡織機器行業等，從而形成一個工業集群。
（4）一國公司的組織結構、經營策略、經理才能，都涉及競爭情況。不同的國家往往具有不同的“經理哲學”，從而有助于或有害于其競爭優勢的形成。比如，日本和德國公司的高級主管經理多半是工程師出身，他們重視公司的生產過程和產品設計，而美國公司的高層主管多半為財務專家出身，特別在70和80年代，他們對生產過程和產品設計往往不太重視，而過分強調短期內的最大財務收益，因而美國許多以工程技術為基礎的行業往往喪失競爭能力。
波特同時十分強調國內競爭狀況，這與某些工業的競爭優勢的創立和持久很有關系。因為國內競爭激烈可以產生種種壓力，促使工業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投資于先進設備，提高效率，促進發明創造，從而加強國際競爭能力。日本的情況即是如此。
因此波特認為，如要提高某一工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必須將上列四個特征或因素有機的聯系起來形成一個鉆石圈表，這即有名的鉆石理論。
這一鉆石聯合因素會積極影響國際競爭能力，而政府可以積極地或消極地影響鉆石圈形中的任何因素。比如，政府可通過補貼對工業競爭力加以影響；對教育的支持可以影響高級要素秉賦；對產品的規格、標準條例等的規定將影響產品的需求與供應；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可影響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供求與競爭狀況等。
波特的貿易理論很新，尚缺乏實證檢驗，但已具有一定影響。這一理論的主要含意是，企業的最高利益在于投資于高級要素，如職工培訓、加強研究發展等，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政府應采取積極措施支持鉆石中的四因素，特別是教育的普及與提高，科研及發展的鼓勵與支持以及鼓勵國內競爭等。這些都有助于加強國際競爭能力。
四、結論與啟示
當前世界貿易中實際上有兩種趨勢交相影響。其一為戰后形成的關貿協定以至目前的世界貿易組織。它基本上奉行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宣傳自由競爭，由市場機制決定價格，不贊成國家限制與干預貿易，多年來致力于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另一種趨勢是近二三十年來興起的在工業貿易中的新貿易理論。它強調世界市場在工業品方面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與規模經濟是取得競爭優勢的主流，而國家的干預是必要的、有益的，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國家福利。特別是將某些工業（當今主要是高科技工業）的生產與貿易列為國家的戰略目標。國家對這些工業的支持與資助有如古典的“保護幼稚工業論”，也可以稱之為”保護高科技工業論”，是“保護幼稚工業論”的現代翻版。在發達國家爭相提倡這一理論，贊助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與貿易。它們是現代化的前沿，工業的靈魂，國家的榮譽。
此外政治與貿易的結合在當今可謂十分密切。一些發達國家元首出訪往往帶著數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往返，以為該國工業打開市場。
總起來看，30年代以鄰為壑惡劣的保護主義，結果“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害人害己經濟損失很大，世界貿易和經濟都遭受嚴重創傷。戰后發達國家總結經驗已不會走向極端保護主義之路，從而推行較自由的貿易政策。然而純粹的古典自由貿易盡管戰后在理論上多方宣傳，但在現實中也很難實行，各國都為自身利益實行一定的保護措施。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興起的如前所述的壟斷競爭與戰略貿易，從理論上闡述了當今工業市場的不完全競爭與寡頭壟斷情況，從而在理論論述上也修正了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明顯地提出國家干預的必要性與有益性。因此當前的世界貿易既非純粹的自由貿易也非純粹的保護貿易，而是西方稱之為的“管理貿易”。這對我們認識當前世界貿易形勢頗有啟發。
我國的外貿在經濟發展中應占何等地位？我國是否也應該有戰略目標工業政策與貿易政策？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我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資源也相對豐富，國內市場廣博。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發展十分迅速，據報道，進出口貿易已占我國國民產值近40％左右，這對我國經濟建設大有裨益。但是我國畢竟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很難走“外貿帶動型”或“外貿導向型”發展經濟的道路。我認為，我們仍應走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的道路，“發展國內外兩個市場，利用國內外兩方資源，采取多種策略實現四個現代化”。
在這樣一個原則方針下如何確定我國的工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筆者認為，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仍應適當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特別是輕紡工業等，以應付我國眾多人口與廣大市場之需，而且也是出口外匯的重要來源，除發達國家外，中東、東歐，第三世界仍有廣大市場。
其次，我國應重點發展重化工業，包括鋼鐵、機電、能源、交通工具（如汽車、鐵路、飛機）和化學工業，這些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經濟基礎，也應該是我國當前的戰略工業與貿易政策。我國應在世界市場上爭取多出售機電產品以及其他工業品，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
至于高科技工業，我國在某些領域已有一定基礎，但一般而言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相當距離。目前階段以吸收消化改進為主，國家在財政許可下應多方資助其發展，以期將來走向高科技之國。
第4篇：半導體行業技術知識培訓范文
關鍵詞：大學數學教育；數學建模；研究性教學
數學建模是利用數學思想去分析實際問題，建立相關模型并求解以解決實際問題的綜合運用，在我國，由教育部和中國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CSIAM)聯合組織了全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在過去的15年里取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和輝煌的成績。作為以工科(特別是電子信息科學)為主導的大學，電子科技大學的各級領導也十分重視數學建模的作用，以期使得學校的各個學科能交相呼應，取得共同的發展。在數學建模所取得的優秀成績和作為國家工科數學基地的基礎上，我們希望能將數學建模的思想更廣泛地融入大學數學教育當中，使得學生在學習到數學知識的同時，也會運用學習到的知識去分析及解決實際問題。
一、在大學數學教學中貫穿數學建模思想的必要性
1．科學研究的需要
實際上，數學本身就是產生于對實際問題的分析及抽象化，文藝復興之后，特別是微積分理論建立之后，對現實世界中的很多問題都可以通過適當的分析并建立模型，比如用MAXWELL方程組描述電磁學基本規律，Navier-Stokes方程為流體力學基本方程等，在適當的條件下(原問題為適定問題)利用計算機模擬便可以給出實際問題的解答。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這種方法被成功應用于各個行業，是科學研究的一門基本工具。比如：
(1)天氣和氣候預報。氣候變暖是目前全球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如果有更精確的數據為依據，較好地預測全球氣候是如何變化的，就可以減少長期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和各種自然災害對人們造成的損失和影響。要達到如此的精確就意味著要能用天氣預報對全球進行正確的預測，這在目前還是不可行的，因為這需要存儲海量的數據，需要超長的計算時間。因此，建立更有效的數學模型和提高計算性能便成為這一領域的核心問題。
(2)機械設計和交通控制。從有科學計算的早些日子開始，計算模式就已經用行器元件的性能分析和設計，比如飛機起降分析和機翼推力設計等。當計算變得更為有力和計算機功能變得更強大時，計算模擬已被用作整個設計過程中的必須工具。例如，波音777是第一種100％數字設計的噴氣式飛機，三維立體建模貫穿整個設計過程，飛機在電腦上預裝配，節約了全面裝配所需的巨額花費。在其他的機械系統設計過程中，比如機車，機器或機器人設計，計算機輔助設計(計算機模擬來觀測系統設計中的動態反應)已成為標準的處理方法。因為這可以大大減少構造和測試原型的需要。模擬技術不僅僅用來提高性能，也用來提高安全性和人類居住環境。由于操作者和硬件方面的限制，實時模擬目前面臨的實際挑戰是模型，算法和軟件的限制。這種情況在我國的城市交通路網管理上也已凸現。隨著模擬能力的提高(比如用在內燃機設計中的燃燒數字模擬技術)，數學建模和求解將在整個設計和分析過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3)電子設計自動化。電子設計自動化和計算模擬早已有著共生的關系。現代電子系統(大多數顯然是微處理器)是極端復雜的。開發這樣的系統只有也惟有在建模和計算工具的幫助下才有可能，用這種方法來模擬和驗證系統設計過程中的每個部分。建模和計算在各種層次的電子設計中起著重要作用，從模擬制造半導體設備的各個過程，到模擬和驗證微處理器系統的計算機電路或設計超大規模集成電路。
(4)生物科學。模擬技術現在對生物和醫學科學正快速的變得不可或缺。模擬在醫學設各的發展中有重要作用，包括診斷(電磁，超聲波等)和人造器官設計(心臟，腎等)等。生物醫學光學主要依賴計算建模來檢測和治療。數學建模在把數學和生物學融合進基因科學(基因組測序，基因表達的定型，基因分類等)中起著基本作用。在這個領域需要大規模的模擬，建立復雜的數學模型，并用來發展新的理論／概念模型和理解分子水平的相互作用。
(5)材料科學。材料研究是發明新材料，制造和加工已有的材料使其更加完美，讓它們有我們想要的性能和環境反應。比如，對薄膜，有很多新的重要的應用，包括基于硅的微電子學，化合物半導體，光電設備，高溫超導體和光電系統，這種薄膜的制造對很多因素都是極為敏感的，生產過程可通過各種處理完成，比如化學蒸發和沉積(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模擬是在理解這個過程時的基本工具，這要求用到先進的數學模型和計算技術。近年來，大規模復雜計算建模已經被用于設計高壓，高吞吐量的化學蒸發和沉積(CVD)反應器。為生產新型材料提供設各。
數學建模及計算在科學探索中也很重要，比如在天體物理學，量子力學，相對論，化學和分子生物學，以及實驗起來太困難和花費太大的等各種科學研究領域，計算建模都逐漸成為重要的研究方法。總之，絕大多數科學性學科都從數學建模中獲益。事實上，新的發現和模擬技術本身的不斷發展，已經形成了在科學研究中，以模擬，實驗和理論作為科學研究的基本模式。
2．人才市場的需要
在過去的十年間，信息和計算技術已成為帶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國自然科學和技術理事會不只一次的提到過，工業和自然科學實驗室關心的是，他們早已不能滿足大量增長的信息與計算技術培訓的需求。另外，聯邦部門，比如能源部的先進戰略加速計算部門(ASCI)和信息技術指導部都依賴于既有科學知識又具有計算知識的職員。這么多人對計算教育的需求是過去十年計算機處理能力的持續增長和計算機價格的不斷下降的共同結果。現在的學生能在計算機上玩電腦游戲，而十年前都認為這種性能的計算機只可能出現在政府部門的實驗室里。
計算機現在已經滲透到我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影響著人才市場需求。這就需要把一些人放在要求的知識超出自身所受教育的崗位上。相應的，具有多種知識和專業技能可以提高一個人的市場競爭能力和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雇主愿意選擇這些受過多種課程教育的雇員，這意味著他們可以雇少量的人員，而這些人員可以長時間的勝任相應的工作。但是，要具有多種學位的話，不但花費昂貴，并且由于選修多門課程，還要耗費大量時間用于學習。相對地，由于這些要求或工作的一大共同點是(用數學思想)分析問題并建立模型(用計算機)求解，因此將數學建模的思想融入課堂教學可以為這些學生節約時間和金錢，可以培養他們用數學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素養和興趣，學生們積極參與其中，比他們僅僅是接受知識會學得更好，可以把原本不太投入的學生轉化成積極活躍主動的學習者，可以更好的勝任今后的各種工作崗位。
3．研究性教學的需要
雖然“數學建模”課程的教學已開展多年并于2006
年由四川省推薦申報國家級精品課程。數學建模也受到學生的廣泛認可和參與，但要看到的是這種教學本身依然是個案教學并且時間不長；傳統的數學知識講授主要集中在傳授理論上，學生的普遍認識僅僅局限于同學位相關，對于數學的應用，哪怕是在他們的專業方向的應用也一點不知，更遑論分析及解決實際問題。而在大學數學教學中貫穿數學建模思想是讓學生不但掌握數學基本知識，并且通過數學模型的應用來理解和領會科學。讓許多科學和數學概念更容易被學生接受和理解，而這些概念用原來的教學方法學生可能很難理解甚至無法理解。另外，這種教學方法本身便帶有研究性教學思想，更加符合國家的教育方針。數學建模教學自始至終提供學生感興趣的現實材料，如果可以在平時的教學中針對不同專業的學生講一些同其專業相關問題的數學解決方案并設置一些實際問題讓學生思考(類似麻省理工學院“偏微分方程數值解”課程的Mini Project)，這樣不但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也為其將來的學習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實施方法
在平時的數學教學中如何做到所提供的材料學生感覺有興趣又能不脫離教學呢?
1．挖掘教材內涵，激發求知欲望
滲透數學建模思想教學的最大特點是聯系實際，作為數學選材并不難，數學應用意識始終貫穿在我們的教材中，只要我們深入鉆研教材，挖掘教材所蘊涵應用數學的材料，從中加以應用、推廣，結合不同的專業選編合適的實際問題、創設實際問題情境，多安排學生身邊的或具有專業性的問題，讓學生能體會到數學在解決問題時的實際應用價值，體會到所學知識的用途和好處，激發起學生的求知欲，同時在問題解決過程中學生能很好掌握知識，培養學生靈活運用和解決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如：學完概率與微積分后與學生探討下面問題：報童賣報紙的訣竅。報童每天清晨從報社購進報紙零售，晚上將沒有賣掉的報紙退回，設報紙每份的購進價為b，零售價為a，退回價為c，這就是說，報童售出一份報紙賺a-b，退回一份賠b-c，報童每天如果購進的報紙太少不夠賣的，會少賺錢；如果購進太多賣不完，將要賠錢，請你為報童籌劃一下，他應如何確定每天購進報紙的數量，以獲得最大的收入。這個問題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有很多類似的問題，具有普遍性，值得深入探討，類似這樣的日常問題還有很多，都能激發同學們的興趣和動手操作、查找資料，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解決分析問題能力。這正是數學建模教學所能達到的要求，也正是高等學校數學教學應做到的，用數學知識進行思考、分析，真正體驗到學習數學的價值，從而強化學習動機，激發學習熱情。
2．結合專業題材，強化應用意識
在電子科技大學，畢業生廣泛從事的是工程和科學的相關職業，對這些畢業生來說，三種重要的技能是解決科學問題，綜合信息和數學技能。這些技能對于從事軟件相關職業的畢業生也是非常重要的。對其數學教學必須以應用研究型為目的，體現“聯系實際、深化概念、內涵與應用并重”的思想，學數學主要是為了培養良好的分析及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并用來解決工作中出現的具體問題，這種要求決定了理解并使用數學的重要性。一些專業教材中(如《電磁場與波》)的問題都是現實中存在又必須解決的問題，正是數學建模教學的最佳材料。實際上現在有很多的諸如《數學物理》、《數學金融》、《生物數學》等《數學+x》教材，這些教材也是針對不同專業的學生選擇實際問題的較好材料。因此在大學數學教學中結合專業知識，據不同的專業選取不同的典型問題進行教學，舍去部分數學教材中純數學的例題，激起學生的興趣、求知欲，強化數學思維及數學應用意識，提高學生的專業能力。如：函數的分析作圖法對機械學院的學生可引用“圖解法和解析法高計盤形凸輪輪廓”的例子；微電子與固體電子學院的學生則可引用“材料拉伸過程的δ―ε：圖”專業知識習題；在講授微分方程時，對微電子與固體電子學院的學生可以穿插LRC回路方程的建模和求解，使得他們在學習“電路分析”等課程時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在講授函數的最值時，經濟學專業可選取最小投入、最大收益、利潤等典型例題，有條件的話可以讓學生課外調查物品進價、售價與銷售量的關系，尋找模擬函數，找出物品的最佳售價等。對數學系學生而言，在講授“數學分析”中可以穿插一些力學問題建模或經濟學問題，如Nash均衡等。通過接觸大量與專業有聯系的實例，能夠使學生建立正確的數學觀念，提高整體教學效果，拓寬學生的思路，提高學生分析并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強化專業知識，提升人才培養的力度，為社會各界輸送高質量的人才，體現在大學數學教學中貫穿數學建模思想的價值，實現國家“科教興國”的戰略。
3．課程體系的建設
前面闡述的二點都可以歸結為在課堂教學中融入數學建模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實施辦法對任課教師的要求更高，這不僅需要掌握本專業的內容，還要盡可能了解其他學科專業課程內容，搜集現實問題與熱門話題等等。比如，同樣是“微積分”，但學生所學專業卻差別很大，有通信、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商業和金融等，而在這些領域數學建模運用又非常廣泛，要講好應用案例，就要求講課教師要不斷的吸取“微積分”在所講授專業的應用。這本身是一個雙贏的過程：一方面可以幫助教師的科學研究(比如筆者便利用課余時間同計算電磁學方向聯合研究)，對老師而言，這是一個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的工作，這就需要老師自己有端正的態度及不斷學習新知識的理念。另一方面，這種教育也為學生鋪開了一個新的有價值的世界，學習到現代專業人員需要的工具和技術知識，獲得有價值的職業和科學研究技巧。當然，如果有好的教材，所有的工作都必將事半功倍。從國內的情況看，數學系的學生普遍僅僅限于學習純粹的數學理論，在理工科學校，這種情況要好些。以電子科技大學為例，在數學系開設了“電磁場與波”這門課程，毫不夸張地講，工程(自然)科學專業的專業課程基本上都是數學建模的一些案例。如廣泛利用微分方程建模的“電路分析”，對電磁場分析建模并建立MAXWELL方程組的“電磁場與波”等。這也在一個側面說明了在電子科技大學，工科學生的數學建模成績總是好于數學系學生的原因――數學建模的思想貫穿工科專業教學的整個過程。
第5篇：半導體行業技術知識培訓范文
80年代以來西方貿易理論界出現一些新現象，強調工業品國際貿易市場的壟斷競爭性和規模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認為國家對貿易的干預可以增加福利，一國應把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結合起來由國家支持形成戰略貿易理論與政策。這些新的理論和政策必然會對當前發達國家的貿易政策有所影響，值得我們加以注視。同時在某些方面也似應考慮我們如何更好地把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結合起來。總之，當前世界的國際貿易既非純粹自由貿易，也非純粹保護貿易，而是西方稱之為的“管理貿易”。這對我們認識當前世界貿易形式也有啟發。以下擬分四部分加以闡述。
一、壟斷競爭與規模經濟
這一理論認為，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上的古典貿易理論假定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對一定規模經濟的報酬是恒等的。比如投入增加一倍，產出也增加一倍。事實上現代許多工業具有規模經濟特點，也即報酬遞增、成本遞減。規模經濟愈大生產效率愈高，投入增加一倍，產出可以增加一倍以上。舉一個小例，生產10雙鞋用15小時勞力，生產25雙鞋用30小時勞力，前者投入產出比例為2，而后者為2.5。
從目前大工業看，大規模經濟多半為資本、技術集約的大壟斷公司經營。它們通過機器與勞力的專業化、流水作業大批量生產，又善于利用副產品，并且大量購買原料及部件取得價格折扣等，從而降低了成本，報酬遞增。比如汽車廠、鋼鐵廠每年產量數以十萬、百萬單位計，通過技術革新、流水作業，省工省料，成本自然降低。而大規模生產必須有大市場容納，所以必須打入國際市場才能維持大公司較大而長期的生產規模。據云美國波音公司的噴氣式飛機一半銷路在國外，如無國外市場則很難彌補其昂貴的固定成本與設計及研究費用。
規模經濟要求每一國家的幾家大壟斷公司生產少數產品，每種產品有差異，從而在國際上進行分工、交易，形成一個國際一體化市場。而通過國家貿易，事實上使市場規模擴大。因為一國生產的品種與規模受一國市場限制。如進行國際貿易形成一體化市場會大于國別市場，可以增加消費品種，降低價格，有利于消費者。比如兩國進行汽車貿易，每一國生產100萬輛在國內消費，如果進行貿易，兩個市場形成一體化，共有200萬輛汽車。在此市場，汽車品種增加，平均成本下降，有利于消費者。即使兩國資源和技術條件差不多，也即要素秉賦相似也可交易，所以制約貿易的因素不是俄林等的要素秉賦相異論，而是規模經濟。
但是這個規模經濟形成的市場是寡頭壟斷與競爭并存的市場。它建立在壟斷與競爭均衡的模型上。在此，壟斷和競爭相互依存，其假定條件有二：（1）每一大公司的產品有差異，因此每一大公司有其一定的市場與消費者。（2）忽視自己價格對別家公司的影響，例如汽車行業中有通用、福特、雷諾、菲亞特、尼森等大公司，產品有差異，各有自己一定市場，但彼此又在競爭。
下面說明壟斷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見圖1）
圖1表明，在壟斷競爭市場上公司數目與價格是由兩方面關系決定：①公司數愈多，競爭愈激烈，工業品的價格愈低。這由PP線表明。②公司數目愈多，每個公司賣的工業品相對愈少，平均成本愈高，由CC線表明。如果價格超過成本，該工業賺利，有更多公司進入該工業。如果價格低于成本，該工業虧損，有些公司就退出該工業。當價格等于平均成本即PP與CC交于E點，價格與公司數達到均衡。
圖1
圖1還表明，如公司數少于均衡點n，為n[,1]，價格為p[,1]，平均成本為AC[,1]，公司賺取大量壟斷利潤，許多公司進入該工業。如公司數大于n，為n[,3]，價格為p[,3]，而平均成本為AC[,3]，有些公司虧損，退出該工業。所以，只有在E點公司數為n[,2]、價格為p[,2]，平均成本為AC[,2]，達到均衡。
通過出口擴大市場后，平均成本下降，公司數增加，品種增加，價格下跌。如前所述形成一體化市場對消費者有利，品種多，價格下降。（見圖2）
圖2
在壟斷競爭工業中，公司數與價格受市場規模制約。
圖2表明市場規模擴大對長期均衡的影響。最初均衡點在A，價格為p[,1]，公司數為n[,1]。當市場擴大，公司銷售多，平均成本下降，即由C[,1]C[,1]降為C[,2]C[,2]，新均衡點為B，公司數由n[,1]增為n[,2]，價格由p[,1]降為p[,2]，公司數增多，產品品種會增加，消費者可以較低價格選擇多種產品。
總之，生產規模擴大，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特別對資本技術集約產品如此，比如鋼鐵、電力、飛機、汽車等。每一大公司必須有最低生產規模方可存在。多少公司能存在，依賴于有效生產規模與市場大小之比例。如果市場規模不足以保證該產品的最低有效生產規模，這就產生不完全競爭的寡頭壟斷競爭。所以壟斷競爭兩要素：其一為產品差異，其二為公司內部的規模經濟。
二、戰略貿易理論和政策
80年代一種以工業目標政策和貿易目標政策相聯合的新理論興起。最初由斯賓賽（B，spencer）和布蘭德（J.Brander）等人首創。他們認為，某些工業、特別是高科技工業處于不完全競爭情況，市場經濟失靈，需要政府干預。在這些行業中，少數大公司壟斷市場，形成寡頭壟斷，參與有效競爭。他們可以影響市場價格，它們擁有的市場力量可以獲取超額或壟斷利潤。如果政府加以干預和支持，可以將外國公司獲取的超額利潤轉向本國公司，從而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并可取得外部經濟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種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對本國大公司給予補貼，從而使外國競爭對手推遲或停止投資與生產，使本國公司占領市場獲得超額利潤，其利潤大大超過政府補貼。這樣可以通過補貼獲取外國公司利潤，增加本國國民收入。這稱之“利潤轉移”理論。
這種戰略工業與貿易理論建立在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基礎之上，也建立在報酬遞增與專業化的基礎上。換言之，寡頭壟斷公司隨著專業化產量增加和規模經濟的實現，將昂貴的固定資本分攤在增加的產量上，使成本遞減，報酬遞增。據估算，美國波音公司在銷售一架777噴氣式飛機前須投資30億美元，銷售300架后方可拉平成本與收益。這樣高昂的固定成本需要巨大的規模經濟。而世界需求或世界市場容量只能支持三家這樣的寡頭壟斷公司。據估計，1995年到2005年對波音777噴氣式飛機需求只有1500架，每家公司銷售500架，才能對其投資有較好利潤。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家大公司首先打入市場可以占據市場，阻止其它公司進入。這叫做“首動優勢”（Firstmoveradvantage）。換言之，第一家公司獲得規模經濟之利形成對其它公司的“準入壁壘”（BarrierToentry）。所以目前只有波音（Boeing）、空中客車（airbus）和麥克道尼爾（mcdonnel）道格拉斯三家大公司具有規模經濟而占領該飛機市場，阻止其它公司進入市場。一家大公司如何具有首動優勢？該理論認為須具有發明創造精神、企業家的創業才能和歷史的機遇或幸運等三個要素。波音公司首占市場即具有上述三個要素。但戰略貿易理論的重要一點是政府的干預和支持形成戰略貿易政策。美國通過國防預算對波音公司資助了大量的研究發展費用，有助于波音公司取得首動優勢。
從世界范圍來看，近年來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取得較成功的行業如鋼鐵、汽車、電子等行業，很大程度上得到政府的積極支持與資助。特別是日本政府，這種戰略工業與貿易政策較為明顯。50及60年代日本政府利用外匯供應與低利貸款，加以進口限制與保護關稅，支持發展了重化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從而將比較優勢由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轉化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重化工業。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利用對半導體等知識技術密集工業的研究發展費用加以資助，并鼓勵政府和工業聯合研究開發新技術。這種戰略工業和貿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
鑒于日韓等國鼓勵目標工業和貿易的成功，前述的斯賓賽、布蘭德等人根據寡頭壟斷的博奕理論（gamoTheory）提出政府可以支持工業，比如利用津貼等方式可以搶占市場將外國大公司利潤獲取過來，并逼使外國公司退出市場，從而獲取壟斷利潤。例如美國波音公司與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競爭生產新型飛機，因市場容量只能允許一家公司獲利，如果兩家公司同時生產，雙方都要虧損。如歐洲空中客車，或波音公司單獨生產可以各得1億美元利潤，如兩家公司同時生產，每家將虧損500萬美元。這時歐洲政府對空中客車每架津貼1000萬美元，即使兩家同時生產，空中客車也肯定賺利500萬美元，而波音公司因恐虧損，則放棄新型飛機的生產。這時空中客車將獨家獲利1.1億美元，歸還政府補貼1000萬美元后仍余1億美元。這就是說把美國利潤轉移到歐洲了。
根據寡頭壟斷博奕理論（gameTheory），戰略貿易理論建立了“利潤轉移”模型，圖3簡略顯示了這一模型。圖3表明歐洲和日本都在競爭美國高清晰度電視市場，企圖取得壟斷利潤。兩方都得到政府科研經費的支持，其結果依存于誰先進入美國市場；政府對壟斷公司有多大資助；和競爭對手的反應。假如歐洲一家大康采恩壟斷公司先進入美國市場，每臺邊際成本3400美元，由Mco表示，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交決定價格在A點為每臺售3800美元，共銷售4臺，壟斷利潤為4×400＝1600美元。美消費者得益AXY，消費者剩余為800美元，世界得益800＋1600＝2400美元。
圖3
現在一家日本大公司也生產高清晰度電視，邊際成本也是3400美元一臺，但政府每臺持久津貼400美元以加強國際競爭。日本公司的邊際成本變為MC1即3000美元。歐洲大公司認為競爭不過日本大公司，從而退出美國市場。這時日本大公司取得獨家壟斷地位，MC1＝MR，價格定為3600元在B點，共出售6臺，獲得壟斷利潤3600美元，扣除政府津貼2400美元，仍得1200美元壟斷利潤。美國消費者得益XBZ共1800美元，世界得益3600－2400＋1800＝3000美元。如果歐洲加以報復，也每臺津貼400美元。其邊際成本也是每臺3400美元，兩國競爭最后導致價格降為3000美元一臺在C點，共銷售12臺，則無壟斷利潤。兩國政府共津貼12×＄400＝4800美元，美國消費者得益XWC＝7200美元，世界得益7200－4800＝2400美元。列表如下：
歐日大公司得益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1600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36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0
歐日政府津貼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24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4800
美消費者得益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800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18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7200
世界得益
1.歐洲大公司首先打入美國市場壟斷銷售$2400
2.日本政府補貼日本公司壟斷美國市場,歐洲公司退出$3000
3.歐日國家都補貼該國大公司在美市場競爭$2400
這一戰略貿易理論在美國影響頗大，也引起不少爭論。贊成者認為：政府應當資助一些戰略工業（特別是高科技工業），可以從外國競爭者手中獲取經濟利益，這對美國未來經濟增長與外部經濟有廣泛利益。當前某些工業的世界市場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少數大公司可以壟斷市場，影響價格，有潛力獲取長期經濟利益。只要政府加以支持，可以對外國競爭者取得優勢，從而把經濟利益轉向本國公司，對本國經濟發展有益。
但反對者認為：（1）為獲得政府資助往往形成特殊利益集團。（2）容易引起聯鎖報復，損害彼此及世界福利。（3）政府往往缺少完整、正確的信息，不知如何更有效地干預市場，如干預錯誤，反而遭受損失。
這一理論是新近發展起來的，尚缺乏有力的實證數據加以檢驗。不過在理論上它已提出不完全競爭下寡頭壟斷競爭存在于某種行業，修正了古典的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理論。此外，它還明確提出了國家干預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的反對國家干預。而且，在事實上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已不同程度地實行了這種戰略。它們對某些戰略工業和貿易特別是高科技工業，國家曾直接、間接地不同程度地加以支持。例如前面引述的歐洲空中客車和美國波音公司的噴氣式飛機等，以及日本對重化工業和半導體工業的支持等等。
三、波特（Portor）的新國際競爭優勢論
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的M·波特教授（m.chaelportor）及其同事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它們調研10個國家100家大工業的情況，發表了“一些國家的競爭優勢”的報告，以探究為什么在國際競爭中，一些國家的某些工業取得成就，而另一些卻失敗了。
波特認為當前的貿易理論只能解釋部分原因，還不能解釋全部原因。比如為什么日本在汽車工業，瑞士在精密儀器工業，以及美國在化工工業方面比別國生產率更高、更富于競爭力，用比較優勢理論不能完全加以解釋。
波特認為有四個特征或因素形成一國公司的競爭環境，從而加強或減弱其國際競爭力。
（1）要素秉賦。他把俄林的要素秉賦論加以進一步發展：分為基本要素如自然資源、氣候、地勢、人口等；其次為高級或先進要素，例如通訊設施、技術勞工、研究設備、技術知識等等，高級要素對競爭優勢更為重要。而高級要素往往是國家和公司投資的結果。例如政府對教育和科研的投資會提高一國的技術水平。例如，日本雖然自然資源貧乏，但重視教育，按人均計擁有很大數目的工程師，這對日本許多工業的成就是一個重要因素。
（2）需求情況。國內需求是提高競爭優勢的原動力。公司對國內顧客需求更為敏感。因此國內需求的特征在形成國內產品的屬性與促進發明以及提高質量方面的壓力特別重要。如果一國國內消費者十分精明，對質量規格要求高，這會促使公司生產高質量高水平產品。日本的照像機工業不斷創新和提高質量，多半由于日本顧客的多方要求。
（3）優勢工業的發展需要相關工業的支持。對高級要素的供應工業加以投資，所取得的利益往往滲透到優勢工業本身助其發展，益加強其國際競爭能力。例如80年代中，美國領先的半導體工業是促進美國個人電腦及其它高科技電子產品成功發展的基礎。這一發展過程的結果是，一國成功的工業及其相關工業往往形成一個工業集群（cluster）。比如德國頗有盛名的紡織及服裝部門，實際上包括許多相關工業，如高質量的棉、毛、人造纖維業、縫紉機業、以及一系列的紡織機器行業等，從而形成一個工業集群。
（4）一國公司的組織結構、經營策略、經理才能，都涉及競爭情況。不同的國家往往具有不同的“經理哲學”，從而有助于或有害于其競爭優勢的形成。比如，日本和德國公司的高級主管經理多半是工程師出身，他們重視公司的生產過程和產品設計，而美國公司的高層主管多半為財務專家出身，特別在70和80年代，他們對生產過程和產品設計往往不太重視，而過分強調短期內的最大財務收益，因而美國許多以工程技術為基礎的行業往往喪失競爭能力。
波特同時十分強調國內競爭狀況，這與某些工業的競爭優勢的創立和持久很有關系。因為國內競爭激烈可以產生種種壓力，促使工業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投資于先進設備，提高效率，促進發明創造，從而加強國際競爭能力。日本的情況即是如此。
因此波特認為，如要提高某一工業的國際競爭能力，必須將上列四個特征或因素有機的聯系起來形成一個鉆石圈表，這即有名的鉆石理論。
這一鉆石聯合因素會積極影響國際競爭能力，而政府可以積極地或消極地影響鉆石圈形中的任何因素。比如，政府可通過補貼對工業競爭力加以影響；對教育的支持可以影響高級要素秉賦；對產品的規格、標準條例等的規定將影響產品的需求與供應；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可影響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供求與競爭狀況等。
波特的貿易理論很新，尚缺乏實證檢驗，但已具有一定影響。這一理論的主要含意是，企業的最高利益在于投資于高級要素，如職工培訓、加強研究發展等，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政府應采取積極措施支持鉆石中的四因素，特別是教育的普及與提高，科研及發展的鼓勵與支持以及鼓勵國內競爭等。這些都有助于加強國際競爭能力。
四、結論與啟示
當前世界貿易中實際上有兩種趨勢交相影響。其一為戰后形成的關貿協定以至目前的世界貿易組織。它基本上奉行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宣傳自由競爭，由市場機制決定價格，不贊成國家限制與干預貿易，多年來致力于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另一種趨勢是近二三十年來興起的在工業貿易中的新貿易理論。它強調世界市場在工業品方面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與規模經濟是取得競爭優勢的主流，而國家的干預是必要的、有益的，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國家福利。特別是將某些工業（當今主要是高科技工業）的生產與貿易列為國家的戰略目標。國家對這些工業的支持與資助有如古典的“保護幼稚工業論”，也可以稱之為”保護高科技工業論”，是“保護幼稚工業論”的現代翻版。在發達國家爭相提倡這一理論，贊助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與貿易。它們是現代化的前沿，工業的靈魂，國家的榮譽。
此外政治與貿易的結合在當今可謂十分密切。一些發達國家元首出訪往往帶著數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往返，以為該國工業打開市場。
總起來看，30年代以鄰為壑惡劣的保護主義，結果“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害人害己經濟損失很大，世界貿易和經濟都遭受嚴重創傷。戰后發達國家總結經驗已不會走向極端保護主義之路，從而推行較自由的貿易政策。然而純粹的古典自由貿易盡管戰后在理論上多方宣傳，但在現實中也很難實行，各國都為自身利益實行一定的保護措施。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興起的如前所述的壟斷競爭與戰略貿易，從理論上闡述了當今工業市場的不完全競爭與寡頭壟斷情況，從而在理論論述上也修正了古典的自由貿易理論，明顯地提出國家干預的必要性與有益性。因此當前的世界貿易既非純粹的自由貿易也非純粹的保護貿易，而是西方稱之為的“管理貿易”。這對我們認識當前世界貿易形勢頗有啟發。
我國的外貿在經濟發展中應占何等地位？我國是否也應該有戰略目標工業政策與貿易政策？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我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資源也相對豐富，國內市場廣博。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發展十分迅速，據報道，進出口貿易已占我國國民產值近40％左右，這對我國經濟建設大有裨益。但是我國畢竟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很難走“外貿帶動型”或“外貿導向型”發展經濟的道路。我認為，我們仍應走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的道路，“發展國內外兩個市場，利用國內外兩方資源，采取多種策略實現四個現代化”。
在這樣一個原則方針下如何確定我國的工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筆者認為，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仍應適當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特別是輕紡工業等，以應付我國眾多人口與廣大市場之需，而且也是出口外匯的重要來源，除發達國家外，中東、東歐，第三世界仍有廣大市場。
其次，我國應重點發展重化工業，包括鋼鐵、機電、能源、交通工具（如汽車、鐵路、飛機）和化學工業，這些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經濟基礎，也應該是我國當前的戰略工業與貿易政策。我國應在世界市場上爭取多出售機電產品以及其他工業品，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
至于高科技工業，我國在某些領域已有一定基礎，但一般而言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相當距離。目前階段以吸收消化改進為主，國家在財政許可下應多方資助其發展，以期將來走向高科技之國。
第6篇：半導體行業技術知識培訓范文
關鍵詞：跨國公司 戰略聯盟 國際研發戰略聯盟
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作為先行者，它們是在擁有相當的優勢基礎上開展跨國成長的，因此，主流跨國公司理論中的跨國成長主要是指海外市場擴張。日本、韓國和中國企業是跨國公司的后發者，它們是在擁有一定的優勢甚至不擁有優勢的基礎上開展跨國成長的，所以，這個過程就具有“一體兩面”的特征：“一體”是指作為一個整體的跨國成長過程，“兩面”是指該過程不僅包括海外市場擴張，而且還包括創新資源獲取。但是，主流跨國公司理論中忽視了對創新資源獲取的研究。
為了彌補這種理論上的不足，更為重要的是為中國企業（尤其是創新型企業）跨國成長提供實踐指導，我們自2010年開始了中國創新型企業創新資源獲取的案例與理論研究。我們的方法是，借鑒海外市場擴張的三種方式（直接投資、戰略聯盟與跨國并購）為概念框架，以中國創新型企業實踐案例為研究對象，探討中國創新型企業創新資源獲取三種方式的戰略思考、目標選擇、實施要點等等。
我們將在本文中探討戰略聯盟方式。主要內容由四個部分組成：首先，以先行者跨國公司為借鑒，梳理并分析了國際研發戰略聯盟（以下簡稱國際研發聯盟）的基本概念、目的與動機、聯盟伙伴的選擇與管理，以及國際研發聯盟的主要類型及適用范圍。并在評述主流理論的基礎上，提出適用于中國企業的基于位置與目標的國際研發聯盟模型。第二，選擇三家中國創新型企業（濰柴動力、海爾集團和華為技術）為代表性案例，以基于位置與目標的國際研發聯盟模型為分析框架，描述并討論了基于不同位置的企業如何采取不同的國際研發聯盟形式來服務于企業的戰略目標。第三，在理論梳理與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歸納并總結出中國創新型企業國際研發聯盟的成功要點。
一、概念與分析：以先行者跨國公司為鑒
國際研發聯盟是戰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的一種類型，因此，概念梳理工作必須從戰略聯盟開始。20世紀80年代，美國DEC公司總裁簡·霍蘭德和管理學家羅杰·奈格爾最早提出戰略聯盟一詞，引起了實業界和企業界的關注和重視。
關于戰略聯盟的定義頗多，我們僅介紹有代表性的三個定義：（1）蒂斯（Teece）認為，戰略聯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為了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等戰略目標，而進行的以承諾和信任為特征的合作活動。（2）庫爾盼（Culpan）把戰略聯盟定義為，跨國公司之間為追求共同的戰略目標而簽訂的多種合作安排協議。（3）邁克爾·波特（M.E.Porter）認為，聯盟是指企業之間進行的長期合作，它超過了正常的市場交易但又未達到合并的程度。由此，我們看到戰略聯盟應包括以下幾個要素：
（1）主體——誰參加聯盟？企業是主體，有時還包括大學、研究機構及政府部門。不同國家的企業作為成員的聯盟稱為國際或跨國戰略聯盟。
（2）目的——為了獲得或實現什么？這是聯盟成員對聯盟的期望，一般目的有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和風險共擔。
（3）內容——開展什么樣的活動？生產、研發還是營銷？研發聯盟就是指以技術與產品研發為主要內容的戰略聯盟。
（4）方式——如何開展這些活動？股權式還是非股權式？包括具體的規則、程序、方式和方法以及相應的支持體系。
（5）特征——與其它企業間關系相比較而言的特點和性質。例如，承諾和信任；超過了正常的市場交易但又未達到合并的程度。
（6）效果——實際回報與目的之間的評估結果。
研究戰略聯盟的論著也很多，其中日本邁克爾·Y·吉野與印度U.斯里尼瓦薩·朗甘合著的《戰略聯盟：企業通向全球化的捷徑》較為全面和深入。該書認為，戰略聯盟聯系著兩個或多個企業商業往來的各個具體層面。實質上是一種契約性的貿易合作關系。它通過促進各方互利的技術、技能貿易以及基于這些技術和技能生產出的產品的貿易，提高參與聯盟的各公司競爭戰略的有效性。戰略聯盟必須同時具備下面三個必要且充分的條件：（1）共同追求一系達成一致的戰略目標，聯盟方保持相互獨立；（2）共同分享聯盟帶來的利益，并共同控制各方所承擔的任務的績效；（3）各聯盟方在一個或多個關鍵戰略領域（如技術、產品等）連續不斷地進行投入。
在以上概念梳理基礎上，我們接下來專門討論國際研發戰略聯盟的若干理論問題。
（一）定義、目的與動因
國際研發聯盟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國家的企業之間建立的、以技術與產品研發為主要內容的戰略聯盟。它是戰略聯盟的一種類型，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國際性，即參與聯盟的企業屬于不同的國家，而不是在某個國家范圍內。本章研究對象是中國創新型企業及其組建的戰略聯盟，且聯盟合作伙伴是外國企業（主要是發達國家的企業）；二是內容特定，即技術與產品的研發活動，而不是價值鏈中的其它活動。當然，與研發活動密切相關的其它價值鏈活動，我們也適當關注，其目的只在于更加充分地闡述研發活動。
一家企業參與某個戰略聯盟的目的（戰略目標）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1）提升企業自身的價值；（2）向對手學習，提升企業的戰略競爭力；（3）保持戰略靈活性；（4）保護核心競爭力。
更為具體的表述，還可歸納為以下若干方面：（1）降低風險；（2）規模經濟；（3）雙向技術流動；（4）控制/降低競爭；（5）規避人為設置的交易障礙；（6）可以真正實現在東道國的國際擴張。
具體到研發聯盟，企業參與其中的主要動因有：（1）節約企業研發總費用；（2）迅速攫取經營機會和戰略優勢；（3）實現資源互補，塑造企業核心技術能力。
跨國技術與研發戰略聯盟的直接構建動機主要是基于跨國自身發展的四個需要：（1）通過技術交流與合作獲取技術資源，彌補“戰略缺口”；（2）建立新標準與獲得標準優勢；（3）分擔成本和風險；（4）研發本地化及跨越國別障礙。
我們認為，以上關于研發聯盟的目的與動因的研究結論過于一般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未區分聯盟中的不同主體。實踐中，不同的參與主體有著各自不同的目的與動因，當這些目的與動因之間存在互補性進而形成一個整體時，研發聯盟才有可能組建成功。如果不同的參與主體有著完全相同或相近的目的與動因，它們之間將形成沖突關系，研發聯盟也就無從組建成功。同時兼任通用電器、杜邦和花旗公司咨詢顧問的塞斯·查倫（S.R.Charan）就說過：“建立戰略聯盟是為了進入一個新市場，或獲得一種專門技術，或擊敗市場上的對手。如果聯盟達不到上述目標，就不要建立。”
（2）未區分聯盟的不同形式。研發聯盟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形式，即項目合作研發、研發合資企業、專利互換與交叉許可，這三種形式的目的與動因就有所不同，例如，哈默和普拉哈拉德（Hamel&Prahalad）研究發現，合作伙伴間相互學習對方的知識是企業進行合作研發的重要目的與動機。而研發合資企業擁有獨立法人地位，因而擁有自身獨立的目的與動機，這與作為該企業股東的聯盟成員本身的目的與動機有所不同。
（3）未區分“目的與動因”與“功能與作用”。這兩者之間存在較大的差別，前者是企業組建聯盟的主觀追求和原因，后者是聯盟客觀上產生的功效。參與國際研發聯盟的主要功能與作用有：①聚集更多的技術創新資源，分擔技術開發費用與潛在風險。②加速技術創新與創新成果的商業化應用過程，有效地參與全球技術競爭。③相互交流在不同領域、不同產品生產及不同行業的技術知識，取長補短。④借助聯合的力量協調和建立新產品或生產工藝的世界統一技術標準。⑤可為隱性技術知識的轉讓或傳遞提供一種有效的機制，通過不同組織之間的密切聯系與人員之間面對面的溝通，就可以形成適當的開發體系、程序與詞匯，從而鼓勵有效的技術知識轉讓。
為避免上述“一般化”現象，我們采取了案例研究方法，以某個特定的中國創新型企業為研究對象，專門分析該企業組建的某個國際研發聯盟，進而探討其主觀上的“目的與動因”與客觀上的“功能與作用”，最終歸納出成功的主要因素，供中國企業參考。
（二）聯盟伙伴的選擇
聯盟伙伴的選擇是戰略聯盟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如何選擇聯盟伙伴，國外學者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米切爾·羅伯特的“三不要”原則：一是不要為了僅僅彌補自身的基礎不足而結盟，否則會從一開始就陷入被動的依賴關系中；二是不要與試圖通過聯盟彌補自身弱點的企業結盟，聯盟的基礎是各方都應有特定優勢；三是不要與只為獲得本企業獨有技術的企業結盟，這樣的企業會對本企業的生存造成重大威脅。這三個原則強調了聯盟各成員優勢相長、良性互動的內在要求，它們來源于先行者跨國公司的實踐，并不適用于非對稱型戰略聯盟（即優勢差別較大的企業之間的戰略聯盟）。
羅仁基和羅斯的“3C”原則：兼容性（Compatibilily）、能力（Capabilify）和承諾（Commitment）。兼容性是指聯盟伙伴在經營戰略與方式、合作思路以及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一致性。能力是指聯盟伙伴必須具備一定的能力，使其能彌補本企業的薄弱環節，即資源的互補性。承諾是指聯盟伙伴有責任感，能相互承擔一定的責任和義務，以彌補聯盟伙伴在內部資源和經營目標上的差距。兼容性強調了一致性，能力強調了客觀上的互補性，承諾強調了主觀上的互補性，因此，“3C”原則適用于非對稱型戰略聯盟。
戴維·福克納（David FauIkner）認為，正確合作伙伴的選擇需要考慮兩個基于因素：一是戰略協同，二是文化兼容。由此，福克納提出了一個二維模型（即聯盟伙伴戰略與文化的組合矩陣）。矩陣由4個象限組成，象限1是戰略與文化兩方面都存在嚴重沖突的情形，聯盟很難成功；象限2是戰略協同但文化不兼容，如對文化因素進行調整，減少沖突，則有可能保護聯盟的穩定性；象限3是戰略協同且文化兼容，聯盟成功率最大；象限4文化兼容但戰略不協同，容易導致聯盟解體。這個模型對非對稱型戰略聯盟的有效性還有待考察。
在我們收集到的戰略聯盟文獻中，很少看到針對國際研發聯盟伙伴選擇的實證研究。國際研發聯盟作為戰略聯盟的一個類型，其伙伴選擇既要考慮以上的一般性原則，同時還要熟練應用以下技巧：
1、選擇具有長遠眼光的合作伙伴；
2、從現有的合作伙伴中尋找聯盟伙伴；
3、關注伙伴的戰略意圖與合作經驗；
4、關注伙伴的業績；
5、靈活變通地協作。
我們認為，伙伴選擇的確是國際研發聯盟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主流理論主要關注先行者跨國公司之間的聯盟伙伴選擇原則，而先行者與后發者跨國公司之間的聯盟伙伴選擇及管理很少受到關注和研究。我們的研究試圖在這個方面做些初步的探討。
（三）主要類型與形式
我們還是先看一下戰略聯盟的主要類型。外國學者根據不同的標準對戰略聯盟進行了不同的分類，詳見下表。
從聯盟成員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與沖突潛能兩個維度，戰略聯盟可分為四種類型：
各類戰略聯盟的主要特征如下：
1、親競爭性聯盟：跨行業的垂直價值鏈關系，如制造商與供應商或分銷商之間的聯盟。
2、非競爭性聯盟：同一行業內不存在任何競爭關系的公司之間的聯盟。
3、競爭性聯盟：在合作活動上與非競爭性聯盟非常相似，合作方很容易在最終產品市場上成為競爭對手。
4、預競爭性聯盟：主要是把不同行業的公司聯系到一起共同從事明確的活動，比如共同進行新技術的研發。
戰略聯盟還具有兩類不同的形式：一是非傳統合同關系，包括聯合研發、聯合產品開發、長期外購協議、聯合生產制造、聯合市場營銷、共享分銷與服務、標準設置或合作研究；二是股權安排關系，包括創建新的實體和沒有形成新的實體。
由此可以看到，國際研發聯盟作為戰略聯盟的一種類型，它具有以下多方面的特征：是橫向聯盟而不是縱向聯盟；是水平聯盟而不是垂直聯盟；可以是集中型或復雜型，合資型或合作型，也可以是雙伙伴型或財團型；可以是合資型或許可型但不是營銷型；是國際聯盟而不是國內聯盟；可以是互補型或互惠型；可以是聯合研制型或資源補缺型但不是市場營銷型；可以是股權式或非股權式；可以是競爭性或預競爭性聯盟，但不是親競爭性和非競爭性。
在企業實踐中，國際研發聯盟主要有三種形式：合作研發、研發合資企業和專利互換與交叉許可。合作研發針對特定的技術領域，通過與該領域領先企業合作，提升本企業在此領域的技術水平，雙方投入資源但不組成法律實體。研發合資企業是一種建立在股權合資基礎上的，以特定市場領域、產品為導向的聯盟方式。專利互換和交叉許可是研發聯盟的高級表現形式，只有當企業地位受到同業認可且在專業領域獲得大量專利積累的情況下，才能夠加入某個專利聯盟。
（四）基于位置與目標的國際研發聯盟模型
從以上戰略聯盟及國際研發聯盟的文獻梳理中，無論是概念定義、目的與動機，還是聯盟伙伴的選擇，以及主要類型與形式，我們都發現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忽視了聯盟主體所處的技術位置即起點，沒有區分處在不同技術位置上的聯盟主體所采取的不同聯盟類型和形式；二是忽視了聯盟主體所追求的市場范圍即目標，僅關注到聯盟本身的目標，沒有把聯盟目標與目標市場聯系起來上。實際上，聯盟主體所處的技術位置決定了它的伙伴選擇及聯盟的形式，而聯盟主體所追求的市場范圍為聯盟效果的評估提供了重要的“座標”。因此，從實踐角度來看，尤其對作為后發者跨國公司的中國企業而言，技術起點與市場目標這個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只有認清了起點與目標，企業所采取的行動才是有效的。
對某個特定的企業而言，當它考慮采取國際研發聯盟這種成長方式時，它第一個應該思考的問題是：在全球同行業企業中，本企業的技術實力處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上？這個位置大致上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后發者，與全球同行企業相比，本企業的技術實力處在較為落后的位置上；二是追趕者，與全球同行企業相比，本企業擁有一定的技術實力，既不處在較為落后的位置上，也不處在行業領先的位置上；三是領先者，本企業的技術實力在全球范圍內處在領先位置，屬于第一陣營。
同時，它還要思考第二個問題：我們組建的國際研發聯盟主要服務于哪部分目標市場？目標市場的劃分應根據企業具體情況而定，但大致上分為三個層次：本國市場、多國市場和全球市場，或者劃分為三個板塊：本國市場、發展中國家市場和發達國家市場。
結合技術位置與目標市場兩個維度，我們可構造出一個國際研發聯盟的模型，見下圖：
從邏輯上講，圖中的九個方格表示該企業可采取的國際研發聯盟的具體行動，每個方格中的行動取決于該企業所處的技術位置和追求的目標市場。但在實踐中，有些方格中的行動并不存在，如“后發者/全球市場”方格。
在下文，我們以此模型為分析框架，選擇了三家處于不同技術位置的中國創新型企業，來分析它們是如何組建國際研發聯盟的，以及這些聯盟取得了怎樣的市場效果。
二、案例與評論：中國創新型企業的國際研發聯盟
我們選擇的三家中國創新型企業分別是濰柴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濰柴”）、海爾集團（簡稱“海爾”）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簡稱“華為”）。為什么選擇這三家企業？主要原因在于它們在全球同行企業中的位置不同，正好分別處在后發者、追趕者和領先者的位置上，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
（一）濰柴：服務于本土市場的后發者
2003年，濰柴與奧地利李斯特內燃機及測試設備公司（簡稱“AVL公司”）建立合作研發關系。在此之前，濰柴通過引進技術并改進，符合歐Ⅰ、歐Ⅱ標準的柴油機發動機產品在國內市場一直處于領先地位，但與國際先進的歐Ⅲ、歐Ⅳ標準的產品相比處在落后的位置。在此之后，濰柴通過與世界頂級企業的合作研發形式，成功地開發出歐Ⅲ、歐Ⅳ標準的產品，繼續保持了國內市場的領先地位。不僅如此，濰柴還在研發聯盟的基礎上，聯合零部件供應商和整車制造商組建了價值鏈聯盟，進一步鞏固了自身在國內市場的領先地位。
建立研發聯盟的背景與動因
1984年，濰柴引進了當時世界先進的奧地利斯太爾WD615發動機，并于1989年實現量產。20世紀90年代，濰柴的斯太爾10升、12升系列發動機產品在重卡、工程機械、船舶、發電、客車的動力領域，國內市場銷量領先。
此后，濰柴對斯太爾發動機進行了百余項國產化改進和技術改造。基于引進的斯太爾發動機技術，2001年，濰柴成功開發并推出了達到歐I標準的WD615及WD618系列柴油發動機，比國家規定的實施歐I標準的時間點提前了兩年。2002年，濰柴再次改良WD615系列柴油發動機后，達到歐Ⅱ標準，這次又比國標提前了兩年。通過提前進行技術革新，濰柴產品繼續保持著行業領先地位。
但是，與全球同行企業相比，濰柴的技術與產品處在于后發者的位置上，其技術實力落后于世界先進企業。當濰柴基于引進技術開發出歐Ⅰ、歐Ⅱ標準發動機產品時，世界先進企業已經在從事歐Ⅲ、歐Ⅳ標準發動機產品的研發并推向市場。與歐Ⅰ、歐Ⅱ標準相比，歐Ⅲ、歐Ⅳ標準發動機的研發，技術要求更高，難度更大。濰柴起初嘗試仿效當年引進斯太爾發動機的模式，與沃爾沃、MAN等幾大外國發動機廠商接觸，準備引進這些廠商的歐Ⅲ發動機技術。這幾家廠商雖同意向濰柴轉讓歐Ⅲ發動機產品，但輸出的產品卻都是在歐美市場即將淘汰的產品。濰柴期望在引進新產品的基礎上，研發下一代的發動機產品，因而需要的是有升級潛能的新型歐Ⅲ產品。怎么辦？
濰柴決定，放棄通過引進技術獲得新產品的老路子，選擇一條自主研發的道路。相比引進外國的成熟技術與產品，自主研發是一條更為艱難的道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存在極大的不可測風險。這對當時的濰柴來說，由于尚不具備獨立從事研發的能力，因而無法完成這項任務。
在自主研發思想指導下，濰柴走出了一條特殊的自主研發之路——通過與世界級的同行聯盟，以研發戰略聯盟的形式，完成新產品的自主研發。
與奧地利AVL公司建立合作研發聯盟
AVL公司由奧地利機械工程專家漢斯李斯特教授于1948年創立，總部位于奧地利格拉茨。AVL公司創始人李斯特教授在創立AVL公司前便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早在1926年，李斯特教授就來過中國。他在中國生活了6年，并在上海同濟大學執教。改革開放后，當絕大部分外國企業仍對紅色中國持有懷疑態度的時候，AVL公司已經主動來到中國，成為為數不多的、首批進入中國的外國企業之一。AVL公司與中國企業、高校積極展開技術合作，為中國培養了一流的科技人材、支持中國發動機事業的獨立發展。因此，中國的發動機行業一直把AVL公司親切地稱為“李斯特研究所”，言意之中即認為AVL公司是一個發動機研發、人才培訓的理想基地。
當決定以研發聯盟形式來完成歐Ⅲ、歐Ⅳ標準發動機產品的研發任務時，濰柴選擇了全球發動機技術處于領先地位的歐洲。作為世界三大內燃機研發中心之一的AVL公司，代表世界的最先進水平，是一家為業界提供最新發動機技術的專業公司。此前，AVL公司已為沃爾沃、MAN、卡特彼勒、康明斯等公司開發了歐Ⅲ標準發動機產品。
對濰柴來說，AVL公司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2003年，濰柴以聯合研發歐Ⅲ發動機為目標，投資1億多人民幣在奧地利格拉茨聯合建立“濰柴-AVL歐洲研發中心”（簡稱“歐洲研發中心”，非獨立法人地位。）正式宣告濰柴與AVL長期戰略合作關系的開始。濰柴因此成為中國柴油機發動機行業首個進入世界技術前沿的企業。
濰柴與AVL公司共建的研發中心并非簡單的“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在資本投入上，濰柴在歐洲研發中心先后投入了4億人民幣，作為歐Ⅲ產品研發的經費；AVL公司則提供最前沿的技術支持、最先進的產品開發平臺和規范、成熟的國際化設計標準。在人員結構上，AVL公司擁有的數以千計的專家，對聯盟伙伴濰柴全部開放，成為歐洲研發中心強大的技術后盾。同時，濰柴也有20多名工程師常駐中心，且每年都會選派新的技術人員去學習與交流。
濰柴首先對產品提出明確的開發目標，中歐雙方技術人員通過討論、研究，共同參與設計開發。例如，在產品功率確定上，濰柴先提出將發動機功率設計為最大480馬力，AVL公司則從技術角度提出，可將最大功率設計為520馬力。濰柴并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而是根據市場需求調研結果說服了AVL公司。中國（使用柴油發動機的）重卡的使用趨勢是，10升、12升的發動機最大功率480馬力已經足夠。若將馬力提升至520馬力，則對產品的材料和工藝要求都將有很大提高，且市場上也沒有很大的需求。最終，歐洲研發中心推出的新產品，是最符合市場需求的最大功率480馬力發動機。
幾年來，濰柴選派了超過200多名技術人員赴歐洲研發中心參與產品研發，他們有機會參與開發、設計的各個過程，在產品研發過程中熟悉了AVL公司國際化的開發流程和理念，并且充分參與技術攻關，共同完成新產品的研發。
濰柴吸取了以往中國企業在新產品開發中遇到的產品設計受制于現有設備和產能的教訓，在新產品開發的進程中，建設新的生產基地。2004年8月，濰柴啟動了工業園建設項目。該工業園占地1，466畝，新建廠房40萬平方米，基地根據新產品設計來規劃生產設施和布局，專供新產品的生產，年產能力達到25萬臺。
2005年，歐洲研發中心開發的藍擎WP10系列發動機問世。該發動機排量為10升，是一款符合歐Ⅲ標準、并具有歐Ⅳ潛力的節能環保柴油機發動機，填補了中國大功率發動機領域的一項空白。
2006年，歐洲研發中心研發的第一臺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12升、功率達到480馬力的WDl2發動機問世。這款具有低油耗、大排量、低排放、大扭矩四大顯著特性的發動機，是濰柴專為中國重型商用汽車市場的新一率升級換代而設計的。
對濰柴來說，通過與AVL公司建立的研發聯盟，企業所獲得的并不僅僅是一個領先國內市場的新產品，還培養出的一支國際化的研發團隊，使企業自有研發能力實現了飛躍式的進步。濰柴研發人員學到了世界先進公司發動機設計的精髓——國際化思維方式和規范化的產品開發過程。如今，濰柴在加工工藝、鑄造等方面的近20名設計骨干，均在歐洲研發中心工作過。通過研發戰略聯盟，濰柴把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國外先進技術資源和平臺，培育了自主創新人才。2008年，濰柴研發團隊在10升、12升藍擎發動機的基礎上，獨立自主地成功開發了6升級歐Ⅲ標準的發動機。
從研發聯盟到價值鏈聯盟
聯合研發“藍擎”發動機，是歐洲研發中心成立之初制定的目標。成功完成研發任務后，歐洲研發中心并沒有因此而解體，不僅繼續以研發聯盟形式存在，而且同時加入價值鏈戰略聯盟中。
2006年4月28日，來自三個國家的四家企業（福田汽車、濰柴動力、博世公司、AVL公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了戰略聯盟協議。根據協議，濰柴動力和福田汽車將共同開發專為福田重卡配套的新型柴油發動機產品，并將使用由雙方共同注冊、共同擁有的“濰柴歐V動力”品牌。AVL公司和博世公司的加盟，將為“濰柴歐V動力”在各方面提供必要的技術及資源支持。“三國四方”合作劍指歐V發動機，是“藍擎”發動機的下一代柴油發動機產品，也是歐洲研發中心承接的新研發任務。在濰柴與AVL公司建立的研發聯盟基礎上，聯合上游零部件供應商（博世公司）和下游整車制造商（福田汽車）的價值鏈聯盟開始建立起來。
2006年7月，福田汽車的歐系頂級重卡歐曼ETX隆重上市。與此同時，該車型搭載的中國國內第一款針對整車量身打造的專用發動機“濰柴歐V動力”也隨之問世。該發動機具有排量大，扭矩大的特點，使得重卡的傳動效率大幅提高，油耗大幅下降。而這款發動機的問世，標志著濰柴又一次通過研發戰略聯盟取得了好的市場業績。
（二）海爾：服務于全球市場的追趕者
2006年，海爾與日本三洋電機（以下簡稱“三洋”）在日本大阪建立研發合資企業，這是國際研發聯盟的一種形式。在此之前的2002年，海爾與三洋建立了以營銷、生產、零部件供應為主要內容的非研發戰略聯盟；在此之后的2007年和2011年，海爾逐步收購了日本三洋。研發合資企業這種國際研發聯盟形式，在海爾與三洋合作歷史上，發揮了重要的“承上啟下”的作用。
2002年海爾與三洋建立非研發戰略聯盟
海爾從1998年開始進入國際化經營階段。到2000年，海爾電冰箱、空調等在中國市場上的份額排名第一。同時，海爾也基本站穩歐洲與北美市場。海爾在歐美31個國家擁有當地法人，生產和銷售本公司產品，在美國小型電冰箱市場的份額已經超過了30%。
但是，在國際市場頗有斬獲的海爾，卻遲遲不能進入到日本市場。日本是世界家電強國，對產品要求異常苛刻，同時又由于文化等原因，非日本家電產品往往很難被日本消費者接受。因而海爾的國際化經營戰略，在日本并沒有取得成效。
2001年9月，三洋董事長井植敏第一次訪問海爾。1個多月后，海爾首席執行官張瑞敏訪問三洋。
2002年1月，海爾與三洋在大阪共同宣布：兩家企業結成戰略伙伴關系。合作內容主要包括：第一，三洋利用海爾的銷售網絡，在中國銷售三洋品牌的產品；第二，在日本大阪，海爾與三洋合資成立“三洋海爾股份有限公司”，將幫助海爾品牌的冰箱和洗衣機等家電產品進入日本市場；第三，推進雙方在生產基地方面的相互合作；第四，擴大三洋零部件向海爾的供應及技術協作，在技術和人員交流上進行合作。
海爾總裁楊綿綿表示，海爾與三洋之間的全面競合是基于市場互換、資源互換、發展雙贏的新型合作關系。海爾與三洋合作，將共同為全球用戶創造其他競爭對手所創造不了的價值，更加快速地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
此項合作內容涉及到營銷、生產和零部件供應，但沒有涉足到研發活動，主要是一個營銷聯盟，而不是國際研發聯盟。我們之所以介紹這個情況，是因為海爾與三洋的研發聯盟正是建立在這個非研發聯盟基礎上的。
2006年海爾與三洋建立研發合資企業
2006年10月27日，海爾與三洋共同在日本成立合資企業——海爾三洋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海爾三洋”）。海爾和三洋分別占合資企業的60%、40%股份。海爾以現金入股，三洋以電冰箱事業研發業務投入。海爾三洋致力于面向全球市場的冰箱新產品研發，知識產權歸合資企業所有。這是一家以產品研發為主要經營活動的合資企業，是國際研發聯盟的一種形式。
這個時候的海爾電冰箱產品在中國市場已多年占據第一的位置，在全球市場于2005年產銷量達到第一。在大型電冰箱領域，海爾雖然擁有一定的技術實力，但還是遜色于西門子等世界名牌，處于追趕者的位置。
2006年底，海爾推出的第一代六門冰箱新產品，正是來源于海爾三洋。之后的第二代六門冰箱上市后，收到了消費者的極大歡迎。上市當年在同類型號中的市場份額一度超過90%。
2010年9月3日，在德國柏林舉辦的柏林國際消費電子展（IFA）上，海爾推出了多款最新的六門冰箱（第三代）。據權威調查機構GFK統計，2009年在德國多門冰箱領域，海爾以75.9%的份額位居第一。由海爾三洋研發的六門冰箱正引領海爾品牌走向全球市場的第一陣營。
海爾分三步收購日本三洋
2006年海爾三洋的建立是收購的第一步。由于海爾掌握合資企業的控制權，三洋的電冰箱事業開發業務與團隊整體進入合資企業，這種合資實際上是海爾收購了三洋的電冰箱研發業務。海爾三洋致力于面向全球市場從事冰箱新產品研發，同時，三洋在日本的冰箱制造業務轉到海爾在中國的生產基地，借助海爾在成本、質量、效率方面的制造競爭力，解決三洋制造成本高的難題。在收購的同時，雙方又進一步在產品制造上加強了合作。
收購第二步發生在2007年的泰國，海爾收購三洋在泰國的電冰箱生產工廠。在以上合資企業成立達成意向的同時，雙方就海爾收購三洋的泰國電冰箱工廠達成協議。之后，海爾為保障收購交易成功，聘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此次并購做財務交易咨詢與調查，歷時一年。
2007年6月，雙方正式完成交易，海爾成為三洋泰國工廠的大股東，三洋泰國工廠易名為“海爾電器（泰國）有限公司”，這是三洋全球最大的電冰箱工廠，每年的冰箱產量在100萬臺左右。三洋以原設備制造商身份委托海爾泰國公司生產三洋品牌冰箱，供應日本和海外市場。同時，海爾以該公司為橋頭堡，大舉進軍東南亞市場。
第三步發生在2011年的日本，海爾從松下電器手中收購三洋在日本、東南亞的白色家電業務。松下電器于2009年12月底，以46億美元的優先股轉換，獲得三洋50.27%的股權，三洋成為松下電器的控股子公司。
2011年7月28日，海爾集團和松下電器就海爾集團或其控股附屬企業意向收購三洋在日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的洗衣機、冰箱和其它家用電器業務簽署了備忘錄。
2011年10月18日，雙方于青島簽署收購協議，海爾出資100億日元（約合1.28億美元）正式收購三洋的上述家用電器業務。交易的主要標的包括：（1）三洋所持有的研發、生產及銷售家用和商用洗衣機的“三洋AQUA株式會社”以及生產洗衣機的“Konan Denki株式會社”的股份；（2）三洋所持有的設計與開發家用電冰箱的“海爾三洋電器株式會社”，以及生產家用電冰箱的“海爾電器（泰國）有限公司”的股份；（3）在東南亞生產及/或銷售家用電冰箱和洗衣機等家電業務的“三洋HAAsean有限公司（越南）”、“三洋印度尼西亞有限公司”、“三洋印度尼西亞銷售有限公司”、“三洋菲律賓公司”以及“三洋銷售及售后服務有限公司（馬來西亞）”；（4）海爾可以在一定期限內在越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銷售“SANYO”品牌的冰箱、洗衣機、電視、空調等家用電器產品；（5）上述家用電冰箱、家用和商用洗衣機的相關專利、設計和注冊商標轉讓。
從非研發聯盟，到研發合資企業，再到“漸進”收購，我們看到了研發合資企業的“承上啟下”作用：非研發聯盟是研發合資企業成功經營的基礎條件；研發合資企業的新產品帶來了良好的市場效果；在研發能力提升的基礎上，海爾才有能力整合收購而來的三洋電冰箱及其它家用電器的制造和營銷業務。
（三）華為：服務于全球市場的領線者
1997年，華為正式啟動國際研發聯盟。首先，通過與世界一流企業成立聯合實驗室，獲得某個領域的某項新技術；2003年開始，與世界一流企業組建研發合資企業，共同開發新技術和新產品；2009年，以自身的技術積累進入“強者俱樂部”，與巨頭們簽訂專利互換和交叉許可協議，鞏固領先者的地位，成為全球通信設備制造商第一陣營的成員。
在技術落后的位置上采取聯合實驗室獲取新技術，在擁有一定技術優勢的基礎上組建研發合資企業，在技術領先的同時開展專利互換與交叉許可，華為向我們展現了一個漸進的國際研發聯盟的“完美”案例。
聯合實驗室：技術落后位置的合作研發
1997年，華為推出無線GSM解決方案。盡管華為已在中國本土市場嶄露頭角，但是華為當時的研發能力較之摩托羅拉、愛立信、西門子等國際巨頭落后了近20年。為獲得新技術，縮小華為與國際巨頭的技術差距，華為每年將銷售收入10%以上投入研發。同時，華為研發系統決定采取“拿來主義”，學習美國公司的聯合策略，在其他公司的技術成果上加快產品的推出速度。
自1997年起，華為分別與TI、摩托羅拉、IBM、英特爾、AgereSystems、SUN、Altera、高通、Infineon和微軟成立了聯合研發實驗室。截止2005年6月，華為與這些跨國公司共建了10個聯合實驗室。這些實驗室為華為引進西方巨頭的技術提供了保證，使得華為的產品能夠同步應用世界最新最先進的研究成果，促進了華為技術的整體進步。
德州儀器聯合實驗室提升數字信號處理技術
1997年，華為一德州儀器聯合實驗室成立，主要從事通信產品的數字信號處理的硬件和軟件開發。德州儀器向聯合實驗室提供最新的半導體技術和應用，同時派出強大的技術與市場隊伍，與華為的工程師一起從事技術研發，為客戶提供及時有效的技術支持。通過這家聯合實驗室，華為公司開發工程師對數字信號處理芯片的開發應用能力大大提高，快速催生了華為在多媒體領域里的新技術應用。
2002年，華為與德州儀器的第二家數字信號處理聯合實驗室在北京成立，雙方在以太網交換器，VOIP網關，新型無線通信系統等合作項目取得了成功。在此過程中，德州儀器為華為培養了許多數字信號處理方面的研發人員，進一步提升華為的技術研發能力。
英特爾聯合開發中心提升芯片技術
2000年4月，華為與英特爾簽訂了合作備忘錄。內容涉及開發、合作和技術資源共享三大領域，旨在促進中國開發基于英特爾lX架構的通信解決方案。同時，雙方在深圳建立一個聯合開發中心，以全力支持IX架構的重要設計方案。
在英特爾IX架構下，華為的芯片開發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并迎來了產品的升級加速。華為產品也基本告別落后技術，并日趨趕超同行。此后的幾年，華為升級的產品不僅在中國市場擁有明顯的競爭優勢，而且逐步進軍海外市場。2001年華為海外銷售超過3億美元，2004年海外銷售額迅速增長到22.8億美元。
SUN聯合實驗室提升通信網絡應用技術
2000年底，華為與美國SUN公司共同宣布，在深圳建立華為一SUN聯合實驗室。聯合實驗室由華為公司提供實驗室場所和辦公環境，SUN公司提供服務器、工作站及相關硬件設備、操作系統，應用軟件、開發仿真工具、編譯器等軟件。該聯合實驗室依托SUN公司在系統解決方案和網絡軟硬件平臺方面的優勢，和華為公司在通信產品設計方面的領先開發能力，針對通信網絡應用中出現的需求和問題，進行專題項目研究。
華為公司和SUN公司通過該聯合實驗室，承擔業務支撐平臺、負載均衡式高可用性集群技術、分布式數據庫、JAVA在電信領域的應用研究等項目。
摩托羅拉聯合實驗室共同研發3G技術
2002年，華為與摩托羅拉正式開始移動通信方面的合作。在無線通信領域摩托羅拉強勁的基站系統和薄弱的交換系統正好與華為形成互補，促成了雙方聯合開發（WCDMA）3G產品。在華為與摩托羅拉的聯合研發中，摩托羅拉根據自身的研發路標，以及整個3G戰略構想，對華為提供了具體要求，以OEM方式購買華為的產品和技術（GSM、GPRS、WCDMA等），以補充產品線和降低研發成本。華為則通過OEM出口更多的產品，分攤了3G研發的巨大投入，通過研發互動提升了自已的技術能力和水平。
2006年，華為與摩托羅拉展開進一步的合作，在上海組建聯合主攻3GUMTS（WCDMA）產品解決方案和高速分組接入方案（HSPA）的研發中心。雙方將共享研發中心的E C O N O M I C A F F A l R S產品，中心集合雙方在UMTS領域的技術優勢，能使摩托羅拉和華為更好地滿足移動運營商現在及未來的需求，使雙方擁有把握市場先機的優勢。研發成果將為運營商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成功地部署高質量、高性價比的UMTS和HSPA解決方案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增強其市場競爭力。
研發合資企業：擁有一定優勢后的技術追趕
憑借研發成本優勢和連續大規模研發投入，以及與跨國巨頭的研發合作，在某些技術領域，華為的技術水平與跨國巨頭日益縮小，并擁有一定的優勢。2001年起，華為開始組建研發合資企業，分別與NEC、松下、賽門鐵克、摩托羅拉、西門子等跨國公司，組建了多家研發合資企業。這類合資企業以新技術和新產品研發為主要經營活動，其成果由雙方共享，使華為的技術積累達到了與跨國巨頭不相上下的程度。
與NEC、松下合資的宇夢通信
2002年6月，華為與NEC、松下宣布成立上海宇夢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冊資本800萬美元，出資比率為NEC 47%，松下通信47%，華為6%。合資公司主要從事第三代移動通信（3G）終端的研發，并將作為NEC與松下合作開發3G終端技術的基地，向全球客戶提供NEC和松下的3G技術。公司業務不僅限于中國，而且還面向全球。
與NEC和松下的合作，推動了華為WCDMA技術的發展。2003年底，華為獨家承建的阿聯酋電信WCDMA 3G網絡正式投入商用，這是中東地區及阿拉伯國家中第一個推出WCDMA3G商用服務的運營商，也是華為在3G領域的第一個正式投入商用的WCDMA3G網絡。此后，華為在香港、毛里求斯、馬來西亞的WCDMA 3G網絡陸續投入商用。此間，華為還獲得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等非洲國家的WCDMA3G訂單。
2004年，華為與荷蘭移動運營商Telfort簽訂承建荷蘭全國WCDMA網絡的協議，這也是華為首次在GSM、WCDMA發源地承建的3G網絡，標志著華為已全面掌握WCDMA核心技術，在WCDMA技術地位上已并向愛立信等國際電信巨頭看齊。
與3COM合資的華三公司
2003年，華為遭遇思科知識產權訴訟案不久，與美國3COM公司宣布組建合資研發公司。創立于1979年的3COM是一家企業聯網解決方案供應商，主要產品包括網絡交換機、路由器、無線接取器、lP語音器和入侵預防系統。當時，3COM在該領域與華為的規模與實力接近，并同樣面臨思科的競爭壓力，經營較困難。因而雙方的合作也是一拍即合。
華為將所有企業級的數據通信業務（包括技術、營銷團隊以及知識產權）注入合資公司并占51%的股份，3COM則投入1.6億美金加上中國和日本的業務占有49%的股份，并負責發達國家市場開拓。合資公司生產企業數據網絡設備（轉換器和路由器等，面向企業市場的以太網交換機及基于互聯網協議的路由器），以及視訊、語音網關等設備，提供端到端的語音、數據、視訊三網合一解決方案。
華為3COM針對中國市場的同時，也是華為技術出口的一個重要平臺。借助3COM在北美和亞太的影響，華為將其技術和產品通過華為3COM這個平臺推向海外市場，尤其是華為最大競爭對手思科強勢占領的北美市場。2005年該公司銷售額近100億元人民幣，全球市場僅次于思科。
與西門子合資的鼎橋通信
2003年，華為和西門子共同出資1億美元成立合資研發企業——鼎橋通信技術有限公司，雙方分別持股51%和49%。主要生產和銷售TD-SCDMA無線網設備，主要針對中國市場。
在3G研發上，華為最初投入的是WCDMA標準研發，也一直是WCDMA 3G標準的擁護者。當時的華為已全面掌握WCDMA核心技術，成為全球少數幾個能夠提供全套商用系統的廠商之一。1998年華為全力投入WCDMA 3G研發后，失去了小靈通、CMDA在中國發展的最佳時機，在中國市場被中興通信趕超。盡管此后華為在海外市場披荊斬棘，但在本國市場的發展勢頭卻有所遜色。為了不再重蹈在中國市場“丟失小靈通的覆轍”，也出于對本國市場的重視，華為全力投入、三種國際標準（WCDMA、CDMA2000、TD-SCDMA）同步開發。
TD標準盡管在海外的應用前景不如WCDMA，但在中國電信市場有很大的潛力，且華為在國內的最大競爭對手中興通信，在TD標準上有較大的投入。為避免再犯一次同樣的錯誤，TD無疑是華為需要“惡補”的一塊。因此，早在1998年就開始了TD技術研發的西門子成為華為的最佳合作伙伴。截至當時，西門子累計在TD研發的投入已投資1.7億美元，擁有一系列TD核心知識產權。
合資企業中，西門子投入了TD全球業務相關的技術、產品以及200名員工，華為投入中國市場資源和100名員工，以及TD領域的相關專利和技術成果。通過該合資公司，西門子意在利用華為在中國的強大市場網絡以及營銷能力，共同締造TD在中國市場的成功。實現西門子能夠為中國運營商同時提供TD和WCDMA兩種技術的目標，成為中國市場的領導者。對華為來說，與西門子共建合資公司能快速達到推出商用化TD解決方案的目的，同時能有效地降低雙方的研發成本。通過與西門子合作，華為不僅節約了在TD標準上的巨額投資，而且能夠繼續集中資源和精力投入到WCDMA的3G標準上來，從而形成完整的3G產品線。
電信巨頭俱樂部：專利許可與交叉授權
專利許可和交叉授權是指兩方或兩方以上的權利人基于談判，將特定技術領域中各自擁有的專利權相互有條件或無條件容許他方使用的情況。通過專利許可和交叉授權可以促進技術傳播，避免企業之間發生訴訟所導致的高額訴訟費用。同時，相關企業可以以最低的成本付出獲得相關技術領域更多的專利使用權。而在高科技行業中，只有實力相當的企業，才能進入專利許可和交叉授權的“強者俱樂部”。
隨著3G時代的到來，華為在全球市場的地位不斷提高。從2003年打入電信巨頭愛立信的腹地——歐洲地區后，華為在全球的增長勢頭銳不可當。2005年，華為海外銷售首次超過國內銷售。2006年銷售額110億美元海外比重突破65%。2007年銷售額160億美元海外比重72%。2008年銷售額233億美元海外比重75%。2009年華為成為僅次于愛立信的全球電信行業第二大企業。此時的華為，無論在市場份額還是技術上，華為都已進入了全球電信巨頭的行列，同時也成為電信專利許可和交叉授權“強者俱樂部”的常客。
2009年2月，華為加入WiMax通信技術的OPA開放專利聯盟（Open Patent Alliance，簡稱OPA），與發起方英特爾、思科、三星、阿爾卡特一朗訊、Sprint、Clearwire等六家公司，以及同加入的以色列奧維通公司一起成為WiMax專利聯盟的許可方。
WiMax（World Interoperability forMicrowave Access）是一種可同時提供無線寬帶上網及語音服務的技術，是下一代通信網中最具發展潛力的接入技術之一。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我國臺灣地區是此技術的主要市場，在發展中國家也有良好的發展空間。在3G技術上趨于成熟的華為，同步開始后3G技術的研發，包括WiMax通信技術上的投入。
僅2008年上半年，華為在全球取得了29件WiMaX商用網訂單，此外還有35件WiMaX測試網訂單。然而，華為在發展WiMaX技術過程中，很難突破英特爾等OPA聯盟企業已有的專利壁壘，從而使其業務成本大幅上升、失去競爭力。
加入WiMaX技術OPA專利聯盟后，華為作為專利聯盟許可方，可以自身核心專利與其他各方形成交叉許可，突破了專利壁壘，為產業發展和收益提供了空間和保證，從而進一步推動企業在3G時代的高速發展。
目前，華為是業界僅有的能夠提供端到端移動WiMaX解決方案的幾家廠商之一。華為移動WiMaX解決方案采用先進的MIMO、OFDMA技術，并與未來LTE/AIE（4G）共享平臺，確保更高的流量、更遠的覆蓋范圍。
華為：國際研發聯盟的“完美”案例
1997年，成立僅10年的華為還是中國本土一家新興電信設備生產商。作為國際電信市場的后發企業，技術相對落后的華為，通過立足中國農村這個龐大的市場發展壯大起來。但此時的華為，無論是在市場地位還是技術實力上，都無法與跨國巨頭們同日而語。
1997年起的五年內，華為在國際市場尚未具備足夠的競爭實力。盡管期間對海外市場有過一些“試水”，但主要還是完成了其在中國電信市場“農村包圍城市”的轉型。華為主要通過聯合實驗室的形式，學習德州儀器、英特爾、SUN和摩托羅拉等優秀跨國公司的先進技術，不斷提升自身研發實力。而這些跨國公司看中的，正是中國這個大市場，以及華為在中國本土市場的影響力。
在夯實技術實力、站穩本國市場后，華為也開啟了與同行間的合資研發。在與NEC、松下、3COM、西門子等企業合資研發中，合作雙方都能優勢互補。華為也從一個學習者、后發追趕者，發展為與同行們共同競賽的趕超者。且華為憑借低成本、高效率的研發，在競合的關系下不斷追趕同行，逐漸顯現出其在技術研發上的優勢。
與此同時，華為也于2002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海外擴張，其中也包括通過合資公司將其產品推向國際市場。在海外市場開拓中，華為也采用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且首先在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北非等西方巨頭涉足相對較淺的發展中國家市場發力。2005年，海外合同銷售額首次超過國內合同銷售額，主要歸功于華為在發展中國家市場的增長。
2008年，華為被商業周刊評為全球十大最有影響力的公司。而在此之前，華為已憑借豐富的知識產權積累，稱為同行眼中的佼佼者。頻頻參與交叉授權，加入專利許可聯盟，印證了華為在行業中的領先地位。
2009年，華為成為僅次于愛立信的全球電信行業第二大企業。華為不僅在中國本土和發展中國家市場穩健發展，而且在到愛立信、諾基亞、西門子等電信巨頭具有傳統優勢的歐洲市場收獲頗豐，并進一步在北美市場嶄露頭角。
在不同的技術位置上采取不同的國際研發聯盟形式，華為作為一個后發者，通過聯合實驗室向先行者學習，穩固其在本國市場的優勢地位；作為一個趕超者，通過與同行共建合資研發企業強化自身技術研發優勢，逐漸延伸其在多國市場（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的優勢地位；作為一個領先者，通過與同行巨頭問的專利許可和交叉授權，最終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在全球市場占據優勢地位。
三、啟示與對策：國際研發聯盟的成功要點
在戰略聯盟文獻梳理中，我們不清楚作者是從哪個聯盟成員的“立場”來看待和分析問題；而在三個案例的分析研究中，我們僅從中國企業的“立場”來描述與討論有關問題。這兩種方法都存在不足之處，因此，我們有必要把文獻梳理與案例分析結合起來，歸納總結一下國際研發聯盟的成功要點。
（一）基于位置的研發聯盟形式選擇
從企業實踐中，我們把國際研發聯盟分為三種基本形式：合作研發、研發合資企業和專利互換與交叉許可。不同形式的研發聯盟有著不同的能力要求、不同的行為特征，其可實現的具體目標也有不同，那么，如何選擇研發聯盟的形式呢？
從三個案例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結論：
1、當自身的技術實力相對于世界一流企業處在落后的位置上時，企業只能選擇“合作研發”這種聯盟形式。濰柴與奧地利AVL公司合作成立研發中心，華為與若干外國跨國公司合作建立聯合實驗室，就是屬于這種情形。
2、當企業在某個技術領域擁有一定的實力和優勢時，企業既可選擇“合作研發”，也可選擇“研發合資企業”，其中建立研發合資企業的形式更為有效。海爾與三洋在大阪成立合資企業，專門致力于新產品研發；華為與多家外國跨國公司建立研發合資企業，就是屬于這種情形。
3、當企業自身技術積累達到世界一流水平時，企業就可以“長袖善舞”，根據具體情形選擇三種形式。對本企業技術成長而言，其中的“專利互換與交叉許可”形式更為有效。能夠采取這種形式本身就是企業處于領先者位置的標志，加入某個專利聯盟之后，由于專利互換與交叉許可的“馬太效應”，企業將繼續保持領先者的地位。在中國創新型企業中，能夠達到這個位置的企業極少，華為是其中之一。
這個初步結論告訴我們，中國企業在采取國際研發聯盟方式時，首先要對自身的技術實力進行評估，并與世界一流企業的水平進行比較。由于普遍存在的后發者特征，絕大多數中國企業處在落后的位置上，因此必須從合作研發開始起步，并且隨著技術位置的上升，再采取研發合資企業和專利互換與交叉許可這兩種形式。
（二）與世界領先企業結成研發聯盟
文獻梳理中關于聯盟伙伴的選擇，有諸多的原則，但沒有明確的伙伴選擇范圍。在三家企業的案例中，中國企業所選擇的聯盟伙伴大多是世界領先的企業，例如濰柴選擇的奧地利AVL公司是世界一流的柴油發動機研發企業，華為選擇的諸多聯盟伙伴大多是某個技術領域中居世界一流陣營的企業，只有海爾選擇的日本三洋電機沒有達到世界一流。
這表明，中國企業雖然是后發者，但選擇世界領先企業作為聯盟伙伴還是有可能的。由于缺乏這些外國跨國公司做出加入研發聯盟的決策過程資料，對于它們為什么同意加入中國企業倡導的研發聯盟，我們無從知曉。但是，從企業發展的一般邏輯來看，我們認為以下因素是至關重要的：
1、中國市場的吸引力。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市場對外國企業而言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如何進入、擴大并鞏固中國市場，逐漸成為外國企業的主要戰略決策。中國市場的吸引力使得中國企業有可能從外國企業獲得新技術和技術能力。實踐證明，單純的技術引進方式無法使“市場換技術”，而國際研發聯盟這個新的方式卻是可以做到的。外國企業擁有新技術和新產品，中國又有較大的市場需求，它們為了找到新市場，必須關注中國，這是必然的，只是存在時機與條件是否成熟的問題。而這又取決于中國企業的表現和外國企業自身的認知。
2、中國企業的優異表現。無論是濰柴，還是海爾與華為，它們都是中國企業中的優秀者，在中國市場上有非常優異的表現。這是吸引外國企業加盟的重要前提因素。這告訴我們，除少數的天生國際化企業外，中國企業必須在國內市場上練好功夫，以其優異的表現引起外國企業（尤其是世界領先企業）的關注。通過自身的言行，讓潛在合作伙伴相信，加入中國企業倡導的研發聯盟，有助于實現合作伙伴的戰略目標。
3、外國企業的自身特性與困難。奧地利AVL公司本身就是一家柴油發動機研發企業，濰柴與其結成研發聯盟，在它看來也是增加了一家新客戶，它當然會愿意加入其中。這告訴我們，中國企業所選擇的世界領先企業是研發型企業時，雙方建立研發聯盟的可能性將大大提高。還有，三洋之所以同意與海爾建立戰略聯盟，其中一個原因在于，三洋的經營遇到了困難，三洋認為建立聯盟可以擺脫自身的困境。美國3COM公司與華為建立研發合資企業也有這類原因。
以上三類因素是中國企業建立國際研發聯盟談判時的重要籌碼或關注點。中國企業應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爭取談判的主動權，在滿足潛在伙伴期望的同時，實現自身的戰略目標。
（三）面向目標市場設定聯盟的具體目標
在戰略聯盟的文獻中，作者們主要關注聯盟本身的具體目標。在三家企業的案例中，我們不僅看到國際研發聯盟的具體目標，而且還看到了當時的企業的目標市場，以及聯盟目標與目標市場的關系。因此，成功的研發聯盟必須面向目標市場來設定聯盟的具體目標。
濰柴與AVL公司的合作研發，面向的目標市場是中國國內市場。所以，在合作研發的新產品設計中，濰柴從目標市場角度提出的功率要求是480馬力，而AVL公司從技術角度提出520馬力。最后，濰柴的方案采納。中國市場的良好反應證明了濰柴決策的正確性。
海爾與三洋的研發合資企業，新產品目標是六門電冰箱，這是海爾面向全球市場所做出的決定。德國市場的良好表現也證明了海爾決策的正確性。
華為的研發聯盟目標與目標市場的關系雖然較為復雜些，但存在明確的相關性。聯合實驗室形式的合作研發主要服務于中國國內市場，專利互換與交叉許可形式的聯盟主要服務于發達國家市場。研發合資企業中，有的面向外國市場（如宇夢通信），有的面向國內市場（如鼎橋通信），有的同時面向國內外市場（如華三）。
這就告訴我們，在進行國際研發聯盟決策時，企業應根據目標市場的要求來設定聯盟的具體目標，否則就會產生“為聯盟而聯盟”的情況。
（四）在研發聯盟置于企業整體成長過程中
國際研發聯盟是戰略聯盟的一種類型，戰略聯盟又是企業整體成長的三種方式之一，它們相互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在實踐中是不可能獨立運行的。但在學者的論著中，它們往往被分隔開來，這是分科研究傳統與表述方式所致，企業實踐者務必注意。
案例是最有效的學習對象和方式。在濰柴案例中，濰柴一方面與AVL公司合作研發柴油發動機新產品，另一方面在國內建設新產品的生產基地，使新產品研發與生產兩個價值鏈節實現“無縫對接”。還有，濰柴在合作研發取得成效之后，在此基礎上又組建了包括零部件供應商和整體制造商的戰略聯盟，進而推動企業的整體成長。
在海爾案例中，研發合資企業的聯盟形式既是建立在之前的非研發聯盟基礎上的，又為之后的跨國并購交易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