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財政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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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綠色金融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循環經濟 財政政策 先進經驗 建議和對策

一、循環經濟概念概述

循環經濟是生態規律支配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根據使用的資源為基礎，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的原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進行利用和回收，以這些為基本特征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范式，其核心是用最少的資源消耗和更低的成本盡可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環境效益的作用，以人為本，執行和實施科學發展觀，實施開源污染控制策略，可持續發展，實現從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不斷轉化。

二、循環經濟發展的財政支出政策問題

（一）為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金融部門投入資金不足

實現能源利用的高效，減少排放量將需要大量的資金。而中國對于循環經濟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是很足。據統計，在2009年，中國的中央政府支出在節約能源方面是45億人民幣，但這些資金投入相對比較松散，強度缺乏的問題就很突出。節能和中國發展循環經濟的進度仍遠遠落后于歐美一些發達國家。在2000年，發展經濟發面的經濟投資在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整體投資比例是0.91％左右，因此，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比較大。目前，我國在生態和環境保護的財政投入各級一般維持在1.2％左右，金融投資的百分比相對比較低，很難有效地遏制中國的生態環境質量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二）沒有設立特別基金的支持

節能基金由政府創建的一個循環基金，是一個長期的，可持續的資金來源。29個國家設立了節能創新基金，泰國在1992年的時候，創新基金就有了5億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節約基金。基金主要用于由泰國政府實施的需求管理方案。到現在為止，國家還沒有建立獨立的循環經濟發展方面的特別基金和專項基金，循環經濟產業投資的資金分配給技術創業投資基金和高科技發展的新項目，相當不穩定。

（三）結構不合理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以產業為基礎的思想是非常嚴重，在許多國家，許多省，直轄市提出這樣的口號，“財政支出偏向重化工業，減弱農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方面的投資。”許多地方政府為了實現績效，追求經濟的片面增長，一次又一次地減少農業投入，使農業支出的總支出比例開始不斷下降。在這方面，三次產業結構失衡，特別是服務行業仍然是很低，另一方面，由于工業發展的資源消耗，環境的污染，導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威脅嚴重。

三、發展循環經濟的財政政策設計的思考

（一）加大對循環經濟的金融投資

在未來的公共財政改革過程中，要對投資的范圍進行改變，改變投資范圍的太寬這個問題，逐步退出一般性競爭領域的投資，國家應該根據經濟發展發面的需要，進行國家基礎性、公益性方面的投資。政府應加大投入，支持促進有利發展循環經濟的重大項目如水利建設，城市地下管道鋪設，綠色園林城市建設和公路建設等公共設施建設，調動循環經濟建設的積極性。此外，在污染控制，廢物回收和再利用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方面，政府應加大投資力度。更好地發揮政策的指導作用和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政府應加大必要的財政投資力度。

（二）在消費支出方面，提高政府綠色采購制度

政府綠色采購是一個重要的環境經濟手段，包括非常豐富的內容，涵蓋幾乎政府辦公室所有的方面和環節，如電話，電腦，打印機，傳真機，辦公用品，各種車輛，小船，和其他辦公用品等等。

政府提高綠色采購制度，應采取以下措施：建立綠色采購的基本理念，綠色供應系統必須有效率的公正性和可操作性。完善綠色公共信息披露制度，根據國際慣例，政府采購應該有足夠的信息透明度，主要是通過綠色采購的清單來具體實現。綠色采購清單是編制由有關政府部門認證的，政府采購的環保產品和節能認證的產品清單。現行國際體系中，包括強制性和指導性清單，可以被列入政府綠色采購的很多內容都可以給予考慮，政府采購政策的實施有利于發展循環經濟。

（三）利用政府直接投資，促進節能和環保產業發展

確定主要的政府投資的內容和范圍。為了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投資購買性支出的開支，我們的政府應該加大投入，支持公共設施建設，以促進循環經濟有利發展，例如，水利重大項目，地下城市管道鋪設，園林綠化建設，道路修建等。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經濟負擔相對比較低，這樣可以調動循環經濟建設的積極性。這些利國利民的措施，都可以采用政府直接進行投資的方式，這樣見效比較快，也省略了其他方式的中間環節，是資金得以充分利用，不會發生資金分配比較松散的狀況。

（四）設立專項基金

建立循環經濟專項資金是復雜的，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包括該領域的所有方面，政府要安排且落實好支持循環經濟發展的預算支出，應設立專項資金，支持建立有關機構，動員社會團體和公眾對循環經濟進行宣傳，教育，推廣，執行和監督。通過各種途徑來為財政方面的問題進行準備，例如經費可以來源于財政支持，可以來源于資源稅改革方面，可以來源于社會捐贈等等。此外，專項資金投資，要加強與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金融，科研機構在循環經濟領域的的交流與合作，并鼓勵市民進行循環消費，并且要明確規定節能及環保的投入增長速度要高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

參考文獻：

[1]陳立君. 發展循環經濟的經濟政策研究[J]. 經營管理者 , 2011,(06)

[2]趙杰;李明曉;循環經濟與稅收政策支持[J];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1)

第2篇：綠色金融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演經濟波動 ; 內外失衡 ; 通貨膨脹 ; 供給管理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1)07-0001-05

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內外需結構性平衡、經濟周期波動、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等問題上，并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性平衡問題

后危機時期，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關系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劉偉等通過國民資金流量表核算資料，對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及其對國內總需求結構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前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有密切關系。他們分析了這種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認為改善這種失衡是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宏觀效率的重要保證。[1]

王晉斌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路徑是要平衡內需與外需之間的關系，而不能采取簡單的替代關系。在改革內需結構的同時，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規避高新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以挖掘專業化的潛力，并通過穩定人民幣幣值和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發揮金融促貿易的功能，以形成擴展外需的新增長極。[2]

文貫中認為，面對外需增長的下降,中國急需提振內需，然而，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中國必須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內需，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3]

楊圣明針對人民幣匯率在國際上面臨升值，而在國內又面臨貶值的雙重壓力矛盾對立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懸殊、社會勞動生產率高低懸殊、中國國內價格水平過低等。指出，提高我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減緩壓力的根本；推進新一輪的價格改革是減緩壓力的關鍵；改善中美貿易結構是減緩壓力的重要舉措；人民幣國際化是減緩壓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從經濟發展戰略、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相關經濟政策與制度建設等方面，對結構失衡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剖析。研究認為，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與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問題，需要創新完善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環境與體制保障。[5]

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

王成勇等運用STAR模型理論探討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的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性以及經濟在各個波動階段之間轉換的內在演化機理。實證研究表明，把經濟周期階段劃分為緊縮、恢復和擴張三個機制已經能夠較好地刻畫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動態結構，但是劃分為緊縮、恢復、擴張和衰退四個機制，在整體擬合效果和對經濟增長結構的解釋能力方面都有顯著提高；經濟在各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速度和機制狀態是否平穩，闡釋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較強的非對稱性及其內在演化機理。[6]

張成思運用隨機波動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的動態變化。實證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趨向平穩化的分水嶺。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增強了實體經濟抗沖擊的能力，推動了經濟波動趨向平穩化轉變。[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表現出某些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國居民消費波動的幅度大于產出波動；另一方面，我國的就業波動較為平滑而投資和資本波動過大。陳曉光等建立了一個RBC模型對此進行了解釋。模型引入了異質性消費者和異質性廠商以及部分消費者和部分廠商在金融市場上所面臨的信貸約束；鑒于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影響力，模型還引入了政府消費，以反映政府支出對消費者和廠商的外生沖擊。研究發現：信貸約束是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特征的一個重要傳導機制，而政府消費沖擊則是一個重要的波動源。[8]

高士成運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長期識別條件，通過引入貿易依存度等外生變量，采用SVAR方法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沖擊進行分解，并討論了中國短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斜率。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短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為需求沖擊，同時，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的斜率也與理論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謎”。[9]

中國經濟波動可能是由多種沖擊因素共同引發。李猛等沿著“條條塊塊”思路對中國經濟波動沖擊源進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波動有大約30%的部分來源于地方政府沖擊。研究發現，官員腐敗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而現有文獻所強調的財稅激勵和政治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10]

三、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穩定課題組通過經驗分析，對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進行了國際比較，突出了中國宏觀調控的特色。通過省際分析揭示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及其與主流經濟學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別是“結構性”調控作為中國經驗的意義。提出了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調控的新思維：①把握宏觀調控主線：突出供給管理，加快結構調整；②完善宏觀調控的基礎：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弱政府性驅動；③轉移宏觀調控的重心：從工業化到城市化；④拓寬宏觀調控的視野：關注世界發展中的中國因素，加強國際政策協調。[11]

李連發認為，當前宏觀調控面對的形勢是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脹預期逐漸形成。在跨期轉移購買力方面，人民幣作為跨期價值儲存載體的吸引力下降，而房產等有價資產的吸引力上升，這是推動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結構性政策可能仍然會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將隨時間推移而下降，這些措施可能難以緩解中長期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確保我國經濟中長期平穩發展是硬道理，短期內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利率在管理通脹預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既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可能引發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過早退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好政策調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的“實物經濟”理論完全不同的“貨幣經濟”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面臨“滯脹”的危險，提出以16%的名義GDP增長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13]

劉偉等回顧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狀況，認為，2006年～2010 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但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就要求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調控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應該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結合，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指出了現階段加強供給管理的必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黃益平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他們分別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環比數據。研究表明，過剩流動性、產出缺口、房價和股價對通脹會產生正向影響。結構脈沖響應分析表明沖擊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前5個月，10個月后基本消失。研究發現，過剩流動性和產出缺口是影響通脹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考慮到資產價格對通脹的溢出效應，中央銀行應密切關注資產價格走勢。同時，管理流動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推進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進程至關重要。[15]

張曉慧等通過構建一個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兩部門悖論”的簡單模型框架，對全球通脹變化及其機理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發現, 近年來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并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 CPI 、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研究認為，鑒于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在宏觀調控中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價格變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衡量整體價格水平的途徑和方法。[16]

四、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2010年，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研究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張延運用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對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對 1992年~ 2009 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有兩期滯后的正相關關系，中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兩期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17]

王立勇利用HP 濾波方法估計了我國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并測算出我國通脹缺口，進而從目標實現角度定量分析了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1996 年后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方面的績效明顯改善，財政政策調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處于不斷提高進程中。研究認為，在穩定物價方面，財政政策績效不容樂觀，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是經濟增長，而非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主要還是一種貨幣現象，應該主要利用貨幣政策來調控。[18]

閆坤等認為，在良好復蘇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經濟中的擴張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貨膨脹的壓力驟然增大。總體上我國主要稅種的收入呈增長趨勢，財政收入體系的自動調節功能得到完善，財政支出重點逐步向社會事務轉移，形成了由經濟外延性擴張向社會外延性擴張的轉變。為防范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快速復蘇，應采用帶有內部收斂性的政策協同，在推動經濟復蘇增長的同時，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19]

郭杰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入手，實證研究了國家財政預算內資金、企事業單位自籌資金與貨幣供給、工業品銷售率以及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之間的動態關系。通過分析我國經濟制度方面的識別條件，構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私人部門投資對總需求變動敏感，政府投資通過影響總需求會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影響，從而揭示了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路徑。[20]

王智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個權衡了經濟穩定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兩大目標的整體目標變量，然后用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對整體目標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更高，采用財政政策實現經濟目標更有效，而貨幣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較小，對其使用要更為謹慎。面對經濟危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合理和有效，而貨幣政策更多情況下應該配合財政政策，起到穩定和輔的作用。[21]

五、非均衡運行中的貨幣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萬曉莉等利用對數據穩定性沒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統地考察了我國貨幣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間的特征。結果發現，在考慮匯率（預期）和外部因素的條件下，我國在長期里才有穩定的貨幣需求。雖然我國的資本賬戶還未完全放開，但是貨幣替代和資本流動效應表現明顯。人民幣貶值（升值）預期將顯著減少（增加）居民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這意味著央行在對匯率進行控制的條件下要進一步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難度將越來越大。[22]

李成等通過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多個非有效資產市場的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理論推演得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即最優利率規則。研究顯示，利率調控不僅需要對產出與通貨膨脹的動向做出反應，還要對資產價格及匯率變動有相應的調整。利用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顯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整體上遵循了最優利率規則，該規則能夠為中國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一定的參照尺度，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變化；我國利率調控主要針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對資產市場價格及匯率變化的反應系數相對較小或不顯著，說明中央銀行沒有對資產價格等因素給予過多的關注。[23]

王立勇等對開放條件下的VAR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后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應用LSTVAR模型分析發現，低增長狀態下，信貸正負沖擊的產出效應和利率正負沖擊的價格效應都具有顯著非對稱性；高增長狀態下，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產出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貨幣、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價格皆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在正向沖擊方面，貨幣和信貸的產出效應以及利率和信貸的價格效應在不同經濟狀態下具有顯著非對稱性；在負向沖擊方面，信貸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都具有較明顯非對稱性。而且，低增長狀態下，信貸的產出擴張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擴張效應較強；高增長狀態下，貨幣的產出緊縮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緊縮效應較強。[24]

彭方平等應用非線性平滑轉換面板模型，從微觀層面對我國貨幣政策成本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成本效應，即在短期內加息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成本效應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相比經濟過熱時期，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成本效應更顯著。上述結論所蘊含的貨幣政策建議在于：在宏觀經濟復蘇基礎尚未穩固、通貨膨脹較為敏感的背景下，對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經濟滯脹。[25]

黃武俊通過修正后的Karras產出與價格模型，對開放經濟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動機在開放經濟下受到制約，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對中國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起著積極作用；②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和影響工資―價格調整速度兩個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果，兩個渠道對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機制不同；③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減弱，對價格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強。研究認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逐漸由數量性指標向價格性指標過渡，最終應確定為以穩定物價為單一目標。[26]

范從來考察了實踐中貨幣政策目標由多目標向單一目標收斂的現象，指出了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重新定位問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應該包括經濟增長目標，但是中國失業問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涵蓋充分就業的目標。[27]

張雪蘭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經濟金融季度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經驗探查。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并不存在很明顯的時滯，但操作目標、中介目標、最終政策目標間的相關性不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通暢，繼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認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從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著手，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宏觀和微觀基礎，并加強其與其他經濟政策的搭配與協調。[28]

六、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經濟資本化的角度，對中國資本積累、技術選擇行為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認為，中國經歷著一個漸次推進的經濟資源存量快速資本化過程。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濟資本化表現為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形成。新世紀以來，資本化則伴隨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向國際接軌，土地等要素價格重估而推進。經濟資本化對于經濟趕超和效率改進有正面激勵效應，但對于技術創新卻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導致中國的TFP增長率在低水平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當前經濟資本化出現偏移，資源向資產部門過快集中，出現了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產能過剩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等問題。只有對現行制度和政策進行調整，才能有效激勵內生技術進步，轉變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29]

湯向俊等運用 1970年～2008 年間跨國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低于勞動力的邊際貢獻，GDP中資本形成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間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政府生產性傾向以及國有部門較低的融資成本，使中國較高的資本形成率得以持續。研究認為，我國應繼續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和金融業的改革，改變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為實現高投資增長模式轉變提供微觀基礎。[30]

陳彥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資本的增長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國TFP增長率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資本投入，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完成向集約型經濟的轉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現出來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很可能在未來難以為繼，人力資本、科技進步和制度改革應該是未來中國經濟保持健康持續增長所需要依賴的主要動力。[31]

鐘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顯著增加促進了省域經濟增長；從區域來看，人口紅利對東、中、西的省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彼此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應不顯著；從區際來看，東、中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區域之間均不顯著。同時還發現，地區之間、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均存在顯著的空間外溢。[32]

陳詩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改革以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正確考慮環境約束的實際全要素生產率比傳統不（正確）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來中國實行的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有效地推動了工業綠色生產率的持續改善，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增長最快并達到頂峰，且重工業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增長首次全面超過輕工業，初步彰顯環境政策綠色革命成效。雖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業膨脹暫時惡化了工業生產率，但基于國家對節能減排與發展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的高度戰略重視，中國新一輪綠色工業革命為期不遠。[33]

第3篇：綠色金融財政政策范文

一、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性平衡問題

后危機時期,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關系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劉偉等通過國民資金流量表核算資料,對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及其對國內總需求結構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前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有密切關系。他們分析了這種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認為改善這種失衡是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宏觀效率的重要保證。[1]

王晉斌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路徑是要平衡內需與外需之間的關系,而不能采取簡單的替代關系。在改革內需結構的同時,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規避高新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以挖掘專業化的潛力,并通過穩定人民幣幣值和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發揮金融促貿易的功能,以形成擴展外需的新增長極。[2]

文貫中認為,面對外需增長的下降,中國急需提振內需,然而,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中國必須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內需,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3]

楊圣明針對人民幣匯率在國際上面臨升值,而在國內又面臨貶值的雙重壓力矛盾對立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懸殊、社會勞動生產率高低懸殊、中國國內價格水平過低等。指出,提高我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減緩壓力的根本;推進新一輪的價格改革是減緩壓力的關鍵;改善中美貿易結構是減緩壓力的重要舉措;人民幣國際化是減緩壓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從經濟發展戰略、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相關經濟政策與制度建設等方面,對結構失衡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剖析。研究認為,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與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問題,需要創新完善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環境與體制保障。[5]

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

王成勇等運用STAR模型理論探討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的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性以及經濟在各個波動階段之間轉換的內在演化機理。實證研究表明,把經濟周期階段劃分為緊縮、恢復和擴張三個機制已經能夠較好地刻畫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動態結構,但是劃分為緊縮、恢復、擴張和衰退四個機制,在整體擬合效果和對經濟增長結構的解釋能力方面都有顯著提高;經濟在各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速度和機制狀態是否平穩,闡釋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較強的非對稱性及其內在演化機理。[6]

張成思運用隨機波動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的動態變化。實證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趨向平穩化的分水嶺。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增強了實體經濟抗沖擊的能力,推動了經濟波動趨向平穩化轉變。[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表現出某些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國居民消費波動的幅度大于產出波動;另一方面,我國的就業波動較為平滑而投資和資本波動過大。陳曉光等建立了一個RBC模型對此進行了解釋。模型引入了異質性消費者和異質性廠商以及部分消費者和部分廠商在金融市場上所面臨的信貸約束;鑒于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影響力,模型還引入了政府消費,以反映政府支出對消費者和廠商的外生沖擊。研究發現:信貸約束是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特征的一個重要傳導機制,而政府消費沖擊則是一個重要的波動源。[8]

高士成運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長期識別條件,通過引入貿易依存度等外生變量,采用SVAR方法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沖擊進行分解,并討論了中國短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斜率。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短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為需求沖擊,同時,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的斜率也與理論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謎”。[9]

中國經濟波動可能是由多種沖擊因素共同引發。李猛等沿著“條條塊塊”思路對中國經濟波動沖擊源進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波動有大約30%的部分來源于地方政府沖擊。研究發現,官員腐敗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而現有文獻所強調的財稅激勵和政治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10]

三、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穩定課題組通過經驗分析,對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進行了國際比較,突出了中國宏觀調控的特色。通過省際分析揭示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及其與主流經濟學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別是“結構性”調控作為中國經驗的意義。提出了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調控的新思維:①把握宏觀調控主線:突出供給管理,加快結構調整;②完善宏觀調控的基礎: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弱政府性驅動;③轉移宏觀調控的重心:從工業化到城市化;④拓寬宏觀調控的視野:關注世界發展中的中國因素,加強國際政策協調。[11]

李連發認為,當前宏觀調控面對的形勢是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脹預期逐漸形成。在跨期轉移購買力方面,人民幣作為跨期價值儲存載體的吸引力下降,而房產等有價資產的吸引力上升,這是推動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結構性政策可能仍然會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將隨時間推移而下降,這些措施可能難以緩解中長期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確保我國經濟中長期平穩發展是硬道理,短期內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利率在管理通脹預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既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可能引發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過早退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好政策調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的“實物經濟”理論完全不同的“貨幣經濟”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面臨“滯脹”的危險,提出以16%的名義GDP增長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13]

劉偉等回顧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狀況,認為,2006年~2010 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但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就要求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調控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應該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結合,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指出了現階段加強供給管理的必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黃益平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的決定

因素。他們分別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環比數據。研究表明,過剩流動性、產出缺口、房價和股價對通脹會產生正向影響。結構脈沖響應分析表明沖擊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前5個月,10個月后基本消失。研究發現,過剩流動性和產出缺口是影響通脹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考慮到資產價格對通脹的溢出效應,中央銀行應密切關注資產價格走勢。同時,管理流動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推進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進程至關重要。[15] 張曉慧等通過構建一個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兩部門悖論”的簡單模型框架,對全球通脹變化及其機理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發現, 近年來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并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 CPI 、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研究認為,鑒于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在宏觀調控中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價格變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衡量整體價格水平的途徑和方法。[16]

四、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2010年,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研究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張延運用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對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對 1992年~ 2009 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有兩期滯后的正相關關系,中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兩期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17]

王立勇利用HP 濾波方法估計了我國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并測算出我國通脹缺口,進而從目標實現角度定量分析了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1996 年后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方面的績效明顯改善,財政政策調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處于不斷提高進程中。研究認為,在穩定物價方面,財政政策績效不容樂觀,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是經濟增長,而非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主要還是一種貨幣現象,應該主要利用貨幣政策來調控。[18]

閆坤等認為,在良好復蘇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經濟中的擴張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貨膨脹的壓力驟然增大。總體上我國主要稅種的收入呈增長趨勢,財政收入體系的自動調節功能得到完善,財政支出重點逐步向社會事務轉移,形成了由經濟外延性擴張向社會外延性擴張的轉變。為防范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快速復蘇,應采用帶有內部收斂性的政策協同,在推動經濟復蘇增長的同時,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19]

郭杰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入手,實證研究了國家財政預算內資金、企事業單位自籌資金與貨幣供給、工業品銷售率以及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之間的動態關系。通過分析我國經濟制度方面的識別條件,構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私人部門投資對總需求變動敏感,政府投資通過影響總需求會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影響,從而揭示了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路徑。[20]

王智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個權衡了經濟穩定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兩大目標的整體目標變量,然后用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對整體目標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更高,采用財政政策實現經濟目標更有效,而貨幣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較小,對其使用要更為謹慎。面對經濟危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合理和有效,而貨幣政策更多情況下應該配合財政政策,起到穩定和輔的作用。[21]

五、非均衡運行中的貨幣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萬曉莉等利用對數據穩定性沒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統地考察了我國貨幣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間的特征。結果發現,在考慮匯率(預期)和外部因素的條件下,我國在長期里才有穩定的貨幣需求。雖然我國的資本賬戶還未完全放開,但是貨幣替代和資本流動效應表現明顯。人民幣貶值(升值)預期將顯著減少(增加)居民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這意味著央行在對匯率進行控制的條件下要進一步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難度將越來越大。[22]

李成等通過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多個非有效資產市場的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理論推演得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即最優利率規則。研究顯示,利率調控不僅需要對產出與通貨膨脹的動向做出反應,還要對資產價格及匯率變動有相應的調整。利用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顯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整體上遵循了最優利率規則,該規則能夠為中國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一定的參照尺度,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變化;我國利率調控主要針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對資產市場價格及匯率變化的反應系數相對較小或不顯著,說明中央銀行沒有對資產價格等因素給予過多的關注。[23]

王立勇等對開放條件下的VAR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后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應用LSTVAR模型分析發現,低增長狀態下,信貸正負沖擊的產出效應和利率正負沖擊的價格效應都具有顯著非對稱性;高增長狀態下,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產出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貨幣、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價格皆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在正向沖擊方面,貨幣和信貸的產出效應以及利率和信貸的價格效應在不同經濟狀態下具有顯著非對稱性;在負向沖擊方面,信貸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都具有較明顯非對稱性。而且,低增長狀態下,信貸的產出擴張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擴張效應較強;高增長狀態下,貨幣的產出緊縮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緊縮效應較強。[24]

彭方平等應用非線性平滑轉換面板模型,從微觀層面對我國貨幣政策成本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成本效應,即在短期內加息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成本效應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相比經濟過熱時期,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成本效應更顯著。上述結論所蘊含的貨幣政策建議在于:在宏觀經濟復蘇基礎尚未穩固、通貨膨脹較為敏感的背景下,對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經濟滯脹。[25]

黃武俊通過修正后的Karras產出與價格模型,對開放經濟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動機在開放經濟下受到制約,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對中國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起著積極作用;②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和影響工資—價格調整速度兩個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果,兩個渠道對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機制不同;③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減弱,對價格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強。研究認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逐漸由數量性指標向價格性指標過渡,最終應確定為以穩定物價為單一目標。[26]

范從來考察了實踐中貨幣政策目標由多目標向單一目標收斂的現象,指出了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重新定位問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應該包括經濟增長目標,但是中國失業問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涵蓋充分就業的目標。[27]

張雪蘭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經濟金融季度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經驗探查。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并不存在很明顯的時滯,但操作目標、中介目

標、最終政策目標間的相關性不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通暢,繼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認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從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著手,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宏觀和微觀基礎,并加強其與其他經濟政策的搭配與協調。[28] 六、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經濟資本化的角度,對中國資本積累、技術選擇行為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認為,中國經歷著一個漸次推進的經濟資源存量快速資本化過程。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濟資本化表現為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形成。新世紀以來,資本化則伴隨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向國際接軌,土地等要素價格重估而推進。經濟資本化對于經濟趕超和效率改進有正面激勵效應,但對于技術創新卻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導致中國的TFP增長率在低水平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當前經濟資本化出現偏移,資源向資產部門過快集中,出現了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產能過剩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等問題。只有對現行制度和政策進行調整,才能有效激勵內生技術進步,轉變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29]

湯向俊等運用 1970年~2008 年間跨國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低于勞動力的邊際貢獻,GDP中資本形成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間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政府生產性傾向以及國有部門較低的融資成本,使中國較高的資本形成率得以持續。研究認為,我國應繼續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和金融業的改革,改變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為實現高投資增長模式轉變提供微觀基礎。[30]

陳彥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資本的增長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國TFP增長率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資本投入,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完成向集約型經濟的轉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現出來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很可能在未來難以為繼,人力資本、科技進步和制度改革應該是未來中國經濟保持健康持續增長所需要依賴的主要動力。[31]

鐘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顯著增加促進了省域經濟增長;從區域來看,人口紅利對東、中、西的省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彼此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應不顯著;從區際來看,東、中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區域之間均不顯著。同時還發現,地區之間、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均存在顯著的空間外溢。[32]

陳詩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改革以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正確考慮環境約束的實際全要素生產率比傳統不(正確)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來中國實行的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有效地推動了工業綠色生產率的持續改善,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增長最快并達到頂峰,且重工業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增長首次全面超過輕工業,初步彰顯環境政策綠色革命成效。雖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業膨脹暫時惡化了工業生產率,但基于國家對節能減排與發展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的高度戰略重視,中國新一輪綠色工業革命為期不遠。[33]

第4篇：綠色金融財政政策范文

積極財政政策的五項主要內容

新一輪財政政策主要有五項內容:第一,擴大政府投資。在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格局下,投資無疑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第二,擴大發行國債。而且專為地方發債2000億元,為中央項目提供配套,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第三,實行結構性的減稅政策。這項政策的實施大約為市場主體帶來6000億元的活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減稅應是最直接最有效激發市場活力的政策手段。第四,全面啟動和強化財政補貼政策工具。尤其是在擴大消費政策體系建設方面,財政政策充分發揮了作用,這也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第五,政府采購政策。這項政策對拉動當前經濟的增長進行了全方位配合,包括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都可以看到政府采購政策工具的影子。

新一輪財政政策有什么特點?我想也有五個。

第一,政策力度最大。9500億元的赤字是歷史新高。財政刺激方案占整個GDP的3.2%,而全球大國均在2.3%以下,很顯然,我們刺激力度是很大的。第二,政策工具動用比較齊全。五大政策工具聯合聯動,組成合力。第三,導向明確。突出表現在:既要應對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增長與保就業,又要打造中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尤其是對十大產業的振興,對“十六大”科技專項與重點的支持,可以看出,財政政策在大力推動結構優化和調整,“保增長”重在“調結構”,在推動“經濟復蘇”的同時,更加注重“質量復蘇”。第四,重點突出。突出表現在解決民生問題上,無論是政府的公共投資,還是補貼政策,都突出解決民生問題。比如說,今年我們用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支出為2930億元,是歷史最高一年。擴大消費政策主要取向就是惠民惠農。

經濟企穩回升的五個主要表現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對當前的經濟運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當全世界中流擊水、左沖右突之時,我們已經春暖花開,風景獨好了。我們的經濟態勢是非常典型的“V”字型態勢,陡降急升。去年第四季度我國GDP增長為6.8%,今年一季度為6.1%,二季度到了7.1%。這種典型的“V”特征形成了經濟增長動力的基礎,并呈逐步強化之勢。

以上特征具體表現在一些先行指標的向好:

第一,經濟投資增長迅速。我國經濟投資1??7月份增長了32.9%。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增長了40.1%,發揮了主導作用。第二,消費增長迅速。1??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比上年同期增長15%,房地產銷售增長31.5%。在這一過程中,整個居民的消費增長很快,尤其是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村消費高于城市兩個百分點,達到16.4%,這應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優化的曙光。第三,出口降幅收窄,1??7月份下降了23%,但是環比增長10.7%,尤其是新出口訂單率達到了52.1%,上升了5.7%。當然我們對出口有不同的看法,因為出口對GDP的貢獻,有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外匯收支基本平衡,目前極大順差的現狀很難說是有效增加了國民財富。從這個角度來講,出口對GDP增長的作用,我們要多角度、多方位看待。第四,工業增加值穩步回升。今年1~2月增加3.8%,5月份達到8.9%,6月份為10.7%,連續9個月正增長。用電量、貨運量環比增長迅速。鐵路請車率8月份上升80%。第五,財政收入出現了正增長。1月份是-17.1%,到了7月份是正的10.2%,政府收入正增長,有利于增強政府調控能力。

財政宏觀調控面臨的五項主要制約因素

當前的財政宏觀調控面臨五大制約因素。既要保增長又要調結構,既要保穩定又要促改革,既要保就業又要推進科技進步,在政策取向上是有矛盾的,或是雙向要求的。也就是說,財政政策的目標不是單一的,是多目標、多重性的,這樣,財政政策與宏觀調控確實面臨多種困境,或者說是多重制約:

第一,增長模式制約。在新一輪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以出口為導向的傳統經濟模式受到了挑戰。西方國家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我國對歐美出口占40%以上),他們的消費方式、支持消費的信貸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二是當前國際形勢的變化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依靠外貿出口導向已不現實。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主要是外貿下降、外資減少和外匯儲備的損失。假設美元貶值10%,我們1.36萬元人民幣就沒有了。財政政策不得不考慮這些因素,從而逐步轉變發展模式。

第二,資源環境制約。我國單位GDP能耗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差距都非常大。與全世界平均值相比,我們高了3倍;比美國高6.4倍;比日本高11.4倍。全國農田面積有1/3以上經受酸雨區侵襲,流經城市的河流90%被污染,這些狀況對中國經濟傳統的發展模式已經形成非常大的制約,這也是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發展中不得不考慮的調控與制約因素。

第三,社保制約。從一般理論講,金融危機應是經濟增長、結構優化的良好機遇,但前提必須是社保體系的完善和社會穩定。在這方面,我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起步比較晚,覆蓋率也低,政策零碎化。而社保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本身就是財政政策的重要內容,已成為新一輪調控的雙重壓力或制約。

第四,體制制約。中國的宏觀調控效率為什么這么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五次宏觀調控都出現了重復性,尤其是結構、舊機制方面的重復性比較明顯,主要是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不完善、滯后的地方較多,毫無疑問會使財政政策的效率效益受損。

第五,自身困境。2009年中國財政赤字將擴增至9500億元,已達到歐盟所定3%的警戒線,雖然歐盟的標準不是一個科學的測算,只是經驗的估計,但應有參考價值,應引起我們的警惕。我國的債務統計口徑與國際上也有所不同,實際債務風險要大一些,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不能盲目地發行國債。財政政策宏觀調控必須考慮公共風險與自身的可持續性。

未來宏觀調控應突出的五項重點

我想下一步財政宏觀調控還應突出五個重點或趨向。我們既要堅定不移地落實好積極的財政政策,鞏固好當前企穩回升勢頭,保證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也要防止“東西南北中,一齊打沖鋒”的低水平重復建設。

第一,應穩定政府投資。在當前經濟波動的情況下,政府投資無疑是引導市場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大家知道為應對危機安排有4萬億的投資規模,其中中央財政是1.18萬億,2008年四季度已安排了1040萬元,今明兩年的投資力度相似,也就是說,明年的投資力度會有一個持續的穩定狀態,這也是堅持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標志。

第二,要打造擴大內需的財政政策體系。就我個人感覺,這是新一輪財政政策的最大亮點。我們總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依靠政府投資,不科學、不穩定,只有擴大內需才是經濟增長的正途。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著力在擴大消費方面打造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比如說實施了“家電下鄉”和“汽車摩托車下鄉”,實施了家電和汽車的以舊換新,實施了“節能惠民工程”等。今年已推出了電機和空調兩大類,你買一級、二級節能空調政府給你補貼。如果中國人把空調都換成一級能耗空調,一年節約的電量相當于整個“三峽電站”一年的發電量。

第三,要培育新的戰略產業、新的增長極,重點是做好“加減乘除”法。

做加法。就是要重點發展新能源及節能環保產業。已出臺“五縱五橫”的支持政策。哪“五縱”?第一是“金太陽工程”。現在我們生產了很多多晶硅,但95%以上出口了。污染留下了,好處讓給其他國家了。現在我們加大光伏產業發展、加快光伏電站建設的政策支持體系已經出臺,正在落實當中。第二是新能源汽車。已經開始推向市場,在13個城市試點。第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建筑利用,推動建筑節能和綠色建筑。第四是風電規模化。必須是規模化的、技術進步指標符合要求的項目。第五是生物質能源發展。所謂“五橫”,即公共平臺建設、產業研發、產業化、試點推廣示范和用戶的消費獎勵,是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

做減法。就是淘汰落后產能。我們今年安排了380億元的資金用于節能減排,強化節能減排的力度,促進工業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

做乘法。是指支持自主創新,應用風險投資機制。應用風險投資,放大對高新技術產業支持能力,支持高科技企業技術裂變。

做除法。主要是解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問題,分離企業辦社會,解決企業的“瘦身”問題。推進企業兼并重組,加快產業化集群,為國有企業競爭力的全面提升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提供政策支撐。

第5篇：綠色金融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綠色經濟;財政金融支持;存在的問題;相關措施

所謂綠色經濟，主要是指以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為主，實施的一項環境污染較小、生產方式集約以及資源消耗低的經濟發展方式。綠色經濟模式和以往的經濟模式相比較來看有著明顯的不同之處，對于以往傳統經濟來講，是以損壞生態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經濟，而綠色經濟模式不一樣，其是以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為主的發展方式，由于該項方式有著明顯的先進性特征，因此各個領域逐漸加大了對綠色經濟的重視程度。不過，從綠色經濟實際開展情況來看，還有著一些難度，具體表現為資金不足、財政金融不到位等方面，這些現象完全限制了綠色經濟建設的步伐。

1發展綠色經濟的作用

1.1可以加深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關注度

發展綠色經濟的實質性目的是為了對自然環境加以保護，使經濟和自然資源處于和諧穩定的狀態，科學合理的使用環境資源，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基礎上避免對自然環境產生不良的影響。我國自從進入了信息化時代以后，各項信息均得到了快速的傳播，從各項網絡平臺中均可以了解到關于環保方面的情況，人們也越來越重視該種現象，積極主動地參與到了環境保護工作中。從中可以看出，伴隨著人們對環保的關注，無論是在企業運行期間，還是平時的生活中，均有利于綠色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

1.2能夠進一步發展產業經濟，對市場環境加以優化

自從提出了綠色經濟政策以后，我國便結合實際現狀頒布了相關的財政金融政策，目的是促使當代經濟發展為綠色經濟，其屬于可持續發展的生產模式，可以避免污染問題造成的各方面影響。在企業日常生產和經營期間，雖然綠色成本有了一定的增加，不過處理污染的費用卻隨之減少，如此一來，便可以處于平衡狀態，加深生產人員的環境保護理念，幫助消費者進行綠色消費，最終達到優化市場環境的目的。

2從綠色經濟發展角度分析財政金融政策支持背景下的各項問題

2.1我國財政投入綠色經濟建設的資金較少，難以持續發展綠色經濟

現階段，要想加快綠色經濟發展的步伐，離不開國家財政資金的支持，可是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綠色經濟融資方面還有著較多的問題，沒有充足的財力來發展綠色經濟。通過相關探究得出，產生該種現象的根本性因素是因為財政支持以及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太過明顯，而且我國政府部門的支持力度不足，沒有全面集社會力量發展綠色經濟。

2.2我國沒有制定完善的法律體系

自從綠色經濟概念提出以后，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時間，我國逐漸將目標放在了綠色經濟方面，并展開了諸多嘗試，可是，由于傳統經濟與綠色經濟之間的矛盾較大，問題非常多，使得我國綠色經濟發展期間還面臨著較高的難度。另外，我國雖然在相關會議開展期間已經提出了綠色經濟政策，可是因為法律條文以及財政金融政策不健全等，導致綠色經濟發展受阻，一旦缺乏法律政策的約束，便難以將財政金融政策對綠色經濟的作用激發出來。

2.3綠色經濟產業具備風險性高以及投資數量多的特征

綠色經濟產業是一種新興的經濟發展產業，其未來有著良好的發展前景，不過自身也具備基礎性薄弱以及投資多、面臨的風險性大等諸多缺陷，如果經營不到位的話，就會產生極高的風險性，使得金融資產不敢輕易涉足。對于我國商業銀行來講，通常是將貸款目標放在了利潤高以及發展相對穩定的產業上，可是諸如新興的綠色經濟，由于發展形式不清晰，所以商業銀行不敢接觸，有所顧忌。即使我國財政給予綠色經濟相應的支持，但我國財政資金較少，難以完全借助財政資金來發展產業。

2.4綠色經濟有著較長的發展周期

在綠色經濟產業發展期間，不管是選取材料、生產還是加工以及銷售等方面，都需要注重環保工作，因此投資比較多，綠色經濟發展周期較長，受此方面的影響，有的企業根本不愿意發展綠色經濟，覺得自身的經濟效益會受到影響，顯然，該項理念非常片面，僅重視短期利益，并沒有以長遠利益為主。在財稅金融政策方面，特別是銀行信貸通常會選取效果快的傳統產業實施貸款，不過，如此一來可能會產生資金鏈斷開現象，完全阻礙了推行綠色經濟政策。

3財稅金融大力扶持綠色經濟發展的相關對策

3.1強化財政金融對綠色經濟的支持力度

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為一體，加大對綠色經濟的支持力度，合理控制財政在低碳經濟、循環經濟以及生態經濟方面的支出情況，將稅收優惠政策落實于綠色產業中，促使綠色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在全面改革稅費的基礎上合理使用各項資源。面對污染新高并且消耗量多的企業來講，需要征收重稅，幫助企業朝著節約型和綠色趨勢發展，采取優惠利率的方式激發部門發展綠色經濟的主動性。此外，綠色經濟產業也離不開財政方面各金融市場的支持，因此需要主動尋找這兩方面的幫助。總之，只有合理的采取財稅金融方式，才有利于轉變以往傳統經濟，使其朝著綠色經濟的方向前進。

3.2將綠色信貸的作用發揮出來

所謂綠色信貸，主要是指在企業運行期間，對企業開展一系列的信貸控制，避免出現高消費和污染的產品銷售，和社會環保需求相一致。不過，綠色信貸的引進對銀行來講可能會產生一些影響，經濟利潤縮減，不過銀行要想獲取可持續發展，就需要從長遠角度入手，做好自身的轉型工作，借助信貸等金融政策來指導企業用戶合理的發展綠色經濟，創建節約型的綠色內部發展體系，優化企業內部結構，最終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3.3制定健全的綠色經濟轉財稅金融政策

有關部門需要從市場經濟實際發展現狀入手，根據綠色經濟建設的特征來制定完善的政策，引進操作性極強的專項財政金融政策來解決綠色經濟產業融資方面的難度，加深企業對綠色經濟的重視程度，激發企業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的積極性。我國政府在綠色經濟發展戰略上所投入的精力比較多，其可以為綠色經濟制訂最佳的戰略方案。

3.4將金融投資為主、財政扶持為輔的戰略理念落實于高風險以及高投資的綠色產業中

面對產生的經濟利潤較多可是投資大以及風險多的綠色產業來講，我國財政以及金融機構需要給予一定的支持，秉承金融投資為主而財政扶持為輔的基本理念。要想解決綠色經濟資金不充足的現象，就需要科學合理的進行金融方面的投資，這是最為關鍵的一種方式，綠色經濟產業要想更好的發展，就應當經由商業銀行、證券市場和金融投資等融資渠道獲得相關的資金。并且政府部門也應當加大對重點綠色經濟產業財政扶持力度，采取諸多資金為該產業發展提供支持。

第6篇：綠色金融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開放經濟 FDI 產業結構優化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FDI）增長很快，作為衡量開放經濟的兩個重要數量指標，它標志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日益融合。開放經濟一方面給我國的資源環境帶來了積極影響，以FDI和國際貿易為主要載體的開放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而中國經濟保持增長有利于為環境治理提供比較充足的資金；此外開放有利于我國提高環保意識和改善環保技術。另一方面越來越開放的經濟并未使我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得到徹底改變，由于區位優勢與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 在現有國際分工中，中國成為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主要場所，在增長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目前在研究環境保護政策時，各國的研究重心都放在提高本國資源的使用效率以及環境保護水平上，一般很少考慮開放條件的影響，而開放經濟對我國資源環境的影響卻不容忽視。

一、開放經濟條件對中國資源環境的影響

Grossman和Krueger(1995)提出，首先，工業規模的擴大在工業結構和技術保持不變的前提下，會帶來更多的能源耗費與環境污染；其次，工業結構對能源與環境也有明顯影響，輕工業行業多為工業廢水污染密集型行業，而重工業行業多為工業廢氣污染密集型行業。人們通常認為的重工業比輕工業污染更多，這實際上是一個誤區；再次，工業生產率的提升，在規模和結構不變的條件下，將有利于能源消費和污染排放總量減少。因此開放經濟對資源環境的影響主要是從進出口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工業經濟總量與結構的影響分析，從而分析其對資源與環境的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

（一）開放經濟對資源環境產生的規模效應。

周力（2008）利用計量方法對凈出口額與相關污染指標之間進行了相關性分析，認為開放經濟對能源消費與污染排放具有顯著的規模效應，在技術未能明顯突破、能源結構基本不變的前提條件下，開放經濟與能源和環境的總量關系必然是矛盾的。

1、進出口貿易順差造成資源環境惡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為年均9.81%，高速的增長必然對資源環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加入WTO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開始加速，其中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增長很快，資源環境代價急劇上升。如（表1.）所示，從2003年之后中國貨物與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日益提高，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因。2007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高達2600多億美元,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近20%。快速增長的進出口貿易尤其是大量的貿易順差使我國資源能源消費與環境污染排放正向增長。

尤其是“十五”期間，中國凈出口增長快速，到2005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了24.1%的高位，說明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提高。同時這個時期的單位GDP能耗年均提高1.8%，SO2排放量年均增長1.4%(見表2)。可以發現這其中對外貿易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當然從（表1.和表2.）的數據也不難看出，在“十一五”時期隨著對外依存度的平緩下降，尤其是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和我國綜合環境治理政策的影響，我國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十一五”主要資源、環境年均增長指標開始下降，明顯好于“十五”時期。

2、FDI對資源環境的影響

與出口貿易相比，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更為顯著。入世之后我國FDI的快速增長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強勢的推動作用，帶動了我國工業經濟增長。同時單純從數據分析也不難發現外資增長與我國相關的環境污染指標之間呈正向關系，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增加了能源消費與污染排放。總體看來，開放經濟(特別是FDI)的規模效應，對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起著負面作用。

（二）開放經濟對資源環境的結構效應。

1、進出口貿易產品結構造成我國環境污染加劇

我國進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的增長尤為迅速，加工貿易的比重在我國國際貿易中的比重顯著上升。

尤其自2004年以來，工業產品在中國貿易順差的增長中占有很大份額。2002年中國的鋼鐵進口超過出口450%；而2006年出口超過進口230%，這不僅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生產國，而且也使之成為最大的鋼鐵出口國。當年，中國鋼鐵工業所消費的能源在國家能源消費中所占比例為18%，而中國家庭部門所消費的能源只占10% 。中國重工業消費的能源在國家的能源需求中所占比例由2001年的39%上升到2006年的54%。我國的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煤炭的碳排放及污染超過其他多數能源（見表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出口導向政策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目前中國處于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低端，生產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產品，重化工產品的大量出口加重了國內環境污染。

2、外商直接投資結構加重了環境污染。

在過去的20多年中，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主要以環境、資源、能源以及勞動力密集產業為主，不合理的投資結構導致發達國家將主要的高污染高能耗產業轉移到了中國。 2009年我國外資投入行業中制造業為第一位，占全部外資總額的51.95%（見表5），工業行業較其他行業而言對資源環境的影響更大。

（三）開放經濟對資源環境的技術效應。

在我國輕工業部門，內、外資企業的生產效率比較接近，甚至許多外資的生產效率低于內資企業；在重工業部門，外資企業的生產效率普遍顯著高于內資企業；綜合看來，國內競爭同時伴隨著對國際市場的逐步融入，更低的貿易壁壘不僅使國有企業感受到節能型外國公司所造成的壓力，而且也使得它們能夠獲得競爭對手所享用的節能技術，顯著提高中國存量資本的效率。開放條件下外商投資企業、國際貿易也顯著提高了國內企業的節能技術水平，替代了原有的較低的技術。開放降低了工業企業的單位能耗，使我國的工業能耗迅速下降。截至2000年，中國的經濟活動中的每個單位產出所需要的能源比1978年減少了66%。這意味著中國2001年在全球能源需求中只占據了10%，如果按照它在1978年時的表現，它本應占據25%。

一般而言，污染排放總量由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和排污強度(單位污染品產出排污量)三要素共同決定。開放經濟條件下一方面伴隨著資本投入的增加必然會擴大現有經濟規模，同時由我國開放經濟區位影響因素帶來我國國際貿易與FD以加工制造業所占比重更高，這兩方面的因素會造成污染排放量上升，而技術進步等因素又會降低排污強度。綜上所述，雖然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也會通過技術溢出等傳導機制對我國能源與環境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但是，基于規模效應與結構效應的主導作用，開放型經濟對能源與環境的最終影響仍是消極的。

二、開放經濟造成資源環境惡化的原因分析

中國進出口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帶動了重工業發展，是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2005年工業部門能源需求占總需求的比重為63.8%，而當年工業GDP只占比為47.8%，不難發現中國工業部門的單位能耗顯然高于其他經濟部門（見表6和表7）。盡管在改革開放后中國重工業的單位能耗日益下降，重工業的過快發展仍然導致我國能源消耗總量增速過快。

2011年目前中國重工業過度投資受到產品出口貿易的刺激以及外商直接投資的帶動，但是其根本原因還在于：中國的能源密集型工業享受著較低的運營成本。地方政府不僅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價格低廉的土地，而且以追求經濟增長為唯一目標的背景下，在執行環境保護政策時還經常與政策相背離，再有中國目前的環境稅費過低，也無法反映其真實的成本。中國的能源價格在歷史上也從未反映出環境成本。此外在建設時間縮短的同時，勞動力成本也低于發達國家。對于資金成本巨大的能源密集型部門來說這些優勢形成了中國重工業在國際市場中的比較優勢。受到以上因素的影響，自1998年以來中國大多數高能耗工業以稅前收益計算的利潤已經從不到1%復蘇至4%～7%。2007年，金屬、玻璃、化工以及水泥等工業的利潤超過了紡織、服裝、家具以及電子的利潤。特別是鋁業在贏利能力上有了極大的增長，其稅前利潤在過去幾年間從5%增長至14%（具體數據見表8）。

高利潤阻礙了合理的資源配置，使資本流向集中于這些行業。鋼鐵企業的數量在2002～2006年間就翻了一番，其他能源密集型工業的情況也與此類似。重工業行業過于分散也不利于行業總體能耗效率的提高。

三、基于以上分析，我國開放經濟條件下環境財政政策的完善主要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促進經濟結構調整；2.促進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3.理順資源能源價格和環境成本。具體政策包括：

（一）構搭建環境保護財政制度體系框架

1、構建資源環境產品定價制度，將資源環境產品的稀缺性和環境成本體現在現行價格體系中。

2、構建綠色財政收入制度，包括建立環境稅、資源稅與消費稅等稅制綠化改革等。

3、構建環保財政支出制度，優化財政投資結構、盡快實行政府綠色采購以及環境轉移支付等。

（二）建立資源環境產品定價制度

以完善水、石油、電力、天然氣、煤炭、土地等資源性產品價格為重點，改革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形成機制。加快推進成品油和天然氣價格改革； 完善煤炭成本構成機制；積極推進電力價格改革；加大水價改革力度；對水、電等能源類消費品的使用采取價格累進制。在資源性產品的定價中充分反映資源稀缺、環境成本、資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和市場供求狀況，充分發揮價格在配置資源性產品中的重要作用，鼓勵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完善包括排污費在內的相關環境收費制度。

（三）建立綠色財政收入制度

1、綠化現行與資源環境相關的稅種

逐步優化調整生產型增值稅為主體的流轉稅體系， 改變稅收和財政收入過度依賴固定資產投資和資源能源等生產要素擴大再生產的局面。倡導適度消費，繼續擴大對奢侈品、一次性消費品征收消費稅的商品范圍，加強對一次性餐盒、大排放量汽車、汽油等消費的調節力度。逐步將水資源和土地資源等納入資源稅的征稅對象。

2、盡快開征獨立的生態環境稅

加快制定和實施獨立型環境稅制度， 根據污染物排放和產品的污染性分別設立二氧化硫稅和廢水排放稅等稅目，以調控生產者的污染排放行為， 并作為政府間稅權劃分方面的改革試點。

3、全面實施環境資源有償使用制度

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標有償分配制度。嚴格完善收費制度，提高排污費、污水處理費和垃圾處理費的征收標準， 推進生活垃圾處理方式和垃圾處理費征收方式改革，通過使用者付費吸納社會資金，充分體現資源的稀缺性與環境成本。

4、加大政策性金融融資支持力度

利用政策性銀行,來強化對綠色經濟的資金支持。開發性金融可以通過低息貸款、無息貸款、延長信貸周期、優先貸款等方式,彌補資源環境治理的基礎項目在長期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商業信貸缺位的問題。此外通過國家財政擔保,由金融機構發行綠色金融債券,投資于一些周期長、規模大的環保型產業。并利用金融創新工具為環境保護產業提供具有穩定性并可以長期使用的資金。

（四）建立環保財政支出制度

1、優化財政投資結構。改變原有的投資模式，提升制造業發展質量，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投入。重點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節能環保以及企業技術改造等領域和欠發達地區。

2、盡快實行政府綠色采購，引導綠色消費，激勵綠色產業的發展。

3、財政轉移支付應加大環境保護的權重，制定積極的國家環保公共投資政策，將環境服務均等化作為公共財政保障重點。在此基礎上，構建環保支出與GDP、財政收入增長的雙聯動機制，確保環保科目支出額的增幅高于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并將新增財力更多地用于環境保護。

參考文獻：

[1]Grossman G，Krueger A.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7)

[2]Karen Fisher-Vanden;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nergy Productivity in China，Energy Economics,6th 2006

[3]曹洪洋譯《美國智庫眼中的中國崛起》[M]中國發展出版社.2010年

[4]周力,開放經濟與節能減排的協調機制.南京農業大學，[D]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5]趙細康《產業保護與國際產業國際競爭力》.[M]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6]《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0～2011）》.[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第7篇：綠色金融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京津冀；大氣污染； 治理對策

中圖分類號：X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7）2-0039-02

1 引言

京津冀地區，大氣污染狀況日益嚴重，接連發出紅色預警，廊坊地區大氣污染的治理工作已經迫在眉睫。

但在京津冀協同治理大氣污染的合作方面，還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深層次問題，集中表現為京津冀還缺乏協同治理大氣污染的長效保障機制，缺乏區域內財政金融政策的相互配合，存在著治理大氣污染的可用資源與承擔任務不匹配現象，制約了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的環境效益。京津冀目前還處于跨越碳排放強度高峰的初級階段，距離跨越人均碳排放高峰和碳排放總量高峰還存在很大差距，還面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中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總量上升的艱巨任務，寄希望在短期內很快跨越人均碳排放高峰和碳排放總量高峰，取得“一蹴而就”的成效是不現實的。

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既是攻堅戰，也是持久戰，既要靠行政手段，也要靠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當前京津冀在治理大氣污染中，雖然在淘汰落后產能和強制污染企業搬遷改造等方面，利用行政手段能夠取得一些成效，但從長期看，還需要利用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為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提供長效保障。

造成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的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運用不充分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國財稅金融制度還不能適應低碳綠色發展需要。一方面，我國還沒有按照“稅制綠化”和“財政綠化”要求，完善稅收制度和財政制度，導致我國現行稅收和財政在促進節能減排和產業結構改造提升方面，缺乏科學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發揮治理大氣污染的財稅制度功能。另一方面，我國在信貸考核體系中，還沒有把綠色信貸真正嵌入信貸制度內容中，還沒有形成導向清晰、內容完整的綠色信貸體系，減弱了治理大氣污染的金融制度功能[1]。

2 京津冀地區大氣污染的治理對策

協同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既要明確考核目標和任務分工，又要注重協同合作，必須在協同治理大氣污染過程中，牢固樹立區域環境效益至上的理念，創新體制機制，最大限度地克服各種阻礙協同合作的制度障礙和行政體制障礙，必須針對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的任務和三地客觀存在的財政金融資源差距，密切財政金融政策協同配合，在注重發揮財政政策引導力和財政投資吸引作用的同時，要更加注重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融資功能，多渠道引導商業金融機構、實體企業、社會資金積極投入節能減排行動中，為治理大氣污染提供相應的資金保障。

2.1 近期應采取的具體措施

（1）完善跨區投資稅收征管體制。對于總部經濟所在地與分支機構所在地之間存在區域內的“飛地經濟”現象，應按照地域管轄權優先征稅，居民管轄權補征稅款的要求，制定國內跨區域的統一、規范的企業所得稅核算標準和分享辦法，以抑制各地為爭取分支機構項目落地而亂施稅收優惠和任意讓渡稅款行為。同時，還應統一稅收征管的執行標準，以解決京津冀在稅收征管過程中存在的三地執行標準差異和由此造成的納稅人為減輕納稅義務而產生的跨區域報稅問題。

（2）加大中央對環首都地區環境保護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內容，是重大國家戰略，中央財政應承擔更多事權和支出責任。在涉及減少污染排放的能源節約和能源替代項目、淘汰落后產能、產業改造升級、發展戰略新興產業、促進消費節能和消費減排等綜合治理京津冀大氣污染內容方面，加大中央京津冀環境保護的財政轉移支付的資金支持力度，是落實國家重大戰略，促進環首都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的客觀需要。

（3）信貸管理體制創新。在京津冀協同治理污染的發展過程中，應通過金融管理特別是信貸管理體制創新，增加綠色信貸權重考核體系等舉措，對承擔治理大氣污染任務重、產業結構調整壓力大的相關區域，增加其鼓勵節能減排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綠色信貸指標，提高其金融機構存貸比水平，使京津冀資金保障與京津冀承擔的治理大氣污染的產業結構改造任務相一致。通過增加和調劑京津冀區域的信貸指標，支持其傳統產業結構改造升級和戰略新興產業發展。

（4）協調京津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空間布局關系。按照京津冀產業一體化協同發展要求，借助區域合作協調平臺，協調京津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空間布局，有利于促進京津冀產業的吐故納新，在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引進和布局新的l展項目，進而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節能減排。在布局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方面，不僅要杜絕各行政轄區采用非市場競爭手段，爭奪和攔截外商直接投資現象，還要通過京津冀協商合作，把外商直接投資項目重點布局在產業結構調整任務重、節能減排壓力大的區域。

2.2 中長期應采取的措施

（1）完善制度保障條件，提供長效保障機制。主要體現在財稅制度保障方面，一是需要按照綠化稅制，完善稅收體系要求，及時征收包括碳排放稅在內的環境保護稅，通過完善消費稅制度，把“兩高一資”產品納入消費稅征稅范圍，發揮其抑制能源消費和污染排放以及保護生態環境功能。二是實施汲水財政政策，加大對節能減排導向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清潔能源利用的財政投資、財政補貼支持力度，在鼓勵和支持產業改造升級、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污染排放的同時，吸引商業金融機構、實體企業、社會資金積極投入節能減排行動中，發揮財政資金的“四兩撥千斤”作用。三是完善政府綠色采購制度，嚴格政府采購的“綠色”標準，完善政府節能減排的制度保障體系，通過制度化的政府綠色采購，發揮政府節能減排的示范作用，引導和鼓勵企業提供節能減排產品和社會提供節能減排服務[1]。

（2）加執法整治。保持執法高壓態勢，以整治非法排污、超標排污、惡意排污為重點，鐵腕執法，嚴查嚴管，開展環境專項執法整治，從重從快打擊環境違法行為，讓污染企業切實付出高昂代價。并采取督導檢查與紀檢監察聯合督查等，做到查處到位、整改到位、責任追究到位，加大對環境違法行為的責任追究。

（3）嚴格規劃區內新增大氣污染物排放項目的審批。加強對各個轄區的督導，對廣陽區、安次區、廊坊開發區空氣質量進行認定和，強化督導和技術指導，做到責權統一，確保不留死角，確保市區空氣污染綜合整治取得實效。

（4）加大對市民的宣傳引導。繼續與市主要媒體密切協作，播發環保公益廣告，向市民群發環保公益短信，在市環保局門戶網站開辟空氣污染防治科普專欄。同時，加大社區、學校等的霧霾知識普及宣傳，消除大眾的恐慌情緒。

（5）大氣檢查結果將與地方政府考核掛鉤。環境保護部環境監察局局長鄒首民介紹，專項檢查以京津冀為重點并兼顧周邊地區，環保部將組織10個督查組對重點地區進行督查，利用衛星遙感、無人機飛行等方式鎖定污染源。環境保護部環境監察局局長鄒首民說， 各類大氣排污企業環保設施運行情況、污染物排放情況、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制定及執行情況、群眾投訴案件和熱點環境問題的辦理情況是此次專項檢查的重點，檢查結果將作為對地方政府考核的依據。

（6）積極發展環保產業。鼓勵引導相關企業在京津冀地區布局，在實現公司盈利的同時，實現污染一體化治理。到2017年底，北京市要調整退出高污染企業1200家，天津市鋼鐵、水泥產能控制在2000萬t和500萬t，河北省鋼鐵產能壓縮淘汰6000萬t以上。產業結構優化、高污染企業搬遷等工作，既可以從源頭上解決污染問題，也是倒逼產能過剩行業進行調整的路徑。而當下環境，往往能找到可以變通的方法，理由就是環境違法成本低，處罰輕，而環境違法后換取的經濟效益極高。環境立法必須先行，一系列可為的促進環境守法的手段和機制也應該盡快完善。其中，應促成相關信息對全社會公開，交由全社會共同監督，這就有可能促使這些問題受到重視，法律法規貫徹和執法干預都將更為順利。環境執法如此，京津冀一體化在環保領域的一體化，同樣可以遵循這樣的路徑，加以促進[2]。

3 結語

大氣污染治理是一項復雜的、反復的環境治理過程，是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明確大氣污染來源分類，是從點到線、從線到面、雙管齊下、科學治理的重要基礎。趙顏顏列舉了幾種大氣污染源的分類，通過分析京津冀地區實際情況，分析出其主要污染源，針對污染源的不同提出了治理大氣污染問題的建議和對策[3]。當前，河北在水資源、大氣環境、能源供給和總體生態體系等方面面臨嚴峻挑戰，與京津冀區域生態環境改善的目標要求存在較大差距。河北省應著力提高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重點建設京津綠色生態屏障[4]。

致謝：本文在資料整理過程中，得到了霸州市環保局的大力支持與幫助，在此表示感謝。

參考文獻：

[1]王延杰.京津冀治理大氣污染的財政金融政策協同配合[J].經濟與管理，2015，29（1）：13～18.

[2]張 皎.加快京津冀治污一體化的建議[J].經濟界，2015（3）：22.

[3]趙顏顏.京津冀地區大氣污染源淺析[J].經營管理者，2015（11）：139.

[4]彭建強，張 波.河北省建設京津綠色生態屏障面臨問題與對策[J].河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5（2）：39～42.

Analysis on Preven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Zhang Yajuan， Du Wenli， Han Zhanpo

（Bazho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Bazhou， Hebei 065700， China）

第8篇：綠色金融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綠色金融產品

中D分類號：F832.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3-0-01

Abstract：At present， our country is in an important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has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economy.China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green financial exploration.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new industrial countries develop green finance earlier than our country，so China should avoid weaknesses and take the ess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Key words：green finance；sustainable development；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一、引言

（一）發展綠色金融的背景

近幾年我國經濟達到了持續增長，但也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經濟發展與環境約束的矛盾日益凸顯[1]。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在我國綠色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在這種背景下，綠色金融將是發展綠色經濟的必要戰略，是金融業和環境產業的橋梁[3]，因此發展綠色金融是促進我國經濟的綠色發展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必走之路。

（二）發展綠色金融的意義

綠色金融業務在全球逐步興起，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在大力發展本國的綠色金融，無疑證明綠色金融對國家的發展具有很大的意義。第一，有利于國家的產業優化升級。利用金融機構的導向作用將社會資金引向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產業，可以適當的打擊污染嚴重的企業，有利于產業的優化升級[4]。第二，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發展綠色金融，間接地將公眾的投資引向環保產業，引導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重工業行業轉向污染少的行業，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綠色金融概述

（一）“綠色金融”概念

綠色金融，又稱環境金融，目前國內外對綠色金融的定義總體來說可以分為兩類：一是金融業促進環保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將社會資源引導向環保產業，從中發揮導向作用，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二是指金融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金融行業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核心，必須保證機構內部資金運行流暢，促使行業內部實現綠色發展。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就綠色金融而言，在國外學者的很多文獻中，對其研究各有不同，但重點均體現金融業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上。Jeucken（2006）對金融機構的自身可持續發展問題進行研究，得出綠色金融的發展對金融行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具有促進作用[5]。國內對綠色金融研究相對于國外來說起步較晚，國內的研究者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我國國情上。麥均洪和徐楓（2015）對綠色金融影響因素得出“還款能力”是影響綠色金融的主要因素。宋曉玲（2013）通過研究西方銀行業綠色金融政策主要采取的國際標準，得到西方銀行業綠色金融實踐對中國的啟示，有利于中國綠色金融的發展[6]。

三、我國綠色金融發展現狀

我國的綠色金融業務起步較晚，處于初級階段，主要涉及三個主要的領域，包括綠色信貸、綠色保險和綠色證券，以綠色信貸為主。全球共有60多家金融機構宣布采納赤道原則，其項目融資額約占全國的85%，但我國只有興業銀行一家赤道銀行。國內主要的銀行都有開展綠色金融業務，包括的綠色金融產品類型多、領域寬廣，以國內五大國有銀行和興業銀行為例。中國銀行2015年綠色信貸余額 4123.15億元，同比增長36.96%；農業銀行2015年綠色信貸余額5431億元，同比增長15.6%；工商銀行2015年綠色信貸7028.43億元，比上年增長7.3%；建設銀行2015年綠色信貸7 335.63億元，同比增長50.61%；交通銀行截至報告期內，支持的環保項目節約標煤622.9萬噸，節約水833.6萬噸，減排二氧化碳當量1 409.5萬噸；興業銀行截至2015年，綠色信貸余額8 046億元，減排二氧化碳當量7 161.99萬噸，節約水量28 565.06萬噸。可見，幾個主要的國內銀行均開展了綠色金融業務，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為中國的環境保護提供了很大的渠道，各個銀行的主張也各有不同，但都以環境保護為中心，加強社會責任的同時提倡行業內的綠色運營，綠色發展。

四、中國發展綠色金融的建議

（一）政府角度

1.政府財政政策扶持。現在實行的綠色金融業務目的是保護生態環境，在沒有利益的驅動下很少有機構愿意主動去實行綠色發展，很難產生正的外部性。政府應該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給予金融企業一定的利益分配，提高綠色項目的投資回報率。2.健全法律法規。政府應該加強環境保護方面的立法，探索綠色金融法，以法律形式來引導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促進環保政策的順利實施。

（二）公眾角度

1.提高環保意識。作為公眾，應該最先意識到環境污染的危害，應該提高環保意識，積極倡導綠色環保理念，培養綠色環保意識，為綠色金融打造良好的社會氛圍。2.樹立綠色消費觀。社會公眾作為消費者，應該樹立正確的綠色消費觀，拒絕購買有害環境的消費品，認識到綠色金融產品的益處，積極購買銀行等金融機構推出的綠色金融產品。

（三）金融機構角度

1.創新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目前，我國的綠色金融產品還不是很多，金融機構應該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積極創新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2.加強金融機構內部管理。金融機構是綠色金融產品的發源地，機構本身應該嚴格控制內部的風險，加強內部風險管理，提高企業的安全性，從本質上健全綠色金融體系。

參考文獻：

[1]鄧翔.綠色金融研究述評[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2，06：67-71.

[2]麥均洪，徐楓. 基于聯合分析的我國綠色金融影響因素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15，05：23-37.

[3]Salazar，J.Environmental Finance：Linking Two World [Z].Presented at a workshop on Financial Innovations for Biodiversity Bratislava，1998，（1）：2-18.

[4]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李曉西，夏光， 蔡寧.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J].金融論壇，2015，10：30-40.

[5]Jeuckn，M.sustainable Finance and Banking[M].USA：The Earthscan Publication，2006.

第9篇：綠色金融財政政策范文

根據IMF統計，G20成員國集體的財政赤字已從2007年的1.1％增長至2009年的8.1％。G20國家的經濟得益于減稅，但是支出要花較長時間才能反映成效。至今年7月中旬，加拿大已經投入了其經濟刺激計劃中81％的資金，法國投入60％，美國投入41％。

為了更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投入經濟刺激計劃的資金必須年年遞增，否則經濟將會受財政拖累。增速減隉。以美國為例，如果立法者規定2001年減稅到期，美國將在2011年面臨占GDP2.5％的財政拖累。

來自IMF的消息稱。這場金融危機將重創公共財政。危機發生前，發達國家G20A員國平均政府負債總額占GDP的79％，而經濟倒退、財政救援將使這一數字在2014年達到120％。

為了安撫這些憂慮，政府必須平衡兩個風險。他們可能很快收緊財政政策，撤回一些仍然需要的刺激政策。但是如果他們始終隨意投資，他們將會給經濟帶來嚴重的公債壓力，這些負擔可能會擠出私人投資資金。

中國經濟復蘇勢頭加快

【美】《紐約時報》

就在8個月前，成千上萬的 工人還在因全球經濟下滑而關閉的工廠外面游事。現在，其中很多工廠已經重新開業，又開始雇人了。中國下崗工人重返工作崗位的情景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很多中國人都覺得，整個國家的經濟回到了正軌上來。

這種信心源自中國在三個方面作出的努力：經濟刺激計劃，寬松的銀行貸款政策，政府對出口的廣泛支持。中國在經濟規劃方面的力度超過美國，能夠以快得多的速度支付經濟刺激計劃中的款項，使之變成新的鐵路和公路。但是經濟學家說，對于中國經濟復蘇更重要的是正在產生巨大效益兩項工作：更加寬松的貸款政策和出口支持。

亞洲的演化

[美]《時代》

在20世紀90年代末那場金融危機之后的10年里，發展中的亞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正如在投資領域常說的那樣，過去的成就無法保證未來的業績。當前的全球衰退暗示亞洲應尋找新的增長模式。從這次變革中崛起的“下一個亞洲”需要從關注增長數量轉為關注增長質量。盡管經濟增長的質量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但其特征無疑涵蓋更好的平衡、穩定、協調、可持續性和融合。這正是亞洲經濟一次重要轉型的實質，這次轉型將使亞洲經濟比現在更促進消費、更輕型、更綠色。“下一個亞洲”需要更多地以這些尺度來衡量成就。

華爾街的新鍍金時代

[美]《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