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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凱恩斯主義者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
財政政策是凱恩斯主義者非常喜歡使用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他們認為,對總需求的調控,財政政策比之貨幣政策更有效,財政政策是一種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來變動總需求,以對付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也可以被用來微調經濟,熨平經濟周期的較大的波動。財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簡單明了,如果經濟正處于嚴重的蕭條時期,財政政策就采取“減收增支”的辦法,減收就是減稅,增支就是增加政府開支和增加社會福利的辦法。
減稅和社會福利的增加會使漏出減少,注入增加,會很快刺激總需求的增加。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涉及到政府預算的制訂和實施,由于時間間隔較短,效應也就較顯著。在西方國家,減稅,主要是減個人所得稅,既減少漏出,又對個人的勞動和投資有一定的激勵作用。增加支出和社會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擴大總需求。但是,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究竟會使總需求增加多少,最終使GDP增加多少,很難作出估計。如果人們把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的一部分錢用于增加對進口品的需求,并且邊際進口傾向較高的話,則總需求的擴大就不會很大了。
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對總需求的擴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經濟的一種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總需求,因而有較充分的乘數效應。同時,政府支出可以直接為宏觀調控目標服務,更有目的性和針對性。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可以擴大總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決國民經濟的瓶頸缺口,增加社會的生產能力。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經濟特別蕭條的地區以幫助該地區的經濟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不太使用進口品的項目上,盡可能以乘數效應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增加就業的項目上,以減少失業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礎設施方面的話,就會耗費較長的時間,很難立竿見影。當然在對付長期性經濟蕭條方面還是有效的。不過,政府實施的項目往往由于缺乏責任心和管理,工程質量較差,很多被稱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會勞民傷財。
與解決通貨緊縮缺口的財政政策相反,如果經濟存在通貨膨脹缺口,經濟基本已達到了充分就業,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此時就應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即增收節支的政策,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
從近代歷史看,在西方國家,只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存在過持續的通貨膨脹缺口,這主要是由于戰爭經費支出急劇增加所致。其余時候,基本上都是通貨緊縮缺口存在,通貨膨脹缺口只是暫時性地存在過。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存在過一個怪現象,就是在高通貨膨脹率的同時,失業率也上升,也就是滯脹。凱恩斯主義者把滯脹的原因歸結為在收縮總需求的同時,總供應也收縮了,這樣抵消了通貨膨脹的效應,但國民產出也下降了,結果社會生產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業率上升。
總需求和總供應的同時萎縮會對總供應產生不利的影響。稅收的增加會對勞動和投資產生反激勵的作用,也會進一步推動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政府支出的削減會對某些依賴政府支出的部門(如衛生醫療部門、教育部門、公共交通部門等)產生嚴重的影響,減少政府對社會的公共提供。對基礎設施支出的削減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長期增長。持續的通貨緊縮政策還會使私人投資減少。所有這些都會使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減少。
經驗表明,對付通貨膨脹并不難,即使有的國家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經過治理,也能平息下來,難的是在治理通貨膨脹的同時不引發通貨緊縮。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都可被用來微調經濟,只要政府對總需求實行有效的管理。所謂微調經濟是指通過政府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干預,以避免經濟周期出現較大的波動。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作用更為明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政府針對經濟的冷熱,實施相反的對策(逆向調節),如果政府在經濟蕭條時期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高漲時期采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則國民經濟的運行就會比自發運行的軌跡要平穩得多。當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經濟的波動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對經濟形勢判斷失誤,使國民經濟秩序更加紊亂。
政府調節經濟的的主要問題是時滯。如果時滯效應很長,穩定經濟的政策可能反而會成為“不穩定的經濟政策。”因此,只要對經濟形勢判斷正確,財政政策制定和實施得當,經濟的波動雖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國民經濟一樣可以實現相對平穩的發展。
二、貨幣主義者對政府調節經濟的做法持反對態度
貨幣主義者反對把財政政策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減稅或增加財政支出并不會對經濟有什么刺激作用,國民產出不會因此而增加,因為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貨幣供應也相應擴大了,增加的只是名義的GDP.從長期來說,擴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只能導致通貨膨脹。特別是在浮動的匯率體制下,這個結果更為明顯,因為總需求的擴大會使本國的貨幣貶值,從而使進口品和進口原材料價格上升,進一步推動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會增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能會使這種借款需求更高,結果可能會發生社會公眾的信任危機。利率可能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終會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應抵消掉。
貨幣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必須要與貨幣政策相配合,才會產生持續的效應,說白了,貨幣政策是真正對總需求發生影響的因素。弄得不好,財政政策只會造成總需求更大的波動。實施財政政策可能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對三方面的效應要作出估計:(1)政府支出和政府稅收的變化對別的注入和漏出的影響程度究竟如何?(2)乘數和加速數的規模如何?(3)時滯效應如何?
貨幣主義者堅信市場的自身調整力量,認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應是很難估計的,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決的,所以財政政策是沒有必要實施的。
貨幣主義者認為有兩種不同的財政政策,一種是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另一種是不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純粹的財政政策,兩者是有區別的。前者之所以會引起貨幣供應的變化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往往同時實施,二是在實施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會連帶出貨幣供應的變化,而貨幣供應與財政政策的同方向變化會抵消財政政策的效果,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增加,收縮性的財政政策會引起貨幣供應的減少,結果對國民產出的變化無濟于事。再說,會引起貨幣供應變化的財政政策會對總需求發生影響,但這是貨幣供應變化的結果,而不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后者對總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應的,但由于時滯存在,要預測人們對財政政策的反應是很困難的,再加上各種復雜的經濟因素都會起作用,很難分門別類,對癥下藥,財政政策不可能把經濟調整到主觀設定的精確位置,微調經濟的目的是很難達到的。從長期來說,純粹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對國民產出是沒有影響的,只會產生擠出效應,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會減少私人消費和投資的減少。
財政政策的貨幣效應究竟如何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密切不可分、實施財政政策的時候,或多或少會產生貨幣效應,純粹的財政政策(一點也不影響貨幣供應)幾乎是不存在的;實施貨幣政策的時候,也或多或少帶有財政政策的含義。真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經濟正處于蕭條時期,本來財政預算是平衡的,政府為刺激經濟決定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產生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政府直接向社會公眾發債,社會公眾把錢借給政府,這不涉及到貨幣供應的變化。政府利用財政赤字的同時,既刺激了總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交易需求。另一種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銀行借債,這種國債發行方式結果增加貨幣供應。
政府增加財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均衡的國民產出。政府支出的增加會使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使貨幣供應增加,市場利率可以因貨幣需求和供應同時增加而保持不變,由于市場利率保持不變,不會對投資產生影響,所以沒有擠出效應。如果財政赤字增加的結果沒有增加貨幣供應,市場的貨幣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結果就會使投資減少,產生擠出效應,注入量就會低于期望的水平,國民產出不會增加。
擴張性財政政策在貨幣供應不變的條件下,究竟是否一定會產生擠出效應就要看兩方面的變化情況。一是貨幣需求彈性,即貨幣需求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比較缺乏彈性的,同樣是靈活偏好曲線水平上移,利率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貨幣需求是較有彈性的,總需求擴張后,對貨幣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貨幣的靈活偏好曲線會上升,結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資彈性,即投資數量對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貨幣主義者認為,利率的變化會對投資額產生較大的變化。而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投資額對利率變化通常是比較缺乏彈性的。投資者決定投資與否主要是取決于經濟形勢發展趨勢和所生產產品的銷售前景,而對市場利率的考慮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變化只對投資額產生較小的影響。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的實施只會對利率產生很小的影響,對投資額的影響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擠出效應。總需求的擴大可能會通過加速器效應使投資額增加。貨幣主義者認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使利率明顯上升,從而對私人投資產生嚴重的影響,擠出效應明顯存在。他們的觀點是,政府必須要減少財政預算赤字。從長期來看,假使貨幣流通速度是穩定的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會完全擠出私人投資。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由于在上述兩個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兩者對財政政策實施的效應預期發生很大的偏差。
流動性過剩將成基本標志
李稻葵認為,未來三到五年全球經濟將出現流動性過剩。因為這場危機是發生在西方國家私營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的危機,西方國家應對這場危機的思路非常清晰,就是通過各種方式增加流動性,注入到私人部門、金融市場,把經濟“吹起來”,所以,美國經濟2009年第三季度出現增長并不奇怪。
西方國家會不會很快退出貨幣擴張政策?在李稻葵看來,很難。因為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公共財政情況,遠遠糟糕于貨幣狀況。美國有12%的財政赤字,英國是10%左右,財政不收縮會有問題的。然而整個西方社會可能依然會保持一定的貨幣擴張政策,因為它們是國際貨幣的發行國,如果不能保持一個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貨幣就會升值,造成貿易困難。
他預計,中國的做法可能相反,因為中國財政狀況相對不錯,因而可能先退出貨幣政策。“在通脹壓力下,中國貨幣政策可能會以某一種靈活的方式,創造性地退出經濟振興計劃,但刺激性的財政政策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結構調整將成為今年財政政策的重頭戲。”
未來三年全球股市會創新高
流動性過剩將讓資源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流動性過剩會促使資源價格的上升。”李稻葵說,以后國家和企業間競爭的就是資源。而且光有錢還買不來資源,一定要把資金和對國際形勢的判斷能力結合在一起。
他對中國企業的發展提出三點建議:第一,現在是后危機時代,是一個產業重組的時代。現在中國的產業集中度還太低,國家會鼓勵企業搞重組,很多企業利潤下降,它也有動力搞重組,而且有些新的產業一定要納入進來,比如說高端服務業;第二,后危機時代是資本運作的時代。資本運作非常重要,資金就是油;第三,后危機時代是中國企業真正登上國際舞臺的時代。“我們不差錢,我們差的是國際化的經營運作,這些方面我們要拜西方人為師,所以現在是走出去的好時機。我提醒大家,再過兩年,資產價格、資源價格就上來了,去海外尋找資源恐怕就更難了。所以動作要快,多研究國外的資本市場的情況。”
流動性過剩還將引起股市、樓市的上漲。李稻葵預測,在未來三到五年內,股票價格還會上漲。“我相信三年以內,全球范圍內證券市場的歷史紀錄會突破。中國A股市場2008年11月還在1700點左右,去年5月份就到了3200點,幾乎翻倍,原因之一就是政府4萬億投下去之后,增加了貨幣流動性,從而帶動資產價格上漲。”
同時,李稻葵認為,美元的國際地位一定會下降。“快的話10年,慢的話15年,一定會形成國際金融體系里三國鼎立的局面:美元、歐元、人民幣。美元一定會逐步貶值,讓位于人民幣和歐元,人民幣遲早會成為國際貨幣。”
后危機時代
中國面臨更嚴峻考驗
在李稻葵看來,危機時代結束后,中國經濟的發展將會面臨著比危機前、危機中更加嚴峻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中國的經濟政策和結構調整不能再拖延了。
“現在,越來越多的國際輿論認為,是中國、德國、日本這些貿易順差國,阻礙世界經濟再平衡。日本可以輕而易舉地為自己開脫,他可以說我們的經濟已經非常不景氣,國債占GDP的比重遠遠超過100%,你還要什么?用中國話來說,就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德國是另一個貿易順差國,也非常容易逃脫責任。德國人可以說我是歐元區的一員,我們沒有辦法進行匯率的調整,而且整個歐元區是貿易平衡的,我們自己搞定了,不需要其他人插手。但是,我們中國怎么辦呢?現在很多國際輿論都指向中國。”
李稻葵認為,另一方面,現在全球綠色主義盛行,像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面臨著減碳壓力。簡單來說就是全球主流國家和主流政策制訂者都認為,二氧化碳氣體的排放,是導致全球氣侯變暖的主要因素。因此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必須要減碳,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但是中國的發展,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還取決于能源消耗的增加。
“因此,在國內政策調整、結構調整方面,再也不能拖延時間了。危機前我們發展的那種模式,必須要轉變,必須要調整。”李稻葵表示。
用綠色工業置換黑色產能
那么,如何調整呢?李稻葵指出了在投資和消費領域的調整路線。在投資領域,未來五到十年,除常規消費性投資外,綠色產能革命也將對經濟發展起到巨大拉升作用。所謂綠色產能革命,就是通過政府補貼的方式,把煤炭、發電、鋼鐵等黑色產能,通過綠色工業置換出來,實現節能減排;在消費領域,關鍵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李稻葵認為,國內投資不等于增加生產能力。“我們可以搞一些消費型的投資,包括改善空氣質量和水的投資。我們應該花十年時間,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產能置換出去。可以國家補貼一些,環保標準提高一些,國外的基金會也可能拿出一部分的錢,鼓勵我們的民營企業投資,這雖然不會產生新的產能,但是會帶來新的效益。以我們被認定過剩的六大產業為例,如果可以達到國外先進水平的話,每年置換產能所花的費用大概占GDP的10%左右,還可持續操作十年,而且不會帶來產能過剩。”
“中國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是在下降的,從1980年代的50%左右下降到今天35%。原因就是一條,很簡單,我們的收入分配結構出現了問題。在中國的經濟結構當中,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從1980年代的70%下降到了今天的50%。解決的辦法,從短期來看,是想方設法降低個人收入調節稅,替中小企業提供一些就業的保險、養老金,由國家補貼一部分的個人收入。通過這個方式可以提高我們的個人收入比重。在我看來,經過努力,提高5―10個百分點應該不成問題。”李稻葵說。
今年上半年
或出臺新穎貨幣政策
李稻葵認為,今年上半年到年中,中國政府肯定會對貨幣政策進行思考和討論,有可能會出臺比較靈活、比較新穎的收縮性政策,目標是應對全球越來越明顯的流動性過剩。
關鍵詞：通貨膨脹；產出缺口；HP濾波
一、通貨膨脹與產出缺口關系概述
產出缺口表示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之間的差額，即實際產出圍繞潛在產出上下波動的程度。它測度了經濟周期性的波動對產出的影響，反映了現有經濟資源的利用程度。當產出缺口為正時，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經濟處于擴張階段；反之，經濟處于收縮階段；政府追求的穩定產出的目標是產出缺口為零，即實際產出等于潛在產出。對于潛在產出，經典經濟學中將其定義為：在穩定的價格水平下，給定當時的技術水平，在勞動力實現充分就業時，一個國家充分利用資本和勞動力能實現的最大產出量。
很多國家的央行或政府經濟部門都將產出缺口作為分析預測通脹壓力的重要指標。如果出現正的產出缺口則通脹壓力增大，政府將采取增稅、減少政府開支的收縮性財政政策，央行將采取提高利率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脹；相反，央行和政府則應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同時，從通貨膨脹對產出的反作用來看，人們相信溫和的通貨膨脹有利于經濟的成長，那么當通貨膨脹率有所上升的時候，產出缺口就應該達到一個正值，經濟表現出繁榮。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低通脹、高增長一直是政府部門追求的兩大目標，但是兩者之間卻存在著矛盾，需要政府在兩者之間做出取舍，而從兩者之間的關系來看，政府在不同時期對兩者的關注程度應當是有所差別的。在經濟繁榮時期，通脹率亦上升，政府應更多的來抑制通脹；反之，在經濟低迷時，通脹率亦處于低水平，此時的政府則應更多地關注于刺激經濟增長。
二、利用HP濾波計算潛在GDP
本文選取中國年度數據進行檢驗，樣本區間為1989～2008年，共20個樣本點。通貨膨脹率選取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代替，CPI數據為環比年度數據，以上期為基期，上期數據為100，能夠較好地反映通貨膨脹的變動情況。產出水平用國內生產總值GDP表示，數據來源于國研網統計數據庫。
大量的理論和經驗分析表明，現實的產出沒有一個確定性的時間趨勢，它表現出隨機行走過程，即單位根過程，這時使用消除趨勢法。目前，較多的運用HP濾波法來計算潛在GDP，進而計算出產出缺口，用HP濾波計算潛在GDP如下：
設{Yt｝是包含趨勢成分和波動成分的經濟時間序列，{YtT｝是其中含有的趨勢成分，{Ytc｝是其中包含的波動成分，則Yt=YtT+Ytc，t=1，2，..，T。計算HP濾波就是從{Yt｝中將{YtT｝分離出來。一般的，時間序列{Yt｝中不可觀測的部分趨勢常被定義為最小化問題的解：min{(Yt-YtT)2+λ[c(L)YtT]2｝。其中，c(L)是延遲算子多項式c(L)=(L-1-1)-(1-L)。
最小化問題用[c(L)YtT]來調整趨勢的變化，并隨著λ的增大而增大。HP濾波依賴于參數λ，該參數需要事先給定。一般經驗取值，年度數據λ=100；季度數據λ=1，600；月度數據λ=14，400。本文用的是年度數據，因此λ取值為100。設{Yt｝為我國的年度GDP指標，利用HP濾波計算出來的YtT來表示潛在GDP，于是結果如圖1所示。SER01表示的是真實GDP，HPTREND01表示的是潛在GDP。
三、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的關系圖形分析
GDP的波動要素{Ytc｝序列實際上在0上下波動，稱為GDP缺口序列，它是一個絕對量的產出缺口。它的值即為真實GDP與潛在GDP之差。圖2即為真實GDP與潛在GDP之差，也就是產出缺口，它在0上下波動。圖中最大的向下趨勢在1997年以后，1998年的實際產出低于潛在產出，即產出缺口由正值轉為負值。反映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這種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得到延續，一直到2003年產出缺口才有所上升。2007年以后出現了較大的正的產出缺口。圖3反映的是1989～2008年通貨膨脹率的走勢，通貨膨脹率以CPI指數來代替。
(一)產出缺口和通貨膨脹在方向上的一致性。與產出缺口的圖形比較可以看出，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存在正相關的關系，兩者雖在波動程度上有差異，但是走勢方向基本一致。
1997～2002年我國經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經濟增速放緩導致了通貨膨脹的降低，實際上出現了通貨緊縮的壓力，從圖形中可以看出1998～2000年CPI指數低于100，遠遠低于1994年的水平，與此同時，產出缺口也有一個下降，呈現了負的產出缺口。從2002年以后，通貨膨脹率伴隨經濟回暖而上升，產出缺口也逐漸從負值走向正值。
以上的對比說明了這樣的結論：若實際產出大于潛在產出，即產出缺口為正值，則經濟中就會出現通貨膨脹的壓力，政策制定者則需要采取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防止經濟的過熱；反之，如果產出缺口為負值，經濟增長放緩，則意味著通貨膨脹壓力減輕，追求經濟的繁榮成為政策導向，政策制定者應當采取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拉動需求，防止有效需求不足帶來的通貨緊縮，以此來刺激經濟的增長。
(二)通貨膨脹對產出缺口反應程度上存在不確定性。從圖中可以看出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的圖形波動程度上有差異，1989～2008年間，在1994年通脹率達到了頂點，但是產出缺口并沒有出現最大限度的上升，而與此同時，在2008年產出缺口達到最大值的時候，通脹率也是遠低于1994年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兩者走勢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影響程度上還是存在不確定因素。
通貨膨脹對產出缺口反應程度的不確定性是探討一國菲利普斯曲線中的通貨膨脹與產出缺口替代關系穩定性的重要內容。它直接影響到央行對經濟形勢的判斷，進而影響到一國經濟決策的制定。產生不確定的原因在于，在通貨膨脹對產出缺口的調整機制中，存在著影響通貨膨脹對產出缺口做出調整的因素，并且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就有可能使得通貨膨脹對產出缺口的反應程度具有不確定性，進而會改變通貨膨脹與產出缺口之間的替代關系，而中央銀行也就無法利用這一替代關系，通過控制產出缺口預測和實現預定的通脹目標。
四、總結
本文利用HP濾波方法估計我國近年(1989～2008年)的產出缺口狀況，并做出產出缺口與通貨膨脹的折線圖進行比對，發現經濟過快發展是我國近年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2007～2008年我國經濟出現了一個過熱的增長態勢，使得宏觀經濟面臨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這也反映在了圖中。2008年下半年以來，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經濟出現了較大的下行壓力，通貨膨脹率也出現了下降的趨勢，此后，政府的刺激政策在保證經濟穩步發展的同時，也使得通貨膨脹有所反彈。這一點也表明了產出缺口和通貨膨脹的正相關關系。同時我們發現，就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中央銀行還無法利用這層關系準確地調控經濟。因此，政府應當努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生產的科技含量，逐步淘汰落后產能，不斷優化總需求的結構。在需求管理方面，提高政府政策透明度來穩定公眾預期，從而避免出現較嚴重的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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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種解釋模式
長期經濟波動(長波)也稱“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熊彼特最早對其命名并概括為三種周期體系,即在一個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內還存在著平均大約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中周期),以及平均大約40個月的“基欽周期”(短周期)[1]297。對于中周期和短周期的研究構成了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關于長波理論的研究,長期以來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理論研究不足。在經濟史研究領域主要是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階段論呈現出來的,例如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階段劃分,與長波的統計實證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從文獻史的角度來看,長波理論研究主要有兩個重要階段:二戰前的早期研究階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格爾德倫、康德拉基耶夫和熊彼特等;二是1970年代之后的現代研究階段,這一時期形成了長波理論的三大流派:基于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技術決定論”,戴維·戈登等提出的以“積累的社會結構”分析為核心的“制度決定論”,以及曼德爾提出的長波理論。
1.技術決定論。該模式源于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的創新理論,主要觀點為:(1)“執行新的組合”、創造新的生產函數是打破靜態循環流轉、推動經濟發展的源泉,但是這些創新(新事象)的出現“不是像人們依據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樣,從時間上均勻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現,那就會成組或成群地不連續的出現”(蜂聚),從而周期性地打破循環流轉的平衡,形成大小不等的經濟周期[1]69,72~74,237~253;(2)長波與基礎創新相聯系,間斷性的基礎創新(產品創新)是解釋長波的主要變量,其它經濟變量如利潤率水平、固定資產投資等都是圍繞這個變量而變化的;(3)經濟活動的長波顯示了資本主義的性質和機制,“每一次長波包含一次產業革命和對它后果的吸收”。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熊彼特將其稱之為“創造性毀滅的過程”[2]146,147。
19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面臨“滯脹”危機,長波理論開始得到復興。1975年出版的《技術的僵局》是復興長波理論的代表作之一。在這本書中,門斯繼承了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思想、使之現代化,并試圖對熊彼特理論的薄弱環節進行補充和發展。門斯關注的是基本創新的前提和環境以及如何推動擴張性長波的產生,并以實證方法研究熊彼特的創新蜂聚假說。另一名荷蘭學者范·杜因則綜合了熊彼特創新理論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思想,形成“創新生命周期”概念,即認為任何一個基礎創新都要經歷引進階段、增長階段、成熟階段和下降階段,基礎創新產品的性質不同,生命周期的階段也就不同。在此基礎上,杜因提出以創新生命周期為基礎的長波理論,認為創新生命周期的四個階段分別對應于長波的復蘇、繁榮、衰退、危機四個階段,并認為不同行業(新行業、現有行業、基本部門)在長波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創新傾向,因而以半個世紀為一個循環的長波主要是由創新生命周期以及與之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決定[3]118~125。另外,在長波理論的當展中,以卡蘿塔·佩蕾絲(Carlota Perez)、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弗朗西斯科·盧桑(Francisco Lou)等為代表的學者開創了技術-制度協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在《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泡沫與黃金時代的動力學》一書中,佩蕾絲發展出一個技術、經濟、制度三者協同演化的模型,探討了技術變遷及其被吸收的過程如何在經濟和制度領域引起變化,推動“技術-經濟范式”的形成并掀起發展的“巨潮”[4]2,167~169。在弗里曼和盧桑合著的《光陰似箭》著作中,他們提出了五個準自主社會子系統(科學、技術、經濟、政治和大眾文化)的共同演化觀,“探討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調節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術創新、結構變化以及經濟和社會運動共同演化在內的經濟史的方法,并根據一個連續發生的技術革命向經濟系統擴散的模型,對過去兩個世紀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行描述。”[5]3,127
2.制度決定論。該理論形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稱為SSA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愛德華、鮑爾斯、韋斯科普弗、科茨、麥克唐納等。SSA學派的長波理論的主要理論觀點為:
(1)提出積累的社會結構的概念。該概念最初是由戈登提出,被定義為資本積累賴以進行的外部環境的具體機制和一般制度。這一學派的基本思想源自馬克思的論斷:“利潤決定著積累的進程,而積累反過來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經濟增長的速度。”[6]因此,同曼德爾一樣,SSA學派也同樣認為利潤率決定著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速度。但是,它們不再局限于經典關于資本有機構成、剩余價值率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而是擴展為決定利潤率的外部環境和制度機制,形成“積累受社會機制制約”這一核心思想。
(2)分析社會力量關系。利潤率取決于社會中的力量關系,即資本與工人之間的關系、資本家階級與國外賣者和買者之間的關系以及資本家階級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資本家的力量太大,收入分配偏向資本,就會形成消費不足的危機(剩余價值實現的危機);資本家的力量太弱,剝削率降低、利潤停止增長,形成剩余價值生產的危機。戈登等認為這一理論在三個方面發展了傳統的理論:一是強調力量關系對于利潤率的影響要比對利潤份額的影響重要得多;二是強調力量關系在決定獲利能力基本條件上的中心作用;三是認為對恢復資本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如,通過緊縮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等,因對設備能力利用的消極影響而可能會使勞動后備軍擴大,但并不能恢復利潤率[6]。
(3)研究了長波與積累的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擴張性長波和收縮性長波的交替運動可用積累的社會結構的變遷來解釋,每一個長波都對應著一個相應的制度結構以及由這種社會機制所決定的力量關系。戈登及其合作者將積累的社會結構與長波之間的關系概括為8個方面:①一個有利于資本積累的SSA是擴張性長波的基礎和前提;②有利的制度環境導致投資繁榮和經濟加速;③投資逐漸達到一定的社會結構和制度框架所允許的極限;④積累速度放慢、經濟進入停止階段;⑤經濟停滯,使現行的SSA瓦解;⑥在危機中恢復資本積累的可能性取決于新的SSA的建立;⑦新的SSA由危機期間階級斗爭的性質塑造,但不僅僅取決于階級斗爭的特征;⑧新的SSA與原有的SSA不同,資本主義發展進入下一個階段[7~8]。
3.曼德爾的長波理論。曼德爾的長波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托洛茨基的早期研究①的影響。在曼德爾看來,資本主義運動的一般規律能夠解釋從擴張性長波向蕭條性長波的轉變,但是不能說明后者向前者的轉變,因此,對長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原因的解釋邏輯是不對稱的。擴張性長波的特點是:利潤增長、加速積累、加速發展。但是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以及資本積累矛盾的加劇,具體條件的變化遲早會使平均利潤率衰減、資本加速積累的力量消失,并形成下一個技術革命的巨大障礙,進入收縮性長波:利潤退縮、積累逐漸減速、經濟發展減速。下降過程是由資本主義的內在機制決定的,馬克思提出的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擴大再生產以及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在這里發揮著長期作用。
與資本積累中利潤率下降的機制不同,使平均利潤率突然上漲的因素發生在“危機過程中的資本貶值周期性結果之外”,主要有四個因素:(1)資本有機構成的突然降低,如資本大量涌入到一個有機構成非常低的領域(或者國家);(2)剩余價值率的突然增長,如工人階級嚴重失敗和原子化,從而導致勞動力價格偏低,甚至以低于價值的價格出售;(3)不變資本因素的價格,特別是原材料的暴跌,從而對有機構成突然下降或在第一部分勞動生產力的革命性進展使固定資本價格暴跌產生重大影響;(4)由于交通運輸新體系的完備、分配方法的改進、股份的加速循環等原因而發生的流動資本周轉期的突然縮短。
利潤率突然上漲所引起的資本積累的加速很可能是短暫的,在短暫的投資之后,可能繼而產生新一輪投資不足。因此,必須還有一種機制使過剩資本的積累被拖入到更大的漩渦中去,在這里不僅發生中等的技術革命,而是要發生大規模的、普遍的生產技術革命。如果幾種因素能夠引致平均利潤率突然上漲,很可能將引發這樣一種機制,從而導致廣泛的、規模巨大的擴張性浪潮。根據馬克思對“機器大工業”的分析,曼德爾認為這種技術革命的決定性因素在于用機器生產動力機械方面:“在能源機器生產和動力機械的機器生產方面的每一次革命,都逐漸使整個經濟中的全部生產技術發生了變化,其中包括交通運輸體系的技術在內”。正是動力機器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傳送機器和工具機器的革命性變化,逐步引起整個社會生產技術的變遷,從而暗示了新積累資本擴大的長期可能性[9]121~156,[10]。
根據這些分析,曼德爾認為有事實性標志的長波主要有三個時期,如下表所示。
二、我國學者的研究
根據海關統計，2008年前9個月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累計達到19671.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5.2％，其中出口10740.6億美元，同比增長22.2％；進口8930.7億美元，同比增長29.0％，累計貿易順差1809.9億美元，同比下降11.3％，凈減少204.8億美元。前9個月對外貿易形勢的主要特點是：
第一，一般貿易增長迅速，加工貿易增長速度相對回落。加工貿易增長平緩的原因，從進口看，主要說明加工貿易方式所需的進口商品受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因素的影響較小，而從出口看，其商品結構受國際需求和國內政策調整因素的影響則較大。
第二，進(出)口貿易快速增長主要表現為進(出)口金額增幅大大超過進(出)口貿易量的增長。如前9個月我國進口初級產品達到2942億美元，增長69.5％；但貿易金額與貿易量增長反差很大。如進口鐵礦砂3.5億噸，增長22％，但進口均價達141.3美元／噸，上漲高達77％。百億美元以上出口產品中，自動數據處理設備的零件出口246億美元，出口量增長-0，4％，而出口金額增長5.8％。
第三，受國際市場價格誘導，一些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量仍然較大。如前9個月煤炭累計出口3572萬噸，同比下降6.1％，而金額增長了65.1％，扣除進口煤炭3237萬噸，仍然凈出口335萬噸。這說明，資源性產品的出口結構如果僅靠關稅調節措施，而國內價格如不能調整到位，優化出口結構是難以圓滿做到的。
第四，對美國與香港的出口增長速度明顯下降，但對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增長仍然保持較高增幅。
第五，廣東省出口增速明顯下滑，一些西部省區出口增速提高。前9個月，廣東省出口增長速度只為13.5％，其中深圳市出口增速為10.2％，對比2007年該兩省市的出口增速22.3％和24.0％呈現明顯下滑。西部一些省區的出口增長速度相當強勁，如廣西出口增速達到52.8％，四川增速44.1％。這說明出口導向型加工企業加速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已初現成效。根據上述特點，可以對2008年前9個月的進出口貿易形勢作出如下分析和解釋：
(一)2008年在國內外通貨膨脹的影響下，進出口貿易增長受價格虛高的影響成分較大
由于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國際市場上大量資源性產品價格持續上漲，對我國進口貿易造成明顯的成本上升，盡管進口的商品數量有所增長，但價格上升幅度遠遠大于進口量的增長。這種情形也發生在中國對其他貿易伙伴的出口中。但是，與從其他地方進口商品價格的上漲相比，從中國進口價格的上漲速度其實慢得多。特別是出口美國的產品價格的上漲反映的其實是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這就是說，上半年中國對外出口也有明顯的價格因素，也存在商品量增長低于商品價格增長的現象，但中國商品價格上漲幅度對比其他國家要小，因此中國出口商品仍然有競爭力，出口增長勢頭雖然減弱，但仍然保持增長，特別對經濟景氣狀況較好的歐盟和日本市場，出口增長速度依然較大。
(二)價格虛高的景氣假象掩蓋了大量中小企業困難的真實情況
由于價格虛高，按美元價值量來計算的進出口貿易增長速度貌似景氣，名義增長率不低，但實際上大部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生產經營已經出現嚴重困難。根據有關部門統計，2008年上半年有6萬多家規模以上企業歇業，長江、珠江三角洲相當一部分中小企業面臨破產倒閉，其中又以節能燈、五金工具、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企業最為嚴重。近期看來，情況沒有出現根本好轉，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困境已經直接威脅到地方經濟發展和群眾就業。
(三)通貨膨脹和國內政策調整對加工貿易增長更不利
自2007年以來，除了CPI指數不斷攀升以外，國家對出口貿易的政策也不斷進行收縮性調整，降低了出口退稅率、收緊了對加工貿易企業的政策，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對企業出口貿易都產生了抑制作用。從我國兩種主要的貿易方式來看，加工貿易出口受到生產成本上升和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雙重夾擊下，對比一般貿易處于更不利的境地。
(四)美元匯率下跌導致了我國出口增速在不同貿易伙伴之間的變化
自2002年以來，美元匯率不斷下跌，到2008年7月中旬達到最低谷，美元對歐元匯率低到1.6:1美元對日元為0.0095:1；從7月中旬以后，美元匯率開始反彈。人民幣匯率匯改至今已歷時3年，截止2008年7月，名義匯率升值幅度接近18％。盡管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較大，但美元對歐元的大幅度貶值導致人民幣對歐元不升反貶，截止2008年6月，人民幣對歐元累計貶值8.4％，有力地增強了中國企業和商品在歐洲市場的競爭力，導致我國對歐洲出口貿易的穩定快速增長。在東盟各國中，除泰國外，匯改前后人民幣對東盟各主要成員國貨幣的匯率沒有發生較大變化，因此我對東盟出口基本不受匯率影響。日元、韓元和新臺幣對美元的升值，抵消或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在這三個出口市場的負面影響，因此2008年前9個月，我國對該三個經濟體的出口增速仍然保持；其中對韓出口呈現高速增長，其原因是韓國在華投資企業產品返銷韓國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維持初級產品、特別是能源產品的國內低價格難以為繼
前9個月，我國資源性產品出口量的增長速度仍然很快，這些能源產品的國內價格若不能理順，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就難以實現。特別是繼續維持國內能源產品的低價格將產生許多負面影響。
一是促使國際產業界繼續向中國轉移高耗能的生產項目，對實現我國的節能減排不利；二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將造成對世界的消費補貼。既有高耗能產品出口的消費者補貼，還有外輪在中國港口加油的價格補貼，根據計算，外國萬噸輪船在我國港口加油一次可節省油料成本50萬美元。長此以往，將大大損害中國自身的利益，因此，能源產品的低價格是不可持續的。糧食產品由于采取了禁止出口的政策，因此出口量和出口金額都出現絕對下降，并由此割斷了國內外市場糧食價格的影響關系。但這種出口歧視政策只能是短期和臨時性措施，不可能持久。因為這種政策不符合我們自己高舉的貿易自由化的旗幟，易于受人以柄；而且也不符合糧食主產區農民的利益。在國際糧價高漲的外部條件下，以禁止出口的方式保護全國糧食消費者的利益是以糧食主產區農民的利益損失為代價。短期內的代價容易被接受的，但要持續很久也是不容易的，而且也不合理。
二、各主要貨幣及人民幣的匯率變化趨勢及對我國外貿影響
歐元匯率的變化。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歐元對美元的匯率持續走軟，歐元對美元的匯率從1.59的高位開始下跌，從8月1日到10月24日歐元對美元匯率下跌18.4％，同期英鎊下跌19％；到2008年11月初歐元已跌至1.27，2009年還可能繼續下跌。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歐元區經濟衰退的風險不斷增加，通貨膨脹壓力逐步減少，歐洲央行為刺激經濟已經在減息，歐元供給增加；二是美國市場需求下降，歐元區對美國出口放緩，歐元區國家對美國貿易順差減少，加上美國金融機構因危機陷入流動性困難，美元供應減少，歐洲資本回流美國，導致對美元需求上升，美元對歐元匯率走強；三是西方學者普遍認為，相對于長期均衡水平而言，7月之前的歐元匯率水平已被大大高估，均衡匯率水平應是1.20，因此歐元走軟乃是理性回歸。
但歐元匯率的未來趨勢不可能持續跌落。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歐美各國都采取了救市政策。美國與歐元區各國相比較，其財政政策和注資、降息措施的力度更大一些，因此，美元匯率的長期趨勢不可能走強。如果美國救市政策有效，刺激市場回升，也將帶動歐洲出口回暖，預計歐元匯率不可能跌破1:1。
日元對美元匯率。由于日本長期陷入通貨緊縮狀態，日元一直保持很低的利率水平，日元對美元的匯率變動主要取決于美國的利率變動。由于布什政府采取的低利率政策，到2004年已使日元對美元匯率升值了24％；從2004年開始，由于美元利率開始回調，日元對美元匯率才開始減緩升值的幅度。從2005年以后至2007年底日元對美元匯率從1:130左右升值到1:110。2008年上半年，日元小幅度升值到1:107左右，到10月中旬，日元匯率已經升值到1:95；從8月1日到10月24日，日元對美元升值了8.8％。日元升值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日本長期實行低利率，美國和歐洲的金融機構從日本借了大量的日元資金從事套利交易。2008年9月，美國金融危機明顯暴露以后，由于從事短期套利交易的風險加大，加上日本的金融機構資金開始緊張，大量資金從美元等形式的資產要換成日元資產回流日本，從而抬高了日元匯率。未來影響日元匯率升值的短期、長期因素都將存在：一是資本回流，日元需求上升；二是金融救市，美元供給增加；三是日元利率沒有下調的空間。日元貶值的唯一壓力來自日本出口貿易因日元升值而導致順差縮小，美元收入減少。綜合以上因素，至少在2009年上半年，日元對美元匯率仍將繼續小幅度升值，可能在1:95和1:85之間徘徊。如果日元匯率突破1:80的歷史最高點，可能導致日本出口貿易嚴重困難，貿易順差發生逆轉，迫使日元匯率轉向下行。
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及對我國外貿影響。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改革至2008年6月，人民幣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匯率變化：對美元升值16.1％；對日元升值12.2％；對新臺幣升值11.9％；對歐元貶值8.4％；對韓元升值15.7％。而伴隨人民幣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匯率變化所產生的貿易效應表現為：對美國、香港的出口貿易增長速度放緩；對日本出口增速也放緩；對臺出口增速下滑；但對歐盟出口貿易增長速度上升；對東盟出口增長穩定。唯一例外的是對韓國出口沒有因為人民幣升值而使出口增速下降，反而有所提高。2008年以來，日元、韓元和新臺幣對美元的升值，抵消或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在這三個出口市場的負面影響。因此，2008年前9個月，我國對該三個經濟體的出口增速仍然保持；其中對韓出口呈現高速增長，其原因是韓國在華投資企業產品返銷韓國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匯率伴隨世界經濟形勢惡化短期內不可能發生逆轉，從歐元匯率走勢分析看，2009上半年歐元仍有較大貶值空間，如果人民幣繼續盯住美元，人民幣對歐洲主要貨幣匯率從貶值轉為升值，那么我國將對主要貿易國家(除日本外)的貨幣無一例外全部升值，在當前國外環境不利形勢下對2009年我國對外貿易無疑是雪上加霜。因此，人民幣匯率水平既取決于人民幣匯率政策，又取決于對出口增長形勢的預期和判斷。如果要采取刺激出口的匯率政策，由于貿易結算和支付絕大多數是美元，因此首先應停止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盡可能下行并較大幅度貶值，才能抵消歐元對美元貶值對我國出口的不利影響。另外，日元對美元升值，也對人民幣升值，這對我國是有利的。
三、防范匯率風險的領域與措施
外匯儲備資產。從長期趨勢看，美元是走軟的貨幣，因此必然有匯率縮水的風險。從外匯儲備幣種看，應減少美元資產的比重，主要是通過增量來調整，而不一定要通過減持來調整。從資產形態上，應減少金融資產比重，增加不動產、黃金和實物儲備比重。
進出口貿易。第一，出口企業應充分應用出口信用保險政策性金融工具。減少企業的收匯風險，原先依靠海外投保、或依賴國際金融機構擔保的業務，也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發生了疑問。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是我國財政部全資所屬公司，有著國外金融機構無法相比的信用，未受金融危機影響，是國內企業投保的首選。
第二，出口市場多元化。在我國七大貿易伙伴中，應適當減少對美國、香港市場的依賴，防止美元匯率貶值和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企業的不利影響，應盡量開拓日本、韓國、東盟市場。在七大貿易伙伴之外，盡量開拓俄、中亞市場和巴西、印度這些新興經濟體的市場，在市場多元化基礎上努力爭取結算、支付貨幣多樣化。
第三，結算、支付貨幣多樣化。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霸權地位經金融危機重創會有所削弱，但還沒有別的貨幣可以取代，未來其他西方貨幣地位也會略有上升，適應這種國際貨幣體制，我國的對外貿易結算、支付應盡可能增加其他貨幣作為支付工具，并在結算之前根據各種匯率變化的風險，收進硬貨幣，支付軟貨幣，并努力在外匯管理中鼓勵企業實現結算與支付貨幣多樣化。
第四，進口貿易方式多樣化。在進口貿易中，我國只采用現貨貿易方式，必然受商品價格、匯率變動風險的不利影響，應當學習和采用期貨和現貨兩種方式開展進口貿易，當期貨價格下跌時，應根據價格趨勢作出交易決策，以防止價格上升造成損失，同時也可以把期貨交易應用到防范匯率風險中來。
第五，開展外匯交易業務避險。在外匯交易業務中，外匯掉期業務、遠期外匯交易、外匯期貨交易等都是規避匯率風險的重要業務，也是教科書和外匯業務操作中重點介紹的方法，但我國出口企業大量是中小企業，要熟練應用這些業務方法存在客觀困難，需要有專門的中介服務機構為其提供匯率風險防范服務，這種金融服務業的發展需要引起各方面的重視與支持。
第六，增加人民幣結算支付。世界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元危機，這為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新機遇。要在對外貿易中爭取多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和支付，擴大人民幣的流通。為此，應適時加入國際清算業務，為人民幣擴大流通創造條件。使用人民幣結算和支付，我國企業的匯率風險才能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