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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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經濟政策范文
一、區域稅收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國家區域稅收政策，是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央政府經常實施的一種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其核心內容是在某些特定區域，主要是在政府希望經濟需要更快發展的區域，通過政府稅收部門對全部企業或部分企業實行一定范圍的稅收減免，進而實現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區域稅收政策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尤其是稅收通過影響投資直接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速度。它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調節主要是通過選擇性稅收政策來實現的，即有重點、有選擇地運用優惠或限制性的稅收措施來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某些突出問題，可以強烈地體現某一階段政府的經濟政策意圖。正確運用稅收政策可以對區域均衡發展起積極作用，通過對不同區域的差別稅收政策，限制發達區域的過度膨脹和鼓勵落后區域的快速發展。
稅收是調節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杠桿。它的主要職能是為特定區域的企業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使得他們能夠盡快地擔負起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由于國家區域稅收政策并不會給制訂有關政策的中央政府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這種政策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中央政府財政能力較弱的國家往往成為最重要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如果中央政府想要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或減緩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速度，就可以實施相應的稅收政策，從各方面改善企業發展外部條件較差區域的投資環境。從這一點看，國家區域稅收政策應是一項臨時性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很難成為象國家區域財政政策那樣的具有長期性國家區域經濟政策。
第一，不同的稅收會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投資環境和投資吸引力。一般說來，稅收優惠寬一些，稅負就輕，投資者的稅后收益率高；反之，稅收優惠嚴一些，投資者的稅后收益率就要低一些。顯然，要改善落后區域的投資環境，加快這些區域的經濟快速發展，中央政府在統一稅法的前提下，應當對經濟發展落后區域盡可能多給一些稅收優惠。如果在經濟發達區域與落后區域之間實行同等優惠政策，這樣會不利于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如果出現相反的情形，前者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后者寬，對后者更是“雪上加霜”。稅收政策在用于對區域經濟發展進行調控時，主要是對不同的區域實行不同的稅收政策，在某些特定區域，主要是國家希望經濟更快發展的區域，通過政府稅務部門對全部或部分企業實行一定范圍的稅收減免，進而實現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國家稅收政策的主要職能是為特定區域的企業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使得它們能夠盡快地擔負起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職責。除了區域稅收優惠外，同時還可以實行行業稅收優惠。通過行業稅收優惠落實對區域的優惠，扶持落后區域有關產業的發展，推進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行業稅收優惠相對于區域稅收優惠而言，能在不破壞行業內市場公平競爭的條件下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同一行業實行相同稅率，有利于公平競爭。但由于各地產業結構不同，行業間的差別稅率往往能表現為區域間的稅收差別。對落后區域主要行業的稅收優惠能促進落后區域的經濟發展而又不影響行業的公平競爭。
第二，稅制結構對區域財政、經濟發展的影響。一國政府如何選擇主體稅種和實行什么樣的稅制結構，對地方經濟和財力的影響不同。一方面是稅制結構對財政收入的影響。在廣大落后區域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是，自然資源豐富，企業效益低下，管理落后。如果政府稅收采用以商品勞務稅、資源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這些區域的稅源就比較充裕，稅收收入不受企業成本費用高低影響，有利于保證落后區域的財政收入。這些收入對于增加當地公共積累，改善投資環境，促進當地各項事業發展是極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稅制結構對經濟落后區域企業負擔的影響。通常情況下，采取商品勞務稅、資源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有利于減輕落后區域企業的負擔，因為商品勞務稅、資源稅屬于間接稅、轉嫁稅。采用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地方政府既可以從中取得穩定、可靠的收入，而且納稅企業又可以將稅款打入商品、資源產品價格向購買方收取，自己不用負擔稅款。顯然這種稅制使經濟落后區域從中受益。通過這種稅制能起到調節發達區域和落后區域之間的財政利益的作用。
第三，稅收政策在貫徹國家的產業傾斜政策等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各國政府均根據本國當前經濟發展的水平來確立國民經濟中各個產業的優先發展順序，并通過建立有利的稅制結構來予以保障。國家對不發達區域基礎產業傾斜的稅收政策有利于縮小發達區域與不發達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
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轉移支付政策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的縱向不平衡和各區域之間的橫向不平衡而產生和發展的，是國家為了實現區域間各項社會經濟事業的協調發展而采取的財政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區域補償政策，也是世界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實踐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種政策工具。它在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上能夠轉移和調節區域收入，從而直接調整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協調、不平衡狀況。轉移支付是政府把以稅收形式籌集上來的一部分財政資金轉移到社會福利和財政補貼等費用的支付上，以便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
財政轉移支付的目的是使貧困地區能夠達到全國性基本公共服務水準，即全國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均等化，這一標準是全國公共服務和公共投資的最低標志。因此它是促進各區域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平衡各區域財政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央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只負責援助那些低于全國最低標準的區域，而不負責已高于全國最低標準的區域，以使中央有限的財政資源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所承擔的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公平分配的職能。中央政府沒有必要去追求市場所追求的經濟效益，也沒有必要去援助那些大大超過全國公共服務最低標準的發達區域。中央政府對不發達區域的援助目的是促進和幫助這些地方政府實現中央的經濟發展目標和社會發展目標，它的錢只能用于人力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兩大方面。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自上而下的縱向轉移支付制度和由富裕區域向貧困區域的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無論是縱向轉移支付制度還是橫向轉移支付制度，其實質都是“抽肥補瘦”。一般性補助轉移支付量過大，財力平調過多，既挫傷發達區域的積極性，又會使不發達區域產生依賴性，將損害整個國家的發展動力和效率。因此，轉移支付更多的是專項轉移支付和分類轉移支付。盡管它們同樣會導致效率的損失，但相比而言更加公平和合理。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來看，規范化的轉移支付制度應該加強中央政府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力度，抑制區域間差距的過分擴大，調整各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橫向不平衡，促進地方重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以改善落后區域經濟發展環境，為落后區域的經濟起飛創造條件，達到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目的。可見，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作為一種重要的援助手段，對不發達區域改善社會公用設施，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縮小與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轉移支付制度能促進一國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使不同區域的人民能享受到大體平等的公共服務，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一，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抑制日趨擴大的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緩解“公平與效率”之間的矛盾。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實現社會公平是財政分配的重要職能。公平不僅僅指個人收入方面的公平，還包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項公共服務方面的平等權力，如義務教育、公共交通服務、基礎設施等。這些服務如果只靠當地政府來解決，或者在財政體制中缺乏這種社會公平的機制，就必然出現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巨大差距。要很好地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必須有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一種富裕地區援助貧困地區的長期穩定的機制，實現我國各區域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的大體平等。第二，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強化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對中央財政來說，可以通過長期努力多集中一些財政收入，提高中央政府對區域發展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并通過對地方政府不同形式的補助，貫徹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政策意圖，增強財政資金的邊際使用效益，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通過建立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更可以使中央財政從與各省博弈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強宏觀調控。對地方財政來說，可以在劃清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的基礎上，通過分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彌補貧窮地區由于財力不足所帶來的財政功能不足的缺陷，并使經濟相對發達的地方得到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更好的發展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轉移支付，落后區域永遠是發展不起來的。
第三，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能夠正確調動地方政府增收節支的積極性，促使地方經濟走向良性循環。由于缺乏規范的轉移支付的辦法，地方政府往往將精力和時間放在同中央財政的討價還價、以及在“關鍵時候”采取不正當手段如突擊支出或突擊收稅等方面，而懶于發展區域經濟。這些不正常的增收和多支，不僅造成中央有限的財政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導致了政府行為的錯位，給市場發出錯誤的信息，使供求平衡產生波動。在稅收方面長期存在的政出多門、隨意減免、亂開稅法口子的混亂現象，與此有著密切的關系。有些區域將相當一部分精力用在與其他區域攀比，以及“跑部向錢”上面，而且確實得到了實惠。這種現象很不利于調動地方政府發展區域經濟的積極性。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弊端，使地方政府能夠更好地發揮自己應有的職能，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嚴肅稅法，提高稅收的征收管理水平，真正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良好環境，從而配合中央政府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
顯然，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促進落后區域經濟發展，縮小與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區域投資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國家區域投資政策是具有基礎設施及生產性項目建設投資決策權的中央政府習慣于實施的一項區域經濟政策。國家的投資在各區域之間的分配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影響極大，它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直接推動力。國家投資主要從兩個方面影響全國的經濟布局：一是由國家投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諸如解決交通運輸、郵電通訊、供電、供水、住宅等方面問題，改善區域投資環境，為工業化、城市化創造必要的條件；二是根據國家的產業政策在一些重點區域建設和布局一批工業企業，以謀求區域經濟增長和區際經濟相對均衡發展。可見，財政投資是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加快落后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經濟手段。加大對落后區域，尤其是貧困地區的資金投入，可以提高其經濟實力，加快發展速度，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增長。
區域投資是實現區域經濟發展宏觀調控目標的重要保證之一。區域經濟發展宏觀調控目標可歸結為：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區域間的共同富裕。區域投資為實現其目標提供了保證。調整重大生產力布局，支持和幫助經濟欠發達地區發展經濟，促進全國各地區經濟協調發展，也需要政府適當進行投資。可以說，沒有投資的實現，就沒有區域生產力的發展，其他變量的增加和改善也就難以實現。不僅如此，區域投資還具有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目標的作用。投資既然是生產能力的生成活動，就必然包含著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因此，投資的作用對象是多重的，它同時對人、財、物等諸要素及社會各方面產生影響，一方面對它們提出量的要求，另一方面還對它們提出質的配合。政府通過對落后區域投資，興建一些重大的投資項目，對落后區域經濟發展起到刺激作用來增加一些區域的經濟實力和這一區域的社會總產出，提高落后區域固定要素集中程度，增加流動性要素的潛在邊際生產力，吸引流動性要素的進入，而且能夠改善區域的產業結構。
區域投資是實現科學技術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紐帶和橋梁。如果區域投資能充分地體現區域生產對科學技術進步的要求，就能有效地利用科學技術的既有成就，投資效益就會有很大提高。不僅如此，區域投資的規模和投資方向還決定著區域各產業的固定資產擁有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再生產結構。區域投資方向合理，就能適時地促成新興產業興起，加快某些薄弱產業的發展，以及產業內部結構的改善，從而建立起產業間新的比例關系，逐步改變和不斷調整區域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可見，投資有助于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中各種主要比例關系的協調，有助于同時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的各項目標。也就是說中央政府能夠利用它們在基礎設施及生產性項目建設上的投資決策權，選擇一部分區域作為基礎設施及生產性項目建設的重點投資區域，通過它們所屬的投資機構注入建設資金來促進這些特定區域的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一般具有耗資較大、工期長、利潤低、見效慢等特點，地方政府和企業往往無力獨立承擔其中較大規模的項目。正因如此，中央政府可以從財政總收入中專門設立“基礎設施建設基金”，負責對基礎設施中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鐵路建設、電力工程等項目的投資。政府在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方面的資源配置職能，就是通過財政投資分配，直接為不發達區域提供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當然，單純依靠中央政府的財政投資尚難以滿足各區域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要求，為此，政府還可以考慮從金融政策方面對基礎設施項目融資予以傾斜。例如，可以成立與項目相聯系的股份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或債券，以拓寬資金融通的范圍和渠道，或通過財政政策供給引導外部區域的技術、人才等資源流入不發達區域，間接為之提供服務，對不發達區域的市場和資源配置形成彌補作用。
第2篇：財政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開放經濟 FDI 產業結構優化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FDI）增長很快，作為衡量開放經濟的兩個重要數量指標，它標志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日益融合。開放經濟一方面給我國的資源環境帶來了積極影響，以FDI和國際貿易為主要載體的開放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而中國經濟保持增長有利于為環境治理提供比較充足的資金；此外開放有利于我國提高環保意識和改善環保技術。另一方面越來越開放的經濟并未使我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得到徹底改變，由于區位優勢與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 在現有國際分工中，中國成為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主要場所，在增長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目前在研究環境保護政策時，各國的研究重心都放在提高本國資源的使用效率以及環境保護水平上，一般很少考慮開放條件的影響，而開放經濟對我國資源環境的影響卻不容忽視。
一、開放經濟條件對中國資源環境的影響
Grossman和Krueger(1995)提出，首先，工業規模的擴大在工業結構和技術保持不變的前提下，會帶來更多的能源耗費與環境污染；其次，工業結構對能源與環境也有明顯影響，輕工業行業多為工業廢水污染密集型行業，而重工業行業多為工業廢氣污染密集型行業。人們通常認為的重工業比輕工業污染更多，這實際上是一個誤區；再次，工業生產率的提升，在規模和結構不變的條件下，將有利于能源消費和污染排放總量減少。因此開放經濟對資源環境的影響主要是從進出口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工業經濟總量與結構的影響分析，從而分析其對資源與環境的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
（一）開放經濟對資源環境產生的規模效應。
周力（2008）利用計量方法對凈出口額與相關污染指標之間進行了相關性分析，認為開放經濟對能源消費與污染排放具有顯著的規模效應，在技術未能明顯突破、能源結構基本不變的前提條件下，開放經濟與能源和環境的總量關系必然是矛盾的。
1、進出口貿易順差造成資源環境惡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為年均9.81%，高速的增長必然對資源環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加入WTO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開始加速，其中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增長很快，資源環境代價急劇上升。如（表1.）所示，從2003年之后中國貨物與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日益提高，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因。2007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高達2600多億美元,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近20%。快速增長的進出口貿易尤其是大量的貿易順差使我國資源能源消費與環境污染排放正向增長。
尤其是“十五”期間，中國凈出口增長快速，到2005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了24.1%的高位，說明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提高。同時這個時期的單位GDP能耗年均提高1.8%，SO2排放量年均增長1.4%(見表2)。可以發現這其中對外貿易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當然從（表1.和表2.）的數據也不難看出，在“十一五”時期隨著對外依存度的平緩下降，尤其是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和我國綜合環境治理政策的影響，我國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十一五”主要資源、環境年均增長指標開始下降，明顯好于“十五”時期。
2、FDI對資源環境的影響
與出口貿易相比，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更為顯著。入世之后我國FDI的快速增長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強勢的推動作用，帶動了我國工業經濟增長。同時單純從數據分析也不難發現外資增長與我國相關的環境污染指標之間呈正向關系，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增加了能源消費與污染排放。總體看來，開放經濟(特別是FDI)的規模效應，對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起著負面作用。
（二）開放經濟對資源環境的結構效應。
1、進出口貿易產品結構造成我國環境污染加劇
我國進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的增長尤為迅速，加工貿易的比重在我國國際貿易中的比重顯著上升。
尤其自2004年以來，工業產品在中國貿易順差的增長中占有很大份額。2002年中國的鋼鐵進口超過出口450%；而2006年出口超過進口230%，這不僅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生產國，而且也使之成為最大的鋼鐵出口國。當年，中國鋼鐵工業所消費的能源在國家能源消費中所占比例為18%，而中國家庭部門所消費的能源只占10% 。中國重工業消費的能源在國家的能源需求中所占比例由2001年的39%上升到2006年的54%。我國的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煤炭的碳排放及污染超過其他多數能源（見表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出口導向政策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目前中國處于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低端，生產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產品，重化工產品的大量出口加重了國內環境污染。
2、外商直接投資結構加重了環境污染。
在過去的20多年中，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主要以環境、資源、能源以及勞動力密集產業為主，不合理的投資結構導致發達國家將主要的高污染高能耗產業轉移到了中國。 2009年我國外資投入行業中制造業為第一位，占全部外資總額的51.95%（見表5），工業行業較其他行業而言對資源環境的影響更大。
（三）開放經濟對資源環境的技術效應。
在我國輕工業部門，內、外資企業的生產效率比較接近，甚至許多外資的生產效率低于內資企業；在重工業部門，外資企業的生產效率普遍顯著高于內資企業；綜合看來，國內競爭同時伴隨著對國際市場的逐步融入，更低的貿易壁壘不僅使國有企業感受到節能型外國公司所造成的壓力，而且也使得它們能夠獲得競爭對手所享用的節能技術，顯著提高中國存量資本的效率。開放條件下外商投資企業、國際貿易也顯著提高了國內企業的節能技術水平，替代了原有的較低的技術。開放降低了工業企業的單位能耗，使我國的工業能耗迅速下降。截至2000年，中國的經濟活動中的每個單位產出所需要的能源比1978年減少了66%。這意味著中國2001年在全球能源需求中只占據了10%，如果按照它在1978年時的表現，它本應占據25%。
一般而言，污染排放總量由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和排污強度(單位污染品產出排污量)三要素共同決定。開放經濟條件下一方面伴隨著資本投入的增加必然會擴大現有經濟規模，同時由我國開放經濟區位影響因素帶來我國國際貿易與FD以加工制造業所占比重更高，這兩方面的因素會造成污染排放量上升，而技術進步等因素又會降低排污強度。綜上所述，雖然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也會通過技術溢出等傳導機制對我國能源與環境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但是，基于規模效應與結構效應的主導作用，開放型經濟對能源與環境的最終影響仍是消極的。
二、開放經濟造成資源環境惡化的原因分析
中國進出口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帶動了重工業發展，是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2005年工業部門能源需求占總需求的比重為63.8%，而當年工業GDP只占比為47.8%，不難發現中國工業部門的單位能耗顯然高于其他經濟部門（見表6和表7）。盡管在改革開放后中國重工業的單位能耗日益下降，重工業的過快發展仍然導致我國能源消耗總量增速過快。
2011年目前中國重工業過度投資受到產品出口貿易的刺激以及外商直接投資的帶動，但是其根本原因還在于：中國的能源密集型工業享受著較低的運營成本。地方政府不僅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價格低廉的土地，而且以追求經濟增長為唯一目標的背景下，在執行環境保護政策時還經常與政策相背離，再有中國目前的環境稅費過低，也無法反映其真實的成本。中國的能源價格在歷史上也從未反映出環境成本。此外在建設時間縮短的同時，勞動力成本也低于發達國家。對于資金成本巨大的能源密集型部門來說這些優勢形成了中國重工業在國際市場中的比較優勢。受到以上因素的影響，自1998年以來中國大多數高能耗工業以稅前收益計算的利潤已經從不到1%復蘇至4%～7%。2007年，金屬、玻璃、化工以及水泥等工業的利潤超過了紡織、服裝、家具以及電子的利潤。特別是鋁業在贏利能力上有了極大的增長，其稅前利潤在過去幾年間從5%增長至14%（具體數據見表8）。
高利潤阻礙了合理的資源配置，使資本流向集中于這些行業。鋼鐵企業的數量在2002～2006年間就翻了一番，其他能源密集型工業的情況也與此類似。重工業行業過于分散也不利于行業總體能耗效率的提高。
三、基于以上分析，我國開放經濟條件下環境財政政策的完善主要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促進經濟結構調整；2.促進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3.理順資源能源價格和環境成本。具體政策包括：
（一）構搭建環境保護財政制度體系框架
1、構建資源環境產品定價制度，將資源環境產品的稀缺性和環境成本體現在現行價格體系中。
2、構建綠色財政收入制度，包括建立環境稅、資源稅與消費稅等稅制綠化改革等。
3、構建環保財政支出制度，優化財政投資結構、盡快實行政府綠色采購以及環境轉移支付等。
（二）建立資源環境產品定價制度
以完善水、石油、電力、天然氣、煤炭、土地等資源性產品價格為重點，改革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形成機制。加快推進成品油和天然氣價格改革； 完善煤炭成本構成機制；積極推進電力價格改革；加大水價改革力度；對水、電等能源類消費品的使用采取價格累進制。在資源性產品的定價中充分反映資源稀缺、環境成本、資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和市場供求狀況，充分發揮價格在配置資源性產品中的重要作用，鼓勵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完善包括排污費在內的相關環境收費制度。
（三）建立綠色財政收入制度
1、綠化現行與資源環境相關的稅種
逐步優化調整生產型增值稅為主體的流轉稅體系， 改變稅收和財政收入過度依賴固定資產投資和資源能源等生產要素擴大再生產的局面。倡導適度消費，繼續擴大對奢侈品、一次性消費品征收消費稅的商品范圍，加強對一次性餐盒、大排放量汽車、汽油等消費的調節力度。逐步將水資源和土地資源等納入資源稅的征稅對象。
2、盡快開征獨立的生態環境稅
加快制定和實施獨立型環境稅制度， 根據污染物排放和產品的污染性分別設立二氧化硫稅和廢水排放稅等稅目，以調控生產者的污染排放行為， 并作為政府間稅權劃分方面的改革試點。
3、全面實施環境資源有償使用制度
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標有償分配制度。嚴格完善收費制度，提高排污費、污水處理費和垃圾處理費的征收標準， 推進生活垃圾處理方式和垃圾處理費征收方式改革，通過使用者付費吸納社會資金，充分體現資源的稀缺性與環境成本。
4、加大政策性金融融資支持力度
利用政策性銀行,來強化對綠色經濟的資金支持。開發性金融可以通過低息貸款、無息貸款、延長信貸周期、優先貸款等方式,彌補資源環境治理的基礎項目在長期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商業信貸缺位的問題。此外通過國家財政擔保,由金融機構發行綠色金融債券,投資于一些周期長、規模大的環保型產業。并利用金融創新工具為環境保護產業提供具有穩定性并可以長期使用的資金。
（四）建立環保財政支出制度
1、優化財政投資結構。改變原有的投資模式，提升制造業發展質量，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投入。重點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節能環保以及企業技術改造等領域和欠發達地區。
2、盡快實行政府綠色采購，引導綠色消費，激勵綠色產業的發展。
3、財政轉移支付應加大環境保護的權重，制定積極的國家環保公共投資政策，將環境服務均等化作為公共財政保障重點。在此基礎上，構建環保支出與GDP、財政收入增長的雙聯動機制，確保環保科目支出額的增幅高于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并將新增財力更多地用于環境保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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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力,開放經濟與節能減排的協調機制.南京農業大學，[D]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5]趙細康《產業保護與國際產業國際競爭力》.[M]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6]《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0～2011）》.[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第3篇：財政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發達國家；低碳經濟；財政政策
一、低碳經濟的內涵及意義
（一）低碳經濟的內涵
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下，通過技術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不斷降低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使用，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盡可能的達到排放與生態環境轉化平衡，的一種新型經濟發展形態。“低碳經濟”最早是在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提出的，作為第一期工業革命的領導者，英國首先認識到了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威脅，而且隨著發展的逐步加快，對礦產資源的消耗也在快速增加，致使目前英國消耗的能源，大部分都要依靠進口，而且，溫室效應的變化，對英國產生的影響也在不斷地增大。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性的、關乎全人類的經濟理念，在不同的區域和領域內理解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區別。低碳經濟的本質就是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開發更多的清潔能源，在生產和發展中，提高清潔能源的使用頻率，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促進生態環境系統平衡。低碳經濟的發展核心，是通過相關研究部門，開發更優質的技術，降低礦物資源和高碳資源的使用量，盡可能的維持溫室氣體的排放和吸收平，保持平衡。可再生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是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技術支持，通過減少礦物資源的使用量，能夠有效的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而且，清潔能源的可再生和溫室氣體的含量，對于低碳經濟的推動，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二）低碳經濟的意義
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對礦產資源的消耗速度快速提升，各類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而且，我國本身的礦產資源狀態，呈現明顯的“富煤、少氣、缺油”的狀態，大量的礦產資源消耗，是我國的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產生了巨大的矛盾。近年來，世界各國對于礦產資源的重視程度，正在不斷地提升，“碳關稅”不斷地提高，已經成為很多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對傳統優勢產品貿易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因此，為了鞏固我國的經濟地位，必須強化低碳經濟的深化，提高我國的發展潛力。
二、發達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政策
（一）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支出政策
2007年，加拿大政府提出了“讓科技成為加拿大優勢”，在2008年，政府對此發展政策進行了細化。加拿大政府每年在環境科技上，撥款6600萬支持，在低碳技術上，加大開發研究力度，并且，不斷極大技術研究的投入。加拿大政府計劃在2020年，將電力需求轉變為零排放。而且，加拿大政府還撥款3億支持核能發展，包括有先進重水反應堆和更新實驗室的技術設備。
（二）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收入政策
1990年，芬蘭在全球首先實施了碳稅，然后其他多個國家也開始征收了碳稅。碳稅，是根據化石燃料排放的碳量的多少，進行征收的。這種碳稅在世界很多國家，已經開始實行，通過征收碳稅，來提升一些礦物資源和高碳能源的應用成本，逐步提高低碳經濟的發展，對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具有重要意義，而且，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征收碳稅。
三、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政策
我國為了推動低碳經濟的深入發展，建立了一系列的經常性預算，安排相應的財政支出預算，通過強化低碳經濟的發展政策，充分發揮政策的政策導向，促進低碳技術的提高與進步。開征碳稅，對碳排放量較多的單位，征收適當的碳稅，采用量計征方式，采用定額稅率形式，引動企業技術改造，提高我國工業的能效和競爭力。結束語：綜上所述，近年來，世界各國的對于低碳經濟重視程度正在不斷地提升，相關的財政政策應用不斷加深。建立完善的低碳采購制度，加強對低碳科技研究的相關投入，開征碳稅，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田梅.發達國家低碳經濟發展的科技政策啟示分析[J].管理觀察，2016，(04):64-66.
第4篇：財政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б婧妥市拋純鼉渙嫉鬧魈澹捎謁譴嬖諮現氐牡賴路縵蘸凸蟮募嘍匠殺荊鶉諢鉤鲇謐隕砦冉【囊螅滯輝贛肫浞⑸璐形孕緯梢釁氈櫚摹跋Т被頡吧鞔畢窒螅醣藝叨哉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饗?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第5篇：財政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新生態；循環經濟；財政政策；優化策略
一循環經濟與財政政策的內涵
（一）循環經濟的概念
循環經濟是新時期借鑒生態循環理論來指導市場發展的經濟活動模式。循環經濟追求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并存的發展，主要發展路徑就是資源到產品到再生資源和產品的回路，力爭將物質資源進行最大化利用的同時，并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循環經濟發展的原則是“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3R原則），即從源頭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從使用過程中增加利用效率，減少一次性產品使用，從產品使用完成后的再利用出發，提高資源使用效率。[1]
（二）財政政策的概念
財政政策是國家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在我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財政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2]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政府可以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結合具體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對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進行增加稅收、減少投資、提高市場準入條件等方式進行限制，引導此類產業進行產業升級、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對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產業或是技術革新，進行稅收優惠、財政補貼、政府投資、政府采購等方式，支持企業進行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造，鼓勵新型產業的投資和建設。
（三）財政政策與循環經濟的內在聯系
財政政策與循環經濟相互影響，相互聯系。一方面，循環經濟的發展需要政府財政政策合理的宏觀引導。另一方面，循環經濟發展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也反過來會推動國家財稅制度和政策的變革與完善。
1.循環經濟發展需要財政政策的引導
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循環經濟的目的在于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矛盾，轉變以前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政府可以財政政策對市場經濟的發展進行宏觀調控，鼓勵支持引導循環經濟類型產業的發展，限制或減少非循環經濟產業的發展。另外，由于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大都屬于高成本、高投入、收益期較長的產業，對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來講，發展循環經濟存在諸多困難，需要依靠政府的宏觀調控，尤其是財政政策的支持，鼓勵支持和引導企業發展循環經濟。
2.循環經濟發展有助于促進財政政策的完善
一方面，為了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財政政策針對循環經濟的發展內容進行相應調整的同時，也增加了財政政策的調節領域，豐富了財政政策的內容和原則。另一方面，循環經濟相關產業和技術革新的不斷落實，促進了經濟產業結構的轉型。這不僅有助于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還促進了稅收的可持續發展。此外，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技術的革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財政收入及支出的結構，對政府稅收的增長也產生積極作用。
二福建省三明市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分析
（一）三明市發展循環經濟是現實的需要
1.生態環境的壓力要求發展循環經濟
一方面，三明市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優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來都是福建省老工業基地，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大量的工業廢棄物不僅對自然環境產生破環，也影響了資源的有效利用，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從產業結構來說，紡織、汽車及機械、林場、采礦、冶金、建材、生物醫藥、化工是三明市支柱產業，其中化工、建材、冶金、采礦對環境的污染較大；從產業布局來看，三明市重化工業布局較為集中，工業固體廢棄物的污染問題日益加劇，需要發展循環經濟對重化工業進行技術升級和產業改造，以保護環境、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3]
2.經濟發展的壓力需要發展循環經濟
一方面，隨著資源型產業競爭力下降，三明市經濟發展逐步走入瓶頸。新時期，依托優勢資源，發展循環經濟，進行產業轉型，成為三明市實現經濟發展的主要途徑。三明市有著豐富的林業資源和完備的產業體系，為發展循環經濟提供了資源基礎。另一方面，為實現產業的轉型，三明市需借助優越的地理位置，努力發展海峽兩岸先進制造業基地，著重發展技術先進、低能耗、高附加值、安全無污染的現代化產業集群。
（二）三明市循環經濟發展現狀
1.成立循環經濟辦公室
在中央和省政府的指導下，為更好地實現產業轉型發展循環經濟，2018年三明市政府成立循環經濟辦公室，主要管理循環經濟發展的相關工作，如協助節能行政主管部門對供、用單位貫徹執行節能法律、法規、規章和節能標準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企業的能源利用、設備能耗以及產品能耗的檢測和檢查，為企業清潔生產提供技術咨詢、審核培訓等。
2.三明市循環經濟發展成效顯著
一是經濟實力增強。“十二五”期間三明市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1%，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增加值108.42億元，實現增長10.6%。一般公共預算總收入130.67億元，年均增長9.7%；地方一般公共預算總收入93.68億元，年均增長13.5%。為推進節能與循環經濟建設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二是節能降耗成效顯著。“十二五”期間，三明市單位GDP能耗下降累計降幅達到28.4%，2015年單位GDP能耗下降至0.802噸標煤/萬元，同年全市有一定規模的工業增加值達到866.5億元，增長了8.4%，而綜合能耗為802.3萬噸標煤，同比下降11.3%，增加值增幅高出能耗19.7個百分點，實現了產值增長與節能降耗雙贏的發展目標。三是新興企業發展壯大。隨著循環經濟的發展，三明市各類綜合利用類企業不斷增加，其中有36家企業被確定為省級資源綜合利用企業，25家企業、3個園區被列為福建省“十二五”首批開展循環經濟示范點，建成三鋼、新創化建兩家全國首批資源綜合利用“雙百工程”骨干企業，實現鋼渣、工業廢渣和金屬尾礦渣的資源綜合利用。[4]
（三）三明市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
1.專項資金支持
為了實現循環經濟的有效發展，三明市立足實際，結合省政府發展循環經濟、建設節約型社會的要求，認真組織實施節能減排科技項目，爭取各專項資金用于產業升級改造，采取有限資金重點扶持的辦法，每年在安排科技計劃項目時，對節能循環經濟的科技項目有較大的傾斜，并在省政府開展節能（循環經濟）專項資金管理改革試點工作的基礎上，結合三明實際，每年制定《三明市節能循環經濟財政獎勵項目申報指南》，支持和引導企業進行升級改造，促進節能減排，提高資源利用率，保護環境。同時，積極推薦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的科技項目申報國家、省、市科技項目。2017年，35個科技項目被列入省級及其以上科技計劃項目盤子，獲得資金支持超過3000萬元，其中獲省級節能與循環經濟財政獎勵項目10項，將獲超300萬元的資金獎勵。
2.稅收優惠政策
“十二五”期間，三明市為了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對于新興產業給予了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響應國家和省政府對產業升級改造，發展循環經濟的優惠政策，落實《環境保護、節能節水項目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資源綜合利用所得稅優惠目錄》《節能節水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等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落實循環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為了支持高能耗產業的技術改造，三明市在企業引進先進生產設備、重要技術設備進口關鍵原材料和零部件等方面，提供免進口關稅及進口環節增值稅等相關優惠政策。
3.排污收費政策
《排污費征收管理使用條例》是國家保護環境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之一，為了鼓勵企業節能減排，福建省財政廳對排污費實行差別化收費的政策。2014年7月，福建省政府頒發了《福建省排污許可證管理辦法》，9月1日正式實施，其中明確規定，在三明市行政區域內，只要經濟活動直接或是間接存在排放污染物的企業或個人，必須提前向市環保部門備案并申請排污許可證，未經允許的單位或個人將會依據相關規定給予處罰。另外，三明市經信委加大對排污費的使用管理，將排污費納入財政預算，實行環境保護專項資金管理，明確排污費只能用于污染源防范與區域性污染防治，以及污染防治新技術、新工藝開發、示范和應用項目的撥款補助或貸款貼息。
4.財政投資
為了引導和鼓勵新興產業落戶三明市，在市政府的領導下，一方面，設立新興產業投資基金，助推產業發展。如2017年三明市國司面向全國公開遴選有產業背景的子基金管理機構，并通過該管理機構引進社會投資人出資4億元，共同設立規模不低于5億元的三明市氟新材料產業投資子基金。該基金的設立，必將發揮財政資金引導和放大作用，進一步優化三明市的投資環境，促進三明循環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另一方面，三明市政府加大財政投資，對現有的工業園區進行改造升級。如在“十二五”期間，政府與三明市金園開發有限公司共同投資3.5億元打造升級了“生態型、環保型、高科技型”的生物醫藥工業集中的荊東工業園區，園區包括產業聚集區、生活居住區、倉儲物流區、科技研發新區等四個功能區，進而在生產環節和生產源頭上完善園區循環經濟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模式，改造升級園區循環經濟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模式，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三明市循環經濟發展中財政政策存在的問題
1.發展循環經濟的稅收政策不健全
三明市對發展循環經濟方面的稅收主要是落實中央和省政府的相關政策，沒有具體結合三明市自身的循環經濟發展現狀制定明確的稅收政策。如資源稅的征收范圍不明確，納稅依據不盡合理；生態稅或環境稅一直沒有明確的落實，與發展循環經濟相關的增值稅或企業所得稅的政策優惠方面較少，優惠力度相對較小。
2.財政補貼政策不完善
目前，國家對循環經濟發過程中節能減排的財政補貼，主要集中在水泥、墻體材料等行業，三明也不例外，為了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發展循環經濟，三明市需要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現狀，結合國家和省政府的財政補貼政策，制定三明市發展循環經濟的財政補貼政策，通過財政補貼，提高單位和個人的節能減排意識，鼓勵和引導企業進行產業升級或技術革新，進而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3.排污費征收落實不全面
目前三明市差異化的排污費征收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諸多問題。一方面，排污費征收管理不規范，隨意性強，收費標準不一致，征收對象不全面。主要以大中型企業為主，關于鄉鎮企業或是第三產業排污費的征收并沒有很好的落實，出現少征漏征現象。另一方面，對于排污費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監督，存在排污費收支使用不當的現象。如部分縣市區排污費未納入預算管理，未實行“收支兩條線”，存在排污費坐收坐支、擠占挪用以及資金閑置等現象。
4.政府綠色采購制度不健全
三明市落實《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意見》《環境標志產品政府采購清單》，將目錄內的產品列入優先采購的范圍，政府以身作則，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國目前綠色采購制度不是很完善，制度原則性條款多，細則性條款少，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問題。如小規模的綠色產品在采購方面缺少明確的認證，不同的認證機構所獲得的認證結果也不同，這就進一步增加了產品選購的困難，政府采購更多的是引導和宣傳的作用，不具備強制規范性，只是在原有的政府綠色采購工作方面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強制性不足。另外，三明市結合當地自身發展實際的綠色采購制度建設不足，政府在發展循環經濟過程中的引導和宣傳效果不佳，市民的健康綠色消費觀念和環保意識還有待加強。
三促進三明市循環經濟發展的財政優化政策
（一）完善稅收體系
1.資源稅
目前采礦、冶金、建材仍舊是三明市的支柱產業，為了提升發展循環經濟，資源稅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的，應當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將市內的不可再生資源（煤礦、鐵礦、石灰巖等）和部分可再生資源（森林等）納入征收范圍當中，這樣不僅可以增加稅收收入，也可以提高政府對循環經濟發展的財政支出，還可以引導企業提升資源的使用效率和技術水平。另外，可將稅額與資源回采率、環境修復指標掛鉤，回采率高的稅率低，反之則高，以此促進企業珍惜和節約資源，保證資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2.環境保護稅
征收環境保護稅是新時期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措施之一。目前國外發達國家均征收環境保護稅，三明市可以結合有利于當地環境可持續發展稅收優惠政策的具體情況，將水污染稅、大氣污染稅、廢棄物污染稅等納入環境保護稅的體系之中，并將差別稅率政策應用到這些排污領域，對達標排放與非達標排放實施差別征稅，鼓勵企業節能減排,進行技術革新,減少環境污染,以實現發展循環經濟的目的。
3.其他稅收
一是增值稅。2018年國家稅務總局下發了《關于資源綜合利用及其他產品增值稅政策的通知》，對征稅對象（再生水、頁巖油等）實行增值稅免稅或增值稅先征后退的方式，鼓勵企業或個人節能減排，提高資源的利用率。[6]三明市可以結合自身的發展情況，報省政府和國務院批準，在本市具體行業具體領域擴大增值稅的優惠范圍，通過減免部分或全部增值稅，減少企業的運營成本,增加企業的利潤,進而提高企業的生產積極性,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二是企業所得稅。為了發展循環經濟，國家頒布了關于企業所得稅方面的稅收優惠政策，在《關于執行環境保護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安全生產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節能節水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中，規定企業自2008年1月1日起購置并實際使用列入《目錄》范圍內的環境保護、節能節水和安全生產專用設備，可以按專用設備投資額的10%抵免當年企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企業當年應納稅額不足抵免的，可以向以后年度結轉，但結轉期不得超過5個納稅年度。[7]三明市亦可結合自身情況，加大企業所得稅的的優惠力度，減少企業生產技術和設備革新的成本，引導企業將盈利轉入到技術和設備的升級當中，促進三明市循環經濟的發展。
（二）完善財政補貼政策
一方面，要完善財政補貼體系。結合本市具體情況和國家政府的標準，合理界定財政補貼的對象、補貼的條件和補貼的力度，引導企業將資本流入生產工藝的升級和改造當中。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將企業使用頻率不高且成本投入較大的技術設備先購買再無償或低價租賃給企業使用，促進新技術的推廣和使用。[8]完善的財政補貼政策有助于三明市吸引資金用于循環經濟的各個領域，三明市可在落實國家和省政府發展循環經濟相關產業政策的基礎上，針對本市循環經濟的具體實踐，在直接投資之外，通過資金補貼、低息或無息貸款、申請國債等方式，招商引資，引導企業或個人將資本投入到循環經濟的建設中。通過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政策相結合的方式，可以有效利用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杠桿，引導企業或個人將資源轉到節能減排、提升資源的綜合利用、保護環境等方面，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完善排污收費的政策
一方面，三明市要嚴格按照《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的要求，合理界定排污收費的征收對象，結合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可以將所有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納入排污收費的征收對象當中，杜絕未征、少征排污費。另一方面，要加強對排污收費落實的情況進行監督，要規范收繳入庫工作，做到按規定就地及時足額收繳排污費，防止擠占、挪用和拖欠排污費問題的發生，保證排污收費落實到所有行業和所有地域。同時也要保證排污收費的透明度，加強排污費征管有關法律、法規的宣傳，提高排污單位自覺繳納排污費的意識，確保征收的排污收費應用到發展循環經濟中。
（四）完善政府綠色采購制度
目前，我國政府綠色采購制度并不完善，為了發揮政府在發展循環經濟的榜樣作用，一方面，三明市政府在財政預算支出中應當增加政府綠色采購的比重，明確市政府及以下及其直屬機關、事業單位，在常規采購中增加節能環保產品的采購規模和比重，將當前政府采購立法中規定的采購范圍由單一的貨物產品向服務、工程等領域不斷擴展。另一方面，針對民眾的環保節能意識淡薄這一狀況，政府部門需不斷加大環保節能的宣傳力度，應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結合國家和政府的規定制定本市的綠色采購標準、清單，并對綠色采購的信息進行公示和宣傳，增強市民的綠色消費觀念，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第6篇：財政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環境保護，財政政策
我國在工業化、城市化初期并未對環境問題有著足夠重視，以致生態環境長期處于惡性循環狀態。在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環境問題已越來越明顯地制約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突破環境的制約瓶頸、搞好環境保護至關重要。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進行，財政作為一種經濟手段，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環境保護的財政對策，不僅具有理論價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環境保護的財政政策運用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從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中可以看出，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在資金的使用上是存在著一定矛盾的。我國在運用財政政策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方面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
（一）財政環保資金投入不足，地區差異大。環境質量的改善需要很大的資金和技術投入為依托。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表明，當治理生態環境污染的投資占GDP的比例達1%-1.5%時，可以控制生態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當比例達到2%-3%時，生態環境質量可有所改善。目前，我國各級財政在生態環境保護上的投入，大體維持在1.2%左右，屬于投入偏低的國家。
另一方面，財政用于環境保護投入的資金規模在地區差異上仍然很大。2000年，上海市環保投資占同期GNP的比例為2.4%，位居全國首位。這一比例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新疆和寧夏最低。為0.2%左右。西部的各省市平均水平為0.41%，屬于中部的各省市平均水平為0.68%，屬于東部的各個省市平均水平為1.24%，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環保投資規模的地區差異是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差異的反映。
（二）缺乏穩定的政府投入機制。我國長期以來對于環境問題一直處于一種先污染后治理的狀態，把經濟建設放在首位，在環境保護方面存在著顯著的滯后性，當環境惡化以后才采取措施投入資金進行補救，這樣不僅不利于生態的可持續發展，而且相比于事前的預防，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資金。發達國家政府在此方面的投入機制相比于我國則較為完善。日本政府2003年與循環經濟相關的財政預算為35.1億日元， 2004年為24.7億日元。2004年美國根據《能源政策法》撥款3億美元， 用于實施太陽能工程項目， 其目的是在2010年前在聯邦機構的屋頂安裝2萬套太陽能系統。因此我國要想促進環境的改善，還需要積極建立和完善財政環保投入機制，采取事前預防與控制，而不是事后補救。
（三）有關環境保護的稅收政策力度函待加強，稅收手段未得到充分發揮。在過去幾十年里， 歐盟國家更傾向于利用包括稅收在內的經濟手段來進行污染控制， 在歐盟國家中， 丹麥、芬蘭、德國、荷蘭和瑞典都進行了系統的綠色稅收改革。而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則更傾向于使用污染配額， 實施排放權交易：各個排污企業的實際排污量得到政府的承認， 并發給排污量許可證， 然后企業可以出售此排污權， 也可以從別的企業收購。
我國缺少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門稅種。這樣就限制了稅收對環境污染的調控力度， 也難以形成專門的用于環境保護的稅收收人來源，弱化了稅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作用。同時，現有的環保相關稅收不夠健全，尚未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環境稅收體系，相比起發達國家，我國在此方面仍有許多方面需要改善。
二、財政對策分析
（一）籌資方式多元化，擴大財政投入規模。為了改變我國在環保投入方面嚴重不足的局面，政府有必要擴大環境保護支出的規模，并且在此基礎上保持一個穩定的增長速度，加大對“綠色”科技和“綠色”企業的支持，使環保政策能夠真正得到落實。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的財力物力有限，國家尚處在發展期，要大幅提高環保的財政投入會面臨許多現實的困難，因此，我們可以考慮以多元化的投資主體代替政府這一單一主體，在減輕了財政負擔的同時也降低了風險。
（二）建立綠色預算制度， 確保資金的穩定投入。建立公共預算項目， 在經常性預算中， 設立節能支出科目， 安排相應的節能支出預算用于節能科技的研究與開發、節能技術示范和推廣及節能教育和培訓。在建設性預算中，加大財政的節能投資力度。逐步提高節能投資占預算內投資的比重， 更多的利用貸款貼息方式。選擇一些特別重要的、投資數額巨大的國家級節能項目， 國家財政可采取直接投資的方式予以支持。設立中央對地方的節能專項撥款， 節能專項撥款不得挪作他用。
（三）合理利用稅收手段，對環境污染進行控制。稅收作為重要的調節手段，也應合理應用到環境保護中來。目前，大多數人的觀點認為，要想落實環保政策，必須開征環境稅。這一舉措存在其優越性，它對人們的污染行為有著良好的約束作用，并且能在較短時間內收到良好的成效。但同時，稅收作為一種特殊的調控手段，也不可濫用，這必須經過周密的考慮和檢驗，以防止在稅種征收過程中出現的款項挪用或貪污，從而影響了環保政策的實施。
三、結論與啟示
綜觀以上對環境保護的財政政策分析，我國在環境保護的財政支持方面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這種不足不僅體現在制度上的不完善，也體現在人們意識層面的薄弱性。財政政策的運用的確能夠為環境保護帶來良好的效應，但這種效應若是只體現在政府單方面的努力上，得不到公眾的支持和響應，仍然難以起到應有的作用。因此，財政對于環境保護的支持，不僅要體現在以上所述的幾個方面，作為環境受益者的我們，也必須提高環保意識，清楚認知環境污染所帶來的嚴重負外部性，積極響應政府的環保政策和舉措。只有在這種雙向的局面下，財政政策才能得到更加充分和有效的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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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財政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經濟杠桿 服務經濟
一、杠桿和支點
財政是職能部門代表政府管理轄區域內所有資金資源所進行的一種管理活動，用發展的眼光來說，當地政府不但是要守住現有的錢，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在保證國有資金安全的基礎的前提下如何發展，可以用資本經濟的眼光來管理國有資產，就是把政府管理的資金土地礦產資源拿到市場經濟大潮中進行市場運作，政府管理的資金土地礦產資源的不斷壯大是需要通過經營運作來實現，進而來實現財政增收、資金起到牽牛鼻子作用的爆炸式運作方式。簡單一點的說，就是在市場化的經營運作中把國有資產、資源進行保值和增值。“經營財政”同時也是一個廣泛的理論體系，不僅僅是經營國有資產資源，還有整個社會生產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和對經濟發展由于經營財政資金、政策最大限度地發揮所起的作用。就好比阿基米德說：“一個支點和一根足夠長的杠桿，我就能撬動整個地球。
二、怎么運用財稅的政策增加財政收入
可以整合各種經濟扶持政策，把績效評估體系建立起來，講究投入和產出，這樣就可以算出來政策對經濟促進到底實際有多少作用。如果想通過經濟杠桿作用要把財政資金的牛鼻子充分的發揮出來，我們政府先期還必須投入一定的啟動資金，另外我們也可以用政府貼息、政府擔保的形式來參與進來，形成一種由政府來先期投入帶動，從而帶動民間資本進來運作，達到政府牽頭進來運作，民間資本參與的良好運行模式，進而達到提高財政資金的牽牛鼻子作用，從而來達到促進地方經濟振興和快速健康發展的既定目標。
我們政府可以規范金融優惠政策整理合并財稅政策，將當前所有政策中的的財稅政策進行綜合合理分析驗證，撤銷那些沒有用的條條框框。要法制化、規范化那些合理的優惠政策。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政策手段是財政，強大穩固的財政是黨的執政能力提高的重要保障。當前逐步縮緊的宏觀調控，面對更加緊張嚴厲的的土地管理政策，如果我們政府想保障以后長期發展的資金需求，政府要站在時展的制高點，用長遠發展的目光來發展當地經濟，造福子孫后代。當地政府財政部門一定要充分發揮財政應有的職能，使當地的財政實力不斷快速增強，逐步建立良好的經濟發展新局勢，為目前資金相對短缺的形式下，發展好當地的經濟開好局、起好步，大好良好的基礎。
三、怎么來解決資金的來源
（一）拓展財政收入渠道，提高政府使用資金收到回報的率
可以用資本經濟的眼光來管理國有資產，就是把政府管理的資金土地礦產資源拿到市場經濟大潮中進行市場運作，政府管理的資金土地礦產資源的不斷壯大是需要通過經營運作來實現，要想把國有資產收益最大化，當地政府可以在中央政策的指導和群眾的監督下，采取財政專戶資金存款銀行招、投標等方式進行資本運作。
政府可以在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信貸資金，同時必須有防范財政風險的意識，使銀行信貸資金被我們手中穩妥地利用，還可以利用社會的資金參與進來建設當地的基礎建設，壯大地方經濟。
積極大范圍整合不同類別、不同部門和同一部門內的財政性資金，當地政府可以把稅收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政府性債務資金使用管理權利都歸屬到財政。把政府的預算的資金統一籌劃安排運作監管和資金調度，加強政府統籌資金的能力，將分散于不同領域的資金整合起來完成大建設。
進一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支出制度，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資金的使用績效評價和管理機制。依據經濟發展規律，政府在進行資金資源整合規范的時候需要按照改革要求研究建立績效考評方法和考評細節條件，對有關重負和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項目進行嚴格的考核評價。
逐步完善財稅相關體制，完善轉移支付體系，構建基層財政的獎勵和懲處機制。尤其是針對事業經費中按人頭發錢的支出比重大、但實際用在發展支出比重小的現狀，完善補助發放機制，鼓勵基層減少財政供養人員，壓縮行政成本，必須清理那些用途不明和效果不明顯的項目，集中好有限的資金辦好群眾的大事。通過財政經費壓縮，一步一步建立良好的財政應用體系，把財政的錢實實在在地用于促進統籌發展和為老百姓服務必須由體制上作為保證。
（二）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國有資產發展體系
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必須進行一次徹底的改革。第一目前各行政事業單位存量資產所有權屬變更，統一變更為一個所有；第二由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對變更后對所有國有資產進行統一分配；當地政府必須運用市場經濟的杠桿、經營機制和經營方式，盡力讓國有資產充分動起來，實現國有資產快速增加。目前，因為建設工程大、耗資多，如果只靠財政投入，那么很多高速、大橋等一系列基礎設施項目很難實施。那么有效的辦法就是，項目建設初期，政府在前期先投入小部分資金，然后可以招募有實力的社會資金參與進來，把股份轉讓后退出。政府投資公司應以融資為手段，代表政府來形式其權利，維護國有資產的安全。還可以用合適的方式實現這個項目增值后，通過轉讓股份的形式，讓社會資金來操作完善項目，然后用轉讓股份的資金來運作其他的項目，把政府的死錢變成活錢，逐步壯大政府資金的規模和實力。
參考文獻：
第8篇：財政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財政制度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有所凸顯，無論在東西部地區，還是城市與鄉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不僅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重大挑戰，還可能影響社會發展。市場在促進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僅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無法有效地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當出現市場調控失靈現象時，如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時，需要政府實行宏觀經濟調控、主動投資公共項目，緩解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由此可見，政府開展區域財政政策調整的方法對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緩解發展不平衡問題具有重要影響，同時能夠為其他地區的協調區域發展措施的研究與具體實施提供理論依據。本文首先分析了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含義，對我國現階段加快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財政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最后在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加快經濟協調發展的財政制度提出相關建議，從而實現區域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涵
《中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定義做出了具體解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主要包括四點內容：第一點，利用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第二點，建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給予各區域發展的機會；第三點，清楚地認識到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并積極采取相應的扶持措施；第四點，陸地與海洋共同發展。近年來出臺的相關文件，進一步闡述了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含義：一方面，應合理規劃各區域的經濟布局，緩解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另一方面，應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按照合理的科學方法統一規劃，細化錯綜復雜的工作，實現各地的共同發展。國家大力倡導的可持續發展也因地區經濟共享機制得到較好的實施。落后地區根據戰略一步步發展，不斷提高自我生產能力，經濟效益增強，實現自產自銷的良好態勢。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環境發展需同步進行，做到人與自然與經濟和諧發展，三者相輔相成，互相平衡。從長遠角度分析，在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需保證各個地區經濟協調發展。
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的財稅政策存在的問題
1.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從我國財政轉移制度的設計方面來看，主要采用五級制，如果預算的層次過多，就會導致財政轉移支付缺乏監督，不利于政府管理。近年來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已經成為一種補助手段，但是由于我國缺乏專門的財政支付監管部門，導致部分資金的用途和劃分仍不合理。從我國財政轉移制度主要采用的方法來看，它的用法主要分為資金補助和稅收返還。這兩種用法都是針對地方所設計的，可以普遍適用各個地方政府。但是無法從根本上實現地區間資源的調整，而且會導致部分地方政府疏于對稅收的管理，造成稅收的隨意性，更有甚者會影響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如果要實現地區間的均衡發展，就要先保證滿足經濟滯后地區的公共消費支出需求。如果政府不進一步完善轉移支付手段，就會導致部分地方政府的支出壓力越來越大，從而影響當地經濟的發展。
2.財政投入與利用效率地區差異大財政投入的資金水平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財政投入在各地區如何分配、各地區對財政投入資金的利用率，都會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一定影響。通常情況下，中央財政投入資金水平與利用率高的地區，地區人均GDP與人均收入水平就越高，從而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也也高。中央財政投入貫徹執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堅持非均衡發展戰略促進地區經濟發展，且中央對于東部沿海地區的財政投入力度較大，一段時間內財政投資的重點地區為東部地區。根據赫爾希曼模型可知，一個地區生產型投資的進入成本，會隨著中央財政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增加而降低，有利于地區經濟生活環境的改善，吸引大量資金投入。由于相當一部分財政資金都用于建設基礎設施，因此我國東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區。從各地區對財政投入資金的利用率來看，由于政策的傾斜，東部地區得到了優先發展，而中西部區域受政策影響，再加上地區自然條件等因素的影響，雖然我國越來越重視西部等地區的發展，但這些地區對于國家財政投入的資金利用率仍然較低，沒有將資金最大化、合理化配置。
3.落后地區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對于一些比較落后的地區而言，面臨著嚴重的財力緊缺問題。除此之外，在這些經濟落后地區的地方行政管理支出費用占地方總體費用的很大一部分，以至于用于基本設施建設、維護管理以及科研教育的支出嚴重緊缺，這也是導致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以及東西部地區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三、加快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財政策略
要想加快實現我國區域間的均衡發展，就要堅持效率優先以及兼顧公平的原則。在發展落后地區經濟時要注重效率，還要以公平的原則對待東西部地區發展之間的關系，并且針對性地提出適合不同地區發展的對策，這也是實現我國各地均衡發展的關鍵所在。根據上述分析對于如何實現地區的均衡發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首先，重點完善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制度。尤其要加大對中西部落后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借此來推動中西部落后地區的經濟開發程度。針對城鄉差異而言，要加大對落后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提高其公共服務能力水平。通過加大對這些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其次，完善中央的財政轉移制度。第一，要整理所有的轉移支付項目，對其進行合理的分類規整，使其具有規范性和公平性。對新項目還要進行嚴格的要求和控制。第二，要建立專門的績效評定制度。設定專門的標準評價該項目對發展國家經濟具有重要影響，對于那些可以增強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項目，就要加大投資力度，反之則要削減投資。
2.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財政政策（1）對農業的調整。我國作為農業大國，應該發揮優勢，加快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進程，打造以精加工為主的綠色食物生產基地。中央政府對農業的轉移支付應該重點針對優勢地區。同時還可以建立關于糧食的利益補償機制，根據不同的作物與其進行補給，逐步完善對農民農業活動的補貼以及生產裝備購置的補貼，還要健全對農業的補貼制度等等，借此來幫助這些地區形成規范的糧食生產區域，提高農業生產能力。（2）對工業的調整。出臺一系列針對性的制度來扶持高科技產業以及依靠戰略性知識技術支撐的產業發展。而對于基礎性產業，可以利用財政轉移的方式來幫助這些產業籌集資金。專項性的財政轉移支付手段可以幫助實現資源的合理利用，淘汰那些浪費資源以及技術落后的生產方式。與此同時，還可以加大與外資的合作力度，吸引更多的外來人才，引進外來先進技術，這樣不僅可以為企業提供更好的發展機遇，幫助企業轉型升級經濟結構，使這些產業推動該地區整體經濟的發展。（3）對服務業的調整。政府應該加大對服務業的扶持力度，出臺相關優惠政策，擴大服務業的發展空間。強化制造與服務環節的銜接，充分發揮每個環節的優勢，并且進行針對性的調整升級，使這兩個環節相互促進。除此之外，還可以建立專門的服務業部門幫助企業吸引投資，擴大服務業資金來源，這對于提升服務業的經濟收益和提高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3.重視落后地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在我國中西部地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支出在整個地區的支出費用中占比偏少。因此，要不斷加強中西部落后地區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應重點關注中西部地區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的投入力度，還可以適當引進民間資金和外資投入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此外，還可以建立地區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基金，全方面籌措建設資金，以此來推動落后地區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第9篇：財政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宏觀經濟 關系
伴隨著我國經濟近幾年的不斷發展，我國經濟體制已經逐漸得到了完善，并已經成功地由計劃經濟轉變為了市場經濟，這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那么，為了能夠均衡我國政企之間對經濟的掌管權利，國家政府開展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通過這樣的方式能夠讓雙方相互牽制、相互影響，最終得到共同發展。所以，政府為了能夠對國家經濟的發展進行有效的掌握和控制，財政政策是最佳的控制工具，那么，財政政策與宏觀經濟之間到底存在著則樣的關系呢？本人將在本文中進行簡單的探討。
一、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現狀
由于我國國情的特殊性，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很難能夠效仿與其他國家，所以，我國的經濟發展一直都是在不斷地摸索當中得到發展的。那么，面對我國經濟不斷發展至今，我國的經濟水平已經明顯得到了提升，但是，仍然存在著自己的問題。
（一）我國總體經濟增長速率減慢
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提出，國家經濟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后，我國經濟水平得到了迅猛的提高，并逐漸走上了國際化的行列，極大地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實力。但是，就最近幾年我國宏觀經濟發展形勢來看，我國的總體經濟增長速度開始出現減緩的現象，GDP的增長總值雖然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但是平均增速卻在不斷地小幅度地下降，就比如2008年的統計，其第三季度的GDP增速相比于第二季度來講降低了1.4%，相比于2007年的總體增速降低了2.3%，雖然就現有的總體GDP總值來講，我國經濟水平的發展仍然處于平穩，但這少量的下滑現象也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二）我國總體物價上漲速率逐漸下滑
雖然近幾年來，我國物價上漲十分厲害，物價水平也逐漸提高，但是，總體物價上漲的速率卻在下降，尤其是在原材料和燃料方面。據相關材料分析，近幾年的原材料、燃料等工業用品的進口價格在不斷地上升，且上漲速率在逐年增加，但是，在國內的銷售價格的上漲速率卻在逐漸降低，面對這樣的反差，將影響到相應企業的差價利潤的提升，使得企業的經濟效益降低，減緩企業經濟水平的提高，這對于社會總體經濟的發展來說可能會造成負面影響。
（三）進出口貿易順差下降，影響國內經濟利潤提升
進出口貿易是連接我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交流的重要途徑，是促進國外資金流入的重要環節，并且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隨著我國這么多年來對進出口貿易的苦心經營，我國的進出易越來越頻繁，我國的國際化經濟能力也在不斷地提升。雖然這對于我國經濟來說具有重大意義，但我們要能夠同時意識到我國的進出口順差在開始慢慢回落，也就是說，許多貨物的進出口價格的上漲速率在增加，但銷售價格的增速卻在小幅度地降低，這樣可能會降低我國進出口貿易所帶來的利潤，雖然現在還沒有明顯地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增速，卻已經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四）我國企業利潤出現下滑現象
企業，是支持國家經濟持續上漲的重要部分，是保障國家經濟穩步發展的基本單元，不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國民企業，不論是工業企業還是小型企業都對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及綜合國力的提升都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但是，近幾年來，我國一些大型企業的利潤增長速度在開始出現回落，其再生能力受到了抑制，且容易受到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造成了企業宏觀經濟問題。而正是因為大型企業的經濟發展受到限制，我國的一些中小型企業的經濟水平也開始出現了波動，在經營和發展上開始出現一定的困難，再加上最近幾年各種食品問題、企業詐騙問題等都大大地阻礙了我國中小型企業的發展，造成其利潤下滑，甚至是倒閉。
當然，我國宏觀經濟就整體而言發展是相對平穩的，并仍然保持著上漲的趨勢，但是，面對現在增速的小幅度降低，我們決不能夠忽視，要能夠有效地運用財政政策手段來改善現有的宏觀經濟中出現的一系列的問題，以保障我國的不斷發展。
二、財政政策的運用
所謂的財政政策，就是指政府根據當下的經濟、政治等各個方面所用來調節和指導財政部門工作的總體原則，一般是通過政府的支出及稅收的政策來極性調節。分別包括了三種運用形式，即收入政策、支出政策及平衡政策。
（一）財政政策中的收入政策的運用
收入政策，就是指當社會供給小于社會需求時，國家能夠通過提高稅收、增發國債等方式來抑制社會需求的增加，這樣一來能夠強化中央集團的財政地位，改善了供與求之間的緊張關系，從而暫時緩解供不應求的現象。但是，收入政策具有較強的片面性，即因為增加了稅率，提高了稅收，使得社會人民的生活負擔，這樣一來容易打擊到人民工作的積極性以及交稅的主動性，這樣反而會違背財政政策實施的初衷，不利于國家經濟的可持續性的發展，這對于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加快國家發展腳步來說會產生一定的反作用，影響了社會的進步。
（二）財政政策中的支出政策的運用
相比于收入政策而言，支出政策在激勵社會人民的工作積極性方面具有加大意義，在政府宏觀經濟調節過程中也更具有靈活性和高效性，而且能夠有效地改善我國經濟的支出結構，擴張經濟支出的規模，對于提高國家的經濟管理能力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雖然支出政策能夠有效地改善現有的供求關系，通過直接影響社會總需求來改善我國經濟發展狀況，面對收入政策的運用卻又受到了一定的制約。也就是說，當我們既想要增加收入又想要增加支出時，二者就會存在一定的矛盾，因為二者運用的最終結果是不相同的，這樣一來就很有可能會造成國家經濟發展遲緩的問題。
（三）財政政策中的平衡政策的運用
為了能夠全面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均衡性，我們一定要能夠加大政府對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力度，要能夠發現我國經濟發展中最突出的問題并加以解決。就我國經濟發展現狀而言，最為凸顯的問題就是供不應求，我們要能夠充分地均衡我國的供與求之間的關系，這樣才能夠有效地推動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那么，有效運用財政政策中的平衡政策就顯得非常有必要了。通過平衡政策，我們能夠有效地控制我國收入與支出之間的平衡，做到財政上的平穩發展，準備好足夠的平衡基金以備各種財政問題的出現，這樣一來能夠更加有效地運用各項財政政策，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
國家財政政策的運用是為了能夠提高國家對經濟發展的調控力度，是為了能夠保障我國經濟穩定、安全的發展的重要舉措。我們要能夠有效地將各項財政政策相互結合，共同運用，這樣才能夠為我們的經濟水平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發展背景。
三、財政政策與宏觀經濟的關系
（一）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具有調控能力
1、提高政府的財政收入，培養宏觀經濟調控基礎
中央財政收入是政府對國家展開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的基礎和保障。但是就我國現在的政府財政收入所占國家GDP總值情況來看，其所占比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要低，與發達國家相比要低得多。所以，我們可以通過提高國家稅收、增發國債、做好預算外資金的準備等財政方式來為政府聚集更多的財力，從而能夠全面提升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為宏觀經濟的發展做好保障工作。
2、能夠優化我國政府的財政結構，保證支出與收入的平衡
國家政府的財政狀況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保障。通過有效的財政政策的運用，能夠優化我國政府的財政結構，保障政府財政的支出和收入之間的平衡，從而能夠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合格的國家公共財政框架。所以，為了能夠調整好政府財政的結構，在經濟的投入方面一定要能夠充分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的需求。首先，我們要加大政府在高興產業以及知識經濟方面的財政支出，從而激發我國高興技術行業的發展，提高國家軟實力；其次，我們要能夠考慮到國家的開發戰略，加大對經濟發展落后地區的財政投入，促進國家的經濟的全面提高；當然，在農業的投入上我們也要加大力度，這樣才能夠激發農民的工作熱情，才能夠為我國的發展做好保障工作；同時，我們還要考慮到國家福利事業的發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福利事業在經濟發展中所占據的比例，讓人民感受到國家對他們的關注，從而激發人民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持。
3、能夠有效地控制及規范宏觀經濟中政府的職能
在宏觀經濟中，政府的職能主要是能夠及時地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補救，能夠及時地恢復國家經濟水平，減少經濟損失。所以，政府要能夠充分利用財政政策，充分重視財政政策的指導作用，刺激國家內需，提高國民經濟意識，做好自己的財政預算工作，為市場的經營失靈狀況做好充足的準備工作。同時，政府要能夠減少對企業經營的管理力度，減少政府對企業經濟的干預，運用財政政策的扶持作用來激勵企業的經濟發展，從而提高國家經濟水平。
（二）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1、拉動社會消費水平，促進宏觀經濟水平的增長
通過國家對財政政策進行不斷地修訂和改良，能夠有效地提高政府對國家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并通過對政府財政支出及收入上的平衡，增加了政府對人民生活的投資，提高了人民的工資，從而能夠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也就是說，通過有效的財政政策手段能夠有效地激發人民的消費水平，增強人民的消費意識，通過不斷地提高國民的消費能力，能夠有效地促進國家商品的流通，促進了經濟貿易的往來，這對于全面提升國家的GDP總額具有重大的意義。如此一來，自然能夠全面提升國家的經濟水平。
2、激發了人民的工作熱情，加速了宏觀經濟的發展
在政府不斷地改善財政結構時，為了能夠提高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中的效用，提高社會福利保障的投入、提高人民工資并加大對人民的獎勵津貼力度是重要的環節。通過這樣的措施，能夠有效地平衡政府的支出與收入，同時讓人民感受到了國家對自己的關心，國家對自己的重視，從而激發了人民的工作熱情，促使他們能夠主動地參與到社會工作當中去，從而能夠為我們的國家創造出更多的GDP，這對于加速國家宏觀經濟的發展來說具有重大意義。
3、促進了市場經濟的完善，實現了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
為了能夠有效地對我國宏觀經濟進行有效地控制，財政政策是重要的環節。通過財政政策的運用，緩解了政府對我國各企業的管理壓力，放寬了我國企業的發展限制，這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來說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同時還能夠有效地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到一個宏觀調控的作用，減少了政府的之間參與，這樣能夠激發我國經濟的自由、快速地發展。
四、結束語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國家在宏觀經濟方面逐漸形成一種宏觀調控的形象，而財政政策則是強化國家對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工具。我們要能夠有效地運用這份工具，這樣才能夠為國家經濟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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