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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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論；新凱恩斯主義；體制轉換模型

中圖分類號：F810.2；F82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5-0005-10

作為凱恩斯主義總量調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備選工具，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研究長期假定，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當局控制，用以實現彼此矛盾的增長、就業和物價等宏觀經濟目標。實踐中，財政貨幣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則：出現以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為基本特征的經濟衰退時，政府應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現以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為特征的通貨膨脹時，政府應減少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數量，減少有效需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銀行獨立性程度越來越高，財政與貨幣當局權力劃分趨勢愈加明顯的政策實踐，凸顯聯合考慮財政貨幣政策并進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渠道及運行機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財政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指導財政和貨幣政策設計，并進而形成對宏觀經濟總量調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綜述

與依據財政和貨幣政策當局擴張或緊縮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積極”、“消極”財政貨幣政策的傳統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從財政貨幣政策當局相互影響制約的政策行為角度，重新界定財政貨幣政策類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類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為基礎的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方面。簡單地說，當財政和貨幣兩個政策當局中的一個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標而不被另一個政策當局政策行為約束時，其行為是積極的，而被約束政策當局行為則是消極的。在財政貨幣政策規則語境中，貨幣政策是積極（消極）的，當貨幣政策工具（通常為名義利率）對真實通貨膨脹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或稱泰勒相關系數）大于（小于）1，也即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多于（小于）一對一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積極）的，當財政政策工具（通常為總付稅率）對實際真實政府債務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大于（小于）穩態真實利率時。易言之，稅收對債務的反應超過真實利率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的，稅收不充分地對債務反應用以確保真實利率支付時，財政政策是積極的。

（一）突出積極貨幣政策和消極財政政策組合的泰勒規則

泰勒規則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迅猛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獲得作為宏觀經濟學標準推斷的常識性結論。概括而言，名義利率多于一對一地隨通貨膨脹上漲的泰勒規則有助于經濟穩定[2]，在大量常見模型中產生良好經濟績效；通貨膨脹率高且易變可能是由于中央銀行沒有遵守泰勒規則，從而價格水平不確定并受約束于自我實現預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規則文獻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積極貨幣和消極財政政策假定財政赤字（和/或稅收）針對真實政府債務變化強力反應，或更苛刻，政府預算在所有時間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稱其為“李嘉圖主義”財政政策體制。組合，假定簡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規則并研究貨幣和財政規則交互作用[4]，其對應的是歐洲貨幣聯盟諸國傾向于彼此脫節的財政貨幣政策實踐。根據Leeper[1]論述，貨幣和財政政策制定的聯合設計問題可被簡化為兩個遞歸解決的獨立問題：首先，與財政方面隔離開來，貨幣政策參數單獨決定局部均衡確定性條件，理由是貨幣當局僅應關心通貨膨脹穩定性，貨幣當局越獨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穩定通貨膨脹。其次，在確定貨幣均衡動態學的基礎上，財政政策是‘消極的’，使政府債務動態學以穩定方式演變。

政府不違背預算償付能力約束的李嘉圖等價假設下，泰勒規則理論和實證文獻都集中于與財政政策相隔絕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唯一渠道是總付稅（lump-sum tax）變化，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影響是傳統的貨幣主義和李嘉圖主義。由此，貨幣政策規則獲得廣泛深入研究，財政政策規則研究相對滯后：與貨幣政策泰勒規則相比，財政政策規則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實證結論，甚至不存在廣泛認同的簡單財政政策規則識別。原因在于：只有少數國家能獲得財政政策指標的可靠季度數據；宏觀經濟數據難以識別未預期的財政政策；自動穩定器的存在使相機抉擇財政政策反應的識別非常復雜[5]。明顯不對稱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規則分析，使得泰勒規則文獻框架中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組合的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研究

與泰勒規則文獻相反，價格水平財政理論[1，6]遵循一般均衡價格水平由以確保政府清償力為目標的財政和貨幣當局的政策行為組合決定的理論邏輯，探究積極財政政策規則下實現債務動態學確定性均衡所引發的一般均衡價格水平變化及決定。將確保政府跨期償付能力作為實現價格穩定性的前提意味著，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壓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擔更高政府債務償還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預算約束與私人部門最優化條件結合，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關鍵就是處處成立動態均衡條件通常又被稱為政府跨期預算約束。Buiter（2002）認為，就所有正向價格序列而言，政府應選擇滿足約束的政策變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則將合并的貨幣和財政當局視為選擇與均衡條件一致的政策變量序列。：全部名義政府債務（高能貨幣加未指數化債務）的真實價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均衡動態條件影響均衡價格水平過程時，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廣泛存在于包括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動態模型，無論政府以本幣標值出售債務，如絕大多數OECD國家，還是發行真實債務，如指數化通貨膨脹或以外幣標值的國家。

引入收入稅和彈性勞動供給，Leeper等[7]在總付稅稟賦經濟和比例收入稅生產經濟模型中強調稅收的供給方面的效應，通過Slutsky-Hicks分解將稅收變化全部效應計算為替代效應、財富效應和資產再評價效應，前兩者是常見的，而第三種效應發生在稅收變化通過改變均衡價格水平并因而改變私人行為人持有發行在外名義政府債務真實價值時，給出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微觀經濟視角。通過發行名義政府債務為稅收削減融資如何影響通貨膨脹和價格水平，則取決于與均衡一致的當前和未來貨幣和財政政策如何對稅收削減反應的假設。扭曲性勞動收入稅情況下，稅率和政府預算間的跨期聯系產生對確定財化的經濟影響至關重要的兩條拉弗曲線：一是拉弗強調的常見高稅率抑制效應；一是財政理論獨有的，長期稅收增長總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時價格水平下降。稅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價格水平并且再評價效應可正可負，取決于經濟處于拉弗曲線的位置。若稅率足夠高，較高稅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并提高價格水平。因此，稅收長期增加提高還是降低價格水平取決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現值。

二、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邏輯矛盾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者共同的邏輯矛盾在于，遵循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于特定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具有有限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慮財政和貨幣政策體制轉換。

（一）特定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帶來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對應積極貨幣/消極財政以及消極貨幣/積極財政兩個政策組合，有力捕捉財政貨幣政策運行的兩種常見形態，但各國財政貨幣政策實踐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組合對應的時期。因此，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僅是財政貨幣政策實踐的片面和局部刻畫，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組合的原因則是為滿足理性預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消極，則可能存在自我實現太陽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確定；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積極，則財政貨幣當局都不確保滿足政府預算約束，或因為違背債務橫截條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為債務產出比率無限上漲而不存在靜態均衡[1，8]。

（二）以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為基礎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都建立在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礎上。其中，最重要同時也影響最大的是與李嘉圖等價有關的理性消費者、無限期界和總付稅假設，故僅存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規則對應的政策組合主要考慮經濟的總量需求擾動，而未考慮稅收和債務政策的經濟供給方面擾動。為正規考慮政府債務、扭曲稅和資本積累等宏觀經濟變量的供給方面的宏觀經濟影響，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新進展，為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進研究方法和擴展影響因素，提供便利條件和基礎，并應體現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理論和實證研究中。

（三）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點是假定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這暗含著行為人總是預期當前財政貨幣政策體制持久不變，即使發生變化也完全是意外。長期以來，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屢受挑戰。繼盧卡斯批判最早論證應根據體制轉換考慮政策變化后，Cooley等[9]也認為把政策行為和決策視為政策當局一勞永逸選擇的結果存在邏輯不一致性：若政策當局預期到體制正在發生變化，則體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體制變動的歷史，則私人行為人將為這些體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為人預期及其決策規則中。Hamilton[10]開創的馬爾科夫體制轉換模型方法解決了建模經濟體制結構性變化的技術難題，在過去的20多年里被廣泛應用并產生深遠影響。基于財政貨幣政策體制不斷發生變化的大量實證證據[3，11]，必須存在明確為體制變化建模的理論。可以預期，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嘗試引入體制轉換方法，將加深對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理解，并足以產生對現有研究構成挑戰的新結論。

三、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論方法及其實證研究

（一）財政貨幣當局博弈論方法的代表性觀點

第2篇：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 人才培養 作用 策略

高校要想不斷強化人才培養質量，就必須將重心放在創新型人才培養上。實際中，高校應全面貫徹國家有關部門提出的《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對人才培養的理念與機制及模式加以創新，從而為高校創新人才培養的順利運行奠定堅實的基礎。

1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創新人才培養中的作用

1.1發揮政治素質導向作用

眾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將政治導向作為了一項不容小覷的功能。因此高校應為學生提供正確的政治方向。對于高校而言，其人才培養有沒有達到社會實際所需，高校學生是否具備良好的政治素質，這些都將決定了高校學生能否順利健康的全面發展，也關乎到了社會能否持續穩定前行。高校學生本身具有正確的思想，但他們往往會因為對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掌握了解的少而出現了模糊的政治方向，缺乏堅定的理想信念，為此，他們的思想逐漸與社會所要求的政治方向背道而馳。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在傳授學生理論知識的同時還注重加強學生實踐，在人才培養方面發揮著有效的政治素質導向作用。

1.2發揮思想道德品質培養作用

思想直接決定了人的行為活動，但思想并非是人原本就存在的，而是在參加后續的教育培養及通過不斷的社會實踐最終產生的。高校學生的思想活躍且獨立性強，但他們缺乏較高的選擇及鑒別能力。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人們的價值觀多種多樣，尤其網絡等先進科技的迅猛崛起，為多樣化的價值觀散播提供了有利的平臺，這些價值觀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高校學生的思想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強調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使得高校學生在對相關問題分析研究時有了強有力的參考依據，有助于高校學生樹立科學的觀念。優良的道德品質直接決定了才能的具體實踐方向。一個人如果光有才而無德，不僅對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還會極大地阻礙社會的順利前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內容很好地滿足了社會對高校人才的要求。

1.3發揮法制觀念教育作用

當前，法制經濟已經成為了現代社會建設過程中的一大核心，高校學生擔負建設現代化社會的任務，他們是否具備正確的法制觀念及較高的法律素質，關乎到法制社會的建設進度。高校學生在市場經濟中占主體性地位，因此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應注重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法制觀念。思想政治教育以法律基礎課為著手點，傳授一些核心的法律理論知識給學生，以此提高學生對本國法律制度的認識程度，使學生產生強烈民主意識，從而積極主動擔負社會所賦予的權利及義務。

2思想政治教育推動高校創新人才培養的具體策略

2.1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教學，強化學生創新素質

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心理教育、道德教育以及世界觀、人生觀等教育均屬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教學范疇。當前時期下，高校在創新人才培養中，應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力度，因為一旦政治教育不強，將嚴重影響到創新人才的培養，而就算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人才，他們也會因為缺乏堅定的政治思想、信念，難以為創新型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教學時，應注重政治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與創新人才培養的緊密聯系，以此正確引導和有效約束創新活動。同時，心理教育也應與創新人才培養保持緊密的聯系，心理教育理論教學中要優化調整學生的創新心態，使學生形成積極向上、忍耐、自信等正確的心態，這樣學生就能坦然面對創新中出現的困難及挫折。

由此可見，只有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教學活動，促進學生正確的創新意識及創新行為，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才能保證高校創新人才培養順利運行。

2.2制定完善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應緊密聯系心理健康教育；高校要想保證創新人才培養質量，就必須不斷強化學生的心理品質，這是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及創新能力的核心支撐點。思想政治教育與心理健康教育的密切結合，有助于學生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質，時刻保持積極樂觀的心理狀態，健全人格，從而成為綜合素質能力強的創新型人才。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應緊密聯系專業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注重開展多樣化的教育活動，加強學生理論基礎，強化思想政治素質，為學生提供正確的政治方向，以此產生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為社會現代化建設服務。專業教育強調學生學習專業技能，提高對問題的分析和解決能力，為學生的專業素養及科研能力養成提供了重要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和專業教育有著各自注重的地方，功能作用不同，應將這兩者有機結合，協調配合發展，從而促進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運行。

3結論

綜上所述可知，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人們的思想、心理等各方面均有了較大的變化，這無疑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難度。高校教育人員應與時俱進，以創新人才培養為出發點，積極尋求現代社會對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及時獲取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運行的新方法，從而保證思想政治教育整體性水平，充分發揮其在創新人才培養中的作用。

參考文獻

第3篇：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第4篇：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范文

在當前國內外較為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如何繼續有效地運用包括積極財政政策在內的宏觀調控手段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而其中宏觀稅負水平的合理確定則是關系到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運用的重要環節。在確定宏觀稅負水平的適度合理標準時，不僅要考慮到國際經濟因素的重要影響，尤其是應對當前世界新一輪減稅浪潮所引發的國際稅收競爭的挑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國家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國政府在運用宏觀政策管理經濟過程中，必須面對變化的社會、技術、經濟等方面的約束條件。這些約束條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國際稅收競爭，它的存在使得國家自主改革稅收制度和運用稅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戰。國際稅收競爭的一個直接效應就體現在對一國宏觀稅負水平的影響上。當前國際稅收競爭已出了不少新動向，而這與國際資本流動新特點與國際經濟形勢日趨嚴重這兩方面密切相關。最近幾年，國際資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入美國，導致美國金融市場長期繁榮，并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經濟出現了許多變化。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國際資本市場也面臨著新一輪的調整。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在謀求通過各種方式吸引國際資本，刺激國內投資和需要，拉動經濟增長。而稅收工具則成為各國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的重要組織部分。當前的世界經濟正在引發新一輪的大規模減稅運動。可以說，在經濟全球化的現實背景下，稅收競爭已成為提升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環節。我國應積極應對國際稅收競爭挑戰，合理適度地運用稅收競爭政策，也包括應加快稅制改革與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確定宏觀稅負水平。結合軌跡稅收競爭的新態勢，從稅收在我國積極財政政策運用中的內在作用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國際財稅背景這一新角度，來研究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問題。

從總體上說，我國自1998年以來執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并加以完善。其一，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是有目共睹的。這既表現在我們對這一政策實施對當時形勢的準確判斷，又表現在政府執行中對政策取向與政策組合的合理選擇。其二，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風險控制，這幾年的實踐也已證明是成功的。中央對于這種帶有階段性、應急性特點的財政政策，已經明確指出并充分考慮到這一政策可能帶來的財政風險，在發債空間的把握、國債項目建設質量的保證、抑制通貨緊縮趨勢與防范通貨膨脹新苗頭并重、短期財政政策運用與財政資源長期可供給性的協調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績。其三，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是一政策持續成功的重要方面，這幾年成功的實踐包括了對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體措施的選擇、與穩健貨幣政策等相關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認識我國積極財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我們也應看到從如何保持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性這一特定角度出發，特別是隨著積極財政政策運用的外部環境因素的變化，現有的政策組合選擇中仍存在一定的改進空間。

只有充分發揮稅收作用的積極財政政策，其可持續性才是完備的，因此應將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內在化于積極財政政策之中，并結合稅收這一內在因素的外部環境變化來調整積極財政政策。應該說，稅收在近年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與宏觀調控中已經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收入穩定增長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提供了財力支持，我們實行了鼓勵投資于消費的一系列稅收措施，出口退稅體制的不斷改進與運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應。與此同時，我們也認識并論證了在一定歷史階段上暫時不采用減稅手段作為積極財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觀性。但是，現在的問題在于，從稅收角度來考慮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我們要充分注重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對積極財政政策進行調整的必要性，清醒認識以舉債為主要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積聚的財政風險，認真探討宏觀稅負水平進行必要調整是否會有助于積極財政政策發揮最大效應。

第5篇：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 積極財政政策穩健財政政策稅收通貨緊縮

財政政策是國家調控經濟運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為擴張性、緊縮性和中性三類。

1998年，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國開始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許多經驗分析結果表明，199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財政投入拉動實現的。相比之下，貨幣政策對于刺激總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卻相當微弱。

進入2004年后，由于經濟快速發展，我國開始了穩健財政政策時期，并取得了積極效果。應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形勢，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采取了相應對策，這將對未來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運行產生影響。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義。

一、1998年以來中國具體財政政策措施

1.1998年～2004積極財政政策階段

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來源是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是通過財政分配活動來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以達到供給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種財政政策。

1998年，中國經濟經過20年的高速增長，大部分制成品已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因此，中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1999年～2004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出口形勢困難，國內供給結構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經濟增長粗放等問題尚未解決。為此，中國在以后幾年時間里仍然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只是財政支出規模根據形勢變化有所調整。

2.2005穩健財政政策階段

穩健財政政策具有新穎的、豐富的、深刻的科學內涵,概括地說,就是“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

當經濟的實際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時，應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但當通貨膨脹壓力增大時，繼續實施這一政策，不僅不利于減緩通貨膨脹的趨勢，且易于加大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程度和經濟健康運行的風險。中國2003和2004年間潛在經濟增長率約為9%～10%，而這兩年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分別為9.3%和9.5%。所以，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已不合時宜，中國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開始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

二、財政政策效果分析

1.積極財政政策效果分析

1998年～2004年,中國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到2003年，共帶動配套資金3.28萬億元。連續多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相關資料顯示，從1998年至今，中國積極財政政策在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5～2個百分點的同時，也使國債規模達到2萬多億元，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2004年，中國經濟基本走出通貨緊縮的陰影，并呈現出加速發展態勢，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也在不同程度和方面引起了一定的負面作用。

2.穩健財政政策效果分析

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和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對我國現階段的宏觀經濟形勢及經濟結構產生重大影響。鋼材、汽車、房地產等過熱行業開始出現降溫跡象或者局部出現降溫，農業、教育、能源等相對落后行業開始看到較好的發展前景。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對于防止經濟大起大落，控制通貨膨脹和防止通貨緊縮，保持中國經濟繼續持續平穩增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由于穩健財政政策實施時間較短，就目前實施情況來講，還處于探索和實踐階段，但是其積極效果已經在部分領域內有所顯現。

三、中國未來財政政策走向

盡管尚未公布明確的時間表，但諸多跡象表明，中國現行固定匯率制度將逐步轉向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基于經濟環境及各種增長要素的變化，中國實施的相應財政政策一定要和改革步伐保持一致，即應該將收入的增量更多地用于支持重大改革舉措的出臺，這樣既可以實現財政支持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又可以加快體制改革的步伐。

根據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應該將宏觀調控的重心從目前以需求管理為主轉變為短期的需求管理與中長期的供給管理相結合方面來。通過“穩健”的財政政策解決短期穩定問題的同時,保證中長期的供給穩定，實現宏觀調控的短期目標，使宏觀經濟指標維持在長期來看適宜的區間內。

四、結論

1998年以來，中國財政政策成功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經歷了從積極財政政策到穩健財政政策過度的歷史時期，成功解決了經濟“軟著陸”之后的國內需求不足、就業壓力大、外貿出口困難等一系列經濟問題。并且不失時機地開始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并取得了改善稅收政策、刺激私人投資增長、廢除部分農業稅等積極效果。應對世界經濟發展新格局及中國入世尚未解決的各種經濟問題，中國應該適時采取正確的財政政策，探索和實踐適合中國國情的相關財政政策體系及創新路徑。

第6篇：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基于遼寧省的實際數據,通過建立財政支出與就業量的線性方程,用最小二乘法估算財政政策與就業量的回歸系數,對積極財政政策影響遼寧就業總量和三次產業就業量的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和評價,并針對評價結果提出完善財政政策以促進遼寧就業的建議。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 財政支出 就業量 三次產業

積極財政政策促進遼寧就業增加的效應分析

本文選取1998年以來的數據分析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促進遼寧就業的實際效應。由于2004年前后無論是就業總量還是三次產業就業量都出現拐點變化,所以本文分1998-2003年和2003-2008年兩個時間序列來估算財政政策與就業量的回歸系數。

(一)財政政策對就業總量影響的估算及分析

為估算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遼寧就業總量的影響作用,本文建立如下線性回歸方程:

L=m+nP(1)

其中,L為就業總量(單位為萬人),P為遼寧財政一般預算支出(單位為億元)。

用方程(1)和1998-2008年相關數據(來源于《遼寧統計年鑒》2009和《遼寧統計年鑒》2006),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到如下相關系數:

1998-2003年, m=1937.69, n=0.14 R2=0.53

2004-2008年, m=2014.07, n=0.09 R2=0.96

數據表明,1998-2003年期間財政政策促進就業總量增加的效應不明顯。2004-2008年期間財政支出與遼寧就業總量線性相關關系顯著,財政政策拉動了遼寧就業的增長,但政策的拉動就業增加的效應不大。

(二)a財政政策對三次產業就業量影響的估算及分析

本文建立如下回歸方程來估算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遼寧各產業就業量的影響:

Li=mi+niP (i=1,2,3) (2)

其中,Li表示第i次產業的就業量。本文利用方程(2)和1998-2003年、2004-2008年相關數據(來源于《遼寧統計年鑒》2009和《遼寧統計年鑒》2006),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到如下相關系數:

1998-2003年,m1=607.92,n1= 0.12,R2=0.81

2004-2008年,m1=741.93,n1=-0.02,R2=0.93

1998-2003年,m2=800.30,n2=-0.30,R2=0.96

2004-2008年,m2=574.62,n2=0.01, R2=0.81

1998-2003年,m3=529.47,n3=0.31,R2=0.76

2004-2008年,m3=697.52,n3=0.09,R2=0.96

回歸結果表明,在1998-2003年期間,積極的財政政策能促進第一產業就業量的增加,但政策效應不大;財政政策與第二產業的就業量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主要和當時遼寧國有企業減員增效的轉制產生大量的下崗職工有關,并不是財政政策對就業產生了“擠出”效應;財政政策促進第三產業就業量增長的效果最顯著,每增加一億元財政支出可帶來0.31萬人的就業增量。

在2004-2008年期間,財政政策對第一和第二產業的就業量沒有多少拉動作用;財政政策對第三產業就業增加有一定的拉動效應,但效應不大,每增加一億元的財政支出能帶來0.09萬人的就業增量。

完善財政政策促進遼寧就業增加的政策建議

加大財政政策對中小企業、小群體創業發展的支持力度。這些產業在解決自我就業的同時還為社會創造出巨大的勞動力需求空間,所以政府部門應該在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上對他們進行積極支持,逐步形成以集體和私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小企業群,廣泛吸收社會各個不同層次、不同素質的勞動力。

財政政策要重點扶持第三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服務型產業的良性發展,并由此增加就業崗位和機會。據筆者計算,2008年積極財政政策對遼寧經濟增長的貢獻是22.1%,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是0.19,而第一、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僅為-0.11和0.04,本文的測算也表明積極財政政策拉動第三產業就業增加的效應最為明顯。

建立社會保障與就業之間的聯動機制,這是提高勞動者就業主動性,實現積極就業的重要手段。應通過合理確定失業保險、低保等標準,并加強動態管理,實現有進有出,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適當提高失業保險金用于促進就業資金的比例,為勞動者合理流動提供制度性保障,并形成社會保障與就業的聯動機制。

繼續增加職業技能培訓的財政投入。遼寧省下崗人員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較多,文化水平較低,是造成結構性失業問題的主要原因。因此,應繼續增加職業技能培訓的財政投入,使所有勞動者均能享受免費的公共就業服務,使所有有就業愿望的勞動者均能享受職業培訓補貼,通過提高勞動者技能增加就業。

參考文獻:

1.紀明.促進就業的財政政策演化博弈分析.稅務與經濟,2009(2)

第7篇：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范文

我國近年來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其特定的實施背景。從理論上講，積極財政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政策之間的聯系，在于兩者均以刺激有效需求為主要目標；兩者之間的區別，在于積極財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增發并運用國債的手段作為支撐。從實踐上看，積極財政政策所產生的積極效應是明顯的，而且也為我們應對經濟運行中的難點問題積累了經驗。今后，應該圍繞如何形成擴大有效需求的內在機制，改進財政政策手段的運用方式。

自1998年起，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動蕩、國內經濟運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問題，中國政府采取了擴大內需的方針，著力實施了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同時輔之以適當的貨幣政策。目前，已有許多關于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問題的分析。與此同時，我們認為，也應該對與積極財政政策有關的若干理論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一、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積極財政政策

中國1998年以來經濟運行的一個突出特點，表現為社會總需求小于總供給，需求的相對萎縮使得經濟增長的勢頭放緩。應該說，自建國以來，我們在應對通貨膨脹問題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貨緊縮問題方面卻缺少經驗。面對新的經濟形勢和問題，需要有新的理論加以指導。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是歷經數百年的時間發展起來的，其觀宏經濟理論和政策也較為成型。盡管我國的具體國情與之有所不同，但國外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卻值得我們進行研究和借鑒。

西方國家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被認為是宏觀經濟學的起點。正是這場空前的危機，給傳統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以巨大的沖擊，尤其是否定了以薩伊定律為代表的對經濟放任自由的傳統經濟理論，從而引發了一場“凱恩斯革命”，所謂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理論也應運而生。凱恩斯學派運用總需求模型對經濟大蕭條與大規模失業現象的內在成因進行了分析和解釋，認為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主要導源于投資機會減少和投資需求下降。受邊際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流動偏好等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總需求價格通常是小于總供給價格的，而市場機制卻沒有力量使總需求價格達到足以與總供給價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現了小于充分就業的均衡，亦即出現了蕭條和大規模的非自愿失業現象。凱恩斯學派得出的結論是，大蕭條已證明了私人經濟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會自我陷入蕭條，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實施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來減少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凱恩斯經濟學關于經濟政策的基本主張是維持經濟穩定，通過調節有效需求（即所謂“需求管理”），蕭條時反蕭條，通脹時反通脹。其中，當出現經濟蕭條時，在通過自動穩定器發揮作用的同時，政府要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運用減稅、增支（包括擴大政府購買支出）、發債乃至實行赤字預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貨緊縮和失業問題。

中國自1998年以來應對通貨緊縮所采取的財政政策，被稱為“積極財政政策”（proactive fiscalpolicy）。應該說，從實施背景和具體內容上看，我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與凱恩斯經濟學所主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之間，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其中，有許多內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首先，從支出的角度來看，加大了財政資金的投入，用于加快農林、水利、公路、鐵路、糧食倉儲、環保等基礎設施建設。為此，國家于1998年增發1 000億元長期國債，所籌資金用作國家預算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專項投資。1999年，國家又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和具體措施做出進一步的調整，其中包括：（1）繼續增發國債，用于在建的基礎設施、一些重點行業的技術改造、重大項目裝備國產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環保與生態建設以及科教基礎設施等方面。對大型骨干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實施了貼息的辦法。（2）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費需求。（3）恢復對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稅，收入專門用于城鎮低收入居民和下崗職工的生活補貼。

增加國債發行，提高投資水平，也是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了治理通貨緊縮，中國實行了以國債政策為支撐的積極財政政策。1998年，中國首次發行了建國以來的特別國債，用于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金，使其資本充足率基本滿足《巴塞爾協議》的要求。同時，又增發了1 000億長期國債，用于國家預算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專項投資，并且配合中央銀行準備金制度的改革，由財政向商業銀行發行專項國債423億元。1999年，根據當年第二季度表現出來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費需求持續不振的情況，繼續增發國債。2000年，在上半年國民經濟出現好轉表現之后，為了鞏固這種重大轉機，在年初決定發行1 000億長期國債的基礎上，下半年又增發500億長期國債。新增國債重點投向五個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態項目建設；二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三是教育設施建設；四是城市環保項目建設；五是企業技術改造、高新技術產業化等重大科技項目。

稅收對投資、儲蓄和消費產生著重要影響，在財政政策中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國1998年以來所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中，稅收政策只是處于輔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稅的政策外，幾乎沒有動用稅收政策。自1999年開始，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才開始逐步擴展到運用稅收政策，包括繼續提高出口退稅、恢復對存款利息所得征稅等。

從總體上看，在近年來治理通貨緊縮的過程中，我國把擴大需求的短期政策與改善供給的長期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不僅成功地拉動了經濟增長，而且為我國經濟的中長期持續穩定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經驗及若干約束條件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總體上講，至少可以總結出如下六個方面的基本經驗：第一，將刺激需求與改善供給有機地結合起來，著力于經濟結構的調整；第二，將刺激需求與調整分配政策結合起來，尤其是提高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著力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第三，注重發揮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鼓勵投資和消費，促進技術進步；第四，并沒有完全按照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中關于實施減稅的教條，而是通過保證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時通過推行稅費改革，適當減輕企業和居民的負擔水平；第五，充分運用財政手段，帶動銀行貸款的增加，促進民間投資的增長；第六，將松中有緊的財政政策與緊中有松的貨幣政策結合起來。

在認識到積極財政政策所發揮的有效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積極財政政策的初步執行結果與拉動民間投資和消費的預期目標之間仍有一定的距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現行財政體制中仍然存在著諸多約束條件，制約著政策效應的發揮。這些約束條件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政府投資（購買）的乘數效應不足。二是稅收負擔方面的約束。三是轉移支付方面的約束。

三、改進積極財政政策的幾點思考

我們認為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仍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以穩健的貨幣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應該注意解決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積極財政政策的完善應該從轉變政府投資方式入手。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應該從財政投資這種直接手段轉向利用財政投融資、財政貼息等間接手段，使政府投資成為杠桿，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具體包括：（1）改變財政投融資方式，逐步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財政投融資制度，以便從制度上解決財政投資需求與投資供給之間的矛盾。（2）采取多種手段吸納社會資金。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手段，吸納社會資金，尤其是民營企業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領域，從而產生“四兩撥千斤”的功效。為此，在社會投資來源、銀行可貸資金較為充裕的條件下，可考慮在國家有限的財政投資中，拿出相當一部分資金用作間接手段。這樣做，不僅有利于在公共投資領域內建立起競爭機制和風險約束機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寬公共投資資金來源渠道，提高項目本身的運作效率。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民間投資的增長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來，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帶動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較快，但如果民間投資增長緩慢，則會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因此，除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外，還應全面落實引導擴大民間投資的政策，如落實準入政策，降低準入門檻，在稅收上切實實行國民待遇，防止稅負不公、雙重征稅等歧視性措施。要加強金融支持，除了銀行給予積極的貸款支持外，應引導和鼓勵發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機構和民間金融機構，拓寬中小企業的直接和間接融資渠道，加強法律保障和服務機構。

第二，運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國內需求增長。二戰之后，西方國家大都通過擴大公共支出、發行公債來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以促進經濟的恢復和快速增長，并且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實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進而又導致了高額財政赤字，引發了通貨膨脹。因此，8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轉向了有節制的效率型財政支出政策。根據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應充分利用有利條件，適當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治理等投資風險小、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項目。這樣做，不僅可以改善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長期以來制約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增加城鄉居民消費。

第三，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啟動最終消費。在這方面，一是要從調整體制內人員的收入水平入手，以處于類似于我國發展階段的國家其國內體制外的工資水平收入為參照系，結合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貨幣化的政策，調整體制內人員的工資待遇。具體包括：提高工交人員和國有經濟職工工資收入（還包括提高國有企業家的年薪收入，使其與所承擔的責任和風險相適應），普遍提高低收入和離退休人員的收入等。二是要通過改革，認真落實對企業和農民的減負政策，為提高職工和農民收入水平和購買力創造有利條件。三是要適當增加轉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國家財政對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對住房、醫療、教育和就業制度等需要財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減輕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費用負擔，穩定居民的支出預期。

第四，應充分注意政策的適時調整和漸進轉換，主要是通過市場和消費替代、民間和企業投資替代、出口需求替代，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轉型創造條件。與此同時，還應該加大財政政策引導結構調整的力度，增強經濟發展后勁，形成一整套帶動產業調整和不斷升級的創新機制；建立規范化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為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創造條件；優化稅制結構，規范稅費關系，使稅制本身對經濟景氣產生有效的調節作用，同時也增強政府的調控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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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培勇. 公共財政 ： 經濟學界如是說

[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第8篇：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赤字；“擠出效應”；通貨膨脹

一、引言

2008年，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引發了華爾街金融風暴，進而發展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的嚴重性金融危機。危機愈演愈烈，將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卷入其中，并不斷向實體經濟領域延伸，引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由于我國外匯制度中資本賬戶管制和我國金融機構對外投資比例較小的原因，這場危機對我國金融體系影響不大，但是隨著危機的蔓延，危機通過貿易、投資和市場預期等渠道影響我國的實體經濟發展，尤其是對我國經濟增長有較大貢獻的對外貿易受到嚴重打擊，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突然遭遇“拐點”，宏觀經濟形勢嚴峻。同時，2008年國內的宏觀經濟表現也不是很理想，工業生產增速緩慢，企業利潤增幅回落，工業增加值大幅度降低；貿易增長進入不穩定期，貿易順差出現波動；國內物價水平大幅度波動，經濟增長放緩。在此國際國內背景下，為抵御國際經濟環境對我國的不利影響和緩解國內經濟下滑的壓力，我國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一系列調控方案，以加快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啟動了直接作用于實體經濟的積極財政政策，開始了新一輪反周期調控。綜合運用預算、國債、稅收等政策工具，著力擴大內需，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回升向好。令人矚目的是國務院批準了在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方面投資4萬億元的支出計劃。4萬億的支出主要用于擴大政府對保障性住房、災后恢復重建、農業基礎設施以及農村民生工程的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社會事業建設投資、節能減排以及生態環境建設、以及鐵路、公路、機場、港口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4萬億元投資安排和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標志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再次啟動，對提升市場信心具有積極意義。自從2008年底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我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率先復蘇和發展，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非常顯著。通過政府擴張性的支出、減少稅收、增加政府轉移支付等政策手段，帶動了社會的投資和消費，間接刺激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積極的財政政策具有很強的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實現335353萬億元，比2008年增長8.7％。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97983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個百分點。2011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為471564億元，比上年增長9.2％。而且積極財政政策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民生領域的作為，有效地促進了“住有所居、病有所醫、學有所助”的民生工程，使人民群眾充分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抑制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相背離。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風險分析

（1）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會導致政府的財政赤字增加，引發償債危機。2008年底的積極財政政策既包括龐大的財政增支內容，如增加4萬億的擴大內需重點項目，十大產業振興投資計劃，又包括頻繁的減稅措施和稅收改革。這樣增支減稅的結果勢必產生巨額財政赤字，為了彌補赤字，政府大規模增發國債，包括中央的地方政府債券，而國債規模過大、過快增長可能會引發償債危機，對我國財政安全運行帶來較大沖擊。（2）積極財政政策會對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根據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在經濟資源一定的條件下，政府作為投資主體，大規模的投資于基礎建設，必然排斥私人經濟主體進入部分具有競爭性的基礎建設項目，抑制了民間投資需求的有效增長。同時，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往往需要大規模的信貸資金對財政資金的配套，這樣會使得了商業銀行對企業的信貸資金的供應量大量減少，進一步抑制企業投資。總之，“擠出效應”會降低政府購買支出乘數，對經濟的促進效應會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政府在某些領域投資的效率往往比私人投資的效率低，政府投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浪費。（3）積極的財政政策具有一定的通貨膨脹風險。積極的財政政策意味著大規模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持續的財政赤字會對總需求具有正效應。總需求的擴張通過乘數效應增加國民收入，貨幣交易需求隨之增加，央行將不得不適應貨幣需求的變化而增加貨幣供給并提高價格水平。Barro(1976)在討論李嘉圖理論體系中持續赤字是否導致通貨膨脹的問題時認為，一旦政府債務存量的增長率超過了產出增長率，持續赤字就會通過貨幣化的形式引起通貨膨脹。Sargent 和Wallce (1981)認為如果一部分財政赤字由國債發行彌補，則將來勢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鑄幣稅去彌補。這一結論表明由于利息支付的存在，以發行國債方式彌補財政赤字最終會導致較完全以貨幣發行方式彌補赤字更多的貨幣發行，從而引發更嚴重的通貨膨脹。

圖1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2008年底實行財政擴張，加上寬松的貨幣政策，共同導致社會總需求增加，尤其是投資增長長期過快，引發需求拉動的物價上漲。2009年以來我國物價水平出現持續上漲，新一輪通貨膨脹的跡象也越發明顯，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7月份CPI繼續攀升，上漲至6.5％。（4）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容易產生路徑依賴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我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而且財政政策效用呈現遞減效應，在這一輪的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很大，但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卻在逐年遞減，對國內消費刺激效應遞減。

三、政策建議

任何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都應適可而止，超越需求的“越位管理”將會把經濟帶向相反的困境。2010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實現經濟復蘇的目標基本達到，隨著財政風險的加大政策效果弱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轉型以及創新是必然的選擇。首先，要進行政策調整。包括調整財政投資結構，加大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的財政投入力度；對現行稅制中的不合理環節進行規范和調整，加大結構性減稅政策力度，減輕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促進企業擴大投資，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完善財政投融資體系、加強公債管理，完善地方債的發行和管理機制。其次，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擇機進行財政政策的轉型。財政政策在該退出時不適時退出，容易對社會投資和消費產生“擠出效應”，還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逆轉，并造成不應有的財政負擔和財政風險。因此政府進行認真的形勢分析和利弊得失的判斷，把握好政策調整時機。最后，政府財政政策需要創新，轉變調控手段。一方面，今后的財政政策應采取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并重的策略，支出、稅收和轉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作用的重點應轉變到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培育長期增長機制、促進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長效機制，并以此為基礎，穩定和改善居民消費預期，促進即期消費，拉動消費需求帶動經濟長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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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雄奇．中國財政赤字的宏觀經濟效應研究[D]．重慶大學．2007

[3]劉海鵬，王翠．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財政政策轉型及其效應分析[J]．財經政法資訊．2009（6）

第9篇：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范文

（一）積極財政政策取得的效果

幾年來，我國實行了發行長期建設國債，以及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免征房地產稅，投資抵免所得稅，提高出口退稅率等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透過各項經濟指標來看，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分析和統計，1998年通過增發國債，擴大政府的投資規模，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1999年達到2個百分點，2000年達到1.7個百分點。到2000年底，財政共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3600億元，連同配套資金的投入，約完成1.5萬億元的投資量。利用國債資金進行重點建設，有力地拉動了經濟的增長，加快了結構調整的步伐，增強了經濟發展的后勁。2001年GDP增長7.3個百分點，2002年上半年增長7.8個百分點。

從物價指數來看，到2000年4月，連續32個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下跌已經全面止跌，并首次出現正增長，2000年消費價格指數比1999年上升0.4%，2001年同比增長0.7%。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000年同比增長9.8%，2001年6月同比增長10.3%，2002年上半年同比增長8.6%。從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來看，1998年下半年，投資需求增幅明顯上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明顯增強，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15%，增幅比上年提高了6個百分點。2000年固定資產投資額比上年同期增長9.7%，增幅比上年提高3.4個百分點；2001年固定資產投資額比上年同期增長12.1%。可見，積極財政政策確實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效果。

（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積極財政政策取得明顯的效果，但是沒有預期的那樣理想，對經濟發展產生的乘數效應較小，經濟形勢依然嚴峻。

1.對消費需求的拉動作用還不明顯。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沒有有效的措施來改革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沒有具體有效的措施來增加農民收入，沒有有效地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企業下崗職工問題。因而居民消費水平沒有明顯提高，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的幅度很小而且很不穩定。

2.沒有很好地啟動民間社會投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投資需求的上升，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債的發行。從投資資金來源看，投資的增長主要依賴于國有經濟和政府的投資。1998年全社會新增投資額對預算內投資的依賴度由上年34.66%上升到101.27%；1999年社會新增投資對國有投資的依賴度約為90%；2000年上半年，國有及其他類型經濟投資增長12.1%，集體和個人經濟投資則分別增長7%和8.6%。

3.國債資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一是部分國債項目缺少科學論證，配套資金不足，對擴大內需所起到的作用有限。二是存在挪用和擠占國債資金現象，沒有使相應的國債資金發揮應有的作用。

4.財政風險有加大的趨勢。我國僅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前三年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3600億元，累計發行國債11206億元，雖然對拉動經濟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對本來就相對薄弱的中央財政造成了一定的債務風險。

5.在實行積極財政政策過程中，未能始終如一地堅持擴張性方向。如1998年財政收入方面在增發1000億國債的同時，增加稅收約1000億元，盡管從加強稅收征管本身來說是必要的，但在時機上此時實行卻使增發國債的擴張性效應在很大程度上被緊縮性的稅收政策所抵消。

二、對未來幾年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展望

（一）積極財政政策還應繼續實行

積極財政政策是否實行是根據經濟形勢而定的。當國民經濟整體上由通貨緊縮、物價低迷轉向輕度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接近或超過3%和財政收支差額縮小的情況下，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淡出；國民經濟處于輕度的通貨緊縮狀態，社會金融資金較為充裕，可以實行中度的財政政策；如果國際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并嚴重影響國內經濟的景氣指數，則還需要加大財政政策的力度。當前國民經濟運行中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需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

首先，供給相對過剩的格局尚未有根本性的改變。1997年以來經濟運行呈現出供過于求的買方市場格局。據第三次工業普查的數據，我國900多種工業品生產能力的利用率不足60%。由于長期以來的過度投資、重復建設以及企業淘汰機制不健全，企業生產能力閑置的現象十分嚴重。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從總量上緩解了供給相對過剩的局面，但對結構的調整還相當有限。要解決無效供給的問題，還必須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還依賴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有力配合。

其次，我國經濟形勢雖有轉機，但在整體上仍處于通貨緊縮之中。今年7月22日人民日報資料顯示，2002年上半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下降0.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6%，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9個百分點。我國經濟至今尚未走出社會商品供大于求、物價低迷、通貨緊縮、擴大內需壓力大的圈子。

再次，財政支出結構與增長趨于硬化，使積極財政政策成為必需。一是從我國1999年全國財政支出總額為13187億元分析，除了占15%的行政管理費支出應當壓縮（但難度很大）以外，其余的各項支出都應逐漸增加而不是減少。二是由國家法律規定的支出欠賬較多，如：要求國家公共教育投入和科學技術研究與開發經費分別占GDP的4%和1.5%以上，但實際只占2.79%和0.83%。

最后，國際方面變數較大，需謹慎應對。近期，美國經濟增速放緩。這對于世界經濟包括我國經濟會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我國已加入WTO，但近期內我國出口產品技術含量低、競爭力不強的狀況很難改變，出口前景不容樂觀，隨著關稅的大幅度降低和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消除，進口將會增長得更快一些，貿易順差有可能縮小。

由此可見，為了保持GDP以較高速度增長，國家在爭取出口的同時，采取各種措施擴大內需、增加投資、提高消費和活躍市場，在通貨緊縮趨勢還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力度可以酌情減輕，有重點地實施。

（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

1.注意控制國債規模，提高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率。我國已經連續幾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考慮到我國中央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較低，財政的風險是需要注意的。從全局看，雖然我國發行國債的空間還很大，但是，在發債的同時不能不考慮到中央財政的脆弱性，必須同時進行財政體制的改革，加快稅費綜合改革的步伐，逐步實行預算內外收支統管，在不提高企業與家庭總體稅負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確保使國債規模保持在適度范圍內的同時，必須確保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率。對國債投資項目立項及管理方法進行改革。如采用公開招標的方式在全國范圍內篩選確定國債投資項目，做好國債投資項目的可行性論證和前期準備工作，對符合要求的項目，政府可以視其彌補市場缺陷，帶動民間投資的程度，實行參股、全資、貼息等多種方式。目前形勢下，應適當減少直接投資比重，逐步增加間接投資比重，今后發行的國債在基建項目上，應主要用于彌補在建項目后續資金的不足，使國債資金真正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2.進一步嘗試稅收減免。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兩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支出，二是減稅。事實上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在稅收減免方面做得是遠遠不夠的，更加嚴重的是稅收之外的各種收費急劇增加，這都大大減弱了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

長期以來我國稅收增長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長率，即稅收的收入彈性小于1，然而1997年至1999年，稅收的收入彈性大幅度提高，這三年分別為：2.23、2.4、3.33，即稅收增長率幾乎為GDP增長率的2倍還多。由于稅收增長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長率，因此帶來宏觀稅率，即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提高。盡管國家稅務總局一再宣稱，稅收收入增加是加強征管、防止逃漏稅和關稅收入增加的結果，但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還是稅負水平太高。根據拉弗曲線闡明的道理，減稅不一定帶來稅收收入的減少，隨著稅負的降低，投資的積極性、經營者積極性會有所提高，經濟得到發展，稅基擴大相應會增加稅收收入。同時減稅政策還能有效優化產業結構，有利于高新技術、生物工程、信息技術等產業的迅速發展。所以筆者認為，在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支出的同時，應輔以適當的減稅政策，這將有利于我國宏觀經濟環境的好轉。考慮到我國現行稅制和財政的承受能力，雖然全面減稅的條件還不具備，但結構性的減免稅收還是完全可以得到的。具體包括：變“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以減輕企業稅收負擔，鼓勵投資；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企業所得稅計稅標準，增加居民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擴大消費需求；對吸納下崗職工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應給予適當的稅收照顧；對高新技術企業適當減免稅收，實行投資抵免、加速折舊等政策，以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開征遺產稅、財產稅、社會保險稅等新稅種，以緩解個人收入差距過大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