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的財政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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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稅政策；消費需求；社會保障；收入分配

一直以恚我國經濟處于比較穩定的狀態，但在當前嚴峻的國際形勢下，例如各種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我國經濟也會出現一些問題。為了減少這些問題對我國的影響，我國出臺了多項措施。從整體上看，這些措施能夠提高政府對各個行業的投資、擴大我國的出口貿易，同時滿足居民的消費需求。但事實上，我國經濟主要依靠的是投資和出口，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大，尤其近年來，問題更為明顯，所以現在，我國需要通過實行一些積極的財稅政策、改進一些現行的財稅政策來提升居民的消費水平，進而拉動社會經濟發展。

一、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不斷進行改革調整，使整體的市場經濟發發展速度有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也同步上升，但這并不能使我國的消費需求也同步提升，即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會面臨著各種嚴峻的問題。

（一）居民消費需求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居民消費率是衡量一個國家當前居民消費水平的重要指標。適當的居民消費率不但能夠提高一個國家整體的消費水平，還能促進整個市場經濟的有效發展。從整體來說，我國的居民消費需求與居民收入水平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說，雖然我國目前人均收入比較可觀，但居民消費需求卻較低，尤其與世界水平相比，相差很多。這樣可以看出，我國總體的經濟增長是依靠出口和投資，消費需求距離理想水平還相差甚遠。

（二）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別較大

自九十年代以來，城市的居民消費水平一路迅猛增長，占總體的消費比重的一大部分，而反觀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趨勢增長緩慢，占比甚至是不斷下降。進入新世紀之后，這種情況有所改善，但二者差距仍然很大。因此我國農村的消費需求存在著巨大的問題，所以改善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進一步開發農村的消費市場，提高政府的財政投資，是我國目前對改善農村消費水平的必然要措施。

綜上，雖然我國經濟平穩發展，但是實際上，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一直存在，而且消費需求問題也是難以解決，所以我國目前需要通過調整各項財稅政策來影響當前經濟的發展，逐步解決消費問題。

二、我國財稅政策對居民消費需求影響

（一）適當的財稅政策能夠調節居民的消費需求

我國要通過財稅政策來促進整體的經濟活動發展，所以對各類稅種都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在我國目前這種消費需求不足且很難進行減稅活動的情況下，通過降低整體的稅負來促進居民的消費是比較困難的，但是對于某些單獨的稅種，調整稅收政策還是有必要的，比如適當征收個人所得稅就能刺激個人的生活消費。還可以將個人所得稅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當中，即通過高收入者的所繳的稅負對低收入者，比如失業者、偏遠地區農民、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實施社會保障，從而提高這部分人群的消費水平，同時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從長遠角度來看，個人所得稅對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影響越來越大，而小部分稅種占比也呈現下降趨勢。所以當前我國應該要加快財稅政策的改革，加強管理個人所得稅的實施，為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打下基礎。

（二）加強收入分配能夠提升全社會的消費水平

收入分配政策能夠直接影響居民的消費需求。從當前經濟形勢來看，收入分配政策包括收入調節和收入增長政策。前者是要加強加強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同時對低收入者進行社會救助，這樣可以抑制貧富差距過大，高收入者高消費低儲蓄，低收入者也能擁有最低的消費標準，總體上提高了全社會的消費水平；后者是通過減少對勞動力的限制，加強勞動力在各行業之間的流動，實現人力資源的完整利用；還會通過對農副產品進行收購和鼓勵偏遠地區企業建設和發展等手段，加快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也同時刺激了他們的消費需求。

三、我國要如何提升居民消費需求

對于我國來說，要提高居民的消費需求，需要對農業、教育、文化等多個方面進行整改，才能整體提高我國的消費水平。雖然這是一項很龐大的工程，但是只要我國一步步進行調整，由點到面，便能夠使我國的市場經濟穩定向前發展。

（一）分別優化各方面支出結構

首先，在地方、農村方面，我們需要繼續提高它在財政方面的支出。財稅政策能夠對消費需求產生積極影響的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在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帶動他們進行消費；另一個是通過改善居民當前的消費環境，較少限制，使他們能夠自由消費。對于支援農村，我國政府能做的大概有提高農業生產、完善農業基礎建設、優化農業產業機構、大力發展農業科技等等。我國一直對于農業方面的問題十分重視，雖然有上升趨勢，但占總體比重并不明顯。根據當今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只有在政策上對農業進行完全的支持和保護才能真正促進農業的發展，使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有實質性的提高。

其次，在文化、教育方面，我們也需要提高各項經費支出。我國當前教育經費支出占總體財政支出的比重較少，教育經費支出的不足是導致教育質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就需要將更多的支出投入到教育、文化方面，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改善各地方的教育環境，尤其對城鄉和貧困地區更要重視，要解決偏遠地區孩子們的義務教育問題，使其與城市內的孩子們能夠擁有平等的教育條件。同時，對整體的教育體系也要進行調整和完善，加強對各學校方面的監督和檢查，防止出現對城市和城鄉居民孩子們的區別對待。

再次，要完善城市和農村相結合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體系是使城市、鄉鎮能夠無憂生活的基礎，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能夠使低收入者的生活有所保障，使貧富差距縮小，也帶動了各地方的轉移性支出。所以，如果要通過調整社會保障的支出來提升居民的消費需求問題，應該從這幾個方面進行整改：首先是要擴大社會保障的影響范圍。實行完善健全的分層次保障體系，對于不同階層的居民征收不同稅率的稅，實現高收入者多繳稅，低收入者少繳稅的狀態；對于像外來務工人員、城鄉貧困居民、農村居民等生活困難的人群，要在制度上實現社會福利的全面覆蓋，將養老、工傷、醫療等保障體系落實到各階層人群，實現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均等化。然后是要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其中包含提高低收入者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以及各城鄉、農村的財政補貼標準等等。但是針對不同地區，還是應該有不同的標準：對于經濟發達的地區，可以通過政府調整財政支出來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對于經濟不發達的偏遠地區，則需要中央政府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提高對貧困地區的財政補貼，以滿足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求。

最后，要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提高住房保障的財政支出。近年來，我國住房保障的支出速度逐漸加快，但是整體相比之下，支出的相對規模并不像它的增長速度一般迅猛發展，甚至僅占全財政支出的零星一點，完全不能滿足當前居民的住房需求。所以在這種形勢下，我國應該使中央和地方進行合作，共同降低實施住房保障的成本。還要推動政府職能的加快轉變，完善各類相關政策，提高工作效率。還要明確各項相關的資金來源，以確保每項資金能夠完全落實到住房保障當中去，從而擴大住房保障的規模，以及推進各農村、鄉鎮的住房改造和修繕工作。

（二）適當調整財政稅收政策

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我國當前應該通過稅收調整各層級人群的收入水平和消費需求，比如說增加高收入者的稅負、降低低收入者的稅負，使二者趨于均衡，從而擴大各層級人群消費需求，促進經濟發展。

降低一些商品的增值稅稅率。增值稅是一種間接稅，而我國目前是要降低間接稅占稅收收入中的總體比重，所以對于一些生活必需品可以試行更低的稅率，或者是在消費者需要繳稅的環節實行免稅或者零稅率的優惠方式。因為如果生活必須品的稅負下降，相應的表示出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升，從而可以刺激消費，使居民的購買力增加。

調整一些稅種的稅目。我國在很早之前就調整了消費稅的稅目，取消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的稅目，增加了高爾夫球、游艇等相對高檔物品的稅目等等。這個舉措使部分消費品的稅負降低，而對部分高檔消費品進行征稅也起到了調節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的作用。現在隨著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曾經我們望而卻步的高檔的奢侈品已經成為了我們的生活必需品，同時也出現了一批新的奢侈品。比如，我國可以適當降低汽車、化妝品等消費品的稅率，來刺激相關產業加速發展，同時也使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費需求增加；也可以提高高檔保健品、服裝、器材等的稅率，調節整個社會的收入差距。

深化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問題。我國對個人所得稅的征管能夠影響收入分配政策，所以要更加完善個人所得稅在稅收政策中的作用。個人所得稅能夠直接優化收入分配，從而影響整體居民的消費水平，調整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在未來的稅收整改中，應該會將綜合和分類所得相結合，重新制定所得稅的稅率，并且要逐漸加強對各類稅種的管理，減少稅收收入在其他方面的流失，更好地發揮稅收收入對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

第2篇：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 和諧財政政策 內部和諧性　外部功效和諧性　抉擇原則　評價框架

1 和諧財政政策的內涵

和諧財政政策，是指能夠支撐和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與發展，而財政體系自身又能夠和諧循環的財政方針、準則和措施。和諧財政政策要求既能夠滿足當前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又不至于損害社會經濟長遠發展和財政自身的和諧循環，從而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

和諧財政政策至少應該從兩個角度進行詮釋：第一、內部和諧性。和諧財政政策的內部和諧是指各項財政收入政策之間具有和諧性，形成科學協調的財政收入體系；各項財政支出政策之間具有和諧性，形成科學協調的財政支出體系；財政收入政策與財政支出政策之間有效協調，實現和諧。第二、外部功效和諧性。財政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任何財政政策對社會都具有一定的調控功效。和諧財政政策的外部功效和諧是指各項財政政策的調控目的是統一協調的，在調控中發揮著配套作用，應該防止出現功效矛盾甚至完全抵消的情況；同時各項財政政策均應該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發展。

和諧財政政策的內部和諧性與外部和諧性是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和諧財政政策的內部和諧性是和諧財政政策的內在要求，是外部功效和諧性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內部和諧的財政政策體系，就不可能實現財政政策的外部功效和諧，也就不可能長久支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和諧財政政策的外部功效和諧性是和諧財政政策的本質內容和根本目的。和諧財政政策是構建和發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因此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是和諧財政政策的根本目的。

2 和諧財政政策的抉擇原則

樹立科學明確的抉擇原則是和諧財政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前提要求，也是構建和發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和諧財政政策的抉擇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國家和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為依據，以實情為基礎，采用正確合理的方法對各項財政政策進行科學比較擇優的過程。總體方向上和諧財政政策應該遵循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的原則，具體來說主要應該遵循以下根本性原則：

2.1 遵循市場優先原則，實現“兩只手”的和諧

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發展中必然存在“市場失靈”，因此政府應該注重發揮主導調控作用，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和發展。但是政府主導絕不是政府主宰，回到傳統計劃經濟的老路而不依照市場規律辦事；也不是政府主財或政府主干，不發揮市場活力；政府主導不是要求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都進行全方位的干預，而是要求市場自身能夠解決好的盡量由市場解決。總的來說就是要處理好政府調控（看得見的手）與市場調節（看不見的手）之間的關系，實現“兩只手”的和諧。

2.2 遵循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并重原則

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是我國現階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具體要求和原則。這些要求和原則在和諧財政政策中就是要注意處理好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樹立正確合理的效益觀價值觀。國內外的歷史經驗表明，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不顧社會和生態效益，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也就不可能實現和諧社會的目標。和諧財政政策應該注重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協調統一，實現價值觀的和諧。

2.3 遵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注重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追求的是長期和諧。而一項具體的財政政策的外部功效相對來說具有時效性和短期性。如果為了追求短期的和諧而損失效率，實質是對長期和諧的損害。因此和諧財政政策必須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短期和諧必須服從長期和諧而實現統一。

2.4 遵循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相結合的原則

和諧財政政策的外部功效是相當廣泛的，在抉擇過程中必須根據科學的價值觀對其在不同時段、不同產業、不同區域的外部功效進行判斷權衡。只注重某一方面和諧而損害整體和諧并不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的。和諧財政政策應該綜合考慮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實現局部和諧與整體和諧的統一。

2.5 明確主次和先后

財政力量相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發展的需要是有限的，急功近利思想不僅不能夠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發展，相反會危害財政政策的內部和諧性，從而不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期性和諧以及整體性和諧。和諧財政政策只有明確主次和先后，在實現內部和諧的基礎上才能夠最大程度的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發展。

3 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框架

構建和發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要求和體現。為最大程度的發揮和諧財政政策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功效，對其和諧性進行科學合理的評價是客觀要求。

3.1 評價的價值取向

在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中，首要環節是判斷的價值標準，即要求有正確的價值取向。和諧財政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因此在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中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對一切財政政策都要以其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功效判斷其價值，并做出相應的取舍。

3.2 評價方法

任何具體的評價方法都難免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為保證評價的科學性需要采用多種方法并從多個角度進行。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方法至少要注意這樣幾個方面：第一，評價方法多樣性。只注重量化指標的做法很可能導致南轅北轍的后果，只有把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結合起來才可以既保證準確的方向，又能夠做出精確的判斷。其次，評價時機全面化。既要注重事前評價（政策出臺前的評價），還要注重事中和事后評價（即政策實施過程評價和政策實施后效果評價），加強對政策的跟蹤監控才能持久保證其科學性。最后，評價角度多樣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是多方面的，僅僅在某一方面進行評價，難以對財政政策的和諧性形成正確認識。

3.3 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框架

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需要一系列的量化指標。而具體指標的選擇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用同一指標體系評價不同具體政策是不科學的。但根據和諧財政政策的內在要求，可以構建統一的評價框架體系，如圖1所示財政政策的內在要求。

4 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框架的應用

和諧財政政策的評價框架的建立，至少可以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方面通過該框架可以明確和諧財政政策的內在要求和基本內容，指導和諧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另一方面在該框架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設計出具體的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下面將對后一方面進行說明。

4.1 關于和諧財政政策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

根據評價框架，指標體系首先分為三個一級指標體系，即內部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外部功效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以及內外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然后對每個一級指標體系再次分為相應的二級子指標體系，如內部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可以再分為收入政策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支出政策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以及收支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最后根據具體情況對每一個二級指標體系設計出具體的評價指標，如收入政策和諧性評價指標體系可以采用以下具體指標，具體包括財政收入的各種比例結構、財政收入依存度（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財政收入對經濟增長的彈性（財政收入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等。

4.2 關于和諧財政政策評價模型的構建

根據評價框架以及和諧財政政策的內在本質，可以從多個角度采用多種方法建立多個可用評價模型。較為容易的是建立線性規劃模型，通過對各項具體指標打分加權匯總，得出總的目標函數，同時根據一定的價值觀設定出一些基本的約束條件。這種評價模型的優點是可操作性強，適用于多種評價要求且難度不大；缺陷在于評價結果受評價人員主觀性影響較大，精確性不高，但通過人員素質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克服。

參考文獻

1 劉思華.可持續發展經濟學[m].武漢：湖北人

民出版社，1997

2 鄧子基.現代西方財政學[m].北京：中國財政

經濟出版社，1994

第3篇：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

一、動態“新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模型

(一)基本假設假定在一個包含中間廠商和最終廠商的摩擦經濟中，經濟行為的主體包括代表性消費者、廠商和政策主體。各自的經濟問題如下:1．消費者的經濟問題對于經濟系統中的代表性消費者，假定其效用函數為:其中:Ct代表消費者的實際消費，Nt代表勞動供給量，Mt/Pt代表持有貨幣給消費者帶來的經濟效用(Mt為名義貨幣供應量，Pt為總物價水平)。參數項中，σ為消費的風險厭惡系數，ψ為費里希勞動供給彈性的倒數，ξ為貨幣余額的替代彈性。此處的效用函數為可分離的形式。此時代表消費者的經濟問題為:2．廠商的經濟問題本文以動態“新凱恩斯主義”常用的Dixit和Stiglitz(1977)［23］壟斷競爭模型為基礎，將廠商分為中間廠商和最終廠商，其中中間廠商在壟斷競爭市場中面臨價格調整的壓力。對于最終產品廠商而言，其最終產品Yt需要通過中間產品Yt(j)形成。最終產品的生產過程為完全競爭的市場，參照Dixit和Stiglitz的基本設定，假定生產函數為:3．政策主體問題對于政策主體而言，假定其為一個多功能的“復合政府”，其經濟政策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貨幣政策的政策規則，具體規則可以分為兩大類。規則之一是擴展的Taylor(1993)利率規則。目前多數文獻認為該規則可以更好地刻畫中國貨幣政策實踐(如謝平和羅雄，2002;張屹山和張代強，2007;李成等，2010;鄭挺國和劉金全，2010;等)［26－29］，本文綜合相關文獻的研究，設定我國的貨幣政策規則如下:二是對“財政政策”規則的考慮。綜合各國政府的實踐，財政政策規則主要存在于表1所列示的幾種情形:由于我國中央地方財政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因而各級政府主體的財政支出“決策運行模式”存在縱向、橫向間的差異性和政策實踐的復雜性，從而導致財政政策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定位也不盡相同。表1中gt為政府總公共支出Gt的對數化形式，后文線性化系統中的小寫形式同樣為其大寫形式的對數化表達。表1中“規則一”是較多文獻都會考慮的規則，如張杰平(2012)［4］、王文甫(2010)［7］;“規則二”是政府采取“相機抉擇”的形式;“規則三”是政府綜合“相機抉擇”與盯住“通貨膨脹”的形式，對此，張宇麟和昌忠澤(2008)［34］認為治理通貨膨脹應該重視財政政策的作用①亦即政府的總支出(包括總公共開支、當期債務還本付息支出和當期公眾持有的貨幣形式)等于政府的總收入，收入項目為政府發行的債務收入、總稅收收入和發行貨幣的收入。符號變量的含義同預算約束(2)中的結果。

(二)系統均衡問題對代表性消費者的基本問題進行優化求解，獲得消費者優化問題的一階條件。將具體的一階條件進行線性化。對于中間廠商而言，根據成本最小化的問題可以獲得廠商“價格總水平”的變動方程。其結果為:根據上述經濟系統的設定，可以對不同貨幣政策規則下的財政政策效應進行比較。

二、參數估計

(一)初步參數校準整個經濟系統中的內生變量包括:yt、bt、ct、kt、nt、πt、wt、pt、mt、it、Rkt、Tkt、at、gt、vt(替代變量包括t、zt)。該經濟系統中需要進行校準的參數包括:β、θ、σ、ψ、ξ、η、α、e、δ、εp、ρr、1、2、3、ρv、ρa、ρg、ρtk(替代參數包括Γ1、Γ2、Γ3、ρ)。對于系統的相關參數，根據歷年的名義利率水平設定主觀的貼現因子β為0.947;設定價格粘性程度θ為0.75;考慮到消費效應的對數形式并參考張衛平(2012)［3］的估計結論，本文對消費風險厭惡系數估計為1。對于費里希勞動供給彈性的倒數，同樣估計為1;將貨幣余額的替代彈性ξ取值為1;對于貨幣需求對利率的半彈性，借鑒張杰平(2012)［4］的結果估計為2.58;基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基礎數據，在對原始數據進行GDP價格指數調整、H－P濾波(獲得趨勢項)及時間序列回歸后，估計出資本的產出彈性α和政府支出的產出彈性e，取值為0.627和0.50。本文借鑒賈俊雪和郭慶旺(2012)的生產函數模式將政府支出直接納入產出函數估計相應的參數。進而本文資本的產出彈性α和政府支出的產出彈性e根據受約束的回歸方程(產出函數的對數化形式)進行計量回歸獲得;參考王文甫(2010)的估計結論，將不同商品的替代需求彈性εp取值為4.61。對于不同貨幣規則的估計系數，參照Zhang(2009)［36］采用GMM估計方法的結論以及張杰平(2012)［4］的結論，將貨幣政策規則的相關參數分別估計為0.75、2.6、0.4、0.6、0.51、0.8、1.5、0.75。對于非結構參數———技術進步、政府支出與收入稅的一階自回歸系數ρa、ρg和ρtk，在同一樣本數據下將其估計為0.60、0.61和0.556。具體參數的估計結果見表2。對于貨幣政策規則二中的參數選擇，同Zhang(2009)［36］GMM估計方法的結論和張杰平(2012)［4］的校準考慮，初步校準見表3。對于上述系統的線性化結果，還需估計的穩態值有:Tk、R、C/Y、K/Y、G/Y、b/Y、m/Y。對于宏觀稅負Tk，根據歷年總稅收數據和GDP數據估計出“平均稅負”，其他參數則通過一階系統的穩態值并結合初步的參數校準進行估計。

(二)“貝葉斯”參數估計對于上述參數校準的初步結果，本文采取不同于張佐敏(2013)、胡永剛和郭長林(2013)等的參數校準方法，而是對非結構參數通過“貝葉斯”估計方法進行再估計。在估計的過程中，采用馬爾科夫－蒙特卡洛模擬方法(MarkovChainMonteCarlo，MCMC)，基于MH算法隨機抽樣2萬次，并去掉前1萬次①。具體抽樣時，對每一個參數選擇一個標準的概率分布函數，然后根據參數的初始值和抽樣設定的次數進行統計抽樣，最后根據設定的接受概率(一般在0.2～0.5之間)獲得后驗的結果。而標準概率分布的選擇是根據參數的性質、取值范圍綜合判斷形成，方法參見Griffoli(2010)［37］的分析。在進行“貝葉斯”估計之后獲得檢驗多變量“收斂性”的統計量，結果如圖1所示。由圖1中的結果可知:在后期1萬次以后，曲線擬合較好，說明參數的“貝葉斯”估計結果整體性能較好。基于貝葉斯估計結果，可以比較不同貨幣政策規則下的財政政策效應，下文將分“同一”貨幣政策規則和“不同”貨幣政策規則兩種情況分別進行研究。

三、搭配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的經濟效應

基于上述“貝葉斯”估計的參數結果，本文通過Matlab的嵌套軟件包Dynare4．2．5進行數值分析。假定財政政策規則形成一個標準單位的沖擊(即假定財政支出增加1%)，其對于產出的影響結果如表4所示②。由表4中的結果可知:在貨幣“利率規則”之內，除規則四之外，不同的財政政策規則對于“經濟總產出”具有相似的經濟效應。政府增加公共開支在短期內會使總產出增加，并且在第二期旋即到達最大化。當然，財政支出增加1%，即期(隨后的第一期)的正向“擴張效應”相對較小，“規則一”下僅為0.0177%。這一結論不同于Christiano等(2011)財政政策乘數大于1的結論(名義利率的零約束下)。當然，從整個觀察期內的累計效應來看，就貨幣利率規則而言，財政政策“規則一”對于經濟產出的總彈性為0.3426，而其他規則二、三、五對于經濟產出的總彈性分別為0.2587、0.3120和0.3505，差距相對較小。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之內，不同財政政策規則對于“經濟總產出”也具有相似的經濟效應，只是考慮“盯住債務”的“規則四”與其他略有不同。財政政策“規則四”對于宏觀經濟具有凱恩斯主義的“非線性”影響。由于貨幣政策規則組內的財政政策差異較小，此處以財政政策“規則三”為對象比較不同貨幣政策規則中的政策差異。限于篇幅，以經濟總產出Y、私人消費C、通貨膨脹效應π和債務水平B的響應為分析對象。四個宏觀變量的響應過程如圖2所示。在財政政策搭配貨幣“利率”規則時，財政政策的波動效應要小于其與“貨幣供應量規則”的搭配結果。在貨幣政策的利率規則下，財政支出增加1%，隨后其在第一期的產出“擴張效應”為0.0269%;而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下，財政政策的即期正向“擴張效應”為0.0531%;在貨幣政策的利率規則下，財政政策“規則三”在觀察期內的總產出彈性為0.312，而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中，財政政策“規則三”在觀察期內的總產出彈性為0.286。對于代表性消費者的消費而言，財政政策在不同的貨幣政策規則下對其影響過程存在差異，但均對私人消費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并且擠出效應趨于穩態的時間遠遠大于產出，效應也較大。貨幣利率規則之下，財政政策的波動要小于其與“貨幣供應量規則”的搭配結果。在貨幣利率規則下，財政政策的總擠出效應為1.476%。就通貨膨脹而言，不同的貨幣政策規則之下，財政政策對其的影響過程與對私人消費的影響相似。貨幣利率規則下，財政政策的波動小于其與“貨幣供應量規則”的搭配結果。對于債務而言，不同的貨幣政策規則之下，財政政策對其的影響過程有很大差異。其中，在貨幣政策的利率規則中，財政政策開始擴張政府債務，但第三期之后債務水平開始逐漸下降并低于穩態水平，最后趨于穩定。在這一規則下財政政策使政府債務膨脹的最高水平達2.1688%(財政支出水平增加1%)。而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中，擴張性財政政策在初期降低債務，但隨后即產生擴張效應，財政政策使得政府債務擴張的最高水平達3.743%。而結合貨幣政策的脈沖響應結果可發現，“利率沖擊”對于政府債務的控制影響比貨幣供應量規則更為顯著。針對上述不同“沖擊源”對于宏觀經濟波動的沖擊影響，表5將不同的財政搭配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照進行討論。由表5的結果可知:(1)無論是在“利率政策規則”還是在“貨幣供應量規則”之下，貨幣政策沖擊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波動貢獻較大;(2)在同一貨幣政策規則下，財政政策是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第三個主要貢獻源;(3)貨幣供應量規則與不同的財政政策搭配時，財政政策的經濟波動效應較大。這說明為降低公共支出對產出的波動影響，考慮由利率規則搭配財政政策較好。

四、結論

第4篇：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歐洲貨幣聯盟 歐債危機 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引發了人們對歐洲貨幣聯盟的深入思考。從政策層面上看，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存在的一些事前隱患導致了歐債危機的爆發，而歐盟目前也只能采取一些事后措施來補救。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制定到爆發危機到實施改革的發展歷程，可以為當下熱議的中國-東盟貨幣合作項目提供豐富的經驗教訓。本文就將從歐債危機的視角來探析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一、歐債危機前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從1999年歐元誕生到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之前，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主要是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來規定的。

（一）貨幣政策

歐洲貨幣機構對貨幣政策策略的定義是“中央銀行決定如何實現其最終目標，即價格穩定所遵循的一套程序”。[1]可以看出兩點：貨幣政策是由歐洲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的；價格穩定作為最重要的貨幣政策目標，其地位是既定的。[2]

歐洲貨幣聯盟相比于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貨幣聯盟，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建成了一個統一的、超國家中央銀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以下簡稱“《馬約》”）和《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與歐洲中央銀行章程》（以下簡稱“《章程》”）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歐洲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合法性。歐洲中央銀行獨立地發行區內統一的貨幣——歐元，并在全區內自由流通和使用。

盡管貨幣政策的目標有很多個，但《馬約》規定了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護物價穩定，即“在不妨礙穩定價格目標的前提下，歐洲中央銀行體系應該支持在共同體的總體經濟政策，以期對實現第2條所制定的共同體目標做出貢獻”。[3]

針對貨幣政策中的信貸政策，歐盟公約還規定了“不救助條款”：1.禁止歐盟機構或其他成員國為任何一個成員的財政承諾承擔責任；2.禁止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直接為成員國政府的預算赤字提供融資。[4]

（二）財政政策

歐洲貨幣聯盟的財政政策主要由《馬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中的相關規定來約束。

《馬約》對成員國進入貨幣聯盟的最后階段時規定了四項“入盟條件”，體現了一種相對嚴格的數量要求，但其中仍然存在著較大的靈活性：第一，財政赤字不應超過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3%，如有超過則應保證該比例持續地、令人滿意地向參考值靠攏，或者赤字比例的突破只是暫時的、偶然的；第二，累積債務不應超過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60%，除非超過的債務正以令人滿意的速度減少，向參考值靠攏[5]。可以看到，諸如“令人滿意地”、“暫時的、偶然的”等措辭都極為含糊。

正是由于《馬約》的規定在理解和解釋上比較模糊，靈活性強，約束力不夠，才有了《穩定與增長公約》的出臺。《穩定與增長公約》主要是對不履行《馬約》的成員國規定了具體的處罰措施：凡公共赤字超過規定標準的國家，如不按期糾正，需加納無息儲備金，一定期限后，仍不能達標的，儲備金將被作為罰款予以沒收。《穩定與增長公約》同時還規定了一些免于處罰的特殊情況，然而德國總理在當時的《金融時報》上宣稱不會讓“布魯塞爾”來支配其財政政策，公然違背《穩定與增長公約》，隨后，法國、意大利、希臘這幾個歐洲經濟大國也加入其行列，使得《公約》執行起來相當困難。

二、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存在的隱患

歐洲貨幣聯盟成立時，各國便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其所推行的各項政策也是在多方爭執中妥協的產物，故而不可能盡善盡美，存在的隱患和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將是誘發危機的根源：

（一）政策的不對稱性導致政府過度赤字化傾向

歐洲貨幣聯盟實行的是統一的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集中管理；但是財政政策卻不統一，各成員國保持財政自。“在設計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中的財政機制時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于：自主性、約束性與協調性三者之間尋求一種適當的組合。”“財政自主性和靈活性的要求源于成員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兩項政策工具的喪失，歐洲經貨聯盟事實上對成員國運用財政政策來針對國別沖擊而實現短期穩定和中期調整提出了新的要求”[6]。這樣看來，當個別成員國遭受不利沖擊時，由于貨幣政策不能自主決定，該國就只能運用財政政策，通過擴大財政赤字來緩解不利沖擊的影響。《馬約》雖然規定了3%和60%具體的“入盟條件”，但處罰措施較輕且多流于形式，雖然歐盟內部有大部分國家達不到這兩個硬性指標，但也仍未見有任何處罰。大國違反《穩定與增長公約》讓人們覺得“小”國家必須嚴格遵守規定，而“大”國家則可以有例外，故而其規定難以實行[7]。在如此寬松的財政約束政策之下，道德風險隨之增加，各國很可能選擇過度赤字來轉嫁稅務負擔。到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時，其財政赤字占GDP的比值高達12.7%，公共累積債務占GDP的比重為113%，遠超過3%和60%的上限。與此同時，愛爾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赤字比重均超過8%，而意大利的累積債務比重更是高達115%。

（二）過度赤字的財政政策產生的“外部不經濟”

成員國財政政策的過度寬松還會在聯盟內部產生不利的“溢出效應”，即外部不經濟。一旦個別成員國負債過高，歐洲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其貨幣政策時就會面臨壓力，從而很難堅定地貫徹其既定的貨幣政策。如果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無視個別成員國的財政狀況而堅定地執行其既定的貨幣政策，個別成員國的“資不抵債”就會成為一種“共同關心的事務”，因為個別成員國財政與金融狀況的惡化會引發聯盟內部的金融危機。

霍爾伍德與麥克唐納[8]也指出，一旦區域內某國由于經濟蕭條而采取擴展性財政政策，比如政府以債務形式融資，不僅會帶動該國國內的總需求，也會帶動整個區域內的需求量，引發區域內的通貨膨脹。而這種財政赤字還會使市場利率上升，緊隨其后的“溢出效應”就是區域內的匯率上升和出口下降。

三、針對歐債危機暴露的政策弊端，歐盟積極推進順應形勢的改革

2009年，希臘宣布國債高達3000億歐元之后，歐洲債務危機便以希臘為導火索逐漸拉開了序幕。整個歐元區深陷泥潭，歐元前景堪憂。由于歐元區之前明文規定了“不救助條款”，導致了危機救助方案的延緩出臺，引發了危機傳染效應。為了有效化解危機，歐盟各國推出了一系列危機救助的新機制，主要通過EFSF、ESM、IMF這三個機構組成了一個危機救助體系，保障歐洲金融穩定。

（一）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

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是歐元區17個成員國于2010年5月9日創立的由歐元區成員國共同擁有的一家公司。其主要職責是以歐元區成員國的信用作為抵押發行債券融資并向申請援助并得到批準的歐元區成員國提供緊急貸款。2010年5月歐盟出臺了危機救助應急方案，共有7500億歐元的貸款，其中，EFSF承擔了其核心部分，即4400億歐元的貸款。但EFSF存在到期日，即2013年6月30日為到期日。[9]

（二）歐洲穩定機制（ESM）

為了解決EFSF存在到期日的問題，歐盟決定于2012年3月14日創立一個永久性的危機救助機制，即歐洲穩定機制（ESM）。ESM將在2013年取代EFSF成為歐元區常設救援基金，來維護歐元區的金融穩定。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樣，當其成員國市場融資的正常途徑受阻，或面臨受阻的風險時，ESM將為其成員國提供金融穩定的支持。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都表示，ESM將和IMF類似享受優先債權人地位，但若兩者同時介入，IMF將享有高于ESM的債權人地位。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在1944年7月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西方主要國家的代表聯合簽訂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1945年12月2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運而生。它與世界銀行（WBG）并列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主要負責監督匯率波動情況和各國的貿易情況、必要時提供技術和資金協助，確保全球金融制度正常運作。這次歐債危機爆發后，許多救助方案都是IMF與歐盟聯合出臺的，IMF在這次危機救助中起到了一個中流砥柱的作用。

（四）應對危機的金融安全網的初步形成

歐債危機爆發后，歐盟和IMF聯合出臺了兩大救助方案：一是向希臘政府提供1100億歐元的貸款，800億歐元由歐元區其他國家分攤；300億歐元由IMF提供。二是籌集一個規模高達7500億歐元的安全資金：2500億歐元由IMF提供；4400億歐元由EFSF提供；600億歐元由ESM提供。此后又推出了一系列危機救助方案。但始終是EFSF、ESM、IMF發揮主要作用，這三個機構共同構成了一個金融安全網，暫且不目前其作用發揮的成效如何，至少歐元區的危機管理框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也是一種進步。畢竟都是一些事后補救措施，效果也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但有一點可以確信：歐洲貨幣聯盟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致力于危機管理體系的完善。

四、對中國-東盟推進區域貨幣合作的啟示

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制定到暴露問題到解決問題，經歷的這一系列過程很值得我們去思考。尤其是在目前我國呼吁深化中國-東盟區域貨幣合作的背景之下。歐洲貨幣聯盟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給我們建立貨幣合作區域提供一定的指導和參考。

（一）財政政策需要與貨幣政策相一致

這次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協調，即一體化管理的貨幣政策和分散化管理的財政政策相沖突。中國-東盟的區域貨幣合作就必須避免這一點，盡量做到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調一致。要想保持這種一致性的最大障礙是各國必須放棄各自的政治，但這在中國-東盟地區顯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建立一個集中的猶如財政聯邦制的控制中心倒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早在1977年的歐洲委員會上，Mac Dougan Report就提及“一個可行的財政聯邦制的建立需要各國GNP的5%作為公共預算”[10]。中國-東盟可以借鑒上述觀點，各自出繳GDP的5%作為公共預算，形成一個類似于中央財政體系的制度安排。平時，各國可以保持較高的財政自，只有當區域內某個國家發生危機時，才動用這個中央財政體系，利用其公共預算部分，制定統一的財政政策來配合統一的貨幣政策，用于對抗區域內的非對稱性經濟沖擊。但是這種安排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并不能實現這兩種政策工具的完全協調。

（二）需要建立一個保障金融穩定的危機救助體系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危機還是有可能發生，所以必須建立起區域危機救助與資金融通機制，能夠在成員國發生危機時提供足夠的流動性支持。對此，可以在成員國之間成立一個“中國-東盟債券市場”，一個健全的區域性債券市場可以為政府與私人投資者提供一種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資渠道，既能避免區內閑置資金外流，又能在危機時提供足夠的流動性支持，不至于產生資金鏈斷裂的情況。只有融資渠道的健全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金融危機。

中國及東盟各國的外匯儲備資源是比較充足的；另外，表一顯示各國居民儲蓄率也相對較高，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居民儲蓄率甚至位居世界前列：

各國的國家外匯儲備和居民儲蓄若能有序地流入債券市場，那么“中國-東盟債券市場”將會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金融市場不夠健全，才有了較高的外匯儲備和儲蓄率，這些資金的投資需求更需要一個安全的債券市場來進行投資和融資。也就是說，建立一個“中國-東盟債券市場”不僅具備現實的資源，而且還順應了各方的利益需求。

中國—東盟區域貨幣合作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制定方面可以借鑒歐洲貨幣聯盟的相關經驗與教訓，努力保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一致、努力建立一個保障金融穩定的危機救助體系，相信其今后一定會有更大的作為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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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協調配合

一、影響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不利因素研究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受到國內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存在諸多不利的因素，甚至導致兩大政策出現矛盾沖突：

（一）兩類政策內部不協調

一方面是財政政策內部不協調，在使用增加財政支出的同時，卻忽略了稅收的減少。目前國內企業的稅收負擔相對較重，而且稅收的范圍廣，體現不出政府擴張性的政策意圖。另一方面是貨幣政策內部不協調，在短期之內，難以協調物價的穩定和充分的就業需求，致使貨幣政策目標之間存在矛盾。而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存在矛盾，難免會影響國內經濟的協調平衡增長。另外人民銀行和商業銀行在目標、人事、工具等方面缺乏獨立性，并沒有真正實現自我經營、約束、發展和完善。

（二）政策協調配合缺乏技術含量

一是國債政策與市場業務的不協調。我國國債的品種單一，二級市場效率不高，市場發展之后，從利率調控的角度分析，目前國債市場還不具備市場基準利率產生的條件，不利于儲蓄利率的提高。二是政策性與金融技術性因素的影響，目前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市場份額為追逐目標，采用業務滲透等競爭手段，導致過多的財政資金進入市場競爭領域，從而破壞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另外政策性銀行沒有過多的資金籌集渠道，會使得財政補貼資金難以足額到位，從而影響兩類政策協調配合效力的發揮。

（三）政策效應傳導和協調機制的缺失

首先是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傳導機制，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并沒有將財政政策的目標分成多個層次，導致傳導機制未能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一樣的清晰，以致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不容易被把握和控制。其次是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問題，受到不健全的宏觀調控運行機制的影響，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在觀念轉變方面不及時，不能很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于國際形勢的變化，也不能及時做出反應，致使最佳的調控時機錯失，降低了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為國際市場的經濟發展付出較大的成本。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思路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基本原則

首先是根據經濟格局的變化，對兩者協調配合的變化進行相應的調整，針對國內存在的經濟發展問題、體制轉型問題，對政策目標和政策手段，進行適當調整，以便更好地適應經濟格局的轉變。

其次是在財政政策的協調中，重點關注體制的改革和結構的調整，尤其是在經濟波動問題產生的時候，要對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進行妥善處理，同時借助一定的微觀基礎，解決短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供應量失衡問題，為經濟的長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再次是為了提高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連續性、公平性和透明性，要在一定的規則范圍內，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予以遵守，逐步確立包括企業和居民在內市場主體的經濟體制，以便提高市場主體對經濟變量變化的敏感程度。

最后是鑒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手段的差異性，在協調配合兩類政策的時候，對兩類政策的位置進行確定，以便讓兩類政策能夠承擔不同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責，雖然兩類政策之間的地位沒有固定的形式。還要根據經濟調控的需求，對哪種政策的需求性比較強，就應該采取那種調控政策，譬如在不受年度限制的情況下，可以采用執行時滯短，而效果時滯長的貨幣政策。

（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技術含量

首先是強化國債方面的協調配合，國債的品種少、流動性差，經濟調節的時候，要調整其品種和期限結構。在重大措施出臺之前，結合調控的總目標，對市場調控方向和力度進行控制，對國債發行時間、發行量、期限結構、發行利率、發行對象等進行協調配合。但很多具體問題因為財政和央行職能差異性使然，在期限結構上，央行會通過短期國債的發行滿足公開市場業務需求，而財政部門會重點關注現金的管理，調整財政季節性的收支差額，因此國債的發行，必須與央行資金調度協調好。

其次是強化政策性金融方面的協調配合。通過對政策性金融體系完善，將金融體系和財政貨幣政策融合在一起。一方面需要定位好金融體系，以便對財政投資的方向進行控制，而政府在公共建設等方面的權責要劃分清楚，以便調控基礎設施領域的宏觀財政。另一方面是鼓勵投資主體拓展融資渠道，包括交通、郵政、通信等行業，而每種投資主體中，政府都是其中的一方，鼓勵地方政府進行投資，實行競爭性的管理模式，借鑒相關的經驗做法，使得管理制度專業化。而對于建設性資金的撥付，要采用競爭補貼的方法，以減少財政補貼和財政管理的漏洞。

（三）塑造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首先是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一是改革企業和銀行的經營管理體制，以便企業和銀行在利率變動的時候，能夠快速做出反應，在建立微觀經濟主體市場行為的基礎上，形成市場化的利率；二是改革企業直接或者間接的融資體制，對利率政策的傳導機制進行擴大，企業方面要拓展融資渠道，同時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比重要適當加大；三是以央行的基準利率為基礎，構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場機制，這樣就能夠實現金融機構與市場之間的靈活調節。

其次是財政貨幣政策傳導中金融市場作用的發揮。一方面是發展資本市場，防止資本市場過度投機風氣的擴散，對資本市場運作進行規范，以理性投資作為引導，發揮資本市場中投資需求的調節功能。另一方面是發展貨幣市場，創新金融體系，建立統一性的國債市場，使得貨幣市場體系逐漸完善，同時確保票據市場的健康穩定。

最后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提高國有企業投資利率的彈性力度，發揮利率在投資中的調節作用，以健康的社會投資和消費拉動內需的增長，以此消除內需擴大時的不利因素。讓國企以市場主體的身份，融入市場當中，以獲得足夠的金融資源，但相關的措施采取要有選擇性，符合內需政策擴大的需求。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服務于經濟發展，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受到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影響，存在諸多不利的因素，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內部不協調、政策協調配合缺乏技術含量、政策效應傳導和協調機制的缺失。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降低了政策協調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為國際市場的經濟發展付出較大的成本，因此，我們要確定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基本原則，提高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連續性、公平性和透明性，并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技術含量和塑造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構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場機制，使得貨幣市場體系逐漸完善，以便更好地適應經濟格局的轉變。

參考文獻：

[1]王銀枝.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研究[J].經濟經緯，2008年05期：132-134

[2]藺懷國.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現狀、制約因素與對策[J].天津經濟，2012年04期：34-36

第6篇：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5?12”地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中圖分類號：F813/81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11-0020-02

2008年5月12日，我國四川省汶川市發上了歷史上罕見的8.0 級大地震。在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以及近期國內發生的嚴重雪災，這次地震的發上無疑是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又一個嚴峻的考驗。在去年防通脹、防過熱“雙防”背景下確立的從緊貨幣政策和穩健財政政策，現在顯露微調的可能。如何打好“穩健財政從緊貨幣”這張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問題成為影響今年我國經濟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關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經常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不時出現膨脹或緊縮缺口，只有采取權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公開市場業務賣出債券、提高再貼現率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來抑制投資，降低總需求，從而消除膨脹缺口；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設、降低稅收等來拉動經濟復蘇。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相機抉擇性質的，這種模式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有更大的借鑒作用。而正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的協調配合，采取不同的協調模式，才構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相機選擇的主要內容。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當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取以財政政策為主的“雙松”政策配合模式。

（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當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和物價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貨膨脹成為首要調控目標時，適宜采取“雙緊”政策。

（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物價基本穩定，經濟結構合理，但企業投資并不十分旺盛，經濟也非過度繁榮，促進經濟較快增長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當社會運行表現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治理“滯脹”、刺激經濟成長成為政府調節經濟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1]。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兩大政策協調的歷史考察

我國理論界學者關于兩大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演變階段劃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是從1979年到1984年。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二是從1985年到1997年。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三是從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從2004年至今。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于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創新和實踐[2]。

三、“5?12”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目前來看，此次地震不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但據官方數據顯示此次地震災區總人口在5 000萬左右，受災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圍如此之大，在短期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宏觀層面來看，首先主要是對我國控制物價不利，此次大災將推高糧食與生豬供應緊張和價格的預期。地震可能會使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中國今年前四個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點附近。4月份食品價格上漲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國第一大豬肉生產省份和第五大糧食生產省份。地震的發生，或許會使已經很高的糧食價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動，從而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造成進一步壓力。其次，可能對我國今年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造成影響。雖然目前還沒有獲得影響國民經濟的準確數字，具體的測算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西部是我國的產糧區，這次地震對局部的影響又相當大，因此對當地的生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災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主要在對于物價水平的影響。在抗震救災是當前第一要務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現“普漲”關系到經濟的平穩運行的意義更顯突出。而流動性管理、維護物價穩定、穩定人民幣升值趨勢等多重調控目標已對貨幣政策形成一定牽制，因此抗震救災、穩定物價的重心應主要落在財政政策身上。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財政支出，加快救災和災后恢復，將地震災害的損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財力的前提下，對部分區域或行業實行適當的稅收減免，為維持物價和經濟穩定買單，這樣才能把緩解貨幣政策的壓力走出目前的瓶頸，有效控制過剩流動性等總量問題。

首先，抗震救災是當前財政政策最需發力的領域。只有迅速調撥財力、保障物資供應和人員調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災過程中，必須大力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財政支出，及時制定和部署災后重建的一些稅收優惠等。其次，四川擁有電力、天然氣等優勢資源，但這些相關企業的總部并不在本省，導致本地稅收收入流向總部所在地政府。企業所得稅政策應立即進行調整，將災區企業分支機構的所得稅全部留給當地政府，以增強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價上漲，特別是在防止價格上漲趨勢由食品向非食品的傳導中，財政政策也能起到積極作用。四川向外輸出的豬肉約占全國消費的4%，地震短期內可能導致調出豬肉減少，物價水平可能會因部分商品供給的減少而抬頭。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可以考慮在受災地區實行區域稅收優惠，這樣，既可以鼓勵當地企業生產自救，又可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達到抑制物價上漲的目的。最后，對中國經濟增長未來可能出現的波動，財稅政策也應未雨綢繆。南方雪災和“5?12”大地震，基礎設施損毀嚴重，災區重建需投入大量資金，這為增值稅轉型在全國推開提供了良機。增值稅轉型的一個重要意義，是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稅轉型將大大降低企業更新設備和技術升級的投入成本。

五、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首先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籌集財政資金[6]。因此，針對目前舉國全力抗震救災的形勢，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財政增發國債，用于地震災區災民安置和重建。近幾年，中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重為20.9%。2008年，中央財政減少了赤字規模，赤字率將下降至0.7%[4]。中央財政第一季度收入實際增長遠高出年度預算增長，目前赤字率和債務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財政狀況良好，不僅可動用財力充裕，而且有較大的減稅和發債空間。其次，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債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按照凱恩斯的觀點: 公開市場業務交易不僅可以改變貨幣數量，而且還可以改變人們對于金融當局未來政策之預期，故可以雙管齊下，影響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將利率作為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目標。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已經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并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

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另一個方面，中央財政與央行相關政策相配合，應為救災和災后重建貸款提供利息補貼，分擔災區金融機構風險，鼓勵災區金融機構放貸。可以選擇的一項政策是降低災區金融機構營業稅稅率。中國現行稅收政策，對金融機構征收5%的營業稅，和國際水平相比，中國金融機構稅負明顯偏重[7]。給與地震災區金融機構降低營業稅稅收優惠政策，不僅支持災區融機構積極參與救災和重建，也為下一步營業稅改革提供經驗。

參考文獻：

[1] 鄧子基.財政與宏觀調控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54.

[2] 鄧子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J].當代財經,2006,(1).

[3] 新華網.震災引發經濟運行三大焦點問題強震難撼從緊政策[EB/OL].news.省略/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財經網.“經濟震波”加大財稅政策力度支持救災[EB/OL].省略/20080519/63589.shtml.

[5] 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M].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69.

第7篇：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外部性；公共產品；信息不對稱；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5-0069-01

1 微觀市場失靈和相應的財政政策

因為微觀經濟學是以效率為研究中心的，所以市場失靈在微觀經濟中的表現就是資源配置的低效率或無效率。具體表現為壟斷，公共產品不足，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四種情況。

（1）壟斷與相應的財政政策。首先我們了解一下什么叫壟斷市場，簡而言之，廠商具有價格控制力的市場稱為壟斷市場，其中由自然和規模的限制而形成的壟斷稱為自然壟斷。自然壟斷的一個主要的特征就是廠商的平均成本（AC）在很高的產量水平上仍然隨著產量的增加而遞減，即存在規模經濟，

一般來說，市場上的許多網絡產業都是自然壟斷，如電話網，航空網，鐵路網等等。這樣，若廠商按MR=MC定價，則P>MC,壟斷廠商獲得巨大的超額利潤,而消費者利益卻受到損害。那如何保護消費者的權益？一般來說，政府會直接介入或頒布一系列反壟斷的法律法規。其中，由財政直接投資或政府投資控股的自然壟斷企業在我國所有的自然壟斷企業中占絕大部分，特別是水、電等關系人們日常生活的領域更是政府直接投資控制的對象，另外，對某些壟斷產業政府會以實行限制價格的方式來達到保護消費者利益的目的。

（2）公共產品不足及相應的財政政策。在講這方面的政策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公共產品，純粹的公共產品是指可供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消費的產品，這些產品在每一個社會成員消費時不會導致其他社會成員對該產品消費的減少。可見，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和效用的不可分離性等特點。由于這些特點，公共產品難以定價，廠商無法通過收費來彌補成本，因而不可能長期大量的提供公共產品。這樣如果僅由私人供給公共產品必然會導致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而對于純粹的公共產品，更是應該由政府來提供。在我國，科教文衛和國防等純粹的公共產品更是財政支出的重點項目。財政每年的很大一部分都會用來保證公共產品的供給。

（3）外部性及相關的財政政策。當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不一致的時候，即說明存在外部性，此時的經濟效率都不是最高的。

①外部經濟與資源投入不足。如圖假設不存在外部經濟，所以社會MC曲線和私人MC曲線重合，由圖中可以看出公共產品的私人供給量Q1小于帕累托最優產量Q2，圖中陰影部分為社會福利的凈損失。

②外部經濟與資源投入過多。如圖假設不存在外部經濟，所以私人MR曲線與社會MR曲線重合。由圖中可以看出，對于存在外部經濟的產品，私人供給量Q2大于帕累托的最優產量Q1，圖中的陰影部分即社會福利的損失。由上面兩幅圖可以看出，只要存在外部性，資源都難以得到最優配置狀態。對于解決外部性經濟的總思路是外部性內部化，具體的措施有政府征稅，政府補貼，企業合并以及明確產權。如對一家外部經濟的企業如化工廠，造紙廠，它們的生產對環境產生了污染，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社會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差額這部分成本由社會來承擔，所以產生了外部經濟性。所以政府通過征收稅收或者收取費用以用來補償該企業給社會其他成員帶來的損失。

又比如說一家餐館對一家洗衣店造成了污染，可由政府出面，以適合的價格把洗衣機賣給這家餐館，通過合并使得外部成本內部化。對于外部經濟的企業如高新技術產業可以提供補貼，使企業私人利益等于社會利益，從而外部性的收益或成本內部化到自己的抉擇中，從而促進其大量的提品。

（4）信息不對稱及相應的財政政策。一般來說，信息類似于公共產品，因為信息也不具有競爭性，可以被很多人同時利用。信息不對稱是買賣雙方擁有的關于產品的知識不一樣多的現象。信息不對稱嚴重的話會極大的影響市場的資源配置。它會產生契約簽訂前的逆向選擇和契約簽訂后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最一般的情況是消費者擁有較少的信息，對商品（服務）好壞難辨，從而產生劣質品驅逐良質品，結果使產品質量下降，資源配制效率低下。道德風險是由于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不道德交易行為。如投保后的故意損害索賠，委托人不能有效監督人等，都會有損資源配置的效率。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有義務在支出中保證市場信號和信號甄別的提供。從而建立起完善的信息機制，以減少信息不對稱，控制不確定性。

2 宏觀市場失靈與相應的財政政策

市場失靈在宏觀經濟中的表現為經濟的頻繁波動和長期停滯。在經濟的周期波動中，難以避免的會出現經濟衰退期和蕭條期。此時，會伴隨大量的失業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市場本身難以解決，這就需要政府采取積極的措施來解決。

（1）經濟頻繁波動與相應的財政政策。

市場機制對局部的價格水平有調節功能，但對宏觀經濟周期的存在就無能為力了，當總體物價水平出現劇烈波動，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就需要政府采取緊縮的或者擴張的財政政策。當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時，就需要政府減少相應的政府投資，并通過投資乘數數倍的影響國民經濟。當出現經濟緊縮時，政府又應增加政府購買支出以拉動經濟的增長。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我國國內的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當時，我國政府就是通過增加公共投資來拉動內需，從而保證了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政府這種逆周期有利于抑制經濟波動，保證經濟的平穩有序發展。

（2）失業及相應的財政政策。失業是經濟波動的附屬產物，其實質上是解決經濟的發展問題。但對已經存在的失業人口，特別是那些長期失業的人口，政府有責任保障其基本的生活。具體的做法有：明確財政促進就業政策的基本框架；完善籌資機制，保證必要的就業和社會保障資金的需要；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強化失業保險的促進就業功能；完善現行促進就業有關的稅收優惠政策，發揮稅收調控促進就業的功能；完善小額貨款擔保和財政貼息辦法，支持下崗失業人員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完善財政專戶管理制度；盡快建立社會保障預算；加強對就業和社會保障資金的財務管理和監督，保證專款專用。一般來說，在總支出不足時，失業會增加，這時應增加社會福利費用，提高轉移支付力度，如增加對失業者救濟和補助等，從而維持社會的穩定。

應該說財政在促進就業、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方面發揮著主要的職能，對于就業的穩定、社會的穩定、國家的長治久安有著深遠的意義。

總之，市場失靈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在市場失靈的地方要有政府的介入，只有政府和市場各自發揮了作用，整個國民經濟才能健康高效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花才才能綻放出美麗的顏色。

參考文獻

［1］劉京煥，陳志勇，李景友.財政學原理［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宏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微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第8篇：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赤字 經濟增長 通貨膨脹 var模型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經濟增長、財政赤字、通貨膨脹三者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學界熱議的話題。部分學者認為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密切聯系。uribe（2002）發現不可持續的財政赤字持續擴大是導致貨幣過度發行從而引發通貨膨脹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有很多學者認為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之間并無顯著關系。stanley fisher和william easterly（1990）證明，工業化國家赤字規模在gdp1%、發展中國家赤字gdp2.5%以下，則赤字所引起的貨幣供給量增加將不會引發通貨膨脹。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間的關系同樣引發很大的討論。干霖、董智勇（2011）發現gdp、cpi對各自貢獻率和交叉貢獻率均為近似余弦曲線。很多學者還對財政赤字的可持續性進行了探究。戴蕾、王敘果（2011）發現雖然2008年政府財政赤字是可持續的，但公眾預期通貨膨脹率以及匯率的變動會對未來財政赤字的可持續性產生影響。

已有研究成果多數是采用理論分析論證法，缺乏實證分析。多基于凱恩斯古典經濟學或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上的剖析。針對已有研究缺陷，本文擬運用var計量分析模型，并輔助單位根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技術，對財政赤字、經濟增長及通貨膨脹的內在關系做一系列的實證分析檢驗、評價和預測。

二、模型構建與分析

本文的數據是從1980年至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gdpr）、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defbg）、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長率（cpir）三個指標所構成的時間序列。數據從中國統計局網站的《中國統計年鑒》中獲取。經單位根檢驗，三個變量均不存在單位根過程，由于序列趨勢平穩或隨機平穩，所以可以繼續進行后續var模型構建和脈沖響應分析。

1.模型構建

用gdpr、cpir、defbg三變量構造var模型，再借助aic、hq、sc、fpe準則為方程確定合適的階數，四個標準結果為：3，3，2，3，因此，將階數定為3。

通過參數估計，具體的var模型如圖：

2.模型評價

通過對模型殘差的正態性檢驗、相關性檢驗以及條件異方差檢驗，證明殘差服從正態分布、無相關性和異方差性。表明模型擬合的很好。

3.格蘭杰因果檢驗

原假設 f統計量 p—value 結論

gdpr不是cpir和defbg的格蘭杰原因 2.9841 0.01324 拒絕

cpir不是gdpr和defbg的格蘭杰原因 1.8077 0.1138 接受

defbg不是cpir和gdpr的格蘭杰原因 0.5401 0.7755 接受

從檢驗結果可以得出，gdpr是cpir的格蘭杰原因，而cpir不是gdpr的格蘭杰原因，表明說明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的傳導效應是單向的。gdpr是defbg的格蘭杰原因，而defbg不是gdpr的格蘭杰原因，表明經濟增長對赤字的傳導效應也是單向的，經濟增長有助于削減財政赤字水平，但財政赤字也并非導致經濟增長或誰退的顯著原因。cpir與defbg間無格蘭杰因果關系，表明通過膨脹對財政赤字無顯著的因果影響，反之亦然。證明通脹和赤字間的相互影響是不明顯的，存在間接的影響，不構成直接因果關系。

4.脈沖響應分析

本文每個變量擾動的脈沖響應關系如下：

由圖1-1得出：gdpr對cpir當期及未來的影響都是正向的，驗證了經濟增長推動通貨膨脹的增長。gdpr對defbg當期及未來的影響都是負向的，表明經濟增長有助于財政赤字的減少但并不顯著。由圖1-2得出：cpir對gdpr當期有負向的影響，表明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抑制作用。cpir對defbg當期有較小正向影響，而后影響由正轉向負并不斷減弱，表明通貨膨脹使得財政赤字在短期內小幅波動。通貨膨脹一方面增加通貨膨脹稅、所得稅、商品稅提高財政收入、降低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抑制

經濟會迫使政府增大財政支出、通過公開市場業務發行國債來抑制通脹并增加轉移支付，增大財政赤字，政府作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通貨膨脹對財政赤字的影響并沒有顯著作用。由圖1-3得出：defbg對gdpr短期有較顯著正向影響，而后轉為負向影響，表明赤字對在短期拉動經濟增長，長期由于財政擠出效應不利于經濟增長。可見積極地財政政策在短期有效但不宜長期施行。defbg使cpir在短期內上下震蕩，從第3期后轉為負向影響并于第4起達到最大并最終減小為零。短期內對通貨膨脹的正向作用可以由于財政政策的貨幣化，政府被迫采用增大貨幣供應量的方式彌補財政赤字從而增大通貨膨脹率。長期財政赤字抑制經濟增長，繼而帶來著物價水平的下降，并最終隨著赤字對經濟影響的逐步減弱而減弱至相對穩定水平。此外，財政赤字對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在第二期是達到最大。綜合圖1-4，defdg對gdpr及cpir的脈沖響應高度一致，可以得出財政赤字從影響經濟增長到影響通貨膨脹存在一期的時滯現象。因此，如果政府進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三年后適當地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將對通貨膨脹起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三、結論和建議

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和財經赤字具有單向傳導作用。財政赤字短期促進、長期抑制經濟，因此財政政策不宜長期使用。通貨膨脹短期、長期皆抑制經濟，中國國情與菲利普斯曲線不符，因此穩定物價作為首要宏觀政策是重要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皆非中性，貨幣政策更顯著，財政政策更獨立。財政赤字從影響經濟增長到影響通貨膨脹的存在一期時滯，因此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三年后配合適當緊縮的貨幣政策效果更好。

參考文獻：

[1]uribe. a fiscal theor y of sovereign risk[r].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2002

[2]stanley fisher， william easterly. the economics o f government budget co nstraint[j] .the world bank observer.2005（02）

第9篇：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

財政學是一門重要的學科，主要是對國家主體形成財政分配關系，以及其發展演變規律進行研究。在經濟學當中，財政學是一門應用性學科，研究國家取得社會生產份額中的一部分，將其應用于國家職能的實現，例如取得、使用和管理財政資金，以及由此體現的經濟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當中的一個分支，財政學經過長期的發展和演變，逐漸形成了良好的理論基礎與科學內涵。在現代財政學理論體系中，應當注重其跨學科性的特點，綜合各個相關領域，確保其良好的有效性和適應性。

一、財政學的基本概述

財政主要指的是國家財政，其主體是國家。政府部門通過收支活動，將一部分社會資源進行集中，對一些社會公共需求進行滿足。財政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籌集和使用資金滿足社會公共需求的過程中，提供科學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理論基礎。根據不同的財政分配主體，財政學主要可以分為資本主義國家財政、社會主義國家財政為對象的資本主義財政學、社會主義財政學。此外，還包括比較研究和分析各個國家不同財政制度的比較財政制度學。如果根據人類社會中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經濟體制背景來進行劃分，則主要可以分為市場財政學、計劃財政學等［1］。在財政學當中，融合了經濟學、行政學、理財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種學科的內容，具有很強的綜合性。

二、財政學的理論基礎

對于國家來說，財政是一種重要的宏觀經濟管理工具，在研究過程中，應當基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等方面的相互作用。對于現代財政學來說，其理論基礎主要包括國家學說、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理論、社會再生產理論等。作為一種歷史和經濟性的概念，財政與國家之間，具有本質上的聯系。財政職能是由國家職能所決定的。基于不同的國家性質、具體國情、發展階段、實施政策等，各個國家為了更好的維護市場經濟的穩定秩序，所采取的財政政策也是不同的。國家為了更好的實施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有效干預，確保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就需要對財政調節功能進行強化［2］。在財政學理論的發展進程當中，需要有選擇性的吸收和借鑒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內容和經驗，學習一些較為先進的管理方法和理論基礎。尤其是對于能夠反映出市場經濟發展變化規律的內容，更要給予充分的重視。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應當注意不能一味的照搬和挪用這些經驗，應當充分認識到財政學理論自身的基礎，掌握其實際的應用條件和產生背景。此外，在借鑒經驗的過程中，還要充分的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明確其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協調性和適應性。

三、財政學理論體系的發展

(一)科學定位財政學

在對財政學進行科學定位的過程中，應當明確財政學具體的學科范圍。在傳統的經濟學當中，認為政府具有消極的作用，因此對廉價政府和自由競爭較為推崇，這就導致了當時的財政學范圍較為狹小。而在現代經濟學當中，對于市場中存在的缺陷比較明確，認識到純粹的自由競爭是不可能的。因此，對于政府調控經濟運行的作用，以及公共品的提供等職能，應當進行強化，從而使財政學的范圍得到了擴大［3］。其中，政府職能的強化，主要體現在出口退稅、公共經濟、關稅壁壘、財政補貼，以及治理污染、建設基礎設施、完善社會保障、穩定社會秩序等方面。在政府職能的不斷強化中，財政學理論體系也逐漸朝著公共部門經濟學的方向轉變。

(二)借鑒先進財政學經驗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當中，由于需要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在財政學體系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產生了一些相似于西方財政學的觀點和理念。隨著對我國現代財政學體系研究的不斷深入，逐漸對西方一些較為先進的財政學內容和經驗進行吸收和借鑒。對西方財政學經驗的吸收和借鑒，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對于其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應當進行妥善的處理。其中難免會涉及到世界觀、思想認識等方面的問題。例如邊際分析方法關系的處理、勞動價值論與邊際理論的處理、馬克思理論再生產理論處理等問題，應當給予充分的重視。此外，對于實踐當中面臨的問題，以及不同制度背景、歷史條件下的各種問題，都需要不斷探索良好的解決方法，從而使這些財政學經驗能夠真正的為我所用。

四、現代財政學理論體系

現代財政學理論體系的客觀因素主要為市場缺陷，其核心概念使公共商品。在此背景下，現代財政學理論體系主要具有穩定經濟、分配收入、配置資源等職能和作用。與之相匹配的，現代財政學理論體系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微觀財政學。

在現代財政學理論體系當中，微觀財政學主要面對的是收入分配職能、財政資源配置職能等方面的內容，在確保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詳細的分析和研究收入分配、資源配置等受到財政收支組織結構的影響。針對我國當前的具體發展態勢來看，在微觀財政學當中，應當全面闡述經濟效率、收入分配、資產管理等問題，基于社會主義市場條件，分析社會保障理論［4］。對于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理論、地區差別等，應當加以注重。同時要細致的分析稅制結構、納稅原則等方面的發展趨勢。

(二)宏觀財政學。

在宏觀財政學當中，主要是基于微觀財政學，闡述分析國家在對經濟發展進行干預和調節的過程中，如何利用國家財政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從而更好的保證價格水平穩定和生產能力穩定，進而積極的影響經濟增長。其中主要包括了財政杠桿的衡量標準、實際作用、概念定義等。同時，關于財政政策方面，對于其運用選擇時效和內在適應性效用等問題，也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此外，還著重分析了在開放條件之下，財政政策的外向適應性問題，以及財政政策與其它政策之間的配合與比較問題。

(三)財政學職能。

在財政學職能當中，基于財政職能，對財政學基本理論進行了研究，同時分析了形成財政職能的理論基礎。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政府通過行使財政職能，對公共商品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維持市場經濟良好的發展秩序［5］。同時，對于穩定經濟、分配收入、配置資源等職能的發揮，應當明確不同政府級別之間的行政劃分。通過這種方式，能夠進一步明確現代財政學理論體系，從而更好的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