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的作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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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一、國際經濟協作下的中國經濟現況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財政收入絕對數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而且增長的速度不算慢，但從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對數來看，則是 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開始加快。因此，根據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劃分，中國財政運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年～1995年，這一階段的特征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階段是1996年至今，特別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約1.89個百分點；2012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為22%左右①。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是積極的，具備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和有利條件。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加快推進，國內需求潛力巨大；各項改革不斷深化，體制機制活力迸發；財政金融運行穩健，調控回旋余地較大。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仍很突出：一是經濟增長存在下行壓力。受外需明顯減弱影響，出口面臨的困難加大。刺激消費的政策效應逐步減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消費增速穩中趨緩，新的經濟增長點需加速形成。二是經濟結構調整任務艱巨。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在“八連增”的基礎上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難度較大。“兩高”行業擴張依然偏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淘汰落后產能、促進科技創新仍面臨制約。能源資源和環境約束問題日趨尖銳，節能減排形勢更趨嚴峻。三是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仍然較多。2012年需求拉動和2011年價格翹尾的影響雖會有所減弱，但勞動用工、節能環保等成本上升趨勢短期內不會改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和國內部分農產品供給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部分資源性產品價格關系亟待理順，加上全球貨幣流動性仍比較寬松，物價上漲的壓力較大。此外，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就業總量壓力與結構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復雜，經濟金融領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潛在風險。

總的來看，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但面臨的形勢將更為復雜嚴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需要繼續發揮財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時，“十二五”規劃中有些重大項目需要開工，已經開工的項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支持重點領域改革等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投入。近幾年我國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過程中，始終注重通過加強財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財政風險，目前我國的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還處在安全的區間。綜合分析，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國際經濟協作下的中國財稅政策的具體實施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從本質上說，積極財政政策就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基礎主要歸因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凱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調節的政策主張。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減稅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國際經濟協作的時代背景下，我國近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也就是說，要繼續運用稅收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國家財政對低收入群體的各種補貼和轉移性支出，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提高城鄉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通過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促進農民增收。與此同時，進一步完善促進消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引導消費。

第二，著力優化投資結構，加強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十二五期間中央基本建設投資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設，增加以水利為主要內容的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促進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增加節能減排和生態環保投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與此同時，要積極引導社會資金的投入，安排好這些公共投資，既擴大內需，也為進一步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第三，綜合改革和優化稅制，實行結構性減稅。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完善增值稅制度，調整小規模納稅人的劃分標準，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促進企業擴大投資、加快技術改造。順利推進成品油稅費改革，公平稅費負擔，推動節能減排，促進科學發展。對住房轉讓環節暫定減免一年營業稅。進一步提高紡織、服裝、石化、電子信息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多次調整部分商品進出口關稅。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

第四，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國在編制國家預算的時候，始終注意加大對民生財政的支出。壓縮一般性的支出，重點加大對三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支出，增加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環境保護以及科技創新，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國家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第五，大力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國家需進一步加大對科技的投入，推進自主創新，促進企業技術改造，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繼續大力支持節能減排，加快建立生態環境的補償機制，推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工作。進一步落實各項財政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推動地區區域發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靈活運用各種稅收政策，增加財政收入，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1. 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2005年，財政部等5部門聯合發出通知，下調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其中涉及很多“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此次出口退稅率的調整，有利于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貿易順差。這次調整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費品的出口退稅，另一方面提高了裝備工業、高科技產品的退稅，由此有望改變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產品過多依靠價格優勢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貿易順差過大的局面。

2. 降低企業稅負，增強企業活力，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擴大進口是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充分利用國際資源、促進貿易平衡的重要舉措。調整部分商品進口關稅，為進口企業提供多元化融資支持，清理進口環節不合理的限制措施。進一步優化進口國別和地區結構，積極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進口，適度擴大消費品進口②。我國政府應立足于促進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口商品結構這一目標，對所得稅和關稅領域的某些稅收政策進行調整，如取消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全面稅收優惠政策，實現“兩稅合一”；根據外商投資企業對民族經濟的拉動作用靈活調整所得稅稅率；按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適當調整進口關稅的行業結構等等。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前11個月，中歐雙邊貿易總值為3，929.4億美元，增長22%。2010年中國國際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9，727.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4.7％，對外貿易總體向基本平衡的方向發展③。

三、國際經濟協作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

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特別是在國際經濟協調的大背景下，隨著商品與資本流動的自由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不僅取決于本國的經濟周期和宏觀經濟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來自外部的沖擊。因此，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維護國內經濟的穩健運行，還應當促進更有效的國際經濟協作機制的建立，應對來自于外部的沖擊。

（一）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變可劃分為七個階段：

1. 從1979年至1992年

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

2. 從1993年至1997年

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

3. 從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為應對當時的嚴峻經濟形勢，中國開始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國面臨通縮壓力，那時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是增加貨幣供應量。2003年以來，面對經濟中出現的貸款、投資、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等新變化，穩健的貨幣政策內涵開始發生變化，適當緊縮銀根，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2005年，鑒于國內社會投資明顯加快，經濟活力充沛，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7年后正式退場，轉為穩健的財政政策。

4. 從2005年至2007年

從抑制潛在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保證經濟穩定的目標出發，中國在2005 年實行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雙穩健”政策延續至2007年，當年第三、四季度，通貨膨脹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個月通脹率分別達到6.5%、6.9%、6.5%，全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1.9%。由此，中國政府對通貨膨脹的擔心超過經濟下滑的擔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準備金率成為央行抵御通脹的必需手段，面對當時國家經濟中存在的過熱風險和不斷增加的通脹壓力，200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適時提出，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向明顯的通貨膨脹”作為2008年國家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貨幣政策由“穩健”轉向“從緊”。

5. 從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開始實行穩健財政政策和從緊貨幣政策，年中，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位置。

6. 從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來，美國金融危機迅速惡化與擴散，已對世界實體經濟造成實質性影響。國內外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通貨膨脹的壓力迅速緩解，預計第二年經濟面臨的風險主要是經濟下行風險。基于經濟形勢的變化，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宏觀調控的基調確定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經濟政策相應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

7. 從2011年至今

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繼續回升向好，工業生產強力反彈，國內需求強勁，三大增長動力協調性增強，經濟發展總體上呈“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中國社會科學院表示，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貨幣政策轉向穩健、消費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綜合因素影響下，2011年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預計gdp全年增長速度將達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個百分點。我國經濟將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轉入穩定增長階段，總體策略是“審慎、靈活、積極、穩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④。

從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進，我

們可得出以下啟示：一般說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在運用了一段時間以后，應選用另一種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運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經濟形勢是不斷變化的，固守一種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適應變化的形勢而達不到預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經濟形勢是穩定的，也不能一成不變的長期使用某一種政策，否則往往是正效應遞減，而負效應遞增，不僅不利于預期目標的實現，而且還可能產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本文由收集整理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經濟運行不同階段的特點，適時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宏觀調控。

（二）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建議

1.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必須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

根據宏觀調控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恰當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產生政策效應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根據宏觀經濟走勢及微觀經濟狀態，確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是不同的：財政政策主要通過稅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響經濟運行，調控效果更為直接、力度更大。但長期采用，容易引起過度赤字、貿易逆差和擠出效應。相比之下，貨幣政策屬于間接性的經濟調控政策，貨幣政策工具具有靈活性、伸縮性的特征，可以頻繁使用。但由于傳導過程復雜，政策傳遞帶有時滯，其作用發揮并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應用，既要區別開來，又要配合使用。

2. 積極推進匯率機制改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在資本持續大量流入的情況下，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的匯率機制是否完善，對于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選擇合適的時機，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已經成為共識。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進，而且，要與宏觀經濟政策和相關的結構改革密切配套進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喪失和經濟成本加大。

3.適時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難題之一。財政政策要以國債手段為主轉向以稅收和財政貼息手段為主刺激總需求；貨幣政策要更多地運用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率、存款準備金率等間接手段調節總需求。要進一步加快國債市場發展，改革國債發行交易制度，建立統一的國內債券市場，活躍短期債券市場，增加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的空間和靈活性以有效控制貨幣信貸的擴張；在現有資金市場的基礎上，組建由中央銀行調控的資金市場系統，包括短期拆借市場、融資券市場、短期票據市場以及貼現市場等，為中央銀行運用貨幣市場工具調控金融市場提供基礎，增強債券市場對信貸市場的傳遞性。

4. 建立和完善財政、銀行的配合機制，優化宏觀調控體系

要健全和完善國家規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國家規劃明確的宏觀調控目標和總體要求，是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要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統籌安排和政策協調。財政政策要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重要功能。貨幣政策要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經濟總量平衡方面發揮作用，健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要完善統計體制，健全經濟運行監測體系，加強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觀調控水平。

5. 完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結構問題甚于總量問題，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過高和局部供給不足成為主要矛盾，必須重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我國產業政策要通過鼓勵、限制或禁止某些產業、產品和技術發展，合理配置利用資源，優化經濟結構。目前部分信貸資金流向低水平重復建設領域，與產業政策導向出現了偏離，要求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要適時、適度進行調整，形成動態協調配合機制，更好地發揮綜合調控作用。發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適時調整相關產業政策；人民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要配合提出加強和改進信貸管理、優化信貸結構的政策措施，為商業銀行適時調整信貸投向提供支持；商業銀行要嚴格按照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發放貸款。為解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增長不平衡現象，要重視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費需求增長。要加快進行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某些行業和地區出現的投資熱。只有各項經濟政策協調配合，我國經濟才能步入自主增長的良性循環。

四、國際經濟協作下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用的經驗總結

財政政策與貨幣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采取何種搭配模式，主要取決于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在此基礎上，還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確

第2篇：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經濟增長具有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他們的相互關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當時間維度的經濟增長借助最優控制理論而日趨完善的同時，涉及空間維度的區域經濟增長研究仍遠遠沒有形成主流趨勢，這一領域直到目前似乎還處于一種萌芽狀態。事實上，經濟學一直沒有忽略對空間問題的探討。從威廉·配第（William Pett）的區位地租，到斯密對運輸成本的特別強調，都反映著空間因素在經濟問題研究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保羅·薩繆爾森（PaulSamuelson）甚至把屠能（Thünrn）列為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因為其不僅是邊際主義的創始人，更開創了區位理論，并為現代空間地租理論奠定了基礎。在涉及區域經濟增長的現代文獻中，新城市經濟學突出強調空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將其列為主要研究對象。準確地講，城市在區域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被看做是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當中，技術創新和社會進步通過市場和非市場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得到發展。由于這種原因，區域中的城市往往被看做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因而區域增長的研究也變成了城市的發展研究。事實上，最近也出現了一些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文獻，他們使用壟斷競爭模型框架探討了經濟增長和地理位置之間的關系。例如：瓦爾茲（Waltz，1996），鮑德溫（Baldwin，1999），馬丁和奧塔維阿諾（Martinand Ottaviano，1999；2001）。盡管這些文章代表了將經濟增長與地理位置進行結合分析的先驅之作，但是這些模型的結論卻都有一定的理論不足。比如:瓦爾茲（Waltz，1996）有關人口流動成本為零的假設就可以推導出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這顯然與現實相差很遠。鮑德溫（Baldwin，1999）的論文盡管將內生增長理論與中心—理論相結合在了一起，但是由于其分析的過于復雜，幾乎沒有得到任何確定性的結果。可以說，新經濟地理學采用的規模遞增以及壟斷競爭的分析方法確實將空間維度納入了主流經濟增長的研究范疇。

土地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首先，通過緊縮或松動“地根”配合“銀根”政策，可為經濟發展起到及時的調控效果。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實現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土地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杠桿，這為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補充性也決定了其在宏觀調控政策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宏觀調控必須立足社會整體而不是個別，必須追求全局的穩定協調發展而不計較局部的利弊得失。這就客觀上必然要求宏觀調控應該采用社會整體調節方法，因此國家宏觀調控不僅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而且也必須包含土地政策。例如：如果要保證產業結構優化，在經濟的實際運行中，國家不能直接指令企業從事產業行為，也不能完全放任企業自由從事各種產業，但能通過土地、稅收、信貸等宏觀政策等方法加以引導，這就需要進行政策協調配合。這種通過市場機制的宏觀調控是一種間接調整方法，決定了宏觀調控政策必須是綜合的調控方式。因此，要合理定位土地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參與地位，加強土地政策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進而共同實現國民經濟整體上的協調發展。

其次，轉型時期，我國經濟面臨著加快發展、趕超世界先進的歷史任務，因此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實現國民經濟的健康協調、平穩快速發展。為此，土地政策不僅要通過控制土地供應總量調控投資總量，使其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更要通過控制土地供應的產業結構與區域布局實現對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與區域結構的調控，促進經濟健康、協調發展。經濟總量的增長受到經濟結構的強有力制約，而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土地生產要素。通過規范和調節土地利用，可以引導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還能有力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此外，加強土地政策與產業政策、貨幣政策等調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治理轉型時期宏觀經濟周期性失衡與體制性失衡的有效措施。

再次，土地政策可以直接調控土地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從而調控經濟增長。國家宏觀調控就是利用政策工具，對各種影響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因素進行調節，從而降低經濟波動幅度，保持經濟的健康、平穩增長。通過土地供給的變動，可以調節投資的規模、方向，進而可以直接、有效地調控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方式。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國家的不平衡發展戰略指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地區之間發展失衡現象加劇。普遍認為，持續、過大的區域差距將對整個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都將產生不良后果。而推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首先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調節功能以及國家協調區域發展的宏觀調控職能，而其中通過調整、優化土地供給，可以促進各區域土地資源的統籌利用，推進產業的跨區域梯度轉移，進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第3篇：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國庫資金；經濟貿易；金融運行

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財政、稅收及金融體制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國庫的業務量也隨之成倍增加。貨幣政策的制定必須研究國庫資金收支活動及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和國家信用的變化情況，國庫部門只有建立起財、稅、庫良性互動的工作機制，共同收集相關信息資料，才能確保財政預算收支的科學性和完整性。國庫與財稅部門相比，國庫數據的最大特點就是時間最及時、金額最準確。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包括稅收、預算計劃、貨幣投放回籠、信貸規模、儲蓄、國債發行、兌付等在內的統計信息資料庫，才能真正為政府提供有價值、有分量的分析資料和政策性建議。

國庫資金分析工作是指運用統計學原理對國庫收支（包括稅收、利潤、事業收入、國債發行兌付及收入退庫）等情況進行分析，是宏觀經濟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細致地進行國庫資金分析既能彌補貨幣政策調控經濟之不足，并配合貨幣政策的實施，對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起促進作用，又能對地方政府的預算收支進行有效管理，同時國庫資金還是構成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內在因素，其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提供了資金來源。近年來，財政、稅收及金融體制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擔負經理國庫的中央銀行，是聯結財政、稅務及地方政府的橋梁和紐帶，從客觀上講有必要研究國庫資金收支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對經濟生活發展變化、對經濟、金融運行的影響及產生的效應，為政府正確的決策提供準確的參考資料，因此，對國庫資金進行統計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國庫資金分析是政府進行正確經濟決策的重要依據

（一）由于國家金庫處于特殊的地位，其統計分析工作為政府經濟決策提供依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經濟基礎建設中，國庫資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國家每年都會在國家預算中安排一定規模的國庫資金直接投資基本建設、基礎產業以及重點行業，一般而言，財政部門側重于對財政收支狀況及預算執行情況的分析，中央銀行側重于對金融運行貨幣政策執行情況的分析。具體說來，國庫分析是央行對財政資金運行給社會經濟帶來影響的分析，如財政收支對當地貨幣投放、回籠量大小的影響、財政支撥與庫存余額的關系、稅收征收數與入庫數的比較分析、財政收支與預算收支計劃差額分析、國債發行對地方資金吸納大小的影響分析等等。國庫分析主體的特點使這一分析更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和可參考性。各級政府在發展經濟進行宏觀經濟決策時，比較注重統計分析的社會性、全面性、客觀性和真實性，而國庫收支分析正好能提供這方面的服務。國庫資金從性質上講不同于銀行的信貸資金，應歸屬財政資金。但在目前的實際操作中，其資金的大量流動能夠創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影響地方銀行的短期信貸行為。

（二）國庫收支分析不僅為分析宏觀金融運行和制定貨幣政策服務，相當程度上促進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發展。國庫資金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運用，為貨幣政策的執行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公開市場業務是中央銀行在金融市場上公開買賣各種政府債券及銀行承兌票據等有價證券的業務活動。開展公開市場業務，是貨幣政策操作的最主要的手段，而適度規模的國債是開展公開市場業務的基礎性條件，是國庫資金收支不足的平衡器。公開市場業務的開展理順了中央銀行與政府、財政、商業銀行的關系，強化了央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獨立地位，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財政彌補赤字不再向中央銀行透支。中央銀行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吞吐有價證券，調節基礎貨幣量，控制金融機構信用，影響貨幣供應和市場利率，達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公開市場業務對信用創造的影響因素也將成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協調配合的重要領域，對貫徹執行貨幣政策、實施科學有效的宏觀經濟調控具有重要意義。

（三）國庫資金的最大職能是服務于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當宏觀經濟發展不協調、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不平衡時，國家可以直接利用國庫資金進行調控。如要控制總需求，可通過提高稅率，增加財政收入，壓縮財政支出，特別是基本建設支出等措施；而要刺激需求，則可通過減稅、擴大國債發行規模、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等手段較快實現調控的經濟目標。可見，國庫資金調控的特點是時間短、見效快。而貨幣政策調節則不同，從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到貨幣政策發揮效力，對最終目標產生影響，有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首先是中央銀行運用各種調節手段，調節存款準備金和對商業銀行貸款數量，以影響商業銀行的行為。在控制總需求時，就調高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及再貼現比率，反之，則降低比率。在此之后，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行為做出反映，相應調整對企業和居民的貸款規模，并通過派生機能影響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企業和居民再對商業銀行的行為做出反映，相應調整投資和消費支出，影響社會需求，從而達到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調節效果相對滯后。

二、國庫資金分析對地方政府的預算收支管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國庫分析內容的特殊性，成為政府發展經濟深化改革的綜合性較強的參考材料。國庫分析不僅是為中央銀行服務，在相當程度上也是為各級政府經濟部門服務。國庫分析的特點決定了它是對有關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結合點的“邊緣性”問題進行的分析和研究，以促進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支持國民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因此，它起著其他分析工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國庫分析更有利于為各級政府在發展經濟、深化改革方面提供服務。近幾年來，各級國庫在國庫收支分析方面盡心盡職，基本上能及時反映當地國庫收支狀況，做到隨時關注當地經濟的發展，認真、細致地從財政收支、企業發展狀況、外貿出口、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銀行儲蓄、個人消費觀念轉變及央行貨幣政策、信貸、稅收與企業情況全面地進行分析，為當地政府提供了較好的經濟參考決策依據。因此國庫收支分析為地方政府經濟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二）統計、分析并預測國庫資金流動趨勢和國庫資金存量，為政府債務政策提供參考。各級政府在確定債務政策時，需要研究、分析以往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資金流動規律，根據下一時期的政策方向，預測財政資金存量的變化趨勢，將債務政策與國庫資金狀況聯系起來，以減少債務成本，提高債務收入資金的效益和債務政策的靈活度。

（三）分析國債發行、兌付對地方經濟、金融運行的影響是地方政府應該認真考慮的事情。國債是中央財政籌集資金的一種有效方式，而對地方來說，卻是當地民間資金的流失，各級政府部門應十分關注國債吸納本地資金的大小。國債不同于稅收之處在于國債是一種有償性或輔的中央財政收入，但就其將地方資金轉移到中央財政這一作用來說，國債和中央稅收則無二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財政可以通過國債集中相當一部分資金，支持國家重點經濟建設。除了國債導致地方資金的流失及中央財政收人和國債兌付資金對宏觀經濟、金融運行的影響之外，國債購買主體、國債發行總量、時機和期限都會對地方資金供給和需求以及中央國庫收入、支出和資金存量產生較大影響。國債發行、兌付資金數量的大小，國債的流動性效應和利率效應會對地方經濟發展和金融運行產生較大影響。

三、國庫資金構成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內在因素，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提供了資金來源

（一）國庫分析能為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深化財稅改革提供服務。國庫部門通過對國庫支出的總量和構成的分析，反映財政政策執行的情況；通過對收入總量及構成的分析，反映財政政策的最終實施結果；通過對財政改革前與改革后的情況對比分析，反映財政改革的成果及存在的問題，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服務。

（二）國庫資金來源于企業、個人，與微觀經濟緊密相聯。資金在支出時，把資金直接投向基礎產業、支柱產業、高科技產業等一些關系國計民生、國家長遠發展的經濟領域，通過減免農業稅、直接發放補貼，積極解決“三農”問題，實行信貸資金貼息、稅收減免財政補貼，引導金融部門認真貫徹執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貨幣信貸政策，扶優限劣，優化投入，積極支持有效益、有市場、有規模的企業，促進企業的發展。

（三）中央銀行國庫資金的收支行為能為貨幣政策制定帶來大量真實可信的數據、資料、信息，反饋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效果，傳遞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在貨幣政策實施時，國庫資金為中央銀行提供了資金來源，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充當了貨幣供應量的調節器，直接或間接引導商業銀行信貸投向及信貸規模，有力地支持了貨幣政策的實施，使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既便于宏觀調控又服務于微觀經濟的發展。

總之，國庫資金收支分析對地方政府經濟決策、為國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提供分析參考資料，具有其他經濟分析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們應該在做好日常國庫收支核算的同時，努力綜合運用多種方法和技術手段進行國庫資金收支分析，提高分析的信息含量，為地方政府經濟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資料，以贏得政府對國庫工作的理解與支持，同時建立起財、稅、庫良性互動的工作機制，共同收集相關信息資料，確保國庫收支分析的完整，提高國庫統計分析質量，充分發揮其各種效應，當好政府經濟決策的參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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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 鍵 詞：河北省金融業；經濟發展；作用

中圖分類號：F83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2）01－0032－06

2011年10月27日，國務院批復了《河北沿海地區發展規劃》（國函[2011]133號），標志著河北沿海地區發展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2011年11月，河北省第八次黨代會提出了建設“經濟強省、和諧河北”的宏偉目標。 要實現上述目標， 離不開金融業的有力支撐。本課題的實證研究表明：河北省金融業發展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GDP增長2.89個百分點， 全省存貸款比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GDP增長2.35個百分點，金融發展對省域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不言而喻。

一、河北省金融業發展現狀分析

“十一五”期間， 河北省金融業取得了顯著進步，銀行、保險、證券、直接融資以及金融機構引進工作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截至2010年底，河北省全省銀行業總資產達30 000億元，是2005年底的2.43倍。“十一五”期間，河北省境內上市公司總資產3000億元，新增境內外上市企業32家，上市公司總數達到75家，5年間全部直接融資達1500億元。截至2010年底，全省保險業總資產達1261億元， 是2005年底的2.6倍。2010年全年原保費收入首次突破700億元， 省級保險公司達42家。

2008年以來， 河北省金融機構的引進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浦發銀行、興業銀行、招商銀行和香港東亞銀行等知名金融機構正式入駐， 工商銀行全球客服中心和安邦保險全國培訓中心先后落戶石家莊。2009年底，銀監會五大中心（培訓中心、黨校、干部學校、備災中心、金融論壇）落戶廊坊。2011年11月， 世界知名銀行集團――匯豐銀行獲準籌建唐山分行，標志著河北省金融業對外開放邁出新步伐。

2010年， 河北省已確定了“十二五”期間金融業的發展目標： 全省金融業實現增加值年均增長12.5%左右，達900億元，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4%以上； 銀行業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達到37 000億元左右，各項貸款余額達到26 000億元左右，不良貸款率降至3.5%以下； 力爭全省新增100家上市公司的目標，累計融資金額2000億元，全省直接融資總規模力爭達到4500億元， 在推進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貢獻。

二、金融業發展水平的省際比較

盡管河北省金融業近年來取得了較大發展，但發展水平仍然不高（見表1）。除保險業、存貸款余額等指標排名較為靠前外， 最能反映區域金融業發展水平的兩大指標――金融業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和金融業區位商，在全國均排名第20位左右。可以說，河北省金融業整體發展水平僅處于全國中游。

國際經驗表明， 金融增加值在本地區占GDP的8%以上， 標志著金融業達到了較高的發展水平，而河北省目前顯然與此相去甚遠。在沿海省份中，河北該項指標僅高于廣西和海南，在環渤海地區及周邊省份中，也僅僅高于河南和內蒙古。

2007年，河北省金融產業值353億元，占GDP的2.6%，低于全國4.3%的平均水平，位居全國第20位。2008年，河北省金融業實現增加值419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6%，低于全國5.6%的平均水平。

2009年， 河北省金融業增加值達到525.7億元，占全省GDP的3.05%， 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87%，而同年全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5.21%，金融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71%。

同時，從反映金融業集中度和市場占有率的金融業區位商指標來看，在全國也僅處于中游水平（20名左右），在沿海省份中和環渤海地區僅僅高于廣西和海南。課題組以2007年數據測算，河北省金融業區位商僅為0.6，不但低于京（3.2％）、津（1.3％）、滬（2.3％）、江（1.1%）、浙（1.4%）、粵（1.35%）等發達省份，甚至低于部分中西部省份。所以說，河北省金融業發展水平與發達省份還有較大差距，河北省金融業的整體競爭力有待提高。

此外，河北省直接融資水平較低，“十一五”末上市公司累計達到100家的任務并未完成，“經濟大省、資本小省”的局面仍沒有徹底扭轉。截至2010年10月，河北省境內上市公司總數只有45家，而排名第一的廣東，境內上司公司總數已突破340家。河北省的直接融資水平和上市公司數量，不僅落后于沿海發達省份，而且還落后于四川、湖北、安徽、湖南和河南等內陸省份，直接融資比重亟待提高，融資渠道有待拓寬。

三、國內主要城市金融業貢獻比較

目前，國內金融業發展水平以北京為最高。2008年，北京市金融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了14％，深圳和上海也分別超過了12％和10％，而石家莊市僅為3.7%。

在金融業對地方經濟的直接貢獻和稅收方面，河北省各城市與國內主要城市相比， 差距也十分明顯。2008年， 深圳市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達到12％；2009年，深圳市金融業實現稅收收入294億元，金融業以1％的人員實現了全市14％的GDP。2008年上海市全年實現金融業增加值1442.6億元；2009年前三季度，上海金融業在同比下降19.2%，減收89億元的情況下，仍然完成了374.6億元的稅收收入。2009年，北京市金融業實現增加值1720億元，占全市GDP的比重為14.5％。金融業繼續保持全市第一大產業優勢， 對北京市經濟增長貢獻率達16.7％，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金融業在北京服務業中的比重達到19.1％， 繼續帶動北京市服務業結構優化升級，2009年實現稅收2624億元，占全市稅收比重達到43.7％。2010年， 北京市金融業實現增加值1838億元，對全市經濟增長貢獻率為10.1%，實現稅收合計2107.6億元，占全市稅收比重為34.87%。

根據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2011年9月5日的第三期“中國金融中心指數”（CDI?CFCI3），石家莊市在全國29個金融中心的綜合排名中，由2010年的第27位，下滑兩位，名列最后一位。但屬于內陸省份的部分城市，如西安、鄭州、合肥等，由于區域性金融市場或地方金融機構實力較強， 金融業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力。

在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要素集聚方面， 河北省仍然缺乏優勢。省屬金融機構數量偏少，實力弱小，中心城市金融業的競爭力不足。目前，深圳的私募基金總量占到了全國的1/3，正在加緊建設前海離岸金融中心。 上海致力于打造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 大量私募基金聚集在上海浦東新區民生路一帶，形成了金融一條街。北京規劃了海淀稻香湖金融服務區、朝陽金盞金融服務區、通州新城金融服務區和西城德勝科技園四個金融后臺服務園區，總部經濟優勢明顯。

綜上所述，河北省金融業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總體處于全國中游水平， 與第六經濟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

河北省沿海經濟帶的大規模開發和建設經濟強省，離不開金融業的強力支撐。只有整合金融資源，集聚金融要素，著力發展金融業，才能為河北經濟強省建設提供持續動力。

四、推進河北省金融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整合地方金融資源，推進產融結合，組建省屬金融控股公司

金融控股集團是指在同一控制權下， 完全或主要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中至少兩個不同的金融行業大規模地提供服務的金融集團。近年來，我國部分地方政府為了做大做強地方國有金融資產， 組建了一系列地方性的金融控股公司。 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上海國際集團、 天津泰達國際集團、 北京國資公司、廣東粵財控股公司等等。

產融結合，即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結合，指兩者以股權關系為紐帶，通過參股、控股和人事參與等方式而進行的結合。目前，國內越來越多的產業資本通過涉足銀行、證券、保險等多種金融機構，構建金融控股平臺。

從目前來看， 我國產業集團實施產融結合戰略的效果較好。例如，2008年，寶鋼在金融資本市場獲利占到其利潤來源的三分之一左右；2009年，中電投集團旗下的金融業板塊實現利潤占集團利潤總額的23.32%；2009年， 華能集團的金融業務實現利潤占全集團利潤總額的28.64%。對于集團主業處于微利或虧損狀態的發電和鋼鐵等周期性行業來講， 以金融業的利潤來分散風險、 平滑收入、 彌補主業的虧損，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途徑。

河北省產融結合的歷史較早， 秦皇島港務局早年就參股了招商銀行，唐鋼控股財達證券、新奧集團參股恒銀期貨以后，目前也立足于成立財務公司，積極搭建金融平臺。同時，省外部分企業集團也紛紛進入河北，控股或參股金融企業，如中電投控股石家莊匯融農村合作銀行，海航集團控股河北信托（今渤海國際信托）。此外，國電集團和北京銀行也分別投資河北銀行和廊坊銀行，成為第一大股東（見表3、表4）。

2009年，河北銀行（原石家莊市商業銀行）完成新一輪增資擴股，國電電力、秦皇島港務集團等6家國有控股企業成為新東家，同年，再次增資擴股，總股本達到20億股。2010年，河北銀行發行總金額為8億元的次級債。2009年， 石家莊市商業銀行更名為河北銀行，陸續設立了唐山、邯鄲、天津、廊坊、滄州和保定等分行，并積極爭取上市。根據證監會的相關政策，對擬上市城商行財務指標的門檻設定包括：資產規模大于800億元，凈利息收入超20億元等。2010年底，河北銀行資產總額為758億元，較為接近800億元的門檻， 但利潤一直在3～5億元之間徘徊，差距較大。所以，“十二五”期間，河北銀行應在消化歷史壞賬的基礎上輕裝前進，借重股東的實力，積極擴張，爭取早日上市。較為可行的方案就是依托河北銀行， 整合省內的城市商業銀行，組建新的地方銀行，此前組建的徽商銀行、江蘇銀行、吉林銀行和長安銀行都可以稱得上是成功的范例， 值得河北省借鑒。

截至2010年年底， 河北省內城商行資產總額較2005年增長了2倍，各項存款增長1.8倍，各項貸款增長1.6倍，凈利潤增長6倍，不良貸款率降低2.12%，撥備覆蓋率大幅提高至275.55%。 截至2011年第1季度，省內城商行總體資本充足率達到12%， 這個數據已經超過了銀監會規定的非系統重要性銀行10.5%的要求。為打破地域局限，加強地域合作，2006年由河北銀行牽頭，省內石家莊、廊坊、滄州、張家口、唐山、秦皇島6家城商行聯合設立了“河北省城市商業銀行合作組織”。 因此河北城商行的整合具有一定可行性。

就河北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河北省已成立了河北建投集團、河北國控公司、財達證券公司等十幾家省級金融機構， 為全省經濟和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除河北建投集團外，其他金融機構規模偏小，部門色彩較濃，抵御風險能力較弱。因此，借鑒國內外成功經驗， 推進地方金融機構的整合與重組，做大做強河北金融業，十分必要。

同時， 河北省國有經濟比重較高， 河北港口集團、 鋼鐵集團、 冀中能源和開灤集團等企業實力雄厚， 并具有涉足金融業的客觀需求和主觀愿望。因此， 河北省要抓住國家金融發展戰略調整的有利機遇，整合省內現有的部分金融機構，推進產融結合，組建一家較大規模的地方金融控股公司， 實現河北國有金融資產的優化組合， 提升河北省區域金融的競爭力。

具體方案可以考慮以河北銀行為核心， 逐步通過收購和國有資產劃撥的方式，取得銀行、保險、證券、期貨和租賃等相關金融牌照。目前，河北銀行的第一大股東雖然是國電集團， 但河北省內國資旗下的股份相加卻超過了國電集團。所以，可以考慮整合相關股權，推動省內城商行整合并通過上市增強實力。在此基礎上，以做大做強的新河北銀行為平臺，組建金融控股公司。

同時，還要鼓勵省內大型國企實施產融結合，參股發起燕趙財險。并在條件成熟后，逐步劃撥燕趙財險、財達證券、恒銀期貨和河北租賃等金融機構的省屬國有股權，申請設立或收購其他一些金融機構，組建一家實力雄厚的金融控股公司， 強力支撐河北省經濟強省建設。

（二）開拓場外交易市場，疏通直接融資渠道

我國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首先是主板市場（滬深主板和中小板），然后是創業板市場，再到場外交易的柜臺市場， 基本上把這三個層次稱為多層次資本市場（見圖1）。

2006年，中關村科技園區非上市公司“股份報價轉讓”試點正式啟動，簡稱“新三板”。“新三板”系統位于深圳證券交易所， 目前試點園區僅有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一家， 掛牌企業為園區內高科技企業。“新三板”在中關村科技園區的5年試點，積累了一定經驗， 為園區非上市公司提供了有序的股份轉讓平臺，同時也為創業資本的退出建立了一條渠道。公司掛牌前的創業股東可通過代辦系統退出， 同樣促進了創投與股權私募基金的聚集。目前，在中關村吸引和聚集了一批創業投資機構、戰略投資者及券商，為“新三板”擴容及構建全國性的場外交易市場奠定了基礎。據悉，按照擴容方案，“新三板”在原有中關村科技園區試點的基礎上， 將范圍擴大到其他具備條件的國家級高新技術園區， 而市場傳聞擴容首批試點園區可能在15~20家左右。近兩年來，全國絕大多數高科技園區都在積極準備，對接“新三板”市場，爭取納入首批試點。

中關村代辦股份報價轉讓試點自2006年1月啟動以來，試點企業不斷增加，平穩運行，秩序良好。截至2011年12月， 在新三板掛牌企業已突破100家，達到了101家。運行5年以來，已有32家企業完成或啟動了38次定向增資，融資總額17.1億元，平均市盈率22倍。此外，掛牌企業中的久其軟件已在中小板上市，北陸藥業、世紀瑞爾、佳訊飛鴻、紫光華宇已在創業板上市。

當前，從全國各地金融工作規劃和部署來看，不少地方政府一方面積極爭取將高新科技園區納入股份報價轉讓試點范圍， 另一方面則在謀劃結合各地的產權交易市場來構建場外交易市場平臺。 河北省也應做好上述兩手準備，積極利用場外交易市場，支撐經濟強省建設。

截至目前，河北省有國家級高新區4家，分別是石家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保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燕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唐山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其中以石家莊高新區實力最強。

石家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成立于1991年3月，是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國家級高新區。目前，石家莊高新區區內注冊企業已有2100家， 形成了以生物醫藥、電子信息、機械裝備、新材料為支柱的特色產業，并涌現了維生藥業、以嶺藥業、國祥運輸、先河科技等一批在國內外享有聲譽并具有較強研發創新能力的高新技術企業群。 石家莊高新區近年來出臺多項扶持政策， 積極推動企業上市。近兩年，已有4家企業相繼在中小板、 創業板和境外上市。2011年7月， 以嶺藥業成功上市以后， 石家莊高新區上市公司總數已達10家，石家莊市上市公司總數已達23家。

2010年，石家莊高新區啟動了申報“新三板”市場的試點工作， 并對石家莊高新區符合條件的企業進行了培訓。為鼓勵區內企業積極到“新三板”市場掛牌融資，高新區管委會擬對第一批在該區“新三板”市場掛牌的企業給予100萬元獎勵，分兩期兌現，完成改制后給予50萬元，完成申報材料再給50萬元。

放眼全國來看，石家莊高新區無論是園區實力，還是申辦“新三板”的政策力度和獎勵措施方面，與先進省份相比，都有一定差距。建議相關部門落實專項資金，加大獎勵與跑辦力度，確保石家莊高新區入圍“新三板”擴容第一輪試點。

同時，建議依托河北產權交易所，申請設立股權托管交易中心， 開展非上市公司股權交易試點。目前，滄州市6家企業在天交所掛牌上市，分別是：滄州會友線纜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三井酒業股份有限公司、滄州乾成鋼管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天成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新啟元能源技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滄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6家企業首次私募融資共計1.96億元。 今后要繼續加強與北交所和天交所的業務合作， 通過場外交易市場為河北省經濟強省建設提供持續動力， 促進河北省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

（三）發展私募基金和政府創業引導基金，提升產業競爭力

從廣義上說，私募股權基金（private equity，PE）是指對未上市公司所進行的股權投資。從狹義上說，私募股權投資通常是指投資者購買一個未上市公司股權， 并且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 以提升公司的實力，經過一段時期之后（通常是幾年），再將公司的股權以更高的價格出售，以獲取投資收益。

近年來，中國的PE行業有了很大發展，許多非常成功的中國企業在其成長的過程中都有私募股權基金背景，包括蒙牛、百度、騰訊、百麗、新浪、分眾傳媒、阿里巴巴、李寧、雙匯等明星企業。私募股權基金為中國向創新社會轉型， 促進中國企業改善公司治理，加速行業整合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創業投資引導基金， 是一種主要由政府出資設立，不以盈利為目的，旨在引導社會資金設立創業投資企業， 并通過其支持初創期企業創新創業的政策性基金。 政府引導基金主要用于扶持各地區域性自主創新企業和創業投資企業， 以自身示范作用帶動更多社會資金參與投資到政府扶持的產業。

國外開始建立引導基金機制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即美國的SBIC（小企業投資公司）計劃。英國在1981年就設立了小企業貸款擔保計劃（SFLG），并于1994年制定了企業投資計劃（ElS）。以色列于1993年制定了YOZMA計劃，澳大利亞于1997年推出了創新投資基金計劃（IIF）。此外，新西蘭（VIF基金）、歐盟（EIF基金）以及中國臺灣（種子基金計劃）等國家和地區也先后設立了引導基金。

為提高政府資金效率，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自主創新，自2005年起，我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關于促進引導基金的政策。截至2010年底，政府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累計出資234.07億元， 引導基金支持的創業風險投資機構達到170家，引導帶動的創業風險投資管理資金規模達924億元。2010年， 全國共有61家創業投資（集團），通過與地方政府合作或其他投資主體（如大型生產、商貿企業）聯合設立子基金278支，總資產規模達到987.6億元，創業投資機構呈現出傘形化、集團化的發展趨勢，一些大型創業投資企業（集團）通過設立母子基金的方式，加大資金杠桿化率，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業風險投資資金網絡。

自2006年3月國家發改委等十部門聯合的《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實施以來，河北省創業投資企業得到了長足發展， 創業投資隊伍不斷壯大， 投資運作不斷規范， 創業投資企業數量穩步增加。截至2011年8月，現有19家創投企業在省發改委備案。 與先進省份相比， 河北省創投企業發展起步晚、速度慢、規模小，還有很大差距，但河北省的創投業近年來仍起到了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顯著作用。

2009年，初始規模1億元的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揭牌運行。省引導基金以“母基金”方式，通過設立子基金和項目跟進投資，承擔著引導社會資金投向、提高國有資金使用效率、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等重要職能。2011年省引導基金規模擴大到1.6億元，目前已設立子基金5支（見表5），子基金規模4.75億元，引導基金出資1億元，直接吸引投資3.75億元，首期放大4.75倍。自2006年開始，備案創投企業累計支持123個中小企業項目， 投入資金10億元。截至2010年末，在投項目80個，投資余額8億元。

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直接和間接投資的企業中，已上市1家，擬上市6家，其中子基金金冀達基金投資的晨光生物科技公司， 已成為河北省第4家登陸創業板的公司。省引導基金的發展壯大， 使政府投入方式由原來單一的直接投入轉變為間接投入， 成為河北省探索金融領域政府扶持與產業發展有效結合的新途徑。

從全國來看，投資于傳統行業的案例比重較高。在“聯想系”弘毅投資6.3億元全資接管石藥集團的“大案”之后，石家莊的制藥業公司仍是境內外VC/PE“垂涎”的目標。以色列背景的英飛尼迪投資集團通過和地方合作的“石以基金”三家基金向河北九派制藥公司投資5000萬元人民幣。此外，建銀國際財富管理公司的醫療產業基金則向石家莊樂仁堂集團投資了1億元人民幣。

2010年上市公司冀東水泥引入19億元境外戰略股權投資，這成為河北省公司2010年規模最大的PE交易。 雅戈爾向河北汽車零部件廠商凌云股份投資1.47億元，九鼎投資、天津創投和平安財智聯合向石家莊科林自動化公司實施了投資。 河北省邯鄲曲周的晨光色素于2010年10月登陸創業板， 私募基金深圳創新投、深圳達晨創投、河北金冀達創投和寧波君潤投資，為晨光生物過會起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

截至2010年3月，國內私募基金管理規模已超過1萬億元，其中深圳目前私募股權基金管理規模超過3000億元，約占全國的35％。在北京，受優惠政策吸引，中關村活躍著IDG、聯想投資、今日資本、北極光創投、華登國際、聯創策源、金沙江、青云、戈壁、盈富泰克、啟迪創投、深創投等一批境內外知名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的資金規模超過200億美元。

而在美國康尼狄格州最南部瀕臨長島海灣的一個小鎮――格林尼治17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約380家對沖基金總部，管理的資產總額超過1500億美元。河北省的廊坊和秦皇島，分別作為京津的后花園和夏都，也可以充分發揮區位和環境優勢，謀劃發展高水準的金融業聚集區， 強力推進河北省金融業跨越發展。

目前，在中國大陸，除了較早成立的3支中外合資產業投資基金――中瑞合作基金、 中國-東盟中小企業投資基金、 中國－比利時直接股權投資基金以外，國家發改委已正式批準了10支產業投資基金，分別是2006年11月審批的渤海產業投資基金，2007年8月審批的第二批5支產業基金――山西能源基金、廣東核電產業基金、上海金融基金、中新高科產業投資基金和綿陽科技城產業基金，2008年7月國務院特批的第三批4支產業投資基金――華禹水務產業投資基金、東北裝備工業產業投資基金、天津船舶產業投資基金、城市基礎設施產業投資基金。

而河北省籌劃發起設立的總額300億元的曹妃甸產業基金，受經濟危機等多種因素影響，遲遲未能啟動。隨著《河北沿海地區發展規劃》的獲批，河北省應繼續謀劃，積極爭取，聯合境內外知名金融機構和大型產業集團，打造大型產業基金，為曹妃甸開發、渤海新區建設和保定電谷發展， 以及重點基礎設施建設服務，強力推動省域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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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隨著環境保護工作的不斷深入，環境問題的復雜性日益凸顯，傳統環境管制手段已暴露出嚴重的缺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環境經濟政策應運而生。近年來，環境經濟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OECD(經合組織)中發展迅速，已經在環境保護工作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環境經濟政策也備受青睞。《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提出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的新要求，積極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境保護新道路。［1］說明環境經濟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但由于受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國的環境治理仍以直接管制手段為主，尚未建立起一套利用市場經濟的環境保護政策體系，環境經濟政策還只是政府環境管制的一種輔助手段。環境經濟政策應該成為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我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必須依賴環境經濟政策。

目前對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多側重于經濟學、法學領域，鮮有從哲學、倫理學角度進行研究的。誠然，在環境經濟政策的經濟學和法學研究中，許多學者都已意識到環境經濟政策的哲學、倫理學研究對環境經濟政策有著意識形態的根本導向作用，但是這一方面的研究卻遲遲未有進展，主要是因為它尚未引起倫理學界足夠的重視，其他學科領域對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中雖然有所提及，但都是淺嘗輒止，缺乏深度和廣度。并且由于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任務艱巨，環境經濟政策遇到重重阻力，加上長期以來的行政主導的環境管制模式，導致部門間利益關系錯綜復雜，這些都導致環境經濟政策研究更多地注重經濟上和行政上的成本計算，掩蓋了環境經濟政策內在的倫理訴求。實際上，環境經濟政策需要倫理學為其提供價值支持，而倫理學要發揮其實踐哲學的作用，其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對社會制度進行審視和反思，并將其理念滲透到制度的制定過程中。

一、環境經濟政策的本質

按照環境經濟學的觀點，環境問題產生于外部不經濟行為。外部性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由馬歇爾首先提出，經過他的學生庇古的發展，成為現代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外部性有負外部性和正外部性兩種。外部性發生的前提是市場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2］(P23)的特征，因無法排斥任何人使用公共物品會出現大量“搭便車”行為，最終導致過度使用公共資源而產生“公地悲劇”，而肇始者不但不用為此付出相應的代價還有可能從中受益(至少是短期利益)，這一危害和補償的成本被無償地轉嫁給他人和社會，這是負外部性的表現。而正外部性表現為私人行為存在溢出效應時，無法排除他人的使用，又無法要求他人支付相應的價格，其勞動成果被他人和社會無償使用。

環境問題就屬于典型的外部性問題，因為環境多屬于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因此導致在環境問題上總是負外部性過多而正外部性太少，即污染環境者獲得利益而保護環境者利益受損，使得市場在環境保護方面總是動力不足、效率低下。環境經濟政策利用經濟手段解決環境問題，正以“外部性問題內部化”為宗旨，以“污染者付費原則”為核心，試圖建立起一套以市場經濟為調節機制的環境保護體系。具體地說，環境經濟政策是“根據環境經濟學原理，利用價格、稅收、信貸、投資、微觀刺激和宏觀調節等經濟杠桿，調整或影響有關利益相關者的環境行為而實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政策組合”［3］(P8)。環境經濟政策是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的交叉運用，既有環境政策性質又有經濟政策性質。［4］(P252)但不是所有具有環境影響的經濟政策都能稱之為環境經濟政策，只有以環境保護為目的的經濟政策才屬于環境經濟政策，如個人所得稅改革必然對居民的消費行為造成影響，進而產生環境影響，但不屬于環境經濟政策;也不是所有運用到貨幣、財政工具的環境政策都能稱之為環境經濟政策，只有運用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以調節市場主體的環境行為為目標的環境政策才能稱之為環境經濟政策，如行政性的環境收費或罰款也涉及到財政問題，但也不屬于環境經濟政策。按照OECD的觀點，當某種手段的應用足以影響到經濟當事人對可選擇的行動的費用進行評估時，該手段之前便可以冠之以“經濟”之名。［4］(P253)從環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來看，可以將環境經濟政策分為廣義與狹義。廣義的環境經濟政策包括可以納入環境政策范疇的經濟政策和可以納入到經濟政策范疇的環境政策，是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手段。而狹義的環境經濟政策僅指環境政策內部的經濟手段，是環境管制手段的一種。［3］(Pv)環境經濟政策的廣義與狹義實際上反映的是它的不同發展階段:狹義環境經濟政策是其基礎和初級形態，而廣義環境經濟政策是其高級的、較完備的形態，二者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

厘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深入了解環境經濟政策的本質和指導環境經濟政策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從環境管制的角度來看，與環境經濟政策并駕齊驅的環境管制手段是傳統的“命令控制型”手段，一個是間接管制，一個是直接管制，各自的優勢領域有所不同。經濟手段最大的作用就是鼓勵創新，刺激市場主體保護環境的動力，從而解決效率問題，從源頭減少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但由于是間接管制，必然受到市場因素變化的影響，可能不完全符合設計的初衷，甚至可能出現扭曲。例如環境稅收政策如果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卻沒有作出適當的稅率調整，就會使得環境稅的實際作用大打折扣。而命令控制型手段最大的優勢就是直接針對問題，效果立竿見影，適合管理突發性環境事件和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如果只考慮環境保護范疇，基于市場的環境經濟手段和命令控制型手段的作用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3］(P50)如果我們看待環境經濟政策的眼光就局限于此，環境經濟政策的價值將會被低估，其發展就會受到限制。

我們應該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待環境經濟政策:人類又面臨一個文明的岔路口，選擇的關鍵詞是“生態”。生態文明是一場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整個文明范式的轉變，其中經濟的生態化具有基礎性作用，所有的經濟政策、經濟活動或遲或早都要經歷一場“綠色化”的洗禮，朝著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以經濟激勵為調節機制的環境經濟政策抓住了兩個根本問題:一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二是治理環境的動力根源。同時，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需要配套政策措施的配合，需要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它將會推動經濟制度的生態化，促進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減少“市場失靈”，這對于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環境友好型經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環境經濟政策體現了人類改變經濟生產方式的自覺性，是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的重要助推器。目前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還只是政府環境管制的輔助手段，還不足以和直接管制手段平分秋色，現在我國關于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基本上都把它定位在一種環境管制手段上。不可否認這是環境經濟政策發展的必經階段，但要想使環境經濟政策發揮最佳效用，我們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環境管制手段上，還需要更廣闊、更宏觀的視野，來引導現階段的環境經濟政策建設，真正發揮環境經濟政策在協調環境保護和經濟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作用，這才是我們選擇環境經濟政策的最終目的。#p#分頁標題#e#

二、環境經濟政策的價值理念訴求

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起步較晚，還處在介紹、借鑒西方國家經驗的階段，尚未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體系，又因為長期以來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的行政色彩濃厚，很多政策手段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應急性的特征，缺乏前瞻性，使得我國的環境經濟政策從制定到執行，都還沒有擺脫“零敲碎打”的尷尬局面。要想擺脫這種視野上的障礙和實踐中的困境，建立一套即符合我國當前國情，又符合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并能和國際環境經濟政策平行接軌，共同治理全球環境問題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必須具備明確的政策理念。理念是制度的靈魂，是一項制度得以確立的根本指導思想。自從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侖特蘭夫人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以來，可持續發展就迅速成為各國制定發展路線的基本準則。我國制定環境經濟政策也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續發展表達的是一種新的發展倫理觀，即我們當代人的發展必須考慮自然環境和子孫后代的利益，它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擴大了利益共同體的概念。但是可持續發展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走，也沒有既定的標準可以衡量，“可持續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壓力和生態環境資源保護的動力兩種力量的妥協。妥協要求國家在某一時間背景下權衡經濟增長和生態資源保護，并在二者之間進行取舍和抉擇。”［5］(P135)我們就需要根據本國的國情和實際發展需要來研究制定階段性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并隨著認識和實踐的深入不斷將其推進。因此，環境經濟政策對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踐行，既要符合本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階段性需要，又要符合環境經濟政策自身的發展規律，從而形成環境經濟政策的特有理念。

環境經濟政策最初是作為一種環境政策出現的，因此初期的環境經濟政策應該強調環境保護的功能，堅持將環境保護作為基本理念，這是環境經濟政策的立足之本。這是因為:首先，只有把環境保護這個基礎發揮好了，充分體現出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保護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優越性，才能使它在環境政策中的作用從輔助手段上升為重要支柱，使環境經濟政策的地位得以鞏固，才能談得上實現其作為協調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的宏觀杠桿的遠景目標。其次，環境經濟政策是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結合，運用政府手段來管理環境是古已有之，而運用市場手段來保護環境卻是新生事物，要在市場機制和運行目標中注入環境保護理念需要一個較長期的博弈過程，不僅要把環境保護理念嵌入原有的市場手段中，還要用環境保護理念重新詮釋和改造整個市場手段。因此在現階段，環境經濟政策首先要考慮的是牢固確立自身地位的問題，必須堅持和創造性地發揮環境保護理念。具體而言，環境經濟政策的途徑有兩種，一是利用市場，如環境稅費、環境保險、綠色信貸等，二是創建市場，如環境權交易。前者是在傳統的經濟手段中增加新的環境保護功能，而后者是創建全新的環境市場。它們不僅是傳統經濟手段在功能上的改變，更需要理念上的根本轉變。因為這些原屬于市場經濟范疇的傳統手段，已經形成較為固定的制度理念和行業規則，我們現在要把這些經濟手段“綠色化”，就必須對這些經濟手段的本質和基本理念進行重新認識和重新定位，發掘其在環境保護上的固有優勢，改造其不生態、反生態的落后理念，并以環境經濟政策的整體理念引導之，實現“內生”和“外灌”的結合。與此同時，還要注重環境經濟政策與其傳統制度的融合，這關系到環境經濟政策能否從現有的制度體系中獲得支持的問題。例如在稅收制度中引入環境稅。而環境稅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行為稅，即它的主要目標是通過稅收改變市場主體的環境行為。雖然環境稅也具有一定的籌集資金功能，并且這一功能在環境稅開征的初期會起到比較大的作用，但是隨著環境稅作用的深入，環境稅收收入會出現累退現象，這與傳統稅收的理念不一致。因此要融合環境稅與傳統稅制，還需要對稅收的本質、稅收的理念進行重新界定，其他環境經濟政策也是如此。

進而言之，環境經濟政策的理念還需要進一步分解為若干實踐原則。原則就是把理念轉變為具體化、可操作性的、規范性的指導思想，是溝通理念與實踐的橋梁，是指導環境經濟政策具體制度安排的行動指南。OECD環境委員會于1972年制定的“污染者付費原則”已成為環境經濟政策的核心原則，隨后又制定了“使用者付費原則”。根據中國的環境保護特點，我國又提出“受益者付費原則”和“破壞者付費原則”。這四項原則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環境經濟政策原則體系［3］(Piv－v)，涉及到污染防治、環境服務、生態補償和資源開發領域，基本上能涵蓋環境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但其缺陷在于缺乏銜接性、協調性的原則，容易導致各個領域各自為政。實踐證明，任何一項具體的環境經濟政策都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單一的環境經濟政策能發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需要與其他政策的配合。而這些政策手段之間又往往存在著部分功能相互重合、相互抵銷、相互沖突的情況，處理不好就會導致政策體系的混亂和對市場機制的扭曲。

環境經濟政策只有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用，因此必須進一步開發銜接性原則和協調性原則，促進各項子政策之間相互配合、相輔相成，尤其是要處理好各項政策之間相互沖突、相互抵銷的作用。由此可見，環境經濟政策及其下屬的各項具體政策手段，都面臨著自身合理性定位和內部協調，并與傳統經濟政策、環境政策相協調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有賴于環境經濟政策是否具有一個明確的價值理念并有效地運用，這也正是環境經濟政策對倫理學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時，我們也要抓緊研究國外環境經濟政策理念，不僅是為了學習和借鑒西方先進理念，更重要的是促進我國環境經濟政策從理念到制度的國際協調，因為國際協調既能促進我國環境經濟政策的發展和完善，又能應對共同的環境問題，防止污染轉嫁和生態掠奪。

三、環境經濟政策與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是當代環境倫理學的重要議題，它代表了環境倫理學的實踐轉向，即環境倫理學不再只是抽象地談論自然權利和全人類的利益，而是更加關注現實的環境保護問題。“‘環境正義’問題的凸現體現了人們對現實環境權益的關切，而這種關切也就是如何分享環境利益和分擔環境責任的問題。”［6］因此，環境正義成為環境倫理學觀照環境保護現實的基本途徑，也應該成為我們評價環境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環境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與環境正義原則有著共同的詣趣，從而有助于環境正義的實現。首先，環境正義有兩個基本維度:種際正義和人際正義。種際正義是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人際正義從時間維度又可分為代際正義和代內正義，代際正義是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正義，代內正義是當代人內部的正義。代內正義是解決環境正義問題的關鍵，因此“‘環境正義’更主要的是強調同時代內在環境利益分配時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不正義現象及其校正。”［7］環境經濟政策正切中了經濟利益這一要害，運用經濟杠桿作為分配環境利益和環境責任的手段，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正義問題。環境經濟政策認為引起環境不正義的根源在于市場失靈所導致的外部不經濟。無論是負外部性還是正外部性，都是環境資源的低效率配置現象，效率低下必然妨害公正的實現。環境經濟政策在環境保護上最大的優勢在于運用市場可以解決效率問題，并促進技術的革新。它以“外部性問題內部化”為基本原則，一方面能夠減少由人們的經濟地位不平等所帶來的環境不正義，促進人際正義的實現;另一方面能夠通過技術創新來幫助經濟突破傳統意義上的增長極限，使人類更合理、更友好地利用自然，促進種際正義的實現。其次，市場手段在環境保護方面始終存在缺陷，必須要政府的適當干預。但政府自身的失靈也可能導致環境問題。政府失靈的表現有兩種:決策失靈和管理失靈，這兩種失靈會導致政府在環境方面的政策決策失誤和政府權力尋租問題，從而對市場機制造成進一步的扭曲，使環境問題加劇。環境經濟政策是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結合，運用政府手段與市場手段的彼此互補的作用，既重視公平又重視效率，在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上都有很好的效果，從而維護了環境正義。此外，政府手段還能夠起到補償正義的作用，因為環境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為環境保護事業籌集資金，通過政府的作用，在環境利益的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環境經濟政策的宗旨與環境正義原則在總體方向上是一致的，這一點勿庸置疑，但環境經濟政策自身存在著局限，如果處理不當，則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損害環境正義。#p#分頁標題#e#

首先，環境經濟政策提出一個“最優污染水平”方法，即一個環境與經濟的平衡點，它是在測算好環境容量和資源存量臨界點的前提下，制定一個污染排放值，并為環境物品制定合理的價格，通過市場的價格信號來調節人們的環境行為。這一理念應該說是符合環境正義原則的，它以尊重自然規律為前提，又克服了直接管制對經濟規律的扭曲，還有利于發展生態經濟。但問題就在于這個“最優污染水平”存在諸多問題:一方面由于我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尚不全面，很多環境問題都具有潛在性，我們無法完全預知現在行為的未來影響，無法準確測算出這個“最優污染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任務還十分艱巨，工業化進程深入、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繼續增長，雖然局部環境治理取得成效，但結構性的污染總量還在不斷攀升。而“最優污染水平”實際上是環境與經濟之間的權衡，在發展任務非常迫切的情況下，環境保護還是很有可能讓位于經濟，從而使環境正義的總體實現程度受到限制。

其次，環境經濟政策是間接管制手段，一方面，因其對環境治理不能發揮直接作用，很可能會因為市場因素或技術水平的限制而消弱了其有效性。仍以環境稅為例，環境課稅是越接近污染源頭越有效，因此在生產環節征收環境稅應該是最有效的，但受管理成本和技術水平的限制，稅收征管部門很難知道企業準確的污染水平，因而就會采取對管理和技術要求較低的方式征收，把征稅對象設為容易計算的污染投入物(指包含污染因子的原材料或能源)或污染產品。這樣一來是可以解決征收問題，但是又會產生新的不公正。比如對投入物征稅，它對于在生產環節采取節能減排技術的企業不公正，會降低他們節能減排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環境經濟政策如果制定得不科學或缺乏配套措施，不但不能減少污染，還有可能造成扭曲作用，產生更大污染或污染轉嫁，從而產生新的不正義。

第6篇：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城市綜合節水；經濟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TV213.4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1-0000-01

隨著我國城鎮化發展節奏的加快，存在于我國城鎮生活中水資源匱乏的問題也日益凸顯。為了能夠給城市發展提供更好的條件和保障，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對城市綜合節水的工作進行加強。其中，采用經濟政策來引導城市進行合理的綜合節水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舉措，相對于其他一些傳統的綜合節水措施來說也是一種很好的補充和完善。

一、城市綜合節水經濟政策的類型

在城市綜合節水的相關經濟政策實施中，一般采取的措施有價格政策、投融資政策以及優惠補貼政策這三大類，每一類措施在具體的應用中也都存在這不同和差別。

1.價格政策。作為城市綜合節水經濟政策中最基礎的一項措施，價格政策為經濟政策的持續執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礎保障。最早采取的價格政策是按照用量計費或者是定額取水，而在新時期背景下也逐漸轉向了階梯用水價格和差別水價政策。

尤其是階梯水價的推廣和應用，受到了城市居民的高度關注和激烈反響。階梯水價通過對用水量進行分類計算的方式，對不同的用水量采取階梯式的價格計數，并對超過用水定額的部分進行加價計費。

差別水價政策與階梯水價政策相比則更有針對性。對于一些用水大戶，比如發電廠、化工廠、紡織廠等用水量大且排污量也大的用水單位就會執行高水價標準。而對于一些環保型、污染程度小的企業則執行低水價標準。

2.投融資政策。投融資政策也是目前城市綜合節水經濟政策中一項常用的措施，一般的投融資多來源于多渠道融資、貸款貼息和一些專項的基金政策。

就目前投融資政策的具體應用來開，不再是以前依靠政府投資的單一模式了，而是更具有開拓性和廣泛性的多渠道投資漸漸多了起來。不管是市政債券融資還是銀行貸款融資，亦或是各類醒目融資等，都成了城市綜合節水經濟政策中的一部分。而國家對于這樣的投融資也給予了一定的政策支持。

在貸款貼息這一投融資模式上，主要是以政府財政撥款的形式體現的，由政府來承擔銀行貸款所需的利息，而貸款人則可以在政策上享受無息的優惠。總體來說，這還是一種標準的政府行為，是政府對城市綜合節水相關經濟政策的一種補貼。

最后再來說說專項基金的政策，這些專項基金都是針對節水具體工作的實施而專門投資設立的，也是城市綜合節水相關經濟政策中一個重要的投融資來源渠道。

3.相關的優惠補貼政策。關于節水經濟政策的相關優惠補貼，其實也是政府為了促進更多社會資源對城市綜合節水工作進行投入所施行的一種激勵和補償。在具體的應用中一般都是通過稅收減免、政府直接補貼、費用 優惠和一些直接的資源獎勵等手段進行實施。這一政策也是整個城市綜合節水經濟政策中涉及范圍最廣、實施手段最豐富的。

二、城市綜合節水經濟政策的具體應用

在城鎮發展進入成熟階段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先進科學技術被使用在城鎮建設當中。為了彌補原先城鎮用水緊張的困境，現在的城市用水來源除了傳統的地下、地表水之外，也更多的利用到了可再生水，大大減緩了城鎮水源來源單一的壓力。通過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將雨水、海水等可再生利用的水資源進行開發，在鼓勵和號召城鎮居民節水的同時，也做到了開源，將更多的水源渠道引入了城市用水的龐大系統中。可以說這是一項非常復雜的工程，不管是水源來源的開l還是可再生系統的建設，包括具體使用的用戶都是這一系統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他們在城市綜合節水這一系統中都起到了保障作用，也是實現城市綜合節水的一個重要條件。

1.傳統節水經濟政策的應用分析。在傳統的城鎮供水來源上，基本是依靠城鎮當地的河流、湖泊、地下水系統等等。通過對這些水源渠道進行加工后，再將生成的自來水通過管道網輸送到用水的終端。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來水的出現本身就是城市綜合節水所針對的主要目標。

傳統節水經濟政策的使用主要就是對自來水用水價格的控制。通過對價格政策的使用，制定水價，對各類型的用水終端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且鼓勵一些用水大戶對自身進行節水改造，對于那些積極參與節水改造的用水主體政府也要給予一定的獎勵。而來說，對于普通的居民用水來說，也可以在日常用水中使用一些節水的工具。除此之外，政府更應該鼓勵那些致力于推廣節水概念和節水產品的企業，為他們提供市場空間和政策補貼，讓一些優秀的節水產品進入更多的用水終端，徹底的對城市綜合節水工作做一次改革和示范。

2.對于再生水利用的經濟政策分析。在城市發展越來越科技化，城市規模越來越大，人口增長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僅僅依賴于傳統的節水經濟政策是不足以應付城市用水緊張這一問題的。再生水的利用在這個階段也就成為了城市綜合節水問題的一個重要解決方案，尤其是對城市污水進行凈化并且二次利用的措施，是對節水問題開源節流的最佳選擇。想要將城市再生水利用的概念推廣到更寬泛的范圍并且獲得人們的認可，就需要有科學合理的經濟政策作為基礎和支撐，通過自來水價格和再生水價格的政策調整，提高用水單位對再生水使用的需求，將再生水的優勢和節水能力徹底釋放出來。

三、城市綜合節水經濟政策的問題

對于城市綜合節水經濟政策來說，目前仍然在用水市場上起著非常重要的調節作用，但是也隱含著一些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在傳統水源的節水政策上，目前的價格還有可以繼續調整的空間，并且也急需出臺一些補貼政策對相關的用水單位坐出一些補償。

在再生水資源利用的經濟政策上還有待更進一步的調查和研究，最終需要拿出一套完善的再生水資源利用的方案。

再有一點就是，在城市綜合節水經濟政策上，還需要將雨水、海水列入到可利用的水資源范圍中，對這些多渠道水源的經濟政策問題進行更進一步的思考并積極做出實踐，幫助城市獲取更多的水源渠道，在節水的同時也能夠獲得更多的水資源來源，并通過科學的、合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經濟政策將其推廣到用水主體中去。

參考文獻：

第7篇：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中觀；經濟；審計；內容

中圖分類號：F23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觀審計的界定

（一）建立中觀審計的必要性

目前在經濟學界基本上已達成共識：宏觀經濟研究的是國家經濟，微觀經濟研究企業或廠商以及獨立生產地居民和農民等個量經濟，中觀經濟則介于兩者之間。科學方法論使得經濟學重新劃分為宏觀經濟學、中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與此同時必然要求宏觀審計、中觀審計和微觀審計得以形成和發展，這不僅是經濟學和審計學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時展的需要。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和經濟的迅猛發展推動著審計學向三維立體結構發展，“哪里有經濟活動，哪里就有審計監督”，中觀經濟的發展必將使得中觀審計得以產生和發展。中觀審計產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觀經濟，中觀審計的雛形是行業審計，中觀審計是為服務于宏觀控制和強化微觀控制而存在的。當中觀審計建立以后，宏觀、中觀、微觀經濟組成了國民經濟縱向上的梯形結構，而宏觀、中觀、微觀審計則構成了橫向上的平行線結構，他們所組成的整個立體結構覆蓋了國家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中觀審計舉足輕重的地位就更顯而易見了。

以中觀經濟運行為對象的審計活動就是中觀審計。我們也可以把中觀審計界定為審計機關依據法律規范，運用系統的程序和方法，監控中觀經濟行為、運行機制和其為實現一定的經濟目標所采用的經濟政策、決策，監督其執行結果的行為。

中觀審計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監控中觀經濟行為及其運行機制，防止中觀經濟的運行出現偏差與失控，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起到協調作用，從而達到提高中觀經濟效益，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系統良性循環的作用。中觀審計的實施可以有效地保證宏觀經濟政策、決策和相關信息的傳遞，防止和減少宏觀經濟在其傳遞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和失誤；同時還能有效地促進微觀經濟活動的開展，協調宏觀經濟目標和微觀經濟目標之間地矛盾；最后中觀審計的實施還能有效地防止和減少中觀經濟政策或決策失誤、中觀經濟活動的失控以及中觀經濟比例關系失調的問題。

（二）中觀審計中的三方關系

1.中觀審計的主體

當前理論界對中觀經濟的研究對象及內容已有了基本的輪廓界定，把中觀經濟大體分為三個部分：行業經濟、地區經濟和集團經濟。行業經濟是同類經濟的集合體，如漁業、牧業、煤炭行業等。地區經濟是同一地區的集合體，我們通常是按行政區進行劃分的，如北京地區、上海地區等。集團經濟是企業集團，其經常表現為行業經濟和地區經濟在同一組織內的集合體，如石化集團等。根據中觀經濟的界定，我們認為中觀審計的審計主體在中觀審計剛建立階段應該是政府審計機關及其成員政府審計師，當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慮讓民間審計機構的注冊會計師和管理咨詢師加入。

中觀經濟的發展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傳達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觀審計結果使用最多的應該是政府部門，政府審計機關來開展中觀審計能夠體現中觀審計的權威性。目前中觀審計的實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確定還都處于一個探索的階段，還是一個全新的內容，沒有相應的準則依據，中觀審計的范圍還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觀審計的重要作用還沒有被廣泛認識。在這樣一個初級階段開展中觀審計，如果由政府審計機關及其成員政府審計師首先來開展這項活動，一個方面能體現出國家對中觀審計工作的重視，另一個方面能使得中觀審計迅速廣泛地被社會各界所認識，被審計單位才能夠采納中觀審計的審計結果，使公共資源的使用者樹立起效率、效益的觀念。當中觀審計被各方面充分認識、中觀審計的準則依據也相應地建立起來、中觀審計的實施程序方法也相應地制定起來，這時中觀審計的范圍增大，業務量增多，注冊會計師和管理咨詢師也有能力開展中觀審計，可以考慮將中觀審計的一些內容讓渡給注冊會計師和管理咨詢師去做，如集團經濟的審計完全可以讓渡給注冊會計師來做。

2.中觀審計的客體及授權人

中觀經濟大體可以劃分為：行業經濟、集團經濟和地區經濟，相應的中觀審計的客體可以概括為行業、集團和地區的經濟活動，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資部分、收益性投資部分、行業集團及地區財政預算、財政支出等。如對地區經濟進行審計時，檢查其社會公眾資金是否存在浪費；對行業經濟進行審計時，檢查其地區經濟發展是否很好地傳達了宏觀管理目的，是否能夠為微觀經濟發展指明方向。

在中觀審計發展的初級階段，中觀審計的開展主要是為國家宏觀經濟管理服務的，如行業審計和地區審計的開展，那么中觀審計的授權人應該是國家財政部門。這樣可以保證中觀審計的權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觀審計真正起到應有的作用。

二、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及目標

（一）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

中觀審計是對中觀經濟計劃、政策、決策以及中觀經濟管理活動所實施的審計，中觀審計的審計對象范圍可以概括為：行業、地區（經濟區）、集團的發展戰略目標、計劃，中觀經濟政策、決策以及相應的中觀經濟管理活動。

1.中觀經濟學所涉及的內容是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和審計對象

基于中觀經濟產生發展而產生發展的中觀審計，其對象范圍實際上就是中觀經濟所研究的內容。當前國內外大部分專家認為，中觀經濟學研究對象內容是中觀經濟戰略目標和計劃、中觀經濟政策和決策、中觀經濟管理、中觀經濟模型理論、區域（或地區）經濟結構、行業經濟政策、集團或協會經濟發展以及中觀經濟的橫向縱向模式。現代經濟學尤其注重經濟政策和決策的研究，中觀經濟政策內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農產品價格政策、特區經濟政策、開發區經濟政策、地區經濟發展政策等，同時還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門之間的配置，自身經濟優勢增長問題等。中觀審計是對中觀經濟活動的審計，中觀經濟學要求中觀審計應以中觀經濟政策和決策為研究對象。

2.服務于宏觀控制、強化微觀控制是中觀審計對象范圍應涵蓋的內容

微觀、中觀、宏觀自上而下對經濟活動進行三個層次的調控，中觀控制是整個經濟控制系統的一個分系統，中觀審計的研究有利于加強中觀控制，處于中間層次的中觀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務于宏觀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強化微觀控制。促使整個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三個分系統：宏觀審計系統監督宏觀經濟政策、中觀審計系統監督經濟政策傳遞過程和微觀審計系統監督經濟政策的執行結果，三者相互牽制、相互協調，才使得審計監督體系嚴密完整。

中觀審計的研究對象范圍可以簡要的概括為：以中觀經濟活動（大體可以分為行業、地區及集團經濟）為對象的中觀經濟計劃、中觀經濟政策和決策以及相應的中觀經濟管理活動。

（二）中觀審計的目標

中觀審計應注重中觀主體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過中觀審計促使中觀經濟政策達到自身機制科學性，傳遞機制真實有效性；衡量標準客觀性，制定依據法律性；貫徹原則協調性，經濟運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執行結果效益性。中觀審計以中觀經濟為基礎，中觀審計的對象范圍具有中觀經濟的特征：中間性、過渡性、集散性、相對性、區域性和靈便性的特點。

1.保證中觀經濟自身科學性、傳遞真實性

宏觀經濟政策的分解和具體化體現為中觀經濟政策，起著上傳下遞的作用。如果宏觀經濟政策不能通過中觀經濟政策有效傳遞到各個地區、部門以及公司、企業領導者手中，或者向具體各部門各地區傳遞后，不能正確、及時地執行有關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無疑給微觀經濟活動帶來困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建立真實、及時地反饋政策的傳遞機制，防止宏觀政策在向部門、地區傳遞時走樣，而中觀審計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防止“政策對頭，執行走樣”情況的發生。中觀審計通過對中觀經濟活動、政策、決策的審計來保證中觀經濟在對宏觀經濟政策向微觀傳遞時達到自身機制科學性，傳遞機制真實性。

2.保證中觀經濟的依據法律性、標準客觀性

中觀審計審查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中觀經濟戰略、政策與決策的制定及其執行過程是否符合法律規范要求。中觀經濟的發展計劃編制、戰略目標的制定以及政策與決策的制定都應依據相關法律來制定并且程序也應該法律化，中觀審計可以審查中觀經濟制定依據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時可以衡量中觀經濟計劃、戰略目標、政策與決策是否客觀、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情況。這就要求國家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來適應中觀經濟發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區經濟法或者區域經濟法、中觀信貸法等。國家制定這些法律規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經發展起來的中觀經濟走上科學化、民主化、正常化、規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為中觀審計的開展提供依據。

3.保證中觀經濟的原則相協調性、運行多元性

從宏觀層面來看，整個國民經濟系統是一個平衡、穩定、協調的系統，而中觀經濟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起到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相對來說就處于一個非平衡狀態。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平衡，中觀經濟的戰略目標、政策與決策的制定及執行必須貫徹協調性原則，使得中觀經濟的戰略目標與國民經濟的總目標相協調，中觀經濟的政策、決策與宏觀經濟的政策、決策相協調，中觀經濟管理與宏觀經濟管理相協調，從而最終實現中觀經濟的目標與宏觀、微觀經濟的目標相一致，保證需求和資源（物質資源或勞動資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達到國民經濟高速多元發發展。

4.保證中觀經濟政策的可行性、執行的效益性

經濟政策與決策的制定都要以謀求最佳經濟效益為目標，同時防止無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計劃、政策和決策的制定，這就要求不論是宏觀經濟政策與決策的制定還是中觀經濟政策與決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術經濟可行性論證為基礎。這樣中觀審計就要審查中觀經濟政策與決策是否經過技術可行性論證，同時也要審查評估其制定后的經濟效益，經濟效益是否達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費，是否能帶來預期的效益，幫助分析無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觀審計的發展瞻望

中觀審計的發展和中觀經濟管理的發展息息相關，從而同宏觀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可以預見中觀審計將會有更深一步的發展，具體表現在：

（一）中觀審計理念和應用的發展

中觀審計作為審計理論體系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理論才處于起步階段，我們應該重視起中觀審計理論以及實務的研究。中觀審計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中觀審計研究的理論意義是：（1）進一步完善審計理論體系，經濟科學的宏觀、中觀、微觀的劃分，必然要求審計也相應地建立起宏觀、中觀、微觀審計，這是系統論以及經濟學和審計學發展的必然趨勢；（2）對中觀審計做基本的理論闡釋，為以后的審計發展完善奠定基礎。實踐意義是：（1）監控中觀經濟行為及其運行機制，有效傳遞宏觀政策、決策和有關信息，防止“政策對頭，執行走樣”情況的發生；（2）為保證宏觀經濟總目標的實現，促進微觀經濟活動的進行，協調與微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減少中觀經濟政策或決策偏差和失誤的出現；（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減少中觀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中觀審計深刻的理論及實踐意義決定了中觀審計的理念和應用會迅速的發展，有關其的研究也將會進一步的擴展，中觀審計在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作用決定了中觀審計的理論發展及其應用會越來越廣泛，例如已經開展的部分地區審計工作和部門審計工作（屬于行業審計的范疇），這些審計工作的開展將會進一步推動中觀審計理論研究及實際應用的發展。

（二）中觀審計思維進一步深化，理論體系日益完善

聯邦德國埃登堡大學國民經濟學教授漢斯—魯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中觀經濟學”概念至今，有關中觀經濟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理論體系，人們已經認識到了中觀經濟的重要性，如今中觀審計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觀審計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使得人們逐漸意識到中觀審計的重要性，中觀審計的思維理應進一步深化。隨著審計事業的發展，人們對中觀審計的研究會越來越深入，不再局限于當前只對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內容作研究，將對會中觀審計的目標、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觀審計將注重實務中的應用，并以績效審計為其發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觀審計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關理論和應用理應被重視，并隨著中觀審計理論體系的日益完善，中觀審計在實務中的應用會日益擴大。比如，通過地區審計和行業審計，對地區之間或者行業內部各單位之間的綜合經濟指標或單項經濟指標進行對比分析，找出地區之間或者行業內部各單位之間存在差異的原因，從而幫助落后的地區或者單位提高經濟效益，同時也更有利于國家進行宏觀調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進地區或者行業的整體發展。當前開展中觀審計應以政府審計機關為主，在中觀審計中以績效審計為核心，正是體現了當前中觀審計發展階段的要求，同時績效審計的開展可以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進廉潔高效管理機構的建立，可以有效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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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仁萍，王會金，劉國城.基于骨牌理論的中觀審計風險預防機制研究[J].審計研究，2006，（2）：22.

第8篇：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理性預期；博弈論

中圖分類號：F123.1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8-0009－03

源自美國的這場金融危機正使得人們對經濟政策理論進行重新思考。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無效論似乎不再受到世界各國政府的青睞，從美國到西歐、日本、中國，政府對金融領域的全方位干預和救市似乎不約而同。凱恩斯主義者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政府干預經濟似乎理所應當，而主張自由市場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似乎陷入了困境。基于此，重新審視、研究經濟政策的實際效果和影響是有必要的。

宏觀經濟實際上是由所有單個的市場主體的行為組成的，宏觀的經濟政策要產生效果最終必須落腳于各個獨立的市場主體。消費者和廠商是市場主體的主要組成部分。消費者在決定是否購買一種產品或服務時會考慮這種產品或服務所能帶來的效用，在沒有使用這種產品或服務之前，這種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消費者的預期；廠商在決定是否投資時會對未來的回報率做一個預期，廠商在決定是否提供某種商品或服務時會對市場容量也就是需求以及同行供給能力做預期。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經濟體中，消費和投資決定了總供給，而消費和投資總是離不開預期，因此，要對宏觀經濟進行分析必須考察預期，要研究最終作用于所有單個的、獨立的市場主體的宏觀經濟政策也必須考察預期。

無論是凱恩斯本人，還是后來的新凱恩斯主義者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盡管分析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結論不同，但是，他們都非常重視預期的作用。凱恩斯在《通論》序言中說：“人們對于未來看法之改變，不僅可以影響就業之方向，還可以改變就業之數量。”實際上，凱恩斯的整個經濟周期理論也是建立在長期預期不穩定基礎之上的，這在《通論》中是非常明顯的。后來的凱恩斯主義者進一步考察預期，提出了一個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模型――適應性預期模型，認為對當前價格的預期取決于上期的預期價格以及上期價格預期的誤差，并且隨著人們經驗的積累這個誤差對預測效果影響力將不斷縮小。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盧卡斯發展了穆特的理性預期理論并將之應用于宏觀經濟領域，他提出了一個近乎完美的模型――理性預期模型。理性預期模型成功的將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總供給、價格、就業以及公眾對于以上各種因素的預期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盡管該模型未能窮盡一切因素，但是在目前，它可以說是一個囊括預期的最先進的綜合性宏觀經濟模型，是分析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非常簡單而又有效的模型。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預期模型。

令y、g、m、p、u、v、y、g、m、p、y分別表示實際產出、政府支出、貨幣供給量、價格、誤差項、實際產出的預期值、政府支出預期值、貨幣供給量預期值、價格預期值、潛在產出，a、b、c皆為參數。假定奧肯定率確實存在，假設向右下方彎曲的菲利普斯曲線存在或失業率與價格之間存在一種穩定的關系。如下，我們將得到：

y=a*g+b*m+u（1）

ye=a*g+b*m（2）

y-y=c（p-p）+v（3）

y-y=a（g-g）+b（m-m）+u（4）

y-y=c（p-p）+v（5）

y-y=a（g-g）+b（m-m）+u（6）

式子（4）是有（1）（2）得到，式子（3）是該推導過程的關鍵，它的成立依賴于奧肯定率和菲利普斯曲線，又稱為意外供給函數，綜合（3）（4）（5）就得到了所需要的模型（6）。理性預期學派根據式子（6）認為，只要公眾能夠預測到政府的政策，那么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的偏離就僅僅取決于誤差項，也就是說，政策將是無效的。同時，理性預期學派又認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會利用并處理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無論是自己研究分析還是借助于人和專業機構的力量，公眾總能夠對政府的政策做出合乎理性的預期，而且由于公眾都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因此這種預測誤差將會不斷縮小。總之，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宏觀經濟政策是無效的。

理性預期學派的模型推導近乎是完美的，然而，根據該模型得出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觀點卻是值得推敲的。我們首先來看（3）式，盡管奧肯定率的確存在，但在不同的時期產出與失業率之間的函數關系并不是穩定的，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等因素的存在使得這種函數關系具有階段性變化的特征；至于包含了預期的失業率與價格之間的關系，費爾普斯和弗里德曼早已證明了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是移動的。我們再來看（5）式，產出與價格之間真的存在一種穩定的關系嗎？答案是否定的。產出與價格可能是正向的，經濟高速增長時產出大量增加物價也隨之上漲；也可能是負相關系，如滯漲。綜上所述，式（6）的左端必定是不穩定的，甚至具有隨機游走的特點；而式（6）右端政府的政策在較長時間內將是穩定的，因為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門為了使得政策能夠有效必須樹立政策的權威性，而且制定政策需要一個過程，由于菜單成本的存在政策也不會朝令夕改。那么，在公眾能夠準確預測到政策的情況下，誤差項必定具有較大方差。由于大多數人都是風險厭惡者，那么，這個較大的誤差項必然會影響公眾的預期，為了避免風險而采取的理將會使得這種行為本身變的反而不理性，本來理性的預期由于一個較大風險的存在可能變的反而非理性。同時，又存在一部分風險偏好者，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他們也會改變自己的預期，最初的理性預期也變的不再理性。這樣公眾對于政府政策就不再存在一致的預期，分歧的存在使得公眾對于政府政策的預期更加混亂，無法再得到一個準確的結論。因此，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必將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宏觀經濟政策并非無效。

上文已經證明了宏觀經濟政策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然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收到理想效果，以調節總需求為主要手段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對宏觀經濟有利還是有害卻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

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實際上是政府與公眾的一種博弈，政府會考慮公眾對于某種政策的反應，公眾則會考慮政府更傾向于哪種政策。此博弈可以簡單的表示如表（一）。

假設經濟目前正處于過熱狀態，為了避免出現通貨膨脹，維護社會穩定政府往往偏向于實施緊縮性政策，公眾可以接受或抵制。如果公眾接受該項經濟政策博弈結果將是（C，D），如果公眾抵制該項經濟政策博弈結果將是（E，F）。政府為了使得經濟政策產生理想的效果必將對公眾的態度進行預測，假設政府認為公眾接受該項緊縮性政策的可能性為a,則為了使得公眾接受該政策必須滿足C>G。然而，公眾也會預期到政府會對其接受該政策的概率做預測，為了獲得盡可能高的收益，公眾會刻意展示一個似乎是較低的a。反之，公眾也會對政府實行緊縮性政策的概率進行預測，政府亦會預期到公眾對它實行緊縮性政策的概率進行預測，因而會盡量展示一個較低的不緊縮概率值b。然而，這種博弈進行下去往往會得到一種類似于“囚徒困境”的結果，每一方都希望獲得最大收益可最終收益往往并不是最大的。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使得政府制定的政策無法實現最優。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政府與公眾博弈的結果將是滿足（7）（8）兩式的概率值a和b。

a*B+（1-a）*F=a*D+（1-a）*H（7） b*A+（1-b）*C=b*E+（1-b）*G （8）

在決定這個緊縮性政策是否實行的博弈過程中，要保證政府能夠順利實行緊縮性政策，公眾接受該政策必須滿足C>G、D>B。然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使得公眾和政府對a、b進行預測，加之所有的博弈結果也只是出于預測，不同的主體有不同的預測和感覺，這一切使得博弈的結果最終很難達到整體最優。

正是理性預期的存在使得最終的政策結果不再理想，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要么沒有達到理想效果要么加劇了經濟的波動。更為重要的是在反周期的經濟政策往往是滯后的，之所以制定該政策是因為已經出現了該政策能夠起作用的情況，然而當該政策付諸實施的時候情況已經改變了，不斷的博弈更是放大了政策的負面效應。

當政府實施一項宏觀經濟政策時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呢？本文僅以政府實施擴張性政策為例加以分析，至于緊縮性政策的分析過程也是類似的，文中不再贅述。如圖（一）。

假設經濟的初始狀態位于A點，初試的總需求曲線為AD1，總供給曲線為AS1，產出為Y*,價格為P*。當政府實行一項擴張性財政政策時，總需求曲線移動到AD2，此時總供給曲線將如何調整呢？由于公眾能夠預期到總需求的變動帶來的價格上漲，他們必將調整總供給，但由于菜單成本和長期勞動合同的存在，即使公眾（消費者和廠商）預期到了總需求的變動使得價格上漲也不能立即調整到AS3，可能會調整到AS2，此時實現了產出的增長并保持了較低的通脹率，是比較理想的。但是公眾最終會將總供給曲線調整到AS3，此時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無法再實現產出的增長，反而帶來了較高的通脹率。總供給曲線的調整是否會到AS3就停止呢？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為了避免風險、減少損失，公眾的理性預期會變的非理性，總供給曲線的調整完全可能超過AS3到達AS4，此時產出減少的同時物價上漲，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滯漲”。當然，如果公眾預期經濟將繼續穩定增長，經濟發展仍然具有較大的潛力，消費者就敢于借貸消費，廠商就敢于增加投資，從而提高勞動者增加供給的積極性、產品供給也會增加，總供給曲線由AS1向AS5方向移動。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的穩定以及幾次順利的經濟“軟著陸”使得公眾對經濟前景充滿了信心，這些成為近年中國經濟高增長低通脹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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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ased on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XUE Wen-tao

(Graduate Student Collge,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第9篇：經濟政策的作用范文

一、經濟法政策性的重新解讀

1．法律與政策的一般關系。二者在制定主體、制定程序、調整范圍、表現形式、實施方式、社會功能、穩定性等諸方面都有著不同，同時二者又有密切的聯系。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國家政策可以起到法律的作用。一般地說，政策是法律的基礎，國家法律的一部分就是對成熟政策的法律化，而法律化后的政策具有了強制執行及穩定性，給予市場主體更大的合理預期。另外，法律也不能取代政策，法律具有普遍性、抽象性、時滯性。因此需要保持政策的靈活性和具體化以在現實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

2．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特殊關系。經濟法按照它的性質來說，是為了從經濟政策上來滿足經濟法社會協調性的要求，由國家進行干預立法。經濟政策是國家或政黨為指導、影響經濟活動所規定并付諸實施的準則和措施。是政府為達到自己的目的在經濟事務中的有意識的干預。經濟法根源于國家對經濟生活的自覺調控與參與，需及時應對瞬息萬變的經濟生活，以求興利避害，促進經濟快速平衡發展。它的任務是實現一定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要求，從而獲得了比其他任何法律部門更為顯著的政策性特征。經濟法與經濟政策都是國家(政府)經濟意志的體現，都是上層建筑的范疇，都要反映并服務于經濟基礎。從某種程度上說，經濟法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而法律化后的經濟政策更具有規范性和強制性。應保持經濟法(律)的穩定性及經濟政策的靈活性來共同應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復雜多變。所謂制度，無非是形形的法律和組織安排以及經濟政策。所以經濟法與經濟政策互動整合于經濟制度，以共同服務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政策性的內涵相當豐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其綜合性比較強，若將其歸為經濟法的特征，顯然與經濟法的內在本質不相符合。雖然理論界對經濟法的本質仍存有爭議，但有一點是已經達成共識的，即經濟法是以經濟為主線的。如果單純地得出政策性這一特征，未免過于武斷、不夠嚴謹，因此要明確政策性與經濟政策性的差異。作為干預一國或地區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其體現某一時期的政策，必然也應當是與國民經濟密切相關的政策。故不能簡單地將廣義的政策性與狹義的經濟政策性相等同，這是進一步研究經濟法特征的前提和基礎。

二、經濟法存在基礎的經濟政策性

經濟法學界通常認為，經濟法的產生是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相滲透、融合的產物。經濟政策與經濟法的產生原因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系。關于經濟法的產生原因，可以從政治、經濟以及法律自身三個角度來分析，但其中政治方面的原因無疑是經濟法的存在基礎，換句話說，政府失靈現象的存在為經濟法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和機會。根據市場經濟運行的原理，其在運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失靈，而為了彌補這部分缺陷產生了對政府干預的需求，這也為戰后許多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成就所證明。在眾多缺陷中，政策效率遞減是最為基礎的一項，該問題的解決直接影響到尋租行為、官僚機構膨脹等問題的解決。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主要是通過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而任何政策在實施過程中會遭遇到效率的問題，一方面，政府的效率會隨著機構層次的龐大而遞減;另一方面，政策的效率會受到地方主體規避行為的限制。政府缺陷是因政府彌補市場缺陷而存在的，因此，無論是回過頭轉向市場機制還是依靠政府自身都無法根本解決這一問題，這就為法律的存在和發展提供機會和土壤，使法律成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新途徑。經濟政策不但是經濟立法的基礎，而且深深地影響著經濟執法與司法。法律較之政策的穩定性主要來自于其原則性抽象化的概括。因此，成文法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其蘊含有不確定性。同時，法律還具有滯后性。

三、經濟法制度建構的經濟政策性

法于政策無疑是屬于不同的范疇，經濟法于經濟法政策同樣也是。但這并不表示二者毫無關系，經濟政策是國家基于現實的經濟狀況，以誘導經濟向某一方向發展的有意識的行為。換句話說，是作為經濟行政單位的政府的行政原理。經濟法體系中無論就市場規制的角度，還是就宏觀經濟管理的角度，政府適度干預經濟一方面可確保法人、公民的權利;另一方面可對其設定一定的義務。首先，從市場規制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作為市場規制法律制度的核心組成部分，二者可統稱為競爭法。事實上，競爭法與一國的經濟政策密切相關，是實現國家競爭政策的根本手段，因此，它必然以競爭政策的目標作為自己的基本內容，而其實施實質上就是競爭政策的實現。為了使競爭能夠真正成為調節攻擊和優化資源配置的根本手段，各國制定的保護競爭的政策和法律一般對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規制:限制競爭措施、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國家援助和企業合并控制。

四、經濟法目標價值的經濟政策性

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相比，確實具有突出的“經濟性”，因為它與經濟活動、經濟規律、經濟機制、經濟體制、經濟政策、經濟杠桿、經濟制度等都有著直接而密切的聯系。經濟法所追求的目標是公平與效率的兼顧，是對私人利益與社會的協調保護，是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因此，經濟法既不同于注重保護私人利益的傳統私法，也不同于強調保護國家利益的傳統公法，它更追求一種從資源配置到財富分配、從調整手段到調整目標的和諧或協調，這種追求是經濟法的一種基本理念，是經濟法不同于傳統部門法的一種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