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財政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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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最新的財政政策范文

財政政策的趨緊

歷史上美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時同向，有時則背馳，其接軌之處是美國實體經濟的表現。

自美國次貸危機和雷曼破產引發的金融海嘯爆發以來，為救市、救經濟，美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一同走上極度寬松之路。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在2009和2010財政年度分別達到相當于GDP的9.8%和8.7%，這是至少4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聯邦政府總負債在2012年也升上相當于GDP 102.7%的水平。美聯儲繼2008年12月把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減至零以后，進行了三輪購買債券的量化寬松，第三輪更是開放式的量寬。在這樣進取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下，美國經濟今天才能恢復約2.0%的實質增長，失業率也從10.0%的高位回落至7.2%的水平。

但時至今日，美國的財政政策已經走到盡頭。盡管關于美國政府債務上限的分歧有共和和民主兩黨理財哲學之爭的成分，但無可否認美國政府財政的惡化已經到了不能不治理的地步。在內部，美國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體制令其自1917年開始便有關于聯邦政府債務上限的立法，對美國財政部可以舉債的規模從立法上進行制約。目前，全球發達工業國當中僅有美國和丹麥仍保留有這樣的制度。考慮到美元大半個世紀以來的首要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以及美債的全球重要性，這樣的限制有勝于無。在外部，過去五年美國政府債務已經膨脹到高危水平。根據IMF的統計，美國政府總債務和凈債務相當于GDP的比率在2012年分別升至102.7%和84.1%，而在2008年，其水平才是73.3%和52.4%。過去幾年深受歐洲債務危機困擾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總債務及凈債務相當于GDP的比率在2012年時分別為127.0%和106.1%以及85.9%和73.5%。這就是說若非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政府恐怕早已爆發債務危機。正是在內外雙重制衡下，未來美國的財政政策必然趨于收緊。

自今年初開始激活的自動削赤為一項永久性措施，而預算、政府部分關閉以及暫時擱置債務上限等就為臨時性措施。在這些措施之下，加上美國經濟持續溫和復蘇，美國政府財政赤字顯著收縮。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對于2013和2014財政年度美國政府財赤的基本預測是相當于GDP的4.0%和3.4%，而IMF的有關預測則是5.8%和4.6%。如能實現，較2009年和2010年的記錄赤字無論是絕對金額還是相對比率均顯著下降。至于CBO及IMF關于美國政府總負債相當于GDP的比率，在2013年和2014年則分別預測為100.0%和100.0%，以及106.0%和107.3%，也從前幾年急升開始穩定下來。這些都顯示美國的財政政策從極度寬松開始回歸中性。

貨幣政策的支持

目前美國經濟僅增長約2.0%左右，恐怕難以承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同時收緊。結合輕重緩急的考慮，美國貨幣政策在需要立即調整的壓力相對較小的情況下尚有繼續保持寬松的空間，因此預料未來一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仍將維持極度寬松的狀態，其退市將押后。

未來數月美國的財政角力無非有三種可能結果﹕一是新一年預算順利通過、債務上限也得到調升的最佳結果，但在目前兩黨爭持不下、明年底將進行中期選舉的背景下，這一結果出現的可能性偏低。二是債務上限得不到調升、美國出現短暫技術性違約的最壞結果，但鑒于其經濟乃至政治殺傷力巨大，美國歷史上黨派之爭從未敢犯此險，故出現這一結果的可能性也偏低。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是給問題提供臨時性解決方案，共和和民主兩黨各有讓步，聯邦政府還是有可能再次短暫部分關閉，至于債務上限則在新的死線之前做有限度調升，在中期選舉過后不久又將再次交鋒。

這樣一來，財政政策及其對美國經濟及金融市場的影響便十分不確定，既然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要服務于最大限度的就業及物價穩定的雙重目標，而且其政策還會向前者傾斜，那么市場原來以為明年年中會停止買債的決定就可能會推遲至2014年年底，而利率正常化的激活或將從最早于2015年上半年展開推遲至2015年下半年，而且其退市的失業率和通脹預期門檻相信還會進一步提高。

貨幣政策的可持續性

美國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之所以仍然有維持不變的空間主要由于在美國內部，其失業率降至7.2%，非農業職位也持續增長，只是增長質量卻仍然不佳，失業率的下降相當程度上來自失業者退出尋找工作的行列，而職位的增長也主要集中在低收入職位之上。加上最新的CPI僅升1.5%，因此最大限度的就業及物價穩定兩大目標都沒能施加貨幣政策實時要收緊的壓力。而在外部，對美聯儲維持零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的異議在美元并沒有出現持續和大幅貶值的情況下也有所減輕。事實上，可供出售的美國國債逾半為外國投資者所持有，在美聯儲5月放出退市風聲之后，美國10年期國債收息率從1.39厘的谷底一度回升一倍，目前仍高居于2.52厘，這是美國國債的持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故美聯儲延后退市在短期而言反而是利好美國國債投資者的。

第2篇：最新的財政政策范文

■ 中國貨幣政策動態微調的含義

中國貨幣政策動態性微調的含義,依據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二季度)》的解釋,是在繼續堅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微調,從“合理”向“適度”過渡。因此,當前中國貨幣政策微調的動因,恐怕需要從“合理”和“適度”上來理解“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微弱變化。由此可見,微調后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義上的“適度”,不同于前期的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因此,當下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動態性微調,既不能理解為中國現行貨幣政策導向將要發生根本性變化,也不能簡單地視為中國現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延續將一成不變。

自去年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以來,政策的力度不斷加大,效果也日漸明顯,貨幣政策“慣性”的后續效果將進一步顯現出來。但另一方面,“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執行力度的不斷加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逐步演變成“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真正意義上的“適度”成分明顯減弱,導致今年前7個月貨幣投放量屢創新高。據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去年9月以來新增人民幣貸款總額一次又一次被改寫,到今年3月份創下歷史天量,達到1.89萬億人民幣,2009年前7個月接近8萬億人民幣。顯然,在前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驅動下,已然導致中國信貸增長規模不斷擴張,貨幣流動性持續寬裕在中國股市和樓市表現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視為極度寬裕,股市和樓市“體驗”更多的是擴張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并非“適度”。而在實體經濟則完全不同。據近期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宏觀經濟數據表明,7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和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均為負數,并同比創出新低,與此同時7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明顯放緩。從這一組數據看,CPI和PPI的持續負增長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放緩,一方面表明目前中國整體經濟復蘇仍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特別是實體經濟的狀況不容樂觀;另一方面,7月份CPI和PPI以及固定資產投資與中國股市和樓市的火爆形成巨大的反差。顯然,前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面“傾向”了中國的股市和樓市,并未對實體經濟帶來更多的“實惠”,資本市場的擴張與實體經濟的收縮形成的鮮明對比,意味著資本市場泡沫正在不斷聚集,而實體經濟則不盡人意。因此,中國在資本市場流動性寬裕和實體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否延續下去,還是改弦更張,需要進行認真的論證和謹慎的選擇,貨幣政策的取向就成為中國貨幣當局適時考慮的問題。

■ 中國貨幣政策微調的背景

依據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與金融形勢,在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適度寬松”依然是支撐“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貨幣政策,需要延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經濟與金融形勢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然而,在美元貶值,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反彈,通脹預期抬頭,以及大量信貸資金不斷涌入股市和樓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中國貨幣當局的高度重視和警惕。

從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與金融形勢看,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隨著“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如果美國等有關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特別是美元和歐元作為國際支付的主要貨幣,并且各國的外匯儲備都以其為主。在美歐“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下,一旦新一輪危機降臨又對本國貨幣缺乏信心時,其他國家必然要使用外匯儲備來注資救市,這可能導致外匯“泡沫”被進一步放大。外匯“泡沫”放大的同時,金融危機在全球的影響也會增大,世界經濟將有可能被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和主要貨幣波動的惡性循環所困擾,各種危機爆發的頻率也會進一步提高。而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將對我國產生更大的影響,其中更多地體現在國際儲備資產價值、國際結算和能源等大宗資源類商品上漲層面上的風險。外匯儲備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各國用于國際收支結算和防范金融風險。如果外匯儲備風險加大,外匯儲備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證,在國際收支結算中的損失難以估量,同時本國金融安全性也相應降低。

■ 需要適時調整政策力度

由于世界上主要貨幣已經進入“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時期,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無疑中國現行的貨幣政策面臨著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是經濟尚未全面復蘇,全球性金融危機仍未見底,尚存諸多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是潛在的通脹已有所抬頭。由此,“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落實既要有一定階段的連續性,也不可對已經出現的通脹苗頭視而不見、聽之任之。因此。優先考慮可支撐經濟持續復蘇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選擇。當然,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結束的情況下,增加貨幣的投放量和放寬信貸是刺激經濟復蘇的必要措施,這是“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來全球經濟復蘇過程將極有可能與全球性通脹風險同時出現,政策導向需要與形勢的發展相適應,而不是“滯后”,并加強市場追蹤監測,把握調控的力度,這是“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現階段“適度”的一面。為此,近期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進行動態微調的表態,防范潛在通脹風險的意圖十分明確。在繼續堅持“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微調,力圖把握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力度和節奏,從“合理”過度到“適度”。這意味著,中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經在中國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中國國內市場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

第3篇：最新的財政政策范文

2011年距離08年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三年，全球經濟在快速復蘇后并沒有進入穩定增長的階段，而是進入了“新的危險階段”.從2011年8月份希臘債務危機開始，歐美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特別是進入9月中旬，由于聯合國、IMF、經合組織再次下調全球經濟預期，標準普爾指數下調意大利評級，美國國債危機事件的發生等對世界經濟的復蘇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歐洲債務危機的蔓延和發酵已演變為一場信心危機，導致全球市場動蕩.在全球市場悲觀情緒籠罩中，9月26日，美國期金跌至1581美元/盎司，三個交易日內暴跌200多美元，堪比2008年金融危機.由于對經濟的憂慮在全球蔓延，各國股市表現糟糕，道瓊斯指數創下單日下跌近400點的最新記錄，歐洲股市連續三周重挫跌至26個月最低位，日經指數收挫至兩年半最低位.從2011年1至8月各主要經濟體的CPI數據上看全球通脹局勢依然不容樂觀.對經濟的憂慮并沒有緩解已經高企的通脹局勢，美國CPI依然處于3.6的歷史高位，歐洲主要國家通脹均為歷史高點.亞洲國家通脹局勢也日益嚴峻，其中越南今年6月CPI已攀升至22，印度接近9的高點，韓國、新加坡均已超過5，遠高于政府預期[2].在全球經濟進一步放緩的背景下，高通脹引發世界各國對經濟“滯漲”的擔憂.

2世界經濟危機的蔓延

2.1國際金融危機

由美國次貸危機的發展而演化成了一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此次金融危機，一般認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為美國次級房屋信貸危機爆發后，投資者開始對按揭證券的價值失去信心，引發流動性危機，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許多大中型金融機構以此來挽救金融業的衰敗，振興投資者對銀行業的信心.隨著金融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實體經濟危機.2008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實體經濟卻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高開放度的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外貿依存度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是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而美國則是我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發達國家，全球金融危機直接導致外貿出口的減少，中國內地企業投資額也間接受到影響，消費額有所下降，市場受到外部波動[2].中國是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國家，進口的減少與出口增長速度的大幅度降幅嚴重影響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與穩定，企業規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國債務危機

2011年5月16日，美國國債終于觸及國會所允許的14.29萬億美元上限.金融危機使美國的財政赤字額大幅度增長，國債記錄不斷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余額為13.58萬億美元，GDP占比約為94%，同年年底一舉突破14萬億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發債余額僅剩2180億美元的時候，美國國會未就提高上限達成一致.終于，在2011年5月，美國國債觸頂，開創了14.29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來固若金湯的美國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場動搖后，引發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價格連續走低，美元匯率大幅波動.美債危機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動搖世界對美國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場變得更加不明朗與不確定.它將對當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擊，甚至有引發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可能[3].美國債務危機將給國際市場增加不確定性及風險，將沖擊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對外投資決策與現有經濟政策.因為美國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性危機，可能導致美歐經濟出現第二次衰退[4].為應對這種不確定性，我國可能不得不重新評估國際經濟形勢，相應地調整政策.美債危機是一個時間特征點，標志著西方社會經濟復蘇的努力再次失敗.

2.3歐洲債務危機及歐元危機

歐洲債務危機最先開始于希臘的債務危機，全球三大評級公司于2009年下調希臘評級，希臘債務危機嚴重，政府面臨破產，歐盟是經濟一體化的組織，經濟關聯度高，自2010年起歐盟各成員國在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整個歐盟都受到此次債務危機的影響，出現經濟衰退，失業人數增加的現狀.以德國為主的歐元區的各大國已經感受到債務危機的嚴重性，歐元不僅大幅下跌，直接導致歐洲股市跌停，歐盟在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面臨著“體系的崩潰與聯盟的解體”.希臘財政部長稱，鑒于此次危機的嚴重性，希臘需要約90億歐元資金才能勉強度過危機[5].但是歐洲各國在援助希臘問題遲遲達不成一致意見，4月27日標普將希臘評級降至“垃圾級”，危機進一步升級.歐洲是世界高端設備制造業大區，歐債危機引發的經濟動蕩降低了歐洲對于大宗資源商品的需求，導致資源品價格下跌.國際資本回流美國本土與資源品需求下降導致資源品價格下跌有利于緩解中國的輸入型通脹壓力與降低海外熱錢推高中國資產價格泡沫的風險；歐盟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歐債危機導致歐元持續貶值，直接降低了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為了緩解債務危機，歐洲各國不得不收縮其財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縮小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減少對于中國產品的需求.

2.4中國經濟的發展現狀及地位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家（美國、中國），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美國、歐盟、中國），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在美國和歐盟都存在經濟危機的隱患時中國的經濟運行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中國能否成為一個好的全球“經濟消防員”，不僅是應對外部局勢，還是如何保持國內經濟的良性運轉，作為一個開放經濟大國，國內經濟運行形勢會通過一系列的對外經濟交往，經過傳導效應傳輸給世界.

3蒙代爾經濟政策的搭配與斯旺政策搭配理論

3.1蒙代爾經濟政策的搭配

蒙代爾（1962）在《適當運用財政貨幣政策以實現內外穩定》報告中，提出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時實現內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學說.他強調：“政策工具應該指派給其最具直接影響力的政策目標，如把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目標，把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目標[6]”，這就是蒙代爾的“政策指派法則”.在固定匯率制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假定條件下，蒙代爾的“政策指派法則”.蒙代爾經濟政策的搭配的具體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論

4中國經濟政策的選擇

4.1中國目前的經濟政策選擇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于國際需求方面，當然也會影響中國的國際收支，美國債務危機主要影響在中國的國際收支方面，外匯儲備的安全問題以及由此應引致的貿易問題，具體在于美國對中國的需求[7].歐債危機直接影響在中國的國際收支和由此導致的中國國際需求減少問題.雖然中國受到諸多金融危機的威脅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優勢使得國的產品在世界市場競爭力非常強勁，中國即使在并2008年危機時依然保持者雙順差，2009年，中國進出口總額22072.2億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總額12016.6億美元，下降16.0%；進口總額10055.6億美元，下降11.2%，貿易平衡狀況進一步改善，資本項目順差1,808億美元，比上年（463億美元）增加1345億美元，貿易無論是從相對量還是絕對量在危機的時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國目前還是處在蒙代爾指派中的第III區間斯旺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第IV區間（如圖中A點），那么中國的政策選擇是：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和擴張的貨幣政策.但是實際情況還要復雜的多，所以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適合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

4.2中國實施寬松財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從國內均衡來看

從需求角度上來看：中國目前國內通脹壓力比較大，國內的通貨膨脹主要類型是結構型通貨膨脹，結構型通脹的主要特征是：在沒有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的情況下，只是由于經濟結構因素的變動，也會出現一般價格水平的持續上漲，而物價上漲是在總需求并不過多的情況下，而對某些部門的產品需求過多，造成部分產品的價格上漲的現象,如鋼鐵，豬肉，樓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國的通貨膨脹并不是中國國內投資過熱導致的，所以緊縮的財政政策會加重國內的投資不足問題，致使國內的供給進一步減少，需求的不到滿足，反而會使通貨膨脹會更加嚴重.

4.2.2從供給的角度來講

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的實施，在支出增減政策上會減少國家對經濟建設的支出，抑制經濟投資，社會總供應不足，繼續會影響以后額經濟增速.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有穩定的經濟環境，緊縮的財長政策會使得中國國內經濟形勢急轉而下，打擊國內外的投資熱情，外資抽逃或者選擇其他的更為理想投資地，中國的物資短缺進一步嚴重，經濟增長緩慢，也不符合國家長期發展計劃.

4.2.3從國際的角度來考慮

緊縮的財政政策會使得國內通貨膨脹變得越來越嚴重，在支出轉換政策上本幣繼續貶值，外匯匯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趨勢，但是國內的投資比較少，國外的需求會導致新的通脹壓力，并且，通過外匯的貶值來促進貿易的增加會惡化貿易條件，有可能產生貧困化增長效應.外匯的貶值也會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非人為地增加，國際收支逆差繼續增加，肯能會導致貿易相關國的“貿易戰”和“匯率戰”.

4.3中國需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擴張性貨幣政策指政府通過擴大貨幣供給量，從而降低利率水平，提高經濟增長水平，促使均衡的國民收入增長.在經濟衰退期采用擴展性的貨幣政策可以促進經濟的復蘇，通過降低利率，使消費和投資得到增長；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物價水平，從而避免通貨緊縮的出現[8].2010年底中國提出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取代持續了兩年之久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使用由此進入到一個相對頻繁的時期.在去年四季度，央行進行了一次加息和三次準備金率上調操作.中國目前的主要目的還是國內的結構性通脹治理的問題，擴張的貨幣政策會是利率下降，國外游資進入中國，進一步加大中國的國際收支差額，國際收支差額的增多意味著機會成本的增加，過高的機會成本對于一個亟須經濟持續發展的國家來說不是資金的有效利用方式.此外，外資的進入會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增加，在現行的經濟政策下，人民幣升值會帶來一些列更多的經濟問題比如說：對外出口減少、國內失業增加等.

第4篇：最新的財政政策范文

一、全球經濟雖然在緩慢復蘇，但下行壓力較大。

今年4月，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前夕，2016年第二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于4月14日至15日在華盛頓舉行。此前，4月12日，IMF再次下調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這是過去這幾個月以來，IMF連續下調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曾由3.6%下調到3.4%，再于4月12日，進一步下調到3.2%。2016年剛剛過去3個多月，IMF就對全年經濟做出3.2%的增長預期，這已經非常接近于2015年全球經濟3.1%的實際增長率，而且還有進一步下調的空間，值得警惕。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

二、貿易增長更為低迷，提高國貨質量至關重要。

在IMF下調全球經濟增長率的同時，世界貿易組織（WTO）把2016年度全球貿易增長率下調到2.8%，與2015年全球貿易增長率持平。這是全球貿易增長率連續3年低于已經低迷的全球經濟增長率。而且全球貿易2.8%的增長率也大幅度低于過去20年間全球貿易年均5.2%的增長率。

更具挑戰的是，2015年是多年來發展中國家貿易增長率首次低于發達國家貿易增長率。由于發展中國家往往是通過貿易促進本國經濟以較快速度發展，所以全球貿易的這一新的特點值得高度警惕。

中國要在對外貿易上做更大努力，包括推動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的轉型。在發展實體經濟方面，一定要保持住當前的發展勢頭，保持住在全球貿易格局中的所占份額。2016年，要通過企業等各部門的共同努力保持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的地位；要通過供結側的結構性改革來提高“中國制造”的產品質量，提高“中國制造”在世界市場上的信用，用質量來保障全球市場中份額的進一步擴大。

客觀地說，這個任務非常艱巨。因為現在包括美國、歐盟等在內的西方主要經濟體，已從過去“支持經濟全球化”的政策立場上表現出倒退到一種相對孤立主義的傾向。無論是在美國大選，還是在西方其他國家的大選中，孤立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苗頭和傾向都表現得很明顯，值得高度警惕。

所以維護多邊貿易體制，通過提升產品質量以擴大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就非常重要。

三、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政策協同發力，以穩定市場預期，增進投資者信心。

今年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公報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強調結構性改革。G20首次提出，要在單個國家和G20集體層面，運用結構性改革政策，不能只單純依賴貨幣政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宣示。因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走出危機主要靠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利率降為零時，發達國家通過進一步印發鈔票來增加貨幣供應量、增加市場流通性以促進經濟復蘇。

但是近七年以來，這一政策走到盡頭。單純依靠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把利率降成負利率也解決不了經濟結構中存在的根本問題。所以，各國要運用結構性改革政策，而且一些財政政策有空間的國家，要適度增加財政赤字，提高財政政策的效率。這就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的協同發力。

今年，中國將發揮G20主席國的領導力，在國內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是客觀而言，改革本身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所以在調整的過程當中確實遇到一些難題，需要克服。

現在貨幣政策方面面臨“兩難”局面：一方面靠進一步寬松的貨幣政策，降成負利率肯定走不通；另一方面，美聯儲已啟動利率正常化進程，就會保持這一勢頭，那么美聯儲利率正常化帶來的流動性緊縮又對全球市場產生直接的影響，包括對美元、歐元、日元和人民幣等貨幣的匯率都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近期，有跡象顯示美聯儲有可能在6月份再次提高利率，雖然提息幅度很小，是0.25個百分點，但國際資本市場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波動。目前，市場非常敏感，發達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如何調整，對市場信心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正是由于目前市場高度的敏感性，市場波動程度往往超過經濟基本面的表現，或者說市場波動不能完全反映經濟基本面。一些國家經濟基本狀況總體可以，但是相關市場的波動往往與其基本面脫節。所以，穩定預期、增強投資者信心，也成為G20促進全球經濟復蘇進程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政策考慮。

在這個過程中，“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就變得至關重要。這也是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公報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最終公報的形成也是G20所有成員共同努力的結果。

四、新興經濟體面臨較大困難。

今年，新興經濟體面臨著較大困難，盡管中國和印度保持著良好的經濟增長勢頭。在4月12日的報告中，主要經濟體里面，IMF僅上調了中國的2016年度經濟增長預期，印度的增長預期維持不變，西方主要經濟體的增長預期全部都被下調了。俄羅斯和巴西兩個主要的新興市場，經濟增長預期均被下調，兩國現在面臨著比較大的困難。

在IMF的最新預測中，俄羅斯2016年經濟增長預期被下調了0.8個百分點，由此前的-1%進一步下調到-1.8%。巴西經濟在國內政治和自身經濟結構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下，連續衰退，2016年度經濟增長預期由此前的-3.5%進一步下調至-3.8%。

俄羅斯和巴西是金磚國家中的兩個重要國家，而且是全球的重要原材料生產國和供應國。所面臨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自身經濟結構方面的不合理。所以，結構性改革對這些國家同樣非常重要。近期，原油和鐵礦石的價格不斷下降，現在雖然有所穩定但未來情況仍很難預測。所以，單一的經濟結構，只靠原油出口、礦石出口，不利于一國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即使是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在國際經濟的大框架下，有關產品價格一旦出現大的波動，其經濟就將面臨巨大壓力。所以，在西方發達經濟體面臨挑戰的同時，一些新興國家經濟體也面臨著挑戰。

五、地緣政治風險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在進一步顯現。

第5篇：最新的財政政策范文

中國的出口目前應該主要受全球貿易的影響，政策的作用空間比較小。波羅地海指數2012年以來在低位有兩次反彈，目前再次向下，由此預測未來一年的全球貿易前景是難以樂觀的，因此中國的出口在未來一年也是難以樂觀的。我們必須依靠內需。

消費品零售額的增長幅度一直比較穩定，貨幣總量的增長和貸款的增加也在低位徘徊，貨幣政策的態勢沒有本質的變化，CPI環比的小幅度回升與食品價格的增長有一定聯系，而主要不是受到消費需求的影響和貨幣因素的影響。

2012年5月后，政府主要使用增加投資的刺激政策有一定成效，主要體現在工業增長的回升和工業品出廠價格的回升。從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環比數據看，2012年11月份的環比增長速度是2012年4月份以來最低的，從5月份到11月份形成一個向上的周期波動。考慮到政府的刺激政策大約在2012年5月份開始實施，以增加投資為主要手段，這應該是過去幾個月數據改善的主要因素。未來幾個月投資的環比增長趨勢是判斷2013年經濟增長的重要依據。現在看，再次形成向上周期波動的可能性并不大。這一輪投資增長回升的幅度正在減弱。如果上述邏輯成立，則上述工業增長的回升和工業品出廠價格的回升也會減弱。

近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2013年的宏觀政策基調：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雖未公布2013年的經濟增長目標，但從各方面的消息和新一屆政府關于經濟增長的提法，估計2013年GDP增長的目標是7.5%，CPI目標是3.5%。有消息說，2013年新增信貸有望在9萬億元左右，較今年增加5000億元至8000億元，債券等直接融資工具在明年有望發揮更大的作用，債券發行量預計達2.1萬億元。從去年中國經濟的形勢來看，今年7.5%的年度經濟增長目標未必很容易達到，而新增貸款和債券發行的目標也不是很容易達到，主要原因在于目前企業債務的積累，銀行不良貸款率的上升和其他信用風險的積聚。如果過于勉強追求這樣的融資目標，則可能導致債務積累更加惡性的發展，隱藏更大的債務問題和信用風險。

2013年財政資金將會投入更多。國內光伏產業的債務問題惡性爆發已有一段時間，曾經聽到很多地方政府試圖救助的消息，最終看到的是中央政府的“出手”。比較關鍵的政策是與財政有關的三項：1.對分布式光伏發電實行按照電量補貼的政策；2.完善中央財政資金支持光伏發展的機制；3.光伏電站項目執行與風電相同的增值稅優惠政策。顯然這些政策都是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錢或減少稅收的政策。同樣在2012年，中央財政實際投入了600億元用于支持鐵路建設。按照規劃，2013年的鐵路建設投資不會低于2012年，而鐵路部門銀行貸款與發債的能力正在受到越來越大的約束，因此鐵路部門也在呼吁更多的中央財政資金的投入。其他許多方面都可能要求更多的財政資金的投入，如養老金等。

2009年的“4萬億”后，中國金融體系的信用風險已開始逐漸暴露。例如上述光伏產業的問題和在信托產業不斷出現的信用事件都預示著隨著債務的不斷積累，信用風險在各個方面也逐步體現出來。根據銀監會《商業銀行主要監管指標情況表》顯示，截止到2012年三季度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連續四季度上行。其中股份制銀行2011年四季度至2012年三季度不良貸款率分別為0.6%、0.63%、0.65%、0.7%。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2012年10月19日《2012年第三次經濟金融形勢通報會上的講話》指出，近期不良貸款暴露呈現加速擴散的勢頭，要求重點關注船舶、電力、光伏、鋼鐵及鋼貿等行業以及沿海地區的風險暴露。

除了信用風險外，操作風險的問題也在發展。有銀監會人士透露，在最新季度經濟金融形勢通報會上，銀監會主席尚福林透露了對目前銀行業操作風險的擔憂，他指出，“今年以來，銀行業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都呈現上升趨勢。”這已是他本人連續三個季度強調金融機構的操作風險了。來自監管部門的資料顯示，2012年上半年，涉資千萬元和億元以上的案件數量與涉案金額同比均顯著增長，信貸領域案件較為突出，外部騙貸手段呈現多樣化，票據領域爆發重大惡性案件，銀行員工參與民間借貸、非法集資引發的案件頻發。隨著實體經濟，尤其是部分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大額授信企業負責人失蹤、跑路或被刑拘等引發的案件風險持續爆發，前期民間借貸活躍的浙江、內蒙古等地，因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風險還在向銀行業傳遞。部分銀行管理人員出于眼前利益，在企業已經面臨違約的情況下，內外部勾結，寄希望于通過借新還舊的方式，幫助企業掩蓋風險，最終加劇了銀行損失的程度。

以上所羅列的這些問題所導致的損失當然需要銀行來消化，但也有相當的部分未來需要通過財政資金來解決（例如鐵路投資所導致的巨額債務）。因此從某種意義上看，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未來的狀況可能是緩解債務積累問題，保持一定經濟增長速度的重要因素。在以前一些年，經濟增長比較快，政府財政狀況也比較好，因此財政有一定的盈余可以用于未來，這是非常必要的，這些錢將必然在未來用于以上所述的各種用途。由于未來無論是中央財政還是地方財政都不可能恢復到以前的好時光，所以中央財政未來逐漸增加發債是必然的，而地方政府發債的情況還要取決于法律的調整，增加地方債的發行也是有必要的，但如何償還則是大問題，包括以前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如何償還，也在逐步提上日程。

第6篇：最新的財政政策范文

正如國務院總理在部分省（區）經濟形勢座談會上所言“二季度我們的經濟開始穩中向好”，最新的宏觀經濟半年報用一系列企穩回升的數據印證了這一點。

7月15日上午國家統計局召開了2015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會。數據顯示，一、二季度我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均為7.0%，從而令上半年的GDP增速得以在內外承壓的局面下，守住了保7的增速關口。

多跡象企穩

多項數據為經濟企穩背書。

上半年政策發力最猛的領域――商品房市場銷售開始顯現效果：銷售面積由負轉正，上半年全國同比增長3.9%，其中6月份增長速度尤其快，達到 16%。銷售額方面，一季度還是同比下降9.3%，二季度就出現了2014年以來的首次正增長，且增幅高達10%。

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帶動家居類消費的增長。家具、建筑裝潢材料、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的消費比去年同期高出1.6?2.8個百分點。

此外，進出口數據均于6月出現見底回升，尤其是進口，雖然仍在下滑，但降幅結束了連續5個月的兩位數下降，足以說明國內需求正在逐步抬頭。

正是有了這些企穩因素，在經濟下行的大趨勢下，就業穩住了：上半年全國新增就業718萬人，半年已完成全年目標的71.8%。

4大信號顯新常態

對比半年報中的細分數據可以發現，經濟質量的一些內在變化正在悄然發生。

一是三大產業的結構調整已開始顯現成效。上半年第三產業增長8.4%，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為49.5%，比上年同期提高2.1個百分點，上升到歷史新高。

細分產業上看，新興產業的發展很“給力”。例如“互聯網+”，上半年全國網上零售額的增速，超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8.7個百分點。像智能電視、鐵路機車等產量更為迅猛，二者在1?5月份產值的增幅分別達到59.9%和90.8%。

二是非公經濟的活力更為強勁。上半年，非公經濟的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速比整體數據要快1.8個百分點。企業利潤更是差距明顯，在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滑0.8%的情況下，私營企業的利潤則實現了6.2%的逆勢增長。

三是居民收入增速繼續跑贏GDP，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義增長9.0%，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6%，明顯高于GDP增速。

四是GDP能耗正在加速下降。今年上半年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9%，超出去年同期的下降幅度1.7個百分點。

投資動力堪憂

增速企穩，質量向好，這樣的局面能維持多久？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乏力暗示著未來一段時間經濟改善的內生動力不足。

1-6月固定資產投資增11.4%，比去年同期下降5.9個百分點，降幅不可謂不大。

其中，房地產投資震蕩最劇烈，由于大部分城市仍在消化庫存之中，銷售的回升并沒有帶動起房地產的投資，其投資增速比去年同期大幅減緩了約10個百分點。

制造業投資同樣一直處于下滑通道，從去年同期14.8%的增幅逐季降至目前的9.7%。

6月的基建投資出現些許亮點，比1?5月份環比提高了1個百分點。但這一點增長是在“40號文”保在建工程、監管部門允許借新還舊、企業債不許違約表態和PPP加速簽約等一系列政策“拉扯”下才取得的。后續政策如何維持這種強心劑效力，要打一個問號。

財政支出后勁何在

大多數分析人士認為，目前，宏觀經濟的自身動力尚不足以將企穩態勢維持下去，穩增長“藥不能停”。然而，上半年的宏觀調控路數可能面臨彈藥不足，穩增長需要調整思路。

財政政策方面，伴隨著財政支出增加，財政存款正在不斷減少。中國人民銀行（下稱“央行”）最新的數據顯示，今年6月我國財政存款比上月減少了2552億元。

此外，雖然國家發改委等部門正在加大批復地方項目的力度，但截至5月底，基建方面中央預算內投資已下達了全年目標的 90.8%。這些都預示著未來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支撐力度要明顯減弱。

在這種局面下，財政政策在下半年怎么穩增長？有兩條路可走。

一是通過建立合理的投資回報和保障機制、降低準入門檻并拓寬民間投資和行業范圍等措施，推動PPP項目落地。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估算，目前各地PPP項目的簽約率可能只有10%左右。而6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仍在呈下滑態勢，盤活民間資本還有很大空間。如果能夠讓大部分PPP項目真實落地，基建投資將不再是難題。

二是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問題，從而拉動地方項目的啟動，這主要靠萬億元地方債務置換。上半年屢屢曝出的地方過低利率水平是不可持續的，因此財政部門應盡快出臺規范性文件，糾正這種非理性現象。

貨幣政策還有多少空間

2014年1月以來，央行先后4次降息、2次降準，期間還有定向降準。力度雖大，但效果有限。央行數據顯示，上半年新增社會融資8.81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減少1.46萬億元。

況且，存貸款利率已經降至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下半年繼續靠“雙降”來刺激經濟增長的空間和效果已經不大。

那么，貨幣政策何以發力？多數分析人士認為應轉為更加精準、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彌補財政不足，同時避免過度放水帶來副作用，例如正在醞釀的2000 億元貸款支持融資平臺計劃。

農業銀行戰略規劃部報告認為，央行還應進一步加大定向再貸款，增加PSL、MLF等工具的使用，引導商業銀行降低對三農、小微、保障房、國家重點投資項目的貸款利率。

全年保7可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認為，伴隨著財政與貨幣政策能夠持續發揮效力，下半年穩投資的效果就會更加明顯，固定資產投資預計將在下半年表現出更加趨穩并略有回暖的態勢。

第7篇：最新的財政政策范文

摘要：構建宏觀審慎監管的制度框架已成為我國金融監管改革的核心議題，而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實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關系，因此急需解決金融業監管的協調問題。本文首先分析了自2007年以來國際和國內金融監管趨勢的變化，并闡釋了宏觀審慎監管的政策內涵及框架；其次分析了國內金融業協調監管的現狀和不足，進一步說明了金融業協調監管機制的必要性；最后分別從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有效結合、宏觀審慎監管與宏觀政策的協調配合以及宏觀審慎監管的國際間合作三個方面提出了解決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下的協調監管問題的對策及建議。

關鍵詞：宏觀審慎監管；微觀審慎監管；協調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3）04004905

在后危機時代，注重防范和應對系統性風險的積累和爆發，構建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已成為全球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關鍵環節。“十二五”規劃也已明確提出，我國要構建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預警體系、評估體系和處置機制，這充分表明了我國金融監管方向和理念的重大變革。宏觀審慎監管的政策目標就是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機對宏觀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它既不等同于宏觀的貨幣、財政政策，也不同于對微觀層面金融機構的監管，因此，它不僅需要一系列對單個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同樣也需要與匯率政策、利率政策、行業政策以及一些逆周期政策在內的調控和監管政策的配合。宏觀審慎監管具體政策的實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關系，因此如何解決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下金融業監管的協調問題，對于保證各政策層面宏觀審慎監管目標的一致性、監管工具的有效性，以及監管政策的最終實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金融監管趨勢的變化：從微觀審慎到宏觀審慎

金融監管之中的微觀審慎和宏觀審慎概念的區分由來已久，國際清算銀行總裁 Andrew早在2000年就曾明確提出將“金融穩定劃分為微觀審慎與宏觀審慎兩個維度”[1]。微觀審慎監管關注個體金融機構經營的安全邊際，它的目標是降低個體金融機構破產的風險；而宏觀審慎監管更關注宏觀層面的系統性風險，它的目標是降低整個經濟體系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成為國際金融監管趨勢變化的轉折點。危機發生前，多數國家主流的監管理念來源于巴塞爾協議以資本監管為核心的監管思路，然而隨著次貸危機的爆發，并迅速蔓延至全球，人們普遍意識到僅僅關注單一機構穩健性運營存在重大的缺陷，各國的金融監管由微觀審慎轉向了宏觀審慎的監管理念。

1 宏觀審慎監管的提出和內涵

“宏觀審慎監管”概念的提出，最早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1979年6月，庫克委員會（Cooke Committee）在一份工作文件中首次提及了“宏觀審慎”（Macro-Prudential）這一概念，當時主要針對的是國際銀行業快速發展所面臨的風險管理問題，強調與宏觀經濟方向有關的調控與監管。80 年代中期，國際清算銀行（BIS）也同樣將這一概念運用在國際銀行業，在公開文件中又正式提出了“宏觀審慎監管”一詞，主張維護整個金融系統安全穩定，降低整體的系統性風險[2]。但由于當時全球金融、經濟一體化程度較低，系統性風險主要集中在銀行，國際上普遍認為針對銀行業的微觀審慎監管足以維護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所以，宏觀審慎監管仍不被人們所關注。直到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暴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在1998年的一份報告中明確提出，微觀審慎監管和宏觀審慎監管是實現銀行持續、有效監管的兩種途徑。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以后，國際社會重新反思傳統金融監管方法的內在缺陷，并更加關注系統性風險的防范，“宏觀審慎監管”一詞開始廣泛出現在金融文獻中，并成為各國金融監管的重要議題。2009 年下半年，中國人民銀行一份有關貨幣政策的報告中首次提及“要將宏觀審慎管理制度納入宏觀調控政策框架”。 隨后，央行多次強調我國應建立宏觀審慎管理制度，降低并防范宏觀層面的系統性風險。2012年3月，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設正式列入了“十二五”規劃綱要。

雖然實踐中各國都在強調宏觀審慎監管，但其具體定義并沒有一致意見。國際清算銀行認為“宏觀審慎監管是微觀審慎監管的有益補充，其監管對象應為整個金融系統”[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報告認為，宏觀審慎監管是指必須關注宏觀經濟走勢對金融體系穩健的影響，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健性運營。2011年11月，針對目前對宏觀審慎政策的內涵認識模糊、界定不清等問題，金融穩定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聯合了 《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和框架》報告并提交給20國集團戛納峰會。該報告對宏觀審慎政策進行了明晰的界定，即“宏觀審慎政策是指以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為目標，以運用審慎工具為手段，而且以必要的治理架構為支撐的相關政策。”[4]

2宏觀審慎監管的政策框架

（1）宏觀審慎監管的主體

在有關宏觀審慎監管主體的研究中，普遍認為一國的中央銀行應該作為核心主體負責宏觀審慎監管的職能。一方面是因為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施應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而中央銀行是一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的主體；另一方面，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宏觀體系的現狀和動態的了解更為迅速且掌握更多的信息，監管政策的制定更具針對性，政策的實施更具有效性。

為了更有效地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歐美等發達國家成立了專門的宏觀審慎監管機構。美國成立了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委員會主要由美聯儲、財政部等其他金融機構的成員組成，主要任務是識別系統性風險、強化市場紀律，應對和解決影響金融體系穩定的風險隱患；歐洲央行和歐盟各國央行成立了歐盟系統風險委員會，它不僅是歐盟宏觀審慎監管的最高級別決策機構，也是相關監管法律和規則制定主體。

（2）宏觀審慎監管的工具

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并不具備專屬性，各國應結合各自國情和金融體系的特點進行設計和選擇。2009 年底，針對各國宏觀審慎監管工具運用情況，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對 33 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進行了調查。調查表明，各國央行已開始積極使用多種宏觀審慎監管的工具，這些政策工具均具有普遍的逆周期性，即當信貸擴、經濟位于上升通道時，監管工具的實施更為嚴苛 ；當信貸萎縮、經濟低迷時，適度放松監管標準。

“目前可以將各國監管機構運用的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分為三大類：一是主要以降低金融體系內在關聯性和負外部性為目的的監管工具，這主要是指解決金融機構共同風險暴露問題的一系列監管措施；二是以降低杠桿和期限錯配放大效應為目的的政策工具，具體如外幣貸款限額和期限錯配比例限制等；三是抑制信貸過度擴張和資產價格泡沫的政策工具，如對特定行業的監管資本要求、貸款成數和債務收入比例進行逆周期調整”[5]。

（3）宏觀審慎監管的制度安排

宏觀審慎監管的制度安排主要考慮如下兩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國際上目前的金融監管體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美國、法國等為代表的多頭監管體制；另一類主要以英國、日本等國為代表的統一監管體制。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一行三會”的多頭監管體制，在多頭監管體制下，各個監管主體往往只關注各自職責范圍內的局部金融風險，容易忽視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從而造成金融體系的風險積累。在新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下，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有助于更好地將整個金融市場納入監管體系。

第二，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決策和實施應采用相機抉擇的方式。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往往具有偶然性和突發性，因此在宏觀審慎監管在具體的決策和實施過程中，不僅需要按照已有的政策和規則進行操作，還需要根據危機的進展和未來的趨勢對政策干預的力度和時機進行靈活地選擇，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風險對宏觀經濟造成的成本。

二、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下監管協調的必要性分析

我國金融監管部門的協調機制最早可以追朔到“2000 年9 月，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和保監會聯合建立了金融監管聯席會議，并確定其主要職責是研究銀行、證券和保險監管中的有關重大問題；協調銀行、證券、保險業務創新及其監管問題；協調銀行、證券、保險對外開放及監管政策；交流有關監管信息等”[6]。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框架主要由兩個方面構成：一方面是針對金融監管協調機制而制定的法律制度，通過法律做出原則性的要求，明確協調監管的框架和制度；另一方面體現在協調監管的組織形式上， 即“金融監管聯席會議”。通過相關協議的簽訂，對協調監管的具體事宜，如權責的分配、信息采集、交流機制等做出明確的安排和規定。

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構建剛剛起步，并未制定針對宏觀審慎監管專門的協調機制，同時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存在較為突出的問題，這主要體現在金融監管協調的法律體系不夠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組織架構不合理，監管部門間缺乏有效的爭議解決機制等問題。但同時，政府和央行等金融監管部門已意識到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協調力度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從宏觀審慎監管相關理論的發展和各國對此的實踐經驗不難看出，宏觀審慎監管體系的構建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涉及政府、央行、金融機構等眾多的監管主體和監管對象，還要考慮各個層面政策工具的制定和實施。因此這必然需要各個部門、各項政策的共同協作和協調配合。而金融協調監管是就為了更有效地實現各個層面監管的目標。在監管主體方面，通過協調機制促進監管當局之間信息交流與合作，避免監管決策和行動出現矛盾；在政策制定方面，完備的協調機制能夠提高宏觀審慎政策制定的準確性，拓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政策制定者的視野，降低系統性風險；在監管工具實施方面，建立國內、國際層面監管的協調機制，能夠抑制整個金融體系風險的積累，減少由于宏觀審慎的政策差異可能導致的監管套利機會，提高宏觀審慎監管的效率。總之，在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構建的初級階段，建立健全金融監管的協調機制尤為緊迫。

三、構建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下的金融業協調監管機制

1 實現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有效結合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已充分說明，僅僅關注個體金融機構經營的安全邊際和運營風險難以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單一個體金融機構的經濟行為即使是理性的，但整體金融機構決策的結果卻并不是最優的，甚至會隱藏和積累風險，影響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從而陷入博弈的困境，即個體理性并不代表集體的理性。不難看出，一方面，傳統的微觀審慎監管對維護整體金融體系穩定的無力根本上在于缺少宏觀的視野，不能以降低整體金融體系風險的角度進行決策，這就必然需要宏觀的政策工具與之相匹配；另一方面，宏觀審慎監管的基礎是從系統的、宏觀的視野進行審慎分析，識別并評估宏觀層面的系統性風險，而這不可避免對微觀層面的金融機構進行信息和數據的采集，在對個體金融機構考察和分析的基礎上做出宏觀層面的判斷，因此需要在微觀和宏觀監管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和協調機制，實現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有效結合。

（1）實現監管指標的有效結合

建立宏觀審慎的監管指標體系，調整已有的微觀審慎監管指標。個體金融機構的監管指標具有明顯的順周期性，當經濟處于上升周期時監管指標更容易收到正面的反饋，無法及時反映隱藏和積累的的風險；在經濟處于下降周期時，又容易放大風險的負面效果，造成監管政策的過分保守。因此引入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監管指標體系，在經濟上行時期提高監管指標的要求，衰退時期則采取更為寬松的監管指標，以抵消經濟的波動；同時調整以往的微觀審慎監管指標，指標的設定應順應宏觀審慎的要求，注重考察考察各監管機構的聯動性指標，降低風險跨機構傳播的可能性。

（2）建立微觀監管機構之間信息交流和共享機制

各個金融監管機構之間忽略系統風險積累的根源在于各監管主體存在信息的不對稱和過高的信息采集成本。因此，建立順暢的、低成本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機制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政府應建立信息交換與共享平臺，并做出明確的制度安排。首先，加大對信息共享平臺運作的技術支持，提升平臺的信息化和科技化水準；其次，明確政府部門和金融監管機構間信息共享的具體方法和路徑；最后，盡快建立金融監管信息相關的數據庫。對宏觀經濟層面和各類金融機構所反饋和采集的信息進行動態的識別、采集和整理，并進行統一的標準化，提高數據的時效性和適用性。

（3）建立跨部門的協調監管機構，明確各監管主體的職責

改變我國目前“一行三會”分業監管的格局，成立跨部門的協調監管機構，進行統一的協調監管。在已有的“金融監管聯席會議”的基礎上，賦予該機構更明確的權力和職責，并提供相應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建立協調監管機構完善的組織架構和人員安排，劃分與其他監管部門監管權責界限，提高協調監管機構的執行效率。

2 實現宏觀審慎監管政策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

宏觀審慎監管政策與宏觀經濟政策都是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手段，都以實現經濟平穩運行為目標。但是二者存在明顯的區別：宏觀審慎監管政策與宏觀經濟政策來源于不同的政策框架和范疇。宏觀審慎監管是屬于金融監管范疇的概念，是為更好地實現金融監管而提出的，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政策，本質上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但兩者的調控對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交互影響。那么在二者實施過程中如何實現最佳的協調配合，發揮最大的效應，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1）宏觀審慎監管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貨幣政策主要的政策目標是抑制通脹、實現經濟增長和完全就業，貨幣政策的實施主體是以控制貨幣供給、調控利率等措施而實現其政策目標。因此，貨幣政策的實施與制定，既需要考慮貨幣供給的平衡，也應重視金融體系的穩定。但很多研究表明，經濟增長、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的相關程度很低，貨幣政策當局往往更重視前兩者政策目標的實現，而忽視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成功的宏觀審慎監管可以降低金融體系的整體風險，保障貨幣政策傳導渠道通暢。同時，貨幣政策也可以通過對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影響，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因此，宏觀審慎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可以通過有效的協調配合，互相促進和補充，發揮更大的政策效果。

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對獨立程度是影響二者協調配合的關鍵因素之一。宏觀經濟運行狀況以及信貸變動情況不同，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對獨立程度也將變化，從而二者之間協調配合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貨幣政策較穩健、信貸總量變動程度較小的情況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關聯度下降，二者的政策目標、實施工具等相互的影響程度降低，但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靈活性將更高，對潛在風險的敏感程度更高。此時，央行及監管協調機構在貨幣政策穩定的前提下應更多地使用宏觀審慎的監管方式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在經濟失衡，貨幣政策過度緊縮或寬松的情況下，宏觀審慎的監管政策將很難奏效。因此二者的協調合作應在審慎的貨幣政策的基礎上的，同時貨幣政策的變動也應以宏觀審慎監管的效果作為風向標，以避免相互沖突，抵消彼此的政策效果。

（2）宏觀審慎監管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

財政政策通過政府支出、稅收等手段調節社會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運行。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更偏好于實現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的目標，它更容易忽略宏觀系統的穩定性和金融風險的積累。因此財政政策的實施更需要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相配套。一方面，借助宏觀審慎監管，可以及時識別和評估財政政策工具對金融體系穩定性的影響；另一方面，完善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也保證了財政政策調整的空間和運行環境的穩定性。

實現宏觀審慎監管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更好協調配合，首先，應保證政策實施主體間順暢、良好的合作交流機制。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當局制定和實施財政政策時應充分了解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的動態和監管反饋的最新信息，保證未來的財政政策適應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平穩運行。宏觀審慎監管的主體也應科學地評估未來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平穩性的影響程度，適時調整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抵消財政政策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因此必須建立政策實施主體間的合作交流機制，明確彼此的權責，制定統一的解決方案。其次，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保持一定的穩健性。政府在應對突發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時，為了重建信心，防止經濟體系崩潰，往往過度使用財政政策，這將限制未來宏觀審慎監管政策調整的余地，甚至造成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瓦解。

3 宏觀審慎監管工具的運用應實現最有效的國際合作

鑒于宏觀審慎監管國際合作的不足，一些國際性的組織和金融機構開始積極地呼吁、指導各國宏觀審慎監管的協調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和金融穩定論壇（FSF ）早在2008年便就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達成協議，建立彼此的信息共享和溝通的機制，同時雙方的合作框架還對宏觀審慎監管方法、金額監管指標、資本金監管規則、跨境監管以及各國央行的宏觀審慎監管等內容做出明確的安排和規定。我國在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方面也取得顯著的成果，在開拓并鞏固了與多個國家、地區金融監管機構的國際合作的同時，逐漸在國際領域的協調監管合作中由規則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規則的“制定者”。而目前，在宏觀審慎監管方面，我國尚未進行相關的國際合作。未來我國應積極倡導、參與建立的宏觀審慎監管的國際標準，并努力成為規則的主動制定者，最大限度減少我國宏觀審慎監管的制度成本；同時，積極參與國際上的金融協調機構，共同治理和防范全球經濟體系的風險；與貿易、金融往來密切的國家和地區共同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平臺，完善相應的制度建設，從而更有效地運用宏觀審慎監管工具保持國內和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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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orio，C，Drehmann，M Towards an Opeation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tability：“Fuzzy”Measure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R]BIS Working Papers，No 284，2009

第8篇：最新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地方政府；財政；激活；旅游資源；財政支持

一、引言

旅游產業以其附加值高，經濟環保、產業鏈長、輻射面廣等優勢，逐漸成為我國新的經濟增長極。我國旅游產業已發展近30年，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影響上都取得了讓人矚目的成績。區域經濟是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開發好全域旅游產業，不僅可以創造環境友好型社會，還百姓綠水青山，更是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來源。因此，地方政府應該加大對旅游事業的財政投入力度，發揮財政的杠桿作用，做大做強區域旅游產業。

二、全域旅游產業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分析

1.區域旅游尚未找準品牌定位

地方政府在發展旅游產業前未進行充分調研，只靠主管領導的主觀愿望對旅游資源進行開發建設，缺少科學系統的規劃。有些地區領導跟風上項目，做表面功夫，只求政績而忽略百姓利益，有的地方政府過度利用資源進行開發，盲目實施項目，不僅破壞優美自然環境，而且使部分不可再生資源受到破壞，有些地方片面追求高、洋、奇等現象。在品牌形象樹立上，地方政府很難因地制宜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形象標志和口號，或者過度簡潔粗糙，或者籠統難記，一味求全求大，缺乏個性，很難在旅游市場上立足品質品牌，提升品牌知名度，形成品牌競爭力。

2.追求短期利益，破壞旅游資源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在開發旅游資源過程中，不顧及環境的可承受范圍，看見收益大的項目便盲目開發，一擁而上，不僅導致旅游產品同質化嚴重，更是使旅游資源遭受嚴重破壞，也許短期內可以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帶來可觀收入；或隨意招商引資，引進的企業占著優質旅游資源，不按合約的規劃進行投資開發建設或應付性的搞點小搭蓋，就收門票，使得優質的旅游資源和形象遭到損壞，負面效應明顯，積累起來的旅游品牌形象變成一塊“雞肋”。

3.專業人員數量短缺，服務水平有待提高

我國旅游業發展近30年時間，大部分旅游區集中在大中旅游城市，輻射度不夠，全域旅游發展時間不長，積累的經驗也不豐富，加之地方從事旅游產業的人才流失嚴重，特別是旅游專業管理人才、市場推廣人才和導游人才；此外，從事旅游服務的一線員工缺乏專業能力和職業態度，不能提供給游客周到的服務。這樣的資源配置無法帶動地方旅游走出低水平發展狀態，很難實現旅游產業的大發展和快發展。

三、全域旅游產業發展對于財政扶持的必要性

區域旅游資源的保護需要資金的支持，旅游景區開發同樣需要政府財政提供扶持，由于兩者在旅游產業中起到基礎作用，僅靠市場調節效果不佳，因此財政扶持就顯得尤為必要。

1.財政政策是做好旅游資源開發的基礎

長期以來，區域旅游產業主要依靠自然資源，一是因為區域經濟財力有限尚不能大規模進行旅游資源的人力開發。二是依靠一些景區門票費用還不能支持旅游景區的日常開支。近年來，地方政府給與了相應的財政支持，區域旅游產業便開始大力發展，但由于歷年累積投入的財政刀罱仙僨曳稚⑼蹲剩區域旅游產業發展確實需要財政支持，力爭各地旅游產業能百家爭鳴。

2.旅游資源開發的不確定性要求財政政策的扶持

由于地方政府將有限的財政資金投向旅游基礎設施，對景區開發更多側重市場調節機制，采取招商引資的辦法經營。對旅游景區的開發來說，投資大、時間長、回報慢，很難得到投資商的歡迎，久而久之導致開發景區積極性不高，信心不足，即使政府也出臺了優惠的投資政策，也未必能像其他產業那樣收到預期的回報。只有加大各級地方政府財政對全域旅游產業各環節的投入，確保為旅游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3.旅游資源區域合作需要地方政府財政扶持

我國的旅游資源主要分布在沿海、山區、湖泊等旅游帶，由于缺乏統一的城鄉規劃及配套的財政扶持，這些區域存在低質量的重復開發，新壺裝舊酒的問題普遍存在，這樣的發展模式導致各地方景區之間惡性競爭，之后演變為“地方保護”，曾經完整的旅游產業鏈，被迫分割成幾塊旅游區域，沒有了整體規劃配合，可能會導致建設成本增加，投資收益下降。從全局來看，這樣各自為戰的情況造成政府的財力、人力的極大浪費。

4.走旅游“精品”路線需要財政政策扶持

目前，區域旅游除了已經具備規模和知名度的景區外，打造新的精品旅游項目，就需要大量資金做支持。各地方政府或企業依靠自籌資金組織“小打小鬧”形式的開發，這樣在本區域內也許會有一定影響，但很難開發成省內外一流的旅游產品，更難以打造成知名的精品旅游路線。要打造精品，應堅持政府主導統一編制旅游規劃，樹立地區“一盤棋”的開發思想，明確本區域內的功能分區，落實地方政府旅游規劃，通過地方政府財政支持，逐步打造上規模、講檔次的旅游精品。

四、激活全域旅游業的對策

1.加大對目的地旅游服務產業的財政支持力度

地方政府財政對全域旅游產業的支持力度直接關系到全域旅游產業發展水平。從道路橋梁等交通設施的改善到目的地旅游景點公共服務設施的改善，涉及到的內容方方面面。地方政府財政部門應加大對旅游產業支持的力度，會同相關部門制訂一整套地方旅游發展綱要，聘請專業機構編制旅游規劃，制定一套的扶持當地旅游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按照規劃根據財力有計劃建設好景點并逐步完善旅游相關配套服務設施。同時，也要注意區域間的協同發展，開發當地特色旅游，調整旅游產業結構，從而塑造本地區對外的形象。此外，地方政府應該協調相關部門把旅游產業同文明創建、脫貧攻堅等民生重點工作結合起來，全方位多角度發展本區域的旅游產業。

2.加大對目的地廣告宣傳的財政支持

不同地區都擁有著各自獨特的旅游資源，發展潛力巨大。地方政府要重視對旅游產品市場調查和分析，找到一個合適的定位并開展相關宣傳工作。首先明確創立的旅游品牌，并著力建設好該品牌，作為對外的窗口，旅游部門可以利用互聯網和移動終端進行網絡推廣，最新的旅游信息，并可以同相臨近地區建立區域旅游聯盟，共享旅游信息資源，擴大網絡宣傳的規模，提高本地區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3.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增強旅游人才教育培訓力度

地方政府應該重視本地區中高等院校旅游專業的建設和旅游人才培養，特別是對發展當地中等職業技術學校旅游專業的財力投入。地方政府可以出臺扶持旅游產業發展吸引旅游人才的優惠政策，對獲得全國、省級優秀導游員的個人進行表彰，并在境內從事旅游服務工作滿兩年以上的，對獲得全國外語導游員資格的個人分別給予獎勵。對在境內從事旅游行業，并在全國、省級旅游部門組織的技能競賽中獲獎的企業和個人（公職人員除外），地方政府政給予一次性獎勵。對獲得全國導游資格證書，并在本地從事導游工作滿兩年以上的導游員，高級導游員、中級導游員、普通導游員分別給予的獎勵。另外，定期對旅游行業相關服務人員采取崗位培訓繼續教育工作，使從業人員了解自身工作的影響力和重要性，不斷提高旅游服務人員和專業導游素養和能力。

4.通過招商引資倒逼地方政府加強財政投入，發展地區旅游產業

一個地區旅游業發展的好，直接會給該地區增加印象分，提高該區域形象，打響地區品牌，這對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大有裨益。旅游業發展的好，說明該區域活躍度高，帶動娛樂業、批發業、餐飲業等服務行業發展。從近些年招商引資的工作經驗來看，要想順利進行招商，就必須要有良好的城市形象，讓投資商對該區域產生興趣，進而對發展有信心。可以說，政府重視旅游產業，就是重視招商引資工作，旅游業發展的好，招商引資工作便事半功倍。

參考文獻：

[1]鄭穎莉.內蒙古生態旅游資源開發模式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11.

[2]工娟.遼寧省加快旅游產業轉型升級的則政政策研究[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14. （1）.

第9篇：最新的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外貿；雙重效應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衰退。為提振實體經濟，應對通貨緊縮以及降低失業率，美聯儲先后實施了三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分別購買了1.725萬億美元資產和6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向金融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

由于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特殊地位，美國先后實施的多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我國外貿出口產生重大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為盡量減輕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沖擊波”，研究與分析我國外貿收到的影響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概念界定及實施背景

所謂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指一國貨幣當局（或中央銀行）通過大量印鈔，購買國債或企業債券等方式，向市場注入超額資金，旨在降低市場利率，增加流動性，刺激經濟增長。該政策通常是在常規貨幣政策對經濟刺激無效的情況下才被貨幣當局采用，即存在“流動性陷阱”的情況下實施的非常規貨幣政策。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最先采用的國家是日本。2001年3月，由于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和長期的通貨緊縮，日本央行實施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種政策是在“零利率政策”的基礎上，將金融機構在央行的準備金作為貨幣政策工具，調節市場的流動性，以謀求金融市場的穩定。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陷入嚴重的衰退。為應對經濟衰退，各國央行均實際上采取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的增長。在此期間，美聯儲先后實施多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大量購買國債和企業債券，向金融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此外，面臨債務危機的歐洲，歐洲央行也不甘示弱，持續采取了非常規性的寬松貨幣政策，以緩解債務危機形成的市場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中國人民銀行為“報復”歐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防止國際“熱錢”大量涌入，也實質上采取了“中國版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據最新數據顯示，2013年人民幣廣義貨幣M2供應量達103萬億，GDP/M2之比達1.8，遠高于美國的0.6，日本、韓國的1倍左右。在全球普遍處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背景下，研究美國“以鄰為壑” 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我國外貿的影響，能夠提高我國在外貿發展過程中趨利避害，重振我國我國外貿發展的信心。

二、美國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原因透視

在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的18年間，美聯儲貨幣政策委員會應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就是利率工具，通過利率的調整來控制經濟的運行。次貸危機發生前，美聯儲使用的貨幣政策主要是利率政策，試圖通過下調利率促使美國經濟復蘇。數據顯示，2007年第三季度次貸危機爆發前，聯邦基金利率一直高位運行，直到2007年7月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仍高達5.26%。然而，隨后的次貸危機好和金融危機顯著地改變了聯邦基金利率的走勢，從2007年9月開始美聯儲持續下調聯邦基金利率，到2008年5月聯邦基金利率下調到2%以下。2008年12月17日，美國聯邦公開委員會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從1%下調到0-0.25%的“目標區間”，標志著美國有史以來實施實際上的零利率政策。由于利率已經沒有繼續下調的空間，美聯儲迫于國內嚴峻的經濟形勢和就業壓力，決定推出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是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最主要原因。

在宏觀經濟運行的過程中，政府主要通過打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拳”來實現經濟發展的目標。次貸危機后，為應對持續惡化的經濟形勢，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減少稅收，擴大公共部門的投資，刺激本國的消費需求。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數據顯示，從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財政赤字規模達到1.086萬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倍多。同時，許多州政府也普遍存在從財政困難問題。因此，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使美國政府債臺高筑，埋下了財政危機的隱患。如果繼續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那么爆發財政危機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鑒于此，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就首當其沖，成為繼傳統貨幣政策無效情況下的最好選擇。這也是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的次要原因。

三、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推動美國經濟走出危機上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與預期目標有很大的差距。對中國來說，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它的實施使美元相對貶值，人民幣被逼升值，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國產品的出口，擴大了我國的進口。因此，對于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我國外貿的影響，我們應該看清其雙重效應。

1.正面效應

（1）增強了人民幣購買力，利于國外先進設備技術的引入利用。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促使美元相對貶值，人民幣被逼升值，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人民幣的購買力，資金充裕的企業完全可以利用此時機，大量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促使企業產品線全線升級換代，以絕境逢生的勇氣，逆境而上，搶占市場先機，以全新的姿態、更強的競爭力來面對國內外市場。

（2）改善了貿易環境，緩解了貿易摩擦。美國學者認為，中國政府有操縱匯率之嫌，人民幣長期盯住美元，且被嚴重低估，匯率不能反映人民幣的真實價值，其結果是：為中國的出口產品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補貼，從而增強了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致使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嚴重，美國工人受到了嚴重的傷害。于是，美國的相關利益集團的代表在參、眾議院不斷提出針對中國人民幣匯率的法案，加劇了中美貿易關系的緊張和摩擦。據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美國337調查涉華案件達歷史新高，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共發起58起337調查，其中有19起調查被訴方涉及中國企業，占調查總數的1/3。因此，美國政府通過各種方式設置對華貿易壁壘，限制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以保護美國本土企業。而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美元相對貶值，人民幣相對升值，中國對外貿易近年來出現劇烈下滑，貿易順差有所下降。這在一定程度生改善了中美貿易環境，有利于緩解貿易摩擦。

（3）促進了企業國內區域間轉移，利于資源合理有效配置。由于東南沿海中小企業正面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只有加快產品的升級改造，才能在今后更好的迎接挑戰。大量勞動和資源密集型企業向中西部地區遷移，利用中西部人力資源低等比較優勢。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國內產業的重新合理布局，利用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合理有效的配置資源，促進我國經濟新的質的飛躍。

（4）刺激企業注重科研和創新，推動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軌。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美元相對貶值，人民幣被逼升值，低附加值的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很難立足。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國企業更加注重科研和自主創新，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以更高的標準、更高的追求來開拓和鞏固美國市場，同時，也有利于推動我國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軌。

2.負面效應

（1）提高了出口商品價格，削弱了中國商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且損害了美國消費者的利益。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會使中國對美出口減少，但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仍將存在，因為人民幣升值的結果將使美國原本由中國進口的產品從其他國家進口。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不僅沒有損害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是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為美國經濟的良好運行做出貢獻。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人民幣相對升值，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降低了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上的競爭力，造成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額的下滑。這對嚴重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GDP增長率大幅度下滑。

（2）提高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壓縮中國企業利潤空間。由于美國推行的多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元供給量大量增加，必然會導致美元利率的下降和貶值，為保值增值財富，美元資本大量外逃。而大量外逃的美元資本在國際市場上主要追逐全球大宗商品，引發石油、黃金、金屬、糧食等價格的上漲。同時，大量美元“熱錢”涌入，給我國帶來輸入型通貨膨脹。在全球物價上漲的形勢下，我國企業生產所需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加之產品嚴重海外滯銷，大大壓縮了中國企業的利潤空間。

（3）導致了我國中小企業大量破產倒閉，加大了國內就業壓力。據統計，截止2009年9月末，中小企業達1023.1萬戶，超過企業總戶數的90%，其創造的最終產品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0%左右，繳稅額為國家稅收總額的50%，提供了80%的城鎮就業崗位。然而，美國實施的“以鄰為壑”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各主要國家競相效仿，造成全球量化寬松環境，全球通貨膨脹預期嚴重，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擠壓了企業的利潤空間。許多企業因產品滯銷，資金鏈斷裂而破產倒閉，特別是我國江浙地區、廣東珠三角地區的許多中小企業大量破產倒閉，開工嚴重不足，許多地方出現“返工潮”，國內就業形勢嚴峻。

四、應對策略

1.企業應轉變發展理念，著重擴大國內市場，減少對外貿出口易依賴。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引發了全球性的通貨膨脹，抑制了國內產品的出口和國內企業的投資發展。在此形勢下，企業應當轉變發展理念，將著重點由國內市場轉移到國外市場，減少對外貿出口的依賴。我國人口眾多，消費市場潛力巨大，隨著政府決心促進農民增收的利好消息，未來我國市場完全有能力容納中國企業的發展需求。趁此時機，中國企業應利用先天優勢搶占發展先機，積蓄自身實力，為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奠定堅實的基礎。

2.企業應調整出口戰略，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培養企業核心競爭優勢。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破產倒閉的企業不不在少數，這一問題值得深思。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企業為“中國經濟奇跡”貢獻了巨大力量，但中國出口企業一般都是勞動、資源密集型行業，出口的產品多為低附加值的低端產品，在全球產業鏈處于最底端，利潤空間極低。因此，新形勢下中國企業完全可以利用改革開發30多年學來的技術和積累的經驗，來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這就需要我國企業調整出口戰略，提高技術創新動力，培養核心競爭優勢，增強國際競爭力。

3.政府應制定相關的貿易政策，為外貿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鑒于美國推行的“以鄰為壑”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我國外貿出口的沉重打擊，中國政府應積極有所作為，對我國企業進行引導和扶持，引導企業走內涵式發展道路，調整出口產品結構，實現產品的升級換代和優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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