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理論與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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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理論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為有效應對金融危機，我國迅速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經濟的回暖。但在后危機時期，我們將面對更為復雜的環境。怎樣科學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又應怎樣協調?這些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基礎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經濟學主流觀點認為：盡管財政政策在長期內會影響經濟增長，但從短期來看，相機抉擇的“反周期”財政政策無助于經濟穩定；貨幣政策更適合于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因此，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無須協調配合。然而，一些經濟學家并不認同上述觀點。薩金特和華萊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們的經典論文中闡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可能完全獨立，因為兩者共同受到一個統一跨時政府預算方程約束。如果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無法持續，最終勢必迫使中央銀行通過發行貨幣為財政赤字融資。諾德豪斯(1994)運用博弈模型開創性地證明：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的不合作對宏觀經濟穩定的損害相當之大，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政策目標是不一致的。財政部的目標側重于增加產出和提高就業，傾向于擴張的財政政策；而以穩定物價為目標的中央銀行預料到這一點后就會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圖消除或者緩解因財政擴張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這時納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財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間投資，結果財政赤字并沒有降低失業率和提高產出。Luca Lambertini和Rieeeardo 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觀經濟穩定條件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他們的分析表明，如果財政政策考慮到產出和通脹福利函數(通脹福利函數與中央銀行定義的相一致)，那么，兩個當局都會從合作中獲利。

總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協調配合，否則會損害經濟效益。

(二)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分析框架

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論斷，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當一國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只有采取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才能使之趨向于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增發國債等來應對通貨緊縮，拉動經濟復蘇。同時，凱恩斯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不相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作用于貨幣市場，適合總量調節；財政政策調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規范的審批手續，時滯性長，貨幣政策相比則更為靈活和富有時效性。因此，在具體運用以上兩種政策時，要根據宏觀經濟的不同目標適當選擇，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效果。

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在凱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利率與收入的決定，分析揭示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變化可以影響經濟中總產出水平的條件，使得政府能夠通過IS-LM框架(以某種精致的數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國經濟的大型計量經濟模型中)來選擇能使政府實現特定產出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

(三)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重點

一是宏觀調控目標的配合。我們知道，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其最終目標都必須符合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的要求；而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貨幣政策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通過穩定幣值創造良好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央銀行可以用靈活多樣的政策工具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微調；而財政政策具有強有力的稅收政策杠桿，能夠調節企業利潤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夠保證一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水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能夠達到既可以掌控經濟增長總量、又能夠優化經濟結構的目的。而在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兩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側重。在經濟過熱時期，要更多地通過緊縮貨幣政策使經濟迅速降溫；而在經濟不景氣的蕭條時期，則要更多地倚重于積極寬松的財政政策的強刺激作用來拉動經濟的增長。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配合。貨幣政策通過對信貸資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導和控制，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財政政策通過直接投資、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舉措，不僅能夠直接影響產業結構，而且可以引導金融部門和民間的資金流向，進而影響整體經濟結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既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又有利于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形成，以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是，一般情況下，在結構調整方面，財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貨幣政策而且見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機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機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時滯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國債發行與央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等；政策時滯的配合，是指貨幣政策的長時滯與財政政策短時滯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貨幣政策具有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并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協調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二、擴張性宏觀調控背景下我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中存在的問題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準確，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實現

從兩大政策的長期目標來看，我國財政政策的基本目標主要有：經濟穩定和增長目標，財政收入目標，公平分配目標，總量平衡目標和結構調整目標。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但回顧我國宏觀調控的歷史，實際上兩大政策一直發揮著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職能。長久以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目標都定位于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目標只是側重于總量調控。在兩種政策的實際配合中，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沒有發揮結構調節的作用，兩大政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缺乏明確的目標界定和分工，使得整個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缺乏體制上的依托，導致內需結構失衡及調整緩慢，成為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在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

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再次被運用，促進了經濟的短期增長，但結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實現。

(二)政策職能混淆，導致了貨幣的財政內生供給

長期以來，兩大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缺乏明確的目標界定和分工，形成財政政策的貨幣化。如我國的銀行絕大多數都是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的，銀行信貸的行政色彩比較濃厚，逐漸形成了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配合的財政模式，造成了貨幣的內生供給。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而國債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達1.32億元，為國債投資的2倍。美國次貸危機后，我國實行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擴張”，并安排4萬億元的財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龐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資，而是由財政資金配套信貸資金的模式實現，由此產生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66萬億元。由此可見，我國財政擴張導致了信貸擴張，而信貸擴張導致了貨幣擴張。因此，財政擴張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貨幣擴張。

(三)政策傳導機制欠佳，量化效應明顯

一是兩大政策調控的量化效應明顯，機制效應欠佳。財政政策無論收縮與擴張，都是超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無論收縮與擴張，僅顯著促進貨幣供應量的增減，疏于虛實經濟協調和調節。

二是傳導渠道不暢。如國家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增強流動性，但企業資金緊張而股市過度膨脹，形成“流動性誤導”。

三是財政、貨幣乘數的變異。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逐步形成分層式財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漸深化金融創新，這樣一來財政分配乘數與貨幣乘數都在發生著深刻變化，在儲蓄不斷提高的作用下，我國近年的邊際消費傾向逐年下滑，財政、貨幣政策乘數逐漸降低，不維持較高的貨幣供應量及市場流動性，經濟難以啟動，始終難以擺脫“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規范，加大宏觀調控難度

以常用的兩大政策協調配合工具財政存款、國債為例。

1.財政存款。一是部分財政存款游離于財政存款繳存體系之外對全社會流動性影響較大。據調查，近年來財政部門有相當多的現金并未存放國庫，而是通過企業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業銀行。部分地區抽樣調查顯示，近幾年來這樣的財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間波動，數額較大，這部分財政存款向金融體系注入巨量流動性，增加了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進行對沖操作的壓力。二是財政存款數額的季節性波動明顯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財政存款數額季節性波動明顯。以月為周期衡量，財政存款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10％，以季度為周期衡量，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20％左右，以年度為周期衡量，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30％左右。這使得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還必須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2.國債。在西方國家，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國債。然而，國債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只擔當著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財政部發行的短期國債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國債因為其特有的靈活性，是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國短期國債所占比重較小，中長期國債所占比重較大，致使中央銀行持有的短期國庫券數量偏少；而且，商業銀行將持有的大量國債視為優質資產，不愿出售。所有這些，導致市場交易不旺、國債二級市場運行不暢，使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的基礎，嚴重影響了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機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及協調策略

在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經濟受輸入性通脹、結構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進入長期高速增長路徑下的短期波動下行區間。因此經濟調控政策的正確選擇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減弱政策擴張力度，促進經濟增長，管理通脹預期；以財政政策為主體推進結構調整，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改善供給；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靈活運用政策工具提高協調效率，保證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一)明確政策協調的目標：調節經濟總量平衡，促進經濟增長，管理通脹預期

后危機時代恰逢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的攻堅階段，集于“高儲蓄、高失業及高產能”的現狀，極易引發通縮和速度抑制型就業。因此，該階段必須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脹才能支撐發展與就業，同時在發展的過程中防止資產泡沫。因此兩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進行重點配合：

一是配套促進經濟以穩定的態勢均衡增長。兩大政策要合力調節經濟增速、增量與增質，以發展化解需求不足、就業等矛盾。以內需逐步增長為退出起點，協調實施財政、貨幣政策，財政上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應適度調整，貨幣政策退出已是大勢所趨，但退出不宜過急。根據發展適時選擇速度克制性配套(緊縮貨幣政策、適度擴張財政政策)、通脹允諾型配套(適度緊縮財政、貨幣政策)和通縮抑制型配套(同時擴張財政、貨幣政策)，提高政策調節的靈活性與準確度。

二是以貨幣政策為主，控制資產價格膨脹，管理通脹預期。中央銀行應采取適當的“緊縮”措施，合理地控制貨幣信貸增長，進而控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的過快增長；同時，要加快貨幣供給制度改革，積極引入貨幣政策規則。財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現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縮小貧富差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擴大有效需求，從而實現物價穩定目標的實現。

(二)突出政策協調的核心：以積極財政政策體系為主，改善供給管理，推進結構調整

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于各國應對金融危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機時代，面對緩慢的經濟復蘇及全球經濟再平衡，單純依賴需求管理的總量擴張會帶來滯脹的風險。因此要通過供給面的管理進行結構調整(賈康，2008)，特別是供給面的結構與效率。一是優化投資結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堅持淘汰落后產能。二是加快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使經濟增長客觀反映資源環境成本。三是加快環境保護力度，增設環境稅，堅持“誰污染，誰治理”，實施全民環保計劃。四是更加注重推進自主創新，有效提高產出效率的財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落實有保有控的信貸政策。積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改善儲蓄結構和發展消費信貸。

(三)完善政策協調的機制：健全體制基礎，深化財政金融改革

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完善和成熟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充分協調配合、充分發揮效用的基礎。并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還伴隨著金融體系、財政體制、國有企業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財政改革提高財政政策調節能力。在健全財政體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權基礎上，按照

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進一步理順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調整財政分配結構，強化均衡服務，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網；建立健全稅收分配格局，推進結構性增支，加強初次分配與再分配調節，加強資源性、財產性分配調節，建立分層分級的稅收、公債、財政體制與預算調節體系；健全統一規范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提高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貨幣政策調節能力。健全中央銀行調控機制；加速推進金融市場化，也即資產價格市場化、業務經營自由化、市場準入市場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監管機制；穩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合理調整匯率水平；加強資本市場建設，提升資本市場的效率和規模。

(四)靈活運用政策協調的工具：系統協調總量、速率與結構手段

提高協調效率的基礎在于手段的協調。一是總量手段的協調。注重財政收支規模、債務率與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貸差、貨幣流動性的控制，共同構筑總量增速、總量增效調節體系。二是速度調節手段的協調。注重財政收支增長速度、貨幣供應量與國民收入遞增速度的協調。三是結構調節手段的協調。注重發揮財政性稅收、補貼、公債、金融性利率、匯率的結構調節的協調，協作調節使經濟、產業、區域乃至階層的國民收入結構進一步優化。逐步將兩大政策的經濟增長貢獻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為宏觀調節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強逆周期風險、預期的調節：超前防范、超前導向

進入后危機時代后，風險與導向性調節將成為兩大協調的另一重點。風險調節的重點在于防范債務風險、停漲風險及國際貿易失衡風險；而導向性調節的重點，則在于根據政策的時滯，建立財政、貨幣政策預期系統，涉及總量、結構及預期導向指標等，實施窗口導向，使其成為國民經濟較為靈敏的導向標。

(六)把握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背景：要與當前世界和我國的經濟形勢相適應

隨著全球經濟的初步復蘇，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把握好度，要考慮到中國經濟趨勢變化對世界的影響，同時還要考慮到世界經濟變化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組合不僅要視中國經濟狀況而定，還要根據國際金融、經濟的發展形勢而定，要保持實時地檢測與變更，以期達到政策協調配合的最佳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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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巫建國，后危機時代：我國反周期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J].經濟學家,2010,(10).

第2篇：財政理論與政策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以1999年～2004年連續派發現金股利的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分析了上市公司盈利能力、長期償債能力、獲取現金能力扣 發展 能力對持續現金股利政策的影響程度。研究結果表明：在持續現金股利政策下，上市公司實現的盈利約有40％作為現金股利派發給了股東；而上市公司長期償債能力、獲取現金能力和發展能力對其持續現金股政策無顯著影響。

理論上影響上市公司現金股利的因素包括公司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對其現金股利政策的影響具有較強的剛性，大部分屬于不可控因素(如 法律 制度對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派發的影響)。內部影響因素則包括盈余的穩定性、資產的流動性、籌資能力、投資機會、資本成本以及債務安排的需要。理論分析通常只能夠得出各因素對上市公司現金股利影響的定性結論，無法進行現金股利和影響因素之間的定量分析。目前有關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政策影響因素的研究大部分采用截面數據(即使用1年的數據)。從政策角度分析，現金股利政策應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較強的持續性，因此，本文將研究上市公司財務能力與持續現金股利政策之間的相關性，這將有利于上市公司合理制定其現金股利政策。

一、 文獻 綜述

高翔等(2004)實證研究認為，影響我國上市公司現金股利的主要因素基本符合傳統股利政策理論。其分析表明公司規模及所處行業、盈利水平、負債權益比例、股權結構比例均對現金股利支付有著顯著的影響。邵軍(2004)的實證研究表明公司每股收益、以前年度發放的現金股利和凈資產收益率對公司發放現金股利有顯著的影響。周心(2005)從滬市選取了15家2001年-2003年均派發現金股利的上市公司進行實證研究，得出 企業 每股經營現金凈流量與現金股利無顯著相關性的結論。楊淑娥等(2000)以1997年派發現金股利的七市公司作為樣本進行研究，得出影響上市公司現金股利的因素包括貨幣資金余額的結論。宋延山等(2004)研究表明，我國大盤股公司和小盤股公司的派現受每股經營現金凈流量的影響存在明顯區別，大盤股每股經營現金凈流量對派現率和派現金額的影響并不顯著，而小盤股公司則比較顯著。上述研究在變量、樣本的選擇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對于變量的選擇，其局限性表現在一是選擇了非客觀的替代變量(如公司規模和股本規模變量)；二是變量之間存在比較嚴重的共線性(如權益凈利率與資產報酬率)。樣本的選擇多數采用一年的時間截面數據，這使得研究結論的說服力不強。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政策的持續性受其財務能力的影響，財務能力包括盈利能力、長期償債能力、發展能力和獲取現金的能力。本文從影響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政策持續性的財務能力人手，選擇比較客觀的變量，構造合理的計量模型，以1999年至2004年連續派發過現金股利的滬深a股公司作為樣本對財務能力與持續現金股利政策的相關性進行研究。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很對影響上市公司持續現金股利政策的財務能力因素，分別選擇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長期償債能力、發展能力和獲取現金能力的每股收益、資產負債率、資本積累率和每股經營現金凈流量四個財務指標作為解釋變量，以持續派發的現金股利作為被解釋變量，相應地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上市公司的資本保值增值率越高，持續派發的現金股利越多

假設2：上市公司每股收益越高。持續派發的現金股利越多

假設3：上市公司長期償債能力越強(即資產負債率越低)。持續派發的現金股利越多

假設4：上市公司的每股經營現金凈流量越商。持續派發的現金股利越多

(二)模型構建變量設定見定的變量，構造以下計量模型：

(三)研究樣本選擇根據研究對象，設定樣本選擇的限定條件如下：解釋變景涉及每股經營現金凈流量和資本保值增值率兩個變量，我國滬深上市公司從1999年開始提供現金流量表，因此。選擇樣本的時間跨度界定在1999年～2004年之間；剔除所有含b股和h殷的上市公司；剔除1999年～2004年之間被st、pt處理的上市公司；樣本公司在1999年-2004年連續6年均派發過現金股利。根據上述限定條件，最終得到90家樣本公司1999年～2004年6組樣本數據。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存系統和聯合證券專業版資訊系統。

三、實證研究及結果分析

(一)實證研究本文采用eviews軟件對6組樣本數據對分別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回歸結果如。除了解釋變量eps連續6年的回歸結果顯示其對被解釋變量dps的影響顯著以外，其它解釋變量對現金股利政策的持續性影響并不顯著(alr僅僅在2004年對被解釋變量dps影響顯著，這與研究目標不相吻合，故不再考慮)。剔除非顯著指標后的·元線性回歸。剔除對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政策持續性影響不顯著的解釋變量cps、alr和car后分別作解釋變量eps和被解釋變量dps的一元線性回歸，回歸結果。回歸結果顯示eps的t統計量和f統計量更加顯著。

(二)實證結果分析剔除非顯著因素以后，模型變成了單一解釋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此外，分年回歸采用的是截面數據，也不存在自相關和分布滯后現象，只需要檢驗模型是否存在異方差即可。利用goldfeld-quandt檢驗方法進行異方差檢驗，檢驗結果如。

從(表4)可以看出，在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下，各年的f統計量均小于f的臨界值，說明模型不存在異方差。此外，對解釋變量eps的t統計量和f統計量的顯著性水平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因為，l/0.01/2(n-k-1)=t0.005(90-1-1)=t0.005(88)<60)，而各個年度的t統計量均大于2.660，這說明解釋變量eps對dps的解釋異常顯著(因eps的估計參數不為0，其錯誤概率不超過1％)；因為f0.01(k，n-k-1)=f0.01(1，90-1-1)=f0.01(1，88)0.01(1，60)，而各個年度f統計量均大于7.08。這說明模型線性回歸效果異常顯著。

第3篇：財政理論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行政事業單位 財務管理 問題 對策

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內行政事業單位的機制改革也在不斷深化，這意味著對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工作的要求不斷提升，以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率，確保創造社會服務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眼下大部分的行政事業單位自身的財務管理上還存在很多缺陷與不足，需要不帶完善與創新。

一、國內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上存在的問題

（一）大部分行政事業單位缺乏財務管理的理念

行政事業單位不同于一般企業，其的運營管理不是以經濟營利為目的，而是以服務社會為運營目標的。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資金都是由政府直接撥款或者相關補貼得來的，屬于無償性的資金，所以在行政事業單位分配以及使用過程中，往往會忽略對資金的科學合理管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很多行政事業單位在為社會服務的同時，也會通過經營國有資金來獲取更多的資金收入，但是行政事業單位對于財務風險分析較少，所以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資金存在很大的風險。

（二）行政事業單位的資金使用率較低

行政事業單位在財務管理方面，存在著預算不規范，經費分配不合理、費用的支出無計劃且無記錄，或者是費用支出計劃得不到落實。財務管理部門對于經費的管理基本都是在使用后進行核算與記錄，這樣的管理模式導致經費支出往往超出，規定項目的資金使用經常被挪用等等。最重要的是，行政事業單位在財務管理時，只追求收支平衡，不考慮資金使用率問題。目前很多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直接就理解為單位資金狀況的管理，忽略了最為重要的固定資產管理，很多固定資產的閑置，重復購買等都造成了資金使用率較低。由于缺乏對資金使用率的考核，行政事業單位的運營效率也會隨之受到影響，進而導致整個行政事業單位的社會服務效益降低。

（三）缺乏科學有效的財務預測與控制管理

財政撥款作為行政事業單位的資金主要來源，所以預算在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中有著重要作用。但在日常的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中，對于預算及控制管理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從預算編制開始，行政事業單位準備不夠，編制的時間較短，不從行政事業單位的需求出發，這樣的預算編制通常都不夠準確合理，對于實際的資金使用以及財務管理沒有任何約束力。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財務預算只是紙上談兵，預算資金撥下來之后，行政事業單位不會根據預算來進行合理分配使用。所以，實際資金使用往往超出預算，還會出現專項資金被挪用到其他項目上，從而導致財務管理混亂。

（四）行政事業單位不具備專門的財務管理部門以及相關專業人才

行政事業單位的資金來源的特殊性，一般事業單位只設立了會計崗位，負責單位收支計算等，缺乏管理知識與經驗，大部分的單位由于未設立財務管理部門，所以會計人員兼職財務管理工作。由于自身所擁有的相關知識經驗缺乏，再加上自身工作職務繁忙，導致財務管理工作得不到落實，或則管理出現偏差，從而影響財務管理效果。

（五）缺乏完善的財務管理制度

盡管目前行政事業單位都構建了相關的財務管理制度，但是還是存在很多漏洞以及在執行過程中效果不佳的問題。其中，很多單位經費支出的控制管理上不夠嚴格，造成了超支現象嚴重；還有行政事業單位對于票據等管理制度不完善，往往造成了工作人員報銷超出實際使用資金的情況，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對于固定資產的管理制度缺乏，行政事業單位大量的設備閑置，或者被單位、個人私自處理轉讓等等現象都是導致了國有資產以及國家資源的浪費；最重要的是缺乏監管制度，這導致了財務管理制度的執行力較低，并沒有起到提高財務管理效率的作用。

二、新形勢下如何提高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效率

（一）轉變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理念

行政事業單位盡管不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作為社會服務性機構，也應該考慮到國有資產的使用效率，主張應用科學創新的財務管理理念，來提高行政事業單位的運營效率，提高社會影響力，在同樣的資金條件下，為人民、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利益、服務與財富。不僅提高了行政事業單位的社會聲譽，同時確保了國有資產的充分合理利用。

（二）構建完善的財務管理制度

制度是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為了確保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工作有序高效進行，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出善的財務管理制度，其中應該包括資金管理、收支審批、稽核以及監督管理制度。要求所有費用收支都必須要經過管理部門的審批，在核算過程中，所有收支費用都應該有相應的票據、原始憑證作為收支憑證。規定統一的核算標準，當中包括固定資產的估價、折舊等。監督管理制度是為了加強財務管理力度以及國有資產的安全，行政事業單位應該定期向政府部門遞交財務說明，對于日常收支等等可以采用公開透明的方式來公布，接受社會大眾的監督，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還應該每年對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狀況進行考核，確保預算控制管理得當，固定資產有效利用，經費收支平衡，財務會計賬真實可靠等等。

（三）設立專門的財務管理部門，提高財務管理人員素質

隨著行政事業單位自身財務管理工作的加強，應該設立專門的財務管理部門，來提高工作效率，同時為了確保財務管理工作的有效進行，應該配備專業的財務管理人員。選用的財務管理人員必須具備扎實的財務管理專業知識，擁有一定的相關工作經驗，如果是原單位財務會計人員的聘用，則應該進行財務管理相關專業知識的培訓，確保財務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具備較高的財務管理知識以及業務技能。除此之外，由于財務管理的特殊性，還應該對財務管理人員進行職業道德宣傳，要求做到細心、用心、忠心。也就是工作要求細致努力，同時應該不受金錢誘惑而做出有損國家利益的事。由于當下市場經濟發展迅猛，行政事業單位應該定期對財務管理人員進行財務新知識以及新業務技能的培訓，確保財務管理工作與時俱進。

（四）提高預算管理效率

提高預算管理是財務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首先，應該從預算的編制開始就應該把好關，從行政事業單位的日常工作以及以往的資產使用情況出發，將固定與不確定因素分開考慮，從而最終分析總結出預算，在編制預算時還應該做到詳細具體，以便日后的執行。相關部門審核批準后，嚴格根據預算編制執行，不得隨意調整或更改。財務管理部門應該加強對預算執行的考核與評估，確保國有資金的安全、有效、科學使用。

（五）嚴格管理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作為行政事業單位的重要資產之一，其管理效率也直接關系到財務管理的效果。所以，財務管理部門應該嚴格管理固定資產，將已有的固定資產進行登記，并根據新舊程度進行估價，將使用不到的陳舊設備進行合理處置，并記錄在案。對于所需購買設備數量進行計算，確保不會造成固定資產閑置。固定資產日常的使用與保養也應該嚴格把關，不能刻意破壞或者替換。

三、結束語

行政事業單位擔負著為社會服務的重要職責，其財務管理對于各項工作的順利展開影響較大，不僅關系到國有資金的安全使用，對社會的安定以及發展等都有著積極作用。行政事業單位應該轉變財務管理理念，不斷完善財務管理制度，提高工作人員綜合素質，加強對財務預算以及固定資產的監管，從而提高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效率。

參考文獻

[1]絳明林.淺析行政事業單位財務分析狀況.[J]財政監督.2009，（22）.

第4篇：財政理論與政策范文

摘要: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財政問題,本質上就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問題。借鑒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從國際區域財政導論、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國際區域財政收入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等四個方面去構建。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財政

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二戰以來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和趨勢,對世界經濟產生著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成為一個倍受關注的熱門話題。而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財政問題也不斷地凸顯出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同時,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擴展,傳統的國家財政理論分析框架已經無法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作出合理的詮釋,這需要我們從一個新的視野和分析框架———國際財政的角度去展開研究。因此,探討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際財政問題,不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財政理論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為了達到最佳配置生產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義通過談判協商實現成員之間互利互惠及經濟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興起,其背后隱含著多種因素,有著眾多的目標,既有促進貿易、收入和投資的需要,又有實現增長和發展的要求;既有獲取市場準入適應區域與全球化的意圖,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慮。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同時也是我們所討論的財政問題。可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相伴而生并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決定的。

遺憾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中卻很少直接關注財政問題。以被視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核心的關稅同盟理論及其發展為例,維納(Viner1Jacob)及其后繼者們從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競爭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投資效應等不同層面和角度,分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成員體、非成員體乃至整個世界的生產、消費、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等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的利益或損害。雖然該理論是從關稅及其效應分析這一財政問題出發,而且后來約翰遜、庫珀和馬塞爾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將“公共產品”引入關稅同盟的福利效應分析,并得出了關稅同盟更能滿足成員體政府對各種保護主義傾向的商業政策以及對工業化目標的偏好的結論(田青,2005),但總體看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基本上是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下的闡述,很少直接關注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及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也沒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一政府主導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機制作出全面的闡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制約。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由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性這一特征決定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存在,但卻不被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所關注的重要現實問題。它不僅涉及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效應這一基本問題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系統闡述,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財稅制度協調及發展的研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不僅直接影響著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本身,而且還關系著區域經濟體各成員國之間乃至非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利益和財政關系的協調;同時,將財政問題作為重要的變量引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還可以更好地從政府經濟活動的角度闡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府主導性及其機制,不僅有助于豐富和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而且將直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持續協調發展。

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國際財政是伴隨著國際經濟活動的擴展和國家間經濟依賴的日益加強而在財政關系領域形成的一種國際經濟現象,是財政和國際經濟相結合的產物。關于國際財政的定義(董勤發,1997),理論界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從世界或全球角度來看的財政,即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為后盾的;另一種觀點是把國際財政看成是國際經濟中的財政,是國家財政在國際經濟中的延伸或變種,是國際經濟中的國家財政活動,是不同國家的財政通過國際經濟交往而相互聯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國與國之間的財政關系。與國家財政相比,國際財政具有一般財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國際性、整體性、復雜性和協調性等特點(林品章,1995)。雖然在歐盟的財源籌集方式、國際稅收合作組織研究以及聯合國發展計劃署于1999年提出的對電子郵件開征“比特稅”等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的影子,但在現代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超國家的全球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國際財政就只能是國際環境下財政的作用問題。它主要表現為對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國家財稅制度協調和財政利益分配,是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其本質是國家間的財政關系。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財政存在的客觀前提在于國民經濟中的市場失靈。同樣,國際財政的產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首先,國際財政作為國際經濟活動中財政問題的國際化,其基礎是市場經濟;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決定的國際市場失靈,就直接成為了國際財政存在的理論基礎(董勤發,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和利益目標追求,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并直接構成為各國政府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嚴重阻礙,因此,尋求和實現各國政府間的財政協調和合作,是國際財政存在的現實基礎。

從國際財政產生和存在的理論和現實基礎的角度出發,國際財政存在的意義就是矯正國際市場的失靈和實現各國財政的協調和合作。同時,又由于當前并沒有一個真正有效的世界權力機構,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制定、頒布和執行國際課稅和支出方案的“國際財政當局”,更不可能形成一個有效的世界范圍內的全球財政制度。因此,國際財政只能采取多國財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據合作的程度,國際上多國財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為財政協調(FiscalCoordina2tion)、財政同盟(FiscalUnion)和財政一體化(FiscalIntegration)。這三種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中,財政協調是以既有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財政合作形式,是國際財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強調財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協商性,如現有的各種國際稅收協定等;財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國家的讓渡為前提,它強調財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強制性,往往是區域經濟共同體中較高級的合作形式,如歐盟內部廢除關稅、統一增值稅等;財政一體化則以國家財政的完全讓渡或消失為條件,實行超國家財政干預,它是最高級的財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現實性,所以更多地成為了一種理想化的財政合作形式。而根據不同的國際經濟發展水平和程度,國際財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一般而言,國際財政協調是當前國際財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內容,國際財政研究的理論體系也主要是圍繞著國際財政協調來展開。①

三、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產生的財政問題,是國際經濟活動中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研究的范疇。而通過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框架的分析,我們找到了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實質上就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問題。因此,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相結合的角度,我們可以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本質上就是要詮釋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性的運行機制及意義,通過推進和實現區域內外各經濟體的財政協調和財政合作,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著從國家財政到國際財政的思路,借鑒馬斯格雷夫等人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的闡述,通過在傳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中引入政府及其經濟活動———財政這一變量,一種解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的新視角和分析方法———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國際區域財政導論、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國際區域財政收入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等四部分構成。

國際區域財政導論主要闡述國際區域財政的含義、產生、研究范圍及方法等內容。借鑒國際財政的定義,我們可以給國際區域財政做出這樣的界定:它是指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財政問題,是國家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延伸和發展。換言之,國際區域財政就是國際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具體存在和表現形式,是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家和國家間的財政關系,是我們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層面的一種視角和分析框架。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也有著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質上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導致的市場失靈即國際區域市場失靈,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產生的理論基礎。由于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異而形成的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經濟體不斷尋求財政協調與合作的努力,現實地演繹了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總體看來,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性質依然是財政學和國際經濟學的有機結合,研究范圍也包含著財政協調、財政同盟和財政一體化三種形式,且它們不同程度地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國際區域財政也應遵循國際財政學的研究方法(董勤發,1997),即國家主義分析方法與世界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機結合。

國際區域財政支出主要探討國際區域財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應。具體而言,國際投資和國際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現,前者類似于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后者則更多地具有政府轉移支出的性質或類似于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意義。國際投資的基本理論和效應分析,是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綜合國際經濟學領域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分析區域財政支出中國際投資的框架。從現實來看,國際投資制度主要由各國家的投資制度、雙邊層次投資制度、區域層次的和多邊層次的投資制度構成,且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缺陷并成為國際投資的阻礙,因此,要從制定更權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資制度和高標準的國際投資保護制度及公正高效的爭端解決制度等幾個方面來進行創新(柳劍平等,2005)。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一種重要方式,國際援助在傳統的國家財政和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基本作用(鄖文聚,2000),主要是緩和國際政治經濟矛盾和促進國際經濟關系的協調,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短期性、政治性和經濟戰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歐盟法中的國家援助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國際援助特有的規律和運行規則總體上與作為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形式的內容和要求是不相適應的。因此,要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各經濟體之間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進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著力構建一個能有效協調區域財政關系的經常化、制度化的國際援助制度。轉貼于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主要研究國際稅收、國際債務和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等問題及其經濟影響。國際稅收是國際財政大廈相對獨立的體系和重要支撐,同樣也是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內容。國際稅收的研究,不僅表現在早期對國際稅收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當前對國際稅收競爭、國際稅收協調、國際稅收合作與國際稅收組織、貿易與稅收摩擦、反吸收調查等領域的深入研究和擴展。由于受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同發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約,國際區域財政中的國際稅收除國際稅收協調這個核心以外,還涉及到國際稅收同盟和一體化等表現形式,這在歐盟的統一關稅、統一增值稅和“自有財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證。也就是說,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國際稅收,必須密切關注和分析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下國際稅收的各種具體形式和效應。關于國際債務的理論研究,我們可以在國際金融研究和國家財政的債務分析中找到較為完整的內容和體系。如何從現有的理論體系和框架出發,立足于促進區域經濟穩定與發展,探討區域國際債務的規模及效應和債務監控體系,構建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高效的國際債務運行機制和風險防范體系,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框架中的國際債務研究的主要內容。此外,為了避免如聯合國財政危機中的會費問題的尷尬,還應該積極研究關于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方式,使區域國際組織能夠高效正常運轉,確保其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組織作用的發揮。

國際區域財政政策主要研究區域內外財政政策協調機制及其實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國獨立分散決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減低各國政策之間的相互沖突,共同應對突發事件的不良影響,穩定各國和區域經濟的穩定運行,獲得經濟開放帶來的多方面利益,只是這種協調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國政策的自主性。區域財政協調的理論分析指出,協調政策會減小針對繁榮或蕭條的財政擴張或收縮的溢出效應;在協調計劃中,任何國家的財政擴張或收縮都應該考慮伙伴國的財政政策所導致的溢出效應,它要求伙伴國的財政政策取向相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的協調,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指的是既包括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又包括區域內外財稅政策之間的協調;而狹義主要是指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即各國在制定國內政策的過程中,通過各國間的磋商等機制和方式來實現財政政策的協調。從政策協調的程度來看,又可以分為信息交換、危機管理、政策目標和行動的一致性協調、全面協調及聯合行動等層次;從協調方式的角度,可以分為相機性協調和規則性協調兩種。還需指出的是,國際區域財政政策協調還涉及到區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等的協調,它們共同構成區域宏觀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

總之,國際區域財政作為一種重要的區域性制度安排,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有著直接而深遠的影響。而國際區域財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構建,不僅是這種區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內容和表現,而且還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中政府經濟行為及其效應分析提供了較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釋:

①馬斯格雷夫教授從財政的國際協調和發展財政兩個方面概括和總結了國際財政的基本內容;而董勤發則是結合財政的經濟職能從國際財政合作形式的角度來構建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

②區域有不同的層次劃分,區域財政也多以行政區劃確立的社會、政治、經濟區域為研究對象,但本文所論之區域指的是國際區域,國際區域財政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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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瑩.國際區域一體化的經濟效應[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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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鄧力平,陳濤.國際稅收競爭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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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董勤發.國際財政研究[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14、7、12-141

第5篇：財政理論與政策范文

本文對財稅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國內外文獻做了系統概述，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國外文化產業財稅政策研究現狀；國外文化產業發展實踐的經驗總結；國內文化產業財稅政策理論及發展對策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文化產業財稅政策研究的成果，為進一步推進文化產業發展的理論和政策實踐工作提供參考。

【關鍵詞】

文化產業；財政投入；稅收政策

0 引言

文化產業是以創意為核心競爭力，以文化為內涵，以科技為支撐，以知識產權保護為保障的知識密集型、智慧主導型、資源節約型產業。為了進一步研究的需要，也為管理者提供國內外的前沿理論和實踐經驗，本文首先綜述了國外關于文化產業財稅政策的理論成果，最后總結概述了我國學者的理論研究成果。

1 國外文化產業財稅政策學術研究現狀

文化產業財稅政策是各國學者研究的重要領域，下面分別從財稅政策的重要性及實施方式兩個方面予以概括。

1.1 文化產業財稅政策的重要性研究

Justin O’Connor通過深入分析文化產業與消費的內在聯系，指出文化產業的發展對消費具有重大的拉動作用，同時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完善的財稅政策。David Throsby分析了核心產業要素的財政政策對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性，指出一方面通過提供財政贈款，支持文化產業的資本營運及開支，另一方面，政府通過直接和間接的稅收優惠，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

1.2 文化產業財稅政策的實施方式研究

針對文化產業的總體發展，各國學者給出了不同的財稅政策實施對策建議。

Van Puffelen， Frank介紹了倫敦為保持其作為世界性文化大都市的地位，分析了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改造之間的關系，探討了作為一座創意城市所具有的文化資本及要加大財政投入和實施差別稅率政策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R1ehard Caves認為財政資金主要應投入到某些非營利機構和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當中，并且要采取財稅等的間接方式引導和鼓勵私人企業對文化產業的投資，不干預文化產業的市場化運作。

針對文化產業所面臨的融資難題，各國學者給出了不同的財稅政策實施建議。

Nordicity 指出文化產業面臨的主要挑戰是金融：缺乏必要的金融資本。如安大略省文化產業的發展，首先，得益于聯邦和省級項目以及稅收政策的支持。其次，得益于文化產業的融資環境，如股權融資。再次，得益于一個智能升級的金融機制。Billy Matheson提出多層次的文化產業投資戰略，首先，加大聯邦政府投資，其次，吸收非文化部門和外來投資，再次形成比較完善的融資體制。

2 國內文化產業財稅政策理論及發展對策研究

2.1 財稅政策介入文化產業的理論研究

1）文化產業屬性研究

葉菊華對文化產品的“外部性”進行了分析，指出財政政策干預文化產品生產有利于文化產品外部性的消除，是財政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原因。王德高、陳思霞、盧盛峰認為文化產品具有公益性，存在市場失靈現象，要求財政政策介入文化產業的發展，以彌補市場失靈和市場缺陷。

2）財稅政策效應研究

廖冶寅、 陳愛東提出了財政政策具有乘數效應的原理，指出財稅政策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必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柳光強運用稅收的收入與替代效應理論說明差別性的商品稅稅率政策，對文化產業的發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奚敏華運用杠桿效應理論指出財政資金的導入有利于發揮杠桿效應，構建完善的文化產業投資市場和融資體制。

2.2 文化產業財政投入研究

1）財政資金投入結構研究

周麗儉、蔡璐認為文化產業財政投入結構不合理，平衡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的財政支持，加強文化娛樂行業的財政支持力度，并進一步優化財政文化投入結構。魏鵬舉指出公共財政需要重點投入那些對培育國家文化生產力具有戰略意義的環節，并根據文化產業發育、發展的不同環節，出臺相應的、有針對性的財政投入措施。

2）財政資金投入方式研究

林青青指出應改變財政撥款方式、采用財政入股方式和整合財政專項資金等，推進文化企業經營機制體制改革。楊吉華指出在增加財政投入的同時積極落實國家關于非公有資本、外資進入文化產業的有關規定，吸收社會資本和外資進入政策允許的文化產業領域。張歆蕊指出鼓勵各類社會資本對文化產業投資經營，建立多元化投資體系，逐步形成政府投入和社會投入相結合，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產業投入機制。

2.3 文化產業稅收政策研究

1）減輕稅收負擔研究

馬洪范指出文化產業稅收政策應針對不同性質的文化企業實行差別稅率、對捐贈個人與企業制定稅收減免政策、降低文化企業的稅收負擔、完善文化產品或設備進出口稅收政策和繼續執行特種經營的減免稅政策。尹利軍、吳聲怡認為，稅收政策對中小型文化企業的重視程度不夠，應給予中小型文化企業所得稅抵扣、減免等優惠，減輕中小型文化企業的稅收負擔。

2）稅率實施的差別性研究

蘭相潔指出應根據文化產業各自的特征，對各種社會效用的文化產品、各種特點的文化企業采用不同的稅率。張偉、周魯柱指出從三個方面完善稅收優惠政策，一是降低稅率；二是完善差別稅率政策；三是通過優惠的稅收政策加大鼓勵企業和個人贊助或捐贈。

3 總結

隨著近年來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文化產業財稅扶持政策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體現以下幾個方面：

1）文化產業的特點與財政的扶持存在著某一項的聯系，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財稅政策支持。2）分析世界各國各地區文化產業發展的實踐，總結其不足借鑒其經驗來指導本國文化產業的發展。3）提出財稅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方式和手段多種多樣，如財政直接資助、設立專項基金、體制改革、稅收優惠、差別稅率等。4）尋求與財政支持相關的文化產業融資方式，如股權融資，文化企業貸款優惠及鼓勵社會資本的投入等。

【參考文獻】

[1]Justin O’Connor.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J].Manchester Institute for Popular Culture， 2008 （8）：16-20

[2]柳光強.完善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財稅政策研究[J].財政研究，2012（2）：43-50.

第6篇：財政理論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歐洲經貨聯盟　協調

歐洲經貨聯盟的建立，使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范疇、內容體系和工具方法，在借鑒了其他學科和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后，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最近20多年，經濟學家開始更多地注意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協調，尤其是在醞釀歐洲經貨聯盟過程中。歐洲經貨聯盟的政策協調逐漸成為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焦點。下面對經貨聯盟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的理論進行簡要回顧。

一、經貨聯盟建立前關于政策協調理論的研究

1.關于財政紀律（fiscal discipline）。對財政紀律研究起源于薩金特和華萊士（sargent，wallace，1981），他們強調政府財政赤字的程度是預先確定的，并具有非持續性，貨幣政策和價格水平不是外生的。然而，他們都沒有明確制定財政政策的目標，尤其是沒有包括宏觀穩定的目標。不過薩金特和華萊士所分析的方案在強調財政紀律是貨幣穩定的先決條件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經貨聯盟設計者將這一思想加以吸收，并寫入《馬斯特利赫特條約》（簡稱《馬約》）中的關于經貨聯盟第三階段標準的有關條款。

2.關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tabehini（1986）是最早運用微分博弈模型來分析單一國家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的。他證明，與非合作博弈結果相比，政策協調加快了經濟向穩定狀態演進并趨同的速度，從而使經濟向預定的目標更加靠近。

3.關于貨幣政策協調。tumovski和d‘orey（1986）分析了跨國間貨幣政策協調問題。他們的模型以兩個相同的開放的經濟為特征，并受到總供給和總需求的沖擊。中央銀行在產出和通貨膨脹方面具有同一的線性二次參數選擇。在靜態框架下，他們比較了納什均衡、斯坦克爾伯格均衡和合作均衡，他們發現，合作收益可能很小。這個結論后來被turnovsky，basar和d’orey （1988）所校正，他們分析了同一模型的動態情況，證明合作收益可能變得正相關。

二、經貨聯盟框架確立后關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研究的新發展

隨著經貨聯盟框架的確立，《馬斯特利赫特條約》的通過及1999年歐元的問世和經貨聯盟的正式成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也進入了空前發展階段。大量文獻直接以歐洲經貨聯盟為研究對象，通常是在一個集中的貨幣當局（centralized monetary authority）和多個分散的財政當局（decentralized fiscal authorities），即幾個主權國家共同擁有同一貨幣政策的框架下進行研究的。經貨聯盟后貨幣和財政政策協調理論的研究總結如下：

1.關于動態不一致性問題。這一問題實際上也是共同貨幣當局及分散的財政當局的信譽問題。mourmouras和su（1995）建立了成員國債務不確定前提下的共同貨幣當局和成員國政府之間的博弈模型。如果共同貨幣當局能夠保證其獨立性和信守物價穩定的承諾，那么就會有助于貨幣政策主導體制的形成，從而嚴肅財政紀律，防止無約束的財政政策對經濟產生的負面效應。beetsma和bovenberg（1995），beetsma和uhlig（1997）對稅收發生扭曲情況進行研究時發現，如果央行缺乏信守承諾的能力，政府就會進行赤字融資，最終將迫使央行放棄物價穩定的目標，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而一個獨立的信守承諾的中央銀行，則能夠起到對財政紀律約束的作用。beetsma和uhlig（1999）認為財政政策會誘導實際產出和自然產出的缺口，從而誘導中央銀行（希望將產出穩定在自然水平）采取通貨膨脹政策（動態不一致）。banerjee（2001）分析了中央銀行采取動態不一致的行為時歐洲經貨聯盟政策制定者之間的協調。dixit和iatmbertini （2001）分析了財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他們考察了中央銀行和政府在產出和通脹目標相矛盾時，有和沒有貨幣承諾時的均衡，包括納什均衡和先行者均衡。他們的結論是：中央銀行和財政當局之間非合作的相互作用導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競爭，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以增加產出為目的，而緊縮的貨幣政策以降低通脹為目的。對財政政策的制度限制，如《穩定與增長公約》，在改變財政反應函數和影響產出——通脹結果方面可能是有效的。dixit和lambertini（2003）假設中央銀行產出和通脹目標都低于財政當局的目標值，建立了兩政策之間競爭模型。在這種博弈下，中央銀行受規則約束，而財政當局有權視情況決定其財政政策，財政當局很可能會破壞中央銀行的承諾。博弈結束時，貨幣政策過于緊縮，財政政策又不夠擴張。他們的結論是：如果貨幣和財政當局保持政策動態一致時，他們應當具有相同的產出和價格目標，這些目標與社會最優目標相一致。當存在動態不一致時，通貨膨脹目標應當降低，但是至關重要的是，兩當局的產出和通脹目標應當一致（目標偏好的權重可以不同）。

2.關于分散的財政當局問題（decentralized fiscal authorities）。這類分析對不同當局的目標函數進行了假設。bane-jee（2001）分析了兩國具有各自的財政政策，并擁有共同的貨幣政策的情況。他分別假設了政策制定者自由選擇政策工具和選擇政策工具時受到約束的兩種情況，然后對不同假設條件下的產出和通貨膨脹結果進行了比較。beetsma，xavier debrun和frank klaassen（2001）也對此進行了分析并得出相似的結論。torben andersen（2002）發現，在出現對稱沖擊和政策參與者增加的時候，非合作的財政政策的成本很大。相反，在特殊沖擊和政策參與者減少的情況下成本很小。uhlig（2002）假設，中央銀行致力于將產出偏離自然水平和通脹偏離其目標水平最小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財政當局只關心產出，會導致無效率，對產出穩定會造成壓力，產生通貨膨脹的傾向，從而誘導中央銀行提高利率。在他的模型中，中央銀行沒有對利率水平附加任何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財政當局間的協調將是有利的，有助于保持利率下降。

3.財政約束（fiscal restraint）和協調問題（楊照東，王勁松，2004）。由于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具有制度外溢性，因此需要財政約束。bliss和nalebuff（1984），alesina和drazen（1991）提出，在貨幣聯盟中如果其他國家主動控制債務和赤字，提供財政紀律公共產品的話，則每個國家都會存在一種放松自身預算的動機，從共同預算穩定中“搭便車”，最終導致共同財政紀律松弛，危及共同貨幣的信譽和貨幣聯盟的穩定；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則可以作為一種成員國財政協調的外在約束機制，減少各國財政的溢出（allsopp和vinesl996）。

giovannini（1994）也指出，對財政預算硬約束的規定，可以阻止成員國將內部財政困難輸出，危及整個聯盟的利益，在缺乏“共同聯邦預算”約束的情況下，關于財政約束的條約規定無疑是最好的選擇。當然也存在著與上述相沖突的觀點，如dombusch（1997）認為，財政約束雖然在理論上是合理的，但在實際中，如果共同貨幣當局信守承諾的話，這樣的約束反而會束縛財政政策穩定經濟功能的發揮。

財政協調源自成員國財政政策的相互溢出。laursell和metzler（1950）在一個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分析認為，一國財政支出的擴張，將增加本國產出水平，但通過對世界利率的溢出效應，將使其他國家的產出下降，其國內開支增加，最終對其他國家產生負面影響。masson和talor（1993）發現了財政協調的重要性。歐洲匯率機制（erm）體制下，德國財政擴張在增加產出時，傾向于降低其他成員國的國內產出，形成外部溢出的負效應。也有一些學者反對財政政策協調，如eichengreen（1996）認為，在經貨聯盟中財政政策的跨界溢出的負效應并不顯著，從而使超過《馬約》規定之外的財政政策協調的經濟收益十分微小。beetsma和bovenberg（1998），uhlig（1999）進一步指出，如果在成員國層次上有足夠的空間讓市場機制和財政“自動穩定器”發揮作用的話，財政政策的跨區溢出效應也許很有限，因而不必進行財政政策協調。

4.關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相互作用。sibert（1992），levine和brocine（1994），beetsma和bovenberg（1998）等人的研究發現，在一個由分散的財政政策和共同的貨幣當局組成的貨幣聯盟中，如果貨幣當局對于貨幣政策控制不嚴格，容易產生通貨膨脹傾向和公共產品的過度供給；當存在財政合作或財政先行時，則可以嚴格財政和貨幣政策紀律，避免上述情況發生。

macro buti，werner roeger和ian int veld（2001）分析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相互作用。假定財政當局確實關心通貨膨脹，當經濟受到供給沖擊時，合作是值得的。bas van aarle，jacob engwerda和joseph plasmans（2001）分析了兩個國家具有各自的財政政策和統一的貨幣政策的情況。他們采用不同損失函數的靜態設計，包括兩國間溢出競爭。他們運用數字模擬分析了兩個財政當局和一個貨幣當局的非合作、完全合作、兩個財政當局聯合、財政當局和貨幣當局的合作的情況。他們發現，在兩國受到對稱和非對稱沖擊時，合作對于財政當局是有效率的，兩個財政當局采取共同的政策傾向，會產生帕累托改進。luca lambertini和ricccardo rovelli （2004）考察了在宏觀經濟穩定條件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他們的分析表明，如果財政政策考慮到產出和通脹福利函數（通脹福利函數與中央銀行定義的相一致），那么，兩個當局都會從合作中獲利。kooper和kempf（2000）在兩國模型中分析了組建和不組建貨幣聯盟兩種情況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行為。當財政政策制定者和貨幣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標一致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便會相互作用。在他們的模型中，兩國有共同的財政限制，兩國政府盡量以較高的共同價格的形式將成本傳給另一方。他們的結論是：當貨幣當局作為先行者，貨幣聯盟會得到帕累托效率改進的結果；而如果財政當局是先行者或財政當局的赤字融通受到限制，貨幣聯盟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能取得福利改進的結果。

主要參考文獻：andersen， t.， 2002. “fiscal stabilization policy in a monetary union with inflation  targeting. ” ecpr discussion paper no. 3232.

barro， r. and gordon d. b.， 1983. “rules， 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 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2（1）： 101——21.

banerjee， g.，2001. “rules and discretion with common central bank and separate fiscal  authorities. ”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53： 45——68.

beetsma， r. and h. uhlig， 1999. “an analysis of 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 the  economic journal. 109： 546——571.

dixit， a. and l. lambertini， 2001. “monetray - 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 and commitment  versus discretion in a monetary union.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 977-87.

tabellini g.， 1986. “money， debt and deficits in a dynamic game. ”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december.

tumovsky， s.j. and v. d‘ orey， 1986. “monetary policies in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  with stochastic dis turbances： a strategic approach. ” economic journal. 96： 696——721.

第7篇：財政理論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制度；金融制度；商業金融；資源型經濟

中圖分類號：F830；F810

一、問題的提出

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要解決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體。財政制度是政府行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觀意愿的表達，又是政府職能的表現形式，是實現公平的主要途徑之一。而金融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愈來愈明顯，由金融業內部個別子系統危機擴散到金融整個系統，進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蔓延至金融系統之外的實體經濟，最終引起更大范圍經濟危機的現實提醒著人類，金融經濟化、金融全球化勢不可擋。“無效或者低效的經濟就是無效或低效的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果，不合理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實際是不合理的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果。” ①金融要素漸漸成為經濟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員。資源型經濟的轉型，不僅需要財政制度提供公平環境，更需要金融資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理論與實踐

本部分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

傳統意義上的財政金融協調，是集中于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研究，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調控手段和效應，在現實操作中也很難明確區分開來。貨幣政策是由中央銀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針對貨幣運動本身，以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等作為政策目標，進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作用。而財政政策是由政府決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體現，其調控的對象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過程，以改變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數量和結構，財政政策的實施是從政府收支兩個方向來實現的，稅收、基金、轉移支付和補貼政策是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進而對社會財富進行調節和配置的活動。

從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經濟學伊始，對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對有效性進行了長期的討論。長期的實踐證明，財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方面比貨幣政策更能為有效；而對于抑制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貨幣政策便顯現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貨幣主義代表弗里德曼所說：“貨幣政策是一根繩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貨膨脹，卻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從中國的實踐來看，計劃經濟時期，財政一支獨大，貨幣政策只是作為財政的一種信貸安排，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設也極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說，就算是在這樣的經濟體制下，信貸政策依然是金融發揮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開放至今，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作為獨立法人資格的金融機構的成立，金融市場規則、法律法規逐漸完善，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越來越強。然而，財政雖然逐漸從經濟的參與者變成了經濟規則的制定者，但是，財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時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誘發的經濟增長緩慢與失業嚴重問題，從最初發現貨幣政策調節的局限性，到及時啟動財政政策作為拉動經濟的主力，是協調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踐證明。

（二）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運用，是西方經濟學政府干預行為的理論支撐，也是近年來世界各國宏觀調控的基本依據。正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斯所說，“技術革新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人們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么人類社會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作為更為寬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資源，是金融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之間的協調性，是相對節約交易費用，決定制度效能的關鍵要素。

財政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以稅收制度、轉移支付制度和財政補貼相聯系的制度總和。財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為主，無論是稅收制度調節收入分配，還是轉移支付制度調節中央與地方、區域之間平衡發展，以及專項基金、財政補貼等，都是用某一種特定手段對現有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過程，是為縮小區域之間、社會民眾之間的貧富差距而服務的，財政制度本身并不會直接增加國民收入的總量，也不參與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財政直接投資于關系國計民生和基礎建設的項目，會創造國民收入，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資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政府逐漸退出市場領域，運用間接手段調節經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可見，財政制度的設立，是為社會提供公平環境的，在效率領域，財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因素，已經是被大量理論和實踐證明了的客觀規律。隨著金融發展理論的不斷完善，以及以其為指導下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印證了金融已然成為經濟發展內在動力的事實。根據金融資源理論的界定，金融資源從層次上劃分為貨幣資源、資本資源、制度資源和金融商品資源。金融機構、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規、金融市場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資源，也稱為功能性金融資源。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和配置，是為整個金融體系的效率服務的制度設計。但是，無論是金融機構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規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場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為保障整個金融系統乃至經濟系統正常運行提供動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資源的配置權，就掌握了整個社會經濟增長的引擎，能夠獲得特殊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權始終掌握在金融當局或者立法當局的手中。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是對保證社會公平卻無能為力。

人類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不僅需要公平機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機制為社會穩定服務，效率因素加速經濟增長，二者缺一不可。單條腿走路，或者跛行，都會影響社會經濟的正常高效運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實現效率，需要財政制度提供社會公平的環境；財政制度要更好地踐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證經濟運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效應功能區

任何資源都有相對獨立的效應功能區，“作為金融資源系統的動態控制來講，具有一定的宏觀效應，所以它的出臺過程或出臺后的實施均會對我們的控制對象產生特定的效應，這種政策效應的輻射功能必然將其作用對象以及與該作用對象附有相關性的相關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圍。” ②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也有其獨立的效應功能區。

（一）金融與財政協調效應功能區的要素

“效應功能區是指具有社會功能的各種社會資源開發、配置過程和開發、配置結果的效應功能動力學區間。是具有資源屬性的社會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條件下，其動態作用在實現預設目標的過程中表現出的正負效應功能區間。這種動態作用的時間和空間系列組成的多維空間就是社會資源的效應功能區。”②效應功能區的劃分，由初始條件、宏觀調控目標、過程控制和選擇對策等組成。

1.初始條件

自然資源的開發配置狀態，是資源型經濟轉型的關鍵要素，也是財政金融協調初始條件的基礎要素。而經濟系統初始的開發配置狀態，是財政金融協調的原始動力，社會系統中政治、文化、科學、技術等的客觀配置狀態，會對資源型經濟轉型產生重要的影響，也是金融與財政協調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目標設定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配置，首先是制度變遷的客觀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內生動力。無論是財政或是金融，都是經濟系統的子系統，因此，無論是子系統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協調配置的目標，都不僅僅是為實現自身的微觀效率，更為關鍵的是提升整個經濟系統的效率。人類社會活動的最終目的，是通過一切社會系統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終體現為人類生存質量和福利水平的整體提高，經濟活動的最終目標也在于此。因此，金融與財政的協調配置，不僅是自身系統效率的要求，更應將社會經濟發展作為最終目標。

3.過程控制

從初始條件，到既定目標的實現，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為此，金融與財政制度的協調配置同樣需要三個層面的過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與財政制度要素間的協調控制過程，包括金融制度、財政制度與貨幣資源、資本資源等之間的協調控制，還包括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本身的協調控制；其次，是二者與經濟系統的協調控制過程，其中，一是目標的控制，二是過程的控制；最后，金融與財政制度的協調配置與社會系統資源的開發配置協調控制過程。但是，“依賴于特定初始條件確立的發展目標有時候可能出現‘虛化’現象，真正能夠保證實現目標的實在性，在于執行過程的保證程度與保護措施。”②

4.對策選擇

對策的優化選擇，是實現既定目標的保證。對策的選擇依據，依然是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歷史的沉淀、橫向要素功能傳導與逆轉等。其中，對策選擇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復雜的初始條件和目標的動態性的認識和把握。突發性的混沌因素，相比人類可預知與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決定和改變社會經濟活動的方向和變化。因此，對策選擇的動態性，是保證目標實現的關鍵，也是本文動態性原則的具體體現。金融與財政協調的最終效果，也取決于對制度變遷與動態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總之，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是在給定的初始條件，即當前的自然資源、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等現有開發配置與相互作用的動態關聯狀態下，通過設定具體的社會、經濟目標以及自組織系統目標，對制度實施的過程進行嚴格控制與保護下政策的安排與配置過程。

（二）金融與財政協調效應功能區的傳導機制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效應功能區，是以系統科學基本理論、混沌理論為基礎，以過程控制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性與社會經濟目標之間的動態關聯性，這種作用力，表現為橫向和縱向的動力學狀態。

1.縱向動力學狀態

金融與財政制度對直接過程和目標的效應功能傳導與逆轉的動力學系統，稱為線性效應功能區。在此功能區內，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效應功能，首先表現為一個與金融制度、財政制度的既定狀態以及增量狀態的過程，其次表現為二者直接目標的實現。

2.橫向動力學狀態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對其他金融系統要素、財政系統要素的影響，以及對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運動過程和目標的效應功能傳導與逆轉的動力學系統，稱為發散性效應功能區。任何制度的開發，都會對其他與之相關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統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如對金融系統內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其他要素的開發與配置等。而這種作用，對線性效應的兩種情況產生類似的效果。共同組成了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效應功能的發散性區間。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效應功能區，是以二者的線區為主，發散區為輔，以二者的協調配合為手段，以推動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為目標的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動態區間。

值得強調的是，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同樣具有互補或者互斥的狀態，即有正效應與負效應之分。正效應的體現，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時，又提升其他相關要素的效用功能，進而最終推動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整體效用功能，達到制度開發與配置的終極目標。負的效用功能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則只針對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著力點：商業金融

本部分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金融資源的層次

商業金融是與市場經濟密切結合的金融系統內在要素，是資金活動的主要媒介與場所，也是直接參與市場經濟競爭規則的微觀主體。按照金融資源理論的劃分，金融資源從縱向上分為貨幣資源、資本資源、制度資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資源。貨幣資源是貯存于經濟生活和再生產過程的貨幣總量，是貨幣化的社會資本，也是最基礎的金融資源。“由于以實體的社會財富為基礎的貨幣資源具有量的累積或功能累積的特殊性，所以它對所有層次的金融資源起著基礎性、決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資源的開發與配置，都必須建立在貨幣資源量的累積和功能累積的基礎之上。”②貨幣資源形成后，一部分在當期執行著交換媒介的基本職能，作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費”掉，退出了流通領域。而另外一部分貨幣資源雖然以貨幣形態存在，但是卻始終以量的積累形式貯存，變成后期開發的基礎性金融資源。最后一部分則通過其他方式轉化為資本資源。資本資源是以價值形態存在的貨幣資源，是為滿足生產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資源，通過與勞動力和勞動資源等的結合，投資于社會經濟的某個領域，發揮了創造新價值的功能，這也是資本增值性的本質要求。

金融制度資源也被稱為金融功能性資源，是包括金融機構、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規、金融市場和金融文化在內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等是承載金融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的主要載體。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決定著金融資源整體的效率，金融制度資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給本身相關約束條件的結果，如制度決策者的能力、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對科技的駕馭能力、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能，都是金融制度資源開發的約束條件。金融商品（工具）資源，是金融資源開發的“產品”，有傳統金融商品與金融衍生品兩大類。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場交易中體現雙方債權債務關系的各種有價證券，如股票、債券等。后者則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的核心，也是推動全球金融體系變化，對國際金融活動與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的發明創造。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與不斷發展，客觀上加速了資金的運行速度，但是其虛擬性卻也為金融領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風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便是極好的佐證。金融商品（工具）資源具有雙重屬性，“當它們的存在是發揮社會財富的開發、配置功能的時候，是金融資源；當它們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場的交易對象的時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經失去了他們原有的資源屬性——此時它和一般的消費品沒有兩樣。”②

貨幣資源是金融資源的基礎領域，資本資源是金融資源的延伸領域，金融商品（工具）資源是金融資源的派生領域，而金融制度資源是金融資源的特殊領域。

（二）商業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講的商業金融，是以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為媒介，以商業金融機構為載體的金融資源的開發與配置。資本資源的開發主體之一便是商業銀行，而資本資源開發過度也大多是商業銀行派生存款創造功能過度使用的結果。與中央銀行貨幣供應量的確定一樣，商業銀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種客觀規則，即由特定時期社會經濟條件的客觀需求所決定。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很難明確區分貨幣資源與資本資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況下會相互影響與相互轉化，也都與商業銀行行為有著密切的聯系。資源型經濟的轉型，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的合理開發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這兩者最終都要通過商業金融對經濟系統產生作用。資本的效率，體現了企業的效率，也體現了經濟的效率。商業金融對貨幣資源與資本資源的合理運用，最終會體現為經濟系統的效率要素。無論是利率政策、信貸政策，還是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法規，最終必須通過商業金融才能傳導于實體經濟，提升經濟效率。而財政制度與金融制度的協調，必須要有統一的著力點，才能最終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實現最大的功效，商業金融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財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為邊界，財政通過對商業金融提供獎懲和鼓勵機制，利用商業金融內在逐利的本質屬性，實現財政對公平機制的需求。金融資源是可以通過自身資源的配置進而配置其他一切資源的特殊資源，通過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利用商業金融的特殊屬性來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使得各種資源流向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有利于經濟良性發展的軌道上來，最終實現資源型經濟的成功轉型。

五、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目標：可持續發展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資源型經濟轉型的路徑。資源型經濟轉型的目的，是通過重新構建租金分配體系，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目標不謀而合。

對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模式的討論可見，人為再造經濟發展模式（以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為例）相比自然演進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例）用了更短的時間實現經濟的飛速增長，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預。金融發展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是政府干預的理論支撐。然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發展后期經濟危機的頻發，歸根結底，是社會資源配置不協調所導致的經濟發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資源理論主張政府的適度干預，他認為，政府的適度干預，可以矯正或控制社會資源配置中的效應功能逆轉問題，進而實現社會資源效應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預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導方式將政策傳導于實體經濟，實現既定的政策目標，在這當中，離不開財政制度，更離不開金融制度。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需要各經濟要素的協調配合，而運行的效率，取決于各要素配合的協調程度。這里所說的經濟要素包括：勞動力（人力資源）、勞動對象（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勞動手段（技術資源）和將三者聯系起來的各種制度資源。利用財政制度與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優勢，實現功能的強化與互補，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轉。對財富存量與增量的調節，是財政制度與金融制度的本質屬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體系，通過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不僅能夠降低由產業結構的固化堆積最終演化為經濟危機的風險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資源型經濟惡化走入“資源詛咒”陷阱的發生，更為重要的是對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能夠提高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速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理念，并不是某種存置的狀態。因此，財政金融協調的過程，也必然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開放的發展過程，是一個時刻圍繞可持續發展不同階段不斷發展與創新的過程。“當期發揮良性作用的金融制度是前期金融資源（金融制度）重新開發和配置的延伸結果，只要這一制度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是適應的，它就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再次被作為金融資源來重新開發和配置；只有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負面效應的金融制度或它本身的某些變態要素才是需要摒棄后重新開發和配置的內容——這時候的金融制度才可能復歸它金融資源的自然屬性。”②與此相類似，財政制度的開發與調整，也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二者的開發與配置，要以可持續發展作為終究目標。

注釋：

①白欽先.從傳統金融觀到現代金融觀的變遷——百年金融變遷與金融理論創新的探索[D].第三屆中國金融論壇論文集，2004.

②崔滿紅.金融資源理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參考文獻：

[1]崔滿紅.金融資源理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2]白欽先.從傳統金融觀到現代金融觀的變遷——百年金融變遷與金融理論創新的探索[D].第三屆中國金融論壇論文集，2004.

第8篇：財政理論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消費理論；持久性收入；李嘉圖等價定理

中圖分類號：F06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18-0004-02

現階段帶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消費、出口和投資。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消費需求。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主要是靠消費帶動，消費需求具有穩定性和持久性的特點。一國總需求中消費大約占比重到達70%，消費需求波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小。經濟學理論表明，消費者一生的消費與他們一生的收入水平有緊密的聯系，其中與他們當年的收入之間關系不大。消費者不同的消費邊際傾向決定了消費者不同的消費理論。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主要代表理論是早期凱恩斯主義時期的經驗性心理法則，即消費者每增加一單位收入用于消費的比重較大。另外，邊際消費傾向較低是以基于理性消費者決策的消費理論。

一、生命周期消費理論

（一）生命周期理論定義

美國經濟學家莫迪利阿尼提出了以生命周期為主的消費函數理論，該理論認為消費者面臨的消費需求不僅取決于現在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依賴于一生的收入。理性的消費者在計劃一生的消費和儲蓄時會按照自己一生的收入和財富，針對自身進行合理的配置，以達到消費者效用的最大化。

（二）生命周期理論解釋

生命周期消費理論并不依賴于理性經驗法則的單一數值的邊際消費傾向，基于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生命周期理論意味著一生中的持久收入、暫時性收入和所擁有的財富的消費傾向并不相同。大多數人會選擇穩定的生活方式是生命周期消費理論的關鍵假定，即在各個時期消費者會進行相似水平的消費，假定每年消費者面臨的消費相同。生命周期消費理論的函數為C=WL/NL×YL，WL代表消費者工作年數，NL代表生活年數，YL代表消費者每年工作的勞動收入，C代表每年的消費數量。消費函數表明整個人生中消費基本上是穩定不變的，在工作期限中消費者通過付出勞動，積累資產和財富。當消費者退休后，利用積累的財富進項消費，在生命結束時，消費者通過一生積累的財富恰恰消耗完變為零。

二、持久消費生命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提出了關于持久生命周期的消費理論，該理論指出個人或家庭的消費取決于其持久性收入，與當前的收入無關。持久性收入是指個人期望為獲得收入持續地工作。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持久性消費理論表明，在保持個人財富完整性的同時，工作獲得收入和積累財富，其中消費在收入現值中占有固定的比例。持久性消費理論就是個人為維持在有生之年消費比率，依賴于現有財富水平和現在及未來通過勞動獲得收入。其中，消費函數為：C=cYP，其中YP為個人持久性收入，個人產生的持久性的收入將分配到以后的許多年份，面臨的消費水平應該比獲得收入更加穩定。

三、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說

（一）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說來源

結合生命周期消費理論和持久性消費理論，提出了“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說”即LC-PIT。現階段消費者通過自身勞動獲得收入進行的消費行為將分配到許多年份中，當收入發生較大的波動時，消費者會利用以往積累的財富熨平收入波動帶來的影響，所以個人消費比收入水平更加穩定。

（二）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說解釋

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設理論認為，消費主要取決于個人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為消費決策的依據，且消費還會與現期的收入相聯系。一個人暫時性收入用于消費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較低，即邊際消費傾向很低，接近于零。來自持久性的收入引起的邊際消費傾向較大，接近于1。政府如果利用財政政策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時，暫時性的稅收政策刺激經濟的計劃效果并不顯著。持久性的稅收會使消費者獲得持久性收入，此時消費者面臨的邊際消費傾向會更高，更有利刺激經濟的發展。

四、“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及其政策意義

（一）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的定義

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提出了“李嘉圖等價定理”，在此基礎上，巴羅作為新古典主義學者以理性預期為依據重新論述了這種理論。該理論認為，在政府財政支出一定的情況下，政府為籌措財政資金通過征稅和發行公債所達到的效果是一致的。

（二）巴羅―李嘉圖等價理論的思路

在出初始時期政府預算是保持平衡的，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國民生產總值增加，政府為激勵消費者進行資金支出和投資，會采取減稅的積極性財政政策。政府通過減稅會增加個人或家庭的收入，根據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理論，當收入增加時，使得個人財富積累，邊際消費傾向會隨著收入的增加提高。因此，減稅作為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會鼓勵個人和公共部門的投入的增加，進而擴大社會總需求，促進生產的積極性，提高國內生產總值。但是，實行減稅的財政政策會造成財政赤字的發生，為了保持預算平衡，政府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點，不得不增加稅收用于支付債券和積累的利息。理性的消費者會預期政府今天借債，意味著將來政府會提高稅收，來彌補發行債券所支付的利息，以保持財政的預算平衡。政府通過債權融資的減稅政策并沒有減少稅收負擔，這種政策只是重新安排了政府稅收的時間。因此，理性的消費者不會因暫時的減稅增加消費開支，進而這種政策的實施所達到的效果并不顯著。

（三）巴羅―李嘉圖等價理論的政策意義

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表明政府因實施減稅措施而發行的公債會被人們作為潛在的稅收考慮到整個預算約束中。在不存在流動性約束的情況下，政府發行的公債和未來潛在的稅收的現值是等價的，因此，兩種政策的變化前后消費者面臨的預算約束是一致的，從而暫時的減稅并不會影響人們的消費和投資支出。李嘉圖等價定理向我們解釋了政府通過稅收和債權進行融資所達到的效果是相同的，當政府發行債權進行融資時，居民購買政府債券，一段時間后獲取來自政府的利息支付，政府進行利息支付會造成財政赤字，為了保持財政預算平衡，在未來，政府會提高稅收，以獲得更多的收入來彌補由利息支付造成的財政赤字。當人們意識到兩種政策的效果時，消費者在獲得政府利息支付時并不會增加消費支出，會將所得收入儲蓄起來用于未來支付政府更高的稅收，因此現階段人們所支配的財富和征稅的財富數量相同。

參考文獻：

第9篇：財政理論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福利國家；政策制定

Abstract：Fiscal policy theory which intends to upgrade social welfare level i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or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fiscal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ication，which helps the Nor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become welfare countries gradually. However，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some hypothesis of this theory is not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ity.

Key Words：fiscal policy，welfare country，policy formulation

中圖分類號：F11.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2）07-0068-04

在二十世紀50和60年代，很多經濟學家關注“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如果一個國家并非是個人融入整體的有機單位，也沒有一個關心世人的統治者”，而且國家僅重視個人的意見，那么，如何基于個人選票的綜合結果來指導政策制定？首先選民選出自己在政府中的代表，然后這些代表們可能會按照選舉前的承諾來制定政策。不過，這些代表可能并不能正確理解選民意見，甚至還有可能故意曲解選民的意見，來為自己或團體謀取私利。此外，選民可能沒興趣投入時間和金錢來研究具體政策，因為投資意味著成本，他們可能認為自己的選票在百萬選票中微不足道，不會改變選舉結果，從而使問題更為復雜。隨著政府職能的擴大以及選民隊伍的壯大，這一問題變得更加突出。選民很有可能會選擇“理性無知”（rationally ignorant）。因此，“中間選民”的概念是沒有價值的。有關“集體行動”的論述很有意思也充滿智慧，但它對政策的實際制定并不能產生多大影響。

除了各種理論外，歷史上有些事件可能對其后政府職能的影響更大、更持久，并推動了政府支出的增長。這些事件包括二十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前蘇聯的計劃經濟以及“凱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等。

一、財政政策經濟理論

北歐地區包括5個國家：丹麥、芬蘭、挪威、瑞典和冰島，其中，瑞典的面積最大、人口最多。在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其他專家的推動下，迫于各種各樣的政治壓力，北歐國家于二十世紀50年代啟動了一項進程，該進程使之在隨后數年內發展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福利國家”。而在進程啟動的20年前，“堅定的自由放任主義學說還主導著瑞典的經濟學講壇”，其他北歐國家也是如此。在這一轉變期間，一些創建了“財政政策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通過強有力的學術指引施加了一定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位經濟學家曾經這樣表述：“經濟學家的目的必須是創建一種經濟模型，從而能夠提供有關財政政策效果的相當準確的信息”。財政政策經濟理論借鑒了弗里希和廷伯根（R.Frisch 和 J. Tinbergen）的觀點，即政府設定了一些擬實現的目標，同時也擁有可用來實現目標的政策工具。該觀點用于財政領域就是財政政策經濟理論。該理論重點關注政府擬實現的目標、所擁有的工具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在此理論下，政府目標不僅僅限于凱恩斯主義的充分就業目標，其最終目標設定為提升社會或集體福利水平。

哈韋爾莫（Haavelmo）提出，“所謂的福利國家是指，無論在短期內還是長期內，該社會的最終目標是為其人民謀取經濟福利”，“福利國家在現有社會下構建了一套監管規則體系，社會成員在此體系的約束下開展活動，實現該社會特有的經濟發展目標，在目標實現后，社會成員再推動政治程序來改變游戲規則。因此，從中長期來看，規則并非完全的內生變量，它可以隨游戲的發展而改變。這與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觀點是不同的，他認為，除非經歷艱難的政治程序，否則規則、尤其是憲法確定的規則是無法改變的。

財政政策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是，政策制定者通過實施一定的規則和政策來實現提升社會福利水平的目標。這與公共選擇學派或意大利《稅收原理及方法》一書中的觀點相去甚遠。社會福利不僅僅反映為某一單項指標，比如就業或者經濟增長率，而是多項經濟或社會指標。具體指標由政策制定者來選擇，政策制定者隨著時間變化或政權更迭對指標排序做出調整。在民主國家中，政策制定者尊重選民的意見，指標排序會根據選民在民主選舉時表達的意愿來調整。此外，規則也應因時而變。

反映社會福利的經濟指標包括經濟增長、就業增長、生產率增長、通脹率、貿易平衡、收入分配、貧困率、適齡勞動力等特定人群的失業率、女性就業率等。社會指標包括預期壽命、犯罪率、識字率、環境質量、患病率以及房屋擁有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