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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中思想政治;有效策略;正能量
課堂教學效率的高低不僅直接關系到教學成績大小的問題,而且影響到學生素質能否得到全面提高的問題,能否切實將師生從大量的重復練習、機械學習中解放出來,進而提升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是目前高中思想政治教學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教師如何實施有效的教學策略,為高中思想政治教學課堂注入正能量呢?本人結合十幾年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學的實踐,簡要分析教學策略的有效運用,來達到素質教育的要求,從而打造有效課堂,實現高中思想政治的有效教學,實現師生和諧發展的夢想。有效教學策略的共同點就是把教師引導誘思的過程和學生參與體驗的過程有機結合起來,靈活地采用啟發誘導式、主體參與式、共同討論式等教學方式來促使學生自主學習、自主思考、合作探究、教學互動,實現教學相長,為師生的共同成長注入正能量。
一、啟發誘導,激發學習興趣
啟發誘導式教學是一種與傳統的“填鴨注入式”教學相對的教學方式,其實質是切實把學生放到教學的主體地位,促使學生自主學習,激發其學習和思考的主動性,啟迪學生思維和創新意識。在學案導學中實施啟發誘導式教學,就是通過教師的誘導即創設問題情境,引起學生的思考。學生在獨立思考中,在生活體驗和實踐感悟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從而使社會規范、正確的政治觀點和主流價值標準真正得以內化,升華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質。啟發誘導學生思考的方法手段多種多樣,可以通過設置生活情景、問題情境啟發,可以通過生生討論、師生討論啟發,還可以通過展現意境啟發,也可以通過視頻和音頻資料啟發。例如,在教學《傳統文化的繼承》這個問題時,通過播放《會動的清明上河圖》的視頻,就能給學生強大的視覺和聽覺刺激,激起他們深入學習這一框題的極大興趣。
二、主動參與,體驗學習
主動參與式教學策略是指學生在教師的引領下,主動而有創造性地介入關鍵和重要環節的教學活動中,從而獲得新知識,提升學習能力,升華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教學策略。這種教學方式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合作探究的意識,有利于培養學生主動搜集教學資料、自主尋找答案,澄清基本概念、深化理解所學知識的能力。
例如,在教學《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一框題時,我設計了社會調查的活動,具體要求如下:“請同學們利用這個周末開展一次社會調查活動,調查的主要內容有:本地區今年的發展目標是什么?今后五年的發展戰略是什么?為什么制訂這樣的發展目標或發展戰略?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是否符合奎文區的實際情況?你能提出哪些建議?”同學們于是積極行動起來,在主動參與的過程中很清楚地理解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含義、原因以及具體要求,不僅獲得了教材知識,并且提高了動手動腦的能力,在參與中體驗到了自主學習的樂趣。
三、共同討論,提升合作能力
共同討論式教學是學生在教師指導下為解決某個問題而進行探討、明辨是非真偽以獲取知識的教學方法。它以問題為中心,以課堂上學生間的討論為主要形式,其實質是在問題情境的觸動下,學生各有所談、各抒己見、互相啟發、共尋答案、領會知識。這種教學模式對于調動教與學雙方的積極性,啟發學生主動地、創造性地探究和獲取知識,提高自主學習能力有著重要的意義。教師在運用該策略時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問題的提出關系到討論的成敗,所以討論的問題要有吸引力,同時注意把好討論的“方向關”以免背離主題,無法收場;重視把握個體差異,及時激勵和啟發;把握討論問題的難易度,避免無從談或啟而不發;注意討論時間,避免討論未展開就草草收場;注重總結與評價,避免流于問題的表面,造成模糊認識。
在平時教學中把以上策略真正貫徹下來,可以為學生的健康成長注入正能量,引導學生形成終身學習能力,通向智慧和文明,成長為一個人格健全的人,心智健康的人,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人,讓教育回歸本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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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鐘啟泉.教學模式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86.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一、國家審計未來的重點和導向
(一)從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角度出發,進一步提高政府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財政保障能力。
政府與市場關系是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石,是政府改革中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市場本身具有實現資源配置的能力,是調節經濟運行的基礎性力量,能夠有效引導各個微觀經濟實體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但是,市場過分的追求經濟利益往往會使經濟波動幅度超出市場自身的調節自救能力,這時就必須借助政府的力量加以矯正和扶助,從而保證經濟運行的平衡和穩健。由于信息的非對稱性和市場的不確定性,政府對于市場的干預并不能保證正確的唯一性。因此,對于一些市場本身能夠解決的問題和微觀經濟實體已經作出正確反映的問題,政府應當盡量減少干預的程度,尤其是要控制其通過財政資金參與調節的手段。在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仍在顯現、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我國的經濟發展正面臨著很大的挑戰。但挑戰往往和機遇并存,生存的壓力轉化為經濟實體積極主動尋求突破的強大動力,企業已經從單純注重開拓市場創收的發展模式向維護市場與挖掘自身潛力節支并重的發展模式轉變。中央多年來一直倡導和推動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宏觀政策,正在為越來越多的企業所認同,并在微觀層面得到積極的響應。為了增強自身競爭能力,多數企業對現有設施、工藝條件及生產服務等進行改造提升,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大大提高了能源資源利用效率。近年來,政府每年都對企業補助了大量的財政資金,這助長了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不利于增加其獨立的抗風險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也減少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財力。比如,各級政府每年都在節能和資源綜合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財政資金,而企業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往往有其自身的主動性,政府通過財政資金進行引導和刺激的作用比較有限。
因此,今后國家審計應當從理順政府和市場的角度出發,結合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對當地的財政支出的具體結構和重點進行認真研究,結合對政府的定位和主要職責,分析當地政府的財政支出邊界,限制當地政府在市場領域的財政支出沖動,從而推動各級政府逐步減少在其在市場領域的支出規模,進一步優化支出結構,不斷提高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財政保障水平。
(二)從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協調的角度出發,加快推動地方政府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
當前,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日趨協調、完善,共同在反經濟周期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更深層次上的協調配合還不是很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調節分工不明確。貨幣政策長于總量調節,財政政策長于結構調整,但目前我國的兩大政策均未發揮出各自優勢,導致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緩慢;二是配合關系不規范,缺乏有效的配合機制;三是在經濟運行和體制改革的某些重大問題以及在投資領域,都一定程度上存在配合不協調的問題。此外,我國自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一政策在有效抵御亞洲金融危機和保持經濟增長方面起到了明顯的積極作用,在實現發展穩定、就業穩定和社會穩定方面也功不可沒。但是,這一政策的長時期延續也相應地產生了副作用。一是將加劇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的不平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經濟基礎條件發生了改變。中國經濟要像以往一樣保持連續高速增長已經不可能,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未來政府的財政收入伴隨中國經濟的軟著陸也將出現增長顯著放緩甚至減收的情況,而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是以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為前提的,然而地方政府財源有限,如果繼續和中央政府一起同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然會導致地方政府財政赤字不斷增加。二是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遞減,由于投資對居民收入特別是對占我國人口絕大部分比重的農村人口的收入不能形成有效的拉動作用,就無法在投資與消費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傳導橋梁,從而也就不能對消費市場的擴大起到有效的刺激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呈現明顯遞減趨勢。三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長期化還導致了明顯的政策依賴性,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各級政府選擇的主要手段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這種行政性的投資選擇機制所造成的層層的行政依附,并且使企業在對市場依賴與政府依賴的選擇中,不自覺地向后者傾斜,這又會在客觀上放大政府與行政機制對市場和市場機制的遏制作用。
因此,今后國家審計要從進一步完善體制機制的層面去考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協調的角度出發,推動建立和完善財政、銀行的配合機制,適度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重心,優化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兩大政策配合的重心要從財政政策協調為主體轉向更多地發揮貨幣政策的調控作用。財政政策依然要在公共投資領域發揮作用,創造社會公平、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另外,還要分析地方財政收入的趨勢,審查地方政府預算編制的合理性,推動地方政府逐步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某些行業和地區出現的投資熱,防范地方財政收支失衡的風險。
(三)從提高財政資金績效的角度出發,完善建設項目財政補助資金的分配標準和補助方式。
近年來,政府國債資金和預算內基建資金以及帶動其他配套資金支持的建設項目和技改項目,效果總體而言是明顯的。但根據各級審計部門對建設項目的審計來看,從選項、配套規劃、資金使用到工程質量,各個層次上的問題還都存在,有的還相當嚴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設工程是在原有項目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倉促決定上馬的,可行性論證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項目不按基建程序辦,在很多前期必備的審批手續尚未辦結的情況下,就已大張旗鼓干起來;第三,有的項目前期準備工作深度不夠,不具備開工條件也硬開工;第四,有的城市規劃存在明顯欠缺,連供水、排水、污水處理的統一考慮都未做到;第五,個別項目的工程質量出現嚴重問題,甚至成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標、監理方面的地區、部門保護主義比較嚴重;第七,一些項目還發生了建設資金被挪用的問題。另外,從政府性資金對建設項目的分配標準來看,財政部門一般都是按照項目總投資的一定比例給予支持,這就造成申請資金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為了多獲取財政資金支持,往往會將項目盡可能 地過度包裝,在項目中盡可能包括基建工程,從而將投資總額大幅度增加。
因此,今后國家審計要從提高財政資金績效的角度出發,推動政府改變以往按投資額一定比例給予財政補助的主要方式,要根據不同類型和不同建設單位采取不同的財政補助方式,對有利于技術升級和優化部門結構的高新技術產業、新興主導產業可以采取轉向主要以稅收和財政貼息進行資助的方式,對于社會總體發展需要的公共產品和部分準公共產品中形成瓶頸制約的基礎設施項目,如港口、鐵路、電力、資源勘探等依靠地方財政難以解決的項目繼續提供支持。
二、國家審計未來的發展路徑
(一)以政府履行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為抓手,構建政府履職審計的大平臺。
國家審計要進一步發揮大格局審計的優點,以政府履行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為抓手,搭建政府履職審計的大平臺,將國家審計的財政、金融、企業、資源環境、涉外、經濟責任等六大領域全部融入這一大平臺。國家審計不僅要在對政府的經濟責任審計中有所作為,而且應當在對政府的社會責任審計中發揮強有力的作用。我國政府的經濟職能主要有兩大項:經濟調節職能和市場監管,相應涉及的專業審計有財政審計(含固定資產投資審計)、金融審計、涉外審計、經濟責任審計,并結合企業審計反映微觀經濟實體在政府經濟職能履行過程中取得的實際效果。政府的社會職能主要有3項:提供公共服務;調節社會分配和組織社會保障;保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社會管理,相應涉及的專業審計有財政審計(含固定資產投資審計和社會保障資金審計)和資源環境審計。對政府兩大職能履行情況的審計涵蓋了國家審計的所有領域,所以必須要構建一個交流暢通、協作無間的大平臺,使各專業審計既能發揮各自的特長,又能發揮協同審計的綜合效果。
(二)以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為重點,強化財政審計與金融審計的對接。
要健全和完善國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要推動建立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長期規劃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統籌安排和政策協調機制,包括兩大政策目標的協調、財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資產的定期跟蹤測算、財政金融穩定性的預安排、財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進行互動效率評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債務安排等。財政政策要從以國債手段為主轉向以稅收和財政貼息手段為主刺激總需求,更多地發揮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貨幣政策要更多地運用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率、存款準備金率等間接手段調節總需求,更多發揮保持幣值穩定和經濟總量平衡方面作用。從反映當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相互的不銜接,甚至造成國家宏觀政策意圖和效果相互抵沖的情況切入,使財政審計與金融審計能夠更好地相互協作,功能互補和信息共享,進一步提高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2009年工作總結
(一)財政收支完成情況
1、稅收收入完成情況
全年完成稅收收入約4300萬元,占年度任務的101%,比上年同期增長11.6%,其中:地稅收入完成3400萬元,國稅收入完成400萬元,契稅收入完成500萬元。
2、預算支出完成情況
全年累計完成預算支出1596萬元,占年初預算的100%,其中:一般預算支出為1452萬元,基金預算支出為144萬元。
3、本級收入及可用財力情況
預計全年本級收入數約為2300萬元,可用財力約為1500萬元,比上年增長11%。
(二)涉農補貼資金發放情況
1-12月份共發放涉農補貼資金457.57萬元,資金發放項目為17項,發放農戶數為3764戶,其中:農村五保及撫恤資金為16.23萬元,農村困難群眾生活救助資金17.79萬元,退耕還林工程補助資金71.6萬元,森林生態效益補償資金為49.7萬元,村干部報酬資金為53.53萬元,庫區移民扶持資金35.6萬元,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資金159.43萬元,家電下鄉補貼資金27.94萬元。
(三)財務核算及管理情況
強化財務人員業務學習與培訓,先后兩次參加省、市舉辦的業務培訓班,掌握新業務和新技能,財務電算化水平不斷提高。能按要求及時進行各項財務核算,及時提供準確會計信息資料和財務報告。強化財務審核與審批工作,規范審核審批手續,嚴格票據管理,杜絕白條入帳,完善報帳和領款手續。強化合同管理,嚴格付款時間和比例,杜絕先付后批和多付現象。強化明細帳和臺帳的建立,規范帳務處理,政府專門聘請財務顧問對全鎮各單位、各企業的財務進行指導和咨詢,效果明顯。
(四)財政監督與管理情況
加強財政管理與監督,將其貫穿于工作的始終,以制度為保障,不斷制定和完善各項財務制度,以督查為手段,不斷加強內部控制與檢查,做好采購、審計、招標、財務審核等工作,成效顯著。據不完全統計,1-12月份通過以上幾項工作的有效開展,節約或避免損失浪費資金約200萬元。通過加強財政監督與管理,一方面維護了制度的嚴肅性,預防腐敗的產生,另一方面節約了一定的財政資金,提高了資
金的使用效果。在做好財政監督與管理工作的同時,能根據上級有關文件要求和湯口鎮工作的實際,適時提出相關意見和建議,努力當好參謀。
(五)對上爭取工作情況
2009年對上爭取各類資金共計800余萬元,比2008年增長350%,資金涉及到13個方面,特別是項目資金比上年有較大增幅。今年對上爭取工作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績和突破,主要做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是領導和部門重視的結果。鎮村領導特別是鎮主要領導在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擴大內需在背景下,主動跑省、跑市、跑區,主動加強聯系和溝通,主動宣傳湯口,贏得上級部門和領導的關注和支持。二是積極申報項目。多申報項目,申報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政策和好的項目;三是湯口鎮的發展和兩個重鎮建設所取得的成績得到了上級領導的關注和肯定,能得到上級部門和領導的幫助和支持。
(六)其他工作開展情況
一是在做好自身業務工作的同時,積極參與鎮政府的各項中心工作,做好各項后勤保障與服務工作;二是做好各項協調工作,統籌兼顧,不斷創新工作方法,正確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爭取各方面對財政工作的支持;三是加強工作的計劃性,每周每月做好工作計劃,全所人員能做到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團結合作,互相幫助。
(七)工作中存在主要問題
一是財政調研工作做得不夠,要進一步強化稅源建設,加強收入征管,做好積極對上爭取工作;二是支出管理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要加強支出管理,加大資金撥付和調度力度,拓展理財渠道;三是財政職能作用有待充分發揮,要進一步加大財政監督力度,注重工作成效,提高管理水平,要在提高資金使用效果上下功夫;四是工作主動性有待加強,要進一步增強工作的主動性,做到多請示和匯報,做好調查研究工作,積極進言獻策,努力當好黨委和政府的參謀。五是工作效能有待提高,要講究工作計劃和工作程序,合理安排好工作,分工明確,各負其責。
二、2010年工作謀劃
(一)財政收支方面
1、稅收收入規模
根據2009年稅收收入完成情況,目前經濟發展和項目建設情況以及擴權強鎮對稅收收入規模的要求,經第四季度財稅調度會安排,初步確定2010年稅收收入規模為5100萬元,比2009年收入任務增長20%。根據2009年可用財力情況,初步確定2010年財政支出規模為1900萬元,較2009年支出增長18%。
2、本級收入和可用財力
初步預計2010年本級收入為2600萬元,可用財力為1800萬元,比2009年增長20%。
(二)財政政策落實方面
要認真落實好各項財政政策,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策執行力,進一步做好涉農補貼資金的發放工作,服務好群眾,講究工作效率,為民辦實事、辦好事。要注重業務知識的學習,注重同上級部門的聯系與溝通,注重工作方法,注重工作效果,注重向領導的工作匯報。
(三)財政管理與監督方面
收入管理方面:要認清形勢,注重稅源調查與分析,注重稅源培植,強化收入征管,注重收入質量和收入結構。
支出管理方面:增強預算意識,優化支出結構,控制非生產性支出,提高資金使用效果,建立和完善支出定期報告分析制度和支出分配研究制度,規范財政資金撥付和使用。
財政監督方面:嚴格執行已制定的各項財務管理制度,充分履行財政監督職能,發揮人大代表監督作用,做好財務定期公示制度,繼續做好政府采購、工程招標和工程審計等方面的工作,要加強對工程審計和工程款支付方面的監督管理,要敢于管理和善于管理,不怕得罪人,同時要管出成效。
1、 突出財源建設。XX年財政總收入計劃按16%的幅度遞增實現財政總收入3.04億元。因此要突出抓好財源建設。在財源建設上,我們將突出抓好兩條:一是加大對現有財源特別是工業骨干財源的建設力度,堅持在做大做強骨干企業、發展納稅大戶上下功夫。二是加大后續財源培育力度。要全力支持黃井、大坂洋開發區、工業集中區的建設,通 過項目培育后續財源;通過招商培育后續財源;通過發展第三產業培育后續財源;著力激活旅游市場和房地產開發市場。
2、突出均衡入庫。在強化稅收征管的同時,繼續實行嚴格的考核機制。按照“主要領導負責,均衡入庫,獎罰分明”的考核機制,實行一月一考核,一月一排隊,一月一督查通報,強化各單位均衡入庫意識,確保收入按進度及時按月均衡足額入庫。
3、突出爭資金跑項目力度。一方面在要安排一定數量的專項資金,全力支持縣直職能單位爭取上級對我縣項目資金的支持。另一方面,我們本身要盡最大努力,爭取上級財政部門對我縣財政資金轉移支付的力度,爭取其他專項資金,努力增加縣級財政可用財力。
4、突出“三保”。財政支出全年預計達62328萬元,要按照保工資、保運轉、保穩定、促發展的原則,調整支出結構,確保重點資金需要。一是要把工資按月發放作為第一要務。嚴禁挪用、拖欠工資。二是要確保重點專項支出,加大對社保、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文教衛、惠民實事等重點支出。三是要通盤考慮財政和基本建設的辯證統一關系,要加大對開發區等重點工程項目建設的支持力度,確保重點項目資金調度到位。四是要嚴格控制一般性財政支出,加大對會議費、接待費、差旅費、辦公費等非生產性開支的管理力度,強化預算約束,降低政府運行成本。
5、突出財政改革。一是進一步推進完善鄉鎮財政體制。二是精心組織,切實抓好教育經費改革管理工作。三是積極推行部門預算改革試點。認真研究和制定部門預算改革政策,積極推行部門預算。四是推進非稅收管理改革。努力創新非稅收管理模式。五是抓好鎮(鄉)村兩級消赤減債試點工作。
關鍵詞:綠色經濟 經濟發展方式 財政政策
近年來,綠色經濟浪潮席卷世界,我國經濟也開始融入綠色經濟發展理念,并已將建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確定為小康社會目標之一。探索如何運用和發揮財政政策的特有功能,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
一、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意義
(一)是我國順應世界潮流的客觀需要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綠色經濟浪潮迅速推進,促使工業文明和傳統經濟向生態文明和綠色經濟轉型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在綠色經濟浪潮的不斷沖擊下,很多國家都提出以發展低碳能源技術、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資源能源效率、建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為經濟戰略目標和未來發展方向,并將其作為協調經濟發展與保護資源環境之間關系的根本途徑。對此,我國必須順應世界潮流,明確發展綠色經濟的戰略定位,把發展綠色經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和國際金融危機,并謀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戰略部署和行動計劃。
(二)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廉價資源和低成本要素的高強度投入來推動,其結果是在保障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加重了資源浪費、能源過度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致使資源、環境承受著巨大壓力。近年來,我國資源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續增長,這在全球綠色經濟變革的背景下,將使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受到嚴重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將面臨巨大挑戰。只有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走以低碳經濟、循環經濟、資源節約、環境友好、集約發展為支撐和特點的新型現代化道路,才能使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占據有利地位和贏得較強競爭力,從而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三)是我國增強綜合競爭力的現實途徑
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國產業結構長期處于不平衡狀態,重化工業比重偏大,服務業增長緩慢。這既導致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力不強,又造成資源能源過度消耗,加大了對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壓力。從產業升級來看,目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總體上還嚴重不足,多數企業仍集中在傳統加工制造業,產業發展低碳化、綠色化和智能化還缺少重要支撐。從企業自主創新來看,目前我國企業整體表現出明顯的創新能力不足與核心技術缺失,企業利潤的取得主要靠擴大規模和增加投入,缺乏競爭力,也加劇了資源環境的矛盾。因此,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既是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和培育自主創新能力的良好途徑,同時也為其提供了難得機遇。
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財政政策選擇
(一)支持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構建綠色產業體系
調整產業結構、建立綠色產業體系是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戰略重點和主要突破口。財政政策應大力支持以低消耗、高效益、高科技為方向的產業結構調整,推進整個產業體系的綠色化。一是有效發揮財稅政策的激勵和約束功能,加大對傳統工業的綠色化改造。通過征收重稅、取消財政投入等辦法,促使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傳統重化工業逐步淘汰,同時實行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政策支持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等高耗能行業加快綠色化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整體素質。二是采取貸款貼息、財政補助、降低稅率等方式,鼓勵發展金融保險、商務服務、科研開發、信息咨詢、 創意設計、產品營銷、品牌管理、現代物流等生產業,提高其在三次產業結構中所占比重,抑制重化工業產能擴張過快現象,從源頭上降低資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強度。三是通過資本金注入、財政貼息等手段,支持發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醫藥、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推進產業發展綠色化和智能化。
(二)支持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修復
現有的財稅政策在鼓勵和引導企業與社會合理開發利用資源、加強環境保護等方面還存在某些不足,如資源稅征收范圍過窄、稅率過低、征收方式為按產量計征等,為此,應加快資源稅稅負改革,構建與資源高效開發利用相配套的財稅政策。一是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將其覆蓋到一切可以計量的不可再生或再生周期長、再生難度大的資源,如土地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海洋資源、動植物資源、草原資源、地熱資源、灘涂資源、河流湖泊資源、地下水資源等,同時將現有的某些資源性收費并入資源稅,以約束和限制企業對資源的掠奪性開采。二是以礦產資源有償使用為方向,盡快全面實行礦業權有償取得制度,完善礦業權價格形成機制。三是改進礦產資源稅費的計征方式,將現行從量征稅改為從價征稅,使稅收與資源市場價格直接掛鉤,以促進資源開采率、回采率的提高。四是實行資源稅稅負向上調整的改革,按資源儲量或資源回采率和環境修復率及不同礦產資源的級差收益等實行差別稅率,逐步提高資源稅征收標準,特別要對不可再生、稀缺性的資源實行較高的稅收標準,加大資源使用成本,以激勵經濟主體最大程度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并轉化為努力研發可替代資源和新技術的動力。
(三)支持改善能源結構,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
優化能源結構是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重要前提。財政政策應積極支持調整優化能源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加快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發展。一是支持改善能源生產結構。切實加大對風能、水能、光能、核能等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財政支持力度,通過財政直接投入、設立專項基金、發放風險補償金、給予貸款貼息等,鼓勵大力挖掘和發展各種新能源、生物質能源等,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生產中的比重。二是支持加快清潔、高效能源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加大財政對節能與提高能效技術、清潔煤技術、太陽能發電技術、二代生物燃料技術、先進核能技術、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氫能技術等研發創新和產業化的投入力度。三是調整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價格形成機制,使其準確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等因素,引導消費者合理和節約使用能源,降低單位能源消費的碳排放強度,同時實施綠色導向激勵的稅收優惠政策,引導企業自覺運用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積極促進能源消費結構優化。
(四)支持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促進資源節約和高效循環利用及生態文明,實現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的統一,這是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內在要求和核心內容。財政部門應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引導、激勵、規范和調節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促使其積極發展循環經濟。一是財政部門應安排專項資金支持循環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技術研發和重大技術改造項目以及循環經濟新技術、新產品產業化、規模化推廣項目等,構建循環經濟產業鏈條和低碳、生態經濟發展環境。二是對開展循環經濟的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減輕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成本費用,如:對生產和使用節能、降耗等循環經濟設備實行加速折舊;對企業購買循環經濟設備而增加的費用允許一次性攤入成本,或實行投資抵免當年新增所得稅;對循環經濟發展設備的研發費用加大稅前抵扣比例等。三是探索設立新的特別稅種,如碳稅、污染稅等,加大二氧化碳和各種污染物減排力度,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五)支持消費和使用綠色經濟產品,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及推廣
一是采取財政補貼、稅收獎罰等方式,激勵企業自愿承諾減排指標,支持企業推廣利用各種清潔和可再生能源生產節能環保型產品,并積極推行產品的碳標識或節能標識。二是利用價格補貼、消費信貸、獎勵以舊換新等形式鼓勵公眾自愿高價購買日常綠色、低碳產品,如綠色家電、新型燃料汽車、環保型建筑、節能燈具等。三是建立健全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積極安排和確定政府采購中綠色產品的法定比例,擴大政府綠色采購產品的范圍,規范和完善政府綠色采購的認證標準及實施過程等,從而帶動綠色經濟產品的市場需求。
參考文獻:
①王一鳴. 我國中長期經濟增長趨勢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J].宏觀經濟研究,2010(12)
關鍵詞:財政制度;金融制度;商業金融;資源型經濟
中圖分類號:F830;F810
一、問題的提出
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要解決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體。財政制度是政府行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觀意愿的表達,又是政府職能的表現形式,是實現公平的主要途徑之一。而金融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愈來愈明顯,由金融業內部個別子系統危機擴散到金融整個系統,進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蔓延至金融系統之外的實體經濟,最終引起更大范圍經濟危機的現實提醒著人類,金融經濟化、金融全球化勢不可擋。“無效或者低效的經濟就是無效或低效的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果,不合理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實際是不合理的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果。” ①金融要素漸漸成為經濟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員。資源型經濟的轉型,不僅需要財政制度提供公平環境,更需要金融資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理論與實踐
本部分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
傳統意義上的財政金融協調,是集中于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研究,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調控手段和效應,在現實操作中也很難明確區分開來。貨幣政策是由中央銀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針對貨幣運動本身,以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等作為政策目標,進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作用。而財政政策是由政府決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體現,其調控的對象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過程,以改變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數量和結構,財政政策的實施是從政府收支兩個方向來實現的,稅收、基金、轉移支付和補貼政策是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進而對社會財富進行調節和配置的活動。
從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經濟學伊始,對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對有效性進行了長期的討論。長期的實踐證明,財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方面比貨幣政策更能為有效;而對于抑制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貨幣政策便顯現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貨幣主義代表弗里德曼所說:“貨幣政策是一根繩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貨膨脹,卻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從中國的實踐來看,計劃經濟時期,財政一支獨大,貨幣政策只是作為財政的一種信貸安排,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設也極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說,就算是在這樣的經濟體制下,信貸政策依然是金融發揮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開放至今,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作為獨立法人資格的金融機構的成立,金融市場規則、法律法規逐漸完善,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越來越強。然而,財政雖然逐漸從經濟的參與者變成了經濟規則的制定者,但是,財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時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誘發的經濟增長緩慢與失業嚴重問題,從最初發現貨幣政策調節的局限性,到及時啟動財政政策作為拉動經濟的主力,是協調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踐證明。
(二)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運用,是西方經濟學政府干預行為的理論支撐,也是近年來世界各國宏觀調控的基本依據。正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斯所說,“技術革新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人們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么人類社會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作為更為寬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資源,是金融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之間的協調性,是相對節約交易費用,決定制度效能的關鍵要素。
財政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以稅收制度、轉移支付制度和財政補貼相聯系的制度總和。財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為主,無論是稅收制度調節收入分配,還是轉移支付制度調節中央與地方、區域之間平衡發展,以及專項基金、財政補貼等,都是用某一種特定手段對現有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過程,是為縮小區域之間、社會民眾之間的貧富差距而服務的,財政制度本身并不會直接增加國民收入的總量,也不參與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財政直接投資于關系國計民生和基礎建設的項目,會創造國民收入,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資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政府逐漸退出市場領域,運用間接手段調節經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可見,財政制度的設立,是為社會提供公平環境的,在效率領域,財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因素,已經是被大量理論和實踐證明了的客觀規律。隨著金融發展理論的不斷完善,以及以其為指導下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印證了金融已然成為經濟發展內在動力的事實。根據金融資源理論的界定,金融資源從層次上劃分為貨幣資源、資本資源、制度資源和金融商品資源。金融機構、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規、金融市場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資源,也稱為功能性金融資源。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和配置,是為整個金融體系的效率服務的制度設計。但是,無論是金融機構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規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場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為保障整個金融系統乃至經濟系統正常運行提供動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資源的配置權,就掌握了整個社會經濟增長的引擎,能夠獲得特殊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權始終掌握在金融當局或者立法當局的手中。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是對保證社會公平卻無能為力。
人類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不僅需要公平機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機制為社會穩定服務,效率因素加速經濟增長,二者缺一不可。單條腿走路,或者跛行,都會影響社會經濟的正常高效運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實現效率,需要財政制度提供社會公平的環境;財政制度要更好地踐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證經濟運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效應功能區
任何資源都有相對獨立的效應功能區,“作為金融資源系統的動態控制來講,具有一定的宏觀效應,所以它的出臺過程或出臺后的實施均會對我們的控制對象產生特定的效應,這種政策效應的輻射功能必然將其作用對象以及與該作用對象附有相關性的相關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圍。” ②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也有其獨立的效應功能區。
(一)金融與財政協調效應功能區的要素
“效應功能區是指具有社會功能的各種社會資源開發、配置過程和開發、配置結果的效應功能動力學區間。是具有資源屬性的社會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條件下,其動態作用在實現預設目標的過程中表現出的正負效應功能區間。這種動態作用的時間和空間系列組成的多維空間就是社會資源的效應功能區。”②效應功能區的劃分,由初始條件、宏觀調控目標、過程控制和選擇對策等組成。
1.初始條件
自然資源的開發配置狀態,是資源型經濟轉型的關鍵要素,也是財政金融協調初始條件的基礎要素。而經濟系統初始的開發配置狀態,是財政金融協調的原始動力,社會系統中政治、文化、科學、技術等的客觀配置狀態,會對資源型經濟轉型產生重要的影響,也是金融與財政協調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目標設定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配置,首先是制度變遷的客觀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內生動力。無論是財政或是金融,都是經濟系統的子系統,因此,無論是子系統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協調配置的目標,都不僅僅是為實現自身的微觀效率,更為關鍵的是提升整個經濟系統的效率。人類社會活動的最終目的,是通過一切社會系統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終體現為人類生存質量和福利水平的整體提高,經濟活動的最終目標也在于此。因此,金融與財政的協調配置,不僅是自身系統效率的要求,更應將社會經濟發展作為最終目標。
3.過程控制
從初始條件,到既定目標的實現,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為此,金融與財政制度的協調配置同樣需要三個層面的過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與財政制度要素間的協調控制過程,包括金融制度、財政制度與貨幣資源、資本資源等之間的協調控制,還包括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本身的協調控制;其次,是二者與經濟系統的協調控制過程,其中,一是目標的控制,二是過程的控制;最后,金融與財政制度的協調配置與社會系統資源的開發配置協調控制過程。但是,“依賴于特定初始條件確立的發展目標有時候可能出現‘虛化’現象,真正能夠保證實現目標的實在性,在于執行過程的保證程度與保護措施。”②
4.對策選擇
對策的優化選擇,是實現既定目標的保證。對策的選擇依據,依然是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歷史的沉淀、橫向要素功能傳導與逆轉等。其中,對策選擇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復雜的初始條件和目標的動態性的認識和把握。突發性的混沌因素,相比人類可預知與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決定和改變社會經濟活動的方向和變化。因此,對策選擇的動態性,是保證目標實現的關鍵,也是本文動態性原則的具體體現。金融與財政協調的最終效果,也取決于對制度變遷與動態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總之,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是在給定的初始條件,即當前的自然資源、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等現有開發配置與相互作用的動態關聯狀態下,通過設定具體的社會、經濟目標以及自組織系統目標,對制度實施的過程進行嚴格控制與保護下政策的安排與配置過程。
(二)金融與財政協調效應功能區的傳導機制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效應功能區,是以系統科學基本理論、混沌理論為基礎,以過程控制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性與社會經濟目標之間的動態關聯性,這種作用力,表現為橫向和縱向的動力學狀態。
1.縱向動力學狀態
金融與財政制度對直接過程和目標的效應功能傳導與逆轉的動力學系統,稱為線性效應功能區。在此功能區內,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效應功能,首先表現為一個與金融制度、財政制度的既定狀態以及增量狀態的過程,其次表現為二者直接目標的實現。
2.橫向動力學狀態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對其他金融系統要素、財政系統要素的影響,以及對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運動過程和目標的效應功能傳導與逆轉的動力學系統,稱為發散性效應功能區。任何制度的開發,都會對其他與之相關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統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如對金融系統內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其他要素的開發與配置等。而這種作用,對線性效應的兩種情況產生類似的效果。共同組成了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效應功能的發散性區間。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效應功能區,是以二者的線區為主,發散區為輔,以二者的協調配合為手段,以推動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為目標的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動態區間。
值得強調的是,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同樣具有互補或者互斥的狀態,即有正效應與負效應之分。正效應的體現,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時,又提升其他相關要素的效用功能,進而最終推動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整體效用功能,達到制度開發與配置的終極目標。負的效用功能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則只針對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著力點:商業金融
本部分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金融資源的層次
商業金融是與市場經濟密切結合的金融系統內在要素,是資金活動的主要媒介與場所,也是直接參與市場經濟競爭規則的微觀主體。按照金融資源理論的劃分,金融資源從縱向上分為貨幣資源、資本資源、制度資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資源。貨幣資源是貯存于經濟生活和再生產過程的貨幣總量,是貨幣化的社會資本,也是最基礎的金融資源。“由于以實體的社會財富為基礎的貨幣資源具有量的累積或功能累積的特殊性,所以它對所有層次的金融資源起著基礎性、決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資源的開發與配置,都必須建立在貨幣資源量的累積和功能累積的基礎之上。”②貨幣資源形成后,一部分在當期執行著交換媒介的基本職能,作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費”掉,退出了流通領域。而另外一部分貨幣資源雖然以貨幣形態存在,但是卻始終以量的積累形式貯存,變成后期開發的基礎性金融資源。最后一部分則通過其他方式轉化為資本資源。資本資源是以價值形態存在的貨幣資源,是為滿足生產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資源,通過與勞動力和勞動資源等的結合,投資于社會經濟的某個領域,發揮了創造新價值的功能,這也是資本增值性的本質要求。
金融制度資源也被稱為金融功能性資源,是包括金融機構、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規、金融市場和金融文化在內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等是承載金融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的主要載體。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決定著金融資源整體的效率,金融制度資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給本身相關約束條件的結果,如制度決策者的能力、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對科技的駕馭能力、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能,都是金融制度資源開發的約束條件。金融商品(工具)資源,是金融資源開發的“產品”,有傳統金融商品與金融衍生品兩大類。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場交易中體現雙方債權債務關系的各種有價證券,如股票、債券等。后者則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的核心,也是推動全球金融體系變化,對國際金融活動與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的發明創造。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與不斷發展,客觀上加速了資金的運行速度,但是其虛擬性卻也為金融領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風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便是極好的佐證。金融商品(工具)資源具有雙重屬性,“當它們的存在是發揮社會財富的開發、配置功能的時候,是金融資源;當它們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場的交易對象的時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經失去了他們原有的資源屬性——此時它和一般的消費品沒有兩樣。”②
貨幣資源是金融資源的基礎領域,資本資源是金融資源的延伸領域,金融商品(工具)資源是金融資源的派生領域,而金融制度資源是金融資源的特殊領域。
(二)商業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講的商業金融,是以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為媒介,以商業金融機構為載體的金融資源的開發與配置。資本資源的開發主體之一便是商業銀行,而資本資源開發過度也大多是商業銀行派生存款創造功能過度使用的結果。與中央銀行貨幣供應量的確定一樣,商業銀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種客觀規則,即由特定時期社會經濟條件的客觀需求所決定。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很難明確區分貨幣資源與資本資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況下會相互影響與相互轉化,也都與商業銀行行為有著密切的聯系。資源型經濟的轉型,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的合理開發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這兩者最終都要通過商業金融對經濟系統產生作用。資本的效率,體現了企業的效率,也體現了經濟的效率。商業金融對貨幣資源與資本資源的合理運用,最終會體現為經濟系統的效率要素。無論是利率政策、信貸政策,還是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法規,最終必須通過商業金融才能傳導于實體經濟,提升經濟效率。而財政制度與金融制度的協調,必須要有統一的著力點,才能最終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實現最大的功效,商業金融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財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為邊界,財政通過對商業金融提供獎懲和鼓勵機制,利用商業金融內在逐利的本質屬性,實現財政對公平機制的需求。金融資源是可以通過自身資源的配置進而配置其他一切資源的特殊資源,通過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利用商業金融的特殊屬性來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使得各種資源流向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有利于經濟良性發展的軌道上來,最終實現資源型經濟的成功轉型。
五、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目標:可持續發展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資源型經濟轉型的路徑。資源型經濟轉型的目的,是通過重新構建租金分配體系,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目標不謀而合。
對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模式的討論可見,人為再造經濟發展模式(以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為例)相比自然演進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例)用了更短的時間實現經濟的飛速增長,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預。金融發展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是政府干預的理論支撐。然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發展后期經濟危機的頻發,歸根結底,是社會資源配置不協調所導致的經濟發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資源理論主張政府的適度干預,他認為,政府的適度干預,可以矯正或控制社會資源配置中的效應功能逆轉問題,進而實現社會資源效應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預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導方式將政策傳導于實體經濟,實現既定的政策目標,在這當中,離不開財政制度,更離不開金融制度。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需要各經濟要素的協調配合,而運行的效率,取決于各要素配合的協調程度。這里所說的經濟要素包括:勞動力(人力資源)、勞動對象(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勞動手段(技術資源)和將三者聯系起來的各種制度資源。利用財政制度與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優勢,實現功能的強化與互補,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轉。對財富存量與增量的調節,是財政制度與金融制度的本質屬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體系,通過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不僅能夠降低由產業結構的固化堆積最終演化為經濟危機的風險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資源型經濟惡化走入“資源詛咒”陷阱的發生,更為重要的是對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能夠提高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速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理念,并不是某種存置的狀態。因此,財政金融協調的過程,也必然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開放的發展過程,是一個時刻圍繞可持續發展不同階段不斷發展與創新的過程。“當期發揮良性作用的金融制度是前期金融資源(金融制度)重新開發和配置的延伸結果,只要這一制度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是適應的,它就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再次被作為金融資源來重新開發和配置;只有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負面效應的金融制度或它本身的某些變態要素才是需要摒棄后重新開發和配置的內容——這時候的金融制度才可能復歸它金融資源的自然屬性。”②與此相類似,財政制度的開發與調整,也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二者的開發與配置,要以可持續發展作為終究目標。
注釋:
①白欽先.從傳統金融觀到現代金融觀的變遷——百年金融變遷與金融理論創新的探索[D].第三屆中國金融論壇論文集,2004.
②崔滿紅.金融資源理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參考文獻:
[1]崔滿紅.金融資源理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2]白欽先.從傳統金融觀到現代金融觀的變遷——百年金融變遷與金融理論創新的探索[D].第三屆中國金融論壇論文集,2004.
[關鍵詞]國債市場公開市場操作
國債是財政彌補赤字的一種手段,同時也是中央銀行實施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從80年代開始我國每年都發行數量不等的國債,為財政籌資彌補赤字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為央行提供適宜的公開市場操作工具方面卻一直不盡如人意。1998、1999兩年,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我國國債發行規模大幅度增加,但期限都在3年以上,未能緩解央行缺乏公開市場操作工具的困境,這不僅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效果,而且也使國債市場的一部分功能閑置,本文試圖從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角度對完善國債市場的功能進行一些粗淺的探討。
一、國債市場的功能
(一)籌資功能
為國家財政籌集資金彌補財政赤字是國債市場的一個重要功能,也是國債市場產生的根本性原因。從世界各國國債市場的發展歷史看,國債市場的規模與國家財政赤字的發生與擴大具有密切的關系。國家財政彌補赤字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增稅。增稅會影響民間投資支出和消費支出的增長,對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二是增發貨幣,由國家財政直接向中央銀行透支或借款,其后果是易于造成貨幣貶值,因此許多國家都已放棄使用這種方式。三是發行國債。與前兩種方式相比,發行國債具有以下優勢:一是國債具有償還性,雖然在發債期間財政從民間拿走了資金,減少了民間當期投資和消費支出,但是這只是推遲了這部分投資與消費的支出時間,就國債購買者來講,用于購買國債的這部分支付能力只是一段時間內的讓渡而已,其總支付能力并未改變。二是國債的發行沒有強制性,它給購買者提供了資產選擇的機會,購買多長期限,多少數量的國債完全由購買者根據資金狀況自主決定。從增加財政收入的角度看,增稅是將納稅人的一部分所得轉移給了財政當局,在數量上表現為當期財政收入增加,納稅人所支配的資金減少。發行國債也表現為當期財政收入增加,購買者可支配資金減少。但是稅收是強制性的減少納稅人的可支配資金,可能是以納稅人犧牲一部分必要的投資與消費為代價的。發行國債則沒有這種強制性,因此它轉移的這部分資金基本上是屬于購買者的一部分閑置或沉淀的資金,不僅不會影響購買者的必要支出,而且會使整個社會資金得到充分的利用,鑒于以上優勢,許多國家都把發行國債作為彌補赤字的重要手段。在現代社會,財政赤字并非意味著僅僅是國家財政消費性開支增長,政府通過擴大赤字擴大財政生產性投資,改善社會投資結構和投資環境,在經濟衰退時期,可以有效地刺激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成為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方式之一,而國債市場則可以保證財政政策的實施。
(二)調節功能
國債的調節功能是隨著國債市場與經濟社會環境的發展演變而發展和完善起來的,并且其重要性日漸增強。國債的調節功能表現在兩個方面:
1.調節預算年度內財政收支不平衡。這種調節是因財政收支的特點決定的。財政收入主要由稅收構成,稅收收入在時間上、數量上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是財政支出的時間與數量常常與財政收入獲得的時間與數量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可以通過發行短期國債來調節,財政根據收支狀況確定短期國債發行時間、期限、數量,滿足預算年度內的財政支出需要。
2.通過央行公開市場操作,調節貨幣流通。這種功能是國債市場的一個派生功能,隨著央行對貨幣流通調節方式的改變和調節力度的加強,這種功能的重要性越來越不容忽視。在央行的諸多貨幣政策工具中,公開市場操作與其他工具相比具有明顯的優勢:首先公開市場操作的主動權由央行控制,買賣時間和規模完全由央行決定;其次,公開市場操作可以大規模進行也可以是微調;第三,公開市場操作可以連續進行;第四,公開市場操作靈活性強,央行既可買進也可賣出,便于調整;第五,公開市場操作作用迅速。公開市場業務的上述優勢使得許多國家中央銀行已經把公開市場操作作為一種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而經常使用。央行施行公開市場操作需要一定的條件,其中首先要解決的是要確定以什么證券來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由于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目的是為了調節基礎貨幣量而不是賺取買賣差價,因此在選擇買賣對象時就必須要考慮以下因素:首先這種證券必須要有充足的市場存量,以便央行對其所進行的買賣能夠起到影響基礎貨幣的作用,同時這種證券要有較強的流動性,使央行操作能夠迅速進行,再有就是這種證券的交易價格應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這樣才不致于由于央行的操作而引起價格劇烈波動,引發市場投機活動,加大央行操作的成本。而金融市場上能夠較好地滿足上述條件的有價證券就是短期國債。因為短期國債的發行量是由財政主動控制的,財政可以根據公開市場操作的需要發行足夠的國債,同時,國債是一種零風險債券,償還期限在一年以內,這使它具有了極高的流動性,而其交易價格又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因此國債也就成為許多國家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首選工具。
二、國債市場的功能與國債市場的基本格局
國債市場具有兩大功能,這兩大功能的實現需要有與之相配合的市場格局。就籌資功能而言,其主要作用是彌補財政赤字,為財政支出尋求中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就調節功能而言,其主要作用是調節財政國庫收支不平衡,為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交易工具,前者要求國債市場具有中長期性和穩定性,而后者則要求市場具有高度的流動性,不同的需要就要求不同的市場格局與之相配合,否則市場功能就得不到有效地發揮。對國債市場的基本格局可以從兩個方面去分析:一是從期限上進行分析,二是從國債持有者結構上進行分析。
(一)國債期限對國債市場功能的影響
從期限上看,國債可以分為短期國債和中長期國債兩大類。短期國債是指期限在一年以內的國債,主要包括3個月,半年期和一年期等幾個品種,短期國債償還期短,流動性強,許多國家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時的交易工具也主要鎖定在短期國債上。中長期國債是指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國債,不同的國家具體期限品種也各不相同,例如美國的中長期國債品種有2年期、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及30年期等,我國的中長期國債則主要是2年期、3年期、5年期、7年期、8年期及10年期,中長期國債主要用于籌集彌補財政赤字的長期資金來源。因此可以說短期國債市場主要發揮調節功能,與貨幣政策相關,而中長期國債市場則主要發揮籌資功能,與財政政策相關。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同是許多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為此短期國債市場與中長期國債市場的發展就必須協調并重,否則,不是影響財政政策的實施就是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
(二)國債持有量的構成比例對國債市場功能的影響
國債的持有者包括許多部門,但大致可以把它們分為兩類:即機構持有者和個人持有者。機構持有者和個人持有者國債持有量的比例對國債市場功能的實現有著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
國債既是財政籌集資金的手段,又是一種金融市場工具,對投資者來說,持有國債不僅能夠獲得利息收入,而且還可以調整資產結構,降低資產風險,保持資產的流動性。
但是國債在不同的投資者手里發揮的功能是有不同的側重點的。對個人持有者而言,國債主要是一種投資或儲蓄方式,國債的流動性很低,這主要是因為個人持有量小,國債投機性又小,利用國債二級市場交易獲利的收益與成本相比不合算,而且個人在長期內頻繁調整資產結構的重要性不大,因此個人持有的國債流動性相對就低,許多國家針對這一點專門發行不能流通的國債來滿足個人投資者的需要。對大部分機構投資者來講,運用國債優化資產結構,進行流動性管理則比僅僅獲得國債利息收入更重要,由于上述原因就使得機構持有者持有的國債流動性就強。如果個人持有者所持國債比例較大,則國債市場主要發揮籌資的功能,且國債流動性較小,二級市場交易不活躍。若機構投資者所占比例較大,則國債市場的調節功能就能發揮得更好,國債的流動性就強,二級市場的交易就活躍。
從9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國債市場持有者來看,國債市場的流動性強,更好地發揮了調節功能。在這些國家,個人對國債的持有份額基本上保持在10%左右,而商業銀行、共同基金管理機構、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機構和商業保險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等機構投資者則成為國債的主要持有者。1996年底,在國債持有結構中金融機構持有的比例,美國為50%,英國為80%,德國為60%。商業銀行持有的國債大約占其資產總額的10%左右。①這樣的格局不僅便利了國債的發行,而且市場流動性較強,為央行貨幣政策操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三、我國國債市場的基本格局與功能分析
我國從1981年開始恢復國債發行,1988年開始國債的流通轉讓業務,國債年發行量從1981年的48.66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4015億元,增長了約80多倍,19年來國債發行量總計達到了17160.23億元,國債市場在我國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我國國債市場存在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下面從國債期限結構和國債持有結構兩個方面分別進行分析。
(一)我國國債的期限結構
我國的國債絕大部分為2-5年的中期國債,期限十分集中,其發行量占整個國債發行量的73.31%,5年期以上的長期國債近3、4年才有大量發行,特別是1998、1999兩年增幅巨大,這說明我國國債管理水平有所提高,較好地把握住了1998、1999年銀行利率大幅下調的機會增發長期國債,降低了發行成本,也有力地配合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在國債期限結構中存在的最突出的問題是短期國債的發行,在1981—1999年的19年間,只有1994、1995、1996三年發行過短期國債,其發行量占整個國債發行量的比例僅為5.24%,而且考慮到最后一次短期國債的發行是在1996年,那么在我國現有國債存量中短期國債早已不存在了。
(二)我國國債的持有結構
80年代我國國債的發行對象主要是個人、企業、機關事業團體等。從1993年開始,國債的持有者就開始集中在個人,金融機構及社會保障基金等部門。其中個人是國債的主要持有者。從1992年到1998年的有關統計數據上看,個人國債持有量占國債發行量的比例從未低于50%,有些年份高達70%以上,國債第二大持有者是金融機構,其持有的國債量與個人持有量有此消彼長的關系,但從比率上看,從未超過個人的持有比率。當然僅從金融機構國債持有量與個人國債持有量的比例上還不能充分地說明問題,那么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指標,即金融機構國債持有量占其總資產的比率,從近幾年的數據看,這個比率從未超過3%。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國債市場的特征主要是以中長期國債市場為主,短期國債品種嚴重缺乏,個人成為國債的主要持有者,金融機構國債持有量偏低,市場總體流動性較低。依據國債市場格局與國債市場功能的相互關系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我國國債市場的功能偏重于籌資功能,調節功能較差,國債市場的發展很不平衡。
由于國債市場調節功能的大小實際上意味著國債市場能夠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什么樣的基礎條件,因此我國國債市場調節功能的不足實際上表明目前的國債市場還不能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必要的基礎條件。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是通過對證券的買賣進行的,它與法定的準備金率及再貼現政策的一個非常明顯的區別就是它的連續性,即通過證券的頻繁買賣來吞吐基礎貨幣,央行對證券的頻繁買賣需要有一個交易活躍的市場來支撐,這就要求市場應該具有充分的流動性。但是我國國債市場上國債期限較長,機構持有國債量比例較低,直接制約了國債交易的活躍程度,我國中央銀行是從1996年4月開始正式啟動本幣公開市場業務的,但是由于國債市場的原因,這項業務的實施受到了很大的制約,主要問題:短期國債發行量過小,且沒有形成連續滾動發行,二級市場交易量小,公開市場操作基礎太弱,為此,中央銀行不得不選用政策性金融債券和中央銀行融資券做為交易工具,以彌補國債工具的不足。但是政策性金融債券和中央銀行融資券的期限都在3-5年間,仍然沒有改變債券市場上短期債券缺乏的狀況,現券交易很難進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頻率和輻射面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四、完善國債市場充分發揮調節功能
籌資功能與調節功能同是國債市場的重要功能,一個健全的、高效率的國債市場必然是能夠充分發揮這兩大功能的市場,如果國債市場的籌資功能發揮得好,但卻發揮不了調節功能,或調節功能很弱,那就表明國債市場的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國債市場的效率很低,至少不能算得上是高效率的。特別是在當今世界金融發展越來越迅速,貨幣政策越來越發揮重要作用的環境下,國債市場的調節功能更是不容忽視。
從80年代初到現代,我國國債市場在籌集資金,支持我國重點大型基礎建設項目,改善經濟結構,保持適度的經濟發展速度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特別是1997年以后國債已成為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治理經濟衰退的重要支撐。但是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我國國債市場在調節功能的發展上是相當滯后的,這將嚴重影響我國宏觀經濟調控體系的效能。眾所周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兩個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雖然這兩大手段各自具有獨立性,可以進行獨立的操作,但是兩個手段之間協調配合進行調控與兩個手段各自為政的調控方式相比其效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而國債市場則是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重要的結合點,因此必須重視國債市場的功能完善。現階段完善國債市場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財政當局與貨幣當局兩大部分應加強協調配合,這是完善國債市場充分發揮其調節功能的前提條件,兩大部門之間若不能協調配合,政策配合就無從談起。在我國國債發行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國債發行不久銀行利率就下調的事,而財政當局由于沒有得到這個信息,沒有相應調整發行時間和利率,使國債發行成本過高,加重了財政還本付息的負擔。當然目前兩大部門在這方面的配合已經相當成熟了,但是在國債其他方面仍需有較大的改進。僅就國債市場的調節功能而言,兩大部門需要在國債發行規模,發行期限,發行品種上進行協商,使國債的發行既有利于實現財政政策的目的同時又能兼顧貨幣政策操作的需要。
(二)豐富國債品種,增加短期國債發行量,增強市場流動性。目前我國國債品種中短期國債十分缺乏。今年財政已發行了二期記帳式國債共480億元,但期限均為7—10年的長期國債,然而最適于作為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的乃是短期國債。由于缺乏短期國債,中央銀行只能用政策性金融債券與中央銀行融資券替代,這雖然暫時解決了問題,但并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從性質上講政策性金融債券與國債沒有太大區別,因為政策性銀行目前的投資項目都是國家重點支持的項目,政策性金融債券的還本付息最終由財政作擔保,但是從貨幣政策操作的角度看,政策性金融債券與國債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主要的問題是政策性金融債券都是3—5年的中長期債券,而公開市場操作是一種日常性操作,靈活性,頻繁性和連續性是其特點,要求交易工具流動性強,交易價格相對穩定,但是政策性金融債流動性不如短期國債,同時其隱含的利率風險大于短期國債,不利于貨幣當局控制操作成本。中央銀行融資券的發行對象不如國債寬泛,也會影響政策操作效果。同時由于我國貨幣市場不發達,短期信用工具少,也找不到比短期國債更適宜于作為公開市場操作交易工具的替代品,最佳的選擇仍是短期國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