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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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與現代化范文
關鍵詞:儒家文化;管理思想;體育管理
中圖分類號:K5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49X(2010)-02-0005-03
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蘊含了豐富的管理智慧,對現代管理活動有著極大的啟示。挖掘、探尋儒家管理思想的源流,吸取儒家文化精神中的現代價值,推動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與現代體育管理的融合、交匯,對體育管理活動產生深遠的影響,推動我國體育事業的蓬勃發展。
一、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
1.儒家文化中以人為本、尊賢尚能管理思想
儒家認為,人作為萬物之一而生存于天地宇宙之中,具有超然萬物之上,最為天下貴的卓越地位和尊貴價值。因此,儒家十分重視人的因素,主張尊賢尚能、知人善任的管理思想。從“尚賢”方面而言,儒家智者深刻的洞悉了“管理之道,歸于用人”的至理;從“擇賢”方面而言,儒家主張選拔若干才、德兼備的人,《論語》中有“無求備于一人”,只要在品德方面大節無虧,在工作能力方面能勝任所擔任的職務,并且忠于職守,勤于任事,即使有某些缺點該選拔的扔選拔,該重用的仍重用;從“用賢”方面而言,古時就有“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的原則,因才任使,像對器具一樣,什么樣的器具派什么樣的用場。
2.儒家文化中的經、權管理思想
儒家的管理謀略最突出表現為尚“權變”的思想。力主“執經達變”的管理方略,不變的是“經”,“經”是管理的目的和原則,以“經”作為判斷事物的準繩,仁、禮合一的仁道原則構成了“經”的內涵;變化的是“權”,“權”是管理過程的具體操作運用,以“權”來達到最好的決策。“執經達變”是管理的策略,其特點和追求在于實現和諧的管理境界。儒家主張沒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管理模式,管理應及時分析可能出現的變化,做出決策,采取措施,以保證管理目標的實現。決策的確立還要對管理要素的全面考慮基礎之上,不拘泥于某種模式,亦不排斥某種模式,而是根據某種情形做出合適的選擇。
3.儒家文化中禮、法相濟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中極為重視“仁政德治”的管理思想,但在強調“道德禮儀”的管理方法的同時也主張采用“政令刑罰”的管理方法。孔子主張“德、法并用”,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荀子提出“禮”、“法”相結合的治國思想,“治之經,禮與刑”,認為禮治與法治相結合比單純的法制有更多的優越性。禮實際上也包含了法的內容,在《荀子o.王霸》中有“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于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仲長統也強調“德教與刑法并用”,《群書治要》中指出“情無所指,禮為之檢;欲無所齊,法為之防,越禮宜貶,逾法宜刑。”晉朝的袁淮言:“夫仁義禮之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變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禮、法相濟、恩、威并施對于管理活動,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禮治與法治相結合,可彌補只有一種管理方法的不足,兩者相互補充,使管理機構得以高效運轉。
4.節用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也蘊含了極為豐富的“節用”思想。孔子談到治理國家的措施時,明確地提出了“節用”管理思想。荀子在《儒效》中有:“凡事行,有益于理(治)者,立之;無益于理(治)者,廢之。”《荀子?天論》中“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強本節用,開源節流,能過實現民眾的富裕,增加國家的財富。元代金履洋人為“天地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知,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
5.行政管理思想
在制定為政的方針政策時,儒家智者認為管理者應把握管理工作的總綱領,掌握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分清工作的主次,而不是去處理日常小事或從事被管理者所應從事的事情。荀子指出“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曰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急也。”及“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復之。”儒家特別重視管理中的責、權一致的理論,“正名”思想就是這一原則的集中體現。儒家所主張的“君君”、“臣臣”是指作為君、臣的道德和才能,君主和臣吏要各守其位,各行其權,不能逾越這種責、權一致的思想,就是孔子所說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雖然儒家的行政管理思想是服務于當時的封建統治階層,但仍對現代體育管理具有極大的啟示。
二、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對現代體育管理的啟示
1.以人為本、重視人才是現代體育管理中的核心
以人為本、尊賢尚能的價值導向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精華,也是現代體育管理的新動向。體育事業要發展必須以人為中心,認真的選拔、培養人才,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發揮人的能動性。體育的發展需要具備長遠戰略眼光和全局觀念的領導者,需要有一支綜合素質高、訓練經驗豐富的教練員隊伍,更需要有一批優秀的運動員,還需要有大量事業心強、有創新能力的科研工作人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體育運動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這與管理部門“大膽選擇,著力培養領軍人物”有直接的關系;重視教練員隊伍的培養和建設,造就了一批德才兼備、又紅又專,對運動項目的訓練規律有較高認識的教練員密不可分。優秀的教練員必然為國家培養大量的優秀體育后備人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擴寬運動員的培養渠道,建立國家、社會、集體相結合的人才培養體系。同時,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充分調動管理人員、教練員、運動員、科研人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各盡所能。人是體育管理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在體育管理中必須貫徹“以人為本”的思想,不拘一格的選拔人才,才能科學、合理的任用人才,并且建立各種激勵機制,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
2.把握管理的“經權觀”是現代體育管理的取得成效的保證
借鑒儒家的“經、權”管理思想,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是我國體育事業發展的前提。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順應國際體育發展的趨勢和規律,而制定了《奧運爭光計劃》和《全民健身計劃》兩大發展戰略。針對兩大“計劃”在不同時期內體育發展的目標,制定了相應的計劃、策略。為實現特定的奧運目標,根據競技體育的制勝規律,準確預測,確立以奇材制勝、科學與經驗相結合的選材方案;確立以新制勝、以特長制勝的訓練原則,探索科學的訓練規律;競賽中有效的發揮本方的潛能,運用心理戰的競賽策略,采取有效的戰術抑制對方。為保證“全民健身計劃”的順利實施,加強對全民健身的研究,構建全民健身內容體系的,完善全民健身組織管理體系,并構建了一系列新的戰略部署。因此,從競技體育、群眾體育的管理戰略的制定,到教學、訓練計劃的制定,管理者都需要做出合理的決策使之達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3.禮治與法治相結合是體育管理的必經途徑
儒家的“禮”與“法”相結合的管理思想運用于體育管理領域,對體育管理活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近幾年來,我國頒布了一系列的體育法規、條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學校體育工作條例》等,這些法令、制度對于保證必要的體育管理秩序,調節體育管理要素之間的關系,把體育管理活動納入規范化、制度化軌道,促進體育管理系統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的體育法規、制度還不健全,必須健全體育法規、制度。此外,體育法規、制度的強制性、權威性特點決定了在體育管理活動中只運用法律的方法難以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因此,對體育組織人員進行人生觀及道德觀教育,科學文化教育,民主、法制紀律教育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能提高組織人員的素質,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發掘人們的精神動力,管理效率必然會得到很大提高。在體育競賽中用法律、規章制度來維持公平競爭是外在的、強制的,而用道德來維持公平競爭是發自內心的、主動的。近幾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有的運動員、教練員在利益的驅使下,無視體育的法規與職業道德,做出一些越軌的事情,如使用興奮劑、假球,黑哨等現象,運動場上蒙上了一層行為失范的陰影。還體育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已刻不容緩,加強體育制度和法規建設,把體育中的失范行為納入到合法的軌道之上,同時使體育的職業道德深入人心,發揮體育法規與道德對體育的規范作用。現代體育管理應遵循“禮、法相濟”的管理原則,一方面加強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加強法制建設,將“禮治”與“法治”相結合運用于體育管理之中,對各項體育管理活動必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加強節儉辦體育的理念
在體育管理中要本著節儉的原則,注重管理的效益。在我國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情況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建設我國的體育事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體育事業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不可能把全部的物力、財力投入到體育事業中,投入到體育事業的財力是有限的。因此,體育管理者需要本著節儉的原則,充分利用有限的物力和財力,將其用到最需的地方,發揮有效的作用。我國對于足球事業的投入可謂之大,可我國的足球事業屢屢讓人失望,體育管理者要重新審視“投入――產出”之間的關系,采取有效的措施,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財力,促進我國足球事業的發展。舉辦奧運會給舉辦地留下是物質的和精神的、現實的和長遠的財富,國際奧委會提出了節儉辦奧運的理念。雅典奧運會節儉的舉辦卻依然給雅典帶來了五十多億的經濟赤字,增加了雅典人民的經濟負擔。2008年北京奧運會將給我國帶來機遇與挑戰,應探求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運作模式,樹立我國在世界舞臺上的體育大國形象。在體育場館建設本著節儉的原則,盡量節儉開支,對于奧運會后將面臨資源的閑置和場館的維護給予高度的重視,讓奧運會留給北京的是一筆財富而不是一種負擔。體育管理者應本著節儉的原則,兼顧短期效益與長期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使之達到最佳的預期效果。
5.加大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
我國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型體育管理體制,是在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經濟不發達,體育結構單一的情況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建設我國的體育事業,在世界舞臺上確立體育大國的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舉國體制出現了許多弊端,影響了體育事業的發展。因而,體育管理者應借鑒儒家智者在行政管理方面成功的經驗,深化體育管理體制改革,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體制。體育行政部門應按照精簡、高效、統一的原則,轉變政府職能,由直接管理為主轉向間接管理為主,由微觀管理為主轉向宏觀管理為主。責、權、利相一致,每個在崗人員在其位、謀其政、行其權、盡其責,順利實現管理目標。此外,在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各級體育管理者要確立“敦本務實”的思想,以確保體育管理改革路軌不偏離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方向,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
三、小結
借鑒儒家文化中的尊賢尚能的管理思想、經權管理思想、禮治與法治相結合的管理思想、節用管理思想、行政管理思想運用于體育管理領域中,對于體育管理的各項活動以極大的啟示。使我們不再盲目的學習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而是挖掘、探尋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智慧,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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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儒家思想與現代化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教育；孔子；改革；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G4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2-0182-02
教育的文明與發展是現代中國人不懈的追求。標榜著先進、進步與科學的教育現代化隨著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一同進入了陳腐的舊中國。曾經，儒家經典是中國精英教育的核心教學內容，它為中國古代社會培養了最核心的人才隊伍，這群佼佼者成為了權利的掌控者。但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闖進中國時，也正是這群精英人群開始了對傳統教育深切的反思和后來大刀闊斧的改革。自此之后，每場教育變革的重點便是摒棄“腐朽”的儒家思想。
進入21世紀后，中國人仍在教育改革的大道上埋頭努力，大批的教育改革者在教育現代化的路上越走越遠。“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教育模式”似乎成為空想。此時重拾儒家經典的呼聲變得越來越高。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及儒家在中國古代教育的影響進行新的思索，在傳統精髓中尋找前行的指引。
一、儒家思想與中國古代教育
1.儒家思想形成之前的中國古代教育
中國從夏代開始就有了比較正規的學校教育，稱為“校”。孟子說：“夏曰校，教也。”到了商朝，稱為“庠”，到周成為“序”。商代生產力日益發展，文化日趨進步，科學日漸發達，因之學校又有增加，稱為“學”與“瞽宗”。“學”又有“左學”、“右學”之別，前者專為“國老”而創，后者專為“庶老”而設。國庶之界在于貴族與平民。“學”以明人倫為主，“瞽宗”以習樂為宗。
西周是奴隸社會鼎盛時期，學校組織比較完善。當時分為國學與鄉學兩種。國學專為貴族子弟而設，按學生入學年齡與教育程度分為大學、小學兩級。鄉學主要按照當時地方行政區域而定。因地方區域大小不同。國學為中央直屬學校，鄉學是地方學校。完善的學校教育對促進社會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社會作用。
春秋戰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各諸侯國政治經濟權勢的逐漸膨脹，私學應運而生，并如雨后春筍般快速發展。儒，墨，道，法等諸家競相興辦私學，為歷史上著名的“百家爭鳴”奠定了基礎。
2.儒家的主要教育理念
儒家思想是在私學興起的大浪潮下應運而生的。而談到儒家思想的形成，就不得不先談到孔子的貢獻。孔子是我國私學的創辦者。據史稱，孔子有“弟子三千”，培養出了在當時頗具影響的“七十二賢”。孔子一生“誨人不倦”，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在教學實踐上，他認為，教師在教書育人的過程中應該采用“循循善誘”的方法。同時他認為學生應該有好的學習方法，懂得“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等，這些都對后世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
孔子提出了“有教無類”的辦學宗旨，使人人有了接受教育的可能。而孟子作為儒家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則進一步推動儒家教育思想走向成熟與完善。與孔子的教學理論相比，孟子更注重學生道德理想的培養和道德意志的鍛煉。他反復強調“尚志”，認為人生第一大事就是要有自己的志向，并且要有大志向。關于道德意志的鍛煉，孟子特別強調要“存其心，養其性”，要節制私欲，培養浩然之氣。他認為堅定的意志是養成浩然之氣的基礎，一個人要通過意志的鍛煉才能有堅強的性格，才能擔當大任。
二、儒家教育理論與西方教育理論的比較
1.孔子的“有教無類”與西方“教育平等”
孔子是中國古代社會私學最主要的開創者，他認為人“性相近，習相遠也”，就是說人們天生并沒有本質區別，個性差異是由于后天培養所養成的，只要通過良好的后天培養，艱苦的學習努力，每個人都可以養成君子的習性品德。所以孔子主張“有教無類”。據說，孔子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人，他們來自齊、魯、衛、晉、宋、梁、陳等國家，且大都出身貧寒。
西方文藝復興之后，人文主義教育學家倡導以人為本、要求個性解放、重視人的現世生活，崇尚理性知識，這大大促進了教育的普及與平民化。西方工業的發展使得社會對政治、經濟、科學、商業方面人才的需求加大。各種各樣的新式學校隨之出現，受教育的人群也都在擴大。
但是，此時的西方教育并沒有普及到孔子“有教無類”的程度。西方的教育改革大多局限于對宗教神學與教會控制教育的反抗，所謂的“教育平等”只是這場戰爭的武器。整個文藝復興時期，教育權利仍舊牢牢地掌控在貴族與富人手中。相比之下，孔子時期中國的平民教育的普及程度還是高過于西方的。
2.人本主義教育的共通與分化
孔子認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看來，在孔子眼中，天命才是最主要的，而天命就蘊含在自然運行之中，只要順乎天命積極努力，自強不息就可以成才成仁。孔子將人置于主動的地位，認為人只要順乎天命的努力便會成才，而不是在一味地接受鬼神安排。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
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教育家們也極力抨擊宗教神學對人思想的束縛。他們提出人完全可以通過教育達到全面發展，而不是只將希望寄托于后世。這與孔子的理念是契合的。
而后，中西方人文教育的發展卻產生了天壤之別。西方現代教育為了服務于工業的發展，越來越注重培養高技術的可以在工業發展中發揮作用的人才，教育的內容與形式也與社會生產發展緊密配合，這些極大地推動了西方工業技術的發展。而此時，儒家思想統治下的中國社會仍舊堅持著王道政治為中心的道德教化似的教育。他們注重君臣、父子、夫婦的倫理綱常；重視禮樂教化，輕視生產知識。此時的中國教育已儼然發展成一種“人文教育”，自然科學從不被重視。而孔子的教育目的也只是培養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這一點被后世的統治者基于不同的目的積極宣揚，為后代中國教育的發展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所以，當今中國進入全面現代化發展時期，西方應用型教育發展的理念逐步滲透到我們的教育之中。
三、取其精華——儒家教育思想對現代教育的啟示意義
1.德行教育，人才培養的先行者
中國素有禮儀之邦之稱，中國人一直都有重道德教化，禮儀規范的傳統。但多年對于現代科學教育的追求，讓我們的教育者輕視了對于學生道德素質的培養。我們只注重對于學科知識的教育，嚴重忽視了學齡青少年道德的培養。人們的道德標準越來越低。整個社會道德淪喪時，人們不禁又回顧起儒家思想在道德培養方面的巨大成就。
我們的教育者總是高喊著要普及素質教育，但素質教育不只是開幾節游戲課，少布置幾張作業。素質教育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要教會學生如何做人，使學生成為富有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遵守社會道德規范的合格人才。
孔子是中國古代道德教育理論的奠基人，他以“仁”為核心和最高的道德標準，他主張一個人要有理想、有抱負，要努力提高精神境界。為人處世要從道義出發，克制不正當的私欲。這對于現代社會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都是一劑良方。同時，儒家思想以“孝悌”為本的仁愛思想有助于學生從根本上認識到孝敬父母與關愛他人，以及愛國愛民的重要性。“忠恕之道”也成為現代社會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交流與合作的行為標準，成為如何應對矛盾，處理問題的智慧之源。這些儒家思想為我們提供的寶貴資源必須成為學校德育工作的重點。
2.素質教育的傳統淵源——儒家詩書禮樂教育
孔子重視對其學生詩書禮樂方面的教育。“詩”即西周以來的詩歌，儒家教育思想認為詩能夠激發道德情感，體會風俗盛衰，觀察政治得失，是學生獲取豐富知識的源泉。“書”即史書。讀史可以提高學生明辨歷史是非的能力，同時從其中獲取行為指南。“禮”即周禮，是古老的道德標準和禮儀，禮使學生學會了為人處世的基本規范。“樂”指樂曲，與“詩”相連。“樂”的作用是與“詩”相配合用于陶冶學生的情操。論語中提出，學生的學習和成長過程應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可見“樂”在人格培養中的關鍵作用。
儒家這種人文主義教育傳統，可以為我們現今的素質教育改革提供很多資源。“應試教育”忽視了個人性情與社會生存能力的培養，“詩書禮樂”的標準能夠為以提高學生人文素養為主要內容的素質教育改革提供豐富的歷史經驗與學習材料。
3.因材施教——現代教育發展之精髓
孔子的“因材施教”首先是要注重學生的個性差別。孔子通過觀察，問答等方式了解學生性格愛好等的差異，再根據不同的個性特點進行教學。《論語》中保留了大量孔子評價學生個性德行差異的記錄。其次孔子特別注意對學生的啟發誘導，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這恐怕就是啟發式教學的源頭吧。
現代，我們也應因材施教，采用啟發式教學。教師在教學之前應充分掌握學生的個性特點，知識級別，保證教學的內容和方式符合學生的接受水平和個性條件，以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尊重學生的個性和志向，鼓勵學生發展自己的專長。
四、結語
綜上所述，儒家的教育思想與教育原則在很多方面與現代教育理論是相符的。儒家思想及儒家教育理論理應成為我們現代教育的寶貴借鑒。在現代化教育發展的坎坷征途中，我們必須總結經驗教訓，吸收外來教育的精髓，同時不忘在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中國教育思想中提取精華，實現中國教育的真正現代化和科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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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儒家思想與現代化范文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富含非常深刻的管理理念,經過長時間的傳承,儒家思想不斷發揚光大,逐漸形成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應用價值。本文從“仁”、“和”、“義”、“誠”和“中庸”五個方面分別進行闡述。
關鍵詞:
儒家思想;現代企業管理;應用;價值
一、引言
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干和基礎,幾千年來被數代中國人所傳承、發展,并對中國文明、文化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儒家思想依然在深深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規范。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均以儒學作為治國安邦之道,實際上,其中蘊含著豐富的與現代企業管理方向所契合的管理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對于現代企業管理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如何深刻的理解儒家思想相關的理論原則,合理有效的運用于現代企業中,將不但有助于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提升企業的整體形象,同時對于企業的戰略發展也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儒家思想最早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核心思想是“仁”。儒家思想的代表有“孔孟學說”,“兩漢儒學”等。孔子提出以“仁”修身,孟子對孔子的思想進行了進一步的發展,在基礎上提出“性善”論,推行“仁政”。與孔孟的學說相比,荀子主張強調“性本惡”、“禮法并施”,其理論則更具有現實主義傾向。兩漢儒學提出了以禮義治國的主張,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進一步將儒家思想發展成熟。最終,儒家思想的主要內容被概括為“三綱五常”(三綱: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指仁、義、禮、智、信。),從而走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現在,有人將傳統儒家思想與當前時代特征相結合,并稱其為“現代新儒家思想”。
三、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應用與價值
1.“以人為本”——企業管理的核心“仁”作為五常的核心,在儒家思想中,是最為核心的部分。儒家思想的許多經典著作中對“仁”的解釋雖然不甚相同,但是其本質是一致的,即“愛人”。《論語·顏淵》中有云“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儒家思想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生萬物,唯人為貴”、“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天地之性人為貴”。在儒家看來,天地之間只有人是最寶貴的,是萬物之靈。可以說,儒家思想本質特征在于肯定人的價值,重視人的尊嚴。現代企業經營管理越來越強調一個理念——以人為本。人是企業管理的主體和客體,“以人為本”的核心思想便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現代企業管理活動中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通過塑造一種氛圍、打造傳播一種理念,是的組織內的人員思想及步調一致,最大限度地激發人的潛能,調動工作積極性。也有人稱這種富有人情味的管理為“東方式管理”。方太總裁茅忠群對方太施行的便是儒家文化管理模式,茅忠群認為,可以治理國家的思想,一定是可以管理企業的。他要求管理者要設身處地的時時為顧客著想,事事替下屬著想,方方面面替相關方著想,如此以來,這些人也一定會反過來設身處地的替公司著想,力爭創造更大的業績及成績回報公司,使大家共同開創合作、共贏的局面。員工的個人發展是企業實現戰略目標的一部分,要把員工的成長放在與企業發展一樣重要的位置,注重對員工的人格尊重、生活關愛和能力培養,用真情打動員工管理員工,設身處地為員工著想,用仁愛的精神營造一個和諧協調的管理氛圍。與此同時,企業管理者要切實了解員工真實的想法、需求和愿望,在合理范圍內,盡量滿足員工的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的需求。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讓員工積極參與進來,領導和員工互為彼此,互相關心和體諒,企業在這種氛圍中才會不斷發展壯大。
2.“以和為貴”——企業旺盛的法寶《論語》中有云:“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主張“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見,“和”為儒家思想中的基本精神。中國人十分注重和諧局面的實現和保持,即“人和”,主張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要安定和諧、團結協作。“和”在組織中表現為動態的和諧,是企業倫理道德一種理想境界的反映,是企業文化建設始終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和”不但崇尚擁有共同的價值追求,又體現和而不同、的原則。一個企業內部如果和諧融洽,那么全體員工的團隊凝聚力便是一種無形的巨大力量。從根本上說,現代企業管理就是要營造這種內外關系和諧的局面。當今許多知名的大型企業非常注重團隊意識,這些企業平時十分注重團隊建設,提倡并實行團隊領導與員工的有效溝通。組織企業員工參加拓展訓練,各種豐富多彩的業余集體活動,增強企業與員工的親密度。在這種和諧的氛圍中,員工也能夠更理性、更全面的對管理者提出自己的真切意見,達到“共同管理”、“和氣生財”“共贏發展”。
3.“見利思義”——企業發展的保證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謀道而不謀食”、“憂道而不憂貧”。“義”是指道德規范,“利”是指“經濟利益”,孔子主張,要“見利思義”、“以義統利”,即“義先利后”。儒家在處理義與利的關系方面,要求將義放在首位,在特定的情況下甚至不惜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孟子強調“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上》)。儒家思想重義是毋庸置疑的。對企業內部來說,如何處理好義利關系是企業經營管理要面臨的第一大問題。企業經營的目的就是求“利”,即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所以從道理本身來說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唯利是圖”而損人利己,是為“不義”,并且最終會影響到這個企業的長期利益,甚至會葬送企業的大好前程。因此,企業管理中應當堅持“見利思義”、“先義后利”的原則,將經營謀利與“博施濟眾”結合起來,才能保證企業長遠、健康的發展。當然,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反對“利”。儒家思想中對于富與貴從來不反對,因孔孟都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儒家思想反對的是采用不正當的手段得到,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4.“誠實守信”——企業生存的基石誠實守信是儒家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曾有云:“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可也”。孟子則把“信”視為儒家基本倫理規范之一,“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也”。誠信在傳統儒家思想中被視為立身立政之本和進德修業之本,因此,誠信的倫理價值一直以來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視。誠實守信一直以來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美德,它不僅是一種優秀的企業文化,也是企業的道德基礎。在企業價值觀的塑造過程中,“誠”是企業聚心之魂,“信”是企業立足之本,誠信理念是現代企業文化建設的重點之一。但是,誠信缺失問題是當今社會上的許多企業都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企業經過多年的艱苦經營發展,但卻因為一朝誠信缺失,致使企業品牌一夜倒塌。“三鹿奶粉”事件便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可見,只有誠實守信,重約守信,才能維護企業的信譽和形象,才能增值企業的無形資產,保證企業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5.“中庸之道”——企業管理的精髓“中庸”一詞始見於孔子《論語》:“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之道”的精髓是不偏不倚,它主張“取中貴和”,是儒家哲學的最高命題,也是儒家學說的基本方法論。由此可見,孔子的中庸觀它源于道德生活中的理論思維,包含有一般方法論的意義。它主張要“叩其兩端”、“允執其中”,這是歷代帝王的治國之道,也被越來越多的應用到現代企業管理中,主張公平、合理、最優。將“中庸”之道運用于現代企業管理,意味著要重科學、講規則。在團隊建設、人際關系、客戶關系中要講究中庸的藝術。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企業經營中遇到的許多問題,用道理去套,用理性去解決,經常是行不通的。其次,還要注意說話辦事收放自如,進退有節,凡事應把握分寸,留有一定的余地,才能牢牢立于不敗之地。最后,管理中要做到文武并用、剛柔相濟,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這是符合中庸之道的辯證思想,運用于企業管理中,可以使企業管理效率達到最大化。四、結語在風起云涌的商業巨潮中,企業要贏得戰略上的優勢,占領文化制高點是極其重要的手段。這就要求現代企業就要在管理中賦予其時代的文化新內涵,才能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并且促進現代企業能夠更加健康、長遠、蓬勃的發展。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其博大精深的內涵值得現代企業不斷學習和繼承發揚,對現代企業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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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儒家思想與現代化范文
【關鍵詞】亞洲四小龍；經濟；新儒家思想
一、亞洲四小龍騰飛的經濟成就及文化背景
對東亞各國的政治及社會影響比較大的傳統文化主要有三種，即中華（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中國、日本、朝鮮、韓國、越南和新加坡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更大一些，因而其政治文化中滲透著濃重的儒家倫理。
20世紀80年代，亞洲的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突飛猛進，成為國際市場上強有力的競爭者。經過文化性格的重塑后，韓國形成以準軍事管理為特征的企業文化；新加坡形成以奮力拼搏求生存為核心的企業文化；融合中西方文化精華，港臺形成以競爭務實求發展為核心的企業文化。
眾所周知，亞洲四小龍地域面積不大、人口稠密、經濟底子較薄，自然資源也并不豐富，那么他們是靠什么在短短的時間里取得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促使他們經濟增長的共同因素是什么？而在這諸多影響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如果說經濟增長與其背后的文化存在著必然聯系的話，那么和西方“新教資本主義”相對應，有人把“東亞經濟模式”稱之為東方“儒家資本主義”，也不無道理。國際學術界對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作了大量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大派別：第一派認為是東亞獨特的文化模式造就了其經濟奇跡；第二派認為是東亞抓住并利用好國際機遇，采取了正確的經濟政策；第三派是制度學派，以宏觀調控功能來解釋東亞的經濟起飛。目前雖然學術界對促進“亞洲四小龍”騰飛的原因仍未完全達成共識，但有一個觀點卻是基本一致的，即儒家文化是“亞洲四小龍”乃至整個東亞經濟崛起的精神支柱。杜維明、成中英、余英時等海外新儒家學派，他們也都強調中華文化價值觀對于東亞現代化發展的精神指向。
“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騰飛除了引進西方現代科學技術之外，無不伴隨著儒家價值觀的繼承和發揚。新儒家價值觀是結合當地實際，借助于西方現代經營管理而發展的。新儒家價值觀吸取了舊儒家價值觀中的勤勞、節約和重教育等優良傳統，衍生出更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即把節約的錢用于投資；教育方面強調人文、技藝；勤奮牟利；管理上除了家長式管理外，還兼有現代的經理式管理。儉、刻苦、孝順、敬老、尊賢、求知等美德，這些因素推動了經濟的增長。儒家的社群情感、奉獻家庭、紀律嚴明、政治穩定、平衡調適、忠誠仁厚、修身、反省、自我糾正已被視為亞洲經濟起飛的奧秘。東方的天人合一思想、綜合思維方式也被認為是彌補西方精神缺陷的良方。
日本的發展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形成所謂儒家文化圈的東亞奇跡，被視為現代化的新模式。日本的許多企業家，如“日本企業之父”澀澤榮一、“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財界總理”土光敏夫等，都對儒家文化情有獨鐘，始終自覺以儒家文化中的信條來經營企業。日本企業家只要稍有水準的，無不熟讀《論語》，孔子的教訓給他們激勵、影響至巨，此種實例多得不勝枚舉。
構成臺灣經濟主力的中小企業，多數是家庭式的企業，流行的正是儒家文化與傳統價值觀。在亞洲金融風暴中表現較好的是臺灣和新加坡，而兩者也均以重視儒家文化著稱。
眾多香港人民在吸收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仍牢記自己是中國人，有一顆中國心，依然保留了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如義利兩全、誠實經營、勤儉持家等。這種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華文化促進了香港經濟的飛速發展。
韓國經濟崛起的原動力是強烈的民族自尊和致富經國的價值觀。一心想證明“韓國也能”，是促進韓國企業拼命經營的重要精神力量。三星財團創辦人李秉哲曾指出，對我影響最深的是《論語》，吳越尚能同舟，我們還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與韓國相比，新加坡是曾經接受過“全盤西化”但醒悟最早的國家。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提出“把儒家基本價值觀升華為國家意識”來抵御西化，還將重視中華傳統文化視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方針。新加坡人開辦的企業，十分重視培育以儒家價值觀為特色的企業精神。“新加坡21世紀五大理想”要求：重視每個人的價值；家庭凝聚，立國之本；人人都有機會；心系祖國，志在四方；積極參與，當仁不讓。新加坡在世界競爭力排行榜上一直緊隨美國而位列前茅，正是重群體、重和諧、重倫理、重勤儉的儒家文化與價值觀的體現。
對新儒學的興起以及儒家文化的前景，現在還難以做出明確的價值判斷，但儒家文化的精華愈來愈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已是不爭的事實。歷史已證明了儒家文化作為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依據之一的合理性，這是歷史事實，也是歷史規律。人們普遍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的背后，有著數千年東方文化的積淀和支撐。
二、新儒家思想在現代的積極意義與消極意義
探討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的文化背景、重新認識儒家思想等東方文化的價值及其與亞洲現代化間的關系，在現代商業文明的今天，中國儒家文化如何才能更好地成為企業文化精神的資源和依據？怎樣繼續從更廣和更深層面促進經濟的增長呢？我們認為，必須注重幾點：
（一）儒家文化必須接受現代化的改造。儒家文化本身是農業文明的產物，要在商品文明和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必須經受揚棄超越，要對其自身進行改造，在接受西方科學文化的基礎上，實現創造性的轉型；
（二）發揚儒家文化必須以市場經濟法制化為前提。儒家文化是作為中國法家思想的對立面發展起來的，不同于法家強調法治，儒家強調的是禮法和德治，因此儒家文化先天性地缺少法制。西方不少著名學者在贊揚儒家的禮儀規范后，也不無精辟地指出：儒家文化的確需要一個法律傳統來支持禮儀規范；
（三）使儒家文化成為現代企業文化精神的思想資源和文化依據。注重儒家文化的同時，更要看清市場經濟的根本動力，也不能忽視了員工與對外競爭精神的培養。如此才可發揚個人責任感、使命感和奉獻精神，激發企業的群體意識和團隊精神，增強凝聚力；
隨著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新儒家的理論根據又受到了普遍的懷疑，就連“亞洲價值觀”的提出者李光耀都說：“儒家的價值觀已經差不多變得過時了。”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認為，當世界被最崇尚的亞洲價值觀所吸引時，驚人的經濟增長掩蓋了最糟糕的東西：裙帶資本主義和腐敗。
有學者認為，在西方文化的沖擊面前，中國文化包括新儒家思想無論在科學、民主、思維方式、藝術創造還是在宗教體驗方面，都暴露出其本身固有的重大缺陷與限制，如果缺陷和限制不能被超越，中國文化就很難說會走向現代化。
三、對我國治國理政的借鑒
第5篇：儒家思想與現代化范文
（山東師范大學人口、資源與環境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摘 要：國學是幾千年來中國文化、歷史的積淀。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使中國人重整體、重混沌、重象形、重道德、重關系、重秩序，根植于傳統文化的法家、儒家、道家等國學思想影響了中華民族的價值觀。管理需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厚滋養，需要從中國文化的精髓、根本上去尋找方法。更好地將國學思想精髓運用于現代企業管理，將有助于實現企業與員工的和諧發展，達到理想的管理效果，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與繁榮富強。
關鍵詞 ：國學思想 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 道家思想 企業管理
中圖分類號：F272.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4）28-0191-03
國學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根，凝聚了傳承久遠、歷久彌新、博大精深的優秀文化智慧，蘊含著豐富的東方思維，其中的思維觀、決策觀、用人觀和自我觀等對企業管理和企業家自我提升具有深遠的意義，靈活運用國學，可以打造和諧強大的企業管理模式與文化氛圍。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現代企業需要從國學中去挖掘、傳承和發展有價值的思想，汲取精華、剔除糟粕，培養核心競爭力，提升管理理念，改進經營模式，促進管理創新。要實現管理現代化，必須繼承本國的文化遺產，融匯東、西方管理文化的精髓和智慧，走與民族歷史、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道路。
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管理思想和謀略，特別是孔子倡導的仁、義、禮、智、信、中庸等儒家思想精髓對現代企業管理具有非常實用的指導性、借鑒性和啟發性作用。從國學文化中萃取了“孝悌”、“禮仁”、“信義”作為企業核心價值觀，倡導員工做人要“孝悌”，做事要符合“禮仁”，做生意要遵守“信義”。
在國學思想中，應用于企業管理的思想的主要有法家、儒家、道家等哲學思想。
一、法家哲學思想：以法治天下
法家的管理學說本質上是一種控制理論。法家治道以道為本，以國之治強為目標，以法為行為標準，以勢為運行力量，以術為操控方法，法、勢、術亦相結合、三者互補，構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觀，韓非子的管理控制思想，偏重于控制體系的設計，對于體制因素的重視，超過對人的素質、能力等主觀因素的重視。法家的管理是強制性管理，它認為人們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人與人之間只存在經濟關系，即利益關系。如管子曾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主要是因為利益驅動。法家認為管理需要采用高壓政策，要做到“信賞必罰”，賞罰分明，用強大的法律和豐厚的利益來恩威并施。
將法家思想運用于現代企業管理，主要通過以下途徑：一是加強企業制度建設。員工是否能夠忠誠于企業，主要依賴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講究制度執行。在一個企業中，規章制度、條例、紀律、政策的制定權，如果不集中于最高管理層，政令不可能暢通。法家強調對執法者的控制權的集權，領導應謹慎選擇可以交付任務的人才，在確保威信的基礎上充分授權。三是管理風格嚴厲。法家用“賞罰”來主導員工的行為，嚴格遵守各項紀律和規定，做到賞罰分明，但也存在忽略人有自我實現的需要的傾向。如果管理者將管理重心完全放置到了企業規章制度的制定與實施甚至是對員工的懲罰上，而忽視了企業文化、道德建設，也會影響企業整體發展。
二、儒家哲學思想：以人為本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儒家思想的出發點是人本主義，強調尊重他人，感化人心，追求人格完善，人際溝通。人本主義的核心就是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以人為中心進行管理，把人看做是企業最大的資源，管理者要充分調動員工工作積極性，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儒家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實行“德治”和“仁政”，樹立“以民為本”的觀念。儒家特別強調個人道德修養，自身管理，“君子務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體現管理者從自身做起，培養自己德行的觀點。
儒家思想重道、明德、信義、崇禮，與當代科學管理思想十分相近。儒家思想的出發點是人性本善，強調“忠”、“恕”之道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個人利益絕對不會凌駕于團體之上。
儒家文化當中不僅蘊藏著豐富的為人處世之道，還包含著管理與經營之理。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且融會貫通，將儒家文化的精髓滲透到現代企業管理當中，合理科學加以運用，是培養和鍛造領導藝術、從謀劃到決策都能夠穩中求進、并指導領導者與企業上下共同發展的寶貴精神財富。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仁義禮智信”。“仁”的本義是友愛、互助。當一家企業得到別的企業的幫助后，應當銘記不忘，尋找機會予以報答。“義”是指人的思想和行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在企業發展過程中，既注重經濟效益，又注重社會效益。“禮”是一種傳統美德，表現為良好的企業形象。在市場競爭中，要靠優秀人才和超群的智慧才能勇立潮頭，這就是“智”。 “信”對企業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取信于民的企業能夠穩定發展，失信于民的企業難有立足之地。
儒家思想的主要包括以下幾個觀點：一是仁者愛人。管理者的基本職責就是善用人、能容人，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激發和調動員工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企業與員工共同發展。
儒家提倡“人和”，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互敬互愛，以和為貴。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企業中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矛盾。管理者可以采用“以和為貴”的價值理念，做到企業內外、上下、左右協調一致，達到和諧管理的最佳境界。
二是以義統利。儒家思想主張“以義統利”。孔子說“見利思義”，孟子說“先義后利”，均把義作為重要的價值取向。儒家思想在義利關系上認為：“倉廩實然后知榮辱，衣食足然后禮義興”。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主張“義以生利”、“先義后利”、“重義輕利”，強調儒家的“義”，把追求利潤與服務社會結合起來，使精神價值與物質價值相互融合、相互促進，最終達到“以義統利”，“義利統一”。
三是以德服人。儒家思想在企業管理中的運用就是強調“以德治企”和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儒家也是既強調制度與法律，又強調倫理道德的重要，主張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會風尚，使人們按照道德準則去做應該做的事。管理者必須以身作則，用自己的榜樣去帶動受教者，要以自己的模范道德行為為表率。
四是團隊意識。儒家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個人、家、國、天下四者統一起來。另一方面主張“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倡導團隊中的團結與協作。企業應為每個團隊成員提供富于挑戰性的工作，將合適的人放到合適的崗位上，管理者要不斷指導團隊成員的成長，為他們提供學習新技能的機會，提供施展才能的舞臺。
儒家思想有助于企業員工之間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幫助員工樹立集體主義觀念，正確處理個人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在企業中，無論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還是員工與員工之間，都應該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形成團結、友愛、互助的良好關系。同時企業領導者也要切實履行好自己的職責，主動關心下屬，給他們成長的空間，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干，企業領導如能真正做到一視同仁，關心員工，切實在工作、生活方面為員工排憂解難，那么員工也將會被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所感染，以實際行動回報企業，這就是“相互作用”的體現，也是儒家提倡這種“仁愛”思想所希望看到的一個結果，這種良性循環正是當代企業追求達到的一個目標。
三、道家哲學思想：循“道”而行
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將“道”看作是一種客觀規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強調人們必須按照自然規律辦事，順其自然，作到天地相合，天人合一，充分融匯，實現人和自然的和諧統一，然而“道常無為”，因此應無為而治，通過最有效的管理來減少干涉行為，實現企業與員工的和諧共生。
道家管理哲學中的“無為而治”、“治大國若烹小鮮”、“弱者道之用”、“天地相合”等觀點都是對“道”的延伸和支持。
道家思想的主要包括以下幾個觀點：一是無為而治。道家提出的“無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在道家看來，管理者在具體事務上少插手，放手讓被管理者積極有為，鼓勵積極性和創造性，激發創新精神，從而實現目標。“無為而治”是道家管理智慧的基本原則。道家主張管理者應該順應管理活動的規律，不亂作為。所謂“無為”，就是要按照規律辦事，充分尊重事物的客觀規律，自然而然達成企業的管理目標。管理者必須講求策略，要“抓大事”而“舍小事”。只有敢于“無為而治，道法自然”，順應、尊重自然規律，最大限度發揮員工積極性，才能大有所為。道家的管理宗旨就是通過“無為”．最后達到“無不治”的管理效果。
二是善用人者為之下。“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高明的管理者應該謙下待人，而不應自以為處處都比下屬能干。因為位在其上者，并不一定是才在其上。管理者若高高在上，自高其智，目中無人，則有智者必不肯忠誠效力。好逞其能者，有才能的人必不肯與其相處共事。管理者要懷著謙下之心，虛心聽取下屬的意見，才能使被用的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三是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提出：“治大國若烹小鮮。”企業家治理現代企業，應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這樣有利于員工安心工作。管理者的主要任務是做好決策，把握好做什么、何時做、誰來做，同時鼓勵下屬放手去做，絕不能事無巨細事必躬親。管理者要以小心謹慎的態度去處理各種事物，尊重事物的穩定性、復雜性和可變性，不能主觀冒進，朝令夕改。管理實際上是對人的管控，最高境界是少控制、不控制，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企業的規章制度和發展方向不能朝令夕改，必須保持連續性和一貫性。
道家管理對人的個體價值和個人自由予以了更多的關注，強調管理要以人性化為核心，把員工作為企業最重要的資源，尊重員工的地位、價值與尊嚴，為員工科學合理地安排工作．充分考慮員工的成長和價值。如果企業家始終堅持正確的價值觀為人處世，為下屬樹立良好的榜樣，為企業營造良好的聲譽，尊重市場發展和社會需求變化的規律，腳踏實地進行企業管理，員工滿意度、工作效率和質量也會隨之提高。“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換來的是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和消費者對企業的認可。看似“無為”，實則“有為”，就會樹立企業的成功之本，企業就會基業長青。
四、國學思想在企業管理中的融合
法、儒、道家管理思想具有殊途同歸的特點。管理的各個環節都可以用法、儒、道管理思維來完善。將法家的權謀、儒家的進取、道家的無為融合于企業管理之中，靈活運用。
法家在強調管理者的絕對權威基礎上實行制度的強制約束，沒有規矩則不成方圓。法家提倡獎懲制度賞罰分明，有功則賞、有過則罰。在公司成立之初就應運用法家的思想，建立起完備的公司規章制度。
儒家的管理智慧主要體現在“做好人情，成好事情”。孔子的德政思想與現代企業文化建設理念相吻合，通過所有員工的自我約束、行為表率來形成企業的統一價值觀和行為。
道家的管理智慧提倡在基礎管理完善的企業完全可以通過各得其位、各司其職來維護企業的正常發展。“無為而治”正是治理的根本，是領導藝術的最高境界。
在企業管理實踐中，越是基層的管理，法家方法的比例越重；越往上，道家的比例就越重，而最高層次則是道家的“無為而治”。一般來說，可以先以法家思想奠定公司的行為及法度基礎，而后以儒家思想管理。在共同遵守規章制度的氛圍中，與員工和諧相處，創造基于律法為前提的以儒家思想為企業文化核心的情感管理。待公司在以上兩種思想下和諧平穩發展成熟后，可以適時導入道家思想，最后達到“無為而治”的境界。
法、儒、道家三種思想各有特色，只有組合運用，威力才會更加強大。用法家思想治天下，用儒家思想安天下，用道家思想持天下，企業將所向披靡。過于依靠律法治理企業，容易造成員工忠誠度低，無歸屬感，與公司貌合神離。過于注重儒家思想，極容易導致員工不遵循公司規章制度，紀律混亂，沒有律法。道家思想則要在前兩種思想已經充分奠定公司扎實基礎的時候才能導入，否則也會造成水土不服。
國學智慧所蘊含的做人、經營和思維的智慧，對于提升人生境界、促進企業的經營發展有很大幫助。企業管理就是選好人，用好人，留好人，讓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國學的精華就是國人認可的價值體系，對自然、社會與人生的根本看法。中國人看重的價值取向包括社會和諧、仁愛友信、開拓創新、成就權力、中庸傳統、安居樂業、家庭美滿、快樂人生、人情關系和平等自由等。了解員工所思所想，堅持以人為本，堅守人的尊嚴和社會正義，體現對歷史文化和社會的責任，才能更好地管理好企業，實現企業、員工和諧發展。
無論是法、儒、道哪一家，都有許多思想精髓可以被運用于企業管理過程中。但法、儒、道三種哲學思想也有不少的缺陷和不足，也需要不斷發展，與時俱進，趨利避害，自我完善。另外，法、儒、道家的哲學思想僅涉及思想層面，偏重于理論，而非具體的管理方法，西方科學嚴謹的管理方法、流程以及強調個人價值和自由、尊重個性與發展的做法也非常值得學習借鑒。只有融匯東、西方管理文化的精髓和智慧，才能創造出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管理理念。
總之，企業管理工作應該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榮辱觀、是非觀、道德觀，把社會責任放到更重要位置，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創造公平、和諧的環境，將根植于傳統文化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日常管理，在企業發展壯大的同時帶給員工更多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在具體管理中應堅持以人為本，科學決策，充分發揚民主與科學精神，實現企業發展的終極使命，即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與繁榮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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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儒家思想與現代化范文
摘 要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統治地位,研究和學習優秀的儒家思想在當今的社會中,對大學生完善個人的人格,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有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 儒家思想 現代大學生 教育 價值觀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統治地位。儒家思想經過兩千多年的傳承和發展,其中的糟粕固然應該完全拋棄,但其中不乏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儒家思想對我們當下建設和諧社會、和諧校園仍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研究和學習優秀的儒家思想在當今的社會中,對大學生完善個人的人格,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現代大學生學習儒家思想有助于人格的自身的完善
儒家思想的出發點是追求個體人格的完善。而孔子心中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所謂的圣人是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的人。但是,“圣人”的標準遠非常人所能企及,“君子”卻是人人都可追求的一種品格。《論語》中指出,所謂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里仁》)。在孔子的心中,道德教育的目標是成為君子。現代的大學生學習儒家思想,要追求高尚的氣節、凜然的正氣,要像君子一樣,做到“修己”,“安人”。君子以仁為根本,首先必須有崇高的道德修養。其次要有堅強的道德意志和多種才能。那么大學生在實現君子的途徑中要反身內求,注重自身修養。“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凡事要嚴于律己,時時反思,如此“人皆可以為堯舜”。現代大學生要注意意志力的磨練在完善自我人格中的意義。做到任重而道遠,士不可不弘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泛其身”。
二、學習儒家思想有助于大學生理想的實現
孔子非常重視立志的作用。“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君子謀道不謀食……優道不優貧”。孟子與孔子一樣重視立志。他認為首先應“尚志”,就是要“居仁由義”,“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孟子在強調立志的同時,還進一步闡述了他的“養氣”說:“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把“志”與“氣”結合在一起,以立志為基礎,養成大丈夫“浩然之氣”。宋代朱熹認為“問為學功夫,以何為先?日: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王守仁亦稱“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都充分注意到立志在強化個人修養心性的動機上的作用。作為道德教育的原則和方法,強調立志樂道的重要性,關鍵在于正確處理義利、生死等問題。作為君子,當個人利益與道德要求發生沖突時,為了保持仁的道德價值,實現仁德,他會自覺地犧牲一切。傳統儒家道德教育強調立志樂道,對于我國市場經濟下的道德建設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三、學習儒家思想有助于培養大學生的自律意識
儒家認為,人應該有一種對自己負責的精神,要做到“仁者愛人”,這種道德的具體體現就是君子、仁人。而仁又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主要含義是指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包括了“仁者親親”,指父母兄弟之間的血緣關系; “仁者愛人”,指血緣以外的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傳統的儒家思想認為只有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親情之愛,才能進一步把這種愛傳達給社會上的人,推己及人,去愛別人,把仁由血緣親情之愛轉化成人與人的一般關系的準則。另外,儒家的“中和”觀,倡導“尚中貴和”理念,“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人們在社會交往中自覺化解社會矛盾,促進人際關系和諧有序發展。孔子從“泛愛眾”的仁愛思想出發,愛父母親人到愛別人,進一步延伸到愛萬事萬物,不僅關注人與人的和諧關系,同時也將目光投向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道德的關心從人的領域擴展到生命和自然,實現他的“天下歸仁”,形成合理的天人觀。“仁者愛人”,是中華民族人道主義或曰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它看到了人的價值,強調對人的關愛。現代的大學生學習仁愛思想又助于協調人際關系。現代大學生野應該學習傳統道德中的中庸“以和為貴”的原則,來緩解日后競爭中出現的人際關系的緊張。另外還有助于現代大學生正確處理個人與自然,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從而建構和諧社會。要想成為有道德的人,不光要知仁,更要好仁、樂仁,要把仁作為自已的人生觀,以行仁為樂。傳統儒學主張“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無論進退窮達,人都不應該喪失求善之心,尤其身處逆境,更應該保持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要有充實的精神生活。這與資本主義社會中刻意追求物質享受的人生態度是截然不同的。與愛人和修身緊密相聯的是人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在傳統儒學看來,人首先應該作為家庭和社會的人而存在,故不能以自己的私利為滿足,個人的利益應符合家庭的利益,服從社會的利益。它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口號,修身、齊家是對個人的基本道德要求,而作為一個有道德理想的人還應該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修身的結果就是培養“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我們中華民族在幾午年的歷史長何中不斷發展、進步,就是因為擁有這樣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廣大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是我國現代化事業的接班人,在他們的人生觀尚未形成之時,要加強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不僅要對他們進行仁愛思想的教育(仁愛思想在處理人際關系等方面具有超時空性),更應該對他們進行烏克思主義人生觀教育和職業道德、民族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提高他們的內在精神素質,使他們真正成為跨世紀人才,以便能擔負起四化建設的重擔。
四、通過學習儒家思想有利于增強大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
儒學有很強的入世精神,主張積極參與社會,關心社會,把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德之不修,學之不柑,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優也”,以國家社會的命運為自己憂慮的事,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孔子追求“天下歸仁”的理想,把“仁”上升到一個理想的精神境界,“殺身成仁”,為了追求美好的社會理想,愿意以生命來換取。后來儒家學者進一步把孔子的人世精神,追求個人人格的完善和服務于現實、社會聯系在一起,概括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家和國、個人與集體、個人和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傳達了中華民族千年深蘊的民族自豪感和高度的責任感。傳統儒家道德教育的優秀成果與我們力圖達到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的是一致的、兼容的。傳統儒家道德教育,長期以來,影響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取向,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人民彼此認同的思想文化紐帶,它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愛國主義情感。
五、儒家思想有助于培養大學生的社交能力
儒家思想中孔子提出的“和為貴”的人和理念,有助于現代的大學生協調個人和他人、個人和社會的矛盾,化解踏入社會后遇到的危機“和為貴”、“和而不同”、“和則多力”的和諧思想指要協調好各種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提倡個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國家之間、民族之間要和諧共處。“和”何以可能?孔子說:“仁者,愛人”。即孔子主張仁愛論,要求“泛愛眾”。這種普遍的仁愛能使我們現代得大學生以平和的心態對待他人,做到人和人之間能“和”。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孔子指導人們要向君子學習,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才能與人和處。中記載子貢問孔子:“‘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孔子把“恕”看成是與人善處、保持人際間和立共存的基礎。“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與人”。可見,恕道是平等待人,推己及人,是濟人濟物之德,是人際間和立共存。孔子主張的“和而不同”是正確處理人際關系的一種態度,該思想意味著相互差別的事物可以共生、和處。和處并不抹殺個體特性,有差別也并不意味著非要斗個你死我活。這正是倫理道德層面上的“和諧”觀念的基本要求,即主要表現為對社會成員保存普遍的尊重和敬愛,實現人際關系溫馨協調的倫理環境和道德氛圍。人際和諧團結不是沒有意見分歧和思想交鋒的一團和氣,而是通過不同意見的交流、對話、切磋、討論,從而達到互相理解、互相容忍、協調統一、和諧互動。這就是所謂“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和諧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相互差別的事物在共處中吸收有利于自己的因素而達到和諧。即使有矛盾,矛盾雙方經過沖突和斗爭,最終必定以“和”的方式解決矛盾。正如張載所說:“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中庸》講“道并行而不相悖”也是這個道理。
總之,大學生肩負著祖國和民族的未來,加強大學課堂中的儒學教育,充分發揮儒家思想優秀文化遺產的積極作用,對大學生完善個人的人格,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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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儒家思想與現代化范文
徐復觀作為現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有著現代新儒家的共同目的――“返本開新”。在此文中，筆者將對徐復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目的――其獨特的“開新”之路――作簡要論述。
關鍵詞：徐復觀；中國思想史；仁性；知性；民主
徐復觀是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與牟宗三、唐君毅并稱為“現代新儒學三大師”。與其他二人相比，徐復觀不是以建構個人哲學體系著稱，而是以中國思想史研究名世。他之所以注重中國思想史研究，是因為在他看來中國文化的新生比個人哲學的建立更重要。徐復觀一生游走于學術與政治之間。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主要通過現實的政治參與來為中國動蕩的社會盡自己的綿薄之力。經過熊師“起死回生的一罵”，五十年代開始，轉而走上了學術之路，期通過對中國文化“現代的疏釋”，使自己的學術研究有補于中國、世界。徐復觀作為港臺第二代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其作為現代新儒家的共同目的，即“返本開新”。徐復觀是通過其中國思想史研究來完成其理論上的“返本開新”之路的。無疑，“開新”（開出科學與民主）即是徐復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目的。
一、“仁性文化”與“知性文化”的“攝”與“轉”
徐復觀認為“仁性”和“知性”是人性的一體兩面。中國人發展了是人性中的“仁性”一面，進而形成了“仁性文化”；西方人發展了人性中的“知性”一面，進而形成了“知性文化”。徐復觀認為，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可能、也有必要融通與轉進，“可能”在于二者同為人性所發出，“必要”在于二者的結合可以解決中西方文化面臨的困境。徐復觀致力于通過“攝智歸仁”與“轉仁成智”來實現中西文化的融通與轉進。
首先，我們來論述徐復觀的“攝智歸仁”思路。此種思路是徐復觀面對西方道德精神的困境而提出來的。徐復觀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所形成道德精神是不同的。中國“仁性文化”下所形成的道德精神，認為人在自身與現實生活中即可找到自足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其特點是現實的、自足的。他提出，在人的具體生命的心、性中，發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價值的根源，不假藉神話、迷信的力量，使每一個人能在自己一念之間，即可于現實世界中生穩根、站穩腳，并憑人類自覺之力，解決人類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產生的危機，中國文化在這方面的成就，不僅有歷史地意義，同時也有現代地、將來地意義。[4] (P.3)而西方的道德精神與中國的道德精神不同，西方的道德精神是知識型與宗教型的。一方面，“知性文化”形成了西方人以知識為道德提供基礎的特點。早在古希臘的哲人蘇格拉底那里，便形成了知識即道德的思想。到了近代，歐洲的倫理學家常常對道德的根源進行形而上學的求索；另一方面，宗教上的罪惡感是形成西方道德的另一個基礎。如基督教的原罪觀念，要求人們通過信仰上帝獲得救贖。西方的道德精神，在歷史上曾起到了積極的意義。人們追求知識，造就了西方近現代的科技文明；追求天國，造成了西方人虔誠的。但西方“知性文化”的過分膨脹，造成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困境。一方面，知識的極端運用，導致了科技理性主宰一切，不承認價值上的東西；另一方面，宗教改革之后，人們更加注重對物的追求，而拋棄了原有的宗教虔誠，罪惡感喪失殆盡。此二者共同導致了西方物欲的泛濫與人們精神的空虛。面對西方道德精神的困境，徐復觀提出了一條救治思路，即“攝智歸仁”。“攝智歸仁”是以“仁”來衡量、判斷“智”的成就。以“仁”來統攝“智”，使“智”在作用的過程中，能得到“仁”的規約、引導，以朝向有利于人生價值之實現的方向進發。此即徐復觀的“攝智歸仁”思路。
其次，我們來論述徐復觀的“轉仁成智”思路。此種思路是徐復觀面對中國物的匱乏進而導致“仁性”的困厄而提出來的。在徐復觀看來，中國文化未能在物的方面得到很好的發展，物的貧瘠致使中國“仁的文化”得不到充實。對于此種困境，徐復觀提出的解決之道是“轉仁成智”，即從“仁”中“轉”或“生發”出“智”來，以彌補因單方面“仁”的強化，而導致科學技術的弱化，又反過來對“仁”的限制。徐復觀認為：“今后的儒學之需要科學，不僅系補其人性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所缺的一面，而且也可輔助我們文化已經發展了的一面。仁性和知性，道德和科學，不僅看不出不能相攜并進的理由，而且是合之雙美，離之兩傷的人性的整體。”[3] (P.38)“仁性”與“知性”共同組建了人性之全，中西兩種文化的融合，勢必既也有利于西方走出困境，又有利于中國的復興。此即徐復觀的“轉仁成智”思路。
下面我們對徐復觀的“攝智歸仁”和“轉仁成智”進行簡要的評析。徐復觀認為“仁性”與“知性”是人性的一體兩面，將來的中國和西方必將向人性之全的方向發展，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徐復觀認為，在此二者中，“仁性”因其具有價值色彩，所以是更根本的、更重要的，而“智”的作用只是對“仁”起滋養作用，提供“仁”所需的物質基礎。因此，無論是“攝智歸仁”還是“轉仁成智”，都因對“仁”的過渡執著而帶有價值一元論的色彩。導致徐復觀價值一元論的根本點，在于其認為“仁性文化”所倡導的道德價值，有著虛靈不滯的品格并且是沒有古今之分的。徐復觀認為：“文化的價值方面，不能分古今。價值的基本精神，沒有古今的分別。”[5] (P.7)黃克劍對徐復觀這種認識的批評可謂切中要害。黃克劍認為，道德價值的具體實現是要受一定的歷史境遇局限的，它不可能在歷史之外孤芳自賞。道德價值的超越性是在對道德價值歷史地實現過程中的批判與超拔，因此，其超越性與虛靈不滯的品格，不能被理解為與歷史現實絕對隔絕的存在。超越性存在于現實的超越過程之中，而不是與現實無干的絕對存在。現代新儒家諸學者都重視道德虛靈不滯的“常”性，但如果將這種“常”性絕對化，就有可能忽略道德價值歷史地實現的具體性和局限性，將道德價值的人間性遺忘。此外，儒家的“仁”不是脫離歷史上一個個具體的個人的道德修養的抽象價值，而是在其每一次呈現的過程中都有其確定內涵，這內涵不可能與特定背景下的知性無關。沒有仁愛的知識和沒有知識的仁愛同樣是危險的，徐復觀缺少對傳統儒家脫離知性的“仁”的反思和批判。[6] (P.41)其實，“仁性”與“知性”是一種平等的關系，任何一方面對另一方面的宰制，反倒使宰制的一方失去其本來價值。“知性”不反對“仁性”，反過來講，“仁性”也不能“轉”出“知性”。就“仁性”不能發出“知性”而言，“轉仁成智”不能成立，就“知性”不屬于“仁性”而言，“攝智歸仁”也不能成立。其實，西方現代道德的危機，并不在“智”本身，而在使用“智”的人的道德危機。因此，對西方“智”的濫用的救治，需要通過“仁”的提升來救治“不仁”所導致的結果；而對中國“智”的不足所導致的物的匱乏，需要通過“智”的提高來滿足。如此，則全矣。
二、儒家政治思想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相助相即”
徐復觀后半生遠離現實的政治爭斗，走上了學術的道路，但是其對政治的關注卻一如既往，可以說其是以學術的方式回歸政治。在徐復觀看來，現代化內在地包攝著民主政治，中國民主政治之建構，僅依靠儒家的政治思想顯然行不通。儒家政治思想有民本而無民主，有禮治而無法制，無法直接承擔中國民主政治的建構。而直接引進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也是行不通的，因為西方民主政治也有其短處，即缺少道德自覺的精神。
那么中國民主政治的建構當采取何種方案呢？徐復觀通過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希望將儒家的道德觀念與西方的權利觀念結合起來，建立一種以儒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徐復觀曾說：“要以中國文化的‘道德人文精神’，作為民主政治的內涵，改變中西文化沖突的關系，成為相助相即的關系。”[2](P.320)那么儒家的政治思想與西方的權利觀念該如何結合呢？為了要回答這個問題，徐復觀首先駁斥了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是導致專制制度的根源之觀點。徐復觀認為，儒家的政治思想不是導致古代專制制度的根源，中國古代專制制度的根源在以韓非子為主要代表的法家思想，而法家之外，都有著民本的要素。法家思想的基本理論預設是人性惡理論，認為在人性惡的基礎上不可能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這種理論所導致的政治制度是這樣的，君主高高在上，臣民俯首在下，君主對臣民有著絕對權威，而臣民對君主必須絕對服從。法家思想也必然反對儒家的性善論，反對儒家君主修身以安百姓的思想。所以說，儒家政治思想不應為中國古代的專制制度負責。那么儒家與中國古代專制制度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徐復觀認為，在中國古代長期的專制社會中，儒家在專制制度的重壓下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歪曲”，但也起到了補偏救弊的作用。在其看來：“儒家思想，乃從人類現實生活的正面來對人類負責的思想。他不能逃避向自然，他不能逃避向虛無空寂，也不能逃避向觀念的游戲，更無租界外國可逃。而只能硬挺挺的站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中以擔當人類現實生存發展的命運。在這種長期專制政治之下，其勢須發生某種程度的適應性，或因受現實政治趨向的壓力而漸漸歪曲；歪曲既久，遂有時忘記其本來面目”[1] (P.8)，但即使這樣，“儒家思想，在長期的適應，歪曲中，仍保持其修正緩和專制的毒害，不斷給與社會人生以正常的方向和信心，因而使中華民族，度過了許多黑暗時代，這乃由于先秦儒家，立基于道德理性的人性所建立起來的道德精神的偉大力量”[1] (P.8)。可見，徐復觀認為兩千年來的歷史，有良心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們，雖然在專制制度的重壓下，受到現實政治一定程度的歪曲，但還是盡到了一些補偏救弊的責任。以上，我們知道儒家不但不應為中國古代專制制度負責，而且還對減輕專制制度的毒害盡了補偏救弊的責任。徐復觀認為，對于民主政治而言，儒家的政治思想與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各有其優缺點。這就使得儒家政治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的結合成為可能。徐復觀近三十年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掘井及泉，挖掘出了儒家政治思想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接合點。
首先，雖然儒家的政治思想包涵著民主政治的重大精神因素，但是卻缺少民主政治的主體，這使得古代中國終究沒能發展出民主政治，因此我們需要學習西方民主政治，使中國形成民主政治的主體。徐復觀認為，儒家政治思想中蘊涵著對人性的尊重，并且民本的思想與民主也很接近，此外，禮治中的禮的思想也與制定法的規范只有一墻之隔，此三者都已與民主政治有著某種程度的契合。但是，中國缺少民主政治的關鍵因素――政治的主體。他指出：“儒家總是居于統治者的地位以求解決政治問題，而很少以被統治者的地位，去規定統治者的政治行動，很少站在被統治者的地位來謀解決政治問題。這便與近代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爭的發生發展的情形，成一極顯明的對照”[2] (P.83)，總之，中國缺少“真正政治的主體”[2] (P.83)。徐復觀認為，政治主體的建立，需要將儒家的政治思想，從以統治者為起點，來為人民負責的思想，變為以被統治者為起點。補上我國歷史中未經歷的階段――個體權利自覺階段，則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復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據，而儒家思想，也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到客觀的構造。[2] (P.83)
其次，儒家政治思想重視個人的義務勝于權利，其是以個體道德的自覺來成就群體的和諧，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以個人權利的爭逼出群體的不爭。兩相比較，前者要優于后者。因此，中國民主政治的建構當吸取儒家政治思想之長。徐復觀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第一階段的根據，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然法。第二個階段的根據，是相互同意的契約論。自然法與契約論，都是爭取個人權利的一種前提，一種手段。所以爭取個人權利，劃定個人權利，限制統治者權利的行使，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一義。在劃定權利之后，對個人以外者盡相對的義務，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第二義。因為民主政治的根源是爭個人權利，而權利與權利的相互之間，必須有明確的界限，有一定的范圍，乃能維持生存的秩序，于是法治便成為與民主政治不可分的東西。”[2] (P.82)可見西方民主政治產生的理論依據是以爭成其不爭，以私人的利益的爭來成就集體的利益。這種通過爭成就的不爭，是通過人與人的互相限制逼出來的，而非出于個人道德的自覺與自愿，因此不一定安穩，時時有可能崩塌的危險。與此相比，中國的儒家政治思想的可貴之處，是以個體道德的自覺，來成就群體的利益。因此，徐復觀看來，在中國民主政治的建構中，應當吸取儒家思想重視個體道德自覺的方面，這樣的民主政治建構才能更牢靠。
以上是徐復觀對儒家政治思想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相助相即”的分析。徐復觀作為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無疑是希望在中國的大地上重新復興儒家，其不只希望儒家在思想上的復興，更希望儒家思想能夠參與到現實政治的建構。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徐復觀對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思路大體是這樣的：首先補上中國以前所未有的個體權利的自覺，再通過儒家的責任、義務觀念超越由孤立的個人組成的共立狀態。在我們看來，個體權利的自覺匪易，而對孤立的個人組成的共立狀態的超越尤難。徐復觀所提出的這樣一種中西結合的思路，其思想初衷無疑是好的，但這種思路在現實的實現上如何呢？就連徐復觀自己也認為“未免有點近于神話”。既然現代化的浪潮不可避免，我們必須經歷民主政治，也只能在自己的文化上去吸收西方民主政治的成果，那么徐復觀的這種思路無疑是值得借鑒的。但現實的情況，往往要比人們想象的還要復雜。目前看來，中國的儒家思想想重新成為意識形態的主導只能是一個夢幻，其只能作為一種傳統的精神資源被批判地吸收，成為現代化建設的一種精神依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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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儒家思想與現代化范文
內容摘要：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歷經千年風雨的洗禮和無數先哲的傳承、積淀，已成為支撐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一種重要精神力量，包含著許多積極的、具有永恒價值的因素。本文站在現代化角度，對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經濟倫理思想展開現代化調適和創新，將其結構要素置于現代市場經濟倫理要求之下，經現代辯證理性的光照，重放現代光彩。
關鍵詞：儒家經濟倫理 調適 創新
問題的提出
儒家經濟倫理作為中華倫理中關于經濟方面的主體構成，本身熔鑄了幾十代人的思維和實踐成果，它作為整個儒學文化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及其在歷史的發展和發展的歷史中積淀起了既穩定強固又靈活變通、既自成一家又博采眾家之長的特質，形成了既內在又超越、尊德性而道學問、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獨特風格。就其基本態勢或性能而言，它既充滿著歷史的相對性和局限性，又具有相對的永恒性和全民性；既有同封建主義道德相貫通的一面，亦有超越封建主義道德的一面。就其后者而言，也許可以說它包含著一些當代的普遍化的倫理智慧和道德精神。
實際上儒家經濟倫理總是處在一種不斷生成和發展的自我超越和升華之中，因為儒家文化體系本身也是一個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體系，它是變通的、而不是凝固不變的，它在保持其基本特質的同時，又是隨著社會歷史的變化而在內容和形式上不斷變化與轉換。因此，它能較好地適應社會實踐和理論思潮的挑戰而進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調整與更新。所以，只要我們結合當今社會發展的需要，根據儒家思想的特點，加以批判地繼承和發揚，科學處理好儒家經濟倫理與現代市場經濟倫理的關系，就能使其適應當今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儒家經濟倫理與現代市場經濟倫理的關系
儒家經濟倫理思想與現代市場經濟倫理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是由兩個有聯系但并不相同的層面組成。一是在歷史上是否起著積極有益作用，此多是歷史評價問題；二是它現在能否起著積極有益作用，此多是現實需要問題。兩者有關聯但不是一回事。之所以說有聯系因為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對現在仍有影響；之所以說不是一回事因為事物本身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經過適應現實需要的改造批判和轉向。歷史上的儒家經濟倫理思想仍保持著它原來的本色，而今天的儒家經濟倫理思想經過現實的批判改造和轉向，其功能的發揮已判若兩物。所以，必須從批判改造和轉向這一視角重新審視儒家經濟倫理思想對現代市場經濟倫理所起的作用。
所謂儒家思想的現代經濟作用問題，既不是原來儒家思想的復歸，成為現代經濟的主導思想，也不是僅囿于過去，完全拋棄和否認在現代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而是一個批判詮釋的創化過程，其真諦是站在現代化高度，以現代化為視角，按現代化需要，用現代化手段，批判揚棄其不合現代化要求的陳腐部分；另一方面，挖掘發展其合乎現代化要求的精華部分。
歸根到底就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社會的接軌吻合。它是一個雙向運動：一是詮釋使之適應現代社會，是歷史走向現代社會，傳統是主動的；二是按照現代化要求去重塑造歷史事物，是現代與歷史的構合，傳統是被動的。兩者運作方向相反實質是一回事，其運作標準和價值取向都是現代化，其原型根據是儒家經濟倫理思想，其誘發機制都是改造批判，其根本旨要是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當然 ，儒家經濟倫理思想確實存在著有利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思想素質，因為它在構成傳統文化主導方面、塑造民族心理沉淀層面、鋪陳歷史涵蓋層面等都曾起著和現代仍然擁有更多的牽動性、更直接的認同性、更寬泛的普適性，具有內在形上層面的超越性，正是在這種內在的形上超越性指導下，儒家更積極關注和切入現實社會經濟活動，注意研究經濟和倫理的關系。
儒家最早認識到經濟和倫理矛盾相悖現象，對社會經濟活動始終傾注著一種人文主義的終極關懷。所謂終極關懷作為一種意識感受，說到底是“把某種神圣作為生活的真諦”，作為生活真諦的神圣常常是人們最高追求和理想，“神圣的本意，具有分割、限制之意”，它來自拉丁語；神圣“最初用來指不同于常規的東西與超出民眾規范的東西”， 它是人們感受的極限，有充分的完美性、圓善性。儒家希望在終極關懷指導下進行經濟行動，對經濟活動引起倫理變化有所焦慮。就理論原型的內蘊素材而言，儒家經濟倫理思想更有成為現代市場經濟倫理重要思想源泉的內在條件，無論是歷史的還是邏輯的。
儒家經濟倫理的現代性調適與創新
為適應當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儒家經濟倫理作為儒家文化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整個儒家文化體系正處在一個自我調試與創新時期，以期待作為市場經濟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市場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調適、改造與創新發展并不是簡單地分清精華與糟粕，把精華部分繼承下來加以弘揚就算完事，而是在繼承優秀遺產的基礎上，賦予其時代和發展要求的新內容和新思想。其中改造的方面主要是應該根據市場經濟倫理建構的需要和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通過市場經濟建設實踐，將儒家經濟倫理中有可能適應市場經濟倫理建構的部分，升華為市場經濟倫理的構成因素。
如對儒家“誠信”的重新認識，可以使其成為市場經濟職業倫理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誠實守信自古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中國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國傳統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誠”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誠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張做人要誠信無欺，把“信”作為人的立身之本，將其看成社會關系中一種最起碼的道德原則。儒家認為，人無信不立。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這就是說，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用，在世上就會寸步難行，講究誠信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做人道理。
在經濟領域，《孔子家語?相魯》曾有“賈羊豚者不加飾” 語，意思是從事商業經營活動的人員不售假貨劣貨，不違反職業道德。儒家所以反對經銷人員做假，從道德價值的評判上說，就是因為它違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誠”德。儒家的“信”，本義就是“誠實不欺”。由此來看，誠信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誠信本身不講功利，甚至超越功利，但它和功利又有某種內在的聯系。這就是誠信的雙重性，即誠信的本質是利他的；反過來，在利他的同時又利己，"有德則有財"。從儒家誠信觀念中汲取合理的營養成分，對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職業道德建設和懲治造假售假的丑惡現象是有益的。
創新方面是指對儒家經濟倫理要賦予時代和發展要求的新內容和新思想。當然，傳統倫理文化的創新，在基本理念的確立上，不是以挽救道德理想主義、恢復倫理中心為取向的，也不是為求新而求新，將傳統倫理文化弄得面目全非就是創造轉化，更不是對傳統倫理結構要素加以再排列、再組合，重建其倫理的結構性機制，重造其倫理理念的權威導向。而是將原結構打散，進行要素分解，當棄則棄，當改則改；并以市場經濟為現實動力，以服從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以確認世俗權利的基礎上追求崇高為模式，以道德與社會各要素（如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的健康互動為社會根基。這樣，將原結構要素置于現時代市場經濟倫理要求之下，傳統倫理理念將在現代市場經濟倫理的統帥下，各創現代經濟倫理、政治倫理，各建現代個體道德與公共道德。使傳統倫理經現代辯證理性的光照，重放現代光彩。
（一）創新要在概念、范疇和命題上賦予新的思想內容
如義與利；個人與群體。傳統的儒家倫理導向是重義輕利、輕個人重群體。但如今，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追求物質利益、注重實際功效的功利主義，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必然要求在個人與群體的利益中尋求新的平衡。肯定、鼓勵個人財富和社會地位以正當手段的自獲性，在理論上予以論證，并用法律、規章等形式規定下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倫理建設的基礎。
（二）要賦予儒家經濟倫理新的思想理論
可以將儒家傳統倫理的良心論，用來培養當今市場經濟“道德的經濟人”， 即在富有道德心、愿意共同合作、關注他人與社會的基礎上，求取合理合法滿足個人利益的人提供思想資源。市場經濟在其理想目標上，是將人塑造成生活豐裕、精神健全的完整的人，它內在地需要人的理性觀念和倫理覺醒。“良心”，作為人之為人的根據與象征，即是個人合理行為的道德基礎之一，又是關注他人與社會公義的原初動力之一。如果在市場經濟驅動下從個人利益的基點邁向社會公義的目標之途中，獲得人的“良心”的支持，那么建立起“個人－社會”的穩定趨向關系之橋就多了一種輔助資源。
（三）建立并健全規范、開放的制度倫理
所謂制度倫理，就是著重從制度方面來解決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問題。它通過制定、完善并執行各種符合倫理要求的規則、準則、戒律等來規范、約束道德實踐主體的行為和方向。社會規范倫理是通過某種公平合理的選擇形成制度性的道德體系。而制度性道德體系是客觀的社會存在，它不會為道德實踐主體的個人偏好所左右，而且是對個人的偏好和價值追求起著規范、制約和矯正的作用，從而把他們納入統一的社會秩序之中。儒家提倡的一些經濟倫理思想也只有在規范的制度條件下才可能實現。如“以義取利”、“誠信為本”、“群體至上”和“互助合作”等倫理思想，在缺乏規范、放任自流的制度倫理條件下是不會發生什么作用的。相反，在規范的制度倫理條件下，儒家所提倡的那些經濟倫理思想不僅可以融會于現行制度倫理中，而且這種思想的發揚將可以激發主體能動精神，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四）契合時代主流，做到與時俱進
為了使儒家倫理更好地與中國當代市場經濟的進程相結合，不斷使其更換新鮮的血液，以煥發出新的活力來適應時展的需要。必須與時展的主流相契合，做到與時俱進。在中國農業文明時期（或封建社會時期），政治是時代的主題，儒家倫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要內容就是政治意義上的“治國平天下”，能否取得政治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國平天下”的核心內容，也被視為當時的最高價值，而服務于“政治本位”社會的價值取向為主的儒家倫理道德規范，也就是表現在要求人們恪守那些道德理想和行為規范。
而在中國工業文明時期（或者市場經濟時期），以及在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過程中，經濟也就成了時代的主題，這樣儒家倫理“治國平天下”的主要內容也就應該發生相應的變化，即由原來的政治意義上的“治國平天下”變為經濟意義上的“治國平天下”，把能否取得政治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國平天下”的核心內容，也就變成為能否取得經濟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國平天下”的核心內容了，經濟意義上的“治國平天下”也被視為當時的最高價值了；同樣而服務于“政治本位”社會的價值取向為主的儒家倫理道德規范，也應該變成服務于“市場經濟”社會的價值取向為主的儒家倫理道德規范，也同樣相應地表現在要求人們恪守與市場經濟相應的儒家道德理想和行為規范。所以，必須將儒家倫理中服務于封建等級的道德理想和規范變革為服務于市場契約的道德理想和規范。這樣，儒家經濟倫理也就契合了時代的主流，做到了與時俱進，那么，儒家經濟論理也就變成了時代的新儒家，將以嶄新的內容和濃厚的現代氣息成為未來時代倫理精神的重要內容，為中華民族提供奔向更高文明目標的精神動力。
總之，儒家經濟倫理只有保持和發揚自己的特色，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倫理建構需要，通過改造與創新，才能有發展前途，才能以自己的特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市場經濟激烈競爭中，為振興中華民族、造福人類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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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樂賢.孔子家語[M].燕山出版社，1995
第9篇：儒家思想與現代化范文
【關鍵詞】儒家倫理；普世倫理；儒家倫理普世化
一、儒家倫理思想的淵源
儒家倫理思想屬于一種具有持久連貫性和地域權威性的特殊文化傳統。作為一種具有代表性的倫理傳統，儒家倫理文化已經綿延發展了數千年，至今仍顯示著不竭的勃勃生機。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明確提出的觀點，而每個人都應當得到人道的對待，對他人的態度，我們可以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來概括，這兩個思想正是儒家思想中的忠恕之道。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還有人曾問過孔子“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忠恕之道所蘊含的平等、寬容、理性思維等精神都是極有價值的倫理思想，“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令人恕我”“于己，不當下恕字。恕之一字，只可說出來，不可說入來”。由此可見，儒家將自律機制納入了“忠恕之道”當中，充分體現了其理性精神。
儒家思想中對于普世倫理的另一大貢獻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隨著科技的發展，知識就是力量，人類自我中心主義應勢而生，并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進程中不擇手段，后來就是全球化的自然危機，生態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甚至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那么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成為了人們關心的焦點，也是構建普世倫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儒家思想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人與自然是平等的，即天人合一的思想。人與自然平等的生態倫理觀念一直是中華民族文化所延續下來的，值得普世倫理來借鑒。天人合一把人與自然看成一個整體，注重他們之間的和諧關系。孔子提出“從心所欲不逾矩”也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
儒家思想經過歷史的沉淀雖然有了新的形式，但他仍然深刻的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他人”“不偷盜，不殺人，不撒謊，不奸”等等，這些思想可以在各民族文化中找到類似的說法。這說明了人類自古以來就有著相通的道德信條，并且隨著時間的發展，這些信條依然成立，這為普世倫理的構建提供了一個可行性的提示。
二、儒家倫理思想概述
（一）儒家政治倫理思想
在治理國家和社會方面，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禮結構和德治主張，由仁愛之心到禮制，到德治，是以德治國的邏輯進展。禮與仁在儒家政治倫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孔子說：“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啟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這就是說在孔子看來，禮就是事情之理性，是必須遵循的規律，違禮則亂。禮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根本規范。尊禮與不尊禮，有禮與無禮，是治國方針的不同，直接決定著國家的興旺與否。由上可見，孔子十分重視與提倡對禮的運用，提倡尊禮而行，守禮而動，用禮求和。仁是孔子確立的與禮密切相聯系的最高人倫道德準則，孔子的整個學說其核心、精髓就是仁。同時，孔子主張禮與仁相結合，關于禮仁關系，他認為，仁是禮的內在精神，禮是仁的外在表現；仁是禮的最高境界，禮是仁的實現途徑。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注重仁和禮的結合，實質上是注重了人道與政治的結合。孔子從“仁”這一根本原則出發，還提出了“忠恕”的道德規范。“忠”，盡力為人謀，中人之心，故為忠；“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故為恕。
孟子在其性善論出發認為禮與仁是人固有的內在品質，仁是君子的品格，并主張治國應循先王之道施仁政等，他的這些思想，豐富了孔子的仁學與禮學。孟子關于禮的論說，集中地表現在了他的關于人性與政治倫理的思想和學說中。孟子對于人性問題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比孔子更進一步把仁、禮推廣到治國施政的領域，提出應循先王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張。
荀子十分重視君子人格，并重視君子人格的修養即修身。荀子重視人的學習，對于善學，他說：“倫類不同，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對于君子的修身養心，荀子說：“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為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主張應仁人執政。由此可見，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范疇體系，是以禮、仁為核心逐步形成與發展起來的。孔子之后的后儒們在對孔子創立的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繼承、弘揚、應用、發展中，使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范疇體系不斷得到豐富。
（二）儒家經濟倫理思想
儒家的經濟倫理思想具有十分豐富的內容，構成一個有機的體系。儒家經濟倫理的思想出發點是仁者愛人，歸宿點是治國平天下，價值尺度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仁者愛人。儒商經濟倫理精神的基礎是人道主義。所謂“人道”，主要是指人的活動應該符合人的需要，為了人的目的而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思想的基礎應當是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儒商精神，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精神的內容或補充。儒家經濟倫理的“仁”，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以仁愛精神經商，是儒商的傳統。
外王之道。儒家把“經濟”視為“經世濟民”的事業，是其“外王”即治國平天下的主要任務。而治國平天下，就是要達到儒家強國富民的目的。儒家把是否能夠強國富民，作為評判人物仁義與否的標準。這就是說，只要把國家治理好了，國家強大了，人民富有了，外敵不敢侵略，國家得到統一，就是給國家和人民造福，是最大的“仁”。歷代儒家都是把國計民生作為從政的第一大事，把“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當做最大的政績，主張在經濟方面大力發展生產，移民開荒，興修水利，在政治方面解放勞動力，嚴明法制，淳化民風，嚴懲貪污。與此同時，儒家認為，發展商品經濟的目的就是關注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利民惠民、藏富于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惠民而不費，孔子認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藏富于民，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儒家、儒商利民惠民、藏富于民的經濟倫理，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天下為公。這里的“公”，是指公正的思想，它集中體現孔子的“大同”理想之中。儒家的“大同”理想，反映在經濟活動中，是一個經濟公平問題。由于承認和重視人的平等，因而構建了儒家公正平等的經濟倫理的基礎，成為儒商經濟倫理精神的重要內容。交換公平是經濟公平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對于交換公平，古今儒商是十分重視的。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商品交換，幾乎都是在“熟人”的圈子里進行，因而，“買賣公平”、“童叟無欺”是最為突出的經濟公平原則，也是儒商倫理道德的特點。
（三）儒家家庭倫理思想
家庭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占有中心地位，與這一現實相適應，儒家對于人的基本要求也是從妥善處理家庭關系開始的。《中庸》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這句話是說，仁就是愛人，但首先是愛自己的親人，也就是首先要處理好家庭關系。家庭關系主要包括父子關系、夫婦關系、兄弟關系。相應的儒家家庭倫理也就包括“夫義婦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內容。
父子關系是古代中國家庭中最重要的倫理關系，“父慈子孝”是儒家處理父子關系的基本要求。“父慈”與“子孝”是相對的，一方面，父親要愛護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子女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孔子說“父父，子子”，就是要求“父慈子孝”，反映了父子間相互的道德責任與義務。
夫婦的共同生活是組成家庭的基本條件，夫妻關系是組成家庭的基礎。妥善處理夫妻關系是家庭和睦的核心內容，對此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夫義婦順”。
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是縱向的，而兄弟的關系則是橫向的，在處理這一關系時，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兄友弟恭”。處理兄弟之間關系的基本要求就是友愛。孔子要求做到“兄弟怡怡”，即兄弟之間和睦相處。只有兄弟之間情同手足、互敬互愛，才能家庭和睦，才能使父母舒心愉快，才算是盡了孝道。
傳統儒家倫理強調親情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積極作用，值得我們繼承發揚。儒家主張夫妻恩愛、父慈子孝、兄弟友愛的思想，將為改善目前日趨緊張、冷漠的家庭氛圍發揮重要作用。
（四）儒家教育倫理思想
儒家的教育哲學把教化作為儒家最基本的社會職能，孔子提倡“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孟子提倡“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大的快樂之一，這些思想都把教育放在很高的地位。孔子在教育方面，注重既教人做學問，更教人做人，而且把如何做人放在如何做學問之上，這就把培養人成為有德有用之才綜合起來考慮，這一思想，在當代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個人，有了好的道德，再有了好的技術和知識，會為社會做很大的貢獻；而即使沒有很多知識和技術，也不至于對社會形成危害。相反，一個人如果僅有豐富的知識、很高的技術，但是道德敗壞，這樣的人，知識越多，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三、儒家倫理的普世化特征
1、超階級性。儒家普世倫理反映了大眾利益訴求。儒家普世價值是從儒家思想中發展而來的，能夠為全人類所認同和遵循的價值觀。具體而言，就是立足于經濟全球化大背景，從當今建構普世價值的要求出發，以解決全球問題為宗旨，審視和參照儒家傳統價值觀，經過挖掘、疏解、詮釋，從中獲得對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和問題有指導意義且能夠被全人類普遍認同和在實踐中普遍采用的價值觀念，以此作為構建普世價值的基礎和主要材料。
2、超民族、地域性。普世價值的建構需要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參與。如果沒有中華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參與，普世價值的建構將是不完善的。一種文化形態要保持不斷創生的活力，就需要與不同的文化形態、理念相互碰撞、相互作用。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某種地方性、區域性的文化價值觀念轉化為一種具有普世性意義的文化價值。這就意味著普世價值是各種特殊文化互相碰撞的產物，只不過每種文化對普世價值的貢獻大小不一而已。
3、超歷史性。儒家的“天下”視野。儒學初創時期，正是春秋戰國紛亂之際，孔子、孟子均周游列國，獻計獻策，他們服務的對象不是一國，而是“天下”各國。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易經》等儒家經典著作中，“天下”二字隨處可見。儒家的“天下”觀念不僅表現為一種思維視野的擴展——“天下”思維，他還蘊含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和責任意識以及“天下一家”、“民胞物與”的和諧精神和關愛情懷。由此可見，儒家的“天下”觀念與普世價值的追求目標是一致的，這不僅體現了儒家普世倫理的歷史連貫性，也為儒家價值轉化為普世價值提供了可能。
4、超時空性。儒家思想包含了許多反映人類文明共性，體現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內容，有助于解決當代全球問題，促進世界和諧健康發展。
四、普及儒家倫理的積極作用
儒學中諸如仁愛、人本、和諧、誠信、中庸這些核心價值觀念，可以在當代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實際作用。“天不變，道亦不變”是形而上學，“天變，道亦變”則是辯證法，是辯證的發展觀。從當代世界發展的基本趨勢看，不同質文化的相互碰撞、溝通、交流日益頻密，從而形成了文化互補、價值互補的形勢。從社會文化角度看，本源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觀念，本源于東方儒學的仁愛、和諧、誠信等等觀念，正在成為人們普遍認同的基本價值觀念。儒家倫理完全可以實現現代轉換，適應現代人的精神需要，對于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第一，它具有凝聚作用。儒家倫理在中國的影響面之大、歷史之悠久已滲入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全民族的共同信念。無論生活在怎樣的文化背景，一般都會對平民化儒學表示文化認同。改革開放的中國與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華人的腳步遍布世界各地。在這種情況下，特別需要發揮儒家倫理聯絡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的紐帶作用，使全世界的炎黃子孫凝聚成一個最大的社會群體，使中華民族自豪地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它具有激勵作用。儒學倡導的仁愛精神、它的與人為善的價值導向、它的引人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它倡導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于當代中國人可以起到激勵作用。
第三，它具有制衡作用。儒家倫理特別重視道德價值，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其實不然。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現代人將會更深的感受到價值迷失的苦楚，極端的功利主義導向勢必造成人們文化素質和道德水準的滑坡。對于這些現代化進程中的負面效應，儒家倫理可以起到制衡作用，幫助現代人建立起美好的精神家園和意義世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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