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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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國內外機構調低我國經濟預期增長幅度

各機構在20__年第四季度調低我國經濟預期增長幅度。20__年第一季度，仍有許多機構繼續調低我國經濟的預期增長幅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國內外8個權威機構的數據統計，20__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的預期增長幅度從8.2%被調至7.4%，調整幅度為0.8個百分點。

各機構調低我國經濟預期增長幅度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受國際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經濟衰退，特別是我國主要貿易伙伴國歐美國家經濟嚴重衰退的影響，我國出口持續下降，出口對經濟增長呈負貢獻率。第二，政府投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經濟下行速度，但由于投資和消費信心下降，對私人投資可能產生擠出效應。第三，從國內經濟環境來看，居民收入增長仍然緩慢，股市和樓市的動蕩影響了國內投資和消費預期，刺激內需政策實施難度較大。

上半年經濟增長率可能在7.1%左右

上半年經濟運行將呈現以下主要趨勢：

經濟增長速度提高。國家從20__年10月實施了一攬子刺激經濟計劃，在經歷2個季度之后，效果將開始顯現，第二季度經濟將進入上升調整期。未來財政和貨幣政策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尤其是財政投入的持續帶動作用，將推動經濟增長速度較快提高。

消費力量將持續增長。預計20__年第二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在17%左右。國家采取的一系列金融和財稅等措施，如家電下鄉和汽車下鄉等擴大內需項目的實施，都有利于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從而拉動經濟增長。

投資增長對經濟增長起到重要的拉動作用。具體表現為基礎設施投資增加、新開工項目增加。第一季度全年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增長了87.7%，意味著第二季度和今后再建和續建的項目將增加，經濟增長存在后勁。同時，投資在結構方面會有積極變化。預計今年上半年的投資增長速度為30.1%。

進出口形勢十分嚴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負。預計20__年上半年進口增長率下降15.7%，出口增長率下降13.2%，進口增長率下降幅度超過出口增長率。受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出口將繼續低迷。國際金融危機加深了國際經濟的調整程度，對我國出口造成重大的不利影響。

綜合多種方法的預測結果表明，20__年上半年經濟增長速度仍然較低，預計在7.1%左右。從三次產業增長速度來看，預計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增長速度分別為4.1%、6.5%和7.6%。從總需求來看，預計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7%，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0.1%，出口增長-13.2%，進口增長-15.7%。消費、投資對經濟增長起積極的拉動作用，而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

全年經濟增速有望實現8%

考慮到內需將保持穩定增長的勢頭，去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gdp基數較低，特別是宏觀調控政策效應將進一步發揮，預計全年經濟增長速度能實現8％的預期目標。物價漲幅前低后高，預計全年上漲1.5％左右。通過加強稅收征管，全國財政收入能夠完成預算計劃，中央財政會有所短收。

下一步的宏觀調控重點將以落實好既有政策為主。據分析，上半年還將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面實施應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

加大政府投資力度，保持投資平穩增長

一是密切關注投資增長的變化趨勢，把握好政府投資調控的重點、節奏和力度。盡快下撥中央投資，將其重點用于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改善民生、生態環境建設以及地震災后重建等。二是結合推進城鎮化，以擴大中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為切入點，擴充市場容量，帶動民間投資。三是推進投資審核制度改革，打破行業壟斷，放寬準入限制條件，促進民間投資增長。四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優化信貸投向，加大對中小企業貸款的支持。五是促進房地產投資穩定增長。處理好保持合理投資規模與消化存量房的關系、住房保障與市場協調的關系以及滿足居民多層次住房需求與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的關系。

貨幣政策仍將保持適度寬松并適時微調

在公開市場操作方面，央行可能通過合理安排公開市場工具組合、期限結構和操作力度等方式，繼續保持我國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在利率政策方面，由于經濟已經開始顯露出觸底反彈的跡象，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已經變得不再迫切，央行可能會暫時停止連續降息的政策。在存款準備金政策方面，仍有較大的調整空間。在信貸政策方面，第一季度新增貸款已經接近全年的信貸增長目標，而貨幣供應量的增速也遠遠超出了全年計劃17%的增速，因此監管層應該會對信貸規模增長過快進行適度調控。

著力擴大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

當前經濟回暖主要還是緣于投資拉動，消費需求還需要進一步促進。一是加大財政對居民轉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對農民的補貼，提高各種社會保障對象的保障標準，推進事業單位績效工資制度改革，合理控制企業高管人員過高薪酬，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二是進一步完善家電下鄉政策。研究擴大家電下鄉的品種和補貼范圍。同時，研究開展新一輪農村電網改造。三是進一步優化消費環境。加大財政對流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繼續推進萬村千鄉市場工程，加快完善農產品流通網絡和農業生產資料流通體系，以及城市社區便民服務設施。四是鼓勵培育消費熱點，包括擴大汽車消費，支持居民購買自住性、改善性住房，規范發展二手房市場和住房租賃市場；支持發展旅游、網絡、動漫等熱點消費。五是進一步降低

居民消費成本。取消和降低農產品流通環節稅費，繼續實行工商用電同價，降低銀行卡刷卡手續費，加大對消費信貸的支持，清理公共事業領域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規定和收費。六是健全居民生活必需品儲備機制，切實增強市場應急調控能力。

穩定進出口貿易增長

一是密切跟蹤分析調整出口退稅率政策的實施效果，必要時繼續適當提高機電、高新技術產品等的出口退稅率，并對其出口適當給予補貼。二是進一步優化外貿出口政策配套環境，清理和取消限制出口的政策措施，加大對外貿易的金融支持力度，繼續簡化口岸手續，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外貿環境等。三是抓住國際市場大宗產品價格下跌的時機，利用相對豐裕的外匯儲備，增加對石油、礦產等重要能源和戰略資源等的進口。四是穩定人民幣匯率，增強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彈性，穩定出口企業收匯預期。五是進一步加大對外貿企業的支持力度，增加外貿發展基金規模，重點支持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和培育出口品牌。

第2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供給；經濟增長；協整檢驗；ECM；Granger

中圖分類號：CF2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1）06-0020-04

一、引言

2008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席卷了全球金融市場。由于金融與經濟的密切關系，金融危機必然引發經濟危機。2008年各主要發達國家已經陷入經濟衰退。在金融和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此次危機不止殃及到發達國家，像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未能幸免。盡管中國的金融市場還未完全開放，但中國的外部需求已經嚴重萎縮，這直接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經濟以出口導向型為主，出口即外部需求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中國制定了一系列的計劃，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09年上半年，在外需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中國GDP同比增長7.1%。毫無疑問，中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在刺激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為財政政策作用的直接對象就是投資和消費，而投資和消費又直接構成社會總需求，形成經濟增長動力。然而，寬松的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也同樣很大嗎？在此，我們不能對其作出肯定判斷，因為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方式不同。貨幣政策首先直接作用于中介指標貨幣供給量，然后通過貨幣供給量對價格和利率產生作用，進而通過價格和利率對投資和消費產生作用，最后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由此可以看出，貨幣政策需要借助中介變量才能促進經濟增長。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作用的間接性和滯后性讓我們在判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時并不是那么肯定。而在這一輪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中，現實結果是，隨著經濟回升和貨幣供給的擴張，物價不斷攀升。2010年10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4.4%，創2008年10月以來的新高。

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內許多學者已經對其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這些學者通過建立各種模型對不同地區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所使用的最新數據持續到2008年。各學者雖然研究的是同一問題，但他們仍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劉麗萍（2010）利用1979―2006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建立了VAR模型，運用單位根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Johansen協整關系檢驗等計量方法對相應的樣本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中國經濟增長帶動了金融的發展，而金融發展卻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郭江山和周海燕（2010）對石家莊1998―2008年間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相關數據進行單位根、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出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并且這種關系是單線因果關系，即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因，經濟增長不是金融發展的格蘭杰原因。

相比較而言，多數學者都得出了前一種觀點。對于同一種問題出現了兩種矛盾的結論，這可能是由于構建的指標體系不同。畢竟金融發展是一個宏觀概念，包含的內容十分廣泛，金融發展可以看作是包含在其中的各具體項目發展的綜合，而具體項目的發展也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因此，在構建金融發展的指標體系時，難免會因為選取指標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結果。筆者根據研究的目的，選擇金融發展的一個具體項目即貨幣供給這個方面來進行研究。利用1985―2009年的數據，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ECM）等計量分析方法，對中國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二、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一）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的概念

貨幣供給指某一國或貨幣區的銀行系統向經濟體中投入、創造、擴張（或收縮）貨幣的金融過程。貨幣供給量指一個國家在某一特定時點上由家庭、廠商和政府等部門持有的貨幣存量總和，它由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銀行系統來供應。筆者選取廣義貨幣供給量M2作為衡量貨幣供給的指標。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總產量或人均產量的增加。總產量通常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因此，筆者選取GDP及其函數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

（二）貨幣供給對經濟增長的理論作用

在短期，中央銀行增加或減少貨幣供給量將引起利率的下降或上升，在資本邊際效率一定的條件下，利率的下降將引起投資的增加，利率的上升則引起投資的減少。投資的增加或減少，又將通過投資乘數作用引起支出和收入的同方向變動。在長期，貨幣供給增加時，社會公眾發現所持有的貨幣比所需要的多，于是就會通過支出來減少持有的貨幣，從而支出增加，商品價格上升，廠商利潤增加。當社會還有閑置資源的時候，商品價格上升會使得廠商增加產出，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當社會不存在閑置資源的時候，過剩的流動性只能使得商品價格進一步上升，并不能促進經濟增長。

貨幣供給量的增加通過影響利率和價格來發揮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對于為促進經濟增長而制定的貨幣政策，我們關注的重點是貨幣供給對經濟的短期影響。對于利率高度市場化的國家來說，這種促進作用是很明顯的；而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講，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貨幣供給量的增長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難免會大打折扣。

三、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選取及數據說明

基于以上的理論分析，根據中國實際情況，筆者選取1985―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和貨幣供給的宏觀經濟數據作為研究樣本，考察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貨幣供給用廣義貨幣供給量（m2）來衡量；為了消除物價的影響，引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通過公式gdp_p=gdp×100/cpi得m2_p=m2×100/cpi到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_p和實際廣義貨幣供給量m2_p；為了消除量綱的影響，對gdp_p和m2_p取對數。

本研究樣本數據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經筆者整理與計算得出。相關數據如表1所示。

（二）平穩性檢驗

運用Eviews5.0軟件對各變量水平值及其一階差分值分別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如表2中所示，lngdp_p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設，即該序列存在單位根，該序列是非平穩序列。將lngdp_p序列作一階差分，然后對d（lngdp_p）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接受不存在單位根的結論，即該序列為平穩序列，lngdp_p~I（1）。時間序列lnm2_p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P值為83.99%，遠大于1%，接受原假設，即序列lnm2_p存在單位根，該序列為非平穩序列。將lnm2_p序列作一階差分，然后對d（lnm2_p）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6%的顯著性水平下，P值為5.02%，小于6%，拒絕原假設，接受不存在單位根的結論，即d（lnm2_p）序列是平穩序列，lnm2_p是一階單整序列，即lnm2_p~I（1）。

通過以上對序列的單位根檢驗，可以看到，序列lngdp_p和lnm2_p都是非平穩序列且都是一階單整序列，d（lngdp_p）和d（lnm2_p）都是平穩序列。

（三）協整檢驗

由以上分析可知，序列lnm2_p和lngdp_p都是一階單整的序列，對lnm2_p和lngdp_p建立如下回歸方程：

lnm2_p=c+lngdp_p+ut，t=1，2，…，25

估計后得到：

lnm2_p=-3.0905+1.2915lngdp_p+t

t=（94.6383）

R2=0.9974 D.W.=0.57

對上式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不含常數和時間趨勢項，由AIC準則確定滯后階數，所得ADF統計量的值為-3.530 6（1%的顯著性水平），P值為0.001 2。

檢驗結果顯示，t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0.0012

通過協整檢驗得知，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很遺憾的是，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只能說明兩者之間存在某種穩定的比例關系，而不能確定這種關系是不是因果關系。因此，下面將借助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來驗證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四）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為了使檢驗結果更準確，對序列lnm2_p和lngdp_p取差分得到各自的差分序列d（lnm2_p）和d（lngdp_p），這兩個差分序列都是平穩經濟時間序列。由計量經濟學知識可知，對某一經濟時間序列取對數后再差分得到的序列為該變量的增長率，所以，d（lnm2_p）和d（lngdp_p）分別表示實際貨幣供給的增長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對d（lnm2_p）和d（lngdp_p）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由于關注的重點是貨幣供給對經濟的短期影響，所以選取的滯后階數為1，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d（lnm2_p）不是d（lngdp_p）的格蘭杰原因，d（lngdp_p）是d（lnm2_p）的格蘭杰原因。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可以看到，d（lnm2_p）是由d（lngdp_p）格蘭杰引起的，也就是說，經濟增長率是貨幣供給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

（五）誤差修正模型（ECM）的建立

誤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1978年由Davidson、Hendry、Srba和Yeo提出的，因此又稱為DHSY模型。傳統的經濟模型通常表述的是變量之間的一種長期均衡關系，而實際經濟數據卻是由非均衡過程生成的。因此，建模時需要用數據的動態非均衡過程來逼近經濟理論的長期均衡過程。誤差修正模型的表達式為：

yt=（yt-1-k0-k1xt-1）+2xt+ut［ut~i.i.d.（0，2）］

通過協整檢驗得知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為了考察兩者之間的動態關系，現通過ECM模型進行分析。

首先，建立1985―2009年經濟時間序列lnm2_p和lngdp_p的長期均衡方程：

lnm2_p=k0+k1lngdp_p+ut，t=1，2，…，25

估計結果為：

lnm2_p=-3.0905+1.2915lngdp_p+t（1）

t=（94.6383）

R2=0.9974 D.W.=0.57

其次，令ecmt=t，即將上式的殘差序列t作為誤差修正項，建立下面的誤差修正模型：

d（lnm2_p）=0+ecmt-1+1d（lngdp_p）+t

估計得到：

d（lnm2_p）=0.065-0.34ecmt-1+0.89d（lngdp_p）（2）

在式（1）表示的長期均衡方程中，實際經濟增長的系數是1.291 5，大于1，表明實際經濟增長率小于實際貨幣供給增長率。在式（2）表示的誤差修正模型中，差分項反映了短期波動的影響。實際貨幣供給的短期波動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短期實際經濟增長波動的影響；一部分是實際貨幣供給偏離長期均衡的影響。誤差修正項系數的大小反映了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從系數估計值-0.38來看，當短期實際貨幣供給大于均衡時實際貨幣供給時，將以0.34的調整力度向下回到均衡；反之，則以0.34的調整力度向上回到均衡。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筆者利用1985―200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建立了誤差修正模型（ECM），利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等計量方法對樣本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從而得到以下結論：

1. 整體上來看，中國實際貨幣供給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也就是說，中國實際貨幣供給的變動與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的變動存在穩定的比例關系。

2. 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率是中國實際貨幣供給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但中國實際貨幣增長率卻不是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這與一般的貨幣供給對經濟增長的理論作用相違背，但是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時期相適應。中國正處于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時期。在改革的初期，中國經濟獲得較快發展，但是金融體制的改革落后于經濟體制的改革，尤其是中國利率仍未市場化，中國仍然處在金融抑制階段，這使得貨幣供給增長促進經濟增長的傳導路徑不暢通，從而導致中國實際貨幣供給增長率不是實際經濟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此外，由貨幣供求與社會總供求關系的理論知識可知，社會商品總供給決定一定時期的貨幣需求，貨幣需求決定了貨幣供給；而GDP指一國或地區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經濟增長意味著社會提供的產品和勞務增加，進而貨幣需求增加，結果導致貨幣供給增加。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率是實際貨幣供給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

3. 短期來看，實際貨幣供給增長率并不與實際經濟增長率所決定的均衡實際貨幣供給增長率相同，而是有一定的偏離，經過動態調整過程，最終回到長期均衡狀態。

（二）建議

1.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強金融深化，使中國貨幣供給促進經濟增長的傳導路徑暢通，從而有利于中國通過貨幣政策有效地調控和管理宏觀經濟。

2. 通過協整檢驗可知，中國實際貨幣供給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因此，為了保持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均衡關系，中國貨幣供給必須與經濟增長的速度相適應，才能保證經濟平穩發展。

3. 鑒于中國金融體制尚未完善，貨幣供給促進經濟增長的傳導路徑還不暢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遠不如消費和投資等。因此，在金融危機下，筆者建議在刺激經濟的政策選擇上，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即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此外，當前通脹的問題日益嚴重，這反映了中國目前的情況是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出現了流動性過剩，而且基于貨幣供給并不能引起實際經濟增長這個事實，偏緊的貨幣政策不但不會抑制經濟增長，反而對收回過剩的流動性和治理通貨膨脹有很明顯的效果。

參考文獻：

［1］劉麗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10，（8）：141-142.

［2］何江，李金昊.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5）：88-90.

［3］郭江山，周海燕.石家莊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關系的實證研究［J］.石家莊鐵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1）：79-83.

［4］林勇，祿興能.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來自中國的時間序列經驗證據［J］.華北金融，2010，（2）：13-17.

［5］孫浦陽.發展中大國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104-111.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Currency Supply and Economic Growth

Zhang Lili, Peng Guofu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order to maintain steady and high speed economic growth, China has formulated a package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By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mediate indicator money supply of monetary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long-term stable equilibrium relation between China's real monetary supply and actual economic growth; China's actual economic growth rate is actually the granger reason of money supply growth, but the actual money growth is not the granger reason of actual economic growth rate.

第3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均衡經濟增長 科學發展觀 要素稟賦

中圖分類號：F831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6-1770(2005)11-0039-04

三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我國政府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一直頂住國際上的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幣匯率從原來的1美元兌8.27人民幣升值為1美元兌8.11人民幣，同時人民幣不再單純釘住美元，而是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圍內圍繞1：8.11進行浮動。

然而，人民幣小幅升值盡管在短期內緩解了升值的壓力，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不遠的將來仍然會浮現出來，這是由經濟增長差異的內在規律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就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會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調整是否是必要的，它與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內在的聯系？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理解匯率調整的影響，后者與政策調控的目標息息相關。

一、我國政策調控的目標

我國是個大國，人民幣升值與否應該以是否有利于我國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實現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利于實現工業化、是否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指針，既不能因國際壓力而使人民幣升值，也不應因國際上的政治壓力和金融投機壓力而維持現狀。匯率制度改革和匯率水平調整會導致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后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它們是由我國經濟的基本因素決定的，因此匯率改革和調整的進程必須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相適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一再強調，匯率調整“要按照內部改革的邏輯和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壓力，來設計我們所要進行的改革，不管是稅收、利率還是匯率”，正是這個意思。

經濟增長、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政策調控的四大目標。由于存在著內在的沖突，它們不可能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的階段不同、國情不同、形式不同都會影響政府對這些目標的偏好。當價格穩定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當充分就業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促進就業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當外部均衡相對于內部均衡更重要，這大體上只存在于那些規模比較小的經濟體中，此時外部均衡實現與否是內部均衡實現與否的先決條件，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會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經濟增長的要求壓倒其他目標，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工具和選擇就成為政府的首選，如二戰后日本和韓國成功實施的產業政策。

由于政策目標之間的關系異常復雜，需要根據具體國情和經濟增長的具體階段對政策目標的選擇進行具體分析。那么，我國的政策目標是什么呢？

我國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經濟的現代化，而現代化某種意義上就是工業化，實際上如果沒有工業化，那么經濟增長就缺乏堅實的基礎。首先，工業化具有規模效應，而只有當經濟增長具備相當規模的時候，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人群才會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其次，工業化是其它產業產生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盡管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第二產業也即工業和建筑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小，但它們無一例外是以發達的工業為基礎的。沒有發達的工業，人們的收入水平就會偏低，自然不會出現對服務業的需求；第三，工業化對其它產業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工業會為其它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先進的設備，也會解放更多的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他們會投身于第三產業，也會形成新的產業，這些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經濟增長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受限制的。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限制條件是通貨膨脹，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過快，它必然會催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會破壞長期經濟增長的基礎。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這種關系在我國也是存在的，超過資源承受能力的經濟增長往往引起通貨膨脹，而要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部分地犧牲經濟增長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貨膨脹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經濟動蕩，不得不采取嚴厲的措施制止通脹的惡化以維護經濟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長。因此，經濟增長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貨膨脹的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限制條件是就業率。盡管各國政府都追求充分就業，但充分就業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定義和比率，在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國勞動力規模龐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盡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權利是政府不得不時時刻刻掛在心上的事情。顯然，沒有經濟增長，也就沒有就業。為了使就業率維持在某個水平上，就需要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的水平。這也就同時決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即使就業維持在某個水平之上的增長。

通貨膨脹和就業是政策必須兼顧的兩個目標，盡管有時候政策會偏向于其中的一個，但同時卻不能不同時考慮另外一個，即如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造成的失業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會引發社會問題；反之亦然，即如果為了促進就業而造成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就會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

由通貨膨脹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上限和由失業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下限會構成一個閉區間，可以將處于這個區間內的經濟增長定義為均衡經濟增長。當經濟處于均衡增長狀態，既不會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這就是均衡的含義所在，它是平穩的經濟增長，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能夠持續的經濟增長。均衡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模式與要素稟賦是一致的，因為只有與要素稟賦相一致，經濟增長才會是最集約、付出成本最小的。經濟增長也才既不會催生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高失業率，它既能保證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能保證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而是可持續的。從這個角度講，均衡經濟增長就是與科學發展觀相一致的經濟增長。

當然，經濟增長會改變要素稟賦，經濟增長的方式應該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改變。均衡經濟增長不但是與要素稟賦相適應的經濟增長，而且應該是隨著要素稟賦變遷而變化的經濟增長，這也就是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增長。

將經濟增長與價格以及就業聯系起來并非是我們的首創，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費爾普斯（1967）就分別獨立地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這實際上是限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后來，莫迪利亞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貨膨脹或者不使通貨膨脹趨于惡化的失業率，它同樣是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我們提出的均衡經濟增長與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區別。相同之處在于都結合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來規定經濟增長，即經濟增長都是有條件的受到限制的經濟增長。區別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不但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還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這是根據我國國情對經典的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理論的發展；二是價格和就業不再完全是一體的，而是分別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和下限，這樣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線斜率變化的影響，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選擇更靈活。

二、匯率調整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在開放經濟下，要素的供需不僅僅由國內要素的價格所決定，還會受到匯率的影響。匯率是決定國內外要素相對價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匯率水平下，國內外要素的相對價格是大不一樣的。由于均衡經濟增長是一個區間，與經濟基本面（我們稱它為要素稟賦）相對應的最合適的匯率水平必定也是一個區間，并且是有限的區間，這個區間對應的匯率可以定義為均衡匯率。如果現實世界中的匯率處于區間內，那它就是與經濟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離的；如果它處于區間之外，那么匯率就與經濟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離的；距離區間越遠，偏離程度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差異也就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偏離，就會出現對要素進行套匯的空間，對國內外要素的需求就會出現差異。

要素稟賦是不斷變化的，象我國這種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要素稟賦變化得尤其劇烈而快速。

經濟增長初期，由于資本等要素相對稀缺，勞動力和資源是相對豐裕的，為吸引資本、技術、知識等經濟增長必需的要素的一個可行的選擇是低估本幣，以外幣計價的本國勞動和資源的價格相對便宜，這就會吸引其它要素進入本國，也會促進本國資源的利用，這種經濟增長是由最初的要素稟賦決定的。

經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改變要素稟賦的過程。經濟增長會降低資本、技術和組織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時提高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相對變化必然會改變不同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和資源等的相對比價，也只有要素的相對比價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變化，它才能使資源實現最優配置。

然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是相對穩定的，其調整必然會滯后于要素稟賦的變遷，這就會使國內外要素的價格出現偏離，這種偏離就產生了對要素套匯的空間。當本國要素價格偏低，本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過度利用，并導致經濟的過熱；當本國要素價格偏高，外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本國經濟又會陷入蕭條。這就意味著，匯率的不適當定值是宏觀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國自2002年以來的經濟過熱是國內要素價格偏低的結果，其傳導機制有兩種：（1）將低估資源用于出口的機制。當資源價格低估，將資源用于生產貿易品出口到國際市場上就會因要素價格的低估而享有價格優勢，這必然會促進貿易品部門的發展，也會促進出口的增加，結果會出現持續的貿易順差。（2）FDI對資源進行套匯的機制。由于資源價格是低估的，FDI就會積極流入本國以對資源進行套匯，尤其會大量進入貿易品部門，因為這可以對資源價格低估進行雙重的套匯。這兩種機制的共同結果是對國內資源的過度使用，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從而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背道而馳。

匯率調整可以矯正要素價格和要素稟賦之間的關系，使要素價格能夠反映要素稟賦的現狀，使要素稟賦能夠得到最有效最集約地利用。具體說來，如果匯率不根據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調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現在卻很稀缺的資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的差異，就會受到過度使用，未來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進口目前正在過度使用的資源，這必然會危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相反，以前由于資本相對缺乏而不能滿足的需求，如專利和科學技術在匯率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它們的人民幣價格必然會較高，這就需要花費較多的資源才能換得回來，這對于科學技術的利用從而經濟結構升級是不利的。顯然，匯率調整是使要素價格與要素稟賦相適應從而使各種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條件，從而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

或許有人認為，匯率低估會使我國的貿易順差增大，這就相當于持有更多的對國外資源的要求權，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原材料，以此保證我國經濟增長所需資源的供給。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因為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主體必然是以利潤為導向的，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必然結果是我國資源的價格低于國際市場上同類資源的價格，這就會產生套匯的空間，是不同于對貨幣性資產套匯的對實物性資產的套匯，這種套匯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貿易品部門，因為成本是用人民幣計價，而銷售價格卻可以用外幣如美元計價，這里面除了由市場決定的平均利潤外，還有不同貨幣計價產生的套匯利潤，這必然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濫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國際市場上的資源維持經濟增長。

由此可以推論，并不是任何類型的貿易順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貿易順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類型的匯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夠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匯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匯率低估不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時，就要選擇匯率升值，通過匯率調整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與政策建議

我國的貿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較高的，一直穩定在40%左右，這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通過對進出口部門的沖擊影響我國經濟，而這種沖擊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因為我國對進口品的需求彈性比較小，而外國對我國出口品的需求彈性卻比較大，匯率小幅度升值對進口的影響要小于對出口的影響。

筆者事前曾經就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部門尤其是出口部門的沖擊作了小范圍調研。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幣升值盡管會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內不會造成根本性影響。由此可見，盡管匯率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要大于對進口的影響，但2%的升值是我國出口部門能夠承受的。然而，他們又都表示，盡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匯率浮動卻是他們難以承受的，因為我國缺少成熟的外匯市場，也缺少相應的避險工具，匯率波動讓他們很難鎖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鎖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確定的。

顯然，匯率制度由原先釘住美元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允許在較大的范圍內進行浮動對出口商的影響要遠大于2%升值的影響。以前，中央銀行承擔了全部的匯率風險，企業可以集中精力做好產品和市場開發。現在，中央銀行將一部分匯率風險分散給了企業，這盡管對于長遠的人民幣外匯市場的建立有積極意義，但企業在目前的情況下卻很難通過遠期交易鎖定生產成本，因此會時刻面臨著匯率變動的沖擊。這種沖擊并不會因為匯率波動幅度較小而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照“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

著，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著，企業經營的成本也就時刻在變，如果企業總是在高點買入而在低賣出，那累積起來的損失也是非常可觀的。因此，企業就不可能完全不顧匯率波動而只關心經營、開發和銷售這些實際事務，還要關心貨幣事務。

我國現代化的關鍵是生產能力的形成，這又必須依靠企業的壯大。匯率升值盡管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但匯率波動顯然不利于企業經營。由于未來20年是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沖銷匯率波動的影響，從而為企業成長創造一個平穩的貨幣環境，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是我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首先，為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更集約的經濟增長，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要靈活利用匯率工具。具體而言，就是在時機成熟時主動小幅升值，同時輔之以利率小幅調整的貨幣政策，使人民幣匯率在經濟的穩定增長過程中穩定地升值。匯率升值不是壞事，它是對有效率經濟增長的褒獎，匯率貶值才是對低效增長和不增長的懲罰。

其次，要致力于建設一個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外匯市場。所謂深度，就是市場規模應該足夠大，不是一般規模的資金就能控制、操縱得了的，這樣才有利于匯率穩定；所謂廣度，就是市場覆蓋面要足夠廣，交易主體是多元化的，只有這樣，預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當預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種程度上互相抵消時，預期才可能是穩定的，它對經濟的沖擊也才會最小（李天棟等，2004，2005）。有一定廣度和深度的外匯市場是企業能夠避險的必要條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設，只有當金融工具是多樣化的，既能覆蓋即期交易，也能覆蓋遠期交易時，企業才能通過外匯市場進行避險（李天棟等，2004）。其中，遠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為它是鎖定成本、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它股份制銀行如招商銀行都可以進行遠期交易，但是，目前的問題是品種單一、市場規模小，當然，企業缺乏相關意識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盡管匯率制度改革對企業有許多負面影響，但卻能夠促使企業更多地關注匯率風險，也有利于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和金融工具的培育。當然，企業也會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政府一方面要實行積極而穩定的匯率政策，避免匯率劇烈波動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要著力創造能夠平滑匯率波動的外匯市場和金融工具。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夠適應匯率升值和波動的影響，也才能保障現代化的實現。

四、結論

本文結合我國國情提出政策目標是實現均衡經濟增長的觀點，它是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經濟增長。然后，本文分析了匯率調整與均衡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論是匯率升值能夠促進均衡經濟增長，從而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最后，本文分析了匯率及其制度調整的影響，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設方面提出了應對的建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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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天棟、柯梅：《FDI、預期與匯率穩定》，《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4年第8期。

6.李天棟、薛斐：《制度安排、預期形成與固定匯率制度選擇》，《世界經濟》2004年第9期。

第4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摘要：對于貿易或稱之為開放度和經濟增長間關系之研究歷來有之，雖然所付出努力不斷，但都未能夠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早期的研究雖然證實了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積極關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結果不能令人信服。當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卻無法找到二者間的聯系。本文試圖通過分析現有研究文獻中存在的缺陷，從而為以后的研究指出一個更為明確、更為合理的方向：即使用微觀經濟論據而非宏觀論據，對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進行研究，而不僅僅是宏觀考察二者間的結果。惟有如此，才更有助于我們找出更為充分的證據來說明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

關鍵詞：貿易；政策；經濟增長

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是否能促進一國經濟更快增長？更多的貿易是否就意味著更多的經濟增長？對于諸如這類問題的探討，很多經濟學家都做出了努力并且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對外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更為開放的外貿政策有利于國內經濟發展。到了20世紀30年代，以羅伯特遜（D.H.Robertso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甚至得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學說。貿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之所以受到經濟學家們的關心，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是為一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服務，即找出二者之間的關系及規律，從而政府能夠根據需要調整對外貿易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但一國改變其對外貿易政策就一定能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嗎？

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恐怕需要更多的實證材料。經濟理論固然有用，但很多基于經濟理論文獻所做出的預測與現實結果并不一致。提倡更為自由、開放的貿易理論有其合理成分，但倡導對國內某些產業進行保護使其免受國際競爭的理論也不無道理。本文通過介紹一些研究者對貿易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目的不在于說明其特定的研究結果如何，而是試圖找出其研究方法上所忽略的不該忽略的問題，基于此，為提出一套更為有效的研究方法獻計獻策以供大方之家商榷。

一、已有的實證研究概況

已有的關于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之討論主要還是建立在其有力的實證研究結果之上的，盡管眾多的研究結果并不一致，進而所建議的對外貿易政策也不盡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卻極其相似。都是通過考察不同國家宏觀經濟水平，利用標準的計量經濟學方法，把各國對外貿易的開放程度和經濟運行情況作為變量，從而試圖用實證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間的關系。盡管在研究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所采用的變量和計量經濟學方法都在不斷地改變、有所發展，但總的來看，這些文獻的研究結果并不能為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積極的有說服力的建議。因而我們可以看出，其實那些方法沒有一個能夠真正解決對貿易政策的制定問題。當我們問及其研究結果是否對貿易政策制定有實踐作用時，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我們的研究應該更注重于外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式，即通過研究貿易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傳遞機制而非停留在對其結果之間的關系上研究，會更有利于我們找出貿易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一)早期的實證研究

對貿易政策和經濟運行關系之研究，一種自然而然的方法似乎就是利用統計數據來考察貿易的開放程度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如果開放的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結論：采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的國家比那些設置更多國際貿易壁壘的國家經濟增長要快，就能實現更高的國民收入水平。進行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Dollar（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在研究過程中，考察貿易開放程度所采用的變量主要包括：關稅保護水平、非關稅壁壘的范圍、外匯市場扭曲程度以及國家是否壟斷對某些商品的出口；考察經濟運行狀況主要看GDP增長率。這些研究表明，在二戰后的期間，采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的國家經濟增長也相應地比較快。

開放的貿易政策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的和間接的影響，它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是因為它能夠導致一國更高的貿易依存度（或叫貿易密集度）。然而，一國的貿易密集度除了受貿易政策所設置的貿易壁壘影響外，地理因素也是影響一國貿易密集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計算一國經濟增長時把貿易（注意：不是貿易政策）作為主要因素考慮時，僅僅考察一國政府對貿易的干預程度將不是衡量貿易密集度的最好方法，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后者（地理因素變量）也是應該在考慮范圍之內的。在早期的研究中（包括Dollar（1992），Sachs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的研究），都是采用的貿易密集度作為變量而非貿易政策作為變量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自然就包含了非政策性的貿易壁壘。而基于自己的研究結果他們順理成章地得出結論：采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的國家會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結果確實表明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間存在積極的關系，然而在運用這些研究結果來衡量貿易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因忽略了開放度到底是受政策影響還是地理因素影響這一問題，我們不免對其結論持懷疑態度。研究過程使用的是貿易密集度，而結論使用的卻是貿易政策開放度，其實混淆二者間關系而簡單地將其劃了等號。我們知道，實證研究方法受到兩個關鍵因素的制約：內生性偏差和變量遺漏偏差。內生性偏差產生的原因是由于貿易政策與經濟運行有內在關聯。早期研究的一般結論都是越開放就越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因果律可能會導致相反的結果：經濟疲軟的國家很可能更有設置貿易障礙的傾向，比如說提高關稅以彌補國內稅收不足。如果回歸分析中所遺漏的變量恰恰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那么此時變量遺漏偏差就會發生。比如說一個擁有良好的經濟組織機構和制度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良好的經濟組織機構和制度和貿易政策恰巧有關，但真正促進經濟增長的是經濟組織機構的質量本身。那么此時所觀測到的貿易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就會被誤認為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早期研究貿易和經濟增長中所采用的標準最小平方回歸分析法，由于存在著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那么所得到的關于開放度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結果也就存在著偏差估計。以上的例子及其它讀者可能想到的例子都充分說明了內生性和變量遺漏不是小小的技術謬誤，而是改變研究結果的因素。在意識到這些不足之處后，文獻研究又進一步向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引入變量估計來糾正內生性偏差，二是使用相關可控變量來解決變量遺漏偏差。隨著方法的改進，后來的研究結果證實了早期研究結果確實受到這些偏差影響，而糾正這些偏差的同時卻發現開放度和經濟增長間的積極關系也就不復存在了。

（二）當前的實證研究

一國的貿易密集度既取決于貿易政策所導致的貿易壁壘，也取決于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如上所述，政策所導致的貿易壁壘既可能是受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內生性）影響，也可能是受其他因素（變量遺漏）影響。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比如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與海洋的接近程度、人口狀況等，似乎既不受經濟運行狀況影響，也不受其他因素影響。FrankelandRomer(1999)將外生性特征——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作為變量納入回歸分析之中，研究貿易密集度。這種方法本質上是利用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及貿易和經濟運行情況間關系來推斷政策性貿易壁壘的影響。FrankelandRomer發現，貿易中的地理因素確實會影響一國經濟運行：貿易增長10%通常會帶來收入增長約10%-20%。這種研究的結果與早期研究的結果具有一致性，同時說明利用地理因素做變量分析貿易密集度是正確的。這充分說明了貿易密集度除受政策影響外，還受其他因素影響。FrankelandRomer還聲稱：不同政策所導致的貿易差別不會象地理因素導致的貿易差別那樣影響收入水平。RodriguezandRodrik(2001)的觀點認為“即便以地理約束形式的無差別的貿易壁壘對一國經濟是有害的，政策對市場失靈的干預程度和貿易管制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并且，即使政策和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在某個特定時期對一國收入有著相同的影響，但它們影響的方式也在不斷改變。比如相對于二十年前來說，信息科技改變了“距離”在貿易中的角色；同樣，關稅對貿易的限制作用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和資本的流動的發展也不斷改變。

當前的研究還將早期研究中所忽略的兩組變量考慮進去，結果發現早期研究所得的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積極關系也是不成立的。第一組包括與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有關的變量。這里，地理被認為是長期發展的直接的決定因素。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國距離赤道的距離。EasterlyandLevine(2003)指出：“……與適度的氣候相比，熱帶環境更有不利于生產的傾向，更多的疾病，存在著不能有效使用在適度氣候區域發展起來的生產技術的影響因素”，以此來說明在實證分析中應該包括“距赤道的距離”這一因素。RodriguezandRodrik(2001)andIrwinandTervio(2002)在使用FrankelandRomer的理論模型分析時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結果發現貿易對收入的影響程度要大打折扣并且顯得不再那么重要。其他的諸如一國在熱帶地區所占面積百分比等因素也不斷地被納入分析之中。結果都表明貿易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果不復存在了。第二組變量與一國組織機構的發展有關。將這些變量納入回歸分析的模型之中，同樣存在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Acemoglu,Johnson,andRobinson(2001)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他們的有關文獻，由于受到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贅述。但有一點要說明的是，他們的研究同樣遭遇了“失敗”，即沒能找出貿易與經濟增長間的確定的關系。

這些研究文獻都試圖從不同國家宏觀經濟水平的實證資料中找出貿易開放度和經濟增長間的確切關系。但最后的結論都是站不住腳的，還需要用其它的數據集，變量，方法等做進一步研究。然而現有的實證研究已經表明，一旦早期研究中的諸如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得到解決，就沒有證據說明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間的因果聯系。結果似乎是令人失望的，畢竟這些研究都沒能夠給出一個滿意的答案。但是我們從中了解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即對于“貿易開放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絕對的答案。二、宏觀回歸分析實證研究的局限性

即使研究人員能夠找到象上面所述的一整套令人信服的方法來解決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使用宏觀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仍然存在著局限性。換言之，即使所使用的回歸模型是接近完美的，分析中至少還存在以下兩點缺陷：一是每個貿易-增長的回歸模型都將貿易政策概括為一維指標，另一個就是所有的回歸模型都不考慮貿易政策對政府依賴性。粗略地看一下貿易政策是如何發揮作用，我們就能發現這些模型的結論是令人費解的。首先，貿易政策可以通過很多渠道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影響。比如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從而影響企業定價及刺激企業不斷創新、提高效率；貿易政策影響貿易量；貿易政策還會刺激不同部門不斷擴張或收縮，不斷擴張的生產部門由于產量的提高而可能產生積極的外部性，收縮的部門會重新分配無效率的資源。其次，貿易政策的手段或工具很多，包括關稅、配額、進口許可證等進口限制和出口補貼、出口信貸等出口刺激。再次，某些政策通過特定渠道實施的部分效應可能也取決于經濟環境的特征，國家的發達程度，金融部門的完善程度等都會影響到政策的實施效果。可以說，貿易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是特定經濟環境下，一系列政策工具通過多種渠道共同作用的結果。考慮到其多樣性的特征，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單靠典型的貿易-增長線性回歸模型實際上不能揭示貿易和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的。故將一國貿易政策不同方面的綜合作用結果簡單的融合為一種變量——貿易開放度，是不科學的。另外這些分析政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模型中，排除了國家的影響，即其是獨立于國家之外的。很顯然這是一個很苛刻的假設前提，適合于一個貧困國家的政策可能不適合富裕國家。總之，經濟環境對政策的實施效果起著關鍵性作用。比如一些東亞國家采取的出口導向戰略而拉丁美洲國家采取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將這兩種不同的戰略方式糅合在一種回歸分析模型中？如果不考慮政策工具、政策實施的經濟環境及作用機制而單純地認為任何一種貿易保護措施都是有害的話，那么用于分析貿易-經濟增長的回歸模型似乎就是比較合理的。但事實并非如此，也就說明了對于“貿易開放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絕對的答案。同時也向我們暗示：如果我們想要理解貿易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就不得不改變我們所詢問的問題的類型以及所要尋找的答案的類型，因為我們相信上述所涉及的回歸模型是不能揭示貿易和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的，所以我們就不得不尋找其他的可能的方法。

三、使用微觀經濟數據，注重對傳遞機制的研究

至此，我們已經分析了現有的實證分析的做法及其局限性，并且發現其分析結果是不確定的、沒有說服力的。沒有確切答案的事實并不意味著這個問題本身不重要，相反，我們很想知道自由貿易的“贊歌”真的能起作用嗎？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如果實施得當的話，真的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其實在現有的實證分析研究中，大多使用的都是宏觀數據資料，注重于對結果而非傳遞機制的研究，因而其所得結論往往是模糊的不、確定的。并且這種只注重結果的研究嚴重地限制了現有貿易-經濟增長文獻中的政策關聯性。所以對貿易-經濟增長的研究就應該從注重結果轉向注重傳遞機制，——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傳遞機制。

（一）使用的數據資料問題。現有的貿易-經濟增長的研究文獻大都使用各國宏觀經濟資料。總的來說，使用這種資料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對于這方面的研究，它們所能給予的信息是不夠豐富的。進行生產和貿易的不是國家，而是一國的公司企業和消費者。因而衡量貿易對收入的影響時就不能不使用這些微觀經濟數據。使用的國家宏觀經濟數據背后的想法，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它具有“平均作用”。有的公司贏利，有的虧損；有的消費者得利，有的卻遭受損失；有些產業在更為開放的自由貿易下能夠興旺而有些產業則不斷萎縮，而宏觀數據都將這些結果加以綜合“平均化”了。且這種“平均化作用”不僅僅對一個國家，而是對所有的國家都是起作用的，因而其說服力是微弱的。

（二）傳遞機制。當問及是否貿易能夠使一個國家更加富裕時，似乎就需要貿易和收入的宏觀數據來說明，然而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很多經濟文獻只研究了結果而回避了對傳遞機制的研究。經濟學家們或許能夠用他們的所謂經濟模型來支持他們的觀點，但是一個真正能夠解決這一問題的模型應該首先能夠回答以下問題。1、該模型應包括哪些變量，不同的變量起著什么樣的作用？所使用的變量是否都是使用計量經濟學分析所必要的？2、哪些變量是外生變量，哪些不是？3、貿易是通過那些渠道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為貿易和經濟增長可以通過很多方式相互作用的，單維貿易指數的簡單線型回歸分析并不能適合所有的情況。4、那些是動態變量？即要找到一個模型來說明貿易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是如何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這又牽涉到兩個相關問題。首先，貿易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特定關系的變化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對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需要有不同的政策措施相配套。這其實就是如上所述的政策作用對國家的依賴性。其次，即使不存在著這種依賴性，一些能夠用來解釋貿易-經濟增長關系的諸如運輸費用和信息科技等基礎項目，他們的作用是如何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簡言之，這樣的模型要求我們去思考“為什么”貿易會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如果能夠作到這些，就基本上避免現有的研究方法的弊端，這就要求我們選擇適當的模型加強對傳遞機制的研究，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什么要根據不同情形制定或選擇不同的貿易政策。

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模型，對上述問題就難以回答。按照上面的問題需要，建立一個合適的模型，首先一個優勢就是能夠讓我們找出貿易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優勢就是當計量經濟學與某一經濟行為模型聯系更為密切時，我們能夠通過反復檢測來驗證模型的實用性，并對模型加以重新審視。這種反復的過程同時讓我們不斷地尋求更為合理的能夠有實證數據支持的模型。

如果貿易-經濟增長的研究能夠向這一方向發展，那么這些研究就應包括：1、注重對企業等微觀主題研究，調查是否從國外引進更為激烈的競爭能夠使得國內市場更具有競爭性，從而更加有效配置資源和提高實際收入水平。2、是否來自國際競爭的壓力能夠促使國內企業提高生產能力，從而促進經濟增長。3、研究國際貿易的外溢效應。貨物貿易可能會連帶知識、科技轉移，知識的積累又會促進經濟增長。4、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外溢效應。通過觀察模仿外資企業的生產經營也可能實現知識轉移，知識的積累會促進經濟增長。5、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會有利于一國就業和工資水平的提高，從而有利于經濟增長。

以上所列都是一些不完整的例證而已，但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為什么那么多經濟學家對經濟全球化會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感興趣。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同，其相關的政策意義也就不同。比如對于南非國家來說，FDI的就業效果帶動的經濟增長較明顯而通過貨物貿易連帶的知識轉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極其有限。那么此時政策制定就更傾向于鼓勵FDI發展。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貿易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會因經濟環境和政策工具的不同而變化，所以對其所能給予的答案也只能是在限定的范圍內更加具體而非泛泛的解釋。但這畢竟能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為可靠的指導作用。

四、貿易政策的性質在不斷改變

無論是使用傳統的回歸分析法還是本文所提倡的特殊方法，都要權衡貿易政策在其中的作用。傳統的貿易政策工具莫過于關稅和配額了，它們被各個國家廣泛采用以實施各自的發展和工業化戰略。所以將其納入回歸分析之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一切事物都在不斷地發展變化，貿易政策也不例外。因此，當我們再對貿易-經濟增長進行回歸分析研究時，傳統的貿易政策工具極其權衡似乎顯得不在那么重要。一方面是因為雙邊的、區域性的以及多邊的貿易協定大大約束了它們的實施效果，例如出口補貼就是WTO所不允許的。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使得傳統的貿易政策工具作用不斷降低。了解貿易政策的性質的變化，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以往的對貿易-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文獻。讀者們不免要問，在傳統貿易政策工具作用越來越微弱的今天，什么樣的貿易政策變得更重要？我想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促進出口和吸引外資了。隨著新的貿易政策工具的作用越來越強，隨之而來的兩個方面問題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第一，將這些新的貿易政策工具納入我們的分析之中固然重要，但也具有挑戰性。重要是因為我們需要知道比如稅收優惠吸引的外商投資是否就能促進經濟增長，具有挑戰性是因為對這些新工具的權衡是存在難度的。第二，關稅和配額往往因部門不同而不同，即具有“部門特性”，其實這種特性在新的貿易政策工具上體現的更為明顯，它們的使用范圍可能相對更為狹窄，因而不適宜用于貿易-經濟增長的宏觀分析。當我們放眼未來，對貿易-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下一輪浪潮就需要首先解決這些新的貿易政策工具所帶來的問題。

五、結論

貿易政策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可惜的是很長時間的研究也未能給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答案。早期的研究證實了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但由于方法上的缺陷，結果不能令人信服。當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卻無法找到二者間的聯系。簡單的線性回歸理論分析無法說明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重要關系，因為這種關系微妙，且相互作用要依賴特定的機制和取決于特定環境。更多地使用微觀經濟論據而非宏觀論據，對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建立特定的模型，而不是僅僅考察宏觀結果，惟有向這一方向發展，才更有助于我們找出更加充分的證據來說明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這種方法只能在更狹窄的范圍內使用，并且對于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不能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只能依具體情況而對某一方面給出特定的答案。因為我堅信，事實上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答案。參考文獻：

1.Edwards,S.(1993),“Openness,tradeliberalization,andgrowthin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XXXI(3),1358-1393.

2.Harrison,A.(1996),“Opennessandgrowth:Atime-series,cross-countryanalysisfor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ofDevelopingEconomics,48,419-447.

3.Edwards,S.(1998),“Openness,productivity,andgrowth:Whatdowereally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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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ll,R.andC.Jones(1999),“Whydosomecountriesproducesomuchmoreoutputperworkerthanother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4,1,83-116.

5.Rodriguez,F.andD.Rodrik(2001),“Tradepolicyandeconomicgrowth:Askeptic’sguidetocross-nationalevidence,”inBernanke,B.andK.Rogoff(eds.),NBERMacroeconomicsAnnual2000,MITPress,Cambridge,MA,2001.

第5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 門檻效應 地區金融

引言

關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研究表明：經濟與金融發展的不平衡導致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有所不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門檻效應”）。已有關于山東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多數建立在線性關系假設上，但經濟和金融環境的不同可能造成二者存在非線性關系，只有滿足“門檻條件”，金融才可促進經濟發展。對山東省與上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比較分析、探索山東省金融發展與先進水平的差距，研究山東省與上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門檻效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

（一）理論假設

適度發達的金融發展水平將會促進經濟增長。較高的金融發展水平有助于促進資本形成和積累，并通過減少金融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來提高投融資效率以推動經濟發展。消費信貸等眾多金融服務、金融業務可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消費選擇，從而減少消費的約束、促進消費增加、實現消費結構的升級。完備的金融服務可為進出口企業提供信貸和信用證服務以提高貿易和結算的效率。另外，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可以為新技術提供較多的金融服務以合理地分配金融投資的風險，有效地推動生產技術進步；完善的政策性金融體系可實現地區間資金的合理流動與配置、提高資本配置的效率，從而帶動地區經濟發展。

本文選擇金融相關比率和金融深化比率指標來描述地區金融發展水平以研究金融促進經濟增長的“門檻效應”。“門檻效應”的存在是金融經濟關系實證結果迥異的根本原因。金融發展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才能使各種金融功能充分發揮自身效用，這些條件構成了金融發展推動經濟增長的“門檻”。經濟發展水平、通貨膨脹水平、信用環境等金融發展軟環境等都有可能是“門檻條件”，最基本的條件是金融發展水平。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鄒氏”轉折點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等對地區金融促進經濟增長的“門檻效應”研究。“鄒氏”轉折點檢驗的目的在于檢驗在整個樣本的各子樣本中模型的系數是否相等。如果模型在不同的子樣本中模型的系數不同，則說明該模型中存在轉折點，即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發生結構性變化；協整檢驗用于檢驗變量間是否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主要用來檢驗斷點前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是否存在顯著不同。

實證研究

（一）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指標及其數據來源

1.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指標。第一，經濟增長指標。本文采用地區名義GDP代表地區經濟增長規模，因為代表金融發展的自變量均沒有進行人均處理，而且省市地區公布的人均GDP采用了不同的計算口徑。第二，地區金融發展指標選取。構建金融發展指標是合理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的基礎，是討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關系進而探尋其內在作用機制的前提。一是金融發展規模指標（FIR）：金融資產總量與GDP之比，金融資產規模指標包括廣義貨幣、股票總市值及保費收入等；二是金融深化指標（DEPTH） ：金融機構的信貸額與GDP的比值。本文選擇上海市作為山東省的對比對象，因為上海市經濟金融發達，經濟金融發展已經滿足部分“門檻”條件，金融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得以體現。

2.數據來源和研究年份選擇。山東省和上海市1978-2010年期間的經濟增長和金融數據來源于《山東金融統計年鑒》（2011）、《山東統計年鑒》（2011）、《上海金融統計年鑒》（2011）、《上海統計年鑒》（2011）。年份選擇及時段劃分：1978-1984年，我國金融體系邁出市場化改革的步伐，打破了中國人民銀行統攬所有金融業務的金融體制；1984-1991年，商業銀行、證券公司等相繼出現，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標志著直接和間接融資方式的金融體系的初步建立；1991-1996年，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并成立三家政策性銀行、匯率并軌、放松對同業拆借利率的控制；2001年以后，我國加入WTO、金融國際化步伐加快。

（二）金融促進經濟增長的“門檻效應”研究

1.鄒氏轉折點檢驗。首先對序列進行協整檢驗，結果發現：山東省1991-2010年、上海市1990-2010年期間GDP、FIR和DEPTH具有協整關系。對山東省和上海市的FIR、DEPTH與GDP進行鄒氏轉折點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山東省的斷點出現在1991年；上海市的基礎金融功能比較完善，我國金融體系的重大變革基本上都對上海市金融經濟關系造成重大結構性的影響，對上海的檢驗出現多個斷點，最顯著的則為1990年發生的斷點。本文則選取最為顯著的結點，即上交所成立的1990年作為斷點進行后續研究。此時斷點能夠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說明在1990年上海市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關系出現的結構性變化更加突出。

2.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山東省斷點前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在1978 -1991年的區間內，山東省的經濟增長在滯后一期的情況下，都顯著地推動了金融發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這說明在此期間山東省經濟的發展帶動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規模的擴張、金融體系的初步建立，從而使金融發展水平快速提高；但金融效率并不高，金融帶動經濟發展的作用有限。而在斷點后（1991-2010年），山東省金融發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指標都對經濟的發展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只是其發展作用的時限向后推遲一年。從實證結果看，金融發展水平是金融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的“門檻條件”，金融發展水平的持續提高開始促進山東省經濟的發展，此時屬于“供給引導型”經濟金融發展階段。

由表3可知，上海市經濟增長能夠帶動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增加，而且能夠通過5%或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不論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金融體系的建設和完善程度，上海市經濟的快速、高水平的發展對金融服務的要求日益多樣化、復雜性、深層次化，經濟增長帶動金融發展的作用逐漸地增強，上海處于需求跟隨型的經濟金融發展階段。實證分析結果還表明，金融發展水平是不可忽視的“門檻條件”。根據表3，在斷點后的期間內，金融發展水平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上海市經濟和金融進入良性發展循環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這一“門檻條件”開始發揮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二者互相帶動、相互提高，共同推動上海市經濟金融化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3.實證檢驗結論。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需跨過一定的“門檻”，即金融作用于經濟增長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其中最基本的條件是金融發展水平。1991年是山東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出現重大結構性變化“門檻點”；上海市經濟金融化程度較高、對政策性金融變革比較敏感，從而造成斷點不止一個，本文則選取最為顯著的1990年（上交所成立）；兩地金融資產規模擴張都對經濟發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金融深化程度作用則出現分化，山東省金融抑制現象比較突出，上海市金融市場化體制進行地比較充分，山東省應努力消除金融抑制現象、繼續進行金融體制改革；1991年前，山東省經濟發展顯著地推動了金融發展水平提高和金融深化程度，這表明金融體系的建立推動了金融發展但作用相對有限。1991年后，當山東省金融相關比率與金融深化比率跨過金融資產規模擴大、金融機構發展等“門檻條件”時，金融發展大大促進了山東省經濟增長。上海市經濟發展對金融發展具有持續的推動作用，正處于“需求跟隨型”經濟金融發展階段；在斷點后的時間里，上海市金融發展“門檻條件”開始發揮對于經濟的促進作用，上海市的經濟和金融開始進入良性的發展循環階段；山東省和上海市在金融經濟關系發生重大結構性變化的時點，都跨越了金融發展水平等相應的“門檻條件”，但山東省正處于供給引導型階段，而上海則處于經濟金融更高級的需求跟隨型發展階段。

政策建議

（一）加快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的建立

經濟地理條件、金融政策傾斜、金融生態環境差異是區域間金融發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上海市作為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在發展過程中得到國家的重點培育和支持，在政策傾斜、稅收優惠、資金流動、金融市場化建設等方面都離不開政策介入。合理的政策能夠有力地推動金融市場化的進程、縮短金融發展周期。

（二）完善區域金融發展生態環境建設

完善的法律制度有助于金融深化及金融發展生態環境建設。完善的法律和良好的金融發展生態環境能夠大幅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促進經濟金融發展。因此應不斷完善個人征信系統，建立個人與企業的信用信息數據庫；山東省要重點落實國家關于金融發展與消費信貸的法律法規改善區域金融發展的環境；加強居民誠信意識教育以提高誠信在現實金融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建造良好的信用環境以促進經濟發展。

（三）建立多元化金融服務體系

經濟發展需要多元化金融服務。以銀行等金融中介為主的間接融資服務和以市場為主的直接融資服務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同。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省金融發展水平滯后于經濟增長，并缺乏與之相匹配的金融體系。所以，山東省應堅定不移地進行金融市場化改革，努力建立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既要充分發揮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資本積累的規模效應，又需積極提高股票等證券市場資金配置與使用效率，從而創造多元化的金融服務促進經濟發展。

（四）優化融資結構

加快企業直接融資步伐，鼓勵上市公司發行公司債券等，以便更好地利用資本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綜合運用經濟、法律等手段維護證券市場的穩定，扶持有條件的企業上市融資；適當擴大長期金融債券的發行以解決商業銀行存在的附屬資本不足的困境；促進和引導民間金融發展：鼓勵民間資本組建地方性中小民營銀行，民營銀行能夠發揮其地緣優勢，降低當地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成本，以促進當地中小型民營企業的發展繁榮。

參考文獻：

1.劉東晟.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分析及實證經驗[J].生產力研究，2009（10）

第6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增長動力；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11-0001-02

一、引言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經濟危機過后的中長期回調階段，后危機時代的經濟特征表現為資產泡沫積聚和輸入性通貨膨脹不斷加重等。同時，我國宏觀經濟走向的不確定性繼續增加，國內外有關我國經濟增長的研究也層出不窮。實際上，受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人口紅利面臨一定的沖擊；加之近期政府持續實施更加謹慎的財政貨幣政策，都將使得我國以往近10%的高速增長成為歷史。同時，金融危機以來，外貿出口增長受到限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逐步加大，使得我國經濟越來越受到發達國家高失業率與居民消費增長疲軟等因素的影響，不確定性不斷增加。不過，我國儲蓄率長期高于投資率，物價上漲的基礎一直存在，經濟發展也有一定的后勁，但通脹的周期性波動風險還將存在。

毫無疑問，我國當前的經濟增長已經處于后危機時代，經濟增長特征將會更加趨于理性，增長速度也將趨于放緩。鑒于此，本文將從GDP增長動力、控通脹與穩增長的方法、產業發展、貨幣政策等幾個方面對我國的宏觀調控前景和政策選擇進行解析，以期對我國近年來經濟改革進程中的一些現實問題進行考察，提出一定的解決策略。

二、宏觀經濟形勢、GDP增長動力及政策選擇概述

2012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總體向好，在國家穩增長政策的實施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漸漸恢復。然而，金融危機的長期影響將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存在，經濟運行的國內外環境也趨于復雜，這對政府宏觀調控而言實際上難度加大。一方面，決策的科學性和前瞻性必須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要更多從長期和戰略的角度去考慮。另一方面，考慮到我國經濟增長必須保持一定的速度，因此還要采取適當的政策調整。面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中小企業受到的沖擊更大，為穩定經濟運行，國家的宏觀政策就要針對仲系哦啊企業進行結構性的調整和完善。要加強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支持，建議配合結構性減稅政策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并通過完善支持政策促進相關社會組織建立并發揮作用。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受國內物價飆升、房地產調控、國際貿易保護日趨盛行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增加。未來中國宏觀經濟情況如何、GDP能否保持持續增長等問題，都是需要關注的重點。一方面，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提是增長動力依然存在。從我國經濟增長的現狀看，雖然受到金融危機等導致的外貿出口下滑因素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依然存在，一是高儲蓄率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仍然存在，大量的外匯儲備支撐使得中國經濟增長有著得天獨厚的慣性。二是從制度模式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制度因素依然有其較強的生命力，通過集中資源化解風險和矛盾，中國政府對經濟的調控效率較高。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長仍面臨一些挑戰，比如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和動力的缺失問題，尤其要克服制度創新的疲勞癥，克服中等收入危機。

三、新時期匯率政策及選擇

人民幣匯率的背后實際上隱藏著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體制因素，甚至影響到外交政策的走向。新的經濟形勢下，人民幣升值問題越來越受關注。實際上，升值還是貶值的問題在學界一直有爭論。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目前存在的爭議是，一方面，西方國家隨意根據“麥當勞指數”等并非絕對科學的證據向人民幣施壓，人民幣經常面臨被動升值的情況。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通貨膨脹的普遍存在實際上表明人民幣有貶值的要求。

近年來，實際消費的數據表明，人民幣匯率既有升值的理由，也有貶值的要求，但綜合起來結果往往難以斷定，不過，可以斷定的是人民幣絕不只有升值的壓力。近期，人民幣“外升內貶”的現象引發了普遍關注，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和變化趨勢都需要持續關注，這與中國巨額外匯儲備面臨的貶值風險息息相關。

四、新時期財政與貨幣政策選擇及產業發展

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是遏制滯漲。當前，中國經濟實際上已經面臨了增長緩慢與高通脹水平并存的情況。一旦這些情況蔓延開來，中國經濟將面臨嚴重的系統性風險和危害，這使得中國進行宏觀調控和經濟政策選擇的重要性增加。因此調控的主要思路是要進行若干結構性的微調與優化，繼續加大反通脹、保增長的力度，同時促進產業基礎建設。

當前，中國通脹的誘因是貨幣超發與成本拉動。不解決滯漲問題，經濟增長將是非有效的增長。對于中國而言，滯漲的風險是普遍存在的，同時，中國當前面臨著經濟結構轉型的壓力，一旦低增長、高通脹并存，將會誘發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而遏制經濟滯漲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尋找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要既反通脹，又要保增長，要改變“一刀切”的貨幣緊縮政策，避免貨幣政策的惡性緊縮。可以積極推動利率市場化，實現信貸結構的優化調整，以保障經濟結構轉型，避免經濟陷入“二次探底”。二是要積極推進消費增長方式優化，要轉變增長方式，大力啟動消費，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和分配制度改革。三是要繼續進行結構調整，實際上，現行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是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要加強結構調整，提高居民個人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完善產業體系，最終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

參考文獻

第7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國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影響因素

前言：

長期粗放的工業經濟增長方式雖然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工業經濟的發展，但是也帶來了嚴重的生態問題，在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下，這種經濟增長方式也已經不再符合時代要求。這就需要我國加強對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加快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減少甚至避免對環境產生的影響，促進工業經濟的健康發展。

一、中國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情況分析

我國工業與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起步時間較晚，發展歷程較短，在工業經濟增長方式及其轉變方面的研究相對欠缺。經過以往的發展經驗和學者研究表明，我國工業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主要在國家經濟政策、開放因素、生產要素等幾個方面，因此，要想實現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應加強對這些因素的控制。同時，傳統的工業經濟增長方式主要為粗放型，這一方式對環境影響較大，因此，應盡快將其轉變為集約型增長方式，以減少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實現工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外，創新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因此，為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還需要加強工業技術的創新，以解決目前存在的資源缺乏、消費結構不合理、就業困難等問題，保證工業經濟良性發展。有學者認為，環境保護是目前我國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的最重要問題[1]。在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同時，還要充分考慮環境的承載閥值以及目前出現的環境問題等，轉變過程十分艱辛。因此，還需要國家加強對這一工作的政策支持，以克服增長方式轉變面臨的困難，加快轉變速度。

二、影響中國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因素分析

（一）稅收政策因素分析

稅收政策是進行社會經濟管理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2]。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會受到稅收政策的影響，在稅收水平較高的情況下，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較為緩慢，在稅收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則會加快。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分成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稅收政策對人們消費水平的影響，較低的稅收水平能夠促進消費者整體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費能力的增長，從而增加在工業產品方面的消費，實現工業經濟的增長，為其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供穩固基礎。第二個方面是稅收政策對工業生產的影響，較低的稅收水平能夠為工業產業提供更好的發展空間，促進工業生產，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三個方面是稅收政策對投資者的影響，較低的稅收水平能夠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將資金投入工業產業，加快其發展速度。因此，為了盡快實現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國家可以從稅收政策的調整上著手，以滿足其轉變需求。

（二）最終消費率因素分析

根據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可知最終消費和投資都對工業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兩者的增加都會引起工業經濟的增長。因此，在投資等于儲蓄時，會有一個臨界值，若是最終消費小于這一臨界值，則投資為促進工業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反之，則最終消費為促進工業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為保證增長方式轉變的順利進行，政府還需協調好最終消費和投資的關系，妥善處理最終消費率對其的影響。

（三）市場化因素分析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針對市場經濟發展，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政策，維護了市場經濟的穩定，其中，非公有制經濟在推動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而非公有經濟產值與工業總產值之比可以近似于市場化程度[3]。因此，市場化程度也是影響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因素，國家可以通過對市場化程度的控制，促進其快速轉變。

（四）環保投資因素分析

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環境保護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在轉變過程中，工業經濟會受環保需求的影響，與環保投資之間產生特殊關系。例如在工業經濟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增長方式轉變速度也會加快，但也會不可避免的對環境造成破壞，不符合以環保為前提的轉變目標。而在環保投資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環保力度會有所增強，但也限制了工業經濟的增長，延緩了增長方式的轉變速度。因此，在轉變過程中，必須始終保證環保投資和工業經濟增長處于協調平衡的狀態，以環境保護為前提，加快工業經濟增長速度，加強技術創新，降低環境保護政策對工業生產造成的成本負擔，運用環保型材料和環保技術，實現資金和資源的合理節約，以促進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快速轉變。

結論：

長期粗放型的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運用，已經對我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為了遵循國家可持續發展要求，保護生態環境，促進工業經濟的健康發展，我國應加快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合理控制對稅收政策因素、最終消費率因素、市場化因素、環保投資因素等影響因素，加強技術創新，以健康的經濟增長方式帶動我國工業經濟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查建平，鄭浩生，范莉莉.環境規制與中國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來自2004~2011年省級工業面板數據的證據[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4，5(5):54-63.

[2]查建平，唐方方.中國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當代經濟科學，2014，5(5):61-126.

第8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摘要:本文對江蘇省1990-2007年的經濟統計數據,運用偏最小二乘回歸模型,綜合分析了促進江蘇經濟增長的十大影響因素的貢獻率。研究表明:居民消費、固定資產投資、勞動力投入等因素的作用最為顯著。基于研究結果,提出了江蘇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PLS模型經濟增長影響因素

一、引言

江蘇是我國的一個經濟大省,江蘇經濟在全國經濟增長中連續保持領先地位。1979-2007年間,江蘇省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出口總額年平均增長分別為:12.6%、16.9%、24.4%、16.9%、23.8%。2008年,江蘇經濟仍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全省生產總值突破30000億元,同比增長12.5%左右。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近4萬元,按當年匯率折算超過5700美元。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680元,同比增長14.1%,考慮物價因素,實際增長8.5%;人均消費性支出11978元,增長11.8%,其中食品支出占人均消費性支出的比重為37.9%。江蘇如何才能繼續保持“又好又快”的經濟增長呢?通過對江蘇經濟增長影響因素進行全面綜合分析,從而為制定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據就顯得十分有意義。

對于江蘇經濟增長影響因素問題,已有一些研究工作從實證的角度進行了相關探討。如文獻至文獻所示,這些文獻對于分析和掌握相關因素對江蘇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很大幫助,但他們主要是分析了某一個因素的影響作用,并沒有考慮各種因素間的綜合作用,因此,就無法從整體上把握江蘇經濟增長中的主次要因素。鑒于此,本文將采用一種新型的多元統計分析方法——偏最小二乘回歸(PLS)分析方法,對江蘇經濟增長的各種影響因素進行全面的、綜合的分析和研究。

二、研究理論與方法

1.經濟增長理論概述

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理論強調資本積累的作用,把儲蓄率和投資率對經濟起飛的影響看得極為重要。在經典的“索羅模型”(Solow,1956,1988)中,只要保證資本的積累,所有國家或地區,無論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的差異,都最終會趨于收斂,這一理論導致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把促進資本積累作為發展經濟的首要任務。但是后來大都陷入諸如日益加深的城鄉貧困化、曠日持久的高通貨膨脹,以及經濟結構失衡和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困境之中。隨著分析技術的進步和經濟思想的創新,經濟增長理論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其中羅默(Bomer,1986)和盧卡斯(Lueas,1988)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其后涌現出一大批新經濟增長的文獻。這些文獻將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分工演進、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等因素引入增長模型,從而使增長理論在理論的嚴格性和對現實世界的解釋方面前進了一大步。

2.PLS方法簡介

偏最小二乘回歸(PartialLeast-SquaresRegression,簡稱PLS)是一種新型的多元統計數據分析方法,它于1983年由伍德(S.Wold)和阿巴諾(C.Al-bano)等人首次提出,目前,它在理論、方法和應用方面得到了迅速發展,并在化工、醫學、市場分析、金融等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偏最小二乘回歸(PLS)集中了主成分分析、相關分析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的特點,特別當兩組變量的個數很多,且變量間都存在多重相關性,而觀測數據的數量偏少時,用偏最小二乘回歸分析方法建立的模型比傳統的經典回歸分析方法(OLS)有更好的效果。

三、江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1.變量與數據來源

采用PLS回歸方法,通過建立模型來分析江蘇省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根據1990--2007年江蘇省統計年鑒和歷年統計公報進行數據組織,選取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因變量Y,選取從業人員X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X2、出口總額X3、進口總額X4、實際外商直接投資X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X6、第三產業占GDP比重X7、財政支出X8、R&D科技投入X9、居民儲蓄存款X10等作為自變量。建立江蘇省經濟增長模型:

Y=F(X1,X2,X3,X4,X5,X6,X7,X8,X9,X10)

2.PLS結果

利用SPSS16.0統計分析軟件,對數據進行相關分析、共線性診斷分析和PLS回歸分析,分別得到相關系數表、共線性診斷表和偏最小二乘法的回歸系數表,(詳見表1,限于篇幅這里略去了前兩張表)。從相關系數表中可知,絕大多數相關系數在0.95以上,表明各變量間有很強的相關性。從共線性診斷表可知,最大/最小特征值=1.132/3.06E-06,遠大于100,說明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故宜采用PLS方法。

四、結果分析與政策建議

從表1的標準化偏回歸系數可以看出,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從強到弱的依次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從業人員、居民儲蓄存款、R&D科技投入、出口總額、財政支出、第三產業占比和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其中,進口總額的系數為負數,說明這一指標對經濟增長起到阻礙作用,這與經濟增長理論是相符的。

從表1可知,對于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個要素中,消費對江蘇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最顯著,其余依次為投資和出口。

近18年來,江蘇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0%以上,該指標是反映居民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居民消費能力的持續快速增長是拉動內需的重要因素。面對當前全球化的金融危機,總理在博鰲亞洲論壇2009年年會上表示,中國將加快形成內需為主和積極利用外需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使中國經濟向更加均衡的發展方式轉變。因此,為保證經濟持續增長,江蘇應積極鼓勵和刺激居民消費,要采取提高居民消費率的各項政策措施,鼓勵居民消費,從而拉動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增長。

同時,政府消費即政府在文教、衛生、科學部門的財政支出同樣可視為內需,從表1可知政府消費對拉動內需,對推動經濟增長也有一定影響作用。

投資對江蘇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排名第二位,特別是近幾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的比重均超過40%。江蘇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投資需求,加快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力度。2007年全年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2268.07億元,有力地拉動了全省經濟的較快增長。為擴大投資需求,江蘇省進一步放開了投資領域,鼓勵民間投資進入國家產業政策允許以及外商投資能夠進入的領域,同時,打破行業和部門壟斷,對建設資金不能平衡的工業項目和城建等基礎設施項目,向全社會招標,公開選擇合作投資者。在不斷增加投資額力度的前提下,江蘇省還進一步優化產業投資結構,據了解,全省資金重點將投向五個方面,即信息產業、基礎設施、城鎮體系建設、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和服務業。明年江蘇省將建設160個重大項目,計劃總投資近萬億元。如將開工建設泰州長江大橋、南京四橋、崇啟大橋;開工建設京滬高鐵、滬寧、寧杭城際鐵路,開工建設淮安機場;田灣核電二期工程及一批風電、生物發電和江蘇第二核電站前期工作也將推進實施;推進蘇州禾發科技、無錫海力士三期等一批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項目建設。

在對外經濟貿易中,出口業務對江蘇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較為明顯,它比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要大。通過計算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總額與其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反映經濟總量的實現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該比值越高,貿易國際化程度越高。江蘇的貿易依存度相當高,2000-2007年江蘇的外貿依存度分別為44.17%、44.95%、54.86%、75.61%、94.25%、102.00%、104.59%和103.29%,我省的對外開放程度遠遠大遠于全國平均水平。正因為如此,本次全球化金融危機對我省的經濟增長有明顯的影響,因此,必須加大出口力度,通過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提高出退稅率等方法,積極利用外需,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

從表1可知,對經濟增長影響最基本的勞動、資本和技術三個要素中,勞動力投入對江蘇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最顯著,其余依次為資本積累和技術改造。

勞動力的投入對江蘇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排名第三位。近18年來,江蘇的從業人員占總人口的比重始終保持在62%以上,較高的從業人員比重對江蘇的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2007年從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達27212元,全省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2%。同時表明,江蘇省的經濟增長主要還是依靠勞動力投入和資本積累等生產要素的增加,技術改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較小。但從長遠的角度看,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則一直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因此,為了實現江蘇經濟的持續穩定的增長和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必須大力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引入力度,不斷提高科技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從表1可知,江蘇省在產業結構轉變過程中,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太顯著。盡管江蘇省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均有了較快的發展,但是,第一產業投入較少,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偏低,高新技術行業占份額低,經濟特色不突出。三個產業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大的還是第二產業。根據經典的增長理論,產業結構的升級被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看成是經濟增長的制度保證,因此,江蘇應把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擺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力發展金融、現代物流、科技服務、信息服務、商務服務、市場集群等六大生產服務業。

綜上所述,為了使江蘇省經濟能保持“又好又快”的增長,應采取以下措施:積極鼓勵和刺激居民消費,提高政府消費,特別要加大對教育投入,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涉及民生的投資力度。實行積極的出口政策和外資引進政策,進一步加大出口力度,要扶持附加值高的產品的出口,要有選擇地加大外資的引入,特別要加大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現代服務業的引進力度。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提升和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第三產業的份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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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馮強,江蘇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現代商貿工業.2008(12).

[3]王榮、楊曉明,江蘇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研究[J].商業時代.2007(27).

[4]傅坤,進出口與江蘇經濟增長關系的協整分析[J].金融經濟.2007(10).

第9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 創業活動 創業政策

一、創業與經濟增長

（一）經濟增長與創業的關系

“全球創業觀察項目”（GEM），是由英國倫敦商學院和美國百森學院共同發起設于1997年的研究項目，該項目曾將一國或一地區的全員創業活動指數（TEA）與GDP增長率進行時間序列回歸分析，統計結果顯示：創業活動與兩年前的經濟增長情況基本相關；創業活動與一年前及當年的經濟增長情況低度相關；創業活動與一年后的經濟增長情況中度正相關。統計數據還表明，創業活動活躍的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快。盡管有的國家（地區）創業活動不太活躍，經濟增長仍然很快，但是并沒有出現一個國家（地區）創業活動活躍，經濟發展速度低的情況。

創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實踐中更多的表現為創業推動經濟和促進就業等，而就其具體關系歸納出三種思路：創業精神與經濟增長；創業者與經濟增長；創業行為效果與經濟增長。

（二）創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1）創業是經濟增長的助推器。經濟學家熊彼德認為"創業是經濟過程本身的主要推動力"經濟體系發展的根源在于創業活動。經過實踐證明，貨幣政策和財政手段并不能解決經濟上的長期存在的問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關鍵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增長的理論和實踐表明創業是經濟增長一個積極的促進因素。因此，一個國家的發展應必須將創業的成功作為主要驅動力。

（2）創業促進新興產業的誕生。大部分的新興創業型企業，由于能把對市場需求的前瞻性和準確把握科技發展的洞察力創造性對接起來，更能夠催生出許多新興產業。因創業所誕生的企業它的經營模式會比大企業更靈活，因此也更具有市場適應能力和創造力。

（3）創業促進就業。據統計從1976年到1980年，美國所誕生的新企業提供了大約2000萬個新的工作崗位。新的創業者被稱為“美國的新英雄”，他們在美國的就業和勞動生產率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一方面業者的活動越活躍，新生企業數量就會越來越多，強大的勢頭和生命力必將會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促進了社會就業，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新的創業企業是通過對知識的創新和對未來的無限發展的渴望，從而創造出新的更多的就業崗位和市場需求。

二、創業政策的演進綜述

（一）創業政策的框架體系

一個符合國情、符合社會發展、合理的創業政策一方面要滿足創業者的需要，并使他們在創業過程中為其塑造良好有利的創業環境，另一方面也要督促他們遵循經濟發展規律。而通過大量的總結與歸納相關文獻，發現各個國家對于創業政策大致可以歸為三種政策框架：創業教育、創業環境和創業支持。

（二）創業政策的類型

Lois Stevenson與Anders Lundstrom以發展組織和經濟合作所考察的多個國家創業政策為基礎，按其出臺的措施與目標把創業政策劃分為四個類型：整體性創業政策；新企業創建型政策； 擴展性政策； “改善局部生態環境”創業政策.

（1）整體性創業政策。這種政策類型有利于增強創業氛圍和能力。其最大的特點是它所涉及的范圍比較全面，目標是為營造創業型社會而通過創業活動以達到更高水平的創業活力和生產率增長水平。

（2）新企業創建型政策。新企業創建的政策主要是針對創業企業成立或退出階段。目的在于減少由政府導致的制度。由于該政策所涉及的部門眾多，所以要求各個部門共同協作。這對于新企業的成長無疑是一種無形強有力的支持。

（3）擴展性政策。實施擴展型創業政策的政府，并不一定采取一些創業政策，而是將現有的企業政策中逐漸把創業作為目標政策。其目的在于為新興企業提供強大的服務以及為融資提供各種渠道的支持。

（4）“改善局部生態環境”創業政策。這一政策是增強特定人群創業活力的政策。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特定群體的創業比例，以及創新型企業比率。針對人群也主要以應屆畢業生和科技人才或專家為主。“改善局部生態環境的”創業政策也常常是各國政府對創業政策采取的措施補充。

綜上所述，無論是哪一種創業政策，都對新興企業以及其未來的發展方向，創造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外界環境，并對他們未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創業政策影響創業的途徑

（一）創業促進

即通過媒體對成功創業的大力宣傳，以及對創業項目的獎勵和支持等活動，進一步激發人們對創業的激情和興趣，從而提高人們對創業的認知認可，并努力為創業者培養創業文化和氛圍。

（二）對新創企業的支持

政府為相關新創企業簡歷服務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務。可以為新的創業企業在成長初期提供相關的建議、咨詢或其他制度性支持，以減少創業者的創業成本，為新創業的企業提供一條發展快行道。

（三）創業教育

開展這一政策不僅可以保證創業者收到良好的教育與培養，還為將來的創業成功做了必不可少的保證。這樣的措施必為創業專業知識的整合步入到正式教育體系內，尤其是要著重培養創業技能與意識。這樣才能夠良好的激發其創業動機與創業機會。

（四）其他途徑

通過各大銀行為某些早期或中途遇到資金緊缺問題的企業提供貸款擔保項目，并為其提供資本基金。以及包括行政 法律上的管制措施等，為新創企業的發展減少壁壘，增加健康發展的機會等。

四、結語

創業，作為一個全球性的議題，不僅拉動著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的命脈，也與我們的生活緊密相關不可分割。創業作為整合資源的最有效地一種方式，并伴隨著創業政策的應運而生，也讓其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一股新生的，充滿激情的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