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實體經濟政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以外推型預期理論為基礎，結合我國20年來的歷史數據變動情況，就不同時期、不同貨幣政策環境下的數據變化特征建立變參數虛擬變量回歸模型，并對其結果進行檢驗。然后，應用回歸結果的特殊結構，對政府采取干預政策的時機問題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外推型預期 變參數 震蕩收斂 政策建議

通貨膨脹是每個國家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對于通貨膨脹的應對方法，凱恩斯主義者主張通過一系列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實現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預期學派以理性預期為代表，則反對政府“相機抉擇”的財政金融政策。兩個學派各有成功之處。什么樣的模型能夠描述我國近20年來的通貨膨脹率變動情況呢？本文在外推型預期理論的基礎上建立模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究。

模型的建立及檢驗

（一）外推型預期理論

外推型預期理論最早于1941年由經濟學家梅茨勒提出。他主張對未來的預期不僅要以經濟變量的過去水平為基礎，還要綜合考慮變量未來的變化趨勢。以此為基礎，可以建立通貨膨脹率的外推型預期模型：

該模型的關鍵之處在于α值的選擇。處于不同信息環境下的預測者對于α有不同的判斷，此模型沒有考慮這一點，而假定α值是固定不變的，與現實狀況不符，因此對現實的解釋能力有限。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對原有外推型預期模型進行了改進，建立新的模型為：

當t =1991.04～1995.08或2009.02～2010.03時：

，當t =1995.09～2009.01時：

其中∏t為第t期通貨膨脹率，εt為預測誤差，DSt為第t期的政策變量，

新的模型對原有外推型預期模型的改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假定人們的預期參數α的選擇基于政府的貨幣政策，即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下人們的預期參數是不同的，本文采用加入虛擬變量的方法，寬松貨幣政策下預期參數為α1+α2、β1+β2，緊縮的貨幣政策下預期參數為α2、β2，更符合現實。

2.假定下一期的通貨膨脹率可以完全由外推型預期解釋，政府的各種政策最終也是通過影響人們的預期的作用機制來影響通貨膨脹率。因此可以將∏et+1直接表示成為∏t+1的形式，再在模型后加上εt項表示預測誤差，使得模型數據易得，且更具實用性。

3.繪制通貨膨脹率趨勢變化圖（圖1），圖1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以1995年9月和2009年2月兩個點為分界，模型的結構有著很大的變化。回顧歷史我們發現，1996年以前，我國金融業處于無序混亂的狀態。由于微觀經濟主體的制度分割以及銀行的制度局限，致使這一階段的貨幣政策表現出了在過度投放貨幣與過度緊縮貨幣供應之間大幅搖擺的特征。中央政府在1993年夏開始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并開始整頓金融秩序，直到1996年基本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2009年2月，通貨膨脹率突然有了一個大逆轉，這反映了政府強有力的刺激經濟政策使人們憑借以往的經驗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是一種結構突變。由于這兩個時期都是在金融危機的時期內，反映了人們在金融危機環境下考慮政府強有力的政策的預期狀態，所以認為這兩個時期回歸參數取值是相同的。而政策力度相對緩和的中間時期我們假設回歸參數與前者取值不同，因而分段進行回歸建立模型。

（三）模型的估計和檢驗

利用1991年1月至2010年3月的數據對模型參數進行最小二乘估計，得到模型如下：

當t =1991.01～1995.08或2009.02～2010.03時：

對殘差εt的JB正態性檢驗結果顯示JB=2.523，P值為0.283，不能拒絕服從正態分布的假設，因此t檢驗是有效的。由t檢驗的P值可知，α1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而α2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不顯著的。這說明在這一階段，政府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緊縮的貨幣政策對人們預期的影響無差異，人們利用上一期與本期通脹率差的0.315倍來修正對下期的預期。

當t =1995.09～2009.01時：

對殘差εt的JB正態性檢驗結果顯示JB=1.865，P值為0.394，不能拒絕服從正態分布的假設，因此t檢驗是有效的。由t檢驗的P值可知，α1、α2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顯著的。這說明在這一階段，當政府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時，人們利用上一期與本期通脹率差的0.481倍來修正對下期的預期；當政府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時，人們利用上一期與本期通脹率差的0.481-0.501=-0.02倍來修正對下期的預期。即人們在緊縮貨幣政策下會更多地（預期參數為0.481）考慮前期通貨膨脹率來預期下一期的通貨膨脹率，而寬松的貨幣政策下則更傾向于直接利用本期通貨膨脹率作為下一期的預期值，很少（預期參數為-0.02）考慮前一期的情況。

對比兩個時期的模型發現，在政府政策力度比較大的時期，人們相對較少地（預期參數為0.315）考慮前一期的值，更多地考慮前一期的變動值可能造成預測誤差；而在政策力度比較小的時期的緊縮政策下，每年的通脹率變動量差別不大或者變動相對平緩，人們會相對較多地（預期參數為0.481）考慮前一期的變動值，而寬松政策下則基本不考慮前期的變動。由此可以看出我們針對不同時期采用兩種回歸參數是有充分依據的，更加準確的預測得益于對人們在不同政策下的行為的恰當區分。

上述模型稱為外推型分段變參數預期調整模型。

模型說明的問題與政策建議

將模型變形，得到如下形式：

稱為預期調整函數。將預期調整函數在直角坐標系中畫出（圖2），以45°線作為映射輔助線，可以很容易地實現前一期的輸出值作為下期輸入值的轉換。

圖2中的均衡點代表一種可預期的均勻的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除影響名義變量外不會對實體經濟造成任何沖擊。真正對經濟造成損害的是不可預期的通貨膨脹，即模型中的εt部分。本模型均衡點位于原點，即均衡時通貨膨脹率的變化為0。由前文估計結果，預期調整函數的參數α

參考文獻：

第2篇：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2010年以來，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復蘇進程逐步減緩。面對低增長、高失業率與高財政赤字的兩難處境，兩國政府選擇了前者作為當前政策主要著力點，而將解決財政赤字問題暫時擱置。為進一步刺激經濟，增加就業，美、日一方面陸續推出新的經濟刺激計劃；另一方面繼續將基準利率維持在零或接近零利率的歷史低位，并開始重啟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一）推出新經濟刺激計劃

2010年2月1日，奧巴馬政府向國會提交了總額超過3.8萬億美元的2011財年預算報告。其中包含了1000億美元的新刺激經濟計劃，涉及個人及中小企業減稅，基礎設施開支及清潔能源計劃等領域。3月份，為擴大本國產品的市場，提升就業率，美國政府公布了首個以推動出口為目標的專門戰略――國家出口戰略，計劃將出口在未來5年內翻一番。隨著二季度經濟增長放緩和國會中期選舉的臨近，奧巴馬在9月6日和8日接連提出了總額達3500億美元的新經濟刺激計劃。

2010年1月29日，日本國會通過了鳩山內閣提出的2009財年第二次補充預算方案，授權政府實施總額7.2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以改善就業、幫助中小企業融資和促銷環保類商品。9月10日，菅直人內閣推出了其上臺后的首份經濟刺激計劃，總額達到9150億日元。10月8日，為應對通貨緊縮和日元升值所帶來經濟下行風險，日本政府在間隔不到1個月的時間內再次出臺刺激措施，規模也上升至5.05萬億日元。

美、日兩國政府相繼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中既包含了刺激消費，增加就業等短期目標，也涉及到了更新基礎設施，扶持新興產業等遠期發展戰略。但從資金分配看，其政策重心仍是力圖在短期內通過減少個人和企業稅收，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來刺激國內消費和投資，達到帶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的目的。由于制造業和建筑業是美國在本輪衰退中失業最為嚴重的兩個行業，就業人口分別減少了15%和25%，其刺激政策也相應的集中在這兩個行業以及零售業。而日本則由于出口對其經濟增長和就業影響較大，政策重心較為偏向出口部門。

（二）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

在陸續推出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兩國央行繼續實施低利率政策以維持國內寬松的信貸環境。美聯儲自2008年12月以來，一直將聯邦基準利率的目標區間維持在0―0.25%不變，并一再重申將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利率在“異常低位”。隨著美國經濟的大幅放緩，11月3日，美聯儲宣布了規模達6000億美元的國債購買計劃，以進一步刺激支出和信貸。

2010年10月，日本央行為阻止日元進一步升值和經濟下滑，將隔夜拆借利率從0.1%降至零至0.1%，時隔4年再次實行零利率政策。降息的同時，日本央行還推出了5萬億日元的資產購買計劃，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中率先啟動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

此外，匯率政策也成為兩國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聯儲自實施低利率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實際上是實行了美元貶值政策。弱勢美元有利于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以及奧巴馬政府5年出口倍增計劃的實現。隨著美元持續貶值，日元出現被動升值。為應對日元走強對出口造成的不利影響，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中央銀行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必要時采取包括干預匯市等在內的措施以阻止日元升值。在9月14日日元匯率刷新1美元兌83日元的15年低點后，日本央行開始在外匯市場上直接拋售日元以壓低日元匯率，這也是日本央行6年多來首次直接干預匯市。

二、歐盟各國延續寬松貨幣政策，并陸續推出財政緊縮計劃

進入2010年，歐盟各國為刺激經濟繼續保持了寬松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分別將基準利率維持在1%和0.5%的水平上。而債務問題在2010年以后逐漸由希臘一國蔓延至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歐盟國家，并在4月演變成為一場波及歐洲多個國家的債務和歐元信用危機。債務危機使得歐盟各國開始下決心整頓政府財政并相繼出臺了各自的公共支出緊縮計劃。在各國推出的緊縮計劃中，主要包含了“節流”和“開源”兩方面的內容，“節流”主要是改革退休制度、削減公務員崗位和薪酬以及政府在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開源”則主要是增稅或開征新稅以增加政府收入。

債務危機發生后，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相繼推出了公務員減薪和削減債務方案。6月，德、法、英三國也提出了各自的緊縮計劃。6月7日，德國內閣通過了分4年削減816億歐元的財政緊縮方案，計劃將德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由目前的5%降至3%以內。方案包括裁減至多1.5萬個公共部門的工作崗位，針對銀行、航空旅行和核電業征收新稅等措施。6月12日，法國政府宣布采取緊縮措施，計劃在未來3年中削減450億歐元的公共開支，以便把法國國債占GDP比例由8%降到3%以下。6月，英國推出了近30年來最嚴厲的財政緊縮預算《緊急預算案》，并于10月20日公布了具體的緊縮措施。為降低財政赤字，英國政府計劃未來5年削減830億英鎊的財政預算。

三、各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分析及展望

（一）新興經濟體進一步調整國內經濟結構

多數新興經濟體退出寬松的貨幣政策將有利于抑制國內通貨膨脹和部分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勢頭，從而為經濟實現平穩增長提供保證。但與此同時，由于仍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受貨幣政策收緊、財政刺激政策陸續到期以及發達國家經濟疲弱造成的外需不振等因素影響，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出現放緩跡象。

對于未來的政策取向，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限制國際資本流入仍是這些國家一段時間內面臨的主要問題；長期來看，新興經濟體需要及時調整國內經濟結構，改變過度依賴外部需求的經濟發展模式。IMF在其秋季《世界經濟展望》中就指出，“新興經濟體要實現危機前那種增長率，將需要進一步重新平衡其增長，使其轉向依靠國內增長來源，這也有助于實現必需的外部重新平衡”。

（二）美國、日本經濟刺激措施效果有限

美國和日本推出的新經濟刺激計劃短期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兩國的經濟增長，長期來看，則可能會給世界經濟帶來不利影響。兩國出臺的刺激政策中所涉及的個人及企業減稅、商品銷售、出口補貼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有助于提振國內消費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但其對經濟的刺激效果將十分有限。

首先，此次兩國推出的刺激計劃總體規模要小于前一輪經濟刺激計劃，其對經濟的刺激力度可能要打一定折扣，難以使經濟重現今年一季度的復蘇勢頭。

其次，計劃中包含的更新基礎設施，扶持新能源等戰略新興產業等措施雖然在長期中可能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動力，但目前來看，受制于創新周期以及新技術大規模產業化應用的時間限制，短期內很難對拉動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起到實質性作用。

第三，單靠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日兩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對美國來說，要實現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就需要扭轉制造業持續下滑和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趨勢。但從目前來看，美國在低端制造業并不具備勞動力比較優勢，高端制造業又面臨日、德等發達國家競爭，其工業產品很難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依靠傳統制造業難以實現奧巴馬提出的“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的目標。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則在于過度倚重出口，在外需不振和日元持續升值打擊下，日本出口短期難以為拉動經濟增長作出大的貢獻。此外，奧巴馬9月提出新一輪刺激計劃的用意更多是為即將到來的國會中期選舉造勢，近期難以付諸實施。

長期來看，高額的政府債務可能將迫使兩國政府采取財政赤字貨幣化措施。隨著新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的推出，兩國政府債務將進一步高企。2010年美國預算赤字將達1.34萬億美元，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為9.1%。日本債務總額更是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兩倍多。在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為刺激經濟和緩解財政壓力，兩國央行只能重啟購買國債的量化寬松政策為經濟注入流動性和替政府債務融資。截止目前為止，美國和日本已經分別推出了6000億美元和5萬億日元的資產購買計劃。由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國重啟量化寬松政策可以通過美元貶值向國外轉嫁刺激經濟的成本和削減外債水平，而其他國家貨幣被動升值將使各國采取競爭性貨幣貶值措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這將加劇國際紛爭、引發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歐盟被迫放棄短期增長目標，著力經濟結構調整

歐盟各國推出的財政緊縮措施短期內將對歐洲經濟復蘇產生不利影響，但從長期來看，一方面可以降低成員國政府債務負擔，使債務占GDP比重達到或接近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3%的標準，增強政府財政收支的可持續性，有助于重建市場對歐元乃至歐洲經濟增長的信心；另一方面，各國推出的財政整頓計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強勞動市場活力和企業的競爭力，緩解歐盟內部的經濟結構失衡，從而為歐洲經濟提供持續的增長動力。

長久以來，歐洲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過度發展使這些國家超過半數的公共開支都被用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領域里，而政府在研究和創新等領域的投資相對不足。債務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為歐洲各國解決這些長久困擾經濟發展的制度性問題提供了一個契機。面對國內工會組織和反對黨的抗議示威，各國政府形成了空前默契與共識，紛紛表明整頓財政的決心。而且，各國暫時將增長目標讓位于財政整頓是為了未來更為持久的經濟增長。2010年6月17日，歐盟舉行夏季首腦會議并公布了“歐盟2020戰略”。各國首腦在戰略中提出，在未來10年中將使歐盟經濟實現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靈巧增長”，以提高資源效應、提倡“綠色”、強化競爭力為內容的“可持續增長”，以擴大就業、促進社會融合的“包容性增長”。

（四）全球經濟復蘇有賴于國際間的政策協調

金融危機期間，世界主要經濟體間的國際協商以及政策合作在恢復信心和避免危機深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國協作推出的經濟刺激政策成功遏制了世界經濟陷入衰退的趨勢。然而，危機后世界經濟不均衡的復蘇態勢使得各國進行政策協商和協調的難度不斷加大，全球經濟復蘇進程變得更為脆弱。

在6月份舉行的G20多倫多峰會上，各國首腦盡管在鞏固財政基礎，加強金融監管以及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方面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但在制定同步的經濟刺激退出策略上的矛盾和分歧難以協調。會后聲明不得不在強調加強復蘇的同時，表示各國可以根據各自國情量身定制自身的政策行動。各國各自為政的政策舉措將導致全球經濟中的摩擦加劇，并有可能進一步引發國際沖突或者貿易保護主義。

第3篇：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適用房 博弈論 商品房

一、引言

在全國商品房價格一路飆升進程中，隨著社會各階層人群收入水平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和我國城市化進程的迅猛發展，社會保障中關于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壓力越來越大，矛盾也日益突出。中低收入家庭購房可望而不可及已經成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經歷了無數期待之后我國出臺了現行的經濟適用房政策，即政府提供無償劃撥土地，限定建設標準，供應對象和銷售價格，建設經濟適用房供給中低收入購房者。該項政策一度成為社會各界的希望，政府希望能借此消除由于房價過高而導致的不安定因素，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和諧社會。然而經濟適用房在實現其經濟和適用的社會保障特性時并不是一帆風順，出現了許多奇怪現象，諸如開發商不積極履行開發建設合同；經濟適用房最終為富人擁有等問題。這樣就與政府推行經濟適用房政策的初衷相違背。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將用經濟學中的博弈論理論來加以分析。

二、基本假設

1、參與人是理性的,即嚴格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2、僅考慮純戰略的情況。

3、“補磚頭”和“補人頭”。基于2004年5月13日建設部、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的《經濟適用房管理辦法》的界定，目前我國經濟適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優惠，限定建設標準，供應對象和銷售價格，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假設該政策為“補磚頭”；將政府對中低收入購房者僅提供資金補貼假設稱為“補人頭”。“補人頭”時，經濟適用房開發建設過程和普通商品房一樣，只是在銷售階段對有資格的中低收入購房者提供資金補貼，其資金補貼額等于土地出讓金與部分稅費之和，即將“補磚頭”時的優惠補貼給中低收入購房者。

4、“正向努力”和“逆向努力”。房地產開發商積極履行建設合同，努力通過技術改進和有效管理降低開發成本稱為“正向努力”，反之稱為“逆向努力”。

三、模型組成要素

本文應用的是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中的策略型表述，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組成：

1、局中人。即博弈的參與者，他們是博弈的決策主體。本模型中參與者甲指政府，參與者乙指房地產開發商。

2、策略。指每個參與人在博弈中可以選擇采用的行動方案。本模型中參與者甲的策略為s1i∈S1i=（s11,s12）=(補磚頭，補人頭),參與者乙的策略為s2i∈S2i=（s21,s22）=(正向努力，逆向努力)。

3、支付函數。支付是指參與人從各種策略中獲得的收益。經濟適用房中政府的支付函數U(s1i)=R+F-C1-C2-E

R指土地的出讓金，F指相關稅收，C是政府政策的監督成本，可細分為對開發商認真履行合同的監督成本C1和對購房者的監督成本C2，E是政府對中低收入購房者的資金補貼。

作為理性人，開發商的支付函數有兩種，當政府采用“補磚頭”政策時:

C'=（P-∑Cj-C''）÷r

式中r為經濟適用房開發中開發商的利潤率，∑Cj為開發商開發經濟適用房的各項直接成本之和，a為常數系數，k為大于1的常數，C''為開發間接成本。P為中低收入家庭能夠接受的經濟適用房最高價格。

公式說明：根據《經濟適用住房價格管理辦法》中的規定，經濟適用房開發商的利潤率不能超過開發直接成本的3%，這遠低于一般商品住房開發的利潤率，因此開發商的利潤實際上成了開發直接成本的函數，利潤在一定程度上會隨著開發成本的增加而增長，當成本增加引起的經濟適用房價格上升到中低收入購房者能夠接受的最大限度時，開發商的利潤開始隨著成本的增加而降低。

當政府采用“補人頭”方式時:

U(s2i)=Q×P－Q×∑Cj－Q×∑Cj''

此時將經濟適用房開發建設放入商品房開發建設的大市場環境中,在短期內，市場價格P不變。基于城市規劃對建筑密度和容積率都有限制，以保護居住環境，防止房地產開發商過渡開發所帶來的外部負效應，住房開發量Q應該有上限值Qmax，通常開發商為追求利潤最大化，開發時總是取Q=Qmax，于是此時U-i= Qmax×P－Qmax×∑Cj－Qmax×∑Cj''，即開發商的支付函數實際為各項成本之和的函數。開發商的利潤會隨著開發成本的增加而降低，隨著開發成本的降低而增加。

四、占優戰略均衡分析

1、對于政府。其策略為s1i∈S1i=（s11,s12）=(補磚頭，補人頭)，支付函數U=R+F-C1-C2-E

當 s1i=s11=“補磚頭”時，根據《經濟適用房管理辦法》的規定，土地出讓方式為政府劃撥即土地成本為0，而且稅收優惠1/2，取值F/2，但是沒有資金補貼。于是在政府采用“補磚頭”政策時，其支付函數U（s11）=F/2-C1-C2。

當s1i=s12=“補人頭”時，由于將經濟適用房開發商視同為普通商品房開發商，相對于“補磚頭”時，政府對開發商的監督成本為0，同時和對待普通商品房一樣政府收取全額土地出讓金和各項稅費(即此時的稅費相當于“補磚頭”時的2倍，取值F)，而根據模型的假設，政府對購房者的資金補貼為E=R+F/2，于是：

U（s12）=R+F-C2-（R+F/2）

U（s12）-U（s11）=［R+F-C2-（R+F/2）］-［F/2-C1-C2］=C1

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假如政府采取“補人頭”政策，即使將全部土地出讓金和一半的稅費用來補貼經濟適用房購買者，那么還可以節省下對于開發商的監督成本C1，當然指的是相對于“補磚頭”時的監督成本，并不是說對開發商沒有監督。為了方便計算和比較，不妨將公式進一步簡化，令

U（s11）=0；U（s12）= C1 （C1為正數）

2、對于開發商。在分析開發商的效用時，直接量化不容易，筆者在此根據支付函數的內涵用量化利潤率來代替說明。

當政府采用“補磚頭”政策時，其支付函數為：

C'=（P-∑Cj-C''）÷r

開發商的策略為s2i∈S2i=（s21,s22）=(正向努力，逆向努力)。當s2i= s21=“正向努力”時，即開發商按照普通商品房經營方式運作經濟適用房，在提高產品質量的同時努力通過技術改進和管理水平提高來降低成本，但這樣做的結果只是可以降低經濟適用房價格卻并不能明顯增加開發商利潤率，因為按規定最高才是3%，假設開發商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取最高利潤率3%;當s2i=s22=“逆向努力”時，根據此時的支付函數形式，開發商的收益其實是開發直接成本的函數，開發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增加成本而提高利潤，同時通過虛增成本和成本轉移這些在信息不完全對稱的情況下很難查知的方式適當提高其利潤率，比3%高，但不會太高，假設為6%。

當政府采用“補人頭”方式時，其支付函數為：

U(s2i)=Q×P－Q×∑Cj－Q×∑Cj''

據調查我國目前房地產市場上正常情況下普通商品房的利潤率約為10%，開發商的策略s2i=s21=“正向努力”時，根據支付函數形式，隨著開發成本的降低其收益將會增加，利潤率提高，可超出10%，假設取11%；相反s2i=s22=“逆向努力”時，利潤率將會低于10%，假設取9%。

通過上述博弈分析，將效用組合結果列表如下：

由表可知，博弈中的占優戰略組合為（s12，s21）（“補人頭”，“正向努力”），即政府應采用“補人頭”方式，房地產開發商通過努力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來實現利潤最大化是經濟適用房的良性循環之路。

四、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政府積極采取經濟適用房政策來緩解社會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壓力是正確的。但是在分析中，通過與“補人頭”政策的對比，暴露出了現行經濟適用房政策的根源，也預示著新的改進方向。

第一，現行經濟適用房政策中規定的3%的利潤大限，違背了開發商的根本利益和市場經濟法則，開發商背負了部分本不屬于自己的職能，這顯然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從而導致了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困難，也出現了許多荒唐的現象，比如將經濟適用房賣給擁有豪華轎車的富人們，比如將經濟適用房建設成大平米的豪宅等等。

而如果采用“補人頭”政策，將經濟適用房并入普通商品房市場上，對于房地產開發商有足夠的利潤激勵其采用新技術，提高管理水品，從而節約社會資源和進行良性競爭。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將征收的足額土地出讓金和部分稅費補貼給有資格的中低收入購房者，來實現經濟適用房的職能，保證了開發商利益的同時，也保障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有效的避免了現行經濟適用房政策中3%利潤大限所帶來的種種弊端。

第二，現行經濟適用房政策加大了政府執行該項政策成本，在低利潤率限制條件下，開發商開發經濟適用房無非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房地產公司通過開發一兩個經濟適用房項目來作為點綴，其實是相當于通過少掙的利潤來作宣傳增加知名度了；第二種便是房地產公司“逆向努力”來增加收益，比如通過虛增成本，成本轉移等方式增加收益和利潤率，或者干脆賄賂政府中不稱職官員改變土地用途直接獲取暴利。對于第二種可能，政府要很好地執行政策必然會付出更多的監督成本，增加了政府的負擔，降低了政策執行效率。而“補人頭”方式中，政府只需按照普通商品房的監督方法來管理經濟適用房的開發建設，以及對購房受補貼的必要監督，不用再增加成本來監督開發商認真履行合同了。

【參考文獻】

[1] 王文舉：博弈論應用與經濟學發展，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M]，2004。

[2] 厲以寧：西方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M]，2000。

[3] 朱亞兵：經濟適用房價格管制中的政府與開發商博弈[J]，商業時代，2006，20。

第4篇：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循環經濟政策體系問題措施福建省

1發達國家循環經濟政策的基本經驗

發展速度、發展水平決定發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政策制定的豐富經驗，不論是法律保障體系、財稅政策還是科技教育政策，都比我國更加成熟、完善。日本、德國作為較早發展循環經濟的國家，其循環經濟建設特點顯著、優勢突出。

1.1法律保障體系層次豐富

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在循環經濟發展之初就十分重視建立法律體系。由于日本和德國的國情不同，其法律體系呈現出來的層次也不同。德國的法律體系層次主要是有法律、條例、指南，日本則表現為基本法、綜合法、專項法[4]。無論如何，德國、日本的法律體系層次都很豐富。從德國的法律層次來看，德國是從法律約束力的角度去劃分法律體系層次，在它整體的立法體系中，有法律約束力強的法規，這一般來說是法律體系的基礎，從大的范圍將循環經濟發展約束在法律框架之內。但是也有一般性的條例以及一些比較細致的法則，這樣的法規條例在法律約束力上會比較弱，但是對民眾、企業生活、生產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詳細規定，讓民眾、企業能夠根據這些條例規定去調整生活、生產活動。日本的法律層次劃分得更加清晰，基本法、綜合法、專項法針對的范圍有所不同。基本法起到引導全局的作用，是其他條例法規制定的基礎。綜合法和專項法則是對某些具體活動、群體等做了具體約束。縱觀日本和德國法律保障體系，呈現出綱領性法律為主、細則性法規條例為輔的層次特點。

1.2高度重視財稅政策作用

財稅政策作為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在循環經濟開展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循環型公共設施的建設，都離不開財稅政策的支持，德國、日本在如何制定好財稅政策上下了很大功夫。從財政支持的角度出發，日本每年都有預算用于循環經濟發展事業，且呈逐年上升趨勢。同時，對一些循環經濟事業成就比較大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政策，例如對企業建立資源回收系統會提供長期的優惠利率貸款，并對購進再生處理設備給予普通退稅和特別退稅等。日本的財稅政策不僅針對企業，也針對民眾設立資源回收獎，以鼓勵民眾積極回收有用物質。德國除了對循環經濟事業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外，還通過稅收減免、開征新稅發揮稅收制度的作用，尤其是對有益于循環經濟發展的產品可以免收消費稅。除此之外，增加新鮮材料稅、綠色生態稅、廢棄物埋填和焚燒稅，使得財稅政策的作用發揮到最大。

1.3加強環保技術引進研發

循環經濟的―3R原則是指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這是發展循環經濟的核心要求。要實現這些原則，對企業產品的生產技術就有所要求。德國、日本都注重科技政策的制定，通過環保領域的技術研發和引進，使得循環經濟的科技運行機制可以快速運轉。日本在綠色技術、循環技術、清潔生產技術以及仿生技術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并注重與高校合作成立技術研究中心，從這些高校積極引進人才。日本也有專門的科技獎勵制度，來鼓勵更多優秀人才加入到循環經濟技術研發事業之中。除了自身的研發以外，日本還注重與其他國家的科技合作，通過企業間合作、科技研究機構間交流以及民間團體交流合作，積極引進各種先進技術和理念。德國的環保技術開發特別體現在產品包裝上，他們盡量簡化產品包裝，并使用方便回收且可以循環再生的包裝材料，由此保護環境、降低成本[5]；開發系統的廢物回收體系，使得產品的生產、使用過程可以符合循環經濟發展的―3R原則，德國政府更注重與其他國家企業在循環經濟領域的技術交流和合作。

1.4注重循環經濟宣傳教育

從發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的經驗來看，要發展好循環經濟，僅僅依靠政府的支持、經濟手段的運用以及法律政策的保障是遠遠不夠的，這些政策要真正在運行過程中落到實處，就必須讓公民對循環經濟發展的各種理念有足夠深刻的認知和了解。要讓公民能夠發揮主人翁精神，積極參加到循環經濟的發展事業中。在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日本將循環經濟的理念與基礎教育相結合，讓民眾可以從小樹立綠色、環保、可循環的經濟理念。除了教育方面以外，日本還非常重視循環經濟理念的宣傳和推廣，日常生活中常常舉辦各種相關活動，讓公民能夠在參與活動過程中加深對環保理念的認識。例如大阪市每年都會發動公民開展垃圾收集活動，并將垃圾收集的一些知識和再生利用的技巧編成小冊子發放給公民，讓公民能夠積極參與廢棄物回收等減量化工作。民眾的親身體驗和學習會讓其對后期頒布的各種政策、采取的各種措施產生認同感。同時，日本政府注重與非政府組織的聯系，這些民間組織在公眾之間往往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在政府組織無暇顧及或者沒有辦法處理的一些問題上，這些民間組織可以被賦予一些權力進行介入處理，并且作為環境顧問為公民提供環境保護指導。

2福建省循環經濟政策存在的不足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如何發展好循環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重要課題。為了響應號召，福建省將循環經濟融入經濟發展體系中，通過制定一系列經濟政策、法律法規來鼓勵省內一些大型企業在運營的過程中合理運用循環技術，實施循環經濟有關的發展策略。但是，福建省整體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依然存在不足。

2.1法律保障體系不夠完善

任何經濟政策的有效實施，都必須依托于一定的法律規范。為了進一步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福建加快制訂地方性條例，如《福建省循環經濟促進條例》《福建省節約能源條例》[1]。然而這些條例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沒有真正落到實處，部分內容在一定程度上與實際脫節。除了在貫徹落實方面的問題以外，福建省整體的法律保障體系不夠完善、過于單薄。從大的方面來說，僅僅制定一些循環經濟管理條例，缺乏統一的依據。從小的方面來說，缺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法律法規。所謂因地制宜的法規就是根據不同區域發展特點和發展水平制定法規條例，使法律法規與地區發展相契合。而因人制宜是指制定比較具體的條例，讓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遵守，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總體來說，福建省的循環經濟法律體系存在結構層次單一、執行力度不足的缺點。

2.2缺乏強有力的財稅政策支持

就財政支持來說，福建省有關循環經濟的科研方面缺乏足夠的資金投入[2]。由于資金的不足，因此缺乏專門研究機構，使得循環經濟在福建省發展明顯根基不足。福建省的整體發展水平可能稍慢，但也不乏紫金礦業、福耀玻璃等發展比較好的企業。政府應該加強與這些企業的緊密合作，通過稅收政策或者是財政支持手段激勵企業融入循環經濟發展體系。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其帶頭作用，引領其他小型企業或新興企業采取跟隨策略，以使福建省經濟發展能夠融入循環經濟發展體系。但很明顯，財稅政策沒有在這些方面對循環經濟發展起到輔助作用。就投融資環境來說，為企業發行債券、票據等直接融資工具還處于建設初期，在安全保障、法律支持等方面還存在不足。

2.3科技教育環境待優化

要實現經濟的可循環發展，那么從企業產品的生產開始就必須結合一定的循環技術，使產品即便在使用完之后也不會造成環境污染，甚至可以進行重復使用，不造成資源浪費[3]。從發展循環經濟的科技環境來看，政府不僅未能投入足夠的資金，也缺乏鼓勵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同時，忽視了教育與科技相結合的作用。完善的人才儲備機制尚未建立，使得循環技術的發展缺乏足夠的動力。除此之外，在促進公眾對循環經濟的認知、理解方面，缺乏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

3福建省循環經濟政策的優化措施

3.1完善法律保障結構體系

分析福建省法律保障體系，并結合日本和德國的法律體系發展實際情況看，福建省循環經濟法律體系結構單一，且法律約束力比較薄弱[6]。結合日本、德國的法律體系特點，福建省法律保障體系可以分為基礎法、產業條例、細則規范等三個層次。首先，基礎性法規方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為基礎制定具有綱領性作用的法律法規，作為整個循環經濟法律體系的發展基礎。其次，要出臺有關的產業條例，針對福建省規劃的不同產業發展特點，制訂相關條例，讓企業的生產經營、政府的管理能夠有序開展。最后，要重視細則規范的制定，這些細則規范管理的對象主要是普通民眾，需要通過一些規范讓民眾樹立環保、可持續發展意識。例如，可以制定《廢棄物回收規范》《節能規范》等，通過一些具體細則的制定，使得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此過程中，要加快法律機制創新，結合企業、民眾的相關反饋，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條例和細則。

3.2充分發揮經濟手段作用

從日本和德國循環經濟的發展經驗來看，循環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經濟政策的有力支持。因此福建省要想發展好循環經濟，就必須制定好相關財稅政策，同時提供良好的投融資環境。除了要加大循環公共事業的財政投入外，還要充分發揮稅收的作用。可以學習德國在稅收政策制定方面的特點，采取抑制與激勵兩種手段并行，從正面和負面進行合理調控。要整合現有稅收激勵、懲罰手段，形成完整的獎懲機制。對于配合循環經濟事業發展的企業采取一定的稅收優惠，而對于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發展的企業，要采取稅收懲罰手段，如增收資源補償稅、生態破壞稅等。當然，我國已經對一些生態類產業給予稅收優惠，并對進口環境友好型設備給予關稅減免。但是，福建省應該創新制度，且在不違背原有制度的基礎上，結合區域產業發展結構、特點進行適當調整，特別是對福建省重點發展產業要在稅收政策上有所偏重，以激勵更多企業采取跟隨戰略，真正促進循環經濟事業發展。還需要為環境公共事業的貸款、投資、融資提供一個安全的交易場所，為環境資金的供給提供更充分的來源[7]。

3.3重視循環經濟技術研發

循環經濟發展離不開技術和人才這兩方面的配合。首先，要促進福建省循環技術的開發，成立研究機構，并將節能、節水、節電、可再生資源、資源綜合利用等納入研究中去，注重與企業保持密切聯系，通過財稅政策支持鼓勵企業研發生態環保型產品、包裝，由此建立綠色的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其次，要注重產學研結合，加強人才培養，引導企業與高校合作，有針對性地培養專門人才。鼓勵社會各界人士研發有關產品，提出先進的理論促進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再次，加強循環經濟理念宣傳，使公眾對循環經濟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認識，把循環經濟理念納入基礎教育內容，通過學生認識帶動家庭對循環經濟的認知，使公眾能夠自覺形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從而實現全民參與循環經濟事業的局面[8]。

第5篇：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利率市場化是經濟政策重中之重

筆者認為，積極看待加速經濟增長模式放緩，促使中國經濟在中期內實現健康轉型，是政府目前應當選擇的經濟政策，而早日實現利率市場化是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

首先，實現利率市場化有利于市場的公平競爭，可以加強資金的使用效率，縮小社會貧富差距。金融資源的可獲得性差異，是社會貧富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利率管制和資金的計劃配給極易導致資金錯配。金融市場的基本均衡顯然要依靠利率市場化達到：資金需求者根據自己的預算和資金價格貸入適度的資金以實現效益的最大化，商業銀行（行情 專區）根據利率差和風險評估確定貸款量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靈活的利率能發現資金需求者和供給者各自的偏好差異，從而促進資金需求和供給的平衡。在利率市場化沒有推進之前，利率被人為的壓低，導致了企業過度擴張，資金在金融同業空轉等諸多弊病，使得利率完全不是當事經濟人的資金需求和供給的偏好顯示。這也是過去社會總供給過度增加（也就是經濟過熱）的重要原因。

其次，利率市場化有利于打破金融市場上對資金的壟斷，進而能夠打破商品市場上的壟斷。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我國2011年和2012年存貸款利率平均利差分別為3.06個百分點和3.00個百分點，同年，日本、韓國、加拿大等國的利差分別為0.9個百分點、1.7個百分點和2.5個百分點。我國銀行的利差較大，國有銀行壟斷利潤過高，必然影響資源的有效配置。實現利率的市場化能促進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具有一箭雙雕的作用，一是打破金融機構的壟斷，二是打破商品市場的壟斷。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國際市場作為一個整體，觸一發動全身，貨幣市場的競爭一定會傳遞到商品市場，利率市場化改革有助于促進內部均衡和完全均衡。

第三，實現利率市場化有利于防止經濟的盲目擴張，促進經濟結構合理化。低利率帶動的投資增長是一種盲目的、有害的需求擴張。商品市場實現均衡的根本要求是，要有一個價格體系來表述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個人偏好，當利率被人為調到較低的水平時，人們的交易需求增加，短期內刺激了國民消費，并使經濟的確實現了快速增長。

但是，錯誤表述人們的偏好差異，必然導致生產過剩、消費品浪費、經濟結構不合理等現象。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11年我國GDP中第一、二、三產業對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分別為4.6%、51.6%、43.8%，2012年我國GDP組成分別為第一產業占10.1%，第二產業占45.3%，第三產業占44.6%。由此可見，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第三產業所占比例較少，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等欠發達。利率市場化促使資金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將有利于實現經濟結構平衡。

實現金融收益儲戶共享

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的健康發展和平穩轉型，加速實現利率市場化勢在必行。為此，筆者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第一，為加速利率市場化創造條件：建立完備的法律法規，完善各項經濟衡量指標，形成合理的監督監管機制，營造公平公正的經濟環境，防止惡性競爭。目前，我國法律法規制度的發展還不夠完善，很多地方有待改進。一方面，在商品市場上，目前還沒有比較完備的經濟指標用來衡量產能過剩，在呼吁刺激消費的當今，需要建立適當的指標來衡量消費的質量。同時，注重產品的生產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而不是一味追求數量；另一方面，金融市場中，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金融機構可能為發放貸款而惡性降息，導致金融市場的不健康發展。為此，我們需要提前建立完善的機制防止金融市場出現“邁向貧困的競爭”。

第二，改進政府考核機制，防止政府債務擴張。政府一般通過銀行貸款、發放政府債券、向社會公眾公開融資等方式借貸。據統計，2012年我國政府債務的總量占我國當年GDP總量的44%，遠低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100%。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政府的債務數量是比較合理的。

但是，由于利率約束不強，政府借貸后的使用問題仍不盡如人意。部分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和當地GDP等經濟發展指標，一味貸款投資搞建設，并沒有真正的施惠于民，反而造成了資金和資源的浪費。一方面，政府大量貸款欠債會增加多方面風險，影響政府和國家的信用；另一方面，政府債務的大規模擴張會削弱稅收作用，影響稅收政策的實施。筆者認為，應該加強利率的約束作用，改進監督、考核政府的機制，有效規劃和約束政府的借貸行為和不合理的債務擴張，從政府層面為經濟平穩轉型鋪路。

第6篇：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藍色經濟 產業競爭力 SWOT分析 提升戰略

日照市位于山東省東南部沿海，被譽為中國最美十大海濱城市之一。隨著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上升為國家戰略，日照市的產業發展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2012年日照藍色經濟已經占到GDP總量的44.1%，總體形勢良好。但是產業基礎薄弱、產業層次不高等結構性問題仍然制約著城市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因此，如何在藍色經濟區環境下進一步提升產業競爭力成為日照市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日照市產業競爭力的SWOT分析

1.產業競爭力提升的優勢

（1）區位優勢明顯。日照市海陸交通便利，東與韓日隔海相望，南臨江蘇連云港市，北與藍色經濟龍頭青島市接壤，使其順利對接產業轉移。日照市處在山東半島城市群與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帶結合部，是潛在的增長極。優越的生態環境有利于旅游服務業發展。

（2）基礎條件適宜。港口優勢是日照產業發展最突出的優勢，是城市的核心競爭力。日照港是著名深水不凍港，是現代化雙億噸綜合大港，吞吐量居沿海港口前十，同時還是世界重要能源、原材料中轉基地。港口連接我國中西部鐵路、公路網，集疏運能力強，沿海地勢平坦，特別適合臨港產業布局，為城市產業發展提供了優越條件。

（3）政策環境支持。日照是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一核兩極”產業布局中的南部增長極，是魯南臨港產業集聚區的排頭兵。發展藍色經濟、藍色產業已得到國家、山東省和日照市三級層面的全面政策支持。日照市還設立市級藍色經濟發展專項資金，排出160條重大事項、重大支持政策和307項藍色產業重點項目，規劃“到2015年，日照藍色產業、海洋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的比重將分別達到50%、21%、10%，海洋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8%”的產業經濟目標。

2.產業競爭力提升的劣勢

（1）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層次不高。一方面，2012年日照市GDP僅有1352.57億元，遠落后于藍色經濟區內的青島、煙臺和濰坊等城市，經濟基礎薄弱束縛了城市產業的規模擴大和質量提升；另一方面，城市藍色經濟結構層次較低，鋼鐵、石化、漿紙和電力等高能耗、高污染的傳統產業占主導，高新技術產業、高端旅游產業等高層次產業方面。

（2）產業縱深度低、根植性差。一方面，日照市轄兩區兩縣，土地儲備少、土地資源緊張，經濟腹地縣域經濟發展滯后，經濟和產業發展缺乏縱深度，這些均制約著產業集聚和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近年來許多產業和項目都是依靠招商引資發展起來的，產業缺乏內生的驅動力和持久力，因而產業本身游弋性較大，不利于產業的長遠發展。

（3）藍色產業不“藍”、特色產業集群少。目前日照的產業多集中在陸上，海上產業少，海陸統籌性差；海洋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海洋高新技術產業缺乏等問題導致藍色經濟不“藍”；日照市目前僅有鋼鐵、石化等幾個特色產業集群，直接影響了城市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3.產業競爭力提升的機遇

（1）外部機遇。“新亞歐大陸橋”、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魯南臨港產業帶等發展戰略交織于日照，而且，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將日照市定位為魯南臨港產業集聚區的排頭兵，政策、資金、人才、科技力量將形成集聚效應，這些給日照市藍色經濟、藍色產業及城市的發展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2）內部機遇。一方面，日照現有國家級開發區、保稅物流中心、魯南國際貿易與航運服務中心和清大華創孵化器等，良好的投資環境為產業競爭力提升提供了內生動力；另一方面，隨著土地、資源的約束，青島本地企業以及駐青日韓企業積極尋求向外擴張的發展戰略為日照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對接青島產業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機遇。

4.產業競爭力提升的威脅

（1）海洋生態環境約束增大。日照市近年來在積極推進鋼鐵、原油碼頭、紙漿、電力等項目，不可避免的對空氣、水質等環境造成一定污染，影響了生態環境和旅游產業發展；臨港產業、濱海旅游業的發展，使得對海洋及岸線資源開發的力度明顯加大，港口建設、臨港工業園區建設中存在著圍填海現象，可能會造成自然岸線縮減、海水動力條件失衡、生態系統干擾等問題。這些都威脅著藍色經濟的健康可持續性發展。

（2）周邊城市競爭日趨激烈。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內的青島、煙臺等城市的經濟實力和產業基礎均要好于日照；日照北邊有青島港，南接連云港港，港口間本能的競爭使得港口受到的威脅增大；青島、煙臺和威海與日照一樣都具有得天獨厚的濱海旅游資源，這使得旅游產業提升的空間進一步被壓榨。

二、日照市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戰略對策

1.SO戰略：搶抓機遇，做強臨港產業，優化產業結構

（1）搶抓藍色經濟區和魯南臨港產業集聚區建設機遇，積極爭取政策、資金等支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港口集疏運體系建設、加快青日連鐵路和日照機場建設等。

（2）充分發揮港口區位優勢，集中培育海洋裝備制造、汽車零部件、油氣儲運加工等臨港產業，打造日照精品鋼基地和石化基地，加快發展港口物流業。

（2）做大第一產業，培植海洋漁業和海產品加工業，積極開拓“日照綠茶”國內外市場，發展現代農業；做強第二產業，壯大臨港產業；做新第三產業，創新發展物流服務業和旅游產業。

2.ST戰略：海陸統籌，科學開發，對接青島產業

（1）統籌海域、海岸帶和陸上開發建設，推動陸海關聯產業發展，把統籌海洋產業、臨海產業與陸上產業協調發展作為一項系統工程；科學劃分海洋功能區，科學開發利用海洋資源，集約布局藍色產業。

（2）鞏固青島—濰坊—日照組團發展基礎，加大招商引資力度。主動接軌青島，承接青島市的石油化工、海洋科技、電子信息等產業轉移，實現錯位發展。

3.WO戰略：發展科技，加快產業集聚，建設國際海洋城

（1）立足海洋科技，加快培育海洋生物醫藥、海洋化工等海洋新興產業，政府應在資金、稅收等政策方面適度傾斜，著力打造一批特色海洋項目、特色海洋產業園區，培育壯大海洋優勢產業集群。

（2）延長鋼鐵、木漿、石化、旅游等的產業鏈，加大技術投入，促進產業升級。加快建設日照國際海洋城，打造藍色新區，從而優化城市布局、建設特色海洋園區。

4.WT戰略：集約布局藍色產業，打造藍色高端旅游

（1）藍色產業不能“一窩蜂上”，要構建集約型產業。以海洋資源的高效循環利用為核心，通過建立資源有償機制、生態補償機制等支持藍色經濟加快技術創新，有重點，有層次的推進藍色循環經濟的發展。

（2）周邊青島等城市的濱海旅游知名度較日照高很多，因此對日照旅游造成一定“屏蔽”效應。日照要突出重圍，打造藍色高端旅游，充分利用“聯合國人居獎”和“水上運動之都”品牌，著力開發旅游產品，注重質量和層次。

參考文獻：

[1]日照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2年

第7篇：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字】：市政工程；景觀設計；藝術性

1.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市政工程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城市建設的好壞關系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在現代觀念里，市政工程除了其實用性和經濟性，市政工程的美觀性也不容忽視，市政工程的景觀設計決定著市政工程的美觀性。老城區改造、新城區建設等都給市政工程的景觀設計帶來難得的機遇，在完善市政工程的實用性基礎上，應該抓住這些機遇，科學的規劃市政工程，提高城市形象，增加城市品味，增加市政工程的美觀性。此外，在中華民族不斷傳承的五千年悠久歷史上，不同城市都存在著其特定的歷史底蘊和文化底蘊，在城市建設老城區改造、新城區建設的工程中可以將這些歷史底蘊和文化底蘊突顯出來，增加城市品味。本文將分析現在社會市政工程景觀設計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一些改進意見。

2.市政工程景觀設計中存在的問題

2.1 市政工程建設的觀念問題

現代社會環境意識的提高使得市政工程的相關部門逐漸意識到了市政工程中景觀設計的重要作用，但是很多市政工程還是沒有脫離以滿足市政工程的實用性為主，經濟性為輔的基礎上，盡量滿足市政工程的美觀性的觀念。這種觀念導致城市建設的工程道路兩側高樓大廈擁擠堵塞，高架橋等基礎設施雖然可以滿足實用性，但是并沒有符合人們審美觀念里合適的尺度，大大影響了城市形象和城市品味。

市政工程建設過程中往往為了增加城市品味，單獨去建設一些公園和景區，這些建設大大增加了城市品味和提高了城市形象，除去一些本身就包含著歷史底蘊和文化底蘊的公園和景區，很多公園和景區的建設并沒有將城市本身的歷史文化底蘊考慮進去，導致公園和景區脫離了市政工程建設的主題。

2.2 市政工程設計部門的能力問題

目前我國市政工程城市規劃的設計工作一般是由市政設計院和專業設計院來承擔，一些設計部門和設計院由于種種原因存在著一些設計能力的缺陷，導致市政工程的景觀設計存在著只考慮使用性和經濟性而忽略美觀性的情況，有些設計部門雖然考慮到了景觀設計，但是也存在著不同區域設計類型相似，沒有突顯出不同區域設計的不同主題，沒有注意到市政工程設計與城市歷史文化底蘊相結合的情況。這些傳統的設計理念缺乏三維空間和人的心理、生理、社會精神以及城市品味的整體觀念，導致市政工程只實現了其應有的功能而忽略了景觀設計方面的考慮。

除了市政工程設計部門的設計理念問題外，設計部門景觀設計方面人才有限、景觀設計人員能力有限等問題也在市政工程景觀設計方面顯現出來，有些設計部門雖然對龐大的市政工程做好整體規劃，不論是市政工程的實用性和經濟性還是市政工程的美觀性，但就是因為設計人員的能力問題導致市政工程的景觀設計不能到達預計的效果。

2.3 市政工程設計審查機構問題

在傳統的市政工程的設計過程中，設計工作交付市政設計院或者專業設計院來承擔后，市政工程管理部門對承擔者比較信任，甚至放其自由，隨意設計，沒有盡到市政工程管理部門應盡到的審查監督責任。在市政工程中，不論是市政工程的實用性、經濟行還是美觀性都離不開市政工程管理部門的監督審查。市政工程設計審查機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一下兩方面：

（1）沒有制定有效的競爭體制。缺乏競爭往往就缺乏進步，在市政工程更是顯露無疑。缺乏有效的競爭體制其實也是景觀設計人員能力不足問題存在的原因之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有效的競爭可以淘汰那些落后的缺乏創造力的市政工程設計部門，也可以讓市政工程管理部門從中選出能夠把握全局敢于創新的市政工程設計部門。

（2）沒有對市政工程設計做到分工明確。市政工程是一個龐大的工程，在市政工程的設計和施工的過程中不能一股腦的交與一個公司或者一個部門來做，應該做到分工明確、主次分明，將各個部門的優勢都發揮出來，市政工程審查部門應該做好各方面關系的協調工作，將市政工程的實用性、經濟性和美觀性相結合，提高城市品味，增加城市影響。

3.市政工程景觀設計問題的解決方案

3.1 優化觀念

20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將市政工程稱為“市政工程設施”，主要包括道路建設和供、排水，改革開放后，我國一些學者提出應該將其改名為“市政基礎設施”。由此可見市政工程建設觀念的不斷變化，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的市政工程指的只是市政工程的實用性方面，只是政府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物質層面上的需求，在市政工程的美觀性方面并沒有予以過多考慮。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越來越高，對精神追求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所以在市政工程領域也應該注意到這種觀念的轉變。不應該局限在傳統的市政工程觀念中。

筆者認為，優化觀念應當增加市政工程建設工程在景觀設計中的投入，因為景觀設計關系著市政工程建設的美觀性，只有合理的景觀設計才能讓市政工程建設更上一個新臺階，滿足人們心理、生理上的需求，提高城市品味，增加城市影響。

3.2 細化分工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第十九條規定：城市總體規劃應當包括：城市的性質、發展目標和發展規模，城市主要建設標準和定額指標，城市建設用地布局、功能分區和各項建設的總體部署，城市綜合交通體系和河湖、綠地系統，各項專業規劃，近期建設規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明確規定了在市政工程建設中應當注重各項專業規劃，也就是說應當在市政工程建設中細化分工，不能將景觀設計與傳統的市政工程中的實用性和經濟性混淆在一起。應該在市政工程中分工明確，將各種分工都重視起來，尤其是關系到城市品味和城市影響的景觀設計方面。

3.3 增加藝術性

在市政工程建設過程中市政工程建設的藝術性往往是容易被市政工程管理部門忽略的一部分。市政工程的藝術性不只是單純意義上市政工程的美觀性，還包括城市建設中可以包含的城市文化底蘊和歷史底蘊。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賦予了每個城市不同的歷史底蘊，在悠久的歷史中每個城市又有其與其他城市不同的文化，充分挖掘和展示這些歷史和文化必將使城市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在市政工程的景觀設計過程中藝術性也必不可少，增加市政工程的藝術性可以讓市政工程的景觀設計更加和諧，也將滿足人們在心理、生理的需求，增加人們對城市的歸屬感。

4.結語

市政工程景觀設計是城市建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市政工程建設過程中必須重視起來，市政工程景觀設計一點融入城市建設中來，一定會使城市煥發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參考文獻

[1] 韓冬青,馮金龍.城市、建筑一體化設計[M].東南大學出版社,1999.

第8篇：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公共政策；經濟適用房；互動理論模型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10-0114-03

我國自1998年開始，國家就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以經濟適用房為重點的房地產業，提出要建立以最低收入家庭承租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其他較高收入家庭購買或租賃商品房的住房供應體系。經濟適用房也就此進入中國城市居民的視野，從最初的“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住房供應體系”，到2003年以后定位為“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推行至今已有十余年之久，為努力實現“居者有其屋”這一住房保障體系的基本目標而提供典型模式，是我國政府干預住房市場一種方式的積極探索。

一、經濟適用房的內涵及其作用

經濟適用住房是一種供中低收入者居住，享受政府政策優惠的住房，它與市場價商品房均屬于商品房的范疇，受政府控制并限價銷售。它作為一種帶有社會福利性質的“準商品房”，兼具行政性和商品性，其行政層面關注社會公平和福利，商品層面則追逐利潤最大化。其具體內涵可參考王洪春學者的《住房社會保障研究》一書中提到的：“經濟適用住房是指已經列入國家計劃，由城市政府組織房地產開發企業或者集資建房單位建造，以微利價向城鎮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具有經濟性和適用性特點的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的商品住宅。經濟性，是指住房的價格相對同期市場價格來說是適中的，適合中等及低收入家庭的負擔能力。而適用性，是指在房屋的建筑標準上不能削減和降低，要達到一定的使用效果。經濟適用房是國家為低收入人群解決住房問題所做出的政策性安排。”

經濟適用房政策是具有過渡性質的住房保障政策，是我國住房政策領域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特殊產物。實施經濟適用房這項政策，其特有的社會保障和經濟功能滿足了公平和效率的統籌兼顧，是實現居民住房需求的有效方式，它與其他的住房保障形式共同構成我國住房保障體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大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適用房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平公正

實施經濟適用住房計劃，是重大的利益調整，是施惠于民的善舉。由于商品房的售價比經濟房要高出很多，中低收入人群根本無力購買，經濟適用房的出現成為他們的首選，很多無力購買商品房的群體在國家的補貼下能買得起經濟適用房。同時經濟適用房在克服收入方面不平等引起的住房問題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國民收入二次分配中，涉及住房的資源配置和流通、消費，經濟適用房在扭轉此中富者愈富、弱者愈弱的趨勢向社會公平傾斜里邊擔負著重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促進了住房公平，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公正和公共住房政策目標。

（二）經濟適用房有助于房地產市場結構調整

經濟適用房政策實行以來，各地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通過結構調整存進了商品房開發的理性回歸，促進房地產市場進入一個供求總量基本平衡、結構基本合理、價格基本穩定的健康發展軌跡，確保商品房的投資結構與消費者的需求結構基本一致，此外，經濟適用房由于其經濟性特征，相比其他商品房價格要低得多，吸引了大批投資者的關注，給商品房市場帶來一定壓力，不得不相應作出價格調整。

（三）經濟適用房有助于拉動內需，促進社會和諧

推行經濟適用房它不僅可以讓許多中低收入者和部分中等收入者進入消費者的行列，同時還會促使商品房降價放量，是啟動內需，刺激經濟的重要選項。保障房與普通商品房消費的“雙龍合璧”是以自主需求為特征的大批量的消費行為，它不同于以投資為目的的購房行為，它產生的是真實的、持續的消費，可以拉長消費鏈，帶動生產鏈，其能量不可低估。既可在破解房地產僵局上一展身手，又能在挑戰經濟危機中建立卓越功勛，成為啟動內需，扭轉危局的關鍵之舉，其效能將超過已經出臺的諸多措施，對于建設和諧社會起到促進作用，推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我國經濟適用房發展困境及發展過程中存在問題

經濟適用房或許是住房改革中強調保障性和強調商品性兩種改革思路并存的產物，從這個角度上講，經濟適用房更像是一種試驗品。經濟適用住房的開發與建設，對改善城鎮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條件，完善城鎮住房保障制度，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從政策設定初衷而言它本身是為社會中低經濟收入的家庭設計、建設的，現在卻表現出不“經濟”不“實用”的一面，值得我們總結、反思和完善。其中最主要的問題表現為：

（一）經濟適用房建設違規超標，建設出現“高檔化”現象

經濟適用房缺乏具體標準，使得經濟適用房建設容易陷入一個邏輯上的怪圈——越造越大，日顯貴族氣息。這是因為經濟適用房定價相對同區域內的商品房來說較低，利潤有限，大多數開發商只好將房屋面積擴大，以此來降低成本，造成目前市場上的經濟適用房主流產品在140m2左右，100m2以下的房子甚少。在實際中，一部分高收入階層通過不正當渠道購買了經濟適用房，使得經濟適用房成為出租或炒賣的投資品，造成了經濟適用房的旺銷和供不應求，誘使經濟適用房越蓋面積越大，越蓋越豪華，造成惡性循環；另一方面經濟適用房本應保障的對象——中低收入者卻無力購買經濟適用房，只能望房興嘆。

（二）經濟適用房價格不合理，出現棄購現象

雖有明文規定經濟適用房在各地的價格，但在實際的操作層面上，由于項目規劃設計和使用的建筑材料上檔次，經濟適用房品質有所提高，加上經濟適用房的開發模式從過去經濟適用房與商品房交叉合建的模式轉變為形成純經濟適用房的開發模式及因經濟房價格較商品房低，消費者爭相搶購，市場供不應求等因素導致經濟適用房的價格往往與規定的購買價格存在出入。因此雖然很多中低收入家庭沖著低的房價去，最終卻因其實際規定價格而未能如愿購房。經濟適用房價格過高，超過中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承受能力。

（三）經濟適用房配套設施“缺失化”

經濟適用房不同于商品房，其出發點是經濟、適用，設定為只提供給中低收入者，受成本和地價約束，經濟適用房往往地處偏遠或者交通不便地帶，一般建設在市政基礎設施配套不太完善的地塊，加上政府以及電力、電信、供電、供暖、供水等部門的低效率，消費者入住后生活上出現諸多不便，這與經濟適用房的出發點違背。

（四）發售過程存在黑箱操作，出現權力尋租現象

按最初的制度設計，經濟適用住房供應對象是中低收入城鎮居民家庭。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因為個人和家庭收入信息很難準確獲得，人們普遍認為大多數經濟適用房被“富人”買走了，而很少落到真正的窮人手里。由于定價較高、支付能力和運作不透明等原因，有相當部分出售給了收入偏高甚至是高收入家庭，他們從中獲得的住房資源甚至超過了最困難的廉租住戶，導致政策優惠未能真正落實到那些最需要保障的家庭，反映出供應過程中存在不公平現象。許多經濟適用房在未正式銷售之前就已經被稅務、建設、房管、規劃等與房地產有關的政府機關部門的工作人員買走，開著私家車去買經濟適用房的人也不鮮見，一棟樓排在前十幾名的都是有“門路”的人。

（五）轉租、轉讓現象明顯，監督管理失控

按規定，經適房在拿到房產證3年內不得轉讓。但是一些轉讓者也有其對策：出售經適房的人在房屋租售中心登記后，遇到合適買家，雙方私底下簽訂房屋購買合同。一些開發商利用經濟適用房監管缺失，以經濟適用房政策獲得土地，以純粹商品房性質開發出售，擾亂市場秩序。另外對于如何確定中低收入者標準難以確定。

三、我國經濟適用房政策出現問題的原因分析

經濟適用房之所以能長期在保障房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是因為政府沒有發現它在制度設計上的諸多缺陷，而是由于政府對住房保障本質屬性和改革路徑的認識的游移不定。鑒于麥克拉夫林對政策執行實踐中提出的“互適模型”，對政策的執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因此，本文以麥克拉夫林的互適模型為分析工具，對我國經濟適用房政策執行出現問題的原因進行分析。

麥克拉夫林通過由具體到抽象的方法，說明政策執行是執行者與受影響著之間就目標或手段做相互調適的一個過程，他認為這應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政策執行是否有效取決于兩者互適的程度。如下圖所示：

（一）政策執行者與受影響者之間的需求和觀點并不完全一致

政策執行者與受影響者之間的需求和觀點并不完全一致，基于雙方在政策上的共同利益，彼此經過說明、協商、妥協等確定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執行方式。在經濟適用房政策的執行中，政府與中低收入人群之間的需求并不一致，從當初提出經濟適用房至今，這項政策就處于不斷的調適狀態，為的就是能夠保障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實現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

（二）相互調適的過程是處于平等地位的雙方彼此進行雙向交流的

過程

相互調適的過程是處于平等地位的雙方彼此進行雙向交流的過程，而不是傳統的上令下行單向流程。傳統的交流方式已經不能滿足經濟適用房政策執行的要求，對于政府—房地產商（市場）—中低收入人群這三方面來說，更側重的多方的交流。

（三）政策執行者的目標和手段可隨著環境因素、受影響者的需求和觀點的改變而改變

隨著經濟適用房叫停的聲音不斷出現，公共租賃住房的大規模擴建，越來越多的人看重的政府的監督執行力度上如何保障我國中低收入人群的群體利益。

（四）受影響者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將反饋到政策上

受影響者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將反饋到政策上，從而影響政策執行者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對于經濟適用房發展中出現的黑箱操作以及住房質量、配套設施等問題都是根據中低收入者的利益和價值取向進行調整。

四、健全住房保障體系，完善經濟適用房發展的政策

建議

在當前的環境下，我們不應對經濟適用房抱著“一刀切”的態度，經濟適用房應該是可進可出的，對有限資源進行有效配置，進行一種動態的管理和分配是當前滿足市場上對于經濟適用房需求人群的一個重要途徑，要保證達到各區域的住房保障的要求和任務。應該在不斷修正和規范現行的經濟適用房的政策，保持推進其在我國住房保障體系中的不可取代的作用，當廉租房和公租房等多樣式的住房保障形式建立起來的時候，經濟適用房就可以功成身退的淡出大眾的視野。

（一）規范標準，符合政策對象需求

家庭收入水平式衡量是否具有購買經濟適用房資格的重要指標。應該根據職工工資、家庭收入、家庭結構、房租水平等因素，拓寬審核參照對象，綜合界定購房目標群體，計算并合理確定經濟適用住房的家庭收入標準。

經濟適用房建設的面積及其在總的房地產開發投資中的比例也應做到因地因時制宜，規定具體的住房標準，在構建時嚴格落實各項細節，根據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需求層次越高，消費者就越不容易被滿足。經濟學上，“消費者愿意支付的價格=消費者獲得的滿意度”也就是說，同樣的住宅，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層次越高，消費者能接受的定價也越高。

（二）進行政府干預，多種方式進行補貼

經濟適用房類屬于政府直接干預市場，由直接干預轉變為間接干預，在補貼方式上向住房補貼轉變，減少保障面。一般的，住房保障水平隨著收入結構發展呈倒U型曲線，其保障規模也趨于下降。政府注重在整體價格上的微調工作，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各地的經濟水平情況不一，因地制宜，關注中低收入群體的經濟持續發展水平，經濟適用房的房價不攀高商品房，不損傷開發商的利益，維持與中低收入群體的平均值相平衡。

（三）合理規劃選址，完善配套設施建設

要滿足到入住群體的交通便利問題，需要從其建筑選址上入手，經濟適用房的選址應在充分考慮居民需求意愿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空間布局，所建之處應搭建好公交車、出租車等交通工具的標志牌，在道路交通處構建更能達到交通方便；要選“熟地”市政、管線、道路等配套齊全；從成本方面考慮，要選拆量不大的地，同時應加強市政、生活等配套設施的建設，以人為本，關注中低收入群體的情感生活交流需要，建設花園、活動區等作為溝通平臺，對于居民生活痛苦指數的緩解起到幫助作用，是新時期下構建人本社會的要求，是安居工程進一步落實的

體現。

（四）執行問責制，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明確界定在住房問題上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落實政府應承擔的責任，通過培育、引導和干預市場，確保通過市場滿足大部分居民住房需求，利用規劃、土地供應、金融和稅收等手段對市場供應與需求進行引導及調控，實施住房建設規劃，對新建住房結構提出比例要求。制定住房保障的長遠發展規劃，分階段制定不同的住房保障目標，并落實布局，具體項目和交付日期等，按年度對社會公布。

在政府主導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實現保障資源的高效率供給與配置。住房保障制度是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因而政府必須在住房保障制度中發揮主導作用，如經濟適用房規劃設計和保障對象資格審查環節，都需要政府制定標準并嚴格管理。涉及到戶型和建設標準，要依據政府制定的具體規劃實施建設；在其分配環節，住房保障管理部門對申請者應實行嚴格的審查。

（五）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大監督執行力度

建立更加公正透明的監督機制，通過公開搖號確定購買人員，擴大公示范圍，延長公示時間，對騙購經濟適用房者進行包括經濟上大額罰金和行政處罰在內的重罰和公示；及時的經濟適用房情況的信息公開，從經濟適用房的規劃到始建，再到申請人群的獲批事情，相關部門的規定等進行全方位的信息公開，利于政府負外部性的扭轉，實行其行政性質。

在經濟適用住房的平時開盤銷售活動過程中進行全程監督，通過開展現場政策解答、銷售信息公開檢查、現場監督房源投放、售后管理明查暗訪等工作，進一步加大對經濟適用房銷售監督管理力度，尤其針對“捂盤惜售”現象，市監察局應聯合市房產部門建立健全督查工作機制。開展房源投放管理現場監督，對經濟適用房開盤各流程實行駐場監察，全程跟蹤，重點對房源是否全部投放、選房結束后剩余房源是否清點登記封存并在下次開盤時再次投放等事項進行監督，嚴查暗箱操作行為，確保申購戶排隊選號選房的公平公正。開展信息公開現場檢查，重點加強對開盤現場申購戶信息、房源信息、銷售流程等資料公示情況的監督檢查，對公示內容是否完整、公示地點及形式是否合理等提出相關意見和建議，督促企業及時整改，最大限度地保障申購戶的知情權，接受群眾監督。

就現階段的實際情況來看，經濟適用房還不宜盲目取消，其中發現的問題應組織展開調查找出病因，對癥下藥，摸清楚究竟是哪些環節有問題，哪些法規有空白點，哪些監管鏈條有盲點，只有深入調查，才能提出恰當的解決方案，才能對各方面加以防范，以便使得政策發揮最大化的效力。如果停建經濟適用房，不僅不能使中低收入人群真正得到最大好處，反而會造成房價愈發高漲，百姓無力購房，政府財政吃緊的局面，甚至將導致更多問題的出現。政府應該正視問題的存在，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好群眾“住有所居”問題，在促進社會公平的基礎上更好地分配社會資源，真正幫助弱勢群體解決住房問題。

參考文獻

[1]　王洪春．住房社會保障研究[M]．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9．

[2]　劉燕輝．中國住房60年（1949～2009）往事回眸[M]．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

[3]　姚玲珍．中國公共住房政策模式研究[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

[4]　賈康，劉軍民．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經濟社會轉軌中“居者有其屋”的求解[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5]　王松濤．中國住房市場政府干預的原理與效果評價[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6]　范曉平．經濟適用房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河北工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

第9篇：實體經濟政策范文

一、汽車工業競爭力變化

（一）國際市場占有率進一步提高

2011年，我國汽車產品出口額仍呈現快速增長態勢，但增速明顯放緩，貿易出口額從2010年的383億美元增長至495億美元；同比增長率為29%，較去年下降22個百分點。

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汽車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穩步提高。2008年，我國汽車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為2.32%，2009年、2010年該值分別上升為2.34%、3.61%，2011年，我國汽車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為3.95%，比上年穩步提升了0.34個百分點，汽車零部件出口的快速增長仍是國際市場占有率進一步提高的主要原因。

（二）貿易競爭力指數（TCI）小幅下調

2009年以來，我國汽車行業貿易競爭力指數呈現小幅持續下降趨勢。2008年，我國的貿易競爭力指數為-0.0067，2009年、2010年該值分別為-0.0077、-0.1263，2011年該值進一步下降至-0.1383。這表明，近年來我國汽車工業的貿易競爭力呈持續下降態勢。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國汽車關鍵或核心零部件仍需大量進口的態勢未有根本改變；另一方面，國內汽車市場需求結構升級，對于中、高檔汽車的需求更為強烈，而國內汽車企業難以滿足這部分市場需求，中、高端（尤其是高端）汽車進口數量和金額都快速增長。

（三）顯示比較優勢指數（RCA）持續上升

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汽車工業顯示比較優勢指數持續上升。2008年，我國汽車工業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為0.2624，2009年、2010年該指數分別上升至0.3336、0.3493，2011年該值進一步上升至0.3745。這表明我國汽車工業的比較優勢在持續加強，但是也需要看到，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仍較低，汽車工業的比較優勢仍亟待加強。

（四）勞動生產率

近兩年來，中國汽車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高。2010年，中國汽車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為31.67萬元/人，較2009年上升了23.75%；2011年，中國汽車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為32.75萬元/每人，比2010年小幅上升了3.41%，增速下滑了20.34個百分點。

二、主要汽車出口國汽車工業競爭力的國際比較與變化

（一）國際市場占有率

金融危機以來，汽車的國際市場已經發生了一些調整。2011年德國汽車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穩步上升，國際市場占有率為19.72%，較2008年提高了1.14個百分點，市場占有率穩居世界第一；日本汽車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則在波動中整體呈下降趨勢，國際市場占有率為11.81%，較2008年下降了1.05個百分點，國際市場占有率仍居世界第二；美國汽車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則呈整體小幅上升，國際市場占有率為9.55%，比2008年上升了0.51個百分點，國際市場占有率仍居世界第三位；法國汽車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則顯著下降，其國際市場占有率為4.24%，比2008年下降了1.04個百分點；韓國汽車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則有顯著提高，其國際市場占有率為5.35%，較2008年上升了1.39個百分點，已經超越了法國；中國汽車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則大幅上升，國際市場占有率為3.95%，較2008年大幅上升了近1.63個百分點。

從國際市場占有率變化趨勢看，中國汽車工業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顯著提高，與世界汽車工業強國的差距也在縮小。但是，中國汽車產品在國際市場占有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一般零部件出口的大幅上升，以及近兩年來中低端整車出口數量的快速增長，在全球汽車產業鏈中和價值鏈中仍處于低端，遠稱不上汽車強國。

（二）貿易競爭力指數（TCI）

2011年，日本汽車工業貿易競爭力指數為0.7853，韓國和德國該值分別0.7600和0.4310；法國、美國汽車工業的貿易競爭力指數分別為-0.0947和-0.2648。2011年，中國汽車工業貿易競爭力指數為-0.1383，仍為汽車產品的凈進口國，該指數值遠低于德國、日本與韓國，但高于美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并不能表明中國汽車工業的產業競爭力高于美國，由于國內市場的保護，與主要跨國企業的廣泛合資，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汽車產品（特別是整車）的大量進口。

（三）顯示比較優勢指數（RCA）

金融危機以來，德國和韓國汽車工業顯示比較優勢指數進一步提高，美國整體略有上升，日本汽車工業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則有所下滑。2011年，德國、日本、美國、韓國汽車工業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分別為2.3938、2.5811、1.1610和1.7343，而中國該值僅為0.3745。這表明中國汽車工業仍不具備顯著的比較優勢。

三、汽車產業競爭力提升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一）中國汽車產業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

雖然，中國已成為汽車生產和消費大國，但在全球產業鏈的分工中主要處于組裝環節和（非核心、關鍵）零部件制造環節，位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而品牌營運、整車與零部件設計與研發、關鍵與核心零部件制造等環節主要被奔馳、通用、豐田等跨國公司所把握，這些跨國公司占據著價值鏈的高端。由于中國汽車產業政策的限制，跨國公司在中國主要通過合資企業使中國成為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將合資公司納入全球分工體系。外方母公司牢牢控制品牌運營、研發、設計、關鍵技術與關鍵零部件等重要環節，合資公司則主要在組裝、非關鍵零部件的生產環節。

中國汽車產業核心技術的嚴重缺乏，同時制約著中國汽車產業由低端化向高端化方向發展。中國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自主研發汽車自動變速器，但關鍵技術仍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跨國公司汽車電噴系統、發動機管理系統、變速箱等關鍵零部件中國市場占有率達到90%。由于缺乏核心零部件的設計、研發和制造能力，中國自主品牌汽車企業盡管獲得1/3的市場份額，但只獲取利潤的1/10。

（二）自主品牌面臨嚴峻挑戰

自主品牌市場占有率下降。2011年，自主品牌乘用車共銷售611.2萬輛，較上年下降2.6%，占乘用車銷售總量的42.2%，占有率較上年下降3.4個百分點。自主品牌轎車共銷售294.6萬輛，較上年增長0.5%，占轎車銷售總量的29.1%，較上年下降1.8百分點。合資企業產品結構向低端市場的覆蓋以及合資自主性的提高，還會進一步削弱自主品牌乘用車在低端產品的競爭力。而從產值占比看，2009年自主品牌乘用車占比達到最高，為25.6%；但2010年和2011年伴隨著汽車產品消費升級，自主品牌乘用車產值所占比重呈下滑趨勢，特別是2011年已經下滑至20%以下。我國自主品牌營業利潤所占比重則更低，特別是2011年我國自主品牌乘用車企業利潤僅占乘用車企業總利潤的4.7%，95%以上的利潤被合資企業賺走。

自主品牌競爭力亟待提高。從品牌競爭力來看，自主品牌在知名度和美譽度方面，以及在滿意度、產品、品牌支撐、車型銷量等方面，都與國際大品牌、合資品牌存在很大差距。自主品牌現在所擁有的建立在低價利薄基礎上的成本優勢，其實也是它不利于品牌提升的劣勢。長期以來自主品牌乘用車主品主要以1.6L以下產品為主，從品牌形象上已經被冠以“低質低價”，品牌形象難以提升，所以消費者對自主品牌的認同度不是很強，特別是二次換車基本上不考慮自主品牌車型。此外，國內的消費需求也發生很大變化，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于汽車的品質、安全、舒適性要求顯著提高。這就迫使自主品牌汽車不得不加快升級的步伐（王軍雷，康凱，2012）①。

（三）自主研發與創新能力亟待提高

合資企業開始在中國進行本土化研發，但整體而言自主創新的動力仍然不足。首先，合資企業的自主品牌的知識產權多掌握在外方，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本土自主品牌。其次，合資企業的本土化開發很大程度上是產業政策引導的結果，在外資方掌握成熟產品技術的情況下，針對發展中市場的新產品開發成本高、風險大，企業創新的動機并不強。最后，合資企業推出的自主品牌主要是針對國內中低端市場和二三線城市開發的產品，產品開發仍然以車型改進為主，缺乏關鍵技術的創新。

本土企業自主研發與創新能力不足。中國本土汽車企業長期依賴合資模式與跨國公司的技術輸入，缺少自主創新的實踐，導致開發經驗缺乏、數據庫資源積累不足，信息研發平臺尚不完善，尤其在電子控制、發動機等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和掌握上，與跨國公司差距很大。研發人才的數量和質量不能滿足自主研發與創新的需求。中國汽車行業從業人員中，技術人才占比約為8%，而歐美發達國家，則高達30%以上。在中國500人以上的研發機構就被看作是大型的，而奧迪的研發機構則達到8000人。不僅數量方面人才不足，我國更是缺乏頂尖人才挑起汽車設計的大梁，同時缺乏強大的研發團隊攻關核心研發技術。在自主研發模式的選擇上，整車集成、車身和底盤上多以引進、收購和自主開發為主，但在關鍵技術上，還是以聘請國外成熟汽車設計公司開發為主。企業重產品引進，輕產品技術消化吸收，沒有形成“引進—吸收—試制—自主創新”的良性循環（方紅燕，2012）②。

（四）以合資模式與限制競爭為特征的汽車產業政策不利于競爭力的提升

合資模式與限制競爭是中國汽車產業政策的兩個主要特征。在這種政策模式下汽車行業對內開放滯后于對外開放，缺少對內資企業充分開放并使其中的優勢企業脫穎而出的環境政策，是影響中國汽車企業研發能力提高、自主品牌發展、競爭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劉世錦，2008）③。抑制市場競爭的汽車產業政策，使得企業缺乏自主創新、組織學習的精神和動力，并導致相關利益主體的尋租行為。采用行業準入與合資審批的方式，對特定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汽車生產企業進行蔽蔭，合資成為受蔽蔭企業的一種壟斷資源，這種壟斷使得受蔽蔭企業中“企業家”的政治目標與企業家精神相違背，企業嚴重缺乏自主創新與發展自主品牌的動力。

（五）中國汽車產業在國際市場面臨新的挑戰

主要出口貿易市場貿易壁壘、出口門檻提升。2011年，巴西是中國汽車最大的出口市場。2011年12月15日起，巴西將汽車產品進口關稅上調30%，使得中國汽車在巴西市場上的進口成本上漲了25%—28%，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中國汽車對巴西的出口，僅2012年一季度，中國對巴西汽車出口量就減少1.7萬輛。

日本汽車產業調整其全球布局，加速擴張海外市場，進一步加大了中國汽車產業拓展海外市場面臨的競爭壓力。日本汽車企業加快其全球布局調整，整車、供應鏈轉移到海外的步伐明顯加快，在東南亞和南美市場的表現突出。相關數據顯示，2011年泰國和印尼汽車產量分別為146萬輛和84萬輛，其中約90%為日本企業生產。同時，日本汽車企業對墨西哥和巴西的投資也在加速擴張，建立了面向整個南美大陸的供給體系；這些均為我國汽車出口的主要市場。日本車企全球化產業鏈布局加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國汽車在上述地區的競爭壓力，擠占了我國出口市場份額（李永鈞、徐欣，2012）④。

四、對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