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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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

關鍵詞：歐元區，財政政策，協調模式，財政約束

在一個擁有獨立的國家里，當受到某種外部沖擊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降低利率或匯率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同時，政府也可以利用轉移支付和減稅等財政政策來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以減輕沖擊造成的失業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負面影響。然而在歐洲貨幣聯盟內部，應對非對稱沖擊的主要手段就只有財政政策協調了，即獨立財政政策的趨同化，因此協調成功與否直接影響到歐盟一體化進程的順利發展。

一、財政政策成功協調共同的政策目標及信譽保證

在歐洲經濟與貨幣一體化聯盟(EMU)發展中，存在統一貨幣政策與多個分散的財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使財政政策的協調顯得尤為重要。政策協調主要強調各國政策之間適當的調整，在宏觀領域涉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運作。這就使得政策協調成功與否，不僅涉及各國經濟目標的差異程度，而且也與經濟的預測、預算周期等因素密切相關。財政政策的協調與貨幣政策相比更為重要。為了使EMU下各國財政政策協調取得成功，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各國政府有共同的協調意愿及共同可靠的經濟預測與分析

為使協調財政順利實現，區內各成員國首先必須有協調的意愿，這才有可能使各國政策制訂者坐在一起進行談判，否則協調無從談起。這種協調意愿的產生，一方面在于協調能夠給參與國帶來利益，另一方面必須基于對未來經濟狀況有共同的經濟預測和分析。

財政政策協調的產生，需要經歷復雜的過程，首先根據本國經濟狀況提出協調的意向，經過談判達成一致。而且，由于政策時滯，財政政策協調具體產生效果的時間至少在6個月甚至12個月之后。為了切實保重財政政策協調的效果，必須在進行財政政策協調時，對未來的經濟狀況有一個可靠的預測。在這個預測的基礎上，政策制訂者確定具體的協調手段和方式，彌補財政政策時滯效應較大的缺點，這也是財政政策協調與貨幣政策協調的不同點。貨幣政策調整相對比較方便，對經濟產生影響的傳導速度比較快，財政政策則不然。當然，對未來的經濟狀況有一個可靠的預測，與各國進行預測時依賴的經濟模型有關。如果各國政府對經濟模型的選擇不同，其預測結果就會有很大的差異。所以，辨別經濟模型的適合與否是十分必要的。否則勢必會影響各國政府協調的愿望及對協調方式的選擇，所以政府決策依靠的模型是未來預測的結果對財政政策協調成功與否有很大的影響。

(二)財政政策目標的趨同性

眾所周知，一國的經濟政策目標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但各國政策目標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一般根據本國的經濟狀況，會對這四個目標進行排序，因為這四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因此，政策目標上的協調包括兩方面，即國家之上的政策目標協調，對于歐盟來說，各國必須在超國家層次，也就是各國必須在超國家層次對政策目標達到共識。首先要保證歐元的穩定，在這個共同的目標前提下，才有可能實現財政政策協調。此外，國家之間的政策目標要協調一致。歐洲一體化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其間經濟政策的協調從行業協調深化到了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使各國有更高程度的趨同。目前，歐元區各國經濟目標大大接近，但由于歷史、文化及經濟結構的差異，使各國政府的目標偏好仍然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也會導致在協調談判過程中出現冗長未果的現象。所以，有必要進行各種改革來使本國經濟狀況與其他國家更加接近，這樣國內政策目標就易于一致，財政政策的協調也就易于達成。

(三)財政政策協調中各國的信譽是重要保證

在經濟政策協調中，信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可以保證協議始終貫徹執行，達到協調的目標，為下次各國政府之間的協調奠定基礎。這種信譽的保證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各國政府在協定的執行過程中遵守諾言，就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否則，如果一方違約而另一方以回到納什均衡點來威脅，將使對方損失慘重。這就對參與國家有一種潛在的約束。

在歐洲一體化過程中協調之所以能夠不斷深化，主要在于各國政府在多次合作中已經擁有了很強的信譽積累。雖然在一些政策協調的談判中，可能由于維護本國的經濟利益，使協調頗費周折，但一旦簽訂了協議，彼此就能信守，不會出現違約、失信的現象。共同農業政策的協調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證。歐洲貨幣體系等協定都是制訂后被堅決執行，若出現經濟危機，就對體系進行調整。所以，信譽為協調的深化提供了保證。很顯然，在EMU機制下，財政政策協調的成功也有賴于信譽的保證。信譽可以使歐洲中央銀行保持較高的獨立性，使貨幣政策保持動態的一致性，使私人預期具有理性，工資物價比較穩定，這就有利于財政政策協調時采取的一些措施更加有效，而且也增加了對未來經濟預測可靠性的程度。所以，信譽是協調協調成功的重要保證。

二、協調的可能性分析

歐元區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已經經歷了一段時期。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的不斷深入，需要在歐元區范圍內采取共同的財政政策，并加強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同時協調各國的財政政策。從長期來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乃歐元區的必然趨勢。

(一)集中財政政策協調可能性分析

區域一體化程度越高，成員國越多，集中政策協調的難度會越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現代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發展的兩個主要工具，兩者往往需要相互配合，才能發揮作用。

隨著經濟與貨幣聯盟建設的不斷深入，歐元區內，以價格穩定為主要目標的貨幣政策由獨立的歐洲中央銀行執行，需要一種相對集中的財政協調機制來應對不對稱沖擊。但現實情況卻是，歐元區沒有統一的財政部門，財政政策基本分散在成員國國內。財政領先下的斯塔爾伯格均衡是不大可能實現的，中央銀行也不會對單一財政主體的行為進行反應，且隨著一體化的深入，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的利益關系錯綜復雜，進一步的政策協調可謂難上加難，建立一種相對集中的協調機制比較困難；在歐洲貨幣聯盟的設計上，《馬約》也沒有對集中財政做出任何制度安排，而歐盟財政預算僅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27%，離真正統一財政政策的目標還相去甚遠。因此建立集中的財政政策協調將非常的困難。

(二)分散的財政政策協調可能性分析

在經貨聯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統一貨幣政策與多個分散的財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這使各成員國之間的財政政策協調顯得尤為重要。歐元區各成員國間實施財政協調，就是運用財政政策對本國國民經濟施加影響，以實現特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歐元區成員國之間實現財政協調成功與否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經濟目標的差異程度、經濟預測、預算周期等因素。

(三)共同的協調意愿

歐元區內各國首先必須有協調的意愿，才有可能進行談判。否則協調無從談起。歐元區各個參與國的基本經濟情況并不一樣，經濟周期也不盡相同，對未來經濟狀況的預測肯定也不一致。各成員國加入歐元區的最初動機主要是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因此，各成員國在財政協調過程中，收益的不均衡成為一個突出障礙。只有認識到協調能夠給參與國帶來利益，對未來經濟狀況有共同可靠的經濟預測時，協調意愿才可能產生。

三、財政政策協調路徑的探討

(一)短期財政約束

由于歐元區分散的財政制度與統一的貨幣制度并不匹配，也遠非最佳的制度選擇，但成員國財政趨同標準的制定和實施，加強財政約束以替代相對集中的財政政策協調對確保歐洲央行單一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以及最終實現歐元區內物價穩定的首要目標卻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加強財政約束有要求成員國嚴格恪守歐元區的相關財政紀律之意外，還有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斷修正財政約束或財政規則，加強財政規則與現實的適應性之意。通過實施財政約束，最終促使歐元區各國財政結構趨同，為在歐元區內實現統一的財政政策，建立統一的財政體制打下良好的基礎。要在歐元區成功推行財政約束，有幾點是不可忽視的：

1.把握好財政約束的彈性，保持好平衡

既不能采取過于寬松的財政規則，導致歐元區的成員國恣意使用財政政策，使約束形同虛設。也不能實施有悖于現實的、過于嚴苛的財政規則，致使成員國大范圍觸及規則的警戒線。

歐元區內應設立專門獨立的委員會，客觀評判財政約束的適應性，在不影響財政約束穩定性的情形下，根據實情進行相應修改。這是保持財政約束彈性的一個良方。一旦財政規則被確定下來，那就用鐵的紀律來保障其實施。隨意地破壞財政紀律，會導致歐元區信譽下降，不利于各成員國的財政趨同，還會降低公眾對貨幣聯盟的信心。

2.將“赤字許可證”引入《穩定與增長公約》，正向激勵財政約束

根據科斯定理，只要產權界定明確，行為人之間的交易就能導致外部效應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說，如果產權界定明確，各種機制能允許人們進行適當的談判的話，那么人們就能以他們交換生產和消費一般商品的權利的方式，交換他們產生外部效應的權利。如果在財政約束當中引入“可轉讓的赤字許可證”，每一個成員國都分配到了數量相當的若干財政赤字許可證，這些許可證可以自由轉讓。如果某一成員國的赤字超過了它所分配到的赤字配額，那么它必須購買額外的赤字許可證。這與《穩定與增長公約》中的規定有所不同，超過財政赤字限額的額外支出不是固定的，也就是罰金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市場決定的。如果其他成員國擁有足夠的許可證，其價格就會很低廉，若是沒有足夠的許可證，其價格就會很昂貴。當許可證價格低廉時，一個成員國受到非對稱沖擊時，它可以只花相當低的成本運用財政政策抵消沖擊的影響。不突破財政赤字規定的國家也可以為其穩健的行為得到回報，因為成員國可將用不上的許可證賣掉。

(二)長期協調路徑從長期來看，歐元區必將出現單一財政體制的格局。不僅財政當局間要進行必要的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也要進行相應的協調，建立相對集中的財政政策體系，這樣才會提高整個貨幣聯盟的福利水平。目前歐元區各成員國經濟情況的許多差異決定了財政協調一體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歐元區的財政協調向更高層次邁進應遵循持續漸進的原則：先從總量進行控制，在結構上容許各國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進行調節，逐漸過渡到對各成員國的總體財政政策予以控制和指導；先從加強各國財政政策協調入手，逐步過渡到財政一體化。

從加強各成員國財政政策協調開始，積極建立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機制，以切實保證財政政策協調的效果：在進行財政政策協調時，對未來的經濟狀況要有一個可靠的預測，政策制訂者根據預測來確定各國具體的協調手段及方式，彌補財政政策的時滯效應；進行各種改革促使國家間政策目標的一致，保證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的成功。

在向更高層次的財政政策協調遞進時要注意：在歐元區范圍內采取聯合行動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同時，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要給予相應的配合；當歐洲中央銀行的利率處于很低的水平，貨幣政策面臨失效的情況下，需要在歐元區，乃至歐盟范圍內采取聯合行動，促進經濟增長；出現經濟衰退，物價上升時，共同財政政策需配合貨幣政策穩定物價；經濟出現過熱時，為避免利率急劇上升，在歐元區范圍內共同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在一部分國家經濟過熱和財政大量贏余的同時，另有部分國家可能出現經濟衰退和嚴重財政赤字，為防止經濟過熱國家實行順周期財政政策，也需要在歐元區內進行政策協調。爭取在歐元區率先實現統一的財政政策，通過財政轉移，重新配置資源，幫助成員國吸收不對稱沖擊的影響，從而縮小成員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四、財政政策協調可供選擇的模式

(一)財政聯邦制是較為理想的政府組織形式

分散化的財政決策體系必將導致公共產品生產數量的不足分散化的決策體系下，每個地區在進行邊際單位的公共產品生產決策時，往往僅僅考慮區內居民將從這一邊際單位產品中獲得收益如何，而不考慮這種公共產品編輯單位增加的整體社會收益。這就是說，歐盟的個體成員都有一種在尚未達到帕累托最優之前停止公共產品生產的動機。因此分散化的決策體系必將導致公共產品生產數量的不足。相對而言，在統一的財政政策體系下，公共決策者追求區內全體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體區域內公共產品的邊際價值就會得以實現。然而，分散化的財政也有其自身優點：可以實現公共產品多樣性。地方政府可以針對本地區居民公共產品消費的特殊提供相應的地區性公共產品，以此適應各個地區居民的消費偏好。公共產品生產者的多樣性還能夠形成公共產品生產的創新動力和競爭壓力，提供更大的技術進步的可能性，驅使生產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

因此，統一的中央財政與分散化的地方財政兩種方式都有著各自顯著的優點與不足，從財政聯邦制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旅行穩定經濟，實現最適收入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產品的三大基礎職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滿足各自管轄區居民偏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避免了公共產品消費方面的福利損失和技術浪費。所以，聯邦財政制度從經濟層面上來看，是理想的組織形式。

(二)統一管理與分散自主相結合財政體系

在財政政策協調的實際操作中，采取財政紀律、財政自治與財政合作相均衡的財政模式不失為一種基本思路，其中：財政紀律的核心是保持公共部門預算赤字及公債水平在長期內處于一種可持續的水平，以免對聯盟整體的貨幣目標造成負面影響；財政自治是為了各國應付可能的非對稱沖擊，緩解因這種沖擊造成的失業并進行經濟與國民收入結構性調整預留必要的政策工具；財政合作則是統一大市場建設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為了在更廣闊的領域為各成員國謀求更大的經濟利益。此外，區域成員國之間、成員國與超國家機構之間必須暢通溝通渠道，運用正式和非正式方式多方位保證成員國的財政當局和央行保持緊密的聯系，特別是注重為成員國財政部門了解區域貨幣政策搭建一個多層次、高效的溝通平臺。

歐洲經濟貨幣聯盟采取的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宏觀經濟政策結構，即中央集權的貨幣政策和分權的財政政策。經濟上的趨同使得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權的財政政策成為了可能。因此，在區域層面上應形成統一的財政規則，確保區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在制度設計上體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和。

(三)財政的一體化模式

在這種財政協調形式下，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目標的制定和手段的管理，都是財政一體化所形成的財政共同體當局的事物，并要求各成員國統一財政制度，表現為一種超國家的財政干預。這種方式很顯然可以通過轉移支付有效地對付非對稱沖擊，而且可以與貨幣政策協調搭配，實現歐盟的經濟目標，消除單一貨幣政策與12種分散財政政策協調不一致的矛盾。這種方式是最佳的選擇。但如果變為現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一方面由于歐盟僅僅實現了經濟一體化，還沒有實現政治一體化，國家仍然存在，民族利益與整體利益沖突的矛盾依然存在，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各國必須擁有一定的，否則國家名存實亡。而且，就目前從國際經濟秩序及譜盟本身的發展狀況來看，實現財政一體化無異于紙上談兵。另一方面，如果實現財政一體化，就必須在歐盟內部效仿美國的財政聯邦制，實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最優分工，既實現了財政效率，又兼顧了社會的公平。而目前在一個12國的歐元區內，建立如此復雜、完備的一套財政體制，并非易事。不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使各國從政府官員到社會民眾在心理上完全認可這套制度，所以，財政一體化模式從經濟效果角度也許是最有的選擇，但實踐中實施起來則有些難度。

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推進，歐元區各國財政政策在配合貨幣政策的實踐中必然走向規范化、對稱化，單一的貨幣政策和逐步統一的財政政策所產生的溢出效應將會繼續帶動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由貨幣政策的統一到共同財政政策，這是歐盟國家和歐元區市場深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歐元區未來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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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

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經濟出現不可逾越的困難之時，政府出手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提振市場信心的做法無可厚非。但這樣的事情不可以長期持續。否則中國經濟質量將被大幅惡化。什么是經濟增長質量的惡化？按我的理解，其核心是：以民間力量為主導的主動性增長力量不斷弱化，而政府主導的被動性經濟增長依賴越來越強。至于經濟的“效率和效益的下降”則是上述結構扭曲的必然產物。

從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賴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現實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已經發生嚴重錯位。其具體表現為：財政政策變成了總量政策，而貨幣政策卻變成了結構性政策，這是很不正常的。

為什么說財政政策變成了總量政策？我們看到的事實是：每當GDP出現下行壓力，我們就讓財政政策補上去，以財政投資頂住GDP的回落，這不是總量政策嗎？為什么說貨幣政策變成了結構性政策？因為貨幣政策一直在強調結構問題。比如，央行、銀監會一直都在強調“信貸投向要有保有壓”；央行也一直在說“貨幣政策緊一點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等。

這不是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的嚴重錯位嗎？這樣的錯位已經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重大扭曲和不良后果——積極的財政政策屢屢被緊縮的貨幣政策對沖。緊縮的貨幣政策嚴厲地壓制了“內需”，民間投資被高企的財務成本、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壓得喘不過氣來，迫使其減少投資；這使得中國內生性經濟增長動力、主動性增長動力不斷惡化，并需要財政投資不斷加大力度，或者過一段時間就得刺激一下。

這是問題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經濟增長質量的惡化問題——經濟增長的被動性越來越強，主動性越來越弱；政府投資擠出民間投資，國進民退，改革回頭；效益和效率不斷遞減，傳統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持續，非國有的新興產業發育越發艱難，進一步惡化了中國的經濟結構等。

整個社會經濟就像是個“鴉片”上癮的患者，刺激一下好一點，失去刺激用不了多久就又犯“癮”了，這像不像過去20年間的日本經濟？政府需要不斷地給經濟打“強心劑”，需要不斷地干預匯率，經濟才能維系零附近的增長，否則很快便會衰退。日本為什么出現這樣的經濟困難，其根源就是“廣場協議”簽訂后，日元相對于其它發達國家緊縮，日元不斷升值，國內出口產業停滯、轉移，最后經濟空心化，泡沫泛起?！芭菽洕币l危機之后，經濟衰退，而政府為了防止經濟衰退，不敢將貨幣寬松程度與其它發達國家拉平，導致日元貶值，而使貨幣越升值經濟越困難；經濟越困難，貨幣越升值，同時，整個過程中，政府不斷用財政手段刺激經濟，而每次都不能獲得貨幣政策的配合，使得財政刺激效果被對沖。

第3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

關鍵詞：IS-LM模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

一、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稱為?？怂埂獫h森模型。由于凱恩斯有關利率的理論有兩個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確定性，二是貨幣市場均衡無法保證商品市場也達到均衡，因此?？怂褂?937年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后，漢森提出這一分析工具，并將LL曲線改稱為LM曲線，于是?？怂?、漢森的IS—LM模型修補了凱恩斯理論的缺陷，把凱恩斯的收入決定論和貨幣理論結合起來，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一般均衡模型是指在商品市場中，投資I是利率r的函數，I隨著r遞減而減少，儲蓄S是收入Y的函數，S是Y的遞增函數。?？怂拐J為，將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與利息率的另一種關系，形成IS曲線。同樣由于下式決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貨幣市場上，名義貨幣供給量為M，貨幣需求為L=L(r,Y)。貨幣供給有政府決定，是個既定的量，貨幣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數，當下式成立時，貨幣市場達到均衡：M=L(r,Y)貨幣供求相等點的軌跡形成LM曲線。它表示在貨幣供給既定時，貨幣市場處于各種均衡態對應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種組合。將方程I(r)=S(Y)與M=L(r,Y)聯立，可求得未知數(r,Y)的解，這個解就是IS曲線和LM曲線的交點E。這就得到一個關于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點E代表一般均衡態（如下圖）。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組合是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都達到供求相等的點。在經濟體系達到一般均衡狀態時，收入水平達到穩定均衡。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一般比較分析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應對經濟波動的兩種行之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兩種政策的效應又會因為不同的宏觀經濟形勢而有所差異。

所謂財政政策，是指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調整財政收支規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所謂貨幣政策，是指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所制定的關于調整貨幣供應基本方針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是由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等具體政策構成的一個有機的政策體系。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應的IS-LM模型比較

根據經濟學的一般理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的大小取決于宏觀經濟學IS-LM模型中IS曲線和LM曲線的斜率。這里有引入IS-LM模型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分析

IS-LM模型中的LM曲線是表示貨幣市場達到均衡時，收入與利息率(簡稱利率)關系的曲線:IS曲線則是表示產品市場達到均衡時，收入與利率關系的曲線。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是通過影響利率、消費、投資進而影響總需求，使就業和國民收入得到調節。這些影響可以在IS-LM圖形中看出。

如果LM曲線不變，政府實行膨脹性財政政策，會使IS曲線向右上方移動，它和LM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和收入都高于原來的利率和收入:而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則會使IS曲線向左下方移動，使利率和收入下降。相反，如果IS曲線不變，政府實行膨脹性的貨幣政策，會使LM曲線向右下方移動，它和IS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低于原來的利率，收入則高于原來的收入。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則會使LM曲線向左上方移動，使利率上升，收入減少。

（1）財政政策效應

從IS-LM模型看，財政政策效應的大小是指政府收支變化(包括變動稅收、政府購買和轉移支付等)使IS變動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顯然，從IS和LM圖形看，這種影響的大小，隨IS曲線和LM曲線的斜率不同而有所區別。

在LM曲線不變時，IS曲線斜率的絕對值越大，即財政政策效應越大。反之，IS曲線越平坦，則IS曲線移動時收入變化就越小，即財政政策效應越小。如圖1所示。

IS斜率大小主要由投資的利率系數所決定，IS越平坦，表示投資的利率系數越大，即利率變動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資變動的幅度越大。若投資對利率變動的反應較敏感，一項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利率上升時，就會使私人投資下降很多，就是“擠出效應”較大.因此，IS越平坦，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被擠出的私人投資就越多，從而使國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即政策效應越小。圖1(a)中Y1y3即由于利率上升而被擠出私人投資所減少的國民收入，YOY1是這項財政政策帶來的收入。圖1(b)中IS曲線較陡，說明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較小，因而政策效應較大。

在IS曲線的斜率不變時，財政政策效應又隨LM曲線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線越陡，則移動IS曲線時收入變動就越小，即財政政策效應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則財政政策效應就越大。如圖2所示。

從圖2(a)和(b)中可見，政府增加同樣大的一筆支出，在LM曲線斜率較大即曲線較陡時，引起的國民收入增量較小，即政策效應較小；相反，在LM曲線較平坦時，引起的國民收入增量較大，即政策效應較大。這是因為。LM曲線斜率較大即曲線較陡，表示貨幣需求增加將使利率上升較多，從而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較大的擠出效應。結果，使財政政策效應較小。相反，當貨幣需求利率系數較大(從而LM曲線較平坦)時，政府由于增加支出，即使向私人部門借了很多錢(通過出售公債券)，也不會使利率上升很多，也就不會對私人投資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樣，政府增加支出就會使國民收入增加較多，即財政政策效應較大。

（2）貨幣政策效應

變動貨幣供給量的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即貨幣政策的效應，同樣取決于IS和LM曲線的斜率。

在LM曲線斜率不變時，IS曲線越平坦，LM曲線移動（由于實行變動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就越大，反之，IS曲線越陡峭，LM曲線移動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就越小。如圖3所示

LM曲線右移，貨幣供給增加，從而能夠增加國民收入。但實際上收入并不會增加那么多。因為利率會因貨幣供給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貨幣供給量中一部分要用來滿足增加了的投機需求。IS的斜率主要決定于投資的利率系數。IS陡峭時，投資的利率系數較小。LM右移時會使利率產生較大幅度的下降，從而導致增加的貨幣供給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滿足投機需求。國民收入水平不會有較大增加，政策效應不大。相反，IS平坦時，投資利率系數較大。LM右移時，利率下降不大，投機需求較小，政策效應較大。

在IS曲線不變時，LM曲線越平坦，LM曲線由于貨幣供給量變動時，國民收入的變動就越小，即貨幣政策效應就越?。环粗?，則貨幣政策效應就越大。如圖4所示。

為什么會這樣？這是因為LM曲線較平坦，表示貨幣需求受利率的影響較大，即利率稍有變動就會使貨幣需求變動很多。因而，貨幣供給量變動對利率變動的作用較小，從而增加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策就不會對投資和國民收入有較大影響。反之，若LM曲線較陡峭，表示貨幣需求受利率的影響較小，即貨幣供給量稍有增加就會使利率下降較多，因而使投資和國民收入有較多增加，即貨幣政策的效應較強。

因此，IS-LM曲線的形狀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應關系如下:

IS或LM曲線移動時,均衡收入與均衡利率會發生變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推動IS或LM曲線向右移動,從而實現帶動經濟增長,增加國民收入的目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增加自發性支出,通過乘數效應引起總需求和均衡收入增加,從而推動IS曲線右移。LM曲線越平坦,財政政策越有效;受"擠出效應"的影響,IS曲線的形狀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關系不確定。積極的貨幣政策通過法定準備金、再貼現、公開市場業務等方式增加貨幣供給,推動LM曲線向右移動。IS曲線越平坦,貨幣政策越有效；LM曲線越平坦,財政政策越有效。

三、從IS-LM模型分析我國的“雙穩健”政策

近幾年,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國在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上,傾向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即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經濟的增長。這與我國當時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形勢是相適應的。不過,從2003年開始,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2003年我國GDP增長速度達到9.3%,2004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7萬億元,增長9.5%。在這種變化下,我國實施了7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在2005年開始轉變。從抑制潛在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保證經濟穩定的目的出發,中國在2005年實行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雙穩健"。筆者擬運用IS-LM曲線來討論這一“雙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

1.“雙穩健”的政策含義。

“雙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質上都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中性宏觀經濟政策。所謂"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相對于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種有保有壓,有緊有縮,上下微調,松緊適度的政策(劉國光,200A)。筆者個人認為,“穩健”是相對于“積極”而言,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說是穩中趨于緊縮的,尤其從理性預期的角度,反應在公眾的心理預期上,這種政策調整反應了我國經濟形勢的變化和應運而生的整個宏觀政策態度。雖然,穩健政策并不等同于緊縮,但在經濟主體的預期中,“穩健”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近似于緊縮。

2.我國“雙穩健”政策的著力點。

“雙穩健”政策的著力點是經濟穩定而非經濟增長。IS-LM模型探討的是國民收入與利率水平的水平關系,沒有討論經濟穩定的問題。而“雙穩健”政策,作為宏觀的經濟政策,更多考慮的是預防經濟過熱,推動社會公平和減少失業,調整行業結構,應付經濟壟斷等各個方面。這一政策通過對經濟的發展速度和各項經濟指標的分析,落腳于經濟平穩,致力于在經濟過熱和增長緩慢中間尋找平衡點。

3.“雙穩健”政策應加大市場調控的力度。

我國的IS-LM模型沒有確定的形狀,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無法精確擬合。因為利率沒有市場化等原因,一些變量實際上是政策性的,而定性分析存在許多無法克服的障礙,不能精確描述IS-LM曲線的形狀。所以,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的IS-LM模型(筆者把它看作是在經典理論中加入一些條件的定性模型)是不精確的。盡管長期趨勢十分明確,但在短期內,或者在一定的時期內,模型的形狀和趨勢并沒有準確的界定。在不精確的IS-LM模型下,穩健的政策,即中性政策,應該說很好地配合了這種不精確性。因為穩健政策意味著政府干預的謹慎,意味著留給市場更充分的發展空間,意味著由市場機制的完善和市場力量的出清來實現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雙均衡,從而通過市場的培育,使我國的IS、LM曲線由理論上的陡峭趨向正常,由實踐上的不精確趨向可計量的穩定?！半p穩健”政策是比較謹慎的政策選擇。這一政策應在確保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致力于經濟發展各方面的協調性,以提供公共物品、解決外部性等市場失靈問題為主,并在此基礎上,謹慎地實行其它配套的政府干預,加大培育市場的力度,引導市場的完善,使市場的調控更加靈敏有力,從而促進市場經濟的更加有效。

參考文獻：

1．[美]多恩布、什費希爾：宏觀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2．鄧子基、張馨、王開國：公債經濟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

第4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

在中央銀行出現后，貨幣政策成為了決定經濟周期的關鍵力量。以美國為例，每次衰退前利率都有上行，而衰退后利率則會下行刺激經濟再度回升，貨幣政策與經濟周期之間已經很難分清孰因孰果。

財政政策同樣類似，在衰退后財政支出增速一般會有所上升。但是財政周期不如貨幣周期明顯，例如上世紀90年代初衰退前，財政支出增速就不斷上升，而衰退之后支出增速反而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財政政策包括支出和收入兩方面，但收入增速波動較小，因此支出增速和兩者增速差走勢基本一致，一般情況下考察前者即可。

財政效用不如貨幣

進一步考察美國1990－1191年各部門對實際GDP的貢獻率，可以發現政府支出貢獻基本一直為正。而經濟還是在1990年7月陷入衰退，主要源于私人投資大幅下降，從而帶動個人消費下滑。

同樣，上世紀80年代初的二次探底時政府支出貢獻也一直為正。因此一般而言，私人投資波動才是影響經濟周期的最重要因素，而利率又是決定私人投資變化的關鍵，這也使得貨幣周期較財政周期更有意義。從順周期到逆周期

當然，財政政策并非直不如貨幣政策。1942年政府支出貢獻GDP增速27.7％，1946年又拖累GDP－28.7％，但戰時經濟過后財政政策的效用也明顯減弱。此外和直觀印象不同，美國早期政府支出和GDP增速還呈正相關關系，或許由于1930年大蕭條后美國遭遇流動性陷阱，財政支出主導了經濟的波動。

但隨著貨幣政策重要性日益增加，政府不再單純依靠財政支出刺激經濟，因此財政政策開始顯現其逆周期性，特別在80年代后。而在幾次經濟高點和低點拐點附近，政府支出貢獻都有滯后。因此在貨幣緊縮環境下如果投資大幅下滑，單純依靠財政政策難以刺激經濟復蘇。

美國財政支持轉型

中國目前正在經歷勞動力和資源價格上漲，中游行業利潤率受到明顯擠壓而無法啟動投資，未來經濟將經歷持續的減速和轉型。

而在美國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受供給瓶頸影響生產要素價格暴漲，制造業利潤率不斷下滑，服務業占GDP比重也開始上升。經濟轉型也對應著經濟減速，美國經濟上世紀50，60年代的平均增速接近4.5％，到70年代以后只有3％左右，因此考察當時美國的財政政策也較有借鑒意義。

第一次石油危機后，美國財政支出占GDP比重不斷上升，和政府支出貢獻GDP走勢一致，財政政策支持了結構調整。但從支出增速看，兩次石油危機衰退開始后財政支出增速都上升，80年代初的二次探底時支出增速則還略有下降，存在定差異。

占比意義大于增速

繼續考察日本的情況，它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后同樣遭遇高通脹，但此后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速，并積極進行結構調整，通脹水平有效回落，是當時轉型最成功的國家之。

日本財政支出增速在1974－1985年間持續回落，和直觀認為的緊貨幣松財政以促進經濟轉型的觀點并不一致。這是因為財政支出的名義增速還受到財政收入和通脹等因素的影響，由于日本有效控制了通脹，因此支出增速不斷下降。同樣，美國在兩次石油危機后通脹仍較高，但在1982年CPl持續回落，這也造成了前后支出增速走勢的差異。因此在供給瓶頸限制下，如果不控制總需求、而期盼財政支出名義增速的攀升，并不有利經濟轉型。

當然，日本在1974年后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從20％上升至30％左右，可見該數據更能顯示政府意圖。而這一比例再次上升時已是地產泡沫破滅，經濟陷入持續衰退后。

中國支出增速難升

中國的財政支出增速在2000年以前與GDP呈正相關，但在此后也開始反向相關，并且在高點和低點的拐點附近，支出增速還落后于GDP增速。其中，在2008年時財政支出增速維持高位、2010年增速不斷上行，@DP增速卻仍然不斷下滑。而即使剔除通脹因素，當時支出的實際增速也并未下降。

因此和投資數據一樣，財政支出增速也不應成為判斷未來經濟走勢的關鍵指標。目前財政支出增速已經在近十年的高位。

在中國單純依靠財政支出同樣很難拉動經濟增長，而需要信貸的配合加大杠桿。從M2增速走勢出發就不難解釋為何2008年和2010年以來財政支出的擴張沒有有效拉動經濟增長。根據我們的預測，M2增速2011年內將持續回落，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對經濟整體的拉動作用有限。

因此，目前財政支出增速已經較高，從歷史和別國經驗看其未來難以，也不需要繼續加速。

當然，如果從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的視角看，中國財政政策未來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這也將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轉型。

結構分化民生受益

雖然財政支出整體增速很難突破。但結構依然值得關注，因為不同的支出其乘數效應也存在明顯的差異。2010年，教育、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支出占比較大。

從今年3－5月的財政支出分項增速看，教育，社會保障，城鄉社區、醫療衛生等民生支出增速較快。如果政府擴大財政政策，這些領域仍然最先收益，但保障民生方面的財政支出對經濟拉動作用有限，但有利于經濟結構向服務業轉型。

財政政策另外一個角度是通過投資來影響經濟，與政府相關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基建投資。2011年，投資的高增長由地產與制造業拉動?；ㄍ顿Y明顯放緩。

基建投資主要由電力熱力，水利環境和交運投資構成。政府支出細項中與基建投資較為匹配的有農林水事務、環境保護和交運投資。在財政支出結構調整的背景下，環境保護財政支出增長仍將提升，環保投資有望進

步增長。根據2011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力爭今后10年全社會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的目標，在考慮到水利事務財政支出的增長，水利行業投資仍將持續增長。盡管交運財政支出見低回升利好交運投資，但其增長仍具有不確定性。

第5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區域效應 金融創新 影子銀行

一、基于貨幣政策區域非均衡視角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了區域經濟“梯度發展”戰略。在市場經濟機制下，雖然外向型經濟的東部地區經實現了高速發展，但一開始的關于產業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的構想并沒有實現。由于自身條件的限制，西部地區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動下發展仍相對緩慢，加劇了地區之間發展的非均衡現象。作為貨幣經濟學領域的前沿分支，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研究開始將視角從宏觀層面延伸至了區域層面，將各個地區在產業結構和金融結構等方面的非均質性研究納入貨幣政策操作對經濟運行影響的研究體系。國內研究主要基于風險價值模型（VAR）和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模型，研究各區域經濟指標對貨幣政策變量沖擊的脈沖響應，判斷和分析中國貨幣政策效應是否存在區域性差異，進而分析引起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因素。

（一）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存在性實證研究

何麗娜（2010）運用VAR模型和脈沖響應函數實證檢驗安徽和江蘇兩省評價統一的貨幣政策對安徽省和江蘇省的真實產出和物價的影響。申俊喜、曹源芳、封思賢（2011）首次避開“三分法”和“八分法”的區域劃分――采用更能反映區域差異的內地31個省來反應區域差異，運用區域AD-AS模型和VAR等計量方法，分析統一貨幣政策對我國不同省城經濟增長和物價兩個指標的脈沖差異。葛騰飛、孫自勝（2013）通過定量分析驗證廣義貨幣供給量M2和GDP之間的關系，對我國東北、東、中、西四大區域貨幣政策區域差異特征進行檢驗，發現貨幣政策對全國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都具有顯著的影響，但具體各區域的影響程度不一樣。

張細松（2012）通過實證檢驗指出我國東、東北、中、西部地區并不總是同時處于經濟周期的繁榮或衰退階段，不同調控方向的貨幣政策對處于不同周期階段的四大地區經濟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在其基于貨幣政策調控方向差異的區域效應研究中，他認為貨幣政策不同調控方向的貨幣供給沖擊對四大地區所產生的效應存在較大差異，緊縮與擴張性貨幣政策存在多重不對稱效應。丁濤、趙昕東（2012）研究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影響的區域效應進行定量分析，發現貨幣政策沖擊造成的各個省份的通貨膨脹周期是不同的，有顯著的區域效應。

（二）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解釋

王昊（2012）和羅玉冰（2013）分別對西北五省區貨幣政策的區域差異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五省區產業結構、財政實力、金融發展和政府行為的差異是西北地區產生區域差異的主要原因；信貸渠道在五省區的傳導效果存在差異，同一階段不同省區在信貸渠道傳導速度、深度及影響時間長短上都有自己的特點，同一地區在穩健的貨幣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兩個階段，信貸渠道傳導效應也不盡相同。

陸虹（2012）收集了1996～2012年的相關季度統計數據，運用STR模型和LM統計檢驗方法，對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的非對稱效應及地區經濟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渠道效果存在明顯的不對稱性，即具有很強的非線性特征；同時，這種不對稱性對我國及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運行存在不同的影響。

黃德勇（2012）對我國東、西部地區分別用VAR模型和VER模型對投資周期波動中的貨幣政策區域差異進行研究，東部地區帶動宏觀經濟政策變化的能力較強，財政政策是投資波動的主要因素；而西部地區被動跟隨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投資自身遭受的沖擊是投資波動的主要因素。李菁、趙邦宏（2013）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我國區域經濟效應差異作定量比較，發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搭配協調效果在西部地區表現最佳，中部地區較弱，東部地區效應最弱，甚至表現為負效應，提出因地制宜改善金融環境，加強政策協同效應。

郭立平（2013）認為經濟差異是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產生的重要因素，并對貨幣信貸、存款準備金、再貸款、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等政策實施的區域差異影響進行深入分析，認為在我國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下，宏觀層面的金融體制改革影響下的市場化進程以及微觀經濟主體在資金報酬引導下參與市場化進程的交互影響過程，是造成不同地區間金融資源形態迥異、貨幣政策區域差異多樣化的根本原因。

由于地域廣闊、經濟結構復雜，我國是一個典型的“非最優貨幣區”，貨幣政策非對稱性是困擾我國當局決策的最大問題之一。貨幣政策區域差異是我國不同區域貨幣市場發育程度、經濟金融結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傳導主體上的差異導致的，央行應加大各大區分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過程中的影響力，采取適度差別的區域貨幣政策，大力發展經濟欠發達和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區域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二、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對其效應的影響研究

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是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影響貨幣供求作用于實體經濟的具體途徑。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理論分為貨幣渠道理論和信用渠道理論。貨幣渠道理論認為金融資產只有貨幣和債券兩種形式，貸款和債券可以相互替換，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主要包括利率、匯率、資產價格、貨幣供應量等。信用渠道觀點則認為，金融資產包括貨幣、債券和銀行貸款，銀行貸款是特殊的，債券不能與之替代。貨幣政策通過影響銀行信用可得性，使投資發生變動，進而影響產出。圍繞這兩個方面，我國學者近幾年對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效應展開了更深入、更廣泛的研究。

（一）以貨幣渠道為視角的最新研究

何麗娜（2012）則從外匯占款角度分析區域效應的作用機制，認為外匯占款取代再貸款成為我國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造成經濟開放程度高的發達地區在基礎貨幣投放量和區域貨幣乘數上遠遠超過其他區域，從而導致貨幣政策內部傳導的區域非對稱效應，我國基礎貨幣的區域供應量應與該區域的經濟發展相適應。

馬理、巫慧玲、張琴（2013）應用PVAR模型對2003～2012年期間31個省區的央票交易面板數據進行研究，證實從央票操作到市場利率與貨幣供應量，再到經濟產出與物價水平波動的貨幣政策傳導路徑確實存在，且在發達地區、次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傳導效果存在差異。

毛彥軍、王曉芳、徐文成（2013）運用新凱恩斯DSGE模型，以居民消費占當期儲蓄存款余額的比為消費約束的度量指標，分析消費約束對貨幣政策宏觀效應的影響和影響機制。推演發現，消費約束會通過直接影響居民消費的邊際效用進而影響消費和產出的方式影響貨幣政策對產出和通貨膨脹水平的調控能力，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二）以信用渠道為視角的最新研究

卞志村、楊全年（2010）從與信貸渠道動作密切相關的信貸配給角度，通過修正貸款決策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對稱前提下我國轉軌經濟中的地域性信貸配給，其突出表現為金融市場的“銀政壁壘”，即由于行政區劃、金融監管和金融機構內部垂直管理所造成的金融資本的割裂狀況，限制了金融資本的跨區域流動，進而通過信貸渠道對實體經濟產生非對稱性影響，形成了以區域貨幣政策效應的差異性和配給均衡的特征。認為區域差別化的貨幣政策調控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問題，突破金融市場的“銀政壁壘”才是解決問題之關鍵。

王志強、蔡祥鋒（2013）章運用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向量自回歸模型等計量方法分析了貨幣供應量M2、利率與股市變動的關系，并得出在當前利率未市場化的經濟環境下，雖然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兩種方式影響股票市場，但貨幣供應量M2更有效，調節利率對股市的影響并不顯著。與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認為的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將導致股票價格上升的結論不一致，這于我國利率尚未市場化，利率對股票市場的調控作用不明顯的現狀相符。

傅先義、張輝、陳安平、郭德焐等（2013）分析了利率市場化對區域貨幣政策傳導有效性的影響，認為利率與貨幣政策傳導可以有效互動，緩解區域性與結構性差異。而有效的貨幣政策必須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才能發揮作用，應完善利率定價機制，增強基層行的定價靈活性。

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與其他經濟體相比更加復雜，傳導機制也具有多重性。從近幾年貨幣政策轉變的頻度過快，市場難以對經濟形成合理的預期，充分暴露了利率傳導渠道的滯后性，我們應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逐步提升市場主體對利率的敏感度，建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水平的市場利率體系和形成機制。

三、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效應影響研究

金融危機后，官方加強金融市場監管，宏觀政策緊縮的情況下，資金面較為緊張，刺激了金融創新的發展。目前金融市場上，一方面衍生金融工具層出不窮，另一方面，互聯網金融創新正如雨后春筍席卷全球，影子銀行逐漸走進大眾視野。金融創新使實際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程度下降，致使貨幣政策利率渠道和信用渠道的傳導機制及效果減弱，廣義利率傳導機制也變得模糊。

（一）衍生產品創新影響貨幣政策效應的研究

金融創新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傳統的傳動機構，使得很多商業銀行的存款結構的變化。邢博木（2013）認為，金融創新分流了大量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特別是活期存款顯著下降，這使得央行調整商業銀行貨幣供應量的數量的政策效應被削弱。

方顯倉（2013）研究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利率與信用渠道傳導的影響發現，金融創新改變了產品市場均衡與貨幣市場均衡的性態，使IS曲線變陡、LM曲線變得平緩，降低了貨幣政策利率渠道的傳導效率，認為利率和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指標的作用已經下降，金融創新使信用渠道傳導及其效果變得更加復雜和不確定。

張偉等（2013）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分析銀行理財產品創新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路徑，發現理財產品的增加會導致存款準備金率對貨幣供應量影響的邊際效應減小，從而影響存款準備金率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整作用，并在一定程度會上導致了貨幣乘數的下降。建議將表外理財產品發行規模作為貨幣政策重要參考指標，優化貨幣供應量統計口徑。

斯文（2012）通過分析在利率衍生品對貨幣政策信用傳導渠道，對比發現利率衍生品推出后信用傳導機制暢通程度出現明顯變化，信用傳導渠道被大大弱化。斯文（2013）通過運用普通回歸模型和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證實了中國外匯衍生品市場已經對貨幣政策匯率傳導渠道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并且匯率傳導渠道的功能出現明顯的減弱跡象。

（二）影子銀行影響貨幣政策效應的研究

近年來，隨著經濟金融的快速發展，傳統的商業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由于受到嚴格的管制，逐漸無法滿足市場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影子銀行在此背景下迅速發展。哈斯（2012）認為影子銀行獨特的運行機制獨立于傳統貨幣政策調控范圍之外，其對貨幣政策的理論和實踐形成諸多挑戰，增加了貨幣政策的制定難度，削弱了貨幣政策執行效果，同時對貨幣政策的穩健運行和工具效力產生影響。

駱振心、馮科（2012）認為影子銀行一方面通過信用創造增加了社會總的貨幣供應量，影響貨幣政策調控效果；另一方面它的利率水平更能反映資金需求情況，大大偏離了中央銀行的基準利率水平，對貨幣政策利率傳導渠道形成了挑戰。此外，影子銀行對宏觀經濟政策有突出的非對稱性，對貨幣政策傳導造成了“梗阻”和“滲漏”效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被嚴重削弱，增加了貨幣政策效力的不確定性。

總之，無論是金融產品創新還是影子銀行，都使信貸供給更加趨于隱蔽，給以我國貨幣供給量為主要目標的貨幣政策造成了很大困難。貨幣當局應當重新審視貨幣政策工具和貨幣供給量統計口徑，加強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和影子銀行信貸活動監管，打造更加全面、透明的信息信息平臺，加強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四、研究述評

縱觀國內已有的文獻可以看出，我國學者對貨幣政策效應的研究給予了極大的興趣和關注，并且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伴隨我國市場改革與轉型的持續深入，我國學者對貨幣政策以及其效應的研究更加注重理論與實證的結合，根據不同階段貨幣市場出現的新情況、新熱點，學者們的研究各有側重。近幾年，區域非均衡視角下的貨幣政策效應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學者們普遍認為各區域貨幣市場的發育程度、經濟結構與傳導機制上的差異是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差異存在的根本原因，完善欠發達和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金融結構，實行有效的、適當的差異化貨幣政策是大部分學者都堅持的觀點，無疑也是必要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問題是宏觀經濟學的中心問題之一，國內學者近幾年對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研究更多地專注于具體的指標量化分析，研究成果更加切合國家貨幣政策發展與改革的需要。當前利率市場化和資本項目逐步開放已然是大勢所趨，合理布局全國經濟金融結構，疏通貨幣傳導渠道還需付出更多努力。

有關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的研究，在金融危機后不斷升溫，尤其是影子銀行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弱化問題吸引了國內眾多學者的目光，紛紛提出自己的見解，為提升我國貨幣政策效應建言獻策。由于，目前影子銀行還屬于一個新鮮事物，其發展方向與規模還有待觀察，但加強影子銀行活動監管和增加信貸透明度，應當其資金流動規模與銀行表外業務共同納入貨幣政策制定的參考。

第6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

【關鍵詞】主權債務危機；歐元區；社會福利制度；貨幣同盟缺陷；最優貨幣區

一、引言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主權債務危機是指在國際借貸領域中，一個國家大量負債，已經超過了自身的清償能力，造成無力還債或者必須延期還債的現象。按通行的評價指標來看，發端于希臘，進而擴散到南歐諸國的主權債務事件，已經超出了幾個國家不能到期償還本國債務的普通經濟事件的范圍，正逐步演變成席卷整個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和嚴重的歐元制度信任危機。

歐盟超主權國家聯盟的性質，決定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既有超越各個國家之上的宏觀原因，如非均衡基礎上的不完全最優貨幣區缺陷，歐盟統一貨幣政策與各國獨立財政政策的協調搭配沖突；也有微觀原因，如“歐豬五國”自身經濟發展情況不理想，超越經濟發展水平的高福利制度等。

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成因分析

（一）非均衡基礎上的不完全最優貨幣區缺陷

不同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形成最優貨幣區的基本標準。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歐盟并不具備或者說只是具備了一部分的條件。比如，歐元區的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統一制定，歐元區整體的通脹率基本符合其政策目標。但在成員國之間，通脹率卻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法國、德國等核心國家能夠很好地實現既定貨幣政策目標，而“歐豬五國”則具有較高的通貨膨脹傾向。又比如，歐盟在其內部建立了關稅同盟和共同大市場，有助于商品、服務、技術的跨國界流動。但是，作為最重要生產要素的勞動力的流動卻遠遠不如上述生產要素。美國每年勞動力跨州流動的人數達到10%，而歐盟國家的勞動力在成員國之間的流動還不到3%。所以，歐元區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最優貨幣區，歐元區內各成員國之間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性，各國經濟發展處于不平衡的狀態，形成最優貨幣區一些具體的初始條件并未達到。

（二）歐元區統一貨幣政策與成員國獨立財政政策的協調搭配沖突

在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指導下，歐元成為歐元區唯一的合法貨幣，由歐洲央行統一發行和管理。歐元區各國發行貨幣和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力被收歸于歐洲央行。根據《馬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的主要目標是抑制通貨膨脹，保持歐元幣值穩定。它本身擁有很高的獨立性，其政策目標也具有單一性，它在制定歐元區貨幣政策時，并不會考慮各國的經濟增長要求。另一方面，為了能夠更好地調控國內宏觀經濟、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各國政府仍然保留著制定財政政策的權力。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國政府促進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維護物價穩定兩種最主要的手段。由歐洲中央銀行統一制定貨幣與匯率政策，固然可以保持歐元區內物價穩定，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匯率風險和不確定性。但是，這種政策制定機制也會有成本，即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各國財政政策存在著不協調性，歐洲央行制定的貨幣政策并不一定適合每個成員國實際的經濟情況，可能會造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上的沖突。在貨幣政策受制于歐洲央行，且統一的貨幣政策可能會造成搭配上的沖突時，各國政府發展經濟就會過度地依賴財政政策。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波及到歐洲，歐洲經濟增長受到影響。歐元區各國政府為保證增長，促進就業，在貨幣政策受制于歐洲中央銀行的情況下，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國債，擴大財政赤字。希臘等五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呈直線上升趨勢，希臘在2009年達到16%，愛爾蘭的財政赤字比重甚至高達30.6%。一般來說，如果希臘等國家出現財政赤字過大等問題，可以有三條途徑來緩解緊張局面。一是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給，放松貨幣流動性，降低利率，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增加稅收，緩解財政赤字。二是通過降低本國貨幣匯率，促使本幣貶值，增加出口，減少進口，從而增加財政收入。這兩條都是從增加財政收入角度切入。三是從減少財政支出角度，直接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對于這三條路來說，希臘等政府其實只有半條路可以選擇。歐洲中央銀行統一制定貨幣政策，如果各國發生財政赤字，則不能通過通脹、貶值、降低利率來減小。從2002年至2011年，歐元區的通脹率只有2008年超過了3%。希臘等五國的通脹率也呈不斷下降趨勢，有些年份甚至出現負通脹率。而對于緊縮性財政政策來說，也是一把“雙刃劍”。財政政策雖然與貨幣政策相比，對社會經濟的沖擊性要小，但它本身有較長的滯后性，不能完全適應經濟形勢的變化。同時，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就意味著要削減政府公共開支。如果削減醫療衛生支出，必然會遭到本國民眾的強烈反對；如果削減科技研發支出，則更會使得“歐豬五國”經濟增長缺乏新興動力，沒有可依靠的經濟支撐點?！皻W洲五國”政府進入了兩難困境。而此時，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紛紛下調希臘等國的主權信用等級，致使五國政府融資能力驟降，陷入債務危機泥潭。

（三）“歐豬五國”經濟發展緩慢，經濟結構落后，競爭力相對低下

在歐元區國家中，與法國、德國等核心國家相比，“歐豬五國”的經濟實力相對落后，屬于邊緣國家。第一，從經濟總量上看，按照2013年GDP總量的排名，除了意大利、西班牙排在10、13名外，其它三國均在50名左右，排名相對靠后；從GDP的增長率來看，從2002年—2007年，除了愛爾蘭保持了5%以上的高增長速度外，其余四國的GDP平均增長率在3%以下，意大利、葡萄牙在1%左右徘徊，幾乎沒有增長，有些年份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從失業率上來看，除愛爾蘭的失業率較低外，其余四國的失業率幾乎每年都超過了國際通行的失業率“警戒線7%”。從以上的宏觀數據來看，南歐四國經濟發展緩慢，經濟增長缺乏動力，沒有新興的經濟增長點和支撐點。第二，從產業結構上來看，南歐四國經濟結構比較單一，工業基礎薄弱。第二產業主要依靠造船、汽車等資本密集型產業，所需能源與原材料依賴從外國進口，第三產業主要依靠旅游業等周期性較強的產業。但是，隨著國際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資本密集型產業逐漸被技術密集型產業所替代，南歐五國在參與國際競爭中缺乏競爭優勢。而且，對于旅游業等周期性強的產業來說，它們更是直接受到工資收入的影響，一旦發生經濟危機，這些產業必然受到很大的打擊。第三，從科技創新來看，“歐豬五國”缺乏對研發支出的投入?！皻W豬五國”的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1.5%以下，希臘的比重甚至在0.5%-0.6%左右，遠遠低于德國的2.5%以上。“歐豬五國”在科技創新上的低投入，導致這些國家技術更新緩慢，無法及時地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生產效率低下，產品缺乏有效的競爭優勢。以上這些情況，使得“歐豬五國”財政收入增長緩慢，難以應對大幅度的財政支出。

（四）超越經濟發展水平的高福利制度

歐洲是世界上最早實行社會福利制度的地區。“歐豬五國”也效仿英法德建立了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歐元區中的欠發達國家，希臘等國家雖然沒有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趕德超法，卻建立起了比德國、法國更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希臘等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在政府總支出中所占比重過大。從2002年—2012年，希臘等五個國家僅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就占到了整個財政支出的15%以上，而公共教育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僅達到10%左右。美國金融危機之后，“歐豬五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財政收入減少。但是，由于這些國家的社會保障資金皆來源于政府，在經濟衰退和高失業率的背景下，政府財政負擔驟增，致使財政赤字不斷攀升。同時，南歐國家較高的老齡化程度也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高昂的社會福利費用，不僅造成政府債臺高筑，而且壓制了政府在教育、科技方面的投入，造成國家創新乏力，無法帶動經濟增長。當然，不能說高福利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它可以維持社會的公平與穩定。但是，建立在低水平增長基礎上的高福利，是不可持續的，不僅會嚴重地損害社會的生產效率，最終也會傷及社會的公平。

三、結語

雖然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給歐洲經濟蒙上了一層陰影，歐洲未來的發展方向充滿變數。但是，歐元區所暗含的巨大戰略利益以及崩潰的高成本，使得各成員國將重心放在了如何挽救歐元區上，而不是解散它。從長期看，歐元區并不會解散。如何使歐元區走出危機泥潭，是對歐盟政治家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氣的極大考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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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

一、傳導模型：一國貨幣政策與貨幣聯盟貨幣政策傳導比較

在現代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完整的貨幣政策傳導模型包括貨幣政策目標、工具、市場以及其參與者、傳導載體、傳導鏈（層）。廣義講，還包括與本國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和他國貨幣政策的相互傳導機制和傳導效應。并由此劃分為國內傳導和國際傳導兩條途徑、經濟變量傳導和金融機構、市場傳導兩種方式、金融自身調節和金融作用于經濟兩個階段。經綜合簡化，我們得出一國基本的貨幣政策傳導模型。

在該模型中，需要說明的是：（1）貨幣供應量（M）是由中央銀行決定的預設指標，表現為預期的中央銀行貨幣量、貨幣供應總量或貨幣增長率上下限等；（2）金融市場主要指貨幣市場、外匯市場。中央銀行借助M，影響金融市場上資金的流動性，隨之形成市場利率（i）、證券價格、匯率（e）向國內產品市場、國際金融市場傳導貨幣政策的機制。他國向本國的貨幣政策傳導亦復如此；（3）其他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和要素價格變動，可能部分增強或抵消貨幣政策傳導效果。因此，政策搭配和相互間傳導機制的構建至關重要；（4）國際貿易（B）是聯系國內、國際產品市場的橋梁。M、i、e、B的變動，最終實現一國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的內外供求均衡，貨幣政策傳導效應完成。

貨幣聯盟是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產物。若假定聯盟內各國經濟周期一致、金融市場完全一體化、要素市場具有充分流動性、影響產品市場的外生變量如財政政策、就業政策統一，則貨幣政策在聯盟內各國間的傳導基本上可視為被擴大了的一國貨幣政策國內傳導。其傳導機制與后者并無二致。但上述條件在現實中并不完全具備。對聯盟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分析因之更為復雜。

與一國貨幣政策傳導不同的是：（1）各成員國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是影響聯盟統一貨幣政策傳導效應的最重要變量和基本出發點，前已述及；（2）統一中央銀行體系的獨立性、透明度、協調性是統一貨幣監控指標M、i得以實現的關鍵；（3）在聯盟內各國金融市場一體化的過程中，由于各國通貨膨脹率、失業率、經濟增長率、要素流動性等外生變量變動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完全，影響統一貨幣政策下名義i、e和真實i、e在各國間的變動差異，則可能出現貨幣流動和貨幣替代導致貨幣供求的地區性結構失衡。因此，貨幣政策傳導中應建立一種約束機制以彌補或抵消這一缺陷；（4）與（3）相適應，統一中央銀行體系的首要或最終目標是且只能是保持幣值穩定，其他宏觀經濟政策如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則需要由聯盟其他機構或各成員國政府完成。就強化貨幣政策效力和聯盟“整體利益高于一切”而言，若一國宏觀經濟政策與聯盟貨幣政策不能有效配合，則該國要么退出貨幣聯盟，要么向統一貨幣政策妥協。

有鑒于此，歐洲經濟貨幣聯盟（EMU）貨幣一體化伴隨經濟一體化深入發展，各成員國貨幣政策也經歷了由國內到國際由局部到整體的傳導過程，初步實現了統一貨幣政策傳導的條件，如1979年建立歐洲貨幣體系（EMS），形成以歐洲貨幣單位（ECU）為核心，雙重中心匯率運行機制（ERM）為主體，以信貸體系為輔助手段的區域性可調整固定匯率制度，為EMU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989年《德洛爾報告》強調了所有成員國貨幣自由兌換、資本市場完全自由化和金融市場一體化固定匯率；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提出EMU的建設進程和引入單一貨幣——歐元（EURO）的設想；經實施，第一階段（1990.7.1～1993.12.31），歐洲統一大市場啟動，歐盟（EU）取代歐共體，旨在促進歐盟各國經濟、貨幣、財政政策協調和趨同的《馬約》正式生效，《歐洲中央銀行章程》出臺，EMS進一步強化；第二階段（1994.1.1～1998.12.31），歐洲貨幣局（EMI）建立，從歐盟總體貨幣形勢出發，每年公布貨幣供應量（M3）的增長上下限，以此監控、協調各成員國貨幣政策，EMS匯率運行窄幅波動再度縮??；1998年3月，歐盟執委會宣布11個歐盟成員國達到實施單一貨幣條件，可在1999年1月1日（第三階段開始，至2002年6月30日歐洲貨幣一體化完成）啟動歐元，在歐元區內實行永久固定匯率制，實現貨幣、貨幣政策、中央銀行“三個統一”；ECB執掌貨幣發行權和貨幣政策決定權，NCBs參與并執行ECB貨幣政策的決策，決定各自的業務政策，并按ECB的指令管理外匯儲備等。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構建初具雛型。

二、從德意志聯邦銀行看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歐洲中央銀行從框架設計上盡管參照了西方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的制度和經驗，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操作模式為藍本，二者在組織結構、貨幣政策目標、工具、獨立性設計等方面都頗為相似，了解德意志聯邦銀行貨幣政策傳導特點，對分析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無裨益。

概而言之，德意志聯邦銀行的貨幣政策主要通過監控貨幣供應量M3，協調運用三大貨幣政策工具，改變銀行的流動性，并通過金融市場的利率機制，間接地影響銀行的信貸政策以及德國經濟對貨幣和信貸的需求，最后集中作用于經濟中的支出和物價的決定。這一傳導機制主要受信用機構的貨幣擴張機制、德國最低準備金以及再融資制度特征的制約。由于整個銀行體系信用貨幣擴張在短期內將不可避免地產生對中央銀行貨幣的無彈性需求和滯后效應，聯邦銀行就此可憑借其在中央銀行貨幣供應方面的主導地位，運用可支配的工具去調整利率和貨幣市場的需求條件，使之與貨幣目標相一致。首先，它改變自已的再融資交易和公開市場業務的利率，其次，它選擇提供或抽取中央銀行存款的最佳渠道，并且決定干預貨幣市場的時間和在貨幣市場提供流動性的區間。通過對貨幣市場流動性的管理，聯邦銀行對信貸和資本市場條件施加間接影響，使在預定的方向長期影響銀行貸款愿望，以及經濟對貨幣和信貸的需要，從而使貨幣擴張適應其貨幣增長目標。與長短期調節相結合，聯邦銀行還常常利用外匯掉期和外匯回購交易，對貨幣市場進行“微調”，通過吸收和提供流動性抵制每月最低準備金繳存期間信用機構在中央銀行存款所出現的難以預料的波動。貨幣政策傳導效應因而得以鞏固。

由于ECB與德意志聯邦銀行一脈相承，故其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有章可循，特別表現在二者貨幣政策工具運用的高度相關、可比上，由此可明晰ECB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核心——流動性管理和利率機制。

1、公開市場操作

公開市場操作均是兩行最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導市場利率、管理市場流動性及為貨幣政策的導向傳遞信號，從而控制貨幣供給量。操作主要采用有價證券回購協議方式。其實質是中央銀行以金融證券作抵押向商業銀行提供短期資金。從聯邦銀行的經驗看，它適應了與國外市場聯系更為密切的德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需求，從而可對金融變化作出迅速反應和采取力度不同的措施。貨幣市場的水平和結構在很大程度上由這種交易的流動性和利率結構所決定，且可通過貨幣市場利率對定期存款利率進而對銀行從非銀行部門獲得資金的邊際成本施加影響。此外，回購協議方式的公開市場利率報價和尋價還具有心理上的信號效應，中央銀行可利用它們去影響市場上的利率預期。

在ECB的操作框架中，公開市場操作主要由NCBs組織實施，但其適用條件（如回購利率）等則由ECB統一制訂。這意味著，ECB為整個歐元區的貨幣市場利率水平制訂了依據。

除主要利用回購協議進行短期融資操作外，ECB還可利用直接交易、發行債券、外幣掉期、吸收定期存款開展公開市場長期融資操作、微調性操作、結構性操作。直接交易指ECB通過向非銀行部門出售貨幣市場票據，利用價格競爭機制，直接影響銀行的存款利率。外匯掉期交易在通行的市場利率下進行，除影響流動性外，一般不對匯率產生直接影響。上述操作的有效性已經德意志聯邦銀行運作實踐所證實。

2、存貸款便利

ECB為控制隔夜市場利率，暗示其貨幣政策基本立場，設立了存貸款便利。在此種便利下，ECB可向市場提供或吸納流動性，使市場利率不致超過中央銀行事先確定的范圍，即上限是貸款便利利率（類似德意志聯邦銀行的倫巴德利率），下限是存款便利利率（類似于德意志聯邦銀行的貼現率），介于二者之間的是回購利率。在德國，短期存貸款利率和利率結構常隨貼現率和倫巴德利率的變動而變動，并與聯邦銀行流動性政策相互關聯。其基本關系用之于對ECB存貸款便利的分析，則可解釋為：當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十分緊張，存款便利利率遠低于貨幣市場利率（如回購利率），則主要的銀行利率與存款便利利率的自發聯系將使貨幣市場利率的上升趨勢只能通過銀行向其客戶提供資金而逐漸傳導出來。如果銀行不使其利率適應于一般的貨幣市場條件及其邊際融資成本，則盈利機會減少，以致銀行貸款愿望遲早降低；如果出現明顯的通貨膨脹預期，流動性政策與利率政策的相互作用比通過提高名義利率來控制經濟中的信貸需求更能有效抑制貨幣擴張。反之，對貸款便利利率的分析亦復如是。如此ECB可達到維護市場穩定性的目的。

3、最低存款準備金要求

為穩定市場利率，控制市場流動性和貨幣擴張效應，ECB還決定向歐元區內所有信貸機構提出最低存款準備金要求。作為一種政策工具，最低準備金具有雙重功能。首先，它給ECB通過改變其比率以持續地調節銀行在中央銀行存款或貸款便利提供了選擇，或在特定的準備金比率下，使銀行的貨幣創造比沒有最低準備金要求相比更依賴于ECB及其提供的流動性和利率政策的便利。由于最低準備金同時也用作銀行的“流動資金”，可使ECB在不喪失對貨幣加強控制的條件下在貨幣市場上穩定流動性和利率變動的趨勢；其次，除影響流動性外，最低準備金還影響利率，表現為準備金比率的增加首先減少銀行盈利，削弱其對外授信能力，承擔由此帶來的機會成本，而在負擔轉嫁過程中，降低存款利率要比提高貸款利率困難得多，從而抑制了貨幣擴張效應。ECB最低準備金制度的這一內在特征，同時也正是德意志聯邦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對ECB即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作一基本描述：為實現“保持物價穩定”的首要目標，ECB選擇貨幣供應量M3作為中介指標，由各成員國綜合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存貸款便利、最低存款準備金要求“三大法寶”，使得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刺激因素——流動性和利率——從各國貨幣市場開始，進而通過金融市場擴展，使M3年度目標和主要經濟目標變量在長期內也有望達到。ECB還須在一年內經?？紤]是否、何時、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通過改變貨幣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條件使貨幣擴張對貨幣目標的偏離得到糾正。故貨幣、經濟、財政等方面的變量（事實上和潛在的通貨膨脹率、匯率、利率、經濟的實際增長）將受到監控，并采用各種指標評估貨幣政策運行狀況的適當性和有效性。同時，考慮到現實條件下歐元區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還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因素，且必將對ECB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產生影響，為此須作進一步分析。

三、不確定性：影響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及效應的因素

按內外因論的思想，影響ECB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及效應的因素源于歐盟及ECB自身的機制缺陷和外部潛在的干擾力。前者作用于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SCB）獨立性、透明度、協調性，后者主要指各國宏觀經濟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協調度，以及微觀經濟主體行為預期的不確定性。

（一）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獨立性、透明度、協調性程度

從歷史經驗看，中央銀行獨立性是保證幣值穩定的必要條件。在獨立性設計上，ECB組織機構、人事任免、股權結構、權力行使、貨幣政策的制定和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都較獨立性久負盛名的德意志聯邦銀行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基于歐盟機制上的缺陷，如歐盟成立之初由各成員國財政部長組成的“穩定委員會”，將是ECB在執行貨幣政策上的對抗者，ECB與聯盟其他機構存在的各種聯系，也可能影響ECB的獨立性及執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各成員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狀況參差不齊，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缺乏中央銀行獨立于政府的經濟和政治條件，要使其完全脫離政府指導，任務艱巨。由于ECB貨幣政策統一且不可分割，NCBs獨立性高低不同勢必導致貨幣供應和通貨膨脹指標的地區性失控，進而削弱整個ESCB的可信度，其貨幣政策傳導效應也將大打折扣。

就透明度而言，由于適合歐元區的貨幣政策態勢不一定普遍適用于各國，不同指標與物價穩定目標之間的關系也很不確定，增強透明度可使各國經濟實體事先了解ECB貨幣政策調整姿態，從而形成對通貨膨脹和未來經濟發展的正確預期，強化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但ECB目前尚缺乏一種有效的管理約束機制保證其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充分性。

與獨立性、透明度相一致。ESCB的協調性程度同樣影響其貨幣政策傳導效應的發揮，由于各成員國金融制度、中央銀行業務政策的不一致，對幣值穩定的作用和通貨膨脹的成因的看法不盡相同，經濟發展區域性差異也要求貨幣政策操作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勢必引起ESCB貨幣政策決策特別是執行上的分歧和抵觸，從而導致穩定幣值目標處于次要地位或客觀上造成反通貨膨脹不力的危險。而加強協調，，取決于ECB的內部控制制度和組織管理藝術。

（二）各國宏觀經濟政策與ECB貨幣政策的配合協調度

就政策取向看，ECB將執行以幣值穩定為目標從而是謹慎的獨立貨幣政策?！霸鲩L與穩定條約”則明確規定，歐元區成員國應奉行財政預算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穩健財政政策。但隨著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其內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也將顯現，如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與歐盟執行的嚴格的貨幣、財政紀律、政策的矛盾，貨幣與財政合作不均衡的矛盾，經濟發展差異與歐盟財力不足的矛盾，特別是在經濟衰退等使各成員國經濟離異增大的情況下，國家的利益與聯盟的利益的矛盾可能激化，引發聯盟內部的金融危機，甚至擴展至全球。就目前各國財政政策而言，德國、法國、意大利等首批加入歐元區的國家在壓縮預算赤字方面尚且勉為其難，雙緊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能否維持，則更難以預料。即便維持，各國也需付出經濟增長的相當代價。這也正是歐盟試圖只控制銀行信用而對各成員國財政信用無力控制的機制缺陷所在。同時，在一個經濟發展周期仍存在差異，沒有財政轉移機制，且勞動力等要素流動性較差的歐元區內維持固定匯率制仍存在困難，從而影響ECB的匯率政策和貨幣的內外穩定。

從非聯盟國家對聯盟的貨幣政策傳導看，如果美國提高利率，大量資金流向美國，歐元流動性遇到困難。為對付美國，ECB相應提高利率，結果導致失業率上升，歐盟一些國家就會難以承受，進而調整其就業政策和財政政策，而其政策效果，極可能與ECB統一貨幣政策意圖背道而馳。從這個意義上講，ECB與美聯儲的合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聯盟統一貨幣政策效應的實現。

（三）各成員國微觀經濟主體行為預期的不確定性

宏觀經濟政策傳導效應的發揮最終有賴于微觀經濟基礎的運行和反饋。后者本身即包含了持續存在于生產和物價方面的不確定性。貨幣轉換帶來環境的變化，使這種不確定性尤顯撲朔迷離，進而對整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施加影響。

如前所述，ECB貨幣政策對經濟活動經由流動性得以實現，并通過商業銀行信用創造功能貨幣乘數效應間接提供或在公開市場上與非銀行部門直接交易提供流動性。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銀行系統提供的信貸交易和其他金融產品的替代效應。但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并非僅由銀行等金融部門決定，現金漏損率和貨幣結構等影響貨幣乘數的因素由社會公眾決定。因其對貨幣需求的流動性偏好不同，銀行貨幣創造環節可能因此受阻或中斷，而在資本市場全球化的環境中，貨幣替代效應增強，也會使貨幣政策效力削弱。

第8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欠發達地區；因地制宜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8)04-0007-05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組合的理論基礎

作為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核心，IS-LM模型能有效分析經濟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構成要素的相互關系。IS-LM模型最初是用來描述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之間相互聯系的理論。在產品市場上，國民收入決定于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凈出口等構成的社會總支出，而這種總支出也是社會總需求水平的反映。社會總需求尤其是投資需求要受到利率的影響，利率則由貨幣市場供求情況決定，因此貨幣市場要影響產品市場；另一方面，產品市場上所決定的國民收入又會影響貨幣需求，從而影響利率，這又是產品市場對貨幣市場的影響。IS-LM模型就是描述和分析這兩個市場相互聯系的理論工具。其中，邊際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是IS-LM模型的基本要素，凱恩斯最早研究這些要素的關系，漢森、希克斯完成IS-LM模型，構成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之間相互作用共同決定國民收入與利率的理論框架。分析研究IS-LM曲線的斜率及其決定因素，可以直觀反映哪些因素作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的機理，找出提高政策效應的方法。

根據經濟學理論，在正常情況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最佳組合是一松一緊或此松彼緊，以防止經濟的過分膨脹或者萎縮。在調控階段，LM曲線可能向左上方或右下方運動。在凱恩斯宏觀經濟IS-LM簡單模型中，如果保持IS位置不變，通過緊縮貨幣使LM曲線向左上方移動，其結果是國民產值減少、利率上升。采取這樣措施的政策指向主要是抑制過熱經濟，防止經濟泡沫的過分滋生。當LM曲線在向左上方急劇運動時，比較適宜同時采取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推進利率進一步上升，依靠持續巨額的財政支出支撐GDP回到原有的水平。

但是這種組合政策的后果是更高的利率，將導致更加嚴峻的流動性危機，一旦政府支出停止，社會資金鏈會很快處于斷裂的邊緣。雙緊政策組合一般不可取是因為其對社會經濟總量的收縮效應太大，會導致經濟嚴重退步。緊縮的財政政策推動IS曲線向左下方移動，均衡點會沿著新的LM曲線繼續向左下方移動，利率會在原來高漲的情況下下調，理論上使資金鏈所承受的壓力得到一些緩解，經濟在進一步萎縮的同時可以為日后的復蘇積蓄能量，在應對嚴重的經濟泡沫時，雙緊政策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二、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大大提高。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間接控制逐步過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漸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方式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1984年)。這一階段，總體上說執行的是“雙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松”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降低利率，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財政系統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總需求。社會總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張起來，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別是1984年以前，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能夠推動閑置資源的利用，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經濟中不存在足夠的閑置資源，“雙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貨幣則會導致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二階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確立了貨幣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開始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和應有的作用，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開始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過度投資、經濟過熱的癥狀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階段中執行的是“雙緊”的政策搭配，即“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的搭配。在“雙緊”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收回貸款，壓縮新貸款，減少貨幣供給量，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收縮；財政系統通過增加稅收，削減財政開支，增加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壓縮社會總需求。

第三階段(1998-2002年)。這一時期我國經濟運行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告別了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的短缺經濟，出現了物質產品的相對過剩和明顯的通貨緊縮，由過去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由過去以治理通貨膨脹為主轉變為治理通貨緊縮。在政策取向上，由實施長達5年之久的“雙緊”過渡到“雙松”，即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著力防范金融風險，財政政策在支持發展、化解風險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四階段(2003-2005年)。2003年6月，我國經濟過熱的征兆已經非常明顯。從2004年第一季度開始，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采取各種措施緊縮銀根，動用了包括提高基準利率、外幣存款利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利率，放開存貸款利率上下限，向發放貸款過猛的商業銀行定向發行央行票據等貨幣政策工具等措施。在緊縮銀根期間，相配套的財政政策是“積極的”或者說是擴張的：2003年、2004年和2005年的財政支出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1.8%、15.6%和18.3%。

第五階段(2006年至今)。進入2006年以來，宏觀調控壓力并沒減少，只能繼續以更高的頻率推行更為嚴厲的銀根緊縮政策，多次提高法定準備金率以及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頻度較高。而財政預算支出，也表現出緊縮財政支出的意向。這是典型的雙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

三、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協調應用的實證案例

(一)湖北省荊門市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協調配合運行的實證效果分析

1.財政資金起到了主力軍的引導作用。隨著國家財政政策由第四階段轉入第五階段，荊門市財政支農資金也呈現出相應的變化。在第四階段(2003-2005年)，國家的財政政策是“積極的”或者說是擴張的，因此，財政支農資金增長迅速，尤其實2004年達到了60.5%。而隨著第五階段(2006后)，緊縮財政政策的到來，財政資金的增長幅度又恢復到了2003年的水平。而GDP的增長幅度與財政支農的幅度同步，說明財政資金還是在加速農村發展中起到了主力軍的引導作用。

2.信貸資金增長緩慢。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是當前我國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為促進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加大對農村的資金投入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而農業比重比較大的地市，財政資金也比較匱乏，財政投入的力度受到了很大的制約。要促進農村經濟健康快速發展，單靠財政政策難以達到良好的效果。而政府已經不能單純通過行政干預要求金融機構向農村發放貸款。加之農戶收入不穩定、缺乏抵押擔保物，而且農業是弱質產業，受自然因素影響較大，這就決定了農業貸款較其他商業性貸款具有更大的風險，而現在又缺少相應的信貸風險補償辦法，因此，金融機構的信貸投放積極性不高。[1]

(二)湖北省京山縣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的協調配合應用的實證分析

為了解財政資金、信貸資金對新農村建設的支持情況，筆者選擇湖北省財政涉農資金整合試點縣――京山縣進行了典型調查。結果顯示，該縣財政和信貸對“三農”的投入逐年攀升，但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缺乏協調互動機制，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合力作用未能得到有效發揮，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項目與信貸項目脫節。為啟動新農村建設，該縣分別制定了“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新農村建設規劃，按照規劃，“十一五”期間，該縣將開工建設40個較大的農村基礎設施項目，計劃投資32.93億元，其中財政資金9.5億元、銀行貸款16億元，分別占全部資金需求的28.8%和48.6%。這些項目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主要用于改善農村交通、飲水、通訊設施建設，但銀行未參與項目的規劃及前期論證，對項目的認可度低，很大一部分項目將難以得到銀行信貸資金支持，必然形成較大的資金缺口。

2.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投入范圍不一致。2002年至2005年，該縣財政支農資金總額為5.78億元，投資領域包括農業生產、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及農村社會事業等多個方面，分為有償性投資和無償性投資兩種方式。有償性投資項目主要是農業多種經營和農田整理等項目，用款人需在一定期限內償還投資，占投資總額的19.55%，其中2006年已將農田整理項目納入無償性投資項目；無償性投資項目主要是各類直接補貼、農業綜合開發、扶貧開發投入等，占投資總額的80.45%。而同時期該縣金融機構凈發放2.64億元農業貸款，93%的貸款投向農業多種經營項目，與財政資金的支持范圍存在較大差異，無法對財政資金無償性投資項目進行配套支持。

3.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期限不匹配。在該縣“十一五”規劃設置的40個涉農投資項目中，中長期投資項目37個，占92.5%，投資額29.9億元，占91%；短期投資項目3個，占7.5%，投資額2.96億元，僅占9%。從投資收益期看，一般長達2-5年。如土地整理項目在完工后至少需要兩年才能恢復到原有的收益水平，3年后收益才會有一定程度提高；林業項目收益期跨度最長的達8年左右。與之相對應的是，金融機構對涉農領域的信貸投入以短期貸款為主。2005年末，該縣中長期涉農貸款余額6260萬元，僅占涉農貸款總額的3%，比財政中長期涉農投資比例低88個百分點。

四、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組合應用效果的經濟學分析

(一)雙緊的政策組合在控制發達地區經濟過熱的同時，也限制了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

我國實行單純一種或簡單幾種財政貨幣政策的組合是不夠的，因為不同地區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有各自的產業結構和金融輻射能力及輻射方式。針對不同類型地區的特點，應該實行不同的政策組合方式，否則宏觀調控就會出現兩難境地：執行比較溫和的財政和貨幣組合政策，在經濟過熱地區難以達到調控的預期目標；執行比較嚴厲的雙緊政策，可以部分抑制經濟的過熱，但對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將帶來嚴重損傷，甚至加劇落后地區經濟的惡化。

(二)目標取向和運行機制存在差異，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協調不暢

在我國，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分屬于不同的部門，在基本目標、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異，這是導致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之間協調不暢的根本原因。結合京山縣實際分析，兩者協調上的問題主要受制于“四大障礙”。

1.目標障礙。從理論上講，財政支農資金以提高社會效益為最大目標，絕大部分資金是無償投入；信貸資金則是以提高經濟效益為目標，資金是有償使用的，需要按期償還貸款本息，兩者的目標不一致。由于存在目標障礙，影響了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的協調互動。一方面，財政資金對信貸資金的引導弱化。財政支農主要以各類補貼和直接無償投資項目為主。2002―2005年，京山縣各類農業補貼1.08億元，占財政對支農資金的61.2%；農業項目投入方式也以自主辦項目為主，較少考慮用信貸資金作為財政投資不足的補充，項目建設單位寧可多花功夫爭取財政投資，也不愿向銀行申請貸款。另一方面，財政政策與信貸政策調整進度不一致。新農村建設啟動后，國家隨即對財政政策做出調整，加大了對涉農項目的投資力度，財政資金明顯向新農村建設傾斜。盡管國家也就金融支持新農村建設提出了要求，但由于信貸政策傳導機制不暢通，信貸政策尚未隨之進行調整。

2.體制障礙。目前我國財政支農資金項目眾多，財政支農資金共有15個大類和幾百個專項，形成了多部門管理、多渠道支付、分級次負擔及條塊結合的財政支農體制，表現在：一是管理部門眾多。京山縣財政支農資金分屬9個部門管理，不同渠道的財政投資既有重復交叉，又有過于分散的現象，不利于統一監督、管理和協調，難以形成支農合力。二是財政資金支付渠道多。財政支農專項資金一部分由上級財政下撥后通過縣級財政列支；另一部分由中央財政或省級財政直接撥付給主辦部門，再由主辦部門逐級下撥。三是分級負擔體制加重了地方財政的壓力。農業稅費減免導致縣鄉財政收入減少，可用財力縮小，導致地方財政應配套支付的支農資金不能及時到位。而農村金融體系實行垂直管理體制，無法與財政條塊結合的支農體制相銜接，并且財政支農體制不順也對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的協調互動形成了障礙。同時，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長期不能到位，農村金融體系不完善，信貸支農功能缺位，很難保證國家金融支持新農村建設政策措施得到落實。如農業發展銀行政策性信貸功能不全，商業銀行逐步退出農村金融領域，農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后全面實行商業化經營等等。

3.溝通障礙。雖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上協調機制較完善，但在支持新農村建設等領域，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之間存在嚴重的溝通障礙。一是決策層面協調機制不健全。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尚未建立支農政策磋商機制，導致各自出臺的政策關聯性不強，使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難以融合。二是項目信息缺乏交流?；鶎迂斦块T和金融機構沒有建立信息交流平臺，在申報支農項目時各自為政，財政部門沒有向金融機構提供信息的渠道，金融機構也缺乏獲取財政性資金支持項目相關信息的手段，使金融機構無法向財政支農項目提供信貸資金。

4.觀念障礙。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是會計、銀行是出納”，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在使用上相互混淆。金融機構在計劃經濟時期按照財政計劃向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過大量的信貸資金，造成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損失嚴重，特別是農業銀行至今仍背負著較沉重的負擔。因此，金融機構至今仍對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存在較重的思想障礙，認為新農村建設應以財政政策性投資為主，銀行信貸資金投入新農村建設項目的潛在風險巨大，應當避免進入。

五、加強政策的靈活性是促進財政資金與貨幣資金的協調性

(一)現階段欠發達地區根據自身情況適用不同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組合

在宏觀調控階段，欠發達地區要避免經濟惡化，減弱“馬太效應”的負面影響，除了自己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努力發展經濟外，國家必須以一定的財政轉移支付去支持其基礎設施以減少開發資源的啟動資金，國家提出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地區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正是這一思路的體現，是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內在依據。關鍵是在于落實并提高財政資金投入的高效回報。

分地區而言，在出現經濟過熱苗頭的不發達地區，應該選取緊縮的貨幣政策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如圖1所示，即LM1移至LM2，IS1移至IS2，均衡點由E1移至E2，圖形顯示是推動利率更高。由于在抑制經濟過熱苗頭的時候不能過分壓制經濟總量，所以貨幣緊縮使E1、E2橫坐標一致為宜，也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配以較緊的貨幣政策。

對于某些相對落后地區，在執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應輔以寬松的貨幣政策，即LM1移至LM3，IS1移至IS2，均衡點由E1移至E3。貨幣政策越寬松，新的均衡點就越向右方移動，這就是說落后地區現階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應選擇積極的財政政策配以較松的貨幣政策。

(二)信貸資金與財政資金相互配合，創造“1+1>2”的社會綜合效應

1.以“信貸資金先行，財政資金補貼，強力支農”的形式，支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發展。對符合財政資金扶持條件的企業項目，如財政已安排或擬計劃給予項目補貼和貸款利息補貼，已經達到信貸資金支持條件的，信貸資金可提前介入，支持此類企業做大做強。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分別作用于企業發展的不同時期和階段，兩者相互補充，更有利于企業的迅速成長。

2.以“財政資金先行，信貸資金跟進，互補支農”的形式，支持農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設。農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設由于投入大、效益低，信貸資金一般情況下難以涉足。近年來，國家為加快推進新農村建設，各級財政明顯加大了對農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設的投入，在財政資金無償性鋪墊下，農村水利和一般性基本建設基本具備了信貸資金跟進扶持的先決條件。

3.以“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同時進入，共同支農”的形式，支持農村新型能源及生態環境建設。推廣農村新型能源，改善農村安居條件是新農村建設重要內容。為扎實促進上述兩項工作，國家每年為項目計劃內農戶安排財政補貼，引導和推動農戶加速融入新農村進程?！耙唤ㄈ摹惫こ套鳛楦纳妻r村生活環境的一項具體舉措，惠及千家萬戶。這類項目可以采取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同時進入的形式，共同支農。即對地方政府規劃發展的項目，在有資金需求的情況下，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可以同時進入，特別是農村信用社可發揮機構網點優勢，利用“小額農貸”政策對項目發放個人消費貸款或固定資產投入貸款，不斷擴大支農項目的深度和廣度。

4.政策性信貸資金先行投入，以項目產生的財政收入或人大通過的財政預算為還款保證的形式，支持縣域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目前農業發展銀行已突破政策性業務限制，信貸范圍進一步拓寬，不僅可涉足農村公路網、信息網、商業物流網等基礎設施建設，而且對區域性重大基礎設施(如經濟開發區基礎設施建設)也可投資。政策性信貸資金一次性投入規模大，利率優惠，使用周期長，具有其它股份制和國有商業銀行不可比擬的優勢。在得到人大通過的財政預算還款的保證前提下，農發行即可對重大基礎設施進行必要的信貸支持，以形成支持新農村建設的推動力。[2]

(三)從機制入手，促進財政資金與信貸資金協調互動

1.建立財政與金融協調機制。通過建立縣級涉農投資項目協調機制，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對項目規劃、預算、申報及項目實施等工作進行科學調度，做好財政資金與信貸投入的銜接工作，監督項目預算的執行，促進項目資金的落實。同時，明確財政、金融的支持重點。財政資金實行全額無償投資，以支持農村社會事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綜合開發、扶貧開發等方面建設為主，逐步退出農業經營性項目。商業性信貸資金主要支持農業經營性項目。政策性信貸資金應實行財政貼息等政策措施，主要對商業性信貸資金無法涉及的領域及關系國計民生的項目進行支持。

2.整合新農村建設資金。一是整合財政支農資金。對現有的財政支農專項資金進行認真清理，取消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不高的專項支出，對資金用途和扶持對象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專項支出予以合并。除救災性和具有特殊用途的財政支農資金外，對各級政府安排的所有支農資金進行整合，防止項目重復投資或投資過于分散，發揮資金最大效益。二是整合涉農信貸資金。設立新農村建設信貸資金專項金融統計項目，對縣域地區涉農信貸資金實行統籌規劃、合理擺布。對較大項目實行銀團貸款、政策性與商業性混合貸款等模式，增強信貸支農實力。

3.完善支農資金管理機制，提高資金使用質量。以防止截流挪用為重點，切實加強對支農資金的監督管理，確保支農資金不流失。一是設立新農村建設專項基金。將各級財政的支農資金全部納入專項基金管理范圍，并吸收國內外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及個人的捐助，實行集中管理、統一撥付。二是加強項目管理。推行“陽光工程”，提高項目透明度，完善涉農投資項目公示制、項目法人負責制、重點項目招投標制、項目建設監理制，杜絕暗箱操作，確保涉農建設項目順利實施。三是完善支農資金管理機制。建立財政、信貸支農資金支持項目從立項、執行到完成的全過程審查監督機制，對每項支農專項資金安排使用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支農資金使用績效進行監測評價。[3]

4.加強引導和推動，為金融、財政支農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完善基層人行職能，擴大基層人行信貸監督管理權限，創新信貸政策引導措施，延伸再貸款的使用范圍，完善再貼現、利率等操作手段，提高基層人行對金融機構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引導能力，積極推進農村金融生態建設。加大宣傳力度，培養涉農企業、農村經濟組織和農戶的誠信意識，對守信企業和農戶給予政策優惠和信貸傾斜，營造誠實信用氛圍，增強農村金融機構對新農村建設信貸投放的信心。

參考文獻：

[1] 君偉.近距離看農村―調研隨筆[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

第9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

關鍵詞：次貸危機；貨幣政策；退出戰略

中圖分類號：F83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0)03－0012－04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各主要中央銀行迅速下調利率，在利用這一常規手段的同時推出了定量寬松等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從利率杠桿和數量杠桿兩個角度實行超寬松的貨幣政策。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次貸危機時期實行的超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已經提上議事日程，2009年下半年以來已經成為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及經濟學家討論的熱點。為了擺脫經濟下滑的風險，我國也實行了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樣也面臨著政策退出的問題。本文分析了超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原因、次序、時機和方式，退出時與公眾溝通、與財政政策的協調和國際協調的進行，以及歐元區和美國可能會選擇的退出戰略。

一、超寬松貨幣政策退出戰略的主要內容

(一)退出的原因

根據貨幣主義的觀點，從長期來看，所有的通貨膨脹都是一種貨幣現象。通貨膨脹壓力有3個來源：超寬松的貨幣政策過度刺激投資和消費；銀行體系過剩的流動性；新的通脹預期。隨著經濟的復蘇，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在特殊時期實施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必須退出。

除了擔心出現通貨膨脹以外，過去10年全球經濟的發展經驗使許多經濟學家得出結論：在全球長期超寬松的貨幣政策條件下，信貸獲得過于容易，這反過來又壓制利率水平，進而助長投機行為，導致金融資產價格嚴重扭曲。因此，從超寬松的貨幣政策退出，不僅僅是為了防止通貨膨脹，還可以保持金融市場穩定。

(二)退出的次序

在提高利率之前，非常規的貨幣政策措施最好取消。首先，如果非常規措施依然被認為是必要的，在這種環境下提高利率將通過貨幣市場破壞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第二，在提高利率的同時仍然保持非常規措施，這會導致向市場傳遞的貨幣政策立場的信號比較含混。第三，在非常規措施依然存在的時候，中央銀行也很難把利率提升到與政策目標相一致的水平。第四，在市場仍然需要非常規措施的時候提高利率，其傳遞效應可能會出現梗塞。最后，在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中，經濟復蘇主要取決于銀行體系的健康狀況，通脹壓力的增加會要求采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但是通脹壓力只有當銀行重新采取正常的貸款業務時才有可能出現。

然而，在取消購買公司債券這種非常規措施之前，可以提高利率。因為這些措施不受貨幣市場功能是否恢復和銀行貸款的影響，主要目的是為了確保企業可以直接獲得外部融資，通過刺激長期投資進而刺激總需求。但是，這些措施可能會在中長期導致通脹壓力。

如果在通脹風險出現之前貨幣市場功能恢復了，那么非常規的措施在利率提高之前應該取消。但是，如果通脹的風險已經出現了，而貨幣市場問題依然存在，銀行融資仍然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下，則應該繼續保持非常規措施，也就是維持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和結構，同時提高利率。

Posen(2009)指出，財政政策的緊縮應早于貨幣政策的緊縮。認為銀行擔保和國有化會影響稅收，在稅收政策改變之前，銀行擔保和國有化必須取消。但是，只有等到稅收政策明確以后，銀行私有化才能開啟，否則，沒有買家來購買銀行的國有股份。

Mulya(2009)認為，銀行體系內部過多的流動性會阻礙央行提高短期利率，除非大規模減少過多的銀行資金，否則提高利率很難實現。Baudchon(2009)也認為，緊縮貨幣的第一步就是終止非常規的寬松政策。

(三)退出的方式

Betboze(2009)強調，利率政策比非常規措施的退出要簡單一些。歐洲央行在提高再融資利率之前，可以將存款利率調整至再融資利率附近。而美聯儲則是對銀行在美聯儲的準備金支付利息，通過提高該利率的方式來影響貨幣市場利率。

大部分的非常規措施都是有截止日期的，如果不再延期，將自動終止。比如歐洲央行擔保范圍擴大的計劃將在2010年末取消，債券購買計劃預期在2010年6月終止。在美國，銀行使用定期拍賣便利0(Term Auction Facility，TAF)的頻率在下降。一級交易商信貸便利(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flity，PDCF)是在2008年3月貝爾斯登救援行動中創造的，現已不再使用。定期證券借貸便利(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ies，TSLF)現在很少使用。貨幣市場投資者融資便利(Money Market Investor Funding Facility，MMIF)在2009年10月30日到期，資產支持商業票據貨幣市場互助基金流動性便利(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Money Market Mutual，Fund Liquidity Facility。AMLF)的獲得也變得更加困難，商業票據融資便利(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CPFF)雖然延期到2010年2月1日，但是被使用得越來越少?，F在只剩下定期資產支持證券貸款便利(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Loan Facility，TASLF)和購買長期債券。

央行收縮其資產負債表相對復雜一些，根據央行是否積極干預其資產負債表，可以把退出戰略大致分為兩類：被動型和主動型。退出信貸寬松政策比退出定量寬松政策要容易一些，信貸寬松政策是內生的，不需要央行特別的干預，隨著經濟和金融狀況的改善，銀行會自動減少對央行貨幣的需求，被動的退出戰略會湊效。

主動的退出措施包括：央行停止購買債券；直接在市場或者通過反向回購協議出售先前購買的資產；出售在危機以前獲得的公共債券；對各種融資便利施加更嚴格的申請條件；終止融資便利；提高利率。美聯儲可以選擇發行債券，重新啟動美國財政部的附加融資計劃(Supplementary Financ-ing Program，SPF)。

(四)退出的時機

退出必須及時，這需要采取漸進方式。這是因為：一方面，大規模地收縮流動性將造成巨大的貨幣政策沖擊，在債券市場或者商業票據市場出售證券將引起證券市場動蕩，惡

化企業的融資環境。太快或太突然的退出，將使經濟復蘇終止，給貸款者帶來巨大損失。另一方面，超寬松貨幣政策如果延遲退出，將增加未來通貨膨脹的風險，給金融市場播下不穩定的種子。

Escfiv6(2009)指出，超寬松貨幣政策提前退出的福利損失和通貨緊縮的風險非常大，容易促使經濟陷入w型衰退。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還沒有修復，現在不宜退出，將來出現超級通貨膨脹的風險微乎其微。

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金融市場功能的喪失、匯率因素使退出戰略的制定比較復雜，最大的挑戰就是確定退出的時機。這取決于該國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狀況。由于全球經濟前景依然不確定，經濟增長還比較脆弱(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寧可繼續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也不要匆忙退出。

非常規措施的退出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些措施的可逆轉性。事實上，很多措施可以自動退出。一旦貨幣市場功能恢復，市場參與者就會尋求銀行間的同業拆借市場，對央行資金的需求自然會下降，央行資產負債表也會相應收縮。另一方面，收縮速度也取決于央行購買資產的期限。如果央行持有的主要是長期資產，將來這些措施的退出將充滿挑戰，金融市場功能很難恢復到正常狀態，也提高了中長期通貨膨脹的風險。

(五)退出時與公眾的溝通

為了讓退出戰略有效，必須加強同公眾的溝通，引導市場預期。投資者可能會擔心政府財政狀況的可持續性，這無疑會推高長期利率。出于同樣的原因，家庭可能預期未來稅率會提高，他們會選擇儲蓄而不是消費。這無疑會給經濟復蘇蒙上陰影。

Gonz61ez-P6ramo(2009)指出，市場普遍擔心央行不能在恰當的時候解除以前的非常規措施。這種擔心是非常合理的。黃金、石油等商品價格的上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確實存在對通貨膨脹的擔憂，非常規政策可能是“自我失敗”的。退出時實行的一個措施，可能被市場誤解為其他所有刺激措施也將馬上退出，從而導致市場反應過度。對市場可能會產生過度反應的恐懼，反過來又使央行推遲實行某一具體措施，錯過最佳的退出時間。

這些風險意味著央行必須在溝通上多做文章，要詳細解釋實施每個退出措施的理由。貨幣政策透明度和可理解性對于增強貨幣政策目標的可信度至關重要，而中央銀行的信譽對于穩定通貨膨脹預期有重要影響。一個明確的、容易被理解的退出戰略將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Tesfaselassie(2009)也強調，在基本面仍然面臨著很多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預先公告政策退出的時間表是很危險的。預先公告退出戰略將過早地導致利率上升，使脆弱的經濟復蘇蒙上陰影。在此情況下，制定一個明確的政策退出時間表是不恰當的。但是，政策當局在作決策時，需要向公眾交代面臨的各種經濟指標和數據，以及政策退出的原則。

(六)退出時與財政政策的協調

危機爆發以后，很多國家實行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一些國家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不可持續，這意味著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財政政策調整。在相同情況下，財政政策退出時間延誤越長，貨幣政策退出的沖擊就越大。從大部分發達經濟體債務規模來看，財政政策延遲退出可能會導致市場形成新的通脹預期。因此，將來削減財政支出明確的、可信的承諾是央行繼續維持寬松貨幣政策的有效保障。

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的退出會直接影響政府債券的收益率，還可以間接地通過影響經濟活動進而影響稅收。提高利率，市場對政府債券的需求會下降，政府融資會變得困難，增加政府融資的成本，提高政府的債務負擔。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和私人部門的救援計劃是不能無限繼續下去的，政府應該盡早設計財政政策退出戰略。相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刺激性財政政策的成本更大，也不夠靈活，而且，財政政策延遲退出會對債券市場造成巨大的不利影響。有效地削減財政赤字將減輕通脹壓力，可以使央行繼續維持擴張性貨幣政策，促進經濟復蘇。因此，最好是刺激性財政政策先退出，超寬松貨幣政策隨后退出。

(七)退出時的國際協調

相對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退出的國際溢出效應要強得多，也受到更多的關注。De Grauwe(2009)指出，由于全球金融一體化程度非常高，主要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制定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挑戰。超寬松貨幣政策退出如果沒有國際協調，國家間的貨幣競爭會導致搭便車現象。另外，如果幾個國家同時緊縮貨幣政策，乘數效應會放大這種沖擊。不同的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因此有些應該早退出，有些應該晚退出。早退出的國家只有在相信晚退出的國家會在“恰當晚”的時候退出時，它們才會選擇早退出。要使早退出和晚退出的承諾可信，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大國必須考慮他們的行動帶來的外部性。

Munchau(2009)對美國和歐元區之間退出政策缺乏協調表示擔憂。由于歐元區的通貨膨脹預期比較穩定，而美國的通貨膨脹預期在上升，這將導致國際資本市場動蕩不安。投資者可能會將美元資產轉化為歐元資產，導致歐元兌美元匯率繼續攀升，使全球經濟陷入另一場動蕩。

二、歐元區和美國的超寬松貨幣政策退出戰略

(一)歐元區的貨幣政策退出戰略

整體來看，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退出沒有技術上的障礙。非常規措施主要有5個，退出戰略相對簡單。(1)中央銀行以固定利率為銀行提供充足的流動性。這些措施有內在的退出機制，由于這些操作事先都規定好了到期日，在時機成熟時，只需要通過傳統的再融資操作替代這些措施就行。(2)擴大抵押擔保資產的范圍。歐洲央行已經明確指出，擴大抵押品范圍是暫時的，該項措施會在2010年12月終止。(3)將公開業務操作時間延長。該項措施會自動淘汰。(4)提供外幣流動性。這個措施已經開始退出，歐洲央行宣布，由于對該項業務需求不足，決定停止提供外幣流動性。(5)直接購買有抵押的銀行擔保債券。由于這些債券并不影響貨幣政策執行情況，沒有必要采取專門措施處置這些債券。因此，歐洲央行可能持有這些債券直至到期，讓其規模逐漸萎縮。當然，也可以逐步地拋售。

利率政策的退出也不復雜。在提高再融資利率之前，歐洲央行可能輕推貨幣市場利率上升，有4個直接和間接的措施可供選擇。首先，可以將存款利率調整至再融資利率附近；第二，通過反向再融資操作緊縮貨幣市場的流動性；第三，發行歐洲央行債務憑證；第四，全部或者部分取消以固定利率提供流動性的計劃。

(二)美國的貨幣政策退出戰略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2009年－7月21日披露了美聯儲的退出戰略。他指出，美國寬松的貨幣政策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是隨著經濟的復蘇，聯儲需要緊縮貨幣政策以防止將來出現通貨膨脹。退出戰略和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管理密切相關。當聯儲對外提供貸款或者購買資產時，資金進入銀行體系，最終會出現在銀行和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在聯儲的準備金賬戶上。

從某種意義上講，銀行在聯儲持有的準備金會自動收

縮。隨著金融狀況的改善，銀行會減少對聯儲短期貸款資金的需求，進而導致聯儲資產負債表收縮。即使聯儲資產負債表短期內不能大規模削減，也有緊縮貨幣的措施：對準備金支付利息，減少準備金存量。2008年秋季，國會已經授權聯儲對銀行在聯儲的準備金支付利息。提高對準備金支付的利息，會影響短期市場利率，包括聯邦基金利率，貨幣和信貸的增長會下降。

如果這一招不湊效，還可以減少準備金、緊縮過剩的流動性，有4個措施可供選擇，每個措施都可以提高短期利率，限制廣義貨幣供應量和信貸增長。(1)安排大規模的反向回購協議。聯儲首先將證券組合出售給金融機構，一段時間以后以稍高的價格回購。(2)啟動附加融資計劃(sPF)。美財政部出售債券，將收益存到聯儲賬戶。當投資者購買債券時，財政部在聯儲的賬戶存款增加，銀行在聯儲的準備金賬戶余額下降。(3)利用國會的授權，向銀行發行類似定期存單的憑證。(4)如果有必要，聯儲可以在公開市場出售一批其持有的長期證券。

三、IMF倡導的政策退出原則

IMF(2009)提出了政策退出原則，雖然這些原則是針對所有刺激政策的，但是對我們單獨制定超寬松貨幣政策退出戰略有很強的指導意義。這些原則分4個方面，共有7條。

(一)一般原則

原則一：退出時機應取決于經濟和金融體系狀況，對于需求提升和金融體系修復，寧可給予進一步的支持。溝通策略及其應急計劃有助于確定預期，緩解市場恐懼。只有在金融體系出現持久穩定和私人需求增長可持續時，刺激政策和其他反危機支持措施才應取消。

原則二：除了一些例外。財政狀況的改善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為貨幣政策更容易調整以達到理想的整體刺激水平。實現財政狀況的可持續性將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比貨幣政策正常化要花費更長的時間。應盡早制定財政政策的退出戰略，并與公眾進行溝通。一旦私人需求開始復蘇，赤字減少和債務管理措施就應該開始實施。

(二)財政政策退出的原則

原則三：財政政策退出戰略應該透明、全面，現在就要與公眾清晰地溝通，目標是在一個明確的時期內，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審慎水平。

原則四：財政收支平衡是財政政策調整的關鍵，財政政策調整首先要確保危機時期的財政刺激措施是臨時的。一旦經濟充分走強，危機時期刺激經濟時使用的臨時措施就該終止。

(三)貨幣政策和金融部門支持政策退出的原則

原則五：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并不一定在提高利率之前取消。維持非常規的貨幣政策措施，并不一定阻礙利率的提升。事實上，在非常規貨幣刺激政策完全退出前，可能需要提高利率。

原則六：經濟狀況、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市場機制將決定何時以及如何取消對金融部門的政策支持。國際經驗表明，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在系統性金融危機后會存在一段時間，金融部門支持政策的退出步伐應該穩健，以避免市場混亂。

(四)國際政策外溢和跨境合作

原則七：制定可信而且一致的退出政策，強調溝通并考慮政策外溢，這將對所有國家有利。協調并不一定意味著同步，但是缺少政策協調將會產生負面的溢出效應。一般而言，不同國家經濟前景和繼續實行刺激政策的需求差異非常巨大，這表明不同國家需要選擇不同的退出路徑。國際間退出計劃的信息交流，將大大提高政策退出過程的信譽度。

四、對我國的政策建議

為了應對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帶來的沖擊，國務院推出了擴大內需的十大措施，各部委、省市區都相應地推出了各自的刺激措施。2008年第4季度貨幣政策開始進入寬松時期，央行迅速、大幅度降低了存貸款利率，2009年M1、M2和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高速增長，信貸環境十分寬松。寬松貨幣政策如何退出也成為國內關注的焦點，根據前面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議：

1.中國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退出是必然的，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我國經濟已經出現了企穩回升的態勢，隨著經濟的復蘇，信貸擴張帶動的投資、消費增長會推動將來國內物價上漲。同時，由于全球主要國家都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大宗商品的價格上升很快，加大我國輸入性通貨膨脹的風險。另一方面，寬松的信貸政策加上境外熱錢的流入，導致我國資產價格上漲壓力非常大。如果任由這幾方面發展，將來必然出現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政策的調整和退出是必然的。

2.注重和財政政策退出的協調，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2009年井噴的信貸中，有很多投入到了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持的項目，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周期一般比較長，如果突然削減信貸，必然導致許多爛尾工程，進而影響銀行貸款的質量和經濟增長。

3.貨幣政策退出不是簡單地恢復到危機以前的狀態，而是要把貨幣政策退出與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相結合起來。要以擴大內需特別是增加居民消費需求為重點，以穩步推進城鎮化為依托，優化產業結構，努力使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明顯進展。

4.退出的基本原則應該盡早制定，保持政策的透明度，及時與公眾進行溝通。歐元區和美國超寬松的貨幣政策沒有正式終結，但是歐洲央行和美聯儲未雨綢繆，已經著手貨幣政策退出的各項技術準備，保證漸進、及時、成功地退出超寬松的貨幣政策。我國可以借鑒歐美的經驗，盡早著手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各項準備。由于經濟發展高度的不確定性，退出政策會隨時調整，退出戰略一定程度的模糊是不可避免的。在制定退出戰略時，可以不宣布明確的時間表，只宣布一些退出的原則以及政策當局制定退出戰略時考慮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