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旅游的建議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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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旅游的建議范文

【關鍵詞】 贛州市 旅游文化 建議

一、面臨的問題

（一）紅色旅游的文化氛圍不濃，產品也比較單一

贛州紅色旅游開發比較完整的集中在瑞金一帶，旅游的方式也是單一的革命舊址參觀，游客進入景區游覽方式也是聽導游講解，參觀完景點就離開。旅游的產品單一，游客的消費也僅僅是購買門票以及簡單的飲食安排，經濟效益低下。

（二）經濟欠發達，配套設施不完善

贛州紅色旅游景點一般都身處經濟欠發達地區，甚至是國家級的貧困縣。經濟實力薄弱，用于開發紅色旅游資源的資金比較少，經費投入不足，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景點的宣傳上，缺乏資金的有力支持，非常不利于紅色旅游的發展。

（三）各個景點比較分散，資源的整合度不高

贛州紅色旅游文化中，其中革命舊址、建筑共有267處，被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共有4處60多個點，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共有20處，館藏珍貴革命歷史文物1萬余件。但是這些旅游資源比較分散，沒有形成套整的旅游產品，主要分布在瑞金、于都、會昌、石城等地。

當前旅游業正迎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機遇，贛州的旅游業應抓住這個歷史發展的新機遇，著力解決檔次偏低，管理體制不順暢問題。贛州整個旅游市場的觀念、管理和相關的機制都有待進一步提升，特別是加強旅游資源和紅色文化資源的高度組合。

二、贛州開發紅色旅游資源的幾點建議

（一）規劃經典路線，培育紅色品牌

經典路線的規劃，無疑是發展紅色旅游的一個有力保障。紅色旅游是贛州旅游資源的一大亮點和特色，贛州紅色文化資源具有壟斷性的特征。贛州旅游資源極其豐富，擁有國家標準的旅游資源分類中所規定的地文景觀、水域風光、生物景觀、天象與氣候景觀、遺址遺跡、建筑與實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動等類旅游資源。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0處64個點，省級文物保護單位72處；國家歷史文化名城1座，省歷史文化名城1座，6處省級歷史文化名村鎮，3處市級歷史文化街區；國家級生態旅游大縣1個；國家級森林公園8個，省級森林公園14個；國家4A級風景名勝區3處，省級風景名勝區8處；國家級生態功能保護區1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處，省級自然保護區18處。還有4個景點被命名為全國工農業旅游示范點，21處景區將申創國家4A級風景名勝區。

贛州位于江西省南部，贛江上游，是全國最大面積的地級市、最有發展潛力的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國家園林城市、全國衛生城市和中國優秀旅游城市，是國家科技創新基地、中部六省加工貿易梯度轉移重點承接地、中部最佳投資城市、粵商最佳投資城市、浙商最佳投資城市、深港企業最佳投資城市、世界重要的鎢產地，有世界鎢都之稱。簡稱贛或虔（為了與江西省簡稱相區別，現多簡稱虔），東接福建省三明市和龍巖市，南臨廣東省梅州市、河源市和韶關市，西靠湖南省郴州市，北連本省吉安、撫州兩地區。處于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向中部內地延伸的過渡地帶，也是內地通向東南沿海的重要通道之一。

（二）堅持科學開發，處理好開發與保護的關系

一切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的發展都是不可取的。紅色旅游具有特殊性，他的教育意義要大于觀賞價值。因此發展紅色旅游要從這一實際情況出發，重在歷史的重現，同時要注意適度開發，避免對紅色旅游資源的破壞，造成環境無法恢復。要切實加強紅色旅游的保護意識，積極開展革命紀念館和遺址的維護修繕。在開發中保護，在保護中開發，形成良性的發展。利用和開發好紅色旅游資源的核心就是要處理好開發和保護的關系，有效的保護和科學開發，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特別是不可貪大求洋，把歷史古跡推倒重建，這就失去了紅色旅游的內在意義，紅色旅游注重的是歷史的積累和沉淀，只有統一處理好開發和保護的內在關系，才能實現良性的發展。

（三）不斷完善景區基礎和配套設施的建設，在提高旅游產品質量的基礎上，加強紅色旅游宣傳力度。

首先是在景區設置專線公路，或者是改善景區道路的狀況，確保景區道路的安全和通暢。二是健全景區的配套設施，增設游客接待服務中心，提高接待游客的服務水平，增強住宿接待能力。提高旅游產品的質量。一是贛州紅色旅游資源已進入有序開發階段，但是整體水平提升，且大多縣（市）都制定了紅色旅游整體規劃。其中，瑞金制定的紅色旅游發展概念規劃，立意高遠。這就改變了過去景區（點）的隨意開發、粗放式開放的狀況，而形成有各自主題性的景區（點）。二是各景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配套服務功能不斷完善，正大力打造對中遠程游客有足夠吸引力的精品景區，逐步形成有影響力的旅游線路和產品，進而形成大旅游、大產業。加強紅色旅游的宣傳力度，吸引游客，而不是停留在各級單位、學校接受義務教育參觀、瞻仰、接受傳統教育的層面上，強化旅游產業的各種配套服務能力。

（四）增添紅色旅游的文化內容，注重在旅游過程中游客的參與性。

發展紅色旅游重點是要挖掘紅色旅游的文化內涵，盡量收集歷史照片、革命實物以及一切能烘托革命教育主題意義的媒介和載體。一件很小的實物有可能都會讓參觀者感受到革命的艱辛，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增強紅色旅游的內容目的就是增加起感染力。當然，如果所有的旅游項目只是簡單的停留在實物的參觀，革命舊址的游覽，圖片的展示上，那紅色旅游的內涵感染力將被大大的削弱。因此，要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加大投入，利用光影等現代科技手段，重現歷史，提高游客的參與度。

參考文獻：

[1]喻學才.旅游文化[M].中國林業出版社.2002.

第2篇：文化旅游的建議范文

東北地區旅游資源豐富，旅游景點不但風光秀美，也有一則則引人入勝的民間故事。對東北民間故事進行英譯不但能吸引外國游客，提升旅游景點的知名度，傳播區域文化，還能發揮教育作用，凈化游客的心靈。

[關鍵詞]

東北民間故事；英譯；旅游文化發展

一、引言

伴隨休閑時代的悄然而至，人們已經不再滿足于傳統的“白天看神廟，晚上睡大覺”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走出家門，甚至走出國門，在旅游中感受別樣的風光與風俗。正因如此，東北旅游業蓬勃發展。東北地區風光俊奇幽秀，大自然匠心獨運，為這里創造了一處處令人流連忘返的自然景觀。境內諸如五大連池、長白山、鏡泊湖、鴨綠江等旅游景點更是以旖旎的山容水態吸引著中外游客。為進一步促進旅游業的發展，各景點在旅游設施和配套服務方面努力，爭取為游客提供最佳的旅游條件。然而，景點能夠吸引游客的絕不僅僅是那一片青山，一涓細流，還有這山水背后流傳于民間的一則則或歡喜，或憂傷，抑或神秘的民間故事。正是有了民間故事作為一種文化注入到旅游活動中，才會讓游客在眼觀美景的同時在精神層面上有更大的收獲。據預測，截至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國，每年來中國旅游、參觀的外國游客將達到1.37億人次。讓外國游客在欣賞東北地區絕美景色的同時感受到各個景點背后獨具東北特色的民間故事及故事中蘊含的地方風俗文化，獲得精神層面的享受，是目前東北地區旅游文化發展的缺失。本文將探討東北旅游業精神文化之一———東北民間故事的英譯對東北地區旅游文化發展的作用。

二、東北民間故事英譯在東北旅游文化發展中的作用

（一）吸引外國游客，提升旅游景點知名度

對于旅游景點知名度的提升來說，了解游客的旅游信息獲取渠道至關重要。對來華外國游客的調查研究顯示，他們獲得旅游信息的主要渠道為指南手冊（Guidebooks），其次是利用互聯網進行搜索或采納親友的建議，少數來華外國游客從旅行社獲得旅游信息，通過廣播、電視、報紙或雜志獲得信息的游客占比最小。然而無論是上述何種旅游信息獲得渠道，都只包含對旅游景點的籠統介紹。以在國外出版的《中國旅游手冊》（ChinaTravelGuide）為例，書中簡單介紹了旅游景區的地理位置、自然資源、主要景點、風土人情等信息，讓外國游客對景點有了基本認識，但若要達到吸引游客，使其心生向往，決定動身一看的目的，恐怕還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其實，就東北地區而言，諸多的旅游景點背后蘊藏著動人的民間故事，關于長白山、五大連池、鏡泊湖的民間故事彰顯著東北地區的旅游價值和人文精神。將這些民間文學寶卷進行英譯并適當體現在旅游信息中，將自然之景與文學之美完美結合，將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讓外國游客在閱讀具有濃郁東北特色的民間故事后，產生強烈的觀賞心理，從而慕名而來，會大大提升東北地區的旅游知名度，讓東北地區的旅游產業更具區域特色與文化特色。

（二）傳播地區特色文化，助力旅游業發展

今天的外國游客對來華旅游的期待已不僅僅是飽覽自然風光，他們更多的是想要身體和靈魂共同行走在路上，通過旅游了解歷史、文化、民俗、飲食等方方面面，而民間故事無疑是這些信息的重要載體。當游客用眼睛去感受美麗景色的同時，景色背后動人的民間故事讓游客們大飽耳福。這些故事以它們貼近生活，通俗易懂的特點傳播著東北地區特有的地方文化，而將這些故事進行英譯，無疑為外國游客了解東北文化提供了一種直接的方式。想必來東北進行民俗旅游的外國游客都欣賞過東北民間文藝的一枝花———大秧歌。這種文藝形式以其顛浪的樂曲、夸張的造型、詼諧的舞蹈動作引得一波波外國游客觀看甚至參與其中。據民間故事記載，東北在古代為滿目荒涼之地，人煙稀少，遠離朝廷，生活環境惡劣，生活方式單調。歷代的統治者都把這里定為發配犯人的“遠惡軍州”。根據當時制度規定，有的官員一人犯罪甚至牽涉家族數百人。這些人在如此荒涼貧瘠的土地上生活艱辛，困苦難熬，加之苦役勞累，娛樂生活極其單調。漸漸的，有人便根據舞蹈動作，創造出一種邊唱邊跳的舞蹈形式———唱秧歌，緩解遠離家鄉和艱苦服役帶來的身心上的疲憊。然而對于外國游客來說，即便通過觀看和親身參與，他們也無法理解秧歌中傳遞的民俗文化。因此，將關于秧歌起源的民間故事進行英譯，讓外國游客從歷史的角度感受起源，在現實的空間體味藝術，必將帶給他們更飽滿的民俗旅游體驗，進而達到傳播東北地區特色文化，助力旅游業發展的目的。

（三）實現道德教化，豐富外國游客精神生活

民間故事之所以被認為是實施教育活動的重要工具，是因為這種大眾化，甚至不流傳于紙面的文學形式承載著民族精神、道德傳統、審美觀念等等。它們總是以最樸素、最真誠的故事傳遞著善良、勇敢、勤勞、對抗邪惡的正能量。吉林省境內的長白山以其“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自然景觀吸引著不少外國游客，然而那則關于長白山起源的民間故事，他們鮮有耳聞。很久以前，長白山樹木叢生，景色綺麗。有一年，突然來了一個吃火的惡魔，火被吃了，長白山變冷了，山上的各種生命不復存在。人們想盡各種辦法，都沒能壓制住火魔。一個17歲的日吉納姑娘，為了除掉火魔，救自己的民族，飛去天庭請求天帝的幫助。天帝告訴她，火魔張開大口噴火時，她要帶著冰塊鉆進火魔的肚子，把它的心凍僵，這樣它就不能噴火了。日吉納姑娘絲毫沒有猶豫，回到長白山就按照天帝的指示鉆進了火魔的肚子，火魔被困住了，長白山恢復了往日的麗峰秀景。只是16峰頂上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池子，水影清澈，這便是長白山天池。人們用豐富的想象力，創造出這則關于長白山的美麗的民間故事，更重要的是，故事中傳遞了民眾挑戰邪惡、果敢堅毅、勇于自我犧牲的正能量。將承載著這樣道德觀念的民間故事進行英譯，生動地呈現在游覽長白山的外國游客面前，那么留給他們的，將不僅僅是眼前的白色浮石、千年雪松、湛藍天池，也有這背后深刻的道德教化和對于東北人民良好品德的感嘆。

三、結語

東北民間故事是一種龐大而珍貴的精神文化遺產，東北地區的區域特色、民眾的道德情操，在這些故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它們為游客的旅途增添了一種別樣的民俗感、神秘感、新鮮感。而將這些民間故事進行英譯，會吸引更多的外國游客。旅途中，他們將獲得更豐富的旅游體驗，感受更寬廣的旅游文化外延，東北旅游業也會向國際市場進一步邁進。

【參考文獻】

[1]李昌善.長白山神話傳說的文化解讀[J].東疆學刊，2003（7）.

[2]王博.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吉林卷[M].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

[3]趙現紅.旅華外國游客旅游決策影響因素實證研究———以桂林為例[J].社會科學家，2007（1）．

[4].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黑龍江卷[M].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

[5]肖振宇.東北秧歌起源辨析[J].戲曲文藝，2014（4）．

第3篇：文化旅游的建議范文

關鍵詞：旅游英語；專業建設；文化旅游創意產業

作者簡介：黃書生（1973－），男，江西鄱陽人，景德鎮高等專科學校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課程與教學基本原理、英語教學論；程堅（1983－），男，江西浮梁人，景德鎮高等專科學校講師，研究方向為英語口譯；練繽艷（1972－），女，江西興國人，景德鎮高等專科學校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歐美文化。

課題項目：2010年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高校旅游英語專業與環鄱陽湖文化旅游創意產業對接模式研究”　（編號：10JY78），主持人：黃書生；2010年景德鎮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景德鎮高校旅游英語專業與地方文化旅游創意產業對接模式研究”（編號：10JY05），主持人：黃書生。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33－0067－03

文化旅游創意產業是文化創意產業在旅游領域的傳承和延伸，是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和升級，是在文化旅游的基礎上加上創意元素而形成的新的產業形態[1]。正因為旅游產業的文化性、參與性及體驗性，在當前注重個體感受的體驗經濟、注意力經濟等經濟形態不斷涌現，強調文化內涵和認同感的創意成為重要的經濟要素的社會大背景下，文化旅游創意產業在世界范圍內迅速發展，在我國也逐漸引起了學界和業界的廣泛關注，這為我國高校旅游相關專業建設提出了新的課題。

旅游英語專業是為了培養服務于現代化涉外旅游第一線的旅游英語人才而開設的一門高職外語類專業，而高職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養符合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要的高素質技能型專門人才，實現這一培養目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高職教育的專業建設和培養方式與途徑。因此，研究適應地方文化旅游創意產業發展的高職旅游英語專業建設對旅游英語專業人才培養乃至地方文化旅游創意產業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一、　以創造力為核心目標——培養目標調整

（一）文化旅游創意產業人才內涵

人的創意是文化旅游創意產業的核心要素，文化創意人才的培養是其發展的不竭源泉和根本保證。真正意義上的創意人才，是指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以創意思維服務為特征，以特殊技能為手段的精英人才，他們一方面掌握很強的專業技能；　另一方面又對歷史文化、社會文化有深刻的理解[2]。

文化旅游創意產業人才指的是在文化旅游產業中的創意生產者、策劃者、經營管理者。按照首都經貿大學蔣三庚教授在《創意經濟概論》中給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分類，旅游英語專業培養的人才應主要屬于創意策劃者和創意成果經營管理者兩類，前者包括項目策劃者、展覽策劃者等，后者包括景點管理、旅行社經營等。作為從事文化旅游產業的創意人才，應該是具有商業運作精神的人，能夠整合文化旅游的各種資源，放大產業效益。換句話說，文化旅游創意人才應該具有復合型素質，不但具有創意靈感，還具有項目運作能力，且具有管理協調能力。

（二）文化旅游創意產業人才素質結構

從整體上來看，文化旅游創意人才應該具有鮮明的個性，注重個人聰明才智的發揮，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他們不安于現狀，不囿于傳統，不盲目跟從，而是勇于進取，想象力豐富，善于把握新事物、新觀念；目標明確，注重效率，善于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和應變能力；具有審美辨別力、溝通技能力、文化旅游行業經驗、創意價值鑒別力等。以上特點，我們可以稱其為文化旅游創意人才的創意特質。

旅游英語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一貫強調英語知識和旅游知識并重，英語聽說讀寫譯技能和旅游業務技能并重，也提及了學生全面素質和綜合能力的培養，總體目標是培養高技能人才。而在文化旅游創意產業發展的新形勢下，原創精神、創意思維、創造能力應該被納入培養目標中，而且成為目標的核心，成為貫穿人才培養過程的一根主線，總體目標是培養具有創造精神和創造能力的復合型高技能人才。人才的素質結構見表1。

二、強調創意思維與實踐能力——課程教學改革

（一）課程：跨學科與綜合取向

培養目標的調整，必然引起課程教學的改革。如前所述，文化旅游創意產業對從業人員的素質有多方面的要求，因此旅游英語專業在課程設置時要兼顧英語語言文學、旅游學、經濟學、文化學、藝術學、營銷學、管理學、傳播學、新聞學等學科的知識和相關能力，在加強英語和旅游專業教育的同時，為學生打下寬厚的學科基礎。課程結構上可以包括必修課、專業選修課、公共選修課等。尤其要注重選修課的建設，充分利用高校的多學科、多專業的資源優勢，不但可以跨專業選課，還可以考慮跨學校選課，建立校際學分互認制度，實現跨學科和校際的資源整合。同時，在課程形式上增大課程的綜合性，設計出融合課程、問題課程等。例如，涉外旅游營銷、國際旅游節慶活動設計等。另外，可以考慮專設創意學課程，強化科學技術類課程（尤其是數字化技術、網絡信息技術）。

不管是課程結構還是課程形式的調整，目的都是要培養具有通融識見、博雅精神、優美情感和創意能力的復合型創意人才。實踐證明，只有在多學科的教學、訓練和熏陶中，才能更好地培養學生的洞察、剖析、選擇、整合以及遷移等技能，鍛煉提升其歸納推理、思考批判、價值判斷、語言溝通等能力，并在不斷地學會運用不同的學科視角與方式去思考問題之時，在融會貫通與靈活運用之中，更好地得到創意靈感，形成創意能力[3]。

（二）教學：思想性與思維能力培養

我國當前的英語專業教學中有片面強調語言的工具性而忽視語言的思想性與文化性的趨勢，導致英語專業畢業生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英語語言技能卻缺少應有的文化素養和思想內涵，學了“器”而沒能領悟“道”，因而缺乏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沒有創意沖動，沒有創意思維，無法產出創意。這樣的人才無法適應文化旅游創意產業的發展要求，因為創意才是這些人才的生命。因此，在旅游英語專業教學中應該在進行語言教學和旅游專業知識教學的同時，著力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激發學生的創意沖動，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這就要求在課程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對歷史文化、社會文化的深刻理解，提升學生的思想層次，提高其創意能力。

作為創意能力的核心的創意思維，是人類的一種有效解決問題、實現創新目標、具有顯著價值的高級思維活動。因此，在課程教學過程中，反對不顧學生興趣和潛能的灌輸模式，而是要實施有利于培養學生獨立個性、激發學生潛能的個性教育。教學中應該秉承的原則是，文化知識的熏陶與能力的培養相結合，課堂教育與企業實踐相結合；在教學模式上，可以采取興趣導向的探究性教學、問題解決導向的教學、項目研究模式教學等，例如以團隊創作的形式將學生分配參與到整個項目全程的各個具體環節中，在設計與完成項目的過程中對專業的完整體系進行探究，使得學生在整合各方面知識的過程中得到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培養，同時明確個人的發展方向。在教學方式上，重在啟發式，并充分利用現代多媒體技術，課堂上展示生動的圖片、音像，以及涉外旅游企業崗位活動的真實案例。

（三）地方特色文化的引入與課程教學的實踐性

為了適應地方文化旅游創意產業的發展，高校旅游英語專業的課程設置必須結合地方的實際情況，引入具有地方文化特色、反映區域旅游資源特色的教學內容，開發符合地方旅游經濟發展要求的校本課程。

以景德鎮市為例。景德鎮具有豐富而獨特的文化旅游資源，包括陶瓷文化、古文化、茶文化和紅色文化，尤以陶瓷文化聞名。景德鎮陶瓷在器形和內容上反映了自然界的美好和諧與人們崇尚美的價值取向，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哲學思想，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陶冶著這座城市的精神品質和文化性格。體現獨特陶瓷文化的陶瓷歷史遺跡、瓷坊歌謠、民間故事、傳統窯爐作坊建造技藝、制瓷技藝、陶瓷藝術和瓷味濃郁的弄巷街道及地方風情等都可以成為景德鎮高校旅游英語專業的校本課程內容。同時，囊括上述各方面內容、蘊含景德鎮特色的陶瓷文化旅游英語應成為校本課程體系的重要部分。只有在全面深入地理解地方特色文化，比較與研究其在西方文化中的理解范式，探討其一定情境中最佳英文詮釋方式的基礎上，才能創造性地以地方文化為資源打造出創意旅游產品，才能有效地向境外游客傳遞出地方文化魅力，提升文化旅游的層次，促進產業的發展。

地方特色文化的引入和旅游英語專業的實踐性特質都要求課程教學緊密聯系旅游實踐，以實踐作為人才培養的基本途徑之一。高校應選擇涉外大酒店、景區、涉外業務較多的旅行社等作為校外實習實訓基地加以建設，學生以見習、實習的方式參與到企業的實踐活動中。在時間安排上，可以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和企業的實際情況采取分散與集中相結合。盡量給學生提供豐富的實踐機會，一方面可以使他們的綜合技能和創意思維在真實情境中得到訓練，而且通過檢驗更加明確自己的努力方向，增強了在校系統學習知識技能的動機，另一方面使人才培養更加貼近地方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的需要，提升了旅游英語人才的勝任力。

三、創意經驗豐富的雙師型師資——教師隊伍建設

教師在創意產業的實際工作經驗與行業知識的不斷更新決定著學生將來的職業競爭力[4]。旅游英語專業的教師，必須參加旅游行業的一些活動，與地方旅游行業協會或企業保持密切聯系，以了解當前旅游行業的發展趨勢。同時，教師可以不斷獲得實踐知識，并將這些一手的經驗融入到課堂教學之中。要適應創意旅游產業，教師對產業發展態勢的準確把握以及在旅游行業活動中的創意實踐經驗對于人才培養至關重要。

教師如何能夠更好地參與到產業實踐中去？只有理論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教師首先必須掌握豐富的涉外旅游實踐知識。由于旅游英語專業教師團隊主要由外語系的教師構成，因此不但要求他們接受旅游專業知識的培訓，掌握旅游課程知識，還得鼓勵他們在上崗前取得行業相關的若干證書，例如外語導游資格證書、調酒師證書、酒店前廳、客房、餐廳職業資格證等。但上述條件只是成為雙師型教師的基本要求，達到了這個基本要求才有資格參與到產業實踐中去。

建設一支具有創意經驗的雙師型教師隊伍，還必須在“創意經驗”上下工夫。文化旅游創意產業是新興的產業，國內的行業實踐大多處于摸索階段。在高校與行業緊密合作的背景下，可以說創意型教師團隊的形成和發展與地方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相輔相成。產業的發展為教師提供了檢驗提升理論知識和形成提煉實踐經驗的平臺，而教師的發展提供了推動產業發展的重要動力來源（不管是通過教師的直接參與還是通過人才培養的間接參與）。

為了更好地促進教師的發展，鼓勵教師發揮自己的理論優勢，在實踐參與創意活動的同時，積極進行科學研究，提高科研能力，以科研支撐的模式更好地參與到實踐中，獲取更多的創意經驗。首先，高校教師應明確科學研究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的方向，立足于區域文化旅游創意產業的實際，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著力解決當前實踐中的突出問題，而不只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泛泛而談，要使研究成果真正能夠對實踐起到指導作用。其次，高校可以安排骨干教師到企業對員工進行培訓，通過進行專題講座等提高企業現有從業人員的素質。最后，高校教師積極參與企業實踐，到文化旅游企業掛職、擔任顧問、共同開發旅游項目等，直接給予企業的人力資源的支持。

另外，高校應以多種靈活的形式聘請文化旅游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業務技術人員作為兼職教師或到學校做講座，充分利用他們的實踐能力強和經營管理、文化旅游項目策劃等方面實踐經驗豐富的優勢。也可以考慮與企業聯合辦學，加強和完善師資配備，也為高校教師獲取更多創意經驗搭建了良好平臺，這對創意雙師型團隊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化旅游創意產業的日益勃興要求高職旅游英語專業作出積極應對，在專業建設的各方面進行改革創新。在人才培養目標方面，要在專業知識技能掌握的基礎上以創造力培養為核心；在課程教學方面，應該強調學科之間的融通，挖掘課程中的思想性，實行個性教育，引入地方特色文化，加強實踐教學；在教師隊伍建設方面，要以創意雙師型為標準，引導和鼓勵教師在實踐參與中積累創意經驗，努力提升科研水平。只有在旅游英語專業建設中全方位地融匯滲透文化創意元素，才能成功地培養出符合文化旅游創意產業發展要求的高技能復合型人才。

參考文獻：

[1]黃書生.景德鎮文化旅游創意產業的發展路徑研究[J].中國商貿，2011（10）.

[2]范林.創意產業的興起與創意人才現狀問題研究[J].學術論壇，2010（07）.

第4篇：文化旅游的建議范文

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旅游產業發展需要文化作為靈魂，文化的傳承需要旅游產業作為載體，兩者的深度融合可以達到共贏。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加快推進文化旅游融合發展的實施意見，歡迎查閱。

為加快推進文化旅游強市建設，落實“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總體工作思路，以創新驅動為引領，以重大項目為突破，以融合發展為主線，推出文化旅游精品，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為實現2023年文化和旅游產業產值“雙千億”和增加值占比超過6%的目標，特制訂如下實施意見。

一、強化文化旅游頂層設計

成立以市委書記任政委、市長任組長的岳陽市文化旅游融合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編制《岳陽市文化旅游融合發展總體規劃(2020-2030)》，推動文化旅游規劃與其他專項規劃深度融合;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對重要事項實行“一事一議”，形成部門聯動、市縣協同合力;強化文化旅游行政主管部門統籌協調和綜合管理職能，對全市文化旅游規劃、項目進行論證和把關。(牽頭責任單位:市委辦公室、市政府辦公室;責任單位:市委編辦、市發改委、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市文旅廣電局，各縣市區黨委政府)

二、推進重大文化旅游項目建設

發揮重大文化旅游項目引領作用，把岳陽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和獨特的山水自然資源轉化為產業優勢、經濟優勢。重點抓好岳陽樓-君山島、南湖風景區、張谷英村、屈子文化園、洋沙湖旅游度假區、天岳幕阜山等重點景區(度假區)建設。加快推進洞庭湖博物館、洞庭湖旅游母港、龍山生態科普基地、岳州古城、洞庭南路歷史文化街區等重點文化旅游項目建設。推動洞庭湖國際公館度假酒店、福朋喜來登酒店、悅榕莊酒店、阿波羅溫泉度假酒店等五星級旅游飯店創建和提質升級。支持岳陽旅游發展有限公司、岳陽老鋪黃金、湖南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泰金寶精密(岳陽)有限公司等文化旅游企業做大做強。建設一批有特色的研學旅行基地，開發一批上規模的文旅裝備產業項目，打造一臺有影響的大型實景演出或影視作品。(牽頭責任單位:各縣市區黨委政府;責任單位:市發改委、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市教體局、市文旅廣電局)

三、推動文化旅游+產業融合

推進文化旅游產業與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進文化旅游與農業融合，發揮農業產業化特色小鎮的觀光休閑旅游作用，推進鄉村文化旅游環境綜合整治，助力鄉村振興。依托G240沿線鄉村美景、美食及特色農業產業，重點打造G240沿線農旅結合示范帶。推進文化旅游與工業融合，鼓勵工業企業以生產場景、科研與產品、企業文化與管理經驗等資源為依托，打造城陵磯港區、食品產業園等工業旅游示范點。推進文化旅游與體育融合，大力發展休閑體育旅游、探險旅游、徒步穿越、低空飛行、極限運動等體育運動，打造一批體育旅游精品賽事和精品線路。推進文化旅游與康養等新業態融合，積極推進養生谷、生態酒店、民宿等建設，發展生態健康旅游產業。(牽頭責任單位:各縣市區黨委政府;責任單位:市農業農村局、市工信局、市教體局、市文旅廣電局)

四、完善文化旅游公共服務設施

推動市縣游客服務中心建設;加快智慧旅游平臺建設，開通主要旅游景區公共交通線路;推進景區停車場、旅游標識標牌建設;推動“廁所革命”。開發岳陽本地江鮮湖鮮、風味小吃等地方特色餐飲，推動各縣市區建設美食(夜市)街區。完善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建設，推動市縣完成公共圖書館、博物(紀念)館、文化館、美術館、劇場等文化設施建設和提質;建設方便閱讀和體驗的文化休閑區。(牽頭責任單位:各縣市區黨委政府;責任單位:市發改委、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市國資委、市交通局、市商務糧食局、市城管局、市文旅廣電局)

五、加大文化旅游宣傳營銷力度

整合資源，打造“天下洞庭·樂游岳陽”旅游品牌，推廣岳陽文化旅游形象標識。在車站、碼頭、機場和高鐵、高速公路沿線等主要交通地段，設立旅游宣傳專用廣告位。運用新媒體和網絡等多種形式，深化“線上+線下+體驗”目的地營銷策劃。著力拓展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和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圈等大型客源市場，開展精準營銷。重點打造岳陽民俗文化節、君山愛情文化節、汨羅國際龍舟節、元宵長樂故事會、洞庭湖國際觀鳥節、岳陽小龍蝦博覽會、岳陽國際生態馬拉松、中國(平江)康養休閑避暑節等品牌。重點推出洞庭生態游、江湖名城游、湘楚文化游、休閑自駕游等精品旅游線路。建立環洞庭湖旅游聯盟、湘鄂贛天岳幕阜山文化旅游協作區等區域旅游合作機制。(牽頭責任單位:各縣市區黨委政府;責任單位:市委宣傳部、市城管局、市地方海事局、市發改委、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市交通局、市商務糧食局、市文旅廣電局)

六、打造文化旅游創意園區

規劃打造文化旅游創意園區，引導支持一批有競爭實力和發展潛力的本土文化旅游企業，招商引進一批全國全省大型綜合性文化旅游企業集團，培育壯大一批“專、精、特、新”的中小微文化旅游企業入園聚集發展。重點發展文化旅游裝備制造、創意設計、高端印刷、文博會展、傳媒影視、工藝美術、演藝娛樂、康體養生等業態。鼓勵各縣市區推進文化旅游創意產業發展。(牽頭責任單位:各縣市區黨委政府;責任單位:市發改委、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市文旅廣電局)

七、創新開發文化旅游產品

進一步挖掘全市歷史文化特色和文旅產業特色，開發具有獨特創意和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產品體系。大力發展岳州窯、岳州扇、汨羅龍舟、岳陽樓文創產品等工藝美術品，打造岳陽黃茶、岳陽小龍蝦、平江醬干、十三村醬菜、長樂甜酒、汨羅粽子、華容芥菜、臨湘浮標等特色品牌。鼓勵開發影視、動漫、游戲等新型文化旅游商品。加強文化旅游創意產品研發、生產和銷售，支持企業建設文化旅游創意產品展示銷售中心和研發基地。舉辦市級文化旅游商品大賽。(牽頭責任單位:各縣市區黨委政府;責任單位:市商務糧食局、市文旅廣電局、市工信局、市農業農村局)

八、加強文化旅游人才隊伍建設

重點引進一批懂經營會管理的文化旅游領軍型人才。聘請一批國內外著名文化旅游專家，組建文化旅游發展智庫。努力培育高素質、專業化的文化旅游人才隊伍。與省內外知名高校合作，建立產學研一體的文化旅游人才培養基地。鼓勵和支持相關單位聘請高等院校專家學者擔任文化旅游產業發展顧問。注重發現和挖掘民間藝術人才，給予民間藝術人才以保護和支持。(牽頭責任單位:市委組織部、市人社局;責任單位:市科技局、市教體局、市財政局、市文旅廣電局，各縣市區黨委政府)

九、加大財政金融支持力度

充分發揮產融基金和文化旅游引導資金對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的引領作用，持續加大文化旅游發展投入。2019年，市財政預算新增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專項資金1000萬元。各縣市區政府要逐年增加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市旅游發展公司應重點支持全市文化旅游項目建設，充分發揮市級旅游產業投融資平臺的導向作用。健全完善銀企合作平臺，舉辦文化旅游企業專場銀企對接會，推進銀企聯姻。健全完善政策性擔保機制，鼓勵引導各類社會資本進入文化旅游產業。各縣市區和市直各部門要認真研究中央、省文化旅游支持政策，積極包裝文化旅游項目，向上爭取資金。(牽頭責任單位:市財政局、市金融辦;責任單位:各縣市區黨委政府，市文旅廣電局、市旅游發展公司)

第5篇：文化旅游的建議范文

民族文化主題公園成就了存在主義原真性旅游體驗，在少數民族文化遺產旅游利用與保護方面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民族旅游； 空間生產； 符號表征； 主客同位景觀

21世紀以來，以少數民族（族群）文化為旅游消費對象的民族文化旅游日益表現出后現代性的發展趨向①，或者說是一種后現代旅游的趨向。Natan Uriely（1997）認為，學術界關于后現代旅游的社會話語由“模擬的”和“他者的”兩種理論框架構成。模擬的后現代旅游（the simulational postmodern tourism）的學術脈絡聚焦于超現實體驗，指向模擬的主題公園和其他典型的后現代人造景觀；他者的后現代旅游（the other postmodern tourism）概念強調對真實的探尋，指向不斷成長的自然的吸引力和作為后現代表達的鄉村。后現代旅游的這兩種維度構成關于旅游性質互補而不是沖突的觀點。當代中國民族文化旅游的人造主題公園類型與生態博物館（文化生態村）類型，分別是模擬的和他者的后現代旅游的典型代表。而模擬的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現代性主要體現在空間生產方面。國內關于后現代旅游的研究非常有限，且相關研究以宏觀理論探討為主，對當代中國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現代性缺乏專題的分析探討。本文基于對云南“彝人古鎮” 見下文案例分析。典型個案的田野調查，嘗試對民族文化旅游通過旅游空間生產而體現的后現代性特點及其所體現的社會效應進行分析，并提出作為文化旅游后現代性重要標志的“主客同位景觀”概念。

1 民族文化旅游空間及其生產

空間是后現代研究的重要視角之一。法國批判哲學家Henri Lefebvre（1991）曾提出空間的三重性或稱三層次性，即空間的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與表征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空間的實踐”是作為經濟生產和社會再生產基本過程的一部分，表現為可感知的物理意義上的環境；“空間的表征”是科學家、規劃者、城市主義者、技術官僚和社會工程師等共同生產的概念化的空間；“表征的空間”是與物理空間重疊的屬于居住者生活經歷與經驗的空間。可見，空間具有物理性、社會性、符號性和可生產性。

民族文化旅游所指涉的空間，是少數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和產品的樣態，是旅游者活動的空間范圍和表現形式。其內涵兼容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人文資源和自然資源，歷史文化遺產和常態民俗生活文化等內容，是具有明確地理空間范圍的旅游主客體互動的社會文化空間。從旅游主體（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空間有著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間的特征和符號內涵，它既是獲得旅游體驗的前提條件，也是旅游體驗建構的產物，具有主觀建構的抽象性和劇場化特征”（謝彥君，2010）。從旅游客體（與旅游者相對應的旅游對象）的角度看，“旅游空間是通過旅游產品“量”的擴張與“質”的提高，被旅游規劃人員“有意圖生產出來的旅游產品”（李琮，2009）。可見，民族文化旅游空間是物理空間、文化空間、社會空間的疊合空間，涵蓋和體現了民族文化旅游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多層面的現實意義。

空間生產是民族文化資源成為旅游產品和旅游景觀的重要途徑。民族文化旅游所涉及的景觀生產、符號消費、文化體驗、遺產保護等問題，都與空間生產息息相關。民族文化旅游所營造的空間具有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91）所說空間的基本屬性和層次。相對應地，空間的實踐生產，指旅游地空間區位與配置組合、自然地理景觀與民族文化物質載體等物理空間的開發實踐；空間的表征生產，指旅游地標志性旅游景觀符號系統及旅游產品的制造、舞臺化再現與產業化開發，是文化旅游參與體驗的主要空間；表征的空間生產，既相連于旅游地少數民族社會生活層面，又相連于游客的藝術想象和建構，是獲得民族文化旅游原真體驗的重要空間。民族文化旅游空間生產，體現了旅游空間基于主客體互動的文化建構本質。

旅游產品、旅游景觀、文化空間、旅游文化符號等概念與民族文化旅游空間及其生產密切相關，而且這幾個概念的內涵互有交叉（見圖1）。通常意義上，旅游產品是指為滿足旅游者需求而向旅游市場提供的各種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從旅游空間的分層和實際功能看，旅游空間中的物質實體和環境氛圍只是旅游產品存在和呈現的結構要素。但從寬泛的符號消費角度看，“無形的象征、氛圍甚至愉悅感，都可以透過符號價值的交換而被購買，視覺消費成為現代旅游活動的另一重要特點”（宗曉蓮，2005）。所以，作為旅游符號消費必不可少的結構要素，旅游空間中的物質實體和環境氛圍也可被視作旅游產品。可見，旅游空間生產既有典型商品化旅游產品的生產，也有旅游商品依存和呈現所依賴的實體、環境與氛圍的生產，還有旅游者與民族文化旅游地東道主互動的社會關系的生產。旅游空間生產，是較一般旅游產品生產更為復雜的一種復合性生產。旅游景觀包括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人文景觀中，只有向游客開放并且直接服務于旅游需求的才屬于旅游產品。如同樣是民族服飾，只有成為商品交換和舞臺展演道具的才是旅游產品。旅游空間的生產正是通過旅游景觀的規劃設計與生產制造而得以實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文化空間”定義為：“具有特殊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集中表現”（烏丙安，2005），它強調在固定的地點和時間舉行的傳統的民族民間文化活動。民族文化旅游空間生產的核心內容，強調文化旅游產品的民族性、傳統性、空間場景性，所以，文化空間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間生產最核心的內容和主要的產品形式。符號是人們共同約定用來指稱一定對象的標志物，所有在某種形式上能被知覺并揭示出意義的一切現象都是符號（恩斯特·卡西爾，2004）。旅游可被視作游客對旅游文化符號的消費。旅游文化符號與旅游產品、旅游景觀、文化空間部分內涵疊合。文化空間既是標志性旅游文化符號，還是核心旅游產品和典型旅游景觀。

2 無所不容與符號表征表征（Representation）是指在實物缺席的情況下重新指代這一實物的任何標識或符號集（史忠植，2008）。認知意義上的表征不僅是認知對象的替代物，傳遞著認知對象的信息，它還是反映認知對象的一種內部心理結構，是在思維中被加工的客體（彭聘齡，張必隱，2004）。因此，表征本質上是對某一種事物的加工性的替代。符號表征即用符號指代某種事物。符號和符號所指代對象之間構成了表征關系。 ：旅游空間客體生產的后現代性

旅游空間客體作為旅游規劃人員有意圖生產出來的旅游產品，包括旅游地物理空間、旅游景觀符號、旅游商品等游客接觸并參與其中的空間實體及氛圍。

“彝人古鎮”通過吸納整合韓國、東南亞的世界資本而形成了一種獨特旅游消費空間。這個旅游空間提供了從地方性到世界性的文化特色旅游商品，具有詹姆遜所言的被大眾商業文化重新整合的全球性、整體性的后現代“超空間”性質（姜楠，2008）和哈維所說的“以時間的壓縮和空間的分散、多樣為標志”的后現代“時空壓縮”的特點（陸揚，2009）。“彝人古鎮”旅游空間的生產綜合了歷史復原、模擬示范、創新復合等多種方式，在內容上表現出去地方化的無所不容，在形式上表現出地方化的符號表征，體現了古鎮旅游空間客體生產的突出特點。

2.1 內容：去地方化的無所不容

“彝人古鎮”本文個案點“彝人古鎮”是一個典型的后現代人造主題公園，國家4A級旅游景區、“中國最美十大主題公園”之一。位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經濟開發區內，建在原（宋）大理國德江城舊址，占地約3161畝，總投資32億元，是以古建筑為平臺、彝文化為靈魂的大型文化旅游地產項目，是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確定的十大文化產業之一，是楚雄匯通古鎮文化旅游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古鎮公司）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綜合試點單位。據公司負責人介紹，“彝人古鎮”還榮獲“中國最高火把”、“規模最大的新建仿古鎮”兩項世界吉尼斯之最。筆者于2011年7月至10月對“彝人古鎮”進行了田野調查，對景區主要的旅游項目進行了參與觀察，與古鎮公司管理人員、導游、祭火表演的畢摩、游客、本地彝族群眾、周邊漢族居民、古鎮經營戶等不同群體進行了訪談。本文所用資料，除特別注明出處的之外，主要來源于此次田野調查。所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地處“彝族文化大走廊”的中心部位，具有“一州連三市”（昆明、大理、攀枝花）的區位優勢，是全國兩個彝族自治州之一。州府城市楚雄是滇西旅游黃金線上的重要門戶。“彝人古鎮”位于楚雄市中心區，作為滇中重要旅游商貿區，吸引著全國各地及世界的旅游商品生產商和銷售商紛至沓來，由此形成無所不容的旅游空間，其涵蓋自然風景、民族歷史文化、旅游商貿、旅游地產等諸多內容。“彝人古鎮”有7大分區、70多個小分區，以楚雄州內風光名勝為基本素材，各種木橋、石橋10余座，亭臺樓閣、假山地景若干，是一個集文化、旅游、商貿、地產、餐飲為一體的現代仿古鎮。核心景區德江城已形成清明河、茶花溪和德運路為主的三大商業中心區。

“彝人古鎮”旅游空間提供了從地方性到世界性的文化特色旅游商品。游客可以在喧鬧的商貿街品嘗特色小吃、購買來自緬甸、韓國及國內各地的時尚旅游商品，體驗Spa休閑健身，也可以乘坐游船游覽幽靜的“清明河”，或乘坐洋車、歐式宮廷馬車游覽全鎮。旅游空間內容的無所不容還直接體現在旅游產品的開發設計上。以建筑為例，“彝人古鎮”的建筑風格在以楚雄、武定等地彝族傳統民居為原型的基礎上，博采了大理、麗江、江南水鄉等古園林建筑之長，形成多元建筑文化元素兼容的獨特樣式。再如節日產品，國家法定節日、本土彝族節日、主流的漢族節日均被填充于“彝人古鎮”的節慶時空中，舉辦元旦節、春節、元宵節、正月十五廟會、圣誕節、火把節、彝族情人節、中秋節、光棍節、彝族年、兒童節等眾多節慶活動。

“彝人古鎮”營造了融匯世界文化的全球化旅游圖景，如夏普雷（1994）所言，“在旅游的情景中，后現代最突出的表現是‘去差異化’（dedifferentiation）”，“旅游地呈現同質性、無地方性特征”（王寧，等，2008）。在調研中，筆者就“彝人古鎮”旅游空間無所不包的后現代性曾訪問過旅游規劃管理者、旅游營銷者、游客（含本地市民、外地旅游者、古鎮居民）、本地彝族群眾。被訪者幾乎都認同這種旅游空間文化元素是被移植的、碎片化的、全球同質化的、無所不包的、快餐式的，同時又對其滿足不同類型和層次的大眾旅游者的實際功效給予肯定。從這個意義上看，具有后現代旅游性質的“彝人古鎮”，已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大眾旅游者廣泛認同的、跨越文化邊界與時空范圍的旅游消費空間，而“游戲碎片”（瑞澤爾，2003）也成為“彝人古鎮”旅游空間生產后現代性的必然后果。碎片化的、表層化的大眾旅游消費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旅游空間的文化整體性和深度，從以下被訪者褒貶不一的評論可窺一斑：

古鎮管理人員（LJY，女，40歲）：把具有區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商品都集中在一個地方，既豐富了古鎮旅游商品內容、體現了古鎮的民族特色，又方便游客、活躍旅游市場，何樂不為？平常旅游團隊非常多，周末這里就是昆明及周邊城市居民的黃金度假區。

古鎮旅游公司導游（GH，女，25歲）：昆明很多旅行社經常安排到大理、麗江旅游的團隊來這里。通常是下午來，住一晚，第二天走。一是體驗彝族文化，省外的客人特別喜歡；二是這里旅游商品豐富，時尚的、傳統的應有盡有，能充分滿足客人的娛樂消費。遇到節假日，旅行社提前一周預約都排不上隊。

古鎮居民（女，經營風味食品）：“彝人古鎮”就是個大雜燴，這里是我們楚雄州的大商場、美食城、娛樂場、城市公園，不光外地游客喜歡，楚雄州和周邊州市的人都愛來。

游客（男，昆明游客）：這里彝族文化旅游項目設計得還行，特色突出，很熱鬧；但沒深度，只能滿足一般性的旅游觀光和吃喝玩樂。

2.2 形式：地方化的符號表征

“彝人古鎮”旅游空間客體的生產同時包含了去地方化和地方化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內容上去地方化的無所不容，另一方面是形式上地方化的符號表征。霍爾（2003）認為，表征的實踐就是概念、觀念、情感等“在一個可被傳達和闡釋的符號形式中具體化”。這是一個旅游空間及其客體符號化生產的過程：一方面，“彝人古鎮”作為旅游消費空間，從宏觀區位選擇和微觀的旅游規劃布局都被“主題公園”、“文化旅游產業”等符號所定義，呈現為符號化的旅游消費空間；另一方面，作為具體旅游空間客體的標志性文化符號、核心旅游景觀與游客參與體驗空間等均依托傳統彝族文化進行符號化生產，這些體現出“彝人古鎮”旅游空間地方化的符號表征特點。

“彝人古鎮”旅游空間客體的符號化生產，是指標志性景觀符號系統的制造和符號性旅游產品的舞臺化表演與產業化開發，是旅游規劃人員根據彝族文化特色和市場需求，為旅游者認識、了解彝族文化而有意識規劃與生產的概念化的空間想象。但凡被稱作文化遺產的都是最具民族特性的傳統文化，物質文化是其“形”，非物質文化是其“神”。旅游空間客體的符號化生產就是民族文化遺產“形”與“神”結合再現的生產。這些符號化的旅游空間客體，是依托彝族傳統文化遺產、兼顧旅游者“凝視”取向而進行藝術加工、提煉的民族文化再生形態，是彝族文化旅游資源商品化的結果。通常情況下，旅游空間“地方化”符號表征實踐，以表演藝術、禮儀、節慶、傳統手工藝技能展演為主要內容，以游客參與體驗空間的生產為主。“彝人古鎮”以楚雄本土彝族文化為主題，主要景點有：彝人部落、畢摩文化廣場、梅葛廣場、咪依魯廣場、土司府、廟會戲臺、望江樓、威楚大道等。在彝人部落、畢摩文化廣場等核心景點，游客可以體驗到地道的彝家美食、彝族歌舞表演和彝族“祭火大典”儀式；廟會舞臺的方寸舞臺之上不僅有傳統的彝族古音樂節目《威楚余韻》，還匯聚了眾多現代舞蹈、相聲小品等精彩紛呈的文藝節目。《“彝人古鎮”文化旅游景觀及常態活動一覽表》即可領略彝族民族建筑、歌舞表演、《祭火大典》、節慶等旅游產品具有典型的“地方化”特點（見表1）。

舞臺化的文化空間生產與符號表征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間生產的主要手段。“為了強化民族表識、民族特色和營造旅游地的民族形象而出現了傳統文化向‘藝術’形式的轉變，即傳統文化游離于現實生活之外，形成了具有表演和觀賞價值的藝術”（劉暉，2006）。作為彝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文化顯性因子的彝族歌舞藝術，在旅游空間生產中被舞臺化生產為《威楚彝韻》、《彝鄉戀歌》等系列舞臺劇目。彝族火崇拜的祭火儀式也被開發為舞臺節目。畢摩文化廣場的《祭火大典》和彝人部落的《彝鄉戀歌》系列節目（含品彝族長街宴、賞伴餐歌舞表演）是每天的常態活動，也是深受游客喜愛、參與性最強的活動。彝人部落集中展示了楚雄彝族傳統的民居住屋、土主廟、姑娘房、畢摩房、服飾、餐飲、歌舞及釀酒、制豆腐等傳統手工技藝等民俗文化。以《祭火大典》為例，節目雖以祭火為題，但諸多符號化、藝術化的歌舞元素貫穿節目始終。參加祭火表演的，除畢摩是地道的彝族宗教職業者，其余人員均為公司歌舞團的專業演員。畢摩姓魯，是古鎮公司專門從楚雄州姚安縣請來的，除晚上在祭火儀式上擔任重要角色，還在彝人部落里開餐館，有時還有人請做法事。當筆者問及“古鎮的祭火儀式和你們村里的有什么不一樣”時，他說，“火把節的時候會回村里主持祭火，村里一直在做，在古鎮屬于商業化操作，但民族特點得到了體現”。2011年10月6日，筆者親眼所見祭火儀式的火把被當場以1800元高價拍賣。

少數民族節慶是民族歌舞、宗教儀式、服裝、飲食等傳統文化薈萃一堂的文化空間，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景觀與參與體驗空間。彝族年是“彝人古鎮”新推的旅游品牌。2011年11月19日，“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年活動”在“彝人古鎮”內隆重舉行。大牌坊下松針滿地，號角聲響徹云霄，盛裝的彝族青年男女夾道起舞，客人們喝下熱情的迎客酒。威楚大道上擺了可容納近3000人多達300桌的長街大宴。彝家人祭奠先祖，慶賀豐盈。夜晚民歌對唱、歌舞表演、祭火大典、篝火晚會等

一系列豐盛的文化活動，讓楚雄市民、游客與彝家人共同領略了彝族新年的魅力。

其中不少外地游客是昆明各旅行社與古鎮公司提前預約安排的。彝族新年民族文化符號的集中呈現與儀式化操作得到游客的一致好評，筆者隨機問了幾位外地來的游客“對彝族新年感受如何？增進了您對彝族文化的認識了嗎？”回答多是“太有意思了”、“有彝族的特色”。

針對“彝人古鎮”能否體現楚雄彝族文化特色、其文化旅游的符號表征的社會效應如何等問題，筆者專門訪問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SX。他認為，古鎮通過較為系統的規劃設計，把彝族傳統村落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精華，把彝族文化有特色的、能展現的都呈現給了游客，集中展現了楚雄彝族文化的精髓；雖然符號化、舞臺化的痕跡非常明顯，但作為旅游背景下的民俗文化展示，這是無法避免的。綜合“彝人古鎮”旅游營銷者、游客、古鎮居民、彝族文化研究者的觀點，社會對“彝人古鎮”的認可度是非常高的，報告人普遍強調，這樣一個文化高度濃縮的旅游景區，可讓那些旅游行程緊張的游客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內盡可能多地感受到彝族文化的特色。

民俗生活事項被高度符號化似乎已成為必不可少的一種旅游開發策略。但其后現代旅游的弊病也顯而易見。旅游空間客體的符號化生產是為迎合后現代游客的符號消費欲求、以游客和旅游市場為生產標準、抽取族群標志性的文化符號、采借主流社會文化符號而融匯創造的一種擬態的民族文化景觀，因此，這種“在地化”的符號表征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文化碎片的特征與符號拼湊的痕跡。彝族文化真實、完整的文化體系被肢解，文化符號的原有所指被消解，而重新生產出滿足后現代游客符號消費的舞臺化、片斷式、淺表性的所指意義。楚雄彝族的族群形象在“彝人古鎮”這樣一個后現代文化旅游情境中，被塑造為“旅游民族景觀”。

3 去中心化與主客同位：旅游空間主體生產的后現代性

“彝人古鎮”作為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現代人造主題公園類型，因其旅游空間與生活空間交融而產生多元主體。多元主體在自娛——表演的旅游場景中主位角色與客位角色的疊合，建構了獨特的主客同位景觀美國語言學家派克從語音分析的音位（phonemic）和音素（phonetic）兩個角度，引出了主位（emic）和客位（etic）的概念，并指出這兩個概念對于語言以外的其他文化現象的研究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后來被運用到人類學田野調查中。主位如同音位，是指從當地人的視角、以局內人標準看待和理解文化；客位如同音素，是以外來觀察者的角度、以局外人標準看待和理解文化。主位與客位之劃分，被用于強調當地人與外來者相區別的文化角色。就民族文化旅游而言，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少數民族文化持有者與游客是兩大關鍵主體。少數民族文化持有者是主位的，外來游客是客位的。具體就本文而言，在“彝人古鎮”后現代的旅游-生活空間中，以彝族群眾為主的多元主體，他們既是古鎮內反映彝族文化的展演性景觀（主位），也是從周邊各地匯聚到此娛樂的游客（客位），這就產生了主位與客位疊合的情況，即“主客同位”現象。相關研究也得出類似結論。如王寧、劉丹萍、馬凌等（2008）編著的《旅游社會學》提及，英國每個城市和鄉鎮都將自身作為旅游目的地來促銷，在這些城市旅游的游客往往就是這個城市的居民，旅游目的地與游客常居地之間的差異（“我者”與“他者”的對立）已顯得不再重要。。與旅游主客體涇渭分明及旅游場域側重以游客為中心的現代旅游不同，旅游-生活空間多元主體去中心化和自娛-表演景觀的出現，是“彝人古鎮”這種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楚雄彝族自治州）模擬的民族文化旅游后現代性的突出特點。

3.1 去中心化：旅游-生活空間的多元主體

作為模擬的后現代旅游類型，以人造景觀為主的民族文化主題公園因民族文化主體（文化持有者）與民族文化的分離，換言之，因民族文化主體（文化持有者）的“在場”缺失，催生了旅游-生活空間多元主體的出現。“彝人古鎮”是“景區+社區”模式，由此形成生活空間與旅游空間交疊的結構。據古鎮公司項目部的工作人員介紹，古鎮社區有來自浙江、廣東、上海、北京、成都、深圳、臺灣以及歐美、澳洲、東南亞上千位海內外業主。作為楚雄大眾休閑、娛樂、購物的城市繁華景觀和商貿、地產、文化展示混合的旅游地，“彝人古鎮”成為城市居民和周邊被征地鄉鎮農民的文化樂園。作為全州彝族文化展演的中心，吸引了眾多群眾匯聚于此，以展示、表演彝族歌舞等傳統民俗文化自娛自樂。周邊彝族群眾（彝族文化持有者）、社區居民（商住戶）、游客、景區文化旅游演職人員、城市市民、周邊被征地農民等構成古鎮的多元文化主體。與現代旅游以游客為中心的空間結構不同，作為模擬的后現代旅游類型，“彝人古鎮”旅游-生活空間多元主體作為“聯合旅游者”，在這個“大眾旅游的聯合世界是沒有傳統、是非中心化的”（阿格尼絲·赫勒，2005）。這使得作為彝族文化旅游地核心主體的彝族文化持有者處于去中心化的地位。“后現代社會的旅游模糊了過去對旅游時間和閑暇時間的區分”，“人們在大部分時間里，都可以作為游客存在，旅游活動與日常活動不再被明顯的區分開來”（潘秋玲，丁蕾，2007）。在“彝人古鎮”的旅游-生活空間中，多元主體中的部分主體，如社區居民（商住戶）、彝族文化持有者、城市市民、周邊被征地村民的身份往往與游客身份同位疊合。換言之，出現在“彝人古鎮”景區內的社區居民（商住戶）、彝族群眾（彝族文化持有者）、城市市民、周邊被征地農民，他們既是古鎮的主人，也是古鎮的游客。

3.2 主客同位：自娛-表演景觀的建構

主客同位的自娛-表演景觀的出現，是“彝人古鎮”作為后現代旅游空間主體生產的標志。它徹底打破了現代旅游主體與客體涇渭分明的角色劃分。自娛-表演景觀的建構主體和展演者是景區內處于去中心化地位的彝族文化持有者，他們具有文化主體與游客的雙重角色。從游客局外人的客位視角看，他們是古鎮民族文化的主人，他們是真實彝族文化的持有者和展演者，他們連同所展現的文化景觀一同構成了旅游空間中被游客欣賞的客體。從他們自身局內人主位的視角看，他們清晰地知道，自己是這彝族文化主題公園（古鎮社區）的真正主人，他們只不過是在景區內休閑娛樂，在古鎮旅游場景的激發下借助于旅游活動或旅游氛圍尋找本真的自我，體驗自己作為彝族文化持有者的存在。他們處于一種文化主體（局內人主位）與旅游客體（局外人客位）同位疊合的“閥限”“閥限”是范·杰內普創立的關于過渡儀式的一個重要概念，指儀式參加者在儀式過程中處于一種失去所有身份特征，被排斥在社會正常分類體系之外的邊際化狀態。美國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在《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一書中對此概念進行了創造性的發揮，并使之成為人類學儀式研究的核心概念。狀態。根據王寧的觀點（Ning Wang，1999），“存在性真實是指生命的一種潛在存在狀態，旅游中的真實體驗是在旅游的閥限過程中去獲得這種被激活的存在狀態（an existential state of Being）”，這種主客同位者的旅游體驗正是存在主義原真性體驗原真性概念最初源于博物館與哲學研究領域。原真性是旅游體驗的核心概念。目前關于原真性旅游體驗的分類主要有客觀主義原真性、建構主義原真性、后現代主義原真性、存在主義原真性、定制化的原真性等。其中存在主義原真性強調對旅游主體即旅游者自身真實性感受的關注。Ning Wang（1999）認為，存在主義原真性又可以細分為個體內在的原真性（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和個體間的原真性（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后現代旅游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游客的體驗更強調個體性，注重個人的創造性和參與感，強調人的主觀感受，不再依賴傳統的旅游吸引物，人們注重尋求自我獨特的體驗及不同情緒的滿足”（潘秋玲，丁蕾，2007），“后現代旅游的核心意識是從商業化的旅游向生命體驗的回歸”（白光潤，李仙德，2007）。這種存在主義原真性體驗，正是主體在“彝人古鎮”后現代人造景觀旅游體驗的主要模式之一，它催生了自娛-表演主客同位景觀。

主客同位景觀1：彝人部落內的城市彝族老人

古鎮的彝族民俗活動大多集中于傍晚舉行。每晚7：00-8：20，彝人部落是最熱鬧的地方。這里會有古鎮公司歌舞團為品彝族長街宴的游客進行“彝鄉戀歌”系列歌舞節目表演。與此同時，在彝人部落大門內，還有一隊身著彝族盛裝的老年人在進行彝族傳統歌曲彈唱表演。8：20專業歌舞團表演結束后，他們便會進入部落廣場繼續載歌載舞，歡度良宵。2011年10月5日晚，在這里表演的6女4男系楚雄州武定縣的彝族老鄉會人員，他們白天在城內公園活動，晚上來古鎮表演。據調查，像這樣的民間團隊有10多個，散布于“彝人古鎮”的多個主要景點。多數是由來自州內不同縣份的退休人員組成的彝族老鄉會，受古鎮公司邀請，晚上來古鎮娛樂兼表演，公司發給交通補貼，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既是自娛自樂，又能為古鎮添彩”。

主客同位景觀2：周邊被征地漢族老人

彝人部落、望江樓、廟會戲臺等地，是古鎮旅游開發公司邀請和安排群眾自娛自樂兼表演彝族歌舞較為集中的區域。筆者通過訪談發現，這些自娛自樂兼表演彝族歌舞的人并非都是真正的彝族，部分是周邊被征地的漢族群眾。古鎮已成為他們茶余飯后休閑娛樂的聚會場所。一位歌舞盡興之后準備歸家的漢族大爺告訴筆者，因為楚雄是彝族自治州，平日廣播電視等傳媒對彝族文化的宣傳就比較多，加之村子周邊彝族較多，漢族同胞從小受彝族文化影響，所以普遍都會彝族歌舞。可見，彝族文化作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地標，無形之中影響了州內其他民族。“彝人古鎮”作為彝族文化主題公園，彝族文化自然成為古鎮排他性的標志性文化符號。

主客同位景觀3：散布景區的本土彝族歌手

在歌舞充斥大眾休閑娛樂空間的年代，“彝人古鎮”也少不了冠以“彝族歌王”、“彝人古鎮情歌王子”、“彝人組合”之名號的視聽娛樂景觀。他們真實的彝族身份和地道的彝族歌曲展演，成為古鎮主街富有原創性和吸引力的旅游景觀。與上述景觀1和景觀2不同，大多數彝族歌手的目的并不是單純的自娛自樂和展演，販賣彝族音樂文化唱片是其主要目的。明顯的商業經營行為，使這類景觀較前兩種主客同位景觀更為復雜。盡管如此，它仍舊具有彝族文化持有者自娛-表演景觀的特質。

由此可見，主客同位的自娛-表演景觀的建構與展演者大多是真實的彝族，也有少數是漢族。無論其民族身份是真實的抑或虛擬的，其在“彝人古鎮”旅游空間所展現的均是彝族文化持有者的角色。正如戈夫曼所言，“在社會劇場或舞臺，自我的表演和呈現受到文化或社會‘劇本’的制約”（王寧，2011）。“彝人古鎮”作為彝族文化主題公園的文化排他性，決定了不論他們是何民族身份，在彝族古鎮，他們就只能建構和呈現彝族文化景觀。事實上這種主客同位的自娛-表演景觀的建構，是開發企業與旅游-生活空間多元主體的互動與共謀。“空間作為主體性存在的策略與場所”（潘澤泉，2009），正是旅游空間設計與開發人員、彝族文化持有者、周邊被征地農民、景區商貿人員等多元主體“通過主體來完成空間的培育、生產和維護”（潘澤泉，2009），其中市民（無論彝族或漢族）的參與互動，對城市民族文化旅游景觀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

4 旅游空間生產與民族文化保護

民族文化旅游空間生產蘊含著豐富的文化政治，不僅充斥著多元主體與多種權力話語的社會實踐，還反映出民族文化資本化和民族文化旅游化保護的社會效應。

4.1 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景觀生產

民族文化旅游空間作為少數民族文化與資本、與政治結合生產的社會景觀，具有政治、文化、經濟多重意義。“彝人古鎮”已成為楚雄彝族自治州象征性的城市景觀和彝族文化地標，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在中國，制度結構對空間的塑造最為直接和強烈”（王豐龍，劉云剛，2011）。近年來，楚雄州委提出“打造彝族文化精品、發展彝族文化產業、建設彝族文化名州” “彝人古鎮”項目背景[EB/OL].[2012-03-16].http：∥/show.asp？id=226的戰略思想，“彝人古鎮”開發項目被列為全州文化產業建設的十大項目之一，也因此成為云南省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標志性城市景觀。

4.2 民族文化的旅游化保護

“彝人古鎮”文化旅游空間生產的利益相關者主要有企業、地方政府、旅游地多元主體，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共謀和權力協作，共同建構了“彝人古鎮”旅游空間。在古鎮彝族文化資本化生產與旅游化保護中，地方政府發揮了主導作用。楚雄州政府從各方面大力扶持和引導古鎮發展，成為地方彝族文化保護與旅游地產業開發的成功典范。開發企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古鎮文化旅游開發的具體組織策劃與運營者，企業充當了具體文化旅游空間的規劃、設計、生產者。古鎮的多元主體是民族文化旅游的關鍵要素，作為后現代人造景觀和模擬民族文化旅游必不可少的文化展演者與參與者，他們在閑暇娛樂的同時，充分展現了彝族文化的地方性知識。無論真實的或虛擬的彝族文化主體，他們作為古鎮文化的主人，對旅游地的形象建構和本土彝族文化的傳承保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民族文化旅游景區，作為旅游資源和產品的民族文化處于一種持續的旅游情境與旅游化生存狀態中。筆者將這種通過旅游場景再現和文化再生產方式進行的文化傳承保護，稱作“旅游化保護”（桂榕，呂宛青，2012）。從民族文化旅游與文化保護的角度看，應該“通過無所不在的強調地方本土文化重要性的游客凝視和相應的獲利，使旅游成為保護地方的推動力”（Liu，2005）。民族文化要獲得產品的資格和權利，這在根本上取決于他者的認同。獲取這種認同的基本方式，就是這些文化要素在群體層面上的資本化運用（陳慶德，馬翀煒，2007），“彝人古鎮”民族文化的資本化運作，正是通過旅游空間生產和文化旅游消費形式得以實現。楚雄彝族文化作為一種文化資本和公民權的標識，通過“彝人古鎮”旅游空間生產方式進入社會公共空間，激活、保護與傳承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更大的社會空間中尋找到更廣泛的社會認同。盡管不同區域的彝族族群文化通過文化旅游的舞臺化再生產，在對外民族文化形象塑造中被同質化與象征符號化，但在媒介與文化市場的共同形塑中又不斷激發、建構出新的富有生機的民族性。

5 結語

“彝人古鎮”作為模擬的后現代旅游景觀，它是全球化背景下資本流通與旅游消費空間生產的產物，是民族文化旅游地利益相關者共同建構的社會空間。其旅游空間的生產表現出時空壓縮、無所不容、符號表征以及旅游-生活空間多元主體去中心化、自娛-表演主客同位景觀建構等后現代性特點。與生俱來的后現代性，一方面使其文化生產碎片化、符號化；另一方面，卻成就了人本主義的存在主義原真性旅游體驗，而且在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借助城市景觀建設來開展文化遺產旅游化保護方面具有創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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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文化旅游的建議范文

本文通過ICOMOS、UNESCO等官方網站及國內相關的法規選編書籍，搜集了近百年來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文獻，在對法規原文及國內相關譯文加以比較與理解的基礎上，將其中涉及的旅游開發活動、游客活動、社區等相關內容加以整理，用中、英文關鍵詞“旅游”(tourism)、“游客/參觀者”(tourist/visitor)、“社區/當地”(community/local)、“設施”(infrastructure)、“環境”(environment)、“教育”(education)、“利用”(use)、“展示”(presentation)、“闡釋”(interpretation)等加以搜索與篩選，然后對選中本文所直接參考引用的文獻內容進行概述。《關于歷史性紀念物修復的雅典》①是第一部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法規，它規定了古代建筑保護與修復的基本原則，并成為后來被ICOMOS大會所采納的《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威尼斯)》(下簡稱《威尼斯》)②的基礎。該重點闡述了如何通過行政和立法措施、現代材料與技術資源以及國際協作來實現歷史紀念物的保護。《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③、《關于在國家一級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建議》④、《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⑤及《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內羅畢建議)》(以下簡稱《內羅畢建議》)①等文獻主要為本文提供了關于設施建設與環境影響方面的內容。《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最早注意到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舊城更新等給文化遺產帶來的“建設性破壞”，并就此提出積極保護景觀與特征、保護歷史地區等相關措施建議。其后的幾個文件也是在世界各地重要文化遺產正遭受由迅猛的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巨大壓力與破壞威脅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最具有深遠意義。《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旨在“建立一個依據現代科學方法制定的永久有效的制度，共同保護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自其1975年12月17日生效②以來，保護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這一問題才受到各國政府和公眾的普遍關注和逐步重視。《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③為各遺產公約國提供了具體操作規范的文件，該操作指南據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的發展而做不定期的修改(張松，2006)，至今最新的版本是2013年版④。《歷史園林(佛羅倫薩)》(下簡稱《佛羅倫薩》)⑤、《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華盛頓)》(下簡稱《華盛頓》)⑥《考古遺址的保護與管理》⑦和《保護和管理歷史城市與城鎮地區的瓦萊塔準則》⑧等文件是對具有國際古跡保護權威性文件《威尼斯》的重要補充。《佛羅倫薩》是關于歷史園林與景觀保護的，它對歷史園林的定義與目標、維護與保護、修復與重建、利用、法律和行政保護等進行了具體的規定。《華盛頓》針對歷史城鎮與街區的保護詳細規定了保護歷史城鎮和城區的原則、目標和方法，該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重視社區的參與和發展，影響著以后的國際法文獻對遺產地社區的關注，如《考古遺址的保護與管理》就把當地人民的遺產保護參與以及他們的生活習慣納入到整體性保護的政策中，進一步擴展了文化遺產完整性保護的概念;《保護和管理歷史城市與城鎮地區的瓦萊塔準則》，根據時展變化的要求對關于歷史城鎮的保護與管理的定義與方法做了新的詮釋，它進一步要求遺產的保護與發展必須以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與環境質量作為目標，并闡述了旅游發展在其中充當的角色與作用。《文化旅游》①與《國際文化旅游》②是ICOMOS頒布的關于文化旅游的兩個重要文件。《文化旅游》是在文化遺產地日益遭受旅游利用的破壞威脅同時旅游利用又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的背景下產生的，它初步表達了早期國際法對旅游利用的態度。1999年的《國際文化旅游》取代了1976年版的《文化旅游》，重新闡述了旅游和文化遺產之間的作用與關系，并強調東道主社區的文化個性和文化遺跡與國內外游客的興趣、期望和行為之間的關系。與1976年版的《文化旅游》相比，《國際文化旅游》鼓勵保護組織與旅游業的積極對話，不再將旅游簡單地視為“被迫容忍的業務”，對推進國際法的旅游利用認識發展進程具有重大的轉折意義。《文化遺產地的闡釋和展示》③是ICOMOS2008年頒布的，它進一步闡述了文化遺產的“闡釋”(interpretation)④與“展示”(presentation)定義與目標。《國際文化旅游》其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重視文化遺產地的“闡釋”活動，認為遺產闡釋是同時滿足游客體驗與提高公眾意識的根本途徑。《文化遺產地的闡釋和展示》則進一步豐富了闡釋活動的內涵，對文化遺產地的旅游闡釋和展示活動起著積極的指導作用。

2國際法對文化遺產旅游利用認識過程

2．1從關注環境影響到關注經濟社會文化影響國際法對旅游利用認識的發展演變，首先表現在從主要關注旅游環境影響到對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環境影響共同關注的過程。旅游開發作為文化遺產地的主要利用與發展方式，對遺產地所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大體可以分為經濟影響、社會文化影響以及環境影響⑤。其中，旅游環境影響是國際法關注較多的一個方面，而旅游對遺產地東道主社區帶來的社會文化影響與經濟影響是國際法較晚與較少關注的內容，但是隨著人們逐漸認識到東道主社區在遺產保護中的地位作用，國際法也越來越多地關注各種保護措施與旅游利用對社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文化影響。(1)對旅游環境影響的關注關注旅游開發建設活動帶來的環境影響。早期的國際法，如《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和《關于在國家一級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建議》，強調各類工程與修建活動對遺產地景觀及其環境的影響。《內羅畢建議》則直接指出，“要防止因旅游業的過分開發而造成的危害”(第31條)等。其后的《佛羅倫薩》與《華盛頓》同樣強調，對基礎設施的建設，如交通設施、停車場等要加以控制。《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1997起還要求申報遺產的提名報告要提供遺產地的環境壓力如污染等方面的信息(第64條)①。關注游客壓力及不恰當行為造成的環境影響。早在1931年的《關于歷史性紀念物修復的雅典》就開始意識到游客行為對文物古跡的影響，建議“教育工作者應勸阻孩子和年輕人做出污損各類紀念物外觀的行為”(第7條)，而其后的多數國際法均強調通過恰當的教育手段提高公眾的遺產保護意識以及引導恰當的保護的行為，如《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建議“締約國應使公眾廣泛了解對這類遺產造成威脅的危險和根據本公約進行的活動”(第27條)。《佛羅倫薩》、《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②和《文化遺產地的闡釋與展示》還考慮到了游客的數量及其分布的不平衡對古跡環境承載力的影響。可見，從早期到近期的國際法，在文化遺產地所進行的包括旅游在內的各種開發利用活動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始終是國際法關注的重點內容。(2)對旅游經濟社會文化影響的關注《內羅畢建議》是相對較早關注社區的社會文化與經濟變化的文獻之一，它認為，“保護措施不應導致社會結構的崩潰”(第46條)。其后，《華盛頓》提出，“為了保護這一遺產并為了居民的安全與安居樂業，應保護歷史城鎮免受自然災害、污染和噪音的危害”(第14條);《國際文化旅游》序言③指出，“過度的或沒有妥善管理的旅游也可能使東道主社區的生態、文化和生活方式降格”;《保護和管理歷史城市與城鎮地區的瓦萊塔準則》提到，“為了遺產和當地居民的利益，保護與管理計劃應該要考慮到旅游所帶來的預期影響”(第4條g)。這些都表明了國際法越來越認識到各種保護措施及旅游開發利用所導致的負面社會文化與經濟影響。同時，國際法還認識到旅游利用可以帶來的正面影響。如《國際文化旅游》序言指出，“旅游可以為文化遺產創造經濟利益，并通過創造資金、教育社區和影響政策來實現以保護為目的的管理”等;《保護和管理歷史城市與城鎮地區的瓦萊塔準則》指出，“旅游業可以在歷史城鎮地區的發展振興中發揮積極的角色”(第4條g)。由此可見，國際法在對待文化遺產的旅游利用影響問題上，已經從主要關注旅游環境影響過渡到對環境、社會文化與經濟影響的共同關注了。2．2從關注遺產保護需要到關注社區發展與游客體驗需要國際法對旅游利用認識的發展演進還表現在從對遺產本體的原真性與完整性保護需要的認識到對社區發展與游客精神體驗需要的認識過程。對遺產本體的原真性與完整性保護一直是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法的主旨與核心內容，其近百年的發展歷程是對文化遺產的原真性與完整性保護的認識逐漸完善的過程(劉愛河，2009;張朝枝，2008;張成渝，2010;張松，鎮雪峰，2007)，也表明了國際法對文化遺產本體的保護需要認識越來越深刻與完善。而國際法對東道主社區發展需要的關注以及對游客精神體驗需要的關注在近幾十年的國際法文獻中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體現。(1)對東道主社區發展需要的關注隨著國際法越來越認識到東道主社區是文化遺產保護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因此也越來越關注東道主社區在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地位與作用，并強調實現東道主社區的經濟與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如《華盛頓》在其原則與目標中指出，“歷史城鎮和城區的保護首先關系到他們周邊的居民”，“居民的參與對保護計劃的成功起著重大作用，應加以鼓勵”(第3條);《考古遺址的保護與管理》序言表明，考古遺產的其他構成部分是當地人民生活習慣的組成部分，對于這類遺址和古跡，當地文化團體參與其保護和保存具有重要意義。盡管繼《華盛頓》后的許多國際法也開始認識到東道主社區的保護參與需要，但對于社區具體如何參與遺產保護與發展計劃則缺乏明確的引導;直至1999年《國際文化旅游》，才將如何滿足東道主社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以及政治參與需要的內容具體化。《國際文化旅游》將東道主社區的需求作為整篇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六大旅游發展原則中，有兩大原則強調東道主社區和原住民的參與需要(原則四)和發展需要(原則五)。《保護和管理歷史城市與城鎮地區的瓦萊塔準則》序言則明確要求，“對歷史城鎮地區的任何干預都必須以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與環境質量為目標”;“可以通過信息、增強意識和培訓等方式來幫助居民參與”(第3條h);“歷史城鎮的旅游發展應該基于對當地社區身份及其文化和傳統活動的尊重與支持”(第4條g);“旅游活動必須尊重并不妨礙居民的日常生活”(第4條g)。可見，東道主社區的保護參與和發展需要已經成為國際法中關于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重要內容。(2)對游客體驗需要的關注游客體驗的需求是多方面的(Quan，Wang，2004)，而國際法最關注的常常是對游客的遺產教育。從最早的《關于歷史性紀念物修復的雅典》起，遺產教育計劃就被寫進各種國際法文件中，而“旅游”一詞較早就是以承擔公共教育任務的功能出現在國際法文件中的。然而，這些教育計劃并不是以滿足游客體驗需要為主要目的，而是強調這種公眾教育在遺產保護中的必要性，實際上也是從遺產本體保護的需要為出發點的。真正對游客體驗需要給予較多關注的是《國際文化旅游》。的一大原則就是，要“確保帶給游客一段有價值的經歷”，提出，“古跡保護和旅游的計劃應該提供游客高質量的信息，以確保游客最清楚地了解遺產的重要特征和保護其需要”，“旅游者應該能夠以他們自己希望的速度和方式游覽古跡遺址”，“提供恰當的設施，可以保障游客的舒適和安全，并提高旅游的享受程度”(見《》原則三)等，強調從信息、教育、精神提升、安全與舒適、娛樂等多方面滿足游客文化遺產旅游體驗的需求。從對文化遺產本體的保護需要認識到對社區發展與游客體驗的需要認識過程，體現了國際法對旅游利用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2．3從被動、消極到主動、積極的旅游利用態度國際法在對待旅游利用問題的態度上，是一個從被動、消極地限制旅游開發利用活動，到主動、積極地鼓勵制定合理的旅游發展目標與管理規劃的過程。早期的國際法文獻大多只是為了盡可能地確保遺產本體的安全而對各種開發建設活動有所限制，如旅游利用對環境的影響，相關的國際法文獻對設施建設問題的處理，大多表現為通過“禁止”、“限制”、“監督”的手段來“控制”和“預防”可能威脅遺產本體原真性與完整性保護的影響;在對待游客的態度上，則希望通過“勸阻”“教育”等手段來減少游客的不恰當行為對遺產物的污損;在對待東道主居民方面，早期的國際法文件也只是在意識到社區居民的正常生活已經受到影響的情況下提出相關的建議，較少考慮到社區居民的參與保護和發展需要等。早期關于文化旅游的《文化旅游》把旅游業看作是“一個不可逆轉的社會、人文、經濟和文化的事實”(基本立場第1條)，認為“旅游將對人類的一般環境特別是文化遺址產生重要的影響”(基本立場第2條)，因此，“必須認真研究這種影響，使這些影響保持在可以忍受的范圍內”(基本立場第2條)等。由此可見，早期的國際法在對待旅游利用問題上處于被動與消極的態度。《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從1997年就提出了關于旅游發展規劃與旅游管理的要求①，但最能體現國際法對旅游利用態度的積極轉變的是《國際文化旅游》。該序言將旅游看作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和“自然和文化保護的積極力量”。與《文化旅游》相比，《國際文化旅游》不再將旅游看作是被迫容忍的業務，轉而更關注旅游發展的正面影響，并以“促進和鼓勵旅游業”、“促進和鼓勵保護文物各方和旅游業之間的對話”等作為的目標，體現了國際法在對待旅游利用態度上的一個巨大轉變。在處理旅游利用與遺產保護的矛盾問題上，與過去的“禁止”、“限制”、“監督”、“預防”等手段相比，《國際文化旅游》更注重可持續的“計劃”、“管理”和負責任的“推廣”。在對待游客方面，與單純的“勸阻”和“教育”相比，《國際文化旅游》提出通過“闡釋”與“演示”等適當的、啟發性的計劃促進和鼓勵高度的公眾意識。在處理遺產保護與社區發展的矛盾問題上，《國際文化旅游》不僅提出要讓東道主社區和原住民共同參與保護古跡和旅游的規劃中來，還關注東道主社區在旅游和保護活動中的利益等。在此基礎上，《文化遺產地的闡釋與展示》又進一步為具體的闡釋與展示活動提出具體的指導原則，使旅游利用活動更切合文化遺產地的保護。最近的《保護和管理歷史城市與城鎮地區的瓦萊塔準則》是關于歷史城鎮保護與管理的，它也將“旅游”作為獨立的條目進行了相關的闡述，認同“旅游業可以在歷史城鎮地區的發展振興中發揮積極的角色”(第4條g)，警惕大量游客給歷史城鎮地區帶來的危險，要求“保護與管理規劃必須考慮到旅游所帶來的預期影響并控制這個過程”(第4條g)。可見，與過去被動、消極的“應對式”態度相比，國際法如今采取了更為主動、積極的態度來充分“利用”和“發揮”旅游業在遺產保護與社區發展中的正面力量，并要求主動“控制”負面的影響，這顯示了國際法在認識旅游利用的進程中態度的積極轉變。

3國際法對文化遺產旅游利用的認識發展對我國相關立法的啟示

國際法對文化遺產旅游利用認識的發展演進過程，實際上反映了國際法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認識日益全面與完善。國際法對文化遺產旅游利用態度的積極變化顯示，國際法支持并鼓勵制定合理的旅游發展目標與管理規劃來盡可能地降低旅游的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鼓勵發揮其對于遺產保護和社區發展的積極力量。這一積極變化，對我國協調文化遺產保護和旅游利用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首先，應充分認識與理解文化遺產旅游利用的影響及其現實意義，既要以主動、積極的態度充分利用和發揮旅游業在遺產保護和社區發展中的正面作用，又要努力控制旅游業所可能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其次，文化遺產的旅游利用應該重視社區旅游參與和發展，既要尊重當地社區及其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又要將社區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需要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并充分利用和發揮社區及其居民在遺產保護和旅游利用中的積極力量。最后，文化遺產的旅游利用應該重視游客的精神體驗，從游客體驗需求的角度制定相應的“闡釋”計劃，通過滿足游客的體驗需要來實現文化遺產的教育目的。然而，在我國文化遺產旅游利用的實踐中，相關的立法引導與規范仍然處于缺位的狀態。雖然目前我國已形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簡稱《文物保護法》)為核心，以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法規為骨干的文物保護法規體系(葉秋華，孔德超，2008)，但現行的《文物保護法》(2007修正)及其它文物保護法規體系，多側重于明確保護對象、保護內容和保護方法(葉秋華，孔德超，2011)，卻忽視了針對文化遺產的旅游利用實踐的引導與規范;對于社區與游客利益的法律保障、傳統文化價值的認識與尊重理解(葉秋華，孔德超，2011)更是嚴重缺失。與社區及其居民利益最為密切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國務院令第524號2008．04．22)，同樣也只側重于遺產本體的保護內容，旅游利用方面的內容則完全缺失，社區及其居民作為歷史文化城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被完全忽視。縱使是由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制定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2004第二版，以下簡稱《準則》)①也側重于遺產本體的保護原則、程序與工程。雖然《準則》支持“文物古跡應當得到合理的利用”(見第4條)，但對于保護與利用所產生的社會與文化影響以及如何發揮和保障社區及其居民在保護和利用過程的作用與發展需要等方面也缺乏應有的關注。此外，盡管《文物保護法》與《準則》均提及文物古跡的展示，并以其作為公眾教育的宣傳手段，但只是強調遺產價值展示與再現(張朝枝，2010)，卻忽視了游客實際的遺產體驗需要。由此可見，我國文化遺產法律保護的立法和實踐尚未體現出對文化遺產旅游利用應有的認識和重視，也沒有體現出其對當地社區及其傳統文化價值應有的認識和尊重理解(葉秋華，孔德超，2011)，這與我國當前文化遺產旅游利用的實踐完全脫節。缺乏相應的法律引導與規范，這就使得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往往變成了純粹的商業化運作，文化遺產面臨過度開發的危險(胡紅梅，2010;葉秋華，孔德超，2011)，并且頻頻出現游客與遺產地景區、游客與居民、居民與政府、居民與開發商等之間的利益矛盾與沖突(盧松，等，2010)。文化遺產本體非但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文化遺產地內還出現了各種負面的社會與文化影響問題(胡紅梅，2010)，這不僅與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法的規定不相符合，也違背了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初衷，不利于文化遺產保護和旅游利用的可持續發展。

4結語

第7篇：文化旅游的建議范文

說到觀潮,不能不提錢江潮觀賞勝地――鹽官。而說起鹽官觀潮,就不能不提一個人――海寧市人大代表杜國方。

他是鹽官鎮中心小學黨支部書記,1987年開始當選鹽官鎮人大代表,1997年起連續三屆當選海寧市人大代表。要不是這位老代表的堅持,鹽官可能就會少一條著名的觀潮大道,也可能看不到那些修舊如舊的古橋、古宅。

“坡式”的設想化作一條觀潮大道

早在1987年,鹽官百姓就常有議論:“鹽官不搞旅游沒有理由。”這讓杜國方感觸很深。在1988年的鹽官鎮人代會上,他聯合其他代表提出了要求開發鹽官旅游事業的建議,認為鹽官作為一個傳統觀潮勝地和歷史文化古城,具有獨特的旅游資源,應該充分開發、保護。

該建議引起了市、鎮兩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在1989年的鹽官鎮人代會上,鎮政府便將開發鹽官旅游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古城鹽官的旅游事業發展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也正是從那年起,這位老代表和海寧旅游結下了長達20多年的不解情緣。

老鹽官人都知道,以前從海寧東部的硤石到鹽官要從新倉繞一圈,而從海寧西部的重鎮長安到鹽官又要從胡家斗繞,交通十分不便,嚴重制約了鹽官的旅游事業發展。

據杜國方回憶,那是在1997年,杭嘉湖南排工程的河道挖掘工作已經進入尾聲,新開挖的河道兩旁堆滿了開挖出來的泥土,從鹽官一路堆到了東西大道。當時,不少老百姓抱怨:“這么多泥挖出來填到哪里去?田地還怎么復耕?”

看到這些,杜國方腦海里突然冒出了一個想法:如果能用這些泥土,修一條鹽官直通海寧東西大道的“觀潮大道”,不就解決了南排泥土無處填埋的問題,還將大大改善鹽官長期交通不便的現狀。

宋代大文豪坡在錢塘江畔的杭州用疏浚西湖的泥土造了一條風光旖旎的景觀大道――蘇堤,從而流芳百世,如今,同樣奇妙的設想依然令人贊嘆不已。為了論證這一設想,杜國方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調研,收集了大量的群眾意見和翔實的資料。在走訪過程中,當聽說杜國方要向市里建議修這么一條造福百姓的路,不少鎮人大代表和普通群眾都主動跑來簽名,這使杜國方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設想。在隨后召開的海寧市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杜國方提交了該建議,與會很多代表都紛紛附議。結果,該建議得到了海寧市政府的高度重視,當年下半年,便正式動工興建“觀潮大道”。

經過一年半時間的施工,一條全長5.05公里,投資2000多萬元的“觀潮大道”呈現在人們面前,成了老百姓交口稱頌的文明樣板路,也成了各方游客趁興而來、滿意而歸的快速通道。家住附近的村民老周只要一提起這條路就喜上眉梢,他說:“那路一造好,不僅來看潮的人多了,鎮里還建成了工業園區,我們這里好多人都在那兒工作,路兩邊的人家也都富了,這可多虧了杜代表呀。”

用心呵護古城一磚一瓦

杜國方說,鹽官雖是個小城,卻是個文化底蘊深厚的地方,如同明清散文小品,短小而耐看。他還說,無論是水巷、小橋,還是枕河人家,都溢出了水的靈秀。

跟著杜國方一起徜徉在鹽官古鎮,筆者能很強烈地感受到他對鹽官一草一木的熟悉與熱愛。在一座歷史悠久的古橋邊,杜國方告訴筆者,它叫平安橋,東西向跨越上塘河,橋身大多數是原物,是一座非常有名的古石橋。他自己小時候就經常到橋邊玩耍,能清楚地找出哪幾處地方是后期修補過的。他還介紹說,以前這里往北還有一座更大的石拱橋,叫春富橋,后來被拆了,拆得很突然,當地老百姓反響很大。

事實上,當地有關部門也曾有過拆除平安橋的計劃,杜國方得知這一消息后,第一時間趕到文保單位。當時,他的腦海里就一個念頭:這些都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不能拆。后來,他又專程走訪了不少平安橋附近的老鹽官居民,到市圖書館查閱檔案,確認平安橋建于清代早期,距今已有數百年歷史。在1992的鹽官鎮人代會上,他提交了一份有關平安橋保護和修復的建議,其中還包括詳細的保護和修復方案。

萬幸的是,這次有關部門積極采納了他提出的保護和修復建議,才得以留下這座保存完好的平安橋。

來到鹽官的北城門遺址,杜國方又介紹說,這個是水城門,原來鹽官的東南西北有四個城門,現在僅剩下這么一個。而在北城門遺址最落魄的時候,城門上的城磚都被當地百姓挖走砌了自家的圍墻,只剩下一面光溜溜的泥墻。后來,他和其他人大代表一起提出了要求修復的建議,文保部門采納了他們的建議及時進行了修復,這才有了現在這座有著鮮明地方特色的水城門。

看到自己提的建議能夠被采納,能夠促進家鄉旅游的發展,作為一名人大代表,杜國方由衷地感到高興。但這些并沒有令杜國方沾沾自喜,他說,他最放心不下的還是鹽官古城的保護與開發,不少文物景點如今都已湮沒,有的雖然保護起來了,也沒有很好地修復,這一切無不令他牽腸掛肚。

心系潮鄉旅游23年

為更好地開發鹽官的旅游資源, 2003年11月,以鹽官古城為核心的5.4平方公里被劃定為鹽官觀潮景區。

然而,由于景區內老城鎮、新農村并存,給景區旅游開發帶來了不少問題,比如說景區內一些居民至今仍在沿用老式馬桶,景區內很多道路還都是泥土路,其環境衛生現狀與周邊景區環境極不協調。對此,杜國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在2008年的市人代會上,杜國方領銜提交了一份1200多字的關于要求加大旅游開發力度,加速打造長三角文化旅游名市的建議。

他在建議中指出,景區內仍有230多戶居民尚在使用馬桶,其衛生及基礎設施建設與AAAA級景區極不相稱,甚至嚴重制約了景區發展。他說,這些情況都是他在走訪景區環衛站時了解到的。他聽環衛工人介紹說,由于老城區路窄弄多,環衛專用的大糞車根本進不去,農用車改造的小糞車又無法上牌,所以景區內一些老住宅樓的抽糞難問題始終解決不了。

“現在農村的水泥路都通組達戶了,我們老城鎮的有些小弄堂還是爛泥地呢。”在走訪選民時,不少人跟杜國方說起了小弄堂晴天滿地土、雨天一窩泥的問題。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杜國方在提這個建議時,還特意提到了景區內道路改造問題。在建議中,他寫道:“要重視與加快古鎮的基礎設施建設,老城鎮不能只保護不建設,要不然就沒法發展。”

杜國方的這份建議引起了海寧市政府的高度重視,人代會后,海寧市、鹽官鎮有關部門便開始著手調研解決這一系列的問題。當年,鹽官觀潮景區便投入10余萬元對景區部分道路進行維修,基本解決了爛泥路問題。2009年,又投入百余萬元對景區道路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修補。與此同時,通過拆遷等方式,積極解決景區內居民的生活衛生問題,目前仍在使用馬桶的居民數量已經減少了一半。

當了23年人大代表,杜國方足足關注了海寧旅游23年,傾聽選民心聲,報真情,說實話,提建議,盡一切力量保護鹽官得天獨厚的自然和人文景觀。雖然,這其中也有不少建議由于種種原因最終無法實現,但他從不氣餒,還是年復一年地為此付出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他總說,“當代表一天,就要盡一天心力,只有盡心盡力,才能不辜負選民的信任。”

這話,他說了20多年,也做了20多年。他還說,這條路他會一直走下去。

杜國方小檔案

第8篇：文化旅游的建議范文

應從國家層面對中部旅游業進行系統網絡集團式開發

全國政協委員曹鴻鳴：中部地區是中華文化發祥、傳承的主要地區，擁有豐富的人文和旅游資源，要弘揚河洛文化、三晉文化、徽文化、荊楚文化、湖湘文化的深厚內涵，凝聚海外華僑華人，吸引他們來做貢獻。

要對中部地區的旅游資源進行整體規劃與開發，從國家層面對旅游產業進行系統的網狀集團式開發，避免孤立的點狀式開發的弊病，將旅游業打造成中部地區崛起的支柱產業之一。

強化政府主導、構建統一市場體系、全面協調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張倩紅：中部地區的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等省旅游資源豐富，一方面可以依托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打造反映中華民族文明發展脈絡的歷史文化旅游精品；另一方面可以依托其區位優勢，打造多樣性的山水生態旅游景觀。中部的旅游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強化政府的主導作用必不可少。建議從中央到地方要充分認識旅游業的重要性，實現政策支持、資金支持，大規模地開發、整合、改進現有的旅游景點，注意使旅游經濟、旅游環境、旅游文化全面、協調發展。

其次，建議出臺切實可行的旅游法規，規范旅游市場，注重區域聯合，推動中部地區旅游市場一體化。

中部6省可以“文明之源、文化之根”作為旅游整體形象，加強全面合作，構建統一的市場體系；以鄭州、長沙、武漢為旅游集散地，消除行政壁壘和人為障礙，推動旅游發展要素的自由流動，實現無障礙旅游；以龍門石窟、少林寺、平遙古城、張家界、黃山等著名景點為動力，促進其他景點的整合與利用，吸引更多的國內游客、國際游客。另外，要重點培育中部地區的旅游建設項目。幫助中部地區研究確定符合產業規劃、具有發展前途的重大旅游項目，列入中國旅游業優先發展項目，加大旅游資源開發與自然生態環境保護專項投資，加大旅游國債資金投入，在市場金融方面予以重點推介。

第9篇：文化旅游的建議范文

一、洛陽市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認識不夠

一些地方和職能部門對加快文化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性、緊迫性認識不足，沒有真正把文化旅游產業作為服務業的龍頭來打造，思想上重視不夠，投入上力度不強。

（二）特色不突出

洛陽市旅游景區眾多，文化資源豐富，無論是旅游產業還是文化產業缺少鮮明的特色，缺少在全國真正有影響力的企業，缺少真正叫得響的品牌，能夠真正體現洛陽文化特色、便于攜帶、有收藏價值、能滿足不同方面需求的文化旅游產品還有待進一步挖掘、開發、生產。

（三）體制機制不活

洛陽市的部分景區所有權、經營權、管理權不分，一些文化企業改制不徹底，沒有真正完全進入市場，造成在產業的發展上動力不足，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洛陽市文化旅游資源分散，條塊分割嚴重，沒有形成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的合力。

（四）產業鏈條不完善

洛陽市文化旅游企業普遍存在小、散、弱問題，總體規模小，產品層次低。文化交易基本以零售為主，文化創意、現代設計等高附加值產品少。旅游產品大多停留在旅游觀光、門票經濟階段。高端的娛樂、休閑、健康、養生、度假項目少，缺少精品項目，難以留住游客。

（五）專業人才較為缺乏

從事文化旅游產業經營管理的高端人才較為缺少，既通曉文化產業內容又具有自主創作能力的復合型人才，既懂創意研發又懂藝術創作的實用型人才更為短缺，人才隊伍的創造力和競爭力相對不足。

二、推進洛陽市文化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建議

（一）高端引領，在特色上下功夫

聘請全國知名專家和洛陽本土學者，成立洛陽市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咨詢委員會，為洛陽市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進行頂層設計。重大文化旅游項目開發建設要征求咨詢委員會的意見和建議，避免低層次的開發和低水平的建設。在文化旅游產業具體項目的打造上，要緊緊圍繞世界圣城、絲路起點、千年、牡丹花城這4個定位，深入發掘歷史文化和山水資源優勢，在特色上下功夫，走差異化發展之路，真正把特色做特、把項目做精，形成一批能夠彰顯洛陽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

（二）市場主導，在搞活上做文章

以市場為主導推動文化旅游體制機制改革，在存量上，推動景區的所有權、經營權、管理權分離，推動文化企業與所屬單位的徹底分離，激活市場主體；在增量上，從項目的謀劃開始就要引入市場化的理念，以市場的需求為導向來運作和實施項目，形成一批層次高、效益好的文化旅游項目。要整合文化旅游產業發展資金的使用，改變利益均沾的使用方式，按照大文化、大旅游、大產業的思路，創新資金使用方式，真正起到培強、扶特、助新的作用。

（三）文化為魂，在創新上求突破

文化是實現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靈魂，要通過舉辦河洛文化論壇、牡丹文化論壇等方式搶占思想文化領域的制高點。樹立全域旅游的理念，用文化和旅游的理念引領城市的規劃和建設，在城市的規劃和建設中融入更多文化和旅游元素，讓洛陽更具文化韻味。實施強基固本工程，加強以河洛文化為代表的洛陽特色文化的基礎性研究；創新文化的表現形式和傳播方式，綜合運用網絡、動漫、影視等多種形式和方式，豐富和活化歷史文化；重視文化的互動性、體驗性、趣味性的研究和開發，增強文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四）旅游為體，在融合上謀發展

以旅游景區和文化旅游產業園區為依托，加強旅游要素的積聚和融合發展。要把文化資源按照旅游產品的內在屬性來打造，以游客的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遵循市場規律，突出文化特色，推出一批叫好又叫座的文化旅游產品。通過打造特色飲食一條街、主題文化酒店等方式，把文化的內涵融入到旅游的每一個環節。要結合景區和園區特點深入挖掘文化內涵，通過演藝、書畫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等手段增加新的業態，豐富景區的旅游資源，逐步擺脫對門票經濟的依賴，增強景區的綜合競爭力，實現景區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