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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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范文

工資本質；活勞動；等量資本等量利潤；等價交換

工資理論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一個重要補充，為了更深刻.更尖銳地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系，馬克思獨樹一幟地將工資理論從傳統的“按勞計酬”模式中解脫出來，直接將雇傭工人的工資表現為雇傭工人本身的勞動力價值或價格，而不是傳統意義的雇傭工人提供的活勞動或勞動產品的價值或價格。這不僅在當時的理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至今仍然有著非常深遠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歷史或今天有著社會主義淵源的國家如中國.越南.俄羅斯等都無一例外地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采用了馬克思的個人說法，就如英國、德國、日本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給予了足夠的重視。

可惜重視歸重視，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仍在英美法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界占據著統治地位，雖不能說他們已將馬克思的工資理論批駁得體無完膚，但憑心而論，要以馬克思的工資理論取代現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的活勞動工資理論，已經成為了包括筆者在內的眾多“無產階級”經濟學者越來越遙遠的夢幻。這其中的原因也許真的很多，但工資理論中的根本錯誤可能是基本原因中的重要原因。

1.關于工資的本質

工資的本質歸根結底還是只能是活勞動或勞動產品，這在現行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有了太多的證明，用“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論證，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論據：

這是工資概念本身的內涵決定的。就字面而言，工者，工作的意思，引申為工作成果，即工作者的勞動成果；資呢？就是工作者工作的報酬，也就是工作者在提供勞動產品或工作成果后應該得到的報酬。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雇傭工人在為資本家提供了活勞動或勞動產品后，資本家支付給雇傭工人的貨幣或其他形式的報酬。在這里，資本家是不是愿意支付雇傭工人勞動報酬，根本不會考慮該工人本身價值幾何—按馬克思勞動力工資論觀點，包括工人自身生活必需品價值。自我成就價值，子女撫養費用等，而只是考慮該工人是不是能勝任某項工作，最后為資本家提供了多少勞動產品。關于這一點，其實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工資本質理論里和薩伊及其政馬爾薩斯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里已經有過很多論述，有興趣的同行可以自行參考。需要強調的是，同樣是被稱為工資，為什么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是勞動或勞動產品的報酬，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就脫胎換骨地變成了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呢？如果一定要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工資是勞動力的內涵，社會主義的工資是不是也可以做同樣的推斷呢？

這是工資的淵源造成的。工資起自封建社會，主要用于地主家的長工和短工，分別表現為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沿襲了這兩種工資形式，但本質含義與封建社會沒有什么區別。就資本家而言，如果愿意支付雇傭工人以計時工資，完全是因為他（她）本人認定自己的某個勞動部門或工作崗位必須有一個長期蹲守的人，在法定或認定時間內處理或等待處理自己必須或要求處理好的事物。在這里，支付工資的依據主要有勞動態度，勞動過程和勞動的后果，而不是馬克思所描述的勞動力價值。當然，雇傭工人在這里也會考慮自己的生活需要和子女的撫養費用，不能滿足這些基本需要，此處的雇傭關系將無法完成。也就談不上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和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問題。但歸根結底，資本家在這里考慮的是該崗位到底該值多少錢，雇傭工人考慮的是我在該崗位到底該拿多少錢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該崗位的活勞動值多少錢的問題。計件工資中的勞動價值特點更加明顯，由于工資只與勞動成果掛鉤，資本家僅僅參照工人的勞動數量和質量發放工資，根本不用考慮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享受需要.和勞動力再生產需要等問題。

這是工資計量行為的必然結果。工資的計量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非常直觀而又簡單的資本家單方操作行為，資本家按照一定的標準，根據雇傭工人提供勞動產品的數量與質量，支付給雇傭工人一定數量的計時工資或計件工資—勞動產品增多，產品質量提高，雇傭工人獲得的工資數量相應也增多；反之，勞動產品減少，產品質量下降，雇傭工人獲得的工資數量相應也減少甚至沒有。而然雇傭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開支。成就需要開支和勞動力再生產需要開支等的變化都不能成為工資計量變化的依據或發放標準，既然工資是根據雇傭工人的活勞動或勞動產品的數量多少與質量好壞發放的，又何必別出心裁地說工資不是活勞動或勞動產品的體現呢？難道真要叫工資本質成為與自己不著邊際的勞動力價格的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不成？

這是工資給付期間的必然反映。資本主義社會里，無論是計時工資，還是計件工資。資本家都是在雇傭工人提供了活勞動—多數情況下是提供了勞動產品后，根據所提供活勞動或勞動產品的數量和質量，按照事先擬定的標準給雇傭工人發放工資的，而不是在雇傭工人提供活勞動前，先去考察所購買的雇傭工人需要多少的生活必需品，多少的自我成就費用，多少的子女撫養費用等等，然后將之加總，分期或一次性給付—如果如此，勞動力市場就會出現雇傭工人越老越值錢，家庭負擔越重越值錢，勞動能力強與不強無區別的不正常現象，這是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都無法接受的非客觀事實！也是資本主義社會擴大再生產過程無法接受的非客觀事實！

這是工資所體現的剝削關系的直接結果：剩余價值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告訴人們資本主義社會里有嚴重的剝削現實。說清楚了，就是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資本被區分為了購買生產資料與原材料的不變成本和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再生產過程也被區分成了必要勞動過程與剩余勞動過程，勞動時間也就有了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的不同說法。資本家的剝削最后也就落實為無償地占有了雇傭工人在剩余勞動時間里創造的價值，即剩余價值。這就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實際問題：剩余勞動過程不僅僅是勞動力，即可變資本的運作過程，同時也是機器和原材料等不變資本的耗費過程。作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雙重所有者，擁有勞動成果到底是一種合法權益還是真的對其中的部分資本（可變資本）進行了剝削？同樣是勞動使用，如果說對可變資本有剝削，是不是對不變資本也同樣存在剝削？如果對不變資本沒有剝削，對可變資本的剝削又從何談起？資本家根本不在意自己的預付資本是否要區分為不變和可變資本，但他知道整個勞動過程都是他全部預付資本的運作過程，他也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擁有該勞動過程的全部成果—包括馬克思所提出的剩余價值！

所以，如果把工資理解為雇傭工人的勞動力價格，而不是活勞動的價格，不僅不能體現工資的真正內涵，同時也人為地增加了對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透視難度，使資本主義真正的剝削關系隱藏于云山霧海中而無法感知了。

2.活勞動工資論更深刻直觀地揭示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

把工資本質確定為雇傭工人的活勞動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系已非常直觀和簡便了，但在此之前，我們還有必要陪析一下現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里的幾個經濟學核心觀點：

關于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問題：按照政治經濟學的說法，勞動力是一種特殊商品，它不僅在再生產過程中創造出自身的價值，同時通過剩余勞動，創造出超過自己價值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剝削）。對此，筆者不能接受，在我看來，即便存在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的說法，則無論是必要勞動還是剩余勞動，都是勞動力與勞動資料有機結合的結果。說清楚點，就是在所謂的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既有勞動力活勞動的投入，同時也有機器和廠房設備等不變資本的投入，這一點與必要勞動過程沒有區別。如果我們執意強調剩余勞動過程中勞動力商品投入的特殊性，又如何否定該過程中機器和廠房設備等不變資本的特殊性呢？反過來，如果我們否定了該過程中不變資本的特殊性，則勞動力商品的這種特殊性不是以同樣的理由被否定了么？

換個角度考慮，把工人的活勞動看做是一種特殊商品，至少有兩點在理論上無法否定：和其他商品不同，活勞動看不見也摸不著，不好把握也不好計量；由于價值就是商品中的活勞動，再以價值的貨幣表現即價格問題來說明工人的活勞動當然無異于馬克思所說的“以一碗豆腐來說明豆腐一碗”，因此，活勞動商品的價格必須借助活勞動的成果來表現，即以社會必要勞動來衡量工人個別活勞動成果的價格。

關于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問題：依照現代政治經濟學的說法，資本家在再生產過程中的投資是要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其中不變資本是用于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等以轉移形式存在的資本，而可變資本則是以創造形式存在的雇傭工人的工資。

這當然只是一種表象：資本本身就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如果不變，不帶來剩余價值，就只能稱之為資金而不是資本，所以，我們不能因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方面的投資有價值的轉移就生硬地將“不變”和“資本”兩個互相矛盾的概念聯結為一個非鹿非馬甚至無法把握的名詞！可變資本方面呢？由于一般情況下資本家都是在勞動過程完成后給工人發放工資的，而這部分資金（包括實物）的來源恰恰又是雇傭工人自己的活勞動。雇傭工人從資本家那里領取的其實就是自己活勞動成果的另一種轉換形式。這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資本家根本不存在什么可變資本方面的投入。是工人的勞動給自己創造了收入，是工人的勞動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財富，也使資本主義社會的擴大再生產得以維持與繼續。

關于等價交換問題：這是價值規律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條基本規律。但本人認為：資本家正是利用了等價交換規律的表象，在活勞動交換中徹底違背了等價交換規律，從而完成了對勞動者的實際剝削的—這一點在后面的分析中我將系統說明，此處需要強調的是：等價交換規律確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條重要規律，但它只適用于綿羊。斧子和機器。勞動力等一般商品，不適應活勞動購買這種特殊商品，要真正徹底地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系，就必須首先找出活勞動買賣中的不等價交換！

關于等量資本等量利潤問題：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另一條基本規律，雖然實際操作中總會有很多的背離情況，但作為長期的競爭結果與發展趨勢，這一規律我們絕對不能輕視！就是說，無論是產業資本家，銀行資本家，還是商業資本家，投入再生產過程中的資本數量也許不一樣，每一次具體操作時獲得的利潤數量也許也不一樣。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利潤水平是追求相同的，同樣多的資本投入只能獲得同樣多的凈收益！如果違背了這一點，就肯定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包括馬克思所說的剝削問題！

下面我們聯系實際，對工資為活勞動價值時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進行直觀而簡單的揭示：

例證：產業資本家某期以2分的月息從銀行資本家手里借取500萬元投入再生產過程，一個月后生產過程完成，產業資本家從市場獲取總產值600萬元。按約定的利率歸還銀行資本家510萬元以后，產業資本家需支付雇傭工人多少工資才不存在對工人的剝削和豪奪呢？

根據前面提出的等量資本等量利潤原則，我們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推斷：既然銀行資本家的500萬在本次生產過程中已經從產業資本家手里賺取了10萬元，產業資本家也就必須在本次生產過程里賺取10萬元。而總產值在與銀行資本家了結后還有90萬元，產業資本家從中提取10萬元不僅很有必要，而且也成為現實的可能。也就是說，本次生產過程中，如果產業資本家與銀行資本家一樣只獲取了10萬元或低于10萬元，其余80萬元或更多都支付給工人做了工資或福利，產業資本家就沒有對工人進行任何剝削，資本家對工人活勞動的購買也不存在不等價交換情況；但如果是另外一種結果：產業資本家在本次生產過程中提取額超過10萬，發放給工人的工資福利低于80萬，這就出現了馬克思所說的剝削問題。從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和資本家投資的目的及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要求來看，剝削的嚴重存在應該說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分配的主流！但無論如何，這種剝削并非來自資本家對雇傭工人勞動力的“剩余”使用，而是來自流通領域的不等價交換—工人的活勞動和資本家支付價格的不等價交換！

為了更清楚深刻地揭示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筆者對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做一次系統的整理。

按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可以表示為；G—W（A.Pm）....p....w’—G’

其中，G表示資本家的預付資本，W表示預付資本的實物形式，A表示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等，Pm表示勞動力，...P...為生產過程，W’為生產完成后勞動產品的實物形式，一般說價值超過W，G’為其貨幣形式，G’=G+g，g為剩余價值。按照我們前面的分析，Pm部分資本家是沒有預付的，所以，調整后再生產過程可以表示為：G—W（A）...P...W’—G’。其中，W’=W+Pm+m，m表示增值部分剔除工資后的余額，包括平均利潤和剝削額，G’=G+g。但此時的g不能表現為剩余價值，只能稱為預付資本的增值價值，包括工資.平均利潤和剝削額。文字歸納可以表述為：資本家預付資本G購買了生產資料與勞動對象，在經過工人勞動后形成了包括工資。平均利潤和剝削額的新產品W’，投入市場后，完成實物到貨幣的轉換，實現了預付資本的貨幣增值，也一般完成了馬克思所說的對工人的“殘酷剝削”。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第2篇：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范文

關鍵詞：等價交換；利潤；價值規律；生產價格

作者簡介：張華東(1979－)，男，浙江紹興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經濟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09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5－0007－04　收稿日期：2007－07－07

我們知道，作為古典經濟學完成者的李嘉圖的學說中存在著兩大難題，即資本和勞動的交換怎樣同價值規律相符合、平均利潤率的存在怎樣同價值規律相符合。就前者而言，按照價值規律，商品交換時要實行等價交換，而既然是等價交換，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就該是工人創造的全部價值，但如此一來，資本家就無法獲得利潤。可事實是資本家又的確獲得了利潤，因而這似乎與價值規律相矛盾；就后者而言，按照價值規律．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的不同，各資本家以等量的資本所能獲得的利潤就不同，但是各資本家又必須實現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就又與價值規律相矛盾。對于這兩大難題，李嘉圖及其擁護者始終沒有能夠解決，從而使古典經濟學陷入了絕境。而“從這種絕境中找到出路的那個人就是卡爾．馬克思(恩格斯，1891)。”

一、馬克思對兩大難題的解答

雇傭勞動與資本按等價交換原則進行交換，資本家不可能獲得剩余價值，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這種交換的結果，使資本家獲得了剩余價值，即利潤，對于這第一個難題，馬克思是通過將勞動力與勞動進行區分，認為資本家購買的是勞動力商品而不是勞動者商品來進行解答的。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勞動即勞動力的使用不是商品，不能出售。在工人與資本家成交之前，勞動并不存在，因而無法將勞動當作商品出售；在工人的勞動開始以后，勞動就不再屬于工人了，因而也不能被工人再當作商品出賣給資本家。因此，工人出賣的就不是勞動，而是為了獲得一定的報酬讓資本家在一定的時間內支配的屬于自己的勞動力。而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因而資本家為獲得勞動力的使用權而支付給工人的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與勞動者本身為資本家創造了多少價值沒有關系。因而，人們之所以會認為資本家獲得利潤與等價交換原則相矛盾是由于將勞動力商品的價值與勞動商品的價值相混淆了，這樣由于勞動者在資本家那里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遠大于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從而誤以為是與等價交換原則相矛盾了。而事實上，勞動本身沒有價值，勞動者本人也無法成為商品加以出賣，否則工人就成了資本家的奴隸，因而勞動者出賣給資本家的是勞動力商品，資本家付給勞動者的工資正好是等于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的，因而這種交換是一種等價交換。

對于李嘉圖學說中的第二個難題，即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中投入等量資本，使用不等量的活勞動，生產不相等的剩余價值，從而應該獲得不相等的利潤，而實際情況卻是，不同部門的等量投資，不論資本的有機構成如何不同，使用的活勞動量上有何差異，等量資本在相等的時間內總能獲得大致相同的利潤，馬克思是通過引進生產價格理論來進行解答的。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由于部門間資本有機構成不同或周轉速度不同，個別利潤率存在差異，這樣在競爭的作用下，使得部門間利潤率趨同、形成平均利潤率，進而生產價格規律取代價值規律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經濟規律。另外，為了對付庸俗經濟學家對馬克思勞動價值價值理論的攻擊，恩格斯在編輯《資本論》第3卷時，還運用大量的經濟史料，詳細論證了價值的產生和發展直至轉化為生產價格的歷史過程，論證了價值規律轉化為生產價格規律的歷史過程。恩格斯指出，在初期的簡單商品交換中，價格是以價值為中心，并且是圍繞價值來變動的，特別是簡單商品生產越充分，則較長期內的平均價格越是與價值一致；伴隨機器大工業的出現，一切落后的生產方式最終被資本征服了，工業取得了應有的支配地位，清除了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轉移的障礙，使工業利潤和商業利潤平均化為一般利潤率，這樣對整個交換來說，就完成了價值向生產價格的轉移，這是一個歷史過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過程。生產價格規律恰恰是價值規律在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條件下的轉化形式，盡管現象會偏離本質，但終究替代不了本質。馬克思本人(1894)也明確地指出了，當“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勞動決定的價值就會轉化為生產價格，這種生產價格“是一個中心，日常的市場價格就是圍繞著這個中心來變動，并且在一定時期內圍繞這個中心來拉平的”。

二、我們對第一個矛盾的新解答

對于等價交換與利潤之間的矛盾，馬克思盡管給我們做出了表率，但我們說是真理的同時并不意味著馬克思窮盡了真理。我們不能將當作教條，而應該是思想的指導，學習的榜樣，正如恩格斯(1895)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因而我們也可以學習馬克思的方法對某一問題做出自己的回答。而在李嘉圖的學說這兩大難題的這個問題上，更是有必要也有可能做出新的解答。

就拿第一個難題來說，馬克思雖然已經科學地進行了解答，但是其解答對于一些愛鉆牛角尖尤其是在那些對馬克思懷有敵意的西方經濟學者看來，還是讓人難以信服。因為對于等價交換與利潤之間的矛盾，馬克思的解答集中體現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交換的商品到底是勞動力商品還是勞動商品上，而無論是勞動力商品還是勞動商品，它們本身不過是一個名字而已，并不會改變資本家支付給工人工資而工人為資本家勞動這一事實。如果就因為利潤與等價交換矛盾了就將這一事實稱為勞動力商品的交換而非勞動商品的交換，好比當我們看到市場上雞蛋的價格小于雞蛋的價值時，就說此時雞蛋的所有者出售的不是雞蛋，而僅是蛋黃一樣，并非所有人都會信服。因為不管你說此時交換的商品是雞蛋商品還是蛋黃商品，事實都是通過這個價格，雞蛋的所有者把整個雞蛋都讓渡給了對方。所以此時，將交換的商品是定義為雞蛋還是定義為蛋黃，都沒有什么分別，也沒有多少意義。要使這種區分有意義，只能是讓各自對應不同的事實，比如將那些只讓渡蛋黃而不同時讓渡蛋白和蛋殼的交易對象定義為是蛋黃商品，而將那些整個雞蛋都讓渡的交易對象定名為雞蛋商品，此時區分交易的商品到底是蛋黃商品還是雞蛋商品就是有意義的。而在資本家與工人的交換中，事實只有一個，因而，無論

將交易對象定義為勞動力商品還是勞動商品都是可以的，因為這二者在名稱上的差別并不會產生實際的差別。所以，以交換的商品到底是勞動力商品還是勞動商品或者是勞動者商品來解答等價交換與利潤之間的矛盾，難免會讓一部分人難以信服。因此，我們有必要用一個更有說服力的理由來進行解答。

事實上，我們認為，等價交換與利潤之間的矛盾這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因為等價交換指的是商品交換過程，而利潤指的生產出的產品的價格總和與總成本之差。所以前者只涉及到交換過程，而后者既涉及到交換過程，更涉及到生產過程。而交換過程不是勞動過程因而不創造價值，但生產過程涉及到勞動過程因而肯定是創造(新)價值的。僅就這一點看，利潤的產生也是很好理解的。即很明顯，利潤可以也，必然是產生于生產過程，這樣，交換過程的等價交換并不會妨害利潤的產生。相反，如果誰想只是通過交換過程而產生利潤，而交換無論進行多少次，因為都不是勞動過程從而不會創造價值，因而這種企圖肯定不會成功。要成功只能是通過高賣低買，因而看起來會與等價交換原則相矛盾。但我們這里涉及的除了交換過程還有生產過程這一創造(新)價值的環節，因而即使從表面來看也不會有任何矛盾。但李嘉圖卻認為是矛盾的，這是他自身的理論認識存在誤區而產生的“幻覺”。這個“幻覺”來自于他把商品的價值與商品所能創造的價值這二者相混淆了。當然了，一般商品，比如自行車、蘋果，它們有價值，因為在它們身上凝結了一般人類勞動，但它們本身不是人，不會勞動，因而不可能創造價值。因此，對于一般商品，無論它們自身的價值有多高，它們所能創造的價值永遠為零。而勞動者不一樣，不管工人在與資本家交換時是交換的勞動力商品還是勞動商品，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只是而且必定是該商品的價值，至于這個商品能創造多少價值，那是與商品本身的價值不同的問題。如果非要將等價交換與商品所能創造的價值聯系起來，那就等于說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都應該是等于零才能說是等價交換了。但對于一般商品，李嘉圖等人并沒有將商品的價值與商品所能創造的價值等同，并與等價交換聯系起來，從而認為商品交換中存在著與等價交換相矛盾的現象。而一當面對的商品是勞動力商品這一特殊商品時，李嘉圖等人就鬼使神差地將商品的價值與商品所能存在的價值這二者混淆起來了，從而認為如果是等價交換，那么勞動者勞動創造的價值(即勞動力商品所能創造的價值)就應該等于勞動者的工資(即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如此一來，勞動者創造的全部價值都歸勞動者自己所有了，資本家的利潤自然也元從產生。所以，利潤就與等價交換相矛盾了。因此，只要我們將商品的價值與商品所能創造的價值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明確地區分開來，所謂利潤與等價交換之謎自然也就解開了。

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并沒有如李嘉圖那樣被表面現象所迷惑，而是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而且應該說他的解答也是完全合理的，只是在說服力上不是太強。原因就在于他沒有強調出出現這一“矛盾”的關鍵，即他通過論證資本與勞動之間的交換過程中交換的并不是勞動本身而只是勞動力，因而工資只需要與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相等就是等價交換，而利潤完全可以通過勞動者運用勞動力創造出新價值而獲得。因而，馬克思已接近認識到了商品的價值與商品所能創造的價值之間的區別。只不過，他是通過將勞動力商品與勞動商品之間的區別來達到實際應該解決的商品的價值與商品所能創造的價值這二者之間的區別。而為此，他就必須解釋為何工人出售給資本家的是勞動力商品而不是勞動商品。而他對于勞動為何不能成為商品的解釋即使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至少說服力不強，尤其是放在我們現在的時代來看，更是如此。比如，就拿他說的勞動要成為商品，必須在交換時就已存在，這一點，現在已很多商品就不是如此。而且對于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馬克思認為其特殊性就特殊在勞動力商品是一種能創造大于自身價值的商品。這話本也沒有錯，但它容易給某些學者鉆空子，似乎其他商品也能創造價值，而勞動力商品與它們的區別只是勞動力商品能創造大于自身價值的價值，而其他商品只能創造等于自身價值的價值，這就讓知識價值論者、科技價值論者鉆了空子，說什么在現代社會，知識、科技這些商品也能創造價值。實際上，這些學者是將價值理解成了財富，因而當他們看到知識、科技在財富創造中表現出越來越大的重要性時就認為它們也可以創造價值。但如果馬克思在此明確地指出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種能創造價值的商品，那么，這自然意味著其他商品都不會創造價值，否則這也不會成為勞動力商品的特殊之處了，因而知識價值論、科技價值論也就不會有市場了。而且，按照馬克思的有關表述，似乎只要是勞動力商品，無論它是積極工作還是消極怠工，它所能創造的價值就只會大于而不會小于或等于自身的價值。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因為實際情況是，資本家總存在著因為勞動力不滿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而消極怠工甚至罷工因而使資本家面臨虧本的風險。只不過，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可以通過拒絕支付工人原定的工資或隨意降低工資來減輕自己的損失。但不管怎么樣，工人為維持自身及家人生活而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與工人在實際工作中創造的價值畢竟是兩回事，后者大于、等于或小于前者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因此，對于李嘉圖學說中的第一個難題，我們的解答是：商品的價值與商品所能創造的價值是兩碼事，等價交換要求的只是在交換領域資本家為購買商品而支付的價值等于商品本身的價值，而利潤要求的是在生產過程中生產的商品的價值總和超過其成本總和，由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過程是價值創造過程，因而生產的商品的價值總和是完全有可能超過其成本總和的。而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殊性就在于這個差額不是歸參與生產的勞動者本人所有，而是被資本家以利潤的形式無償占有了。而資本家之所以能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一部分價值，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將自己的勞動力當成商品賣給了資本家，而資本家在獲得了勞動力商品這種能創造價值的特殊商品后就使獲得利潤成為可能。

三、對第二個矛盾的新解答

對于李嘉圖學說中的第二個難題，即“等量資本，無論它們的有機構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潤，或者說，提供一般利潤率。”(馬克思，1905～1910)馬克思是通過引進生產價格規律來代替價值規律進行解釋的。本來，在資本有機構成相同的情況下，或在可變資本也即工資的比例相同的情況下，按照勞動價值論，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是與價值規律相符合的。但是，如果可變資本即工資的比例不一樣，在等量資本中勞動創造的價值會發生差別，從而等量資本所能獲得的利潤量也會出現差別，等量資本就不應該獲得等量利潤。但資本主義的現實卻是等量資本能獲得大致相同的利潤。為了解釋這一難題，我們不妨看看這個難題是如何產生的。

如圖所示，由于Ⅰ、Ⅱ、Ⅲ這三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從而導致同是投入100的資本所能生產的剩余價值卻是大不相同的，它們分別是30、20、10。如果這三個行業的商品都是按照其價值出售，那么它們的價值就分別是130、120和110。如此一來，這三行業的資本的回報率就顯然不同，于是競爭和資本追逐最佳投資機會的結果，就是這三行業的商品都以120出售。這就產生了出售價格與價值的不一致，因而否定了價值規律。而馬克思通過將最后的結果120定義為是生產價格，從而通過引進生產價格理論科學地解決了這個矛盾。不過，對于這種解決方案，有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我國的某些學者卻并不買賬，依然懷疑其科學性，認為其生產價格理論存在著根本上的缺陷。還有學者斷言：圍繞馬克思提出的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或日價值轉形問題，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在歷逾百年的爭論中已經先后得出了公認的否定性結論。在此，我們并不同意這些學者的看法，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引進生產價格理論后就必然會產生價值如何轉形這一問題；另一方面，用價值規律與生產價格規律這兩套規律來解釋現實世界，至少從表面上看，給人以不一致的感覺。那么，有沒有辦法使得這兩套規律能夠統一起來，從而使價值規律能夠一以貫之的解釋現實世界，從而省去價值轉形的麻煩呢?回答是肯定的。

事實上，李嘉圖學說中的這個難題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因為這個難題不是來自于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也不是來自于資本主義競爭的加劇，而只是來自于一個既不合理也不現實的假定，這個假定就是假定資本有機構成不同的各行業的剩余價值率都是100％。這個假定的不合理和不現實性表現在，對于生產力不發達因而資本有機構成低的行業，一個工人為生產為維持、延續和發展自身勞動力的價值都需要工作12小時，資本家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為了獲得100％的剩余價值率而讓其工作24小時；而對于生產力發達因而資本有機構成高的行業，工人為生產維持、延續和發展自身勞動力的價值只需要工作1小時，資本家就很容易為了獲得800％的剩余價值率而讓其工作9小時甚至更多。這也就是為什么人類社會的第一個社會形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原始社會的原因。因為在人類剛產生時，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人們為了維持自身的生存已需要竭盡全力地勞作，在這種生產力條件下，即使有人想當資本家，也會由于找不到能夠生產出超過自身生存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勞動者而只能是空想。而且，勞動者要能穩定地總是能生產出超過自身需要的生活資料所需要的社會生產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人類社會的第二、第三個社會形態都還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只能分別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因此，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表明，以剩余價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只能是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可能，而在社會生產力剛達到這個要求時，盡管表面上看，資本家殘酷地對待工人，但他所能獲得的剩余價值率也不會很高。比如在工人為為生產維持、延續和發展自身勞動力的價值已需要工作12小時的條件下，表面地看，此時，資本家總讓工人工作15甚至16小時，但其剩余價值率也絕不可能達到100％。而在現代社會，由于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工人為為生產維持、延續和發展自身勞動力的價值只需要工作1小時的條件下，表面地看，此時，資本家只讓工人工作8小時，一周還有2天假期，但其剩余價值率卻很可能達到200％甚至300％。因此，在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而又反映技術構成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即資本有機構成不同的情況下，假定各部門的剩余價值率都是相同的是缺乏說服力的。因此，我們認為這個假定需要加以修改，即某部門的有機構成越高，它的剩余價值率也越高，而根據其資本有機構成的情況，我們假設Ⅰ、Ⅱ、Ⅲ這三個行業的剩余價值率分別為66％、100％和200％，于是我們有下表：

從上面的表格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我們修改了各部門的剩余價值率后，商品的價格按價值出售，各部門依然可以以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因而我們完全可以在商品的價格由其價值決定的框架下解釋資本有機構成不同的行業為何還可以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樣，我們就可以省去價值轉形的麻煩，也不用弄出兩套規律，讓人誤以為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失靈”了。

為了說明這種結果的必然性，我們不妨設想一下，當Ⅰ、Ⅱ、Ⅲ這三個行業的剩余價值率分別為80％、100％和150％時會是什么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由于Ⅰ、Ⅱ、Ⅲ這三個行業的平均利潤率不同，而資本追逐有利投資機會的本性就會使Ⅲ行業的資本向I行業轉移，轉移的結果是，由于進入Ⅰ行業的資本太多，從而導致生產的產品也太多，這就使Ⅰ行業的商品的價格偏離價值出現下降，而商品的價格下降必然導致工人為生產出等于自身價值的商品的時間也即必要勞動時間延長，而在工人總勞動時間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必要勞動時間的延長必然意味著剩余勞動時間的縮短，也即其所能產生的剩余價值率必然下降，從而必然出現利潤率的下降，即從24％下降到20％，而此時剩余價值率也下降為66％。Ⅲ行業的情況也可以按此推理。總之，社會競爭和價值規律共同的作用總會使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

第3篇：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范文

1979～2012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8%，遠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經濟增速和持續時間也超過經濟起飛期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2002～2011年我國GDP年均增長更是高達10.7%，遠超世界同期3.9%的水平。因此，被稱為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圍繞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動因或動力這一話題，本文提出一個綜合框架分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因。

經濟增長的四組動力

根據一般性和特殊性分類標準，可將經濟增長動力分為“一般性動力”和“特殊性動力”。一般性動力是不同體制或制度的國家或地區、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或地區都適用的動力，分為“需求側動力”和“供給側動力”，其中“需求側動力”即“三駕馬車”――出口、投資和消費，“供給側動力”包括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特殊性動力”是部分國家根據自身的體制或制度特點，為實現趕超發展、超常規發展、跨越式發展等戰略目標，主要利用一些特殊的制度、體制、機制和政策設計而形成的經濟增長動力。

（一）經濟增長動力之一：“三駕馬車”

一直以來，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已成為社會各界分析和理解宏觀經濟的基本工具，既然是“馬車”，很多人很自然地將其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其實，“三駕馬車”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的三大組成部分，更主要地是反映經濟發展的結果，而非經濟發展的原因，更非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也非中長期動力和獨立性動力。但“三駕馬車”確是影響GDP需求側的短期因素，因為經濟發展確實離不開需求，價格就是由需求和供給共同決定的，沒有需求商品供給就會過剩，同時需求減少，價格就會下降，商品供給就會減少。但同時也要認識到，需求離不開商品供給，特別是離不開供給側因素（指所有支撐商品供給的制度、生產要素和結構變化因素）。因為需求依賴于需求者的購買力，購買力依賴于就業、收入和保障水平等，就業、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賴于商品供給者（企業、農民和個體戶等）的供給能力或市場競爭力。供給能力的提高可創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如各種新型手機等新興商品的需求。“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在各種新產品中可得到很好的驗證。

（二）經濟增長動力之二：要素投入增加

要素投入增加作為經濟增長動力可從生產函數關系中看出。產量的增加，一方面取決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取決于生產率的提高。生產要素指經濟主體可運用的資源、手段和工具，包括資本（含外資）、勞動或勞動力、自然資源（或自然力，可延伸到環境）、土地（有時可歸于自然資源，但它是一種特殊而重要且被人類改造過的自然資源）、技術、知識（與技術存在交叉但側重點不同）、信息（與技術和知識有交叉，但也具有獨立性）等。有時，可將基礎設施也作為一種廣義的生產要素，也可將其歸于資本中。以上生產要素投入增加都能帶來產量和GDP的增加。我國過去三十多年來的高速增長與土地、資源、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大規模投入有很大關系。

（三）經濟增長動力之三：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或“三大發動機”

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作為經濟增長動力也可從生產函數關系中看出。生產函數中產量增加不能被生產要素投入增加解釋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問題的關鍵是決定和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又是什么。筆者多年來將決定和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所有因素歸納為經濟發展供給側的“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以與需求側“三駕馬車”相對應。“三大發動機”與中央強調的推進全面改革、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簡單說是改革、轉型和創新）是吻合的。其中，制度變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發動機。因為其他兩大發動機――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都依賴于它，甚至“三駕馬車”、要素投入增加等都依賴于它。制度包括規則、組織和實施機制三個基本方面：規則又包括文化（無形規則或制度）、法律、法規、標準和政策等；組織包括黨、人大或議會、政府、政協、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企業、家庭和非正式組織等，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市場也是一種特殊組織；實施機制是將規則落到實處、規范各個組織責權利關系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如自我激勵和約束機制、社會激勵和約束機制、司法和執法機制、政策制定和實施機制、權利分配機制、權力制衡和監督機制、考核評價機制、責任追究機制、產權確認機制、價格形成機制、市場交易機制、市場監督機制等。上述各種制度表現形式又可組合出多種多樣的制度形態。古今中外各種社會形態和發展結果都是因不同制度組合帶來的。現實中的制度很可能是不合理、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此通過制度變革（或制度改革或制度創新）可形成經濟發展的動力。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高速發展就是制度改革帶來經濟發展的生動案例。同樣，未來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的形成也依賴于制度改革。

結構優化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發動機”。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優化、區域結構優化、財富分配結構優化等。其中，產業結構優化包括非農產業比重提高（即工業化）、服務業比重提高（即經濟服務化）、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比重提高、農業現代化等，也可概括為產業轉型升級。總的結果是高附加值產業比重提高，進而帶來經濟效率或生產率的提高。區域結構優化包括城鎮化（其實質是人口區域分布結構優化）、城鄉一體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等，當人口和生產要素從較低生產率的農業和農村向較高生產率的工商業和城市轉移后，國民經濟效率隨之提高，同時城鄉一體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都會促進全國統一市場的建立，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提高國民經濟效率。財富分配結構優化意味著收入和財富從傾斜于政府向傾斜于企業和民眾轉變、從主要集中于壟斷行業向各個行業公平分配轉型、從少數人暴富向絕大多數人共同富裕轉變，這會調動更多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會有利于消費與投資的平衡，帶來經濟效率的提高。不管是哪種結構優化，其實質是分工協作的深化，根據斯密的理論，都可極大地提高生產率。

要素升級同樣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發動機”。要素升級指技術進步、信息化、人力資本提升等。要素升級與要素投入增加有所不同，前者指生產要素從低到高的提升或升級，即質的改變或提高，后者指生產要素投入數量的增加，即量的變化。技術進步、信息化、人力資本提升等要素升級，都是理論界已深入論證、現實中都不難感受到的提高生產率的重要途徑。

（四）經濟增長動力之四：“特殊性動力”

“特殊性動力”包括價格機制動力、財稅政策動力、金融政策動力、土地制度動力、考核制度動力等“五駕制度馬車”。這些動力確實可短期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以政府干預市場、過度消耗資源環境、超發貨幣等為代價，不可持續。

價格機制動力是通過價格形成機制設計形成的經濟增長動力。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商品和生產要素價格都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價格機制動力已內含在前述一般性動力中，不能成為獨立的特殊性動力。但在轉型國家特別是政府主導經濟的國家，商品和要素價格，特別是一些重要生產要素價格是由政府決定的，政府可出于一些特殊的理由人為壓低生產要素價格（如資源能源價格、土地征用價格、勞動力價格、資金價格等），從而達到將資源等要素過度利用、形成低成本競爭優勢、實現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效果。財稅政策動力是通過財稅政策設計向經濟增長傾斜形成的動力。財稅政策是規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民眾之間權利關系的制度設計，合理的財稅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財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公共服務，嚴格控制行政事業費支出，將經濟建設支出交給市場。但在政府主導經濟的國家可通過降低公共服務支出比重、增加經濟建設支出比重實現近期的經濟高速增長。金融政策動力是通過金融政策設計向經濟增長傾斜形成的動力。金融政策有促進經濟增長、維護社會公平等多重目標。如，貨幣政策的重點應是維護幣值的穩定，因為貨幣是社會最重要的契約，但現實中政府可能為促進經濟高速增長而更多地發行貨幣。信貸政策本應主要規范金融機構與資金需求者之間的責權利關系，但政府可能為促進經濟高速增長而促使金融機構過度放貸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些國家的金融政策設計就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土地制度動力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特色經濟增長動力。我國有城市國有和農村集體所有兩種土地所有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兩者的地位和權利是不平等的，即同地不同權不同價，城市政府和開發區可在只給農民很低補償的情況下，將農村集體土地低價拿來，經過一定的土地整理后，再以數倍甚至數十倍的高價轉讓出去，形成“土地財政”，再通過招商引資等手段滾動進行大規模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由此形成經濟增長的特色動力。考核制度動力是通過考核評價向經濟增長傾斜而形成的動力。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考核評價也應全面考核這五個方面。但在“以GDP論英雄”的考核評價制度下，地方就會將主要精力放在促進本地的GDP、財政收入、工業增加值等指標的增長上。

應用四組動力解釋“中國增長奇跡”

上述四組動力分別在不同條件下、不同程度地發揮了促進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作用。

（一）“三駕需求馬車”是中國穩增長或保增長的主要動力

“三駕需求馬車”雖然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但它們是政府短期穩增長或保增長的基本手段。僅以投資這駕馬車看，2000年以來我國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GDP）不斷攀升，2003年達47%，2006年達52.3%，2009年達66%，2010、2011、2012、2013年分別達69.5%、66%、72%、78.5%，近5年來維持在65%以上，大大超過發達國家20%左右、新興經濟體經濟高速增長時期40%左右的水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通過“四萬億”投資帶動數十萬億元信貸投資等，實現了經濟的短期快速反彈。

（二）“五駕制度馬車”是“三駕需求馬車”的馬車

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需求馬車”并非根源動力，它們發揮作用依賴于價格制度、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五駕制度馬車”，或者說“五駕制度馬車”才是拉動“三駕需求馬車”的馬車或動力。如，增加出口靠發揮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等要素低價格優勢、出口退稅、出口信貸等制度設計和政策的作用；提高投資靠發揮政府主導投資體制、GDP導向考核制度、投資優惠稅費政策、寬松貨幣信貸政策、低利率政策等制度設計和政策的作用；擴大消費靠消費品低價、消費財稅優惠、消費信貸等政策的作用。

（三）制度變革（“三大發動機”之一）是促進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源性動力

之所以說是根源性動力，是因為制度變革是其他動力發揮作用的前提。從理論上看，制度變革或制度改革可通過四方面釋放紅利或促進經濟增長：一是通過調動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紅利。二是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釋放紅利。三是通過促進技術進步等要素升級釋放紅利。四是通過改善或提升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釋放紅利。從實踐上看，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源于改革開放或制度變革的啟動和持續推動。制度變革的主要作用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拉動經濟增長，根據胡鞍鋼等人的研究結論，1978～2005年期間相比1952～1977年期間，物質資本投入增長率從11.5%下降到9.5%，對GDP的貢獻率從75%下降到39%；勞動力投入增長率從2.6%下降到2.4%，對GDP的貢獻率從13%下降到8%；人力資本投入增長率從4.1%下降到2.1%，對GDP的貢獻率從20%下降到7%；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則從-0.5%上升到4.4%，對GDP的貢獻率從-8%上升到46%。

（四）結構優化（“三大發動機”之二）是促進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性動力派智庫：政經資訊專家

結構優化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產業轉型升級等，其實質是分工協作的深化，根據斯密理論，分工協作深化可極大地提高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之所以說結構優化是過程性動力，是因為結構優化最終依賴于制度變革。從結構優化中的工業化看，假設一個農業勞動力年收入5000元左右，同樣一個人轉移到非農崗位后年收入可達到30 000元以上，千百萬個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就能大大提高國民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據統計，1978年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為353元/年，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為2732元/年，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1938元/年；到2005年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6664元/年，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49735元/年，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31195元/年。1978年，我國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70.5%，第二產業勞動力占比17.3%，第三產業勞動力占比12.2%；到2012年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下降到33.6%，第二產業勞動力占比上升到30.3%，第三產業勞動力占比上升到36.1%。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工業化類似。

（五）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之三）是促進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動力

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等，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級是要素質量和檔次的提升。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等都取得長足進展，也對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起到顯著的作用。據夏杰長的測算，1979～2000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28.6%。據王小魯等人的研究，1998～2007年教育對GDP的直接貢獻及溢出效應，即人力資本，占GDP的2.2%。據人力資本測度結果，1990年以來我國潛在人力資本保持1.55%～2.38%的年均增長速度，總體上高于就業總量0.40%～2.45%的增長速度。

（六）大規模要素投入始終是上述動力的傳輸帶

要素投入指資金、勞動力、土地、資源能源等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不管是“三駕馬車”，還是“三大發動機”，要想發揮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都需要利用要素投入這個中介或傳輸帶。僅從可大致反映資金投入的M2變化看，根據統計數據顯示，我國M2從1990年末的1.53萬億元增加到2014年二季度的120.96萬億元。M2/GDP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12年的1.88，34年擴大近6倍。2012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36.2億噸標煤，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國的3.3倍，同時高于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

第4篇：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范文

“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強調了擴大內需的必要性，而擴大內需就要提升居民消費能力，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現在不到40％，在全世界算相當低的。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一是有人提出我國勞動報酬占比不低，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是相適應的，當前我們討論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前提基本不存在；二是一些人認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初次分配應交給市場配置，那么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近乎一個“偽命題”；三是一些人認為工資水平只與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密切相關，與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扯不上邊。在中國推行集體談判是“奢談”，那么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就應當永遠停留在原始積累階段，僅僅是單個工人對個別雇主的契約關系。

對收入分配問題有不同意見很正常，有爭論是好事，有助于我們把研究引向深入。我也談談幾點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國目前的勞動報酬占比高了還是低了?根據GDP構成數據，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2000年為51.4％，2007年為39.74％，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勞動報酬中，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從1980年的17％逐年下降到近年來的11％。而在2007年，美國勞動報酬占比為55.81％，英國為54.5％，瑞士為62.4％，德國為48.8％，南非為68.25％。

我贊同不能僅僅把勞動報酬的占比作為研究收入分配的重點。因為勞動報酬里面還包括壟斷行業職工的收入，包括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相對高收入者的收入。從普通勞動者的角度看分配，與1990年代初期比，還要考慮工資的結構性變化，我認為實際上20多年來，企業普通職工的實際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

第二，解決收入分配是不是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2010年3月我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發言，講到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經濟學家問我，你一直主張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怎么今天忽然提出來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是市場決定的。不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一般情況下不干預初次分配，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還處在轉型過程中，不能把一次分配市場化程度估計得太高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并不完善，而培育健全的市場，政府是有責任的。解決初次分配存在的問題，政府至少在四個方面要負責。

一是農民工工資在初次分配中被過分壓低。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職工比農民工工資高一倍甚至兩倍。2008年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等長三角、珠三角九個城市，出口加工企業中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丁平均工資相比，很少超過40％，差別最大的東莞，甚至不到30％。最低工資標準國際上一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這意味著東莞等地農民工工資連最低標準都達不到。

多項研究成果顯示，如果按現代勞動力市場規律辦事，反對就業歧視，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約3000億至5000億元，大大高于免除農業稅、家電下鄉補貼等惠農措施。

城鄉分割的戶籍手段，與戶籍密切關聯的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體系的城鄉分割，長期割裂了勞動力市場。顯然，改革戶籍制度以及相關的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體系是政府的責任。

二是初次分配中行業收入差距過大。根據去年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證券業的工資水平比職工平均工資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在討論壟斷行業收入的時候也有些人說：壟斷行業效益好，職工工資高。但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資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業工資差距，日本、英國、法國約為1.6―2倍左右，德同、加拿大、美國、韓國在2.3～3倍之間：日本在經濟起飛的后期，上世紀80年代，金融行業平均工資水平只是制造業的1.38倍。這些國家金融行業的高丁資并不是南其行業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由于金融行業對知識的要求比較商，從業者受教育年限較長，付出成本較高。因而要求的回報也相應較高。

中國現在巨大的行業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場準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帶來的。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編輯出版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8)》分析認為，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收入有三分之一是靠各類特許經營權獲得的。深化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當然是政府的責任。

三是初次分配過程中集體協商機制不健全。供大于求的條件下，一般勞動力價格會被壓低，工資水平相對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但是，現代勞動力市場中的工資水平不僅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還要受到勞資集體談判的影響。自1949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集體談判公約后，集體談判已經成為市場經濟國家調整企業工資福利的通，有規則。但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集體談判并不僅僅有為工人增加工資的作用，它實際是現代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供求雙方集體討價還價的機制。

四是規范初次分配的勞動法律法規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例如在最低工資、最低勞動條件確定等方面，政府雖然有相關規定，卻疏于執行和監管。多份調查材料顯示，強制超時加班、泛用學生工、非法使用童工、私了工傷事故、無視勞動保護條件等違法違規的事情經常發生，許多已有的勞動法律。法規及有關規定得不到落實。拖欠工資，特別是拖欠農民工工資至今時有所聞。

僅我提到的這四個方面就說明，提高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有所作為，而且必須有所作為，加快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加大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健全集體協商機制，健全勞動法律法規并嚴格執行，充分發揮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當然，我們二次分配也有不少問題，政府在社會保障、稅收體制等方面要做的事很多，這方面分歧意見不大，我就不多說了。

我確實也很擔心，由于前一段普通勞動者工資過低，一些人提出用行政的辦法來提高工資，首先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提高公務員的工資，提高國有企業的工資，其次是民營企業的工資增長不得低于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等。這么搞就壞了。考公務員已經是千軍萬馬闖獨木橋了，國有壟斷企業已經工資過高，民營企業千差萬別，企業經濟效益好了是應該用來買先進設備擴大再生產，還是應該搞新產品開發?建立正常的集體談判機制遠比政府制定工資增長指標好。

第三，勞動力市場有沒有特殊性?一些經濟學者在談工資問題時，僅僅把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認為就是靠供求關系來確定。但勞動力是一種特殊商品，不能只簡單用供求關系來分析。勞動力是人的體力和腦力的總和，它是附著在勞動者身上的，其他商品，交換之后，所有權與使用權就發生轉移了。但是我如果雇人到我的企業工作，還是要通過勞動力的所有者，工人或技術人員自身來支配他的勞動力。這一點決定了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的關系，電就是勞動關系不僅發生在市場交換過程，還一直延續到企業的生產過程，其他任何商品都沒有這一特性。

第5篇：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在分析連鎖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上,選擇了從組織行為研究的角度來進行研究,主要結合組織行為學研究中的社會角色的知覺活動問題和組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等具體層面,分析了連鎖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履行社會義務等方面的必要性和實施途徑,探討了連鎖商業企業在新農村建設、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環境保護、社區關系建設中履行社會責任的意義。

關鍵詞:組織行為學 連鎖企業 社會責任

國內相關研究概況

從承擔社會責任的基本理念來看,目前所提出的社會責任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針對究竟企業社會的標準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國內學術界很多學者都提到了SA8000標準體系,張文賢(2008)、鄭啟福(2008)都提出,我國應該以SA8000為藍本,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從立法上推動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建設。張忠、劉春雷(2008)則認為,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認識要結合與企業的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特殊社會責任來進行,他們認為,特殊社會責任才是企業社會責任最為核心的部分。李秋華(2008)則賦予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以新的重大意義,認為在和諧社會建設的大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將有助于從多個不同層面上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關于社會責任的途徑問題,國內一些研究學者給出了多種思路,綠色營銷、慈善活動、綠色物流等都成為社會責任的具體表現內容,繆朝煒、伍曉奕(2009)更明確提出了建立科學的社會責任的評級體系,并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將對綠色物流的建設產生積極影響。張文賢(2008)認為,對社會責任的評價指標中應該包括財務指標、文化指標、公益指標和市場指標等多樣化的評價指標。

連鎖商業企業是一種具有特殊形態的經濟實體,具有自己獨特的運行模式,目前正處于高速成長期,連鎖業態的出現使得商業企業和社會的結合不僅僅局限在少數大中城市,更通過不斷的圈地擴張和延伸服務,直接深入到了廣大農村地區,將農村和城市的消費活動、生產活動通過連鎖業態緊緊地聯系起來,對于廣大農村的社會生活產生了一系列重大影響。同時,組織行為學的研究視野將有助于將企業和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運用行為科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加以進一步的認識和明確,以進一步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履行的途徑等重大問題,基于此,本論文主要圍繞連鎖商業企業的社會責任運用組織行為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角度來進行分析研究。

連鎖商業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

組織行為理論認為組織行為必須重視環境的約束條件,組織的變革與發展也離不開環境的制約和決定作用,因此,組織選擇什么樣的行為模式既受到組織秉持的價值觀的影響,更嚴格受制于環境對組織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連鎖商業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即是企業自身發展的要求,更是社會發展的要求。對于連鎖商業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概念,首先有必要明確關于社會責任的定義,根據卡羅爾的觀點,“企業的社會責任囊括了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自由決定的責任”;我國學者對于該定義目前已經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認識,一般認為,所謂社會責任“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倫理道德規范,是指企業在謀取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在整個生產經營過程中所負有的維護和增進社會利益的責任和義務”。該定義主要基于道德規范角度給出的,從組織行為研究視野來看,企業的社會責任本質上是一種企業基于某種特定環境交互結果的意識和行為反應。因此,本文嘗試從組織行為學角度給出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基于對自身所擔任的社會角色的角色認識和責任意識,根據所處環境的特殊性,著眼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立足于提高組織成員和社會成員的工作生活質量而引發的一系列行為反應。

(一)企業的社會角色定位

從組織行為角度看,組織的一切行為和組織自我的角色認知有很大關系。角色認知屬于知覺活動中一項重要的知覺表現,它反映了知覺主體對于特定角色的基本認知狀態。通常我們認為角色和責任、行為是相互關聯、緊密聯系的,如圖1所示:從角色認知的角度看,角色在社會活動中不僅僅只是知覺主體某種身份的代表,更要求知覺主體明確這種身份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并且具備和特定的責任意識相聯系的行為模式并且付諸于行動。這才是角色知覺的基本要求。因此,企業在社會活動中首先要明確自己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是什么?找準自己在社會活動中的定位,剖析社會賦予了這樣的社會角色什么樣的角色責任,并以此為基礎來明確自己的角色行為模式。

(二) 連鎖企業社會責任的特殊性

連鎖企業的社會責任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主體的特殊性上,也就是連鎖企業自身的特殊性。一般認為,連鎖商業企業和傳統的商業企業相比較而言,有以下鮮明的特點:首先是其經營模式的連鎖性。這樣的經營模式,決定了連鎖商業企業對于社會生活的滲透的深度和廣泛性。其次是連鎖商業企業的統一配送體系。這樣的統一配送使得物流運輸的成本大大降低,在連接農村和城市、田間地頭和居民餐桌這一點上縮短了運輸距離,使得降低農副產品的運送周期和提高農民農業生產的效率成為可能。最后是連鎖商業企業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這對于當前提高社會的就業率,改善中部地區的勞動力人口的吸納能力,尤其是對于吸納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有著重要的意義。所以,連鎖商業企業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這些特點來全方位的服務社會,履行社會責任。

(三) 連鎖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價值

組織行為研究要求組織重視變革與發展,而社會責任的履行是組織變革與發展中的一項重大的影響因素,確立了正確的社會責任觀,也就確立了正確的變革與發展觀,及企業變革與發展的方向。確立怎樣的核心價值觀是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認知的一個重要方面。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當前企業要將全面工作生活質量價值觀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價值觀。所謂工作生活質量價值觀,最早起源于英美等國,主要是指針對改善員工和企業關系、達到提高生產率和員工滿意度的指導方針和管理哲學,筆者所提出的全面工作生活質量概念是相對于前面僅僅針對員工和企業關系而言的,指在重視員工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基礎上進一步將視野擴展到社會生活,也就是強調企業在發展和變革中不僅重視內部員工的滿意度,更要重視企業之外社會成員的滿意度,以一個負責任的社會成員角色形象去滿足社會多方面的需要,提高社會的工作生活質量。由于連鎖商業企業和社會生活的距離非常貼近,對社會大眾的示范效應也非常明顯,連鎖商業企業尤其如此。筆者認為,連鎖商業企業結合自身的業態特點,履行全面的工作生活質量價值觀為核心的社會責任將更具有社會的現實意義。

連鎖商業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和實施途徑

連鎖商業企業的社會責任實施途徑,如圖2所示。

(一)積極建設良好社區關系,提升企業形象

社區,不管是城市的社區,還是農村地區的居民區或者鄉鎮,是很多連鎖企業的服務對象,也是重要的客戶群體聚居區,建設良好的社區關系,開展積極的公共關系活動,有足于改善企業形象。連鎖企業的超市和賣場,可以組織參加社區安全保衛、建立公益組織、扶危濟困等活動,來倡導積極的社會風氣和公序良俗的行為。同時還要注意的是,超市等連鎖業態進駐社區,帶來的不僅是質優價低的商品和服務,也會帶來一些負效應。據國外一些研究機構以沃爾瑪超市為例進行的相關研究表明,大型連鎖超市的發展,一方面使得更方便更豐富的商品、服務進入消費者生活,但同時由于超市的擠壓,導致超市周圍原來倚賴出售日用百貨為生的大批小型商店和居民便利店倒閉,這部分居民也成為失業人員,生活陷入困境。所以在發展社區超市時,也要關注這一現象,主動通過實施再就業等幫扶工作,使社區責任更細致和深入。

(二)發揮渠道優勢,發展農產品綠色物流

連鎖商業有著統一的商品配送體系,經營網點又能夠深入城市農村,完全可以利用這樣的渠道優勢,積極發展農產品綠色物流體系,通過精密計劃、集中采購,大量直接采購農產品,包括糧食、蔬菜和農副產品以及深加工農產品,將城市居民的餐桌、菜籃子和農民的田間地頭聯系在一起,既通過計劃安排生產,保證了農產品供給的低成本、高品質,更可以改善農村農產品銷售的一些信息、渠道等的瓶頸,幫助農民盡快實現銷售,改善農業生產效率。

(三)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服務新農村建設

農村地區存在大量富余勞動力人口,近年來隨著我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的減小,大量農村原來流往東部的勞動力選擇留在本地就業,但中西部地區的第三產業的比重普遍較低,無法向留在本地的農民工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使得這些農民工處于失業狀態,形成新的就業問題,更可能影響社會穩定。

而連鎖商業企業屬于典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所以,企業在向農村市場擴張過程中,注意通過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培訓,一方面提高他們的勞動力素質,使他們能夠適應現代企業管理的需要,更可以通過提供就業崗位,解決農村地區的隱性失業問題,因此,連鎖超市進入農村地區,既促進了當地的商品市場的發展和繁榮,對于我國建設新農村的改革實踐有重大意義。

(四)倡導環保理念,履行環保職責

不管是哪一類型的企業都要著眼于兩型社會的建設來發展自己,連鎖商業企業同樣責無旁貸。企業在確保自身不向環境排放未經處理的“三廢”之外,還可以利用自己的網點多、滲透深、接觸面廣等特點來向社會宣傳環保理念,通過營業場所(超市或者賣場)的環境布置、垃圾分類回收、包裝物的使用等方面向消費者傳達綠色消費的理念和環境保護的意識,同時,積極參加社區的環境保護活動,積極主動宣傳和倡導環保理念和行為。

綜述所述,連鎖業態的興起,是我國作為第三產業的商業發展的重要標志,同時也帶來了關于連鎖企業社會責任的思考問題,筆者在本文中僅就組織行為理論的角度對連鎖企業的特殊性以及建立在這一特殊性基礎上的社會責任進行了論述,試圖從組織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分析社會責任的重大意義,還有很多問題未曾涉及和深入的探討,有待以后的研究進一步拓展。

參考文獻:

1.Carroll,A.B.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Will industry respond to cut-backs in social program funding?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1983

2.李秋華.和諧社會語境下的企業社會責任淺議[J].學術交流,2008(12)

3.鄭啟福.SA8000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建設的影響與啟示[J].河南工業大學學報,2008(12)

第6篇：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范文

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進程已沒有后推的余地

在未來的中長期戰略發展過程中，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難題仍屬就業。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就業崗位的供不應求是一個長期現象。在建國以后的歷史發展過 程中，我們都曾多次面臨過相當嚴重的就業壓力。9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就業形勢再次驟然 嚴峻。在國有企業職工大量、普遍離開勞動崗位的“下崗”問題之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 鎮和非農產業轉移的問題構成了就業形勢的新特征。

“十五”發展過程將是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大規模轉移的過程。按照已經寫入“ 十五”計劃的數字，在此期間將有400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城鎮和非農產業就業。這4000 萬農村剩余勞動力相當于 “十五”初期我國城鎮從業人數和職工人數的18.87％和35.71％ 。

事實上，從農村的發展需要和提高農業生產率的要求看，5年轉出4000萬剩余勞動力還 是遠遠不充分的。從城鄉平衡發展的要求看，我們需要在未來5到10年左右的周期內，每年 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出1500萬到200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也就是說，在10年左右的周期內農 村剩余勞動力轉出的總規模需要達到1.5億到兩億人才行。實現這樣一個轉出規模，我們才 能保證留在土地上的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跟上國民經濟擴張的速度、跟上城鎮居民收入的增 長速度，才能保證城鄉之間的利益矛盾不至激化。

上述估計是否太過夸張了呢？一個事實是，我國的可耕地只占世界耕地面積的7％。按 照世界平均的農業生產率大致推算，我國的種植業最多只需要4000萬到5000萬人就夠了。而 2000年末我國鄉村就業人數為4.99億人！

我們能否推遲這樣一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出的歷史進程呢？不能。在“九五”末期以來 的研究中，人們已經得出一個高度共識的結論：可持續地提高農民收入的辦法只能是減少農 民。從時間上說，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已經沒有了后推的歷史余地。不作好這件 事，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改革就沒有希望，工業化、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城鄉勞動力對就業崗位的競爭趨于激化

在“九五”發展過程中，盡管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規模和速度已經在不斷增加 ，但那時城鄉勞動力所面臨的就業市場基本上是處于分割狀態的。因而前期城鄉勞動力對勞 動崗位的直接競爭并不十分普遍。

“十五”期間，這種就業市場的分割狀態將明顯趨于瓦解。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市場 導向下的競爭就業已經成為“十五”期間就業崗位配置的基本原則，城鄉戶口壁壘已經明顯 松動，歧視性的地方就業政策正在被加快清理。另外一個明顯趨勢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 方面城市勞動力正在不斷降低選擇就業崗位的條件，而另一方面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正在通過 種種就業技能的學習途徑努力提高自己對就業崗位的競爭能力。城鄉勞動力對有限就業崗位 的直接競爭已經不可避免。而更為值得擔心的是，這兩部分勞動力群體中最先相互“碰撞” 的，很可能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中年輕力壯、流動性強、具有一定文化基礎的相對強勢群體和 城市勞動力中年齡偏大、勞動技能單一、文化素質較差的“下崗”職工等弱勢群體。可以肯 定的是，未來社會對勞動力市場的政策訴求中，要求“公平”和要求“保護”將成為最明顯 的呼聲。如何協調城鄉勞動力對就業崗位的競爭，避免城鄉兩大勞動者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 矛盾激化，將成為對我國正在發育的勞動力市場和正在不斷規范的就業政策的嚴峻考驗。

加快城市化步伐是根本出路

“九五”末期，在對重大戰略難題的研究中人們已經認識到，中國前期的經濟發展存在 一個明顯缺陷，這就是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人們共識，應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出的歷 史任務、緩解日益尖銳的就業矛盾、調整城鄉之間經濟關系、縮小東西部發展差距以致實現 資源節約、轉換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步伐、調整人類經濟 系統與自然界之間關系并實現可持續發展等的共同解決辦法就是發展城市。

但“十五”計劃所強調的城市發展重點是小城鎮和中小城市。為突出這一意圖，“十五 ”還特別強調，要“防止盲目擴大城市規模”。

現在看，我們的城市化戰略需要重新回答一個問題：究竟是“孩子長多大就得作多大衣 服”還是“衣服能作多大就讓孩子長多大”？

中國迫切需要更多的就業崗位。而在工業化進程中，新增就業崗位主要是由城市經濟創 造出來的。城市經濟對就業崗位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重新優化組合城市經濟資 源，開拓新的產業領域。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人的需求范圍是非常有限的。在社 會化大生產和城市社區的環境中，新產業發展的需求基礎才能被不斷創造出來。二是深化社 會分工，推動社會服務業不斷發展。在現代經濟中，就業崗位的增量部分主要來源于社會服 務業的發展。三是城市建設本身也會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業的 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投入。

事實上，我國過去兩年來的實踐的發展并未按照“十五”的設想展開。2000年以來，各 地普遍啟動并呈現出極大活力的并非是小城鎮，而恰恰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規模擴張以及與此 相應的城市建設加速和城市經濟活躍。

大中型中心城市先于小城鎮、小城市而出現加速擴張是一個符合客觀規律的必然結果。 中國的小城鎮、小城市應當發展。但必須明確的一個基本認識是，小城鎮、小城市發展的前 提是社會化分工的廣泛發展。在現代社會經濟系統中，沒有大中城市的分工組織作用，人們 主觀想象中的“城鎮化”根本就不可能出現。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在經濟全球化和 中國“入世”的推動下，各地都需要有自己的能夠直接與國際社會接軌的現代化“窗口”城 市。而且大中型中心城市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源配置重心，結構調整和存量資源 優化重組的要求要遠比農村社區的城鎮化改造更為迫切。“九五”中后期以來，我國地級以 上的230余座城市始終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是，如果不是過去兩年大 、中城市的加速發展為新轉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我們今天面臨的就 業形勢會比現在嚴峻得多。可以預見，在今后一些年中，大中型城市的發展不僅仍將是國民 經濟保持較快增長速度的最重要支持力量之一，而且也仍將是新增就業崗位的主要來源。

通過制造業發展把更多就業崗位轉移到中國來

現在看，制造業仍是提供就業崗位的最多產業之一。從現實出發，中國應當加快制造業 的發展步伐。事實上進入新世紀后，我國制造業已經成為擴張最快的產業領域。當前，中國 彩電、洗衣機、冰箱、空調、微波爐、摩托車等產品的產量規模已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 2001年，日本通產省發表的白皮書第一次提到，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的工廠”。

在以家電、手機等產品為代表的制造業出現新一輪擴張的同時，作為工業化階段制造業 典型代表的轎車工業也開始萌動。2001年以來，中國轎車市場的最大特點是新品牌、新型號 層出不窮。其中不僅有一汽、二汽、上汽以及天汽等老牌轎車生產基地的新產品，而且很多 省區新廠家的產品也在“家庭車”概念上盡奪風頭。2002年前半年，我國轎車的產量和銷售 量的同比增長速度均在30％以上。

發展制造業的最大意義就在于我們要積極參與對有限就業崗位的國際化競爭，爭取把更 多就業崗位轉移到中國來。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一個基本趨勢是，在世界范圍內就業崗位的增加速度遠遠 趕不上經濟本身的增長速度、擴張速度，就業崗位正在成為最稀缺的資源。另一個趨勢是， 發達國家在爭取占據更有利分工領域、從高科技產業中獲取更多國際比較利益的同時正在喪 失對就業崗位的競爭能力。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中包括制造業，向后起的工業化國家轉移已 成明顯趨勢。

從現實情況看，未來一段時期內就業崗位的國際化競爭已經不可避免。從我國的切身利 益出發，我們需要高度重視這一態勢。要積極參與而不是回避這一競爭。在世界經濟增長放 緩的形勢下，我們的產業政策調整、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等各項戰略措施，應當 有利于參與這一競爭。爭取把全球有限的就業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國來，這應當成為我們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一個新的戰略目標。

“就業優先”應當成為最重要的戰略取向

從理論層次上看。工業化階段的經濟發展歷來有兩條基本思路。一條是物的擴大再生產 優先，另一條是解決人的問題優先。但是，在我國的中長期戰略發展過程中，我們更需要正 視的是特殊性。

我國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占我國勞動人口主要比重的農民還遠未完成從自然經濟下的 小生產者蛻變為按照市場方式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勞動者的過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 業轉移的正在開始。這個特殊性決定，緩解社會利益矛盾以及實現經濟發展目標在很大 程度上依賴于就業狀況的改善。這就需要我們把“就業優先”作為最重要的戰略取向。

就業優先的基本含義是勞動者基本生活保障優先。就戰略思路看，就業優先原則應當重 點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勞動力市場發育要優先于其他要素的市場發育。當前，在勞動力市場發育上有三 個需要澄清之處：首先，鼓勵勞動者成為小商品經營者、股份合作制下的合伙人不是勞動力 市場發育的主要方向。強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之間內在經濟聯系是自然經濟、小商品經濟條 件下調動積極性的有效方式；而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要求的恰恰是弱化勞動者與 生產資料之間的內在經濟聯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受雇于資本的勞動者是大多數，他們才 是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其次，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采取歧視性政策不利于勞動力市場的 良性發展。我國的發展戰略應當是逐步建立起符合農村工業化、城市化方向的非歧視性勞動 力市場 ，消除城鄉、工農利益矛盾趨于激化的潛在威脅。三是無規則的自發狀態不是合理 的市場競爭狀態。由于不同勞動力群體自身的再生產費用不同，對社會經濟矛盾的影響程度 不同，勞動力的市場參與規則不但要協調競爭秩序，而且要協調不同群體之間對有限崗位的 競爭矛盾。

第二，勞動者利益要適度優先于資本利益。市場經濟下勞動者利益的基本體現是通過就 業獲取收益。集中化與規模經濟、減人增效等都是提高資本收益的措施。促進中小企業、勞 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政策都是有利于就業和勞動者利益的政策。國企改革、結構轉換、企業 規模結構調整以及技術手段改進等方面政策需要與就業崗位的增加密切結合起來。

第三，降低失業率的調控政策要優先于結構升級政策。從長遠過程看，在我國的經濟調 控政策中，對增長速度、信貸規模、貨幣發行、財政與外匯平衡、總量平衡等方面的控制應 當適度服從于降低失業率的要求。其別值得注意的是，產業升級政策不應以不適度地犧 牲社會就業水平為代價。

第四，有利于促進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優先于其他財政支出給予 安排。城鎮扶困、完善社會基本保障制度、國有企業職工體制身份轉換、社會培訓成本、下 崗職工再就業工資補貼以及向衰退區域導入新產業等方面的政策成本應當在中央與地方政府 的財政支出中給以優先保證。對就業矛盾格外突出的局部區域還應采取特殊對策，要盡快制 定和出臺衰退區域經濟振興扶持政策。

第7篇：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范文

一、農業現代化的內涵

（一）農業現代化具有歷史繼承性。農業現代化是一個相對性比較強的概念，其內涵隨著技術、經濟和社會的進步而變化，即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涵。一個國家、地區要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必須分析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歷史沿革狀況，特別是農業發展的歷史和現狀，只有這樣才能做出符合實際而又便于操作的決策。

（二）農業現代化具有區域性。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進程十分成功，但他們有自己的歷史背景、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生態自然條件。對于我們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要尋求和我們國家情況相似的地方，結合我們的實際情況，有特色地推進農業現代化。

（三）農業生產力的現代化。生產力是農業發展的基本動力，農業現代化首先是生產力的現代化，主要包括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生產管理以及勞動者的現代化。農業生產工具的現代化，主要是農業機械化，指在農業生產中普遍使用機械和電力，替代人力和畜力、簡單手工工具。農業機械化能大幅度節省人力物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產出，是農業現代化的首要標志。生產技術現代化主要是指科學技術的運用，把科學研究成果具體運用到農業生產中，是科學研究的根本目的。技術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基礎，是推動力量。生產管理現代化是指在農業生產中要強調科學管理，要有組織地生產，要把農民組織起來，科學合理地安排生產任務和生產計劃，按照市場的要求，生產適合市場需要的農產品，提高生產的質量。農業勞動者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是“以人為本”的具體體現。農業現代化是農民素質的現代化，包括思想觀念和科學技術知識現代化，現代農業要求農民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能接受和應用現代技術知識，要有市場意識和現代管理才能，能熟練操作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

（四）農業生產關系的現代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農業現代化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共同現代化的進程。農業生產關系現代化包括農業生產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關系的現代化。農業生產要面向市場，提高農業資源的配置效率，增加農產品的產量和商品率。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等環節應實現有機結合，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實現農業生產者之間既分工合作又相互競爭的關系，這是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農業利益分配要市場化、公平化，在具體的操作中要注重效率，兼顧公平，將農民的勞動與所得利益相結合，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農產品交換實現市場化、現代化。主要是農產品交換方式市場化，建立適應農產品流通的市場機制，建立商品流通、交換、銷售網絡，創新銷售方式，拓展銷售渠道；建立自主經營的農業合作組織，提供技術服務、銷售服務、信用服務等社會化服務。農民消費現代化主要是促進農民消費水平提高，消費結構合理，消費方式先進，消費內容健康等，從而使農民實現消費現代化。

二、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特殊性

我國由于特殊的國情和歷史特點，決定了我國農業現代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上的二元結構決定了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首要任務是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解放農村生產力。長期以來，農業為工業的發展積累資金，提供原材料，致使農業和工業發展失衡，在廣大農村地區，仍然采用以手工工具、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傳統生產方式，主要農產品的商品率很低，農業比較利益很低，農業剩余勞動力有增無減。

（二）政治上的二元結構決定了我國農業現代化要解決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由于我國地域廣大，農民占總人口的60％以上，這么多的人口分散在廣大農村，并與小塊土地捆綁在一起，農民沒有自發組織起來，實現村民自治，也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專門代表農民的利益。這樣，農民幾乎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加之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村與城市的發展差距拉大，農民沒有享受應有的國民待遇。

（三）城鄉之間在科技、教育、福利、文化等方面的二元結構加劇了農村的緩慢發展。城市居民能享受良好的教育，以及退休、生病以后有可靠的社會保障，農民只有靠子女養活，幾乎沒有什么社會保障。農村的教育形式上是國家財政撥款扶持，然而，這只是一種沒有保障的虛套，農村的義務教育幾乎全部由農民自己承擔，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在基礎設施上，農村的電力、道路、天然氣等都需要農民自己集資建設，沒有得到國家應有的補貼。這都導致了農村發展基礎薄弱，落后就是直接結果。

（四）人口的增長和土地的減少是農業現代化的障礙。人多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資料和對象，土地的減少從根本上制約了農業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對糧食的需求也隨之增加，這更加重了農業生產的負擔；另一方面土地資源的破壞致使有限的土地資源不堪重負，必然導致亂墾亂開，破壞農村生態，加速水土流失，形成惡性循環，拖了農業現代化的后腿。

（五）傳統的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是農業現代化的障礙。分散的小生產經營與社會化大市場之間的矛盾阻礙著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家庭聯產承包制發揮了應有的積極作用，但它帶來了農業生產小型化、分散化的負面影響。由于生產規模小，經濟力量薄弱，無力抵御市場風險，也對市場變化反應遲鈍。同時，由于農民家庭很少有足夠的經濟力量來更新生產工具，學習新的科技知識，阻礙了大型生產工具和先進科學技術的推廣使用，降低

了農產品的科技含量。

三、我國農業現代化途徑選擇

（一）在堅持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前提下，帶領農民走合作化道路。實踐證明，家庭聯產承包制具有自身的優點，適合我國經濟發展要求，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它的優點。同時，按照市場化的要求，要走合作化的路子，通過建立農民合作組織，協調生產，節省勞動力，提高勞動效率，共同應對市場風險。合作化有利于農民引進先進技術，購買大型生產工具，進行規模經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二）必須以科技進步為農業現代化的動力。農業現代化就是農業科技化。只有靠科技進步才能提高生產效率和資源利用率，才能實現“高產、優質、高效”，“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農業的現代化進程就是農業科技的創新和推廣應用的過程。

第8篇：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范文

【關 鍵 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公有價值；理論體系。

【作者簡介】曹 建（1957-2009），生前系中國土地制度史專家，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成人教育學刊》編輯部編輯、東方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資深編輯。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問題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極為重要的問題。幾十年來，學術界對此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成果豐碩，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形成共識。本文的任務是努力以基本原理為指導，對這些成果進行比較研究，力求對各家各派做出科學評價，求得共識。

（一）

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訴我們，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其核心問題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指出：“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1]進一步說，事物的實質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代替封建社會后，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成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這一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具體表現。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生產社會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廢除封建私有制，確立資本主義私有制；在資本主義社會確立以后，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決定該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剩余價值。也就是說，由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取得支配的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決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資本對雇傭勞動，即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和剝削關系，它集中體現為資本家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經濟關系。而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則是資本增殖，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是生產剩余價值。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實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這種剩余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動機。”[2]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求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目的和決定性動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全部經濟活動賴以運行的軸心。馬克思正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剩余價值，并以剩余價值為核心，構建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的規律，揭示了其產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歷史軌跡和必然命運。所以說，剩余價值范疇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核心范疇。

由此可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由一定社會經濟關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決定，是揭示社會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反映了一定社會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的基本經濟范疇；并且是對整個社會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的基本經濟規律的科學規定和在此基礎上所確立的科學范疇。在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和范疇體系中，核心范疇是一個綱，綱舉才能目張。因而，在社會經濟關系的矛盾運動的系統或過程中，處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有其一系列存在條件（或者說前提條件）和運動條件（或者說實現條件）。因此，以核心范疇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范疇體系中，必然有一系列范疇相互結合起來，以揭示其矛盾運動。我們把關于處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存在條件、前提條件的理性認識，稱為前序范疇；把處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運動條件、實現條件的理性認識，稱為后序范疇。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由以核心范疇為中心的一系列范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互相聯系、互相結合而構成的范疇體系。

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價值。它決定著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著資本主義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的規律，并且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也必然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的規律，并且在整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因此，直接體現著一定社會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并且直接揭示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的范疇是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確立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標準，有兩個標準：直接體現一定社會生產實質和生產目的，并直接揭示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是核心范疇的客觀標準；準確的語詞表示是確立核心范疇的主觀標準。是否符合這兩個主客觀標準，是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問題研究的成果是否科學的基本依據。本文就依據上述標準對學術界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問題研究的成果進行比較和述評，并以核心范疇為中心，以一系列范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為，初步構建一個互相聯系、互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體系。

（二）

在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上，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即“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3]。這無疑是斯大林的重大理論功績。然而，中國學術界有的先生指出：斯大林“沒有提出一個中心范疇來概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中心內容”[4]。這“是關于社會主義產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并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機計劃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5]。我們同意上述評價。然而斯大林在理論上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研究開辟了廣闊的發展道路。

下面，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文獻，對中國學術界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問題的研究成果分為五類進行評述。

第一類：關于“公共必要價值”“凈產值（凈產品）”“公共價值（社會價值）”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觀點。這類觀點認為，“公共必要價值”“凈產值（凈產品）”“公共價值（社會價值）”相當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我們原則地同意這一觀點。

早在1961年，卓炯先生提出了“公共必要價值”范疇。他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商品價值構成的公式：W=生產資料價值的補償部分+個人必要價值+公共必要價值。”“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矛盾，就是個人必要價值和公共必要價值的矛盾。”“公共必要價值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因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勞動人民掌握了公共必要價值規律，才能不斷再生產、不斷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6]卓炯在中國經濟理論界首次提出“公共必要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這是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的。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卓炯先生的觀點發生了變化，他沒有沿著上述思路做進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存在剩余價值”“出路只有一條，承認剩余價值。”[7]“社會主義擴大商品生產的目的，也有二重含義，一是作為擴大商品生產，追求剩余價值，二是作為社會主義特征為社會追求剩余價值，剩余價值轉化為公共必要價值。”[8]這一觀點我們是不同意的。

宋濤先生提出：“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范疇是凈產品。” [9]以后，他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經濟的兩個基本經濟范疇是資金和凈產值。”[10]“社會主義企業職工的勞動，是為自己和為社會的勞動，他們在勞動過程中創造的新價值為自己和企業及社會主義國家所占有，所以，對為企業及社會主義國家所占有的這部分價值，我認為應叫做凈產值，我所以叫這部分價值為凈產值，是因為它是職工超過企業成本所創造的為公共占有的價值。”[11]宋濤先生的理論貢獻是，明確提出了“凈產值”相當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即社會主義社會的企業職工所創造的超過企業成本而為公共占有的價值，而且比“凈產品”更充分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商品經濟性質。這是宋濤先生作為老一代經濟學家的杰出與可貴之處。但是，我們不能同意宋濤先生把資金和凈產值并列為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經濟的兩個基本經濟范疇。我們認為，同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核心范疇只能是一個范疇，即剩余價值范疇一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也只能是一個范疇。此外，凈產值范疇在語詞表示上雖然體現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一形式特征，但沒有充分表達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

劉永佶先生提出：“社會主義經濟矛盾的本質規定，就是社會價值，它是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本質規定的剩余價值的轉化，也是規定社會主義經濟矛盾系統的概念體系的核心。”[12]以后，他把“社會價值”改稱為“公共價值”，提出“新價值按勞動者所付出勞動的質和量分配其生活資料；新價值中其余部分為公共價值，即個人勞動創造，但用于公共的生產資料與公益事業、社會保障的價值。”[13]在這里，他提出了社會價值或公共價值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概念，并且也把社會價值或公共價值看作是相當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這是我們所同意的，但是，他沒有明確表述社會價值或公共價值直接體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反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這一重要理論規定，卻提出用“提高人的素質技能”來規定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觀點[14]。我們不能同意之。

第二類：關于“必要價值”“社會必要產品”等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觀點。

王玨先生提出，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即必要價值分割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工資，即勞動者的個人勞動收入，用以維持勞動者的生活和滿足他自身發展的需要。這部分價值稱為“個人必要價值”，創造這部分價值的勞動稱為“個人必要勞動”；另一部分表現為勞動者的國家和企業的收入，被用于社會擴大再生產和發展公共福利。這部分價值稱為“社會必要價值”，創造這部分價值的勞動稱為“社會必要勞動”。對于社會主義勞動者來說，這兩部分同樣是必要的，他的全部勞動都是必要勞動，他所創造的全部新價值都是必要價值。必要勞動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范疇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15]。必要價值規律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16]。“必要價值”是體現社會主義經濟運動“軸心”的中心范疇[17]。

雍文遠先生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所進行的勞動也要分為個人必要勞動和公共必要勞動兩個部分。個人必要勞動構成勞動者的個人收入，這部分勞動產品，稱為個人必要產品；公共必要勞動構成社會基金，這部分勞動產品，稱為公共必要產品。個人必要產品與公共必要產品之和稱為社會必要產品[18]。與之相應，直接生產者在勞動過程中所創造的全部新價值，對勞動者來說都是必要的。全部新創造的價值，稱為“社會必要產品價值”。“社會必要產品價值也要相應分為個人必要產品價值（V）和公共必要產品價值（M）”[19]。“為滿足社會及其成員日益增長的需要而生產盡可能多的社會必要產品，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20]。“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可簡稱為‘社會必要產品規律’”[21]。“社會必要產品”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經濟范疇[22]。

巫繼學先生提出：“自主勞動者付出的全部勞動歸結為必要勞動。”“必要勞動又有其內部劃分。”“勞動者直接為個人付出的必要勞動可稱為個人必要勞動；勞動者為公共集體付出的必要勞動可稱為公共必要勞動。”“與此相應，必要勞動在產品上表現為個人必要產品和公共必要產品；在價值上表現為個人必要價值v和公共必要價值m。”[23]這兩部分價值之和即必要價值（V+M），“在量上，它是全部產品價值減去轉移的舊價值而余下的增加的新價值”“新增價值，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客觀目的”。“進一步的結論是，自主勞動從量上說整個地表現為必要勞動，作為社會主義客觀生產目的的新增價值也就全部表現為必要價值”[24]。“必要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基本經濟規律[25]。

馬仁典先生提出了“公本價值產品”范疇，即“社會公本總產品扣除用以補償耗費掉的生產資料后的公本新創產品，其價值形態是公本價值產品”。公本價值產品包括兩部分：“即個人價值和公共價值”[26]。“滿足勞動者個人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叫做個人價值”“由社會公共占有的、超過其個人消費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以上的價值”叫做公共價值。“個人價值與公共價值之和”“即公本價值產品。公本價值產品乃是社會主義公本階段的社會生產目的”[27]。“公本價值產品規律是社會主義公本階段的基本經濟規律”[28]。

以上觀點有兩個共同特征：第一，認為他們所提出的“必要價值”“社會必要產品（社會必要產品價值）”“必要勞動（必要價值）”“公本價值產品”都直接體現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直接反映和規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這與我們關于確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的客觀標準是一致的；第二，這些范疇，都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價值產品”范疇，即V+M。這是他們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在性質和量上的基本規定。這個觀點我們是不能同意的。我們認為，應當以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價值中的剩余價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的新價值來規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性質、內容和量的界限。我們將在本文第三部分詳盡論述之。

第三類：關于“使用價值”“資金”“公本”“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觀點。

有些先生認為：“只有使用價值才能表示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同意采用價值范疇。”[29]我們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同體商品經濟，其生產目的必然采取價值形式來表示；同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也應當用價值形式來表示。因此，我們不同意這一觀點。

陳典模、劉錦棠先生提出：“資金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范疇。”“資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類似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30]宋濤先生認為，資金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價值形態”[31]。

馬仁典先生提出：“社會主義公本階段的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能夠科學地反映這一經濟實際的基本范疇就是公本。”[32]關于公本的定義，他認為：“公本是能夠帶來公共價值的價值。”[33]

巫繼學先生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從屬勞動的雇傭勞動轉化為自主勞動。”[34]“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財富的普遍形式。”[35]“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范疇。”[36]“它的地位相當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范疇──資本。”[37]

我們認為，上述觀點沒有揭示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沒有揭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因此，不符合我們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的客觀標準，是我們所不能認同的。

第四類：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存在剩余價值范疇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初，卓炯先生提出了“社會主義剩余價值范疇”[38]。逄錦聚等先生提出：“剩余價值是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剩余勞動必然要表現為剩余價值。”[39]我們不同意上述觀點。我們認為，剩余價值范疇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剝削關系的特殊經濟范疇，只有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力成為商品，從而工人的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因此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才表現為剩余價值。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剝削關系，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包括勞動者個人的需要。勞動者的勞動不再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因此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也不再是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由此可見，剩余價值是標志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和剝削關系的范疇，不是反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的經濟范疇，也絕不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第五類：關于公有價值范疇。曾昭禹先生提出了公有價值學說，并論述了“公有價值理論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40]。我們認為，他實際上提出了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我們完全贊同這個學說，在本文第三部分將展開評述。

（三）

曾昭禹先生的公有價值學說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基本點[41]：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其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有機計劃市場經濟。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勞動分為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必要勞動形成必要價值，即社會主義工資；公有勞動形成公有價值。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作為工人的工資，是補償給工人的勞動力消耗的那部分價值；公有勞動創造的公有價值，即工人的勞動創造的總價值中去掉工人的必要價值后剩余的那部分價值，由國家代為占有，國家以保障工人根本利益的形式補償給工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工資和剩余價值、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獨特的資本主義性質被去掉，從而獲得了必要價值（社會主義工資）和公有價值、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的社會主義性質。第二，確立公有價值范疇，是由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制度下，剩余的勞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是公有勞動，它創造的價值，即公有價值，與剩余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特點在于：（1）公有價值是由工人自主勞動創造的，而剩余價值是由雇傭勞動創造的；（2）公有價值是由工人的公有勞動創造的，而剩余價值是由剩余勞動創造的；（3）公有價值是由人民委托的國家和集體代為占有，而剩余價值是由資本家無償占有的。第三，公有資本（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資料），是能夠帶來公有價值的價值。公有價值是公有資本的增殖，體現的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社會主義企業的利潤──公有利潤，是公有價值的轉化形式。第四，社會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生產，它實質上是公有價值的生產。參與公有價值的創造的勞動，都是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第五，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應該把生產公有價值作為直接的生產目的。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生產資料的勞動，才是社會主義勞動。這種勞動的目的是取得公有價值。第六，公有價值體現了國家對集體、勞動人民的代表和服務關系，揭示了國家和工人、勞動人民在政治上一致的經濟根源、經濟基礎。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必要價值（工資）和公有價值的矛盾關系體現了工人和勞動人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的根本途徑，是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使公有價值不斷增長。第七，社會主義本質在公有價值不斷增長中實現，公有價值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核心。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在公有制為主體和高度先進科學技術基礎上以及先進體制（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價值，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簡明地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價值。這一規律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是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實質的規律，并且在整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第八，公有價值理論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確立公有價值理論是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鍵。這實際上闡明了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這些觀點互相聯系起來，形成了一個以公有價值范疇為核心的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正如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一樣，公有價值學說深刻論證了馬克思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觀點，使馬克思以這三大支柱為主要內容的關于未來社會的設想成為科學理論。因此，我們認為公有價值理論為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下面，我們對公有價值學說做若干補充和展開。第一，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公有價值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社會主義勞動者滿足自身的、也是滿足社會的共同需要而創造的價值。它相當于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社會扣除”的主要部分。馬克思說：“雖然從一個處于私人地位的生產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會直接或間接地用來為處于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謀利益。”[42]因此，公有價值用來滿足社會的共同需要，最終仍歸結為滿足每一個勞動者的需要，直接或間接地為每一個勞動者謀福利。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就是生產公有價值。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所特有的客觀經濟范疇，它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關系，因此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在經濟學中，“公共”一詞使用得比較廣泛，如西方經濟學中有“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公共財政”等概念。“公共”一詞不能反映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一些先生提出的“公共價值”“公共必要價值”“公共必要產品價值”等在語詞表示上也不能反映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的特殊性質。因此，我們認為，對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中相當于M的部分，在語詞表示上用“公有價值”更為準確。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共同體商品經濟，“公有價值”的“公有”在詞義上表達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含義；而“價值”，則在詞義上表達了商品經濟的含義。因此，“公有價值”在語詞表示上清晰地、明確地體現了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基本經濟關系。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確立為公有價值范疇在語言表述上是準確的。

第二，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劃分為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過程，包括舊價值的轉移和新價值的創造。新價值則包括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社會主義商品的價值（Gp，p為“public”的英文縮寫，意為“公有的”）由三部分構成，即：Gp=Cp+Vp+Mp。其中，Cp是生產資料轉移的舊價值；Vp是必要價值；Mp是公有價值。

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勞動，一方面，作為具體勞動，生產出社會主義產品，并且把生產資料的舊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另一方面，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新價值，并且使價值增殖。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勞動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公有勞動。必要勞動作為具體勞動，生產出必要產品；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必要價值。公有勞動作為具體勞動，生產出公有產品；作為抽象勞動，創造出公有價值。必要產品是必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公有產品是公有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必要價值是物化的必要勞動，公有價值是物化的公有勞動。

第三，必要價值生產與公有價值生產的社會經濟條件。巫繼學先生認為，必要勞動所以劃分為個人必要勞動和公共必要勞動，根源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所有權的二重性。勞動力個人所有權決定個人必要勞動的存在，勞動力公共集體所有權決定公共必要勞動的存在[43]。馬仁典先生認為，公共價值產品分為個人價值和公共價值。一方面，在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的意義上，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創造個人價值；在勞動力社會公共所有權的意義上，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創造公共價值[44]。我們不同意上述觀點。因為這種觀點拋開了個人價值（或個人必要價值）和公共價值（或公共必要價值）生產的最主要的社會經濟條件──生產資料公有制，因而是片面的。劉永佶先生提出：“在聯合勞動中，不僅勞動者個體的勞動力可以創造其價值，而且會由協作形成集體勞動力的價值。這種集體勞動力的價值及從勞動者個體創造價值中扣除一部分，構成公共價值。”[45]我們不同意這種關于公共價值的來源的觀點。我們認為，勞動者在公有制企業中的勞動方式是集體勞動方式或者說結合勞動方式。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都是勞動者集體創造的，只是必要價值是分配給勞動者個人的。因此，不能因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在劃分與分配上的不同，而把二者看作是由個體勞動力和集體勞動力分別創造的。

我們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力所有權不存在兩重性，勞動力所有制是勞動力個人所有制[46]，勞動力所有權是勞動力個人所有權。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的結合，決定了必要價值的生產和占有關系。其中，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是必要價值生產及其歸勞動者個人直接占有（采取按勞分配方式）的前提和必要條件；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必要價值生產及其歸勞動者個人直接占有的充分條件（實現條件）。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決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從性質上和總體上不再是商品，因而必要價值不再是勞動力價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公有價值的生產和占有關系。一方面，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公有價值的生產和占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生產資料公有制本身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又是公有價值再生產過程運動的結果。既然公有價值實質上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關系，那么，公有價值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決定，公有價值不再是剩余價值。

第四，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生產的客觀目的和主觀目的。勞動者從事生產勞動的目的，分為客觀生產目的和主觀生產目的。勞動者通過勞動滿足自身需要，是勞動者的生產目的。其中，滿足需要是客觀的，即客觀生產目的；勞動本身則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為滿足需要提供勞動，即勞動者的主觀目的。客觀生產目的決定主觀生產目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的客觀生產目的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出新價值，包括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來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其中，必要價值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公有價值用來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并且最終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方法反哺于每個勞動者。由滿足整個社會需要這一客觀生產目的所決定，社會主義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為滿足整個社會需要而提供的勞動。其中，勞動者提供的必要勞動是為滿足個人需要的勞動，即為自己的勞動；公有勞動是為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的勞動，即為社會的勞動。勞動者為己勞動和為公勞動，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主觀生產目的。客觀生產目的引出主觀生產目的。為己勞動和為公勞動作為主觀生產目的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出發點，而滿足整個社會需要作為客觀生產目的是社會主義生產的落腳點，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結果，達到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

第五，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分配。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用來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其中，必要價值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公有價值用來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為達此目的，就必須對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進行合理分配。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分配是通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以實現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者的按勞分配；國家、企業之間對企業純收入的分配。因此，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結果，形成工資、國家稅收和企業稅后利潤；個人收入采取稅收形式（包括個人所得稅、財產稅）上交國家，國家運用稅收收入和其他財政收入進行財政支出，則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對象是企業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包括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必要價值的分配是通過按勞分配實現的；公有價值的分配（即企業純收入）的分配通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其他環節（國家稅收與企業留利）以及國民收入再分配實現的。

在社會主義企業中，按勞分配的對象是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一部分。必要價值形成勞動者的工資，通過按勞分配獲得；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也可以作為獎金，對先進勞動者給予獎勵。這也屬于按勞分配。勞動者通過按勞分配獲得勞動收入，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企業勞動者的勞動收入的一部分，采取個人所得稅等形式上交國家，則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

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之按勞分配是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形式，也就是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有人對此加以曲解，認為：“‘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形式，這就是股票”即股份制[47]。有學者指出：“‘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社會生產資料的公有制；2、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3、勞動力的個人所有制。這三個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48]我們同意這一觀點。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決定了按勞分配的客觀必然性，而只有以按勞分配方式為基礎，才能建立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指出：“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化為個人的財產。”[49]所以說，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是按勞分配的前提，而按勞分配則是消費資料個人所有制實現的途徑。

公有價值的分配，則劃分為兩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公有價值的初次分配（屬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即企業純收入（公有價值）在國家與企業之間分配。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以稅收形式上交國家。另一部分是企業稅后利潤，分為企業擴大再生產基金、獎勵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備基金。擴大再生產基金用于企業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獎勵基金采取按勞分配形式獎勵給企業先進勞動者；福利基金用于企業勞動者的集體福利；后備基金則用于對企業意外事故等非正常的物質損耗進行彌補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必要支出。

公有價值的分配的第二個環節是公有價值的再分配（屬于國民收入再分配）。經過公有價值的初次分配，形成國家稅收等財政收入后，國家必須通過財政支出，形成下列社會基金以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社會共同需要：（1）社會積累基金，用于社會范圍內的擴大再生產需要；（2）非生產勞動者的工資基金，通過按勞分配方式滿足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者的個人需要；（3）社會消費基金，用于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公共消費需要；（4）社會管理（包括國防）基金，用于國家行政管理、社會管理需要以及國防支出；（5）社會保障基金以及社會準備基金等，用于社會成員的社會保障需要以及國家后備需要等。

第六，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及分配主體是同一個主體──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從分配形式上看，在社會主義社會，必要價值歸勞動者個人占有，公有價值分別由國家和集體代為占有，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似乎是國家、企業、個人三個主體，但這是一種誤解。實質上，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及分配主體是同一個主體——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這是由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性質所決定的。

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條件下，國家（社會）、企業、個人是融為一體的。首先，個人與企業融為一體。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組成的集體，企業勞動者不僅是企業生產資料部分所有者，而且是這部分生產資料的管理者、運用者和收益者。企業的勞動方式是集體勞動方式，實質上是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方式。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是勞動者的集體勞動創造的，只是必要價值分配給勞動者個人，公有價值的一部分由企業代表企業勞動者占有之。因此，作為企業生產和管理主體的勞動者，他們既是生產資料所有者、勞動力所有者，亦是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這三種身份是合一的，他們是社會主義企業中當之無愧的主人。其次，勞動者與國家（社會）融為一體。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公有制形式。國家則是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共同體，政府是其代表，代表全體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總和。因此，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的最終所有權、處置權屬于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這是政府代為占有生產資料的前提。也就是說，政府代為占有生產資料是建立在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授權和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享有最終所有權、處置權的基礎上的。而社會主義勞動者則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作為生產資料代為占有者與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是融為一體的。再次，國家（社會）與企業（勞動者集體）融為一體。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條件下，經濟管理根據生產需要劃分為兩個基本層次：國民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管理的主體分別是國家和企業。但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具有整體性，即由國家代表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行使所有權，并根據整個社會需要進行國民經濟管理，包括實行統一計劃和統一經營；在這一前提下，國家根據生產和管理的需要把生產資料即公有資本“交回”企業勞動者，由企業勞動者自主管理并進行生產活動。企業在國家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經營下為社會需要進行生產，并把所生產的公有價值的一部分交由國家代為占有。因此，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最終合一于由國家所代表的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另一方面，國家的生產資料代為占有權、計劃和經營權與企業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管理權和運用權即從事生產，是既有分工又相互聯結的，所以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是結合在一起的。

綜上所述，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條件下，國家、企業、個人雖有利益上的差別，但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三者是融為一體的。鞏固、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國家、企業、個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國家、企業、個人只是職責分工不同，沒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對立。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自主結合而成的社會是整個社會生產、占有和分配主體，是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占有主體及分配的同一主體。

第七，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比例關系的國家調節。當社會主義勞動者創造的新價值（國民收入）總量為一定時，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在數量上存在著此消彼長的矛盾關系。因此，在國民收入（必要價值+公有價值）的分配中，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根據生產的發展和勞動者的實際需要，在不同階段科學地、有計劃地調節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比例關系，從而正確調節勞動者個人需要與社會共同需要的關系，使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兩種生產、勞動者個人需要與社會共同需要兩種需要得到和諧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在論述“自由人聯合體”時指出：“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50]馬克思還提出，社會產品經過“社會扣除”之后，“才談得上在集體中的各個生產者之間進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資料”[51]。因此，在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分配中，我們既要考慮到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又要根據“社會扣除”原則，充分保證全社會的共同需要。統籌兼顧，合理安排是社會主義國家調節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比例關系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第八，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關系。公有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從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關系上看，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具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生產關系所決定的。一是兩者具有同一的歸屬性，即這兩部分都屬于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所有、占有和使用；二是兩者具有同一的目的性，即這兩部分都用以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三是兩者具有同一的發展趨勢，即在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動態過程中，這兩部分在量上都是絕對增長的。

但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首先，必要價值是公有價值再生產的必要條件，而公有價值量的增長又是必要價值不斷增長的前提條件。因為，必要價值（工資）是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而無論是在每一個工作日后，還是在每一個生產周期后，勞動者都要通過獲得工資以進行個人消費，使勞動力得到恢復即再生產，才能在下一個工作日或下一個生產周期中繼續再生產出新的必要價值，同時創造出新增的公有價值。然而，在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公有價值（Mp）一部分通過積累形成追加給勞動者的工資基金（ΔVp），投入下一個生產周期的擴大再生產，從而轉化為在量上擴大的必要價值（Vp）。所以，只有公有價值量的不斷增長，才能帶來必要價值的不斷增長。其次，勞動力再生產與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用途。勞動力再生產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又分為數量上（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質量上（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必要價值主要用于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如勞動者用于養育子女的費用，以增加勞動力的數量，并通過個人消費及其家庭消費，提高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質量。公有價值則用于勞動力擴大再生產。其中，公有價值的一部分形成積累基金中的ΔVp部分，用于追加勞動者的工資基金，在下一個生產周期，則轉化為必要價值（Vp），從而實現勞動力數量上的擴大再生產；公有價值的另一部分轉化為社會消費基金，用來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物質文化需要，以豐富勞動者的自由個性和推動勞動者全面發展，從而實現勞動力質量上的擴大再生產。第三，必要價值的生產是商品生產的共同規律。無論是簡單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勞動者都要通過生產必要價值，用來滿足個人或低或高的消費需要。而剩余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經濟規律，公有價值的生產則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經濟規律。因此，必要價值是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疇，公有價值則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疇。第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與必要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生產則具有根本性、主導性、整體性和長遠性。公有價值生產的根本性表現為，公有價值的生產為整個社會生產的不斷擴大提供現實條件，公有價值的積累和不斷再生產是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個人需要不斷獲得滿足的充分條件；公有價值生產的主導性表現為，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起著主導的推動作用，因而它的發展程度也就成為反映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性質、方向、水平、規模的基本標志；公有價值生產的整體性表現為，它客觀上形成整個社會主義社會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基礎，在整個社會主義生產和價值創造中占據主要地位，它關系到社會主義全體勞動者的整體需要和整體利益的最終實現；公有價值生產的長遠性表現為，它和必要價值生產相比較，必要價值反映了一種短期的經濟效果，而公有價值對勞動者需要的滿足是通過長期的經濟效果表現出來的。公有價值的生產是全體勞動者長遠利益的實現。

總之，必要價值的生產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滿足整個社會需要的前提條件（必要條件）；而公有價值的生產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滿足整個社會需要的實現條件（充分條件）。指出：“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52]所以，與必要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生產更加具有重要性。從公有價值的生產的根本性、主導性、整體性和長遠性看，與必要價值相比較，公有價值的生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它才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的關鍵，發揮著主導作用。

既然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是追求公有價值，那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最大限度地生產公有價值，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我們把這一規律稱為“公有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確立以后，社會主義公有制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決定該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公有價值。作為揭示社會主義生產實質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決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其中，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是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這一主要矛盾方面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53]。而生產公有價值，用于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則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公有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一方面是公有產品即物質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只有公有價值的生產與不斷再生產，才能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發展和完善提供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才能使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的滿足程度得到不斷增長和充分實現。因此，公有價值的生產，或者說公有價值規律，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運動的本質的、內在的、必然的基本聯系。它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因而它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是集中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因此，最大限度地生產公有價值，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公有價值學說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公有價值范疇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

第九，以公有價值范疇為核心，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范疇體系，是由其核心范疇與前序范疇、后序范疇構成的。我們認為，應當以公有價值范疇為核心，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必要價值與公有價值范疇規定了社會主義的直接生產關系（狹義的生產關系），即社會主義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社會主義勞動的總產品包括生產資料補償產品、必要產品和公有產品；社會主義勞動既是物質生產勞動，也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其中，必要勞動生產出必要產品，并創造出必要價值；公有勞動生產出公有產品，并創造出公有價值。公有價值的矛盾運動，直接反映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公有價值的生產，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生產目的，公有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

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公有價值以及必要價值范疇的前序范疇，按照邏輯順序排列，包括以下五個范疇：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資本、勞動力個人所有制、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生產資料歸社會主義勞動者共同擁有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無產階級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制度后，在無產階級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因此，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公有資本，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是帶來公有價值的價值，它體現了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

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勞動力歸勞動者個人所有的一種勞動力所有制形式。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勞動力也歸雇傭勞動者個人所有，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勞動力的所有權與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是分離的。雇傭勞動者的勞動力是商品，雇傭勞動者通過勞動力商品的買賣方式，把勞動力的占有、支配、使用權轉讓給資本家，從而聽任資本家的剝削和奴役，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也不允許存在勞動力的買賣關系。生產資料公有制企業是勞動者組成的集體，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在企業范圍內直接結合，勞動者個人與企業（勞動者集體）融為一體。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所有權與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是合一的，即統一集中于社會主義勞動者本身。

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是勞動的社會主義形式，它體現了社會主義勞動的性質本質。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企業范圍內直接結合，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勞動首先是自主勞動：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自主占有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自主進行有計劃的生產經營活動，自主實行按勞分配，自主占有自己的勞動成果。在自主勞動中，充分體現了勞動者的主人地位：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主人；是生產經營過程和勞動過程的主人；是生產經營成果和勞動成果的主人。這種自主勞動，一方面，由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所決定，是自由勞動。社會主義勞動者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擇業自由、消費自由和個性自由，從而也使勞動者支配的自由時間不斷增加，逐步獲得自由全面的發展；另一方面，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所決定，勞動者的自主勞動是自主聯合勞動。社會主義聯合勞動關系是一種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控制生產過程、共同享有生產成果的經濟關系。在社會主義聯合勞動關系下，勞動者個人與企業和國家融為一體。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于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直接結合的，所以，勞動者的自由勞動和聯合勞動是結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結合是以自主勞動為前提的，是以社會主義民主為前提的，所以，我們把這種勞動的社會主義形式稱為“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

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54]。它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以公有資本和自主的自由聯合勞動為依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調節下，國家、企業和勞動者個人三者的根本利益一致，勞動者之間、企業之間合理分工、合作互利和平等競賽，以實現勞動者自身需要和整體需要的商品經濟形式。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從而商品流通也能夠在不同的共同體之間，或者在同一共同體內部不同機構之間產生。”[55]從國際范圍內講，不同的共同體之間，即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可以產生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而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中即同一共同體內部，公有制企業的不同機構之間即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之間也可以產生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在全民所有制范圍的經濟管理分為兩個層次，即分為國民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兩個層次，相應地，社會經濟活動也分為國民經濟活動和企業經濟活動兩個層次，這是全民所有制內部也存在商品經濟形式的主要原因。由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管理分為國家和企業兩個層次，從而客觀地存在著局部（企業）勞動與整體（社會）勞動的矛盾，這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在這一矛盾運動中，一方面，由局部（企業）勞動與整體（社會）勞動的差別性所決定，相對獨立的局部（企業）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形式而相互區別開來；另一方面，由局部（企業）勞動和整體（社會）勞動的根本一致性所決定，從而使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調節成為可能和必然。

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公有價值以及必要價值范疇的后序范疇，主要有：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形式和運行機制，包括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必要價值和公有價值的實現，社會主義積累和再生產；社會主義經濟調節方式即資源配置方式──社會主義有機計劃市場經濟即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包括按勞分配、國民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社會主義消費關系和消費方式；等等。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由公有價值這一核心范疇、生產資料公有制等前序范疇、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形式和運行機制等后序范疇，互相聯系、互相結合而構成的理論體系和范疇體系。

本文初步構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體系。希望理論界同仁提出寶貴意見，尤其是批評意見。任重道遠，希望先生們共同努力！

注釋：

[1]《選集》（第1卷）第3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資本論》（第3卷）第2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選集》（下）第5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6][17] 王玨主編：《必要價值論》（第1卷）第90、4、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0][46][48][54]曾昭禹：《社會主義新論》第122、130、190、190、121頁，[香港]銀河出版社2004年版。

[6]卓 炯：《試論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載《學術月刊》1961年第12期。

[7][8]卓 炯：《〈資本論〉體系與社會主義經濟——擴大商品經濟論》第37、91頁，[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

[9]宋 濤：《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范疇是凈產品》，載《經濟學周報》1982年1月25日。

[10][11][31]《資本和剩余價值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通用的經濟范疇》，載《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第7期。

[12][14]劉永佶：《主義·方法·主題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基本》第399、410-412頁，[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

[13][45] 劉永佶：《中國經濟矛盾論——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第304、305頁，[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

[15][29]參見王玨主編：《必要價值論》（第1卷）第80-81、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20][21]雍文遠主編：《社會必要產品論》第56、78、8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參見雍文遠主編：《社會必要產品論》第61-62、“導言”第10-1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24][25][35][36][37]參見巫繼學：《自主勞動論要》第271-273、265-266、381、168、176、175、19-2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6][27][28][32][33][45]馬仁典：《公本論》第155、4、219-220、3、4、1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陳典模、劉錦棠：《資金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性范疇》，載《晉陽學刊》1982年第1期。

[38]卓 炯：《對剩余價值論的再認識》，載《學術研究》1980年第5期。

[39]逄錦聚等：《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繼承和發展》第346、341頁，[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41]參見曾昭禹：《社會主義新論》第121-131頁，[香港]銀河出版社2004年版。

[42][49][5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3、304、3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7]謝 濤、辛子陵：《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與中國改革》，載《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

[5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2]《文集》（第8卷）第1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9篇：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范文

1.1 農村勞動力增速快，待轉移勞動力數量眾多

尋甸縣是農業人口大縣，全縣農業人口已占總人口的 93.2%，且農村家庭均以兩個孩子的居多。由于農村人口多，勞動力總量大，增長快，僅每年勞動力資源的增長遠遠超過了社會生產的需求，勞動力嚴重過剩。

1.2 就業結構不合理

由于尋甸縣農業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積少，特別是由于農村產業結構不合理，目前尋甸縣鄉鎮企業不發達，難以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農村勞動力從事二、三產業和轉移區域外非農產業就業數量有限，就業主要以從事傳統農業為主，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人數比例較大，這種就業不合理狀況，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轉移任務十分繁重。同時個別地方由于青壯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外出，造成當地農村勞動力缺乏，給當地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1.3 轉移的農村勞動力綜合素質不高

主要表現在：

（1）文化素質相對低下，大多數只接受過初中教育，有的還是半文盲。

（2）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勞動力有限。資料顯示，從未參加過職業技能培訓的勞動力超過60%，即使參加過培訓的勞動力，也難以適應工作要求，必然導致勞動力轉移就業層次較低。

（3）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有限。

近年來，尋甸縣鄉鎮企業有了較大發展，給農村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也給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但是由于尋甸縣工業經濟比較薄弱，加之許多鄉鎮企業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管理水平、技術力量相對薄弱，經濟效益不佳，難以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就業。

（4）生活條件另有特殊要求。

少數民族外出務工較漢族相比，在生活方式上因具有特殊性，從而使他們外出務工時對生活條件往往有特殊要求。尋甸是回族彝族自治縣，回族人口在尋甸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較大。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回族外出務工勞動力需要具備清真的飲食條件，甚至務工所在地還要有清真寺等做禮拜的場所。而用工單位基于生產成本的考慮，多數不考慮設立清真食堂，客觀上導致外業務工勞動力的轉移難以落到實處。

（5） 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國各個城市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而在尋甸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卻長期被忽略，土地成為農民的唯一保險。農村剩余勞動力一旦離開土地將面臨失去生活保障，一旦失業，生活、養老、醫療、子女教育等問題就無從談起。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橫向流動。

2 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措施

根據尋甸縣目前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國家最新出臺的政策，結合云南省省情，并借鑒國際國內經驗，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以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加速轉移。

2.1 加大宣傳教育，改變觀念；加強民族平等宣傳

?對少數民族農村勞動力故土難離，等、靠、要思想嚴重的實際，從轉變農村勞動力思想觀念入手，加大宣傳教育力度，采取外出務工致富農民典型現身說法，利用多種媒體宣傳勞務創收的經驗與做法，以及組織召開季節性勞動力轉移總結大會，用表彰先進等形式進行宣傳教育，從思想上打破農民“寧愿在家受窮，不愿外出賺錢”的舊觀念，形成“外出打工致富光榮”的氛圍，提倡“出去一個人、節約一份糧、學會一門藝、多掙一份錢、致富一家人”的新觀念。

同時還應加強民族平等宣傳，促進民族交流團結。民族身份、民族心理、民族風俗和民族文化價值觀等是阻礙民族地區勞動力社會融入的重要因素。民族地區勞動力的社會融入過程就是其民族認同、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價值觀不斷變化的過程。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民族心理、民族價值觀念和民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多樣性，不僅是其城市社會融入過程中需要得到尊重和保護的地方，也是其社會融入過程中最容易受到威脅和破壞的地方，同時還是其社會融入的深層內容。必須大力加強民族文化宣傳和教育，大力宣傳民族平等，促進民族交流互動，消除民族歧視。

2.2 政府引導加快思想轉變，提高技能水平，建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服務體系

尋甸是一個多民族的大縣，居住著漢、回、彝、苗等16種民族，少數民族有11.2萬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1.7%。針對尋甸縣這種多民族特征，政府應加強思想引導，轉變傳統觀念，根據各民族不同的特色文化采取不同的技能培訓和工作安排。拓展務工人員對發展較快的省市的了解。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努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素質，增強市場競爭力。要抓好義務教育，提高適齡兒童入學率；發展多種形式的成人學歷教育、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使勞動力具有一技之長，增強勞動力市場競爭力。同時各級政府有關勞動部門建立垂直管理、多級就業服務網絡，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鄉鎮勞動站和社保中心組成建立村級就業信息員。建立資源信息平臺，介紹職業和崗位，進行培訓。

2.3 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農民后顧之憂

尋甸是農業大縣，也是農村人口大縣，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力度直接關乎全縣人民的利益。

2.3.1 建立完整的工傷保險制度

將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對農民工來說是對發生事故后的經濟補償，對企業來說可以降低事故發生后所要承擔的責任，從而可以降低雙方的風險。工傷保險成立于雇傭關系存續期間，不涉及賬戶積累和關系轉移接續，較為簡便。保險的費用由企業或雇主繳納，首先要將農民工較多、工傷風險較大、職業病高發的行業納入工傷保險范疇，再積極推進其他行業或部門的參與。

2.3.2 建立城鄉一體化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制度

由國家、集體、農民三方負擔，推進社會保險制度的城鄉一體化，實現農村社會保險與城鎮居民社會保險制度的接軌。比如，農村養老問題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轉移出去的勞動力以青壯年為主，家中留守的勞動力以老人為主，若想真正的解決民族地區的勞動力轉移問題，必須建立適合民族地區的養老制度。國家應采取扶持辦法，幫助民族地區解決養老問題。

2.4 加大教育和培訓力度，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

從長遠看，要大力發展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繼續抓好農村掃盲工作，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從近期看，要重點抓好農村成人教育、職業技術教育，以農村勞動力轉移擇業實用技術作為培訓教育的主要內容，以求立竿見影地提高勞動者流動就業的能力，使培訓的農民工走出去后能就業，能站住腳跟發展。

大力開展面向農村勞動力的職業培訓，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就業能力，使農民工從數量型向素質型，從體能型向技能型，從農業型向城市型的轉變。對農民工的培訓要按照市場引導、需訓結合、供需對接的原則，針對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培訓內容和形式。重點開展并搞好以基本權益保護、法律知識、城市生活常識、尋找就業崗位能力等方面的引導性培訓和以家政、餐飲、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等行業為重點的職業技能培訓。

2.5 以新農村建設為載體，拓寬農村容納勞動力的空間

2.5.1 增強農業內部吸納農業勞動力的能力

一是加強農民最急需的飲水、道路、能源、電力和環境衛生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增加活勞動的投入；二是發展農業優勢，實現農業內部產業結構的調整，由資源密集型的糧食生產方面向勞動密集型的經濟作物生產方面轉化，吸納更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三是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構建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的高效農業產業體系，延長農業吸納勞動力的產業鏈條。

2.5.2 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實現就地轉移

尋甸的旅游資源集自然、歷史、人文為一體，內涵豐富而各有特色，具備打造旅游精品的基礎。旅游資源是尋甸的一大優勢所在，也是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的一個突破口。目前，尋甸縣政府也在高度重視尋甸旅游業的發展，考慮把旅游業作為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戰略舉措，充分利用縣域內各種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強化旅游?Y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以北大營草山綜合開發項目為龍頭，加快牛欄江沿線、鳳龍灣景區、塘子溫泉、鐘靈山國家級森林公園的開發，打造生態旅游精品，提升旅游品位和檔次，發展休閑觀光度假旅游，積極開拓旅游市場，爭取在昆明旅游經濟圈中占有一席之地，把尋甸建設成昆明旅游經濟圈中的一個新亮點，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