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新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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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如何評價新經濟政策范文

一、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理論發展的產物，其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財政政策理論的相互關系，都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理論特點緊密聯系，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目前，一般認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經典經濟理論。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總體上看沒有明確涉及經濟增長的論述，也沒有涉及相關財政政策的論述。經典經濟理論在供給與需求關系方面采用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認為市場會自動均衡，強調市場自由，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經典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問題作了許多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生產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提出：“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在再生產和積累期內，小的改良日積月累，最終就是生產的整個規模完全改觀。這是進行著改良的積累，生產力日積月累地發展。”強調了生產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他還分析了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礎設施是“為資本提供資本的資本”。亞當。斯密在他所著《國富論》中分析了一國財富增加的途徑，認為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提出，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人均國民產值的提高表現出來的個人財富的增加。在如何實現國民財富增加的途徑問題上，他強調了資本積累和資本的正確配置，這實際上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關于資本的內涵，亞當·斯密認為不僅包括機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還包括“社會上一切人所學到的有用才能，這種才能對個人和個人所屬的社會都是財產的一部分。”這實際上隱含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關于人力資本的思想。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思想，并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動力作用，認為如果沒有投資產生的資本積累，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增長過程就會停止。總之，經典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有重要論述，但沒有形成經濟增長理論，也沒有提出財政政策問題，因此沒有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關系的論述。這時對財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從利益和政治的角度進行。

（二）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

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在宏觀經濟分析和財政政策理論方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被認為是使宏觀經濟理論成為了系統性的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一套財政政策理論。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是應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背景而產生的，強調市場失靈，主張發揮政府在經濟總量調控中的作用，認為政府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干預經濟。該經濟理論從總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為核心，構建投資儲蓄曲線（1s曲線）和貨幣供求曲線 （lm曲線）分析模型（is-lm模型），進行了一系列總量分析。在財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財政政策和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保持物價穩定等：分析了財政收支規模變化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從而對財政支出、稅收等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條件進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機抉擇等應用理論，其中許多結論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仍在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運用凱恩斯經濟理論進行財政政策分析時，必須考慮政策產生作用的條件。比如投資（政府支出）的乘數原理成立的條件就包括了5個方面：一是在投資中沒有引進進口的產品和服務；二是經濟中有足夠的閑置生產能力、勞動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三是總產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變；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費的比例不變；五是居民消費構成沒有變化。當這些條件不能同時滿足時，投資的乘數原理就不能成立，這些條件實際上是短期性的具體表現。總體看，凱思斯經濟理論是從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經濟波動問題，沒有對經濟保持長期、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進行分析，所提出的財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經濟理論。

新古典經濟理論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面對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滯脹”而束手無策的背景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也稱為理性預期學派，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和標志。該理論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理論的前提條件。立足于長期分析，認為在長期中在競爭性領域市場機制總體上就是完備的（即所謂市場出清），信息總是對稱的，經濟總體能夠運用對稱的信息對經濟變量做出正確的預期，即理性預期。這樣的前提假設與經典經濟理論關于市場本身是完備的觀點相同，因此也被稱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二是該理論的前提假設導致了政府干預經濟無效，即財政政策無效甚至有害的結論，因此該理論唯一的政策建議就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三是該理論使經濟學研究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分析，并且將經濟學研究方法和工具進行了重大改進，構造出許多數學邏輯嚴謹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因此，普遍認為雖然由于該理論認為財政經濟政策無效而在政策建議中無所作為，但卻在發展宏觀經濟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與新古典經濟理論相同時期發展的經濟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主要不同，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診斷并提出政策建議。該理論的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不僅研究經濟增長（即gdp的增長率），而且注重相關的社會問題、生存環境問題等，即所謂發展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較綜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為主，用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或圖形進行解釋，重點放在提出政策建議等方面。發展經濟學理論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觀點和建議，例如邁克爾·托達羅（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發展的新經濟觀點，他認為，發展必須包括經濟加速增長、縮小不平等狀況和消滅絕對貧困，也包括社會結構、民眾態度和國家制度的重要變化的多方面過程。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核心價值：生存、自尊、從奴役中解放出來。此外，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目標，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數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擴大對個人和國家可得的經濟和社會選擇范圍。西蒙。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定義，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位為給它的居民提供種類日益增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舉措上的”，此外，他還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六個特征。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強調了社會基礎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的話，用于一個發展項目的資源就必須有一個最低限度水平。啟動一個國家進入自我持續增長，頗有點像讓一架飛機起飛。在飛機起飛之前，有一個超越的地面臨界速度……”，此外，他還指出了起飛所需的基礎設施資本形態、投資所需的儲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岡納·米爾達爾（gurmar myrdal，197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應”和“擴散效應”。所謂的“回波效應”是指經濟活動正在擴張的地點和地區將會從其他地區吸引凈人口流入、資本流入和貿易活動，從而加快自身發展，并使其周邊地區發展速度降低；而“擴散效應”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

目前，發展經濟學的許多前沿問題仍然很受人們關注，如農業中的制度與技術變遷問題、食物（糧食）保障問題、外部（貿易投資、外匯）沖擊下的宏觀經濟問題、經濟發展與勞務問題、發展中國家工業成功的解釋等。

（五）新經濟增長理論。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最前沿的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研究。該理論在對經濟環境的前提設定方面與新古典理論相同，包括市場出清、信息對稱和理性預期等，該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認為在特定的條件下產出和資本積累都具有正反饋效應，經濟增長率是內生于經濟系統的，因此，經濟能夠實現長期持續的增長。該理論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再次肯定了宏觀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從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門特別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部門的普遍重視。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財政政策

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理論基礎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這里結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具體分析財政政策理論基礎的變化。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來源于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核算結果，包括對多國從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經濟增長核算和從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經濟增長核算，結果發現僅有40%到70%不等的產出增長率來源于資本生產要素和勞動生產要素的投入。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體現了宏觀經濟理論向使用完備工具發展的趨勢，與此前的經濟理論形成明顯不同。其基本條件假設包括長期中競爭完備的市場、信息對稱以及經濟實體的理性預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一是從微觀機制入手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注重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二是進行動態的數量分析，普遍采取構建數量經濟模型的方法進行研究，注重經濟分析的邏輯嚴密性和實證性。三是注重用數據檢驗理論推導結論的正確性。經濟增長理論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經濟活動的目標是追求由消費（或消費為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費和生產行為受到預算約束的限制，或者說受到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標和約束條件之間找到最優的消費增長規律、最優的資本積累規律以及最優的經濟增長規律；在這個框架下，通過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財政政策、生產技術、人力資本等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個框架即所謂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理論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特點是對所研究的所有問題，都通過構建數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結合不同條件，構建了大量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以下介紹的是其典型的并與財政政策密切相關的模型及其經濟含義（各模型數學表達式略，可參見文后所列參考文獻）。

1.哈羅德一多馬模型。

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后期出現的模型，雖然嚴格地說還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模型，但卻是第一個出現的動態增長模型。該模型在微觀機制上假定企業的生產按照里昂惕夫生產函數進行，即資本（k）和勞動（l）不能相互替代，產出由資本或勞動中投入少的量決定（即所謂“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邊決定），宏觀上采用凱恩斯的需求決定原理，即儲蓄全部用于投資，不考慮折舊，總產出中用于儲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勞動力是自然增長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推導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條件是總產出、消費、生產資本存量和投資都要同比率增長，保持齊步走，其中任何一項產生波動，經濟會立即失去平衡，這樣的均衡增長被稱為“刀鋒上的均衡增長”，很難達到。為此，人們認為此模型不宜用來解釋和分析經濟增長實踐，或者說以需求分析為核心的短期波動理論無法分析解釋如何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問題。

2.索洛模型。

這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最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通常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的情況下，重新強調依靠市場本身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但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比較，對市場的環境條件作了更為全面的假設。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市場機制是競爭性的、完備的，信息是對稱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是理性的。按此假設，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普遍重視保持自由，競爭（防止壟斷），強調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職能主要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

在設定的條件下，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的微觀經濟機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標，但受到家庭資產積累速度的預算限制；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但受到人均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無論是資產積累還是資本積累，都服從邊際遞減的規律。在宏觀經濟中，家庭向企業按特定價格提供勞動力和資本（儲蓄），獲得工資和利息向企業購買產品進行消費，企業按特定價格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費，并由此構造了人均資本積累等于人均投資減去折舊和新增人口的單位消耗的“人均資本積累方程”，并由此推導出結論，即在邊際產出遞減的情況下，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是經濟增長率等于零，新增投資正好與折舊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經濟增長率終將趨于零，停止增長，實踐中經濟之所以還在增長，是因為人們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與產出、資本積累等都無關的）技術進步導致的。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由此項理論推導的結果得出了一系列經濟分析結論并解釋了人們觀察到的絕大部分經濟現象。主要結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絕對收斂。即不同的經濟體人均資本（產出、消費）越低的，增長率應當越高，最終人均實際gdp將趨于一致。按此結論，窮國的人均實際gdp增長應當比富國更快，并最終趕上富國，即實現趕超。但通過對118個國家從196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表明，不僅沒有實現趕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趨勢。因此不同質的經濟實際上否定了絕對收斂結論。但是，對最初的20個oecd國家從198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發現，窮國的人均實際gdp確實增長的更快，明顯存在趨于一致的趨勢，因此比較同質的經濟集團，存在一定程度的絕對收斂趨勢，趕超較為容易。對美國各州從1880年到1990年的數據檢驗發現，較窮的州的長期人均實際gdp趨勢高于較富的州，實現了趕超，并趨于一致，表明同質的經濟確實存在絕對收斂。

二是相對收斂。即一個經濟體（一國）距離其自身經濟的穩定狀態越遠，其增長就越快，也就是從長期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存在一個自身的穩定狀態，經濟如果離此穩定狀態較遠，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隨著趨近此穩定狀態，增長速度也會逐漸變慢。同時，不同的經濟體具有人均實際gdp不同的穩定狀態，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窮國可能永遠趕不上富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似乎解釋了經濟增長方面的絕大部分現象，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經濟并未停止增長，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發達國家經濟還實現了新的較快增長。此外，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外生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等結論，也明顯與經濟增長的實踐不符，因此產生了新經濟增長理論，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釋。

3.區域經濟模型。

這是一個分析存在貧富差距的兩個地區如何實現公平與效率平衡的模型，構建于20世紀60年代。此模型雖然是一個靜態模型，并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但卻有利于分析不同發達程度地區的均衡增長問題。該模型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不能互相替代的生產函數（里昂惕夫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很低）確定的，則兩地區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徑是使富裕地區的人均收入降至貧窮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過共同貧窮來實現公平。

二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能夠相互替代的生產函數（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水平較高）確定的，則兩個地區實現總體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兩個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徑，既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轉移實現，也可以通過資本的移動實現。并且認為從短期看，移動勞動力比移動資本的總體成本更低。

4.線性生產技術模型。

此模型是新經濟增長理論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羅等人1990年構建。該模型與整個新經濟增長理論體系一樣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最重要的突破是從宏觀經濟的微觀生產機制上否定了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認為產出的增長帶來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提高，并將這些內容作為資本積累的內容構建模型（即內生化構建內生增長模型，也稱ak模型），以此為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問題。線性生產技術模型的結論是，人均資本的積累如果包含人力資本積累，則產出就與資本積累成正比例關系，按此關系，只要將產出用于保持人均資本積累和人均消費的合適比例，宏觀經濟就能實現長期穩定增長。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將用于資本積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就能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5.生產型知識資本模型。

此模型也稱為邊干邊學模型，由羅默于1986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認為社會總資本（k）在積累增加的同時，由于專利等封閉手段不可能對技術長期封鎖或保密，因此在長期中會增加全社會生產經驗，所有的單個勞動力（11）在不斷的生產投入中，通過教育、培訓等都具備了新的知識和經驗，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的整體效率，使得單個企業的邊際產出不僅不遞減，而且會保持穩定增長，從而在宏觀經濟上使人均實際 gdp增長率保持穩定或不斷提高。該模型比較具體地分析了生產知識和經驗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機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一是政府和企業都要重視生產經驗和知識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注重加強研發、不斷創新，獲得社會整體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提高社會生產的知識和經驗；二是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資本的同時，要特別注重引進相關技術和消化吸收相關技術 （有關分析認為，當年亞洲四小龍的高增長率與其在引進資本投資過程中消化吸收先進生產技術密切相關，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這方面的不足并未實現同樣的增長）；三是政府應當通過制定行業技術標準等手段進行干預，提高相關行業乃至全社會生產技術標準，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6.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羅和巴羅在1990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產性公共資本對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動力作用機制，是新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能夠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如何運用財政政策的一個理論分析。該模型在分析生產性公共資本 （如交通、通訊、城市公共設施、教育等能夠直接服務于生產的公共服務）性質的基礎上，將生產性公共資本的外溢性納入微觀生產機制，通過理論推導得出的結論是，政府通過征稅用于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并將公共資本無償或低價格提供于社會生產，就能夠提高企業的邊際產出和邊際利潤，防止邊際產出遞減，從而提高長期人均實際gdp增長率。該模型還推導出了最優經濟增長率與最優稅率的關系。該模型的實踐意義十分重要：一是生產性公共資本的適當規模對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稅收的比重應當適當，過低或過高都不能使長期經濟增長率達到最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最優稅收比重（稅率）應當與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就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因此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應當更加重視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

7.一般擁擠性基礎設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基礎上（該模型假定生產性公共資本是純公共性的）進一步考慮了生產性公共資本具有一般擁擠性（如道路擁擠會提高運輸的時間成本等）的情況下，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是：一般擁擠性的生產性公共資本能夠阻緩增長率的降低，從而提高長期增長率；生產資本的積累終將導致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擁擠，擁擠度越大，長期經濟增長率的衰減速度越快，生產性公共資本為純公共性時，存在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率；存在一個與擁擠度相適應的最優稅率，并認為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的作用。模型的經濟意義除與前一模型類似的外，還包括：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投資建設應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稅融資應當保持最優比率，應當保護性地開發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資源，注重環境保護，特別是要重視國家總體的環境保護。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對財政管理體制、各類稅收制度、政府債務、社會保障政策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構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長模型，如貧困陷阱模型、小國開放經濟模型、多級政府轉移支付模型、技術變遷模型、人口遷移模型、生育選擇模型、勞動閑暇選擇模型、具有政府債務約束的經濟增長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變種，在此僅介紹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的新特點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機制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得到運用。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為更加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努力完成新時期財稅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應當重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財政政策影響的參考和借鑒價值。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影響下的財政政策新特點值得關注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財政政策實施范圍的綜合性。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下，財政政策由過去調節經濟總量為重點轉為涵蓋涉及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所有公共性問題，主要是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和保障社會的安全穩定這兩大方面。在保障社會安全穩定方面包括國防與安全、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包括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提供公共品與公共支出、環境保護等方面政策。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財政政策內容也往往是綜合性的，一項具體政策往往是將政策涉及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綜合分析，如財政體制、稅收問題、社會保障、勞動力經濟學、教育經濟與人力資本等。同時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系起來分析，甚至專門研究全球問題，也是重要特征。

2.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性。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有效的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此在社會生產領域注重技術創新和新增生產資本的技術水平，注重產業結構調整，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外溢性強的公共資本積累。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丁具，從注重總量短期平衡為重點，轉為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為重點。財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注重在加強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行業技術水平、改善經濟結構、保護環境資源等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因素方面運用財政政策。對于短期波動問題，只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運用財政政策進行總量調控。即使有些國家（如美國）在評價赤字政策時，著眼點已非調節短期波動，而是通過促進有效資本積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因此，總量上穩健的中性的財政政策往往是常態的財政政策。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中的穩定性。宏觀經濟的短期總量調控更多是運用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注重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赤字規模等）的穩定性，為貨幣政策提供穩定的運行環境，增加可控性，減少不可控性和風險。比如魯賓（美國財長）在2005年8月在美聯儲舉辦的“格林斯潘時代：對未來的啟示”經濟論壇年會上就說，債券市場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財政政策走勢和未來財政狀況的影響，認為務必奉行穩健的財政政策，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夠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他還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密切配合。

第2篇：如何評價新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管理類專業 等中職業教育 實踐性教學

中等職業教育旨在培養高素質的應用型人才，培養學生的綜合職業能力，這在目前職中教育中已基本上成為共識。經濟管理類專業屬于應用學科，實踐性教學是必不可少的內容。如何實現這一教育目標？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加強專業課程的實踐性教學，加大實踐性教學投資力度，提高專業教師實踐技能，走校企合作之路。我根據中職經濟管理類各專業的特點，結合自己近幾年來的教學實踐，對職中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實踐性教學進行探討。

一、現階段中職經濟類專業實踐性教學普遍存在的問題

實踐教學主體地位不突出，專業技能培養被忽略。經濟管理類專業課可分為專業基礎課和專業主干課，專業主干課往往是實務性比較強的課程，需要通過大量的實踐來理解與熟悉，但目前專業主干課的實踐課時在整個總課時中的比例是比較低的。實踐教學地位并非得到充分的肯定，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每門專業主干課平均課時較少，專業主干課實踐教學課時占該門課程總課時比例普遍偏低。

2.實踐教學缺乏系統、實用的模擬教材。經濟管理類專業課程一般都具有較強的政策性，國家經濟政策每年都會有一些增加或調整，但模擬實習教材卻跟不上這種變化，許多模擬教材比較老，漏洞也較多，這樣即使經濟理論與政策變動，教師能通過備課來使理論教學與時俱進，模擬實習教材卻難以及時進行更新，這就使得實訓的政策依據與最新經濟政策脫節，達不到實習的目標和要求。

3.對實踐教學深度的探究不夠。在當前評估熱潮的推動下，許多學校開展了轟轟烈烈、前所未有的實踐教學，但受諸多因素（例如經費少、指導老師少、場地有限）影響，大多浮于表面，實踐教學深度不夠，還不能使學生全面地、系統地、高質量地完成專業技能訓練。

4.缺乏對實踐教學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應該說，在課堂理論教學方面，各學校都建立了一整套比較完整的教學質量評價指標體系，但對于實踐教學的質量監控卻還不完備，由于缺乏科學、規范的標準，使得實踐教學的水平難以評價，指導教師各行其是，實踐教學的質量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二、改進中職經濟管理類專業實踐性教學的幾點思考

（一）充分認識實踐教學的重要性。知識來源于實踐，能力來源于實踐，素質更需要在實踐中培養。加強實踐教學，首先要充分認識實踐教學在培養學生實踐、創新創業能力和綜合素質方面的重要作用，充分認識實踐教學在推進學校教學改革與發展、突出學校辦學特色與亮點方面的重要意義，徹底根除頭腦中“重理論、輕實踐”的錯誤思想。

（二）改革課程體系設置，突出顯示實踐教學的主體地位。實踐是創新的基礎，應該徹底改變傳統教育模式下實踐教學處于從屬地位的現狀。要確立實踐教學的主體地位應該從改革現有課程體系設置開始。在課程體系中突出顯示實踐教學的主體地位，意味著實踐性教學的學時比例要增加。根據教學實踐，每門專業實驗課程的實驗教學學時占該門課程總學時的比例60%～70%較為恰當，其他各種類型的實踐教學方式的學時比例也應相應增加，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突出實踐性教學的主體地位”。毫無疑義，這是我國職業教育史上的一場大變革，它將帶來學校辦學模式、教師傳授知識的方式方法以及學生的學習方法等方面的大轉變，為此，應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漸進式推進。

（三）建立以人才培養目標為導向的實踐教學體系。要盡快培養出高質量的高技能人才，關鍵是要以人才培養目標為導向，構建符合中等職業教育經濟管理學科特點的實踐性教學體系，并使之有機地統一于教學的實踐中。

（四）深化校企合作。加強與企業的聯系，與企業進行不同形式、不同層次、不同特色的合作，實現教育資源的有償互享，為經濟管理類專業的中等職業教育提供真實的職業環境，是實現其教育目標的最好選擇。

1.通過與企業的合作，學校可以前瞻性地了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包括需求的種類、結構以及各類人才的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素質結構的變化，掌握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規律，以適時地調整專業教學計劃，設置新的專業，培養更加適用的人才。

2.通過與企業的合作，可以有效地整合社會教育資源。目前我國的中等職業技術教育起步較晚，教育資源短缺，具體表現在“雙師型”教師少，實驗實習場所緊張，科研資金不夠等。現代企業，積累了大量的生產、建設、經營、管理技術人才，他們可以為企業職業教育所用，而且通常不需要辦理復雜的手續。學校與企業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可以將學校的科研理論優勢與企業的資金優勢、生產優勢、管理實踐優勢相互結合，提高老師的實踐能力和科研能力，緩解學校實驗實習場所緊張、科研資金不夠的矛盾，又能為企業及時輸送適用性人才。

3.通過與企業的合作，可以為學生提供真實的職業環境。我們強調職業教育的技術技能性特色，而參與整個企業的運作過程是學生實訓、實習的最好機會，每個學生都有不同的具體崗位，這可以讓學生身臨其境的感受和學習，綜合運用專業知識解決采購、生產、銷售、財務會計、人力資源管理、投資等環節中的具體問題，以及解決現場突發性問題，培養應變能力和一定的操作技能，培養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民族精神、團隊意識和協作精神等等。

第3篇：如何評價新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市政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項目決策

一、可行研究的概念及發展現狀

可行性研究是在投資決策前，對與擬建項目有關的社會、經濟、技術等各方面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對各種可能擬定的技術方案和建設方案進行認真的技術經濟分析和比較論證，對項目建成后的經濟效益進行科學的預測和評價。在此基礎上，對擬建項目的技術先進性和適用性、經濟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建設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全面分析、系統論證、多方案比較和綜合評價，由此得出該項目是否應該投資和如何投資等結論性意見，為項目投資決策提供可靠的科學依據。

可行性研究是在上本世紀前葉隨著社會生產技術和經濟管理科學的發展而產生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開發田納西流域時就開始試行，作為流域開發規劃的重要階段納入開發程序．使工程建設得以順利進行，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20世紀50年代以來，新技術不斷涌現，世界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科學的迅猛發展，可行性研究不斷得到充實、完善和發展，逐步形成為一整套系統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可行性研究的發展過程中，首先，它吸收了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如把電子計算機、遙控遙測技術、計算機軟件技術用于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其次，運用了最新經濟科學理論，如經濟計量學，數量經濟學，技術經濟學，市場預測學和系統論，以及經濟效益理論與方法，用于科學預測市政建設項目的綜合效益；再次，可行性研究還吸收了現代管理科學理論。

此外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等世界性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亞洲開發銀行等區域性經濟組織，分別編寫了包括市政建設項目在內的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教材。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可行性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在國外己經比較成熟，2006年我國出版了《市政建設項目經濟評價方法與參數及案例實務全書》對我國的市政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二、可行研究在是市政建設項目中的重要性

市政建設項目是維護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基礎，是支撐城鄉健康運行的命脈，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促進和諧社會構建起著重要作用。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城市化迅猛發展，市政建設項目面臨新的形勢。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如何在市政建設項目決策管理中使有限的公共資源實現盡可能大的公共利益，需要從理論上做出新的探索。特別是面對我國市政建設項目領域中出現的項目決策失誤率居高不下、形象工程泛濫、“豆腐渣”工程頻頻曝光、官員等問題，加強我國市政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工作，提高項目決策績效己迫在眉睫。

首先，可行性研究的主要任務是向投資者推薦技術經濟最優的方案，在各種可行的投資方案中選擇最佳方案。可行性研究的結論應使投資者明確該項目有多大的財務獲利能力，投資風險的大小，是否值得投資；從國家的角度看該項目是否值得支持與批準；可使銀行和其他投資者，從貸款者的角度考察項目是否能夠按時或者提前償還貸款。這種在建設前期進行的全面系統的分析和研究，是保證擬建項目在技術、經濟、工程上的可行性，避免減少建設項目的決策失誤，加強投資決策的科學性，提高建設項目的綜合投資效益的根本措施。

其次，項目可行性研究創造的知識與信息量在整個項目運作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經過廣泛的調研，能夠立項的項目僅占所有考察項目的5%以下，經過調研，絕大多數項目將被取消。而能夠決定項目是否立項的關鍵性文件就是“項目可行性研究相關報告”，項目可行性研究相關報告與項目總結報告并稱為項目知識與信息的兩大倉庫，對組織知識庫的擴大與充實具有重大意義，并直接為項目建設的全過程提供支持。某些市政項目根據相關規定需在項目建成并使用一定時間周期后進行項目的后評價，項目可行性研究的相關信息數據及結論將為市政項目后評價提供重要的參數和評判依據。

第4篇：如何評價新經濟政策范文

一、樹立理財新觀念，做到理財有方

1.嚴格財經制度，加大管理力度。財務管理工作是一項政策性、法規性和業務性很強的系統工作，其作用很廣、內容很多，大到年度預算草案、重大支出、安排意見以及重大財務措施方案的決策，小到辦公用品的登記、印鑒的保管，都要有相應的具體工作管理措施。只有用嚴格統一的財經法規規范整個財務活動，不斷強化監督管理機制，才能使管理工作落到實處，提高其經費使用效益。在實際工作中，一是根據醫院的發展形式和財務工作的實際需要，實施院、科兩級全成本目標管理，制定相應的各項管理細則，并將項目考核評判內容予以公開、量化；二是要結合醫院財務保障工作相對復雜、業務相對集中的實際，進一步完善所必須遵守的日常財務管理規定，確保醫院財務活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三是要結合醫院會計成本核算新軟件的啟動，完善網絡程序的操作規程，并在實踐中加以補充和創新，使之成為更切合本單位實際工作需要、便于操作的管理系統。

2.重視人才培養，提高素質能力。財務隊伍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著財務工作質量的優劣，醫院財務工作千頭萬緒，大量而具體，且專業性極強。因此，建設一支素質高、業務精、敬業心強的財務干部隊伍尤為重要。

3.增強節約意識，控制成本消耗支出。從醫院發展建設的總體布局來看，強化各級人員的節約意識，樹立“艱苦奮斗過緊日子”的思想尤為重要，特別是在公共事業維持性經費中行政消耗性開支在標準經費中占有相當比重，在醫療經費中非成本性醫療支出也必須嚴格控制。各級領導和事業管理部門必須合理計劃、科學安排、最大限度地消除浪費，努力做到緊中有為。一是要加強對易超難管的水電費、車輛維修管理費等標準經費采取限額包干績效管理，與責任和崗位掛鉤；二是要加大對醫療非成本性支出的管理力度，嚴格落實醫療藥品、醫用耗材等招標采購，有效實施集中采購、集中支付管理辦法，真正實現管的不買、買的不管的相互監督機制，真正做到公開、公正、透明；三是由財務部門依據物資集中采購部門的計劃采購細則實施資金集中支付，切實從源頭上遏制各種跑、冒、漏等不良現象發生，最大限度地節約經費并發揮其經費使用效益。

二、預算管理

預算管理是財務管理的重要內容，醫院預算管理是為了實現醫院既定的目標，通過編制業務收支計劃、投資計劃等預算，并運用行政手段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執行的一種管理形式。醫院的預算是一種“全面預算”管理，具有全面控制的能力，它通常以醫院經營發展目標為預算目標，以前期業務收支為預算編制基礎，綜合考慮醫療市場、醫院本身特點及醫院發展的要求，由醫院通過一定程序討論通過的，對醫院未來一定期間經營目標、經營決策的財務數據說明和經濟責任約束數據。它作用于醫院的一切醫療活動領域，并將各個預算統一在總預算體系下，所以是全面預算。充分發揮預算管理的作用要把握以下要點：首先要在管理層中樹立運用全面預算管理對醫院進行目標管理的觀念，這是實行預算管理的前提。多年來由于醫院性質的特殊性，造成了預算管理觀念的缺乏。其次，醫院要成立預算管理組織機構，建立預算管理制度。醫院通常要建立一個預算管理委員會來組織全面預算的實施。這一組織由院長、財務以及各職能科室主任作為成員。院長作為第一責任人對醫院總體預算負責，各科科主任對本科室預算負責，保證預算管理的權威性。一整套配套的管理制度是實行全面預算的保障。它能有效克制預算管理的主觀性和隨意性。第三，量力而行，確定醫院經營發展目標是預算管理成功的關鍵。醫院的經濟目標既要服從于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又要準確把握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取向、衛生改革的總體方向，以及周邊醫療市場資源配置狀況、本地區國民收入發展情況，市民醫療消費需求、醫療服務收費價格的變化等重要影響因素，認真進行研究。對醫院收支目標進行合理分解，并層層落實到科室、部門。根據業務科室的歷年經營狀況及技術水平，結合科室的人員結構、設備投入情況、醫院對科室的扶持政策、科室所承擔的職能來分解落實收入目標和其他相關指標（如藥品比例等）。再次，預算在保持嚴肅性的同時也要具有一定的靈活性。當預算制定的依據發生重大變化時，預算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如醫療服務收費價格進行大幅度調整時，價格調高的收入指標要調高，調低的收入指標要調低。預算管理還要注意與醫院其他管理手段配合使用。科室添置大中型醫療設備也要追加收入指標。

三、建立績效管理體系，開展績效分析評價工作

有“世界第一CEO”之稱的GE前CEO杰克?韋爾奇說：“我的經營理念是要讓每個人感覺到自己的貢獻，這種貢獻看得見、摸得著、數得清。”開展財務績效分析評價的目的是為了客觀評價醫院經營成果和經營行為，尋找經營管理中的差距和缺陷，實現醫院經營管理的不斷改進；客觀、全面地反映醫院資產運營效果和財務效益狀況，有助于正確引導醫院經營行為，提高經濟效益和競爭力；客觀評價醫院各科室（部門）和員工工作效能，實現員工績效的改善，使員工能力得到提高，將醫院的目標與個人的目標聯系起來。目前績效管理越來越成為醫院管理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工作。績效管理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其過程通常被看做一個循環，這個循環的周期通常分為四個步驟，即績效計劃、績效實施與管理、績效評估與績效反饋。同時，開展財務績效分析評價的目的也是為了提高醫院的價值和競爭優勢，實現員工績效的改善，使員工現有的能力得到提高，提供給員工有關他們績效的反饋，將組織的目標與個人的目標聯系起來；客觀評價醫院經營成果和經營行為，尋找經營中的差距和缺陷，實現對醫院經營過程和經營環節的控制;能客觀、全面地反映國有醫院資產運營效果和財務效益狀況，有助于正確引導醫院經營行為，促進醫院加強基礎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培育國有醫院核心競爭力;同時，可為醫院同行業間對比考核提供依據，便于國家對國有醫院實施宏觀調控管理。績效管理中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績效考核評價，它是績效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目前，國有醫院財務績效分析評價工作剛剛起步，還沒有形成系統、科學的分析評價指標和控制標準，更沒有操作規范。借鑒其它行業財務績效評價規則，結合醫療行業的特點，醫院財務績效分析評價體系可包括四方面內容:一是反映財務效益指標的，如凈資產結余率、業務收入結余率和收入成本率等;二是反映資產運營效率指標的，如流動資產周轉率、固定資產周轉率、存貨周轉率等;三是反映償債能力指標的，如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等;四是反映發展能力指標的，如業務收入增長率、凈資產增長率、收支結余增長率等。

第5篇：如何評價新經濟政策范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第6篇：如何評價新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法律職業能力

[作者簡介]譚正航，吉首大學法學院講師，南京大學經濟法博士研究生，湖南吉首416000

[中圖分類號]G423.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9)08―0168―03

一、傳統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的錯位與重新定位

《經濟法學》是法學本科14門專業核心課程之一，它對培養法科學生的職業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當前大多數院校經濟法課程教學卻越來越脫離職業培養的要求。具體表現為：

1.經濟法教學大綱定位不明確，教學內容與法律職業要求不太符合，專業針對性不強。教學大綱是經濟法教學活動的基本依據，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教學質量的高低。現在，大多數高校法學專業經濟法教學大綱主要是關于知識點的講授，而基本上沒有關于職業能力培訓的內容。

2.經濟法教材缺乏訓練學生職業能力的內容安排。傳統的經濟法教材倚重對形式上經濟法理論的闡述，缺乏與經濟法實踐作經常性的銜接，從而陷入“填鴨式”教育的窠臼，在這種指導方針下，經濟法學課程教學可能會出現學生只接受抽象的書本知識，卻無法真正理解經濟法的制度根基，捕捉不到蘊含在經濟法律、法規背后經濟法治精髓的結果。

3.課程教學方法單一。傳統經濟法課程教學方法往往是老師講、學生聽，采取滿堂灌、一言堂、填鴨式的形式。知識的傳授往往是在講臺上完成的，學生僅略知其中的理論，缺乏司法實踐和應用能力。這種完全忽視學生的主體地位的教學方式不僅無法吸引學生積極參與教學課程，更為重要的是無法訓練學生的職業技能。這種教學形式使學生注重于書本知識的記憶，不可能對學生的職業意識和職業能力有多少幫助。

4.課程教學內容過于注重專業理論知識和經濟法律條規，忽視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的培養。大多數教師在課堂上所講述的主要是圍繞如何注釋現有的法律條文，以及論述這門課程的體系和基本理論，津津樂道于經濟法學知識的傳授。對經濟法學課程的改革研究大多數集中于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改革的探討，缺乏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理論研究和保障機制的探索。

5.課程教學手段單一，無法激起學生的興趣與欲望。傳統經濟法的教學手段是“一張嘴，一支粉筆”走天下，沒有更新的教學手段來刺激學生的聽覺和視覺，喚起學生的求知求新欲望。

6.課程教學成績考核方法側重于經濟法知識的記憶與理解，不能全面檢測學生的實踐能力，無法反映學生運用經濟法知識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傳統的經濟法考試大多采取閉卷考試或開卷考試，閉卷考試大多死記硬背，結果造成學生高分低能；忽視或輕視學生綜合技能的訓練和掌握的檢驗與考核，不利于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與提高。

可見，傳統的經濟法教學模式，重知識傳授而輕能力的培養。它不僅無法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更為重要的是，不能有針對性地訓練法律專業學生的法律實踐能力而提高其職業能力，從而減弱了其職業適應能力，影響人生理想的實現。可見，對傳統的經濟法教學模式進行改革迫在眉睫。隨著大學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大，法學教育也由精英化向大眾化轉向，許多學者提出法學教育應定位于素質教育而不是職業化教育。筆者認為，職業教育與素質教育并非根本對立，職業教育過程也就是學生綜合素質提高的過程。把法學教育定位于素質教育，就會相對輕視學生職業能力的重點訓練，就不太可能把法律實踐教學居于核心地位，從而影響到學生職業能力的培養，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就業難問題。法學教育應定位于以素質教育為終極目標、專業教育為主要目標的職業教育。經濟法教學也應主要定位于培養法律本科學生的職業能力，實現法學教育職業化。職業化的法學教育要求法科學生能夠學以致用，具備必要的實務知識和實踐操作能力，能夠適應社會對法律人才的客觀需求。實現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就必須培養大批法律職業人才，實現司法隊伍的職業化。而培養合格的法律職業人才，必須改革現行的教育模式，著力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實現法學教育的職業化。國家司法考試制度的推行，推動和加快了法學教育職業化改革進程。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也應該順應法學教育改革發展趨勢，強化法律職業化培養與訓練，把實現職業能力培養與提高作為課程教學模式改革的根本方向。

二、經濟法課程法律職業能力培養教學模式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

當前我國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改革的目標，不僅要在法律意識和法律信仰方面深化法科學生的職業素養，而且要使學生法律思維和法律操作能力方面有質的飛躍。這些目標主要有：

1.培養與提高法科學生的經濟法治意識與經濟法律信仰。法治意識是反映社會成員對法律的認識水平以及基于這種認知所形成的對法律的效用和功能的基本態度、信任和依賴程度。法律的功能發揮更來源于對法律的信仰。現代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公民對法律的信仰，公民對法律的信仰程度如何，體現著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文明、民主、進步的程度如何。對法律產生信仰，是法治社會形成的終極標志。依法治國目標的實現，有賴于全體社會成員法律信仰的培植。作為法治社會重要主體的法律專業學生，其法治意識和法律信仰的狀況直接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進程和實現程度。經濟法是調整和規范國家干預市場的主要法律形式，是保障國家依法管理與調節市場經濟的規范體系。它是培養與提高法科學生經濟法治意識和經濟法律信仰的基本專業課程。在課程職業能力培養方面，經濟法課程教學主要使學生形成國家干預經濟權力法定、社會公共利益本位、弱勢群體利益傾斜保護、實質公平、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法律意識；使學生形成通過經濟法律來保護市場主體公平競爭權利、自主營業權利、公平分配權利、社會保障權利等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識。

2.培養與形成經濟法律思維。眾所周知，現代社會有一個法律職業群體，稱為法律共同體或者法律人，包括法官、檢察官、仲裁員、律師、法學教師、企業法律顧問等主體。這些法律人的共同點就在于他們獨特的思維方式――法律思維。法官裁判案件、律師案件和法學教授分析案件，采用的是同一個思維模式，即法律思維。法官、檢察官、律師、仲裁員和法學教師在內的法律人在討論社會問題時，整個思維過程是圍繞合法不合法、法律有沒有規定以及是怎樣規定的來進行的，換言之，這個思維過程是緊扣著法律規范進行的。這就是法律

人的思維模式，法律思維的本質特征就在于規范性。經濟法課程對于培養與訓練法科學生經濟法律思維作用很大。經濟法律思維是法律思維在經濟法領域中的實現，與國家與市場關系的處理活動緊密相關。經濟法律思維主要包括國家干預市場法治化、市場競爭規范化、宏觀調控規范化、社會保障運行規范化等法律思維方式。

3.培養與形成操作經濟法律的能力。法律職業化訓練的核心和關鍵主要在于法律學生法律操作能力的實踐和養成。法律操作能力是法科學生勝任法律職業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教育效果的基本檢驗標準。法律操作能力主要包括案件分析能力、法律文書寫作能力、法庭與辯護表達能力、與當事人的溝通能力等，這些能力的養成既需要課堂內的訓練，也離不開課堂外實踐教學的針對性訓練。經濟法課程主要訓練經濟法律的操作能力，比如對于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案件、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件、產品質量糾紛案件、國有資產保護案件、財政支付案件、稅收征納案件、社會保障案件等的處理能力。這些經濟法律案件操作上既有一般法律案件處理方法的運用，也具有經濟法案件處理的特殊規律。比如反壟斷案件的處理，不僅要依據《反壟斷法》規范，同時還要考慮一國在某個歷史時期的經濟政策，同樣的案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處理結果可能截然有別。比如，美國長期以來對反壟斷堅持嚴厲的政策取向，自19世紀末《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制定到20世紀60年代，嚴厲的反壟斷立法使許多大企業，如貝爾電話電報公司、標準石油公司、美國鋁公司等，都受到反壟斷法的嚴厲制裁，甚至被勒令解散或解割；然而進入70年代以來，美國對反壟斷的立場發生了從嚴厲轉向寬容的戲劇性變化，這種變化從“格林奈爾公司案”和“通用電力公司案”可見一斑。

4.培養與形成擬定經濟法律規范性文件的能力。法律職業者不僅僅在于操作法律，而且要求具備起草與擬定法律規范性文件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形成與發展也是法律職業能力培養的內容之一，其要求通過法律課程的學習，使學生掌握法律規范性文件的主要結構、擬定的基本程序、規范性文件條款設計的方法等技能。隨著經濟的縱深發展，國家利用經濟法規范文件管理與干預市場的行為越來越多，為使法科學生適應職業發展的新要求，對其進行針對性訓練就非常必要。經濟法課程職業能力的訓練也包括經濟法律規范性文件的起草與擬制方面的技能，以適應社會經濟規范化發展的需要。

三、經濟法課程職業能力培養教學模式改革的實現路徑

把經濟法教學模式定位于職業能力培養是克服傳統教學模式弊端的有效途徑。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改革應該圍繞職業能力培養的基本目標，強化學生法律操作能力訓練、加強實踐教學，以增強學生畢業后的職業適應能力。具體來說，經濟法課程教學模式改革應從以下方面去進行：

1.修訂經濟法學課程教學大綱，適當縮減理論講授的時間，增加實踐教學的內容。在課堂教學方面，強化實踐教學內容，在經濟法大綱中規定理論講授要以培養和訓練學生的經濟法治意識與法律思維為基本取向，注意聯系實際法律問題和強化案例教學。在課程教學外，經濟法教學大綱應規定相應的職業訓練時間與環節，主要包括經濟審判庭審觀摩、專業辯論、企業調查、模擬審判等實踐環節，并對實踐教學環節所要達到的基本要求予以具體規定。

2.對現有教材創造性地加以改進。如在講授經濟法基礎理論時，可緊扣經濟法的“回應性”特性，密切聯系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從經濟法的視角進行分析與思考，借此教給與訓練學生的經濟法思維。比如講授國家調控經濟關系的必要性、功效與方法的時候，就可以結合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所采取的“救市”措施來分析。結合教學內容，編寫經濟法學案例教學參考資料和經濟法歷年司法考試試題匯編及模擬考試資料，強化學生的法律職業訓練。

3.強化和組織好案例教學。案例教學通過給學生提供一種認識與解決法律問題的模擬臨戰的機會，使其法律職業的思維能力和技能得到充分的訓練，是對傳統法學教學的反思和批判的產物，也是目前公認的解決教學中理論聯系實際的最佳方式。在案例教學過程中，可以采取課堂案例討論、模擬法庭案例教學、觀摩審判案例教學、電教化案例教學和探索問題案例教學等方式。在案例教學中，教師要充分發揮“導演”角色，精心組織，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創造自由探討氣氛，發揮學生主體作用，以達到訓練學生職業能力的目的。

4.革新經濟法課程教學手段。引人多媒體技術，把對教學內容制成多媒體課件教學；利用多媒體設備，演示一些錄于焦點訪談、今日說法、新聞調查等電視節目的案例來豐富課程教學內容。經濟法的多媒體案例教學改變了填鴨式的傳統教學模式，教師現實了從“灌輸者”向學習活動導演者的角色轉換，教師通過多媒體組織和指導學習獲取法學知識，激發學生的興趣，提高教學的效率。

5.改革經濟法課程考試制度。傳統的書面答卷形式的單一考核方式，只是單純的檢查學生理論知識的掌握情況，很難測試學生的實際運用能力。應改革學生經濟法學習效果的評價方式，推行理論考試與實踐能力操作考試并重的考核方式，科學設計實踐操作能力考試的內容和評價標準，使其實現規范化和制度化，以激勵學生更加重視自身實踐能力的訓練。應實行筆試與口試、理論分析與實踐操作結合的考試形式。對于筆試可通過期末測試、經濟法律規范的起草、學期論文等形式進行；而口試與實踐操作能力可以通過課堂提問，案例分析、立題辯論、法律文書制作、模擬審判等形式來完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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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甘功仁，李軒.法學教育的職業化與市場化[EB／OL].http：//legalinfo.省略/raise/2007―01/29/content527317.htm.200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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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影.經濟法案例教學模式的反思[J].經濟研究導刊，2008，(3).

第7篇：如何評價新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 教學質量 雙語教學模式 雙語教材評價體系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與國際其他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貿易越來越頻繁，國際貿易持續發展。同時，國外的企業紛紛進駐中國市場，一方面給中國的企業帶來了先進的管理與經營的經驗，另一方面則增加了中國企業的競爭，使得中國企業面臨著極大的競爭壓力。因此了解現代的經濟學知識，了解經濟動態以及各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對于提高學生的專業知識，以理論來指導具體國際貿易過程中的實踐是至關重要的。“國際經濟學”是用于高等學校經濟類專業教學的一本專業教材，主要研究了新經濟條件下各國的經濟活動。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國際經濟學”的雙語教學，因為對于這樣一本綜合性的經濟類教材，使用雙語的教學模式可以讓學生們真正了解國外的相關方面的理論與研究，通過雙語的形式可以更好地將國外的這些理念、內容引入到課堂中來，從而提高教學水平。

1 雙語教學內涵的界定

Bilingual是雙語的英文名稱，這個概念在《朗曼應用語言學詞典》做了詳細的定義，所謂的雙語教學指的是課程老師利用第二語言或者是外語進行教學的一種模式。雙語教學的模式可以讓學生們更好地了解教學理念、教學內容、這種教學模式有多種形式，如浸入型雙語教學、保持型雙語教學和過渡型雙語教學。《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規定國家重點建設的高等學校在3年內用英語講授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的比例達到10%。

透視“雙語教學”的內涵，我們可以發現，雙語教學主要是指在進行除外語學科以外的其他知識性學科教學時利用一門外語作為課堂用語而進行教學的一種模式，目前絕大部分是以英語作為主要課堂用語。其要求在知識講解過程中能正確流利地使用英語，但為避免學生由于語言滯后所帶來的思維障礙，其又不絕對的排除使用漢語。

2 “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的必要性

“國際經濟學”屬于外向型課程，其開展雙語教學具有天然的必要性。

首先，通過雙語教學可以讓學生更好地掌握經濟學的知識和內容。西方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比中國要早，相關理論的研究也比中國要豐富、深入，因此對這些原版的文獻進行講授可以提高學生的專業水平，掌握更加準確的經濟學方面的原理。由于很多的文獻或者是論文都是采用英語語言，所以利用雙語進行教學史很有必要的。中國的教材和原版教材在體系結構、編寫思想、習題配置、內容取舍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這樣的差異性能夠幫助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從不同的角度學習和思考所學理論知識，有助于加強對所學知識和理論的理解。

其次，是經濟學的研究與教學進行國際對接與合作的需要。開展“雙語教學”有助于學生更好的學習專業的學術知識、獲取外文文獻資料進行國際學術討論，從而培養良好的學術習慣。

3 “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學生素質。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學生相對于其他專業的學生而言英語程度相對較好。但大多學生從小適應我國中重語法而輕聽說，重考試而輕實踐的英語學習模式，因而普遍存在國際經濟專業詞匯理解模糊、閱讀障礙、理解混亂、無法舉一反三進而應用于實踐的問題。以至于“國際經濟學”這門理論性較強的專業課程在雙語教學的過程中，效果較難顯現。

（2）師資能力。當然“國際經濟學”的雙語教學效果如何，首先取決于授課老師的能力。而其能力主要表現在扎實的經濟學理論功底和良好的英語表達兩個方面。但現實中這兩種素質均具備的教師少而又少，這就使該門課程雙語教學的師資培訓顯得尤為重要。

（3）教材選用。選用合適的教材對“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尤為重要。目前國內大多數高校國際貿易或國際商務專業多選用的是清華大學出版社原版引進的保羅?克魯格曼和多米尼克.薩爾瓦多主編的國際經濟學教材，其在世界經濟學范圍內的權威性和系統性毋庸置疑。但這兩本教材存在幾點共同的問題：首先邏輯思維方式與我國傳統教材存在較大差異，學生在前期理解和后期復習過程中均出現障礙；其次案例多選自北美國家，與中國的經濟實踐無法對接。

4 提高“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質量的對策

（1）重視雙語教學，提高教師的專業水平和語言能力。要想實現雙語教學的目標，首先要轉變觀念，高校的管理者應該重視經濟學專業教材的雙語教學，并在校內甚至是國內推廣這種教學模式。其次，要實現雙語教學的目標，教師是關鍵，因此對教師的要求也會相應的提高，不光要具備經濟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同時還要具備較高的外語能力尤其是英語能力，可以用英語進行課程的教授與講解。所以高校在實施雙語教學的過程中首先要培養教師的雙語能力，提高教師的雙語水平，這樣才可以推動雙語教學的實施。還要加強各個高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尤其是與國外的高校，要定期聘請專業的經濟學專家到校內進行講授，一方面可以讓教師們學習經驗，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國外的先進的經濟學理論，提高學生們的專業水平。通過這些措施的實施推動高校的雙語教學的發展。

（2）選擇適合中國學生的雙語教材。目前中國的大部分高校使用的教材都是原版教材，采用原版教材可以有效提高學生們對專業知識的掌握，可以了解更多的經濟學理論。但是如果直接使用雙語原版教材，而不考慮中國學生的外語能力、接受水平、理解能力的話，很容易會產生負面的效果。所以可以選擇適合中國學生的雙語教材，或者可以對原版教材進行一定的調整，這樣可以讓學生更好地理解，但是要保證知識的完整性。對于一些經濟學原理可以結合中國的一些案例進行分析，這樣可以將理論用于實踐當中，更好地提高教學質量，提高教學水平。

（3）保證授課課時，提高教學效果。由于采用的是雙語教學的模式，學生在理解上要比傳統的母語模式的難度有所增加，這就需要教師在教授的過程中進行反復的講解，使學生真正了解教學的內容。同時由于是教學方法發生了改變，在對學生進行考核的時候，相應的考核方式也會發生變化，變得更加復雜，要根據具體情況實施。所以對于教師來說一定要保證教學的課時，保證教學效果，不可以圖快，要確保教學質量和數量。

（4）采用科學的雙語教學方式。雙語教學模式無論對于學生還是教課老師來說都具有一定的挑戰，需要雙方的語言能力達到一定的水平，同時還要求對專業知識的掌握，因此在具體的實踐中一定要找到科學的教學方式，運用科學的教學手段。在運用雙語模式講授“國際經濟學”這門課程的時候可以分三個階段，采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講授。首先第一階段，可以主要通過母語進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講授，用母語來幫助理解概念，進行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交流與溝通。但是要滲透專業英語詞匯，將專業概念、理論模型、公式等用英語進行表達，同時可以增加英語的解釋；其次第二階段，這一階段是雙語模式的過渡，主要是對國際貿易政策的講授，采用漢語和英語兩種語言進行課程的講授，讓學生更好理解國外的貿易政策，保證知識講授的精確性；最后是第三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對國際收支平衡內容的講授，學生們通過之前的學習已經掌握了一些專業的經濟學概念和詞匯，這個階段教師就可以交替使用漢語和英語來進行教學了，或者只采用英語進行教學，從而提高教學的水平和質量。

（5）采取靈活的教學方法。第一，由于雙語教學的特殊性，所以教師在教學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教學的節奏和進度。因為中國學生的英語水平普遍比較低，并且雙語教學模式對于他們來說比較陌生，因此在用英語教學的時候要保證教學的質量，不可以追求教學進度，要確保學生可以理解。第二，在進行教授的過程中，教師可以不必完全按照課本的順序進行課程的教授，可以根據學生的理解程度、能力等合理安排教學內容，當處于初級階段的時候可以安排一些比較簡單的內容，隨著水平的提高，接受能力的增強逐步加大教學內容的難度。第三，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可以根據需要靈活選擇教學的方式，運用教學設施，可以采用多媒體教學等方式，通過直觀的幻燈片讓學生們了解課程的內容，同時還可以提高教學的質量，吸引學生們的注意力。同時在教學的而過程中要運用具體的事例來對經濟學原理進行闡述，一方面提高學生的興趣，另一方面等于是將理論用于實踐中，讓學生更好地掌握。

（6）建立教學評價體系。為了提高雙語教學的質量和水平可以對雙語教學進行有效的評價，包括對教師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評價，學生掌握知識的水平的評價，從而提高教學質量，進一步提高教學水平，更好地推動雙語教學模式的推廣和應用，對于其中存在的問題要不斷發現并解決。

5 結束語

“國際經濟學”作為一門雙語課程教學，不管是對老師還是對學生來說都將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和考驗。通過對教學手段、教學方法、教學評價等方面不斷改進和更深一步的探索來實現雙語教學的效果能夠達到或者超過傳統教學的效果。高校在設置雙語教學課程時需要對開展教學的成熟性和可行性上做好充分的考慮，以便于在專業技術水平和英語應用能力方面使學生得到應有的提高，實現培育全面發展的高素質復合型經貿人才的教育目標。

參考文獻

[1] 張麗娟.我國高等院校雙語教學師資建設問題研究[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5）：265-267.

第8篇：如何評價新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產業集聚；泰爾指數

中圖分類號：F224；F06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63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11-135-03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從古至今，如何實現有效快速的經濟增長一直是學者們普遍關注的重點。隨著產業集聚理論的發展和成熟，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為學者們提供了探討新的經濟增長推動力的新的角度。

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最早關注產業集聚效應，他把經濟規模劃分為“外部規模經濟”和“內部規模經濟”兩類，認為產業集聚是因為外部規模經濟所導致的，他還指出有三個原因導致了產業集聚的產生，即穩定的技術市場、附屬產業提供的經濟的原料以及技術外溢。

馬歇爾之后，胡佛的產業集聚最佳規模論認為，產業集聚區域是一種規模經濟區，就任何一個產業而言，集聚的企業過多或過少，都不會達到集聚的最佳效果。佩魯（Francois Perruox，1955）的增長極理論認為20世紀的經濟增長是以支配效應為特征的，通過“增長極”對周圍資源和產業的吸聚和帶動作用可以實現非均衡增長戰略。

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1990）引入“集群”概念，揭示了產業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產業集群，并高度評價了其在形成與提高產業競爭優勢中的重要性。以保羅?克魯格曼（Paul Robin Krugman，1991）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對產業集聚機制以及產業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做了系統、嚴謹的模型化研究，提出了基于產業集聚的制造業中心――農業的區域經濟增長模型。

中國學術界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對產業集聚的研究，大量研究則是在2000年以后。朱英明（2003）構建了區域經濟增長的概念性模型，據此他分析了產業集聚的區域效應，并以日本和韓國為例，說明了產業集聚的區域差異，以長江三角洲為例，定量分析了發達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空間集聚與地區增長的關系。范劍勇（2003）采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和理論假定，從要素流動、制造業規模報酬遞增和運輸成本的相互作用來解釋制造業在東部沿海地區集聚與地區差距的因果關系。羅勇（2007）通過建立多個計量經濟模型，對中國制造業進行了實證分析，驗證了產業集聚不但帶來了經濟增長，也擴大了區域經濟差距 。

然而，前人的研究結果有兩點不足之處：一是大部分學者在研究產業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時往往是以某一個特定的區域為例來說明。但是由于在中國不同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尤其是經濟政策上的差異，使得更多時候對某一個地區的研究并不能代表總體上產業集聚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二是在實證研究中，大部分學者只是簡單構造研究產業集聚效果與經濟增長指標之間關系的計量模型，而在模型中忽視了傳統經濟增長理論所證明的影響經濟增長的幾個重要的因素，如技術進步、勞動力數量以及人均資本等。

因此，本文試圖彌補上述缺陷：一是運用各省地級市的數據計算并觀察各個省份的產業集聚效果，運用面板數據從全國范圍考察產業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說服力較強；二是將產業集聚因素納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將產業集聚理論與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相結合，從而更加全面的說明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

二、產業集聚的測算

在衡量產業集聚的指標中，區位基尼系數、E-G指數、產業方差系數的運用比較多，而計算泰爾指數的文獻較少，因此本文運用泰爾指數衡量產業集聚程度。由于泰爾指數需要通過省級以下地級市的工業企業總產值和就業人數計算得出該省的泰爾指數，因而4個直轄市的泰爾指數無法計算，省和青海省工業總產值過低，產業集聚現象比較難以出現，本文通過計算全國25個省份（直轄市、、青海除外）的泰爾指數來說明我國工業產業集聚現象。本文采用以全國各省各地區工業企業總產值為計算對象、工業企業就業人數為權重計算泰爾指數，公式如下：

■（2.1）

其中，Theil為各省份泰爾指數，Ei為各地級市工業企業就業人數，E為各省份工業企業就業人數，GDPi為各地級市工業企業年總產值，GDP為各省份工業企業年總產值。

泰爾指數越高，說明該省工業企業集聚效應越強；泰爾指數越低，說明該省工業企業集聚效應越弱。

通過計算出來的我國2005-2010年各個省份的泰爾指數，整體上基本都小于0.4，其中，黑龍江的產業集聚效應最大，5年平均泰爾指數不足0.1的省有17個，說明現在我國各個省份的工業產業集聚效應不高，并沒有充分利用好集聚所帶來的外部效應，這也是制約我國工業發展的原因之一。

三、工業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

歷史上有很多經典的經濟增長模型闡述過關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創建了“資本深化”和“資本廣化”兩個概念，表明了長期經濟增長除了要有資本以外，更重要的是靠技術的進步、教育和訓練水平的提高。而羅默的內生增長模型把經濟增長建立在內生技術進步上，將技術進步完全的內生化，說明了增長的原動力是知識積累而不是資本的積累。可以總結出，影響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幾個因素是技術進步、勞動力投入以及資本的積累。因此，在研究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時，以上三個變量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通過將產業集聚因素納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從而構建用于實證分析的理論模型。

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L？琢K？茁，工業總產量取決于技術進步、勞動力投入以及資本投入。根據新地理經濟學的解釋，產業集聚會通過規模經濟以及知識外溢從而促進技術的進步。因此，本文將柯布―道格拉斯函數中的A進行進一步分解，即

A=A（Theil，X）

其中Theil表示產業集聚效果的泰爾指數，X為影響技術進步的其他因素。進一步的，本文考慮到工業企業中國有企業的比例對技術進步的影響。一般認為，國有企業因政府長期大力扶持而導致企業缺乏競爭力和創新精神，往往效率和生產力都很低下，而且國有企業內部在體制、機制、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著許多劣勢和不足。所以工業企業中國有企業所占份額越高，工業企業整體的技術進步就越慢。所以，本文將生產函數中的技術進步因素進一步分解為

A=A（Theil，SOE，X）

其中，SOE為工業企業中國有企業的比重。而模型中的X因素，本文將使用工業企業科技研發投入量來進行計量。工業企業的科技研發投入的大小會對工業企業的技術進步產生影響，一般來說，工業企業的研發投入越多，生產及管理技術越先進。因此，

A=A（Theil，SOE，RD）

其中RD為科技研發指標。

基于以上分析，運用線性模型，本文將生產函數設定為

Y=Theil？酌SOE？啄RD？茲L？琢K？茁（3.1）

將上述函數等式兩邊取對數，得到函數：

LnY=γLn（Theil）+δLn（SOE）+θLn（RD）+αLnL+βLnK（3.2）

上述生產函數說明，總產出的變化率取決于產業集聚的變化、國有企業占比的變化、研發投入的變化、勞動力數量的變化以及資本積累的變化。

四、工業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一）模型設計及變量選擇

根據本文推導的生產函數，本文建立如下計量模型：

Log（Y）it=c+？酌Log（Theil）it+？啄Log（SOE）it+？茲Log（RD）it

+？琢Log（L）it+？茁Log（K）it+？滋it（4.1）

Y為工業總產值，采用各省各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log（Y）則為工業總產值增長率，用它來代表各個省份工業的經濟增長程度，該數值越高，說明經濟增長越快。Theil為泰爾指數，用它來代表各個省份工業企業產業集聚程度， Log（Theil）表示工業產業集聚程度的變化，其值越高，聚集程度越高。K表示人均資本量，采用的是各省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固定資產凈值與其就業人數之比，Log（K）為人均資本量的增加量，本文用它來代表影響經濟增長的資本積累因素，Log（K）越大，資本深化越快，因而理論上經濟增長越快。L表示勞動力數量，采用各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年平均就業人數，Log（L）為勞動力增長率，本文用它來代表影響經濟增長的勞動力增加因素，Log（L）越大，勞動力增長越快，經濟增長也將越快。RD表示研發指標，采用各省大中型工業企業科技活動經費內部支出總額來表示，Log（RD）表示研發投入的增長率，本文用它來表示影響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因素，Log（RD）越大，認為技術進步更快，經濟增長也越快。SOE表示國有企業比重，采用各省份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與全部國有企業及其他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之比，Log（SOE）表示國有企業比重的變化情況，其值越高，國有企業比重越大，理論上經濟增長反而應該越慢。

（二）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數據，數據的時間跨度為2005-2010年。樣本數據來自全國25個省份（直轄市、、青海除外）的具體數據，分別取自國家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等。

（三）分析結果

經過Hausman檢驗，本文應該運用固定效應面板模型。通過Eviews5.0檢驗，各個解釋變量系數的t值以及F統計量均顯著，回歸結果如下：

Log（Y）it=c-0.04Log（Theil）it-0.42Log（SOE）it+0.14Log（RD）it

+1.25Log（L）it+0.81Log（K）it+？滋it（4.2）

1、產業集聚與工業經濟增長。Log（Theil）指數變量的t統計量P值為0.0031，在5%顯著性水平下，其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顯著，4.2式中Log（Theil）系數為負數，由于泰爾指數的值介于0和1之間，所以，工業產業集聚對工業總產量的影響為正向的。這說明關聯性企業在地域上的相對集中一方面有利于公共基礎設施的規模化建造、集約化使用，以及共享性生產設備的專業化建造、專業化服務，從而能夠有效降低各個環節零配件與組裝企業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創新信息在集群內的溢出和擴散，激勵集群內企業更多地實施創新活動，從而提高本企業的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

2、其他變量對工業經濟增長的影響。Log（RD）變量在5%顯著性水平下也通過了檢驗，說明隨著工業企業科技研發投入的增加，企業的產值增長率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這與本文之前分析的結果相一致。

Log（SOE）即國有企業比重的變化量也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不過與之前分析的結果不同，國有企業比重增加反而會促進經濟增長。國有企業雖然一直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詞，目前也仍然位于效率的最底層，但是畢竟近年來的改革也使其效率有了不斷的提高。因此從動態上說，國有企業不斷提高的效率可能會導致產量的提高。

Log（K）即人均資本變量的變化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資本深化的確有助于經濟增長。這與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結論一致。

Log（L）即勞動力的增加幅度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勞動力數量的增加有助于經濟增長。這與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也一致。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本文結論

本文通過將產業集聚因素納入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從而構建用于實證分析的理論模型，運用2005-2010年25個省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工業企業產業集聚水平的提高、工業企業科技研發投入的增加、人均資本的增加以及就業人數的增加有助于工業經濟的增長，而國有企業比重的增加由于國有企業自身改革取得進步從而也對經濟的增長有正向作用。

（二）政策建議

1、加強產業集聚區的建設，尤其是大力發展新興工業園區。制定戰略性的園區發展與產業集群發展相銜接和相促進的發展規劃。在園區建設和產業集群化發展中必須規劃優先，結合園區產業基礎、交通條件、發展潛力與優勢等制定既符合新型工業化的要求，又滿足集群發展機理的高級化的產業集群發展規劃，引導集群朝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要通過規劃對現有的產業布局進行調整、改造，組建符合新型工業化要求的專業化的產業園區。

2、在推進產業園區建設的同時，還要完善政府服務職能，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變傳統工業企業扎堆卻無法形成有效產業鏈條的現狀，強調關聯性企業的區域集聚與產業地區協同，改善和提升產業鏈條，實現規模經濟和集約化生產，有效提升企業生產效率，促進經濟增長。

3、其他方面，本文建議政府制定相關政策，積極鼓勵企業進行科技研發投入，改善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比如可以建立創新基金等。同時，注重企業資本積累，擴大企業規模，推動經濟向前發展。采取相關措施繼續吸引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最后，還要堅持國有工業企業改革，使企業更加市場化，更多的從科技研發成果、生產率、資源利用率等綜合指標考察企業的成績，提高國有工業企業生產和管理效率，從而間接帶動整體的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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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英明.產業集聚論[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第9篇：如何評價新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防范　企業　財務風險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眾多國有和私人企業經歷了重大的轉型，完成了傳統企業到現代企業的脫變后，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然而，世界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格局的不斷推進，在給企業發展創造了新的機遇的同時也給企業帶來威脅和壓力，企業財務活動的風險程度遠遠超過以前，企業每時每刻都面臨著來自市場的各種風險，如果財務風險處理不好則后果則十分嚴重。因此，如何客觀地分析和認識財務風險，采取各種措施控制和避免財務風險的發生，對現代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現代企業財務風險的成因分析

企業財務風險的影響因素諸多，既有企業外部的原因，也有企業內部的原因。而且不同的財務風險形成的原因也不盡相同。具體來說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企業外部宏觀環境包羅萬象，包括經濟環境、法律環境、市場環境等因素，是企業財務決策難以改變的結束條件。企業作為市場的最主要主體，它的變化對企業來說，是難以準確預見和無法改變的，企業因對外部環境的適應能力不盡相同，可能給企業帶來某種機會，也可能使企業面臨某種威脅。這勢必要求企業決策者們要更多的適應它們的變化，而企業能否適應其變化取決于未來的獲利能力，取決于企業的資金規模、主營收入及利潤等的增長。

2.企業財務管理人員的風險意識不強。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務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只要有財務活動，就必然存在財務風險，財務活動和財務風險時刻緊密相連、共同存在。但在現實工作中，許多財務管理人員缺乏風險意識，對財務風險缺乏足夠了解，風險防范意識不強，認為只要管理好、運用好企業的資金，就不會有財務風險，不能從根本上把握風險的本質。由于風險意識淡薄，我國大部分企業還未建立財務分析預測、預警、防范和控制系統，致使財務風險時有發生。

3.企業財務決策缺乏科學性導致決策失誤。企業財務決策失誤是導致財務風險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目前，我國企業的財務決策普遍存在著經驗決策和主觀決策現象，缺乏科學性和預見性。財務決策的科學化是避免財務決策失誤的前提，而我國現階段的很多企業卻不能滿足這一個前提，經驗決策及主觀決策現象經常發生，企業的核心人物的想法被認為是真理，這樣非理智決策往往使得財務風險頻發。因此，科學、客觀地對財務決策進行系統分析論證能夠有效的避免財務風險。

4.企業內部管理不善、財務關系混亂。企業內部管理不善及財務關系混亂也是企業產生財務風險的重要原因。首先，企業與其內部各部門之間或與其上級企業之間，在資金管理及使用、利益分配等各方面如果存在權責不明、管理混亂的局面，則一些毀損企業利益的現象就會乘虛而入，使得企業資金使用效率低下，資本流失嚴重，資金的安全性，完整性無法得到保障而大大加大了財務風險。其次，企業存貨庫存結構不合理，存貨周轉率不高。目前我國企業的流動資產中，存貨所占比重相對較大，一方面占用了企業的大量資金，另一方面支付大量的保管費用，導致企業費用上升，利潤下降。再次，應收賬款和存貨所占比重較大已經成為很多企業的“通病”。應收賬款和存貨比重過大會無收益地占用企業一量的流動資金, 使企業資金鏈趨于緊張，資金周轉困難。過多的保有存貨會讓企業承擔市價下跌所產生的存貨減值損失及保管不善造成的存貨毀損、滅失，加大了費用支出，增大了財務風險。

5.籌資規模不當。一般來講，企業應根據自身要求來籌資。如果投資規模大面籌入資金少，可能因此失去獲利機會；如果投資規模小而籌入資金多，可能會導致資金閑置，無法充分利用這資金，增加財務成本，引發財務風險。目前我國籌資方式一般有股票、債券、貸款、融資租賃和商業信用等，不同籌資方式有各自的優缺點，如果選擇不當，會增加額外費用，影響資金周轉而引發財務風險。

二、企業財務風險的防范和控制

1.把握宏觀環境的變化趨勢，提高企業對財務管理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首先，企業應對不斷變化的宏觀環境進行認真的分析研究。尤其是對國家產業政策、行業政策、新技術、新產品以及國際貿易形勢的變化等進行充分的分析研究。其次，建立和完善財務管理系統，以適應不斷變化的財務管理環境。企業應設置高效的財務管理機構，配備高素質的財務管理人員，健全財務管理規章制度，強化財務管理的各項基礎工作，使企業財務管理系統有效運行，以防范因財務管理系統不適應環境變化而產生的財務風險。

2.加強風險意識。企業的財務管理者應意識到，新經濟體制下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企業會面臨更多的風險考驗，如果由于知識積累和革新速度加快，管理者卻不能及時掌握新知識，使企業面臨經營風險，就是財務管理欠缺的體現。基于財務人員在企業財務風險防范中的重要地位，對企業財務人員的培訓不應只局限于會計繼續教育，還要全面提高企業財務人員的素質，增強他們在認識風險、分析風險和防范風險的能力，使他們能夠準確地分析企業的外部環境及其變化,時刻關注國家的經濟政策調整,以便能夠及時做出防范措施,以減少企業的財務風險。

3.提高財務決策的科學化水平，防止因決策失誤而產生的財務風險。財務決策的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財務管理工作的成敗，在決策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影響決策的各種因素，盡量采用定量計算及分析方法，并運用科學的決策模型進行決策。對各種可行方案決策，切忌主觀臆斷。①在籌資決策過程中，企業首先應根據生產經營情況合理預測資金需要量，然后通過對資金成本的計算分析及各籌資方式的風險分析選擇正確的籌資方式，確定合理的資金結構，在此基礎上做出正確的籌資決策。②企業的流動資金是企業的生命，企業必須加速存貨和應收賬款的周轉率，認真研究和分析資金周轉水平，以及各種資產之間的內在聯系，對固定資產和庫存儲備的規模進行科學定位，以確保企業良好的資產流動性。③在投資決策中，企業要堅持以效益為中心的投資原則，統一使用資金，使資金投向配置更合理，既要避免過分分散又要避免過分集中。同時通過投資回收期、投資報酬率、凈現值及內部報酬率等指標對投資項目進行綜合分析評價，從而避免財務決策失誤所帶來的財務風險。

4.提高企業管理水平，提高資本的運作效率，建立和完善企業的財務管理體系。根據外部環境變化，改變管理層的經營理念和經營風格，提高決策層的監管和指導力度，健全和創新企業的權責分配方法和人力資源政策等。既要重視規章制度的建設，也要重視對內部財務控制環境的建設工作。內部財務控制與企業的任何一個組織，組織中的每一個人都有關系，每一個人都對內部財務控制負有責任并受到內部控制的影響。內控環境是推動企業發展的動力，在進行企業財務管理制度之前，首先要對企業現有的業務流程進行全面梳理，分析目前的生產經營活動所包括的內容，分析預見可能發生的的風險及風險產生的影響，針對這些風險是否采取了有效的控制措施，這都是內部控制制度應起到的作用。

5.要建立財務風險預警系統。財務風險預警系統是以企業信息化為基礎，對企業在經營活動中的潛在風險進行實時監控的系統。建立財務預警系統是財務管理制度創新的必然選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經營面臨著巨大的風險與不確定性，經常有企業發生財務風險甚至破產。歷史情況表明，財務風險有一個較長的潛伏時期，因此有必要建立財務危機預警系統，對企業的財務狀況進行監測、信息反饋，在財務危機的萌芽狀態預先發出危機警報，促使經營者及時采取有效對策，防止企業陷入破產的境地，以保護各相關主體的利益。

三、結束語

總之，在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背景下，企業財務風險越來越成為左右我國當前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處理好企業財務風險問題至關重要。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對財務風險和風險危機要有充分的認識，并要建立風險預警機制和防范化解財務風險的措施，并運用恰當的財務風險管理策略，把財務風險管理推向戰略的高度，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各種財務風險。

參考文獻：

[1]魯靜.淺談如何有效控制企業財務風險[J].財政金屬，2011，( 35)